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范文10篇

寻租范文篇1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其二，煤炭产业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不存在同其它产业间要素的流动。

其三，煤炭企业的生产主要使用劳动（L）与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在总投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寻租，会减少或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资本）的使用。

在一定的技术和企业规模下，企业通过寻租所能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是OB，随着寻租数量的增加，寻租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寻租者的净收益在不断的减少，当达到B点时，寻租者的收益就变成0，当寻租者的数量继续增加时，寻租的价格不断提高，寻租者将获得负收入。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曲线BC是一条无效的曲线，而B点就是寻租的最大点。

二、寻租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

当总投入规模不变时，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必然导致投入的资本，劳动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降低。

图2中曲线S表示的是劳动的供给曲线，D1，D2表示的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当社会把资源用于寻租时，导致对劳动的需求量降低，劳动的需求曲线由D1向左下方移动到D2，形成新的均衡价格W2。而这时劳动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W2×L2×L1，而W1×L1-W2×L2的余额就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理，寻租对资本的收益也会产生排斥作用，它会导致资本要么退出煤炭行业，要么参与到煤炭行业的寻租中去，从而造成煤炭行业的资源诅咒。

当寻租影响到劳动、资本对煤炭产业的投入时，它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大幅度降低。

如图3所示，L表示煤炭需求曲线，S1表示在没有寻租的情况下煤炭的供给曲线，L与S1相交于点F，寻租影响煤炭生产时，供给曲线就变为S2。S2与L相交于E点。在生产规模一定时，煤炭企业投入的总资本是一定的，寻租所占资源越多，意味着用于购买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就越少。因此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它与L相交于点F。

当L与S1相交时，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三角形HCF，当寻租投入生产的时候，消费者剩余是HDE，劳动和资本的总剩余是HCE，所以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的福利损失不仅包含哈伯格三角EGF，还包含了塔洛克四边形DCGE，而塔洛克四边形就是社会福利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间的转换。寻租不仅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降低，而且使得消费者福利水平降低。所降低的福利即为ECOF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其中哈伯格三角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纯损失，而塔洛克四边形的收益由寻租的双方共同获得，所获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寻租双方的博弈。如果设租方拥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权益。

通过图3可以看出，随着S2上升幅度的加大，寻租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在不断的增加，在整个社会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在不断的减少。而反映在劳动的收入上，就是煤炭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很低，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资本获得收入即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大量降低，企业家投资煤炭行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煤炭产业市场竞争秩序被寻租严重地扭曲，政府被“俘获”，整个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由此可以看出，寻租是造成煤炭产业社会福利大量损失，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结论

要解决煤炭产业寻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煤炭资源产权价值的重新估价，新的估价包括各种外部性成本（如员工的培训，安全生产，环境破坏的估价等）和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减少煤炭产业寻租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第二，加强和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建设，合理界定政府介入煤炭产业的力度和方法，加大对违法官员的惩罚力度，使之所获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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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

[6]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

寻租范文篇2

关键词立法立法寻租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二、当前我国“立法寻租”现状及表现

在我国当前立法活动中，“立法寻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二是立法过程中强势集团的身影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处于被排挤边缘化的状态。

对于第一种，立法“部门化”的现象，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典型的莫过于《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问题以及《反垄断法》的起草。

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路法》，提出“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附加费”，拟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但随后国务院提出的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却两次未获人大常委会通过。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后，就不断传闻即将实施燃油税，但是又不断地宣布延后执行。至今将近5年时间过去，人大已两次换届，我们反而看不到出台的希望了。其中的关键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平衡与再分配问题。燃油税问题涉及到税务部门，交通部门，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庞大的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利益，都想把握改革的主动权，为了争夺《公路法》修正案的起草权，而争得不可开交。显然很大程度上，里面有“部门利益”在作祟。

从2004年开始，被看作市场经济重要指标的《反垄断法》加快了立法进程。然而，专家称这部呼声日高的法律“今年出台希望不大”。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都高调“问津”《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造成“群龙无首”，使这部法律的出台受阻（1月11日《北京晨报》）。《中国青年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干脆用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比喻，《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10年前就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起草形成了法律草案。难就难在大家抢着担，谁都想主导这个法案的起草。去年6月，在盛杰民教授的报告《警惕跨国公司在华限制性竞争行为》推出之后，国家工商总局迅速出台《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接下来的10

月，商务部又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成立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市场秩序的调查；如今，国家发改委又在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把推动《反垄断法》出台当成今年的重点工作。很显然，无利不起早，三部委这样的动作积极，就跟上述燃油税的问题一样，都想把利益的关键点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种部门行业间的立法圈利活动，绝对是一种“立法寻租”，立法腐败活动，对公共生活安全危害极大，它干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比如《反垄断法》这样一部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对于构筑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个重大妨害，同时它也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

对于第二种“立法寻租”情形，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立法寻租”，因为我们国家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很不够，一般人很难详细了解其中的明细，对其中是否参杂了一些不好的因素也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例子应该是可以拿出来佐证的。那就是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个条例把我国所有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使用软件的行为，“一刀切”地规定为非法，要加以处罚。这种超级保护超越了WTO的标准，也超过了有关发达国家的软件保护水平。有理由相信这个条例的通过其背后有不简单的原因。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微软曾经对于新条例某些条文的修改产生过直接影响。但是，微软参与其中的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在中国各地召开软件法律保护巡回“研讨会”时经常出面的几位“讲师”，同时也是软件条例修改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在其他领域内，比如汽车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地方在制定汽车引进，房屋动拆迁等地方性法规时，其背后是否有一股强力在左右着则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各个地方的保护主义是公开的，是用法律手段“合法的”对抗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原则。房地产行业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通过颁布法规规章，“合法地”以低廉的价格剥夺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倒卖出去，一切都是那么堂而皇之，强愈强、弱愈弱。而这种强势群体通过法律手段“合法”掠夺弱势群体的做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立法寻租”现象的根源

“立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无论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还是强势集团“合法”掠夺弱势群体，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者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理应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有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问题。但是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却往往是两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带有自身特殊的经

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而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从理论上讲，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

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这便使得各个部门千方百计要将各种可能获取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或者扩大部门权力。因此出现比如电信部门制定的“霸王条款”，医疗卫生部门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处理的规定”，以及部门之间互相的争权等都不足为怪。这些被称为“立法腐败”的现象已非罕见，某些权力部门乘立法之机挟藏私货，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内容写进法律、法规。难怪有学者会提出，对于这样的法律、法规人民不禁要问：依据这样的法究竟是治国还是治民？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共和社会，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它的价值目标只能是公共利益。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最近国内舆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将一切在这一期间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社会正处于调整重新确立秩序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把改革当成了挡箭牌和掩盖物。但实际上，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并不必然转移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但如果有些政府部门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圈地运动”，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域看成是其食利范围，或者把某些管理部门或者对象看作是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的手段去维护它，甚至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坑害或者打击竞争对手，这就严重背离了政府行政价值取向，也严重亵渎了法的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涉及到专有、垄断性质的管理部门比较突出，比如烟草糖酒专卖行业，铁路运输行业以及劳动资质认证行业等。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将人的“逐利”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是人们始终关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于“资本家”而言，只要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从最初的在“执法”过程通过贿赂等方式来逃避规则或降低规则的约束，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与其等法律法规出台后不时的去“公关”，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于是“寻租”活动从“执法”领域开始扩展到源头“立法”领域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既可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专心于生产，也可以从规则制定者、立法者和政府机构中争取法律或规则的有利变动，以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具体的途径取决于改变权力结构的相对成本。当成本

较低时，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制定一些使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部分实现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企业等各种利益集团公开游说国会议员的活动都是公开的，美国商界各种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对联邦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费用每月高达1亿美元，年游说费用超过12亿美元，游说主要针对联邦政府预算议案、税收、医疗保险、贸易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立法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形成一种共识，才能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国家因为政治现实状况，一直都在宣扬普适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不愿正面面对在立法、执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官商”历史悠久的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操纵政治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绝过，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一现象只会加多加重。但是，和西方社会不同，我们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立法是隐蔽的不公开的，而且很多时候只是强势集团单方面的行为，其他的利益群体则被排斥在外。这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其实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诉求无法得到伸张，并且他们的权益往往被强势集团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公权力加以掠夺。“立法寻租”或者说“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上的“执法寻租”影响的可能只是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但是如果上升到立法高度的“寻租”活动，那其影响面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对于全国普适性的法律的立法干预，无疑将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因为立法活动复杂性、周期长等特性，使得一旦出现问题，要纠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小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聚集大量财富，这样的情况只会在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存在？

四、立法民主公开是解决“立法寻租”问题的根本途径

“民主性”是立法的根本特性，法是公共意志的集中反映，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的反映。任何立法活动都应该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除非是重大的涉及到宪法决议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因为确实这样一种做法成本太高。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的民主立法模式，即由公民选出民意代表来代表他们行使立法权利。但是如此一来，民意代表是否能真正确实的将选民的意志反映出来则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发挥立法“民主性”的本质属性，积极扩大民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让法曝光于民众的视野之中，受到民众的监督。

我们知道，立法过程通常包括立法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我国人大会期比较短，而且代表大多是非专业人员，故在实践中情况是“当有关机构确定

