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水权范文10篇

引水权范文篇1

关键词：引水；引水权；近代中国

收回主权、重振国家，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对于其中主权意识的成长、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研究者已多有论述。然而，本文论及的却是一个向来为学者们忽略的问题，即引水权的收回。因为引水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在当时即不像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那样成为政府和公众瞩目的焦点，此后也一直未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以至于这段历史极少为人所知。

引水（引水人），旧称领港或领江，1976年以后中国大陆称为引航（引航员），是近代时期新兴的一种职业。按照当时人的说法，“凡在指定之区域内，于某一时期中专门协助船长引领船舶出入和航行于该区域之水道，而不担任所引船舶之任何行政或它项事务者，为引水人。”[1]引水人的首要任务，在于为船舶提供安全、及时的引领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港口水道的通航条件，实为一个国家的自然屏障，与国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近代欧洲一些国家，还有日本，都要求本国公民担任领水内的引水人，并要求进出口的外籍船舶，接受强制引水服务。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引水权的体现，属于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观念的一个要素。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加入世界性竞争，国家主权严重受损，引水权亦丧失于外国势力之手。及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方始觉醒，政府协谋于上，民众支持于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引水权最终基本收回。对于这一过程，迄今史家鲜有论述。本文采择相关史料，对此作一全面介绍，以就教于方家。

一、引水权丧失的概要

引水权的丧失，最早可上溯至1843年。这一年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其中“进出口雇用引水”一款规定如下[2]

“凡议准通商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每遇英商货船到日，准令引水即行带进；迨英商贸易输税全完，欲行回国，亦准引水随时带出，俾免滞延。至雇募引水工价若干，应按各口水程远近、平险，分别多寡，即由英国派出管事官秉公议定酌给。”

次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类似的规定。及至同年10月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除了保留上述内容，又添加了一点规定：“凡人欲当法兰西船引水者，若有三张船长的推荐信，领事官便可准其引水，与别国一律办事。”[3]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分别签订的通商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以及1861年中国与德国签订的通商条约，都一一重申了上述三份条约中关于引水的规定。[4]

上述规定暗含三点，一是外籍船只进出中国口岸时有权自由雇用引水人，二是任何人（包括外籍人）都可以申请在中国担任引水人，三是引水事权操纵于外国领事手中。这些规定，中国引水业纳入了依附型发展道路，埋下了引水权丧失的根由。

当时，中国引水业方处于起步阶段，专门的中国引水人非常少，多由渔民、船户兼营引水。在外国领事、商人以及航运势力的支持下，外籍引水人纷纷跻身各通商口岸引水业。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增多，引水业也在更多港口兴起。制定全国性的引水法规，建立统一的引水管理制度，遂成为引水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当时中国政府缺乏这方面的自觉，对此漠然处之。这又给外籍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积极策划制定引水规章，试图将中国引水业的管理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来。

1867年，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制定一份全国性的引水法规。这一提议为中国政府所接受。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公使团的操纵下，一份《中国引水总章》（以下简称《总章》）草案很快出台，并得到了清政府总理衙门及公使团的认可。试行一年后，赫德又对这份章程稍作修改，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再次颁行各港“试行”。[5]说是“试行”，却一直施行了66年。

《总章》规定，凡是与中国签订了通商条约的国家，其公民与中国人一样，都有资格申请担任通商港口的引水人。全国的引水管理权，集中于海关总税务司手中。在总税务司的领导下，根据《总章》的精神，各港分头制定地方性引水章程，并负责本港引水事务的具体管理，各港负责引水事务的结构，是各海关税务司下属的理船厅，其长官为港务长。由此，一个以海关总税务司核心、以各港理船厅为枢纽的全国性引水管理体制，遂得以建立。《总章》颁行后，中国沿海各港口的引水业，即在这种体制内运行，六十多年里，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表面上，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引水权，因为从名义上说，海关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问题在于，其一，海关系统完全被外籍人（尤其是英国人）所控制，并服务于外国对华经济、政治攻略，因而主观上并无维护中国引水权的动机。其二，海关并没有掌握引水事务的全部权力，因而客观上无法抵制外籍势力对中国引水权的侵夺。《总章》规定，除了港务长之外，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会，在港口引水管理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譬如，在引水人考选时，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会代表，即占了四票中的两票，还有两票，为引水人代表（往往也是外籍人）和港务长自己。在外籍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考试、取得证书，并正常执业的引水人，几乎都是外籍人。外籍港务长即使有意维护中国的引水权，也力不从心。更何况，他们还没有这种想法。

引水事权既为外国势力把持，外籍引水人遂逐渐将中国引水人排挤出去。在上海港，从1871年开始，就从未增补过中国引水人。[6]到1903年，该港最后一名中国引水人，因为外籍引水人的压力，也被迫退休。此后的25年里，该港竟然没有中国引水人执业。[7]不仅在上海港，其它沿海通商港口莫不如此。由是，新兴的引水业，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行业，而本国人反被排斥于其外。

引水权的丧失，不仅侵害了中国引水人及航运业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法战争。1884年8月，上海港的英籍引水人托马斯（J.Thomas）引领法国军舰长驱直入闽江，参加中法马尾海战。此役清朝福建水师全军覆没。[8]对于外籍引水人这种助敌行为，中国政府竟然毫无办法。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引水权在半个多世纪里逐步丧失，但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和中国政府官员却一直不了解引水权的意义，许多人甚至连引水为何物都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到19世纪末仍未改变。因此，收回引水权这一问题，便留给了20世纪的中国人去解决。

二、国人引水权观念的成长

“五四”运动期间主权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高涨，为引水权观念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根据彭重威的回忆，“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和其它各港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都有中国海员和领江公会的成员参加。[9]当时，长江上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引水人，但主要引水业务，都为外籍引水人垄断。中国引水人倍受外籍引水排挤，而且受到海关外籍官员的歧视。他们在运动中站出身来，控诉外国势力对中国引水权的侵夺，并特别指出一个严重问题，即在最大的港口——上海港，竟然无一中国引水人。由是，引水权操纵于外籍势力之手的问题，第一次显露于公众面前，并开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这次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引水问题，将之与国家主权、国防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21年，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了海界委员会和海道测量局，开始研究收回引水权的途径和方法。海界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向海军部提出建议，要求修改1868年颁行的《中國引水总章》。1922年4月，北京政府交通部派出两名代表，会同海军部的两位代表，一起商讨修订《总章》的办法。这次会议虽然未提出实际的方案，但由此可看出引水权观念在政府部门的萌生。

与此同时，民间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1922年5月4日，中华扬子领江公会致函上海总商会，阐明引水对于国防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引水业为外籍势力侵夺的严峻事实，呼吁政府立即修订引水法规，以收回引水权。上海总商会接到来函后，迅速呈请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部咨会交通、海军二部，选派专人前往上海，一同修订引水章程。[10]

1926年5月，外籍人在上海组织长江引水考考试委员会。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华扬子领江公会又向上海总商会呈报此事，并要求上海总商会联络有关政府部门，设法阻止这种非法行为。上海总商会于是致电北京政府税务处（该部门为海关的顶头上司），援用各国通例，反复申明引水与国防的重大关系，并指出，外籍人一旦把持引水人考试，将使中国引水人被排斥殆尽。电文说，长江引水原本不许外人染指，今若放纵其非法行为，势必重蹈沿海各港引水业的覆辙，即“非但妨及中国引水人权利，亦于长江国防有关”，因此，应令行总税务司转令江海关理船厅严行阻止。[11]

1927年前后，长江、珠江的中国引水人，成立了全国江海领港业总联合会。1928年初，该会在上海集会，会后向上海特别市政府递交呈文，要求该市政府转呈南京政府有关各部，吁请其积极行动起来，以收回、维护引水权。与此同时，他们还公布了《修改引水章程讨论会宣言》。这份宣言，堪称收回引水权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兹将其全文引录如下：[12]

“迳启者：窃维引港一道，关系至巨，又名领港，或称引水，凡轮舰出入港口，航行领海间，胥赖于是。列强各国规定，非本国人，不得充当，盖有深故焉。国内领海，自应以本国人充引港，俾得为专利之营业，以其各地主权利之关系，一也；商业为财源之命脉，水险公司为运输之保障，本国人为引港，则运输稳而财源足，二也；外国船舶往来，领海要道，可籍本国引港，以防其测绘，及他种之窥探，若外人得充引港，则一旦有事，向导得入，是无异于开门揖盗，三也。综观各端，则引水于权利上、商业上、军事上之关系，诚非浅鲜，此所以引港权之绝对不能让于外人也。

“我国除扬子江、珠江间有华人充当引港外，其余各处悉系外人。长此以往，商业为之操纵，利权为之剥夺，贻国际之羞，受无形之痛。

“日本在明治以前，亦泰半以欧美人为引港，与我国现在情形正复相同，嗣思力矫其弊，及设水险公司，凡日人引港，概由该公司承受保险，不数年间，全国引港，尽为日本人。其热心爱国，远虑深谋，堪以作则。

“因思我国航权之不振，其最大原因，为同治七年引水暂行章程不善所致。若外国水险公司、航商公司、外国商会及外人引港等，皆是以阻止华人从事斯业，且华人所引船只，该水险公司，概不保险，尤足使华人无经营之余地。

“夫各国引港事权，均操诸本国，载在约章，即我国所订条约，亦有中国应允许外国船只雇用中国引港等语。盖恐中国引港尽系华人，不受他国雇用，特为是语，以备日后地步。讵知我国于求外人之不遑，备论外人之求我耶。喧宾夺主，疾首痛心。然亦不能责外人之野心、蚕食我国，无完善章程以限制之耳。

“敝会有鉴于斯，去岁曾呈交、海、外、农四部，请派专员来沪组织引水委员会，修改引水旧章，当蒙准予备案。事关国家主权、人民权益，政府协谋于上，国人讨论于下，一木难支，众擎易举。望爱国同胞，起而共图之。倘承赐教，无任欢迎。”

接到上述呈文和宣言后，上海特别市政府感到引水“关系海权甚巨”，于是将之转呈财政部，并请该部转给海关办理。财政部关务署阅后，亦认为引水问题“关系至为重要”，而上海港竟无一中国引水人，“足见该地领港公会办理不善”。因此，关务署要求江海关补用合格的中国引水人，“毋得听其垄断，致碍国家主权”。关务署并同意对《中国引水总章》进行修改，遂令江海关税务司先行拟定修改意见，并上报关务署审查。[13]

以上事实表明，到了1920年代后期，在引水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政府部门和商界、引水业，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找到了共同的话语，确立了共同的目标。并且，政府和公众的不同职责，亦已逐步明确，即政府谋划、行动于上，民众讨论、鼓吹于下，合力共举。这表明，中国人的引水权观念已经成长起来，而且趋于成熟。

三、增补中国引水人

国人引水权观念成长的同时，收回引水权运动亦渐次展开。其先期成果，主要表现为在沿海港口重新增补中国引水人。

国民政府还在广州之时，即对引水问题相当重视。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试图成立“引水事务特别局”，将引水人的考选和管理权，从海关、领事团以及外国商会手中夺回来。这个设想，遭到了广州海关及外国领事的强烈反对，最后未能付诸实施。但在国民政府收回引水权的积极态度面前，海关还是作了让步，默认在引水人考选委员会中，增加中国人的代表。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总税务司也对此表示赞赏，认为广州关税务司的做法是正确的。[14]与此同时，广州港的引水人定额，也从20人增加到40人，新增的都是中国引水人。[15]

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巩固，是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新起点。趁此机会，国民政府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试图收回前清时代丧失的各项主权。在此形势下，又受航业和商界的吁请，增补中国引水人一事，遂更为政府和公众重视。1928年3月15日，在收到全国江海领港业总联合会的呈文后，外交部照会上海外国领事团体的领袖领事，要他敦促上海引水公会，接纳中国人杨洪麟为该会成员。杨于1926年6月就通过了上海港引水人考试，此后一边练习引水，一边等待该港引水人出缺。但两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取得正式执业资格。[16]

1928年4月2日，关务署再次命令江海关，要他督促上海引水公会补用中国引水人，并要他拟具修改引水章程的意见。4月24日，江海关税务司将此命令转给海务巡工司（海关系统主管引水事务的最高官员，他直属总税务司领导，但驻于江海关大楼）。[17]

从中国政府的上述行动中，上海港的外国势力，尤其是上海引水公会，感到了严重的危机。1928年4月12日，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港引水委员会召开会议，就补充中国引水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上，上海引水公会唱起了高调：“从一开始吸收学徒来补充已有或将有的缺额时，我们就要求具有最高水平的申请者来补充。”言下之意，该会之所以不吸收中国引水人，不是刻意排斥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引水人不符合该会的高标准。上海引水公会表示，只要符合自己的条件，他们愿意接纳一些中国引水人，不过，中国政府不得以此为开端，将外籍引水人概行取缔。

日本驻沪总领事，却不愿意看到中国引水人重返上海港。他在会上说，所有的日本航运公司，都对中国引水人的素质和能力表示怀疑，在雇用中国引水人之前，他们宁愿先等一等，看看中国引水人的表现到底如何。

会上还形成了另一种气氛。有人担心，补充数名中国引水人，可能只是中国政府完全接管引水业，并取缔所有外籍引水人的第一步。对于这种可能性，会议一致认为，必须设法阻止。[18]

其实，对于补充中国引水人的真正障碍，主管引水的海务巡工司，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上海引水公会宣称的“高标准”云云，只是一个借口。海务巡工司在回复江海关税务司时这样说，“关于中国申请者的技术要求，并没有任何参照标准。”实际上，中国引水人被排斥的根由，一在于考选权为外籍人把持，他们不想让中国人通过考试；二在于上海引水公会拥有一份特许证，它特许该会专营该港引水业。这份特许证，是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外国人把持的上海港引水当局颁发给上海引水公会的。但海务巡工司对之进行研究后认为，“很明显，它并未呈递给中国政府或总税务司审查，也未得到他们批准。”[19]也就是说，它并不具备合法效力，乃是外籍势力巧取豪夺的产物。

中国政府决定绕开这些牵制。海军部直接提出两名海军军官，作为加入上海港引水业的候选人。迫于此种压力，上海港务长、外国领事团体以及外国商会，不得不同意增补一两名中国引水人。于是，海军部提出的候选人之一李高昌，于1928年9月22日被上海引水公会接纳为候选学徒，并且很快通过了考试，并于当年10月，取得了该港引水学徒证书。[20]经过半年的学习，在一次考试过后，1929年，他又取得了引水人证书，成为上海引水公会的正式成员。[21]

这样，在引水业的促动和政府的支持下，已经25年无中国引水人执业的上海港，复又迎来一位中国籍引水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三年以后，招商局船长黄慕宗，又通过了天津港的考试，成为该港正式引水人，他也是第一个重返该港引水业的中国人。[22]

根据国民政府交通部1929年的一次调查，截至该年年底，沿海部分港口，已经有了一批中国引水人，但其规模不大，与外籍引水人相去甚远。天津、营口、汕头、厦门四个港口，仍然没有中国引水人。大连港处于日本军事管制之下，引水人都是日本人，一切引水事宜，均受日本单独控制。表一是此次调查的具体结果。

资料来源：章勃：《收回引水权问题》，载《国闻周报》8卷27期，1931年7月。

四、引水章程的修订

政府的行政干预，对于中国引水人重返沿海引水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欲彻底收回引水权，光靠行政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要从法律的角度入手，修改、甚至取消1868年的《中国引水总章》，以及各港在《总章》指导下制订的分章、细则，并制定全新的引水法规。对此，国民政府已有了相当的自觉。

对于修订引水章程，舆论界也提出了迫切要求。1931年7月13日，章勃在《国闻周报》8卷27期，发表题为《收回引水权问题》的署名文章，严厉批评了《中国引水总章》的种种弊端及其恶劣影响，并指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乃是由交通、海军、财政三部，“从速起草引水法”，并尽快呈请政府公布施行。而引水法的关键内容，他认为，就是规定引水人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

经过几年的努力，财政、交通二部，终于在1931年10月6日，向行政院呈递了修订后的引水章程——《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新的章程共八章四十七条，其中具体规定了引水主管机关、引水人选任和培养、引水人证书颁发、引水人的职责和纪律，以及引水船的管理办法等内容。[23]

与《中国引水总章》相比，新章程有两点大的变动：（1）关于引水学徒的国籍要求，旧章程不分中外，新章程则明确规定，必须为“中华民国人民”。（2）关于引水主管机关的组织及其职权，新章程明确规定如下：沿海各港及长江下游组设“引水管理委员会”，为各地引水主管机关；沿海各港的引水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当地海关税务司、港务长、当地航政局长，以及交通部代表和当地华商商会代表各一名（上海港还应加上外商总会代表一名），以海关税务司为主席；长江下游引水管理委员会，则由海务巡工司、海务副巡工司、长江下游航政局长及上海华商商会代表组成，以海务巡工司或其代表为主席；各引水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制订辖区内的引水管理细则，确定引水区界限和当地引水人定额，组织引水人考选、发证，监督引水规章的贯彻实施，并裁决与引水有关的业务及其它纠纷。

新章程背后的设想，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收回引水权。引水事权集中于以海关为主导的中国政府部门，外国领事在引水管理上的权力被取消，但个别保留外国商会的发言权；外籍引水人的特权仍被保留，但不新增外籍引水人，以使其自然淘汰，直至全都被中国引水人取代。

但是，这份章程提交上去之时，正值国难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政府全力关注对日关系，无暇顾及此事。新章程因此被搁置起。

正当修订引水章程一事拖而不决之时，“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犯上海，局势危急。中国政府指令上海港务长，令其设法阻止该港外籍引水人为日本舰船服务。港务长反复致函上海外国领事团体，指出：[24]

