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范文10篇

修订范文篇1

ISO8新标准修订变化名称变化。新标准的名称发生变化，增加了“标识”（identification）一词。ISO8新标准与原标准的名称对比（见表1）。结构变化。从标准结构来看，新标准在对原标准的章节基本保留或整合更名的同时，又新增加了相应章节。ISO8新标准与原标准的章标题对比（见表2）。内容变化。从新标准内容来看，标准适用领域由原来纸质期刊编排规范扩充到包含数字版期刊的编排规范，内容更为丰富，与时俱进。全文围绕使读者、图书馆等信息文献机构的期刊管理人员、期刊编辑人员等相关方迅速、准确地识别、获取期刊刊名等信息，以及长时间地、有效地获取期刊中文章、引用信息等内容设置了3类不同的规范：一是纸质期刊与数字期刊于编排格式方面的共同要求，二是仅针对纸质期刊的编排格式要求，三是仅针对数字期刊的编排格式要求。因ISO8新标准目前仅形成委员会阶段修订草案稿，主要内容变化不做具体展开，将其概况为以下3点：第一，更为突出期刊刊名的重要性。强调期刊刊名应在不同介质、期刊不同位置保持统一，并规定了刊名变更的条件、刊名变更后须申领新ISSN，以及引用文献时的刊名标注要求等；第二，介绍了期刊出版信息的作用，规定了应标注的出版信息内容；第三，规定了纸质期刊数字化加工而成的数字期刊编排格式要求，并强调以下4点：一是数字化加工范围不仅包含期刊的前、后封面，还包括空白页、广告页的所有内页；二是数字化加工时，应保持原卷期的结构、顺序及呈现方式等与纸质版相同，并确保图像的完整性，避免失真；三是若数字化的期刊的卷、期若存在内容缺失，应在数字化的加工时标注具体的缺失部分，包含卷号、期号及页码等；四是数字化加工建议采取开放格式及标准，避免采用封闭或专有的加工方式。GB/T3179-2009修订原则结合GB/T3179-2009于国内期刊业的执行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GB/T3179-2009修订时参考。

应继续修改采用ISO8新标准。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刊网融合”理念等政策的带动下，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各期刊出版单位在不断探寻促进纸质期刊出版与数字期刊出版相互融合，以及提升期刊质量与国际影响力的策略与方法。ISO8修订在增删、整合原有内容之外，最重要的变化是扩大了标准适用范围，在纸质期刊编排格式规范的基础上，增加数字期刊编排格式规范，并且重点突出对纯数字期刊的编排格式要求。GB/T3179-2009的修订应继续修改采用ISO8新标准，充分借鉴数字期刊编排格式等内容，不仅将加速我国期刊编排格式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也将在当下以数字技术主导出版业发展的新形势下，推动我国“刊网融合”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应抓紧时间，尽快完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加速我国期刊编排格式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提升我国期刊单位在国际上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建议GB/T3179-2009修订工作能够抓紧时间，尽快完成。一是提前组建专家团队。GB/T3179-2009修订前需要结合国内外期刊编排实践进行梳理、分析的内容较多。为更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GB/T3179—2009修订工作，应尽快组织科技学术类期刊、社科学术期刊、时政类期刊、大众类期刊、数字类期刊等出版单位，档案馆、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关专家及期刊行政管理人员等，搭建GB/T3179-2009修订专家团队，在ISO8修订过程中同步开展GB/T3179-2009修订相关准备工作。二是密切关注ISO8修订进程。因ISO8目前仅形成委员会阶段修订草案稿，因此，需要密切关注该国际标准修订进程，及时掌握修订动态，在ISO8新标准正式后，立即启动GB/T3179-2009修订程序，力争半年内完成起草、征求意见工作，1年内报批甚至。应注意与相关标准、法规间的一致性。鉴于GB/T3179-2009之后，国内一直存在该标准与行政法规二者一致性的争议。因此GB/T3179的本次修订应特别加强对相关行政法规的梳理，在遵循国际期刊编排规则的同时，符合我国期刊出版市场需求与产业利益，避免与相关标准、相关法规间的不一致。从国内相关标准来看，不仅应在充分考虑已经的数字期刊标准，如CY/T149-2016《数字期刊术语》、CY/T150-2016《数字期刊分类与代码》、CY/T151-2016《数字期刊核心业务流程规范》、CY/T152-2016《数字期刊产品服务规范》、CY/T153-2016《数字期刊内容质量管理规范》等的基础上，增加数字期刊的相关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同时应确保修订后GB/T3179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为最新版（如GB/T7714《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已经于2015年修订一版，GB/T9999《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也正在修订），避免标准间的交叉、矛盾与重复。从相关行政法规看，我国有《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行政管理规定对期刊编排格式予以规范；2016年，国务院最新修订了《出版管理条例》与《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并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对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具有编辑、制作、加工等出版特征的数字化作品予以规范。原有纸质期刊编排格式内容不宜大幅修改，新增数字期刊编排格式规范不宜过细。GB/T3179-2009目前在国内应用情况总体较好，对该标准的修订主要以增加数字期刊的编排规范为主，而对其原有纸质期刊编排格式内容的修订不宜有大幅度改变，尤其对于国内期刊出版实践与该标准要求已经实现基本一致的部分，应谨慎处理，以免影响已经形成的编辑习惯。同时，因ISO8新标准是国际范围内在数字期刊编排格标准化领域的首次尝试，对于适用于数字期刊编排格式的内容要求仅做原则性规定，如：纸质期刊数字化加工时应注意保持原纸质期刊内容的完整性，包含封一、封四、空白页、广告页等；避免封闭的或专有的数字化加工方式，而采用开放的、标准的方法；数字期刊中嵌入标准格式的元数据或超链接，避免较多的数字资源链接迁移等。同样地，GB/T3179-2009对数字期刊编排格式的规范统一不宜过细，建议同样仅做原则性规定，不做数字技术如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方法等的要求。

