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范文10篇

阴影范文篇1

一、和差法

例1如图1所示,在Rt△ABC中,AC=8,BC=6,∠C=90°,分别以AB、BC、AC为直径作三个半圆,那么阴影部分的面积为(平方单位).

解析:由题意得:在Rt△ABC中,AC2+BC2=AB2,S△ABC=12AC×BC=12×6×8=24,故S阴影=S半圆AC+S半圆BC-S半圆AB+S△ABC=π(AC2)2+π(BC2)2-π(AB2)+24=24.

二、类比法

例2如图2,已知A、B、C、D、E是反比例函数y=16x(x>0)图象上5个整数点(横、纵坐标均为整数),分别从这些点向横轴或纵轴作垂线段,由垂线段所在的正方形边长为半径作四分之一圆周的两条弧,组成如图所示的5个橄榄形(阴影部分),则这5个橄榄形的面积总和是(用含π的代数式表示).

解析:由题意,首先根据能够整除16的正整数,求出图象上的五个整数点分别为(1,16)、(2,8)、(4,4)、(8,2)、(16,1),其次利用扇形面积公式求弓形面积,即每一个橄榄形面积的一半.当点P位于点(4,4)时,S橄榄形=2×(90π×42360-S等腰三角形)=8π-16,其余四个计算方法同上.它们的面积从左到右分别为12π-1,2π-4,12π-1.所以橄榄形面积总和为13π-26.

三、割补法

例3如图3,在Rt△ABC中,∠BAC=90°,AB=AC=2,若以AB为直径的圆交BC于点D,则图中阴影部分面积是.

解析:连接AD,由题意得AD⊥BC,又在Rt△ABC中,∠BAC=90°,AB=AC=2,所以AD=BD=CD=2,从而有S弓形BD=S弓形AD,即把弓形BD割下后恰好补到弓形AD的位置,从而阴影部分的面积补成△ACD的面积.

故有S阴影=S△ACD=12×AD×CD=12×2×2=1.

四、代数法

例4如图4,长方形ABCD中放置9个形状、大小都相同的小长方形,求其阴影部分面积.

解析:此题阴影部分面积直接求解难度较大.若根据图形的特征,能求出小长方形的面积,则阴影部分的面积易求.

设长方形的长为x,宽为y.根据题意得解得

7+3y=x+2y,x+4y=22.解得x=10,y=3.

S阴影=(7+9)×22-9×10×3=82.

五、平移变换法

例5如图5,⊙P内含于⊙O,⊙O的弦AB切⊙P于点C,且AB∥OP.若阴影部分的面积为,则弦AB的长为().

A.3B.4C.6D.9

解析:仔细观察图形的特征,就会发现若把⊙P向右平移使点P与点O重合,两圆成为同心圆,如图6,则阴影部分面积没有变.连接OA、OC,则有OC⊥AB,由垂径定理得AC=BC.

∴S阴影=S大圆-S小圆=π(OA2-OC2)=πAC2=9π.

阴影范文篇2

一、媒介是什么：鲍德里亚的发现

鲍德里亚是法国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最贴近后现代精神的媒介理论，阐释了媒介的特征与功能。

媒介的特征包括：①拟象。或称“类象”，主要用以描述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提供给大众的“形象文化”，如无所不在的电视影像对大众文化的环绕和包围。拟象游移和疏离于原本，实际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象世界”[1]。②内爆。指拟象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真实中陷落，而且拟象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被消蚀了，“拟象”已内化为观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这种拟象所环绕包围的世界内，“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2]。③超真实。超真实是作为真实死亡之后的替代物出场的。超真实作为生产的替代形态，已经完全脱离了真实，是一种再现的生产模型。

媒介的功能包括：①媒介在传递中消解意义。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不是意义的传递者，而是引发内爆的场所。今天的城市已经不再像19世纪的城市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符号、传媒、拟象生产的场所。媒介这台主要的模拟机器，大量产生出形象、符号、代码，构造了一个自主操控社会日常生活的超真实王国，并最终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消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根据麦克卢汉的表达，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3]②媒介在传递中制造意义。媒介在讯息的传递过程中不仅消解意义，而且制造意义。以前，人们总相信媒介是现实的再现和反映。而现在，媒介正在构造超真实——一个让真实从属于拟象的社会。它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非真实的事件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外在社会不断收缩，但同时却使人的思想空前膨胀。这种超级膨胀的直接后果是，思想在媒介的推波助澜下吞噬了现实，媒介却通过思想，获得了对现实世界的控制。鲍德里亚在《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1995)中说到，其实大众看到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没有发生的虚拟的“媒介之战”。“同理可证，美国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媒体事件’或‘电视战争’。当大众夜以继日地观看美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交火的时候，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观赏实际上与对美国越战大片的观赏并无两样。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大众看到的已远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实时转播功能的媒体所‘虚拟化’的纪实叙事作品”[1]。③媒介消磨了人的主体性，加剧了大众化。鲍德里亚认为，媒介的功能就是阻止交流，使个体孤立、离群索居，并诱骗他们进入一个分不清现实和拟象的社会，甚至可能对拟象的喜爱程度超过现实。当个体与各种媒介连接时，便被它们用光、影、点等包围着，成为图像、声音、信息的控制者。在我们还享受着这种快乐时，已被它凝固为媒介和传播网络的终端，从而成为真正的传播机器的部件或部分。鲍德里亚将电视定义为“不传达任何意义”、“令人着迷”、“一个可以直接在头脑中找到”的小型化终端，“你就是屏幕，而电视正在看你”[4]。当媒介通过此种令人寒颤的力量，用媒介思维代替人的思维，生产出成批的观众时，毫无个性的大众化时代便到来了。

