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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3:24:08

裕固族范文篇1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形成复合型文化的必要前提

裕固族所处的地区在文化地理上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文化的薄弱地带。西部，是被伊斯兰化的回纥、突厥文化的最东端，但远离其核心地区。北部是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离蒙古文化的核心地区即蒙古高原及其周边都比较远。在其南部，与青海省相连，文化类型主要为藏族文化，但是仍然远离藏族文化的核心地区。东部与张掖、武威等市县相接，虽然有相对较为强大的汉文化，却也是汉文化的边缘薄弱地区。裕固族文化处在多种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在与各民族的相互依存中，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复合型的裕固族文化。正如贺卫光老师在《论边缘文化与复合型文化——以裕固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为例》中说：“在多种文化的边缘薄弱地带形成的一些民族如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和撤拉族等民族的文化有突出的复合性，可称之为‘复合型文化’。”

二、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特征

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在现代裕固族文化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复合现象莫过于使用语言的复合性，即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东部裕固族使用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西部裕固族使用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尧呼尔”语，另外还有通用的第三方语即汉语。由于前两种民族语言无法沟通，而汉语成了两者的中介，因而裕固人基本上通晓汉语。语言上的这种复合性无疑是历史上不同文化间互相交融的结果，这种结果目前仍清晰可辨。除语言的复合性之外，整个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丧葬。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西部的裕固族由于受到原始火崇拜的影响，一般实行火葬；而东部裕固族曾经实行天葬，这是受到藏族的影响，却又与藏族的天葬有所不同；居住在明花乡的前滩和酒泉黄泥堡等地的裕固族与汉族接触比较多，一般实行土葬。还有如宗教信仰中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在形式上传入了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与裕固族传统文化间缺乏有机的或牢固的结合，它与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呈并存状态。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复合性就是裕固族的装饰艺术，主要表现在服饰的装饰上。

三、复合型文化影响下的裕固族服饰装饰艺术

裕固族男女都有戴帽子的习惯，这也是自古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在服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裕固族成年男子一般戴毡帽，毡帽的后檐和侧檐卷起，形成后面高、前面低的扇面状。帽檐镶黑边，帽顶多在蓝缎上用金线织成圆形或四方如意纹饰。也有的戴藏式黑色或深棕色毛质礼帽，不加装饰。裕固族女子戴尖顶红缨帽，东西部形制略有差异。东部裕固族的红缨帽为平顶，形似一个倒扣的小水桶，红缨穗缀在平顶的四周，顶部也覆红布且绣花，镶有一道黑边。西部裕固族的红缨帽为尖顶，如削去尖端的圆锥形，红缨穗缀在顶端。对比20世纪初裕固族图片可见，过去裕固族妇女的红缨帽帽檐也是向上卷起的，说明裕固族的帽子更多地是承袭了古代游牧时“卷檐虚帽”的特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受蒙古族首服影响所产生的独具裕固族特色的首服形制。如肃北和青海的蒙古族女性也戴尖顶红缨帽，只是形制略有不同。布里亚特蒙古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戴一种圆顶红缨帽。帽顶象征着太阳，红缨象征着阳光。而裕固族从蒙元时期直至明末一直受蒙古统治，受其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头面是裕固族已婚妇女的一件非常精致且价值昂贵的头饰，共有三条，前胸分左右两条，裕固语称为“凯门拜什”或“喀木”，宽约三寸，长约五尺。每条“凯门拜什”由大小不同的三块硬布板相连而成。表面以大量的红色珊瑚珠以串珠绣组成面，形成红色的主色调。据说一副头面需要3000多颗红珊瑚珠。中间以白色彩珠拼合成一个源于佛教中的玛尼青宝的品字形图案。相类似的头饰在西蒙古族也存在，蒙语称之为“乌斯乃格”，意为“装头发的套子”，也就是发套。

一般用黑布做成两条宽约三四寸、长约四五尺的长布袋，上半部用金黄色或红色线绣成四五个精美的圆形或方形图案或缝缀四五个圆形或方形银牌，顶端有用丝线绣成的花边，下端除有若干条花边外还有用红色丝线做成的穗子。发套也是蒙古族已婚妇女特殊的标志性装束。背后一条裕固族称之为“顿得斯格”，是用黑布制成的一整条的长条形布块，上宽下窄。“顿得斯格”戴在头后面的发辫上，从后脑勺一直垂至脚后跟，经彩色丝线镶边，上缀有排列有序的白色圆形海贝片，约有二十三四块。此圆片在裕固语中称为“顿”，故“顿得斯格”意为“缝缀有‘顿’的物品”。而“顿”是藏语，意为“海螺”。裕固族吸收了这一词汇，并把它引申为用海螺壳磨制成的东西。这种结构在蒙古族的发套中不存在，但其却与安多藏族已婚妇女的头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裕固族妇女的“顿得斯格”很可能是吸收了藏族妇女头饰特点而形成的。因为，公元840年漠北回纥汗国崩溃以后，一部分回纥人入居河西走廊，史载：“回纥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当然，也不能断下结论就说裕固族妇女今天的“顿得斯格”是从藏族地区传来的。

裕固族范文篇2

裕固族婚礼分两天进行，第一天在女家，次日在男家，后者要更隆重才行。在婚礼上，男女双方都要聘请歌手。在姑娘出嫁之日，举行戴头仪式。当天，女家的亲朋聚集在姑娘家中。来客带来洁白的哈达，敬献给女方的父母，表示对姑娘出嫁的祝贺。傍晚，主人请客人们在毡房中席地而坐，男客在左，女客在右，在一片欢笑声中，拉开了婚宴的帷幕。

酒过数巡，当启明星冉冉升起，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进入铺有红地毯的毡房，举行戴头面仪式。戴头面由两位少妇主持。舅舅或歌手们唱起典雅的《戴头面歌》：启明星闪闪发光，心爱的姑娘把头面戴上/送亲的马队就要出发/把姑娘送到婆家门上。

在悠扬的歌声中，即将出嫁的姑娘，在两位少妇的精心打扮下，改变了发式，戴上喇叭形毡帽，佩戴上胸饰和背饰，戴上用银牌、玉石、珊瑚、玛瑙、海贝等编制成的头面。这个仪式意味着姑娘已经结束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走向新的生活。

红日初露，主婚人宣布饮“上马酒”。新娘便和一位伴娘同骑一匹马或骆驼，告别慈母，在父亲、叔叔、兄弟、姐妹等家族人组成的送亲队伍的簇拥下，一路饮酒欢歌，向新郎家进发。

男方迎亲的队伍在途中铺下一条毡毯，毡毯上备有一只煮熟的羊、酒和饭。送亲队伍来到时，迎亲的人们向女方客人赠送哈达，表示敬意。然后送亲的人们下马饮酒吃饭，谓之“打尖”。“打尖”之后，两路人马汇聚一起浩浩荡荡向男方家走去。

到男方家门时，女方善骑者在主持人的指使下，驰马、骆驼向专为新娘设置的小毡房进行冲击，大有踏平之势。男方亲友则奋力驱逐。冲击三轮，再绕小毡房三圈方休。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其意在考验男家对新娘的护卫能力。

裕固族范文篇3

[摘要]：

研究聚居在我国甘肃境内的裕固族媒介素养，对于深层次认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传播结构、受众素质与媒介素养教育，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本文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裕固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行阐释和分析。

ABSTRACT:It''''simportanttostudythemedialiteracyofminoritiesinGansufortheinformationcommunicativestructure,thecultivationofmedialiteracyandsocialdevelopmentshouldbevaluedsystimatically.ThisarticlenarratesandanalysesthemedialiteracyofYugunationalityonbaseoftheinvestigationreport.