一个立法项目，做出一个立法决策之后，只要能顺利完成起草工作，法案的通过一般不成问题，对于已提交审议的法案很少做大的实质性变动，而且表决的程序也是采取对法案的整体表决而不是逐条表决的方式”，即“使得决定法案命运的阶段前移，正式立法阶段更侧重于仪式性，而立法准备阶段却不知不觉起到了实质性的决定作用”。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立法草案皆有国务院及其部门提出，实际人大“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已经将立法的主战场从人大会场转移到了行政内阁中。而我们讨论“立法寻租”问题其实也主要是在讨论“行政立法寻租”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状况下，要解决“立法寻租”问题，重点是做好立法准备过程中的透明公开。也就是在法案形成草案提交审议表决之前的过程中要透明公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动议过程公开，人大政府在制定立法规划时，应该尽量听取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将最紧迫，人民最关心的议题列入规划中，立法规划应该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讨论，要建立系统化的立法文件公开制度，扩大立法文件的公开的范围，要保证公民可以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的立法意图和立法动态。

（二）立法草案的形成过程公开，反对部门的“闭门造车”行为。因为前述原因，立法草案实际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它的出台不能有丝毫马虎。立法草案的提出，应该尽量征集社会的意见，特别是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1982年以来我们国家有近十部重要法律采取了公布草案，由全社会广泛讨论的做法。应该尽量减少部门提出草案的机会，走出“自己立法自己执行”的困境。另外对于学者所呼吁的“立法草案招标制”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举措。

（三）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最大程度保证立法质量，保证社会各阶层权益的唯一途径。在立法上的一系列沟通与协商方式中，立法听证最为刚性，最为民主。通过听取立法过程忠可能涉及到的利害关系双发或者多方的陈述和辩论，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借此机会对即将制定的法律的成本、将会取得的实效、法律实施的阻力等问题进行充分评估，另一方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可以在此得到化解、协调、妥协。听证制度是立法民主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保障。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权力配置设计，听证制度很可能仅仅流于形式，现在社会深恶痛绝的“逢听必涨”的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做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听证和决策过程的脱节，听证制度无法对决策者起到有效的制约。

“立法寻租”活动是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需要各个方面共同配合，来根治这一顽疾。就现行政治制度而言，特提出以下几点可能适用的远景方案：

（一）放宽新闻审查制度，要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要通过媒体使国家立法活动暴露在阳光之下，亦即所谓的“阳光立法”。

立法活动本身并无秘密性可言，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彻底的公开，才能有有力的监督，最近由新闻媒体不断披露的关于有关部门争权夺利，控制立法主导权的报道是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要让这些部门暴露于公众视野中，接受公众批评和谴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受到监控，并且因此得到纠正。对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草案，应该允许人们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自由的发表意见和看法，并且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以使民间的声音及时传达上去，以便立法者做出恰当的选择。新闻媒体负有沟通民众和立法者的重任。

（二）对于现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可以做适当调整，要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让各个阶层都能有它们的立法代言人，以平衡各方利益。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各种协会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公开的立法干预，让政权外的各种群体的利益都可能得到保障。

另外，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人民代表在名义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但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事实上是缺乏选举基础的，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这些所谓的各界代表，基本上都是“养尊处优”，超然于人民之上的，特别是那些社会低阶层的代表，基本上已经脱离它所代表的群体。因此如何更有效的加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让他们确实真正的听到基层民众的呼声，并愿意为其争取最大化利益，则是我们确切需要做的事情。

（三）构筑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也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呼吁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有什么动向。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无疑是地方、权力部门“立法寻租”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通过司法程序来监督地方、权力部门的立法“圈利”活动，用公权力去干预公权力显然比用民众去干预公权力有力得多。

注释：

⑴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6。

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317。

⑶这里的“立法”采用《立法法》的范围。《立法法》第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⑷程远《千呼万唤始出来燃油税为何难产》，载于《经济日报》2004年7月30日

⑸林光《发改委、商务部再议开征燃油税各方利益的博弈》，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2日

⑹李克杰《反垄断立法主导权之争背后的利益诉求》，载于《国际在线》2005年1月12日

⑺杨涛《解读中国反垄断法立法：三个和尚为何没有水喝》，载于《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3日

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⑼俞梅荪王俊秀方兴东赵岩《立法的社会论争和民间游说与司法互动―我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新尝试》，载于《新浪科技》/it/e/2003-03-06/1327169922.shtml

⑽王以超《从执法寻租到立法寻租：〈软件条例〉的背后》，载于《财经》2003年1月6日

⑾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⑿汤啸天《立法民主与立法质量》．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4期

⒀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7。

⒁范颂九《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月费一亿美元》，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⒂李文发《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⒃法任飞何敏《代议制下的公众与立法》．人大研究2004年第6期

寻租范文篇3

我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称我国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寻租场”。由于“经济租金”——要素收入与机会成本之差的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寻租活动极其活跃，资本市场上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而审计寻租则是其中典型的一种。资本市场审计寻租是指独立审计机构或独立审计师获取资本市场审计垄断权或利用审计垄断权，迎合相关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提供“不清洁”服务，不正当地获得额外利益或好处的行为。所谓创租机制，即租金产生的机制，研究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的创租机制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一、资本市场政府管制滋生审计寻租租金

在经济学里，租金是指由于供给弹性不足产生的稳定超额利润。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供给弹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股票发行采用核准制（最初为审批制），使得股票发行不能反映供求关系，上市资格（壳资源）成了稀缺资源；另一方面是将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只让三分之一的股票上市流通，这使得A股市场上的大量资金面临少量的可流通股票。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寻租空间也就由此而生。我国资本市场有自身的特色，即由政府严格管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公司要上市，只能在政府指定的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此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为非法；其次，上市公司上市的资格必须经过管制部门的严格审批，上市资格（壳资源）成了稀缺资源；第三，将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只让三分之一的股票上市流通，这使得A股市场上的大量资金面临少量的可流通股票，使得流通股价格畸高，而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极低；第四，上市公司配股、发行新股或保住上市资格有严格的条件。基于以上原因，资本市场中的股权分裂、发行上市的核准制等管制是造成当前资本市场成为寻租场的顽症。但是这些制度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设定，我国股市可能在襁褓中就已经夭折。但当这些制度成为今天我国股市发展的障碍，与时俱进也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政府管制下的资本市场中，可能争夺到租金的人都将不惜成本地进入。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投入的成本除了获准上市之外，不产生任何有效产出。这是管制股市造成的第一笔资源耗费，由此而造成的贪污腐败和交易费用的增加则是第二笔，资本市场上中介机构因租金而进行的寻租活动，则是第三笔。管制的后果是创造了管制租金，而资本市场寻租活动的根源就在于管制租金的存在。

二、审计权稀缺资源导致资本市场审计寻租

寻租行为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资源稀缺；二是权力分配。因有资源稀缺，谁能得到这资源，谁就能获取较大的额外收益，因而也就愿意为此而付出额外代价；因有权力分配，即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一些部门和一些人的手中，为获取稀缺资源，需求者就必须向这些掌权者寻租，资源与权力相结合，便有了寻租行为产生的种子和土壤。

审计寻租是资本市场中一种典型的寻租活动，它和管制租金的变化息息相关。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对公司上市、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停止上市都有严格的财务指标限制，而且规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必须通过独立审计机构的鉴证——审计后才能对外披露。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会计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后果，也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通过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共领域”中的租金流攫取的寻租活动便会随影而至，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就成了审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会计师事务所对资本市场的审计权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以及获取审计证券市场的资格都需要权力部门的审批；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对资本市场的审计权也是一种垄断。稀缺资源与权力相结合，便有了审计寻租行为产生的种子和土壤。

由于资本市场创租机制的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具有充分的信息优势并具有获取“信息租金”的动机。由于单一的信息优势并不是获取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上市公司单独行动将一无所得，为寻求“信息租金”，上市公司与独立审计机构“信息串通”，利用信息优势与权利优势，进行战略合作组成一种寻租联盟，以达到获取超额收益的目的。例如，被审计单位可能向委托人（如股东）或社会公众隐瞒关于公司生产率之类的真实财务信息，当被审单位通过贿赂独立审计师封锁审计信息时，审计寻租就有可能发生，而一旦贿赂成功，被审单位就获得信息租金，独立审计师则获得额外报酬即审计鉴证垄断权力租金。资本市场中审计中介的寻租行为不是独立的，更多的是在上市公司、券商、大投资机构等发起的寻租行为中起辅助作用，在他们的租金所得中分得一部分，这种额外的利益或好处是一种人为创造的财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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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寻租的含义

“权”的本义是“秤锤”，引伸为权衡、权力、权威等意义，其基本意思就是对是非曲直的判定。所谓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形成阶级，出现国家以后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权力，是因为需要判断是非，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保证社会有序运转。一句话，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权力来管理。对权力一般性的解释是，权力就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所施加的一种控制力、影响力和吸引力。这种力量，是领导者所在的组织赋予的，是由领导者的职位派生出来的，它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

“寻租”这个概念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浪费。”

“权力寻租”一般指政府的各级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一方面，政府官员行使各种政府行为，对资源进行调控，此为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本身又是经济角度的人，如果有客观上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而在主观上政府官员缺乏职业道德和崇高的社会责任心，此时，缺乏约束的政府官员就渐渐丧失理性，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换取金钱以满足个人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

寻租活动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奕”，即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它不但造成寻租行为本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而且通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被称为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权力寻租”具有必然性，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力一旦失去制衡或制约，它必然会有寻租的要求。

