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范文10篇

译者范文篇1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能动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家们研究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原则、技巧等，虽然没有出现过对译者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对译者的理解。译者作为能动的个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性、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包括了译者的选择创造性和制约性两个方面，这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也就相当重要。在漫长的翻译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用一些形象比喻来说明译者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4世纪，在翻译活动的早期，翻译家圣哲罗姆(SaintJerome)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这种征服者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古罗马时代，各国之间为了统治权征战不断，军事上侵略一方对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响了文学与翻译，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平等现象。

译者的第二种形象是“画家”。这个形象最早是由英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德莱顿(JohnDryden)提出的。他认为译者就应该像画家一样工作。当画家在作画时，他一定是尽量使他的画接近目标，与被画物体相似，那么译者也有责任使译作在任何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换句话说，要再现原作。

译者的第三个角色是奴仆。18世纪中期，翻译家和作家认识到其他语言并不比自己的母语低下，开始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原文。翻译开始容忍文化的差异，翻译只能试探性地接近原文(tentativeapproximation)，鼓励向原文靠近。施莱尔马赫(schleiennacher)提出原作产生一切力量，译者要么屈服于原作，要么占领原作。巴托(CharlesBat-teux)则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就这样，译者从征服者变成了仆人或奴隶。到了近代，虽无奴隶一说，但译者的从属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认识。本雅明(WalterBeniamin)发表了《译者的任务》一文后，译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认为翻译是原作的再生，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再创作时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中的纯语言。他还认为词语均有情感内涵，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遮蔽原文，不阻挡原文的光泽，而是让纯语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译者变成了解放者。

二、对中国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传统翻译对译者研究很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的讨论、直译与意译之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等。但是最近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译者身上，他们意识到了译者的重要性。

根据吕俊教授的划分，中国的翻译经历了三个范式，即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范式。在这三个范式中，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不同。

在语文学范式中，译者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范式。这期间，人们过分强调译者的才能和禀赋，这主要受到古典知识论哲学的影响，一切都笼罩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不能形成系统的译论体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当时的翻译理论及标准往往都是翻译家的经验之谈。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等。在这过程中，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从直译到意译得到了不断彰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属于我们说的“天性”型的翻译家，即依赖自己的个性和天性，依赖自己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翻译中往往显出较多的灵气、创见和本然的东西，但即使在语文学阶段，翻译完全靠译者的个人才能完成的阶段，人们依然没有给译者“创作”的权利。译者只能无限猜测原作者的本意，而不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换句话说，只要原作者站出来说出他的本意是什么，那么持有不同理解的再好的译者也无法辩驳。这一时期的翻译讲究译者中心，而非译者主体性，人们也普遍没有意识到译者主体性问题。所以长久以来，译者一直处于“隐形人”的状态中，译作的优美行文往往也归功于原作者。

翻译的语文学范式一直持续到结构主义的出现。结构主义者强调二元对立的观点，其创立者索绪尔就强调应进行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并且指出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种影响下，结构主义者关注语言的共同特性，通过研究二元对立的各个项目，索绪尔分析了语言并找到了语言的内部规律。但结构主义也同样为我们带来一种封闭性研究的方法。它让我们在众多复杂的现象中去寻求共性和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即最本质性的东西。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结构主义翻译学著作引入我国，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等。他们也开始关注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言转换问题，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对等模式。

在这种释译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主义翻译研究者往往忽视译者的主体性，他们关注文本这个客体，关注原文的词、句和结构这些属于语言层次的东西，关注简单的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而没有深入的言语层面。他们反对对外界一切因素的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封闭的自足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认为原文存在着一个确定无疑的意义，译者通过语言可以通达这个意义，翻译也就是要产出一个与原文对等的文本。这种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强调语言的规律性的翻译思想，造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的“死亡”。在结构主义翻译学者看来，两种语言之间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转换的，翻译是纯粹的解码过程，译者是完全客观而中立的实体。这样译者则彻底变成了翻译的工具，变成了“机器”。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已经丧失了他的主体性，或者说，译者的主体性被降到了最低。

这种理论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范式的批判和否定。后结构主义是从结构主义阵营来，并在对结构主义进行否定、反诘、驳难、叛逆中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是其代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翻译理论世界，也开始对结构主义翻译研究中的弊端进行反思，并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以外的诸多因素，形成了翻译研究中的解构主义范式。在这种范式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后结构主义的翻译观最早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所建立的古典解释学理论，他认为解释者如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创造性的直觉重建作者的创造过程，他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品。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进一步认为，人是以其固有的意识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海德格尔认为理解者总是夹裹着自己的前理解参与理解过程。理解过程就是在理解者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的不断融合、不断拓展中无限地向前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意义的理解是一件开放的、无限的、永无止境的事业，每一种新视域的形成，预示着理解的突破和创新。伽达默尔则提出了“偏见”的理论。所谓偏见，指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的理解。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带着由“偏见”所构成的特殊视界来理解作者原初视界的文本。自此，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文艺批评界产生了以德里达、福柯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者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创造性再生，译者与作者拥有同等地位，是创作主体。从此，译者不再是仆人或机器，他变成了叛逆者，解放者，改写者，甚至是主人。解构主义者强调翻译不是对原文的消极模仿，相反，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主动的个体。意义不再是确定不变的，它是随着读者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释译。所以，有人高呼“作者死了”，有人则强调译者的解放，提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解构主义就是要猛烈抨击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的观念，随着作者死去，读者被赋予了绝对的阐释权。而作为文本第一读者的译者也无需再做俯首帖耳的“仆人”。译者拥有了某种自由的权利，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意义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极致。

三、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制约因素

解构主义这种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行为，必然会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与元序。试想，如果一千个哈姆雷特变得面目全非，那么翻译的意义又何在。人们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注意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福柯强调“权利话语”的存在，勒菲弗尔提出的“重写”理论，都是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事实上，译者的确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限制他在翻译时发挥能动性。这些限制有来自译者自身的文化先结构的制约，它决定了译者的翻译修养与理解水平；有来自原文本的制约，它限定了译者发挥的框架；有来自读者的制约，它要求译者考虑译本读者的情况；还有来自社会的，比如赞助商等的制约。总之，人们已经能够冷静地思考译者的创造权利，不再盲目地为译者“松绑”。

1．译者主观上的制约

译者主观上的制约主要是指译者的文化先结构的制约。但说到底，这种主观制约还是来自于客观世界，即社会对个人的不同影响造成了个人主观上的意识的差异。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包括地域环境、社会背景、民族性格、文化渊源、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也涵盖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以及译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等。文化先结构的各个因素间相互交织重叠，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笼罩着译者的思维。这种主观制约和译者主体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个译者都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而正是这种制约成就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如果译者被过“度”制约，则翻译出来的作品就不尽如人意，出现由于个人素质问题而引起的理解失误、用词不当甚至胡编乱造。

2．制约译者的客观因素

制约译者的客观因素包括原文、原作者及译文读者等。

首先，译者对原文文本的诠释必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任凭译者天马行空地想像和发挥。既然是“带着镣铐的舞者”，也必须受到“镣铐”的束缚，即译者诠释的最大空间是被限制在原作的框架之内的。这也是个“度”的问题。如果超出了译者主体性能够发挥的最大限度，翻译也就不能称之为翻译，可以说是改写原文。这就会使译作的可信度降低，有时其逻辑性和可理解性也受到影响。翻译已经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是值得研究的一门科学。它对译者的定位即做到“忠实”。如果超越了译者的权限，使之任意发挥，使每部作品都带上译者的观点或与原作内容不相符合的话，又有哪个作者会再相信翻译和译者?老舍的《骆驼祥子》被一位美国译者翻译成英文时，译者就私自篡改原文，结局变成虎妞没有死，两人幸福地生活了，悲剧又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老舍对此很不满意，尽管该译本一经发行，立即成为美国畅销书，老舍依然不承认这是《骆驼祥子》的译本。可见，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可以任意发挥的，一定会受到原文的制约。

译者范文篇2

一、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

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时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在西方译论中曾被称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实于原语作者或作品并真诚地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转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在为他者服务的从属角色。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要隐去自己的个性，淡化译者在介入原语和阐述目的语中的痕迹，使译文透明。当今社会，译者的地位还是不高，翻译一部作品比创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综艺节目中口译者的表现常被删除。这种对译者作用的忽视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漏洞，全然忽略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巨大影响。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真空地进行平等交流，它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深入其中的译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翻译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4］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分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侵略显得更为隐蔽。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5］它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缓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的主宰与话语权力压迫。那么，作为翻译活动主导者的译者在消解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可小视。胡庚申教授将这种翻译活动和过程概括为“翻译生态环境”，具体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总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见，在后殖民语境下，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导译者主体性能在翻译规范的指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鼓励译者从弘扬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抵制异族文化的强势迁徙，使社会规范和主体意识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影响和改变翻译作品的轨迹，同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间的平等交流，时刻关注“‘语种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的健康平衡，从而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7］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性研究现状

近年来翻译界的学者们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翻译研究、哲学社科翻译研究、商务法律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等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性研究。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特点与人文科学中的“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许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的学者。他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互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8］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通过不断展示自身的适应选择与判断创造能力，体现其自身的主体性，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调整与适应，以维护翻译环境的整体平衡和健康发展。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许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译生态学》中曾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将“处理好整个村庄和所有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一个迫切任务”。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要想维护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进行，进而才能保证地球村这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持续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各国文化正如其经济、政治地位一样，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也仍然存在强势弱势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译理论所表明的，在当今世界，西方强势文化并未随着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相反，西方殖民语言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响着原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及法语出版。［9］而全世界的语言约有3500种，由此可见，欧语系仍然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言殖民列强，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消解的文化霸权现象。

克罗尼恩曾指出，译者要关注“语种生态”之间的平衡，然而现实却表明，文化霸权、强权政治正在无时无刻地侵略和霸占原殖民地的语言文化和思想阵地，翻译生态的发展并非如预期想象的那样平衡，语种生态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为了缓解这种文化霸权现象，译者作为翻译群落中的支配者，应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承认文化差异性，尊重异族文化并大力弘扬本土文化，充分考虑合适的翻译原则、标准、策略以及译者读者的期待和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建立和谐平等的文化关系为目标，克制文化优劣的偏见和翻译霸权主义的形成，建立一个良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循环。虽然在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法则一样，译者同时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在世界翻译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着不同种群的小翻译生态系统，生存在不同环境的译者必然会因文化立场、审美价值、个人偏好等差异现象的存在而导致分歧。而正是由于这种或那种的制约因子的存在，所以说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是相对而言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不是让译者在翻译中随心所欲，而是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译者的选择和努力，尤其是在存在霸权文化的生态系统中，译者需要通过自身力量力挽狂澜，集重大使命于一身，势必付出更大的努力，承担更大的责任。

译者范文篇3

关键词：文学翻译合作原则对等

一、译者如何遵循翻译中的“合作原则”