重点修订期刊识别与描述类信息。期刊的识别描述类信息主要包含期刊刊名、ISSN、期刊编码方式（卷、期标注方式或出版时间标注方式）、期刊出版信息、引文信息等,不仅可以证明期刊历史的存在，而且使期刊内容便于追溯，方便期刊的管理。ISO8新标准中对刊名及其变更、精确使用ISSN、规范标注引文信息等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可为GB/T3179-2009修订借鉴。一是弱化或删除对刊名意义、刊名长度及副刊名的要求。ISO8新标准删去了原来针对刊名的意义“刊名应能够准确界定该期刊所涉及的知识和活动领域”，以及针对刊名的长度“刊名应短且便于引用”的规定，仅突出刊名于不同出版形式、于期刊不同位置的一致性。GB/T3179-2009中4.1为采用ISO8原标准上述内容制定而来，建议其修订时弱化或删除对刊名意义及长度的要求；此外，因4.2对副刊名的规定也与刊名意义有关，同样建议弱化或删除。二是加强并细化期刊变更刊名的要求。GB/T3179-2009中目前仅规定了期刊不得随意变更刊名，ISO8新标准则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不仅明确将刊名变更的条件限定为出版范围或出版主题的变化，同时也明确了刊名变更后应申请新ISSN的要求，强调了刊名变更后应于期刊显著位置标注新刊名与原刊名等刊名完整历史信息的必要性及标注方式，以及引用期刊文献内容时对引用信息中刊名及相应信息的描述方式。建议GB/T3179-2009参照ISO8新标准，加强并细化关于刊名变更的内容，指导期刊完整刊名历史信息以及引用文献的标注方法。三是增设ISSN与ISLI资料性附录。“ISSN”作为不同名称、不同版本的连续出版物的唯一标识，已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ISO8新标准更是强调了ISSN作用，介绍了ISSN标识符的意义、分配规则、申请方法、示例等内容。当下，ISSN的分配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纸质印刷版连续出版物扩展到了数字版连续出版物资源，ISO8新标准对ISSN的强调不仅与现实需要相符，而且可以预见使用ISSN的参与方将更为广泛。虽然我国目前主要使用“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CN号）”进行期刊管理，以ISSN为辅，但是我国期刊“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是战略发展方向，理应重视ISSN的申领及标注方式，精确使用ISSN，与国际接轨。因此，建议GB/T3179-2009修订同样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增加ISSN相关介绍。ISO17316：2015Internationalstandardlinkidentifier《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是在国际信息与文献标识符标准领域首次由中国提案并主导制定的一项国际标准，现已被我国采标为GB/T32867—2016《中国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ISLI作为信息时代下以标识“关联关系”为理念的全新标识符，是当下信息技术与内容产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标准，有助于推动我国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该国家标准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大力推广，建议GB/T3179—2009修订增加ISLI资料性附录，介绍ISLI注册申请流程与规范、相关技术工具等，推动《中国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国家标准实施，加快产业应用步伐。修订工作应既充分遵循国际规则，又体现中国特色。GB/T3179-2009修订应充分遵循国际规则，对与ISO8新标准一致的内容尽量保留，并结合我国期刊业发展现状以及趋势，差别对待与ISO8新标准存在差异的内容，避免“一刀切”。同时，GB/T3179-2009修订应体现中国期刊的特色，特别是加强对汉语拼音的标注及书写规范等。国际上对中文期刊的识别和检索，是通过汉语拼音实现的，不仅有助于我国期刊“走出去”，提升我国期刊单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的特色，向世界传播了我国文化。此外，中文期刊不仅要加注汉语拼音，还应注意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音方案》等法律法规与GB/T3259《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进行书写，使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正确地向世界传播。

修订范文篇2

＿＿＿＿＿＿＿＿＿＿＿＿，经双方协商同意，决定将其中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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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为：＿＿＿＿＿＿＿＿＿＿＿＿

＿＿＿＿＿＿＿＿＿＿＿＿＿＿＿＿＿＿＿＿＿＿＿＿＿＿＿＿

＿＿＿＿＿＿＿＿＿＿＿＿因修订合同给＿＿＿＿方造成损失计

＿＿＿＿元，由＿＿＿＿方负责赔偿，赔偿金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分＿＿＿＿次付清，特此协议。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鉴证机关审查证明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份，由双方各收执一份，鉴证机关收存一份，送＿＿＿份。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鉴证机关：（盖章）