Keywords:Yugunationality,generalconditionofmassmedia,medialiteracy

中国裕固族在甘肃，甘肃自古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域，丝绸之路在甘肃省横亘1500公里左右，众多的西域民族在这里与汉民族融合、纷争，除却经济、人口、生产方式的交往之外，文化的交往成为了这一地域民族交往的主旋律。甘肃境内的少数民族其族源、民族的迁徙、民族的形成、民族的文化都颇具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在现代信息社会，研究甘肃境内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对于深层次认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传播结构、受众素质与信息解读能力，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裕固族是西域民族与汉民族，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代表，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

唐时，回纥汗国与有鲜卑血统的大王朝唐交好，初，助唐王平“安史之乱”，后复奏请唐王朝更名“回鹘”，回鹘汗国内乱灭国之后，民族分崩离析，以不同的形式重新融合、组合为新的民族。那只流落到河西的回鹘，被称之为甘州回鹘，后又遭李元昊武袭，灭国后西走沙洲，史又称之为“沙洲回鹘”，蒙古统一中华时，沙洲回鹘归附元朝，改名“萨里畏吾”，在历史的纷乱中，这只游牧部族历尽劫难，直至清帝康熙将其改称“喇古尔黄番”，才算安定穏置下来。1953年，被新中国政府认定并重命名为“裕固”，主要聚居在甘肃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

打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一个复杂的民族交往史，无论是文化渠道的交往，还是战争渠道的交往，充满了迷烟和模糊，每个民族以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农田、水草中寻求滋生的土壤，在生存的意义上，迁徙、融合、形成不但发生着。恰如费孝通所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处甘肃张掖市的肃南地区，自元朝以后，就成为了裕固族世代生息之所，裕固族分为东裕固和西裕固，族源相同，只是受到突厥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服饰等方面有不同之处，例如，西裕固语言属突厥语，东裕固语言属蒙古语。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总面积为23430平方公里，全县辖六区一镇，截至2006年总人口为35540人，其中裕固族人口为8820人。

Ⅰ．资料的获得和方法的选取

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调查基地，选取两个行政村为个案对象。其一，松木滩村(行政村):离县城36公里,共有87户,266口人.村子附近无寺院。全村裕固族占68%,藏族占3%,汉族占2%,土族占3%,回族占2%。其二，老虎沟村(行政村):全村共有52户188口人,男女比例为1:1其中裕固族占60%,村中有贫困户4户.村子附近无寺院.村里受教育率很高100%上学,并且完成义务教育.村民汉化程度大,几乎全部会说汉语,而且有部分人不会说裕固语。

根据被调查的乡政府提供的材料，选取了经济条件不同的裕固村民家庭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以期从不同层面对裕固族自治县大众传播状况有客观准确的了解和认识。

本次调查是在2007年2月7日到13日之间进行的。共制作调查问卷50份，收回问卷44份，有效问卷41份，有效率82％。本次调查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即调查员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对象，根据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逐一向调查对象进行采访，调查员当场在相应选项打勾。这既保证了调查的有效准确，也在访谈中搜集到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本次调查主题之外诸多情况。

Ⅱ．受众基本数据

在6天的时间里，我们对肃南裕固族的普通农户家庭进行了走访，涉及人口80余人。调查中发现，裕固族家庭以5人以上的三代户和3-6口的两代户为主，分别占家庭总数的44％和39％；单身户和一代户很少，分别占4％和2％。（见表1：家庭类型）

在调查对象中，男性为24人，女性为17人，男女比例为1.4：1。其中，男性调查对象分布在各个年龄段，女性调查对象以35-40岁为多，其次为16-22岁年龄段的男性居多。见表2。

Ⅲ．文化程度分析

在调查中发现，肃南地区裕固族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大多数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比例达到15％，小学程度的占51％，初中程度的占17％，高中程度以上的是9％。见表3

Ⅳ．经济水平分析

虽然当地乡政府按照经济情况好、较好、中等和差的标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农户家庭作为调查点，但是，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在调查中并不是很明显。按照我们设计的人均年收入指标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均年收入都在3000-5000元左右。调查发现，人均年收入3001-5000元以下的家庭几近一半，占调查总数的49％；其次为人均年收入5001-6000元，占15％；6001-7000元的占8％。人均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6％。（见表4）

Ⅴ．汉语言的掌握和使用

裕固族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有语言无文字。这种特殊性引起了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广泛的研究兴趣。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裕固族农民会说普通话也听得懂普通话，但是不会写。这类受众在被访问受众中的比例为40％。另外60％的受众兼通裕固语和汉语，但许多人普通话的听说程度都不高。

关于学习汉语的途径，32％的受众回答“祖辈都说汉语”，这似乎表明裕固族有说汉语的传统，有26％的受众通过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学习汉语。还有37％的受众通过学校学习汉语。通过广播电视学习汉语的受众比例仅有19％。另外一组数据表明，广播电视对裕固族受众学习普通话有影响。认为广播电视对学习普通话影响“很大”和“较大”的人数比例为24％，认为“较小”和“几乎无影响”的比例为36％，认为影响“一般”的比例为20％。（见表18）

Ⅵ．对于报刊的接触和认知

在问及近两年订购报纸或期刊情况时，有95％的人回答从未订购过报刊。另外一组数据显示，大多数的裕固族民众从不订购也从来不看报纸。（见表5）

裕固族民众之所以从来不看报纸，最主要的原因是“识字太少，看不懂”，这一选项的比例为87％。主要原因除去看不懂汉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电视机了，所以大家就放弃看报了。其次是农作因素，有35％的受众从来不看报刊的原因是“没有时间”。除了文化因素和农作因素之外，23％的受众认为“农村订购报很困难”也导致他们无法看报。（详见表6从来不看报纸的原因）

Ⅶ．电视的接触和认知

在肃南地区有一半多的裕固族农民家庭有电视。还有37.93％的农民已经拥有了两台电视，还有8.05％的家庭拥有音响和VCD等家用电器。

对于有电视的家庭而言，电视是他们了解中央最新动态，接受信息和新鲜文化血液的最优途径。调查中发现，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的受众占47％，每天看2小时以上的受众占32％，27％的受众收看电视的时间为60-90分钟。（见表8）

肃南裕固族地区的有线电视已经在定居村完全覆盖，村村通第一次已经完成,第二次由于卫星发射失败暂缓。全县共有245个村村通拨款点。.当地没有开通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已经列如规划.2010年实现。广播有自办节目,每次半小时,内容多为政策宣传,在县城听广播可接收到中央一,三,五,以及甘肃的都市调频。而牧民在牧区收听不到当地的自办节目。由于裕固族有语言但无文字.所以无裕固语专业频道,台里也无专业的裕固语播音员。大多数裕固族家庭喜欢收看CCTV-1和CCTV-3以及电视剧频道。

在收看电视的内容方面，裕固族受众和其他地区的受众似乎并没有大的差别。除了“未选”占40％以外，“影视类”、“新闻类”、“音乐类”的选择人数比较集中，分别为37％、31％、16％。（见表9）