二、媒介给教育带来了什么：主要的负面效应

媒介在讯息的传递过程中不仅消解意义，拼贴意义，还通过媒介产生大众化的观众及思想。互联网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主要媒介，是人类智慧高度发展的结晶，涵盖着无所不包的信息资源，可以使学生网民获取巨大的精神资源，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范围，满足他们休闲的需要，这些正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诸如此类的媒介在为人们提供包罗万象的知识信息、满足视听快感的同时，给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信仰迷惘。W·李普曼在《舆论》(1922)中指出，大众媒介为人们建构起一个由真真假假的影像组成的虚性世界，即“头脑中的影像”，人们通过它去感知“身外世界”[5]。因此，“头脑中的影像”不仅构成了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构成了现实本身，即能在人们生活中起到环境的作用。网络时代，许多学生由于过分信赖网络及其它电子媒介，沉迷于它们所构建虚拟世界，导致其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方式被网络同化，迷失于网络的虚拟美好，甚至用网络中的标准来衡量现实，把网络的价值取向应用于现实生活。所以，当虚拟的美好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有的人不免会迷惘，会对现实生活不满甚至失望，从而使正在形成中的个人信仰体系发生混乱。

人格扭曲。媒介交流与现实生活的交流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如在网络中，“没人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成为网络交流最生动的写照，因此个体基于内心准则和社会规范的制约而形成的行为自我克制大大削弱或不复存在。个体深藏在潜意识中的不为正常社会意识所容许的各种需要和愿望便不再隐藏，可以在网上尽情发泄，可以夸张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容易形成“网上是鬼，网下是人”的人格扭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那些所谓的“不听话”的学生，当他们的个体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认可，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促使他们寻求其它的方式来代替，而网络的虚拟性恰恰可以实现他们的一些需要。有了网络，一切都可以改变，可以丢掉学习不好的自责、长相不佳的自卑、朋友很少的孤独等等，甚至在不经意间，还能得到众人的尊重。在现实中受挫越大，对网络的信赖就越大，最后造成不能有效地实现客观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的角色转换，甚至把虚拟世界里的放纵、暴力倾向等带人现实生活。

主体丧失。媒介的会话是独自式的，即交流的一端输出了所有信息，另一端则只是被动接收，人心甘情愿地变成旁观者，一言不发地接收讯息。电子媒介的独白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主体的人按照媒介传递的信息不断与本真的自我交谈，最终的结果是抛弃真我，而按媒介所传递信息进行重塑。正是这种普遍的主体性的抛弃与重塑。让个性消磨殆尽；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媒介的日常化和普及化，它在不知不觉中消磨着人们阅读印刷物的耐心，使人们习惯于浮光掠影式的信息选择和接受，满足于浅层的表象思维，耽于耳目之娱，而疏于深入思考，形成思维惰性。

三、教育如何做：顺应与同化

媒介时代，青少年充分利用媒介的信息优势，不仅是一种追赶时尚的生存方式，也是时代对他们成才提出的现实需求。尽管媒介的蔓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媒介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对教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媒介蔓延像是一把双刃剑，要利用好它，就必须先处理好它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建适应媒介时代的价值体系。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行为让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惯”时，社会大呼：一代不如一代，道德滑坡了。在教育越来越普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道德真的在滑坡吗?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价值体系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当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当整个社会都已被后现代热浪掠过的时候，我们的价值体系仍是工业生产时代的标准，滞后的价值取向的惯性，使人类对新的现象理解、包容不够，出现价值与现象越来越多的冲突。既然媒介已出现多元化，就应尊重多元文化的生态效应，建立与虚拟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体系。

阴影范文篇3

【关键词】阴影；人格面具；原型分析

一、荣格原型理论中的“阴影”

（一）“阴影”理论。卡尔•荣格，瑞士心理学家，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荣格认为，心理“阴影”是潜在的最危险和最强有力的原型，是人类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动物性心理，也是生命力的源泉。在荣格的理论中，伴随着人类而生的“阴影”，是人类心灵之中潜藏的深层兽性和野蛮性。人类的激情与欲望被压抑在灵魂深处，投射成为心灵深处的“阴影”。这种充满了原始破坏性力量的人类天性中的阴暗面，包含了我们日常描述中的所有原始情感：野性，不可接受的性冲动、动物性冲动、攻击冲动，以及自私和贪婪等。然而，这种为正常伦理社会所不能包容的“阴影”，也并不只有负面的效用，当我们正确对待人性“阴影”之时，同样可以激发出它的激情和创造力。荣格认为对“阴影”过分地排斥或者压抑，会失去将“阴影”中隐含的创造力发挥出来的机会，使生命变得软弱、委顿起来。在荣格看来，“阴影”是个体的意识心灵反射出来的，包括隐藏的、压抑的和令人不快的（或恶毒的）个性。（二）人格面具。荣格的人格面具原型作为基本原型之一，最早在《心理类型》中做了相关陈述。本意是说演员为表现某种角色，将面具置于脸上。来自于拉丁语的面具，意思就是演员戴的面具。人格面具，顾名思义，就是人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在自身本性之外面对社会戴上的一张伪装人格的面具，这种人格面具掩盖了真正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采用的心理建构与社会建构，表现为“呈现的人”而非“真实的人”。而阴影是人性中的阴暗面，是自我意识拒绝的内容，是源于认知或情感分裂造成的自我意识的压抑。人格面具与阴影是互补对应的，是自他关系中的显像和隐像。

二、故事情节分析

电影《阳光普照》描述了普通工薪家庭一家四口的故事，包含了四个主要角色：爱家却不擅表达的父亲，无奈又坚强的母亲，优秀却满腹心事的哥哥，平凡又叛逆的弟弟，这样性格各有缺陷的四个人物构成了一个普通又常见的小家庭。父亲在驾校做司机，口头禅是“把握时间，掌握方向”；母亲是美妆师，在娱乐场所给人做造型；哥哥成绩优秀，但因为没有考取第一志愿的医学院而选择复读；弟弟性格叛逆，跟着社会朋友菜头混日子。打破平静生活的一颗石子出现了，弟弟阿和的社会朋友菜头帮他教训仇人时砍断了别人一只手，弟弟阿和被判三年管教。剧中的主角是弟弟阿和，但是整个影片想要表达的关于人性阴影面的陈述却是由哥哥阿豪道出的。学习优秀、肩负众望的阿豪选择在一个夜晚从楼上跳了下去，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身边的人哀痛惋惜但却根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从小到大都完美、优秀的长子为何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直到一个女生出现在葬礼上，找到阿豪的母亲并将她眼中的阿豪以及他们之间相处的记忆道出，母亲才慢慢拼凑出儿子真实的内心世界。