修订范文篇3

为充分发挥标准在巩固烟叶生产基础地位、规范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保证产品质量、节能降耗等相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完善行业的标准体系，依据《烟草行业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管理工作规程》（国烟科[2006]379号），现将组织20*年度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含标准化科研项目，以下统称“标准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20*年度标准项目的指导原则

1．科学发展原则。要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保证行业稳定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要紧紧围绕行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完善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竞争实力、全面提升水平”的总体部署，在相关技术、管理方面可有效解决行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要能够在规范相关工作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2．自主创新原则。强化标准制修订与科技创新成果的紧密结合，提高标准的技术水平，促进自主创新成果通过标准形成现实生产力，增强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进一步提升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3．国际化原则。积极研究和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步伐，努力提升中国烟草的综合竞争力。鼓励行业内外有关单位积极而稳妥地提出与行业相关的国际标准制修订项目。

4．市场引导原则。鼓励企业特别是重点骨干企业承担或参与标准的制修订，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二、申报重点

1．有利于从技术和管理角度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实现节约资源、能源，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能有效减少或防止污染、提高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的项目。

2．将掌握核心技术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的项目尤其是能有效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推广应用的项目。

3．相关国际先进标准跟踪研究和转化项目。

4．有望成为国际标准的项目或能够有效建立或破解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项目。

5．涉及行业安全生产，卷烟生产与消费的安全、卫生类项目。

6．有利于巩固烟叶生产的基础地位、有利于行业信息交互、现代物流建设、电子商务建设的基础性项目。

7．能够有效适应世界卫生组织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有关要求，为我国履约提供技术支撑的项目。

三、有关要求

1．请各有关单位根据申报20*年度标准项目的指导原则和申报重点，认真研究相关工作，有重点地组织申报。

2．申报单位通过中国烟草标准化网的“申报项目”栏进行网上填报，并填写纸质《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或《行业标准项目申报书》

修订范文篇4

此次修改，从总的方面来讲，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宏观上，保险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现了法律之间各居其位、各施其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更加和谐。

此次修订删除了2002年保险法的第八条“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该条内容显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重复。这样规定，与其说是立法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立法领域的重复建设，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全可以调整保险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关系。此次修订，将此条予以删除，使保险法回归原位，不再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纠缠不清。

对保险合同章与保险公司章的部分修订，使保险法与合同法、公司法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一致。

将人身保险合同移置财产保险合同之前，纠正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此次调整，终于让“人权”回归本位，体现了“以人为本”，大而广之地说，保障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权。

二、此次修订为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为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创建了完善的制度环境。

首先，是对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保险标的”定义的删除。保险标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保险业务的种类与范围。如果将保险标的局限于“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那就将极大的限制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我国的保险业务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大多数国家按保险业务的保险对象将保险分为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四个类别，还有新出现的保证保险。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在此不赘述。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险种。凡根据法律被保险人应对其他人的损害所负经济赔偿责任，均由保险人承担，以及扩展了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有：①公众责任保险；②雇主责任保险；③产品责任保险；④职业责任保险；⑤保赔保险等。

信用保险，是权利人作为投保人，以义务人的履约信用作为保险标的，在义务人未能如约履行义务而使权利人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风险保障的一种保险。主要有：①雇员忠诚信用保险，承保雇主因雇员的不法行为所致损失；②履约信用保险，承保合同履行义务一方（主要是付款责任）违约所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两种基本的分类方法：根据保险标的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履约信用保险分为商业信用保险、银行信用保险和国家信用保险。根据保险标的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可以将信用保险分为国内信用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

保证保险是广义的信用保险，其保险标的也是义务人的履约信用，是义务人为了向权利人提升自己的信用，由义务人向保险人投保，在义务人不履行约定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向权利人承担履行相应义务或赔偿经济损失的一种保险。保证保险主要分为两类：雇员忠诚保证保险、履约信用保证保险。

除上述险种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险种还将不断增加，如计算机综合保险、信用卡盗窃保险、工程保险和动物保险等。

因此，此次保险法的修订，将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保险标的”定义的删除，意味着清除了一个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创新的桎梏，必将为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创新与繁荣带来重大影响。

其次，完善了“保险业法”的有关规定，为保险业的发展制定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1、2009年保险法第八条明确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同时也留下了余地“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在2002年保险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保险公司的准入和运行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股东资格与高管的任职条件。

3、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形式。2009年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增加了“投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的规定，删除了2002年保险法第一百零五条中“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的条文。

4、明确保险保障基金用途。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2009年保险法在第一百条中第一次明确保险保障基金的使用范围：“(一)在保险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救济；(二)在保险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向依法接受其人寿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提供救济；(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微观上，此次着重修改了“保险合同法”部分的内容，强调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使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趋于平衡。

1、设立“不可抗辩”条款。2009年保险法的规定了，当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该解除权，新保险法对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加以了限制，规定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同时，新保险法还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保险合同“不可抗辩”条款，规定“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此规则对于长期人寿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2、明确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加重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无效。2002年保险法已规定保险公司有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说明的义务。而为了使投保人在投保前能够全面了解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投保，2009年保险法增加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并且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3、明确和规范保险人的理赔程序与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一是2009年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等提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书面”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提供,以避免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二是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三是第二十四条规定了，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天内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4、扩大了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范围，明确雇主可成为雇员的投保人。2009年保险法第三十一条首次增加了“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明确雇主可以成为雇员的投保人；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第三十九条又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5、明确了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责任承担。2009年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解决了保险人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事故后以投保人未给付保险金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问题。