Ⅷ．广播及其他媒介的接触和认知

由于在牧区听不到广播节目所以大多数牧民对于广播节目的收听并不高。裕固族受众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调查数据显示，只有9％的受众拥有1台广播，28％的受众拥有1台收录机。通讯工具方面，61％的家庭有手机，21％的家庭拥有2-3部手机。调查中发现，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一般同时拥有固定电话。贫富差距在这一方面得到了体现。

Ⅸ．媒体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及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反馈

ⅰ媒体内容对裕固族受众的影响分析及受众反馈

虽然有很多的裕固族受众从来不看报纸，少部分的受众从来不看电视，但是在考察他们“对报纸电视刊播内容的态度”时，只有4％的人未作回答，其他的人都做了回答。这一现象说明，即使受众不接触媒体，也不妨碍他们对于媒体的判断力。裕固族受众对于媒体的态度较为明显。这在“对报纸电视上刊播内容的态度”和对媒体广告的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问及他们对报纸电视刊播内容的态度时，17％的受众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占据少数。“完全相信”的受众比例为61％，明确表达“不相信”的受众比例为9％，而19％的受众选择了“说不清楚”。ⅱ广告对裕固族受众影响的分析及受众反馈

在考察裕固族受众对待媒体广告的态度时，我们设计了四个问项：对广告的态度；在购买不了解的商品时，广告的作用；在购买重要商品（即所谓的“大件”商品）的主要参考因素；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媒体广告的影响。在考察裕固族受众对于广告的总体印象时，35％的受众认为“广告数量太多”。看来，媒体广告太多已经成为无论地域贫富的普遍受众的共识。45％的受众认为“广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很大作用”，而21％的受众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广告与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认为“广告都是骗人的”的受众也大有人在，这一比例为16％，还有4％的受众认为“多数广告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见表10）

在考察媒体（电视）广告对裕固族受众购物时的影响时，我们发现，无论是购买不了解的商品，还是购买“大件”商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时，电视广告对这一地区的民众的都具有一定影响。

在“购买不了解的商品时，广告的作用”这一选项中，选择“很小”和“较小”两项的人数比例为23％，选择“很大”和“较大”两项的人数比例为46％,另外11％的受众选择了“一般”。（见表11）

在购买“大件”商品时，媒体广告的也具有一定影响。这时，除去价格因素以外，质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有34％的受众选择了“听人说，质量好，决定买”这一选项。调查中还发现，在购买重要商品时，裕固族民众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从众现象”。亲友和村人的购买选择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有49％的受众选择了“亲友买了，说很好，所以我们也买了”，12％选择了“村里人都买的是这一品牌，所以决定买”。媒体广告对于裕固族民众的购买意向产生的影响，只有12％。受众选择了“看了电视广告后，决定买”，4％的受众选择了“听了广播电台的广告后，决定买”，两项相加，比例为16％。（见表12）

电视画面中出现的那些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商品也许激起了裕固族人民的物质渴求（在回答“您是否想得到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商品或者象电视中的人物一样生活”时，46％的受众做了肯定的回答）。所以，在购买这些商品时，电视广告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购买诸如洗衣粉、医药、化肥等这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小商品时，电视广告的影响得到了显现。在考察电视广告对裕固族受众购买10种商品的影响程度时，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对他们购买“洗衣粉”“医药”“化肥”的影响“非常大”“比较大”。但是，我们同时发现，认为“有影响，但不大”和“完全没有影响”的受众依然占据多数。（见表13）

Ⅹ．肃南裕固族地区媒介素养分析

通过上面的样本分析和描述，我们看到肃南裕固族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在这个以游牧主要生活、生产方式的特有族群中，面对现代信息社会，面对转型期的大环境，这个族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越了这个族群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潜在的变更着这个族群千年形成的价值观体系，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和速度。

根据样本及入户访谈的分析，裕固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往“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传统生活由于围栏放牧、科学放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原因发生了变化，该地区主体人群人均年收入在5000——8000元左右，很多牧民都在城镇定居，住上了条件优越的房子，看着有线信号传输的电视，用着液化气或天然气，牧场由加重的年轻人或雇用的外乡人管理，家中的主户则主要生活在城镇附近，该地年收入数据远远高出甘肃省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数，经济收入的水平直接影响了该地区人均拥有大众传播载体的数量，物质生活质量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精神生活的质量，富裕的裕固族受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日益强烈。

在调查中，我们要求裕固族受众按照从事活动的频率（“几乎每天”、“经常”、“有时”、“很少”、“从不”）进行选择或描述。调查发现，将“看电视”，作为“几乎每天”和“经常”从事的活动的比例为56％,高居各项之首。其次为“做家务”占45％,再次将“读小说”、“看书”、“看电影”、“看录像或影碟”作为日常生活中经常性活动的人数比例最高也有21％。而“从不”“打麻将”的比例计几乎为100％，“从不”和“很少”下棋打扑克、喝酒聊天、唱卡拉OK。（表14裕固族民众日常从事的经常性活动排序）媒介生活已经成为了裕固族受众的重要生活内容，一个族群的媒介素养的水平首先取决于该族群与媒介的接触程度，媒介在其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调查中我们发现，裕固族受众深刻的受到媒介的影响，我们列举了11项问题，要求裕固族受众按照“很关心”、“关心”、“无所谓”、“不关心”、“很不关心”五个层级进行选择和描述。调查发现，在“农村致富问题”“农村脱贫问题”、“有关农村政策问题”这些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裕固族受众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很关心”和“关心”两项的比例合计达到85％以上。对于“农民工进城打工问题”，裕固族受众也十分关心，比例为74％。

对2005年在全国上下闹得不亦乐乎的、被一切学者冠以“娱乐民主化”“民主娱乐化”的“超级女声”，在这一区域并不受关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心程度仅此于“超级女声”，“很关心”“关心”的比例之和为54％。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很多受访者表示，由于当地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所以他们也很关心这一问题。

关于“反腐败问题”，这一区域的受众反应一般。表示“很关心”的受众比例为20％,表示“关心”的受众比例为27％,两项相加比例为47％。另外有28％的受众对这一问题表示“无所谓”，16％的受众表示“不关心”，8％的受众选择了“很不关心”。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关心时，一些受众表示他们对这一问题爱莫能助。（见表15）

看来媒介影响着裕固族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起到了“倍增器”效果。正如施拉姆所说：“在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一要素是灌输一种现代的或能动的人格，第二要素被他称之为‘能动的倍增器’，即大众传播媒介。[1]

虽然媒介已经深刻的影响了裕固族受众，但是媒介还没有在裕固族受众的生活中起到决策作用，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司法渠道或者新闻媒体来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纠纷或疑难问题时，裕固族民众在出现纠纷的时侯多会选择村干部只有一少部分的民众会选择新闻媒体。在问及遇到重大事情的解决途径这一问题时，49％的受众选择了“村干部或乡干部”，“有事找干部”依然是裕固族农民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有36％选择了“族长、寺院僧人”，18％的人想到了“亲朋好友”。通过派出所等司法部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的比例只有26％。没有一个人想到新闻媒介。（见表16）

十一．结论

当一个游牧民族千年来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住帐篷、放牧、饮酒、跳舞、过节日的传统生活被住砖瓦房、看电视、听广播、去市场逐步取代的时候，媒介已经深深的影响了裕固族民众的生活方式，当媒介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裕固族民众面前时，信息超越以往任何世代多的摆置在裕固族民众眼前，该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已经具备，媒介已经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并引导着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体系。

