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范文10篇

寻求范文篇1

恰如穆尔维所言，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女性通常是作为第二性被安排进入男性话语秩序的，始终处于“被看(to-be-looked)”的“被动(passive)”地位，而没能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中国既成的电影话语系统其实等于男性话语系统，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氛围中所形成的“语言体系”及其派生物“叙述话语”，并无“女性话语”的个性所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受西方女性电影及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勇敢的电影制作人(以女性居多)：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等，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着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思考，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女性题材、诠释女性角色、探讨女性活动、强调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他们坚决拒绝父权秩序下的视觉快感，抵制男性话语的侵犯，把女性从作为客体目标和窥视快感的提供者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模式的新形式来对抗和解构经典电影的语言和技巧，以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和电影编码巧妙地回应了穆尔维的主张。

张暖忻的《青春祭》，影片透过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集中且毫不掩饰地向观众展露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那种貌似文雅的文化氛围对少女内心情怀的压抑，那种对原始纯朴的自然美的向往与祭奠，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话语特色和情调。张暖忻的另一部作品《女儿楼》，通过对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表现，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军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以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触及了‘女性是什么’、‘女性需要什么’这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试图确认女性作为‘女人’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独特价值。”黄蜀芹的《人·鬼·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彻底的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功成名就的秋芸，是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而在影片《画魂》中，黄蜀芹“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翻来塑造屡经苦难、身世漂零的女画家潘玉良形象，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稍晚一些的90年代女性电影导演刘苗苗、彭小莲等则以更开放的心态大胆革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体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刘苗苗的《马蹄声碎》从反传统的角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欲望和境遇，叙述了红军长征时8个女兵被大部队放弃后仍然追赶部队的故事。影片不断强调，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时局下，女兵们仍未忘记女性身份，仍未丧失女性意识，影片真实地把握了女性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也十分大胆地在战争题材中思考女性的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而且在追求男女两性平等上也表现了明显的自主性。主人公农村姑娘小风与两个同伴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通过自身努力，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人格的完整。金香违抗父母包办的哑巴婚，自己主宰自己的幸福；小风则在与相恋的男青工的关系上，迈出女性生理与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大桥之夜，两颗灵魂在小风的勇敢追求下交融了……。此外，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影片，也都纷纷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于文本之中，竭力表现女性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痛苦，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展现出迥异于男性叙事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新时期女性电影无论在讲述故事、编织情节，还是架构文本时，都在竭力以一种重新改写、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的积极态度来创造着女性话语，追寻女性的新自我，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控制。从影片内部的叙事“话语”运作机制或编码方式来看，新时期女性电影的叙事特征大致体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面，一层为“叛离性”女性话语，另一层为“解构性”女性话语。

“叛离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有“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如胡玫的《女儿楼》，以女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与自己内心欲望及爱情渴求的冲突，和现实中的艰难困境与心理思绪上的回忆思考交相辉映为叙述视角，展示一个女军医的生活经历，细致地描述她对刻骨铭心情感的痛苦回忆以及对青春岁月的悲凉祭奠。与以往同类影片不同，《女儿楼》没有掩饰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压抑，而是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细腻地展示女主人公的种种内心感受，以此揭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从而主体化地呈示出一个历尽痛苦、倍受压抑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是非女性话语所不能如此细腻地予以描述的。

“叛离性”女性话语，多从凸现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我国新时期的女性电影文本，大多是以这种编码方式为主导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女儿楼》中女军医乔小雨内心强烈的女性欲望和爱情渴求与她身上所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暖忻的《沙鸥》中，女排球运动员沙鸥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中的最庄严的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等。这些都表明着“叛离性”女性话语有着既借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又叛离男性话语并力求赋予它们以女性情怀、女性“说法”的个性特色。

“解构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事人以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和解构为己任，通过实施一种全新的女性话语及其编码方式来脱离既成的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从本体上实现对男性话语体系、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质疑和消解的叙述策略。黄蜀芹的《人·鬼·情》是运用“解构性”女性话语的典型范本。影片借助一个以扮演钟馗而饮誉海内外的京剧女艺术家秋芸的情感生活，象喻式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影片一开始，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女主人公秋芸的背影，秋芸的正面对着镜子，当我们通过镜子的反射看到她的正面形象，却是一张被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抹成的丑陋不堪的钟馗的脸，紧接着荧幕上出现了分裂为众多镜像的钟馗形象与同样分裂为众多镜像的秋芸形象错综交融，互映互换，互相审视，这表明秋芸是拒绝成为男人观看的客体或日“色情奇观”(劳拉·穆尔维语)的，她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抗争向男性社会、男权意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这里的女性叙事话语(视像话语)及其编码方式是令人震惊的，显然彻底打破了以满足男性视觉快感为基点来建构女性形象的传统男性话语模式。

