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范文10篇

引论范文篇1

一．“生存”与“形式指引”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关联

“生存”的重要性在于指示出了缘在（Dasein）的基本存在及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在我们现在所见的《存在与时间》（实为第三稿）中这样写道：“缘在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之相关，并总以某种方式相关了的那个存在本身，我们称之为生存（Existenz）”。又说：“这个缘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理解自己本身，或者说，它总是从它自身的某种可能性，也就是它会是其自身或不是其自身来理解它自己本身。缘在或者自身选择了这些可能性，或者卷入于其中，或者已经在其中成长起来。这种生存只能被‘那时各自的’（jeweiligen）缘在所决定，不管是以捉住[机会]的方式还是以错失[良机]的方式。不管怎样，这个生存的只能通过生存进程（dasExistieren）本身来得到澄清。”

可以说，《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对缘在的各种生存状态（Existenzial）的来揭示缘在的本性，即牵挂（Sorge）与时间性（Zeitlichkeit），以便为理解存在本身的含义打开一个视域。那么，什么是这“生存”的确切含义呢？以上的引文已经给我们某种提示，而第9节对于缘在本性（Wesen）的刻划又几乎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存在者的‘本性’就处于它的去存在（Zu-sein）之中。”（《在与时》42页）而这个本性对于海德格尔就是“生存”，因为他马上讲“如果我们选择‘生存’（Existenz）来指示这个存在者的存在的话”，那么就不是在拉丁文的“existentia”的现成的存在（Vorhandensein）意义上使用的。于是他就将上面这句话转写为：“这个缘在的‘本性’就处于它的生存之中”。（42页）可见，在海德格尔眼里，生存是缘在的“本性”，意味着非现成的“去存在”。当然，为了将这个“本性”或生存的意思讲足，他又加了另一句话：“这个存在者[缘在]在其存在中与之相关的（darum）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istjemeines）”。（42页）

但是，在此书第45节，对生存的提法又有了新的维度。海德格尔写道：

对于这个[缘在的]存在[即牵挂]的分析取生存为引导，这生存以先行把握的方式被规定为是缘在的本性。生存这个词以形式指引的方式意味着（besagtinformalerAnzeige）：这个缘在是作为理解着的能存在（alsverstehendesSeinkoennen）而存在着（ist），它在其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有关。我自身就总是这个以此种方式存在着的存在者。（231页）

除了第9节中讲的东西之外，这里引入了“形式指引”（dieformaleAnzeige），并认为“生存这个词是以形式指引的方式”在意味着它的那些意思。可见形式指引是了解“生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而且是一个方法论的维度。而在题为“为了解释牵挂的存在意义而赢得的解释学情势以及总括的生存状态分析的方法论特点”的第63节中，这个维度被再次提及：“[前文所讲的]生存观念的形式指引被处于缘在自身之中的存在理解（Seinsverstaendnis）所引导着”。（313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了解形式指引是理解《存在与时间》的“生存”及对于缘在的“生存状态分析”的一个必要前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前提。所以美国著名的研究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学者T.克兹尔（Kisiel）在他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中讲：“在《存在与时间》中，‘生存’就是形式指引”。

二．对雅斯贝尔斯著作所做评论中的阐发

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与“形式指引”的“共生”可推溯到他于1920年夏写出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AnmerkungenzuKarlJaspersPsychologiederWeltanschauungen）由此文可见两者关系之大略。雅氏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中力图用生命哲学（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原则来探讨“心灵的整体”，，以便“为心理学赢获原则性的视界和区域”。为此，他使用了“极端境况”（Grenzsituationen,孙译为“限界境况”，一般译法似乎是“边缘形势”）、“生命的极端状态”、“二律背反的结构”、“活生生的过程”等概念。海德格尔认为雅氏的贡献在于“使人们以最强烈的专注去关注生存问题”，带来心理学的去“先行把捉”心灵整体的区域性的深化和哲学上的一股新的冲击力，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在哲学[方法]上却是个“失败”，因为它以为靠“整体”、“摧毁”、“分裂状态”、“对立性”、“极端”、“绝对者”、“斗争”、“死亡”等等“恰恰从范围[比如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中可支配的概念手段”就可以来“把握生存现象”，而它们只是“远未得到阐明的直观替代物和概念替代物”。

海氏认为他要做的就是沿着这条“以生存现象为定向”的道路继续前行，尤其是要深入追究生存现象中的这个“先行把捉”（Vorgriffe）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探讨“从生存现象出发的意义联结之方式、生存现象之结构和它的方法上的作用范围”。而“一切先行把捉之问题都是这样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且，“先行把捉‘普遍地’‘存有于’（sind）实际的生活经验[faktischenLebenserfahrung]中”，这种经验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焦虑”（Bekuemmerung）。更重要地，与一切替代方式不同，海德格尔认为：

要讨论的真正对象[生活的当下实际性（Faktizitaet）]在形式的指引中（informalerAnzeige，中文版译为“在形式的显明中”）被确定为生存（Existenz）。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得到指引的意义中，这个概念指示着“我在”（ichbin）现象，即包含在“我在”中的存在含义。而后者乃是一种原则性的现象联系及其所包含的问题的开端。随着这种形式上的指引（其中可以看出一种方法上的、在此不能进一步予以阐明的一切哲学概念和概念联系的基本意义），恰恰要预防一种非批判性的沉迷，即要预防沉迷于某种诸如克尔凯郭尔（Kierkegaad）或者尼采（Nietzsche）的生存理解中，以便赢获一种可能性，得以去探究生存现象的某种真正意义，并阐明这种探究。

由此可见，对于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形式指引”（形式显示、形式指明）的方法，真正的生存现象——“我存在”的存在含义——出现了。而且，他相信这种形式指引中的生存观与生命哲学的生存观是相当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括号中声明他不能在此“进一步阐明”形式指引这个看来是如此关键的方法，使得被批评的雅斯贝尔斯不能明其妙，以至后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文字批评产生一种疏远感，它花了如此之多的篇幅在神秘兮兮的方法问题上”。

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包围着的领域”，是“承荷着一切运动的‘流’”。所以对生命的任何片段把握和表达都达不到生命本身。于是就有一种“不能表达”的说法。]海却认为，这种“不可言”的困难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把心灵的原始现象完全刻划为‘分裂’了”。其实，在人的生活或生命的当下实际状态之中，就已经有了某种“意义特征”或“结构联系”。海写道：“这个[在意义特征的现象学联系中显示出来的]特性本身，只能被理解为在生活的当下实际性（Faktizitaet）中进入自身的居有过程中而实行的本己生存的前结构（Praestruktion），也即那种对每一个实行联系本身所构成的具体的、带有焦虑的期望视界的开启和开放的前结构。”

虽然没有明说，但按此文的基本思路，特别是由“生存”建立起来的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生活的当下实际性中所实现出来的“前结构”就是那确定生存的形式指引。它们虽然还不具有客观性，也不是一种“区域上的客观化”，但已经是有“意蕴”（dasBedeutsame）的自身经验的方式（WiedesSelbsterfahrens）和表达方式（形式指引）。“质料”（生活的实际性）在此直接决定“形式”（前结构、形式指引）。于是我们读这样一段话：

在与自我相联系的基本经验中，自我的实际性（Faktizitaet）变成决定性的了；本己的此时此际（hicetnunc）被经历的、在这一精神的境况中得到实现的实际的生活经验，同样也实行着从中源起的、在其中停留的、向实际的东西本身返回的基本经验。但是，实际的生命经验本身，即我在其中得以以不同方式拥有我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并不是诸如我处身于其中的某个区域之类的东西，并不是普遍性的东西——后者的具体化就是自身；不如说，它乃是一个根本上按其固有的实现方式看来“历史学上的”现象，而且首先不是一个客观历史性的现象（我的生活被视为在当前中发生的生活），而是一个如此这般经验着自身的实现历史的现象（vorzugsgeschichtlichesPhaenomen）。……这种拥有自身（Sich-selbst-haben）产生于焦虑、保持在焦虑之中，并且倾向于焦虑（Bekuemmerung）；在这种焦虑中，特殊的自身过去、当前和将来得到了经验，并非被经验为某个客观的实事秩序的时间图式，而是非图式的、关涉到经验实行之方式的焦虑意义中被经验的。

这段话中出现了不少后来海德格尔直接说明“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的讲课稿（即1920-21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宗教现象学导论》）中的重要语词和思路，比如这“实际的生活经验本身”及其表现方式并不是“某个区域”，也不是“普遍的东西”；在这种实际经验的“焦虑”中，体验到了“特殊的自身过去、当前和将来”；但这生存的时间性不是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在经验自身的“实现[着]历史性的现象”；等。而且，在这后面很快出现了“良知”（Gewissen）这个词，意味着“在历史学上被刻划的自身经验之方式”。此外，这一段引文开始处对实际性的阐述与《存在与时间》中对缘在特性的说明很相近。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另一段关于形式指引与生存关系的说明：

为了在形式指引中（[这是]现象学阐明的某个方法阶段，我们在这里不能对之作深入的探讨，但在下文的讨论中，它仍能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提供出一个（按其意义而言又能够分解的）问题开端，我们可以说：

“生存”……可以被把捉为存在的一种确定的方式，被把捉为一种确定的“是”之意义（“ist”-Sinn），后者本质上“是”（ist）（我）“是”之意义（“bin”-Sinn），它并非在理论的意谓中真正被拥有，而是在“是”（bin）之实行中被拥有的，亦即“我”（ich）之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形式上来指引，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自身（Selbst）之存在就意味着生存。……这种经验并没有把“我”经验为处于某个区域中的“我”，经验为某个“普遍之物”的个别化，某个情形（Fall）；……任何一种尝试过的区域性规定——也就是这样一种规定，它源起于某种对诸如意识流、体验联系的先行把捉——都“熄灭”了“是”（bin）的意义，并且使“我”成为一个可用调节方式来确定的和有待编排的客体。

由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的基本观点做一个简略的：（1）对生活实际性的形式指引突显出生存的原本形态，或者说，生存就是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2）这种生存观与生命哲学和雅斯贝尔斯讲的生存含义不同，它是完全非对象化的；（3）这种非对象化表现为非区域化和非普遍化；（4）因此，这样理解的生存形态或形式指引反而突破了传统的看法，即认为流变之中的经验整体是不可能被领会和表达的；它恰恰就是这原本流动的实际经验本身蕴含着的可领会结构和表意方式；（5）于是，这种形式指引被视为现象学{及解释学}的方法，不同于以往的一切方法；它是让哲学脱开形形色色的世界观或先定概念框架，深入事情本身的关键；（6）这种形式指引表现为生存的时间体验，它不表现为客观的历史性现象，而是表现为实现着的历史性现象；（7）海德格尔在这篇评论中虽然显示出了形式指引这个方法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并未对这个方法本身做直接的、明晰的阐释。这个工作就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学期（1920-21冬季学期）的讲课中被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它要回答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形式指引”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具体体现在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分析中和语言的表达之中？

三．《宗教现象学引论》的阐述：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

在海德格尔1920年冬季学期的题为《宗教现象学引论》的讲课稿中，他关于“生活”和“形式指引”的解释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P.Natorp）曾对胡塞尔反思型的现象学提出尖锐批评，受到海德格尔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他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切入点。那托普的反对意见被海德格尔归结为两条：首先，现象学的反思会使生活经验不再被活生生地体验着（erlebt），而是被观看着（erblickt）。用那托普的话来讲就是“止住了[体验的]流动。”其次，对经验的任何描述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普遍化和抽象化，根本就不存在直接的描述。因此，现象学所许诺的纯描述是达不到的。海德格尔看出，现象学必须真切地回答这样的批评和疑问，“胡塞尔本人迄今还没有对此发表意见。”而要做出这样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要超出一切还以主客分离为前提的、认识论型的现象学，“投入”更本源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尤其是要表明，这种生活体验本身具有由它本身构成的而非外加的可理解性和可理解的结构，而且这种理解可以被非抽象化地但又是贴切地（不仅仅是“象征性地”）表达出来。