三、人物阴影分析

本文重点分析的正是哥哥阿豪身上的人性阴影部分，阿豪的悲剧正契合了荣格对人性阴影的表述。阴影常常在冲动和不谨慎的行为中显现出来，在人们没来得及思考之时，邪恶的言论就会蹦出来，做出错误的决定。阿豪在去探望弟弟时，告知弟弟未婚小女友已经怀孕的事情，弟弟过激的反应使两人不欢而散，也许是压抑太久，也许是被这次的导火索引爆，之后不久阿豪就做出了那个让人痛彻心扉的决定。这种人性中的阴影部分在阿豪为数不多的出场镜头中已经处处可寻，本文主要从人物两段较长的念白来分析，一个是他跟女同学讲述的另类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个是他对太阳、阴影的描述。（一）司马光的故事。在阿豪的讲述中，司马光砸缸不是为了救里面的小孩儿，而是司马光在和朋友捉迷藏时，找完所有的小朋友后，司马光坚持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最后他带领所有人走到了一个水缸面前并砸开了它，缸里没有水，但是有一个小孩儿躲在黑暗里，而这个小孩儿正是司马光自己。在这个故事中，司马光正是哥哥阿豪自己的投射，这个默默躲在水缸阴影里的小男孩，正是渴望躲避众人目光和关注的阿豪的潜意识。在这个故事中，化身司马光的阿豪的潜意识，塑造了一个躲在缸里的自己，这种躲进黑暗中寻求安全感的方式，既表明阿豪内心存在一块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同时也隐喻了身边人对这个处在阴影中的阿豪的忽视。无论是对阿豪望子成龙的父母，还是对哥哥羡慕嫉妒恨的弟弟，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阿豪的内心世界，没有发现他性格中的阴影面。荣格提到阴影是否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或朋友，主要依赖于我们自己。阴影并非总是必然的敌对者，与其相处时，有时需要忍让，有时需要抵制，有时则要给予爱，只有当阴影被忽略或被误解时，它才会变得有敌意。正是身边所有人的忽视，以及从小到大背负的期待和压力，使得包括阿豪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正视自身的阴影，反而是长期的压抑和对完美人设的追求，以及弟弟的离经叛道使得父母加倍地对自己寄予厚望，让阿豪一味地认为所有有悖于优等生、孝顺长子身份的行为和想法都是错误的、不应该出现的。这种长期对人性阴影部分的错误理解以及刻意忽视，终于造成了阴影的反噬，让他在一时冲动之下做出错误的决定。（二）太阳的象征。第二段念白来自离世后的阿豪的一段短信，他认为太阳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因为无论纬度高低，一整年中，每个地方白天和黑暗的时间各占一半。当阳光普照之时，动物包括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可以躲在阴影的角落，而不必永远光明、永远无懈可击。在阿豪看来：“我没有水缸，没有暗处，只有阳光，24小时从不间断，明亮温暖。”在选择轻生之前，他以一种无奈又平静的语气，讲述了自己短暂一生的桎梏——被光明绑架的一生。这种被爱、期待和责任绑架的窒息感伴随了阿豪无数个日夜，他不敢松一口气，因而即使成绩优异，考不上最理想的大学也要复读。身边人给他的期待阈值上升至他忍受的极限，时刻紧绷的他像一块达到了临界值的钢化玻璃，只要一根稻草，就可以让他粉身碎骨。在他死后，弟弟阿和成为了下一个需要肩负起这份期待的人，当心理疏导人员拿出习惯性的劝导语气希望阿和考虑家人的感受，不要任性时，阿和替哥哥阿豪反问了这个世界：什么都好、什么都完美的哥哥为什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反倒是被批评着长大的阿和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到这人世间的快乐。在阿豪的认知里，太阳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但是太阳都可以公平地区分阳光和黑暗，他却永远处在光照之下，没有可以喘气、可以躲避的权利。太阳是美好的，但是永远没有阴影的期待之光却成为了夺走阿豪生命的刽子手。

四、结语

（一）正视人性中的阴影面。无论多么完美无缺的人都拥有其潜意识的阴影面，一味地忽视只会让阴影成为敌对的力量。在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下，高强度的工作会让很多人负重前行，背负阴影的包袱，活在闪光灯之下、活在别人的完美期待之中，对于意识中认为的不好的一面嗤之以鼻，一味只想摒弃和逃避。集体无意识中的主要阴影原型，正是人性中的阴影，是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的精神或心理的重要路径。只有与自己的阴影面和解，才能避免影片中阿豪的悲剧。（二）发现阴影中积极的一面。荣格认为原型对个体有巨大的作用力，影响他的感情、伦理和精神，影响他和别人的关系，原型在我们的心灵中可以表现为具有创造性或者破坏性的力量。作为人性中必然存在的一面，阴影也并不都是消极负面的，当我们正视阴影时，阴影也可以以积极的形象出现。荣格认为阴影中包含一种热情的驱动力，连理智也无法战胜它，阴影包含着不可抵抗的、冲动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正如影片中的弟弟阿和，在直面了年少无知的暴力带来的阴影——以社会朋友菜头为象征之后，在短暂的逃避失败、顺从也失败之后，在黑车里获得新生被扔到高架上的那一刻，他终于将人性中阴影一面的力量化为了奔赴美好新生活的驱动力量，当他在桥上尽情奔跑之时，他的人性阴影终于融为了他自我中的正面力量，带领他获得了自由和新生。（三）原生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无论是阿豪还是阿和，都是在一个亚健康的家庭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有性格缺陷的人。阿和的叛逆与阿豪的压抑，都是在青少年时期缺乏与父母的有效沟通以及情感交流而导致的负面结果。作为父母，无论是给予阿豪无限的期待，还是施加给阿和无尽的失望，都会触发孩子内心阴影面的滋生，产生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这必然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选择无底线地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戴上人格面具，伪装成完美的优等生，一种是选择无限制地发泄自己的情绪，抛开社会道德的约束，堕落成大逆不道的少年犯。这都不得不让我们重视原生家庭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存在人性的阴影面，但我们要及时疏导，正视阴影存在的事实，并进行正确的引导，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这需要当事人和父母共同努力，如此才能真正地直面阴影，实现自我的个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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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雯.从荣格原型理论看现代人的心理保健[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04):116-120.