另外，影片完全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女性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沉重的心理负荷，表达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由于在现实中寻求不到幸福，秋芸转向舞台寻求幸福——“我已经把自己嫁了，嫁给了舞台”。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鬼情”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试图逃离现实生活中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绝望的挣扎。秋芸经历了亲情、爱情、夫妻之情三重悲剧：童年失去父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从亲情来看，童年秋芸第一次心灵的创伤源于无意间发现了母亲与“后脑勺”(即秋芸的生父)在草垛里偷情。随着母亲与“后脑勺”的私奔，秋芸陷入了无父无母的悲惨境遇。从爱情来看，青年秋芸与省剧团的张老师曾萌发过朦胧的爱情，但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张老师无力完成从“师长”到“情人”的角色置换，秋芸的初恋归结为一段苦涩的回忆。从夫妻之情看，成年秋芸尽管建立了家庭，但丈夫心胸狭窄，嗜酒如命，不能给她丝毫的温暖与慰藉，夫妻之情名存实亡。可以看出，是秋芸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造成了她的三重悲剧，可以说，是男性责任感和能力的匮乏，“使秋芸置身于一个颠倒的生存环境，使她面临父不父、师不师、夫不夫的现实困境。”是男性使秋芸在父权社会的边缘苦苦挣扎，一次次地饱尝被放逐的酸楚与悲凉。为了逃脱女性的悲剧命运，也出于女性天生就有寻求男性庇护的渴望，秋芸只能转向舞台，向冥冥鬼神世界索取一份温情，通过扮演男性角色来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同时，这种现实与舞台世界的对照，这种“扮演男性”的自我消解式的女性叙述方式，正体现了在男权中心文化压制下女性所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和“话语”手段。这种“话语”和“编码”在精神上与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颠覆性”、“解构性”思想特征一脉相通，或者说是后者在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因而可以说，秋芸“扮演男性”，是一种“象征性”的隐喻，是对男性话语的抗争颠覆和“解构”。黄蜀芹以浓重的人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和哲学高度的完整意义的女人。她在对秋芸努力挣扎逃出女性既定命运之网抱以深切同情之时，又不无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挣扎带来的更为困惑的女性命运：秋芸不能因扮演了男人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人，因为具有拯救力的男人只存在于舞台上，存在于她的扮演之中。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男性——拯救者，则是一个永远的“缺席”。这恐怕可以算是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的最大质疑和消解了，因为在男性电影文本中，女性始终是以“第二性”的附属地位依附男性而存在的，男性总是被塑造为强大无比的拯救者形象。由此我们可以说，《人·鬼·情》这类影片不仅以女性的心理、女性的意识表述了女人的艰难，更有价值的是影片文本以一种迥异于男权文化的女性叙事话语，刻画和呈现了女性自身的命运遭际、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印证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的现实存在，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塑造为了男性的“对立性”的现实存在，实现了对男性话语一定程度的解构和颠覆。

寻求范文篇2

恰如穆尔维所言，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女性通常是作为第二性被安排进入男性话语秩序的，始终处于“被看(to-be-looked)”的“被动(passive)”地位，而没能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中国既成的电影话语系统其实等于男性话语系统，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氛围中所形成的“语言体系”及其派生物“叙述话语”，并无“女性话语”的个性所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受西方女性电影及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勇敢的电影制作人(以女性居多)：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等，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着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思考，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女性题材、诠释女性角色、探讨女性活动、强调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他们坚决拒绝父权秩序下的视觉快感，抵制男性话语的侵犯，把女性从作为客体目标和窥视快感的提供者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模式的新形式来对抗和解构经典电影的语言和技巧，以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和电影编码巧妙地回应了穆尔维的主张。

张暖忻的《青春祭》，影片透过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集中且毫不掩饰地向观众展露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那种貌似文雅的文化氛围对少女内心情怀的压抑，那种对原始纯朴的自然美的向往与祭奠，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话语特色和情调。张暖忻的另一部作品《女儿楼》，通过对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表现，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军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以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触及了‘女性是什么’、‘女性需要什么’这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试图确认女性作为‘女人’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独特价值。”黄蜀芹的《人·鬼·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彻底的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功成名就的秋芸，是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而在影片《画魂》中，黄蜀芹“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翻来塑造屡经苦难、身世漂零的女画家潘玉良形象，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稍晚一些的90年代女性电影导演刘苗苗、彭小莲等则以更开放的心态大胆革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体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刘苗苗的《马蹄声碎》从反传统的角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欲望和境遇，叙述了红军长征时8个女兵被大部队放弃后仍然追赶部队的故事。影片不断强调，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时局下，女兵们仍未忘记女性身份，仍未丧失女性意识，影片真实地把握了女性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也十分大胆地在战争题材中思考女性的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而且在追求男女两性平等上也表现了明显的自主性。主人公农村姑娘小风与两个同伴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通过自身努力，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人格的完整。金香违抗父母包办的哑巴婚，自己主宰自己的幸福；小风则在与相恋的男青工的关系上，迈出女性生理与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大桥之夜，两颗灵魂在小风的勇敢追求下交融了……。此外，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影片，也都纷纷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于文本之中，竭力表现女性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痛苦，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展现出迥异于男性叙事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新时期女性电影无论在讲述故事、编织情节，还是架构文本时，都在竭力以一种重新改写、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的积极态度来创造着女性话语，追寻女性的新自我，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控制。从影片内部的叙事“话语”运作机制或编码方式来看，新时期女性电影的叙事特征大致体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面，一层为“叛离性”女性话语，另一层为“解构性”女性话语。

“叛离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有“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如胡玫的《女儿楼》，以女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与自己内心欲望及爱情渴求的冲突，和现实中的艰难困境与心理思绪上的回忆思考交相辉映为叙述视角，展示一个女军医的生活经历，细致地描述她对刻骨铭心情感的痛苦回忆以及对青春岁月的悲凉祭奠。与以往同类影片不同，《女儿楼》没有掩饰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压抑，而是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细腻地展示女主人公的种种内心感受，以此揭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从而主体化地呈示出一个历尽痛苦、倍受压抑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是非女性话语所不能如此细腻地予以描述的。

“叛离性”女性话语，多从凸现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我国新时期的女性电影文本，大多是以这种编码方式为主导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女儿楼》中女军医乔小雨内心强烈的女性欲望和爱情渴求与她身上所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暖忻的《沙鸥》中，女排球运动员沙鸥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中的最庄严的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等。这些都表明着“叛离性”女性话语有着既借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又叛离男性话语并力求赋予它们以女性情怀、女性“说法”的个性特色。