6、死亡事件发生时突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针对死亡事件发生的情况，2009年保险法突出强调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2009年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第四十四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7、理清了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的赔偿责任。2009年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一是明确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其相应的保险权利义务由受让人自然承继，保险合同继续有效，维护保险关系的稳定；二是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后，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另外规定，在保险标的转让之后，被保险人、受让人有义务尽快通知保险公司，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8、进一步明确了“重复保险”的定义与保险责任的承担，平衡了重复保险的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2009年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2002年保险法的重复保险定义相比，增加了“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显然更严谨科学。第二款规定了“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三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可以就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请求各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

2009年保险法的修订也并非尽善尽美，仍有其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揣浅陋，笔者在此略举一二。

修订范文篇5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积极部署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迅速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副乡长为副组长的修订《村规民约》工作领导小组，各村也在乡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了相应的修订《村规民约》工作领导小组。

乡领导小组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民政局的指导下，组织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修订村规民约这一工作进行了精心准备、周密部署，制定了《关于开展〈村规民约〉讨论修订工作实施方案》，对修订工作的时间、修订程序、修订要求做出了具体安排和部署，为整个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的圆满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精心组织、稳步推进村规民约修订工作

在乡领导小组的指导监督下，各村村“两委”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和部署，精心组织，按日程完村规民约修订中的各项工作，并以“以人为本，全村参与”的思想为行动指导，稳步推进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的进展：

1、9月6－10日，乡、村成立修订《村规民约》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乡村干部会，并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2、9月11—14日，积极发动宣传，深入村民中摸底，了解村民的想法、诉求。各村召开社长、党员代表等会议，提出村规民约初稿，让村民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使更多的村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新村规民约的修订工作中。

3、9月15－25日，各经济社召开村民会议，讨论村规民约初稿，村两委干部分片走村入户，拜访村委老干部、老党员、特别是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者，收集各种意见建议。

4、9月26日－30日，各村召开社长、全体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认真审议村民反映的意见建议，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张贴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七天，公示后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三、以人为本、全村参与，自己的村规自己定

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村参与”修订村规民约这一行动指导，各村“两委”干部以及乡修订村规民约指导小组成员，积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主要的方法有如下四种：

一是通过发放《村规民约》初稿，征求村民的意见，集思广益，共同完善本村的村规民约。

二是召开部分党员、村小组长、村民代表会议，对《村规民约》（初稿）进行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

三是拜访村中的老党员、老干部，听取他们对修订新村规民约的看法和建议。

修订范文篇6

一、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修订对企业纳税的影响

在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后，对企业纳税所影响包括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企业取得的来源收入源自于政府的经济资源适用于税收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会计在核算和处理时对纳税的影响。1.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影响。新的准则与旧的相比较，由于新准则可以让企业选择把净额法将受到的政府补助充当到企业资产的账面上，或者还可以用于相关的借款费用，就使得相关的资产在期末账面上小于计税，并产生了可以抵扣暂时性的差异，及在后来如受到政府所补助时期增加了递延所得税的资产。并在后续期间，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在资产的使用期限内能够按期转回递延所得的资产。2.对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后的优惠政策影响。与旧的会计准则相比较，新的准则可以适用各种情形，允许企业选择净额法来进行会计核算处理，并要求企业可以采用正确系统的方法将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的递延收入，把企业日常的相关政府补助计入到其它收益的费用中，从而让企业可以更好的适用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二、对利润报表的影响

1.可以直接增加销售收入，进一步增加营业利润。对于一些国家鼓励的产业，政府进行的与销售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在利润表当中的营业利润之前的行次进行列报，即其他收益。通过这样列报，可以增加企业的经营性收益，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净利润，增强企业的收益质量。比如对于能源行业的光伏发电企业补助，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就是此类。目前根据新的政府会计准则规定要求，是计入其他收益还是计入营业外支出，以及会计处理是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这样就会造成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较差，相关口径不一致，影响财务报表分析的质量。这种将政府补贴计入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相关收入，就是提高投资报酬率。这种处理方式也会对整个行业产生行为引导效应，产生企业的短视行为。2.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国家对企业的政府补贴，企业的成本费用就会降低。例如，生产企业用芳烃生产固体废石的成本，将直接降低成本。如果使用的方法或资产的原始价值，政府补贴不能确定当前或递延收入。它还通过降低制造业成本来提高毛利率，如果政府补贴对企业来说足够重要的话。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可以影响企业的毛利润分析。

三、对所得税的影响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属于企业的应税行为所产生的收入，弥补其相关成本费用后的所得，要交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于这次修订的政府会计准则，将政府补助收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另外一种是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而对于此项业务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也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会计上处理的方法有总额法和净额法，方法处理不同，所产生的收入、成本、费用、利润也会不同。另外，政府补助还有一种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如果按照净额法入账，则会借记“递延收益”，贷记“固定资产”，这样就会用收入直接冲减费用。从而不会对所得税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对企业的资产性补助是否会对企业的所得税产生影响，要针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同的税法执收环境有密切关系。

