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科学范文10篇

应用科学范文篇1

【关键词】传统管理；弊端；科学；管理方式；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贯穿于各个行业和领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特别是现代化的生产性、经营性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型文化娱乐场馆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全管理问题，无论从其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而言都尤其显得重要。如果做不好，势必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国每年安全事故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在采矿、交通企业多次造成特大的安全事故，实在令人痛心。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现在需要应用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真正把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推动和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管理方式的必要性

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安全管理，需要安全理论作为基础，为实现安全生产，必须研究安全的科学理论，揭示安全的科学规律，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

以往安全管理工作大多采用传统安全管理，与现代化科学管理方法相比存在明显不足。传统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系统运行阶段，一般是事故发生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调查结果修正系统，这种模式称为“事后处理”模式。由于存在许多弊端，致使事故不断发生。而科学化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是预先对危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先控制”，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患与未然。因此，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科学化安全管理取代传统管理已是势在必行，现代社会要求必须从传统安全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

安全管理虽然是极其艰巨的一项工作，但是，只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不断研究探讨和把握安全管理的规律，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科学是安全之母，愚昧无知往往是安全之祸，事故之源。许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教育训练和科学知识造成的。科学管理是安全之母，如触电、煤气中毒等事故，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电、煤气性能的了解，盲目蛮干造成的。“科盲”是事故的“隐患”，许多事故往往是由于缺乏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致。面对着不断更新的技术装备，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别说驾驭它，使用它，就是完好的装备，也可能损坏。人要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聪明起来，减少盲目性，再复杂的武器装备也能掌握。有的同志在多年从事危险的工作当中始终都安全无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安全管理的巨大力量，知识可以增加安全系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运用科学管理方式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

二、传统安全管理方式的弊端

（一）宣传教育不到位。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宣传教育没有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只是注重抓经济效益，对安全工作认识不够，观念上就没有加以重视。因而，基本上没有作宣传教育工作，即使有也是肤浅地谈谈，走过场，普通员工也只是听听而已，根本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造成员工的意识当中根本没有安全的概念。

（二）轻视事前管理，注重事后管理。一般在出现安全事故后，领导干部必须处理，然后加强安全工作的管理，大有“亡羊补牢”的感觉，这样就容易埋下隐患，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引起员工的注意，但事情过去后，依然故我，领导也不强调安全问题，安全管理工作基本上没有人抓，所以产生下一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不能调动每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制定安全规章制度，领导讲一讲，然后挂在墙上。安全问题根本没有深入人心，广大员工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从思想意识上人们就没把安全问题放在心上，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形成领导干部孤立地实行安全管理，收效很小。

（四）没有科学系统的管理方式，难以落实。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没有科学性，过于简单、形式化，操作起来很难见到实效，其实，安全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与生产实践一样是有紧密、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的。以往的安全管理方式只是单个的制度，没有系统科学的标准，所以难以落实，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三、我国应采用的科学管理方式

（一）形式多样，注重效果，全面宣讲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管理工作搞不好，往往在于认识不到位，认为安全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投入，这完全是错误的。现代安全管理要求的基础就是合理认识安全管理，首先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认识，真正把安全教育摆到重点位置；在教育途径上要多管齐下。既要通过安全培训、安全日进行常规性的安全教育，又要充分发挥安全会议、厂报、有线电视、黑板报等多种途径的作用，强化宣传效果；在安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推陈出新，使安全教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寓教于乐，广大职工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安全意识。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氛围，使广大职工逐步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跨跃，进一步升华到“我会安全”的境界。预防为主，先期治理，确保防范措施到位。

安全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就从企业的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就可知安全管理的重要性1.政府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企业采取降低资质等处罚，企业招投标受影响；2.一旦发生事故，牌子被砸，形象受损，市场减少；3.发生事故导致的经济赔偿、设备损伤。因此，安全管理不容忽视。从博奕论来看，安全管理与企业效益和理想状态是“双赢”，即随着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效益显著增长。

（二）安全管理要以人为本

在现代管理哲学中，人是管理之本。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管理的动力和最终目标还是人。在安全生产系统中，人的素质（心理与生理、安全能力、文化素质）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行为贯穿施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因此，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企业必须尊重人，关心人，以人为本，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的利益，使大家找到归属感，最终形成安全管理“命运共同体”，推动安全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推行科学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人是最根本的，需要重视人、激励人，就要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主化。虽然一般的管理侧重点不同，但在管理中必须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一项决策做出之前，应把方案拿出来，由企业法人组织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组织一线施工人员逐层进行讨论，做出反馈意见，必要时可以跨级进行，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实施的顺利。

（三）重视激励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职工工作积极性的调动，要求管理者深入理解职工的内在需求，并予以满足，从而刺激工作热情、激发创造力。因此，在企业安全管理中引入多种激励机制，成为安全管理文化现代化所要求的重要方向。

目前，多数企业安全管理采取的是负激励即违章罚款，虽然有激励效用，但不免单一，且容易使人感觉安全生产很“冷”。因此，企业要注意多运用正激励，一方面可以在各层次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完成情况好的集体和个人进行物质奖励，数额必须大；另一方面，可以评选安全标兵，从管理层到基层都要有代表，满足个人的荣誉感。

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中，很多人也对激励手段的作用和做法作了探讨，并提出了“形象激励”、“内在激励”、“荣誉激励”等方式和方法，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酌情选择。

（四）把情感融入安全管理

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力量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人的感情因素深深地渗透到行为中，影响着行为目标、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在企业内部，每一名职工都拥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安全管理者只有深入了解、沟通和激发职工的内心情感，才能在管理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很注重，常常采取“感情投资”的方法，解决职工的住房、子女入托以及汽车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日和员工的生日时致以祝贺，亲自送礼品等，要“于细微处见真情”，这样才能感化人心，以便和谐一致，团结协作，促进安全管理，消除管理中的抵触情绪。