“解构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事人以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和解构为己任，通过实施一种全新的女性话语及其编码方式来脱离既成的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从本体上实现对男性话语体系、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质疑和消解的叙述策略。黄蜀芹的《人·鬼·情》是运用“解构性”女性话语的典型范本。影片借助一个以扮演钟馗而饮誉海内外的京剧女艺术家秋芸的情感生活，象喻式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影片一开始，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女主人公秋芸的背影，秋芸的正面对着镜子，当我们通过镜子的反射看到她的正面形象，却是一张被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抹成的丑陋不堪的钟馗的脸，紧接着荧幕上出现了分裂为众多镜像的钟馗形象与同样分裂为众多镜像的秋芸形象错综交融，互映互换，互相审视，这表明秋芸是拒绝成为男人观看的客体或日“色情奇观”(劳拉·穆尔维语)的，她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抗争向男性社会、男权意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这里的女性叙事话语(视像话语)及其编码方式是令人震惊的，显然彻底打破了以满足男性视觉快感为基点来建构女性形象的传统男性话语模式。

另外，影片完全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女性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沉重的心理负荷，表达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由于在现实中寻求不到幸福，秋芸转向舞台寻求幸福——“我已经把自己嫁了，嫁给了舞台”。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鬼情”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试图逃离现实生活中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绝望的挣扎。秋芸经历了亲情、爱情、夫妻之情三重悲剧：童年失去父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从亲情来看，童年秋芸第一次心灵的创伤源于无意间发现了母亲与“后脑勺”(即秋芸的生父)在草垛里偷情。随着母亲与“后脑勺”的私奔，秋芸陷入了无父无母的悲惨境遇。从爱情来看，青年秋芸与省剧团的张老师曾萌发过朦胧的爱情，但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张老师无力完成从“师长”到“情人”的角色置换，秋芸的初恋归结为一段苦涩的回忆。从夫妻之情看，成年秋芸尽管建立了家庭，但丈夫心胸狭窄，嗜酒如命，不能给她丝毫的温暖与慰藉，夫妻之情名存实亡。可以看出，是秋芸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造成了她的三重悲剧，可以说，是男性责任感和能力的匮乏，“使秋芸置身于一个颠倒的生存环境，使她面临父不父、师不师、夫不夫的现实困境。”是男性使秋芸在父权社会的边缘苦苦挣扎，一次次地饱尝被放逐的酸楚与悲凉。为了逃脱女性的悲剧命运，也出于女性天生就有寻求男性庇护的渴望，秋芸只能转向舞台，向冥冥鬼神世界索取一份温情，通过扮演男性角色来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同时，这种现实与舞台世界的对照，这种“扮演男性”的自我消解式的女性叙述方式，正体现了在男权中心文化压制下女性所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和“话语”手段。这种“话语”和“编码”在精神上与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颠覆性”、“解构性”思想特征一脉相通，或者说是后者在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因而可以说，秋芸“扮演男性”，是一种“象征性”的隐喻，是对男性话语的抗争颠覆和“解构”。黄蜀芹以浓重的人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和哲学高度的完整意义的女人。她在对秋芸努力挣扎逃出女性既定命运之网抱以深切同情之时，又不无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挣扎带来的更为困惑的女性命运：秋芸不能因扮演了男人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人，因为具有拯救力的男人只存在于舞台上，存在于她的扮演之中。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男性——拯救者，则是一个永远的“缺席”。这恐怕可以算是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的最大质疑和消解了，因为在男性电影文本中，女性始终是以“第二性”的附属地位依附男性而存在的，男性总是被塑造为强大无比的拯救者形象。由此我们可以说，《人·鬼·情》这类影片不仅以女性的心理、女性的意识表述了女人的艰难，更有价值的是影片文本以一种迥异于男权文化的女性叙事话语，刻画和呈现了女性自身的命运遭际、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印证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的现实存在，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塑造为了男性的“对立性”的现实存在，实现了对男性话语一定程度的解构和颠覆。

寻求范文篇3

摘要：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了解产品质量状态的分布情况，找出问题、缺陷及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统计作用方法实践应用

0引言

有不少著名企业在市场分析、产品开发与设计、工艺设计、生产控制与营销策略方面应用统计技术，结果使得其产品成本下降，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统计方法的作用

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所谓统计技术，就是通过有效收集、整理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数据信息，运用数理统计推断的原理，以部分（样本）推测全体（总体）的特性。通过测量、描述、分析产品特性的变化，形成数学模型，从而对产品过程进行监控，对质量变异提前预防，为降低产品缺陷和预防不合格的产生，特别是为质量改进指明方向。

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了解产品质量状态的分布情况，找出问题、缺陷及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原始数据不经过整理和分析，只是一堆“资料”，而有用的信息往往蕴藏在大量的数据之中，所以数据的应用是统计技术的前提，统计技术是整理和分析数据的工具。统计方法可应用在设计阶段的市场预测、可行性分析、方案设计、初试样试制、小批量生产等；应用在生产阶段的工艺设计、过程控制、能力研究和质量改进；应用在销售阶段的营销策略研究、预期销售额的测算、顾客回报率的评价、安全性评价和风险分析等。统计过程控制（SPC）是进行质量分析、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的科学方法。可以说，企业持续的产品生命周期的改进，是通过实施SPC得以实现的。

应该指出，统计方法是一种能使企业管理体系增值的资源，它是一种素质和思维方法。统计技术是一种投资少、简单易行、挖掘企业潜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技术。统计方法可应用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应用的越早越有效。SPC能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监控、判断质量变异并及时告警。在控制和验证过程能力和产品特性时，统计方法的使用能起到帮助过程改进、向决策程序提供输入的重要作用。如果企业能认真地实施统计技术，而不是应付差事，就一定会给企业带来效益，从而避免徒劳无益。