“这个国家正在炮轰中国的阵地，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而那些经中国当局特别发证才得以执业的外籍引水人，却去引领这个国家的战舰，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但领事团体先是表示，中国与日本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战争状态，引水委员会作为一个国际性团体，无法不让上海引水公会的成员“照常工作”；然后，干脆采取敷衍手段，对此置之不理。[25]

与此同时，港务长数次致函上海引水公会，要求其成员不得为日军服务，否则，将吊销他们的引水人证书。但上海引水公会不予理睬，积极为日军提供引水服务，并回答港务长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他们（指该会的成员）是被迫按照引水章程的规定，去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宣称，如果没有得到引水委员会（当时由外人把持）关于修改引水章程的书面批准，他们仍将“被迫”照章行事，即仍将“被迫”为日本舰船服务。[26]

上海港务长对此毫无办法。根据上海引水公会自己的统计，1932年3月份，该会的32名外籍引水人（不含日本籍），共引领了437条船，[27]其中大部分是日本的战舰和货船。所有的日本籍引水人，则直接受日本侵华海军的调遣，为其军舰提供引水服务。

此次事变，使中国人得到了真切而惨痛的教训。此后，政府加强了收回引水权的决心。财政部和参谋本部，联合成立了扬子江标志军事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引水问题及制订引水章程。实际上，财政、交通二部于1931年上呈行政院的《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屡经修改，已经很完善了。扬子江标志军事设计委员会只是将其稍作改动，即成了新的《引水管理暂行章程》，并于1932年8月，将之上呈行政、司法和考试三院审核。这次，新章程很快得批准，并于1933年颁布施行。[28]新章程颁行的同时，1868年（同治七年）的《中国引水总章》及各口分章，亦宣告废止。

新颁布的《引水管理暂行章程》，其内容与1931年的《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基本一致。唯一的改动，是在沿海各港引水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中，增加参谋本部和海军部代表各一名，以确保军方在引水事务上的发言权。所有引水方面的执法、监督权，悉规各口引水管理委员会，无论中、外籍引水人，均须服从其权威，倘有争议，可由财政部会同裁决。

显然，新章程试图将引水业导向民族化的运行和发展方向。不过，摒弃外国势力对引水事务的染指，限制外籍引水人的特权，都牵涉到其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当时不平等条约还未取消，新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实属单方面放弃对于治外法权的承诺。此种顺应形势之举，当然符合情理，但不免与既存的条约体制相冲突。因此，新章程实施起来，遇到一系列复杂的对外交涉问题，就不可避免。并且，新章程的实施效果如何，也将取决于对外交涉问题的解决程度。

五、接管外籍引水人受挫

《引水管理暂行章程》颁行后，下一步，应该是成立各口引水主管机关，并设法将各口中外引水人，一体纳入主管机关的有效管辖中。可这一步，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1933年9月20日，关务署训令总税务司：《引水管理暂行章程》既已经政府批准，因而总税务司应该“一面遵令将沿江沿海引水权迅行收回，一面照常督促各口，将引水管理委员会即行筹备组织，俾得早观厥成，以副政府急求之至意。”[29]

对于执行新的引水章程，海关显然不够热心。关务署训令下达两个月后，总税务司才将这份训令，连同新颁布的引水章程，转发给江海关税务司，并指示说，因为新章程的施行牵涉到外交问题，而这并非海关的职责，所以，“你应该彻底熟悉这份章程的内容，但在目前，不要采取任何与之有关的行动。”[30]海务巡工司对新章程也有意见。他表示，当前不可能挑选出经验丰富的中国引水人，这在上海港尤为明显。因而他认为，有必要允许选用部分外籍人做引水学徒。[31]

此前，总税务司曾呈文关务署说，立即在各港实施新的引水章程，困难太大，不如先在没有外籍引水人的广州、宁波、温州、福州及长江上游，先行成立引水管理委员会，接管当地引水业，便“不至于发生外交问题”。但关务署坚持先成立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其余各口委员会俟该上海口委员会成立后筹议组织可也。”1933年11月22日，关务署训令总税务司：参谋本部、海军部、交通部都已派定代表，因此应指令海务巡工司，“一面通知上海中外商会选派代表，一面邀集各代表，定期成立上海口引水管理委员会，照章进行一切。”[32]

海务巡工司接到指令后，立即通知上海中外商会，请其各派一名代表到会。但上海外国商会却回答说，因为此事影响到了外籍人的条约特权，因而在领事团体就此作出决定之前，自己不会派人参加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33]与此同时，美国驻沪总领事、领事团体领袖领事克宁瀚（E.S.Cunningham)，致函江海关税务司及上海特别市政府说：[34]

“敝同僚等…嘱由本领袖领事…声明，除曩昔各国领事与中国官府同意订立者外，所有其它引水章程，自不适用于各国轮船，则所以变更鼎革之处，须经有关各方面认可后，敝同僚等始得赞同。”

于是，在上海外国商会未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1933年12月16日，在上海海关大楼海务巡工司的办公室内，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人员有：委员会主席、海务巡工司希尔曼（旧译为奚里满）、上海港务长格林（旧译为谷利恩）、参谋本部代表林自新、海军部代表许继祥、交通部代表高廷梓、上海中国商会代表陈天骏。[35]

虽然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已经成立，但由于外国势力的抵制，其职能还未明确。为此，1934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关务署召集会议，就上海外国领事团体的抵制态度，进行讨论。会上决定，由上海市长出面，正式或非正式地答覆领事团体，说明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并请总税务司梅乐和，“以其美意向外籍引水人说明，彼等前途不致以在新管会之下服务而有损害。”[36]

直到1934年二、三月间，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才算明确下来。2月3日，海军部训令该会接管淞汉华人引水公会及海军部引水传习所；3月6日，财政部训令总税务司，将各口引水公会筹备收回管理；3月7日，财政部指令，上海引水公会的财产和设备，将由海关购买下来，该公会由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接管。[37]于是，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开始筹备接管总部都设在上海的四个引水公会，即上海引水公会、淞汉引水有限公司、淞汉华人引水公会和日本扬子江领江公会。

接管上海引水公会，是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在此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因为上海引水公会表示，自己仍然服从于旧的引水委员会管理，并不承认新成立的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1934年初，该公会有两名成员即将退休，按照新的制度，应该由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来为之考核新的引水学徒，以递补这两个缺额。但该公会经理却表示，不打算让新的委员会来为自己考选引水学徒，也不愿将有关文件送其审查。对此，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无可奈何。[38]

按照新颁行的引水章程，所有引水人的执业证书，将于1934年7月1日到期，在此之前，引水人必须由新成立的引水管理委员会换发新的证书。但上海引水公会不承认新的委员会，却想让上海港务长代表旧的引水委员会，为自己的成员更换证书。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无以应对，到了6月21日，即在证书到期的一周之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总税务司提出：延长上海引水公会成员执业证书的有效期，以待外交问题之解决。[39]接管上海引水公会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对淞汉引水有限公司和日本扬子江领江公会的接管，同样好不到哪里去。由于未取得外国领事团体的正式认可，淞汉引水有限公司表示，愿意服从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但提出了比较高的条件。但由于接管上海引水公会受挫，接管淞汉引水有限公司的事，也搁置下来。日本人的态度最强硬，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新的引水章程。[40]因为此时，日本正在图谋扩大对华侵略，自然不愿放弃手中已有的引水特权。

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的威胁日渐严重，形势日趋紧张，接管外籍引水人的计划，便悄无声息了。外籍引水人于是仍旧在中国执业，引水权旁落的格局，未有大的改变。

六、战时引水业的沦陷

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对于关系到军事安全的引水业，亦不遗余力去侵夺。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各港引水业逐渐为日本侵略势力垄断，以至独占。由此，收回引水权运动暂时陷入低谷。

日本人进入中国引水业，始于长门正清。1903年，他开始担任长江航线日籍船只引水人。到了1920年，长江中下游已有17名日本引水人，他们于当年组织了扬子江领江公会。同时，日本人努力挤进沿海引水业。1919年7月，菊池丰吉加入上海引水公会，十年之后，该港即有5名日本引水人。[41]

日本引水人在华扩张，与日本侵华的总体图谋正相符合。从1921年到1933年，扬子江领江公会共引领日籍船只3637艘，其中日本军舰749艘，占所引船舶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在1927、1928和1932年这几个“多事之秋”，该组织引领的日本军舰占所引船舶总数的比例，更分别高达44.3%、31.5%和45.8%，详见表二。由此数据，足以看出日本引水人在华扩张的真实目的。

表二扬子江领江公会引领日本军舰、商船比例

（1921—1933年）

年份军舰商船合计

艘次百分比（%）艘次百分比（%）

192194.4197206

1922175.9273290

19235716.9280337

1924309.3291321

19253210.4275307

19262912.1211240

192712744.3160287

192810931.5237346

19296619.3276342

19303914.8225264

19313717.6173210

193212145.8143264

19337634.1147223

合计74920.6288879.43637

资料来源：《水先案内规则案》，第二章，第二节。

1931年初，日本总领事及日本商会提出，鉴于日本到港船只不断增多，上海引水公会应优先补充日本引水人。欧美国家不愿接受这一要求。为此，各国驻上海总领事进行了激烈讨论。最后，领事团体终于在1935年达成妥协：上海引水公会缺额的分配，应按1932—1934年各国所纳引水费的比例来分摊。根据领事团体的计算，1932年到1934年，上海引水公会平均每年引水费收入为1294009.49元，其中英、美、日三国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7.75%、17.78%和13.59%.据此，上海引水公会的40个名额中，英国应占15.10人，美国应占7.11人，日本应占5.44人。[42]这个方法只不过表明，在外国势力的较量中，欧美国家暂时遏制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而已，中国的引水权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关务署似乎“忘记”了收回引水权一事，认为它“尚能适应机宜”，竟然同意接受。[43]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港，引水人份额分摊规则，亦被武力打破。1938年底，上海引水公会出现三个缺额，日本当局立即要求，这三个缺额全都由日本人递补。对此，上海引水公会表示屈服。1939年2月，领事团体领袖领事、意大利总领事内龙(L.Neyrone)，先后就此致函总税务司梅乐和及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L.H.Lawford)：[44]

“我的同事们现已同意（上海引水）公会在这方面的意见，虽然按照上述份额制度，别的国家也可能要求递补这些缺额，然而在这一特殊事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有关权利。所以我深信，在此非常时刻，你也会同意引水公会不拘泥于份额制度的意见。”

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各大港口，相继陷入日军手中。到1939年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大港口，几乎全部沦陷。日本人控制了各大港口的海关及港航管理，垄断了中国沿海航运业。各港的引水业务，亦为日本人把持，欧美籍引水人虽然还在工作，但其境况已如昨日黄花。中国引水人，除了少数服从于日本人外，大多离职不干，或撤退到后方，或赋闲在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事当局干脆接管了上海引水公会，原有的英、美、荷兰籍引水人被开除出去，关进集中营，其余中立国的引水人可留下执业，但必须宣誓效忠于日本海军。天津港的英籍引水人，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唯一的中国引水人黄慕宗撤往后方，大沽引水公司亦为日本独占的水先协会取代。[45]

长江中下游引水业，亦为日本人控制。汪伪政权规定，凡从事长江引水者，必须经其批准，引水人仅限于其管束下之华人，或者“有必要”之外国人（实指日本人）；伪政府及与之“交好”国家（实指日本国）的军舰，可以自由雇用引水人；日本方面基于军事上的必要，向引水当局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应得到满足。

在此基础上，汪伪当局与日本占领当局，联合组建了扬子江水先协会。该协会接受汪伪政府的监督，但在军事管制方面，完全听命于日本军事当局设置的水先监督委员会。该协会的成员为日、中两国人，大约在100人左右，原先日本扬子江领江公会的成员，全部免试加入该协会。其主要业务，一是从事上海至岳州之间的引水，二是培养长江引水人。[46]

通过武力强占和扶植控制等手段，到抗战中期，日本人终于实现了其独占中国引水业、并用来为其更大的侵略活动服务的野心。而中国收回引水权的事业，则暂时入低谷。七、战后引水权的收回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人基于武力入侵基础上对中国引水业的侵占，是难以持久的。相反，中国却从战争中学到了持久抗争的经验，并最终赢得得了胜利。引水权的收回，亦出现了新的机会。

机会在于两方面。首先，由于日本的强力打击，欧美籍引水人或者被清除、关押，或者离职回国，昔日的垄断地位荡然无存。同时，日本占领了中国沿海沿江主要港口，欧美国家的势力被迫退缩，失去了在这些港口引水业中的管理权。而在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区域，对引水事务的自主管理，则得以加强。

其次，正是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渐次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尊重。1942年，美、英两国主动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系列谈判，1943年1月，中英、中美分别签订了新的条约，正式废止两国在华各项特权，包括引水权。中英新约规定，英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领土内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之一切现行权利”；中美新约规定，美国放弃“在中华民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权……以及中国领土内各口岸外籍引水人之雇用”。[47]这样，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说，中国已经收回了引水权。

有了上述基础，抗战胜利后，收回引水权工作，得以从两个方面推进。

一是完善引水立法和管理体制。此项工作，早在抗战后期即已开始着手。为了理顺引水管理体制、统一事权，1944年4月11日，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全国引水业的主管机关，负责引水人的训练、考核、甄审、发证、组织、监督及其它有关事情。1947年该会转隶于交通部，其成员为财政部、军令部、军政部、海军总司令部、交通部和社会部代表各一名。[48]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引水事务的自主管理。

与此同时，引水法规也在加紧制订。1945年初，《引水法》草案拟具，并呈交行政院讨论。1946年4月1日，《引水法》正式施行。该法共6章33条，主要内容为：引水业的主管机关为交通部，引水人必须为中国公民，必须持有主管机关所发执业证书方可从业，沿海港口对五百吨以上的商船实施强制引水。此外，《引水法》还对引水人的执业、受雇及违规处罚等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引水法》的颁行具有重要意义，抗战胜利后引水业的重建，即以之为指导。

二是淘汰外籍引水人，重建中国引水人队伍。

按照1943年1月签订的中美、中英新约，外籍引水人在华执业的权利已被取消。但一方面，他们不甘退出这一职业；另一方面，战争结束之初，沿海各港中国引水人普遍缺乏。因此，在上海、天津、连云和秦皇岛四个港口，还有外籍引水人继续执业。其中天津港有3名英籍引水人，连云港有1名日籍引水人，秦皇岛港有2名英籍引水人，上海港有20多名外籍引水人。[49]

为了处置他们，1946年初，行政院通过了《雇用外籍引水人管理办法》。根据这项办法，战前曾在各港执业的外籍持证引水人，经过检复后，可暂在各该港继续执业。但他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不再享有条约特权，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因此，部分外籍引人虽然继续在华执业，却不能阻碍中国收回引水权。

中国引水人队伍的重建工作，亦在抗战后期开始准备。1944年5月，国民政府考试院通过了战后引水人考试办法。根据该办法，引水人考试分为“试验”和“检复”两种。试验即一般考试，检复即检核证书、体格并加口试；所有考试均由考试院委托引水主管机关分区办理；外籍人不得参加考试。[50]

据此办法，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先对长江上游引水人进行了检复。截至1945年5月25日，已经检复的长江上游引水人373人，其中已核准可执业者162人，失业过久须再实习方可执业者63人，其余148情况不清。[51]

战后，引水人检复工作在各区展开。按照考试院的规定，检复合格者即发给相应等级的引水人执照，准其正常执业。这一工作持续了两年多，各地进展不一。根据各地检复结果，全国引水人（不含汉宜湘区及吉黑区）总数为878人。（作者按：此处原有3张表格，因技术原因未能收入）因为各区检定时间不同，此数字不甚准确，只能反映战后引水队伍的大致规模。

引水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对引水事务的管理有了稳定的依据；中国引水人队伍的重建，则意味着引水业真正回到了中国人手中。由此，20世纪上半期收回引水权的持续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

引水权范文篇2

关键词：引水；引水权；近代中国

收回主权、重振国家，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对于其中主权意识的成长、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研究者已多有论述。然而，本文论及的却是一个向来为学者们忽略的问题，即引水权的收回。因为引水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在当时即不像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那样成为政府和公众瞩目的焦点，此后也一直未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以至于这段历史极少为人所知。

引水（引水人），旧称领港或领江，1976年以后中国大陆称为引航（引航员），是近代时期新兴的一种职业。按照当时人的说法，“凡在指定之区域内，于某一时期中专门协助船长引领船舶出入和航行于该区域之水道，而不担任所引船舶之任何行政或它项事务者，为引水人。”[1]引水人的首要任务，在于为船舶提供安全、及时的引领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港口水道的通航条件，实为一个国家的自然屏障，与国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近代欧洲一些国家，还有日本，都要求本国公民担任领水内的引水人，并要求进出口的外籍船舶，接受强制引水服务。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引水权的体现，属于近代以来国家主权观念的一个要素。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加入世界性竞争，国家主权严重受损，引水权亦丧失于外国势力之手。及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方始觉醒，政府协谋于上，民众支持于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引水权最终基本收回。对于这一过程，迄今史家鲜有论述。本文采择相关史料，对此作一全面介绍，以就教于方家。

一、引水权丧失的概要

引水权的丧失，最早可上溯至1843年。这一年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其中“进出口雇用引水”一款规定如下[2]

“凡议准通商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每遇英商货船到日，准令引水即行带进；迨英商贸易输税全完，欲行回国，亦准引水随时带出，俾免滞延。至雇募引水工价若干，应按各口水程远近、平险，分别多寡，即由英国派出管事官秉公议定酌给。”

次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类似的规定。及至同年10月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除了保留上述内容，又添加了一点规定：“凡人欲当法兰西船引水者，若有三张船长的推荐信，领事官便可准其引水，与别国一律办事。”[3]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分别签订的通商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以及1861年中国与德国签订的通商条约，都一一重申了上述三份条约中关于引水的规定。[4]