企业搞安全管理，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强，必须从根本出发，根据单位特点，循序渐进，逐步形成自己的安全管理文化，增强全体职工的凝聚力，使其劲往一处使，在和睦的氛围中实现安全生产，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现代安全管理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应当强调系统的安全管理。这就要从某一组织的整体出发，把管理重点放在整体效应上，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实行全员安全宣传教育，使组织达到最佳安全状态。

（五）把全员吸纳入安全管理

要保障安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的共识，切实做到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在充分发挥专业安全管理人员骨干作用的同时，吸引全体员工参加安全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安全工作积极性。安全工作责任制为全员参加安全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还应当实行动员和组织广大员工参加安全管理的新形式，如安全目标管理等。

（六）把安全管理贯穿到始终

系统安全的基本原则是，从一个新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起，就要开始安全工作，并且要一直贯穿于整个系统寿命期间内，直到报废为止。在特定组织实施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都要进行安全管理，检查、监测、识别、评价并控制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七）实行全方位安全管理

任何有人的活动的地方，都会存在不安全因素，都有发生伤亡事故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同时，都要考虑其安全问题，进行安全管理。安全管理不仅是专业安全管理部门的事情，必须党、政、工、团等各部门齐抓共管。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从而确保安全规章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安全管理信息的处理，使安全管理由定性逐渐走向定量，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得以迅速推广。各种安全监控，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使用成为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行安全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可以应用于安全管理方面，称之为安全目标管理。它是特定组织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安全总目标，分解展开、落实措施、严格考核，通过组织内部自我控制达到安全目的的一种安全管理方法。它以特定组织总的安全管理目标为基础，逐级向下分解，使各级安全目标明确、具体，各方面关系协调、融洽，把全体成员都科学地组织在目标体系之内，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在目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每个人的积极努力来实现特定组织的安全目标。

制定安全管理目标要有广大员工参与，领导与群众共同商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安全目标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置若干个，例如事故发生率指标，伤害严重度指标，事故损失指标或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完成率等。但是，目标不宜太多，以免力量过于分散。应将重点工作首先列入目标，并将各项目标按其重要性分成等级或序列。各项目标应能数量化，以便考核和衡量。公务员之家

安全目标管理可以发挥每个人的力量，提高整个组织的安全工作管理绩效；可以增强管理组织的应变能力；可以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可以促进组织内成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八）安全管理需要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因此要形成从厂、分场到班组的三级安全网络。运用好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对信息的收集、录入，信息的存贮，信息的传输，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输出(含信息的反馈)5种功能。它把现代化信息工具—电子计算机、数据通信设备及技术引进管理部门，通过通信网络把不同地域的信息处理中心联结起来，共享网络中的硬件、软件、数据和通信设备等资源，加速信息的周转，为管理者的决策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在实际生产中，每天获取的事故信息量非常大，这些信息都是需要及时处理和综合分析、判断，靠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的，这就需要应用计算机建立管理系统。因此，我们认为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应用前景广阔。

用一句话表述，就是通过建立以安技部门为信息处理中心(中央处理机)，各危险岗位和各专业部门为终端的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网络，从而由安全信息反馈来推进对隐患的不断检查、整改和监控，形成闭环管理。此系统解决了目前企业安全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安全信息缺乏，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反馈不及时，危险信息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因而，对企业向本质安全管理方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企业安全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凭科学的安全管理方式一方面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安全技能和安全意识)，增强职工执行安全规章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到，才有可能真正使安全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金科，张连生《运用科学管理手段不断夯实安全基础》；《铁道运输与经济》；2001年第10期

2、崔政斌《提高企业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的途径》；《化工劳动保护》；2000年第21卷第4期

3、《严格执法强化安全管理》；《建筑安全》；总第121期

4、赫天虹王剑《企业安全管理如何与国际接轨初探》；《化工施工技术》；1998年第20卷第4期

应用科学范文篇2

【关键词】：传统管理；弊端；科学；管理方式；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贯穿于各个行业和领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特别是现代化的生产性、经营性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型文化娱乐场馆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全管理问题，无论从其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而言都尤其显得重要。如果做不好，势必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国每年安全事故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在采矿、交通企业多次造成特大的安全事故，实在令人痛心。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现在需要应用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真正把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推动和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管理方式的必要性

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安全管理，需要安全理论作为基础，为实现安全生产，必须研究安全的科学理论，揭示安全的科学规律，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

以往安全管理工作大多采用传统安全管理，与现代化科学管理方法相比存在明显不足。传统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系统运行阶段，一般是事故发生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调查结果修正系统，这种模式称为“事后处理”模式。由于存在许多弊端，致使事故不断发生。而科学化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是预先对危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先控制”，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患与未然。因此，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科学化安全管理取代传统管理已是势在必行，现代社会要求必须从传统安全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

安全管理虽然是极其艰巨的一项工作，但是，只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不断研究探讨和把握安全管理的规律，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科学是安全之母，愚昧无知往往是安全之祸，事故之源。许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教育训练和科学知识造成的。科学管理是安全之母，如触电、煤气中毒等事故，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电、煤气性能的了解，盲目蛮干造成的。“科盲”是事故的“隐患”，许多事故往往是由于缺乏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致。面对着不断更新的技术装备，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别说驾驭它，使用它，就是完好的装备，也可能损坏。人要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聪明起来，减少盲目性，再复杂的武器装备也能掌握。有的同志在多年从事危险的工作当中始终都安全无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安全管理的巨大力量，知识可以增加安全系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运用科学管理方式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

二、传统安全管理方式的弊端

（一）宣传教育不到位。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宣传教育没有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只是注重抓经济效益，对安全工作认识不够，观念上就没有加以重视。因而，基本上没有作宣传教育工作，即使有也是肤浅地谈谈，走过场，普通员工也只是听听而已，根本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造成员工的意识当中根本没有安全的概念。

（二）轻视事前管理，注重事后管理。一般在出现安全事故后，领导干部必须处理，然后加强安全工作的管理，大有“亡羊补牢”的感觉，这样就容易埋下隐患，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引起员工的注意，但事情过去后，依然故我，领导也不强调安全问题，安全管理工作基本上没有人抓，所以产生下一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不能调动每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制定安全规章制度，领导讲一讲，然后挂在墙上。安全问题根本没有深入人心，广大员工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从思想意识上人们就没把安全问题放在心上，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形成领导干部孤立地实行安全管理，收效很小。

