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观范文10篇

义利观范文篇1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1]有钱就有一切吗？[2]不义之财要不得！[3]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4]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

义利观范文篇2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1]有钱就有一切吗？[2]不义之财要不得！[3]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4]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

义利观范文篇3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1]有钱就有一切吗？[2]不义之财要不得！[3]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4]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

义利观范文篇4

关键词:孔子;义利观;市场经济;义利统一;以义生利

义利观，发端于春秋，是战国时期诸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基本的理论问题，贯穿于中国伦理思想的全过程。在今天，我们谈论这个悠久的话题，是因为它依然有现实借鉴价值。谈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思想，绕不开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义利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义”“利”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孔子义利观形成的背景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1．孔子义利观形成的背景。孔子义利观是在春秋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带有封建性质的私有土地的出现，并助推其深化发展。“它促进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并在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推动下，动摇以至最终冲垮了原来以‘王有’为形式的奴隶制土地制度。”［1］18经济活动的变革必然引起政治生活领域的变革。随着各诸侯国实力的增强，诸侯国的统治者需要有效的政治权力为其经济利益保驾护航。在这种情形下，各诸侯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地主阶级政权，以血缘为纽带的“亲亲尊尊”之宗法制度受到了挑战。此时，需要一种新的“逐利”观念来应对这种挑战，以便更好地协调“国”之“公利”与“封土”之“私利”二者之间的冲突，孔子的义利观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2．孔子义利观所针对的问题。“父子相篡、兄弟相残，诸侯争霸，灭国绝嗣，以至君臣易位，‘政在家门’”［1］18－19的发展大势使得以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的宗法等级统治体系崩塌，出现了孔子眼中“礼崩乐坏”的天下之乱局。“礼崩乐坏”在于“礼”的引导力和约束力减弱。“礼”的约束力之所以减弱，是因为人们(主要指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的求“利”之心过于迫切。怎样恢复“礼”之保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呢?孔子主张，通过“义利之辨”来“复礼”。那么“义利”的含义及关系是什么呢?在不同的伦理思想家的眼中有不同的规定，但“其理论上的意义，大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道德与利益何者为重、为第一位;一是指什么是至善，即所谓道德价值观的问题，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1］21。义利之辨的实质就是怎样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或者说，义利之辨的实质是怎样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怎样处理“私”与“公”的利益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的社会伦理乱象，表面上看是政治斗争，但其实质是伦理关系的错位。而怎样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终止由“礼崩乐坏”带来的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孔子义利观要解决的针对性问题。

二、孔子义利观的主要内容

1．义以为质。孔子思想中的“义”是适宜、合乎情理、合乎道义、合乎道德、合乎“礼”的要求。《中庸》云:“义者宜也”，“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2］。孔子所说的“利”，即利益、功利的意思。“利”又有“公”与“私”的性质之分。“公利”，与“私利”相对，是大利，是族、群、国的利益;而与“义”相关的“利”，或者说需要用“义”来调节的“利”应该理解为“私利”。这样，“义”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不仅用来划分“私利”与“公利”，而且用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和小人对待“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9“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3］37主要意思是说，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君子所行要“为公”“为天下”。同时，孔子还强调君子的行为要符合应然之则，而不是以实然之果作为自己行为的价值选择。所以孔子讲:“君子以义为质”［3］166，“君子义以为上”［3］190。2．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把“义”放在首位，而个人的利益是次要的，应退居“义”之后，是从属于“义”的，受“义”制约的。同时，孔子不否定对“利”的合理欲求。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3］36这种肯定性的认识，其实从侧面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即私有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已势不可挡。但孔子又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36求富贵去贫贱，都必须以是否符合“道”(“义”)为前提。即是说，应该“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71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所持的重要观点。当我们有利可图时，首先要考虑到“义”，对于符合“义”原则所要求的“利”，我们可以去“图”;对于不符合“义”原则所要求的“利”，要立刻停止“图”的做法，甚至要停止“图”的想法，即使处于危险境地，甚至是在生命的危机时刻，也要用“义”的手段去“图利”，不能见利忘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3］1493．为仁行义。《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大臣祭仲劝告郑庄公及早除掉共叔段，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4］此处的“义”是指道德的事情或者是道德的行为。“不义”，就是干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必自毙”，必定会自取灭亡。在孔子看来，“行仁”就是“行义”。带着“爱”做道德的事情，用“仁”之方来引领“义”之为。面对“义利”选择时，孔子宁愿选择遵从内心“义”的取向，而不是为了“利”丢掉内心的道德法则。“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3］69这就是孔子“行义”。行义，就是去做道德的事情，既不损坏他人的利益，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满足自己的合理利益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为仁行义”作为处理“公”“私”关系和“他”“我”关系的一种尺度。这样就可以将“义与利”的关系实质理解为“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原因在于:第一，每个人要获得生存，就得求利，利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行为难免会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不受理性支配的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要努力做到“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第三，以义取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获取财富的手段一定要符合“义”的要求，也就是符合道德的要求。不义之财不取，合义之财则取。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义以为上”的原则，努力做到像孔子所讲的那样，“从吾所好”。