当媒介内容五花八门的出现时，面对日益“污染”的媒介环境，裕固族受众还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对于媒介品质恶化，媒介环境污染等问题，老人们基于传统价值观，对其也多有批评之辞，但是青少年在如何选择和收看电视节目，青少年如何养成观看节目时的判断能力等方面，没有任何的有意识的认识、防范，媒介素养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酝酿阶段。

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步入现代社会的步伐，除去经济因素外，大众传媒的介入将极大的促进该地区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将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变量，通过调查分析，我们看到了媒介与裕固族民众的密切关系，媒介潜移默化的对裕固族受众的影响，媒介素养的水平处于发展阶段，媒介素养教育处于酝酿阶段是肃南裕固族族群的重要特征。

[注释]

[1]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裕固族范文篇4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公元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甘州回鹘何时立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的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甘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政权，各部族承认甘州回鹘可汗（姓药逻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事务大多还是自主的。统辖的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北侧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带，即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等地。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争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称作沙州回鹘。据《金史》记载，沙州回鹘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贡，以後便从史书上消失了。11世纪末，在《宋史》出现了黄头回纥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头回纥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鹘。

目前的史学家一般都将甘州回鹘做为裕固族正源来看待，由于回鹘汗国的灭亡，使大量的回鹘部族外迁到今天甘、青、新交界处的甘州回鹘，在与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今天真正意义上的裕固族，笔者对已有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判断，过去了甘州回鹘大约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

回鹘在河西走廊生存的100多年时间里，在通过与中原的交流中，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式、文化思想对它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包含了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也会以中原文化为载体，悄悄浸润着西部的每一个少数民族，而甘州回鹘的民俗文化也以贡品的形式输送到中原地区。

宋代王延德的《西州使臣记》中记载：回鹘人“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其它历史记载中还对回鹘人的兵甲制作工艺和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零碎的记录可以看出，甘州回鹘的手工艺水平还是相当发达的。对甘州回鹘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史书上均鲜有记载，所以现在还很难从学术的角度将甘州回鹘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与今天的裕固族之间做一个必然的联系，除了西部裕固族的语言，仅从今天裕固族的文化现象上也很难与过去的回鹘做一个科学的推导。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太过于漫长和复杂，其文化习俗的养成也会受到地理、气候、政治以及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

即使如此，在众多学者专家的辛勤努力下，还是从裕固族现有的许多民族特征和民俗文化上寻找到了大量线索，来证明今天的裕固族与过去的回鹘、突厥乃至匈奴的关系。比如，匈牙利民间故事的情节竟与我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民间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和裕固族的民间故事相比较，其共性特征更加突出。在多个关于恶魔莽古斯类型的神话故事中，主要的故事情节和故事中的人物形态都非常类似，而其中的“莽古斯”则是对萨满教精灵神祗的高度概括。匈牙利学者在整理研究民间故事时发现，匈牙利民间故事带有东方的特征。一些学者认为，匈牙利民间故事中最古老的成分可以追溯到与东方萨满教有关的一些传说中。另外，在语言、民歌方面，双方还有许多的共性。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很早就意识到了其民间音乐与中国西北方古老民间音乐的之间的关系。音乐家柯达依在他的著作《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指出：“时间虽然可以模糊匈牙利人在容貌上所具有的东方特征，但是，在音乐产生的深处——心灵深处，却永远存在着一份古老的东方因素，这使匈牙利民族和东方民族之间有所联系。”今天对古突厥语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尤其是西部裕固族与突厥和匈奴的关系。

二、东迁

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裕固族民歌唱到：

说着唱着才知道了

我们从西至哈至来的人

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

千佛洞万佛峡来的

青头山底下住下了

祁连山可爱的山

我们是从远处迎着太阳光来的

甘州回鹘的一支西迁后，主要居住在今天的甘青新交界处，与当地的蒙古族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裕固族的前身——撒里畏吾尔。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王朝陆续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立了安定卫、阿端卫和曲先卫，在撒里畏兀儿人与蒙古族杂居的地区设立了罕东卫、赤斤蒙古卫、沙洲卫和罕东左卫，史称“关西七卫”。16世纪初，东部蒙古永谢布酋长入居青海并袭扰撒里畏兀儿诸部，加上吐鲁番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东扩以及蒙古瓦剌部的南下袭扰，使得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部众不得不大规模东迁入居嘉峪关以内。裕固族先民陆续东迁后，明王朝就将他们安置到了肃州（今酒泉）南山和甘州（今张掖）南山地区，这大体上也是今日裕固族居住的地区。

裕固族范文篇5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二、东迁

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裕固族民歌唱到：

说着唱着才知道了

我们从西至哈至来的人

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

千佛洞万佛峡来的

青头山底下住下了

祁连山可爱的山

我们是从远处迎着太阳光来的

……

裕固族范文篇6

一、创作者的影像生产与阐释

电影上映后，影评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民族生存困境这两个方面。导演李睿珺是从小在甘肃张掖高台县罗城乡长大的汉族。高台县是农区，紧邻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辖的牧区。裕固族是中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甘肃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一）故事创作基础。李睿珺虽然是汉族导演，但对比邻而居的裕固族还是比较熟悉的，对农区与牧区环境的变迁有着直接的生活经验与感悟，这些基于个体真实生活的感受，均在此片中得到了现实关照与影像表达，更有将家的内在概念诗意地置于影片当中。创作者最终将影片定位放在了用镜头去记录当地人在环境变化中的生存现状。影片对拍摄画面的呈现上较多地使用了长镜头与景深镜头，通过平视的叙事手法与环境进行比对，给观影者带来了一种浸入式的场景体验感，仿佛自身也来到了这样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河流干枯了，像父亲一样的草原枯萎了”的受荒漠化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二）影片创作调性。裕固族是什么民族？来自哪里？《尧乎尔人来自西至哈至》这首民歌这样唱到：从那里走着，到了祁连山底下，从祁连山走着，我们到了千佛洞，沿着横路走着，到了八字墩，从黄沙漠继续走，到了“一棵树”。“走着……走着……走着”，游牧民族裕固族走到了“水草丰茂的地方”，逐水草而居，牛羊相伴，这就是关于裕固族来由的东迁故事。“路遥见真心”是影片海报上的标语，故事结构也依托于行走而展开。将裕固族的历史故事巧妙地运用到影片的叙事结构当中。可见，导演对于裕固族历史文化有着基本的了解与认知，对影片结构有独到构思。“在路上”的叙事手法，使得整部电影叙事充满了诗意的调性，影片结尾父子三人前行的镜头更是留给观众无尽的想象空间。导演认为，“这个民族的气质里本身就有一种孤独感和忧郁感”[4]因此，影片中裕固族民歌的唱调与来自异域乐器的演奏完美融合，为影片增色不少。（三）导演主题阐释。“远离城镇的地方，水草才会长得丰茂”，井里打不出水，寺庙的喇嘛们也相继离开去寻找“有水的地方”。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下，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发生着巨大变迁，导演试图在影片中通过镜头语言描绘草原民族的变迁，“当兄弟俩找到正在淘金的父亲时，弟弟背对着镜头看向冒着白烟工厂的背影”，影片中这组镜头直观勾勒了这幅现代化景观。在另外一次访谈中，导演说：“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的社会与知识焦虑会在艺术中得到宣泄表达，因此艺术家的潜在功能是调和并解决文化价值的冲突。”[5]在本片中，导演对家园母题的忧患和对生态主题的聚焦让影片充满浓浓的“乡愁”，也体现了导演对现代化的反思。