提到“合作原则”，很多人会想到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则”里提出了四项“准则”以供语言使用者参考，其中包括：(1)相关原则(MaximofRelevance)；(2)适量原则(MaximofQuantity)；(3)质真原则(MaximofQuality)；(4)方式原则(Maxim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与语用学里的“合作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应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互通有无。第一是翻译中的“相关原则”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译文尽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风时尚”尽量与译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文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换句话说，也就是译文要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第二是翻译中的“适量原则”大致上是指，译文不过分诠释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适可而止，不要随意发挥。这里面存在着过量和不足两方面问题。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遇到了这么一句话，相信大家都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译的呢?辜氏译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译文本后人指为过度意译，随意添加字词，比如“asyougoonacquiring”还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显然，译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经在译文文本中暗含的语言形象，如已出现了动词“acquire”，就没必要在下文出现“attainments”之类的重复语义的词汇了。或许有人会说，辜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使译文更符合欧美人的阅读习惯。可是如此的译文最终只能被当作偏译对待。有时，翻译的“适量原则”也会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圣经》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这一章出现了“Samarita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把它放在一个句子中，并尝试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译过来，就成了，“你这好撒玛利亚人，就可怜可怜我吧！”看到这里，或许那些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到人该提出疑问了，为什是撒玛利亚人呢?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撒玛利亚人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外一种流传的说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基督打水喝，从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词背后隐含的如此复杂的情节都展示出来，所以不如译为“你这乐善好施的人儿，就发发慈悲吧！”这样就避免了歧义，补偿了语义。相关与适量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检验译者翻译鉴赏能力的初级评判标准，那么翻译的高级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

二、翻译“合作原则”的高级评判标准

(一)质真与方式

如上所述，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是一次耗费脑力与才智的“精神分裂”，因为译者在跨越两种语言的时候，难免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语言习惯的影响，哪种语言势力比较强，就容易倾向于哪一种语言。拿英汉翻译为例，汉语有着比较发达的语言表达功能，特别在文字形式上，兼具“音美，形美，意美”的优点，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的诗歌与散文上。而英文则是“排序性”的语言，语言的逻辑要靠那些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连接词或是繁复的动词变形行使话语权。所以在处理英汉翻译时，仅仅考虑到翻译的相关与适量还不够，还要更深一层挖掘英汉翻译的核心原则：质真与方式。首先，翻译中的质真原则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并不是宣扬译者要对译本进行质朴真实的处理，因为译者对译本所应持有的这种质朴真实地态度早已包括在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中，而这里“质真”二字所倡导的却是一种先进的翻译理念，即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前提下，为符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译文进行艺术在加工，在“有质”的基础上，在译文情景下对原文来一次“真实模拟”。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损害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发生的。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解释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互联互动性”，翻译的“质真”原则也显得有其自身的价值了。下面举例说明，许渊仲译的《唐璜》第一章第七十三段的三句原诗：Butpassionmostdissembles，yetbetrays／Evenbyitsdarknessastheblackestsky／Fortellsthheaviesttempest．许渊仲译：有情装作无情／总会露出原形／正如乌云蔽天／预示风暴来临。对比原文发现，许渊仲译完美诠释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原诗的有情有景有故事，译文也分别用适当的字句表达了出来。可是反观译文行文特点，不禁会发现译者未按原文的音韵节奏翻译，而是主动将其改为朗朗上口的压韵体诗。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组句优势，把原文中的“darkness”，“blackest”等较之抽象的词转化为汉语时，没有按原文行文方式逐一将其意象排列，而是灵活地补偿了原句字句暗含的一些深层意义，“darkness”没有译成无边的黑暗”或“阴霾”这些好像在汉语里更具“阴暗”意义的词语，而是只简处理成了“乌云”，把英文原句中的“by”翻译成了“蔽”补偿了“乌云”在汉语译文中的动作形象，而同样的动词在原文中却没有出现，这就说明了所谓的“质真”原则和之前提到的“相关”与“适量”原则存在一些评判标准上的差异，也就是译文在表达原文意思时，首先，也遵守了译文与原文的相关性，即不添加无中生有的成分，如这首诗就是在讲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虽然两种文字上做了一些更改，但没有损害从A到B的意义转换。再之，采用“质真”的翻译策略后，发现译文的与原文的对等效应更强了一些，原文中那副描述风暴将临的躁动，那种藏也藏不住的冲破力，经过译者一番点化之后，顺利地在中文的语言环境下扎下了根，与原文遥相辉映。经过了前面三步的铺垫，一篇合格的译文或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应该也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可是在译文形成产品之前还有重要的一步要完成。那就是译者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中的最后一项：方式原则。林语堂首次在国内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我们可以把“方式”原则比作通往尽善尽美的译文的“艺术”。在“硬件”方面，译者要对词句的选择慎之又慎，填补某些理解和表达上的空洞，学会使用各种翻译工具和通讯设施等等。在“软件”方面，林语堂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其实翻译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心理问题，倘使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的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这段话精辟地论证了译者开译伊始，应当先做好应对原文思维、文字、心理和本国读者习惯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抓住了原作者的心理后，剩下的一切随即变得简单了好多，因为翻译中唯“精神要领最难把握。

(二)文学翻译中“合作原则”集大成之译例

译者范文篇4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责任；“三维”转换；《蛙》

一、译者责任的变化

对译者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得出，译者的地位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从从属者到参与者再到翻译活动的主体。第一阶段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代表，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两种不同语言层面的转换，即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转换，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确立的是原语文化的主体地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翻译行为忠实于原文和作者，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以是否更好地传达原作者的意图来体现。这与西方翻译理论中的“译者隐形论”观点相似，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不留译者的痕迹，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内涵和风格韵味，使译文读者能体会到与原作读者相同的文学情趣［1］。这种形而上的翻译理论脱离了实际翻译生态，忽略了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不同，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是不可行的。第二阶段随着翻译界的不断呼吁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开始被关注，其创造性和价值逐渐获得认可，翻译成为一种“原文—译者—译文”的三元关系流程。近代翻译研究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的接收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译者既要充分理解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又要在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进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处于“上情下达”的核心位置。翻译的“好”与“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2］。在这一阶段，译者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忽略了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理解比较单一。第三阶段以生态翻译学为代表，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得以确立。翻译行为也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或文化层面的转换，而是译者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进行适应性选择，产出译文，使译文在译语生态中生存下去的适应选择活动［3］。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只有译者才能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境、本、人”的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和谐。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适应”指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指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文进行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要在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的基础上，相对集中地进行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译者责任，以莫言获诺奖小说《蛙》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在三维转换中的成功做法，以印证适应选择论的可操作性。

二、译者对莫言获诺奖小说《蛙》英译本的三维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指出，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适应就是受制约，选择就是能支配。译者对原文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并对译文进行优化选择，选择的原则是“汰弱留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在译语生态环境中适应度较高的词句、篇章、风格等语言形式加以保留，即采取对等的归化翻译方式；而对适应度较低的语言形式进行淘汰，即采取增译、减译、删除、注释等方式提高译文在译语读者中的可接受度和在译语生态中的适应度。例（1）：……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5］14...calledmygrandmasister-in-law,andcalledGuguniece.［6］20小说中，日军司令为了招降姑姑的父亲，在言语中示好，称姑姑的母亲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Sister-in-law和niece两个词是英文中嫂子与侄子的意思，译语读者非常熟悉，在译语生态环境中适应性强，又能从上下文中明显看出日军司令口头上示好的用意，故而译者葛浩文依照“汰弱留强”的原则，对原语语言信息加以保留，直接采取接受度最高的对等翻译方式，即归化的翻译方式，实现了语言维的成功转换。而译语中不存在或读者不习惯的表达方式或语言形式，在译语环境中适应性较差，译者则采取增译或保留原文语言形式的异化翻译方式。例（2）：贤弟［5］118worthybrother［6］137例（3）：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5］3DearSugitaniAkihitosensei［6］9例（2）原文中的“贤弟”是汉语中表示敬意的称呼，英语不存在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对译语读者来说属于不习惯的表达方式，在译语环境中适应性弱，故译者葛浩文对原文语言形式进行淘汰，采用增译的方式，增添了worthy这个词，既很好地保留了原文语言的意义，又能让译语读者了解到说话者的敬意，以此来实现语言形式的转换。例（3）原文中“尊敬的……先生”，在英语中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是DearMr.或Gentleman，但葛浩文没有采取译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形式，而是选择充分保留原文表达形式，主导性地进行介入干预，引用第三方语言来填补信息，对译语进行优化选择，保留了日语敬称sensei这个词，较好地传达了原文中人物的日本文化背景。同时，通过上下文，译语读者不难理解这是原文中对日本人的一种敬称表达，不妨碍译语读者的接受度，是对原语和译语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一种方式，能够使翻译生态达到宏观上的平衡与和谐。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认为，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译者在翻译时不仅对原语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还要关注原语所属的文化系统，注意传达文化内涵，避免因译语文化而曲解原语文化的含义。例（4）：我本铁拐仙，引领玉犬下凡尘。送子娘娘是我姑，派我到此来化缘。施我小钱换贵子，骑马游街换状元。［5］253Iron-crutchLi,cametothehumanworldwithaheavenlyjadedog.Myaunt,thefertilityGoddess,hassentmeheretobegforalms.Yourcharitywillrewardyouwithason,whowillridethestreetsasscholarnumberone.［6］283例（4）中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4个人物形象——“铁拐李”“玉犬”“送子娘娘”“状元”。译者葛浩文充分适应原语生态环境，有效传递4个人物形象中能与译语文化相对接的文化信息，而在译语中无法转化的文化信息则进行简化或忽略，从而对这4个文化词汇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其中，“铁拐李”作为中国道教文化中的代表人物，地位较高，属于典型人物形象，但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环境中没有对应的文化形象，属于在译语生态中适应性差的文化信息，葛浩文为尽量保留原语文化内涵，对其进行了淘汰，即只保留其字面意义或进行注释，故采取了直译加音译的方法来表现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与姓氏。“状元”人物形象缺乏典型性，文化内涵负载不深，因此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式。“铁拐李”和“状元”这两个原语文化形象在译语文化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信息，葛浩文为了降低译语读者理解时的难度，直接忽略了二者的文化背景传递，而采取最简洁的翻译方式，以提高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玉犬”“送子娘娘”两个形象中的“犬”和“娘娘”在译语文化中存在一定的可接受度，即对应dog和Goddess两个词。因此，译者对原语和译语生态环境进行协调与融合，即对两种语言的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融合，采取创造性翻译方式来转换文化信息，创造了中西融合的人物形象，分别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解释了这两个文化形象的身份，即“玉犬”是来自天庭的，因此增译了heavenly；“送子娘娘”是给人带来子孙后代的，故增译了代表生育能力的fertility。译者以增译、注释的方式使文化信息翻译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可见，译者葛浩文在进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时，也是遵循“汰弱留强”的原则，既要充分适应原语生态环境，也要考虑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译语读者接受度高的文化内涵尽量充分传递，接受度低的文化内涵采取增译、注释的方式传递，而难以接受的文化内涵则减译或不译。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指出，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译者除传递原语的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外，还要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例（5）：“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她干这行脑子里有灵感，手上有感觉。见过她接生的女人或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5］17Guguwasanaturalgeniusasawoman’sdoctor.Whatherinstincttoldher,herhandsputintopractice.Womenwhowitnessedheratworkorthosewhowereherpatientsabsolutelyreveredandadmiredher.［6］24《蛙》英译者葛浩文作为有名的汉学家，在选择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就对其作品中反映的20世纪末期中国民间生活状况的主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莫言敢说真话［7］。《蛙》这部作品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原文主人公姑姑是一个拥有非凡接生天赋的人，作者想要塑造的是因接生技术高超而备受敬重的主人公形象。因此，葛浩文在译文中为了表现姑姑接生技术的高超和受人敬重这两点，对莫言原作品的交际意图进行忠实的转换。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了改译。在例（5）中，葛浩文进行了两处改译，第一处是句式结构的改译，原语句子“她干这行脑子里有灵感，手上有感觉”是并列结构，而译文中采取了主句加从句的结构，突出表现了姑姑能将脑子里的所有想法都通过高超的技能加以实现，进一步强调了姑姑在接生方面的天赋，从而达到使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塑造的人物形象这一交际意图。第二处是将“五体投地”这个汉语成语改译为两个同义词reveredandadmired，并加上副词absolutely进行强调。“五体投地”这个汉语成语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是古印度佛教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比喻佩服到了极点。译者为了向译语读者传递姑姑在女性心中备受敬重的人物形象，放弃了原语的成语形式，转而以同义动词进行强调，成功地实现了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交际意图。可见，译者对原文语言形式进行淘汰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对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转换。因此，葛浩文在进行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时，非常注意传递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灵活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充分理解并接受原作者的意图，是很成功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方式。