三、我国社会主义的“逐利”进程及市场经济“逐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社会主义的“逐利”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现实，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采取了向苏联学习的方式。为了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通过“五年规划”的形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工业倾斜，“一五计划”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基工作基本完成。采取苏联模式，出现了决策不能完全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上。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尽可能地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纯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主观上是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着想，客观上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可以说的通的。但是，这种一味地追求“纯公”的经济运营模式，忽略了个人或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不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挫伤了劳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特殊的时期，经济上对人性合理诉求的忽略，导致了政治和社会行为上对人性与人权不够重视，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不佳。虽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活力没有充分地激发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依然“贫穷”。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到底应该怎样增加“财富”，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优越性呢?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讨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在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局面，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得“逐利”，就得搞“物质文明”建设。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利”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它的运行必然受“看不见的手”所指挥，即受“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规律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逐利”心理趋向变得日益明显，“逐利”行为在“价值规律”的指引下角逐激烈。作为市场参与的主体，他们生存的主要动因就是追逐利益，而且获取的利益越多越好。他们获取的利益越多，就说明他们越有可能具备更进一步发展的能力。面对市场主体“逐利”的生存发展需求，表面看来“利”是第一位的。“无利”，一个市场主体就没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但一味地“逐利”，是否就意味着一个市场主体能更好地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个市场主体只是为了“利”而“利”，就会出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市场无序的竞争性经营，甚至出现行业垄断性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必然会出现不注重产品质量、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坑蒙欺诈等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规则的不良经济社会现象。这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也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那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建立有序的市场伦理呢?孔子义利观可以给我们启示。

四、孔子义利观的现实价值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关于“逐利”的正向原则有“重义轻利”“义利并举”“见利思义”。要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不谈“利”。但这是否意味着“逐利”的行为只受“利”的牵引，而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呢?其实，在任何经济形态下，经济主体都有对“利”的逐求，但都不能毫无限制而任其发展，它必须受一定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孔子“义以为质”“见利思义”“为仁行义”的思想，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于“义利”的认识对于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的把握和追求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一)树立“义利相统一”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逐利”是经济整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如果在指导市场经济运营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坚持用传统伦理思想中所谈到的“言义不言利”的观点来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将“逐利为耻”作为市场经济运营的指导原则，这样必然导致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很明显，这种认识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所以，必须打破市场经济决策者、管理者以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义利对立”的旧观念，树立“义利统一”的观念。孔子并不主张“义利对立”。“义利对立”源于《礼记》，经过发展，成为宋明理学家的一种重要主张。《礼记•乐记》中这样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7］“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8］66“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8］312二程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与此对应，他们也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8］124理学的主要思想家们从根本上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义”，即“天理之所宜”;“利”即“人情之所欲”。“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盖欲利于己，必损于人。”［8］1138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义利观”过于片面，不合乎人的正常需求，是一种扼杀人性的主张，应予以摈弃。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36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反对个人的合理“利益”欲求，只是主张“逐利”的方式要合乎“道”(“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并举”的，只是孔子谈“利”较少而已，更多的是主张“义”可以保障“利”的实现。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同样可以得出孔子“义利并举”的结论。“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人个利益”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并且也能“统一”起来。比如“诚实守法”“以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就可以很好地实现“义”与“利”的有效结合。对于“诚实守法”“以信为本”的经营者而言，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取信于消费者而得到相应的“利”，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为他人带来工作的机会、为群体带来生活的便利、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为国家缴纳更多的税收，实现了“私利”与“公利”的“双赢”。(二)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孔子把只钻营“利”的人视为“小人”或“斗筲之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9这种人苦心钻营自己的“私利”，不管是非黑白，无视“义”的价值指引和“礼”的价值规范。这种人必然会给他人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导致群体性骚乱或社会整体性不安。所以，孔子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就是前文所谈到的，当我们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时，首先不是紧紧“抓利”，而应该是先考虑这种“利”的获取是否“合宜”。以“义”为尺度进行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符合“义”的应然之事，为之;反之，则不为。孔子极其反对“为富不仁”的行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24孔子重视“义”“仁”“礼”的统一，而且这三者从“德”的角度而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仁”作为内在规定，需要人们行“义”;“礼”作为外在要求，也需要人们行“义”;内外之德统摄于“义”。因此，可以说，“义”是作为软约束的“德”与硬约束的“礼”在心理与行为上的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和“法治”经济的融合。如果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只注重“利”，发不义之财，他们虽然在短时期内可获取巨额财富，但类似竭泽而渔。孔子否定这种不合理的获利方式。例如，市场上还存在的假冒伪劣商品。这种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秩序，也影响了公序良俗的稳定性。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义”缺失所造成的后果。“义”就是“逐利”时的“良知良能”的“看门人”，历代“儒商”都是将“义”作为获“利”的保障，“儒商”是“为富且义且仁”的典范。如果按孔子的“义利观”来获取“利”，即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在获取“利”的过程中，应以“义”当先，就会将尊重他人、尊重生命作为自己“逐利”的价值考量选择，市场上就不会有各种假冒伪劣的产品，也不会有欺行霸市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的问题。(三)提倡“以义生利”《左传》中讲:“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丰民。”［4］437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义”是可以带来“利”的，这种“利”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但侧重于物质利益。对于统治者而言，“利”包含国家的富饶和社会的安定。对于民众而言，“利”主要包含丰腴的物质资料和良好的名誉。无论哪种“利”，在孔子那里都是得到肯定的。虽然孔子义利观也是为统治者治国与治民服务的，但孔子并不否定“利”存在的合理性。孔子强调获取的“利”的方式需要合“义”的要求，其实质就是用“义”的手段去“生利”。这层含义在现今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虽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是现存立法和市场运行之间还存在“灰色地带”。怎么让这“灰色地带”变得更加规范呢?除完善法律之外，恐怕提升个人的德性修养是最为可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2当个人的德性素养提升时，就会普遍存在“慎独”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人们就会以“义”“仁”“礼”“信”的道德信条来规约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整体的道德风尚就会变得更加良好。当个体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时，法律也会在此过程中无形地发挥作用。这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不义”的现象就会减少。每个市场主体都在以自己的经济活动体现最大的“义”为追求。同时，为了回馈社会和他人为自己“获利”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他们会以“仁爱”(比如捐赠、慈善活动、义工、志愿者等)的形式反哺社会和他人。如此良性循环，市场经营主体将会更加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商品本身的信誉。这样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实现“大利”。今天，越来越多的网络店铺代替实体门市店，在这一特殊的市场实体中，如果经营者不注重自己的商品的质量和自身的信誉，消费者在收到所购之物后，要么选择差评，要么选择退货，并且不再回购，这无疑是对不注重“义”在商品买卖中的重大作用而出现的结果。反之，如果一个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和店铺的信誉，也非常注重顾客的需求与评价，这样的店铺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这样的道理在实体店铺的运营中也是适用的。在这样的买卖过程中，卖方“以义生利”，买方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需求，这样双向互利的过程为彼此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打下基础，进而促进社会活力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小结