[8]刘敏灵.火柴人的面具与阴影——从荣格原型理论解读电影<火柴人>[J].艺术评鉴,2018,(03):123-124.

阴影范文篇4

一、学生在体育课堂中运动心理阴影的主要表现

课堂练习时由于学生受周围环境、场地器材、本身性格、身体素质与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而表现出各种不同消极的心理状态与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消极型：练习中缺乏信心，总觉得不如他人，故往往造成精神不集中，对批评或表扬漠不关心，练习时总想蒙混过关。

糊涂型：练习中缺乏清醒认识，易受他人影响，只是机械地模仿动作，心不在焉，有意无意地随众练习。

保守型：练习中缺乏激情，能遵守练习的要求，服从老师的指挥，以完成任务为目的，保守中求稳为荣，竞争心理不强，不愿过多显示自己，即使有能力也不愿炫耀，同样阻碍了正常体育训练。

小心型：练习中紧张、拘谨，怕当众出丑因而练习时特别小心，生怕受伤。但他们追求练习成功的心理又无法控制，生怕“落后”，只能勉强练习，心理状态不平衡。

懒惰型：练习中怕苦怕累，夏天怕晒，冬天怕冷，总是缩在一旁，能逃避的就逃避。他们在家中多是娇生惯养，养成四肢不勤，懒于活动的习惯。

以上五种存在于小学生体育课当中的心理阴影是十分常见的。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要使所有小学生能达到包括体育在内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作为小学体育教学工作者，就一定要帮助他们克服运动心理阴影。而要克服这些心理阴影，就必须从了解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入手。

二、把握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小学生的生理特征：小学生年龄一般在6—12岁。在这段时期，他们的身体组织器官正处于生长发育的突增期。骨骼在急速生长，手、脚，特别脚骨长得最快，胸骨横径在加宽，女孩子的胯骨也在增大。肌肉随着骨骼的变化而发达起来。心肺迅速增大，特别是心肺容积和血管容积、以及肺活量，都较出生时增长了近一倍。由于心肺容积增大，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从事较为激烈的体育活动，但是，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骨骼、肌肉成长尚未健全，心肌收缩力量较弱，心脏的神经调节机能还不够完善。总的来说，从生理机质上看，他们与成年人相比仍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在教学过程中应十分注意的。

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小学生的心理素质正处于发育向成熟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具有半少年半儿童的心理特征，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又不乏对成人的依赖性，既开始产生一定的自觉性，又在不自觉中仍时时表露其幼稚性。独立性与依赖性、自觉性与幼稚性，这几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小学生独特的心理特点，思想还不稳定、不成熟，所以，虽然模仿力极强，但是学得快，忘得也快。总之，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易集中，理解能力不强，易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干扰等等。体育课多为户外的活动课，若不能把握小学生的这些心理特点，就往往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正确地把握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是帮助他们克服和消除运动心理阴影的重要前提，因为从体育锻炼的心理素质要求来看，开朗活泼、勇敢参与、积极进取，才是一个成长良好的人所应具有的，任何的消极、被动都无利于人的正常身心发育。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人格、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体育运动对于他们的成长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另外，从人体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机体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理需要，活动具有生物学的涵义。所谓“生命在于运动”，没有运动也就没有生命。然而体育运动心理是受着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的，特别是来自于家庭、社会，以及人自身的一些消极势力，是足以在未成年的小学生当中造成不同程度的运动心理阴影的。我们从事体育教育工作，任务就在于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阴影，积极投身到体育运动中，以培养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培养其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心理素质，以达到“增强体质，陶冶精神”的最终目标，为21世纪的中华民族培养出体格强健、心理素质过硬的一代新人。

三、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消除运动心理阴影

围绕学生在体育课的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运动心理阴影的问题，首先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不能视此为小问题，或个别现象，而不加以重视解决，更不能对存在心理阴影的学生采取简单、粗暴的公开批评，因为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非但阴影无法消除，反而会有扩散之危险。

如何行之有效地帮助这部分学生消除运动心理阴影呢？本人认为，既要点面结合地抓，又要因人而异地教；既须深入细致地进行心理疏导，又须正确无误地给予技术指导。

所谓点面结合地抓，那就是要让学生普遍地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意义。教师每学期都应坚持上一两节，甚至更多一些理论课，从道理上向学生们宣讲体育锻炼对于身体发育、智力发展、性格形成、精神陶冶等方面的意义；讲世界体育的发展；讲今天我国体育的伟大成就等等，以此激励广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另外，在每堂新授课也不妨结合体育界的新人新事，向学生灌输体育知识。例如，上短跑课可以讲讲美国的刘易斯，上长跑课也提提中国的“马家军”，让学生们在心中树起榜样，激励他们克服消极因素，积极投身体育运动。在体育课堂上，教师还应努力营造一种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气氛。小学生毕竟还是小学生，只有让他们“乐学”——乐于学，也快乐地学，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有针对性地结合游戏开展饶有趣味的体育活动，创造愉快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消除心理阴影，积极投身于热烈的大集体中。

然而，只是面上的工作还不足以消除部分学生的运动心理阴影，作为教师一定要深入具体到每个具有心理阴影的学生身边，了解造成他们运动心理阴影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加以心理疏导。例如，对于保守型的学生，要根据具体学生的实际情况，激发他在体育方面的上进心，指出他在能力上的优势，并时时根据他的实际承受能力，给他提出新要求、新任务，也不妨在需要学生演示动作时找他出来，客观上给他显示自己的机会，并多给他赞扬，刺激他的荣誉感和上进心。

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对于消除学生运动心理阴影是极有效果的。因为对于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运动机能的差别在后天培养上的差别还不是非常明显，成绩的高低，关键问题乃在于心理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学生仅有心理疏导还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通过在练习中确保其动作的正确性、安全度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例如，前面提到的“小心型”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应该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克服紧张、拘促的心理反应，同时还要对他们的练习多加注意，多予以必要的技术保护，特别是在一些器械项目上，教师站在一旁，报以一个信任的目光，一句勉励的话语，对他们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心理安全点，会提高他们的动作成功率，从而逐步消除紧张的心态。