上述规定暗含三点，一是外籍船只进出中国口岸时有权自由雇用引水人，二是任何人（包括外籍人）都可以申请在中国担任引水人，三是引水事权操纵于外国领事手中。这些规定，中国引水业纳入了依附型发展道路，埋下了引水权丧失的根由。

当时，中国引水业方处于起步阶段，专门的中国引水人非常少，多由渔民、船户兼营引水。在外国领事、商人以及航运势力的支持下，外籍引水人纷纷跻身各通商口岸引水业。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增多，引水业也在更多港口兴起。制定全国性的引水法规，建立统一的引水管理制度，遂成为引水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当时中国政府缺乏这方面的自觉，对此漠然处之。这又给外籍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积极策划制定引水规章，试图将中国引水业的管理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来。

1867年，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制定一份全国性的引水法规。这一提议为中国政府所接受。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公使团的操纵下，一份《中国引水总章》（以下简称《总章》）草案很快出台，并得到了清政府总理衙门及公使团的认可。试行一年后，赫德又对这份章程稍作修改，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再次颁行各港“试行”。[5]说是“试行”，却一直施行了66年。

《总章》规定，凡是与中国签订了通商条约的国家，其公民与中国人一样，都有资格申请担任通商港口的引水人。全国的引水管理权，集中于海关总税务司手中。在总税务司的领导下，根据《总章》的精神，各港分头制定地方性引水章程，并负责本港引水事务的具体管理，各港负责引水事务的结构，是各海关税务司下属的理船厅，其长官为港务长。由此，一个以海关总税务司核心、以各港理船厅为枢纽的全国性引水管理体制，遂得以建立。《总章》颁行后，中国沿海各港口的引水业，即在这种体制内运行，六十多年里，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表面上，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引水权，因为从名义上说，海关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问题在于，其一，海关系统完全被外籍人（尤其是英国人）所控制，并服务于外国对华经济、政治攻略，因而主观上并无维护中国引水权的动机。其二，海关并没有掌握引水事务的全部权力，因而客观上无法抵制外籍势力对中国引水权的侵夺。《总章》规定，除了港务长之外，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会，在港口引水管理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譬如，在引水人考选时，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会代表，即占了四票中的两票，还有两票，为引水人代表（往往也是外籍人）和港务长自己。在外籍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考试、取得证书，并正常执业的引水人，几乎都是外籍人。外籍港务长即使有意维护中国的引水权，也力不从心。更何况，他们还没有这种想法。

引水事权既为外国势力把持，外籍引水人遂逐渐将中国引水人排挤出去。在上海港，从1871年开始，就从未增补过中国引水人。[6]到1903年，该港最后一名中国引水人，因为外籍引水人的压力，也被迫退休。此后的25年里，该港竟然没有中国引水人执业。[7]不仅在上海港，其它沿海通商港口莫不如此。由是，新兴的引水业，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行业，而本国人反被排斥于其外。

引水权的丧失，不仅侵害了中国引水人及航运业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法战争。1884年8月，上海港的英籍引水人托马斯（J.Thomas）引领法国军舰长驱直入闽江，参加中法马尾海战。此役清朝福建水师全军覆没。[8]对于外籍引水人这种助敌行为，中国政府竟然毫无办法。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引水权在半个多世纪里逐步丧失，但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和中国政府官员却一直不了解引水权的意义，许多人甚至连引水为何物都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到19世纪末仍未改变。因此，收回引水权这一问题，便留给了20世纪的中国人去解决。

二、国人引水权观念的成长

“五四”运动期间主权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高涨，为引水权观念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根据彭重威的回忆，“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和其它各港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都有中国海员和领江公会的成员参加。[9]当时，长江上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引水人，但主要引水业务，都为外籍引水人垄断。中国引水人倍受外籍引水排挤，而且受到海关外籍官员的歧视。他们在运动中站出身来，控诉外国势力对中国引水权的侵夺，并特别指出一个严重问题，即在最大的港口——上海港，竟然无一中国引水人。由是，引水权操纵于外籍势力之手的问题，第一次显露于公众面前，并开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这次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引水问题，将之与国家主权、国防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21年，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了海界委员会和海道测量局，开始研究收回引水权的途径和方法。海界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向海军部提出建议，要求修改1868年颁行的《中國引水总章》。1922年4月，北京政府交通部派出两名代表，会同海军部的两位代表，一起商讨修订《总章》的办法。这次会议虽然未提出实际的方案，但由此可看出引水权观念在政府部门的萌生。

与此同时，民间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1922年5月4日，中华扬子领江公会致函上海总商会，阐明引水对于国防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引水业为外籍势力侵夺的严峻事实，呼吁政府立即修订引水法规，以收回引水权。上海总商会接到来函后，迅速呈请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部咨会交通、海军二部，选派专人前往上海，一同修订引水章程。[10]

1926年5月，外籍人在上海组织长江引水考考试委员会。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华扬子领江公会又向上海总商会呈报此事，并要求上海总商会联络有关政府部门，设法阻止这种非法行为。上海总商会于是致电北京政府税务处（该部门为海关的顶头上司），援用各国通例，反复申明引水与国防的重大关系，并指出，外籍人一旦把持引水人考试，将使中国引水人被排斥殆尽。电文说，长江引水原本不许外人染指，今若放纵其非法行为，势必重蹈沿海各港引水业的覆辙，即“非但妨及中国引水人权利，亦于长江国防有关”，因此，应令行总税务司转令江海关理船厅严行阻止。[11]

1927年前后，长江、珠江的中国引水人，成立了全国江海领港业总联合会。1928年初，该会在上海集会，会后向上海特别市政府递交呈文，要求该市政府转呈南京政府有关各部，吁请其积极行动起来，以收回、维护引水权。与此同时，他们还公布了《修改引水章程讨论会宣言》。这份宣言，堪称收回引水权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兹将其全文引录如下：[12]

“迳启者：窃维引港一道，关系至巨，又名领港，或称引水，凡轮舰出入港口，航行领海间，胥赖于是。列强各国规定，非本国人，不得充当，盖有深故焉。国内领海，自应以本国人充引港，俾得为专利之营业，以其各地主权利之关系，一也；商业为财源之命脉，水险公司为运输之保障，本国人为引港，则运输稳而财源足，二也；外国船舶往来，领海要道，可籍本国引港，以防其测绘，及他种之窥探，若外人得充引港，则一旦有事，向导得入，是无异于开门揖盗，三也。综观各端，则引水于权利上、商业上、军事上之关系，诚非浅鲜，此所以引港权之绝对不能让于外人也。

“我国除扬子江、珠江间有华人充当引港外，其余各处悉系外人。长此以往，商业为之操纵，利权为之剥夺，贻国际之羞，受无形之痛。

“日本在明治以前，亦泰半以欧美人为引港，与我国现在情形正复相同，嗣思力矫其弊，及设水险公司，凡日人引港，概由该公司承受保险，不数年间，全国引港，尽为日本人。其热心爱国，远虑深谋，堪以作则。

“因思我国航权之不振，其最大原因，为同治七年引水暂行章程不善所致。若外国水险公司、航商公司、外国商会及外人引港等，皆是以阻止华人从事斯业，且华人所引船只，该水险公司，概不保险，尤足使华人无经营之余地。

“夫各国引港事权，均操诸本国，载在约章，即我国所订条约，亦有中国应允许外国船只雇用中国引港等语。盖恐中国引港尽系华人，不受他国雇用，特为是语，以备日后地步。讵知我国于求外人之不遑，备论外人之求我耶。喧宾夺主，疾首痛心。然亦不能责外人之野心、蚕食我国，无完善章程以限制之耳。

“敝会有鉴于斯，去岁曾呈交、海、外、农四部，请派专员来沪组织引水委员会，修改引水旧章，当蒙准予备案。事关国家主权、人民权益，政府协谋于上，国人讨论于下，一木难支，众擎易举。望爱国同胞，起而共图之。倘承赐教，无任欢迎。”

接到上述呈文和宣言后，上海特别市政府感到引水“关系海权甚巨”，于是将之转呈财政部，并请该部转给海关办理。财政部关务署阅后，亦认为引水问题“关系至为重要”，而上海港竟无一中国引水人，“足见该地领港公会办理不善”。因此，关务署要求江海关补用合格的中国引水人，“毋得听其垄断，致碍国家主权”。关务署并同意对《中国引水总章》进行修改，遂令江海关税务司先行拟定修改意见，并上报关务署审查。[13]

以上事实表明，到了1920年代后期，在引水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政府部门和商界、引水业，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找到了共同的话语，确立了共同的目标。并且，政府和公众的不同职责，亦已逐步明确，即政府谋划、行动于上，民众讨论、鼓吹于下，合力共举。这表明，中国人的引水权观念已经成长起来，而且趋于成熟。三、增补中国引水人

国人引水权观念成长的同时，收回引水权运动亦渐次展开。其先期成果，主要表现为在沿海港口重新增补中国引水人。

国民政府还在广州之时，即对引水问题相当重视。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试图成立“引水事务特别局”，将引水人的考选和管理权，从海关、领事团以及外国商会手中夺回来。这个设想，遭到了广州海关及外国领事的强烈反对，最后未能付诸实施。但在国民政府收回引水权的积极态度面前，海关还是作了让步，默认在引水人考选委员会中，增加中国人的代表。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总税务司也对此表示赞赏，认为广州关税务司的做法是正确的。[14]与此同时，广州港的引水人定额，也从20人增加到40人，新增的都是中国引水人。[15]

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巩固，是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新起点。趁此机会，国民政府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试图收回前清时代丧失的各项主权。在此形势下，又受航业和商界的吁请，增补中国引水人一事，遂更为政府和公众重视。1928年3月15日，在收到全国江海领港业总联合会的呈文后，外交部照会上海外国领事团体的领袖领事，要他敦促上海引水公会，接纳中国人杨洪麟为该会成员。杨于1926年6月就通过了上海港引水人考试，此后一边练习引水，一边等待该港引水人出缺。但两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取得正式执业资格。[16]

1928年4月2日，关务署再次命令江海关，要他督促上海引水公会补用中国引水人，并要他拟具修改引水章程的意见。4月24日，江海关税务司将此命令转给海务巡工司（海关系统主管引水事务的最高官员，他直属总税务司领导，但驻于江海关大楼）。[17]

从中国政府的上述行动中，上海港的外国势力，尤其是上海引水公会，感到了严重的危机。1928年4月12日，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港引水委员会召开会议，就补充中国引水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上，上海引水公会唱起了高调：“从一开始吸收学徒来补充已有或将有的缺额时，我们就要求具有最高水平的申请者来补充。”言下之意，该会之所以不吸收中国引水人，不是刻意排斥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引水人不符合该会的高标准。上海引水公会表示，只要符合自己的条件，他们愿意接纳一些中国引水人，不过，中国政府不得以此为开端，将外籍引水人概行取缔。

日本驻沪总领事，却不愿意看到中国引水人重返上海港。他在会上说，所有的日本航运公司，都对中国引水人的素质和能力表示怀疑，在雇用中国引水人之前，他们宁愿先等一等，看看中国引水人的表现到底如何。

会上还形成了另一种气氛。有人担心，补充数名中国引水人，可能只是中国政府完全接管引水业，并取缔所有外籍引水人的第一步。对于这种可能性，会议一致认为，必须设法阻止。[18]

其实，对于补充中国引水人的真正障碍，主管引水的海务巡工司，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上海引水公会宣称的“高标准”云云，只是一个借口。海务巡工司在回复江海关税务司时这样说，“关于中国申请者的技术要求，并没有任何参照标准。”实际上，中国引水人被排斥的根由，一在于考选权为外籍人把持，他们不想让中国人通过考试；二在于上海引水公会拥有一份特许证，它特许该会专营该港引水业。这份特许证，是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外国人把持的上海港引水当局颁发给上海引水公会的。但海务巡工司对之进行研究后认为，“很明显，它并未呈递给中国政府或总税务司审查，也未得到他们批准。”[19]也就是说，它并不具备合法效力，乃是外籍势力巧取豪夺的产物。

中国政府决定绕开这些牵制。海军部直接提出两名海军军官，作为加入上海港引水业的候选人。迫于此种压力，上海港务长、外国领事团体以及外国商会，不得不同意增补一两名中国引水人。于是，海军部提出的候选人之一李高昌，于1928年9月22日被上海引水公会接纳为候选学徒，并且很快通过了考试，并于当年10月，取得了该港引水学徒证书。[20]经过半年的学习，在一次考试过后，1929年，他又取得了引水人证书，成为上海引水公会的正式成员。[21]

这样，在引水业的促动和政府的支持下，已经25年无中国引水人执业的上海港，复又迎来一位中国籍引水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三年以后，招商局船长黄慕宗，又通过了天津港的考试，成为该港正式引水人，他也是第一个重返该港引水业的中国人。[22]

根据国民政府交通部1929年的一次调查，截至该年年底，沿海部分港口，已经有了一批中国引水人，但其规模不大，与外籍引水人相去甚远。天津、营口、汕头、厦门四个港口，仍然没有中国引水人。大连港处于日本军事管制之下，引水人都是日本人，一切引水事宜，均受日本单独控制。表一是此次调查的具体结果。

表一沿海部分港口引水人国籍构成（1929年）

港口中国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其它合计

安东30040007

营口02010003

天津05120109

青岛21010004

上海1205451440

宁波20000002

温州30000003

福州60000006

厦门01000012

汕头01100002

广州2300000023

合计4030712525101

资料来源：章勃：《收回引水权问题》，载《国闻周报》8卷27期，1931年7月。

四、引水章程的修订

政府的行政干预，对于中国引水人重返沿海引水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欲彻底收回引水权，光靠行政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要从法律的角度入手，修改、甚至取消1868年的《中国引水总章》，以及各港在《总章》指导下制订的分章、细则，并制定全新的引水法规。对此，国民政府已有了相当的自觉。

对于修订引水章程，舆论界也提出了迫切要求。1931年7月13日，章勃在《国闻周报》8卷27期，发表题为《收回引水权问题》的署名文章，严厉批评了《中国引水总章》的种种弊端及其恶劣影响，并指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乃是由交通、海军、财政三部，“从速起草引水法”，并尽快呈请政府公布施行。而引水法的关键内容，他认为，就是规定引水人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

经过几年的努力，财政、交通二部，终于在1931年10月6日，向行政院呈递了修订后的引水章程——《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新的章程共八章四十七条，其中具体规定了引水主管机关、引水人选任和培养、引水人证书颁发、引水人的职责和纪律，以及引水船的管理办法等内容。[23]

与《中国引水总章》相比，新章程有两点大的变动：（1）关于引水学徒的国籍要求，旧章程不分中外，新章程则明确规定，必须为“中华民国人民”。（2）关于引水主管机关的组织及其职权，新章程明确规定如下：沿海各港及长江下游组设“引水管理委员会”，为各地引水主管机关；沿海各港的引水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当地海关税务司、港务长、当地航政局长，以及交通部代表和当地华商商会代表各一名（上海港还应加上外商总会代表一名），以海关税务司为主席；长江下游引水管理委员会，则由海务巡工司、海务副巡工司、长江下游航政局长及上海华商商会代表组成，以海务巡工司或其代表为主席；各引水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制订辖区内的引水管理细则，确定引水区界限和当地引水人定额，组织引水人考选、发证，监督引水规章的贯彻实施，并裁决与引水有关的业务及其它纠纷。

新章程背后的设想，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收回引水权。引水事权集中于以海关为主导的中国政府部门，外国领事在引水管理上的权力被取消，但个别保留外国商会的发言权；外籍引水人的特权仍被保留，但不新增外籍引水人，以使其自然淘汰，直至全都被中国引水人取代。

但是，这份章程提交上去之时，正值国难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政府全力关注对日关系，无暇顾及此事。新章程因此被搁置起。

正当修订引水章程一事拖而不决之时，“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犯上海，局势危急。中国政府指令上海港务长，令其设法阻止该港外籍引水人为日本舰船服务。港务长反复致函上海外国领事团体，指出：[24]

“这个国家正在炮轰中国的阵地，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而那些经中国当局特别发证才得以执业的外籍引水人，却去引领这个国家的战舰，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但领事团体先是表示，中国与日本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战争状态，引水委员会作为一个国际性团体，无法不让上海引水公会的成员“照常工作”；然后，干脆采取敷衍手段，对此置之不理。[25]

与此同时，港务长数次致函上海引水公会，要求其成员不得为日军服务，否则，将吊销他们的引水人证书。但上海引水公会不予理睬，积极为日军提供引水服务，并回答港务长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他们（指该会的成员）是被迫按照引水章程的规定，去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宣称，如果没有得到引水委员会（当时由外人把持）关于修改引水章程的书面批准，他们仍将“被迫”照章行事，即仍将“被迫”为日本舰船服务。[26]

上海港务长对此毫无办法。根据上海引水公会自己的统计，1932年3月份，该会的32名外籍引水人（不含日本籍），共引领了437条船，[27]其中大部分是日本的战舰和货船。所有的日本籍引水人，则直接受日本侵华海军的调遣，为其军舰提供引水服务。

此次事变，使中国人得到了真切而惨痛的教训。此后，政府加强了收回引水权的决心。财政部和参谋本部，联合成立了扬子江标志军事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引水问题及制订引水章程。实际上，财政、交通二部于1931年上呈行政院的《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屡经修改，已经很完善了。扬子江标志军事设计委员会只是将其稍作改动，即成了新的《引水管理暂行章程》，并于1932年8月，将之上呈行政、司法和考试三院审核。这次，新章程很快得批准，并于1933年颁布施行。[28]新章程颁行的同时，1868年（同治七年）的《中国引水总章》及各口分章，亦宣告废止。

新颁布的《引水管理暂行章程》，其内容与1931年的《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基本一致。唯一的改动，是在沿海各港引水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中，增加参谋本部和海军部代表各一名，以确保军方在引水事务上的发言权。所有引水方面的执法、监督权，悉规各口引水管理委员会，无论中、外籍引水人，均须服从其权威，倘有争议，可由财政部会同裁决。