孔子的义利观，产生于春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旨在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问题，孔子提出的“以义为质”“见利思义”“为仁行义”的思想，在协调国之“公利”与诸侯之“私利”之间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每个人依然要追求“私利”，市场更是给个体“逐利”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国家“公利”、集体“大利”与个人“私利”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果这种矛盾协调不好，过分强调国家“公利”、集体“大利”的实现要以牺牲个体合理的“私利”为条件，那么，必然会出现个体“私利”得不到合理满足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即个体将不会过多地为他人、集体、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努力;如果过分强调个体的“私利”而不注重“逐利”过程中“义”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个体“私利”的实现将缺乏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外部环境，个体“私利”的最终实现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就个体“私利”的获得而言，也要注重“逐利”的手段，以确保“逐利”行为的长久性。所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所有参与主体都应该认识到，每一个主体的行为都是双向的，并且要摒弃“逐利”过程中的旧有观念，合理地吸收孔子义利观的思想，树立“义利统一”的观念，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的行为，提倡“以义生利”的“逐利”思想，只有这样，“公利”“大利”“他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协调。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185．

［5］．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7］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948．

义利观范文篇5

论文摘要摘要：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影响绵延至今。行政现代化建设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义利观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义利观的批判性继续。先秦诸子早已提出了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探究其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并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即要超越传统又能顺应时代改革的要求。义、利之辨成为贯穿古今的核心主题。在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早已提出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面临的新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基于社会生活实践，通过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评价而形成的思想观念。[1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层，它是人们衡量不同事物价值标准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行政价值观是在长期的行政过程中所形成并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规范和评判人们的行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又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随着社会转型，人们在许多方面一时之间难以达成道德共识，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体系开始重构。目前在行政价值观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不可避免具有其阶级性和局限性。这突出表现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历朝封建统治者的宣传中逐渐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瓦解，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深化行政改革的障碍。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未能正确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从主张重义轻利，到抹杀个人私利，导致在实践中利益关系的失衡。在重义轻利的道德灌输的压力下,人们不敢公开主张自己正当的私利，以“安贫乐道”为尚，将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对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管理中，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至今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评判和行为取向。例如，对行政效率的评判，往往关注是否有利于有效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和任务，而不太注重实际的社会效益。在对行政领导者的评价上，往往是把是否廉洁、克己奉公、宽容大度作为重要标尺，甚至一个领导者的服饰、仪容、举止也往往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这样要求领导者无疑是对的，但却是不全面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旧的道德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道德失范现象严重。义利矛盾是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新问题，也成为价值观讨论中一个永恒又常新的新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义利矛盾日趋激烈。在实践中，一些人转向了重利轻义，唯利是图，出现了为追求个人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观，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现象。在行政管理中，有些行政人员，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生活上腐化堕落，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和匹配的道德规范和行政价值观已经迫在眉睫。

