蕴涵范文10篇

蕴涵范文篇1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

运用现代语义理论对汉语语义进行分析是个新课题。

以语义场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语义学派于30年代出现，是现代语义学兴起的标志，但是无论德国的特里

尔（J·Trier）还是英国的乌尔曼（S·Ullmann），他们的语义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词（或小于词）一级上进

行。直到60年代卡兹（J·Katz）、福德（J·Fodor）创立“解释语义学”和莱可夫（G·Lakoff）、麦考

莱（J·McCawley）创立“生成语义学”，现代语义学才开始了语句语义的全面研究。

现代语义理论引进我国始于80年代，近些年来已由“介绍”渐进到了“引用”，探索以现代语义学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汉语，已现蓬勃态势。特里尔的语义场及义素分析理论，已被引入汉语教材，成为了词义理

论教学的一部分。

对汉语语句语义的探讨则还远远不够。

现代语义学的诞生是语言理论与逻辑理论“联姻”的结果，对语词语义、语句语义的解释、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模型。“蕴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来对语句语义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

。

本文尝试引鉴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

一、语义蕴涵

对自然语言语义进行“蕴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逻辑蕴涵，逻辑蕴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论基础上的。“

蕴涵，即‘p蕴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义是‘如果p不是假的，则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这就是逻辑上所称的“实质蕴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题蕴涵一切真命题

，真命题为一切命题所蕴涵”这一“蕴涵怪论”。这里说的“真”、“假”并非语句所陈述的事实上的真假

，它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并无直接联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蕴涵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来进行语义

分析。

“蕴涵”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是“p真必然q真”，避开抽象的纯真值解释，将“真”、“假”理解

为直观的事实反映，即语句的具体内容，“蕴涵”也就可以应用于语义分析了。

为与逻辑学中的“实质蕴涵”相区别，拟将语义间的蕴涵关系称为“语义蕴涵”。

语句是事实情况的反映，语句语义实际就是关于事物情况的各种“信息”。

“当语句‘p’在语义学上蕴涵语句‘q’时，语句‘p’所传递的信息包含着语句‘q’所传递的信

息。”［②］

这是对语义蕴涵最简明的阐述。p的信息包含着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蕴涵关系自可成立。

设语句p为“王前是翻译家”，语句q为“王前懂外语”，显然，p的信息包含着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语句是真的，q语句必然也是真的，这就可以说，在语义上，语句p对语句q有蕴涵关系，或者说语句p

蕴涵语句q。

“一句陈述句的蕴涵命题就是离开任何语境可以从句子本身推理出来的那些命题；只要那个句子本身表

达一个真实的判断，其蕴涵命题必定真实。”［③］

从这一阐述中，可以析出语义蕴涵应具有的条件：

（一）离开具体的语境，在同一个可能世界中进行讨论，即排除语境因素，独立分析语义，不涉及语用

问题。

（二）必须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关系。

为叙述方便，本文拟将语句p称作“源语句”，将其所蕴涵的语句q称作“蕴涵语句”。还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语句”绝非语法意义的“句子”，它是语义单位，即语义学上所称的“义句”，或者说是具

有逻辑意义的语句，即“命题”。文中所称的“语词”绝非语法意义的词、词组，它也是语义单位，即语义

学上所称的“义位”、“义丛”，或者说是“概念”。

二、虚指蕴涵

虚指蕴涵是以语词为操作对象的，即以一个不定指称短语代替源语句中的各个成分，以形成多个蕴涵语

句。

“不定指称短语”的结构为：“某＋属”，即由任指代词“某”附加于源语句中语词的属概念之上而形

成。

设源语句为S，蕴涵语句分别为S1、S2、S3、S4……

源语句S：校长奖励了三好学生。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某人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实施）某行为于三好学生。

S3：校长奖励了某些人。

为确保虚指蕴涵严格可靠，应遵从下列两条规则：

（一）不改变源语句的表层结构。

以虚指方式导出的蕴涵语句直接来自源语句的表层结构，各个蕴涵语句一般都不改变原有的语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称短语所“置换”。

如上例的S与S1、S2、S3的短语结构均为：

S→Np＋Vp

Vp→V＋Np

（注：TG理论中“→”表“重写”，并非蕴涵符号。）

以树形图显示则更明显：

（附图[图]）

显然，源语句与蕴涵语句具有着“同构”关系。

（二）进行置换的虚指短语必须与源语句成分的语义范围同一。用于进行置换的短语是被限定的“属”

，这里的“属”，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如“人”、“物”、“行为”、“时间”、“地点”、“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长”的范畴。“属”也可以是较为邻近的“类”，比如采用“领导”、“学校

领导”也无不可。

无论“范畴”还是“类”，语义范围都大于被置换语词，以虚指语词限定后范围缩小，结果两者语义相

等。如图：

（附图[图]）“某人”与“校长”指称范围相同，只是“实”、“虚”之别而已。

蕴涵语句是有序的，其顺序是依着源语句表层结构“语符列”的顺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顺序便是依据着主语、谓语、宾语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符位置。

蕴涵语句的这种有序性，对确认一个语句的语义具有着重要意义，其间音位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个置换成分的顺序予以侧重，就会构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从而可以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问。

S1：谁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对三好学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长奖励了谁？

由重音模式转移所形成的语义各异的蕴涵语句，构成了源语句S的全部语义，而S在无语境、无重音模

式的情况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语义。

重音模式与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语义蕴涵遵从着“无语境”的条件，所以这不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

问题。

虚指蕴涵的操作机制是对语句的表层结构进行“改造”，实际只是一种“语法义蕴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语句语义，当然也就无法应用于深入的语义分析。

三、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则是抛开语句的表层形式，完全凭借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和解释以形成蕴涵语句。

凭借理解对语义进行解释，是分析自然语言的惯用方式，“所有关于自然语言的论证有效地证明，依赖

于未经训练的语言直觉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赖于逻辑理论的程度。”［④］进行语义解释尤其要依赖“未经训

练的语言直觉”能力。

任一语句的语义都是可以进行理解、进行解释的，语句语义与其语义的解释是不同的，前者是复合总体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体”。

源语句S：王工程师是刘师傅女儿的未婚夫。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王工程师是男性。

S2：王工程师未婚。

S3：刘师傅已婚。

S4：刘师傅有个女儿。S5：刘师傅女儿未婚。

S6：王工程师与刘师傅女儿已确定婚姻关系。

上列蕴涵语句是对S的语义进行分解的结果，进行这种分解的依据是纯语义的，与表层结构无关，蕴涵

语句是完全凭借直觉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而形成。

源语句S分别蕴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蕴涵关系，可读作“蕴涵”或“那么”。

这种蕴涵关系可以用侧树形图表示：

（附图[图]）

S是S1、S2、S3、S4语义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语义的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对语句语义的解释不是任意的，源语句与蕴涵语句之间必须存有“p真必然q真”的关系，为此，下列

操作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一）蕴涵语句是不超出源语句语义的范围，就是说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语句，如“刘师傅是男的

”、“刘师傅女儿20多岁”等就不是源语句的蕴涵语句。

（二）不能导出与源语句相背的语句，如“刘师傅未婚”、“王工程师不认识刘师傅的女儿”等。

虚指蕴涵与解释蕴涵都是对语句语义进行分解，但两者大不相同，兹以下表进行对比：

虚指蕴涵解释蕴涵

操作依据语词语义语句语义

语形结构不改变改变

操作方式置换解释

蕴涵本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蕴涵性质语法的语义的

蕴涵语义范围相等缩小

蕴涵语句组合有序无序

蕴涵语句数量定量不定量

语句语义的研究绝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对语句的语义性质及语句语义间的关系

予以认定，在这方面解释蕴涵是最为可行、最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语义认定可从“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两个方面分述。

四、语义鉴别

语义鉴别是对语句自身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

依据语句的语义性质区分，有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

1．单义句

一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相互独立并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此句为单义句。

“相互独立”是指蕴涵语句之间不重复、不交叉。“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是指不含有语义相抵的不可