显然，新章程试图将引水业导向民族化的运行和发展方向。不过，摒弃外国势力对引水事务的染指，限制外籍引水人的特权，都牵涉到其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当时不平等条约还未取消，新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实属单方面放弃对于治外法权的承诺。此种顺应形势之举，当然符合情理，但不免与既存的条约体制相冲突。因此，新章程实施起来，遇到一系列复杂的对外交涉问题，就不可避免。并且，新章程的实施效果如何，也将取决于对外交涉问题的解决程度、接管外籍引水人受挫

《引水管理暂行章程》颁行后，下一步，应该是成立各口引水主管机关，并设法将各口中外引水人，一体纳入主管机关的有效管辖中。可这一步，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1933年9月20日，关务署训令总税务司：《引水管理暂行章程》既已经政府批准，因而总税务司应该“一面遵令将沿江沿海引水权迅行收回，一面照常督促各口，将引水管理委员会即行筹备组织，俾得早观厥成，以副政府急求之至意。”[29]

对于执行新的引水章程，海关显然不够热心。关务署训令下达两个月后，总税务司才将这份训令，连同新颁布的引水章程，转发给江海关税务司，并指示说，因为新章程的施行牵涉到外交问题，而这并非海关的职责，所以，“你应该彻底熟悉这份章程的内容，但在目前，不要采取任何与之有关的行动。”[30]海务巡工司对新章程也有意见。他表示，当前不可能挑选出经验丰富的中国引水人，这在上海港尤为明显。因而他认为，有必要允许选用部分外籍人做引水学徒。[31]

此前，总税务司曾呈文关务署说，立即在各港实施新的引水章程，困难太大，不如先在没有外籍引水人的广州、宁波、温州、福州及长江上游，先行成立引水管理委员会，接管当地引水业，便“不至于发生外交问题”。但关务署坚持先成立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其余各口委员会俟该上海口委员会成立后筹议组织可也。”1933年11月22日，关务署训令总税务司：参谋本部、海军部、交通部都已派定代表，因此应指令海务巡工司，“一面通知上海中外商会选派代表，一面邀集各代表，定期成立上海口引水管理委员会，照章进行一切。”[32]

海务巡工司接到指令后，立即通知上海中外商会，请其各派一名代表到会。但上海外国商会却回答说，因为此事影响到了外籍人的条约特权，因而在领事团体就此作出决定之前，自己不会派人参加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33]与此同时，美国驻沪总领事、领事团体领袖领事克宁瀚（E.S.Cunningham)，致函江海关税务司及上海特别市政府说：[34]

“敝同僚等…嘱由本领袖领事…声明，除曩昔各国领事与中国官府同意订立者外，所有其它引水章程，自不适用于各国轮船，则所以变更鼎革之处，须经有关各方面认可后，敝同僚等始得赞同。”

于是，在上海外国商会未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1933年12月16日，在上海海关大楼海务巡工司的办公室内，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人员有：委员会主席、海务巡工司希尔曼（旧译为奚里满）、上海港务长格林（旧译为谷利恩）、参谋本部代表林自新、海军部代表许继祥、交通部代表高廷梓、上海中国商会代表陈天骏。[35]

虽然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已经成立，但由于外国势力的抵制，其职能还未明确。为此，1934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关务署召集会议，就上海外国领事团体的抵制态度，进行讨论。会上决定，由上海市长出面，正式或非正式地答覆领事团体，说明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并请总税务司梅乐和，“以其美意向外籍引水人说明，彼等前途不致以在新管会之下服务而有损害。”[36]

直到1934年二、三月间，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才算明确下来。2月3日，海军部训令该会接管淞汉华人引水公会及海军部引水传习所；3月6日，财政部训令总税务司，将各口引水公会筹备收回管理；3月7日，财政部指令，上海引水公会的财产和设备，将由海关购买下来，该公会由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接管。[37]于是，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开始筹备接管总部都设在上海的四个引水公会，即上海引水公会、淞汉引水有限公司、淞汉华人引水公会和日本扬子江领江公会。

接管上海引水公会，是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在此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因为上海引水公会表示，自己仍然服从于旧的引水委员会管理，并不承认新成立的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1934年初，该公会有两名成员即将退休，按照新的制度，应该由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来为之考核新的引水学徒，以递补这两个缺额。但该公会经理却表示，不打算让新的委员会来为自己考选引水学徒，也不愿将有关文件送其审查。对此，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无可奈何。[38]

按照新颁行的引水章程，所有引水人的执业证书，将于1934年7月1日到期，在此之前，引水人必须由新成立的引水管理委员会换发新的证书。但上海引水公会不承认新的委员会，却想让上海港务长代表旧的引水委员会，为自己的成员更换证书。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无以应对，到了6月21日，即在证书到期的一周之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总税务司提出：延长上海引水公会成员执业证书的有效期，以待外交问题之解决。[39]接管上海引水公会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对淞汉引水有限公司和日本扬子江领江公会的接管，同样好不到哪里去。由于未取得外国领事团体的正式认可，淞汉引水有限公司表示，愿意服从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但提出了比较高的条件。但由于接管上海引水公会受挫，接管淞汉引水有限公司的事，也搁置下来。日本人的态度最强硬，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新的引水章程。[40]因为此时，日本正在图谋扩大对华侵略，自然不愿放弃手中已有的引水特权。

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的威胁日渐严重，形势日趋紧张，接管外籍引水人的计划，便悄无声息了。外籍引水人于是仍旧在中国执业，引水权旁落的格局，未有大的改变。

六、战时引水业的沦陷

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对于关系到军事安全的引水业，亦不遗余力去侵夺。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各港引水业逐渐为日本侵略势力垄断，以至独占。由此，收回引水权运动暂时陷入低谷。

日本人进入中国引水业，始于长门正清。1903年，他开始担任长江航线日籍船只引水人。到了1920年，长江中下游已有17名日本引水人，他们于当年组织了扬子江领江公会。同时，日本人努力挤进沿海引水业。1919年7月，菊池丰吉加入上海引水公会，十年之后，该港即有5名日本引水人。[41]

日本引水人在华扩张，与日本侵华的总体图谋正相符合。从1921年到1933年，扬子江领江公会共引领日籍船只3637艘，其中日本军舰749艘，占所引船舶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在1927、1928和1932年这几个“多事之秋”，该组织引领的日本军舰占所引船舶总数的比例，更分别高达44.3%、31.5%和45.8%，详见表二。由此数据，足以看出日本引水人在华扩张的真实目的。

表二扬子江领江公会引领日本军舰、商船比例

（1921—1933年）

年份军舰商船合计

艘次百分比（%）艘次百分比（%）

192194.4197206

1922175.9273290

19235716.9280337

1924309.3291321

19253210.4275307

19262912.1211240

192712744.3160287

192810931.5237346

19296619.3276342

19303914.8225264

19313717.6173210

193212145.8143264

19337634.1147223

合计74920.6288879.43637

资料来源：《水先案内规则案》，第二章，第二节。

1931年初，日本总领事及日本商会提出，鉴于日本到港船只不断增多，上海引水公会应优先补充日本引水人。欧美国家不愿接受这一要求。为此，各国驻上海总领事进行了激烈讨论。最后，领事团体终于在1935年达成妥协：上海引水公会缺额的分配，应按1932—1934年各国所纳引水费的比例来分摊。根据领事团体的计算，1932年到1934年，上海引水公会平均每年引水费收入为1294009.49元，其中英、美、日三国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7.75%、17.78%和13.59%.据此，上海引水公会的40个名额中，英国应占15.10人，美国应占7.11人，日本应占5.44人。[42]这个方法只不过表明，在外国势力的较量中，欧美国家暂时遏制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而已，中国的引水权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关务署似乎“忘记”了收回引水权一事，认为它“尚能适应机宜”，竟然同意接受。[43]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港，引水人份额分摊规则，亦被武力打破。1938年底，上海引水公会出现三个缺额，日本当局立即要求，这三个缺额全都由日本人递补。对此，上海引水公会表示屈服。1939年2月，领事团体领袖领事、意大利总领事内龙(L.Neyrone)，先后就此致函总税务司梅乐和及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L.H.Lawford)：[44]

“我的同事们现已同意（上海引水）公会在这方面的意见，虽然按照上述份额制度，别的国家也可能要求递补这些缺额，然而在这一特殊事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有关权利。所以我深信，在此非常时刻，你也会同意引水公会不拘泥于份额制度的意见。”

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各大港口，相继陷入日军手中。到1939年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大港口，几乎全部沦陷。日本人控制了各大港口的海关及港航管理，垄断了中国沿海航运业。各港的引水业务，亦为日本人把持，欧美籍引水人虽然还在工作，但其境况已如昨日黄花。中国引水人，除了少数服从于日本人外，大多离职不干，或撤退到后方，或赋闲在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事当局干脆接管了上海引水公会，原有的英、美、荷兰籍引水人被开除出去，关进集中营，其余中立国的引水人可留下执业，但必须宣誓效忠于日本海军。天津港的英籍引水人，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唯一的中国引水人黄慕宗撤往后方，大沽引水公司亦为日本独占的水先协会取代。[45]

长江中下游引水业，亦为日本人控制。汪伪政权规定，凡从事长江引水者，必须经其批准，引水人仅限于其管束下之华人，或者“有必要”之外国人（实指日本人）；伪政府及与之“交好”国家（实指日本国）的军舰，可以自由雇用引水人；日本方面基于军事上的必要，向引水当局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应得到满足。

在此基础上，汪伪当局与日本占领当局，联合组建了扬子江水先协会。该协会接受汪伪政府的监督，但在军事管制方面，完全听命于日本军事当局设置的水先监督委员会。该协会的成员为日、中两国人，大约在100人左右，原先日本扬子江领江公会的成员，全部免试加入该协会。其主要业务，一是从事上海至岳州之间的引水，二是培养长江引水人。[46]

通过武力强占和扶植控制等手段，到抗战中期，日本人终于实现了其独占中国引水业、并用来为其更大的侵略活动服务的野心。而中国收回引水权的事业，则暂时入低谷。七、战后引水权的收回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人基于武力入侵基础上对中国引水业的侵占，是难以持久的。相反，中国却从战争中学到了持久抗争的经验，并最终赢得得了胜利。引水权的收回，亦出现了新的机会。

机会在于两方面。首先，由于日本的强力打击，欧美籍引水人或者被清除、关押，或者离职回国，昔日的垄断地位荡然无存。同时，日本占领了中国沿海沿江主要港口，欧美国家的势力被迫退缩，失去了在这些港口引水业中的管理权。而在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区域，对引水事务的自主管理，则得以加强。

其次，正是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渐次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尊重。1942年，美、英两国主动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系列谈判，1943年1月，中英、中美分别签订了新的条约，正式废止两国在华各项特权，包括引水权。中英新约规定，英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领土内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之一切现行权利”；中美新约规定，美国放弃“在中华民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权……以及中国领土内各口岸外籍引水人之雇用”。[47]这样，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说，中国已经收回了引水权。

有了上述基础，抗战胜利后，收回引水权工作，得以从两个方面推进。

一是完善引水立法和管理体制。此项工作，早在抗战后期即已开始着手。为了理顺引水管理体制、统一事权，1944年4月11日，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全国引水业的主管机关，负责引水人的训练、考核、甄审、发证、组织、监督及其它有关事情。1947年该会转隶于交通部，其成员为财政部、军令部、军政部、海军总司令部、交通部和社会部代表各一名。[48]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引水事务的自主管理。

与此同时，引水法规也在加紧制订。1945年初，《引水法》草案拟具，并呈交行政院讨论。1946年4月1日，《引水法》正式施行。该法共6章33条，主要内容为：引水业的主管机关为交通部，引水人必须为中国公民，必须持有主管机关所发执业证书方可从业，沿海港口对五百吨以上的商船实施强制引水。此外，《引水法》还对引水人的执业、受雇及违规处罚等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引水法》的颁行具有重要意义，抗战胜利后引水业的重建，即以之为指导。

二是淘汰外籍引水人，重建中国引水人队伍。

按照1943年1月签订的中美、中英新约，外籍引水人在华执业的权利已被取消。但一方面，他们不甘退出这一职业；另一方面，战争结束之初，沿海各港中国引水人普遍缺乏。因此，在上海、天津、连云和秦皇岛四个港口，还有外籍引水人继续执业。其中天津港有3名英籍引水人，连云港有1名日籍引水人，秦皇岛港有2名英籍引水人，上海港有20多名外籍引水人。[49]

为了处置他们，1946年初，行政院通过了《雇用外籍引水人管理办法》。根据这项办法，战前曾在各港执业的外籍持证引水人，经过检复后，可暂在各该港继续执业。但他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不再享有条约特权，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因此，部分外籍引人虽然继续在华执业，却不能阻碍中国收回引水权。

中国引水人队伍的重建工作，亦在抗战后期开始准备。1944年5月，国民政府考试院通过了战后引水人考试办法。根据该办法，引水人考试分为“试验”和“检复”两种。试验即一般考试，检复即检核证书、体格并加口试；所有考试均由考试院委托引水主管机关分区办理；外籍人不得参加考试。[50]

据此办法，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先对长江上游引水人进行了检复。截至1945年5月25日，已经检复的长江上游引水人373人，其中已核准可执业者162人，失业过久须再实习方可执业者63人，其余148情况不清。[51]

战后，引水人检复工作在各区展开。按照考试院的规定，检复合格者即发给相应等级的引水人执照，准其正常执业。这一工作持续了两年多，各地进展不一。根据各地检复结果，全国引水人（不含汉宜湘区及吉黑区）总数为878人。（作者按：此处原有3张表格，因技术原因未能收入）因为各区检定时间不同，此数字不甚准确，只能反映战后引水队伍的大致规模。

引水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对引水事务的管理有了稳定的依据；中国引水人队伍的重建，则意味着引水业真正回到了中国人手中。由此，20世纪上半期收回引水权的持续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

结语

总的来看，20世纪上半期收回引水权的历程大致如下：先是民众（主要是航运和引水界）及政府引水权观念的觉醒，而后有了收回引水权的微弱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初立，努力程度更进一步，增补了一些中国引水人，修改了前清时期的引水章程，并试图接管外籍引水人，但收效甚微；日本全面侵华，使收回引水权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但形势的变化却促成了外国在华引水特权的废止，收回引水权的根本障碍由此排除；及至抗战胜利后，引水法规和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引水业基本置于中国政府的独立管制之下，中国引水人队伍亦得以重建，引水业已经基本实现民族化。至此，收回引水权的努力，方告成功。这一结果的到来实不容易，更不简单，在其背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荣辱兴衰，以及几代人为之付出的持续奋斗。

释：

[1]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拟呈立法院之《引水法草案》，1945年7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史馆)：679（海关总税务司署全宗）——1093.

[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0页。

[3]同上，第59-60页。

[4]同上，第一册，第97、100、107页。

[5]S.F.Wright,HartandtheChineseCustoms.Belfast:WilliamMullan&SonPublisher,1950.pp.309-310.

[6]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Shanghai:1932.此为编年体书稿，编者乔治·菲利浦为上海港持证引水人，时任上海引水公会经理。该书稿藏于上海港务局档案馆，原书未编页码。

[7]上海港务局档案馆藏：上海引水公会档案重要卷（以下简称公会档案），卷71，引水公会委员会会议纪录（1899-1903）。

[8]闽海关税务司呈总税务司的报告，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3页。不过，托马斯自己并没有捞到好处，福建水师“扬威”号一发炮弹，正好击中他所在的法军旗舰“伏尔他”号，当场将他击毙。

[9]彭重威：《北洋时期的引水事务》。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259页。

[10]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上海港引航史》（稿本，1995年），第85—86页。

[11]税务处令总税务司第405号，1926年5月28日。见上海海关档案（以下简称海关档案）（一）7—540—30.本文引用的上海海关档案，系上海港务局1960年代的抄件，由上海港引航管理站提供，谨此向该组织深致谢忱。

[12]准许国人加入领港公会练习优先递补之令文，1928年3月31日署令第791号。见《中华民国十七年财政部关务署法令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24—25页。

[13]同上，第23—24页。

[14]总税务司致广州关税务司，1926年5月28日。见二史馆：679——1088.

[15]China,TheMaritimeCustoms.V--OfficeSeries:No.126，CustomsPapers,ReportsoftheMaritimeDepartment,fortheyearof1926.Printedbythe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GeneralofCustoms.Shanghai,1927.

[16]外交部致上海外国领事团领袖领事，1928年3月15日。见海关档案（十二）2—107.

[17]江海关税务司致海务巡工司，1928年4月24日。见海关档案（一）7—540—36.

[18]上海引水公会致上海港务长，1928年5月1日。见公会档案：致港务长去函（1926年10月2日—1928年8月31日）。

[19]海务巡工司致江海关税务司，1928年4月25日。见海关档案（一）7—540—36.

[20]上海港务长致江海关税务司，1928年9月13日、10月4日、10月8日、10月18日。见海关档案（一）7—540—39、40.

[21]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

[22]黄慕宗：《回忆在津港时期的奋斗》，见《冀鲁区引水公会周年纪念刊》，天津：1948年版，第48—51页。

[23]《中华民国各口引水暂行章程》，1931年10月6日。见《汇编》，第239—249页。

[24]上海港务长致德国驻沪总领事暨领事团体在引水委员会中的代表，1932年2月19日。见海关档案（十二）2—94.

[25]德国驻沪总领事暨领事团体在引水委员会中的代表表致上海港务长，1932年2月20日。见海关档案（十二）2—94.

[26]上海引水公会经理乔治·菲利普致上海港务长格林，1932年3月（日期不详）。见公会档案：致港务长去函（1932年2月2日—1932年11月21日）。

[27]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

[28]关务署训令第10857号，1933年9月20日。见《汇编》，第158—159页。

[29]同上。

[30]总税务司致江海关税务司，1933年11月20日。见海关档案（一）7—536.