四、对企业入账资产的影响

企业若对政府补助当中的资产化补助采用净额法入账，这会冲减相差的资产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资产规模。最典型的是企业采用净额发入账，会直接冲减相关政府补助的递延收益。此种做法会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损害相关债权人的利益。国家在每个时期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政府通过对某些特定的产业和地区进行扶持，让企业去实现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为了鼓励各企业的科技创新，节能减排，新型技术的问世，也会给相应的资金支持。

五、结语

修订范文篇7

涡阳县交通局

2007年10月28日

各位领导：

涡阳交通局志续修工作在局党组的高度重视下，在有关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在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帮助下，经全体编修人员的共同努力，《涡阳县交通局志》编修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为交通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们的好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涡阳的交通落后状况得到逐步改变。尤其是近几年，在市交通局的正确领导，紧紧抓住国债、通达工程和“村村通”工程建设的机遇，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日新月异，如日中天。全县27个乡镇全部实现县乡通油路，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以省道为骨架，以乡镇为结点的较为协调发展，成果丰硕，全系统共获的省部和市厅级先进荣誉称号47项，2002年、2004年涡阳交通局连续二次被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成就，迫切需要一部专门著书来记录总结，为开创交通新伟业提供资鉴和决策参考；为后世存留一份有研究价值的交通史料并以此向人们展示涡阳交通的发展历史，告诉世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会有涡阳交通今天的辉煌，也才会有今后的新的更加辉煌。有鉴于此，局领导高度重视交通局志编修工作，积极采取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在具体实施中，坚持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把交通局志编修工作摆上议事日程，纳入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松，做到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开展编修工作，同时主持召开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会议，对局志编修工作精心安排部署，明确了编修局志的重要性、必要性，要求有关单位、部门积极配合，大力协助，为编修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此外还不定期到听取编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及时协调解决编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使编修工作始终处在一个领导高度重视，各方大力配合的良好氛围，确保了编修各种顺利开展。

二、建立组织，落实措施。为确保交通局志编修工作落到实处和卓有成效到开展，局坚持做到组织人员、活动经费、办公地点、制度和机制五个到位。一是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主任，领导班子成员为副主任的编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局志编修的协调督查工作。同时抽调5人组成志稿撰写班子，经集中培训后，全日制开展编修工作；二是把遍修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为编修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三是为编修人员提供了50平方米的专门办公用房，并配备了桌椅、电话、空调等设施，为编修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四是制定了工作制度和编修行事历，使编修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开展；五是实行了激励机制，把编修工作与个人利益挂钩，规定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编修任务并通过专家评审，给予编修人员一定的物质奖励，有力寺调动了全体人员的积极性。

三、严谨操作，保证质量。为高起点、高质量到完成编修任务，全体编修工作人员认真坚持编委确立的“严谨、规范、求实、创新”八字指导方针，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核实资料，分门别类梳理制卡，坚持做到存疑资料舍而不取，缺失数据宁缺不估，不以疑存疑。凡口述回忆笔录资料，一律经多方、多人对证核实才予采用。与此同时，制定了“三一三”编审操作程序，即三审一定三校。“三审”是在局志初稿完成后，由局编制办初审，交局班子成员传阅审核后，再交县地方志办公室审查；“一定”是由局编委和地方志办公室共同定稿；“三校”是对志稿打印清样旅行校对三遍，以杜绝遗漏疏误。

修订范文篇8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出现“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广大贫苦民众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开始超乎寻常的加剧，而旧法律上的弊端，则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清户部就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而使“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官民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8]。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9]。广大农民生活正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开始极度尖锐。

而此时，法律上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政府更为反感。如：“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10]。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尤其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满汉相仇更为明显，这很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仅就满汉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导致后果而上奏朝廷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11]，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12]，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随时可能陷于混乱。

旧律例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更是给污吏压民提供了方便。在当时，即使“知法律者”胥吏，也不能尽懂旧律的所有内容与涵义，只有“刑名专家”才能明了律意，而这些专家，却“上以助官广通声气，下以助官压抑平民。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任上下其手而莫能禁止”[13]。这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更加迫切地需要律例行文与体例皆简单明了的律法。因为只有“明了浅易”的律法出台，并在全国、在民众间真正推广、施行，使“村夫野老聚首闲谈，亦知某事为犯何律，某事为例所不禁”，才能让“差役不敢以无罪相欺，官府不敢以非理相难，势豪土棍不敢视为蠢陋而鱼肉之”[14]。

此外，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对清廷统治不利。清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熏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主张对一般犯罪，尤其青少年罪犯，要仿西国，改良监狱，行惩治教育，即“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所谓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英国一直“励行不懈，颇著成绩”[15]。同时，对重犯、死囚，也需要科学地执行处决。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让重犯、死囚游街示众，公而正法，目的在于“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16]，而近时这种行刑效果却不仅未能达到其目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因为虽将重犯、死囚“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警心”，但罪犯之恶行却“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愍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实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7]。尤其在当时被处决、重判的犯人当中有着不少爱国或反封建先进人士，其视死如归、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英雄面貌，为百姓所景仰，其临刑的豪言壮举虽有助于民心与社会进步，但显然不利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