2统计方法的实践应用

2.1概率论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情况一般不是由经营者主观愿望所决定，完全是个随机过程。它包括很多不可控的具体问题：如在某单位时间内有多少位顾客光顾该商场；在已经进入该商场的顾客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实施购物行为；每位顾客在这次购物活动中总共购买多少货币的商品等问题，需要用概率论分析方法来解决。因此，概率论在商业企业中有广泛的应用。

2.2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同样在商业企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2.2.1产品市场占有率问题。例如，某市四家大型电器商场的手机销售情况抽样表明，在一周内总计销售了2000部的手机，其中某品牌手机占214部，则可用数理统计中的参数区间估计理论与方法，以95%的把握程度判断出该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在9.42%～12.13之间。

2.2.2调整措施效果的显著性问题。例如，某超市为增加销售，对销售方式、管理人员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调整后随机抽查了9天的日销售额，计算的平均日销售额为60万元。根据统计，调整前平均日销售额为52万元，假定日销售额服从正态分布，则调整措施效果是否显著，不能直观地认为调整后日销售额达到60万元措施就显著，而是需要用假设检验的思想和方法来做进一步的判断。

2.2.3产品的质量检验问题。

3如何提高统计的有效性

企业在直接控制产品实物质量上，可应用以下四种统计技术：①频数图（直方图），它可大体显示质量特性的平均值、分散程度以及规格要求的比较状态；②控制图，它可用作过程（工序）的分析、调整和控制；③抽样验收方案；④公差分析、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这些方法从数理统计原理出发，可用于工程设计和工序质量的特性分析。

一般来说，人们比较重视事物间的确定关系，不太注意事物间的不确定关系（相关关系），从而使我们失掉了很多改进机会。企业应用统计技术的地方很多，凡有数据的地方都能应用，包括一些定性的结果经两次量化后也能应用。但企业要真正使统计方法的应用切实有效，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好的管理基础是关键。统计方法的应用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管理基础差的企业，统计方法的应用只能流于形式。对于科研院所的产品，一般包括研究报告、试验报告、硬件或流程性材料。研究所的科研项目都有预定的研究周期，由项目课题组承担，研究室是有一定专业范围的常设机构。在科研过程中，如何应用统计方法，应由项目课题组根据需求来确定，不能强求一致。

3.2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组织保证。统计方法贯穿企业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应列入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由质量综合管理部门归口，具体统计技术的应用可由质量管理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

3.3提高统计方法培训的有效性首先要开展统计方法应用的意识教育，然后针对产品的实际需求开展专题教育培训。如果认识上有偏差，容易造成误用、错用或形式主义。将培训计划列入教育计划，将其考核作为企业质量管理，特别是内部质量审核的关键项目之一非常必要。要通过培训，使员工树立正确的统计思想，认识到统计方法的生命所在。波动存在于任何过程，波动存在于万物之中，波动的原因有正常原因和异常原因，正常原因完全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波动范围内。理解并区分正常原因和异常原因，将有助于正确认识产品的质量存在适当公差和允许公差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通过人、机、料、法、环的质量控制，来实现质量的稳定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思想也是不断改进产品质量的理论基础。一种统计技术在企业一经选用，即要求应用人员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统计结果评价以及正确使用统计结果等。

3.4统计方法的应用必须注重产品分析和使用条件，应用统计方法不是孤立的行为，更不能随便套用，或为了使用而使用。一定要将统计方法融入到确定、控制、验证过程能力、产品特性以及市场调研等分析活动中去。

3.5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基础是质量记录的真实性。产品过程分析的基础是质量信息和数据的真实可靠。如果输入的基础数据不正确，将导致数据结果发生偏差，再好的统计方法也无从谈起，毋须赘言，统计方法的应用与质量记录的真实性息息相关。

3.6有计划地进行统计技术的推广和验证，面对众多的统计方法，企业首先应选择与解决“关键问题”或控制“关键特性”有关的统计技术作为试点和推广的重点，并按实施过程的轻重缓急程度，制定一份推广统计技术的计划。该计划应取得最高管理者的支持和承诺，动员全员参与和获得必要的工程和技术资源。

4小结

寻求范文篇4

恰如穆尔维所言，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女性通常是作为第二性被安排进入男性话语秩序的，始终处于“被看(to-be-looked)”的“被动(passive)”地位，而没能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中国既成的电影话语系统其实等于男性话语系统，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氛围中所形成的“语言体系”及其派生物“叙述话语”，并无“女性话语”的个性所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受西方女性电影及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勇敢的电影制作人(以女性居多)：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等，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着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思考，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女性题材、诠释女性角色、探讨女性活动、强调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他们坚决拒绝父权秩序下的视觉快感，抵制男性话语的侵犯，把女性从作为客体目标和窥视快感的提供者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模式的新形式来对抗和解构经典电影的语言和技巧，以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和电影编码巧妙地回应了穆尔维的主张。

张暖忻的《青春祭》，影片透过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集中且毫不掩饰地向观众展露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那种貌似文雅的文化氛围对少女内心情怀的压抑，那种对原始纯朴的自然美的向往与祭奠，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话语特色和情调。张暖忻的另一部作品《女儿楼》，通过对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表现，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军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以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触及了‘女性是什么’、‘女性需要什么’这样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试图确认女性作为‘女人’而不是‘妻子’或‘母亲’的独特价值。”黄蜀芹的《人·鬼·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彻底的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功成名就的秋芸，是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而在影片《画魂》中，黄蜀芹“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翻来塑造屡经苦难、身世漂零的女画家潘玉良形象，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稍晚一些的90年代女性电影导演刘苗苗、彭小莲等则以更开放的心态大胆革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体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刘苗苗的《马蹄声碎》从反传统的角度反思中国女性的欲望和境遇，叙述了红军长征时8个女兵被大部队放弃后仍然追赶部队的故事。影片不断强调，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时局下，女兵们仍未忘记女性身份，仍未丧失女性意识，影片真实地把握了女性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复杂性，也十分大胆地在战争题材中思考女性的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而且在追求男女两性平等上也表现了明显的自主性。主人公农村姑娘小风与两个同伴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通过自身努力，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人格的完整。金香违抗父母包办的哑巴婚，自己主宰自己的幸福；小风则在与相恋的男青工的关系上，迈出女性生理与心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大桥之夜，两颗灵魂在小风的勇敢追求下交融了……。此外，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影片，也都纷纷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于文本之中，竭力表现女性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痛苦，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展现出迥异于男性叙事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新时期女性电影无论在讲述故事、编织情节，还是架构文本时，都在竭力以一种重新改写、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的积极态度来创造着女性话语，追寻女性的新自我，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控制。从影片内部的叙事“话语”运作机制或编码方式来看，新时期女性电影的叙事特征大致体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层面，一层为“叛离性”女性话语，另一层为“解构性”女性话语。