组合情况。

源语句S：甲的1号赛车荣获了本届越野赛的冠军。

可以蕴涵下列语句：

S1：甲是赛车手。

S2：甲驾的是1号车。

S3：曾举行越野赛。

S4：甲参加了本届越野赛。

S5：1号车荣获了冠军。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语义，相互独立，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语句的语义，彼此可以进行组合

、还原成源语句的完整语义，因此源语句为单义句。

2．歧义句

一个语句同时蕴涵多组语句，其间含有“异己”语句而无法进行组合、还原，此句为歧义句。

源语句S：我们见到了刚刚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语句可以蕴涵A、B两组不同的语句。

A组：

A—S1：小王有个哥哥。

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

A—S3：我们见到了哥哥。

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A、B两组语句都是S所蕴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与B—

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是两组之间的“异己”语句，由于两者的存在，两组不可重新进行组合、还原，此可说源语句S是个歧义句。

歧义句的语义有如下特征：任一个语句组（A或B组）中引入另一组所含异己语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会出现矛盾，反而能组合成更为完整、更为明确的语义。

如A组S2的否定式为“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试将其引入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新组成的这组语句，不但可以进行组合，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义现象。

同理，B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组是如此。

3．重复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同一的语句，此句为重复句。

源语句S：处女之作《泪痕》是小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蕴涵语句：

S1：小李写了一部《泪痕》。

S2：《泪痕》是处女之作。

S3：《泪痕》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显然，S2与S3的语义是同一的。

重复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语义同一的语词所造成，如“处女之作”与“第一部作品”。

这里说的“同一”是指语义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语词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语义未必同一。

源语句S：那个老运动员很老。

蕴涵语句：

S1：那是个运动员。

S2：他是老运动员。

S3：他很老。

这组蕴涵语句中，S2与S3都用了“老”这一语词，但语义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时间久长，

S3中的“老”是年岁高迈，因此源语句S不为重复句。

4．矛盾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不可共存的语句，此句为矛盾句。

源语句S：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蕴涵语句：

S1：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S2：我国历来是统一的。

S3：我国曾有过分裂。

显然，S2（历来是统一的）与S3（并非历来是统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句。此类语句包含有“预设语义”，“预设”的语义与“显现”的语义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论”的矛盾语义是极其隐含的，运用解释蕴涵进行分析可以将其揭示出来。

源语句S：真实的判断是不存在的。

蕴涵语句：

S1：真实判断不存在。

S2：存在着一个真实判断（该判断）。

S2是言者默认的预设语义，S1是语句所显现的语义，两者不可共存。

五、语义比较

通过对不同语句的语义进行对比分析，以认定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语义比较。

大量的语句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的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些语句可称为“独立句”，这里不予

讨论。

语句间的语义关系区分，有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1．同义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完全相同，这两个语句为同义关系。

同义关系所传递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语句：

A—S：中国队又一次荣获冠军。

B—S：中国队再次夺魁。

C—S：中国队卫冕成功。

上列三个语句都蕴涵着下列语句：

S1：中国队曾获得第一。

S2：中国队本次又获第一。

此类同义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义语词，因此它们的表层结构也大都无异，这是“同构”的同义关系

。

同义关系大都不是同构的，比如由核心句经“移动转换”而生成的转换句，表层结构就是不同的。

源语句：

A—S：秦国灭了赵国。

B—S：秦国把赵国灭了。

C—S：赵国被秦国灭了。

蕴涵语句：

S1：秦国曾与赵国交战。

S2：秦国胜利了。

S3：赵国失败了。

S4：赵国已不存在。

由“省略转换”生成的转换句，不但表层结构缩减，语义也有所省略，蕴涵语句的语义有了差异，不能

认为是同义关系。

源语句：

A—S：赵国被秦国灭了。

B—S：赵国被灭了。

语句B—S并不蕴涵S1、S2两个语义，信息量减少了，A—S与B—S不是同义关系。2．矛盾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矛盾关系。

源语句：

A—S：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装。

B—S：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而没有褪色。

A—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B—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

A—S所蕴涵的S2与B—S所蕴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总量，即“是新款的”与“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这两种情况外，别无其他情况。

矛盾关系语句之间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假。

（二）可以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真。矛盾关系语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别无其他情况，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为假，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真。

3．对立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对立关系。

源语句：

A—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韩国产品。

A—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

A—S与B—S所蕴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两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即“是中国产品”

与“是韩国产品”只包含了信息总量中的部分信息。

对立关系语句有如下两个特征：

（一）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真，可以推知“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假。

（二）不能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为真，对立关系语句所传递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这批

设备是中国产品”与“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还可以是其他国家产品），所以非此未必

为彼，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为假，就推不出“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真。

注释：

①［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转引自［美］帕特里克·苏佩斯《逻辑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页。

②［日］末木刚博：《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③［英］尼尔·史密斯、［英］达埃德尔·威尔逊：《现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

3年版，第163页。

④［美］G·J·马塞：《逻辑与语言学》，转引自《逻辑与语言论集》，语文出版社，1986年版

蕴涵范文篇2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

运用现代语义理论对汉语语义进行分析是个新课题。

以语义场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语义学派于30年代出现，是现代语义学兴起的标志，但是无论德国的特里

尔（J·Trier）还是英国的乌尔曼（S·Ullmann），他们的语义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词（或小于词）一级上进

行。直到60年代卡兹（J·Katz）、福德（J·Fodor）创立“解释语义学”和莱可夫（G·Lakoff）、麦考

莱（J·McCawley）创立“生成语义学”，现代语义学才开始了语句语义的全面研究。

现代语义理论引进我国始于80年代，近些年来已由“介绍”渐进到了“引用”，探索以现代语义学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汉语，已现蓬勃态势。特里尔的语义场及义素分析理论，已被引入汉语教材，成为了词义理

论教学的一部分。

对汉语语句语义的探讨则还远远不够。

现代语义学的诞生是语言理论与逻辑理论“联姻”的结果，对语词语义、语句语义的解释、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模型。“蕴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来对语句语义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

。

本文尝试引鉴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

一、语义蕴涵

对自然语言语义进行“蕴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逻辑蕴涵，逻辑蕴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论基础上的。“

蕴涵，即‘p蕴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义是‘如果p不是假的，则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这就是逻辑上所称的“实质蕴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题蕴涵一切真命题

，真命题为一切命题所蕴涵”这一“蕴涵怪论”。这里说的“真”、“假”并非语句所陈述的事实上的真假

，它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并无直接联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蕴涵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来进行语义

分析。

“蕴涵”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是“p真必然q真”，避开抽象的纯真值解释，将“真”、“假”理解

为直观的事实反映，即语句的具体内容，“蕴涵”也就可以应用于语义分析了。

为与逻辑学中的“实质蕴涵”相区别，拟将语义间的蕴涵关系称为“语义蕴涵”。

语句是事实情况的反映，语句语义实际就是关于事物情况的各种“信息”。

“当语句‘p’在语义学上蕴涵语句‘q’时，语句‘p’所传递的信息包含着语句‘q’所传递的信

息。”［②］

这是对语义蕴涵最简明的阐述。p的信息包含着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蕴涵关系自可成立。

设语句p为“王前是翻译家”，语句q为“王前懂外语”，显然，p的信息包含着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语句是真的，q语句必然也是真的，这就可以说，在语义上，语句p对语句q有蕴涵关系，或者说语句p

蕴涵语句q。

“一句陈述句的蕴涵命题就是离开任何语境可以从句子本身推理出来的那些命题；只要那个句子本身表

达一个真实的判断，其蕴涵命题必定真实。”［③］

从这一阐述中，可以析出语义蕴涵应具有的条件：

（一）离开具体的语境，在同一个可能世界中进行讨论，即排除语境因素，独立分析语义，不涉及语用

问题。

（二）必须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关系。

为叙述方便，本文拟将语句p称作“源语句”，将其所蕴涵的语句q称作“蕴涵语句”。还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语句”绝非语法意义的“句子”，它是语义单位，即语义学上所称的“义句”，或者说是具