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统筹协调的作用，通过履行译者责任来完成“境、本、人”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谐。译者有责任协调文本生态、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的关系，使译语作品在译语生态里“生存”［3］。本文认为，莫言作品《蛙》的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充分适应原作品的生态环境，通过灵活的翻译策略对原语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交际意图进行了“汰弱留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很好地履行了译者责任，是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1］VENUTIL.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1995：36.

［2］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12-18.

［3］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1）：29-35.

［4］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5］莫言.蛙［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6］MOYAN.Frog［M］.Melbourne：PenguinGroup，2014.

译者范文篇5

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译文与原文的“忠实”程度上，而译者的伪译（apocry－pha）、创译（imitation）、伪作（plagiarism）却受到多方诘难。如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被重新发现和重视为我们考察翻译实践活动开辟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创造性叛逆”思想的提倡进一步凸显了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一直被视为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构成要素。如何全面认识和看待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的诗学观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译者的诗学观与其翻译实践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从译者诗学观与翻译实践的互动角度重新审视“创造性叛逆”背后的深层原因，弄清译者主体性的深刻内涵，揭示文学翻译活动中主观能动性和语言客观制约性的辩证统一。

2．译者的诗学观

“诗学观”就是对诗或其他文学作品的一般原则的认识、了解、观点或看法。在安德烈•勒菲弗尔看来，“诗学观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指全部文学手段、类别、主题、典型形象、场景以及象征；其二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2004：26）。可以看出勒菲弗尔说的是诗学观的微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体现在具体的文学表现形式上，而宏观层面则体现在人们对文学与社会系统的思考和定位中。他对诗学观的界定突现了诗学观作者简介：马纳克，湖南师范大学英语部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的层次性，也表明诗学观对译者影响的层次性。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一方面作为主体的译者总是对各类文学作品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对具体的文学表达手段也有个人的偏好和擅长，这些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渗透到其文学翻译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和鉴赏过程中，异质的文学表达手段、全新的文学思想以及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冲突无疑也会影响和改造译者的诗学观。有人认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异”（郭沫若），“文学翻译等于创作”（许渊冲），“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茅盾）。无论怎样，文学翻译总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创作”，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即译者的诗学观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缕析译者的诗学观与其翻译实践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评价和欣赏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译本以及译者在完成其诗学追求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遵循了什么样的文艺价值取向，以便体现主观能动性与诗学观的彼此制约并不断互动的辩证关系。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的第三段中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984：136）。其实“信、达、雅”都是中国古代“文章正轨”，也就是人们在创作或品评一篇文学作品时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严复正是用长期以来士大夫所接受的文学标准来阐释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并贯彻实施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无论后来研究者怎样进行批评、阐释、补充、修正，“信达雅”这一“楷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严复为例，虽然他翻译的主要是政治、哲理内容的文章，但他1897年发表译作《天演论》后，“连汝伦那样的封建士大夫，读了以后也欣赏其文辞之美和议论之精”（陈福康1992：118）。晚清翻译高潮期的许多名家的文学翻译实践就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译者的诗学观对其文学翻译实践的制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文学翻译思想内容的影响。

3．诗学观对文学翻译思想内容的制约

虽然我国古代文学观念中的文学范畴不断发展变化，但对这一长期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我们可以清晰地辩明其主导思想，即“文学的高度政治化、伦理道德化，与维护封建统治相结合，成了我国文学观念的一个主导思想”（钱中文1989：61）。文学的价值、功能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示了其无穷的社会功用和强大的影响力，虽然不可和政治与伦理道德相提并论，但就其影响而言，却是深入文人骨髓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论，神人心和”（霍松林2002：1）。“志”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往往被历代文人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诗学观”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到近现代，一方面这一主导思想还在延续，继续对文人墨客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与西方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对抗，甚至融合与嬗变，人们的文学观念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透过晚清的文学翻译实践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信达雅”本为中国传统文论，却被借鉴过来品评翻译作品，而文学翻译这一极需艺术创造力的活动，无疑深深地刻上了中国传统诗学观的烙印。林纾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尽管研究者有这样或那样的评说，但他仍是我国近现代文学翻译的开山鼻祖。表面看来完全是巧合使不懂外文的林纾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而且产量颇丰，但这偶然之中却有着必然性。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洋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虽不是第一部中国翻译小说，可是该小说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滥觞。“1897年其妻刘琼姿病逝。对夫人的死，林纾十分悲哀，终日牢愁寡欢”（陈玉刚1989：66）。而此时，林的好友王寿昌与其谈巴黎小说。王详细地向林介绍了故事，林纾十分感动，多次与王寿昌相拥而泣。可见这篇小说是多么切合他的心境，又怎样贴切地表达了他对自己结发妻子的深深思念。选择这样的小说作为自己的翻译题材再适合不过了。《巴黎茶话女遗事》问世后，严复感慨“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译作受到多方好评。如果说与人合译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排谴丧妻悲痛偶或为之而解心中郁闷的话，那么他的《黑奴吁天录》就是刻意而为的必然产物。“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林纾1997：44）。他从更高的角度抒发自己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关切，想通过翻译，唤醒国民振兴民族，展现其极高的文人责任感，表达其“志”所在。梁启超无疑是近代想通过翻译实践来表达自己思想抱负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失败，梁启超马上把对国家的改造转换为对国民的改造；把对制度文化的改造，转换为对精神文化的改造”（赖力行2003：271）。在中国文化界，他最早提出小说的社会效果问题，并且首倡翻译外国小说。他说：“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亲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梁启超1997：28）。其欲借“群书”之力改造人们精神的见解可见一斑。他重新界定小说在中国当时文化系统中的社会地位，使之服务于自己的诗学追求。他选择了小说这一在当时中国文坛地位低下、却也最能为平民百姓所接受的文类作为其宣传载体。正是在这样的文学主导思想指导下，梁特别强调政治小说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并且亲自翻译了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和《佳人奇遇》，表达其政治观点。因此，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期，译者会以一种“暴力”或非常规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理想主张，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在晚清这样一个“仰视”西学的时期，在翻译实践和认识上强烈地要求“信”的元素的进入，与原有的文学形式或意识形态产生剧烈撞击，从而达到译者的目的，实现译者的理想诉求，可谓假翻译之名，言译者之志。

4．诗学观对文学翻译风格的制约

如果说思想内容是文学翻译的主要目标和对象的话，那么这些思想内容就必定会以一定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服务于一定的文学目的和功能，实现译者的诗学观意图，体现译者对译作的操纵、利用，所以诗学观对文学翻译形式的影响也可以从翻译活动中看出痕迹。文学形式一般表现为风格。在谈论风格的翻译时，人们往往会说，如果译者能够完全保持客观性，甚至“隐形”，那么译者的文学风格就不会在译作中有任何体现，然而要做到完全传达原作风格而不染译者风格好像不太可能。张今（1987：88）指出“我们主张翻译家要有自己的翻译风格，没有风格的文学翻译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列入本民族的文学宝库的”。既然译者要有自己的风格，那么必然会与原作的风格在某些方面起冲突，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被引入新的语言环境，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变形。严复、林纾都是古文大家。严复曾跟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有着很深的文学造诣。“雅”在严复的翻译标准里似乎与“信”和“达”是自相矛盾的，而严复“译书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万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不过他在当时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便不得不用古雅的文字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陈子展1984：202）。这些想法与他的翻译实践是一致的。尽管有人指出严复的译文既没有做到“信”也没有做到“达”，但严译在文学上确有其价值。贺麟评价说：“严复的译文很尔雅，有文学价值，是人人所公认无有异议的”（贺麟1984：153）。在这一点上，译者的诗学观似乎使翻译失去了原来的颜色，改变了原作的内容，更多地突显了译者的风格。在翻译《茶花女》的时候，林纾一方面时刻受到原来古文的种种约束，要保持文章的简约。钱钟书指出“但书第一章里有一节从‘Unjour’至‘quautre－fois’共二百十一个字，林纾用十二字来译‘女接欢，绉，而其母下之，遂病’，要证明汉语比西语简括……”（钱钟书1985：98－99）。这就是林纾作为古文家的简约语言观对其在选词造句方面的最明显影响。但另一方面，虽然林纾也用古文翻译小说，却没有完全受制于古文的清规戒律。钱钟书说：“受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蹈矩，只求保卫语言的纯洁，消极的、像雪花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不是他自己所谓的‘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钱钟书1985：95）。当林纾信奉的“桐城派”教诫与其文学翻译实践摆在一起时，我们不难发现两种观念相碰撞，异质因素突显。面对文学形式的冲突，译者自然会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林纾用“较为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和“欧化”的成分来翻译，甚至是“狠蛮翻译”。无疑在这场“竞赛”中，译者总是占上风，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这种“补充”和“润饰”完全是在其诗学观的指引下，遵循“古文家”的诗学语言标准，绝不是任意地“删减”和“添加”。林纾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有点喧宾夺主之嫌，掩盖了原作者风格，可是“林译小说”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连钱钟书都说：“我这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也许因为我已很熟悉原作的内容，而颇难忍受原作的文字”（钱钟书1985：100）。可见译作在文笔上可以优于原作。然而，“林译小说”却是被人们指责批评最多的翻译，“林译小说”的漏译、误译和删节常常为评论家所诟病。这对于译作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够苛求不懂外文的林纾，因为“林译小说”的这些缺点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不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标准来品评。我们必须承认“对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法和不同看法，即因人而异的主观性密切联系于人所处的时代背景”（黄振定1998：182）。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我们无法要求这些译家们都用上清晰、准确的白话文，这是对他们的苛求，也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厚古文功底的林纾不可能放下自己游刃有余的古文，去追寻那还不成熟的白话文。自己早已熟谙的古文当然是最便利的武器，在翻译活动中每个译者都会扬长避短。