这个《引论》的“方法上的引论”部分着力讨论了“实际的生活经验”（diefaktischeLebenserfahrung）和“形式指引”（dieformaleAnzeige，或译为“形式显示”）。他在第2节写道：“到达哲学之路（Weg）的起点是实际的生活经验。”在第10节中这种人的实际生活经验被说成是“实际的缘在”（dasfaktischeDasein）、“实际的生活缘在”（dasfaktischeLebensdasein）、“人类的缘在”（dasmenschlicheDasein）和“忧虑中的缘在”（dasbekümmerteDasein）。它们“实际上”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缘在”（Dasein）的源头。

这种实际生活经验从根子上是境域式的、无区别相的、混混沌沌的和意义自发构成的。海德格尔描述了它的几个特点，首先，这实际生活经验的经验方式是“无区别”或“不在乎”（Indifferenz）的，也就是说，不在乎、不顾及对象化的区别。但这无区别绝不干瘪，而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发生可能性，因而根本就不可设想什么东西会不能与它相通（zugänglichwerden）。“这实际经验为生活的一切事件都提供可能，区别和重心变换也完全处于这（生活经验的）自身之中。”所以，实际生活经验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自足”（Selbstgenügsamkeit）。这种经验展现于一切之中，同时意味着主动和被动、经验与被经验，包含着“周遭世界、共通世界和自身世界（Umwelt,MitweltundSelbstwelt）的透彻意义”。由此也就可知它的第三个特点，即它总是一种“有深意的状态”（Bedeutsamkeit）。这种原本的意义状态不是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既非实在论亦非唯心论。“在这样一个决定着经验本身内容的有深意状态的方式中，我经验着所有我的实际生活形势（faktischenLebenssituation）。”

“形势”（Situation）这个词后来也出现于《存在与时间》中，代表着一种发自人的生活境域或“世界”的解释学形势。因此，这种“对自己的自身经验”（Sich-Selbst-Erfahren）既非理论的反思，亦非（狄尔泰讲的）“内知觉”，而是对于自身世界（Selbstwelt）的经验。这世界与经验着它的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通而不可生分；因此，这世界（Welt）就决不只是所有存在者的集合，而意味着一个世界境域。海德格尔形式地（formal）称之为“环－境”、“世－域”或“周遭世界”（Um-welt）；而在此世域之中，就总有着与我“同此世域（Mitwelt）者”或他人。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讲的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已具有了形式指引或不如称之为“形势-境域指引”的特性，因为这经验本身就是对于一个世界境域和关系的体验，而这里“形势”或“境域”所意味着的就是各种原发的方向或关系姿态，比如“In-”、“Um-”、“Mit-”等等。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生活经验与形式指引的关系比他的师兄E.拉斯克（Lask）讲的投入体验与反思范畴的关系还要更紧密和混然一气。在拉斯克那里，反思范畴还是由主客之间的关联决定的，而且“寄生于”实质性的、对象化的构成范畴之上。而对于海德格尔，形式指引就是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势”本性或境域本性的表述，因而与这生活经验一样是自足的或意义构成的，并不再预设什么更基本的东西。尽管这实际生活的“不在乎”的混世状态中有一种要“寻求保障的倾向”（Sicherungstendenzen），并以对象化和科学化的方式来逃避实际生活经验的令人“忧虑”（Bekümmerung，牵挂、操心）的不确定性，但它们永远无法完全遮蔽掉实际经验的浑噩之下的沸腾着的不安。而这种不安的原本表达就是形式指引。

海德格尔通过区分普遍化（Generalisierung）、形式化(Formalisierung)和形式指引(formaleAnzeige)来更确切地说明这形式显示的特点。古希腊哲学家已经能自觉地运用普遍化方法。通过它，就能形成一个从低级的种或属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属或类的概念等级。比如从“人”到“哺乳类”，再到“动物”、“生物”等等；在此普遍化“等级排列”过程中，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小。定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给出它的属和种差，比如“人”可被定义为有理性（种差）的动物（属）。从表面上看，这种普遍化可以一直向上进行，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存在”概念。但是，依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是不对的，因为普遍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必被形式化打断。例如，从“红”到“颜色”，从“颜色”到“感觉性质”是普遍化，而从“感觉性质”到“本质”（Wesen），从“本质”到“对象”（Gegenstand）则是形式化，因为前者受制于“事物域”（Sachgebiet）的限定，后者则不受此限制。“红”色有它的事物域，即一切具体的红色事物的集合；“颜色”的事物域则是由一切具体的颜色（红、黄、兰、绿……）组成，等等。但“本质”不受制于这样的事物域（说“本质的事物域由一切具体的本质或性质组成”没有意义），它的意义不能被属加种差的层级次序来决定；它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其意义来自“纯粹的姿态关系本身的关系含义”（derBezugssinndesreinenEinstellungsbezugsselbst），而不来自任何“什么内容”（Wasgehalt）或事物域内容。因此，“这石头是一块花岗岩”与“这石头是一个对象”这样两个句子就属于不同的逻辑类型，因为前者的谓词（“花岗岩”）是事物性的，而后者的则不是。按照这个区分，“对象”、“某物”、“一”、“多”、“和”、“其他”等等只能被视为形式范畴。

自莱布尼兹以来，这个区分已在数学基础的研究方面隐约地为人知晓。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们，比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很关注类似的“逻辑语法”区分，依据它们去推翻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人们却往往没有注意到，欧陆哲学在一开始也明确注意到了这类区分，而且在海德格尔这里这种区别被进一步深化和彻底化，达到了“形式显示”，最终引导到“存在论的区分”。

海德格尔看到，由于人们的“寻求保障的倾向”，这形式化的原本意义可能而且往往被掩盖住。掩盖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形式化概念视为“形式本体论（formal-ontologisch）的范畴”。这样，它的关系意义就又受制于普遍的对象域或“形式域”（dieformaleRegion），比如数学中的抽象对象域，在最广义上也是一种事物域。海德格尔称这种看待形式化的方式为“不真正切身的（uneigentlich）理论态度”。为了达到“更本原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他提出了“形式指引”，用它来“防范”形式本体论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实现纯关系姿态的意义构成。海德格尔写道，“如何才能预防这种[滑向对象的形式规定性的]偏见或事先判断呢？形式指引就正是做这件事的。它属于现象学解释本身的方法论的方面。为什么称它为‘形式的’？[因为要强调]这形式状态是纯关系的。指引（dieAnzeige）则意味着要事先指引或显示出现象的关系——不过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警告！一个现象必须被这样事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定之中（seinBezugssinninderSchwebegehaltenwird）。”这种“悬而未定”意味着不受任何对象域的规定，但它本身又绝不缺少原本的含义；相反，这正是原发的、还未被二元化思路败坏的纯意义实现的可能性，因而最适于表达那“无区别”、“自足”、“有深意”的实际生活经验。实际上，形式指引绝不抽象，它的非对象性、纯关系性或纯缘起性恰恰适合于表达最具体、最实际或最有乡土气的生存经验。这种乡土气、地方性或拓朴（topos）性使它具有质的多样和直接可领会的特点。这是更原本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或者说是还原与构成的结合，不会“止住”或“抽象化”生活流的原发冲动，因为这被“凭空维持”的纯姿态关系只能靠它们原本趋向的相互构成而实现出其非对象化的意义，因而是纯境域、纯语境和纯缘构的。这样才从方法上排除了脱离实际生活体验的实体化倾向，包括胡塞尔将这种体验归为纯意识的形式规定倾向。

在这门课的后一半，海德格尔小试牛刀，用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这个新方法来解读《新约》中的保罗书信，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海德格尔在对“保罗致帖撒罗尼迦人前书”的解释中就要求我们“从对象历史的关联转向实现[着]历史的（vollzugsgeschichtlichen）形势”，以便揭示原始基督教信仰的生活经验及我们对它的理解的纯形势构成的本性，并说明这经验最终应被视为原发的时间性的理由。他敏锐地注意到，这封信中有一些关键词反复出现，比如“知道”（Wissen）和“成为”（Gewordensein）就出现了十几次。它们是作为形式指引词而非观念表象词而起作用的，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在说出它们、写下它们、阅读着它们的语境中被当场实现出来。因此，如诗句乐调，它们在境域中的重复出现有着原发构成的意义，表达着紧张饱满的生活体验流的构成趋向。而海德格尔阐述的保罗心目中的基督再临（parousia）的时间含义，则是他的《存在与时间》中的表面上与神无关的时间性的先导之一。

四．“形式指引”在海德格尔前后期著作中的某些表现

从现在可及的材料可知，海德格尔于1920年之后努力将形式显示的方法用于教学和著述之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在开始的数年里，“实际生活经验”和“形式显示”这样的词经常出现，比如，除了以上谈到的对雅斯贝尔斯《世界观心理学》一书的书评之外，在他计划中的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的“引论”（即“那托普手稿”）中，“形式显示”被多次使用；并且，该“引论”的题目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形势的显示。”此手稿中已出现了大量《存在与时间》中的独特用语,可视为《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最早的构思。

1924年之后，“形式指引”这个词组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尽管还偶尔出现，比如在《存在与时间》、“现象学与神学”（1927年）和二十年代末的讲课稿等之中，但不再具有突出地位。而“形式的”（formal）却仍然较多地出现，行使着“形式指引”的话语功能。

实际上，除了已讨论过的“生存”之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所有“关键词”，比如“存在”、“现象学”、“在世界中存在”、“牵念”（Besorgen）、“应手的”（zuhanden）、“缘构关系网”（Bewandtnis）、“所去”（Wozu）、“打交道”（Umgang）、“周遭世域”（Umwelt）、“四处打量”（Umsicht）、“人们”（dasMan）、“处身情境”（Befindlichkeit）、“畏惧”、“牵挂”（Sorge）、“朝向死亡的存在”、“良知”、“先行着的决断”、“揭蔽的真理”、“时间性”、“历史性”等等，无不应作形式指引式的理解，或看作形式指引词。比如，此书一开头就指出，“存在”不应被当作一个最普遍的种属概念来把握，其理由在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通过普遍化而得出的概念或范畴，而只能被形式－境域式地理解。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尽量利用词与词之间的词根、词头、谐音、双关、隐喻等联系，并通过在词素之间、词与词之间加小横线的方式，虚化实词，广构词丛，牵引挂靠，使“关系势态网”的语境构意功能达到更深妙的“圆舞”境界。比如，以“存在”为词根，构造了“缘在”、“在世界中存在”、“共同存在”（Mitsein）、“去存在”（Zu-sein；Seinzu）等一大族词；“牵挂”（Sorge）则与“牵心”（Fuersorge）、“牵念”（Besorgen）相牵相挂；“所……”（Wo…）又组成一大丛关系趋向词，比如“所去”、“所因”（Womit）、“所及”（Wobei）等等。通过副词、连词和介词（zu,mit,bei,aufhin,in,um）等“虚词”来构造形式－境域指引的语境，是海德格尔惯用的手法。他还常利用一词的“字面意思”，在原来一整个的词中间插进小横线，以取得“双关”、“多义照应”、“显示生成关系”等等形式－境域指引的效果。比如“Entfernung”的词典意义是“距离”和“消除”。海德格尔则在“Ent-fernung”的字面意义，也就是“消除距离”的意思上使用它；以造成或暗示出“既远又近的‘解释学距离’”的微妙含义。“Entschlossenheit”的一般意义是“（决心已下的）坚决状态”，但海德格尔在此同时强调它的词头与词尾分开（有了“解释学距离”）后的字面义的交合，即“Ent（充分去掉）－schlossenheit（遮蔽状态）”，也就是“充分去除了遮蔽的状态”，以与“去蔽真理”（a-letheia）、“揭蔽”（Er-schlossenheit）、“出离”（Ekstase，出神心醉）等词呼应。所以，此词可译为“决断”，因“断”有“断开”之意。于是，此词也就意味着“在断开（去除现成化的蔽障）之中形成决定”，也就是缘在的一种最原本的自身构成的状态。由此两例可见海德格尔用词之讲究到了何等“相互引发和相互维持”的精微地步，但也令不明“形式－境域指引”之初衷的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而对此等自造的“行话”深恶痛绝，视之为故弄虚玄。