[31]CoastInspector''''sNotesonProvisionalPilotageRegulations，1933年（日期不详）。见二史馆：679——1090.

[32]关务署训令总税务司梅乐和，1933年11月22日、1933年11月23日。见海关档案（一）7—536.

[33]上海外国总商会致海务巡工司，1933年12月4日。见海关档案（一）7—536.

[34]上海特别市政府致海军部，1933年底（日期不详），见二史馆：678——1097；美国总领事致江海关税务司，1933年12月15日，见海关档案（十二）2—102.

[35]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摘要，1933年12月6日。见海关档案（十二）2—102.

[36]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纪录摘要，1934年1月24日。见海关档案（十二）2—102.

[37]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关于接管淞汉区旅行引水人设想的报告，见二史馆：679——1098；财政部训令总税务司第3460号，1934年3月6日。见二史馆：679——1097.

[38]上海引水管理委员会关于接管淞汉区旅行引水人设想的报告，见二史馆：679——1098.

[39]同上。

[40]同上。

[41]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

[42]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瀚致总税务司，1935年4月29日。见海关档案（一）7—540—128.

[43]财政部关务署训令总税务司梅乐和第16792号，1935年5月17日。见海关档案（一）7—540—128.

[44]意大利总领事、领袖领事内龙致总税务司梅乐和，1939年2月6日；内龙致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1939年2月16日。见海关档案（一）7—540—208、209.

[45]姚焕锐：《本会之过去与将来》，见《冀鲁区引水公会周年纪念刊》，第3页。

[46]《水先案内规则案》，昭和十五年二月十日编，第四章，第二节。该书系抗战时期日本人调查中国引水业的内部著作，作者及出版信息不详，原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原件在第四章标题下标有“本项极秘”四字。

[4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259、1261、1267、1270页。

[48]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见二史馆：679——1099.

[49]冀鲁区检复合格引水人登记册（1945-1946年），见二史馆：廿（交通部全宗）——3414.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电，1947年8月4日。见二史馆：179（2）（财政部全宗）——319.

引水权范文篇3

1．1地理概况

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地处美国西海岸，南北方向呈狭长型地带．作为美国经济规模和人口均最大的州，加州现有3300万人，主要集中在南加州海岸平原和中部圣佛朗西斯科湾地区．

加州西部海岸是较低的山部地区，东部是南北方向绵延643．6km（400英里）的西拉内华达高大山脉，它屏障了太平洋水汽东送的通道。夹于西部海岸山脉和东部西拉内华达山脉间的中央峡谷，长约724．05km（450英里），其久负盛名的农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峡谷内．两条主要河流萨克拉门托河与圣乔昆河分别从北部和南部汇流到圣佛朗西斯科湾．

总体来讲，加州是一个半干旱地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降雨集中在11月初至来年4月末．其西北部地区水量较多，全州有1／3的径流是来自这一人烟稀少的地区，而这一水源地必须修建水利工程其丰富的水资源才能被中部和南部利用，否则水将流入大海．

1．2历史发展及产业结构

加州的产业结构从最初采矿业最发达的阶段，相继经历了农业、航空航天业、电影业、电子工业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农业至今仍是加州很重要的一个产业，1995年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43％，预计到2020年农业用水仍占39％，它对加州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有很大的影响．

如今，由于加州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由此带来的水资源紧张、能源短缺问题也日益严重．这一现象引起了加州政府的焦虑和担心，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较好的控制办法．

1．3主要水利工程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加州水利工程已经发展得十分发达．全州现共有水坝和水库1200多座，及多条引水渠．这些引水渠大都是从水库引水，甚至有多个调节水库，也有少数几个是直接从河道引水，加州大部分用水就依赖于这些水利设施．州水利工程（StateWaterProject，SWP）和中央峡谷工程（CentralValleyProject，CVP）是两个最主要的工程．

州水利工程在加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工程，大约有2000万人口的用水量的一半来自于它，占总人口的2／3左右．州水利工程归州所有，由加州水资源局管理，50年代开始规划，60年代开始建设，由奥罗卫理（Oroville）大坝和水库、中央峡谷蓄水工程和通往南加州的643．6km（400英里）长的输水干渠、电站、泵站以及八九十年代新增的约321．8km（200多英里）长的附属输水渠道等几部分组成．其主要功能是将加州北部多余的水调往缺水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水量的70％供给城市，30％供给农业．

州水利工程不仅在加州，甚至在全美国都是很特殊的．它完全是自筹经费，归州所有并由州立机构管理运行．工程提供统一的服务，与29个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公共机构之间有统一的水价协议，水价根据实际的工程建造成本和运行成本得出，州并不提供财政补贴，农村和城市用水价格相同．

中央峡谷工程作为全美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从加州北部卡斯凯德（Cascade）山脉一直延伸到南部科恩（Kern）河，干流长约643．6km（400英里），包括20座水库和大坝[其中有加州最大的水库：萨克拉门托河流上的沙斯塔（Shasta）水库]和11个水力发电厂．其主要功能是防洪、供水，同时兼顾航运、旅游、发电、生态效益．据估计，该工程产生的效益已是当初投资的100倍．20世纪30年代，州政府就提出要兴建这一大规模工程，但由于经济萧条，自已没有能力修建，最终由垦务局建设完成，而工程产权归联邦政府和加州政府共同所有．

中央峡谷工程和州水利工程均从萨克拉门托河及三角洲地区引水，而且两者有一段约160．9km长的共用引水渠和水库、大坝（圣路易斯子系统），它们之间按照“工程运行协调条款”、“海湾、三角洲规划”以及其他协议有条不紊运行，至今已有40余年历史．

2加州水利工程建设及其产权特征

加州水资源开发的一大特征是水利工程的所有权的多样化，工程归很多机构所有．这些机构大多数是公共性的机构，包括很小的区域性机构和两大联邦机构，少数几个中等规模的水利工程归某些公司所有，而大多数水力发电厂则归投资者所有．

100多年前，州通过了立法以允许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建立灌区并共同建造水利工程，现在的很多灌区就是当时建立的，加州最初的几个有一定规模的水库和输水渠也由灌区建造．

在灌区进行水资源开发的同时，城市在水资源开发过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洛杉矶和圣佛朗西斯科这两个最大的城市就曾参与了早期的水资源开发．

圣佛朗西斯科的用水起先由归投资者所有的供水工程提供．但100年前，圣城就已认识到必须加大水利投资扩大工程规模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要，因此，它买断了一些已有工程的所有权，然后建造引水扩建工程，并打通了通往西拉内华达山脉的输水道路．圣城利用这些建造的工程向圣佛朗西斯科湾南部地区的小城市供应水，当然，这是要收费的．如今，圣城向20多个其他城市出售水．

洛杉矶的做法与圣城相类似，它也买断了当地的水利设施并建造更大规模的欧文斯峡谷输水工程．但与圣城不同的是，洛城并不是将其引入的水卖给别的城市，而是将别的城市组织起来，共同将科罗拉多河水调入南加州城市，这样就产生了区域性机构．

加州城市用水占全州总用水量的15％左右，其中大部分依赖于引水渠调水，很小一部分是来自本地．由于很多大城市都是建在海岸边，先天淡水不足，所以线路最长。最昂贵的输水渠主要都是为了满足城市用水需要．一般来讲，城市供水工程均没有州和联邦的资金投入，修建工程的当地机构必须支付工程的全部成本．

在加州，农业灌溉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40％左右，尽管有少数农场依赖自备井和当地河道，但是大部分的农场是位于灌区内，使用灌区引水渠．加州很多大型水利工程都由灌区自己建造，也没有州和联邦的资金投入．

应当指出，多年来联邦政府在加州水利方面的投资还是占主要地位的．20世纪初建立垦务局主要就是为了建设17个美国西部地区的灌溉工程，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00多年来加州深受其益．中央峡谷工程就是垦务局在加州境内建设的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

3水资源统一管理

加州早期的工程大都由当地灌区、城市机构或者联邦垦务局兴建，众多的引水渠构成了十分复杂的水网．早期，这些水网间缺乏合作．近年来，由于逐渐强调效率和协作，通过修建新的沟通渠道以沟通这些管道和水渠或者相互签定水交换书面协议，不同机构所有的水渠相互联成了一个很大的水系统．

3．1南加州都市水行政区和圣佛朗西斯科东部水行政区

早在洛杉矶修建欧文斯峡谷输水工程时，南部加州就已预料到需水量肯定会继续增加，必须从区域外调水．因此，洛城于1928年开始，组织了其余15个城市要求立法许可他们成立全新的水行政区，这就是南加州都市水行政区．南加州都市水行政区的初衷是要修建引水渠从正在修建胡佛大坝的科罗拉多河中调水．行政区也建立了骨干分水系统用以将水批发出售给各城市．70多年以后的今天，南加州都市水行政区不仅从科罗拉多河调水，而且还从州水利工程调水，供给南加州135个城市，担负超过加州半数人口的供水任务．

南加州都市水行政区组织建立的同时，北部加州也开始建立类似的行政区．圣佛朗西斯科湾东岸地区组建了圣佛朗西斯科东部水行政区．建立至佛朗西斯科东部水行政区主要是为修建引水渠从西拉内华达山脉西坡引水，该工程于20世纪30年代完工．与南部加州不同的是，它发展了水零售系统，而且也提供该地区所有的水利服务，比如地区的污水处理等．虽然其规模只有南加州都市水行政区15％，但是其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广．

这两个水行政区在加州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过程中，尤其是在解决地区性水资源问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3．2水利工程统一调度

由于中央峡谷工程和州水利工程都是很复杂的水系统，有众多的水库、电站和水渠，因此管理这一复杂的系统是很难的．目前，工程的运行由运行管理办公室负责，其下属机构包括：运行规划处，运行中心和运行支持处3个部分．电力调度、配水计划等均由该办公室负责实施．目前，这些水库的调度和各级输水渠道的配水控制，以及污水的收集、处理与利用，都是在控制中心的控制室完成的，信息化程度较高．

3．3地表水和地下水

在一般年份，加州地下水占据了总用水量的一半之多，以前，地下水资源并没有被看成是加州水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种不利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变．地下水流域的各机构之间正在加强合作，以协商共同长期有效利用地下水资源储备．比如，从某州水利工程引水的城市机构在丰水年可以将剩余的水回灌到某地下水流域，在枯水年份，当其需要用水时可以取回部分水作为以前回灌的补偿．

与其他西部州不同的是，加州政府并没有对地下水的开采进行管制，除非是在过渡开采导致长期的水质恶化发生时才加以限制．目前，加州许多地下水流域并没有开采和回灌的规划和限制，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有限，而城市和高产值农业地区则不然，这些地区的地下水利用要受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限制，以确保地下水长期保持平衡．

3．4农业灌溉节水现状

1992年颁布的水政策中，明确将节约用水定为当时水资源管理中的首要工作内容，规定城市用水、农业用水和环境用水均必须高效，用水大户农业必须继续发展滴灌、微喷灌、以及激光水准管道布线、整平等节水手段．由于受到相当可观的节水效益的激励，效率更高的节水器具被不断地开发出来．

现在加州的许多农场和果园都采用了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灌溉管理系统，尤其是菜园和果园微喷及喷灌系统的控制自动化程度较高．从土壤水分的测定，灌溉决策及其指令的发出，到停止灌溉时的关机停泵，直至下一次灌溉指令的发出，都用计算机和自动监测、传输、分析等系统完成．

4水权和水市场

最初随着金矿业的发展，金矿的增多使得金矿主之间为争夺同一河流上的水权而引发了许多争端，为解决这些水权争端，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随后农业灌溉需水的增长使人们对水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农业用水要较金矿业用水多得多，灌溉面积的增加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兴建新的蓄水引水工程．海岸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继续增长，当地较容易利用的水资源很快就被用光，这就迫切需要从州内水多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向缺水的南部和西部调水．

在加州，只要涉及到用水，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首要条件是自己必须拥有水权或者是与水权拥有者之间有交易契约（买卖关系），而且用水必须合理有效，不能浪费．上述情况均涉及到水权的分配或交换问题．

在美国，各州的水权在不与联邦法律冲突的前提下归各州解释，加州也有自己的一套水法．加州水法规定：水归人民集体所有，个人和实体只有水的使用权．加州的水权可以分为地下水权和地表水权两种．其中，地下水权的规定相对要简单一些，地表水权则相当完备而且很复杂．加州的地表水权也是较特殊的，它包括河岸水权和占有权两种形式，属于混合式水权系统，而其他州的水权主要只有占有权一种．河岸水权沿用的是英国法律体系，是当初水资源紧缺问题不是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水权，占有权在水资源比较紧缺的现在和将来都则是主要的，加州水法对两种地表水权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界定．

水权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受与财产权相同的法律保护．水权可以买卖、交换，也可以按照法定程序撤消，水权以年引水量、引水速度、引水季节、引水方式、引水口位置、使用目的、使用地点等形式表现出来．水权可分为非消耗性水权（如发电用水）和消耗性水权两种，水利工程则可以有这两种水权中的一种或两种同时拥有．

如何进行水权的量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西部很多州规定，水权的数量与水权拥有者的直接用水量相同，而加州规定水权数量与其有益利用的水量相同，它包括合理的运输过程中的损失．这样可以避免造成过多的低效率用水，因为低效率的多用一方水就会多一分浪费，结果是损害了别的高效率的用水户的权益．因此，这种界定既有利于水权拥有者节水，又保护了其他合法用水户的权益．

为获得水权，申请者必须提出书面申请，提供事实证明并接受他人的质询和反对．申请过程由水资源管理委员会控制，包括接受申请、举行听证、颁布决议等一系列程序，类似于司法判决．当然，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论的过程，有些甚至要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判决生效后，各有关用户必须遵循判决执行，这往往需要专门的管理员以监督其执行情况，该任务一般由水资源局承担．

4．1水权交换

加州现在的水权交换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调水，另一种是用水户个体或实体之间水权的直接交换．

跨区域（流域）调水．由于加州南部和西部地区缺水，从水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调水是必然的结果．大范围的调水，实际上也是水权的交换．

调水初期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丰水地区的农民和灌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水利设施，很多情况下，当地农民对出售自己的水权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城市的各种机构卷入到本地的水事务中．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复杂的协商程序甚至于诉诸于法律，尽管城市最终还是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水，但由此便造成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个体或实体间的水交换．这种水交换是更直接的水权交换．通过水交换，整个水系统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用户没用完的过剩水可以直接卖给需要用水而没有水用的用户，对于个体来说这也是理智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水资源浪费，最大化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水交换过程中涉及到的水权和水权交换问题以及相应操作步骤，州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专门的指导建议．

4．2干旱“水银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加州经历了持续4年的大旱，降雨仅有正常年份的28％，水库蓄水只有其蓄水容量的32％，州水利工程和中央峡谷工程被迫急剧减少供水，州水利工程只能按正常供水量的10％的供应城市用水，其农业供水被迫停止．为缓解干旱造成的紧张压力，1991年2月，“水银行”这一应急措施被提了出来，这在美国是一个创造．水银行主要负责购买自愿出售水的用户的水，然后卖给急需用水的其他用户．其成员可以是公司、共同用水组织或者是负责工农业和环境供水的公共机构，他们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才能成为水银行的成员（比如用完了所有能被利用的水），用水户必须保证不浪费水，也不能购买超出需要量的水．出乎预料的是，45d内水银行竞买到了10亿m3水，其买入价是

10美分／m3，卖出价是14美分／m3，这些水大多数是来自休闲耕地用水和地下水．从全局来看，水银行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干旱造成的全州经济损失，更合理进行水资源的配置，据估计，水银行带来的经济效益达3．5亿美元．但水银行也带来了一些争论，如环境用水如何保证、对农业负面影响以及对税收和财政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一措施却不失为合理有效配置水资源的一个探索性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加州的水权系统已发展得较完备，但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水市场．90年代的10年间，加州政府试图把水市场作为解决日益增长的城市用水需要的措施，提出了很多提案欲对水市场立法，以促进水市场的发育，但至今仍缺乏获得立法通过的提案．提案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农业方面，由于农业用水占大多数，农民有自己的水权，但很多农民观念上认为建立水市场是在逼迫他们出售水，水市场建立对小农场不利，因此不同意这些提案．所以，要想建立起水市场，必须根据公平的原则，照顾弱势群体小农场的利益，给予适当补偿．有人也建议，建立水市场最好让卖方和买方直接谈判，同时要建立起一定框架条款，根据这些条款，谈判双方必须考虑交易所涉及的第三方利益．

在水交易过程中，州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功能．由于水交易表面上只涉及买卖双方，但是，交易水要从卖方手中到达买方手中，一般来讲这一过程必然要用到第三方的水利设施，这时水资源局的州水利工程骨干输水渠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5水环境生态问题

加州最早受到环境保护主义影响的是北部海岸流域水资源开发，该地区是加州重要的水源地，州和联邦政府最终还是通过了立法以保护该地区的野生动机自然风景．近年通过的“公众信任原则”规定，如果水权影响到公众信任和利益，比如鱼类和野生生物因此受到危害，则可以重新考虑水权拥有者是否应继续保持其权利，亦即可以撤消其权利．

目前加州水利政策方面的争论主要围绕的就是环境问题，不管是规划中的新的水利工程还是已建成的水利工程，均受到了来自环境保护法的挑战，哪怕是已经建成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供水工程也将必须调整供水量，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了水资源管理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而且也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

6结语

本文主要从水利工程的产权特征、水资源统一管理、水权水市场、水环境生态保护4个方面对加州水资源开发管理加以了介绍．可以看出，加州水资源开发和管理也正在经历从传统水利向更高阶段转变的过程，更加注重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合理配置，也更关注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某些阶段或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正或多或少地面临着，通过了解其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开发、管理思路，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现提出以下几点供大家思考：