有逻辑意义的语句，即“命题”。文中所称的“语词”绝非语法意义的词、词组，它也是语义单位，即语义

学上所称的“义位”、“义丛”，或者说是“概念”。

二、虚指蕴涵

虚指蕴涵是以语词为操作对象的，即以一个不定指称短语代替源语句中的各个成分，以形成多个蕴涵语

句。

“不定指称短语”的结构为：“某＋属”，即由任指代词“某”附加于源语句中语词的属概念之上而形

成。

设源语句为S，蕴涵语句分别为S1、S2、S3、S4……

源语句S：校长奖励了三好学生。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某人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实施）某行为于三好学生。

S3：校长奖励了某些人。

为确保虚指蕴涵严格可靠，应遵从下列两条规则：

（一）不改变源语句的表层结构。

以虚指方式导出的蕴涵语句直接来自源语句的表层结构，各个蕴涵语句一般都不改变原有的语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称短语所“置换”。

如上例的S与S1、S2、S3的短语结构均为：

S→Np＋Vp

Vp→V＋Np

（注：TG理论中“→”表“重写”，并非蕴涵符号。）

以树形图显示则更明显：

（附图[图]）

显然，源语句与蕴涵语句具有着“同构”关系。

（二）进行置换的虚指短语必须与源语句成分的语义范围同一。用于进行置换的短语是被限定的“属”

，这里的“属”，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如“人”、“物”、“行为”、“时间”、“地点”、“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长”的范畴。“属”也可以是较为邻近的“类”，比如采用“领导”、“学校

领导”也无不可。

无论“范畴”还是“类”，语义范围都大于被置换语词，以虚指语词限定后范围缩小，结果两者语义相

等。如图：

（附图[图]）“某人”与“校长”指称范围相同，只是“实”、“虚”之别而已。

蕴涵语句是有序的，其顺序是依着源语句表层结构“语符列”的顺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顺序便是依据着主语、谓语、宾语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符位置。

蕴涵语句的这种有序性，对确认一个语句的语义具有着重要意义，其间音位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个置换成分的顺序予以侧重，就会构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从而可以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问。

S1：谁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对三好学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长奖励了谁？

由重音模式转移所形成的语义各异的蕴涵语句，构成了源语句S的全部语义，而S在无语境、无重音模

式的情况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语义。

重音模式与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语义蕴涵遵从着“无语境”的条件，所以这不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

问题。

虚指蕴涵的操作机制是对语句的表层结构进行“改造”，实际只是一种“语法义蕴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语句语义，当然也就无法应用于深入的语义分析。

三、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则是抛开语句的表层形式，完全凭借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和解释以形成蕴涵语句。

凭借理解对语义进行解释，是分析自然语言的惯用方式，“所有关于自然语言的论证有效地证明，依赖

于未经训练的语言直觉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赖于逻辑理论的程度。”［④］进行语义解释尤其要依赖“未经训

练的语言直觉”能力。

任一语句的语义都是可以进行理解、进行解释的，语句语义与其语义的解释是不同的，前者是复合总体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体”。

源语句S：王工程师是刘师傅女儿的未婚夫。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王工程师是男性。

S2：王工程师未婚。

S3：刘师傅已婚。

S4：刘师傅有个女儿。

S5：刘师傅女儿未婚。

S6：王工程师与刘师傅女儿已确定婚姻关系。

上列蕴涵语句是对S的语义进行分解的结果，进行这种分解的依据是纯语义的，与表层结构无关，蕴涵

语句是完全凭借直觉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而形成。

源语句S分别蕴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蕴涵关系，可读作“蕴涵”或“那么”。

这种蕴涵关系可以用侧树形图表示：

（附图[图]）

S是S1、S2、S3、S4语义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语义的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对语句语义的解释不是任意的，源语句与蕴涵语句之间必须存有“p真必然q真”的关系，为此，下列

操作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一）蕴涵语句是不超出源语句语义的范围，就是说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语句，如“刘师傅是男的

”、“刘师傅女儿20多岁”等就不是源语句的蕴涵语句。

（二）不能导出与源语句相背的语句，如“刘师傅未婚”、“王工程师不认识刘师傅的女儿”等。

虚指蕴涵与解释蕴涵都是对语句语义进行分解，但两者大不相同，兹以下表进行对比：

虚指蕴涵解释蕴涵

操作依据语词语义语句语义

语形结构不改变改变

操作方式置换解释

蕴涵本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蕴涵性质语法的语义的

蕴涵语义范围相等缩小

蕴涵语句组合有序无序

蕴涵语句数量定量不定量

语句语义的研究绝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对语句的语义性质及语句语义间的关系

予以认定，在这方面解释蕴涵是最为可行、最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语义认定可从“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两个方面分述。

四、语义鉴别

语义鉴别是对语句自身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

依据语句的语义性质区分，有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

1．单义句

一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相互独立并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此句为单义句。

“相互独立”是指蕴涵语句之间不重复、不交叉。“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是指不含有语义相抵的不可

组合情况。

源语句S：甲的1号赛车荣获了本届越野赛的冠军。

可以蕴涵下列语句：

S1：甲是赛车手。

S2：甲驾的是1号车。

S3：曾举行越野赛。

S4：甲参加了本届越野赛。

S5：1号车荣获了冠军。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语义，相互独立，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语句的语义，彼此可以进行组合

、还原成源语句的完整语义，因此源语句为单义句。

2．歧义句

一个语句同时蕴涵多组语句，其间含有“异己”语句而无法进行组合、还原，此句为歧义句。

源语句S：我们见到了刚刚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语句可以蕴涵A、B两组不同的语句。

A组：

A—S1：小王有个哥哥。

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

A—S3：我们见到了哥哥。

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A、B两组语句都是S所蕴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与B—

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是两组之间的“异己”语句，由于两者的存在，两组不可重新进行组合、还原，

因此可说源语句S是个歧义句。

歧义句的语义有如下特征：任一个语句组（A或B组）中引入另一组所含异己语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会出现矛盾，反而能组合成更为完整、更为明确的语义。

如A组S2的否定式为“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试将其引入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新组成的这组语句，不但可以进行组合，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义现象。

同理，B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组是如此。

3．重复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同一的语句，此句为重复句。

源语句S：处女之作《泪痕》是小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蕴涵语句：

S1：小李写了一部《泪痕》。

S2：《泪痕》是处女之作。

S3：《泪痕》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显然，S2与S3的语义是同一的。

重复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语义同一的语词所造成，如“处女之作”与“第一部作品”。

这里说的“同一”是指语义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语词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语义未必同一。

源语句S：那个老运动员很老。

蕴涵语句：

S1：那是个运动员。

S2：他是老运动员。

S3：他很老。

这组蕴涵语句中，S2与S3都用了“老”这一语词，但语义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时间久长，

S3中的“老”是年岁高迈，因此源语句S不为重复句。

4．矛盾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不可共存的语句，此句为矛盾句。

源语句S：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蕴涵语句：

S1：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S2：我国历来是统一的。

S3：我国曾有过分裂。

显然，S2（历来是统一的）与S3（并非历来是统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句。此类语句包含有“预设语义”，“预设”的语义与“显现”的语义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论”的矛盾语义是极其隐含的，运用解释蕴涵进行分析可以将其揭示出来。

源语句S：真实的判断是不存在的。

蕴涵语句：

S1：真实判断不存在。

S2：存在着一个真实判断（该判断）。

S2是言者默认的预设语义，S1是语句所显现的语义，两者不可共存。

五、语义比较

通过对不同语句的语义进行对比分析，以认定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语义比较。

大量的语句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的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些语句可称为“独立句”，这里不予

讨论。

语句间的语义关系区分，有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1．同义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完全相同，这两个语句为同义关系。