行政价值观建设本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要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要确立未来的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必不可少的。

二、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双重影响

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其中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被封建统治者采纳，受到历朝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尤为深远。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对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建设有双重影响。

儒家的价值学说是道德至上的行政价值论。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和延平李先生书》）。[3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指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儒家诸子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以崇德重义为价值取向。孔子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490孟子则把重视名节、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4这种“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但儒家义利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强调“义重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先秦儒家从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曰利”，荀子的“羞利”，都包含了轻视利益的价值倾向。[5西汉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6这将义和利对立，确立了重义轻利取向的主导地位。而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向极端。二程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和不当为”（《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7这种带有封建禁欲色彩的观点片面的强调义，无视人的本性，结果导致否认物质利益的客观存在，进而抹杀人们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虽然后来这种偏激的价值学说屡受批驳逐渐衰弱，但其贬抑功利的精髓弥散在世俗文化之中，其消极因子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深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许多人对孔子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误解。[4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一说法是指对当时社会中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提出的不同要求。[5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开始把“喻于义”和“喻于利”作为区别个人道德高尚和卑下的标准，以此来划分君子和小人。在社会中，道德往往成为人们评判一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尤其在封建士大夫中形成了利字不出口，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封建行政管理中则体现为“泛道德主义”，道德不仅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成了评价社会一切包括经济、行政的唯一标准。[8受儒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国者的内心道德修养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伦理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礼成为人们公认的行为规范。国家行政管理也主要靠道德教化而非法律来执行，形成中国社会重礼俗轻法律的传统。在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儒家提倡行政官员的道德自律的“义”，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三、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对行政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探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要有效利用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阐释传统文化不能单一化、绝对化。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应该做到细致而具体的分析。虽然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以价值论的反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始终是传统义利观的主线，占据主流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庞杂的体系中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都是可汲取的珍贵文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的思想，它们的现代价值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宋明以来的义利之辨空谈道德，而不知国计民生。早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和儒家相对立的义利观。如道家提出了“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要“贵己”“为我”。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法家则强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兵家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尚利思想。在儒、道、法诸家的义、利之辨中，兵学蕴涵的思想即和儒家的崇尚道德至上的原则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为功利而功利的庸俗的功利主义和非理性的功利主义。治军之法和治国之道相通，非主流的兵家学说对行政管理也极有价值。下面笔者仅以鲜为人提及的兵家孙子的思想为例，分析它蕴涵的义利观对我国价值观创新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首先，同文圣孔子齐名的兵圣孙子几乎言必称利。孙子所谓的“利”是以当时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在价值取向上以“全”为理想境界。孙子认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9统治者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安邦定国，非利不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孙子认为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形篇》）。[9因为只关注形式上的胜和外界的评价，而实际上消耗代价很大的战争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孙子提出要兵不血刃而取其全利，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至高境界。

其次，孙子以“欲”为管理的动力源泉，并在顾及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孙子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子·军争篇》）。[9关注士气就要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他提出“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孙子·作战篇》）。[9用兵要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也要借助于物质奖励，要及时行赏。假如“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孙子·火攻篇》）。[9在这里，他还指出凡打了胜仗，却不能及时论功行赏的，就会有祸患，明智的管理者都要慎重的对待这个新问题。

对义、利之辨的新问题，孙子提出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在为社会群体奋斗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先秦诸子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孙子认为，“将受命于君”，但要权衡利害，“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篇》）。[9并进而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和主，国之宝也”（《孙子·地形篇》）。[9他指的是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分析新问题指挥作战，进不谋求战胜的名声，退不避讳违命的罪责，只求保全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危，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孙子在“将之五危”中指出，“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9“廉洁”、“爱民”可能会成为将帅的过错并带来灾难。因为，即一味的廉洁好名，就可能陷入被敌人欺侮的圈套，而不分情况的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这种理性的整体功利主义的观点给我们很多启发。正如日本的涩泽荣一所言，要清除两种思想障碍摘要：一是传统中空谈修身养性、不讲物质欲求和经济利益的求“义”观；二是西方近代文明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5孙子将伦理道德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这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弥补了儒学思想的缺失，对纠传统价值观的偏颇有独特意义。

总之，任何一种创新和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都离不开对本民族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继续。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重新解释是每一代人的正当权利。我们应该以今天社会实践的要求来评判和改造传统文化。今天要重建适应时代需要的行政价值观，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我们应对传统文化加以合理借鉴、吸收，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义、利新的合理内涵，实现两者之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摘要：

[1李景源,孙伟平.价值观和价值导向论要[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4).

[2王宁.中国传统文化和行政管理[J.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3许亚非.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及其现代价值探究[M.成都摘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4四书[M.北京摘要:中华书局,2007.