“叛离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述人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使用既有“语词”，从而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如胡玫的《女儿楼》，以女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与自己内心欲望及爱情渴求的冲突，和现实中的艰难困境与心理思绪上的回忆思考交相辉映为叙述视角，展示一个女军医的生活经历，细致地描述她对刻骨铭心情感的痛苦回忆以及对青春岁月的悲凉祭奠。与以往同类影片不同，《女儿楼》没有掩饰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压抑，而是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细腻地展示女主人公的种种内心感受，以此揭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从而主体化地呈示出一个历尽痛苦、倍受压抑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是非女性话语所不能如此细腻地予以描述的。

“叛离性”女性话语，多从凸现女性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角色冲突的“两难境地”入手，来铭记和刻写“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进而追求呈现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我国新时期的女性电影文本，大多是以这种编码方式为主导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女儿楼》中女军医乔小雨内心强烈的女性欲望和爱情渴求与她身上所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暖忻的《沙鸥》中，女排球运动员沙鸥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中的最庄严的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等。这些都表明着“叛离性”女性话语有着既借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又叛离男性话语并力求赋予它们以女性情怀、女性“说法”的个性特色。

“解构性”女性话语是指影片叙事人以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和解构为己任，通过实施一种全新的女性话语及其编码方式来脱离既成的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体系”，从本体上实现对男性话语体系、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质疑和消解的叙述策略。黄蜀芹的《人·鬼·情》是运用“解构性”女性话语的典型范本。影片借助一个以扮演钟馗而饮誉海内外的京剧女艺术家秋芸的情感生活，象喻式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影片一开始，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女主人公秋芸的背影，秋芸的正面对着镜子，当我们通过镜子的反射看到她的正面形象，却是一张被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抹成的丑陋不堪的钟馗的脸，紧接着荧幕上出现了分裂为众多镜像的钟馗形象与同样分裂为众多镜像的秋芸形象错综交融，互映互换，互相审视，这表明秋芸是拒绝成为男人观看的客体或日“色情奇观”(劳拉·穆尔维语)的，她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抗争向男性社会、男权意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这里的女性叙事话语(视像话语)及其编码方式是令人震惊的，显然彻底打破了以满足男性视觉快感为基点来建构女性形象的传统男性话语模式。

另外，影片完全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女性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沉重的心理负荷，表达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由于在现实中寻求不到幸福，秋芸转向舞台寻求幸福——“我已经把自己嫁了，嫁给了舞台”。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鬼情”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试图逃离现实生活中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绝望的挣扎。秋芸经历了亲情、爱情、夫妻之情三重悲剧：童年失去父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从亲情来看，童年秋芸第一次心灵的创伤源于无意间发现了母亲与“后脑勺”(即秋芸的生父)在草垛里偷情。随着母亲与“后脑勺”的私奔，秋芸陷入了无父无母的悲惨境遇。从爱情来看，青年秋芸与省剧团的张老师曾萌发过朦胧的爱情，但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张老师无力完成从“师长”到“情人”的角色置换，秋芸的初恋归结为一段苦涩的回忆。从夫妻之情看，成年秋芸尽管建立了家庭，但丈夫心胸狭窄，嗜酒如命，不能给她丝毫的温暖与慰藉，夫妻之情名存实亡。可以看出，是秋芸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造成了她的三重悲剧，可以说，是男性责任感和能力的匮乏，“使秋芸置身于一个颠倒的生存环境，使她面临父不父、师不师、夫不夫的现实困境。”是男性使秋芸在父权社会的边缘苦苦挣扎，一次次地饱尝被放逐的酸楚与悲凉。为了逃脱女性的悲剧命运，也出于女性天生就有寻求男性庇护的渴望，秋芸只能转向舞台，向冥冥鬼神世界索取一份温情，通过扮演男性角色来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同时，这种现实与舞台世界的对照，这种“扮演男性”的自我消解式的女性叙述方式，正体现了在男权中心文化压制下女性所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和“话语”手段。这种“话语”和“编码”在精神上与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颠覆性”、“解构性”思想特征一脉相通，或者说是后者在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因而可以说，秋芸“扮演男性”，是一种“象征性”的隐喻，是对男性话语的抗争颠覆和“解构”。黄蜀芹以浓重的人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和哲学高度的完整意义的女人。她在对秋芸努力挣扎逃出女性既定命运之网抱以深切同情之时，又不无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挣扎带来的更为困惑的女性命运：秋芸不能因扮演了男人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人，因为具有拯救力的男人只存在于舞台上，存在于她的扮演之中。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男性——拯救者，则是一个永远的“缺席”。这恐怕可以算是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的最大质疑和消解了，因为在男性电影文本中，女性始终是以“第二性”的附属地位依附男性而存在的，男性总是被塑造为强大无比的拯救者形象。由此我们可以说，《人·鬼·情》这类影片不仅以女性的心理、女性的意识表述了女人的艰难，更有价值的是影片文本以一种迥异于男权文化的女性叙事话语，刻画和呈现了女性自身的命运遭际、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印证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的现实存在，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塑造为了男性的“对立性”的现实存在，实现了对男性话语一定程度的解构和颠覆。