二、权力寻租对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危害

寻租活动可以采取合法的形式和非法形式，合法的活动如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或者利用特殊政策维护本身的独家垄断地位。非法的行为如偷盗抢劫、行贿受贿、走私贩毒等。在现代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行为往往涉及利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寻租活动在某种要素稀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权力寻租是与权力设租相对应的，也即无所谓权力寻租就无所谓权力设租，反之亦然。所谓权力寻租，是指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用物质利益通过权力而取得的利益增量。之所以存在着高额寻租活动，是因为有人利用权力“设租”。所谓权力设租，是指权力的掌管者利用权力在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行政管理过程中，人为地阻止供给增加，形成某种生产要素供给弹性不足，以致于使权力掌管者从中获得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在权钱交易活动中，设租人是以“权——钱”，而寻租人则是以“钱——权——△钱(即钱的增量)”为模式进行交易的。按照这一推理过程，权力寻租必然会滋生腐败。

寻租行为的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主要表现在：首先，为了获取租金，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种活动对社会没有任何效率；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生产者和消费者将由于政府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此外，整个社会也同样为此行为付出“道德的成本”，甚至于政治的成本。

中国的“权力寻租”现象伴随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愈演愈烈。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超越”印度与土耳其，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据两位经济学家精确的计算，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20%到40%之间。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曾做过的一项有关腐败问题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占GDP的13.2%-16.8%。这一数据无疑是触目惊心的；可以假设，如果当时能抑制腐败，而把这些资金用于改善全国九亿农民的生活水平上，那么每个农民每年的收入能提高1000余元！

权力寻租是在当前制度转型期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的显著特征与集大成者。“权力+资本”是常见的非法敛财方式，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月23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时披露：广东佛山民营企业主冯明昌累计从中国工商银行南海支行骗取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经初步核查，银行贷款损失已超过10亿元。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合流骗贷大案，已处理到位的涉案官员就达62人之多。该案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冯明昌仅仅是个傀儡，背后操纵他的是当地政府的一批中高层官员。面对高达74亿的巨额资金，冯明昌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在调查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南海市少数官员利用寻租人冯明昌这个傀儡，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运作，并逐步把国家银行的资金逐步转入个人名下，成为私人资本。在这起案件中，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是那些设租的南海市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结果产生了官僚资本。以资本为原动力的权力，使这种新官僚资本的敛财活动更疯狂，得到更大范围更有力度的权力响应和保护，它的最大危害在于，利用政府的权力肆意掠夺政府、社会、公民的财富，并据为已有，最终破坏整个社会的公正秩序，引发社会动荡。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3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8025件41797人，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16472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603人。同比均有所增长。据此数字推算，2003年全国平均每天有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落马;平均每天查处114起职务犯罪案件。

三、权力寻租的防治

权力寻租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有着严重的危害(资源的浪费、官员的腐败等)。从寻租的实质上分析，权力寻租是在权力对资源的扭曲性配置的前提下对权力行为的一种买卖活动。寻租活动的泛滥，为任何进步的制度所不能容忍。我们要想有效地防治权力寻租，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治标的角度考虑，要做到严格执纪执法，坚持遏制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弄权勒索等消极腐败行为。从治本的角度考虑，应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对掌权者的廉洁自律教育，促使他们增强法纪观念和监督意识，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做到用权为公、执政为民。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不断强化对管人、管钱、管物等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行为。三是建立无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连带制度。无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上级官员在其所辖范围内，因下属的过错造成损失或产生不良影响而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责任连带制度是指：第一，上级官员对于其直接管辖、领导的下级官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负有连带责任；第二，在选任官员时，推荐官员人选的人对其所推荐的官员所犯重大违纪违法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监督水平，保证权力运行的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减少权力寻租的发生。

二是尽快使资源配置市场化。尽管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已历史20余年，但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政府配置的社会资源仍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这意味着从资源配置角度而言，行政权力依然有巨大的寻租空间。加快市场化的改革，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减少行政机构控制资源配置的权力，压缩其寻租空间，是从制度上和源头上反腐败的重要路径。相对而言，也是遏制腐败成本最低的一条途径。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管理经济采用宏观性、间接性、经济性、法制性的手段，以减少权力配置资源的机会和数量。让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思想和实施过程渗透到权力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及权力执掌的每个人。只有当因权力寻租时，权力配置资源显得无能为力，权力寻租才不能得逞。

寻租范文篇5

关键词：立法，立法寻租，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二、当前我国“立法寻租”现状及表现

在我国当前立法活动中，“立法寻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二是立法过程中强势集团的身影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处于被排挤边缘化的状态。

对于第一种，立法“部门化”的现象，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典型的莫过于《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问题以及《反垄断法》的起草。

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路法》，提出“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附加费”，拟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但随后国务院提出的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却两次未获人大常委会通过。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后，就不断传闻即将实施燃油税，但是又不断地宣布延后执行。至今将近5年时间过去，人大已两次换届，我们反而看不到出台的希望了。其中的关键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平衡与再分配问题。燃油税问题涉及到税务部门，交通部门，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庞大的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利益，都想把握改革的主动权，为了争夺《公路法》修正案的起草权，而争得不可开交。显然很大程度上，里面有“部门利益”在作祟。

从2004年开始，被看作市场经济重要指标的《反垄断法》加快了立法进程。然而，专家称这部呼声日高的法律“今年出台希望不大”。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都高调“问津”《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造成“群龙无首”，使这部法律的出台受阻（1月11日《北京晨报》）。《中国青年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干脆用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比喻，《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10年前就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起草形成了法律草案。难就难在大家抢着担，谁都想主导这个法案的起草。去年6月，在盛杰民教授的报告《警惕跨国公司在华限制性竞争行为》推出之后，国家工商总局迅速出台《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接下来的10月，商务部又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成立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市场秩序的调查；如今，国家发改委又在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把推动《反垄断法》出台当成今年的重点工作。很显然，无利不起早，三部委这样的动作积极，就跟上述燃油税的问题一样，都想把利益的关键点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种部门行业间的立法圈利活动，绝对是一种“立法寻租”，立法腐败活动，对公共生活安全危害极大，它干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比如《反垄断法》这样一部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对于构筑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个重大妨害，同时它也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

对于第二种“立法寻租”情形，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立法寻租”，因为我们国家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很不够，一般人很难详细了解其中的明细，对其中是否参杂了一些不好的因素也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例子应该是可以拿出来佐证的。那就是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个条例把我国所有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使用软件的行为，“一刀切”地规定为非法，要加以处罚。这种超级保护超越了WTO的标准，也超过了有关发达国家的软件保护水平。有理由相信这个条例的通过其背后有不简单的原因。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微软曾经对于新条例某些条文的修改产生过直接影响。但是，微软参与其中的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在中国各地召开软件法律保护巡回“研讨会”时经常出面的几位“讲师”，同时也是软件条例修改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在其他领域内，比如汽车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地方在制定汽车引进，房屋动拆迁等地方性法规时，其背后是否有一股强力在左右着则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各个地方的保护主

义是公开的，是用法律手段“合法的”对抗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原则。房地产行业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通过颁布法规规章，“合法地”以低廉的价格剥夺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倒卖出去，一切都是那么堂而皇之，强愈强、弱愈弱。而这种强势群体通过法律手段“合法”掠夺弱势群体的做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立法寻租”现象的根源

“立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无论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还是强势集团“合法”掠夺弱势群体，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者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理应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有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问题。但是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却往往是两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带有自身特殊的经

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而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从理论上讲，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

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这便使得各个部门千方百计要将各种可能获取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或者扩大部门权力。因此出现比如电信部门制定的“霸王条款”，医疗卫生部门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处理的规定”，以及部门之间互相的争权等都不足为怪。这些被称为“立法腐败”的现象已非罕见，某些权力部门乘立法之机挟藏私货，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内容写进法律、法规。难怪有学者会提出，对于这样的法律、法规人民不禁要问：依据这样的法究竟是治国还是治民？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共和社会，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它的价值目标只能是公共利益。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最近国内舆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将一切在这一期间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社会正处于调整重新确立秩序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把改革当成了挡箭牌和掩盖物。但实际上，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并不必然转移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但如果有些政府部门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圈地运动”，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域看成是其食利范围，或者把某些管理部门或者对象看作是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的手段去维护它，甚至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坑害或者打击竞争对手，这就严重背离了政府行政价值取向，也严重亵渎了法的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涉及到专有、垄断性质的管理部门比较突出，比如烟草糖酒专卖行业，铁路运输行业以及劳动资质认证行业等。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将人的“逐利”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是人们始终关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于“资本家”而言，只要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从最初的在“执法”过程通过贿赂等方式来逃避规则或降低规则的约束，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与其等法律法规出台后不时的去“公关”，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于是“寻租”活动从“执法”领域开始扩展到源头“立法”领域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既可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专心于生产，也可以从规则制定者、立法者和政府机构中争取法律或规则的有利变动，以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具体的途径取决于改变权力结构的相对成本。当成本较低时，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制定一些使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部分实现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企业等各种利益集团公开游说国会议员的活动都是公开的，美国商界各种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对联邦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费用每月高达1亿美元，年游说费用超过12亿美元，游说主要针对联邦政府预算议案、税收、医疗保险、贸易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立法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形成一种共识，才能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国家因为政治现实状况，一直都在宣扬普适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不愿正面面对在立法、执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官商”历史悠久的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操纵政治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绝过，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一现象只会加多加重。但是，和西方社会不同，我们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立法是隐蔽的不公开的，而且很多时候只是强势集团单方面的行为，其他的利益群体则被排斥在外。这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其实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诉求无法得到伸张，并且他们的权益往往被强势集团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公权力加以掠夺。“立法寻租”或者说“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上的“执法寻租”影响的可能只是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但是如果上升到立法高度的“寻租”活动，那其影响面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对于全国普适性的法律的立法干预，无疑将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因为立法活动复杂性、周期长等特性，使得一旦出现问题，要纠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小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聚集大量财富，这样的情况只会在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存在？