二、裕固族内部观影者的解读

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提到，文本在工作生产环境下的编码与受众的解读过程不一定一致，解读者惯于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史、态度和信仰带到文本的阅读中，因此往往会发生编码与解码意义不对称的现象。裕固族文化持有者因受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观影时往往更关注影片中对带有本民族文化符号内容的展示，因此当《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外界备受好评时，在裕固族内部却引发了很多不满和观影过程中的不适。细究原因，既有文化细节表达的偏差，也有民族文化阐释中的误读，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对文化的“他者”想象。“小时候在农村，家里面生火做饭都是烧牛粪的……都是穿过沙漠到草原上去捡牛粪，就是去裕固族的草原上……”导演儿时生活的记忆离不开比邻而居的裕固族，裕固族文化符号的再现成为导演的必然选择。“……这种交流让我特别向往和好奇，就隔了一个沙漠，那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些人的样子、穿着、打扮，说话的语气，甚至长相都完全不一样……”[6]导演这一阐述似乎刻意对有所了解亦或熟悉的邻居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客观上表现出了导演对裕固族邻居的“他者”文化想象。最终影片在再现民族文化符号时与裕固族的真实生活形成了一定偏差，影片所呈现的部分镜头与场景设定让本民族文化持有者在观影时感到困惑与不解，给人一种似是非是的观感体验，“影片中使用了一些我们民族的民俗事项以及文化符号，但又表达得不到位，甚至是有错误或者是很牵强，给人一种违和感。（T1）（观后感的素材来自对当地民族观影后的访谈结论得出，访谈对象编号为T1，T2，T1：吉斯，25岁，裕固族，在校大学生；T2：拥军，50岁，裕固族，当地公务员。）”。（二）对“民族文化环境”的假想。导演说影片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甘肃的故事”[7]并指出不做经验之外的东西。而影片中，镜头从壁画中裕固族的历史与过往开端，随着壁画脱落，镜头转向现实。现实镜头中昏黄的天空与骑着马的父亲，穿着民族服饰的父母来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场景，以及回家之路中骆驼符号的使用等均指向生活的过去，而非裕固族的当下。笔者之一自小生活在裕固族地区，影片表现的生活场景让人诧异，无论是马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还是对民族服饰的展演与现实中日常的民族生活习俗发生了脱节，都给人一种刻意凸显“民族符号”，营造“民族文化环境”的想象，“民族服饰在裕固族地区不是常服，只在盛大节日上面才出现……艳丽的服饰与故事的背景也不搭，用这个民族服饰的这样一个文化符号，来凸显这样的民族身份，给人一种很扎眼、很假的感觉（T1）”。（三）对民俗文化事象的随意阐释。除了对民族生活场景的描述与现实有距离之外，影片中还有大量关于裕固族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出现了偏差与误读。比如，爷爷葬礼的场景中有一位普通的悼念者身着明黄色的裕固族服饰，按照裕固族的传统习俗，黄色的服饰一般只能由社会地位较高的长者穿着，“穿明黄色的袍子，就是不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黄色一般是德高望重的喇嘛才能用，就是活佛用这个黄色（T1）”。爷爷葬礼是影片记录、展示和诠释裕固族民俗事象、少数民族日常文化的重要空间，作为民族题材影视的导演应具备影视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影片对爷爷葬礼的呈现就未能深入文化内部，做了一般化的处理，“这个葬礼就不是裕固的……除了有一个喇嘛形象，这点表达特别欠缺，尤其是涉及到这种人生礼仪时，这样的演绎让本民族的人在观影时感到非常不舒服的（T2）”。影片中，导演设计了两兄弟之间因父母“偏爱”形成心结，导演在访谈中对此归因于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以及东部裕固与西部裕固的差异，“阿迪克尔是在草原上随父母生长的，哥哥巴特尔是在靠近镇子爷爷家长大的……两个孩子有些隔阂。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即使这样小的一个民族，也是分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两支的”。[8]这一冲突设置的第二层寓意，也在裕固族内部产生较多争议，认为导演将兄弟俩心结的归因与民族内部语言差异相关联过于牵强，也暴露出在创作理念层面对裕固族传统文化较为随意的阐释、对本民族价值与经验不够尊重的问题。（四）艺术表现层面对现实的割裂感。作为生态主题，影片对草原荒漠化过于夸大，并且影片取景拍摄的沙漠戈壁也不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这些与当地生活环境不尽相符的艺术表现也让对家园怀有牧歌情结的裕固族心生不满。影片中兄弟俩路过马蹄寺，创作者勾勒出的周边情景是“荒芜与荒漠”的图景，而现实中马蹄寺以及周边草场、生态的保护均做得比较好，“雪山、草都有，却说连给骆驼、甚至人喝的水都没有了，过于夸大地表现了（T2）”；影片中对父亲等人淘金场景的展现也与当下生活不符，“淘金一点都不现实，这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有过的事情……太曲解我们这个民族了”，影片中荒漠化指向的生态变迁、淘金指代的工业化，其他观影者也许会理解为“高于生活的合理想象与艺术加工”，而且影片的符号选择与冲突构建也符合观众对生态主题电影的想象与心理预期。但是作为裕固族题材电影，裕固族的民俗文化事象和符号再现会被裕固族格外加以关注并放大，对文化折扣不够容忍，比邻而居的导演成为本民族眼中的“他者”，在创作中陷入“猎奇”的窠臼，招致来自本民族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与本民族文化观影者交流能够感受到影片所引发的焦虑与担忧，普遍认为电影所塑造的民族文化场景对裕固族的形象与传播造成了困扰。电影评论中类似“一个被遗忘的少数民族部落”“甘肃裕固族仅剩的后裔，残留的家园，坚韧又落后，厚重而脆弱”等字眼也反映了观影者的感性认识与体验，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裕固族内部的隐忧，担心这部影片形成裕固族形象的标签与固化的符号，影响更多观影者对裕固族文化误读，而去标签，并非易事。

三、客位生产者的跨文化创作路径

裕固族范文篇7

关键词：裕固族；民族民间舞蹈；复合型。

一、引言

裕固族是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北麓和河西走廊中段。其中，祁连山区主要分布有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康乐区和大河区裕固族；河西走廊中段平川区主要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明花区裕固族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分布在祁连山区的裕固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祁连山北麓是一片狭长的天然山地牧场，在历史上，自秦汉时期起，这里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裕固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祁连山北麓的山区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区。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属半干旱高山气候区；后者则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裕固族在这块不连片的戈壁绿洲上，从事着农业经济或畜牧业经济。

裕固族畜养的牲畜以绵羊、山羊、牦牛、犏牛、黄牛、马和骆驼为主，还有少量的驴、骡等。有趣的是，他们居住的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牧业方面的"名牌产品"。民间俗谚说："水关的驴，杨哥的马，皇城的羊毛赛棉花；白银的山羊，大岔的牛，明花的骆驼力量大"。

裕固族现有人口正在接近一万五千，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少数人聚居在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其余散居在兰州和新疆哈密、昌吉等地。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还有是汉语。裕固族没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字。[1]

二、裕固族民间舞蹈分类。

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属于各民族群众自娱性的艺术，在自娱中体现人类的自我生命价值，沟通人际间的纯真情感，是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

每个裕固人，从他们的孩童时代起，就在母亲的怀中聆听歌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要逐渐学会本民族的重要的民歌。长辈们也会不厌其烦地向子孙反复教唱古老民歌，每逢喜获丰收，盛大节日，以及亲朋好友相聚时，都要载歌载舞进行欢庆。能歌善舞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能歌善舞的人会受到特殊的尊敬。这种传统文化的因素，是形成能歌善舞特点的深厚文化基础。