（1）我国正在或即将兴建的几个大型调水工程，是否可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拓展多种投资渠道，减少国家投入，实行股份制，按投资的多少享有不同的股份，加快跨流域调水设施的建设；

（2）加强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联合调度，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均衡水资源的分布；

（3）建立获取水权的合法途径，并制定水权的定量化细则，规定水权拥有者的年引水量、引水速度、引水季节、引水方式、引水口位置、使用目的、使用地点；

引水权范文篇4

水利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自然因素首先，水旱灾害频发是水利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京畿地区“三面被太行山、燕山山脉环绕，南面敞向华北平原，东南临近渤海湾，所以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春旱秋涝的特点十分明显”[12]2。旱灾导致水资源匮乏，大旱之年民众生活用水尚难以保障，遑论农田灌溉用水。水对于京畿地区农民的重要性，从当地的许多农谚中可以反映出来，例如门头沟地区就有“有收无收在于水”“水是庄稼粮，无水豆青黄”“近水全收，远水丰收，无水难收”的农谚[6]189，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地水资源的匮乏。而涝灾往往造成田地内积水，由排水问题引发的水利纠纷也不在少数。其次，地形因素也是水利纠纷产生的一大原因。京畿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北面为燕山山脉，西面为太行山脉，东面临海，中间为平原地带。就山地而言，沟渠建设较为困难，有些地方，即使是挖掘水井取水也无法做到，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邢台县民张有聚因争水砍伤同村范印一案。[8]11978-003二人所在村庄地多砂石，不能掘井，村民生活用水难以保障。后公议每逢雨后村民轮流将村边水沟内的积水引入村内公坑，以澄清食用。这样的地形条件，加剧了该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状况，因此即使在天降大雨的时候，村民依然试图多占水源，水利纠纷也由此引发。再如门头沟的《禅房村争窑泉地碑》，记载了当地水资源的匮乏与阖村争夺水源事件的经过，其起因便是禅房村因地处山地，水源较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村民想要利用已废弃的窑口蓄水，由此引起争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地形因素也是引起水利纠纷的原因之一。此外，特殊地形对于积水的排放也造成困难。山上多岩石，排水沟渠的建设难以展开，地势较高的田地往往利用地势较低的田地排水，水利纠纷往往因此而产生。（二）社会因素水利设施建设不到位、水利技术落后是水利纠纷产生的社会因素。许多可资灌溉的河流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房山为例，灌溉用水主要依赖甘河、灌河、拒马河以及部分山泉，但有许多水源因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得到利用，如羊头泉“经年不竭，其水颇可灌田，惜未有兴其利者”，马跑泉“如加人力，下游之地可浇”，嘴把水“如能引入田中，可浇十数顷，委弃于滩中可惜”[13]。再如房涞涿灌区，“是房山、涞水、涿县、新城、定兴等县乡引拒马河水灌溉农田辖区的统称”[14]，该灌区位于南、北拒马河畔，灌溉历史较早。明代天启年间，该灌区曾用卵石建拦河坝，开渠引水灌田，用水户持朝廷颁发的“龙票”作为凭证引水。清代，拒马河设有“河董”，村里有“水利会”，负责拒马河的分水事宜。[15]但是，受水利技术条件的限制，该灌区的灌溉规模一直难以扩大，“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能引拒马河水开渠灌田的仅有12个村庄……到1949年共有水浇地6.78万亩”[15]128。但是，传统的引水沟渠建设与田间工程无法满足较大范围的灌溉需要。因此，民众对于拒马河水的争夺十分激烈，当地有“金水银水，比不了拒马河边沟沟水”[15]251的民谚，拒马河水对于当地农田灌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民国二十年（1931年），为了扩大拒马河灌溉面积，建设厅派专员监修，建成了分水坝、滚水坝等工程，[16]开渠引水灌田，每一条引水沟都由负责分水的“沟头”管理，但仍难以满足灌溉需要，因此该地区的水利纠纷一直延续不断。（三）历史原因传统的用水习惯形成了种种痼疾与弊端是水利纠纷产生的历史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北京城区供水问题上。前文已经述及，北京城区供水铺之间往往为了争夺“水道”，即供水经营权而引发纠纷。这样的城区供水制度，弊端较多，既容易造成供水铺与商户、居民之间的矛盾，妨碍城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容易造成供水者之间的利益纠纷，甚至引发群体性的冲突。

水利纠纷的解决措施

引水权范文篇5

河水库引水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率先发展八大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继去年10月29日举行河水库引水工程奠基仪式之后，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目前项目初设方案已得到省发改委批复同意，引水工程招标工作结束，施工合同已经签订，引水工程建设即将全面展开。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主要目的是动员各级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力配合，切实做好河水库引水工程征地拆迁等环境保障工作，加快工程进度，使这一惠及民生的德政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刚才，河引水工程建设处倪智存同志介绍了工程基本情况，市水利局常崇信局长也宣读了市政府办关于河水库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也和各项目相关县区签订了环境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至此，项目相关的前期工作已全部到位，项目即将全面开工建设。下面，我就做好河水库引水工程建设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识河水库引水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

今年7月5日至6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西部大开发“四个必须坚持”的重要经验和启示，其中的一条经验和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对于我们来说，河水库引水工程就是一项造福市民、惠及百姓、影响长远的民生工程。河水库引水工程的实施，将使我市的基础设施得到有力提升，从战略上构筑起我市稳定良好的水源支撑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实施河水库引水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市情、着眼长远，坚持以人为本，作出的一项战略性决策，是促进全市水资源整体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造福子孙的德政工程，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是将大大提高我市居民用水的品质和用水安全。河水库水的水质明显优于渭河沿线地下水和千河水的水质，工程实施后，有利于保障广大市民的健康。同时，自来水的处理成本较低，用水保障性强，弥补了季节性供水的不足。二是保障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河水库引水工程的实施，将从根本上减少我市由于城市季节性供水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争取工业大项目、招商引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三是增添了我市备用水源，将从根本上构筑我市公共卫生的安全体系，使我市水资源的调配与储备更加趋于合理，更加安全，将会有力地推动全市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河水库引水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按照引水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切实抓好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促进河水库引水工程建设顺利实施。

二、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切实做好河水库引水工程征地拆迁等环境保障工作

河水库引水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征地拆迁等环境保障工作至关重要。涉及工程征地拆迁工作的陈仓区、县、眉县和区管委会要坚持分级负责的原则，主动服务，密切配合，全力保障河水库引水工程顺利实施。陈仓区、县、眉县政府和区管委会国土资源、城建、交通、林业、水利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强化协作，切实做好河水库引水工程征地拆迁各项工作，努力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多做贡献。河水库引水工程永久征地共5处，共计152.03亩。涉及眉县的126.93亩（其中水厂122.42亩，蓄水池4.5亩），700万元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眉县要确保8月底前将征地手续上报省国土资源厅。县高位蓄水池占地4.9亩，要确保8月底前上报审批手续。区涉及的两个高位蓄水池占地20.2亩，8月底前征地工作要落实。河水库引水工程整个征地工作，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总体协调，抓好落实，8月底前完成整个工程的征地报批。由、眉县、陈仓区政府负责，7月20日前完成临时用地、引水管线地面附着物的清点及赔付工作，确保施工单位按时进场施工。

各级各有关部门都要积极支持河水库引水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需迁改的电力、通讯、广电线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道、道路及水利设施，由各产权单位自行无偿拆除，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省河水库管理局、电信分公司、中燃公司等负责落实。引水管线下穿公路、市政道路、桥梁、河道，有关单位要及时办理许可手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由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负责落实。退耕还林地的林木、水土保持治理、文物考古等费用一律免除，从快办理许可，由市林业局、水利局、文物局等负责落实。施工期间治安管理工作由工程所在地县、区公安局负责，要固定2—3名干警，责任到人，负责施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落实。

三、加强领导，强化责任，按时保质完成河水库引水工程环境保障工作任务

引水权范文篇6

关键词：京密引水渠；水环境现状；存在问题；保护措施

在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京密引水渠作为首都重要的水源流经地，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承担着正向、反向输供水的重要任务。目前，水环境工作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工作，做好水环境保护工作，保障水源地安全，使我们水务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也是广大市民的的责任和义务[5]。

一、京密引水渠海淀段、团城湖基本情况

京密引水渠始建于1960年10月，1966年5月全线通水，始于宫庄子进水闸，流经密云、怀柔、顺义、昌平、海淀五个区，全长105.059km。[1]温泉管段从后沙涧（左岸分水闸、右岸山洪桥）至团城湖南闸段渠道，全长25.527km。团城湖位于颐和园昆明湖西侧，是全市重要的饮用水供水枢纽工程，同时是南水北调北京段重要输配水设施，属于Ⅰ级水源保护区，水面面积29.03万m2，相应库容59.3万m3。近些年，随着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的正式运行，温泉管段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承担着正向、反向输供水的重要任务。担负着向第三、第九、城子、田村山、长辛店和通州等6个水厂供水任务以及北长河、昆明湖生态供水的任务，其作用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如图1所示。

二、水环境现状

京密引水渠水生态环境治理近年来受到社会关注度逐年提高，水务部门按照“科学决策、突出重点、综合治理、着重实效”的工作方针，不断强化供水和水环境监管，加快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建设了约45km的防护网，实现了库区内全封闭式管理，有效减少了游泳、钓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为引渠水环境保护提供了较好的人工屏障。此外，沿渠两侧密植了134.48公顷的防护林，有效发挥了生态涵养功能。生态环境的逐年向好，持续保持Ⅰ类水，吸引来此栖息的候鸟种类和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通过对京密引水渠海淀段水环境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乱排乱倒垃圾渣土、违法涉水行为屡禁不止等问题。对此，我们以“安全洁净生态优美为民”为发展目标，采取多项保护措施，致力于打好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

三、存在问题

1．乱扔垃圾、乱倒渣土京密引水渠温泉管段地处城乡结合部，人口流动量大，外来人口聚集且整体素质不高，村庄垃圾处理体系未能全面规范运行，随意倾倒生活垃圾、乱倒渣土现象经常发生。每年产生垃圾渣土1,300余方。团城湖枢纽位于颐和园旅游风景区内，来往游客众多，乱扔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也影响着团城湖的水质。2．违法涉水行为当前引渠内游泳、钓鱼等违法涉水现象难以杜绝，尤其是进入夏季之后，违法涉水的人数逐渐增多，屡禁不止。水政执法难度很大，对违章建筑、违法经营、游泳钓鱼等违法行为很难予以行政处罚。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逐步摸索开展各种联合执法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组织都存在一定的难度，还有待完善。3．林木老化、杨柳飞絮问题目前京密引水渠海淀段两侧林地面积134.48公顷，成、过熟林面积占总面积62%，株数占总株数54%，林带已经步入了老年期，林木的自然枯损不断增加，急需进行更新换代。同时，每年的4、5月份正处于北京杨柳絮飘飞的高峰期，对市民生活造成了影响，同时还大大提高了林带的火灾风险。4．南水北调水源条件下的水藻生长问题北京城区的供水水源主要以密云水库为主，随着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的正式运行，京密引水渠温泉管段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承担着正向、反向输供水的重要任务。目前，引渠的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剧，水体中的藻类等浮游生物大量繁殖，造成饮用水源受到污染，直接影响水质问题[6]。

四、采取措施

1．加强日常保洁2015年起京密引水渠海淀段水环境保洁工作采取引入社会化管理模式，由专业公司进行日常保洁。为切实有效进行监督、考核，管理处制定了相关考核办法，明确保洁标准，量化考核机制，定期召开工作例会，了解掌握工作动态、工作进度；督促专业公司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对垃圾、渣土做到及时清理[4]。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受南水北调来水影响，使京密引水渠、团城湖水藻及漂浮物增多，为保障河道畅通，进一步改善水质质量、美化环境、提高水库防汛能力，在水草生长季节进行清理打捞，投入大量人工进行不间断的水面保洁作业。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2017年2018年2019年出动保洁人员出动保洁车次清理垃圾渣土打捞水面漂浮物图2水环境保洁情况统计近三年来，每年平均出动保洁人员5,000人次，保洁车辆470台班，清理垃圾渣土3,300m3，打捞水面漂浮物1,400万m3。如图2所示。2．加快土地确权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京密引水渠海淀管理范围尚未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导致本属于设计以内的水环境保护范围内，仍存在侵占河道岸线、私搭乱建、乱放杂物、放牧养殖等问题。[2]针对市民关注的乱占乱建、乱倒乱堆等河湖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河道“清四乱”专项行动，对管理范围内的垃圾渣土、乱垦乱种、疑似违法建设及“四乱”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清查。已清理乱建、乱占19处，面积14,496m2，并集中整治乱堆乱弃垃圾、河边烧烤、非法游泳钓鱼等违法和不文明行为。3．以河长制为契机，加强联合执法力度进一步推动京密引水渠河长制工作有序开展，完善与属地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与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3]联合地方政府、环保、水务等部门，强化联合执法，共同破解执法难题；与公安、城管、渔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强化巡查、督导等措施，强有力的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的涉水行为，营造和谐水事秩序。让更多的违法涉水人员意识到水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自觉履行保护水环境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近三年来，平均每年开展联合执法60余次，制止游泳钓鱼等违法行为7,300余人次；制止违法人员共10,000余名。如图3所示。4．成熟林更新改造京密引水渠为向北京输水的大动脉，引渠防护林在涵养水源方面起重要作用，温泉管段部分危险树木多为50~60年代种植，已达到过成熟林，树木枯死现象严重，遇大风、急雨极易折断或者连根拔起，对引渠正常输水和过往路人构成威胁。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渠道输水安全，近几年来已对120余危树进行采伐，进行异地绿化恢复，补充林木数量，创造美好景观环境。5．加强自动化设备建设为杜绝引渠管理范围内倾倒垃圾渣土、违法涉水行为、非法侵占等现象，在重点地段全面铺设监控设备，安排专人全天24h值守，同时监测水流变化，及时保障水源安全。2009年由中科院开发研制的水质在线生物安全预警系统在京密引水渠投入使用。一旦水质有细微的变化，日本青鳉鱼的游动、呼吸、摆动等行为就会出现异常，从而切割测试管内的电场，系统将及时报警。报警信号可及时传送至相关部门，并及时做好防护措施，检测员每个月更换一批鱼苗，保障市民用水安全。可以尝试引进5G智能无人船巡河，船导航搭载着高清摄像头和水质传感器，能查看到人眼所不可及区域的水环境状况，实时采集水质数据并反馈信息，从而实现智能监测从点到面的跨越。这种“人机结合、立体交叉”的巡河方式，更有效的保障了河湖环境安全。6．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世界水日”开展节水护水宣传活动，设置宣传站点、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市民树立河湖保护意识，并在引渠人员密集地设立警示宣传标牌321块。不断开展进校园、进村镇、进工地等水源保护宣传活动。重点做好中小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建设单位人员的安全教育与水法教育，形成重视水生态、保护水环境、珍惜水资源的氛围。媒体宣传是做好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唤起全社会的重视，水资源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建议拓宽宣传途径及渠道，借助视频媒介、微博、微信等平台，全方位的向广大市民宣传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大众爱水护水意识和知法懂法水平。

五、结论

我们要全力推进“安全、洁净、生态、优美、为民”的发展目标，掌握好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强管理，完善各项措施，不断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实现首都水生态高质量发展，保障城市河湖的优美整洁，力争打造一段水清岸绿的美好画卷。

参考文献

[1]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基础数据手册[R].2005.

[2]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水务工程管理手册[R].2010.

[3]北京市水务局.法规汇编[R].2016.

[4]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水利工程日常维护作业标准[R].2016.

[5]胡晓斌.怀柔水库库滨带生态综合治理模式研究.北京水务，2008，（S1）.