四、立法民主公开是解决“立法寻租”问题的根本途径

“民主性”是立法的根本特性，法是公共意志的集中反映，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的反映。任何立法活动都应该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除非是重大的涉及到宪法决议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因为确实这样一种做法成本太高。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的民主立法模式，即由公民选出民意代表来代表他们行使立法权利。但是如此一来，民意代表是否能真正确实的将选民的意志反映出来则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发挥立法“民主性”的本质属性，积极扩大民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让法曝光于民众的视野之中，受到民众的监督。

我们知道，立法过程通常包括立法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我国人大会期比较短，而且代表大多是非专业人员，故在实践中情况是“当有关机构确定一个立法项目，做出一个立法决策之后，只要能顺利完成起草工作，法案的通过一般不成问题，对于已提交审议的法案很少做大的实质性变动，而且表决的程序也是采取对法案的整体表决而不是逐条表决的方式”，即“使得决定法

案命运的阶段前移，正式立法阶段更侧重于仪式性，而立法准备阶段却不知不觉起到了实质性的决定作用”。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立法草案皆有国务院及其部门提出，实际人大“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已经将立法的主战场从人大会场转移到了行政内阁中。而我们讨论“立法寻租”问题其实也主要是在讨论“行政立法寻租”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状况下，要解决“立法寻租”问题，重点是做好立法准备过程中的透明公开。也就是在法案形成草案提交审议表决之前的过程中要透明公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动议过程公开，人大政府在制定立法规划时，应该尽量听取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将最紧迫，人民最关心的议题列入规划中，立法规划应该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讨论，要建立系统化的立法文件公开制度，扩大立法文件的公开的范围，要保证公民可以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的立法意图和立法动态。

（二）立法草案的形成过程公开，反对部门的“闭门造车”行为。因为前述原因，立法草案实际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它的出台不能有丝毫马虎。立法草案的提出，应该尽量征集社会的意见，特别是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1982年以来我们国家有近十部重要法律采取了公布草案，由全社会广泛讨论的做法。应该尽量减少部门提出草案的机会，走出“自己立法自己执行”的困境。另外对于学者所呼吁的“立法草案招标制”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举措。

（三）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最大程度保证立法质量，保证社会各阶层权益的唯一途径。在立法上的一系列沟通与协商方式中，立法听证最为刚性，最为民主。通过听取立法过程忠可能涉及到的利害关系双发或者多方的陈述和辩论，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借此机会对即将制定的法律的成本、将会取得的实效、法律实施的阻力等问题进行充分评估，另一方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可以在此得到化解、协调、妥协。听证制度是立法民主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保障。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权力配置设计，听证制度很可能仅仅流于形式，现在社会深恶痛绝的“逢听必涨”的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做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听证和决策过程的脱节，听证制度无法对决策者起到有效的制约。

“立法寻租”活动是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需要各个方面共同配合，来根治这一顽疾。就现行政治制度而言，特提出以下几点可能适用的远景方案：

（一）放宽新闻审查制度，要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要通过媒体使国家立法活动暴露在阳光之下，亦即所谓的“阳光立法”。

立法活动本身并无秘密性可言，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彻底的公开，才能有有力的监督，最近由新闻媒体不断披露的关于有关部门争权夺利，控制立法主导权的报道是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要让这些部门暴露于公众视野中，接受公众批评和谴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受到监控，并且因此得到纠正。对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草案，应该允许人们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自由的发表意见和看法，并且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以使民间的声音及时传达上去，以便立法者做出恰当的选择。新闻媒体负有沟通民众和立法者的重任。

（二）对于现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可以做适当调整，要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让各个阶层都能有它们的立法代言人，以平衡各方利益。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各种协会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公开的立法干预，让政权外的各种群体的利益都可能得到保障。

另外，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人民代表在名义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但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事实上是缺乏选举基础的，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这些所谓的各界代表，基本上都是“养尊处优”，超然于人民之上的，特别是那些社会低阶层的代表，基本上已经脱离它所代表的群体。因此如何更有效的加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让他们确实真正的听到基层民众的呼声，并愿意为其争取最大化利益，则是我们确切需要做的事情。

（三）构筑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也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呼吁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有什么动向。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无疑是地方、权力部门“立法寻租”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通过司法程序来监督地方、权力部门的立法“圈利”活动，用公权力去干预公权力显然比用民众去干预公权力有力得多。

注释：

⑴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6.

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317.

⑶这里的“立法”采用《立法法》的范围。《立法法》第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⑷程远《千呼万唤始出来燃油税为何难产》，载于《经济日报》2004年7月30日

⑸林光《发改委、商务部再议开征燃油税各方利益的博弈》，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2日

⑹李克杰《反垄断立法主导权之争背后的利益诉求》，载于《国际在线》2005年1月12日

⑺杨涛《解读中国反垄断法立法：三个和尚为何没有水喝》，载于《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3日

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⑼俞梅荪王俊秀方兴东赵岩《立法的社会论争和民间游说与司法互动―我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新尝试》，载于《新浪科技》/it/e/2003-03-06/1327169922.shtml

⑽王以超《从执法寻租到立法寻租：〈软件条例〉的背后》，载于《财经》2003年1月6日

⑾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⑿汤啸天《立法民主与立法质量》。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4期

⒀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7.

⒁范颂九《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月费一亿美元》，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⒂李文发《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⒃法任飞何敏《代议制下的公众与立法》。人大研究2004年第6期

寻租范文篇6

农地制度：“委托—悖论”及其利益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的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忠实地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而村民与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形成了委托—关系。但是事实上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就很难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两委不是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职能，而是贯彻执行乡镇意图。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由于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或者说是排他性的占有权受到更高级别的乡镇权力的侵蚀。土地分配的具体执行常常要通过集体的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掌握的一种非市场资源。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是虚拟的，而这一层虚拟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是归属于乡镇一级的，委托—关系完全脱节，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无不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者会要求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有所实现，这种实现就是地租。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也必然会引起土地所有者对使用者的地租要求，但与纯粹地租不同，是一种经济地租。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是稀缺的，经济地租的水平取决于两种要素在市场中的均衡水平。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是稀缺的，且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进出劳动力市场的成本较高，劳动力对土地需求弹性较小，则作为土地所有者处于垄断地位的基层政府与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在租金上的选择将处于非平等地位，租金水平将取决于垄断者的地位强弱如何。由于土地占有关系与农村基层政治治理格局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经济地租就成为基层组织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是土地所有者必然的一种寻租行为，也是农地制度的“委托—悖论”必然蕴含的利益关系。

农地“流转”：弱谈判能力及次优选择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探讨这个问题有利于明确我们讨论的基础。经过界定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转让、入股、互换、租赁、继承、拍卖等。基层政府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流转”形式。而“划定项目区，政府以优势产业，吸引农民拿出土地集中发展特色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流转”，根本不涉及土地承包权或者经营权的转让。一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加快使用权流转，发展规模农业”的口号，下硬性指标；有的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实行“一票否决”。可见，对农地实行“流转”而不称为农地“交易”并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通称问题，“流转”只是在许多法定的财产权利模糊不清的情况下的一种模糊的定义。交易往往意味着各方财产对象的财产权利界定基本清晰，各方在交易中的民事法律地位对等，而农地流转的主体是谁、应当是谁以及各主体是否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都不明确。交易中基本能够做到基本的等价有偿，否则就不会形成普遍的稳定的交易活动了；而“流转”则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自愿等价有偿的等价交易，事实上许多地区正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而土地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特别是农民个人和家庭的土地承包权缺少法律的充分保护，又为这种剥夺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依据。

农地制度改革不仅仅难在是利益之争，关键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而又要依靠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实现这种制度变迁。面临着中央政府政策压力和农业经济学界的理论压力，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指从农村土地“流转”中受益的集团）既然不能用直接手段反对或者拒绝，那么采用热农地“流转”冷界定土地权利，或者是先流转后界定权利就成了维护自身局部短期利益的主要手段。种种农地“流转”的所谓实践深得地方基层政府部门的推崇，如两田制、三田制、反租倒包、股田制，似乎农地“流转”就会带来农地集中，农地集中就会带来高效农业，农地“流转”俨然成了农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手段。因此，“乡村干部主张要调地动机是很复杂的，更多有权力和利益方面的考虑。不论是两田制、招标承包、反租倒包，各种各样的名堂，不会白折腾的，确实折腾出利益来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农民个人的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性质没有确定之前，对于所谓的农地“流转”应当慎之又慎，防止在“流转”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受到进一步的侵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前提应当具备公平、明确、稳定的物权划分和公正公开的交易规则。