故而有人认为“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议，摄影而去”。这“即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此又周防不密，未可忽略者也”。而“查东西各国刑律，死刑有密行、公行之分”，“其行刑之所，或在监狱一隅，或别择障围之地”，“其制颇可采择”[18]。

阶级矛盾的激化，致使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发生。而中国当时的旧律所实行比附定罪与三权不分的原则，使得“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的情况严重，这则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因为历来“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若“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则必然致使“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19]，将严重影响到法律行使的准确、统一。正是这种不合理原则的实行，才导致了部分清正廉明的官吏不知以何标准去统一“定刑量刑”；也使得大批官吏营私舞弊，造成更多冤假错案的产生，使当时的法律执行掺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感情成分。至于清末旧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淆，使得“酷吏之严刑峻法，每锻炼周内入狱，以矜其能，论者又恶其不仁。然此非独其人之过，盖以一身兼行政、司法，适足以为酷吏之藉

也”[20]。

从上可见，旧律实在是“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法三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惟所欲为，莫敢谁何”[21]。正是由于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才使不法官吏得以作威作福，为害百姓。“况定例之旨（即比附定罪），与立宪尤为抵捂，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混淆不分，导致了地方官吏的专权，为广大民众所厌弃。

1851年，在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皆发生变化而迫切需要调整而未调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迅速恶化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其颁布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法令也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与统治权威。1894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兴中会”，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声势也日益壮大。189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扫荡了祖国大地，沉重打击和孤立了清王朝，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凡是义和团活跃地区，“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纪纲法度，荡然无存”[23]。特别是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卖国求索和投机钻营的官吏，在义和团运动中皆受到了严厉惩罚，有的被义和团处死。这就存在了大片因义和团破坏而需重建“纪纲法度”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呼唤着新律例重建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又为新律例提供了许多“试验田”，即实行新律例的地区与空间。与此同时，清廷上下非常震惊，也纷纷寻求“杜绝乱源”的办法。于是“变革政体，实行立宪”的呼声迅速高涨，“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24]。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击，清王朝已难以照旧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为了维系人心，更为了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必然要寻求新的自救道路，这可以说是清王朝之所以发动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资本主义的在华发展，必然地引起了中国当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遂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5]。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修订范文篇9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次《公司法》修订，顺应国际趋势，尊重客观规律，敢于突破和创新，最为完整和彻底。新修订的《公司法》不仅实现了立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飞跃，科学分界了公司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而且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公司诉讼体系，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法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新公司法的修订背景、内容及影响展开论述，并对这次公司法全面修订进行了评价，力求全面把握现行公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一人公司

一、新公司法修订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我国在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规范主要市场竞争主体的组织和行为，1993年12月19日我国出台了《公司法》。这一部法律，起到了指导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国企改革、按资本运作形式划分企业性质以及规范民营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架构等作用，初步培育起了国内企业及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文化。但《公司法》实施12年来，由于其浓郁的计划经济时代痕迹和为国有企业改制量身定做的制度框架，再加上研究的不彻底，使其成为一部“管制法”、一部“身份法”。《公司法》与现实生活的掣肘与不足已为世人所共知，近年来中国一些公司接二连三涌现的丑闻，都与《公司法》的调整失效有多多少少的关系。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对《公司法》进行了两次“微改”，但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公司法》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检讨，大规模的修改势在必行。

（二）国际背景

上世纪末，公司法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大行其道，公司治理结构成为全世界讨论的话题。公司法基于其商法的性质，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其继承性和移植性很强，各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趋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公司法》修改活动：英国多次对《公司法》进行修改；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示范公司法》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公司立法的修订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年、1994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7次修改。

基于上述背景，经过各界人士的广泛努力，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二、新公司法修订的八大内容

（一）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一直争论到今天的话题。赞成公司社会责任论的认为，公司不仅仅应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还应当对社区、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反对公司社会责任论者则认为，股东作为公司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公司应当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其唯一目的。

新《公司法》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公司作为“契约”的存在，是股东、债权人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签订的契约的集合。如果过分强调公司以营利为本、以传统公司法的股东利益为重，势必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整个社会的合谐发展。

（二）突出股东自治，变“管制法”为“任意法”

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有非常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有很多的强制性规范而缺少任意性规范，公司的自主权受到抑制，缺乏契约自由精神，限制了市场主体自主发展、自由竞争和自我管理。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上述弊端，尊重公司与股东的自治、自由、民主和权利，合理界定政府管制和企业自治的权力边界,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生活的不必要干预，加大民事法律规范、任意性规范的比重，扩张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间，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性规范、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就公司内部的有关事项做出安排。突出的表现在十个方面：一是废除了原《公司法》第10条“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二是规定通过公司章程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由总经理来担任，改变了过去法定代表人只能由董事长担任的局面（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3条）；三是取消了原《公司法》第12条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限制；四是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里约定红利分配比例和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优先认缴出资的比例（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5条）；五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表决权行使方式（新修订的《公司法》第42条、第43条）；六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办法（新修订的《公司法》第72条）；七是公司章程可以规定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情形（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01条）八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经理的职权做出约定（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0条）；九是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份公司可以不按照持股比例分配利润（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67条）；十是规定在“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的情况下，股东会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让公司继续存续（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82条）。