阴影范文篇5

关键词：初中数学；心理阴影；问卷调查；Pearson检验

随着初中数学知识难度加大，数学问题不仅仅只停留在“数”这一方面，而是变得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学生在这一阶段容易出现过渡期长、成绩下滑等问题，导致数学学习积极性降低，甚至产生数学学习的心理阴影。这不仅影响到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与推进，也使得学生数学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走出学习数学的心理阴影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关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阴影研究少有学科涉及，且研究对象大多为小学阶段。在数学学科上，对学困生的关注较多，但对其心理因素的分析还是不够的。于文福提到，“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能否以科学而又有效的方法把握学生的心理，因势利导地促进各种类型学生的健康成长，将对教育工作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1]因此，深入了解学生心理阴影分布及大小，有助于心理阴影的避免或修复，从而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

一、数学学习心理阴影程度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发放。为了深入了解初中生数学学习现状以及学生内心真实的想法，量化学生数学学习心理阴影程度，我们参考已有研究总结出五种潜在心理阴影，包括自卑心理、胆怯心理、应付心理、畏难心理和懒惰心理，根据多维-多向归因表（MMCS）设计了20道选择题，从成绩、作业、课堂、教师等角度对五种心理进行描述，更加全面具体。问卷通过网络进行发放，共收回102份，其中有效问卷96份。问卷采用了Likert五级量表计分方式，正面描述的问题赋值高到低分别为“非常同意”（5）、“比较同意”（4）、“一般同意”（3）、“不太同意”（2）、“不同意”（1），而负面表述的赋值方法则相反。（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针对学生在数学学习可能会出现的5种心理问题，分别设计了4道问题与之对应。利用Likert五级量表计分方式对答案进行赋值，将同种类型题目的数值相加取平均值，得到学生每种心理阴影程度的大小。心理阴影区间为0-5分，将阴影程度划分为4个等级：无（≤2）、轻度（（2，3］）、中度（（3，4］）、重度（（4，5］）。数据统计结果如附表1所示。通过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普遍存在一些心理阴影，轻度阴影人数最多，中度其次，无阴影或重度阴影人数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具有重度懒惰心理的学生人数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达到了总调查人数的12.5%。可见在数学学习中，学生具有较强的懒惰心理。一种心理阴影的产生可能会伴随其他的心理阴影出现，或是抑制某种阴影的产生。为了探究心理阴影之间的关系，我利用SPSS对上述5种心理阴影两两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本质上是统计学方法中的一种线性相关系数，对它的分析通常是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2]，在本文中则能够更加直观的描述出心理阴影间线性相关关系。结果如附表2所示。通过附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卑心理只与胆怯心理有较弱的正相关，和其他几种心理阴影均为负相关。这说明，自卑心理的学生可能伴随着较弱的胆怯心理，但他们在学习上会较为勤奋认真。胆怯、应付、畏难、懒惰这四种心理之间均为显著相关。其中，胆怯和畏难、应付和懒惰这两组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说明这两种心理阴影是相伴而生的，这也符合我们的认知。

二、学生心理阴影表现及产生原因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数学现实。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也不尽相同。随着数学学习的深入，学生学习上的障碍也随之增多，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就容易对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形成心理阴影。自卑心理表现为缺乏自我的正确认识，在学习中缺少自信心。一旦考试失利或遇到难题，会认为是自身能力不足，没有克服困难勇气。学生往往因为跟不上教学进度，造成成绩落后，或是受到外界一些言论的影响，对学习数学丧失自信心，将原因归于自身的能力，从而产生自卑心理。胆怯心理不同于自卑心理，它更倾向形容害怕的情绪。胆怯心理的表现主要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在学习中无法全身心投入，伴随一定的焦虑心理。它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对数学缺乏认识。他们无法将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相联系，认为数学很难学，而且也没有什么用处，是一种负担。应付心理在日常学习中较为普遍存在，通常表现为学习上不积极、不主动，缺少学习动力。具有应付心理的学生认为数学的学习不重要或是没有用处，学习数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应付老师和家长。表现为上课不认真听讲，课后不按时完成作业，十分消极被动。畏难心理的表现为缺少迎难而上的勇气，遇到困难就想要退缩。它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数学学科本身难度较大，相对于其他学科更难理解和掌握。学生的畏难心理也容易受到外界言论的影响，当听到题目较难时，会认同他人的想法而放弃做题。这就导致学生总是做相同的、已经掌握的题目，而不去弥补自己的短板，成绩提高不上去。懒惰心理的学生总是把每件事都“拖延”到最后期限，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去完成。在数学学习上的表现就是边玩边学，不用交的作业就不去完成，遇到难题就空着。懒惰的学生时常会出现依赖心理，不愿意去动脑思考问题，只想等着老师和同学讲解，久而久之思维也变得迟钝了。

三、消除学生心理阴影的策略

（一）改变授课方式，提高学生兴趣。研究表明，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为前二十五分钟。在这二十五分钟里，学生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教师所讲的内容上，而开讲二十五分钟后，学生的注意力与时间之间呈反比例关系，即时间越长，学生的注意力下降得越快。[3]所以，教师在备课是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状态，合理设计整节课的内容。在一节课的前面，教师可以安排新知识的讲解，时间过半后可以设置一些趣味性、现实性较强的习题，进行小组交流讨论。教学活动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参与度，还可以帮助学生度过疲劳期。（二）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的严谨性、逻辑性、抽象性让学生普遍感到学好数学很困难。学生缺乏主动学习数学的意识，对教师存有依赖心理，缺乏学习数学的信心和恒心，学习数学方法不得当。[4]要克服学生的自卑心理，就需要教师在语言上对学生多加鼓励，培养他们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同时，习题的布置和处理也需要进行设计。通过习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正确归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和测试。学生克服知识点障碍，能够独立正确解题，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是一种极大的提高，同时也避免产生畏难心理。（三）端正学生数学学习态度。数学学习的态度对学生自身发展和整体数学教学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5]首先，学生要意识到学习态度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并为其付出实际行动，端正自身的学习态度。其次，较高的积极性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教学策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数学知识。最后，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手段，鼓励学生继续努力学习，维持较高的积极性，避免懒惰心理和应付心理的出现。（四）建立良好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提高教学效果，要避免学生因为师生关系的不和谐对数学学习产生抵触情绪。有亲和力、感染力的教师更容易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在赢得学生喜爱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能够拉近老师和学生的距离，使得教师能够及时地了解学生学习状态，更有效地帮助自卑心理的学生走出心理阴影。

四、结语

心理健康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应当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本文角度新颖，旨在真实地反映学生心理现状，探究心理阴影背后的关系及成因，为教师教学提供一些可参考的方法。同时，教师要加强在心理方面的学习，善于和学生沟通，引导学生走出心理阴影，使他们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于福文.帮学生走出心理阴影[J].课程教育研究，2015（3）：210.