寻租范文篇7

寻租理论产生于美国，最早萌芽于60年代，确立于70年代。至今已经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说。把寻租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正式提出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他在1974年公开发表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深入研究了由于政府对外贸的管制而产生的对租金的争夺，并设计了数学模型对其进行计算和讨论，后来这篇被经济学界视为寻租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克鲁格也被视为寻租理论的鼻祖。

一租、寻租及寻租理论

在讨论寻租理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租金的定义。“经济租金”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的报酬，它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最小值的额外收益。后来，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他把短期内缺乏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建筑物、机器、工具等资本品）所得之报酬称之为“准租金”。现在一般的标准理论教科书对租金一词解释为：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的款项中的那一部分，也即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需要吸引资源用于特定用途的一种分配上不必要的支付款项。然而，在众多关于“寻租理论”的文章中，其分析是建立在对租金的下述定义之上的：租金是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而在我国比较权威的定义则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或认为的社会的原因，使物品的供给量的扩大受到限制，从而使市场价格稳定地高于成本而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超额利润或要素的超额收入。

同样，对于寻租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形成这些争议的根源在于公共选择学派和国际贸易学派在“寻租”一词上的不同运用，在克鲁格的奠基文章里她把寻租限制在由配额而产生的租金。如果租金只是指配额收益，那么其他经济政治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就要用别的名称，由此推论，国际贸易学派把寻求垄断，寻求关税和寻求收入等所有这类活动都涵盖在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UP）这一名称之下，于是，公共选择学派继续使用“寻租”，而国际贸易学派则更广泛使用DUP这一概念，稍具讽刺意味的是“寻租”这一概念是由国际贸易学派首先提出来的。

寻租理论产生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正值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因为他无法解决过去被认为是“导致市场失灵”原因之一的滞胀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趁机再次复苏，寻租理论正是为了迎合这一经济思想而产生的。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寻租理论起源于寻租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垄断理论存在的问题提批评和挑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早期时代，垄断利润问题忽略不予讨论，在他们看来，垄断使超额利润存在，但竞争立即使超额利润不复存在，因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竞争均衡是垄断不断被建立而又被不断打破的动态均衡。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垄断问题的不断涌现，垄断在现代经济中地位不断加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的不断探索，终于得到了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理论，即哈伯格的垄断理论。

二、寻租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1、单一计划价格体制与短缺集中

寻租理论在西方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前提就是存在一个国内的完全竞争的市场，而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早期，在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的时期，更是不具备。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寻租行为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普遍的被认为比现在的好。这一时期的寻租行为是与当时的短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种商品无论供求状况如何，一律按照官价收购，也一律按照官价在商店里出售。这样一种特定的制度便产生了特定的结果：1.消费者之间对短缺商品不能进行公开的价格竞争；2.为了获得较多的短缺物品，消费者（交租者）只能在公开的国营市场外进行私下的“走后门”活动，以谋求“特殊优惠”，而那些握有商品批售权的人（收租者）也只能“开后门”，而不能以公开喊价的方式出售商品，于是.走后门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便必然是分散地在无数个别的特殊的私人关系之间进行，从而使得许多偶然的个人的非经济的因素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样的交易活动，显然不属于国营商业，也不属于竞争商业，而是一种灰色市场---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

由灰市的特殊制度条件和交易方式所决定，灰市的交易价格（=牌价+送礼）不同于竞争条件下的竞争价格。它具有以下的特点：1.它是不同一的。在统一的牌价基础上，送多少礼，依个别交易关系的种种具体因素而定；2.灰市价格在许多情况下低于竞争市场的价格（由于寻租理论也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上，所以如果走后门者的收益小于他的成本的话，他也就失去了走后门的兴趣，寻租也就无从谈起。）由第二个特征我们便可以推断出灰市交易的一个重要后果即短缺积聚。由于能走后门的人所付的总价格往往低于竞争价格，他们的需求量从而购买量就大于竞争价格下的购买量，因此把更少的商品留给经济中的其他消费者，使他们更难买到短缺商品。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积聚这一灰市交易的特殊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效率损失，不是克鲁格所分析的资源浪费或生产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而是交换无效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总起来说，灰市交易中包含着三种社会效率损失：1.由限制价格变动和由此产生的短缺本身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所导致的效率损失。2.由寻找后门所造成的资源耗费型效率损失。3.在走后门购物这种特殊灰市交易关系中发生的短缺积聚所导致的效率损失。随着改革的进行，三种效率上的损失最终也导致了这类寻租行为的慢慢消失。

启示2.价格双轨制与变利为租

由一般的简单的从而是抽象的消费者直接走后门过度到官倒，这是以价格双轨制为特殊制度条件的，一方面，官方牌价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制度上允许部分商品那到竞争市场上议价出售，于是就出现了官员将按牌价收购的商品在灰市交易中卖给灰市中间商，然后这些中间商再最终把这些商品拿到市场上按市价出售的可能性。这种交易过程的不同于单一计划价格下的“走后门”的地方在于：1.最终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具有统一性，并且2.这种统一的价格可能等于竞争的市场价格；从而我们就可以使用寻租理论来直接说明灰市中间商和官倒们的某些经济后果。不过我们这里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数官倒商品并非西方寻租理论下所主要分析的进口商品，因此问题的特殊性便在于：

1.市场价格与牌价之间的差并不象在进口限制条件下那样从一开始就成为租，它是否成为租取决于归谁所有，若归生产者所有，它就是生产者短期利润，只有它形成的收入归官员或分配者所有的时候，由于对生产没有任何直接的效应，相反，却有利于短缺的维持，因而才构成租，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倒行为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即是把按牌价收购上来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去按市价出售。其性质首先是将租这个范畴在经济现实中建立起来，把本不是租的一部分价值量变为租，这一过程称之为“变利为租”。

2.作为官倒活动的制度前提的价格双轨制，把商品分成两部分，即计划内和计划外，前者按牌价收购原则上也要按牌价按计划分配，后者则由生产者自己在市场上按议价出售。官倒的对象显然只是前者，当官员们不是将其按计划价格收购的商品按其计划价格分配而是通过在灰市交易时边产生了租。但问题不仅限于此，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划分客观上也为决定这种划分的官员们提供了另一种谋取更多收入的办法，即通过扩大计划内牌价的收购比例来扩大租金的来源，把原来生产者的经济利润进一步转变为官员的非生产性租金收入。

随着价格改革的继续与完成，作为官倒的制度前提---价格双轨制也已经不复存在，也许：“倒”这个名词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能找到了。

（三）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与高薪养廉

进入90年代以来，政府官员的腐败丑闻不断见诸报端,尽管我国政府每年都开展反腐败的专项斗争，但腐败现象却依然存在，对此，有人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加坡的政府体制之后，便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应学习他们的方法，也就是要采取“高薪养廉”的途径。

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权利拥有者也即权人的效用。个体一旦拥有权利，就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收益或者好处，我们把这称之为权利效用。用u来表示。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单纯权利给权人所带来的效用，也即权人的薪金效用用u1来表示，还有的就是权利给权人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效用或者满足，用u2来表示。即u=u1+u2。

高薪养廉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增加权人的薪金，使得薪金给权人带来的新的效用即u1`，能够大于先前的效用，用公式来表示就是u1`>u1+u2。从而使得权人失去利用权力给自己谋取利益的刺激力和诱惑力。这一理论在国外一些国家比如新加坡是比较合理的，但这其中的分析隐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条件即政府的效率是很高的，而且政府的职能也是明确的，即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公共服务，在这样的环境下，u2即权利带来的其他效用是比较小的，或者说只是其中的一小个部分。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却恰恰相反，u1即权人的薪金效用是非常小的，比起其他高收入的职业，权人往往会感到不平，从而权人也就有可能为自己谋取更多的个人效用，也即权利私人效用的膨胀，同时在中国拥有一定的权利还意味着其他许多无形的效用满足，比如出入高级轿车，专职的办事秘书等等，而这些都是无法通过一个简单的高薪羊廉能够解决的。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实行高薪养廉，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薪金和寻求个人效用的同时增加，增加薪金使得官员的u1增加到

u1`，同时他们的u2也有很大的增长，用公式表示就是u1`>u1+u2

腐败现象仍然存在，而且似乎短时间内它的“生命力”还挺强。

这样一种所谓的怪圈，究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只是官员寻租的表面现象，并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也就是它的制度前提，没有建立一个职能明确的政府。所以尽管每年都要反腐败，但仍然有很多人“以身试法”。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要在中国现阶段取得反腐败的重大的胜利，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消除腐败在中国存在的制度前提，也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这里的创新指的是消除或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真正建立起真正廉洁、公正、高效的政府，政府官员能够真正作为人民的公仆，这样反腐败才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三、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前瞻