同义关系所传递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语句：

A—S：中国队又一次荣获冠军。

B—S：中国队再次夺魁。

C—S：中国队卫冕成功。

上列三个语句都蕴涵着下列语句：

S1：中国队曾获得第一。

S2：中国队本次又获第一。

此类同义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义语词，因此它们的表层结构也大都无异，这是“同构”的同义关系

。

同义关系大都不是同构的，比如由核心句经“移动转换”而生成的转换句，表层结构就是不同的。

源语句：

A—S：秦国灭了赵国。

B—S：秦国把赵国灭了。

C—S：赵国被秦国灭了。

蕴涵语句：

S1：秦国曾与赵国交战。

S2：秦国胜利了。

S3：赵国失败了。

S4：赵国已不存在。

由“省略转换”生成的转换句，不但表层结构缩减，语义也有所省略，蕴涵语句的语义有了差异，不能

认为是同义关系。

源语句：

A—S：赵国被秦国灭了。

B—S：赵国被灭了。

语句B—S并不蕴涵S1、S2两个语义，信息量减少了，A—S与B—S不是同义关系。

2．矛盾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矛盾关系。

源语句：

A—S：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装。

B—S：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而没有褪色。

A—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B—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

A—S所蕴涵的S2与B—S所蕴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总量，即“是新款的”与“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这两种情况外，别无其他情况。

矛盾关系语句之间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假。

（二）可以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真。矛盾关系语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别无其他情况，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为假，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真。

3．对立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对立关系。

源语句：

A—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韩国产品。

A—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

A—S与B—S所蕴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两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即“是中国产品”

与“是韩国产品”只包含了信息总量中的部分信息。

对立关系语句有如下两个特征：

（一）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真，可以推知“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假。

（二）不能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为真，对立关系语句所传递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这批

设备是中国产品”与“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还可以是其他国家产品），所以非此未必

为彼，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为假，就推不出“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真。

注释：

①［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转引自［美］帕特里克·苏佩斯《逻辑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页。

②［日］末木刚博：《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③［英］尼尔·史密斯、［英］达埃德尔·威尔逊：《现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

3年版，第163页。

④［美］G·J·马塞：《逻辑与语言学》，转引自《逻辑与语言论集》，语文出版社，1986年版

蕴涵范文篇3

体育电影的影像蕴涵的意义

体育电影是将体育与影像艺术有机融合的一种综合艺术，它以特殊的视听语言形式使体育运动中所反映的奋发有为的魅力融入到电影中去，不仅使体育文化与精神能够有效地传播，同时也使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如今体育运动早就不是单纯的埋头苦干，而是通过艰苦训练与技巧性的训练有机结合，进而取得理想的体育效果。体育电影不但可以很好地反映本国的体育文化，更是反映国民精神的一种良好的形式，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有效渠道。体育电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蕴涵了十分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是社会价值、思想意识、社会风气、行为规范的真实体现。大部分体育电影的故事情节都是取材于真实的体育故事，这种题材可以有效地抓住观众的内心世界，以现实生活改编而来的精彩故事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更有利于对观众进行教育，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也更有信服力。伴随我们国家的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与壮大，我们当前的体育电影不仅仅具备单一意义上的娱乐以及消遣的价值，当前很多体育电影导演正努力尝试利用体育电影题材为人们呈现出具有更强艺术价值的影像作品。体育电影主要通过体育竞技的残酷竞争性、体育人物的百折不屈、敢于拼搏以及超常的智慧完美结合的影像，生动地呈现出体育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情感。体育电影通过展现电影人物在训练过程中的勤奋、刻苦，以振兴国家、民族的精神力量为中心主题，从而激励人们奋发拼搏的民族精神。体育电影中的主人公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通过在体育赛场上取得的胜利、转变中国以往在世界人民心中“东亚病夫”的负面形象，而支撑电影中的主人公奋勇拼搏的主要是他们身上那种非常强烈的民族尊严与自豪感。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长期遭受各种磨难和耻辱，而在民族奋起当中，中国一直在为重新获得全世界的尊重而不懈努力奋斗。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强大必须建立在拥有十分强健体魄的国民基础之上，而中国的国民由于历史和自身体质的原因，曾经被日本侵略者称之为“东亚病夫”。体育竞技其实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因此，必须强化体育锻炼，进一步提升中国国民的整体体育素质。体育水平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密切相关。任何时期、任何时代背景的体育电影其最大的期许、愿望以及所传递的主要民族精神是为了彻底扭转世界人民对中国是一个体育弱国的观念。因此，振兴体育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振兴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大部分的体育导演也是这样一群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忧患感、自尊心、自豪感以及使命感的艺术家，他们所拍摄的体育题材的电影作品也是这种情感的集中体现。体育电影在讲述运动员成长的过程中，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坎坷遭遇，进而深入揭示了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密切相关。体育电影中的人物经过自身长期不懈地艰苦奋斗，在追求卓越和尊严的生命历程中确立了奥运会长期以来所提倡的宗旨，也就是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他们在体育运动的竞争过程中正是以其融入血液中的民族自觉意识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顽强奋斗、努力拼搏、永不放弃、虽败犹荣的精神之旅。在体育电影中，体育运动所呈现出来的“力”与“美”的结合是一种个人理想以及民族意识的充分体现，正是这种单纯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在体育电影中，身体并非是运动的唯一主题，电影的最终目的是透过身体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感性意象的审美，观众通过对于相对静态的形式的感悟，产生一种不同于体育活动的身体物理张力的视觉样式以及景观结构，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美感享受。体育电影不仅需要呈现出运动员身体的技术动作，还必须通过选择和不断切换来获得超现实的穿越式感官享受。在比赛场景中，通过影像的特定艺术手法让运动员的身体能够爆发出极富想象力的高难度技术动作，通过电影镜头的有效组接，从而清晰地展现他们灵活的自然肢体活动，并且透过赛场上那种极富煽动性的音乐以及音响效果，激发观众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拜，体育电影那种振奋人心的无穷魅力在观众酝酿已久的内心世界油然而生。

中国体育电影事业的发展前途

由于现代电影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体育电影肯定会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发展前途。我们有着非常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如何使外部环境与内在意蕴完美融合起来是发展现代体育电影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电影人必须打破传统理念模式的限制，寻求一个符合现代体育电影发展要求的框架结构，以全新的理念，运用科学先进的技术手段把中国体育电影打造成一个极富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现代优秀的体育电影将人性思考的主题巧妙地融入其中，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电影透过体育人物的感人故事反映对生命自身的礼赞。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要求注重研究并满足社会主流心理需求与愿望。而部分体育电影创作人员将体育电影单纯地理解成“励志”。诚然励志也是体育电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然而绝非唯一的主题，一部优秀的体育电影应当对励志主题作进一步的拓展。体育电影的主人公必须通过体育竞技进一步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战胜各种困难与挫折，实现个人梦想的不断超越。体育电影是讲述体育运动相关的社会生活故事片，主人公的命运、故事情节应当与竞技项目、体育事业有机联系起来，精彩、激烈而紧张的体育比赛场面非常多。对于体育而言，其最终目标并非竞结果，竞技自身也并非最终表现对象。力与美不过是体育电影的表象，梦想才是其核心，而始终贯穿全过程的是情感或情趣。一部优秀的体育电影，能够给观众更多的价值启示以及精神鼓舞。创新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特别是体育电影这种艺术，更需要通过不断创新以寻求在艺术上不断获得突破。在我们国家的各项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创新改革中，体育电影也必须进行不断改革与创新，在充分参考、借鉴传统体育电影的优点的基础上，注入更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鲜元素，为体育电影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

结语

蕴涵范文篇4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石。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在“以人为本”中所体现的这种以人的健康生存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伦理价值取向为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合法性提供了充实依据。“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即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理当占居的主体性地位，它与“人类中心论”或“生态中心论”的伦理价值取向均有质的区别。“人类中心论”是旧式现代性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畸形结合的产物，它片面地推崇工具理性，单纯地追求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占有，忽视了人对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良性创造；这不仅在社会关系层面使人变成丧失自身类的本质属性、物化了的“单面人”，并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上最终破坏了人类与作为自己对象化的自然界的主、客体相统一的融洽关系，使人类精神沦落为一种群体的“利己主义”。