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喜用的那一在类词称之为“形式－境域指引词”，而将他拒斥的一类词称为“观念表示词”。后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符号，用来表示某种抽象对象和观念；比如“属性”、“主体”、“实体”、“认识论”、“人的本质”等。前者则有语言本身的意义，在当场的使用中显示出、构造出语境中才能有的丰满含义。所以，这类词从表面上看往往是纯关系式的（比如与“da”,“zu”,“mit”,“wohin”……相连）、动作性的或使之动态化的（比如“zuhanden”,“Seinkoennen”,“aletheia”,“Zeitigung”）、正在进行之中的（比如“anwesende”,“vorlaufende”）、用小横线分开或结合起来的（比如“Zu-kunft”,“Da-sein”,“In-der-Welt-sein”,”Gewesen-sein”）等等。一旦被使用起来，它们所具有的“悬于空中”的特点更是被叠加、放大到了尽可能充分和活灵活现的地步，使那些意义触须相互“牵挂”而做出各种巧妙的语言游戏，构成并显示出缘在（Da-sein）的纯缘发（Da,Er-eignen）意义。于是，以前用板结的观念表示词表达的哲学问题（“存在的意义”、“真理的本质”、“认知的可能”）被解构为形式和境域指引的问题；实体的变为在场与不再场交织的，再现的变为呈现的，关于“什么”的变为自身构成着的。

《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些词语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出现的少了，或不再出现了，问题的表达方式也有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形式指引式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绝没有减弱，反倒是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表现。比如，在标志着他的思想转向的“真理的本性”（1930年）一文中，他将意味着“遮蔽”的“非真理”(Unwahrheit)扶正为一个有重大积极意义的词，与“真理”同样原初。他还在该文手稿中引用了《老子》28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来论说之。以此方式，他进一步削弱了“真理”（Wahrheit）的实体性，让它与“非真理”互夺互生，更清楚地成为形式指引式的。其实，《存在与时间》中讲的真理，也主要是用的一个古希腊的词“aletheia”来表示，而且，如海德格尔的一贯作法，它被特意表示为“a-letheia”，意味着“去掉（a）-遮蔽(letheia)”。因此，“真理的本性”一文不过发挥了这样一个形式指引词的本意：哪有“去掉-遮蔽”不以“遮蔽”为根本前提的？此外，海德格尔涉入纳粹运动最高潮时写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年）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发问”（dasFragen）：“这发问本身就是知识最高的构成形态。”细读过《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二节（题为“关于存在问题的形式（formale）结构”）的人，就会知道这“发问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纯关系境域的构成势态，它不被任何现成的答案满足，但又并不散漫空洞，而是就以自身的发问趋向来生成那活在历史实际状态中的“知”。“于是，这发问展开其最本己的力量来开启一切事物的本性状态（Wesentlichen）。此发问就这样迫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极端简朴，从而投向那不可避免者。”

至于后期海德格尔主要讨论的“语言”（Sprache）、“道说”（Sagen）、“诗”（Dichtung）、“间隙”（Riss）、“缝隙”（Fuge，赋格曲）、“缝隙结构”（Gefuege）、“构架”（Gestell）、“技艺”（techne）、“道路”（Weg）、“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等等，无一不是形式指引词。也就是说，它们无一不是表示那处于悬而不定的引发状态之中的纯关系，绝不可能被对象化和实体化，但又是更可领会的，直接显示着人的生存真意和动态结构。比如“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在德文中的意思是：“发生的事件”；它的动词“ereignen”的意义为“发生”。但是，海德格尔要在更深的和更缘构的意义上使用它。与处理“缘－在”（Dasein）的方式相同，他将这个词视为由两部分组成的，即“er-”和“eignen”。“eignen”的意思为“（为……所）特有”、“适合于……”。而且，如上面已提到的，“eignen”与形容词“eigen”（意为“自己的”、“特有的”）有词源关系，并因此而与“eigentlich”（“真正的”、“真正切身的”、“真态的”）相关。所以，通过这个词根，这个词与《存在与时间》中讨论的缘在获得自身的问题和真理问题内在相连。它的前缀“er”具有“去开始一个行为”和“使（对方、尤其是自己）受到此行为的而产生相应结果”的含义。总括以上所说的，这个词就有“在行为的来回发生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意思。海德格尔还追究过它的词源义“看”。他在“同一的原理”（1957年）一文中写道：“‘Ereignis’这个词取自一个从出的语言用法。‘Er-eignen’原本意味着：‘er-aeugen’，即‘去看’或‘使……被看到’（er-blicken），以便在这种看（Blicken）中召唤和占有（an-eignen）自身。”[3]里查森将这种“看”理解为“相互对看”，[4]也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此外，这个“看”或“互看”与胡塞尔现象学之“看”也不是没有关联。总之，海德格尔要用这个词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任何“自身”或存在者的存在性从根本上都不是现成的，而只能在一种相互牵引、来回交荡的缘构态中被发生出来。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自身的缘发生”或“缘发生”。它是海德格尔用来表达“存在本身”的真意的一个“主导词”或“引导词”（Leitwort），就如同古希腊的“逻各斯”与的“道”一样是只可直接意会而不可翻译的。它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形式指引的一个最鲜明体现。

五．形式指引的方法论特点

“形式指引”（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形势的关系指引”或“纯境域关系的指引”）表达出了一个西方哲学中还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的新方法和新的话语方式。它的一个基本见解是：在一切二元分叉——不管是先天与后天、质料与形式，还是一与多、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之先，在人的最投入、最原发和前反思的活生生体验之中，就已经有了或存在着（esgibt）一种纯境域的动态关系（趋势）结构，及其对意义、理解和表达的自发构成或生成实现。所有的意义与存在者都是从这境域关系结构中生成，但这种关系结构本身不能被孤立化和主题化为任何意义上的对象式的存在者，以及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关系和构造。所以，这种结构中总有“悬而不定”的或隐藏着的原发维度，并总在这不定、忧虑之中当场实现出前对象化的意义和理解。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或“时间（历史）体验方式”是这种形式指引的一个典型例子。

其次，还应指出，正是由于这形式指引的动态关系结构已原本到再无任何现成者可依据的地步，它就只能靠某种微妙的、从根本上生发着的回旋结构来实现和维持“自身”。也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的存在者们（比如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已经没有任何“自性”或自己的存在性，而只在趋向他者的、或不如说是相互趋向着的关联交织之中来赢得自己的“当时各自”（Jeweiligkeit）的存在。一切都在风云际会中（umgängsweise）缘在着。这样，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比如胡塞尔还在努力去解决的“认知意识如何能切中实在本身？”的问题，或观念论与实在论之争，等等，就都从根本上被解决了或消解了。在实际生活体验中生成的或形式指引出的东西，总已经是世界的了（见上面的三种世界之说），再顺着“寻求保障倾向”堕落，按兴趣和关注方式而聚焦出各种对象；但另一方面，形式指引出的东西又都活在人的体验之缘里，与实际体验毫无关系的“客观存在”是没有的或无意义的。

第三，更微妙的是，海德格尔找到了一种能对抗对象化堕落倾向的，并与这种实际生活体验一气相通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这是他之前的其他哲学家都没有做到的，在他之后也只有德里达才悟到了其中的某些诀窍。看了以上讨论的读者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种混沌惚恍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有何真正的“理解”（Verstehen）可言？作为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也要在反思中、理论探讨中活动，他怎么能找到理解和表达那完全投入的实际生活体验的契机与话语？换句话说，他怎么能做出比其他的前反思型的哲学家们（比如尼采、柏格森、狄尔泰、詹姆士、怀特海、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萨特、福柯）和完全否认对于终极真实的理解与表达可能的直觉主义者们更多更深的工作，以致“偶尔能够以最神秘和惊人的方式触到哲学事业的神经”（雅斯贝尔斯语）？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说的妙处或“绝处”所在。由于要完全不离实际生命世间地——绝不向任何松垮的理论化和对象化低头地——寻求理解和表达，海德格尔势必要让思想与语言最充分地震荡起来，当场现身和实现出来，相互穿透、相互做成，由此而显示出可理解性和可表达性。所以，对于他，一方面那些生活中的最不起眼的境域式经验和最震撼人的边缘式的经验，比如使用工具、非对象式地体察生存环境、与大家伙儿搞在一起混世浮沉，以及倾听良知的呼唤、面对自己死亡的决断式领会，等等，受到最高的关注和非-对象域化（将它们人类学化、学化、心理学化、伦理学化等就是“对象域化”的做法）的动感描述，或不克扣实况的去蔽描述；另一方面，他坚信思想（理解）与原本的语言（逻各斯）在一开头的显示（现象）中就是相互编织在一起的，正如主动与被动在他那里已经无法从原则上分开一样。因此生存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他形成自己思想时的最关键契机之一，他对于胡塞尔、狄尔泰、克尔凯郭尔、拉斯克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思想的吸收无不朝向它。这样，让哲学考察中的思想回复到实际经验中的努力就同时体现为话语方式的改变，从传送语言之外的现成的观念变为语言本身在当场的生成活动，也就是对语言中隐蔽的各种非对象联系的揭示，新的联系的发现和建立；或者说是，让语言成为有生命的，有自己的时空间的，让语言本身说出和歌唱出充满深意的凭空而行的东西来。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一切有助于让语言本身活动起来、当场生成起来的语境化和完型（Gestalt）化的成分，比如副词、介词、中性代词、有内结构的（比如有词头、词根、词尾区别的）词、有外结构的词（比如他用小横线连起来的词）、词丛（有词头、词根、词尾照应的词族）、语音关联、词源关联等等，都被尽量调动起来，参加一场语言-思想会和舞会（与黑格尔讲的那场绝对精神呑吃对象的“豪宴”是大不同了）。于是，语言的“肉身”（读法、写法、排法、前后文中的位置等）已不可忽视，能指与所指的界线与一一对应被模糊，角色开始变换翻转。简言之，对语言的境域式和亲身的（leibhaftig）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实际生活的体验的微缩形态及其形式指引，它们让思想和领会被当场萌发出来和凭空维持在“当时各自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语言就成了思想的温床或“家”，而不再是家奴或邮差。而思想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被语境化了、动态化了和当场生成化了。我们主要不是在听关于某些概念化思想的报告，而是在观看语言-思想的戏剧演出。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哲学方法的革命。

所以，我们看海德格尔的著作时，就有一种阅读别的哲学著作时所没有的感受，也就是一种悬浮在当场的语言氛围之中，遭遇到思想的萌发、生长与深化的活生生体验，而绝不是按照某个预先设定的设计框架进行的分类与扩展。当然，做这种思想-语言游戏需要创造性的技艺，需要才华和时机，即使对于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也有发挥得好与差的问题。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最重要的一些哲学贡献，都与他成功地将语言游戏与对重大思想问题的深层揭示相结合有关。在他那里，对存在意义、人的本质、时间的本质、世界的奥义、哲学史上的概念、技术与的关系等等的理解，几乎都是从德语的语境旋涡中喷涌而出的。它让习惯于平整化的科学语言的人绝望，使“正常的”翻译难于进行，但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可能。尤其是，不了解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在他那里，哲学不再是观念化的思维，而是凭借广义的语境来开启道路的思-索。