5．文学翻译实践对译者诗学观的改造

诚然，译者的诗学观会在思想内容和文学风格上形成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但我们因此片面地夸大译者的主体性却是应该予以纠正的。诗学观既是主体性的体现又反过来制约着主体性的发挥，并在主体实践中得到发展和改造。从勒菲弗尔对诗学观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诗学观的两个层面，首先是具体的文学表现手段和方式，其次是人们对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看法。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诗学观一方面影响着译本的生成，另一方面又在翻译实践中受到异语文学样式的影响和改造。这一互动过程在我国新文化运动前夕体现得更为明晰，此时的小说翻译和创作均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在当时可算是收录小说最多的，其中收进创作小说约一百二十种，翻译小说达四百种，出版日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年）。据阿英估计，翻译小说的实际数字约两倍于创作小说”（马祖毅1998：405）。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和文学创作处处表现出翻译实践对诗学观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改造。我们可以从诗学观的两个层面来看我国晚清小说翻译与本土小说创作的互动关系。首先是文学表现形式。“当年翻译介绍进来的外国小说，‘大都只能译出原书的情节（布局），而不能传出原书的描写方法’，因此，即使中国作家们想学习借鉴，‘也只能模仿西洋小说的布局罢了’”（陈平原2003：39）。情节是最易于被读者或译者把握的文学表现形式。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很明显地受到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他说：“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1997：55）。“未来记”是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常见的形式，如广末铁肠《二十三年未来记》。还有倒叙的手法，也受到梁启超的重视。他从法文转译《十五小豪杰》后，在其译后语中写道：“此书寄思深微，结构宏伟，读者观全豹后，自信余言之不妄。观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坠五厚处”（1997：64）。其中“一起之突兀”即倒叙手法。倒叙与中国小说传统所惯用的顺述手法截然不同。“看惯了中国旧小说的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一旦接触到西洋小说的别种样式的叙述，必然感觉新异。由羡慕到模仿，于是便有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倒影之法’”（夏晓虹2006：64）。新奇的文学表现手段很快就被运用在这些译者的创作中，实现了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展示了翻译活动的最本质存在。林纾的古文译著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流行于文人阶层，古文代表了当时普遍的诗学价值观的取向。作为我国古代经典文化的一个符号体系，古文不仅是一种文学风格，更是古典文化的象征；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寄托，也是晚清群体共认的最佳文学载体。但是此时的古文又面临着危机，处于文化的嬗变之中。林纾的自创小说，一方面要恪守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一方面又想装进些西洋的文学思想和表现手法。他开始打破章回小说的传统格式，抛弃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回目”与“话说”、“却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话。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其文学翻译实践的影响。但同时他又不愿意完全放弃中国的老底子。他的小说都用古文作成，在他身上完全凸显了译者与作者的矛盾统一，也是诗学观与文学翻译实践互动的很好实例。随着小说的广为流布，小说翻译和创作的题材也得到了丰富与扩充。与传统的达官贵人、战争、神话、才子佳人题材不同，晚清翻译小说在题材上广涉政治、科学、侦探、爱情等题材，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无疑是侦探小说。陈平原（2003：44）指出：“晚清侦探小说的翻译数量多，起步早，而且抛开日本这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题材的平民化、通俗化加快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丰富了原有题材，使小说内容更丰富多彩。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来看，小说在晚清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提升。20世纪以前，小说的读者主要是“愚民百姓”，小说地位难入九流，属于文学的末位。而到了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想借小说之力鼓吹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诗学观的革命性转变。这时期的小说翻译和小说创作为后来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地位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译者范文篇6

关键词：译者素养；商务翻译

在贸易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商务活动逐渐增多，商品和服务逐渐全球化。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在贸易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商务英语不同于普通英语，它是英语与商务知识以及商务交际的结合体，是为实现商业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言变体，更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一种语言。有着独特的语言特征和文体风格，涉及金融，投资，贸易等多个领域。并且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商务英语翻译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而作为商务英语翻译的译者，其素养对商务英语翻译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译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

1译者和译者素养

1.1译者

从字面上来说译者就是把一种源语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是商务交易信息的传达者，从而帮助买卖双方完成商务交易。在古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应声虫”“传话筒”。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译者被称为“先知”“演说家”“竞争者”“征服者”，带有一定的宗教神学色彩。在21世纪，译者被认为是协调者，因为需要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乃至文化之间进行协商和调节。译者不仅担任着传递贸易信息的任务，更挑着传播商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担。因此，商务译者在商务活动和跨文化交际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1.2译者素养

译者素养是译者素质及其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信息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时代里，双语能力是每个译者必备的素养，并且要有足够广的知识面。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逐渐出现了对译者多元化的素养要求。例如从事外宣翻译的人员，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并且熟悉国家的外交政策，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有所取舍和改变，更不能用自己的偏见加以评论；而作为科技翻译的译者，更要谨言慎微地对待翻译，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和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当译者受到长期的某种思想、环境及文化的影响时，这些影响都会表现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而翻译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语言符号、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都会对译者的翻译产生影响。所以，译者要分辨出对自己有利的影响，并且在这种有利的影响下，不断提升个人素养，例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政治素养以及速记能力，并转化为一种竞争优势，这就是译者素养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1）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扎实的语言功底下，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译者来说，熟悉两种文化远远要比熟悉两种语言更成功。跨文化交际，又称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在任何不同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就是“跨文化”和“交流”。作为商务英语翻译的译者，语言是交流的媒介，所以译者不仅能够灵活运用语言，更要拥有灵活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流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年轻，但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它作为一种现象确实古已有之，我国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佐证。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缺少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还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如果译者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具有实践属性的商务英语翻译只会沦为普通的大众化英语。而且，一旦忽视了跨文化的重要性，语言障碍就会影响翻译信息的传递过程。商务英语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商务活动中发挥英语语言的交流功能，促进与谈判或是贸易双方的情感和工作交流，从而为对外贸易工作效率和成果的提高做出努力。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素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译者需要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特点和差异。

2）良好的政治素养2017年的两会是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的盛宴，更能向他国体现我国的昌盛与强大。在对外交流的同时，可以展现译者良好的政治面貌。所以译者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研究所译的内容，以确保译文准确，恰当地传达原文的思想，避免犯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错误。例如，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而这个组织中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因此，在翻译一些与APEC有关的材料时，要记住不能将APEC译成APEC成员国，而应译成APEC国家和地区。作为译者，翻译时要保持一颗清醒的政治头脑，维护国家，民族的形象，不做不利于祖国利益，损害民族形象的翻译。平时从电视、报刊等多种媒介关注时事政治，了解拥护党和国家的政策，从世界格局到乡村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动态地发展个人政治素养，这是译者必备的素质。

3）速记能力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场商务活动的安排是紧凑严谨的，作为译者，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制定一套速记符号，以准确获取商务信息。例如市场market，可以记为MKT，销量上升，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来表示。这种速记能力与译者的记忆力也息息相关。因为译者要借助短时记忆来记录主要内容，所以要确保自己可以将简单的符号或者缩写转换成自己的翻译结果，从而达到长期记忆的效果，以便清晰明了地将信息传达给客户，这才达到了速记翻译的目的。尤其是笔译，在记下简练的符号后，再将这些符号翻译成目标语言，可以提高很大的效率。而口译者则需要有敏锐的听力，准确抓住数字以及专业术语等一些关键词。由此可见，速记能力是翻译过程中的一部重要部分，有助于译者高度集中注意力，耳听，手记，用脑子去将信息连接起来，这样翻译起来就会从容不迫了。

4）丰富的知识储备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首先要有深厚的现代汉语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外国语言。商务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转换，译者要体现出语言文化的内涵和语言美。在翻译准备前期，努力研习翻译涉及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作为储备。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根底，才能够在翻译时灵活并娴熟的使用深层次的语言进行解释。除此之外，译者还需要大量阅读各方面的书籍，积累更全面的知识，也可以精读一些文学名著来提升自己的内涵。译者需要深刻认识到两种不同语言在思维和文化上的差异，掌握丰富的翻译技巧，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做到灵活和包容。译者还需要注意商务英语翻译中对应的商务用语，例如，forward在一般的语境中被译为“向前、朝前”，而forwarder在商务语境中则特指“货运商”。译者不仅需要有扎实基本的英语功底，还需具有专业的国际商务理论和大量的专业术语，从而将商务英语翻译在谈判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随着国际商务活动的快速发展，在商务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商务情境下具有固定性的专业术语。这就要求译者在足够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掌握各国在礼貌用语和合作用语的文化差异，降低由文化差异所形成的误解。特别是在商务翻译领域，译者不仅要有超高的语言水准，精透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记忆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处事能力。在谈判过程中，能够灵活恰当地处理掉不愉快和冲突也是一种素养能力。

2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

2.1专业性

“术业有专攻”，翻译同样需要专攻，并且商务英语翻译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专业性。因为在商务活动中，出现最多的就是专业词汇的表达。例如FOB（船上交货价），spotprice（现货价格），WPA（水渍险），FPA（平安险）。翻译的专业性还影响了翻译的礼貌委婉性。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务往来，要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重语言的礼貌委婉性以避免冲突。例如“Iwonderifthisdateissuitableforyou？”这个日期贵方觉得合适吗？这样不仅没有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也强调了客观事实，减少了贸易摩擦。“Wearereallysorrytosay”，也是一种商务礼貌的体现。两种原则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就体现了商务英语翻译译者的专业性，给他人以更加认真负责的印象，从而帮助更好地建立商务合作关系，利于日后合作交流更为顺利的展开。