（一）对一个误解的澄清

寻租理论的引入主要是用来分析我国现实中存在着的众多腐败问题，国内学者习惯用“寻租”来定义腐败。有的学者甚至把腐败直接等同于寻租，以为腐败就是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这类定义和观点包含着对寻租理论的一个误解。即“腐败”不等于“寻租”活动。为了便于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请读者重新回到腐败的概念上来，从经济学给腐败下定义是很困难的，在法律上也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对腐败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另一方面人们对腐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苏珊.罗斯--阿克曼在1987年的著作《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力图在“委托---”框架内定义和研究腐败的，她认为腐败就是人接受所有未上报委托人的第三方（相对于委托人及人而言）支付的行为。谢荣法个韦欣尼在《腐败》（1993年）一文中是从交换的角度来定义腐败的，他们把政府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一定义等同于平常所说的“权钱交易”，这一定义的特点在于把问题的考察范围放到了“第三方和人”之间，而不是委托人和人之间。桑兹在“用腐败出清市场”（1989）一文中，把腐败定义为政府目标与消费者目标不一致的产物，她认为当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与消费者的愿望不一致时，社会出现另一种交易即腐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寻租”和腐败的几点区别。一是寻租理论所探讨的寻租行为并不涉及第三方支付问题，寻租活动并不必然伴随着货币的支付，没有货币支付的寻租活动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游说活动。二是寻租活动本身并不必然涉及贿赂问题，通过贿赂来寻租的活动也是少量的，此结论来自巴格瓦蒂的《直接的非生产性活动》。三是腐败无论如何指的是接受第三方支付的官员（人）的受贿行为。但寻租并不是指这里的官员，不是官员在寻租，而是第三方在“寻租”。在寻租理论中，官员（人）更多充当的是“设租人”这一角色，所以把受贿的官员定义为“寻租者”是概念上的误解，腐败活动并不等于寻租活动。

（二）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前瞻

寻租理论在80年代中期被一些经济学者介绍过来，成为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究其兴盛的原因在于实行价格双轨制后，“官倒腐败”行为的蔓延，已经危及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当时的中国经济学者就迫切希望借此理论来分析我国腐败现象的实质和根源，探索铲除腐败行为的途径，为如何实现廉正建设提供政策建议，为中国顺利实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这是寻租理论在中国早期发展，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评价的文章较多且内容比较广泛，兼顾了公共选择学派和国际贸易学派的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当时重点评价的文章有布坎南、柯兰得尔克鲁格等，其成果较为集中在1989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腐败：货币与权利的交换》一书中。二是体现在特定的研究对象上----对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后由于差价形成的“官倒”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腐败。由前文所述，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和引介此理论时的理性动机分不开的，当时，面向众多的腐败现象，中国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对其给予解释，说明其产生的机制、原因以及对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其实就是用西方的寻租理论来分析。尽管这一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并不能解决中国关于腐败的所有问题。这一时期在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成果的一个时期，尽管在方法论上的运用还不够娴熟，但却是进入90年代以来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今天对寻租理论的研究，其基点也是建立在当时所评价的文章上。

进入90年代，在其前期寻租理论在中国经济理论算是消失匿迹了，遍查9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影响的经济报刊，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和寻租理论有关的，寻租理论在中国出现了断层！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我们试着作出如下的分析。我们认为此问题的出现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价格改革顺利推行，差价逐渐缩小，以市场为基础的统一物价开始形成（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外）由差价形成的租金也逐渐减少，赖以生存的官倒现象不再是社会的重要问题，由此研究对象繁荣弱化导致研究手段、研究工具的弱化及消失。

90年代中期，中国加快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化，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腐败问题被重新且日益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被其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与否的最大威胁，虽然中国每年都开展反腐败的专项斗争，并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单并未有效地抑制腐败，相反，却有不断蔓延的趋势，人们为此而思索，于是与“腐败”联袂的“寻租理论”被重新提出，这一现象虽然令人欣喜，但我们还是不无遗憾的指出，虽然偶尔有一两篇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公开刊物之外，近几年在此理论上的研究大多依然停留在单调的对此理论的介绍和评述上，而没有对此理论作更深层次的分析。由于中国许多现实问题的存在仍需要这一理论来作出解释，所以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寻租理论要获得生命力，就归结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用寻租理论来阐释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如果这一工作做的出色，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中国改革过程的成本，使改革更加顺利。因此，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仍是很有意义和很有发展前景的，但其要在中国经济理论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虽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研究手段方法的多样化，尽可能将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到寻租理论上，只有此径才能使其跟上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步伐。二是不仅要有规范的分析，还要有实证方面的。对寻租产生的福利损失应该有所统计和研究，将我们对问题的结论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们讨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三是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寻租产生机制及其相关对策的讨论。四是在研究中，应尽可能将有关传统道德、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考虑进来。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全面。

参考文献：

1.《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导言柯兰德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6

2.《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詹姆士.布坎南

3.《寻租理论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贺卫.王院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2

寻租范文篇8

关键词：会计寻租;经济后果;对策

一、会计寻租的含义

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如果出现权力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那么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行为。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效果,如果经济人能够在规范会计运行规则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的直接手段。会计能够导致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并且会计在事实上难以做到中立。因此,通过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就可以将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此时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种会计行为正好体现了寻租的基本思想。

会计寻租是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包括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以及供内部管理决策使用的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二、我国会计寻租的经济后果

(一)会计寻租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信息是利益分配、财富转移的基础,具有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而会计寻租的本质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这种操纵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因而会计寻租行为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非公正、非公平地反映社会财富和企业真实绩效的后果,即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低下。

一方面,会计人员需要根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但是,在委托—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激励机制也不健全,这样,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经常会进行寻租,这就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另一方面,政府的寻租行为也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来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显示政绩,会对所属单位虚报及虚夸问题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地方政府这种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必然会使基层单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另外,作为主要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有的注册会计师为了从被审单位得到更多的好处,经常与被审单位串通一气,致使“合谋”出具的审计报告含有很大的水分,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利益相关者的会计寻租行为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会计寻租行为必然影响到会计信息数据的计算,进而影响到国家以这些会计数据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准确性,同时也会弱化经济杠杆的应用力度。

(二)会计寻租造成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

会计寻租的一个明显的不良后果是导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会计寻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更主要的是,会计寻租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扭曲资源优化配置。从寻租人本身来讲,他从寻租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寻租所付出的成本,尽管在寻租过程中他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并且还要消耗财富。从整个社会来看,寻租行为导致社会整体损失大于利得。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成本以及会计寻租主体进行寻租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二是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三是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

(三)会计寻租降低会计监管效率

会计监管制度从建立到执行,会计寻租行为一直贯穿其中。通过对会计监管制度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取得对己有利的会计政策的寻租行为是一个重要类型。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对“公共领域”中租金流的攫取的寻租活动便随影而至。在会计监管制度建立过程中,被监管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追租、护租,会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对政府的游说和疏通中去,一旦监管机构被“俘获”,不公平的监管制度便产生了。规则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公平,规则的不公平是决定意义上的不公平。不公平的会计监管制度必然会受到避租者的抵制,他们同样会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花费大量的经济资源抵制这种监管制度的产生与实施,进而影响会计监管制度的执行效率。

(四)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股民“用脚投票”来选择投资机会并最终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近年来,美国爆发的世界通信、安然、施乐以及中国爆发的银广厦、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郑百文、科龙等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使得股价狂跌,投资人受到重大损害,资本市场受到重创。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危机,他们对公司的经理层、董事会,对会计、审计、分析师等中介机构,对政府当局的监管,乃至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都产生了怀疑。会计寻租行为重重打击了国内、国际的资本市场,也引起了会计理论界、会计实务界与政界的极大关注。

三、我国会计寻租产生的原因

(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双轨制”模式导致了有租可寻

双轨制条件下租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双轨制制度本身的缺陷,这种制度的存在改变了寻租与寻利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了经济人的激励结构与偏好,只要该制度存在,就会产生寻租(林钟高,2001)。同时,“双轨制”的存在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范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2001)。

(二)不完善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是会计寻租产生的制度基础

会计准则,顾名思义是会计工作的规范和准绳。从广义上讲,会计准则是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它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与制度的缺陷,致使会计寻租行为合法化、合理化,助长了会计寻租行为:

第一,会计准则的不完全,使“公共租”的提取合法化。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方面的政府行为,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这样,一项准则的制定,往往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谁取得会计准则制定权,谁就可以通过规范会计运行规则来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并且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

第二,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致使会计寻租合理化。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会计准则不可能制定得很完备,只能对企业会计工作提出基本原则和规范,同时保留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这样,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成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对象,这些给相关利益者的会计寻租行为提供了可能。

第三,会计准则、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会计寻租行为的合法化。首先,会计准则的规定常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很难找到长期有效的会计操作的依据。当某些新经济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据可依的现象。其次,会计准则定义或释义可能出现不准确性,某一项会计准则的涵义可能有歧义,就必然会产生实务操作的不确定性。最后,会计准则中有些核算原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会计信息首要质量特征是可靠性还是相关性,过分的稳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偏离实际。会计准则的缺位和缺损会导致“会计寻租”的合法化。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得对会计寻租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产权主体虚置与内部人控制,为会计寻租提供了条件。由于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国家或法人控制,中小股东不仅持股比例低而且分散,缺乏监督和约束内部人的动力和手段,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甚至逆向选择。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当局有可能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寻租提供条件。

(四)独立审计制度缺陷

独立审计制度的缺陷,不仅掩盖了会计寻租造成的虚假信息,同时也诱发了审计市场的寻租行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缺陷,使会计寻租活动滋生蔓延。我国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虽然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挂靠单位独立经营,但仍与挂靠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挂靠单位或为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或为了诸如争取上市额等地方利益,默许乃至纵容事务所与企业一起操纵利润等。

另外,非审计业务的展开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审计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会计师事务所过多介入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必然会使得双方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影响到审计活动的独立性。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使得审计寻租行为不断发生。