（三）废除了国有企业的“特别待遇”条款

1993年《公司法》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打破了建国以来在企业立法上按照所有制性质分套立法的传统思路，回归到“按投资者责任性质与企业组织形式立法”的科学路径，从而开创了新中国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立法的先河。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很重，在原《公司法》里，一直贯穿着一条看不到的红线，那就是过分强调了国企改制的需要，把《公司法》作为国企改制的样板，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来设计《公司法》，来裁减《公司法》的规则。如：强调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原《公司法》第4条）；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转换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机构（原《公司法》第7条）；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转让，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办理审批和财产权转移手续（原《公司法》第71条）；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可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原《公司法》第72条）；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原《公司法》第75条）；原国有企业改建设立或组建股份公司，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三年盈利记录（原《公司法》第152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可以依照本法发行公司债券（原《公司法》第159条）。等等。这些不顾科学的立法规律，一味强调“国有”优先的思路不仅没有给国有企业的壮大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推力，反而成了今天资本市场的症结和制度瓶颈。新修订的《公司法》在12年后的今天，终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了股东平等原则，废除了上述强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落后思路，将国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上述的制度歧视一扫而光。

（四）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为“刺破公司面纱”或者“揭开公司面纱”，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当今中国，公司层出不穷，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企业托管经营如火如荼，与之相伴的是滥用公司法人格之现象大量出现，如母公司收缴全资子公司的全部利润，却让其承担自己的全部债务；名为公司，实为自然人独资企业；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或资本被抽空，导致空壳经营；投资人利用项目公司的特殊性，让其承担全部债务；公司进行所谓“资产重组”，实则金蝉脱壳等。上述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司法界从诚信公平的角度出发，引进、采纳、使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原则和精神，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

（五）改革公司设立和资本制度

1、在公司设立上，采取以“准则主义”为主，以“核准主义”为辅的原则。废除了原《公司法》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严格核准制，对两类公司的设立都采取登记主义的原则。准则主义，限制了政府公权力在公司设立领域的扩张和滥用，是公司民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2、大幅度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原《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规定数额过高，普遍高于其国家和地区，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新的《公司法》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降低为人民币3万元和500万元。

3、废除法定资本制，实行折中授权资本制。原《公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体现资本确定、资本不变和资本维持所谓"资本三原则"，要求股东一次性交付出资，保障交易安全。这种严格的资本制度一方面窒息了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造成了资金的大量闲置，有些公司在公司成立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非经营活动。新《公司法》彻底放弃了早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的法定资本制，采用折中的授权资本制，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

4、扩大股东出资的方式。原《公司法》规定可以用于出资的资产只有五种：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排除了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出资方式。新《公司法》将出资方式分为货币出资和非货币出资两种方式：“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新《公司法》所规定的出资方式，列举了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四项，并且对其他可以用货币作价并可以独立转让的财产出资的合法性给与明确肯定，因而使股权、债权出资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5、大大提高了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原来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物质资本理念和现实基础之上的。原《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0%，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其最高比例可以达到35%，这种限制显然无法与现时代的知识经济接轨，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新的《公司法》勇于承认技术的价值的地位，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这意味着无形资产可占注册资本的70%，这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6、规定了定向募集的设立方式。我国原《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的方式，而募集方式只能采用公开募集的形式，但从实际操作来说，公开募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要求公司在上市前有一年的辅导期，但法律又禁止私募形式的存在。新的《公司法》解决了这个难题，新《公司法》第78条规定“募集方式包括向社会公开募集和向特定对象募集两种形式”，肯定了私募方式的存在。

7、废除了对公司“转投资”的限制。1993年的《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就是《公司法》中著名而又饱受非议的“转投资”限制条款。这个条款从积极意义来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和避免不良债权的形成、维护公司资本的确定。从负面影响来看，严重阻碍了资产重组，收购兼并，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经营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公司法》“恢复”了公司的正常投资权，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8、简化公司合并分立的程序。公司的并购重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极为司空见惯，而且被视为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国家长期把资本运作视为洪水猛兽和骗人的江湖把戏，在管制至上的立法指导思想下，原《公司法》对公司的合并、分立等制度上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程序，严重漠视了公司运营资本的效率。新《公司法》简化了公司合并分立的程序，将公告债权人的次数由三次减为一次，将公司合并、减少注册资本时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期限由90日改为45日，这是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

（六）增设调整“一人公司”制度

由于一人公司通常是股东、董事、经理的“三位一体”，内部制衡无从谈起，对于债权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风险很大。譬如一人公司中股东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或将公司财产挪作私用，或给自己支付巨额报酬，或同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或以公司名义为自己担保或借贷等行为，一人股东可以凭借公司面纱而不受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对人的追究，这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合理性构成了威胁，法律调整起来极有难度。因此，世界各国早期的公司立法，大都对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作了禁止性规定。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除了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这种特殊的“一人公司”外，也禁止自然人和非国有的机构成立一人公司。但从我国公司实践来看，以夫妻、亲戚、朋友等名义变相存在着大量的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法律的精神无非是对现实存在的确认，考虑到现世界上现在很多国家都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日益发达的立法技术完全能能够对一人公司的天然风险做出制度性安排，新《公司法》将一人公司纳入了其调整范畴，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防止交易风险，保证交易安全。新《公司法》设立了五条强制性规定来对一人公司加以规范，一是对一人公司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二是一人公司必须在营业执照中载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三是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公司，该一人公司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个公司；四是对一人公司实行强制审计制度；五是“推定混同”制度，在发生债务纠纷时，一人公司的股东有责任证明公司的财产与股东自己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必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七）健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