2.2适用性

商务英语翻译要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与时俱进，才不会在国际上落后。因此，适用性也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之一。适用性要求译者表达忌口语化，但也要平实达意。在适用性原则的基础上，商务英语在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即使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商务英语有着某种限制，但其适应性也得到了拓展。商务英语翻译不局限于经济，也适用于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由于同一词汇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会衍生出不同的意义。随着社会发展，也逐渐产生了许多商务英语新词，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上的新思想，新气象。例如，logistics，原意是“安排、计算”，但是在商务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词义，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即“物流”。还有一些其他重新组合的具有新意的词汇，如smuggledgoods水货，cardslave卡奴。另外，译者还要注意翻译中的增词，减词，通过内容的增补和删减，使翻译更符合表达习惯，如makecorporations’presencefelt，直译为“使公司的出现被别人感觉到”，但是并不符合汉语的逻辑和语序，所以根据其语境译为“崭露头角”。因此，译者需要在适用的原则上，扩大知识面。例如,partofcapital.潜意识里，我们都会把capital译为首都，但是在经济活动中，capital一般被译为资金。因此，译者要学会适当地调整语气或改变用词，这样不仅可以缓和谈判气氛，更能体现出译者认真负责的职业道德。因时而变，因语境而译，这对译者来说尤为重要。

2.3简洁性

商务谈判交易的过程是紧凑的，但是依旧要如期表达出买卖双方的意愿乃至达成交易，这就体现了商务英语翻译的简洁性。交际双方都希望在短时间内高效率的完成商务活动，所以译者必须保证语言的精练简洁。商务语言大多由众多短句组成，其语言特点也是大量引用介词和词组。例如ifpossible，asrequested，comparedwith等一些严谨的语言句式和简练完整的语法。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需要就交易的价格、运输等问题提出请求或者建议，大多使用语气虚拟来委婉的表达。如WewouldbegratefulifyoucouldmakedeliverybeforeSeptember.若贵方能在九月前发货我方将不胜感激，这种表达把对方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更利于对方接受谈判条件。商务英语翻译几乎不使用修辞手法，以此避免笼统抽象的表达，而且多用情态动词和被动语句，例“PartAshallbeunauthorizedtoacceptanyordersortocollectanyaccountsonandafterMay28.”则分别使用了被动语态和情态动词。商务翻译切忌冗长烦琐，所以译者要掌握讲话人的中心思想和观点。

3译者素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重要性

译者素养决定了翻译的质量，对谈判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译者素养不仅仅代表个人能力，也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形态。译者作为中外双方谈判的媒介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元素。高质量的商务英语翻译则可以为企业提高国际知名度，从而拓宽国际市场赢得利润。最后，译者素养还影响着交易的商品和服务能否成功共享。译者是合作双方沟通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其作用不言而喻。

3.1更好地建立商务合作关系，促进贸易谈判

商务英语翻译是贸易谈判的重要手段，所以译者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场交易谈判的质量。而翻译质量则可以为客户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所以译者要努力避免失误，这不仅仅是为客户避免一切因自己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风险和损失。与此同时，译者能力素养的高低在商务活动中可以直接毫无遗漏地体现出来，这也影响着客户对译者翻译质量好坏的评价。所以这是译者展现自己水平及翻译服务质量的最佳机会。同时既为客户赢得了良好的形象，也能展现出译者的高素养，这样才会得到客户的重用。通过译者的高素养，翻译的高质量，以帮助客户更好地建立商务合作关系，从而达成交易，使合作双方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2利于各国家进行科技、文化、商业交流

译者的作用不只是传递交易谈判的信息，也不是贸易交流的傀儡。译者不仅要对整场商务翻译负责，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同样要承担一种责任。译者的翻译会渗透本国一些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信息。因为除了文化交流，沟通情感，翻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播信息。所以译者有责任保证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平等交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语境下，商务英语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文化的媒介。许多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科学知识，大都是通过译者使其在异国土地上得到传播和发扬的。因此，译者需要有涉及较广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充分发挥“文化使者”的作用，当仁不让地承担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责。

3.3提高企业知名度，拓宽国际市场

国际贸易的往来都需要商务英语翻译进行谈判。商务英语近年来的发展和传播模糊了各国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一种国际宣传。译者通过精准的翻译语言诠释产品的内涵，抓住其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进行产品宣传，吸引更多的国外消费者。在提高公司知名度的同时，还会为企业拓宽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因此，企业需要高素养的译者，帮助其掌握世界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方向，从而推动企业“走出去”。

3.4有助于产品和服务的共享

译者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商务英语的翻译而言，任何细微的错误理解都可能导致谈判沟通的失败，影响贸易的结果。所以，译者有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而高素养的译者则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共享，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还可以加强合作双方文化了解的过程，同时使合作双方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产品或服务的深层理念，从而提高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成功率，促进商务贸易的成功。

4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时代，译者是促进各国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引导者，而译者地位也不断走向中心化，同时也不断促进者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译者素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直接影响了译者的素养需求。由此可见，我们更要充分地意识到译者素养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商务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思想文化的交流。译者要克服文化差异的影响，学习更多相关的商务专业知识，掌握翻译的技巧。社会乃至国家需要素养优秀的译者，所以要充分发挥译者素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重要性，以达到商务谈判交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贸易的过程不仅推动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样促进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璐.商务英语翻译对企业国际贸易业务重要性分析[J].品牌,2015(12):230-231.

[2]王容.跨文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翻译技巧[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36(3):116-117.

[3]陈怡,廖丽蓉,晏莉.对外贸易中商务英语的特点和翻译策略[J].中国商贸,2012(4):239-240.

[4]陶阳.论商务英语口译者的必备素质[J].语文学刊,2010(3):101-102.

[5]尤佳.探析商务英语特点及其翻译原则[J].科技信息,2009(35):208+214.

译者范文篇7

关键词：雷州石狗；翻译；宣传；国内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久经岁月的洗礼，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价值。雷州石狗因精湛的雕刻技术，雄厚的文化底蕴，被国人所知晓。雷州石狗是湛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它的保护与宣传也是永不止步的。作为译者，应该在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向国际宣传与传播非遗文化，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

1雷州石狗文化概况

1.1雷州石狗文化

雷州石狗是古代中国民间信仰之一，是雷州人民世代繁衍生息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更是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雷州石狗有“南方兵马俑”之称，是雷州半岛上的一朵文化奇葩，它的造型百态千姿、神采各异、惟妙惟肖，且有漫长的历史、丰富的内涵、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风采，不仅如此，雷州石狗还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创作价值、宗教信仰价值等。追溯其历史，雷州半岛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属古扬州之地，历史上有“扬越之南”“骆越”之称。古代的骆越族即为后来的俚、獠、獞、猺、黎等族的祖先，骆越族有一只以狗为图腾的部落，秦汉时期被称作“槃瓠蛮”，交趾、合浦、儋耳是其聚居之地。他们自称为狗的后人，有崇拜狗的习俗。据资料记载，雷州石狗于2004年4月被批准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之一；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雷州石狗的现状

现存的雷州石狗数量较少，其踪迹需刻意寻找，往日里广泛安置于村路、巷头、门、由城波、田坑、水口、坟地的石狗已踪影难觅，有一些村落里甚至都没有了雷州石狗的踪迹。因为在“”期间，石狗被视为“四旧”而遭劫，许多石狗被砸毁，弃之深山荒野，有的湮没泥沙、河渠，难觅其踪，现在的年轻人对雷州石狗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见，雷州石狗的未来发展前景令人担忧，雷州石狗文化的宣传与传播迫在眉睫。

2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的英译

2.1译介学视野下的非遗外宣

译介学让不同的文化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完成不同文化间的融会贯通，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译介简单地说就是翻译，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译介学主体，也就是译者。比如：在雷州石狗的翻译中，译者要充分地理解雷州石狗在雷州半岛的民俗文化中的信仰力量，然后再从翻译的过程中表现出形式。笔者认为，译者要具备双语的深厚功底，这样的译文会更加传神。其次，译介的内容。不一样的内容，不同的领域与翻译策略，数量与质量都会影响着翻译。非遗文化往往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唯有靠翻译搭起沟通的桥梁，方能让其蕴含的深厚文化被世界人所理解。比如：“雷州石狗”被赋予了“生育之神”“丰收之神”的寓意。笔者采用了替代法，雷州石狗也就是相当于托纳卡特库特利(托纳卡特库特利是阿兹特克神话中掌管生育、创造的神衹。他亦是丰收之神。)。接着，译介的途径。译者完成译介后，应该如何推广？笔者认为，可以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有关的双语视频等方法来推广中国非遗文化。然后，译介的传播对象。非遗的外宣翻译主要是针对国外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思想观念、接受程度，都会影响着外宣翻译的方法和途径，当然作为译者，也要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最后，译介的效果，即传播的效果。是不是受众能轻易接触到非遗文化，不同水平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有没有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这些都是要纳入考虑范围。

2.2非遗外宣英译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对我国的非遗文化也日渐重视起来。但是，我国非遗的翻译工作仍处于初级水平，要想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国门，那么就需要将其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并且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理解习惯和思维模式。然而，非遗文化的翻译工作难度是极高的，因其自身的独特性，经常会在翻译过程中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经过翻译之后的非遗内容便失去了原有的意味。此为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工作中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至今仍未解决。如果失去本真的翻译版本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位以及品质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1]。

2.3外宣英译存在的问题

外宣英译的传播效果不佳，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文化难产生共鸣。雷州石狗，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他族文化中难以产生共鸣，如何在源语中进行译介，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是译介传播的一个难点。比如：雷州石狗中的“麒麟”，笔者采用了替代法，翻译成“unicorn”，易于受众理解。二是本土文化干扰。译者在翻译时，在本族的习惯文化不自觉地强加到所学的语言中，而产生理解偏差。也就是译者没有发挥主体性，在译介传播时受到本土文化用法和思维习惯的干扰。译者应该采用目标语乐于接受的方式译介传播。

2.4外宣传播的渠道

一是依托媒介技术[2]。非遗文化在传统传播方式下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微薄，不足以支撑开销，这也使许多非遗文化的传承在年轻人手中的较少，传承面临断流的危险。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数据传播快，依托媒介技术，能更快速，范围更广地传播非遗文化。二是利用手机App[2]。利用多媒体社交平台，如YouTube、FACEBOOK等受众使用的手机App，也可以成为以非遗为内容的延伸性传播平台。三是在课程教学和文化活动传播。比如在海外一些中文学校，增设非遗文化的课程，举行非遗文化活动，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

3译者的语言服务意识

译者是连接两地文化的桥梁，而语言服务意识则是指译者对自己的语言服务的对象有明确的认识。也就是,作为译者要对传播受众、服务方式等有清晰的认识。译者，即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要明确传播对象，在选择用词上，要尽可能地符合目的语国家的阅读习惯，也就是要有语言服务意识，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就要求译者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发挥译者主体性。袁莉(2002)主张译者是“唯一的主体要素”，陈大亮(2004)“认为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3]。笔者认为，译者就是要在充分了解源语后，基于目的语受众的阅读习惯下，在翻译活动中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二是译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与译语所展现出来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的最佳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4]。三是译者要以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进行翻译活动[4]。也就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发挥中心主导作用和主体作用，合理地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以及其他维度间适应性转换[4]。译者，在“原文－译者－译文”的关系中是起着中心枢纽的作用。因此译者的语言服务意识非常重要。

4译者语言服务意识和翻译伦理的关系

根据黄友义先生在“三贴近原则”的基础上总结出外宣翻译需要遵从的两条原则:“第一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第二是熟知外国语言习惯，防止落入文字陷阱。”文化差异与语言习惯的确成为英汉互译之间的障碍，但是如果译者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以及要实现的目标，那么想必这已不是问题所在。首先，有效衔接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技巧。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要明确它对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是否起到一定作用，并且译者是否已把握其中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意义，重要的是能否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等。其次，译者应该明确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汉语重意合，偏重逻辑性；英语重形合，多使用连接词，因此译者在翻译外宣资料时应考虑到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和衔接手段上的差异，可以适当增加或删减主语和连词，从而实现语言从意合到形合的转换。最后，译者应做到在不曲解原文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若译者在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涉及四字成语的典故时，可在充分了解汉语意思的前提下，用相关注解以英语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九耳呈祥”thedogwithnineearspresentauspicious，在雷州话中，“九”与“狗”同音，“九耳呈祥”也可以理解为“狗耳呈祥”,这样解释既可以令外国受众了解中国非遗的文化底蕴也能展示石狗文化的意义。再者，如“初一、十五”，指的是中国的佛教中的十斋日，即“thefirstdayandthefifteenthdayofeachmonthinthelunarcalendar”,whichalsoknowastheBuddhism’sfeastoftendays.