“以人为本”中的人既非莱布尼茨的“单子”式的个体，也不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孤独的个人，而是涵蕴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体之人。这种人既有艰苦创业的决心和毅力，也有团结协作的热情和智慧，其群体的道德凝聚力和向心力远非个人中心主义孤傲与浮华的道德弱势可比。“生态中心论”虽然克服了“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环境所持的不择手段地加以征服的沙文主义倾向，并且超出其狭隘的伦理视野，把自然界纳入人的道德研究领域，但由于它完全抹杀人与其它动物或植物的本质性区别，忽视人的历史性和全面性，忽略价值与事实的差别，从而深陷泛灵论和自然主义错误之中。“生态中心论”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实际上弱化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道德主体地位，最终导致人在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无从发挥自身的伦理主动性和道德创造性。

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最深层的动力是具有优良人格素质和高度理性良知的现代人，而这就要求给予人以深切的眷注和关怀。张登巧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其价值取向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轴心。”（《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以人为本”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并且一切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人又将自然界对象化而成为发展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人既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又不甘于这种约束而不断地努力以便超越自然界。恩格斯曾就此论道：“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大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归根到底，数百万年以来自然界对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它自身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的历史进化；作为自然界自身发展的代言人，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界的福祉别无二致。倡导“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意在矫正以往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主义的偏差，张扬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在将“人为自然立法”纳入“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的过程中，使人的行动上的道德自由与自然界的必然性更为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蕴涵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它不仅具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现实社会意义，更含有“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随心所欲地向它索取，也不表现为人们可以摆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去寻求所谓绝对自由。相反，“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面对自然时和身处社会中均能具有高度责任意识和强烈义务感的人们，他们才能全面地挖掘自身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心理认知、生活审美等各方面的潜力，于不断地推动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也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以和谐为主导的伦理认知方式

蕴涵范文篇5

□如果党处在执政地位而不加强自身建设，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有可能会丧失执政资格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其核心是要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的紧迫要求

近年来，党的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良好传统和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在肩负艰巨历史使命的同时又面临着种种严峻考验，党内尚有许多与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党风建设方面，仍有不少令人忧虑的现象和问题亟待解决，这包括，思想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不过硬，党内还存在着腐败现象，这些都对党的执政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要特别注重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忧国、忧民和忧党的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不会有新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党处在执政地位而不加强自身建设，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可能会丧失执政资格。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紧迫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要进一步强化一个理念，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能否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问题。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体现了鲜明的党性。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和固有本质，体现为党在大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向前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我们党的党性也即先进性的集中表现。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对党的先进性作了新的解读和规范，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思想作了新的提炼和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揭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与办好我国事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理论、路线、方针、奋斗目标与根本任务等多方面内容的高度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党的先进性，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先进性”是综合性概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先进性”、“前进性”和满足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性”的有机统一。

其次，“先进性”是相对性概念。“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都是相对性概念，一方面，它们是相对于过去历史上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而言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多层次生产力和多样化文化的相互比较中体现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程度。

第三，“先进性”是动态性概念。“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会只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是始终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站在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前列，追随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潮流，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执政党的先进性要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中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贵在注重实效。真正学习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落实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之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先进性，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具体地、实在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必须团结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各个阶层，鼓励他们的创造精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表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最终要体现为忠实地反映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性”。

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人民性在根本上是高度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才得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与阶级性、人民性包含了三层基本内容：

第一，是如何使党能够成为“代表”，取决于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的实现程度。共产党若能保持党的阶级性、体现先进性，就必然能获得执政地位和代表的资格，否则，就会丧失代表资格，丢失政权。

第二，是如何使党更好地成为“代表”，取决于党能否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同时，还取决于党能否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面对21世纪，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第三，是如何使党始终成为“代表”，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先进性。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不是凝固不变的，三者必定会随着时代、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党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成为“三个代表”。

蕴涵范文篇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具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当然包括博大精深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华法系。鉴于中华法系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模式,我们有理由推断刑法文化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对于我国刑律发展、演变的历史,应当放在中华法系发展、演变的历史中进行研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也应当要求公诉机关将拟当庭宣读、出示的全部证据复印件、照片提交法院,以体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的平等性,这也是符合刑事诉讼立法的公正目的。虽然,一些学者提出采取日本公诉案件的起诉状一本主义¹,但笔者认为起诉状一本主义不符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是以快捷方式审理案件,开庭通常只是一次,公诉机关举证的方式大都是宣读和出示证据,控方证人大都不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被告人的质证权利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辩护人取证的能力还非常薄弱。2、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利对控方提出的证人证言,被告人要求质证的,法庭应当予以保障。法庭应当通知这些证人出庭做证和接受质证,否则,该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美国刑诉法规定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提供º。法国刑诉法规定证人必须到庭作证,如证人不到庭的,法官可以推迟到下一开庭期审理,也可以将其拘传到庭或并处罚金»。德国和日本刑法也规定了证人有出庭的义务¼。通过被告人和证人面对面的直接质证,保障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提高了证人证言的效力,提高了审判的透明度和法庭的公信度,提高了案件的质量,节省了诉讼资源,保证了司法公正。3、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行使如前所述,我国5刑诉法6第37条的规定限制了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应予完善。如果辩护律师的调查未被许可或者同意,因此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得以找不到人作为收集、调取不到证据的理由。辩护律师对不同意接受调查的人员,有权请求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证,对拒不到庭作证的,法庭应以妨害作证罪处理。这样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才会落到实处,也将使法庭更加全面客观地掌握案情,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准确性。4、解除律师调查取证的后顾之忧如果本案的侦查、公诉机关认为辩护律师涉嫌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妨害作证,应当进行回避,负责将有关材料报告上级机关。如确需立案侦查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或者指令下级其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样做,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要求律师必须依法执业,亦体现了法律对律师执业的慎重保护,较大程度地解除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后顾之忧。究。目前学界对于传统刑法文化的研究存在重视程度不足、挖掘力度不够的状况,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没有将刑法制度史与刑法思想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尚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我国刑法思想的理论专著,关于刑法思想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一般的法律思想史和部分刑法制度史资料进行,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2)没有处理好传统刑法文化研究与解决现实刑法理论实践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对待传统刑法文化和现实刑法理论问题上,不论是理论研究部门,还是司法实践部门,都各自为政,没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研究。(3)没有协调好继承传统刑法文化与借鉴国外刑法先进经验之间的关系。建国初期,刑法学领域以苏联为师;期间经历砸烂公检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实践相比,对传统刑法文化的研究就冷清得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亟待开展。

二、传统刑法文化的渊源

从文化的渊源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文化各种基因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种文化分别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二者在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作用,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主干。经过一定时期的竞争与冲突之后,儒法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儒家的礼教为中心,以法家的刑赏为手段的强调集体凝聚力、强调人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国刑法文化体系。中国传统的法律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本位的基础上的,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利结构是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宗法制度与集权制度的密切结合。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基础上以权利为本位的国家权利结构和法律体系。所以,犯罪也不被视为对划分为公权和私权的权利形式的侵犯,而是对整体的国家礼法秩序的破坏。5史记#太史公自序6中有载: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先秦时,诸子百家思想荟萃,以儒法两家影响最大;秦朝统一后,尊崇法家,抛弃礼仪,专任法律,在维护皇权至高无上和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走向了刑治的极端。因此,不久即被推翻。从汉代始礼法结合并走向发达。之后,经历代损益,到唐朝时发展至鼎盛时期。5唐律6被誉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最为简明得当,也是礼法结合的典范。直至晚清的变法修律方开始引进西方的法律观念和制度,由礼法结合走向礼法分野。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结构一直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承认与适用的刑法原则、制度最早是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的。如:最早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司法原则(5尚书#大禹谟6中即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记载);最早对共同犯罪成员实行区别对待的司法原则(始见于5尚书#胤征6);最早的正当防卫制度(始见于5周礼#秋官6);最早的自首制度(始见于5秦简#法律答问6)等等。¹历史上的成功和进步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多民族刑法文化的交融史。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如元代禁止溺婴、堕胎等法律就是蒙古族统一全国以后其原始平等观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与外部法律文化的融合,如本世纪2年代国民党第一部刑法典就吸收了德、日、意等国家刑法中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的精神,主张以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还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有犯罪行为或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为预防犯罪或再犯罪而采取社会防卫手段。这种融合是与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解体同步进行的。传统刑法文化是从内向融合走向外向融合的,内向融合表现了传统刑法文化的生命力,而外向融合则标志着传统刑法文化的飞跃与新生。