裕固族的民间舞蹈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和丰富的种类。在盛唐时期，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民族，在与别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舞蹈艺术的发展，而且流行较为普遍。但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许多舞蹈已经失传，有些只是出现在传说和石窟壁画中，而流传在民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

裕固族的舞蹈主要有集体舞、双人舞、男女独舞、马上舞等多种，主要是表现欢庆丰收、喜庆节日、婚礼、狩猎、宗教活动等内容。

集体舞的形式多种多样，以鼓乐和歌声伴舞，男女老幼排队或围成一个大圈，中间置以篝火或猎物，或快或慢，或轻或重，节奏强劲有力；双人舞主要表现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某些场面；男女独舞以腾跳见长，基本上保留了裕固族古老的腾跳形式。

建国后裕固族的民族舞蹈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舞蹈作品，如《我们来自西州哈卓》、《迎亲路上》、《奶羊羔》、《腊梅开了》、《甜甜的泉水》等。

按照裕固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内容，裕固族民间舞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劳动舞蹈

如："英那刀古拉"为裕固语，意为"劳动舞"，广泛流传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各村寨。舞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现了裕固族人民勤劳、朴实的民族性格。如剪羊毛、捻毛线、织羯子、赶毡及割草等生产和生活动作，一举手，一投足都来源于他们所熟悉和亲身经历的生活。表演时男女人数相等。

2、欢庆舞蹈

欢庆舞蹈是一种流传较广的欢庆舞，是在喜获丰收，欢度节日，朋友相聚时进行表演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多为男女老幼排队或转大圈而跳，中间置以篝火和猎物，在鼓声和歌声的伴奏中起舞，节奏往往由弱变强，佐以"啦、喽、依吆"的集体呼号声，气氛热烈。

3、宗教舞

《护法舞》是藏传佛教乐舞《羌姆》在裕固族地区的演变形势。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扩展到甘肃广大藏区及其邻近的土族、裕固族聚居地区后，作为宣扬教义教规的法舞《羌姆》也进入了裕固族寺院内均要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届时要表演典型的藏传佛教舞蹈《护法舞》。舞者20余人，头戴牛、马、鹿、乌鸦、喜鹊、鹰、骷髅等12种神灵面具，手持法器，在鼓、钹、海螺、唢呐等乐器的伴奏下，跳起肃穆凝重的宗教祭礼性舞蹈。

"护法舞"，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六月初六时，在寺院祭祀鬼神的仪式中跳。表演者20余人，头戴牛、马、鹿、乌鸦、喜鹊、鹰、骷髅等十二种面具，手持法器，各跳不同的动作。牛、马是主神，动作庄重缓慢；鹰、鹿动作激烈，技巧较高；骷髅动作小巧玲珑，小的跳的较多。

4、红色舞蹈

1959年的春节，在欢庆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凯歌声中，一批裕固族青年创造出了反映民族新面貌的舞蹈-劳动舞和炼钢舞。这些舞蹈由于产生在实际生活中，生动地表达了裕固族人民在生产中愉快劳动的场面，在专区文娱汇演时获得了一等奖，在兰州汇演时拍成电影。这是裕固族人民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发展民族艺术的丰硕成果。

无论怎样的艺术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无法很好地表现。技巧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与强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与动作。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术方法与细节。

三、裕固族民间舞蹈的特点

裕固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祁连山北麓的山区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区。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属半干旱高山气候区；后者则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裕固族在这块不连片的戈壁绿洲上，从事着农业经济或畜牧经济。

肃南裕固族与藏族、蒙古族相邻，都世代逐水草而居，都从事畜牧业生产，都信仰藏传佛教。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影响，其民间舞蹈既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点，也有藏族民间舞蹈的成分。处于藏族舞蹈文化区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区的边缘地带。

由于经常在一起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也形成了他们舞蹈的许多共同点。

一是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都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歌舞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裕固族舞蹈同藏族舞蹈一样，要求膝关节松弛，富有弹性和韧性，再做动律时要求膝关节作重拍向上的屈伸，而且在裕固族舞蹈中，也常见藏族舞蹈的一些步伐，如，退踏步等。三是裕固族舞蹈具有蒙古族舞蹈粗犷、豪迈、典雅的特点，男性动作刚健有力，女子动作则柔软灵活。也擅长用腕、肩、臂的动作，并且马步动作基本跟蒙古族相同，都是来自于游牧生活中对骑马姿势的模拟，也常用走马步、跑马步、摇篮马步等，而且也常用蒙古族的点步、错步等步伐。。

裕固族世代生活在大草原上，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了裕固族民间舞蹈。它还有许多独特的习俗，如服饰、婚礼、禁忌等，这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舞蹈特色，以及自己独有的动律。综观裕固族的优秀作品，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典型的动作：身体直立，挺胸立腰，上体是右手在上的顺分旗位，或女右手掌心向下，中指稍向里收，好像中指按着帽顶，左手掌心向前（裕固族妇女的帽子形如喇叭、顶尖、上束红缨穗，舞蹈的时候有时需要按住帽子，避免其掉来）。

裕固族舞蹈在动作时要求上体附随着下肢做平稳的上下摆动。预备拍左腿重心，稍屈膝，右腿原位小吸起，右肩下压，左肩上台。第一拍右前脚掌着地，左肩向上抬、右肩下压，右脚原位抬起。在预备拍时，左腿稍屈膝。在一二拍时膝关节伸直，要求膝关节松弛，并且富有弹性和韧性，在做动作时，膝关节连续不断，小而快，重拍向上的屈伸，这就是裕固族舞蹈的基本动律。随着音乐的节奏可快可慢，在慢板中可走着做，在快板中可做成吸跳步。在观察裕固族舞蹈中发现，它的动律始终贯穿在整个作品中，而且好多动作都是以动律动作作为基础，进行演变和发展而来的。

裕固族舞蹈的动律，就是随着膝关节的上下屈伸，上体做平稳的上下摆动。把它作为裕固族舞蹈的动律，因为，其一：它是最常见、出现频率最多的动作；其二：它是裕固族舞蹈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动作。[2]

四、舞蹈特点的形成原因分析

裕固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一般认为，裕固族主要来源于唐朝后期(公元九世纪中期)西迁到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人。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人攻占了甘州城(今甘肃张掖)，并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公元十一世纪初，该汗国被西夏吞并。甘州回鹘汗国灭亡以后，余部四散。一支投奔青唐(今青海西宁)，后来融合于当地吐蕃；一支入居北宋境内，逐渐融合于当地各民族；另一部分回鹘人即甘州回鹘的主要组成部分则退处沙洲以南地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宋代又以"黄头回纥"之名出现在史书上。公元1226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出兵攻下撒里畏吾等部,使之纳入了蒙古汗国及元朝的长期的统治之下。元代的"撒里畏吾"就是宋代的"黄头回纥".