寻求范文篇5

察北管理区在不断推进思想解放中，努力以寻求大突破、谋求大发展的气魄，克服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使之更加符合察北发展实际。

该区结合工作实际，主管领导牵头，深入开展调研，分析问题，寻找差距，提出了“一轴两翼”战略布局，“一轴”即以黄山管理处产业集群园区为龙头，以沙沟工业小区、正在谋划的“察北明珠创业园区”为龙身，以石门旅游、风电、石材等开发为龙尾的沿207线经济隆起轴；与龙骨主轴相对应，西翼重点打造以白塔风电、生态旅游、现代牧业及沙沟矿产开发等为集群的经济增长极；东翼重点在现代农业示范、发展生态经济产业上做文章，初步谋划乌兰、金沙管理处启动“双万工程”，引建万头以上养猪场及加工项目、万头以上现代养牛场及加工项目。

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这区将集中实施“强主五化”发展战略，即：培强壮大主导支撑产业，推进加工龙头集群化、种养产业现代化、多业振兴新型化、城市（镇）建设特色化、循环经济生态化，以此转变发展方式，培筑起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今年，该区重点推进以乳业为主导的产业龙头集群构建、培植现代农业产业支撑推动三万头奶牛现代牧场建设项目；借助新型养殖模式引发奶源质量升级的契机，促动蒙牛快上特仑苏生产线；引导圣元自建或自控规模养殖基地，开发高端产品；此外，要力促10万千瓦风电建设全部完工，争取国家核准二期工程立项，并倾全力使生态旅游、石材、矿泉水开发等产业齐头并进。

寻求范文篇6

2020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达2亿。尽管数量惊人，但中国高校却不得不面对钱学森生前五六次向总理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诸多方面积弊已久而引起国民不满的中国高等教育，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已无济于事。在此背景下，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月28日起公开征集民意以来，就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

教育“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朱清时认为，《纲要》关键在于高校要去行政化。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校长停下手头工作陪同，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教授发号施令。“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朱清时说，看到高校去行政化成了国家意志，“感到很满意”，说明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就像当年肯定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对于“去行政化”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问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必须做，这是大势所趋。”他表示，要从容易的地方做起，试点先行，逐步向难点推进，“大家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试点的出现”。

而朱清时正在深圳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种试点。学校定位是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性大学。其管理工作将由教学科研骨干主导，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

他说，学校的每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他本人已带头放弃副部级的行政级别。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认为，“去行政化”具体要各个高校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探索，南方科大的做法是一种理想状态。当前最要紧的是对高校自主权的落实进行规定，包括法律层面都需到位。同时大学也要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治校。

高考改革凸显多元新思维

对于千篇一律的考试方式，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曾予以批评。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保证公平选拔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一考定终身、唯分数是取的选拔模式却往往导致学校只重视分数、不重视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建国说，必须坚持高考制度，但他同时指出，高考内容和形式必须改革。《纲要》提出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机制。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说，本科院校将实行全国统一考试，高职高专院校由各省组织考生招生，高水平大学可以另外加试。同时，《纲要》也明确列出了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等试点项目。

目前，自主招生已在各重点高校展开。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分别对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经过特殊程序予以录取。北京大学则开始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

对于有争议的文理分科问题，张力表示，现有的文理分科的高考今后将逐渐淡化其唯一性。为表示改革的决心，他向记者承诺，“如果2020年高考仍然是现在这种文理分科的形式，我请你们吃饭。”

南方科技大学在招生改革方面走得更远：高二即可报考南方科大。朱清时认为，学生在高二就基本学完了高中课程，高三就是强化训练应对高考。多读一年书并不能增强学生的素质，甚至可能抹杀了他们的创造力。

“所以我们要让有能力的高二学生不要浪费一年时间直接考大学。”他说。

期待拔尖人才

钱学森先生生前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发人深省：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

他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目前，中国一些高水平大学正在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等已取得一定经验。复旦大学规划进行通识教育、书院制，并计划建立“本科生院”，进行通才式教育。

但这些措施仍远远不够。《纲要》在高等教育提升工程中特别指出，要实施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公务员之家: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基础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本着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的原则。国家已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学科率先试点。

寻求范文篇7

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在全县开展以来，**乡党委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抓发展、抓重点、抓落实”目标，精心运作、把握机遇、准确定位、厚积薄发，在项目和载体上狠抓落实，有效地推动了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的深入开展。

强化意识谋发展

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是全市工作的一个新思路，立足于当前地域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二次创业的有力契机，强化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任务，发挥党建作用拉动经济发展，提升重点项目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依靠重点项目拉动经济腾飞。

**乡党委牢牢把握这一经济复兴的有利时机，全面增进项目意识，转变观念，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进行剖析查摆，树立项目建设意识，形成上下人人关心项目建设、人人支持项目建设、人人服务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结合本乡实际，依托地域优势，把握政策方向，谋划发展思路。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凭借地域优势，发展围城经济，科技为先，准确定位支柱产业，以人为本，积蓄后续财源，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重点项目为龙头，全面提升社会经济总量，加快实现小康社会步伐。确定了十个重点项目，即……，以十个重点为龙头的发展项目，将有力提升全乡国民生产总量，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精心谋划求创新

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是加快经济建设的全新载体，是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乡党委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大胆创新，准确定位，将重点项目的发展牢固在招商引资上，力求老工作有新思路，老项目有新招法，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同时有所创新，做到项目抓大不放小，利益趋重不避轻，敢于让利求发展，增强“洼地”效应，形成集群优势，积蓄而后发。