[2]张宇镭，党琰，贺平安.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定量分析生物亲缘关系[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5（33）：83.

[3]陈文进.谈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阴影分析及解决策略[J].小学教学参考，2015（18）：63.

[4]张志杰.初中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分析及策略[J].黑河教育，2018（12）：20.

阴影范文篇6

纪律教育活动月，公司组织职工党员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昌廉、廉洁自律的教育活动。7月26日公司领导与我分公司本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起观看了《红绿灯下的阴影》、《沉重的代价》等教育片。作为一直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我，深受教育，现在我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使党组织更好地帮助我成长，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首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举措。近几年中央对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魅力，体现了我们党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开展腐败斗争作出了表率。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是在长期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和战胜消极腐败现象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也取得了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鼓舞了全党的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崇高形象，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要求上进的人，都应该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维护我们党风的纯洁性。

其次需要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部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概括，是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为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红绿灯下的阴影》、《沉重的代价》里的几个典型案件，表现出的共同点是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经济上贪的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他们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命服务的宗旨，背离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名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最终走向人民的反面。这些腐败行为造成了国家资产大量流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腐败分子以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思想基础，追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腐败行为满足的是个人的私欲，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些方面教材的剖析中我加深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我一定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这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根本保证。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清醒的基础。只有学好科学理论，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不被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把它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屏弃不良作风坚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不断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把我们党的事业，把我们民族的事业带入辉煌的明天。

阴影范文篇7

《红绿灯下的阴影》、《沉重的代价》观后感

在纪律教育活动月，公司组织职工党员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昌廉、廉洁自律的教育活动。7月26日公司领导与我分公司本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起观看了《红绿灯下的阴影》、《沉重的代价》等教育片。作为一直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我，深受教育，现在我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使党组织更好地帮助我成长，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首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举措。近几年中央对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魅力，体现了我们党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开展腐败斗争作出了表率。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是在长期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和战胜消极腐败现象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也取得了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鼓舞了全党的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崇高形象，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要求上进的人，都应该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维护我们党风的纯洁性。

其次需要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部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概括，是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为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红绿灯下的阴影》、《沉重的代价》里的几个典型案件，表现出的共同点是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经济上贪的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他们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命服务的宗旨，背离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名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最终走向人民的反面。这些腐败行为造成了国家资产大量流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腐败分子以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思想基础，追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腐败行为满足的是个人的私欲，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些方面教材的剖析中我加深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我一定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这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根本保证。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清醒的基础。只有学好科学理论，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不被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把它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屏弃不良作风坚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不断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把我们党的事业，把我们民族的事业带入辉煌的明天。

阴影范文篇8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3]。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仁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即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4]？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20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5]？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6]。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7]。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二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8]。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9]。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觉”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10]。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还精补脑”）、体外射精法，……等等[11]。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避孕”办法，而不是“堕胎”、“溺婴”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讥笑”。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12]？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13]。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14]。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零增长”的即很值得研究）[15]。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16]，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5、6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作20世纪40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17]。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约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18]；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19]。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5、6个孩子。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生三计之”（即一变为五矣），“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20]，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21]；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长”了[22]？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23]？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科学论证”，而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修复”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科学分析”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一起，将会产生“不伦不类”的结果[24]。

这一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长”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25]。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26]。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6亿[27]；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168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6亿[28]，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低增长”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一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以丁折口”，就成为一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笔者曾经使用“回测”（或曰“倒推”）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29]。

为什么不使用“预测”而采用“回测”？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一些。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一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一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一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前边所说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说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一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数字）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左右。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间）。于是，以此“回测”计算出1700年中国大约有1亿人左右。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先例”？实际上，汉代从公元57年至157年约一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9‰；宋代从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14.4‰（同期人口增长率为10.2‰）。可见并没有什么希奇[30]。

我为什么不同意说清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或把明清两朝“等同看待”？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即怎样看待明清两代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经过反复平衡、考虑，总是认为明代经济发展远远不如清代，因此才有这个认识。

这样看来，关于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之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不能轻易定论。

三．关于人口作用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中国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31]。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32]。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历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33]。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34]，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35]。清人自18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36]。其内容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工业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37]。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38]。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没有发展的增长”[39]？而在那一类所谓“过密化”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一无是处”。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40]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或以为用它就能分析解释一切），并认为其作用一直就是“负面”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恢复时期”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41]。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非充分生产”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养育了十几亿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42]。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称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整体性贫困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43]。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人也数次得到学界同仁的善意批评。如一次在争论中，有同事说：如果把清史写得这么好，还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对此不能不给予正面回答。

问题在这里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关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评者和我也许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夸饰的作法；可能也不赞成十八世纪的政治史只是一个“反贪污史”的观点。为此，我将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们对清史）写得“还不够好”。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即便我们把清史写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一些“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理解得太“轻而易举”，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国家了。而中国在二十世纪面临的现代国家的“三层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44]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一以马氏的“马首是瞻”，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一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一个“反向提问”：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才是够味，反之则失去了其意义和现代价值似的。所以，在有关方面，我想，我们还有许多的基本建设要作。

早年笔者曾就人口问题作过一点研究，随后传闻“淡出江湖”，也就不免于“孤陋寡闻”[45]和“落伍时代”之讥。兹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1]当然，在有关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参见王国斌对家谱资料分析的批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29。

[2]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按：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3]《人类的四分之一》，页54、81、156、10。

[4]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页71。

[5]“堕胎、避孕与绝育”，页73。

[6]见《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31。

[7]《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37。

[8]“堕胎、避孕与绝育”。

[9]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10]“堕胎、避孕与绝育”，页89—90、84—85。