蕴涵范文篇7

□如果党处在执政地位而不加强自身建设，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有可能会丧失执政资格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其核心是要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的紧迫要求

近年来，党的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良好传统和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在肩负艰巨历史使命的同时又面临着种种严峻考验，党内尚有许多与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党风建设方面，仍有不少令人忧虑的现象和问题亟待解决，这包括，思想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不过硬，党内还存在着腐败现象，这些都对党的执政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要特别注重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忧国、忧民和忧党的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不会有新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党处在执政地位而不加强自身建设，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可能会丧失执政资格。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紧迫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要进一步强化一个理念，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能否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问题。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体现了鲜明的党性。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和固有本质，体现为党在大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向前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我们党的党性也即先进性的集中表现。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对党的先进性作了新的解读和规范，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思想作了新的提炼和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揭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与办好我国事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理论、路线、方针、奋斗目标与根本任务等多方面内容的高度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党的先进性，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先进性”是综合性概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先进性”、“前进性”和满足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性”的有机统一。

其次，“先进性”是相对性概念。“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都是相对性概念，一方面，它们是相对于过去历史上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而言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多层次生产力和多样化文化的相互比较中体现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程度。

第三，“先进性”是动态性概念。“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会只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是始终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站在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前列，追随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潮流，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执政党的先进性要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中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贵在注重实效。真正学习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落实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之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先进性，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具体地、实在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必须团结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各个阶层，鼓励他们的创造精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表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最终要体现为忠实地反映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性”。

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人民性在根本上是高度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才得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与阶级性、人民性包含了三层基本内容：

第一，是如何使党能够成为“代表”，取决于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的实现程度。共产党若能保持党的阶级性、体现先进性，就必然能获得执政地位和代表的资格，否则，就会丧失代表资格，丢失政权。

第二，是如何使党更好地成为“代表”，取决于党能否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同时，还取决于党能否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面对21世纪，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第三，是如何使党始终成为“代表”，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先进性。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不是凝固不变的，三者必定会随着时代、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党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成为“三个代表”。

蕴涵范文篇8

【关键词】玩偶之家；启蒙；戏剧；电影

一、《玩偶之家》中的启蒙精神

启蒙运动是西方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确立起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以反对一切形式的语言霸权作为自己的旗帜。[1]易卜生被称为“现代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其作品精髓在于其根植于启蒙主义所代表的人本与理性的基础之上，“要人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奴隶、臣民变成公民和主人。”[2]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中这样形容：“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玩偶之家》作为易卜生广受大众了解的代表作，其中的“娜拉”这一人物形象可被视为其启蒙思想的化身。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娜拉”所有行动的出发点都是她自身的感受。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愿意尽自己的全力为他做任何事。小到穿衣打扮，大到冒名借债为他看病，她的丈夫想让她变成自己“可爱的小鸟”，她便努力扮演着这么一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我，依偎在他的身旁。但同时，随着丈夫的抛弃，“娜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不愿再作为一个“玩偶”活在笼中的她，随即决定离开这个冷漠无情的家。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娜拉”的行动没有被以往的传统观念所束缚，成为丈夫手中被教导的“可爱的小鸟”。在娜拉做出出走的决定时，她的丈夫对她提出一系列质问：“你最重要的责任呢？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你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是个孩子，你太不了解咱们这个社会了。”在这一系列质问之下，“娜拉”的回答是：“我是不了解，所以我要去学习，我要弄明白，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由此可以看出，“娜拉”拥有了那个时代极为宝贵的理性精神。面对所发现的问题，她不只是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来判断，而是去质疑，质疑这一事件的逻辑，质疑这个社会本身是否合理，并决定通过自身的实践来证实自己心中所想。“娜拉”这一人物的出现得益于当时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女性的工作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像剧中的“林丹太太”一般，她们普遍拥有独立于男性生活的能力。在此之下，她们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引导，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产生新的思考。易卜生正是凭借着他对社会的敏锐感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创造了“娜拉”这个角色。观众通过反思“娜拉”遭遇的一切而开始反思自己，反思自身的境遇与她是否有那么几分相似，自己是否也只是活在一个甜蜜的谎言之中。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政治生活环境下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娜拉”。她们在易卜生的感召下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开始再次认识自身，最后一同迈出那扇“大门”。迈出这一步之后又该前往何方？这个问题，易卜生留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不愿向自身命运低头的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曾将《人民公敌》中的“斯铎曼医生”比作是“白血球”，他要做的不是指导人们该如何战斗，而是将社会问题的表皮撕开，将底层的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号召大家与其作斗争。[3]

二、《终身大事》中启蒙精神的表达

中国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对易卜生十分推崇，他是中国第一批翻译易卜生的大家，他对易卜生的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提炼，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受学生邀请，胡适将《玩偶之家》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改编，以下以《终身大事》剧本为例，分析其中中国近代启蒙精神的表达。《终身大事》讲述了一个田家少女在自我意识觉醒后，不顾父母的反对追求爱情的故事。该剧的核心依旧是彰显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但相比于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时19世纪中叶的瑞典，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尚处在萌芽阶段，女性关注与期望的还仅仅是拥有自由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力。《终身大事》塑造了一对符号化的中国传统封建式家长，他们从传统观念的角度出发决定孩子的“终身大事”，让观众感受到封建传统对个人生长的压迫，而孩子反抗他们的过程，则彰显了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觉醒。剧中第一个出现的场景是“田太太”算命，田太太这一人物形象代表的是传统社会中“迷信愚昧”对人思想的毒害。“田太太”仅仅是听从算命先生的占卜与女娲庙中的求签，便决定拆散女儿的婚事。紧接着出场的“田先生”则不同，他先是对“田太太”的思想大加抨击，训斥她说“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而去请教那没有眼睛的瞎子，这不是笑话么？”由此角度可以看出，“田先生”是受过一定的教育，并能够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判断问题的人，但仅有“理性主义”仍不够，“田先生”缺乏了“人本主义”。“田先生”反对女儿婚事的缘由则是受到封建大家族的压力，面对家中长者“陈”“田”原本是一家的说辞，他自身并不在意。但迫于无法进家族祠堂，无法在大家庭中抬起头的压力，他只好狠心拆散他们。在剧中，“田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不认他也无用，社会承认它，那帮老先生承认它，你叫我怎么样呢？”“管它有无道理，这是祠堂里的规矩，你们犯了祠规就要革出祠堂。”相比于中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宗教力量相对弱小，没有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理性主义精神洗礼后，能快速摆脱思想上的愚昧。但与此相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导致人口流动近乎停滞，在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土地上，人们为了与环境对抗形成了一个个封建大家族，为了融入这个大家族，个人的意志被一定程度地约束与规范，所以，哪怕“田先生”知道所谓的祠规并不合理，也有为女儿幸福考虑的心愿，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其相抗争，他最后的决定只是压制个人的情感欲望，向传统的观念屈服。“田小姐”最后的出走展现出“启蒙思想”在人身上所展现出的光辉。她同她父亲一样，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之处，并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追求自己的人生之路。《终身大事》这一剧本在当时完稿后，也遭遇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类似的遭遇，因其思想太过于激进，并没有女学生愿意出演剧中“田小姐”这一角色。她们认为“田小姐”这一行为过于荒谬，她们自己绝对无法像“田小姐”这样抛家不顾，就如同那些德国女演员无法割舍自己的孩子那般。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总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玩偶之家》是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4]“娜拉”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现实，并鼓起勇气迈出改变世界关键一步的勇气被广泛称颂。“五四运动”下，“启蒙精神”逐渐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