（四）没有科学系统的管理方式，难以落实。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没有科学性，过于简单、形式化，操作起来很难见到实效，其实，安全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与生产实践一样是有紧密、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的。以往的安全管理方式只是单个的制度，没有系统科学的标准，所以难以落实，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三、我国应采用的科学管理方式

（一）形式多样，注重效果，全面宣讲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管理工作搞不好，往往在于认识不到位，认为安全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投入，这完全是错误的。现代安全管理要求的基础就是合理认识安全管理，首先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认识，真正把安全教育摆到重点位置；在教育途径上要多管齐下。既要通过安全培训、安全日进行常规性的安全教育，又要充分发挥安全会议、厂报、有线电视、黑板报等多种途径的作用，强化宣传效果；在安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推陈出新，使安全教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寓教于乐，广大职工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安全意识。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氛围，使广大职工逐步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跨跃，进一步升华到“我会安全”的境界。预防为主，先期治理，确保防范措施到位。

安全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就从企业的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就可知安全管理的重要性：1.政府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企业采取降低资质等处罚，企业招投标受影响；2.一旦发生事故，牌子被砸，形象受损，市场减少；3.发生事故导致的经济赔偿、设备损伤。因此，安全管理不容忽视。从博奕论来看，安全管理与企业效益和理想状态是“双赢”，即随着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效益显著增长。

（二）安全管理要以人为本

应用科学范文篇3

安全管理贯穿于各个行业和领域，这是一项很重要又比较忽视的工作，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特别是现代化的生产性、经营性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型文化娱乐场馆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全管理问题，无论从其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影响力都显得特别突出。如果做不好，势必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国每年安全事故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在采矿、交通、企业多次造成特大的安全事故，实在令人痛心。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现在需要应用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真正把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推动和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传统管理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管理方式的必要性。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安全管理，需要安全理论作为基础，为实现安全生产，必须研究安全的科学理论，揭示安全的科学规律，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

以往安全管理工作大多采用传统安全管理，与现代化科学管理方法相比存在明显不足。传统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系统运行阶段，一般是事故发生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调查结果修正系统，这种模式称为“事后处理”模式。由于存在许多弊端，致使事故不断发生。而科学化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是预先对危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先控制”，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患与未然。因此，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科学化安全管理取代传统管理已是势在必行，现代社会要求必须从传统安全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

安全管理虽然是极其艰巨的一项工作，但是，只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不断研究探讨和把握安全管理的规律，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科学管理是安全之基，愚昧无知往往是安全之祸，事故之源。许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教育训练和科学知识造成的。如触电、煤气中毒等事故，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电、煤气性能的了解，盲目蛮干造成的。“科盲”是事故的“隐患”，许多事故往往是由于缺乏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致。面对着不断更新的技术装备，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别说驾驭它，使用它，就是完好的装备，也可能损坏。人要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聪明起来，减少盲目性，再复杂的武器装备也能掌握。有的同志在多年从事危险的工作当中始终都安全无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知识就是科学”，科学管理就是安全之源，知识可以增加安全系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运用科学管理方式是安全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传统安全管理的弊端

（一）宣传教育不到位。

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宣传教育没有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只是注重抓经济效益，对安全工作认识不够，观念上就没有加以重视。因而，基本上没有作宣传教育工作，即使有也是肤浅地谈谈，走过场，普通员工也只是听听而已，根本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造成员工的意识当中根本没有安全的概念。

（二）轻视事前管理，注重事后管理。

一般在出现安全事故后，领导干部必须处理，然后加强安全工作的管理，大有“亡羊补牢”的感觉，这样就容易埋下隐患，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引起员工的注意，但事情过去后，依然如故，领导也不强调安全问题，安全管理工作基本上没有人抓，所以给下一次安全事故埋下了祸根。

（三）不能调动每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制定安全规章制度，领导讲一讲，然后挂在墙上。安全问题根本没有深入人心，广大员工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从思想意识上人们就没把安全问题放在心上，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形成领导干部孤立地实行安全管理，收效很小。

（四）没有科学系统的管理方法，安全工作难以落实。

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没有科学性，过于简单、形式化，操作起来很难见到实效，其实，安全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与生产实践一样是有紧密、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的。以往的安全管理方式只是单个的制度，没有系统科学的标准，所以难以落实，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三、采用科学管理方式

（一）形式多样，注重效果，全面宣讲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管理工作搞不好，往往在于认识不到位，认为安全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投入，这完全是错误的。现代安全管理要求的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安全管理，首先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认识，真正把安全教育摆到重点位置，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在教育途径上要多管齐下。既要通过安全培训、安全月进行常规性的安全教育，又要充分发挥安全会议、厂报、电视、录像、黑板报、警示牌等多种途径的作用，强化宣传效果；在安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推陈出新，使安全教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寓教于乐，广大职工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安全意识。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氛围，使广大职工逐步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跨跃，进一步升华到“我会安全”的境界。预防为主，先期治理，确保防范措施到位。

安全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就从企业的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就可知安全管理的重要性：1.政府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企业采取降低资质等处罚，企业招投标受影响；2.一旦发生事故，牌子被砸，形象受损，市场减少；3.发生事故导致的经济赔偿、设备损伤。因此，安全管理不容忽视。从博奕论来看，安全管理与企业效益和理想状态是“双赢”，即随着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效益显著增长。

（二）安全管理要以人为本。

在现代管理哲学中，人是管理之本。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管理的动力和最终目标还是人。在安全生产系统中，人的素质（心理与生理、安全能力、文化素质）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行为贯穿施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因此，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企业必须尊重人，关心人，以人为本，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的利益，使大家找到归属感，最终形成安全管理“命运共同体”，推动安全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三）规章制度。

认真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安全责任制，层层抓、层层管、层层分解，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制定、完善、落实各种规章制度，并使各种制度正规化、规范化以及有效运作。监督、检查、落实、整改工作，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安全管理集中体现“严、细、实”，杜绝走马观花现象。