明朝在其初期仿效汉朝，在西北地区先后置七卫安置撒里畏吾尔和蒙古人。明朝中期，由于各卫统治者相互劫杀、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各卫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此时，居住于天山南北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特别是吐鲁番地区的统治者，开始以战争手段掠夺信仰佛教的撒里畏吾尔，撒里畏吾尔战败，被迫东迁。裕固族通过迁徙远离了该民族原来所属的文化核心地区或文化母体，迁徙的结果是使他们的文化具有了边缘性和薄弱性。迁徙的目的地是各种大的文化的边缘地区，即今天的甘肃、青海两省及其周围地区。这些地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大致是汉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藏文化的边缘地带。

裕固族学者贺卫光认为：裕固族东迁后，受到了汉文化、蒙文化、藏文化等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灾难性的迁徙及其以后社会经济的衰败，人口的减少，使裕固族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将大量涌入的外部异质文化充分消化，将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改造或整合为一种和谐有机的文化，其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多元复合性、边缘性及非完全整合状态的族群文化系统。文化失落感或失落感文化是裕固族文化的基本模型。[3]

东迁以后不久，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就被普及为民族的共同宗教信仰。裕固族文化受到了藏传佛教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藏族文化的影响。此外，裕固族文化从古至今都一直在与汉文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不论是传统的古老文化，还是东迁后的裕固族文化都融入了大量汉文化成分，以至形成了与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原有的回鹘文化、突厥文化仍然在裕固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仍是裕固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古老文化）的主流和根源。

由于裕固人原本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尽管东迁后最终形成了多元复合性、边缘性及非完全整合状态的族群文化系统，这一族群却没有完全涵化于周围的强势文化，变成汉人、蒙古人或藏族人而从历史上消失，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族群-裕固，并发展至今。

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影响，其民间舞蹈既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点，也有藏族民间舞蹈的成分。处于藏族舞蹈文化区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区的边缘地带。

肃南裕固族与藏族、蒙古族相邻，都世代逐水草而居，都从事畜牧业生产，都信仰藏传佛教。由于经常在一起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因此也就形成了裕固族舞蹈的复合型特征。[4]

结语

裕固族的民间舞蹈有很强的娱乐作用，除了满足民众审美和情感宣泄的需要以外，还有着传授生产、生活经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舞蹈的保护与研究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的重视，研究裕固族的民间舞蹈可以从中透视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民族民间舞蹈是体现民族精神和加强民族之间亲近感的重要纽带，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良好的作用，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重要窗口。在新的历史时期，关注民族民间舞蹈所具有的积极的功能和社会意义，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掘、保护、创新，才能使这一优秀民族艺术形式获得自己的发展天地，有效地展示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民间舞蹈对个体而言，起着精神、理想、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重要的影响作用，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掘、保护和创新对民族地区社会深厚、博大的历史传统的发扬和现代化土壤中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肃南裕固族的民间舞蹈面临着十分危机的状态，许多优秀的舞蹈种类也逐渐地消失，这种情形无疑对保护和发扬这些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大为不利。所以，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对这类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并从这些传统艺术形态中吸纳优秀的资源，不仅对甘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能有效地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有的放矢的展示和谐文化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为进一步开发甘肃的旅游文化资源，促进民族经济的繁荣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注："本文是西北民族大学中青年课题《裕固族民间舞蹈的调查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才让丹珍编著:《裕固族风俗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12。

[2]甄勇宏:《浅谈裕固族舞蹈特色》，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7卷第3期。

裕固族范文篇8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感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成果，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对我们把握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当今时生的深刻变化的认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形成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的生动局面；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坚强保证。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我们要适应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丰富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就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切实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化建设、指导文化工作。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思想要先行。作为文化工作者，思想首先必须跟上时代和形势的要求，跟上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跟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和思想，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各领域、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同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相比仍然比较滞后。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一些传统观念仍然在束缚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文化系统一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解放思想，创新机制，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转变观念、加强规划、健全法制，更新机制、加强管理，提高水平、提供服务，高举改革创新旗帜，使之成为文化战线在新时期、新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

学习实践活动要始终突出实践特色，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新。要在坚持学习实践活动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创新活动载体，搭建实践平台。学习实践活动一定要重实效。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推进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要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创新。要紧密结合当前文化建设和发展形势，认真做好学习调研和分析检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查找、分析影响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深入查找本单位在发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紧密联系本单位工作实际以及党员干部思想实际，组织开展解放思想讨论，进一步深化认识、转变观念，在事关本单位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在学习调研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和自身实际，认真分析检查，开展群众评议，深刻分析本单位在发展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切实解决影响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扎实推动科学发展，使学习实践活动真正取得实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坚持发展这个主题；二是全面发展；三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坚持发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科学发展观，既是我们工作中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认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执政为民。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要把党和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我们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关心群众安危冷暖，着力解决好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收入群体的人们，都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过上小康生活，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改进作风，不断提高执政水平。良好的作风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条件。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作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实绩，体现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性。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要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认认真真完成工作任务。从做人、做事，当好人民公仆三个方面做起：

一是真心做人。做人是做事的基础，没有一个好的人格品质，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将失去起码的条件。我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这样，我们做人才会有充足的“底气”，做事才硬气。

二是精心做事。我们要树立起“群众所需无小事”的思想，哪怕是一点小事，我们都要以和蔼的态度认真对待，因此，我们要立足本职，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三是当好人民公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德莫过于爱民，行莫过于利民”，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进一步认识文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消除制约文化发展的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二是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工作者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三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大力推进农牧村文化建设。要按照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支持农牧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创新农牧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加大投入，推动农牧村文化事业发展，不断丰富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他们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七大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文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研究新情况，适应新要求，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文化工作新局面。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进一步繁荣文学艺术。要加强基层文化建设，逐步建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开拓文化市场，大力推动自治县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社会要进步，文化要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观。这就要求我们要紧密结合新时期下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加强部门自身建设，落实岗位职责，转变观念，拓宽思路，不断创新，在县委领导下，在各部门和文化工作者的支持和配合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文化工作。

党的十七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召，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部署。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勇敢地承担起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必将推动中华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空前的兴盛繁荣。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七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部署新要求，采取措施狠抓落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当前，全县上下按照市县委的要求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大力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五大行动计划”大讨论活动，我们在共同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发挥文化的优势，去引领肃南提升境界；如何通过推动文化的繁荣，来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

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文化有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认为文化只是唱唱歌，跳跳舞，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抓了也见不到成效。更有甚者还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提文化建设，没有钱怎么去发展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没有弄懂: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并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通过参与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大讨论，我们对文化的内涵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化看起来很深奥、很深沉、很缥缈，其实离我们很近很近。就在我们自身。她体现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往深里说：文化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的血脉、灵魂和特色魅力之所在，是增强这个城市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这个城市和地区境界提升的必然选择。

那么联系肃南实际，该如何用文化建设引领我县境界的提升呢。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去做。

首先，应从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入手提升我县的境界。公民的道德水平是衡量一座城市品位和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尺。而公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赖文化的启迪和教化。

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就是一盘散沙。因此说，文化是人类灵魂的飞升，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最美的就是“善”和“爱”。因此，我们要通过多种形式对全县的干部群众进行热爱家乡的教育，让大家在教育和感悟中真正燃起爱家的激情，发自内心的热爱肃南的一草一木，十分自觉地奉献肃南的山山水水，让大家的精神力量远远超越责任内涵所赋予的力量。

其次，应以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增强我县广大公民的文化素质。近年来，自治县文化事业发展迅速。文化单位在多方筹措资金，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大力开展节庆文化、广场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和牧区文化，组织举办了文艺演出、民族服装服饰展示赛、原生态民歌大赛、文物与艺术作品精品展览、民族文化艺术节以及各类群众性辅导培训、送文化下乡等活动。挖掘整理、创作编排了许多裕固族风俗舞蹈、大型广场舞和裕固族歌曲，并获国家、省级奖项30多个，为宣传自治县，打造裕固族品牌做了积极的工作。出版发行歌曲光盘磁带。挖掘整理裕固族的传统民歌、民间故事、史诗、历史文化资料、谚语、谜语、裕固语词汇、传统服饰音像资料等。为裕固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奠定了基础。