**乡党委在招商引资上，立足本身实际，提出一个指导、两个力度、三个提高、四个领域。一个指导即用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经济发展；两个力度即加大招商引资、载体创新的力度来促进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的开展；三个提高即通过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的深入进行，全面提高农民收入、社会效益、财政收入；四个领域即通过大招商，提升大工业建设，全面打造特色农业领域、工业园区领域、知名品牌领域、高技术生产领域。

在招商引资上，**乡党委一方面以重点项目为龙头，定位招商、以商招商、以情招商，发展优势产业，形成强劲态势。另一方面，力求择优扶强，上精品、提档次、出品牌，体现龙头效应。

抢抓机遇促经济

活动中，**乡党委准确出击，把握时机，在项目建设上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住新的增长点、扩展到面，突破性提高，增强发展后劲。把经济的发展做为全乡工作第一要务，敏锐捕捉，及时把握，积极应对，有效实施。牢牢把握住了四个环节，一是重点项目的建设环节，在建设实施在下功夫，确保定位的重点项目得以顺利实施。二是把握住重点项目企业，注重重点项目企业的龙头效应，在行政许可、政策扶持、确定立项、项目论证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三是把握地域品牌战略，利用地域优势、环境优势、特色农业优势，找准优势，突出特色，用心打造我乡“新、特、精”品牌。四是人才环节，科技为先，以人为本，在招商引资的同时要注意到，引财更要引才，引资更要引智，在放手、放胆发展的同时要有着目欲千里的长远目标。

深化载体抓服务

**乡党委在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活动中紧紧把握六个结合，依托“十比一创”、“带动工程”，全面深化载体建设，创造出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十比一创，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变指挥性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全面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在政策、法制、信用环境等方面为招商引资项目设立平台。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出城关知名度，形成人人关心项目建设、人人支持项目建设、人人服务项目建设的良好态势。三是强化能人带动，大力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同时探索更有效的载体，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强、财政增强。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理清经济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的重点，寻求为重点项目建设做贡献工作的结合点和突破点，坚持树立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观点，建立起重点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决策上来，统一到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上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带头抓发展、抓重点、抓落实，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在推进、参与、服务重点项目建设上做贡献，加快推进我乡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寻求范文篇8

近年来，中央连续就“三农”问题下发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般的政策措施，广大农村于部群众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农村工作出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可喜局面。但是，“三农”积聚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和诸多现实困难，仍然制约着农村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农村工作如何破解“十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是农村经济发展难。中央惠农政策使农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总体而言速度不快，水平不高，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呈进一步拉大之势。突出表现在集体经济实力弱，目前在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经济积累的村已凤毛鳞角；增收致富办法少，各级在帮助农民增收上颇费心思，层层示范，办点不断，但难有良策；惠农政策打了折，主要是持续攀升的农资价格，让落实到农民手中的政策实惠大大减少，降低了连续2个一号文件的含金量。

二是农民素质提高难。广大农民想富、盼富，但由于素质不高，致富本领不强而无法富。农村现在虽然有农业、科技、计生、司法、组织部门以及农民素质教育办分别承担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任务，并实施了相应的教育培训，但缺乏协调性、系统性、全面性，没有形成合力，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且受工作经费、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的限制，教育培训工作难以正常有效开展。

三是后备人才培养难。由于对人才吸引的相对弱势，综合素质高的考学参军跳出了农门，头脑活络的外出经商务工脱离了农业，组织分配的人才不愿驻守农村，导致农村乡土人才匮乏，专业人才奇缺，党员队伍严重老化，部分地方村级后备干部青黄不接。特别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技推广等专业技术人才显得尤为紧缺。

四是不良债务化解难。资料显示，全国有65％的乡村负债，特别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债务包袱更重。据湖南省农调队对某县的调查，全县乡村负债乡平2872万元，村平40.18万元，且其中不良债务比例高，债权难回收，而债务多是民间私人借贷，利息高，还债期短，压力大。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了盘活资产、置换债权等化债办法，但都缺乏根本之策，债务仍然居高难下。

五是乡村两级运转保证难。农业税完全取消后，乡村收入来源非常有限，仅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差，致使现有的人员工资都不能按期发放，福利待遇无力落实，就连必要的工作经费也难以保障，乡村基层干部难以安心放胆工作。

六是尾欠税费清收难。尾欠税费在农村非常普遍。以临澧县为例，全县历年税费尾欠总额达7700万元，农村人平213元。国家在推行税费改革时规定，对2002年以前形成的农业税收及符合政策规定的统筹提留，一律先行挂帐，停止清收。现在农业税全部取消后，尾欠税费清收愈加困难。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清收到位，就会引发新的矛盾。一方面是乡村干部为完成税费上交任务，不得不向亲朋举债垫付农户尾欠税费，如不清收，债务无法还清了结。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将尾欠税费一笔勾销，就会使已交清的农户心理失衡，认为还是老实本份人吃亏，引发对政策的不满和新的社会矛盾。

七是农村社会事业投入难。目前农村诸如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急需大投入、大发展。免征农业税后，县乡村财力都无法满足大量的社会事业建设资金需求，小型公益事业建设虽可通过一事一议筹集，但可筹额度很小，且难以全额到位，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已处于一个急待建设却又无钱投入的两难境地。

八是特困群众救助难。现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不仅标准低，每月每人只有6-10元，根本无法保障最低生活，且覆盖面窄，做不到应保尽保。同时，由于原有的国家卫生经费和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县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困难群众就医难、就学难的问题。当前，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合作医疗难以施行，大病救助范围有限，多数群众生病后软拖硬撑，最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子女也因此失学、辍学。