5结束语

从译者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忠于原文不曲解其义，另一方面也要摆脱绝对忠实等翻译传统观念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以实现翻译初衷为宗旨。通过上述的阐述，采用增译、直译、音译等变通策略展示出译者语言服务意识，从而凝练出最具表达性的信息，唯有如此，译者语言服务意识与雷州石狗文化的非遗外宣才能译出特色，再者借助地方文化的有效传播，进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刘立勇.译介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J].教育现代化,2020,7(15):176-178.

[2]高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手机APP传播研究[D].西安:西安工程大学,2019.

[3]陆道恩.译者主体性视觉下民族非遗文化“走出去”英译研究——以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为例[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3):68-71,83.

[4]吴慧娟.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材料英译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4.

[5]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对外大传播,2004(9):4-6.

[6]宋婷.非遗文化译介传播新探索——以池州傩为例[J].景德镇学院学报,2017,32(2):13-18.

译者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翻译；译者；平等；主体性

一、戴着镣铐的译者

综观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著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著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著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著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译者与读者间之间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考虑是否按照标准运用语言、忠实原著外，还要考虑他的接受群体，并依据读者的需要决定自己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比如倾向于“归化”的译者考虑的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译人语的习惯，因此会帮助读者理解；而倾向于“异化”的译者是因为相信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总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译者所关心的焦点所在。

这样，著者就成为译者极尽所能“尽忠”的对象，读者在译者眼里又是尽力想要讨好的对象。“戴着镣铐跳舞”是多年来翻译界对译者地位的一种认同，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对译者的一种赞美。而实际上，译者这种“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是导致翻译舍本逐末、单纯追求外部标准、忽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翻译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事实上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对话；它不是一种“主体一客体”的行为，而是“主体一主体”的行为。总之，翻译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联结两个主体的重要媒介，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启示

1．交往理性的提出

人类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这种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把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近代的科学实证的理性至上观点更是把主体的人与生活世界分离开来，人被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世界则是这个思维主体的认识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这种理性传统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泛滥已久，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的关系也降格为主客体关系。当理性深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那时的理性不再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专制。许多哲人意识到理性带来的暴力，于是当代西方思潮一度矫枉过正地攻击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认为是抗拒工具理性异化的手段。

哈贝马斯针对理性泛滥、非理性矫枉过正的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不应受工具理性的控制，应按照交往理性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崇尚工具理性无可非议，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主体，致力于征服作为客体的物与自然。然而人与人的主体之间却不应该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应该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也就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不是条分缕析的认知，不应该被机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应因为拘泥于外在规则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无法达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种交往行为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传统，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机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成为人类交往能够达成的基础，而不是成为障碍。

2．交往理性与翻译

翻译研究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一直以来以制定机械的翻译标准为主要目标，译者则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成为“译匠”。“这一观念(技术理性)波及到人文社科领域之后，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便制定出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原则、方法和技巧，并将它们奉为金科玉律，尊为亘古不变的定理和公式，从而使译者在翻译时的手脚受到了钳制，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得以自由发挥。”事实上，翻译是一种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它的终极目的是促成一种独特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人之间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层面可以根据交往性活动的观念来进行划分，与其他种类的活动相比，交往性活动是为了达到意见的一致。”这也就是说，交往性活动是为了不同背景、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交流，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语言的障碍，这种特殊的交往需要有人来承担桥梁的作用。译者的作用就是进行语言转换，由此达成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的交往。

哈贝马斯在谈到语言的转换时说：“语言所发挥的是一种转换功能：由于诸如感觉、需求以及情感等心理过程被转移到了语言的主体间性结构中，因此，内在事件和内在经历就转变成了意向内涵，而认知则转变成了陈述，需求和感觉则转变成了规范期待。”译者在翻译中就是发挥语言的这种转换功能，这种语言的转换必然包含译者的情感、个性等主体内容，因此不可能完全以外在技巧的标准要求和评价译者。译者一方面应当遵循翻译的基本规范，方面不能忽视自己的交往主体的作用。“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把言语视为言语行为，这个行为施行时，包括两个部分，即施行部分和陈述部分。译文只是陈述部分，其施行部分则是译者的文化立场、目的性、审美倾向、个人偏好、译文读者对象的选择定位等等。”翻译的标准问题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把翻译视为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忽视了施行部分即译者的主体性。

因此，译者作为交往过程的重要参与人，应当取得与著者和读者一样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强调，在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对话参与者的利益均在考虑之列，双方除了平等地探讨真理之外，一切其他的思想动机都将受到排除。翻译从本质上说应该还原为这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打破著者一译者、读者一译者之间的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作为交往中特殊的参与者，享受与著者和译者平等的地位，他的行为可以接受辩论与商榷，但却不应受到任何外在规则的压迫。因此衡量译者的标准不应凭借以各种技巧为准绳的外在规则，而在于译者的语言能否传达著者的意见，同时又被译入语的读者理解，从而达成主体间的平等对话，达成理解与“沟通”。“‘沟通’词的基本涵义在于：(至少)两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共同理解了一个语言表达。”

译者进行翻译的终极目的是使外语读者与原语著者之间达成沟通，也就是说，能否达成意见的沟通是译者的根本任务，而非一味强求译者运用统一的策略、规范的方法。译者不可能只从语言规范上再现原著，译者在传达原著思想的同时必然带有其主体情感。读者也不可能只从语言技巧方面接受译者，读者所领会和接受的必然是带有独特的主体特点的译者。这种差异永远是翻译的必然存在，与其尽一切努力压制这种差异，不如以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差异，使翻译多元化，允许不同译本的存在，使读者从更宽泛的角度得以与著者对话。

(1)译者与著者的关系。译者是交往行为主体之一，必须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译者应该还原自己主体的身份，也就是说，对译者的评判决不能停留在“技”的角度，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性、气质、思想情感等主观因素应当受到尊重。然而，肯定译者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以排斥著者为前提的。哈贝马斯主张的交往基础是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各个主体应该以平等和谐的方式进行对话，单纯地强调某个独立的主体都不利于交往活动的实现。“哈贝马斯则强调这种个体主体的社会性一面，并把社会理解作为个体理解的参照与检验，反对把交往主体视作与世隔绝，天马行空，不受任何限制与制约的主体。”译者既不应被看成机械的外在标准的实践者，也不拥有随意而为的绝对自由，而应当成为主动承担桥梁作用的沟通者，那么评判译者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应是外在的、僵化的语言技巧，而应考察译者是否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达成了有效的交往。

因此，著者和译者之间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译者应把自己放在与原著平等的对话者的位置，与原著进行平等对话。以这样的立场去翻译，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原著，它的译文也能真正地达成不同文化间理解的桥梁。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的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理解的含义。达成理解的最根本的基础是两个主体，即著者与译者，以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同一个语言学表达。也就是说，著者与译者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应该是平等的，绝不是“主体一客体”的关系，而是两个主体为实现交往进行的平等对话。这样，翻译就从形而上的抽象标准中走了出来，也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走了出来，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机械的暴力，走向了合作与交往，使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和谐地展开交流。

译者与读者的关系。译者不但不应成为著者的仆人，也不应成为读者的仆人。在许多翻译评论中，读者的意见成为评判译者的主要标准，而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能力，并依照读者的要求去进行所谓翻译策略的选择。比如对于《包法利夫人》中“Ellemort”是直接译为“她死了”，还是译为“魂归离恨天”更好。有人强调译为“她死了”会使读者简单直接地理解原著，而“魂归离恨天”会使读者误以为是在读中国的传统作品，从而毁掉原著的“洋味”。有人则认为“魂归离恨天”意境优美，能促进读者的审美趣味，直接译为“她死了”则会令读者味同嚼蜡。这种因读者的兴趣和接受口味而争论不休的翻译评论，最终会抹杀译者的主体性，抹杀译者的个性思维及情感取向，从而使译者成为完全以读者的口味为转移的“奴隶”。

其实，真正的翻译家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情感、个性融进翻译中，使翻译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只要这种个人色彩把握有度，不但不会破坏翻译的效果，反而使译文更生动。大翻译家傅雷n们曾这样说道：“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也就是说，翻译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而首先是个人的气质禀性的反映与呈现。因此，译者虽然承担着必须恪守规范的语言转换的任务，但是由于这种转换不是单纯的机械行为，因而有着很强的主体性。“Herm~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翻译中合理适度的“自由”就是要译者保持自我，不能成为被读者的价值取向左右的机器。

三、有效交往的达成

译者既不能在著者面前隐去自我，也不能面对读者埋藏个性。译者应该站在与著者和译者平等的位置上，为达成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背景之间的人们交往服务。在达成交往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一个言说者，他的目的不应集中于应该运用“归化”的技巧还是“异化”的策略，不应单纯考虑“形似”还是“神似”的翻译方法更适当，而应把目标放在如何达成理解上。也就是说，译者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以使对话有效。“当主体间达到了‘同意’或‘认可’时，交往就是‘有效’的，同时也就表明，包含在话语中的“有效性要求”得到了Einlosen(兑现或验证)。”译者的核心任务是把外来文化中的作品译为本国文字，使文化背景不同的主体间达到“同意”或“认可”。关于如何达成有效的交往，哈贝马斯提到了一些要求：“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