六．结语

以上的讨论表明，形式指引的方法论思路恰恰适合于分析“缘在”（Dasein）这种非现成的存在者，因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似乎是偶然提及的作为缘在本性的“生存”与这形式指引的关联背后，实在大有来头，是巨大冰山露出的一角。没有这种方法，海德格尔不可能走上写作《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也就不可能进入那么独特的思想世界与话语世界（它与那似乎最接近它的生命哲学也大为不同）。尽管从二十年代中期起，他就不再频繁地使用“形式指引”这个词，但这绝不表明海德格尔放弃了它；恰恰相反，“实际生活经验（即生存）本身的形式指引”中包含的思路和话语方式对于他是如此根本、“自足”和“充满深意”，以致它的基本方法论导向活在海德格尔的所有思想和表达活动之中，根本“不在乎”是否得到特意的标明。本文之所以着力揭示它并分析其来龙去脉，是因为这么做有别的分析所不具有的长处。其中之一就是“形式指引”具有一种只在一个思想的起源处才会出现的清新、明晰与方法论的自觉，而这个思想后来的丰富化、圆熟化和出版物化却往往掩盖了它的真意。通过与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别，它最明确地表明海德格尔是在哪一点上突破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框架，而进入他自己的独特哲学世界的。

1927年，当《存在与时间》刚出版不久，海德格尔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勒维特（Loewith）向他抱怨这本书中对缘在的存在论形式分析，不如他[海德格尔]自1919年起讲的“实际性的解释学”（即“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指引”的另一种表达）那么具体。那时还在马堡大学任教的海德格尔在八月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实际性的问题的意义对于现在的我来讲也绝不亚于我在弗莱堡开始教书的情况。从弗莱堡时期就引导我的那些视野，如今使得实际性问题对我显得要更根本得多。我之所以一直关心邓•司各特和中世纪，然后又转回到亚里士多德，绝非出于偶然。要评价此书[即《存在与时间》]，不能只凭借[我在]课堂里和讨论班上所讲的。我一开始必须完全专注于实际的状态，以便无论如何让实际性成为一个问题。形式指引、对流行的先天性、形式化等等学说的批判，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讲都还活跃于《存在与时间》之中，即便我现在没有[直接]谈及它们。说实话，我对于自己的[思想]并不怎么感兴趣。但如果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我的看法是，它不能只依照我教的课程的顺序，对这些课中所讨论的东西加以总结就可以回答了。这种短程的考虑忘记了，那些关键的视野与动力是以来回往返的方式起作用的。

如果海德格尔这里讲的符合实情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不仅如克兹尔所言，《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就是形式指引，而且依据上面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肯定：《存在与时间》及海德格尔一生中所使用过的几乎所有关键词，都是形式指引式的；它们的运作，都是“来回往返”式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纯粹的相互关联之中来构成其存在意义的。此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此外，关于“形式指引（或译为‘形式显示’）”，本文作者自1996年的《海德格尔与天道（北京三联书店）一书以来，已做过数次探讨，比如“‘实际生活经验经验’的‘形式显示’——海德格尔解释学初论”，（《德国论丛（1996－1997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但是，迄今为止还未就“生存”与“形式指引”的关系做深入探讨。

见《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的第56/57卷至63卷（FrankfurtamMain:V.Klostermann）。其出版时间为1985年至1995年。

海德格尔（M.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MaxNiemeyer,1986,s.12.译文了英译本与中译本。中译本《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以下对于此书的征引只在括弧中给出页码。关于“当时各自的状态”（Jeweiligkeit）与缘在的“实际性”（Faktizitaet）的内在关系，可参见《海德格尔全集》63卷《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

此“总是我的”（Jemeinigkeit）与《全集》63卷中讲的“[缘在的]当时各自状态“（Jeweiligkeit）有关系。

克兹尔（odoreKisiel）：《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GenesisofHeidegger’sBeingandTim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第52页。

海德格尔：Wegmarken,FrankfurtamMain:Klostermann,1978,s.1-44.中文版《路标》，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1997。

《路标》，中文版，10/7页。页码前中文版后德文版。

同上书，6/2页。引者对某些词的翻译做的改动。

同上书，18/15页。

同上书，13/10页。

同上书，18/15页。

同上书，12/9页。

同上页。

同上书，31、33页。中文版译为“关心”。

同上书，13-14/10-11页。加强符出自引者。某些词的译法有变。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139页。

《路标》，20/18页。

同上书，21/19页，26/24页。

同上书，22/21页。

同上书，24/22页。

同上书，33/32-33页。此段中除了“实行性的”和“关心”之外，其他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同上书，34/33页。

同上书，30-31/29-30页。

海德格尔：《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DieIdeederPhilosophieunddasWeltanschauungsproblem)，见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56/57卷,Frankfurt:Klostermann,1987年,第101页。此处海德格尔引用的是那托普《普通心》第一卷190页上的话。

同上书，101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EinleitungindiePhänomenologiederReligion），《全集》60卷（《宗教生活的现象学》），Frankurt：Klostermann，1995年，第10页。

同上书，第51-54页。

同上书，第10页。胡塞尔后期发生现象学中讲的“视域”或“境域”也有这种本身模糊或非主题化，而“随时准备让……出现”的特点。

同上书，第13页。注意，海德格尔这里讲到的三种“世界”正对应他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缘在”（Dasein）的三个阶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13页。

同上书，第14页。

一些读者曾向本文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海德格尔要用‘形式的’这样一个有明显的传统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色彩的词？”我现在能想到的主要理由有三个：（1）如下文将介绍的，海德格尔提出的“形式指引”，是在胡塞尔区分“普遍化”与“形式化”的基础上，对“形式化”做进一步的非对象域化处理的结果。（2）海德格尔在形成这个思路过程中受到了（有现象学素质的）新康德主义者拉斯克的“投入经验”与“反思范畴”学说的。“反思范畴”的思想既受到胡塞尔“范畴直观”的影响，又可能受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中所讲的“反思的判断”的影响。而这种与“规定的判断”不同的“反思的判断”，是与“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内在相关的。（3）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的一些说法看来，他很关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对于知性范畴所做的“演绎”，认为其中讲的“先验的想象力”和由此种想象力产生出的“时间纯象”与他自己讲的缘在的牵挂式的“时间”很有可参比之处。而先验的想象力带来的“纯象”或统一性就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纯形式”。请看第一版的“演绎”中的一句话：“由于统觉的原本统一或协调是一切认知可能性的基础，因此，想象力的先验综合的统一或协调就是一切可能的认知的纯形式（reineForm），所有可能被经验的对象都必须通过它而得到先天的表象。”（A118；译自德文版，FelixMeiner,1956年，第173-174页）这种纯象（reineBild）意义上的“纯形式”，就很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中讲的“理式”（如柏拉图的“Form”或“eidos”），也不同于那与“质料”相对而言的“形式”。如果让它浸入人的实际生存经验之中，就近乎海德格尔所讲的“形式的”意思了。它没有自己的对象化，但必须以最具体、最当场（当时各自）的方式被实现出来。

除了这三种可能的思想来源之外，海德格尔还可能从他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比如视“存在的多样性的统一性”为一种“类比的[形式]统一性”而不是“种的普遍性”的看法；参见《存在与时间》第1节第1点）、特别是司各特的“这一个”（haecceitus）的范畴意义的学说中受到过启发（参考海德格尔于1915年完成的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一卷）。

E.拉斯克（Lask）：《著作集》(GesammelteSchriften)，BandII,Tuebingen:Mohr,1923年，第191、137、160、162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9节。

同上书，第58页。

同上书，第58－59页。

同上书，第63－64页。译文中的强调符都出自引者。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90页。并参比于以上第二节中部分的第（6）点。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99-105页。

中文译文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731-763页，尤其是750页上对“哲学”的概括性说明。

比如《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它是海德格尔1929年至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

按照J.Stambaugh于1996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新译本末尾的“索引”的统计，“形式指引”这个词在此书中出现了八次左右，“先行的指引”有三次，而“形式的”出现了不下45处。见BeingandTime,tr.JoanStambaugh,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第44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页。

同上书，第105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235-237页。

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34年校长任职》（DieSelbstbehauptungderDeutschenUniversitaet;DasRektorat1933/34），Frankfurt:Klostermann,1990年，第13页。

同上书，第13页。

海德格尔：《同一与区别》（IdentitaetundDifferenz），Pfullingen:Neske,1957年,第24-25页。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VortraegeundAufsaetze），Pfullingen:Neske,1978，第177页。

参见海德格尔1923年夏季学期讲稿《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Ontologie(HermeneutikderFaktizität)，《全集》63卷，Frankfurt:Klostermann,1995年第二版。比如，该书第6节题目为“实际性：作为在其那时各自状态中的缘在”（FaktizitätalsdasDaseininseinerJeweiligkeit），其中讲道：“这个作为实际性的自己的缘在（Dasein），正在并只在它的那时各自的缘（jewiligen‘Da’）中才存在

引自H.奥特（Ott）：《马丁海德格尔：生活》（MartinHeidegger:APoliticalLife），A.Blunden英译，London:HaperCollins,1993年，第338页。

它的起点，确实可以追溯到胡塞尔-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其基本精神是：意向行为的方式构成着被意向的对象。比如，按照海德格尔，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具有动态构成的特点，也就是各式各样的“使自身指向某物”的体验方式构成着被体验的“某物”。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的要旨在于，被知觉者就意味着其被知觉的样式与方式。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学说是意向性学说的前反思化、生存论化和存在论-解释学化。

引论范文篇2

我院档案的分类标引是在著录时与主题标引同步进行的，至1999年底，库存3万5千卷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科研、设计、基建、设备等）已全部著录和标引完毕，并逐步输入了计算机。我们在分类标引时遇到的难题颇多，这里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深入学习

八十年代末以来，我们为了跟上档案工作标准化的步伐，学习了一些有关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的著作和分类法。经常反复学习的有1986年出版的孙钢编著的《档案著录与标引手册》，1988年出版的邹步英等编著的《中国档案分类法的理论与使用》，1998年出版的邓绍兴编著的《档案分类法》，1999年出版的邹步英等编著的《中国档案分类法使用手册》。我们深感，只有在反复学习中使用，又在使用中反复学习才能做好分类标引工作。

二全面返工

前面提到，我院著录标引工作起步较早，当时只能按《中档法》第一版做粗标引。待《中档法》第二版出来时，绝大部分库存档案已著录标引完毕，并输入了计算机。粗标引的结果是成百上千个案卷标的是同一个分类号，很难达到分类检索的要求。《中档法》第二版的类目比第一版增加了二十倍，很多类别有了细目，原来的粗标引必须返工作细标引。再者，《中档法》第二版对第一版的结构、类别也有所调整、修改，如二版把一版的“一主表二附表”改为了“一法四表”，取消了工业复分表，增加了科技档案复分表，取消了R基建类中的综合类，等等，就是具体类目的含意也有些变动。这意味着，按第一版标引的不少类号必须报废，重新按修改后的类目号标引。

我院的档案内容涉及到《中档法》A至U19个基本大类（其中工业基本大类N又分21个类）的所有类别。返工量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的作法是用微机打出全部目录，逐类逐条对照《中档法》第二版修改，然后再在微机上改一遍。

三处理难题

大家知道，一个单位确定做分类标引后，对著录的所有档案都必须一条不落地标上分类号，否则建立的分类目录或数据库将是残缺不全的，进行分类检索时，未被标引的档案就会漏检。

孙钢同志在《档案著录与标引手册》中说分类法编制应做到：“有档应有类，要保证所有档案都能分到适宜的类目中。”我们在实际标引工作中深感《中档法》二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分类表”远远没有达到“有档应有类”的水平，很多档案找不到适宜的类目做标引。也就是说，分类表还欠缺不少类目。这是标引人员最为难的一个问题。标引操作上还有一大难题是不必要的重复类目太多。一个事物或问题设了多个不同的类目，使标引人员弄不准用哪个类目号标引才对。

下面就谈一下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作法和看法。

（一）对分类表欠缺类目号的解决方法

1采用上位类号标引。例如：关于人才开发问题的文件找不到相应的类号，可标BC4人事。又如：宝钢烧结厂烟囱设计，从NG冶金类R和建筑类中都找不到烟囱类目，只有标NG6133烧结厂燃烧系统。