四、抑制会计寻租的对策

(一)加快行政机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

寻租理论指出,寻租行为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活动范围与区域大小有关。从我国目前条件看,还不可能对市场完全放开,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调控的能力越大,其成员就越容易参与权力寻租活动。因此有必要减少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仅履行将准则作为法规颁布并监督其执行的职能,只有在必要时才能直接参与准则的制定。

(二)完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

1.限制制定准则中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法定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是导致合法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但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应通过内部审计或一定的监督机构来制止企业钻会计政策可选择性的空子。另外,对于同一行业相类似的不同企业,其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应有所限制。

2.会计准则制定人员要有广泛性、层次多样性和专业性。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会计法律、法规均由国家和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无例外地由财政部负责,现行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源于财政部、证券监管机构、会计职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他们是国内外知名的会计专家,是会计领域的资深人士。但总体来讲,其代表性不够,表现为:第一,缺乏相应数量的会计实务界人士加入;第二,没有证券市场中大股东、企业投资者和银行债权人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准则制定组应有会计实务界人士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因为他们是会计准则的使用者,他们的理解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使用效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计准则很难发挥预期效果。

(三)强化监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会计寻租成本

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督机制和事后惩治机制,提高寻租者的行为成本。即要设计出一套严密科学的管理制度、制约规则、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提高寻租者预期受罚概率,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因寻租得不偿失而放弃寻租行为。严惩非法设租、寻租,完善机构司法监督,加强立法,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提高微观主体的寻租成本和寻租风险,使其主动放弃寻租行为,从而有效降低寻租概率。

(四)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确保会计信息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内部治理机制一旦失衡,会计寻租发生的概率就会居高不下。公司治理就是一种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的安排,实行股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减少会计寻租活动发生的重要举措。

(五)提高人们的反寻租意识,建立反寻租的道德规范

遏制寻租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建立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文化与道德。防范寻租活动,除了依靠健全的体制、完备的法制和有效的社会监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约束。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建章立制,许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赖人去执行,人的素质高低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关键。因此有必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内心调节,制约其行为和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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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J].会计研究,2001(3):50-53.

[3]林钟高.寻租理论与会计准则[J].财经研究,2001(2):28-34.

[4]阮梓坪,韩玉启.会计寻租研究探讨[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3):15-17.

寻租范文篇9

一、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表现

借助布坎南对寻租行为的划分，教育管理中管理者利用制度、规定等手段，维护即得利益或对既有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寻租行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的寻租行为是教育管理的权力主体通过有限准入的方式设租，产生租金并获取租金的活动。该层面的设租行为主要借助教育管理者设立的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等形式来完成。管理者设立这些制度的初衷是想籍此来甄选教育事业经营的参与者，汰劣存优，提高入场者的整体水平，但有限准入的管制无形中却为租的设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层面的寻租活动，是指由于第一层面的寻租活动给管理者带来了好处，从而吸引人们耗费精力和钱财去争夺教育管理权的活动。这种寻租活动在高校中管理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数量比上表现明显。国际上比较认同的合理高校人员构成是较少的管理人员和较充足的教学人员，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教学力量去体现学校教育的天职。我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早在上世纪末马雷曾作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高校该项比为1：2.25，而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美国高校的为1：4.41，相差1.96倍。作为当今中国一流高校的清华大学，其行政管理人员为886人，教学教师为2020人，比例达1：2.28。可见中国高校中这种寻租现象存在已久，并且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

第三层面是指管理者采取措施将暗租变为明租的寻租活动，通过合法手段赚取租金。教育管理者的明租收入主要来自对学生征收的费用，而学生、学校只是完成校方或上级管理部门的规定，于是各种各样的乱收费就成为该层面寻租活动的典型。

二、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分析

纵观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表现，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

1.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寻租行为的主要因素

(1)制度缺陷或政策空间在无意或有意中设立租金。由于教育市场上市场失灵的存在，需要权利主体利用其权威性来设置规章制度。但“有限理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可能产生完美无缺的制度。于是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最终产生的制度也只是一种折中、调和的结果，很难会是最优化的安排。不完善的制度导致各利益集团竞相利用这些缺陷或空间去寻求租金收益，前文提到的1.4亿四级考试费就是钻现有制度漏洞的典型例子。

(2)改革的缓慢提供了稳定的寻租环境。目前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度的改革往往是试点后推广，双轨制改革并行的改革。该过程存在着较长的过渡时期，使设租方不会担心自己的利益会立刻消失。这就使寻租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成为了教育管理岗位抢手的原因。

(3)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使管理者手中掌握大量的教育资源，必然成为各类寻租主体寻租的对象。一旦给付的租金合适，获得了管理者的认可，就意味着可以拥有管理者分配的教育资源，且不会再有竞争压力。既然有这样一块租的存在，能够获得巨大的特权和优惠那么花费努力获取寻租收益亦是值得的。

2.供求不平衡是造成寻租行为的根本因素

租金的存在，说到底还是教育资源的总量不足造成的。教育投资额占GDP总量4%的目标久久不能实现，就说明了现有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倘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学校、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无差异的或差异很小的教育选择，那么即使教育管理者设立了租金，作为理性的参与者是不会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参与寻租的，寻租的市场也会逐渐消亡。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有给不供的现象。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供给意愿。当管理者拥有一定的供给能力时，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他会暂时压抑自己的供给意愿，人为地造高人们对他手中这份教育资源的需求，推动价格的上涨和额外设立费用的合理化。

在三个层面的寻租行为上，一旦管理者人为限制或人为制造出差别政策、创造了制造出来的稀缺，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供求不均造成的租金就可能同时在这三个层面产生，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合理健康发展。

3.监管、处罚不力是造成寻租行为的重要因素

制度设计的初衷都是完美的、理想化的，可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远远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当约束、监管制度执行效果的公众、参与者、主管机关无法监管或视而不见时，这个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鉴于本身对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和职权范围，公众不可能仅凭被监管者所提供的部分公开资料进行监管，因为这样很可能受被监督者蒙骗和操纵，所以公众对教育管理中的寻租行为监管往往是有心无力。而参与者（如学生、家长、一定情况下的校方）受制于管理者的权威和己方的既得利益，往往不愿主动检举或举报。作为监管主力的主管部门，多与被监管者处同一系统，监管意愿不强烈，甚至监管方本身也参与寻租活动当中，如果不是事情极其严重，主管部门也不会“节外生枝”，自找麻烦。

三、治理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对策

针对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具体情况，若想有效地抑制，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关键措施：加强制度建设，设计完善制度

如果说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存在是不合理的，需要予以取消，那么就要从根本上去取消设租的条件，不仅仅是取消一种审批权或一项不合理收费，而是革除这种行为所体现的不正常的制度。新制度形成必须论证合理的进入标准、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证能够有效调控市场资源，从而实现加强宏观管理、保证教育质量、维护人才培养活动健康发展的目标。

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首要任务就是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完善与创新教育管理制度；明晰产权制度，避免资源的过度大量集中，在资源的分配中实现权责相当；引进市场机制，加快招生制度创新，营造公平市场；建立以教授委员会为主体、以学术管理学术的理念和机制，实现学术自治，制止学术腐败；采用社会化、专家化和不固定化手段，创新人事聘用制度；实行校务公开，增强办事透明度和回避制度，接受大众监管；针对难以避免寻租或已经出现寻租的活动，要建立妥善的处理机制，尽量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租金收归国有，避免流入个人手中。

2.根本措施：增加教育资源供给，保持供求平衡

在切实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实现预期目标的同时，政府应继续成为教育资源的主要供给主体，保证教育资源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帮助实现公民的受教育权。从学校的角度讲，应注意不应垄断教育供给，应给于民办、私立学校更多的发展空间，形成合理的自由竞争，避免挤占过多的教育市场。最终能够形成公办、民办共赢，公立、私立齐飞的良好局面。借助对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的完善，增加有效、可选、多样的供给教育资源，形成良好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适当抑制过度教育，进行合理的就业及成才价值观的宣传，对学生和家长进行降低当前我国过热的教育需求。同理，在其他的寻租活动中，有意识保证教育供求在结构和数量上的均衡，减少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形成的条件，降低寻租者的寻租动机。

寻租范文篇10

1.DUP活动的定义。本世纪70年代，许多国际贸易学家进入对寻租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与丰富了寻租理论的学术空间。对国际贸易中寻租活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成为当时经济学分析的屈指可数的前沿研究课题之一。

尽管有众多国际贸易学家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寻租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只有巴格沃蒂等少数学者系统地给出了此领域中的寻租定义—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Activities，简称DUP活动）：“这种活动带来的利润（收入）是直接非生产性的亦即这种活动能产生货币收入，但是这种活动既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商品或劳务，也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中间商品或劳务”（Bhagwati，1982）。

巴格沃蒂等人的DUP活动定义强调，这些活动尽管对个人是有利的，但对全社会来说却是有害的。这一方面造成了经济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使其结果的社会产出为零，因此它们导致对经济可供量的收缩。

2.DUP活动与寻租活动的概念比较。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对寻租一词的定义，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寻租一词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经济行为，在那里，追求满足私利的个人竭力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Buchanan，1980）。