[5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摘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汉)班固.汉书[M.北京摘要:中华书局,1962.

[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摘要:中华书局,2004.

义利观范文篇6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有钱就有一切吗？不义之财要不得！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公务员之家

义利观范文篇7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1]有钱就有一切吗？[2]不义之财要不得！[3]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4]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

义利观范文篇8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1]有钱就有一切吗？[2]不义之财要不得！[3]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4]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

义利观范文篇9

近年来，我教研室把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一、从教师队伍抓起，在教学中注意“引”

首先从提高政治教师的主导意识和业务素质入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派教研员和多名政治教师到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地学习研讨，回来后对我市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辅导，让外出学习的同志讲授理论知识，传授先进经验。通过培训学习，使全体政治教师认识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丑恶现象是资产阶级义利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些，也严重危害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从而提高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义利观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我们引导教师挖掘教材，对全书进行综合归纳，把握教材中关于正确义利观教育的知识点和基本理论，并在教学中用这些基本理论有的放矢地引导教育学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讲述“个人主义”概念时，通过阐述“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认清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教师在授课时通过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引导学生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有的教师将初一第三课作为基础理论课，以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讨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深受群众的好评，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采访报导。

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意“联”

注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思想表现是我们培养学生正确义利观的第二点做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刮进了学校，学生的思想也开始动荡。我们通过对十所中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钱就萧洒漂亮”、“将来只要能抓大钱就是有能耐，有没有文化无所谓”等不良倾向已在个别学生中影响很深。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列出以下专题：[1]有钱就有一切吗？[2]不义之财要不得！[3]从某些大款、富翁看拜金主义。[4]不要让他人贿赂你自己。让教师在教学中诱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表现展开争论，并由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用正确理论对学生的争论进行综合评述和正面分析开导，从而澄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上某些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现象的辨别能力，扭转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视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做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思想，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阻止了某些学生家长“以钱奖学生”的做法，进而在学生的思想中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

三、寓教育于活动、榜样之中，注意“渗”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了加深学生对共产主义义利观的认识，我们指导政治教师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思维，配合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学生的积极思维，慢慢向学生的头脑中渗透正确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用正确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其中，开展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活动有：各校召开学习雷锋、赖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事迹的报告会；召开学习徐洪刚等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报告会；举行为灾区人民义捐先进人物报告会等。与此同时，开展了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为烈军属、孤寡老人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另外，还开展了参观企业、访问先进企业家活动，写调查报告，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写评感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让学生受到教育。如北司徒中学一学生看了有关影视片在日记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是国家所提倡的。但先富应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不应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心狠手黑抓的钱是不义之财，要不得！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像雷锋、赖宁、徐洪刚那样成才，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如，各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中学的学生主动办板报，写报道，大力讴歌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做出积极贡献的模范人物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还有的个体户子女回家后向父母宣传正确义利观的知识，以此教育自己的家长勤劳致富，守法经营。

义利观范文篇10

摘要：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以往似乎存在理论偏差与实践误区，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否真的“贵义贱利”？西方经济学自古典学派始是否只讲“利益”？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经济发展”必“道德沦丧”？经济学研究中应否包括伦理内涵？市场经济中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应当如何摆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应当如何建构？如此等等，都成为重要的课题。此项研究运用跨学科方法力图通过资料发掘和实证考辨，梳理中国传统“义利观“以及近现代以来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演化，考察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伦理变迁的历史轨迹，对中西方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原则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OnEthicsandEconomicGain----theevolutionof“Yi-Li”conceptionandtheethicalconstructionofmarketeconomyYETan(InstituteofEconom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Beijing,100836)KeyWords:Yi-Li(ethicsandeconomicgain)conception;evolution;ethicsofmarketeconomy;construction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ethicsandeconomicgainisthecorepartofeconomicethics.Theremaybesomeproblemsinboththeoryandpracticeinthisfield,e.g.,doestraditionalChineseYi-Liconceptionreallyonlyvalueethicswhilethewesterneconomicstrulyfocusoneconomicgainalone?Thispaperinvestigatestheevolu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Yi-Li”conceptionandidentifiestheethicalconceptionsintheWesterneconomics.Thenitdoesa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Chineseandthewesterneconomicethics.FinallyitgivesseveralsuggestionsabouttheethicalconstructionoftheChinesesocialistmarketeconomy.