2采用靠类标引。例如：关于法人代表的确定和变更的文件找不到相应的类号，可标与其接近的概念类号BC43干部任免。又如：太原东山水泥厂车库设计，在NW62水泥厂基建类中和R4建筑工程设计中均无“车库”类目号，可靠标NW6243水泥厂运输基建。

3采用“其他”类号标引。在上位标引和靠类标引都不宜表达时，无奈才采用这种方法。例如：一般供暖锅炉房在R类中却无类目，若用上位标引，住宅小区的锅炉房建筑只能标R4121作居住建筑的附属工程，而商业区的供暖锅炉房只能标R41421作商业建筑的附属工程。这样就把同样性质的建筑标成了不同的号，显然不合理，影响检索的查全率。相类似的锅炉房都用R4192“其他”建筑设计类号标引，就能达到同样事物用同一类号标引的要求。

（二）重复类目的选用

在《中档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分类表”中有大量相重类目。其中有少量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档案分类是按职能分工设类，在不同职能类中不能共用一个相同的类目号标引。例如：干部任免”在A党务、BC行政、D军事三个类目中都设了类目，就是必要的重复类目。但是，分类表中实际上还存在大量不必要的重复类目。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必要的重复类目，笔者认为是编表时未严格按“共性集中”的原则设类目，把同样的事物在各大类中作了不必要的重复设类。例如：“档案馆”基建档案在分类表中按说有一个就行了，但实际却在5个大类中设了5个类目。又如：居住建筑档案在不同大类中设了11个类目（有的还分若干细目）。R类本来就是建设档案类，其中档案馆、居住建筑都设有类目，它们的共性都很强，用R类标引这种档案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分布在其他各大类的相同类目显然是多余的了。如果随便选用各大类中相同类做标引，就不可能达到标引的一致性。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做法：

1在主题专业大类中有具体相对类目的档案一律用主题类中的类目标引。例如，R类是“城乡建设、建筑业”类，就是基建档案的主题类、通用类，其他大类中的基建类只设各该专业的特殊、专用基建工程档案类目。居住建筑属通用民用建筑，任何专业系统的住房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因此，全国的住房都用R4121类（下面还有住宅、宿舍等细目）标引才好。然而，分类表中在出版、教育、卫生、体育、科研、商业各大类下都设有居住建筑类目，这些系统用各自的居住类号标引他们的基建档案也不为错，但设计、施工部门为上列各系统做的居住设计、施工档案就可能都用R类标引，这就出现了不一致问题。

2主题专业类目中虽有相应类目号，但若太粗，也可不用，而用相关大类中的具体类号标引。例如：R4124为“教育及科研建设”，但下边并无科研建筑细目，而HA62“科研用房”下又分科研大楼、实验室等，实验室建筑就可用HA622标引。科研用房不多的单位也可用R4124做粗标引。这也要出现同一事物用不同类号标引问题。

3一个事物或问题在几个主题大类中都设有类目时，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HB6378为“地震工程与工程地震学”，TC58为“地震工程学”，R5317为“建筑抗震研究”，这三个类目中都含有建筑工程抗震研究内容，若属基础理论研究可用HB6类号或用TC5类号标引，若是指具体建筑工程抗震研究的，则用R5类号标引。例①《北京市区埋藏基岩凹陷地形对地震的影响》研究报告标TC5824（场地对地震动的影响）；例②《唐山地震对京津的影响》调查报告标HB6379（地震调查），也可标TC34（地震调查）；例③《空间杆系结构抗震计算的研究》标R5317；例④冶金类中的NG522132为“耐火材料设备”研究，建筑材料类中的NW5592为“耐火材料工艺设备”研究。这两条类目内容完全一样，标引时冶金系统和建材系统肯定是各自用本专业的类号。这样做虽不合理，但是合法（《中档法》）。

引论范文篇3

一、资料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以肿瘤类核心期刊《中国癌症杂志》杂志为例，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选取《中国癌症杂志》于2013—2017年在中国知网上发表的论文，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5月31日。统计2013—2017年《中国癌症杂志》所发表的论文总数、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二）高被引和零被引论文的选取。由于2016—2017年的部分时间未满5年，因此在选取高被引论文时采用各年份独立选取的方式。每年均选取被引频次排名前5%的论文作为高被引组，若5%的位置有多篇被引频次相同的论文，则这部分论文均舍弃，仅选取排名更靠前的论文，统计高被引组的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选取2013—2017年被引频次为0的论文作为零被引组。（三）论文特征提取。收集高被引组和零被引组的论文，统计两组论文的以下数据：第一，地域分布；第二，单位类型；第三，有无基金；第四，论文类型；第五，文章来源；第六，肿瘤类型；第七，基础/临床。分析这些数据，整理出高被引和零被引论文各自具有的特征，分析两组论文数据特征的相关性。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特征，进而为肿瘤类期刊的选题提供参考；通过对零被引论文的特征进行分析，分析是论文选题出现了问题还是宣传力度不够，能否通过一定的宣传予以改善，减少零被引论文的数量，从而提高杂志的影响因子，扩大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二、结果

（一）论文数和被引频次。2013—2017年《中国癌症杂志》共804篇，总被引频次为10181次，篇均被引频次为12.7次。2013、2014、2015、2016和2017年高被引论文数分别为7、6、8、7和8篇，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分别为1790、309、996、506和701次，5年高被引论文总数为36篇，占总论文数的4.5%，高被引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4302次，篇均被引频次为119.5次，远高于2013—2017年的篇均被引频次。2013、2014、2015、2016和2017年零被引论文数分别为6、8、11、8和3篇，5年零被引论文总数为36篇，占总论文数的4.5%。（二）论文特征。高被引组论文的数据特征详见表1。对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可知，高被引论文的共性特征包括：第一，地域分布多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二，单位类型多为三甲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三，论文类型多为专家述评、指南和共识；第四，肿瘤类型以乳腺癌和甲状腺癌居多；第五，文章来源上专题组稿占了很高比例；第六，临床文章占多数。零被引组的数据特征详见表2。对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可知，零被引论文的共性特征包括：第一，地域分布中地级市占了很高比例；第二，单位级别中存在较多的非三甲医院和高校；第三，论文类型中存在较多的个案报道；第四，文章来源均为自由来稿；第五，基础文章占多数。

三、讨论

2013—2017年《中国癌症杂志》所有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10181次，篇均被引频次为12.7次，36篇高被引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4302次，篇均被引频次为119.5次，远高于2013—2017年的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仅占论文总数的4.5%，但其总被引频次却占到了所有论文总被引频次的42.3%，体现出高被引论文对于期刊总被引频次的显著影响，进而反映出高被引论文对于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巨大价值，与韩维栋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2013、2014、2015、2016和2017年零被引论文数分别为6、8、11、8和3篇，与研究之初设想的年份越近，零被引论文数越高有一定出入，2016和2017年零被引论文数反而较之前显著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癌症杂志》于2015年由复旦B类杂志升级成复旦A类权威杂志，是目前复旦A类权威杂志中唯一一本肿瘤类中文核心和科技核心双核心期刊，因此吸引了更多高质量的论文投稿，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引用；另一方面，《中国癌症杂志》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1月份正式开通，并于2月份开始对杂志所发表的论文进行推送，使本刊发表的论文不再仅限于纸媒传播，借助互联网使得杂志所发表的论文获得了更高的曝光度，从而减少了零被引论文的产生。随着微信的逐渐普及，其在期刊论文传播中的作用日益显著［3-5］。高被引论文的共性特征包括：第一，地域分布多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二，单位类型多为三甲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三，论文类型多为专家述评、指南和共识；第四，肿瘤类型以乳腺癌和甲状腺癌居多；第五，文章来源上专题组稿占了很高比例；第六，临床文章占多数。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所在的三甲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容易产出高被引论文，专家述评、指南和共识类的论文容易获得高被引，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方面的临床文章由于知识更新快、发文量大，容易获得高被引，这些都为肿瘤类期刊的选题策划和组稿指明了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打造符合当前肿瘤领域研究热点的系列专刊。零被引论文的共性特征包括：第一，地域分布中地级市占了很高比例；第二，单位级别中存在较多的非三甲医院和高校；第三，论文类型中存在较多的个案报道；第四，文章来源均为自由来稿；第五，基础文章占多数。零被引论文中基金论文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但这并未改变其成为零被引论文的结局，因此不适合用基金来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也不宜用基金论文比评价一本杂志的好坏，要杜绝“一切向基金看”的想法［6-8］。从表2中可以看出，零被引论文中也存在很多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所投的论著和综述类文章，鉴于2015—2017年零被引论文数量逐年递减的情况，我们相信这些零被引论文大部分还是有一定的发表价值，随着期刊微信公众号的逐渐普及，期刊发表的论文将更多地呈现在相应领域研究者的面前，从而极大程度地减少零被引论文的出现，从而提高期刊的总被引频次，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引论范文篇4

一、研究意义与文献统计

(一)研究意义。国内绿色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熊映梧基于海南与台湾产业政策比较视阈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发展道路［1］。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对环境影响日益明显，以尊重自然和利用资源、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价值导向的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新时代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提升发展效率等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及时回顾和总结绿色发展研究成果，是深化和拓展绿色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高被引论文为统计分析样本，通过分析发文刊物、引用频次、下载次数、发文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项目资助等情况来精准把握绿色发展研究进展和理论动态，为今后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研究提供经验和决策依据。(二)文献统计。分析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结构特征，离不开数据资料的有效支撑。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依托中国知网期刊文献库和引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6日。检索范围:中国知网查询篇名中含有“绿色发展”的学术论文，学科领域包括工程科技I辑、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基础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6项。检索原则:为使数据更加精准、结论更加科学，有必要对学术论文进行甄别、遴选和处理，文献检索中的成果介绍、会议纪要等没有纳入本研究的数据统计范围。检索方法:以被引次数对中国知网收录的绿色发展研究成果进行排名，整理出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