九是基层干部后顾之忧解决难。突出体现在广大的村(居委会)干部，一直未能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退职后工资没有着落，生活失去保障。另外，许多村干部在职时为了完成税费上交任务，维持单位正常运转，不惜个人借贷，退职后不仅拿不到工资，且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还有一些工作多年的老龄村干部，在职时秉公办事，致使部分群众记恨，子女不满，退职后陷入困境，晚景凄苦。但限于政策制约，财力不够，县乡两级爱莫能助。

十是农村稳定维护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安全稳定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好战退、伤残军人的稳定工作，防止和打击宗教、宗族、邪恶势力，利用歪曲的宣传误导群众，利用团体势力插手基层事务，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既是当前，也是今后农村维稳保安的一项艰巨任务。

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十难”，有些是“三农”长期积累的沉疴，有些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彻底破解“十难”，非一朝一夕之功可至。必须创新思路，统筹兼顾，抓住关键，稳步求解。

第一、抓住战略机遇，求加强之策。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近年连续下发2个一号文件，这标志着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国家对“三农”支持、倾斜的力度将越来越大，我们要顺势而为，切实加强农村工作。一是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部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二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工作，创新发展理念，改进工作方法。三是要勤政为民，尽心竭力抓大事、办实事、解难事，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二、坚持“三化”并举，求发展之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要续续坚持市场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跳出农村抓农业，减少农民富农民。一是大力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壮大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二是坚持以产业聚集带动城镇发展，配套城镇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构建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城镇为重点，乡村集镇为基础的城镇发展格局，加快农村城镇化。三是在抓好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素质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促进农民市民化。

寻求范文篇9

[摘要]当大量信用货币追求少量的产品或资产时，不仅会把既有的信用关系不断地放大，也容易导致既有资源的跨期配置失误，增加潜在金融危机的风险。世界各国政府必须看到问题之本质并寻求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才能够真正化解金融危机与风险，否则，按照当前各国政府救市思路走下去，必将孕育一个新的、更大的金融危机。

[关键词]信用扩张,世界经济,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复苏，但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道琼斯指数却步步走低，5月份美国道琼斯指数表现为70年以来最差。全球股市汇市更是波动不已，欧元兑美元一个月就下跌14%，等等。如此震荡的市场，其原因何在？对这些现象，应该做什么样的解释？

对以上经济表现，有人认为这是政策性问题，比如国内房地产新政策出台，再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而使得中国股市全面下跌；有人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由于欧元体系的内在缺陷，即货币体系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各自为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是由于监管制度不足，而让金融机构过度使用金融体系，让收益归自己所有而风险让社会来承担，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政府主导下信用无限扩张的结果。

1信用扩张过度制造潜在风险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还是最近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出现整个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快速下跌，原因就在于金融市场的信心突然消失而实体经济变化则并非如此。比如，最近一个月欧元突然下跌14%以上，其原因是，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金融风险开始由私人金融部门向主权信用转移，导致欧洲一些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在欧盟经济体中所占的比重是十分微小，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和法国经济并没有多少问题。

在这里，“信用扩张过度”主要是指信用货币膨胀速度快于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一般来说，信用不是货币，但是信用又是相对货币而言，信用是货币的延伸，往往都是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创造的。比如，货币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工具，是在政府担保下对社会的承诺。其他信用工具，尽管也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承诺，但是工具往往都得通过政府对社会承诺的货币来扩张。也就是说，各种信用工具是以特定当事人的承诺为基础的，可在未来的特定时期用于支付。

一般来说，金融交易的实质是跨时空的信用扩张过程。信用是通过不同的信用关系对现有财富重新跨时空的配置，因此，信用代表的是未来不确定性价值。而信用扩张可以用于实体经济循环，也可以用于单纯的金融循环。当信用扩张用于实体经济的循环时，它可能会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融资约束，促使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也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形成经济波动。当信用扩张只是单纯的金融循环时（即所谓的资本动作），它可能推高资产的价格，使得资产的价格脱离基础因素快速上升，从而给实体经济发出错误的信号，同时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引起宏观经济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就指出，任何金融体系都存在“内在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不同方式的信用扩张过度，而且信用扩张过度自然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也就是说，当信用扩张过度推高资产价格时，必然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与脆弱性，甚至造成潜在的大量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用扩张过度对实际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十分显著。

2寻求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人类历史上出现信用扩张的方式千差万别（有什么样的融资工具，就存在不同的信用扩张方式），金融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比如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外债危机、房地产泡沫、资产价格泡沫，但是这些危机的产生基本上都是信用扩张过度所导致的结果。而信用扩张过度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金融资产快速增长。例如，近几十年来，在美国金融监管不断放松的情况下，金融创新频繁，信用快速扩张，美国金融资产总量（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1952年为1.47万亿美元，到2008年底达到了145.5万亿美元，56年增长97倍。

不过，任何金融资产快速膨胀都是建立在政府信用泛滥的基础上，因为现代货币都是政府创造的。当政府货币泛滥时，各种金融机构就能够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让这种信用的泛滥发挥到极致。当信贷无限扩张是通过金融创新工具来进行时，不仅使得整个经济体融资便利性在过剩的流动性中迅速放大，而且表现为金融交易在金融部门的内部循环中不断地过度强化，金融市场的产品结构及运作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没有政府信用的泛滥，当前金融市场大量投机者是没有生长条件与土壤的。为了获得高回报，这些金融市场投机者不仅能够利用金融市场制度（任何制度都是不完全的及金融市场是内在不稳定的）的缺陷不断制造市场泡沫，而且也利用某种具有表面合法性的方式（如金融产品的创新或新金融市场）掠夺他人及公共利益，造成整个金融市场巨大波动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或震荡时，短期行为的政府更是会滥用信用，让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信用、国家信用进一步无限放大或滥用，从而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信用扩张到极致。

寻求范文篇10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