一、中国传统“义利观”发端的多元性

人类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利益是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分配涉及道德伦理。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古代社会如此，现代市场经济下也是同样。中国的“义利观”和西方的“私利”与“公益”关系等都是集中体现。开始研究前首先应当注意一个容易误解的前提：所谓“传统”并非仅指“以往的”事物，而是以往延续至今、且在今天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蕴含不断补充又不断淘汰的涵义。即传统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再者，中华文化的多元、多维、多层次性，决定了“传统”的非单一性。例如中国既有重人文、重入世的儒家传统；也有重感应、重修炼的道家传统；有注重人伦关系的整体性伦理道德，也有重个人修养心性感悟的道德传统；有强调社会秩序否定个人利益的价值体系，也有注重个体存在为基点的“修、齐、治、平”传统理念；还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范行”的兼容并蓄。总之，中华文化传统是多层面、多元化交汇重合的复杂系统，各种要素对立统一、渗透汲取，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数千年的强劲生命力之所在，不宜简单化、绝对化。研究传统“义利观”就是如此，有必要从其发端的多元性入手，这将具有基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是“义利观”。一般认为“利”即物质利益，“义”就是伦理规范。其实“义”还有其他解释或连用，“利”也复杂得多，搞清“利”的真切涵义与应用是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关键所在。因此，从文献考据学和语义解释学的视角，结合历史事实和思想文化特性对“利”进行深入的范畴研究，成为原创性科研工作的基础。

“利”字早在甲骨文、金文等中就有，是会意字，以刀割禾，意为收获。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禾为重要收获物。收获为利，引伸出获利、利益、有利、顺利等，还含有顺和物性宜利功用等意，主要泛指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①“刃禾”又有锋利、锐利的意思，《说文解字》主要持此说，至今还有利器、利刃等用例，此外还有其他延伸和发展的用法。泛指利益的字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并无大的变化，而具体用例则呈现出对“利”的内容、含义、范围、相对性、着重点等等的差异，体现出对利益的获取方式、分配原则、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等等价值评判的区别。如“兴利除弊”是褒利，而“兴利”则往往是贬利（也不尽然，本文一下还有具体案例）。一般说来，“利”与“弊”、“害”等相对时受到肯定；而与“义”、“德”等相对时则否定居多（注意：“相对”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说明二者的并立关系或者联系，这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范畴的特征）；在特定的连用如“大利”“小利”、“公利”“私利”、“专利”“共利”等等之时，虽都是谈“利”，却寓有程度或性质不同的道德判断，甚至可以说对“利”的认识本身就是经济伦理观念最本质的显示标识。“义利观”的差异，反映出经济思想中不同的经济伦理和道德倾向，其历史演化则标示出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变迁轨迹。

概括

地说，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发端期，诸子百家的认识呈现多元性。“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易·乾·文言》）唐孔颖达注疏为“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这里的“利”，是指顺和物性，各得其宜，但更多的还是指利益、有利。如“以利天下”（《易·系辞下》），“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再细分，又有“利国”与“利民”之不同，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国君以利民为利，倍受儒家推崇。因而也出现了反对专利的思想，如“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国语·周语上》）与此相反，也有主张专利的论点，如“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即只要顾了国家“公利”，可以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因为“公利”往往被认为就是“义”，而先秦“义利观”大抵是以“义”为本的，“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总之，“义”与“利”并不对立，但有主次。

儒家宗师孔子的“义利观”对后世有重大影响（P79-88），“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体现了等级制的经济伦理特征。“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被作为孔子“不言利”的证据。其实，他是强调“以义取利”的，因为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所以要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即不要专利或因小而失大。

孟子的“何必曰利”被认为是将孔子的“义利观”推向极致和轻视功利的典型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也讲过“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故者，以利为本”这话似乎从不为人注意，是说依循事物的本性常则就有利，与《易》所言大抵相同。这里的“故”即规律、常则、性，朱熹集注此句：“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也。利，犹顺也，其语自然之势也。”（《四书集注·孟子》）顺其故，则利之。可见孟子并非不谈“利”，而是从顺宜物性的角度来谈，非囿于“财利”本身。结合其“恒产恒心”说，他应是主张顺应民众置产的自然要求的。因而，对孔孟的“义利观”都要具体分析。

此外，先秦诸子对“义利”各有主张，如儒家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可又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主张“先义而后利”（《荀子·王霸》）。墨家也是先秦“显学”，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还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墨子·天志中》）把“利”与“天”联系起来，予以“利”无上的合理性，这很值得注意。不过，他也贬斥“亏人自利”的损人利己行为，（《墨子·非攻上》）要求“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提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命下》）此即“义”。到后期墨家则明确表述为“义，利也。”（《墨经上》）“义，利不义，害。”（《墨子·大取》）道家崇尚自然，少谈义利，其“义利观”很有特色。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第十九章）但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文字竹简，其中《老子·甲》记“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①庄子则认为“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庄子·刻意》）主张“不拘一世之利”（《庄子·天地》），反对人为求利，而以崇尚自然为利。法家大抵肯定生民欲“利”，商鞅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主张“利出于地”（《商君书·算地》），即获利主要靠农业。法家强调法制，“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商君书·开塞》）其所谓“治”则是要求“利出一空（孔）”（《商君书·靳令》），即君主专利。《管子》也认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管子·禁藏》），主张“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但也不主张贪图一时之利。《管子》同样强调“利出一孔”倡导国君专制，这对后世统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经济观念和措施的制定很有影响。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则提出人的天性是“好利恶害”（《韩非子·难二》），极端地认为自利是人际关系的基础，“利之所在”（《韩非子·内储说上》）才行义，“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韩非子·奸劫弑臣》）他力主“利君”，提出“欲利而身，先利而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他的论点的确偏颇，却是专制政体逐步趋于主导地位在经济观念上的直接反映。