（四）教育与培训。

要经常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使广大员工熟悉和掌握许多安全知识，避免在工作中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的发生。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常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提高全员的整体安全素质，保障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五）措施要到位。

牢牢把握“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预防和防范措施，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检查要做到：“定期查、不定期抽查和复查”相结合，并做到三及时：“及时检查、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改变原来的“事后处理”变为“事先控制”，达到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目的，把各种隐患和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

（六）重视激励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职工工作积极性的调动，要求管理者深入理解职工的内在需求，并予以满足，从而刺激工作热情、激发创造力。因此，在企业安全管理中引入多种激励机制，成为安全管理文化现代化所要求的重要方向。

目前，多数企业安全管理采取的是负激励即违章罚款，虽然有激励效用，但不免单一，且容易使人感觉安全生产很“冷”。因此，企业要注意多运用正激励，一方面可以在各层次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完成情况好的集体和个人进行物质奖励，数额必须大；另一方面，可以评选安全标兵，从管理层到基层都要有代表，满足个人的荣誉感。

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中，很多人也对激励手段的作用和做法作了探讨，并提出了“形象激励”、“内在激励”、“荣誉激励”等方式和方法，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酌情选择。

四、安全管理方式

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力量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人的感情因素深深地渗透到行为中，影响着行为目标、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在单位内部，要把情感融入安全管理，每一名员工都拥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安全管理者只有深入了解、沟通和激发员工的内心情感，才能在管理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要经常关心员工的思想状况，进行感情交流，代表员工利益，表达员工心声，使大家在思想上“人人讲安全，人人重视安全”，消除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员工的抵触情绪，从而形成整体的安全意识，给安全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企业搞安全管理，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强，必须从根本出发，根据单位特点，循序渐进，逐步形成自己的安全管理文化，增强全体职工的凝聚力，使其劲往一处使，在和睦的氛围中实现安全生产，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现代安全管理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应当强调系统的安全管理。这就要从某一组织的整体出发，把管理重点放在整体效应上，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实行全员安全宣传教育，使组织达到最佳安全状态。

五、安全管理

（一）把全员吸纳入安全管理。

要保障安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的共识，切实做到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在充分发挥专业安全管理人员骨干作用的同时，吸引全体员工参加安全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安全工作积极性。安全工作责任制为全员参加安全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还应当实行动员和组织广大员工参加安全管理的新形式，如安全目标管理等。

（二）把安全管理贯穿到始终。

系统安全的基本原则是，从一个新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起，就要开始安全工作，并且要一直贯穿于整个系统寿命期间内，直到报废为止。在特定组织实施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都要进行安全管理，检查、监测、识别、评价并控制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三）实行全方位安全管理。

任何有人的活动的地方，都会存在不安全因素，都有发生伤亡事故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同时，都要考虑其安全问题，进行安全管理。安全管理不仅是专业安全管理部门的事情，必须党、政、工、团等各部门齐抓共管。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从而确保安全规章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安全管理信息的处理，使安全管理由定性逐渐走向定量，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得以迅速推广。各种安全监控，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使用成为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行安全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可以应用于安全管理方面，称之为安全目标管理。它是特定组织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安全总目标，分解展开、落实措施、严格考核，通过组织内部自我控制达到安全目的的一种安全管理方法。它以特定组织总的安全管理目标为基础，逐级向下分解，使各级安全目标明确、具体，各方面关系协调、融洽，把全体成员都科学地组织在目标体系之内，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在目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每个人的积极努力来实现特定组织的安全目标。

制定安全管理目标要有广大员工参与，领导与群众共同商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安全目标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置若干个，例如事故发生率指标，伤害严重度指标，事故损失指标或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完成率等。但是，目标不宜太多，以免力量过于分散。应将重点工作首先列入目标，并将各项目标按其重要性分成等级或序列。各项目标应能数量化，以便考核和衡量。

安全目标管理可以发挥每个人的力量，提高整个组织的安全工作管理绩效；可以增强管理组织的应变能力；可以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可以促进组织内成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四）安全管理需要有完整的管理体系。

应用科学范文篇4

【关键词】：传统管理；弊端；科学；管理方式；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贯穿于各个行业和领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特别是现代化的生产性、经营性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型文化娱乐场馆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全管理问题，无论从其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而言都尤其显得重要。如果做不好，势必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国每年安全事故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在采矿、交通企业多次造成特大的安全事故，实在令人痛心。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现在需要应用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真正把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推动和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管理方式的必要性

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安全管理，需要安全理论作为基础，为实现安全生产，必须研究安全的科学理论，揭示安全的科学规律，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

以往安全管理工作大多采用传统安全管理，与现代化科学管理方法相比存在明显不足。传统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系统运行阶段，一般是事故发生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调查结果修正系统，这种模式称为“事后处理”模式。由于存在许多弊端，致使事故不断发生。而科学化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是预先对危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先控制”，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患与未然。因此，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科学化安全管理取代传统管理已是势在必行，现代社会要求必须从传统安全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

安全管理虽然是极其艰巨的一项工作，但是，只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不断研究探讨和把握安全管理的规律，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科学是安全之母，愚昧无知往往是安全之祸，事故之源。许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教育训练和科学知识造成的。科学管理是安全之母，如触电、煤气中毒等事故，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电、煤气性能的了解，盲目蛮干造成的。“科盲”是事故的“隐患”，许多事故往往是由于缺乏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致。面对着不断更新的技术装备，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别说驾驭它，使用它，就是完好的装备，也可能损坏。人要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聪明起来，减少盲目性，再复杂的武器装备也能掌握。有的同志在多年从事危险的工作当中始终都安全无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安全管理的巨大力量，知识可以增加安全系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运用科学管理方式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

二、传统安全管理方式的弊端

（一）宣传教育不到位。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宣传教育没有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只是注重抓经济效益，对安全工作认识不够，观念上就没有加以重视。因而，基本上没有作宣传教育工作，即使有也是肤浅地谈谈，走过场，普通员工也只是听听而已，根本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造成员工的意识当中根本没有安全的概念。