[11]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12]“堕胎、避孕与绝育”，页73。

[13]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4]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页96。

[15]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引文见《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48。

[16]《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23。

[17]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页877。

[18]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未刊稿）。

[19]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历史研究》2002：1。

[20]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页204、237。

[2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56。20世纪70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的现象。

[22]“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2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

[24]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25]《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65。

[26]《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35、836。

[27]《人类的四分之一》，页216。

[28]《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32。

[29]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等。

[30]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3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70。

[32]《人类的四分之一》，页47。

[33]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页177。

[34]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35]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多处。

[36]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37]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90∶4；《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页43、34。

[38]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39]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40]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页19。

[41]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

[42]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此外，他的理论也对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等，提出了挑战。以上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六章“几点余论”（即刊）。

[43]《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848。

阴影范文篇9

[关键词]核战争威胁社会思潮与电影思潮新环境与新题材

1984年初夏，我在访问巴黎期间看到了一部甚为奇特的、既充满幻想色彩又有迫切现实意义的影片《生活万岁》，至今使我难以释怀。这部由法国著名导演勒鲁什执导的影片，5月18日由巴黎数十家影院同时首轮上映，这对于那些一向只以好莱坞“巨片”作为首轮上映节目的影院说来，确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我当时正在巴黎为即将于来年在我国举办的法国电影回顾展遴选影片，看完此片后，曾向法国电影资料馆提出希望能将其列入参展片目，却因影片发行人借口“版权”问题而未能成功。据我所知，此片迄今仍未引进我国。这使我又一次甚为纳闷，并联想到我国主管外国影片进口的部门，为何对好莱坞的那些情节片情有独钟、乐此不疲?

影片《生活万岁》的结构甚为复杂。如果说费里尼的《八部半》采用的是“套层结构”或“戏中戏”的话，那么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多套层结构”或“戏中戏的戏”。影片描写男主角(一大公司经理)与女主角(一戏剧学校助教)突然同时在不同地点失踪，数日后又同时在不同地点露面，并且向别人宣称他们本人只离开工作岗位十多分钟(指自己手表上的时间为证)，但一直处于恍惚状态，无从说清这十多分钟的经历。人们疑为受外星人劫持，就让他们住院检查。在这期间，两人居然在同一时间想喝水，入睡时做完全一样的梦，他们在不同病房里分别述说的梦，连细节也不差分毫。某夜，在值班护士离开病房的一瞬间，两人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病房门窗都关得好好的。数天后，这两人乘坐大型客机从北非归来，此时巴黎出现一番奇景：深夜里，太阳高照在室，与万紫千红的霓虹灯交相辉映。长途电话传来，纽约、伦敦也同此情景。男主角在街道人群簇拥下，登台发表反战演说，并说这是外星人要求他传递给地球的信息，如不停止核战准备，就将对地球发动摧毁性总攻。剧情发展至此，“经理”从床上醒来，原来这一切全是南柯一梦，他原来是受雇于外国情报局(暗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但未明指)的特务，与女主角事先串通好，演了这一出戏(夜里失踪是从病房天花板上的秘密通道里接走的)，意在削弱某超级大国从事核战备的努力。他得知这把戏已被妻子发现，就把她杀死，然而他自己也没能逃脱被外国情报局人员枪杀的命运。放映到这里，观众以为影片已经结束，殊不知那位“经理”此时才“真正”从睡梦中醒来。他本人并不是什么公司经理，而是某国参加斯德哥尔摩军备谈判的官方代表，那位女主角是他钟爱的女儿。影片中出现的许许多多人物也分别是他的同事、朋友、情敌、佣人等等，但在影片中全都易位，分别扮演梦境中所需要的角色。前面一段剧情不过是他的“梦中梦的梦”而已。通过这个荒诞不经而又编织得十分巧妙的情节，观众还是能觉察到影片创作者的基本意图。在外层空间的秘密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核战争的恐怖又笼罩着西方社会之际，作者的和平主义倾向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至少接触到西方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

由此片我又联想到美国电影导演克莱默在1962年拍摄的《在海滩上》。这部影片也带有幻想性质，描写美苏两国因发生误会而爆发了一场核战争，结果美国大片国土都被原子弹摧毁，昔日挤满度假人群的海滩上也都杳无人迹。此片曾受到当时苏联影评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

像我们这些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1965年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我国派遣志愿人员(主要担负防空战斗)援助越南人民抗击侵略者时，局势是何等紧张。我国领导人为安抚民心，曾声称“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北京各单位纷纷学习防范原子弹的基本知识，还组织大家去西山参观防原子弹的设施。到了1970年，在“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的号召下，北京各里弄居民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挖地洞，上面铺盖一些木条和草席。其实，这样的“深挖洞”就连普通的炮弹都抵挡不住，更何况是原子弹、氢弹。当时情景有如1958年“”中的“后院炼钢”，许多人都把自家的钢铁器皿甚至大门上的铜环都卸下来拿去“炒钢”……

提起这段可笑而又令人伤感的往事，并不是为了出我们自己的丑，而是有感于我们祖国今天的强大。中国不仅因拥有核武器而早已加入“核俱乐部”，而且在外层空间的探索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以致有实力提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建议。“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这句话如果不是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是把它理解成“恐怖平衡”的话，是完全有道理的。核大国都拥有众多核武器，大家都不敢轻易使用或威胁使用，以免两败俱伤，一齐毁灭，这就是世界上局部常规战争从未间断、迄今尚未发生核战争的根本原因。

联想到此类题材的电影创作，除了上述两部影片外，我还看到过《翌日》，记得那是我在某部队讲课时在那里看到的。其故事情节跟《在海滩上》差不多，也是描写两个超级大国因“发生误会”而动用核武器，结果第二天(“翌日”)这两个国家都从地球上消失。其后，在西方的某些影片中也隐隐约约地接触到这个问题，不过没有像上述那几部影片那样专门描述而已。

四五十年前，在我国的词汇里，“和平主义”曾长期被用作贬义语。然而，今天我们不仅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而且要为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那么像《生活万岁》这样具有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应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了。

阴影范文篇10

一、媒介是什么：鲍德里亚的发现

鲍德里亚是法国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最贴近后现代精神的媒介理论，阐释了媒介的特征与功能。