总之，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或“贵义贱利”，即使儒家也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到其时代演化。更要注意的是，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是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的时代反映。

二、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演化

秦汉至隋唐时代“义利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其辩证性与对立性并存逐渐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前者如“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韩婴：《韩诗外传》卷一）在义利关系上具有辩证性的认识也更为明显；后者则表现为由多元性发展而为两种主要论点的公然对立与辩诘论争。汉儒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被视为此时儒家“义利观”的范例。他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春秋繁露·玉英》）把“义”说成是人性之所在，这不同于前人所说人性好利所以要抑制，因此“不谋利”在他看来不仅是应当提倡的更是顺乎人性的。但他也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又表现为“义利观”的辩证性特征；而在《度制》篇中他提出反对“与民争利业”，对后世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有影响。具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的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著名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公然肯定人们的行为都是围绕“利”来进行的，从而提出要“利导之”反对“与之争”，“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他反对君主专利，却也要求对于求利的行为要“以礼义防于利”（《史记·平准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专书《盐铁论》集中记录了汉代儒家与法家对立的“义利观”之辩争。儒家贤良、文学倡“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同时反对“与民争利”（《盐铁论·本议》）；法家桑弘羊等则认为“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主张君主应专利权使“天下之利，皆令入官”。在唐代，传统的“义利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如陆贽主张“以义为本，以利为末”（《陆宣公奏议》卷四），却也提出“同利”与“专利”相异。白居易则指出人性好利，“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白居易集·策林·息游堕》）他反对专利“王者不殖货利。……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虽然是要“利万人”，却也主张“利出一孔”，要“贵本业而贱末利。”（《白居易集·策林·不夺人利》）与此同时，他又主张士农工商兼利，要使“四人（民）之利咸遂”（《白居易集·策林·平百货之价》）核心是“因人所利而利之”。像这样的观点并不乏见，其矛盾性反映了传统经济伦理变迁的过渡时期特征，这是汉唐许多思想家的共性，也是“义利观”的辩证性与对立性发展演化的时代轨迹。

宋元明清时代，随着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经济伦理也有较大发展，呈现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公开“言利”的论点不断涌现。如李觏公然讲：“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二十九）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史料，是传统“义利观”新的发展演化的显著标志。李觏同样反对专利，要求政府“弛其禁，达其利。”（《李觏集》卷二十二））即反对政府强化官营禁榷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得利。这样的论点在宋人中逐渐多了起来，如欧阳修提出：“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要求“与商贾共利”（《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五）。苏轼进一步指出：“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苏东坡全集·后集》卷十）提倡“农末皆利”，这就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发展到明确反对与商贾争利的阶段，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伦理的更新。（参见P185—191）不过，当时也有不同观点，如王安石提出利权应“归之公上”（《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他说：“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十八）他强调“理财乃所谓义也”，“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宋人另一倾向是对先儒学说予以新解或赋予新内容，如司马光说：“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参见P55—58）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祐集》卷八）“义”与“利”在他看来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了。宋代连理学家程颐都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十九）大儒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可能很少有人注意他说的“圣人岂不言利？”（《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他主张“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三十七）“浙东之学”是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的，陈亮与朱熹进行了近三年之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他说“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陈亮集·四弊》）但也讲“夫义者，立人之大节。”（《陈亮集·义士传序》）叶适则明确倡言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浙东之学的“义利观”与当地商品经济发达、具有重实利功效的地域性传统分不开。这对后世“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代的“义利观”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材料很多仅举最具思想性意义的几种论点如下。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丘浚说：“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退一等则为害，这是将以往的认识二分法向三分法拓展，改变了自古以来“义利观”认识的基本方式和逻辑。他接着还说“以人君而与商贾争利，可丑之甚也。”（《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强调了义利转化关系并发展了反对与商贾争利的思想。清官海瑞提出圣人也言利，“有天下而讳言利，不可能也。”他所谓的“言利”包括利民与利国，其突出点是“利国之道于利民得之。”（《海瑞集·四书讲义》）纠正了以往强调“利国”就要“专利”或者强调“利民”就要反对“富国”的思维逻辑。宰相张居正提出“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一），强调的是以心理动机而不是实际行为来判断义利，这在思想史上是很有新意的论点。大思想家黄宗羲则主张“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要求用经济伦理来约束君王，按人性满足民利。而王夫之则提出“义或有不利”，“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四书训义》卷八）他恐怕是第一个提出“义或有不利”者。颜元更是彻底，直接将董仲舒之言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总之，这一时期的“义利观”不仅在论点内容上，而且在思维逻辑上都较前人有了新的突破，但还不能说传统经济伦理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清时代的徽商有其颇具特色的义利观念和价值系统，海内外学者作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学术研究，多认为其商人伦理精神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恕不赘述。