具体到翻译领域，这应该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正确、真实、真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关注的是真实反映原著的思想及文化内涵，应该使用正确的，可以进行交往、达成理解的语言，并且回归主体意识，关怀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为各种与自身感受相悖的外在规则所困扰，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及意见，承担起沟通的重要责任。译者首先要“同意”或“认可”原作者的文本，再用适当的语言转换这个文本，使译入语的读者“同意”或者“认可”。作为翻译的主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承担者，译者对原作的“同意”与“认可”必然受到其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在当译者“认可”了某一文本并开始进行语言转换时，他选择的翻译策略，即使读者理解他的手段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重“形似”还是重“神似”很大程度上是译者个性与价值取向的体现，而非由机械的外部标准所决定。

由此可见，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的一个成员，其审美取向、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等必然会深深打上独特的烙印，并影响到他的翻译行为。译者的主体性必然地活跃于翻译的全过程，从译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选择直到翻译技巧与策略选择都包含着译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任何主体都不是孤立的，而翻译则是译者这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载体和源语文化的能动的沟通与融合。当译者摆脱了“奴仆”地位和“翻译机器”的尴尬时，就会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地介入交往行为。译者主观性的提升会使译本带有强烈的再创造特点，这也正说明了翻译界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的译本，让不同的译者对原著进行阐释，从不同的侧重面达到交往目的，而不是用外在的规则要求译者整齐划一。这就要求我们对待翻译更为宽容，对待译者更为宽容，允许译者的不同诠释，允许多种译本的存在，使交往在开放的、平等的语境中更加有效，更加合理。

译者范文篇9

［关键词］国贸实务；商务英语；翻译；认知；语言

一、引言

随着国际商务的纵深发展，国贸实务与商务英语课程集综合性与实践性于一身，对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活动主要是译者在理解源语的基础上用目标语客观正确地表达的过程。可以说，找出源语所指是翻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商务英语的特点要求译者增强表达的精确度，避免错译、误译、漏译。有些译者不能准确把握源语所指，随意翻译，引起译文读者的不解和疑惑。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涉及贸易、经济等学科，还包含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因此，该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具体来说，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商务语言的认知表征和信息加工过程，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将商务语言置于认知框架中，揭示商务语境下商务语言构建的心理机制与语言加工过程。成功的商务英语翻译体现了译者的综合素质，其中包含译者对目标语的判断和选择，以及译者对英汉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差异的熟悉程度。

二、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

商务英语是在商务场景中所使用的英语，因其词汇丰富、专业术语多等特点而有别于普通英语。从事商务英语翻译的人员首先应具备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还要了解商务英语词汇、句法方面的特点。其词汇特点主要是专业术语多。商务英语词汇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包含国贸、金融等多个领域。一般来说，商务英语词汇的所指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三、商务英语翻译的认知过程

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解释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为一个完善的语言学流派，它认为人类语言的各种实际应用，都能通过认知科学进行解释。认知科学涉及了很多方面，例如：语言学、心理学、语言习得、语言教学、跨文化研究等等。王寅（2007）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商务英语翻译过程在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译者应该在理解源语与认识事物本质与规律的基础上翻译。在商贸活动中，商务英语的专业特性决定了译者根据商务英语的特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专门用语，传达源文作者的文体、含义等。译者根据商务英语的认知环境，确定目标语读者的认知需求。不同译者的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对同一个语言概念的感知也有所不同。在翻译商务文本的时候，译者扎实的商务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有利于在表达阶段正确地用译入语表达源文本。商务英语复杂的知识结构以及商务文本流通的环境要求译者灵活选择合理的翻译方法，传达源文本的主题和风格。译者在修改阶段，根据社会的需求，尽力避免或减少错误，用规范的语言表达。商务英语翻译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译者对原文认知偏差，以及不符合商务认知习惯的表达。认知语言学强调由于译者不同的体验性，加强译者语言文化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译者如果存在“认知不足”和“认知过度”（陈吉荣，2011），就需要后期回译、重译和复译。回译就是将一个中文文本先译成英文文本，再从英文文本译回中文文本。结果证实，源文本和回译后的中文文本发生较大的差异。原因是翻译过程中认知机制发生的变化进一步扩大了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在翻译活动中，原作者、译者、读者、译本、文体特征和受境等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之中的。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在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中，译者作为翻译工作的主体，在翻译中既要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性，还不可忽视目标读者的理解方式和接受能力。译文读者是通过译文去了解源文的，译者在翻译活动结束后实际上并没有结束义务和责任。译文的质量直接影响了读者的认知。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表达需要考虑到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水平等，并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源文的词汇、句型、语篇进行解构与重构，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译者首先要认同目标语的主流文化。在解构源文及重构译文的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英汉语言文化进行协调。在商务英语文本中，比如在企业介绍、产品介绍、外宣资料、商务信函等的翻译中，译者要灵活发挥主体创造性，对源文进行重构，认识到译文与原文间可以存在合理的模糊性，既忠实于原文文本，又能够使商务英语译本适应译文读者与目标语文化。

四、译者翻译能力及认知观的培养

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包含译者的思维活动、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进行多重双向的认知互动。译者透彻理解源语文本之后，尽力用贴切的目标语表达出来，并在译文中勾勒出源文作者欲描写的现实和认知世界。无论商务活动中的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活动和特殊形式的交际过程，都能体现译者的综合性思维能力。译者的双语能力、文化百科知识、翻译能力、工具查询能力、寻求专家意见能力、决策能力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译本的可接受性。所以说，翻译是译者构建文本时的一个动态的思维过程。认知语言学指导下的翻译观强调世界体验和认知对翻译活动的制约。源文作者、源文、译文读者、译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认知的直接对象就是源文，译者通过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去理解和反映源文，最后将重现的译本呈现在译文读者面前。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强调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商务英语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对商务英语翻译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对翻译人才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人才的培养就是翻译能力的培养。因此，提高译者的认知能力有助于提升翻译水平和翻译效能。译者在培养翻译和认知能力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区分口笔译能力的不同、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在能力要求上的不同。译者借助翻译工具和软件获取较为全面的数据。目前，国外所流行的眼部追踪仪等技术条件要求过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访谈、翻译和录像软件等方法研究并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获取翻译过程中的客观数据对于商务英语翻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五、结语

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均得益于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认知科学与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考察以认知为核心的翻译学仍将是今后商务英语翻译的热点。由于商务英语翻译的跨学科性质，深入研究与探讨商务语篇中的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等现象，探索商务活动中普遍的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是译者今后深入研究的必然道路。译者主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英汉语言，结合我国商务英语语言与翻译实践，推动我国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2］陈吉荣．论认知语言学对译者认知不足与认知过度的解释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2）．

［3］师琳．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学，2011（6）．

［4］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文出版社，2007．

译者范文篇10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翻译学；译者行为

一研究背景

社会翻译学，又称翻译社会学，是指借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翻译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一门学科，是翻译学的子学科。社会翻译学的概念最早是由詹姆斯•霍姆斯（JamesHolmes）提出来的，并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TheoryofSocialPractice）、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和迈克尔•卡龙（MichelCallon）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以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TheoryofSocialSystems）等社会学理论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三个分支，即“行动者社会学”（sociologyofagents）、“翻译过程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process）和“文化产品社会学”（sociologyoftheculturalproduct）。国内外译界学者对社会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仅借鉴一个社会学理论（如社会实践理论）对翻译进行研究，从而导致译者行为研究的片面性。如采用“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在分析译者行为时，可能将不属于译者的行为结果作为评价译者的参数，从而导致研究出现偏差。也有学者尝试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来研究翻译现象，如200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伊莲娜•布泽林（HélèneBuzelin）就已经提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翻译研究中的“意外盟友”（unexpectedallies），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弥补社会实践理论的不足，并阐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合理性。其后，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证实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全面与客观的视角。但在结合这两个理论进行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或仅提出拉图尔和布迪厄结合的合理性，或仅借用两者的关键概念如“场域”“网络”“惯习”等来分析翻译现象，而鲜少有人深入剖析两者异同，也未见有人建构相关理论框架。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关注中观层面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寻求两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契合点，以拓展社会翻译学视角，同时构建这一新视角下的译者翻译行为研究框架，以期为更科学系统地研究译者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社会翻

译学之局限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颇受译学界欢迎，其“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经常被用以阐释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本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抛弃了近年来占据理论讨论中心舞台的另外两个二元对立，一个是结构与能动作用（structureandagency）的对立，另一个则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1]3。布迪厄将结构内化到个体之中，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彼此关联并相互强化。其核心概念“惯习”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体现，其理论将对客观结构的分析扩展到了对主观性情的分析[1]13-14。在具体的翻译研究中，场域用以解释惯习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本用以分析译者在场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惯习用以解释译者行为的主客观合理性。译者拥有资本的多少决定译者在场域中地位的高低，进而决定其在翻译活动中自身惯习发挥作用的程度大小，在场域中形成的译者的惯习则主导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布迪厄使用场域概念来界定塑造行为的各种因素，因此，对于研究影响行动者决策与行为的社会历史因素，场域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价值。以往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多元系统理论很少考虑翻译活动的个体因素，其呈现一种“去个体化”（depersonalized）的特征[2]。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则可以克服这一“去个体化”的缺陷，如通过分析翻译场域中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将翻译中的行动者这一在多元系统理论中缺乏的元素纳入分析中来[3]203；通过考察译者的人生轨迹与译者个体的心智结构，即译者惯习[4-5]，突破多元系统理论重语境而轻认知的局限。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克服了以往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更关注译者在社会以及在翻译这一行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很少涉及实际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参与者[3]214，以致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决定论”（deterministic）倾向，译者“永远被困在社会建构的自我当中”[5]261。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场域”概念界限模糊，令人难以把握和界定，给具体问题的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布迪厄并未给各种场域划定清晰的边界，他声称“文学或艺术场的主要争夺焦点之一就是对场域的边界的界定”[6]174。因此，学者们在借用这一概念时通常不知道如何划定每个场域的界限。比如说教育场域，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公司的培训、社区的公众教育、媒体节目上的知识学习等，这些能否归为教育场域之中？翻译活动是在文学场域还是在翻译场域内进行？翻译场域是否存在？如果翻译场域真的存在，它真的能够包含翻译活动中所参与行动者的关系空间吗？这些问题，在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社会翻译学中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其二，“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过于强调集体性对行为结果的决定性。正如他自己承认的，结构永久化的倾向已经被植入其社会化行为模式中，习性倾向于再生产那些与生产习性条件相一致的行为[6]95；社会行动者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1]222。由此可见，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结构决定行动者惯习，惯习又决定实践的行为方式，这就最终又落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决定论”的俗套。于翻译而言，也就是又回到了翻译规范决定译者行为的原点，这样，译者个人的心智结果所作出的选择就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三，“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有效阐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这一分析框架不能包含实际翻译过程中每位行动者具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如译者是否与他人合译，最后的译作是否由编辑修改定稿等，这些过程无法用“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来解释。上述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局限，主要源于其对中观层面的忽视。译作生产场不仅包含宏观层面的翻译行业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更包含中观层面的翻译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而其场域无法涵盖后者，才导致翻译场域无法被清晰界定。“惯习”概念被认为具有决定性，也恰恰因为其关注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心智结构，却未关注实际场景这一中观层面上惯习是如何对行为发生作用的。正是由于对翻译过程这一中观层面的忽视，“场域-资本-惯习”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