媒介的特征包括：①拟象。或称“类象”，主要用以描述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提供给大众的“形象文化”，如无所不在的电视影像对大众文化的环绕和包围。拟象游移和疏离于原本，实际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象世界”[1]。②内爆。指拟象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真实中陷落，而且拟象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被消蚀了，“拟象”已内化为观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这种拟象所环绕包围的世界内，“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2]。③超真实。超真实是作为真实死亡之后的替代物出场的。超真实作为生产的替代形态，已经完全脱离了真实，是一种再现的生产模型。

媒介的功能包括：①媒介在传递中消解意义。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不是意义的传递者，而是引发内爆的场所。今天的城市已经不再像19世纪的城市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符号、传媒、拟象生产的场所。媒介这台主要的模拟机器，大量产生出形象、符号、代码，构造了一个自主操控社会日常生活的超真实王国，并最终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消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根据麦克卢汉的表达，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3]②媒介在传递中制造意义。媒介在讯息的传递过程中不仅消解意义，而且制造意义。以前，人们总相信媒介是现实的再现和反映。而现在，媒介正在构造超真实——一个让真实从属于拟象的社会。它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非真实的事件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外在社会不断收缩，但同时却使人的思想空前膨胀。这种超级膨胀的直接后果是，思想在媒介的推波助澜下吞噬了现实，媒介却通过思想，获得了对现实世界的控制。鲍德里亚在《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1995)中说到，其实大众看到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没有发生的虚拟的“媒介之战”。“同理可证，美国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媒体事件’或‘电视战争’。当大众夜以继日地观看美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交火的时候，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观赏实际上与对美国越战大片的观赏并无两样。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大众看到的已远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实时转播功能的媒体所‘虚拟化’的纪实叙事作品”[1]。③媒介消磨了人的主体性，加剧了大众化。鲍德里亚认为，媒介的功能就是阻止交流，使个体孤立、离群索居，并诱骗他们进入一个分不清现实和拟象的社会，甚至可能对拟象的喜爱程度超过现实。当个体与各种媒介连接时，便被它们用光、影、点等包围着，成为图像、声音、信息的控制者。在我们还享受着这种快乐时，已被它凝固为媒介和传播网络的终端，从而成为真正的传播机器的部件或部分。鲍德里亚将电视定义为“不传达任何意义”、“令人着迷”、“一个可以直接在头脑中找到”的小型化终端，“你就是屏幕，而电视正在看你”[4]。当媒介通过此种令人寒颤的力量，用媒介思维代替人的思维，生产出成批的观众时，毫无个性的大众化时代便到来了。

二、媒介给教育带来了什么：主要的负面效应

媒介在讯息的传递过程中不仅消解意义，拼贴意义，还通过媒介产生大众化的观众及思想。互联网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主要媒介，是人类智慧高度发展的结晶，涵盖着无所不包的信息资源，可以使学生网民获取巨大的精神资源，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范围，满足他们休闲的需要，这些正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诸如此类的媒介在为人们提供包罗万象的知识信息、满足视听快感的同时，给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信仰迷惘。W·李普曼在《舆论》(1922)中指出，大众媒介为人们建构起一个由真真假假的影像组成的虚性世界，即“头脑中的影像”，人们通过它去感知“身外世界”[5]。因此，“头脑中的影像”不仅构成了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构成了现实本身，即能在人们生活中起到环境的作用。网络时代，许多学生由于过分信赖网络及其它电子媒介，沉迷于它们所构建虚拟世界，导致其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方式被网络同化，迷失于网络的虚拟美好，甚至用网络中的标准来衡量现实，把网络的价值取向应用于现实生活。所以，当虚拟的美好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有的人不免会迷惘，会对现实生活不满甚至失望，从而使正在形成中的个人信仰体系发生混乱。

人格扭曲。媒介交流与现实生活的交流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如在网络中，“没人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成为网络交流最生动的写照，因此个体基于内心准则和社会规范的制约而形成的行为自我克制大大削弱或不复存在。个体深藏在潜意识中的不为正常社会意识所容许的各种需要和愿望便不再隐藏，可以在网上尽情发泄，可以夸张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容易形成“网上是鬼，网下是人”的人格扭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那些所谓的“不听话”的学生，当他们的个体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认可，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促使他们寻求其它的方式来代替，而网络的虚拟性恰恰可以实现他们的一些需要。有了网络，一切都可以改变，可以丢掉学习不好的自责、长相不佳的自卑、朋友很少的孤独等等，甚至在不经意间，还能得到众人的尊重。在现实中受挫越大，对网络的信赖就越大，最后造成不能有效地实现客观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的角色转换，甚至把虚拟世界里的放纵、暴力倾向等带人现实生活。

主体丧失。媒介的会话是独自式的，即交流的一端输出了所有信息，另一端则只是被动接收，人心甘情愿地变成旁观者，一言不发地接收讯息。电子媒介的独白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主体的人按照媒介传递的信息不断与本真的自我交谈，最终的结果是抛弃真我，而按媒介所传递信息进行重塑。正是这种普遍的主体性的抛弃与重塑。让个性消磨殆尽；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媒介的日常化和普及化，它在不知不觉中消磨着人们阅读印刷物的耐心，使人们习惯于浮光掠影式的信息选择和接受，满足于浅层的表象思维，耽于耳目之娱，而疏于深入思考，形成思维惰性。

三、教育如何做：顺应与同化

媒介时代，青少年充分利用媒介的信息优势，不仅是一种追赶时尚的生存方式，也是时代对他们成才提出的现实需求。尽管媒介的蔓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媒介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对教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媒介蔓延像是一把双刃剑，要利用好它，就必须先处理好它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建适应媒介时代的价值体系。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行为让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惯”时，社会大呼：一代不如一代，道德滑坡了。在教育越来越普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道德真的在滑坡吗?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价值体系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当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当整个社会都已被后现代热浪掠过的时候，我们的价值体系仍是工业生产时代的标准，滞后的价值取向的惯性，使人类对新的现象理解、包容不够，出现价值与现象越来越多的冲突。既然媒介已出现多元化，就应尊重多元文化的生态效应，建立与虚拟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