“个人的投资事实上既不会提高生产力水平，也不会降低生产力水平，但却会因此而获得特殊地位或垄断权力而提高他的收入，这就是寻租”（Tullock，1980）。

“寻租被定义为通过政府干预获利”（Anderson,Rowley&Tollison,1988）。

在上述寻租一词的若干定义中，布坎南的寻租定义着重于强调寻租对社会造成了损失的结果：塔洛克的定义则着重于寻租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却使寻租的个人获得益处；而托利森的寻租定义则隐含有这样的观点，既然这些真实的资源可以用于增加社会产品或劳务的产出，也没有这样做，而去用于从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活动，这本身无疑就是一种浪费；安德森、罗利和托利森的定义仅仅是一种个人追求利益方式的行为描述，与这种方式对社会产生的效果毫无关系。

于是，我们仍能从各自的定义中找出其差别，寻租定义强调的是一种通过游说、疏通政府干预寻求特权保护的行为；而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定义却没有表明这一点。但双方的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参与这类活动的经济主体其目的在于自己获利，而其结果对社会不仅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从双方的研究领域具体问题上面，公共选择学派着重强调对寻求市场中的垄断特权保护行为分析，而国际贸易学派则着重强调对保护性关税、偷（避）关税等的分析。

二、DUP活动的实证分析及评价

1.逃避关税和巴格沃蒂——汉森模型及其评价。1973年巴格沃蒂和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走私的理论分析”，对国际贸易领域中逃避关税的走私问题进行系统地理论分析，并得到以下的基本结论：在非限制关税条件下，如果走私活动是完全竞争的，当走私的固定成本小于包含有关税的价格，那么无法判断走私与合法贸易对福利影响谁优谁劣；当走私的固定成本等于包含有关税的价格时，则走私对福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走私的成本是递增的，走私必然对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走私是垄断的，则无法判断走私对福利的影响，但走私的垄断好于走私的竞争状况，然而，在限制性关税条件下，走私必然优于合法贸易活动的福利效果。

巴格沃蒂与汉森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两位学者对他们的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一是早年任职于加拿大经济委员会后又任职于加拿大财政部的麦纳·谢克（MunirA.Sheikh），其二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马克·皮特（MarkM.Pitt）。谢克于1974年与1989年分别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与《世界发展》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走私的论文（Sheikh，1974、1989），将走私活动的风险及走私引起的价格差异纳入巴格沃蒂与汉森的模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分析。谢克的模型与巴格沃蒂—汉森模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的模型中，生产贸易商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与走私活动无关的；而在谢克的模型中，生产贸易商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则是随着走私变化而变化。谢克认为，非法贸易将利用基本生产要素改变贸易品的产出，对于初始状况是关税扭曲的条件下，它却可能增加该国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减少福利水平。

皮特于1981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走私和价格差异”一文（Pitt，1981），皮特沿着前两个模型的分析方法与思路，运用了价格差异，即走私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合法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差额来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咖啡与橡胶的进出口贸易问题，并得出走私会提高福利的结论。

巴格沃蒂—汉森的走私理论模型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以下缺陷：（1）假设上的失真性。经济学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将繁琐复杂的经济生活明细化，将毫无头绪的诸多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用清晰的理论链条描绘出来。但巴格沃蒂—汉森的走私模型高度理想化假设，即两种产品与两种要素的2×2模型、固定贸易条件等，却始终没有回到真实世界的情况。（2）理论中的矛盾性，在巴格沃蒂—汉森的走私模型中，许多场合下得出走私可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结论。但是他们在对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下定义时，却是再三强调这些活动不可能给社会福利提高带来效果。（3）政策建议问题，经济学的宗旨在于给实际经济工作者的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即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走私活动（当走私能提高社会福利时），在什么情况下禁止走私活动（当走私不能提高社会福利反而使社会福利下降时）以及其具体的政策措施等，但他们的分析却并没有这些内容。

2.寻求收益和巴格沃蒂—斯里尼瓦桑模型及其评价。寻求收益就是指当关税以保护的理由存在时，引起对它潜在的收益寻求的游说、疏通活动现象。对这种活动现象作出分析的国际经济学家主要有巴格沃蒂与斯里瓦桑（Bhagwati&Srinivasan，1980、1983），巴格瓦蒂、布雷克与斯里尼瓦桑（Bhagwati，Brecher&Srinivasan，1984）等。当然，他们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巴格沃蒂与斯里尼瓦桑于1980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那篇“寻求收益”的文章。当时已经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巴格沃蒂与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斯里尼瓦桑在这篇文章中分析讨论了寻求收益可以使进口商品产出减少和提高该国的福利的状况。但是他们进一步指出，寻求关税合法收益对该国的福利影响有提高和降低的结果，其具体的结果由该国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与消费状况）决定。

巴格沃蒂和斯里尼瓦桑的对寻求关税收益的分析是国际贸易领域中关税收益问题研究的另一篇经典文献，这篇文献以及其它相关的文章，都充分奠定了巴格沃蒂对国际贸易学说以及寻租学说的理论突出地位，但他们的分析与模型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处理方法上的严重失误性。经济学对经济行为处理的两个标准就是两个最大化原理，其条件也就是收益的一阶导数为零。但他们这里对寻求关税收益的分析时，却只是以“一对一”假设进行简单的处理。

3.寻求收益与克鲁格模型及其评价。安妮·克鲁格（Anne.O.Kruger）是最早提出寻租一词的国际贸易学派经济学家，早在1974年，当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克鲁格就对国际贸易中的进口配额进行独到的分析，并将其研究的结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在这篇经典寻租理论文献中，克鲁格率先提出论证了租金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人为制造稀缺的结果，租金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寻租活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克鲁格还从政府对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进口配额许可证进行了例证分析，并得出几点政策含义，即：第一，如果在发放配额的许可证方面存在竞争，则禁止进口比使用进口配额更为可取。第二，在伴有寻租配额限制的情况下，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租金的价值就越大，寻租造成的资源损失也越多。第三，人们通常认为，进口商之间的竞争将会比独家垄断更好地配置资源，但在寻租条件下，其结果并非如此。第五，在数量限制情况下的本国货币贬值除了会影响进口外，还可能产生重大的资源分配效果，因为降低进口许可证的价值也就减少了寻租活动（Kruger，1974）。

克鲁格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寻租理论中首创寻租一词的经典性文献。她既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由进口额限制等行政管制而产生为租金而进行的竞争，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较为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表述，明确指出寻租行为是政府干预经济使租金形成后的直接结果，并且寻租活动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等。尽管如此，克鲁格的模型分析也存在着与其他学者一样的不足之处：（1）理论上假设的失真性。克鲁格的理论假设比其他国际贸易学家的理论假设更为理想化，即两种商品、一种生产要素、小国模型、固定国际贸易条件等。（2）处理方法上的失误。在克鲁格的分析中，她同样也认为寻求进口许可证的投入与许可证的租金相等。（3）缺少治理寻租的政策建议分析，既然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那么怎样治理寻租就成为必然的研究话题，但是克鲁格在这方面没有深入下去。

4.寻求关税理论及其评价。在前面无论是关于走私的分析，还是关于寻求收益的分析，其基本假定都是关税是外生给定的，这种关税给定是无代价的，而事实上关税和垄断特权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天然给定而是DUP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对进口物品施加关税本身就是一种寻租行为。

较早地提出这方面问题并对此作过简单地分析的学者，却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塔洛克，而并非国际贸易学派的学者。塔洛克于1967年发表的关于寻租理论的文章就涉及到对寻求关税问题的分析（Tullock，1967），塔洛克指出，社会经济中的各利益集团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运用资源的DUP活动进行疏通游说，以期望通过施加进口关税来增加自己的经济租金（关税的额外收益），另一方面，这些利益DUP的活动努力又会导致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这一部分的利益集团也会采取相应的DUP活动努力，去阻止施加关税，这种利益集团运用经济资源的DUP活动造成的损失，就是整个社会经济损失。塔洛克的思想后来分别由布洛克与麦吉（Brock&Magee，1978）、芬德莱与韦丽斯（Findlay&Wellis，1982）以及费斯特拉与巴格沃蒂（Feenstra&Bhagwati，1982）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们的发展只是在分析方法上，对于塔洛克的结论没有改善。

在寻求关税的理论分析中，芬德莱与韦丽斯的研究和芬斯特拉与巴格沃蒂还分别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即寻求关税降低了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福利。尽管他们的分析从自己的假设到自己的结论都非常值得肯定，但他们的分析仍然同样存在理论假设上是易于处理而不真实，缺少对寻求关税与社会经济效果之间的机制作用分析，以及缺少对引起不同社会经济效果的寻求关税活动的政策管制措施等问题的分析。

三、DUP活动的规范分析及评价

对DUP活动的规范分析，就是着重考察这些DUP活动对社会经济效果（社会福利）的影响。规范的分析不同于实证的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在于对DUP行为现象进行描述等，而不涉及价值判断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等，而规范则试图在此问题上给出合理的解释。对DUP行为进行系统的规范研究要算巴格沃蒂本人了。1982年，当时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就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一文（Bhagwati，1982），对所有的DUP活动依照他们对社会经济效果的影响作了详细分类，并且分析了每一种活动对社会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巴格沃蒂从DUP活动产生前后经济的扭曲与非扭曲（最优与非最优）状况，DUP活动与经济政策的相关性，DUP活动的合法性，DUP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损耗方面出发，将DUP活动从规范分析角度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和最终状态都是扭曲的。第二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状况扭曲，但最终状况不扭曲。第三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状况不扭曲，但最终被扭曲。第四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状况不扭曲，并且最终状况也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