三、近现代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发展

1840年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的变迁，经济伦理观念也有较大变化。发展工商业和兼顾富国利民抵御外侮的整体利益，成为当时步入近代之后经济伦理的重要特征。魏源提出“使商获利”（《筹鹾篇》下）和“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道光丙戍海运记》上），使“利”的配置从此长彼消向合理分布协调共荣发展。王韬在《兴利》中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以往有贬义，这时却成为公然的富国主张。不过，也还有人如刘锡鸿坚持旧说“安可以为利？”（《刘光禄遗稿》卷一）大体说来，当时人们的“义利观”已经有了基本命题层次上的演化，主要已不是讨论应否求利或义利何者为先，以及是“专利”还是“共利”等等，而是深进到怎样实现“利”、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并将获利与富国联系起来。马建忠主张：“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东行续录》）郑观应力倡“商战”，要“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盛世危言三编·商战下》）陈炽则认为：“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藏于人也。”（《续富国策》卷三）把财利置于关系人之生命的高度，并说：“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同上，卷四）。张之洞提出“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五）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商能分利，不能分权。”（同上，卷一百五十）以往论者往往“利权”一体，至此要求将经济与政治分开，反映了洋务派官员发展经济与维护封建统治的共同需要。“商”被限于“利”而不得涉“权”，不能取得西方市民阶级的地位。与此不同，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人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于众人。苟如是，则人人之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有了“自主之权”，就会“俗清”、“国宁”、“天下和平”。（《新政真诠》五编）他们肯定私利，强调予人以求利自主权，应当说这在中国是并不多见的论点，与亚当·斯密主张个人利己以达公利的论点很相似。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尤其是古典学派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伦理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伴随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步入近代化的中国在经济伦理方面同样发生着新的变化。据笔者考证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ofPolitical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ofPolitical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述。严复是最早翻译西方古典学派著作的学者，他以斯密的理论结合中国传统义利观，提出“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原富》二按语）他认为：“国之所急，在为民开利源。”（《原富》九按语）所谓“计学”即经济学，“利源”就是利益获取之所，经济学的作用是为了更多获利，国家的急务就是扩大民众取利之源。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论述“利源”说：“吾欲恢张利源，整顿商务。”实际上，发展商务以求富强的主张，在近代经济思想中比较普遍。梁启超则主张通过发展机器生产尤其是托拉斯来实现获取“最大率之利益”（《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三），这就是效益的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很是珍贵。他作《新民说》设《论生利分利》一节，讲生产与分配诸问题；认为企业家“求利”会增加国民幸福，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高见。梁启超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先驱。到孙中山先生发展工业化的《实业计划》，则集前此发展工商业以“振兴实业”思想之大成，不再驻足“义利之辩”而着力于发展经济的具体行动计划。

至此，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已经肢解，实际内涵因时展和西学传入而逐步换位于经济伦理，这里的经济伦理已经是西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了。不过，“话语转换”还需要特殊的文化过程，就语词本身而言，从使用了几千年的“义利”完全蜕换为西方意义的经济伦理，还需要一个语义转换和承接的历史过程，这也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道德纲常名教，提倡新道德；倡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权，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创新和道德重建。与此同时，在经济伦理方面将“重义轻利”作为封建糟粕予以批评，强调“义”之虚伪而主张务实利，强调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人性本来，要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然而，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中国却没有重视西方“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与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众所周知，中国实业底子薄，又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加上连年的战争等等原因，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是社会经济结构都比较薄弱。可以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不能完善地建立健全，与之相应的经济伦理建构以及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在建国前三十年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就成为新中国的建立需要解决的若干难题之一。

随着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社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各种缺陷，在经济伦理方面的突出特征是重视整体忽视个体，基于“大河有水小河不干”的理念，在利益分配原则上，过于强调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是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伦理的基本要求。不容否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等等，确实鼓舞着人们艰苦奋斗。但是，这个“人民”是很抽象的，没有具体的个人只有抽象的整体，尤其在形而上学猖獗的时期，“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被片面地乃至歪曲地作为社会通行的道德伦理准则。经济领域中批判“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发家致富”等等，“私”成为万恶之首，要求“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人们满足“安贫乐道”的“穷过渡”，以至于有“谁受穷谁光荣”之说，说是“穷则思变、富则要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一些逻辑混乱的所谓“左倾”教条口号，其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这样的经济伦理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就是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对经典作家的论点断章取义。实际上，马列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主张“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列宁也曾提出过应当有“个人利益的原则”；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同时也说“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总是被置于最次要的位置，“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③这样一些话，本身并没有错，年纪稍长的人都会记忆犹新。但是，抛开经济发展水平，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忽视利益获取的公正与信义——总之，在物质财富并不能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要求达到上述道德标准显然不成，古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