三布迪厄与拉图尔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视角，其同时关注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可以为社会翻译学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及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关注个体的人生轨迹及其社会地位，认为个体的惯习是个体内化社会结构的结果，能预测个体的潜在行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拉图尔所提出，但其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学界也常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称行动者网络理论）则更倾向于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认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行动者与参与同一个活动中的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注重产品生产的过程。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惯习”这一概念可用以预测行动者的具体行为，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认为行动者的心理构造、行为目的都是无法预测的[7]，只能在实际行动中去考察。布迪厄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心智结构，而拉图尔更关注这些结构在中观层面的具体行动中是如何对行为起作用的。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译者行为背后的因素，即译者的惯习以及这种惯习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可通过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清晰呈现译者在其中的能动性，从而将译者并未参与的行为结果排除在评价译者能力与素养的证据之外，保证了译者评价的公允性。此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通过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性的程度大小，来探究社会、文化、历史、译者心理以及其他参与到翻译过程中的行动者对译者行为以及译作的具体影响程度。因此，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能同时关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一）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学界虽然对翻译场域和翻译网络进行了界定，却过于抽象与模糊。翻译场域是指各个国家的译者形成的关系空间，包括不同领域的译者群体（如文学译者、字幕译者、口译者等）、翻译社区以及翻译派别，是每个译者带着惯习与各种资本在权力争斗中逐渐形成的[8-9]；翻译网络是指译作生产过程中行动者的关系空间[10-11]。如何准确理解“翻译场域”与“翻译网络”这两个概念，并在翻译研究中恰当运用，这是目前社会翻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场域”与“网络”两个概念界限模糊，笔者将在阐述“场域”与“网络”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之后，再对“翻译场域”与“翻译网络”这两个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与再界定。1.“场域”与“网络”“场域”与“网络”这两个概念既有重叠之处，又相互补充。场域是行动者为了某种利益而角逐的场所，强调竞争关系；网络则是共同完成一个任务的行动者的关系总和，强调合作关系。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如下：（1）场域与网络都指涉一个特定的虚拟空间，但两者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维度的关系空间。场域是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个人或机构之间竞争的空间，如各位作者或出版机构在文学场域中生成文学作品，各个大学在大学场域中培养大学生或出版学术作品。文学场域还可以划分为小说或戏剧等子场域[1]142，即创作小说或戏剧的作者或出版社之间构成的客观关系空间；知识分子场域用以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空间；艺术场域是指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空间；哲学场域是指哲学家之间的关系空间[1]145。由此类推，翻译场域当然应该指译者（包括翻译机构）之间的关系空间，而非译者与作者、编辑等之间的关系空间。网络的构建包括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引起兴趣（interestement）、招募成员或成员注册（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等四个步骤，其指涉为完成同一个任务将不同能力的人和物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关系空间，如一次物理实验所涉及的实验员、实验器具、记录员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由此类推，翻译网络则是指为完成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原文、作者、译者、编辑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翻译网络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微观的翻译网络是指完成一次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行动者的关系空间，如一部作品翻译所涉及的译者、编辑、赞助人等组成的关系空间；宏观的翻译网络是指完成翻译这项活动所涉及的行动者的关系空间，如一个翻译机构的编辑、译者等组成的关系空间。用拉图尔的话说，网络就是“行动的空间”，即一次或一种行动所涉及的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空间。网络既包含在场域之中，是场域中的一次行动始末所涉及的行动者关系的总和，相当于场域中个人或机构工作的关系场所，又延伸到场域之外与其他场域产生互动。（2）场域与网络都关注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但两者关注的是不同维度下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场域关注的是行动者在整个领域中（如文学、经济等领域）而非某一次具体行动中的角色与地位，网络则注重行动者在某一次具体行动中的角色与地位。以下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角色与地位为例，来说明行动者在场域与网络中的角色与地位差异。在翻译场域中，杨宪益、戴乃迭是资深翻译家，在翻译这一行业享有盛誉，拥有较高的象征资本；在翻译网络中，他们的角色与地位则依靠实际行动者的数量以及占主导行动者的性质而定，如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就是杨宪益为主，而戴乃迭负责润色。对场域中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进行分析，有助于推测行动者的行为倾向；对网络中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进行分析，则可以确定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做过什么，没有做什么，能更客观地分析其行为及结果。场域分析的行动者的地位与作用虽能合理解释译者行为，但在无法确定哪些是译者行为的情况下，其解释有些缺乏依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哪些阶段没有发挥能动性，哪些阶段发挥了能动性以及发挥了多大的能动性，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对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进行分析。例如，译学界大都认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的书名AllMenareBrothers是译者本人所为，但有证据显示，这一英文书名的敲定是出版社所为[12]。若赛珍珠《水浒传》英译书名是出版社所为这一事实确认无误，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一书名来评价赛珍珠的翻译行为。（3）场域与网络都注重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但场域关注竞争关系，而网络更注重合作关系。场域中的行动者带着各自的资本与其他行动者竞争以获得更高的地位，而网络中的行动者会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而共同合作，可能在行动过程中也会意见相左，但最后会协调解决，向共同的目标迈进。2.“翻译场域”与“翻译网络”“场域”与“网络”这两个概念指代翻译这一领域的两种关系空间，它们的相互补充解决了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布迪厄场域概念下的翻译场域是否存在的问题。对此，译界大部分学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即认为不存在或很难界定翻译场域。其理由是：翻译活动跨越不同的场域[13]；翻译场域内嵌在或者从属于文学场域中[8]10；翻译活动具有多变性，行动者以及行动者所追求的利益都可能随着翻译活动的变更而发生变化[14]111；翻译这一职业并未完全规范化，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不管其翻译水平高低，都可以称自己为译者，而且大部分人只把翻译当成自己的第二职业[14]112。翻译活动既跨越不同场域，又具有多变性，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在每次翻译活动过程当中。这实际上也是“场域”理论无法分析的问题，因为“场域”只关注宏观的某一行业的个体或机构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问题可以用拉图尔的“网络”概念进行合理的解释。“网络”的存在就是为了分析每个参与到具体活动中的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沃尔夫等人所述的翻译场域其实可以翻译网络代之。网络中的行动者更多的是一种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关联。仅仅关注翻译的每个具体活动却无法确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行业中的地位，这显然不能全面分析译者的翻译惯习。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布迪厄的“场域”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场域确实还是存在的，只是无法包含具体翻译活动中的行动者的关系。综上，翻译场域是指译者（此处的译者并非仅指译者个人，还包括出版社、人等与译者组成的团体）之间的关系空间。它主要是指同一类产品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于分析某次具体的翻译活动，却能在宏观上分析译者在整个翻译这一行业中的角色与地位。翻译场域中的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如译者与译者之间在译作的质量与传播效果上进行竞争，译作质量高、传播效果佳的译者可以获得更好的象征资本。翻译网络是指具体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译者、编辑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它不能在宏观上预测译者在整个翻译行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却能确定译者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为完成同一部译作而相互合作与妥协。翻译场域呈现整个翻译行业的规律，翻译网络则展现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实际情况。翻译场域的存在是为了分析译者行为的倾向性及其成因，翻译网络的存在则是为了分析译者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成因。翻译网络的出现验证了翻译场域存在的可能。（二）“译者的能动性”弥补“译者的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与布迪厄相似，拉图尔也强调行动者，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概念范围大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行动者”概念，其包括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拉图尔强调“跟随行动者”，记录其在每个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实地描述翻译过程中各个行动者（译者、翻译机构、委托人等）的地位与角色，更清晰地界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其使得通过出版的译作评价译者的能力与态度更具公平性。如葛浩文《天堂蒜薹之歌》英译中增加结尾的情况，如果研究者不去追踪这一具体翻译过程，显然会认为葛浩文不顾原作，随意添加结尾，不忠实于原作；但实际上，译文中这一结尾的添加却是三个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结果，而且译者葛浩文并非起主导作用的行动者。葛浩文在一次采访中揭示了这一结尾添加的前因后果：出版社不喜欢《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于是葛浩文联系作者莫言说明此意，莫言应出版社要求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结尾，葛浩文负责将这个新的结尾翻译出来[15]。除此之外，翻译活动中的译材选择行为也有可能并非译者所为。这些不确定性都需要通过对翻译过程进行追踪，确定译者的能动性之后才能得知，追踪的结果决定了能否通过翻译选材、最终出版的译作等评价译者的行为。由此可见，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翻译研究中借鉴“惯习”概念所致的“决定论”缺陷。（三）趋向“行动者-翻译过程”研究模式。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各有千秋，相互补充，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翻译，确如布泽林所述，能够克服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的局限。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结合，能够使翻译研究迈向面向行动者与过程的研究模式[3]195。译者的惯习为其在翻译活动中的各种行为提供合理的依据，这些依据包括译者的个体意识、内化于译者自身的社会性、译者翻译活动发生之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译者在翻译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译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则为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程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探究影响各种因素对译者翻译惯习的具体影响提供了事实依据。如果说布迪厄的“惯习”这一概念涉及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与社会性，那么拉图尔的“网络”与“行动者”这两个概念则考虑到了具体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对译者行为的作用程度，两者的结合能更具体、更全面、更系统地阐释译者行为。布迪厄的“行动者”（agent）只包含人类，而拉图尔将“行动者”（actant）扩大到了人类和非人类，认为在行动中“起作用”的人和物都具有能动性[16]。通过借用包含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拉图尔的“行动者”概念，可以将译者、作者、读者、赞助人等人类因素与翻译规范、意识形态等非人类因素都包含在分析当中。因此，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就可以指对最终译作“起作用”的所有人和物。由于“惯习”这一概念的加入，“行动者”概念又不同于拉图尔所述的“行动者”概念，本研究中的“行动者”是指独立于每个行动者之外的人和物，还包含每个行动者本身的个人惯习，即这些行动者的社会化的主观性。为方便分析，可以将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行动者作一个细微的区分：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诗学、主流翻译规范等称为宏观行动者；将直接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的行动者称为中观行动者，如中文编辑、译者、定稿人等；将译者这一中观行动者本身所具有的个人惯习（包括身体化资本）称为微观行动者。宏观行动者通过中观行动者间接影响译者的行为，微观行动者直接影响译者的行为，中观行动者则进一步加强宏观行动者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况下，除译者之外的中观行动者不通过译者对最终译作产生直接作用。

四译者翻译行为研究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