三、改编电影《弃妇》中不同的视角

董健先生曾在他的《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一文中提出了“初级启蒙”与“高级启蒙”这一观念。“初级启蒙”是指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目的是引导人们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启迪与激发“革命”之情，见效快而不彻底，在全民文化素养较低时适用；“高级启蒙”则是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见效缓慢而彻底，在全民文化素养较高时适用。[5]在与《终身大事》相隔十年之后的1924年，启蒙思想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广泛传播，中国文化界启蒙精神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共同开启北伐战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启蒙精神”，如何动员更多人参与革命斗争，成为当时文化运动的核心。电影作为从西方传来的艺术形式，凭借其独特的视听影像表现手法被当时大多数人们所喜爱。在国民识字率较低的民国时期，电影成为强有力的宣传方式，将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戏剧文学作品搬演到银幕之上，能进一步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恰好，在1923年，鲁迅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人们对“娜拉”出走后可能遭遇到的一切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玩偶之家》的电影化改编——《弃妇》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不同于《玩偶之家》通过大量的生活化场景让女性认识到自己生活在谎言所构建的“牢笼”中，《弃妇》在影片的一开始便将夫妻、婆媳之间的矛盾最大化地展现出来，以下是影片开头丈夫一夜未归清晨回到家中的场景：远摄：采兰正跌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伟刚刚进来。他东倒西歪故作酒醉的样子，不提防绊着采兰的脚，几乎摔了一跤。半放大：其伟回首指着采兰骂道：“常言道，好狗不挡路。你好好的趴在地上做什么？”采兰被骂，不敢作声，从地上爬起来。老太就问其伟昨夜为什么不回来？其伟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昨天没有……呵！回来的。我十一点钟回来的；因为打不开门，就到同事家去睡了。”老太听过就过去揪着采兰的耳朵，骂道：对话：采兰！你说昨夜等门到十二点钟，为什么少爷十一点钟回来，就打不开门呢？芷芳赶忙劝住，一面对其伟说道：对话：昨夜我到一点钟都还没有睡，总不听见敲门。你在外面干了什么我全都知道，何必扯谎累人受打呢？其伟被她说出心病，恼羞成怒，指着芷芳骂道：对话：哼！我要怎样就怎样，你有权来管我吗？[6]这个小小的段落铺垫了接下来“吴芷芳”出走的缘由，紧接着，影片表达的重心便转向“吴芷芳”出走后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在书局工作中受到歧视与嫉妒，组织女性活动时又被诽谤，心灰意冷遁入空门，想远离世俗烦恼，又遭到劫匪劫掠，剧中不止将“吴芷芳”塑造成“娜拉”式的有勇气敢于走出腐朽沉闷的家的女性，更是将她塑造成了与《人民公敌》中的“斯科多芒医生”一样的与黑暗世界对抗的一盏明灯。“我与其在万恶的家庭里做奴隶，不如到黑暗的社会里做一盏明灯。”[7]从“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作为受过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她面对困难并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一味地对封建传统要求女性的“三从四德”妥协屈服，而是理性地分析自己的境遇，并做出行动的选择。“三从四德，我是懂的，但是我以为应当从的就从，不应当从的就不从。”[7]《弃妇》是由侯曜导演在其学生时期排演的话剧的基础之上改编的，仅仅从电影艺术的角度上考量，影片人物矛盾发展过于二元对立，语言台词充斥着说教意味，整体呈现效果略有刻板生硬之感，但“吴芷芳”的行为如同一道流星一般，闪过了黑暗的天空，在黑暗的影院中，她们将“自我”的情绪投射到了“吴芷芳”身上，看到她所遭遇的悲欢离合后，开始对自我的境遇进行反思。整部影片将社会的黑暗面尽可能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向观众传递出仅仅拥有走出家门的勇气是不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女性要想真正地站起来，真正拥有独立精神和能力，不仅要有走出家门的勇气，还要有与整个社会环境对抗的决心。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借演员之口诉说的说教般的台词，才能尽可能地将“启蒙思想”中的思想解放内容传递给更多被这个社会压抑着的人们。

四、综述

近代中国，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进步知识分子将易卜生的戏剧中所蕴含的“启蒙思想”与“斗争精神”视为一剂良药。在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之下，中国戏剧所表现的内容也由过去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转变为一个个人们生活中会遇到的活生生的人,表现人物的转变也带来了观众观看体验的转变，生活化的现实主义布景，一个个仿佛就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物，使观众不自觉地代入角色的角度，去思考她们所遭遇的一切，从而接受“启蒙思想”的洗礼。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对易卜生精神作结论说：“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易卜生致力于发现问题而不是随意解决问题，这个留白给了观众更多思考的空间，也赋予了电影和戏剧在过去不曾有过的斗争精神。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J].广东社会科学,2003,(04):36-45.

[2]董健.戏剧现代化与文化民族主义[J].四川戏剧,2015,(12):9-11.

[3]胡适.易卜生主义[N].新青年.1918-6-15(4).

[4]何成洲.易卜生与世界文学:〈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传播、改编与接受研究[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8,(03):46-57.

[5]董健:董健文集卷一·戏剧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6.

蕴涵范文篇9

一、与时俱进的执政要求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要求。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坚持与时俱进，根本的就是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的变化，在一定历史阶段适时提出并解决党在执政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了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征途中，我们将长期面对的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因素，抓住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贯彻与时俱进要求，需要我们坚持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和“三个重大课题”，这样我们党就一定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发展兴国的执政要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的体现，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人民的愿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强国富民要求的根本体现。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党的基本经验。因此，只有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实现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展必须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要善于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改革创新的执政意识

为了适应党执政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自身状况的重大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执政意识。

一是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根据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发展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二是代表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三是忧患意识。从国际局势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国际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以及经济、文化上的遏制和侵蚀依然存在。这些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给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但要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给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党自身状况来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发展党内民主，坚持从严治党、惩治腐败，防止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要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和增强团结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

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面临的最根本的课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始终关系着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五、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依法执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依法执政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蕴涵范文篇10

一、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扩大、不断发展、不断自觉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主要基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依托现实而观照理想，才会产生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的动力；依托理想而观照现实，才会使现实呈现出理想的光辉，现实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现实有了理想引导才能不断发展，理想有了现实基础才会成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会具有追求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这说明现实与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对而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是人类立足现实、追寻理想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更是不满足现状，是超越现实、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实现愿望的心灵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价行为事实上已扩大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评价，确立评价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一，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就具有人性、人类性及其类本质、类特性，从而使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有本质差异。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显然，人类活动具有三个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动之前就已设定目的，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过程与结果统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表现方式；二是自觉性，目的在实现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观念意识中存在，并指导和支配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从而表现出人类意识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自觉性；三是主体性，人类无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还是现实活动主体都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现实或基于现实而实现理想，人类主体性发挥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依赖于自然和现实的馈赠，以满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现实、改造对象以满足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马克思在此集中讨论到人与动物生产的不同特征为：“全面的”生产、“真正的生产”、“再生产”、“自由的”生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生产、“内在尺度”生产、“美的规律”的生产，突出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和主体性。第二，人类活动具有对象化、人化特性。人类意识观念中的目的性，通过人类活动与行为在其目的实现中对象化在结果上，从而使结果带有人的本质、本质力量以及人的意识、观念的目的性对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的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个情况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对象化”也好，人的意识观念及其理想目的对象化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本质和特征。人类在改造对象从而使其“人化”与“对象化”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不断提升人类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意识和能力。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显然，人类活动的结果不仅是在对象身上体现目的性，而且也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自身上体现目的性，也就是说人类自身的提升、完善、发展也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因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人类也才会不断完善和提升。这实际上表明从现实到理想、从理想实现到回归现实，形成现实—理想—改造现实—提升理想的循环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由此不断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第三，人类活动的人文精神特性。人类活动主要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看，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同时，意识和精神对存在、物质具有反作用和独立性。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精神生产才分离、独立出来，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但毫无疑问，这种分离和独立是相对的，不仅存在两者相间和界线模糊的生产活动形式，而且也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兼容、包容和互渗。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着意识、观念、精神、思维等因素，也都与生产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物质载体相关，因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协调辩证关系应是人类活动特性的重要支点。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缘起和发生，并随着分工而分离、独立为精神活动形式，精神性应是其本质规定，也决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形式，突出其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指出文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悬浮”性，文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性，等等，突出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特征；提出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突出文学评价的真、善、美价值取向；提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突出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前苏联文学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主张，在强化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倾向性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学的理想性。邓小平在新时期纠正“文学为政治服务”偏颇的同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而言，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这并非仅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历来都是人类理想追求、信仰支撑、精神支柱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国当代文学应义不容辞地肩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文学批评的人类共同理想评价取向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构建的依据