裕固族范文篇9

那么联系肃南实际，该如何用文化建设引领我县境界的提升呢。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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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西走廊;“一带一路”;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艺术价值

河西走廊经过多年发展形成多民族发展的格局，民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民族文化，如音乐文化等，这些音乐文化有着较高的文化以及艺术价值，对当前音乐艺术研究有着很大作用，需开展多元化的分析。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音乐有裕固族歌谣以及诙谐音乐等内容，均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对这些音乐文化开展分析，可以更好地对这些文化实施研究，为当前的艺术研究提供重要资料，这是具有丰富艺术价值的。

一、分析河西走廊现有民间音乐内容

（一）诙谐音乐。诙谐音乐是河西走廊多民族融合的一项文化产物。现有河西走廊出现的诙谐歌曲能够对它历史变迁中所呈现的民族文化以及信息交流进行内涵的体现，这也是民族在团结过程中进行多项融合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这些诙谐歌曲一般是在春节时间进行地域演奏的，体现着明显的时间性，在进行诙谐歌曲演唱的时候，是对一些社会角色进行扮演与演唱，例如膏药匠。目前，在对河西走廊诙谐歌曲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将这些诙谐音乐称为“打绞”。通过对这些诙谐歌曲进行内涵的分析，能够更好的掌握河西走廊在历史变迁中所呈现的民族文化，这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二）民族流传的音乐。民族流传的音乐也是当前河西走廊中所体现的一项音乐内容，因为河西走廊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多个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民族格局，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很多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民间歌谣，当前这些歌谣仍然在河西走廊附近进行流传，对音乐文化的传承有着很高的价值，可以说这些民间歌谣是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进行凝聚、多个民族风情进行融合的一项文化标志。通过对民俗歌谣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研究河西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各民族所呈现的文化发展心态与音乐交流状态，当前比较出名的民族歌谣有“五哥放羊”等，它们主要是在甘肃的张掖以及武威的期进行流传。（三）裕固族歌谣。裕固族一直是河西走廊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它是当前河西走廊民间音乐中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要对此开展艺术文化分析。裕固族主要是在河西走廊的东部地区生活，在多种民族变迁中形成自己的民间音乐，能够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生活变迁以及礼俗等内容进行突显。可以说，这些流传下来的歌谣可以对裕固族人在历史中所呈现的生产情况进行高度的反应，如当前比较出名的“立水柱”，该歌谣是为了能够让疾病远离身体所演唱了一首民族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

二、基于民族发展分析河西走廊民族以及民间音乐体现的文化艺术价值

传统音乐要想实现有效的继承，则需立足本区域的生态音乐发展。在对河西走廊的民间音乐进行艺术价值分析的时候，必须要对于其生态音乐进行分析，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掌握传统音乐所呈现的艺术价值。本文就以河西宝卷为例，探究河西走廊当前民间以及民族音乐所体现的艺术价值。河西宝卷是第一批录取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的，它能对河西走廊各个民族所呈现的民间信仰以及节庆风俗等进行表现，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它是一种内容比较多样的说唱艺术，主要是在宗教活动中运用，和人们的实际生产以及生活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民间音乐文化，可以对河西走廊区域各民族的发展情况进行探究，也能够对河西走廊多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生活情况以及民俗风情等内容进行分析，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三、对河西走廊的民族与民间音乐进行传承的价值

（一）利于对河西走廊音乐文化的研究。对河西走廊的民族与民间音乐进行传承是具有多方面价值的，首先体现在可以利于对河西走廊音乐文化的研究这一价值上。对民间音乐文化实施研究，可以更好对甘肃省的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加快相关领域研究的进程，对此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与研究成果支撑。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政策的提出，河西走廊体现的民族文化逐渐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中，与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联，也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对民族音乐实施研究与科学保护，可以更好地提升该领域的研究力度，实现更高层面的文化保护。（二）体现明显的现代音乐文化价值。对河西走廊的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保护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这是因为它能够体现明显的现代音乐文化价值。立足当前音乐文化的发展情况对河西走廊中的民族音乐进行分析，除了可以对民族音乐的内涵以及流传方式等进行研究，也能够立足当前音乐发展态势对其文化价值进行分析，对当前的现代音乐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通过对民间音乐进行有效的传承可以让当前现代音乐实现创新发展。（三）对甘肃省的非遗保护体系进行完善。通过对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音乐进行传承，探究其艺术价值除了可以对当前现代音乐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之外，也能够对甘肃省的非遗保护进行体系的完善。河西走廊是甘肃省一项重要的文化发源地，它所体现的文化对当前甘肃省的文化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对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可以对甘肃省整体的非遗保护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对保护体系进行有效的完善，促使文化保护工作实现更高层面的开展，也能够让非遗保护工作取得更有效的成果。

四、基于“一带一路”提升对河西走廊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策略

（一）重视对生态音乐进行保护，提升音乐保护的效果。要想对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以及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需要开展多方面的保护工作，本文认为首先需要对生态音乐文化进行保护，提升音乐保护的价值。河西走廊的民间音乐文化是立足生态文化发展基础上的，要想对此项音乐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则必须要重视对生态音乐文化开展合理的保护工作。这样才可以让音乐文化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得到多方面的保护，能够对河西走廊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以及流传下来的民族音乐进行充分的保护，促使它可以实现更高层面的流传与价值影响。（二）强化对专业人才的建设力量，开展充分性的民间保护。同时，要想强化对河西走廊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效果，也需要强化对专业人才的建设力量，开展充分性的民间保护工作。民间音乐文化要想实现更高层面的保护，必须得到专业人才的支持。只有组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才可以对河西走廊的现有民间音乐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依据其发展基础和现实发展情况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才可以让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工作得到更高层面的落实。此外，民间音乐文化是基于民间才发展的，要重视民间保护工作的开展。只有在组建专业人才队伍的同时开展充分性的民间保护工作，才可以让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音乐文化实现更高层面的传承。（三）高效引用数字技术，对文化保护体系进行健全。高效引用数字技术是当前对河西走廊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传承的技术措施。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应用优势，可以对民族音乐作品以及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储存，避免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出现遗失的问题。在对河西走廊民间音乐进行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需要对数字技术进行高效的引用，组建河西走廊音乐文化的数字资料库，将已经发掘和日后发掘的民间音乐文化存放到数字库中，能够对他们进行充分性的保护。此外通过数字库对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保存，也可以对这些文化进行及时的对外共享，让河西走廊的民间文化得到各界的重视，促使其能够实现更高层面的文化保护，也让其保护体系得到有效的健全。

五、结语

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场所，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交流与融合的地域，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丰富的音乐文化，对当前艺术发展与研究有着很大帮助。通过本次研究发现，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音乐种类比较多，对其实施传承是具有价值的，有利于对河西走廊音乐文化的研究，可以体现明显的现代音乐文化价值，也能够对甘肃省的非遗保护体系进行完善。基于这样的发展现状与文化价值，对河西走廊的多项民族音乐实施传承与保护是体现极高价值的，甘肃省需实施多样化的保护，提升对该项音乐文化保护的能力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