（二）轻视事前管理，注重事后管理。一般在出现安全事故后，领导干部必须处理，然后加强安全工作的管理，大有“亡羊补牢”的感觉，这样就容易埋下隐患，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引起员工的注意，但事情过去后，依然故我，领导也不强调安全问题，安全管理工作基本上没有人抓，所以产生下一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不能调动每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制定安全规章制度，领导讲一讲，然后挂在墙上。安全问题根本没有深入人心，广大员工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从思想意识上人们就没把安全问题放在心上，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形成领导干部孤立地实行安全管理，收效很小。

（四）没有科学系统的管理方式，难以落实。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没有科学性，过于简单、形式化，操作起来很难见到实效，其实，安全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与生产实践一样是有紧密、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的。以往的安全管理方式只是单个的制度，没有系统科学的标准，所以难以落实，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三、我国应采用的科学管理方式

（一）形式多样，注重效果，全面宣讲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管理工作搞不好，往往在于认识不到位，认为安全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投入，这完全是错误的。现代安全管理要求的基础就是合理认识安全管理，首先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认识，真正把安全教育摆到重点位置；在教育途径上要多管齐下。既要通过安全培训、安全日进行常规性的安全教育，又要充分发挥安全会议、厂报、有线电视、黑板报等多种途径的作用，强化宣传效果；在安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推陈出新，使安全教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寓教于乐，广大职工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安全意识。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氛围，使广大职工逐步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跨跃，进一步升华到“我会安全”的境界。预防为主，先期治理，确保防范措施到位。

安全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就从企业的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就可知安全管理的重要性：1.政府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企业采取降低资质等处罚，企业招投标受影响；2.一旦发生事故，牌子被砸，形象受损，市场减少；3.发生事故导致的经济赔偿、设备损伤。因此，安全管理不容忽视。从博奕论来看，安全管理与企业效益和理想状态是“双赢”，即随着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效益显著增长。

（二）安全管理要以人为本

在现代管理哲学中，人是管理之本。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管理的动力和最终目标还是人。在安全生产系统中，人的素质（心理与生理、安全能力、文化素质）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行为贯穿施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因此，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企业必须尊重人，关心人，以人为本，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的利益，使大家找到归属感，最终形成安全管理“命运共同体”，推动安全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推行科学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人是最根本的，需要重视人、激励人，就要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主化。虽然一般的管理侧重点不同，但在管理中必须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一项决策做出之前，应把方案拿出来，由企业法人组织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组织一线施工人员逐层进行讨论，做出反馈意见，必要时可以跨级进行，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实施的顺利。

（三）重视激励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职工工作积极性的调动，要求管理者深入理解职工的内在需求，并予以满足，从而刺激工作热情、激发创造力。因此，在企业安全管理中引入多种激励机制，成为安全管理文化现代化所要求的重要方向。

目前，多数企业安全管理采取的是负激励即违章罚款，虽然有激励效用，但不免单一，且容易使人感觉安全生产很“冷”。因此，企业要注意多运用正激励，一方面可以在各层次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完成情况好的集体和个人进行物质奖励，数额必须大；另一方面，可以评选安全标兵，从管理层到基层都要有代表，满足个人的荣誉感。

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中，很多人也对激励手段的作用和做法作了探讨，并提出了“形象激励”、“内在激励”、“荣誉激励”等方式和方法，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酌情选择。

（四）把情感融入安全管理

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力量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人的感情因素深深地渗透到行为中，影响着行为目标、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在企业内部，每一名职工都拥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安全管理者只有深入了解、沟通和激发职工的内心情感，才能在管理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很注重，常常采取“感情投资”的方法，解决职工的住房、子女入托以及汽车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日和员工的生日时致以祝贺，亲自送礼品等，要“于细微处见真情”，这样才能感化人心，以便和谐一致，团结协作，促进安全管理，消除管理中的抵触情绪。

企业搞安全管理，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强，必须从根本出发，根据单位特点，循序渐进，逐步形成自己的安全管理文化，增强全体职工的凝聚力，使其劲往一处使，在和睦的氛围中实现安全生产，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现代安全管理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应当强调系统的安全管理。这就要从某一组织的整体出发，把管理重点放在整体效应上，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实行全员安全宣传教育，使组织达到最佳安全状态。

（五）把全员吸纳入安全管理

要保障安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的共识，切实做到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在充分发挥专业安全管理人员骨干作用的同时，吸引全体员工参加安全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安全工作积极性。安全工作责任制为全员参加安全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还应当实行动员和组织广大员工参加安全管理的新形式，如安全目标管理等。

（六）把安全管理贯穿到始终

系统安全的基本原则是，从一个新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起，就要开始安全工作，并且要一直贯穿于整个系统寿命期间内，直到报废为止。在特定组织实施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都要进行安全管理，检查、监测、识别、评价并控制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七）实行全方位安全管理

任何有人的活动的地方，都会存在不安全因素，都有发生伤亡事故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同时，都要考虑其安全问题，进行安全管理。安全管理不仅是专业安全管理部门的事情，必须党、政、工、团等各部门齐抓共管。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从而确保安全规章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安全管理信息的处理，使安全管理由定性逐渐走向定量，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得以迅速推广。各种安全监控，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使用成为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行安全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可以应用于安全管理方面，称之为安全目标管理。它是特定组织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安全总目标，分解展开、落实措施、严格考核，通过组织内部自我控制达到安全目的的一种安全管理方法。它以特定组织总的安全管理目标为基础，逐级向下分解，使各级安全目标明确、具体，各方面关系协调、融洽，把全体成员都科学地组织在目标体系之内，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在目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每个人的积极努力来实现特定组织的安全目标。

制定安全管理目标要有广大员工参与，领导与群众共同商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安全目标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置若干个，例如事故发生率指标，伤害严重度指标，事故损失指标或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完成率等。但是，目标不宜太多，以免力量过于分散。应将重点工作首先列入目标，并将各项目标按其重要性分成等级或序列。各项目标应能数量化，以便考核和衡量。