翻开古今中外文学史与批评史，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永远是文学的主题和文学精神之所在。人类从原始荒蛮时代走出来就依靠理想的支撑和信念的鼓舞。古希腊神话和史诗，无论是《伊里亚特》还《奥德赛》都旨在表现人类及其族群在神祗和英雄引导下追寻理想的历程；中国古代神话，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羿射九日，也无论是愚公移山，还是大禹治水，都旨在对光明幸福的追寻和美好理想愿望的实现，以达到强化族群凝聚力、向心力和群体力的目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几乎是理想地聚合人类所有最为美好健全的体魄和灵魂。中国先秦时期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成为中国文学最为理想的范本和经典；《楚辞》将最富于浪漫色彩和理想光环的文学想象和夸张发展到极致；屈原《离骚》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文学对理想“求索”的主题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此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将进酒》、陆游的《咏梅》、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如群星闪烁、百花绽放，编织成中国文学史绚烂的理想画卷，激励和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执着的信念、坚定的信仰、美好的理想在文学中薪火相传，文学也成为人们最为美好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寄托，成为“诗意的栖居”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境界。

人生在世，除物质需求之外还应有精神需求，除在现实存在中生存之外还需寻求更为合理、更为美好的生存和发展，除现实人生追求外还需有理想人生追求，从而使人生和生活具有意义。人类是个性存在与群体存在的统一体，个体只有在群体中生命才会永恒和延续，群体也只有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和系列中生命才能显现。因而文学对典型化个体生命的具体描写，都依托信仰和理想将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融为一体，呈现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立足于现实、执着于信仰、依托于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在信仰与信念的激励下以有限生命不断奋斗拼搏、不断探索追求美好理想和永恒生命价值的结果。古今中外文论批评史也充分证明，以文学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认知为基础，构造文学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以及知识谱系，确立文学评价的人类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维度及其真、善、美批评标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提出“理式说”，他指出：“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因此“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6]。他认为文学摹仿的对象是“理式”，现实只不过是摹仿“理式”的结果从而是“理式”的影子而已。显然这一带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的“理式”是对现实抽象化和超越化的理想王国，故而柏拉图提出“理想图”是文学始终追寻而又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也提出文学“摹仿说”，在文学摹仿自然和现实的前提下，他进而区分“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8]；“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从而立足于现实的同时也立足于理想。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孔子以实用理性精神将其理想定位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其目的是针对当时的诸侯混战乱象匡正救弊，提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10]，将“礼乐”制度作为“成人”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道家庄子则以“自然无为”的自由精神将理想定位于“至德之世”，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1]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2]的理想境界。不论是儒家的和谐进取精神还是道家的自然无为精神，都开辟了中国古代批评的“和谐”与“自然”评价取向及其人类共同理想发展取向，都殊途同归地指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协调的和谐理想境界，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梁朝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旨在发掘文之道的源流、本质、本体、本原，直接指向道家的“自然之道”和儒家的“征圣”、“宗经”之途，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3]的道、圣、文之关联，将其“为文之用心”推向儒道佛统一和“天道”与“人道”一体的理想境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体大虑周”的宏篇大著，引导和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发展。其“原道”的评价取向成为文学理论批评讨论文学的原点和出发点，更成为文学评价的重要观测点和价值取向，将文学对理想的追求从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整合中推向现实人生、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引和鼓舞人类改造现实、实现理想，也使文学成为人类从现实走向理想的启明星和航标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代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

中国文学从“五四”前后进入现代化进程，从而也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影响及中国化过程，并且也进入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民族解放到民族国家独立、由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由改革开放到进入新世纪的过程。这一百年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的过程。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但已包含社会主义的萌芽，社会主义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展结果，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探索的结果。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从抗战文艺到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和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文学潮流。新时期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整了生产关系、转换了生产方式、改革了生产体制，使当代文学事业与产业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导和影响文学发展，文学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构建。因此，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是历史必然和现实必需的合理选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理想追求的必然结果

任何理想都是基于现实需求和改造现实提升现实的需求而提出的更高愿望，因而理想总是分为现实理想和终极理想两大类，或者说相对理想与绝对理想；同时，理想也是在不断实现后又提升和发展的理想，也就意味着理想永远是在追求探寻中，理想在于人类改造现实和改造人类自身的不断追求探寻的奋斗精神。此外，理想也总是由个别到普遍、由个体到群体、由分别到共同的不断聚合、集结中形成民族及人类共同的理想，其实质是民族及人类群体凝聚力、向心力和统摄力的表征方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与中华民族千百年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有着紧密联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发展源远流长，先秦典籍《尚书》曰“协和万邦”[14]；《国语》曰：“和实生物”[15]；《左传》曰“和与同异”[16]等，成就儒家文化的“中和”说、“和谐”说和“天人合一”说思想，并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特征，推动历代仁人志士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其次，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和创造的结果，也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继承革新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超越也通过对“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同社会”式的“桃花源”世界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愿望和追求；历代不同时空的人们也总会殊途同归地共同向往理想化的和谐社会，这体现出社会主义理想的某些特质和特征，是使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和条件。再次，与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民主”以及启蒙、救亡和反封反帝的大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影响显而易见；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言而喻；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延安文艺”也直接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衔接；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与新时期改革开放文艺繁荣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铺平道路。最后，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联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文化转型期的探索追寻中最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改造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振兴的理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崛起，才能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中国的责任和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贯彻实施的必然结果

中国文艺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实质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人民文学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使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贯彻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形成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双百”方针既符合文艺与批评发展规律，又符合社会时代需求及人民群众的需求；既提供文艺更为自由和更大发展的广阔空间，又体现出文艺多样化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形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构成中国文艺多样统一、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与和谐状态，在多样性、多元化发展潮流中凸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主潮、主流的地位，从而也凸显了文艺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基本价值立场、态度和观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文学批评也在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基础上确立核心价值取向和评价取向，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核心价值取向和评价取向，以此衡量和评价文艺作品得失优劣，成为文学评价标准的重要维度。以此作为“香花”、“毒草”的鉴别尺度。他认为：“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7]这一标准虽然时过境迁，但其精神和主要内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文学、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实质的贯通上。这对于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文艺乱象的辨识，对于文艺作品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错误倾向的批评，对于正确引导文艺发展的方向，都是非常必要的。文学需要评价机制推动，批评需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中国历代批评的作用并不限于择优和推荐，而且还包括识伪和批判。先秦儒家孔子批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道家老子批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庄子批评“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20]的人为造作艺术；梁朝刘勰批评“离本弥甚，将遂讹滥”[21]的浮华文风；唐代陈子昂批评“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22]的文坛弊端，等等。这些批评家面对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敢于批评、善于批评，对文坛拨乱反正、辨伪存真、扬善抑恶、褒美贬丑，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的文论批评建设仍不失借鉴启迪意义。因此，文学批评应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立足当下文坛的现实实际，面对社会时代及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确立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和评价取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健康良好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构建以及促进对这一理想目标的不懈追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学批评“现代性”、“世界性”价值取向构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