二、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统计，拟从发文刊物、被引频次、下载次数、发文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项目资助等方面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和科学研判，寻绎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大体样貌和结构特征。(一)关于发文刊物的分析。通过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统计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保护》《当代经济研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地理》等刊物，详见表1。表1梳理了发表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篇数排名前10位的刊物。100篇高被引论文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文最多，共计8篇;《环境保护》发文量次之，共有5篇;发表3篇的刊物包括《当代经济研究》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其余如《经济地理》《地理研究》《经济纵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钢铁》等刊物均发表2篇。排名前10位刊物共发表31篇高被引论文，占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近三分之一。从发文刊物的级别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包括“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共计89篇，可见核心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更大。从刊物所属机构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在科研机构刊物29篇，学会组织刊物28篇，高校刊物17篇，党校刊物10篇，出版单位刊物9篇，行政机关刊物7篇。从刊物复合影响因子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29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低于1.0的刊物，45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介于1.0～3.0之间的刊物，26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高于3.0的刊物。(二)关于被引频次的分析。高被引次数意味着较高的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成为学术论文质量评价的重要标识之一。基于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对国内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了统计分析，详见表2。表2列举了我国绿色发展研究引用次数前10位的高被引论文。数据统计发现，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为44.6次，被引次数超过100次的论文有4篇，被引次数低于40次的论文有52篇。100篇高被引论文中，前10位论文与后10位的被引次数差距明显，其中引用次数第1位论文(被引284次)是第100位论文(被引18次)的15倍多。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122.9次，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当代经济研究》《企业经济》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为100%，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9种;被引次数后10位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20.4次，主要发表在《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经济问题探索》《环境保护》《地理研究》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为80%，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7种。(三)关于下载次数的分析。下载次数也是衡量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高下载为高被引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笔者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对绿色发展研究高下载论文作了统计，详见表3。表3是我国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的学术论文。统计结果表明，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上，可见该刊刊发的绿色发展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超过10000次的论文仅有1篇(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2］)。该文从绿色发展的功能、机制、能力、发展战略四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作了系统性分析，因而受到学界、业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绿色发展研究成果下载次数介于5000～10000次的有3篇，介于2000～5000次的有35篇。基于表2和表3，笔者对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和引用次数前10位的论文进行多维比较发现，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学术论文中有7篇位列引用次数前10位，可见下载次数与引用频次密切相关，高下载往往预示着高被引。需要指出的是，胡鞍钢、周绍杰的《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一文在高下载和高被引中均居第1位。从刊物的级别来看，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学术论文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8种。(四)关于发文年份的分析。随着社会热点的更迭和理论聚焦的转移，学术论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老化的问题，因此论文被引次数与发表年份密切相关。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笔者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了年度统计，详见表4。表中数据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占年度发文比为2.14%，总体上看占比较低。从年度发文篇数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2016年篇数最多，共计18篇;2013年次之，共有15篇;2014、2015年各有12篇。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中，2014年最多，共计3篇，2011年有2篇，2009、2010、2012、2013、2015年各有1篇。从年度发文占比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年度发文占比前后变化较大，其中2010、2011年占比最大，2013年以来年度发文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应当说明的是，近年来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比重下降并非成果质量问题，主要受到成果发表年份的影响。如冯之浚、周荣的《低碳经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发表于2010年4月15日，被学术论文引用81次，引用时间分别为2010年10次、2011年12次、2012年6次、2013年14次、2014年9次、2015年7次、2016年10次、2017年9次、2018年4次，其被引高峰期在后的2011年和2013年。(五)关于研究内容的分析。1.篇名主题词统计分析。从篇名主题词梳理统计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内容选题相当广泛，涉及绿色发展的基础理论、应用评价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等。在基础理论方面，如王玲玲、张艳国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作了深度探析［3］，黄志斌、姚灿、王新等对绿色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系统剖析等［4］。在评价机制方面，卢强、吴清华、周永章等以广东省区域评价为例深入探讨了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5］，苏利阳、郑红霞、基于绿色生产构建了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体系［6］。在个案研究方面，的绿色发展思想，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评热议。此外，还有学者对国内外绿色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如石敏俊、刘艳艳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对我国58个地级市和25个国际城市的绿色发展进行多维比较分析［7］，等等。2.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关键词是论文主体内容的凝练和体现，使用频率高的关键词表征着某一论域研究的理论聚焦和发展趋势。但是，有些研究成果关键词存在专指度低、与题目高度重合等问题。笔者整理过程中，剔除与“篇名”高度重合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观”等，这些词汇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关键词统计情况见表5。关键词统计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理论界紧扣绿色经济发展的指数、效率、理念等核心议题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评价研究，并通过模型建构拟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为宗旨，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绿色增长，确保广大民众共享绿色生产、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福利。(六)关于研究方法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方法运用得当有助于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基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方法作了统计，详见表6。数据统计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实证研究法在研究中较为普遍，可见该论域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其次，理论阐释法在绿色发展研究中应用较广。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运用理论阐释法的有6篇，运用实证研究法的有4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运用理论阐释法的有7篇，运用实证研究法的有2篇，运用文献解读法的有1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黄羿、杨蕾、王小兴等)一文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模型建构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8］。(七)关于论文作者的分析。基于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第一作者，下同)进行统计分析，作者发文篇数排名情况见表7。基于中国知网数据，87位作者共发表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人均发文量为1．15篇。其中，胡鞍钢发文最多，共有6篇;赵建军发文次之，共有3篇;发表2篇成果的有冯之浚、方世南、秦书生、王兵、刘思华、李晓西等6位学者。从作者构成数量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平均作者数为2.39名，其中32%的高被引论文只有1个作者，35%的高被引论文有2个作者，16%的高被引论文有3个作者，8%的高被引论文有4个作者，作者数为5个及以上的高被引论文占9%。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1个作者论文有1篇，2个作者论文有6篇，3个作者论文有2篇，6个作者论文有1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1个作者论文有1篇，2个作者论文有5篇，3个作者论文有3篇，8个作者论文有1篇。数据统计发现，下载次数和引用次数前10位论文中，1个作者论文都只有1篇。这充分说明，我国绿色发展研究基本形成了多作者协作的学术共同体。从作者单位属性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中，62篇作者来自高等院校，22篇作者来自科研院所，11篇作者来自行政机关，5篇作者来自党校系统。排名前10位高被引论文作者中，8位来自高等院校，1位来自行政机关，1位来自科研院所;排名前10位高下载论文作者中，7位来自高等院校，2位来自行政机关，1位来自科研院所。可见，高校作者是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主要作者群。从作者单位合作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60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25篇，三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9篇，四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五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课题组共同完成的成果有4篇。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6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3篇，三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5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4篇，七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可见，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以同一单位独立完成为主，但多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数量日渐增多。从作者分布区域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区，其中北京作者有52篇，可见北京是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重镇，这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其余48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湖南、广东、辽宁作者各有6篇，江苏、湖北、山东作者各有4篇，四川作者有3篇，江西、吉林、青海、重庆作者各有2篇，其他如安徽、天津、宁夏、云南、山西、广西、福建等作者各有1篇。数据统计表明，我国绿色发展研究的作者主要来自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区域分布呈不均衡性。(八)关于项目资助的分析。基金项目作为研究经费的重要来源，为研究的有序推进提供了资金支撑。依托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情况作了梳理统计(见表8)。数据统计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共计85项，其中部级项目26项，占资助项目总数的30.6%。从项目资助的篇数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共有46篇论文获得项目资助，可见项目资助篇数占比不大。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项目资助论文6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资助论文5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项目资助论文6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资助论文4篇。项目资助与成果质量固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充裕的经费支持有助于研究者潜心问道、安心治学，继而撰写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引论范文篇5

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引论范文篇6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往的经济长波理论都不能对1857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长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完整描述或给予正确解释。本文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资料和国内外有关经济长波的著作，通过对四种具有内在一致性规律的波动的解析，试图描绘出一幅周期为50年的世界经济波动图卷，进而对世界经济前景进行预测。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长波经济预测

一．经济长波研究综述

经济长波通常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约周期50年的波动。1925年，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在其著作《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序资料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波动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60年、平均约50年的周期性波动，他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长波产生的原因。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现实经济中是否存在长波进行证实与检验，并定性分析经济长波产生的原理。在实证上，最著名的要数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所主持的美国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交替出现的波动，间隔时间大约是50年，包括10年萧条期，30年技术创新和活跃的资本投资期，以及10年经济不稳定期。福雷斯特认为这种50年左右不断重复的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活动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在定性分析上，影响最大、居于主流的是以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格•门施（G.Mensch）和范•杜因（J.J.vanDuijn）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其1939年出版的《商业循环》一书中首次提出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诱因，熊彼特用技术革新解释经济长波的理论被后人称为长波技术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现代长波技术论学派，该学派经济学家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代表理论有英国克•弗里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美国格•门施的长波变形模式论、荷兰范•杜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其共同点是都把基础技术创新看作产生经济长波的根本诱因。除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以外，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也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进行分析。如罗斯托（Rostow）的相对价格长波论，曼德尔（Mandel）的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我国对经济长波理论的研究以赵涛为代表，她的《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是目前国内关于经济长波理论的权威著述，下面援引了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经济学界一般把1640-166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而对于长波周期的划分，一般的说，研究经济长波的学者均认为经济长波运动的起点迟于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要从英国进入产业革命算起，时间大致为1760年左右。比如，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曲线第一次波动从1760年到1830年，第二次从1830年到1880年左右，第三次从1880年到1930年左右，第四次波动从1930年到1980年（以上端点年份为峰值点）。再如，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认为“世界经济当然不会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重演，但我们暂且假定今后的历史进程同过去是一样的”，他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为：1870-1920，1920-1970，1970-2020，各个时间段分界点都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峰。又如，美国动态系统模型对美国经济长波的划分是：1830年以前，1830-1880，1880-1930，1930-1973（1973年为应用模型的年份，不是该长波的端点）。

二．新理论范式的建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谈起，本文力图通过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创立一种新的模式，来诠释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为期约50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资本论》指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得以放大，生产力、生产关系不相协调，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彼此对立，再生产链条发生断裂：生产难以为继（投资不足），销售困难（“惊险的一跳”—失败了），社会信用爆发危机，出现相对生产过剩，经济整体下滑；经济结构在破坏中得以重建，而伴随着能量释放，将开始新的一轮再生产循环（扩大），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既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上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旧有矛盾，又孕育了下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新生矛盾；危机以后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向原有经济规模的简单复归，还是经济结构做出调整以后经济规模的超量恢复，是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而内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在经济再次实现繁荣以后，马上使其走向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经济危机就是研究经济周期。

赵涛指出，经济危机周期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其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的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它标志着上一个周期的终结和下一个周期的开始。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而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在经济周期循环中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作用是通过危机暴力破坏过剩生产能力。然而赵涛认为长波周期是和经济危机周期不同的周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动的长波周期（物质基础是劳动工具系统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周期，包括长波上升波，长波下降波，和大危机三个阶段。大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因为生产力达到新水平，原有生产关系过于狭小，一般性经济危机已无法继续调整经济运行，于是爆发大的危机。

本文认为不能割裂经济危机周期与长波周期之间的联系。既然长波周期是由若干个经济危机周期组成的，那么通过对经济危机周期中危机阶段的研究，以各次危机爆发或终止的时点为分界点来研究长波周期，在理论上可行。本文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考察波动，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性经济危机为指标，研究长波周期。

三．定性分析下的长波周期

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爆发于英国。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世界各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也逐渐趋同，1857-185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由于1857年之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发展与趋同阶段，波动缺乏同期性，所以本文选取1857年（含）之后的世界经济，以《资本论》为指导，通过对历次危机（参见文后附表和补充资料）的研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长波体系。185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按波动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长波，长度各为50年，即1857/1858到1907/1908为第一波段，1907/1908到1957/1958为第二波段，1957/1958到2007/2008为第三波段（包含未来年份，不完整）。如此划分得到的世界经济长波具有以下特征：

一．周期中间年份经济危机爆发频繁，持续时间长，能量释放强烈。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873-1878年危机（以下所谈危机均指世界性经济危机，个别国家个别年份发生的孤立的经济危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持续了6年，是19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873-18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12年，而1857-1873这16年中危机只爆发两次，年份累计2年，1893-1908这15年中危机爆发两次，年份累计3年。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929-1933年危机持续了4年，是20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20-1940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7年，而1907-1920这13年中危机只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40-1958这18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端点年份1957/1958年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危机，1979-1982年危机持续了3年，是二战以后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73-19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8年，而1957-1973这16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93-2008这15年中，至今为止，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2000/2001）。

二．危机年份具有对称性。在以端点年份为中值的年份两侧危机分布大体对称，危机年份累计大致相同。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882年，1857-1882年危机年份8年，1882-1908年危机年份9年，其中1957/1958与1907/1908对称，1866/1867与1900/1902大体对称，1873/1878也大体对称于1883/1886和1890/1893。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32年，以1929/1933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但由于一战（1914/1918）和二战（1939/1945）的影响，该经济周期不完整，缺乏足够的或相应的匹配。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82年，1957-1982年危机年份6年，1982-2008年危机年份4年（目前只发生1990/1993和2000/2001这两次危机），以1979/1982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

三．长波周期50年。1857-2007年这150年间，世界经济恰好分成三个波段，前期危机年份加上周期基本等于下期危机年份。比如相邻波段的分界点，从1857/1858到1907/1908再到1957/1958，时间跨度各为50年。但对长波规律而言，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难免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找不到与1866/1867经济危机对应的危机，1890/1893、1900/1902经济危机只能和1990/1993、2000/2001危机对应。此外在1957/1958分界点两侧，各国近似对称的存在着非同步性经济危机。同样在1990/1993经济危机两侧存在两次近乎对称的金融危机，一是1987年全球金融危机，不规则对应1937/1938年经济危机；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1987年金融危机的延续。

以上表明，确实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互相协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长波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辩证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革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二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以下本文将引进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函数，记作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分别求其1-3阶导函数，依次命名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和创新函数，通过定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的4阶导数（即创新函数的导数）等于其自身，可以建立经济波动标准方程，求解标准周期，进而扩展出理论中的长波周期。