引水权范文篇7

【论文摘要】：黄河水是河口地区的重要资源，也是胜利油田开发建设的“生命线”，同时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由于所处地域关系，又是水资源相对比较紧张的河流，它的水资源利用率是全国大河最高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黄河连续数年出现断流，给地处黄河最下游的河口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黄河水资源实行了全河统一调度，虽然有效地解决了断流问题，但河口地区的引水仍然难以保障，对此要充分予以关注。

一、黄河水资源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500米地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注入渤海，干流河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公里。黄河是西北、华北地区重要水源，天然年径流量580亿立方米，其中花园口断面559亿立方米，兰州断面323亿立方米。兰州以上和龙门到三门峡区间所产径流量占全河的75%。

黄河流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雨量相对稀少，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78毫米，由于气候影响，年降水量在时间分配上变化很大，六至十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5%—80%，七、八月份为降水的全盛期。黄河径流量60%集中在汛期七、八、九三个月。为减缓黄河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每年还需要200—240亿立方米水量输沙入海，这样，黄河可利用的水量只有340—380亿立方米。

黄河水资源有三大特点：

（一）、水少沙多：黄河作为世界第一高含沙河流，每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平均含沙量35公斤每立方米，最大年输沙量39.1亿吨，最高含沙量920公斤每立方米，七—九三个月集中了80%的沙量。

（二）、时空分布不均匀：黄河即径流地区分布不均，径流年内年季变化大。黄河径流量多集中在每年七—十月份，占全年的60%以上。冬、春季降水和河川径流量相对较小，三—六月份仅占10%—20%，上中游宁蒙平原消耗量大，中下游加水量很少，所以流入下游的水量难以满足冬、春引水的需要。

（三）、水沙异源：黄河水沙来源地区不同，黄河水量主要来自上游，兰州以上控制面积占花园口以上的30%，水量占58%，沙量仅占9%，是黄河的主要清水来源区。黄河的沙量90%以上来自中游，需要上游的清水输送入海。所以上游水资源的利用需要兼顾中下游供水及输沙的需要。

二、河口地区水资源及引水现状

河口地区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南岸，黄河入海口北侧。东、北两侧临海，西与沾化县为邻，南与利津县接壤，总面积2365.13平方公里，是胜利油田主要产油区。区域地表水多为天然降水，由于地处渤海之滨，自然条件较差，水资源贫乏、单一，由于区域土地盐碱化，地表径流水质差，无法利用，黄河成为本地区能够饮用的唯一客水水源，七—九月份为丰水期，十月—次年三月为蓄水期，四—六月份为枯水期。

境内地下水在成陆过程中，一面受黄河泥沙淤积，一面受海水侵渍，土壤多为含减度高的重盐土，无淡水资源。

河口地区对黄河水的开发利用，最早起步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1976年黄河人工改道清水沟，在西河口护滩建设了西河口取水口，从黄河提原水经水库（黄河故道作地下水库）沉沙后，将水送至用户。八十年代以来先后新建了曹店闸、神仙沟闸、王庄闸、罗家屋子闸、宫家闸、胜利闸、麻湾闸等引黄涵闸，相继兴建了西河口护滩、崔家护滩、丁字路口三处取水口，利用泵船从黄河提水，经沉沙池沉沙，原水过引黄闸将水送至各个水库。设计泵船年提水能力80立方米每秒，目前年提水量近1亿立方米。在黄河来水量逐年减少，黄河主河槽随调水调沙逐步加深，黄河水资源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保证该地区生产特别是油田生产的正常运行和居民生活用水，三十多年来累计引取黄河水约150亿立方米，为东营市和油田生产的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河口地区近年的来水情况

利津水文站是黄河入海把口站，其实测资料代表了黄河河口地区的水资源状况。表一是近年来的年径流量：

表一：利津站1998-2007年径流量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2003年黄河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秋季来水，从而入海水量比较显著外，其余各年水量都比较小。这也代表了黄河的真实情况。自从黄河水利委员会自1999年授权对黄河进行全河统一调度以来，利津断面就没有断流过。但每年通过利津断面的流量却是十分有限，而且时空分布差距也比较大。如表二所示：

表二：利津站1998-2007年月平均流量表（立方米/秒）

从表二可以看出，1998年和1999年汛期水量比较大，但当时是处于挖河固堤的需要，没有代表性。同样2002年的7月是由于调水调沙的需要，水量大，也不具有代表性。2003年发生了秋汛，水量较往年偏大，属特殊年份。其余年份如2000年和2001年一、二、三月及十一、十二月的来水量占全年水量的51%和45.5%，三、四、五、十这四个月的水量占全年水量的17.2%和27.7%，这与历史上黄河汛期来水的特点完全相桲。特别是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黄河来水量持续偏少，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干流用水全线紧缺，出现了1999年黄委会全河水量统一调度以来水情最严峻的一年，实施了《2003年旱情紧急情况下的黄河水量调度预案》，也成为我国大江大河第一个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2003年至2007年秋汛后，每年的十二月份至次年一、二、三月是凌汛期，河里冰凌严重，很难引水。这样就形成每年大部分时间黄河小流量不断流的运行态势，从而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能引水时无水可引，不能引水时，水却白白流失。

四、利津以下黄河现状对河口地区引水的影响

利津水文站距黄河河门104公里，利津断面主河门河道两岸有引黄闸9座，扬水传船泵68台，总引水能力405立方米每秒。近年来黄河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调度以后，虽然解决了黄河不断流，但黄河断流的标志只是利津站的测验断面上是否有水，而不是黄河入海口有没有水。在水量紧张的时候，利津水文站的预警流量（最小控制流量）是30立方米每秒，而利津以下的王庄闸、胜利闸、一号坝、十八户闸等一旦开闸引水，下游河口地区根本无水可引，所以非汛期河口地区引水没有保障。

在全年大多数时间里（非汛期），河道内即使有水，但河槽内水位较低，取水泵船偏离主河槽，泵船淤积搁浅难以取水，只好在河槽中挖引水沟，清淤落船，大大增加了引水的成本。同时由于黄河水位低，引水扬程大，单方水电消耗大，引水不经济。

五、对策及建议

（一）调整引水方案，丰蓄枯补，冬蓄春用，多蓄备用。目前黄河中游小浪底水库调蓄能力尚不能满足黄河下游引水的需要，不经过特别措施调水仍难以保证河口地区冬、春季引水。因此作为地处黄河最下游的河口地区，必须从长期抗旱准备的打算考虑，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蓄水工程，增加蓄水能力，对黄河水资源实行“丰蓄枯用，冬蓄春用”,在丰水期水质好，水位高含沙量适宜的情况下实现引优质水，高效引水的目的。

（二）完善水利工程配套设施，保证引输水工作畅通。河口地区是水资源异常缺乏的地区，尖锐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严重制约着本地区的工农业发展。建议水利部门尽快实施河口区东部水源工程，完善引、输、蓄水配套系统工程，抓紧和黄河部门加强联系和协作，随时掌握黄河水情，把握好引水时间，适时引水，达到既保证引水又经济运行的目的。

引水权范文篇8

关键词：水电站工程；施工总布置；BIM建模；协同设计

当前BIM技术已引领工程设计领域的信息化变革，但在实际应用环节受制于水利水电工程规模庞大、多专业交叉等复杂特征的影响，尚未实现BIM设计的统一标准及规范流程，如何有效应用BIM技术手段辅助工程设计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1研究背景

1.1项目概况

以某水电站工程为例，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属“一库六级”水电开发方案中的重点规划对象之一，水电站规划装机容量为202MW，占梯级总装机容量的32%。在地形地貌方面，施工区域境内包含山地、谷地两种地形，平均海拔超过4000m，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汇合形成“世界屋脊”。在河流水文方面，该地属塔什库尔干河流域，流域面积为9980km2，干流总长度298km，河道平均比降13‰；流域范围内人口稀少，水利水保设施较少，该水电站厂房建设地点位于下坂地水利枢纽电站厂房下游约24km处，属塔什库尔干河中下游河段水电梯级开发中的第二级水电站，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为9705km2，多年平均流量33.4m3/s。通过综合考虑坝址选择、拦泄洪建筑物布置、引水系统工程布置、工程投资等情况，将不同规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最终确定选用无坝引水方案，利用无压渠涵和隧洞、调压室、进水口、压力管道等有压引水建筑物进行引水发电。在特征水位设计上，采用无压引水道引水模式，压力前池设计水位为2744.5m、设计尾水位为2367.5m。在装机容量设计上，由于该方案无调节能力，根据电站供电范围、动能经济指标及电力电量平衡测算结果，确定电站装机容量为195MW，采用3台机方案、机组选型为HL96-LJ-210，多年平均发电量为7.155亿kW·h，装机年利用小时为3669h。施工总工期为55个月，包含12个月准备工期、42个月主体工程施工工期以及1个月完建工期。

1.2施工总布置方案

1.2.1砂石与混凝土系统在渠首、厂址处分别布置1#、2#砂石加工厂，两砂石加工厂处理能力分别为100t/h和60t/h，用于筛分三级砾石、天然砂石共4种工程主体与支洞临建混凝土所需的成品骨料。同时，在渠首、1#～4#引水洞支洞口、电站厂房处共布置6座混凝土生产系统，用于承担不同施工区的混凝土拌和任务。1.2.2施工管理与生活区设置该电站工程施工现场分5个区域设置施工管理与生活区，其中1#区位于渠首附近，为控制闸、进水闸、明渠、无压埋涵、压力前池、引水洞进口及1#支洞提供施工服务；2#~4#区分别布设在各支洞口周围，用于辅助日常施工生产及生活各项活动的开展；5#区布置在厂房附近，服务于厂房及引水洞压力钢管段施工。1.2.3施工占地与弃渣场布置该水电站施工现场占地面积为164.7hm2，其中料场占地面积44.7hm2，存渣场占地7.3hm2，弃渣场占地50.6hm2，道路占地50.9hm2，生产、生活设施占地18.5hm2。

2BIM应用思路与技术路线

2.1研究内容

根据国内现有水利水电工程特征与项目管理经验，拟以该水电站施工总布置设计与实施为切入点，引入BIM技术探索该水电站施工总布置由二维集成向三维信息化转型的具体应用方法及实施路径，在此过程中基于多专业视角进行施工总布置BIM协同设计方案及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分析，致力于最大限度克服以往二维设计环节存在的单线串联、工序交叉、效率低下等实际问题。将研究内容大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将不同专业、不同工序涉及的各类模型进行归纳整理，生成统一的建模标准，由此将BIM协同设计流程进行规范化处理，依托不同环节的高效配合实施，有效解决构建大型水电站施工模型环节面临的难题。（2）由于水电站施工总布置涉及多专业、多工序的协同管控问题，在BIM模型中将不同专业、工序模型之间建立可视化连接，即可实现对水电站施工的协调设计，在此过程中克服多专业协调难题，为工程设计及管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3）在完成水电站施工项目单项模型构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BIM技术提供的协同控制功能，可将同一工程项目中具有相同信息属性的施工区域地形、水文、土方开挖量/回填量等信息自动生成，并实现在模型内位置的自动查找与协同布置，生成的施工总布置3D模型可提供精确三维坐标，支持在前期设计方案审核、施工前技术交底等环节进行虚拟化施工场地的漫游，供相关作业人员由涵洞、水闸、坝体至施工现场各区域进行可视化漫游，从而在最短时间内掌握项目建设区域内的整体与细部面貌。（4）将设计文件导入BIM模型中，支持在联网后进行文件内容的自动更新，同时提供可视化检索功能，在输入相关文件信息后可生成设计模型的缩略图及文件属性信息，避免因不同设计模型混淆产生干扰问题，并有效规避重复设计情况的发生，进一步拓宽BIM应用范围、辅助提升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效率。（5）BIM模型支持对施工现场场景的可视化再现，便于辅助工程相关人员进行设计方案、成本方案、进度计划的综合比选，并且依托参数化、信息化功能满足实际施工环节的现场管控、责任划分、作业内容交底等需求，辅助提升水电站工程项目管理水平。

2.2技术路线

采用PW作为协同设计平台，综合应用Revit、Civil3D多种BIM建模软件，配合AIM可视化工具包的应用，确定的BIM应用技术路径如下：2.2.1WBS任务分解考虑到在以往施工总布置环节，在同一设计节点仅支持1人完成图纸设计工作，将若干节点数据、文件汇总后将增加系统整体运行压力、削弱系统运行稳定性，加之不同工序间的串联设计将面临上一工序修改、后续工序均需变更等问题，易增加重复设计概率，并进一步影响整体设计效率。基于此，该项目中拟引入WBS理论进行水电站工程施工总布置设计任务的分解，建立“项目→任务→工作→活动”的任务分解结构。为克服原有单线串联带来的重复设计、设计变更等问题，拟基于统一建模标准建立全新的施工总布置设计管理结构，以中心任务为核心，从中分解出专业1、专业2至专业n，在各专业之下分别对应设计者1、设计者2以及设计者n，将不同设计者的反馈结果进行汇总，即可实现对施工总布置设计任务的协同控制，以此实现对项目设计过程的标准化管理。该WBS分解结构可最大限度消除水电站项目施工总布置设计过程中的等待工序，且最终形成的文件规模较小，可有效提升处理效率。2.2.2协同管控基于PW协同设计平台进行工程设计文件的分类与定义，支持对水电站工程项目整体设计实施过程的跟踪监控，并结合实际需求进行不同专业、不同人员任务量的动态调节。在利用该平台进行设计信息的协同管理与控制时，需依托WBS任务分解工具进行施工总平面布置设计任务的分解与逐级下达，通过在平台中建立任务分解目录，针对不同任务进行内容分解与权限设计，依据使用、管理、存储的顺序进行项目设计过程的规范化管控，有效提升设计文件的使用率，并基于权限设置保证信息安全。2.2.3BIM建模与集成根据该水电站工程施工总布置设计任务的具体内容，可将其划分为枢纽布置、施工导流、主体结构、场内交通、渣场料场布置专业，各专业间彼此相互关联，致力于实现对设计文件与信息的同步控制与互联共享。基于协同设计中的设计标准统一原则，需综合考虑不同软件间的兼容性、不同格式文件转换、数据单位统一等应用要求，完成BIM应用方案的初步设计。例如在该水电站工程施工总布置设计环节，在枢纽布置专业之下划分出有压引水建筑物发电、厂房结构协调等工作，在施工导流专业之下引出围堰设计、导流布置等工作，在主体结构之下引申出引水隧洞开挖、洞内出渣、混凝土等工作，在场内交通之下引出物资转运站，在渣场料场布置之下划分出渣场、料场等。通过建立BIM应用方案图，可实现对模型中不同工作、活动的信息化处理，并建立各工作、活动之间的可视化连接。当涉及设计变更问题时，仅需由设计人员对局部信息或数据进行修改，即可利用模型功能进行文件、图纸、报告的关联更新，保证实现对各专业内容的一体化修改，使水电站单项设计任务与整体管控工作实现有机融合。

3施工总布置BIM协同设计

3.1枢纽布置

将AIM与Civil3D应用于该项目中无坝引水方案中枢纽布置环节，主要建筑物包含进水口、隧洞、调压室及压力管道四个部分，利用其强大地形处理功能进行建筑物布置区域的快速规划与直观表达，将控制闸、进水闸、无压渠涵、压力前池、有压引水隧洞、调压室与压力管道均设置在河道左岸。其中无压引水段首起下坂地电站尾水渠、沿河流左岸山脚与公路之间布置，经协力波斯沟后到达沟口下游，与压力前池衔接，全长为1685m；压力前池紧靠协力波斯沟口下游的有压隧洞进水口布置，总长85m、净宽12.4m；有压引水隧洞布置在河道左岸，洞线靠河岸布置，隧洞总长度15938.9m、内径4.7m；调压室、压力管道、电站厂址及厂房均布置在左岸地形宽阔区域，并基于Revit进行厂房结构、压力管道等细部的参数化设计，实现自动出图。

3.2施工导流

采用Civil3D软件建立精确的导流设计方案，依据水流对于无坝引水实施环节可能造成的影响，借助AIM工具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由此施工导流设计划分为三部分，其中协力波斯沟渠首段的底部高程最低值为2730m，1#支洞进口处的底部高程为2715m，地面厂房的最低开挖高程为2350m，在上述部位的实际施工环节需重点考虑基坑排水及内部防渗问题。

3.3主体结构

基于Civil3D与AIM平台生成主体结构设计方案，同时根据土方开挖量、施工工艺方法进行施工支洞布局与断面规格参数的计算，与施工工期、费用、施工机械及工具施工情况等进行关联，完成主体结构设计方案整体与分项施工任务的部署。该项目中引水隧洞全长为15.936km，隧洞开挖量为48.06万m3，选用钻爆法作为施工工艺，共布置4个净断面为7×6m的施工支洞，其中开挖循环进尺为3m，洞挖、衬砌进尺平均值分别为130m/月和120m/月，结合冬季不停工作业条件计算出施工工期约为50个月，并将工期进度细化分解至具体工序及专业，为后续施工进度管理提供可靠参考。

3.4场内交通

利用Civil3D软件的地形处理功能建立装配模型，实现对场内道路挖填曲面的快速生成，完成道路、桥梁、公路隧洞工程量的精确计算，并通过AIM软件进行直观表达。该项目中施工所需运输外来物资总量为32万t，根据货运总量选定在喀什火车站附近租用场地作为物资转运站，由此生成两条场内交通路线，其中推荐路线为“喀什→塔什库尔干→坝址”，全长322km；备用路线为“喀什→莎车→厂址”，全长422km。

3.5渣场料场布置

采用Civil3D软件进行渣场、料场三维设计与工程量计算，该项目中以渣场为主要布置对象，基于分散布置原则进行存渣场、弃渣场布局设计，将其分别布置在渠首、厂址及各支洞口附近，引水隧洞内施工时选用5t电瓶机车牵引8m3梭车进行洞内出渣，洞外利用2m3装载机装渣，并依托20t自卸汽车将其运送至指定渣场。

3.6可视化与信息化

通过运用BIM技术进行水电站工程施工总布置设计，基于信息化建模方法进行设计文件、信息的同步关联，支持提供碰撞检查、漫游浏览与动画效果输出等功能，有效提升不同专业的协同设计效率、节约跨专业交流成本，配合漫游功能实现对场地整体及细部面貌的可视化呈现。

4结论

通过引入BIM模型进行水电站施工总布置设计，实现设计理念、设计效率、设计质量与设计表达效果的整体优化与提升，后续对该项目进行技术经济性评价可知，该水电站工程的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均优越，单位千瓦静态投资为7064元/kW、单位电能投资为1.926元/kW·h，建成后为区域发电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谢欣菲.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常见问题及对策研究[J].建筑技术研究,2020(08):47-48.

[2]李琛,潘学刚,张鹏,等.基于BIM技术的地铁换乘车站信息化建模[J].城市建筑,2020(15):79-81,87.

[3]苗正红,宋宝玉,邱中军,等.GIS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地理空间信息,2020(07):9-12.

[4]欧阳云虎,刘刚,王璇.基于BIM的模架结构设计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的应用[J].水电站机电技术,2020(11):75-76.