安全目标管理可以发挥每个人的力量，提高整个组织的安全工作管理绩效；可以增强管理组织的应变能力；可以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可以促进组织内成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八）安全管理需要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因此要形成从厂、分场到班组的三级安全网络。运用好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对信息的收集、录入，信息的存贮，信息的传输，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输出(含信息的反馈)5种功能。它把现代化信息工具—电子计算机、数据通信设备及技术引进管理部门，通过通信网络把不同地域的信息处理中心联结起来，共享网络中的硬件、软件、数据和通信设备等资源，加速信息的周转，为管理者的决策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在实际生产中，每天获取的事故信息量非常大，这些信息都是需要及时处理和综合分析、判断，靠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的，这就需要应用计算机建立管理系统。因此，我们认为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应用前景广阔。

用一句话表述，就是通过建立以安技部门为信息处理中心(中央处理机)，各危险岗位和各专业部门为终端的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网络，从而由安全信息反馈来推进对隐患的不断检查、整改和监控，形成闭环管理。此系统解决了目前企业安全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安全信息缺乏，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反馈不及时，危险信息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因而，对企业向本质安全管理方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企业安全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凭科学的安全管理方式一方面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安全技能和安全意识)，增强职工执行安全规章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到，才有可能真正使安全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金科，张连生《运用科学管理手段不断夯实安全基础》；《铁道运输与经济》；2001年第10期

2、崔政斌《提高企业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的途径》；《化工劳动保护》；2000年第21卷第4期

3、《严格执法强化安全管理》；《建筑安全》；总第121期

4、赫天虹王剑《企业安全管理如何与国际接轨初探》；《化工施工技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98年第20卷第4期

应用科学范文篇5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应用科学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应用程度越来越深，科学技术成为高校教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在逐步深入，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同时，高校体育教学的科学技术手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促进了高校体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培养了具有体育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二、高校体育教学中科学技术应用的现状

1.高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的不足之处

在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时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和改善的问题：第一，部分学校着重强调硬件设施，注重购买高科技的设备产品，而忽视科学选择教学理念和方法。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对教育而言至关重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和课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地进行教学安排。第二，部分高校过分看中高科技产品的作用，而忽略了其在现实教学中的价值和作用。部分高校高价购买体育设备，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用不到，因此闲置起来，造成了资源浪费并增加了学校的财务负担。

2.与高校体育教学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缓慢

目前，我国高校与国外的大学相比，在相关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是与体育教学相关的科学研究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对较低，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与体育教学相关的科技研究，能够大力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学生素质的提升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深远的影响，具有长远的社会效益。

三、高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的趋势

教师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在进行技术能力教学的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广大学生积极参与锻炼已是大势所趋。

1.国家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和鼓励高校在体育教学中应用

科学技术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进行宏观指导，鼓励和支持高校体育教学中积极应用科技产品和科学技术，一方面加大对高校体育教育的经济支持，完善高校体育教学的场馆、设备、器材等，从而促进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2.社会需要提供良好的体育发展环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鼓励群众加大对体育素质的关注，创造全民运动、推崇运动的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例如：我国民众喜欢打乒乓球，因此我国的乒乓球水平一直处在世界最高水平，而巴西人热爱足球，因此巴西是足球王国。可见，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体育的发展十分关键。

3.高校加强对体育教学中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积极营造重视体育的校园氛围，在校园文化中加强体育文化的建设，有效促进大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强体育教学的重视力度，例如强制要求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加大对体育教育的投入，丰富体育教学的内容等。在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校体育教学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品质都具有不能忽视的作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随着国家、社会和高校的不断努力，一定会逐步形成一个科学健康的教育教学系统。

应用科学范文篇6

关键词：数学文化；数学源问题

数学是描述现实世界本质规律的一门学科，数学以其高度的抽象性、严密性与规律性奠定了其在基础学科中的核心地位。一个著名的数学源问题实例为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理之后，该定理在19世纪由精通数学的英国数学与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推导出具有普适性的Maxwell方程，从而有了近代物理学与数学中微分方程方向的进步。本文将基于数学文化与数学源问题，来对毕业论文进行探究，针对数学的鉴赏与境界，数学与应用的关系来展开，详细说明论文选题、写作与基本功的重要性。

一、论文的源问题和展现形式的分类

数学论文的创作包括解决问题以及结果的展现和传播两个重要方面。1.就问题的来源来说，从纯理论来看包括：①众所周知的开问题、猜想等。②某一学科或者研究方向的一般问题，这些课题的解决对于核心问题的解决具有核心性促进作用。③某学科或者方向的小问题。这些课题对于本质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不起决定性作用。2.论文的发表和传播是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就发表的杂志来说，一般包括：①科技或者社会科学界的综合性顶级期刊。②研究业界的综合性顶级期刊。③研究业界某些方向的行业顶级期刊。④研究业界和研究方向的一般期刊。

二、数学研究和论文创作的鉴赏与境界

数学之美与鉴赏，最重要的是简洁之美与深刻，包括了数学理论、数学技巧、数学应用、数学展示与数学教育。基于数学文化来看，好的数学至少具备下面之一元素。1.深刻的数学：明显非平凡的结果。2.严格的数学与直观的数学：自然的容易形象化的结果。3.明确的数学：如对于一个模型的分类，像液晶。4.强有力的数学：利用弱的假设得到强的结果，例如数学物理方程中利用靴带方法可以得出抛物方程在初值不光滑时而解可以是无限光滑的。5.有用的数学：如本文引入的关于麦克斯韦方程与广义相对论的例子。6.创造性的数学，本质上具备新颖的独创刻画。7.优美的数学，如直观的扭结之美与抽象的恒等式之和谐。基于数学源问题与数学文化的数学之美，对于数学的研究、数学论文的撰写，具有下面八个境界。1.新的原创性思想，新的统一性普适性理论的形成，如阿基米德、牛顿、爱因斯坦、高斯、欧拉、黎曼、庞加莱、莱布尼茨、柯尔莫哥洛夫等大数学家们的杰出开创性工作。2.新的原创性工具、猜想、方法、技巧的提出，并能够解决经典的大的开问题，如Hamilton的Ricci流。3.提出新的问题，能够综合运用的经典方法与思想解决大的问题与大的猜想，如张益唐教授的工作等。4.利用新的思想、方法、技巧解决核心问题。5.综合运用已有的方法、思想、技巧来解决核心问题。6.利用新的思想、方法、技巧来解决一般性问题。7.综合已有的思想、方法、技巧来解决一般性问题。8.利用已有的思想、方法、技巧或者新的思想、方法、技巧来解决一些小问题。