四．标准周期与长波周期

下面给出第一个函数——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记作FC-R（t）=C（t）－R（t），表示生产力随时间变化的函数C（t）与生产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函数R（t）之差，t是时间变量（单位年），min（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小于特定生产关系，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符合特定生产关系，max（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大于特定生产关系。接下来给出第二个函数——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FC-R（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状况越良好），记作FP（t）=（FC-R（t））＇，表示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P（t）=（C（t））＇—（R（t））＇。再给出第三个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FP（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记作FV（t）=（FP（t））＇，表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V（t）=（P（t））＇，最后给出第四个函数——创新函数（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这里借用了这一概念，FV（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加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大），记作FI（t）=（FV（t））＇，表示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I（t）=（V（t））＇。定义FI（t）=∫（C（t）—R（t））dt，即创新函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积分，也可以表示成FC-R（t）=C（t）—R（t）=（FI（t））＇。叠代得到FC-R（t）=（FC-R（t））（4），这是一个4阶微分方程，特征函数为λ4—1=0，特征根是λ1=1，λ2=-1，λ3=i，λ4=-i，对应的特征解是x1=et，x2=e-t，x3=sin(t)，x4=cos(t),方程的通解为FC-R（t）=c1*et+c2*e-t+c3*sin(t)+c4*cos(t)+c5。因为FC-R（t）是连续函数，FC-R（t）穿越时间轴，在正负值之间不断变化，依据零值定理，FC-R（t）=0有多个解（如果设其周期性有解则更为简化）；不失一般性，选取恰当的初始条件，令c1、c2和c5都为0，剔除趋势变化项和截距项的影响，得到FC-R（t）=a*cos(（t+φ）)，称为经济波动一般方程（这里=1）。

为方便起见，将一般方程标准化为标准方程：令a＝-1，=1，φ＝0，有FC-R（t）=-cos(t)；FP（t）=sin(t)，FV（t）=cos(t)，FI（t）=-sin(t)，标准周期T=2л。在同一坐标下描绘上述4个函数，发现曲线交点在时间轴上的投影(用A2-I2表示)将周期2л等分成8个特征区间。如果令每一个特征区间都恰好包含一个标准周期，周期延宕为16л，大约50年，应设FC-R（t）=8*（FI（t））＇=82*（FV（t））＇＇=83*（FP（t））＇＇＇=84*（FC-R（t））（4），其中8=1/，类似解得FC-R（t）=-cos(0.125t)，FP（t）=sin(0.125t)，FV（t）=cos(0.125t)，FI（t）=-sin(0.125t)，这就是理论上的长波周期。如果令实际周期等于50年（由0.125调整到2л/50，约等于0.12566371），依据前面的划分，初始相位为1857年（=-1857），得到新的正余弦函数（FC-R（t）=-cos(2л（t-1857）/50)，依次类推），在同一坐标下绘出世界经济长波解析简图（如下），其中生产振荡曲线代表新的FC-R（t），景气变化曲线代表新的FP（t），增长波动曲线代表新的FV（t），加速调整曲线代表新的FI（t）。

结合上图，很容易刻画世界经济的长波特征。生产振荡曲线的两个最低点A3（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57/07年时点）与I3（滞后A3约50年）是端点年份，代表min（FC-R（t））<0，既是上一个长波下降的终点也是下一个长波上升的始点，历史数据显示它们是一年期经济危机相位点，世界经济平稳过渡，在这两点生产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容纳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最高点E1唯一（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82/32年时点），代表max（FC-R（t））>0，是当期长波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其中A3-E1是长波上升波，E1-I3是长波下降波，在E1点附近世界经济通常会发生剧烈的振荡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力已经最大限度的超过已有的生产关系；C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70/20年时点）和G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95/45年时点）两点代表FC-R（t）=0，在景气变化曲线上分别对应C1和G3点，C1是世界经济最繁荣点（与篠原三代平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类似），G3是世界经济最萧条点（美国新经济是具体国际环境、战争因素及国内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1989年东欧剧变，1990/1993经济危机及该期间苏联解体，都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对美国相对有利；有利因素还包括海湾战争，其意义在于释放美国经济过剩能量，利于美政府发挥引导功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美国的高速发展看似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相协调，但就其特殊性而言，并没有改变长波经济的轨迹）。C2-E1-G2是世界经济危机密集段，生产力已经超过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A3-C2和G2-I3是经济危机稀疏段，生产关系可以容纳现有的生产力。

五．世间经济前景展望

如果将1916年、1940年、1950年、1966年以及其他可以根据战争等因素调整的年份视为经济危机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结合相位A3、E1和I3，依据对称规律，可把实际长波周期分成6个长度大约8年（50/6≈8.33）的特征区间。经济危机映射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可简写为07/57相位，16/66相位，24/74相位，32/82相位，40/90相位，50/00相位。而理论上长波周期包含8个特征区间，每个区间包含一个标准周期，产生这种差异原因有二：一是实际长波周期和经济危机周期按整数计算，分别是50年和大约8年，理论长波周期和标准周期则是16л年与2л年。一是经济危机周期与标准周期性质不同，标准周期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抽象函数关系，经济危机周期体现现实经济周期性能量释放。本轮长波周期将会在2007年结束，下一个长波周期开始于2007年，结束于2057年；未来50年里，2007年、2016年、2024年、2032年、2040年、2050年和2057年都是下一长波的危机相位，预计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在2032年（E1点）左右爆发，由于2007年是长波周期端点年份，预计世间经济会发生短暂危机（2007-2008为期一年）。

世界经济是一个硕大的分形系统。正如马克思开宗明义，在《资本论》中首先解析商品那样，无论大到跨越国界，还是小到个体之间，相似的经济规律无处不在。虽然从商品中能够抽象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内涵，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息摄影；但是要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只有微观基础还不够，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透过危机现象研究世界经济长波规律，以期实现对《资本论》内容的补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各国政府都对经济加以干预，但是只能通过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减轻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阵痛，无法阻止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的地位以后才可以真正消除，预计2107-2157年之间，世界将正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2207年以后最终进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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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范文篇7

[论文摘要]现代绘画的各种艺术观念融入了欧美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创作精神、技法、原则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创作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积扳推动的作用。

19世纪末是整个西方历史上最大胆、最富冒险精神的时代。现代绘画在这个时期初露端倪．绘画史上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裂变繁衍的阶段，这种裂变对艺术史所造成的分割，大于文艺复兴以来上所有风格的变迁；各种艺术思潮在这个时期萌芽、蔓延，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以及与艺术传统彻底决裂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交相辉映，绘画到达了一个空前的激荡人心的高度。同时，现代服装开始从服装的普通含义中脱蛹，在法国巴黎——当时世界艺术家的活动中心．开始出现了高级时装店，标志着服装进人了一个新的纪元，这无疑是与当时的现代艺术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的。20世纪初，在英美出现的POP艺术等更为新潮的艺术现象，在这些艺术思想和表象里已经宣告20世纪现代美术不同方向的特征成熟起来．与此同时，现代时装的概念也被C?F?沃斯的设计轰动初步定义。

绘画与时装虽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现在则愈发地深人和复杂，现代绘画的一颦一笑都影响着服装设计师的灵感动机。艺术家们将自己全新的艺术观念通过全新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推向社会，这些来源于现代绘画的艺术观念溶人欧美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并在社会道德方面、生活方式乃至言行举止都有着深刻的烙痕．服装在此方面更是有着明显的追随、呼应。

服装是人们生活状态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状态，作为人们生存的一个基本前提之一．它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因而服装本身是一门造型艺术．是区别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类别的一门新的艺术。同时，它与这些艺术类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包括其他艺术的各种特征甚至美学原理．如比例、节奏、平衡、对比等．因而服装设计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

每年在巴黎时装节会上的新艺术服装样式．就是从立体派、黑人雕刻、古埃及美术等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其特征是多采用直线的、几何纹样的形式，新艺术样式本是来源于巴黎的装饰美术博览会．脱离新美术的趣味和装饰过多的倾向而产生的。它把艺术和产业融合在一起，深受大众的青睐，它给服装带来的影响．使女性们脱掉紧身胸衣，开始穿着机能实用的筒状服装；追求由于身体活动而展开现服装魅力；强调衣服的动感．这无疑是现代画艺术对服装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影响。但是．绘画毕竟是以画面表现为目的，而服装则是通过服装表现人．过份注意绘画的表现方式．往往会赞成喧宾夺主，追求形式的新奇也应有节制、分寸，如超出限度，就有可能流于怪诞，如崩克(Punk)服装．着装的颜色令人毛骨悚然，有给人以不快之感的攻击性。

抽象广义绘画一度是现代绘画的主流，它的色彩及构图、造型都给服装以巨大的影响．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蒙德里安等现代绘画大师还曾亲自参予过戏剧服装设计。他们的绘画作品也给时装设计师们以启迪，曾是他们设计时装的灵感源泉．如法国Y?S罗朗设计的蒙德里安式套装。另外，POP艺术也给罗朗以创作的灵感而发表了著名的一系列POP艺术之唇、之躯等裙装。

现代绘画的创作精神、技法、原则更是对服装有着巨大的影响与指导。这些技法在时装设计中屡用不鲜。最典型的莫如超现实主义对服装的影响了超现实主义(Surrealisn)的哲学定义是纯精神的、不受正规意识支配的行动。另一种解释是指摆脱理性的控制和审美及道德上的偏见，结合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思想。用夸张和反常的语言形式来追求神奇的艺术效果它在服装领域里的影响相当广泛，如曾经出现了西欧的夏帕瑞丽(Schiaparelli)及其影响下的K?拉加菲尔德，Y?S?罗朗等设计大师，他们都曾熟练地运用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技法设计作品倒置设计——将人们固有的视觉习惯或使用、欣赏习惯打翻，倒置而进行设计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观念在服装设计中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例如夏帕瑞丽受画家东根?达利等人的启迪，于l973年设计的一套上衣，前后反转的款式及倒置于头顶的高跟鞋帽子等。设计效果十分出人意料，从哲学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非理性精神的选择。使服装设计中渗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使之面目一新。公务员之家

夏帕瑞丽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与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交往。使他对超现实主义绘画有着深刻的理解。因而能设计出一系列优秀的时装作品。对服装设计师来说，研究绘画是为能设计出独特而美观的款式。意大利的R．吉利注意文艺复兴的艺术。更注重R?劳森柏等现代绘画大师的作品。留恋于泰菲(Tate)现代绘画画廊．搜集艺术灵感。绘画艺术的素养是时装设计的根本素质。许多时装设计师本人就曾从事绘画艺术或别的造型艺术的。如P?拉邦奴、D?基旺什等．他们设计的时装较现代绘画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同样对人们的审美情趣起引导作用在此时，人们对服装的精神性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更注重服装的审美的艺术性和象征性了。

引论范文篇8

【内容提要】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美的教育可以起到开发智力、道德感化、人生导向等作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善于运用美的法则，创造美的环境、展现美的人格、追求美的方法，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美的法则/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美/人格美/方法美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们爱美，也总是乐于接受美的事物或观念。与人的爱美特性相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觉地引导学生提高审美情趣，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一、美的法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开发智力的作用

学生个体通过审美修养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更有才干，更有学习能力。蔡元培先生曾要求科学家“兼治美术”，就是因为“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很多伟人都爱好和擅长文艺，这种爱好同他们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爱读文学名著，爱因斯坦常常拉小提琴，李四光谱写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作品，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美的魅力和神奇，激发了众多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渴望和执着；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审美活动，培养和促进了他们的观察力，引导他们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鼓舞他们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美育对于创新人才的智力开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潜能的挖掘，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心理学家依据大量的科学实验分析告诉我们，创造型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直觉，卓越的文艺天赋。创造性人才不仅表现在智力上，也表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创新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好奇心，一个人有了这种好奇心，对任何未知的问题，未知的领域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尝试冲动，美育能够通过积极的态度，扶植和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审美修养方面的确应该先走一步，更高一层。