引水权范文篇9

关键词：引湑济黑工程跨流域调水可调水量

水资源调配是针对我国水资源在空间上（地区间）与时间上（年、季间）天然分布和分配极端不均性，在空间上是从有余水或有余水潜力的地区向缺水的地区调水，时间上则包含对水资源的调蓄。进行区域水资源调配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针对缺水区的供需矛盾和因缺水带来的环境与生态问题而采取的一种重要对策。

本文中探讨的引湑济黑工程，是将秦岭南麓汉江支流湑水河上游部分径流量引至秦岭北麓渭河支流黑河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本文所选方案，水源调出区水资源丰富，流域内用水量小，开发利用程度很低且与调入区同辖于西安市周至县，调水距离短，工程量小，投资少，跨流域却不跨行政管理区调水，可避免水权之争，便于协调和管理，现实可行。此外，该工程可以作为陕西省水资源优化配置计划中的引湑济黑工程的一期工程实施。

1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1.1西安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西安市水资源不够丰富，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境内除秦岭南部汉江流域内的湑水河，洵河以及直接流入黄河的南洛河外，大部分河流属于黄河流域渭河水系。西安市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为21.78亿m3，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17.27亿m3，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重复量12.39亿m3，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6.66亿m3，按全市现有耕地、人口计算，亩均水资源601.3m3/亩，人均水资源387.5m3/人，远低于全国和全省亩均及人均值。多年来，境内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高，现已无大的潜力可挖，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但可开发量有限。2000年全市地表水开发利用量48217万m3，扣除引水和客水7108万m3，实际开发利用自产地表水资源30509万m3，为地表水资源量的14％，全市地下水开发利用总量130062万m3，为全市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15.48亿m3的84％。为此，需进一步调整城市供水结构，增大地表水供水量，减少地下水开采量，涵养水源。

1.2西安市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西安市总面积9983km2，共辖新城、碑林、莲湖、雁塔、未央、灞桥、阎良、临潼、长安9区和周至、户县、高陵、蓝田4县。截止2000年底，西安市总人口688.0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85.79万人，城市化水平41.54％。西安市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及深远的历史渊源，使其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高新技术产业、旅游和商贸基地，是陇海兰新地带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进程，西安市经济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其发展态势，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西移和缩小东西差距的重要支点。在“九五”计划中，西安市供水水资源系统优化调配研究作为一项子专题，有关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经对西安地区远景年2050年供需平衡分析，预测至2020年，考虑当地开源节流与区外调水情况下，西安地区将缺水1.5952亿m3，随着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由于工业需水的增加，2020年～2030年，水资源供需矛盾将重新出现，且更加严重，由于地区水资源承载力有限，在这一阶段，水的问题将成为制约西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为保证下一世纪西安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水的需求，应开源与节水并举，同时应继续增加跨流域调水规模，增进陕西省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1.3引湑济黑与西安市市区需水

西安市市区人口集中，地表水资源量仅为0.47亿m3，资源性缺水较为严重。供水水源包括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两部分，地表水源有7处，主要以位于宝鸡眉县的石头河水库和位于周至县的黑河为主要水源。2000年市区总供水量3.54亿m3，其中，地表水2.07亿m3，占总供水量的58％，黑河引水系统总供水量为1.79亿m3，基本解决了中心城区的供需矛盾，但氵产河以东的纺织城、洪庆等组团的供水量不足，夏季高峰期，生活供水只能定时限量，工业生产勉强维持，同时，从现有地表水资源供水措施及需水保证率来看，中心市区仍需提前做好区外调水的前期工作以缓解供需矛盾。

汉江支流湑水河部分径流属于周至县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低，引湑济黑工程的建设将进一步开发西安市地表水资源，提高其有效利用率，补充市区供水水源，增强供水保证率，有助于缓解供需矛盾。2工程建设的可行性

2.1湑水河流域概况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级支流，汉江在我省境内的流域面积为59110km2（占总面积37.1％），多年平均径流量264亿m3，流域北岸为秦岭南坡，支流众多，褒河、湑水河、子午河等较大支流多发源于石泉以上的秦岭山区，而且源远流长，河网密度大。汉江支流湑水河，发源于秦岭南麓陕西省周至县境内的光秃山，流经周至、太白、洋县、城固等县。于城固东南7km的汉王城注入汉江，全长167.5km，流域面积2340km2，河道平均比降1.26％，多年平均流量37.6m3/s（11.9亿m3），落差1636m，该流域面积为10m2以上的河流共有32条，受大气环流、纬度及地形影响，降水量有北向南递减，径流亦由北向南递减。湑水河径流主要来源于降水，并有季节性融冰和融雪补给，径流的年际、年内变化，与降水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汛期集中在5～10月，该流域升仙村水文站（集水面积2143km2）1956～1980年间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10.94亿m3，变差系数Cv为0.45，20％、50％、75％及95％各频率的年径流分别为14.44、9.84、7.33、5.4亿m3.该流域高山区由中生界花岗岩组成，岩性较坚硬，中山区由石英岩、大理岩、黑云母花岗岩、云母片岩等组成。

2.2可调水量分析

引湑济黑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工程措施，为此，在兴建之前必须慎重研究，进行科学比选。可调水量是反映跨流域调水后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综合指标，既要考虑调出区的可能，对调出区的生态环境不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又要考虑调入区的有效利用，是比较复杂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能否客观、科学地确定可调水量，不仅直接影响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决策，对工程规模和运行管理也十分重要。鉴于可调水量是调水工程可行性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拟定两种调水方案，分别对湑水河部分流域进行可调水量分析。本文所说的可调水量，是指可供水河流的河川径流量，在扣除当地用水和河道内环境用水后可能向城市提供的水量。

湑水河流域水资源量应包括河川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由于两种方案中所拟选的调水流域均地处山地高原，取水口高程在1600m以上，河流切割深，浅层地下水已作为河川基流排入河道，故认为河川径流量就等于水资源总量。又因所选流域人烟稀少，现无水利建设，无工业生产，人类活动对流域径流影响几乎可以不予考虑，所以此处的水资源量计算不考虑径流还原，以计算径流代表天然径流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对所选流域水文资料的分析、计算，可得两种方案相应的分析计算结果如下：

方案一，选择老县城下游松树坪处为引水断面。

理由有3：其一，考虑到湑水河上游段老县城处地势平整，有利于建坝蓄水，且居于此地的居民只有10余户，移民问题很容易解决；其二，从该处引水到秦岭北麓黑河流域的秋茅子沟，穿越秦岭的隧洞长度较短。其三，该部分流域面积不大，但水量丰富。根据1/50000地形图，经计算，该流域总面积约为63.9km2，沿湑水河干流河长约为11.4km，引水断面处高程约为1727m，引水断面之后1.01km处有支流汇入。引水至黑河流域秋茅子沟高程约1700m处所需开挖隧洞长约为3km.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0.256亿m3，扣除河道生态环境用水量31.97万m3，引水断面多年平均可调水量约为0.252亿m3.

方案二，选择都督门下游段与烂店子上游段之间一处作为引水断面。

与方案一相比较，该方案流域汇流面积较大，汇入支流沿干流河长集中增多，水量更为丰富。但从该引水断面引水至黑河流域秋茅子沟，穿越秦岭的隧洞长度增加不多。经计算，该流域总面积约为125.3km2，沿湑水河干流河长约为15.9km，引水断面处高程约为1660m，引水断面之后1.25、3.07、3.83km处分别有支流汇入。引水至黑河流域秋茅子沟高程约1640m处所需开挖隧洞长约为5.8km.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0.501亿m3，扣除河道生态环境用水量63.07万m3，引水断面多年平均可调水量约为0.495亿m3.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知，两种方案中水量调出流域的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分别是湑水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的2.3％和4.6％，故，即使将断面以上水量全部调走，也不致影响其下游工农业发展的需水量。因所需建水库库容较小，且地处山地高处，水库蒸发渗漏损失很小，因此，工程可调水量主要取决于断面下游河道的生态环境用水量，以保持引水口以下河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改善环境质量，在本文中，参考有关研究成果，拟以p＝95％的10d最小枯水流量为标准来计算的。

2.3施工可行性

据实地调查及资料分析，该调水工程从施工条件及筑坝技术方面而言，均属可行，此外国内外长隧洞施工，已有丰富经验，我国建成5km以上的输水隧洞已由若干条，故隧洞施工方面也不存在难以解决的困难。

总之，在引湑济黑工程可行性分析过程中，本文从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环境容许的原则入手，来追求跨流域调水效益的。需特别说明的是，该拟选方案与陕西省水资源优化配置计划中的引湑济黑工程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所选方案，工程量小，投资较少，现实可行。

参考文献：

[1]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关中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报告[R].1999.3

[2]西安工程学院，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市供水水资源系统优化配置研究报告[R].1999.4

[3]王海成。西安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D].西安理工大学，2002.1.

引水权范文篇10

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是实现黄河水资源优化配置，确保黄河不断流，使有限的黄河水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重要措施之一。而黄河下游94座引黄涵闸能否实现科学有效地实时监测、控制与调度，是解决下游断流、实现黄河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所在。目前，黄河水量调度监控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不能适应日益强化的黄河水资源管理和水量调度工作的需要。虽然黄河连续两个大旱之年不断流，但背后凝聚了多少水调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和艰苦努力，“绿色颂歌”的谱写确实来之不易。“黄河水资源管理调度监控指挥系统”，正是立足于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调度和优化配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控制技术，为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确保黄河不断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2系统设计思想

遵循黄委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水量统一调度、总量控制、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和系统科学先进、经济实用的原则，立足于现有黄河广域网系统和无线接入通信网系统，实现黄河水资源调度管理的远程监测与控制，确保黄河水调控制断面下泄流量不低于控制指标；根据黄河可供水量指标和引黄用水单位需水量，实现黄河水资源订单供水网络化管理，实时调配各个控制河段之间涵闸引水流量，达到可供水量的优化配置、合理调度；同时提高涵闸监控管理自动化水平，实现流量及预付水费水量自动控制、超量引水自动报警提示与调控，以及远程控制涵闸运行安全保护等功能。

2.1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先进性

以先进的调度系统，科学的调度手段作保证，提高水量调度的科学性、合理性、时效性：

1通过黄河计算机广域网、黄河通信系统和公网资源，实现对涵闸运行状况、运行参数的远程实时监测与监视；

2根据控制权优先级原则，实现对涵闸运行分级限权远程控制管理；

3改善涵闸管理条件，提高涵闸自动化管理水平；

4通过电子地图、电子表格，直观、动态、实时显示涵闸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达到决策可视化效果；

5实现黄河订单供水申请、审批和引水的网络化管理；

6根据订单批准水量和预付水费水量，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引水；

7预留多种扩展接口，可以随时添加其他功能的传感器；

8系统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可直接与有关控制中心网络系统联网，实现资源共享。

2.2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

系统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涵闸本身的安全性、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系统的特点、以及水位、天气、人为等其他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情况等，建立了自动报警系统，确保涵闸运行和远程控制万无一失。同时，系统数据的采集、分析、整理、存储、查询，也充分满足了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的需要。

2.3系统开发的兼容性、共享性

系统设计和所采集的数据资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能够较好被其他相关网络系统查询和应用，实现水量调度资源的共享、共用，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系统开发研制具有前瞻性，充分考虑系统的扩展和升级，始终保持系统的科学先进特点。

3系统研制的主要内容

建设黄河水资源管理调度监控指挥系统。该系统包含市河务局指挥中心、各县河务局监控中心、涵闸监控站。市、县河务局中心主要包括监控计算机、打印机、管理软件和大屏幕投影设备，涵闸控制站包括监控设备、安全保护装置、计算机、运行软件和远程通信系统。市河务局指挥中心通过黄河广域网与县局监控中心联网，县局监控中心通过无线接入通信系统与前端控制站连接，从而实现对涵闸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的远程实时监测与控制，实现对黄河水资源订单供水的网络化管理。

4系统工作原理

前端闸位控制器、信息显示屏、水位传感器、电压、电流传感器分别有1片单片机与涵闸监控站的计算机通过4芯电缆实现远程多机串行通信。闸位控制器通过霍尔器件实时记录闸位变化，通过继电器等功率器件控制启闭电机，通过单片机与计算机通信，实现远程监测与控制。水位控制器实时采集闸前水位，并发送给计算机。计算机根据闸位、水位高度查找流量曲线，得到流量，并把闸门启闭高度、闸前水位和流量数据发送到闸房内的信息显示屏和远端控制计算机。县河务局的计算机通过调制解调器与涵闸值班室的计算机通信，市局计算机通过黄河计算机广域网与县局计算机通信，从而达到获取涵闸运行状态信息数据与远程监测控制涵闸的目的。当闸前水位抬高，引水流量超过批准引水流量时，系统报警提示并自动调控。当水闸升降到设定的极限高度，接触到限位开关，自动切断涵闸电源，闸门停止升降。当涵闸降落过程中遇到障碍物，克服一定向上顶压丝杠力后，承重弹簧被压缩，接触到行程开关，自动切断涵闸电源，闸门停止降落。闸位控制器、水位传感器均安装备用电源和存储器，在通信中断或没有市电时，系统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单片机仍然正常工作并自动记录闸位、水位，存到存储器里面，待市电和通信正常后再把这些数据自动写入数据库。

5系统综合功能

实现黄河水资源的中央控制、限权管理、分级负责、科学调度、优化配置、实时监督、远程控制之目的，为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调度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1)实时监测。通过黄河计算机广域网和无线接入通信网，进行实时数据传输，各级水调部门实现对其所属供水管理单位执行水调命令情况、涵闸运行状况、运行参数进行远程实时监测；

(2)远程监视。通过闸前、闸室、前端监控站视频采集系统，远程监视涵闸运行过程。

(3)远程控制。根据中央集权和控制权优先级原则，实施分级限权管理，实现调度监控指挥中心的集中控制和上级对下级水量调度实施有效的远程控制与调节。当有权限的计算机控制中心实现对指定涵闸的控制时，该控制中心以下各级子控中心和前端控制站均无权启闭所指定的涵闸；

(4)电子地图、电子表格综合控制。

(5)黄河水资源订单供水网络化管理。县、市局网上申请订单用水指标，上级网上审核、网上下达批准的流量和水量，各级根据分配流量、水量，实时监控下级批准流量、水量引用情况，若引水超过批准指标，系统报警提示，并自动予以调整。

(6)预付水费水量自动控制放水。输入用水户预付水费数额和用水户需水时段，计算机自动计算供水量和平均流量，并在上级分配的用水指标范围内自动控制放水，任务完成后，计算机自动关闭涵闸，并计算出实时水费数额，通知用水单位；

(7)流量自动调整和控制。前端计算机依照市局分配流量，根据闸前水位变化情况，在实际引水流量超过分配流量5%时，自动调整闸门启闭高度，以控制流量不超标；

(8)安全运行保护装置。实现限位保护、断电数据保护、闸门运行(启、闭)异常保护等功能，确保涵闸远程控制安全、有效。

(9)自动报警系统。当引水量达到审批水量、引水流量超过批准流量、闸前水位超警戒水位、涵闸在远程控制中遇到故障，系统自动报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控制措施。

(10)水调命令网上公告栏。实现水调命令的网上，提高其实效性。

(11)自动生成、存储、打印各级、各类水资源报表，建立统一、完善、兼容性好的综合信息数据库，便于各级查询和调用。

6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1)工作电压:AC220V；

(2)前端计算机采集存储数据平均间隔时间≤10分钟。

(3)闸位传感器分辨率0.3mm，测量误差≤1mm；

(4)水位传感器测量误差≤5mm；

(5)流量测量误差≤5%；

(6)闸室显示屏显示数据无误差实时显示，闸位、闸前水位精确到厘米，流量保留两位小数。

(7)室外显示屏滚动显示闸位、水位、流量，10分钟变换一次实时数据。

(8)闸门运行异常保护装置在闸门正常启闭时不能出现动作，当闸门运行出现异常时，异常行程≤3mm时切断电源。

(9)断电记忆装置应在断电的同时启动，后备电源能保证停电167h以上用电。

(10)值班室—前端控制器通信速率1200bps，县局—涵闸值班室通信速率9600bps；

(11)县局至前端网络连接中断，30秒钟内自动重拨连接。

(12)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2000小时；涵闸前端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10000小时；

(13)最小维修时间（MTTR）：1小时；

(14)工作环境温度：-10~50℃；

(15)储藏温度：-30~70℃。

7系统建设的实施情况

为保证本系统的科学合理、先进实用和安全可靠，我们先后多次组织人员对一些研制安装监测系统的单位进行了考查和学习，并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应用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先进的电子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在原阳县河务局柳园闸进行了“涵闸自动化远程实时监控管理系统”的研制开发。

经过几年来的不断实践和反复试验，并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提高，2002年3月，体现“数字水调”思想的“黄河水资源管理调度监控指挥系统”的开发、研制、设计和试运行工作全部完成，系统的整体性能和综合控制功能，以及系统的科学性、先进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已完全能够满足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调度的数字化管理需要。

2002年4月29日，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鉴定委员会专家对该系统整体运行情况和各项功能进行了现场测试，并在郑州召开了成果鉴定会，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和讨论，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成果达到了同类研究国内领先水平，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系统鉴定后，我局已在原阳县黄河河务局韩董庄、柳园、祥符朱引黄闸推广，并投入了水资源调度管理应用，实现了省、市、县河务局对原阳三座涵闸的远程实时监控，在今年的黄河水量调度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十分显著效果，达到了系统设计目的。

6月13日，李国英主任等黄委领导在专程考察该系统后指出，新乡市局开发的黄河水资源管理调度监控指挥系统是适应我们现在整个黄河下游目前微波通信条件下涵闸远程监控的一套系统，该系统是具有广泛推广意义的系统，适合黄河下游推广应用。

8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系统推广应用后，各级领导和水调工作者坐在办公室，足不出门，通过电子综合显示屏和动态电子表格，实时了解辖区内水资源调度管理整体运行情况，且根据控制权优先级原则，实施远程调度与控制，较之目前督察组沿河督察，工作效率提高几十、上百倍，而且调控质量大大提高，较好保证了有限黄河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本地区黄河控制断面下泄流量不低于控制标准，为确保黄河不断流提供了可靠技术保证。系统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了远程控制安全有效，避免了供水工作中多引少报、少引多报、引水不报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擅自开闸现象的发生，从而增强了各级水调部门的责任心，维护了水调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由于系统的建设立足于现有的黄河计算机广域网和黄河无线接入通信系统，大大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性能价格比远远优于其他同类系统，为系统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