三、数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

早期的数学，来源于现实与生活，及至中世纪以后，在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探索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数学的实用之美，数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数学与应用科学的完美融合与促进，例如天体力学的发展与早年数学中微积分的相互促进，广义相对论与黎曼几何。2.数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工具，但应用科学的发展未反哺数学。例如热力学中傅里叶变换的产生与通信中的信号处理。3.应用科学建立于数学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启发了数学的新进展，例如计算机与数学的发展。

四、论文写作的升华：建立于基本功与心态上，寻找有意义的课题

基于数学文化与数学源问题，在对数学之美与鉴赏、数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上，寻找有意义的课题，是论文写作的起源一环。如何找到合适的课题，并能够解决呢？对于课题的发现，要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之上，即对于某一个方向的来龙去脉，逸闻趣事，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培养自己的基本功，需要从下面三个方面着眼与着手。首先要对自己定位，明白自己知识储备的长处与短处。其次，是对文献的阅读与把握。选定一个擅长的方向作为课题，并对该方向的基础专著、经典论文或者综述进行精读。最后，在精读经典文献或者专著中，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尤为重要。建立在扎实基本功上，明白个人所需，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找出有意义的问题。1.在对经典问题的揣摩中，细致推敲创作人当时的背景，梳理创始人思索源问题的角度与脉络，从中对比自己的问题，试图达到科研八境界中的第七境界，即回顾经典、梳理思想、类比文献。2.重温经典文献，找出字里行间或者明确提出的开问题，选择合适的题目作为自己的目标。3.运用已有的数据库或者预印本网站，查看最新的预印本，从中寻求新思想、新方法、新技巧，综合运用来解决经典问题。4.作为数学学科的论文写作，特别是毕业论文来说，选取交叉学科或者应用学科中的问题，利用数学理论进行分析，是本科毕业论文撰写选题的精要。

五、论文的撰写与展现

在论文的结果初步完成之后，将所得成果形成文字，得以展现，是数学的美的一种好的传播，尤其是本科或者硕士毕业论文的撰写与呈现。一般来说，一篇完整的论文包括题目、作者、摘要、正文、致谢与参考文献这些必不可少的部分。具体来讲，基于源问题与数学文化的论文呈现形式如下所示。1.论文的题目：高度抽象地概括论文的主要问题与结果。2.作者：论文要区分通讯作者。3.论文摘要：首先要简明说清楚所要研究的问题。4.论文的引言：论文的引言是一篇文章在审稿过程中，审稿人重点关注的部分。5.正文中主要结果的撰写部分：本部分作为数学论文来说，来源于平时的基本功。6.正文中的结语与展望：本部分是对前面工作的总结与断言，后续工作的预演。7.参考文献：要根据不同风格的论文，比如不同杂志的投稿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等，来进行撰写。综上部分，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结果的重要展现形式，也是得到认可的外在表现。

六、结语与展望

本论文基于数学文化与数学源问题，借鉴段金桥教授英文论文写作的一些技巧，利用数学之美与鉴赏的观点，来详细阐述了数学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的选题、呈现形式等，为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一种写作参考的数学观。如何基于数学文化与数学源问题，或者HPM视角来研究教学问题，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与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七、致谢

本文作者感谢河南师范大学教改项目（职前教师数学观研究：基于HPM的视角）的资助。第一作者感谢2018年1月至12月于北京工业大学访问期间，合作导师王术教授的指导与鼓励。

参考文献：

[1]阿蒂亚.20世纪的数学[J].白承铭,译.周性伟,冯惠涛,校.数学译林,2002,(2).

[2]胡伟文,徐忠昌.数学文化欣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3]JinqiaoDuan,HowtoWriteBetterMath[M].Preprint,2012.

应用科学范文篇7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7.雷斯尼克提出的三个论据是：研究能够产生医学、工程、工业和军事的重要技术应用；研究产生现在和未来数代人使用的丰富知识；研究有助于教育和智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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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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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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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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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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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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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范文篇8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7.雷斯尼克提出的三个论据是：研究能够产生医学、工程、工业和军事的重要技术应用；研究产生现在和未来数代人使用的丰富知识；研究有助于教育和智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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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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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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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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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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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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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范文篇9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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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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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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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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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页。

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49页。

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应用科学范文篇10

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有85万多欧盟公民在瑞士工作，占其职员人数的20%以上，称得上是欧洲的“大熔炉”。

瑞士有4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司语。众多国际组织都在瑞士设立有总部或办事处，英语在这里自然也被广泛地使用，并日益成为商务和科研所使用的主要语言。瑞士国际化环境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机会。

研究型与实践性并重

瑞士的孩子大约6岁时进入小学校，16岁左右进入中学校。学生中学毕业后可以针对自身的需要进行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选择上大学；而另一条路是根据自身的就业方向，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接受专业化的教育。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后，学生仍可在今后通过学习取得学士或更高的学位。这两套平行的体系非常灵活，也为学生更好地进行个人规划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同时这两套体系平行且平等，无论是通过普通高等教育体系还是职业教育体系都可以走上很好的职业道路。

瑞士有12所授予博士学位资格的研究型大学，7所应用科学大学，15所示范学院，3所专业高等学校。具有博

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主要进行教学和基础研究，而应用科学大学和示范教育则着重强调向工业和经济传输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知识。所有这些院校很大程度上都是公费资助的（平均80%）。

瑞士的12所具有授予博士学位资格的国力研究型大学中共有学生11万余名。这些院校提供前沿学科和优秀学科的学识、硕士和博士学位，还提供几种行政和研究生教育课程。这些高等教育院校有下列学术领域：建筑与设计、经济学、工程学、人文、语言和社会科学、法律和犯罪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医药和制药学、教育学和教育科学、神学等。