2.道德感化的作用

古代儒家教育很注重诗教，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所谓“兴”，就是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所谓“观”，就是考察社会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就是互相感化和社会凝聚的作用；所谓“怨”，就是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刺作用，可见，诗的这四种作用对人的道德发展是有帮助的。儒家还十分重视乐教，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名著《乐记》，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乐记》主张用乐教来陶冶人的性情，养成内心的和谐。其实，古代儒家所讲的诗教、乐教就是运用美的法则来使人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感染，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变得高尚起来，起到道德感化的作用。

当前，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若不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导致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滑坡。而审美教育则是一剂精神良药，在审美教育中，它并不强求学生必须如何行事，而是通过提供某种审美理想、范本，感召他们应该如何行事，当学生的审美情趣与道德认识相契合并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时，审美情感也就自然地内化为一种行为动力，驱动道德认识、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向道德行为转化。这种道德行为一旦成为定势，就会对道德意志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审美教育可以辅翼道德，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3.人生导向的作用

审美修养是从多方面发展人生价值的过程，从而使人更加珍惜和热爱人生，生活之路也就会更加宽广，且可以摆脱生活的种种束缚、困扰和烦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保持崇高的志向，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就大学生个体而言，审美修养是提高需求层次，创造人生价值和促进个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有了一定程度的审美修养，也就在相应的程度上摆脱了低级趣味，心灵受到了美的净化，精神上就有了更高的追求，生活、娱乐的格调也随之提高，生活内容也就更加丰富多彩，学习的目的就会明确，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会大大增强，就会朝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目标加倍努力。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运用美的法则

1.创造环境美

环境影响人，造就人，美好的环境对人的美好心灵、美好品德有着熏陶和感染作用。大学生生活、学习、成长的校园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品德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化校园自然环境，一是可以使学生怡情悦目、精神振奋，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二是优美的校园自然环境需要通过师生的劳动创造和保持，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美好品德，养成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提高社会公德水平。美化校园的社会环境，诸如宽松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等，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有更大的影响力。

2.展现人格美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具备人格美，就应从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培养与教育使命相适应的思想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埋头苦干建功立业的思想；要摆正利益观，耐得住清苦，严于律己，品行端正，做一个“仰不愧于天，府不怍于人”的有德之士；要以身作则，为人先行。第二，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理论素质是道德认识和气质涵养的基础。因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兴趣广泛，情操高尚。第三，具有良好的能力结构，如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等等，能够把丰富的知识自觉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第四，风趣幽默，刚柔相济。同一件事，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效果就不同；同样，不同的人和事，用同一方式处理，也会把事情弄糟。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处理学生的具体问题时，要有热情、有策略、有分寸、有弹性，特别要因人因事而宜，语言要风趣幽默，在谈笑中使学生受到有益的熏陶和感染。

3.追求方法美

(1)注重情感激励。美的东西往往把不可言状的情感变成具体生动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人在想象中体会到情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高层次上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心态变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用美的语言体现“情”，做到入情、入理、动心，做到情真理切，理在情中，真正使学生心悦诚服，激起学生求真、向善、爱美的热情、信心和力量。

(2)利用活动熏陶。高校一定要结合大学生活泼好动，希望多方位发展以及反对空谈的心理需要，注重采用情趣转移、寓教于乐的熏陶式教育，把教育内容艺术化、文学化，使学生在各种轻松、愉快、高雅、富有艺术性的活动中受到美的感染，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染、情操的陶冶、精神的升华，达到调节精神，增长知识，沟通情感，提高觉悟的目的。

(3)增加科技含量。运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完善和丰富工作的体系和内容，把先进的科技手段引进工作领域。这无疑会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

(4)抓好典型教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的树立要有时代感，在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21世纪，英雄辈出，只要做有心人，到处都可以找到鼓舞人的榜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多选树学生关心的热点典型，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时代风采，有导向作用的典型。由于典型是以生动的形象打动人，因而往往能收到单纯的理论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1975.

[2]丁光熏文集[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8.

引论范文篇9

论文摘要：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影响着世界美术教育的改革，无论从美术教育理念、还是从美术教育课程观方面，它都对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后现代艺术取代了现代艺术，使走入困境的西方艺术峰回路转。后现代艺术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回归性、折衷性、混沌性与多重性，相应地表现在不求纯粹、善待传统、非个人化、多种标准几个方面，如对当代艺术不局限于视觉形式，绘画超越平面限制，雕塑与风景、建筑相结合，对于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要很好也地加以利用等。后现代艺术一改现代艺术的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提倡艺术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从而使世界艺术没有明显的界限，达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形成一定的全球语境。

在全球化与多元化语境下。世界各国大力提倡艺术教育，并对艺术教育进行着一系列的改革，后现代艺术观念成为影响现代世界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后现代主义虽然思想庞杂。“但其实质还是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因此，表现在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则强调美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强调通过美术教育使学生获得终身受益的美术能力，强调美术教育让学生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材料包括声、光、电进行美术作品的创作，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普及化、生活化、多元化、解构化等特征是分不开的。在此影响下。西方各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程理念。如九十年代初美国盖蒂艺术教育中心提出了“以多元文化学科为本的美术教育”、“多元文化艺术教育”、“视觉文化教育”等观点。世界美术教育改革倡导以人为中心，通过美术教育挖掘个体的潜能达到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扩展美术学习的领域，把美术与各学科联系起来，在学习方式上强调主动探究，形成综合全面的美术教育。从注重知识目标转向人的目标，从单纯知识型向综合素质型转变，向全面发展和个体潜能挖掘转变。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从侧重理性知识向感性、理性并重转变。

二、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的影响

在现代全球化与多元化充斥的教育环境下，我国的美术教育更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现代艺术观念也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对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理念的影响

二十世纪末。多元文化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坚持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建构多元文化的多元教育环境使美术教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消解了文化的中心论，文化观念多元并存，认知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成为学生们解读视觉图像的基础和前提。这种理念影响着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则强调统整的课程观以达到培养人的综合艺术能力、强调“以生活技能为本(而非美术制作技巧)代替内容为本的课程，并强调课程的统整”在美术学习中让学生去了解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并了解这些艺术的生长环境，以及他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学会艺术等。这种多视点和多方面的求索，能使学生自觉地回到艺术的生长环境，从而使艺术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不断保持下去。另外，美术教育改革强调人文性的学习。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的到来。理性和感性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偏离了自然，人们认识到艺术是理性和感性趋于平衡的途径，因此，在美术教育改革中，人文性的学习被极度地重视，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在人文性的学习上，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美术知识，使个人感情和整个人类的情感源泉联系起来，个人经验与人类的丰富经验接通，以促进学生与周围环境的交流。所以在课改中“不以单纯掌握知识技能为目的。试图改变艺术教育中学生机械模仿与枯燥训练技能的方式。把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原到一种完整的艺术情境中，或把一定的知识技能渗透到某个人文主题中。让孩子围绕该人文主题展开轻松愉快的学习”人文主义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美术技巧的掌握和人文主义关爱精神和审美价值感的提升。还有。注重以人为本，培养人的个性以达到完美人格的美术教育思想。后现代艺术观念的“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的观念影响着美术教育观念，“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主导思想，美术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以培养人的个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英国教育家赫伯特里德曾提出“通过的艺术教育”，即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人，把美术教育作为引导儿童发展的工具，从而培养儿童的个性，达到完美人格的塑造。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也特别强调人格的培养，并提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尊重学生个性特点，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活动，促进他们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的提高，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公务员之家

(二)对基础美术教育课程改革的影响

引论范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201文章编号：1004—1494（2000）02—0010—06

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

三

一个科学的核心范畴，具有特定的逻辑构造作用，按照核心范畴的内在矛盾运动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由于我们在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中，缺乏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的意识，因而未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转换的可能与现实，一直未能发现一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现在我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这个关键问题，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已经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转换的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他的这一段话包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广义的认识论，又将广义的认识论归结为实事求事；二是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逻辑构造，揭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板块式”结构提出疑义，并提出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设想，但是未能实现突破，出了近三百种教科书，“抄来抄去，了无新意”（刘大椿语）。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结构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起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定的体系，而在于我们未能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体系化，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中国形态，从而开辟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新道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广义认识论，又将认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倒不是要重新编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创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范畴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必然是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统一体。没有的理论创造，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没有实事求是核心范畴的提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造，没有实事求是核心范畴的定位，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的转换，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分别研究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对二者进行综合研究尤为必要，更为重要。只有这种综合性研究才能发现并科学地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到的新境界和新高度。如果不作此类综合研究，而力图将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也不利于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宣传和教育的。

根据实事求是的内在规定和、邓小平的论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构大体如下：客观论——主观论——实践论——条件论——方法论——真理论——价值论——创造论——目的论。

客观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问题。实事求是的首要环节就是从实际出发，然后经过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邓小平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时，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们始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实际情况若明若暗，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和每天打交道的工作对象会不了解呢？除了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客观方面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客观范畴的科学内涵，了解客观的基本特点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对于我们加深对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解，学习他们把握客观实际的宝贵经验，提高我们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

主观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主体问题，即主体意识问题。、邓小平和经常强调：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从他们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有一个党性问题、态度问题、作风问题；我们应该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我们应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这些就是实事求是的内在根据。有很多时候，人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是因为情况复杂，而是因为“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缺乏实事求是的诚意、勇气、决心、毅力和能力，甚至故意为之。主体、主体意识的特点和认识论意义，以及加强主体意识的修养问题，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途径问题，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些思想我们必须继续研究、认真领会、始终坚持。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实践的时代特征及其对认识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性，而且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时代特征，揭示了社会实践的结构、内容和作用的新变化。研究这些新的变化对于把握实事求是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条件论所要研究的自然是实事求是的条件问题。唯物论就是条件论。、邓小平和在论述实事求是的过程中，讨论过各种各样的条件问题。不懂得实现实事求是的必备条件，不懂得分析、利用、创造或改变条件，就不懂得实事求是。广义地讲，条件是构成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狭义地讲，条件是影响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因素，主要是环境和工具两大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工具包括测量、推动和改造客体的仪器、设备。条件既作用于客体，也作用于主体。条件可能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可能不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们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因此，了解条件对实事求是的制约性，了解实事求是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掌握科学方法，避开或改变不利条件，利用和创造有利条件，对于实现实事求是具有重大意义。

方法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问题。一般地说，任何哲学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特殊地说，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都有其特殊的方法。调查研究、矛盾分析和社会实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即由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性、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邓小平和都十分重视并反复阐述这些基本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引导我们不断战胜困难、走向胜利。但是，仍然有些领导干部不重视这些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仍然有些领导干部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有意无意反其道而行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它们极大地危害着人民的事业。每一个真心实意沿着实事求是道路前进的领导干部，每一个真心实意追求真理和社会进步的人，都应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

真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真理理论，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理论，它对真理的本质、真理的特点和真理发展的规律的论证都有其特色，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切实把握，并运用这个理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长期盛行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并没有被彻底肃清，这就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口实。在真理观上反对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任务。我们还必须运用实事求是的真理观科学地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知行背反的现象十分严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就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就是一句空话。实践和真理是永恒发展的，、邓小平在创造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和发现中国建设规律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发展真理，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

价值论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它的形成，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和要求等等。正确的价值观及其实现，是实事求是的两大追求之一。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价值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腐败问题是严重威胁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重大社会问题，其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缺失，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因此，根据事实，根据、邓小平和的论述，阐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科学内容，揭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具体历史性，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和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重建无产阶级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

创造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实质问题。创造是实事求是的实质和灵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没有创造就没有新事物，就没有新陈代谢，就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命，就谈不上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创造；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创造。创造是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经历一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强大的根本保证。发扬民族创新精神，努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国民的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实效，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当务之急，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要迅速提高认识，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如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关系，学习、引进、消化和创新的关系等等，建设富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