瑞士的7所应用科学大学是地区性的，校园分布在多个地方。应用科学大学涵盖下列学习和研究领域：应用语言学、设计学、应用心理学、工程和信息技术、建筑学、建筑工程和城市规划、商业、管理和服务、化学和生命科学等。

这7所提供的是以高度实践为导向的教育。与研究型大学不同，应用科学大学不提供博士课程，他们提供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园较小、社区氛围、优良的学习设施、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合理的学生与教职员比例、以学生为主的课堂以及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每年有4万多名学生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学生的学费仅在800至1600美元之间。

瑞士还提供优秀的示范教育课程，包括科学课程和实践课程。瑞士的15所示范教育大学可以颁发不同等级的毕业证书，其研究也是在专业背景下开展的，并与其他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当然瑞士还有许多优秀的专业院校，如设立在日内瓦的专业院校所涉及的领域是国际研究，而设立在洛桑的涉及公共管理，设立在西昂的涉及健康和社会。瑞士的私立院校也吸引着全世界的学生来此就读。

多样性的专业设置

瑞士的高等院校专业覆盖面广，包括建筑与设计、经济学、法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医药和制药学、教育学和教育科学、商业管理和服务以及生命科学等，学生有很宽的选择面。

在理工科方面瑞士具有两所教学质量非常高的理工学院。

洛桑联邦理工大学不仅是瑞士，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是一流的科研与教学基地。这里现有来自110个国家的近万名学生。在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学生有许多从事国际交流和研究的机会，学校鼓励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并鼓励所有学生在校内250个实验室和研究机构里积极参与研究项目。

另一所理工学院是爱因斯坦的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一直位居欧洲名牌大学之列，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建校150多年来，先后有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该校提供自然科学领域从学士到博士全层次的课程。该大学在建筑学、施工和测绘学专业的实力也非常突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鸟巢”，也就是中国国家主体育场的设计团队中就有来自这所大学的专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全校60%以上的教师以及50%以上的研究人员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国际化程度超过了美国的许多大学。全面的学位课程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更能灵活地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工业、商业和公共领域。

对于希望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展的学生，巴塞尔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巴塞尔大学始建于1460年，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该校在多年前就建立起了生物中心和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并在近几年将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两个领域列为教学重点。

瑞士的圣加仑大学商学院的师资规模是瑞士最大的，一直位居欧洲最大的商学院之列。经欧洲经济质量发展认证体系和国际管理教育协会认定，圣加仑大学的全部课程均符合学术上的最高标准。该学院有一套“三位一体”的教学机制：互动学习（教学、研讨、实践）、独立学习（网络自习，课题研究）和关联学习（主观能动性和谈判技能的培养）。该学院与我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开展着联合办学项目，其战略和国际惯例、量化经济学和金融学以及银行与金融学都是用英语授课的。

位于瑞士首都的伯尔尼大学临近有欧洲之巅之称的少女峰和世界遗产胜地老城。起伏的丘陵、森林和湖泊围绕下的校园情景恬谧，生活和学习环境非常优越。

还有与国外院校合作紧密的洛桑大学，其毗邻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优越地理位置为其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积极合作创造了条件，学生在这里也可以充分地体会到“多样性”。

国际化程度无可媲美

瑞士的官方语言有四种：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瑞托罗马语。因此学校通常要求学生通过本地语言水平考试。

当然瑞士的许多大学也增加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这些大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许多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占全部人数的将近50%。

在瑞士高等教育领域中，中国教育部和瑞士联邦共同认可的教育机构有：瑞士国立大学、联邦理工学院、高等专业学院、联邦研究所以及4所高等教育机构。

国立大学包括：巴塞尔大学、伯尔尼大学、卢塞恩学、圣加仑大学、苏黎世大学、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大学、洛桑大学、弗里堡大学、日内瓦大学、纽沙泰尔大学、洛桑理工学院、意大利语区大学。高等专业学院包括：瑞士中部高等专业学院、瑞士西北高等专业学院、瑞士东部高等专业学院、苏黎世高等专业学院、伯尔尼高等专业学院、瑞士西部高等专业学院、瑞士意大利语区高等专业学院。

瑞士的4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别为：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洛桑高级公共管理学院、库特博什学院以及圣加仑师范学院，他们与瑞士国立大学共同合作，为学生提供硕士学位课程以及在社会、教育和国际关系学进一步深造、完善的进修机会，并借助学院与其它高层次合作伙伴的多方面合作关系，为研究人员及博士生提供针对个人不同情况专门制定的学习、研究科目。

瑞士联邦政府唯一承认的高等专业学院的酒店管理学校是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管理经验丰富，教学水平也很高。

其他一些管理类学院的文凭被其所在州的州政府承认，还有的是受一些国际认证组织承认。学习酒店管理的学生在就业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际知名酒店是否认同学生所取得的文凭，如果文凭在该行业内受到认可，学生的就业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瑞士的国立大学多在法语区和德语区，也多以德语和法语授课，因此通常要求学生通过德语或法语水平考试。另外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是唯一所被瑞士联邦政府承认为高等专业学院的酒店管理学校，于1997年被并入瑞士西部高等专业学院。以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为目的，而有意来瑞士留学的人员，应在瑞士政府承认的12所公立大学、4所联邦研究所和7所高等专业学院中选择自己学习的院校和研究单位。

在瑞士的中国学生的数量在所有非欧洲学生中是最大的，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扩大，瑞士大学里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在近10年内提高了3倍。瑞士还与中国合作开设了很多教学交流项目。在两国的交流方面，瑞士不仅局限于学生层面，同时还有研究人员的交流项目、教师交换项目等，瑞士官方也在不断采取各种方法来进一步加大与中国各层面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瑞士的多所大学都与中国的高校建立有合作项目，例如前面提到的圣加仑大学就与中国的多所大学开展着双边合作项目；为了更好地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瑞士学习，许多高校开设了英语硕士课程。

与世界大市场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