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股东权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容易受侵害的实际情况，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不仅在股东的实体权利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而且在程序上保证股东权的真正落实。一是扩大了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范围和手段。新《公司法》在第34条明确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并且规定，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不仅扩大了股东知情权的范围，而且奠定了股东有效行使权利的基础。二是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了在公司连续五年盈利但不分配红利、股东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以及不解散公司的决定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并且规定，如果“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做出了股东股权退出的合理性规定。三是赋予股东解散公司请求权。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四是正式引进了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就是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既可以把拥有的投票权集中于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从而促成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扩大小股东的话语权。新《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五是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两大法系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保护小股东权益的一种事后救济措施，在保护小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合法利益和监督董事、控股股东行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已被各国所普遍适用。新《公司法》第152条明确规定，公司的在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侵害公司利益的事由，而有权的公司机关怠于维护公司权益时，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六是增设了股东直接起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款。新《公司法》不仅规定股东可以为了公司利益代位诉讼，而且规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起诉的权利。新《公司法》第153条规定，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七是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提案权。股东提案权是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渠道，原《公司法》没有关于股东提案权的规定，给公司实际运作造成许多困难和问题，也影响了股东权利的行使和股东参加股东会的积极性。新《公司法》第103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通知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两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八是增设了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请求撤销权。新《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八）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公司监控

1993年的《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给与了较多的重视，但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其如何实现其机制的规定则显得薄弱。虽然成立了"三会"，但缺乏真正的制衡机制，其根本症结在于内部人通过架空股东会，独霸董事会，虚置监事会而攫取了公司的真正控制权。新《公司法》通过完善股东会会议制度，弱化董事长的职权，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以及强调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和勤勉义务等措施，来实现中国公司治理作用的实质性发挥。

1、完善股东会和股东大会制度。完善了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机制和召集制度。新《公司法》第41条规定了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并将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比例由代表四分之一的表决权的股东改为十分之一的股东。对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予以灵活规定，既可以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也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方式。同时，为了体现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在对议决事项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召开股东会，实行“会签”制度。

2、完善董事会制度，避免董事长一言堂。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制度，完善董事会制度，才能完善公司的决策机制。1993年的《公司法》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完善，董事长的权力过于集中。新《公司法》突出董事会集体决策作用，明确规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弱化了董事长的职权。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

3、扩张监事会的职权，强化监督手段。为了改变监事会的“柔弱”形象，新《公司法》大大扩张了监事会的职权，赋予监事会提议罢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并且规定，监事会有权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有权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并明确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4、强化控股股东的责任，规范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或者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中国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禀赋是“一股独大”，但同时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缺乏对大股东的制约，大股东通过内部人采用各种方式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已经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制度性问题，影响市场稳定。新《公司法》借鉴其它国家的先进立法例，在坚持股东平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的规范，来约束其行为。一是明确规定累计投票制，。二是明确规定了控股股东的"回避制"和赔偿责任。三是规定担保等重大事务须由股东会来表决。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5、明确提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新《公司法》首次明确提出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强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必须遵循诚信原则，真诚地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谨慎、认真、勤勉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并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予以细化。对挪用公司资金、擅自借贷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与公司交易、谋取公司的商业机会、擅自披露公司秘密等进行了禁止性规定。针对股份公司的情况，明确规定股份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股份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如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违背了自己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就从根本上、制度上、源头上解决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问题。

6、创新激励机制，引入股权激励。约束弱化，激励无效是我国公司治理的心中之痛，新《公司法》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允许公司回购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的股份用于“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二是取消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股份的限制条件，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自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三是加强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之后转让股份的控制，新《公司法》增加规定高级管理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对公司法修订的评价

新修订后的《公司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适应时代，展望未来，在坚持中国基本国情的同时，全面与国际接轨，改变了以往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上的简陋和松散，调整手段变得更加灵活，给人以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理念超前，观念新颖

本次《公司法》的修订有很多令人鼓舞和钦佩的突破和创新，这反映了立法者尊重中国现实、顺应国际趋势、敢于突破和创新的立法智慧和魄力，而在所有的突破和创新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则是立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突破和创新，是立法目标和价值选择上的重新认识和调整，没有这种突破，其他具体制度和规则的突破和创新则是不可能的。1993年的《公司法》可以称之为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很多方面都有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痕迹。而当前，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使《公司法》的价值趋向无需偏向国有企业，而应该对所有的企业一体对待，更多地从立法的科学性的角度进行考虑。新修订的《公司法》全面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

（二）、结构合理，内容科学

新修订的《公司法》在广泛借鉴各国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大胆引进各国先进的公司制度文明，改变了不适应实际需要的既有制度和规则，进一步完善了行之有效的规定，填补了立法上的漏洞与空白，它也对部门和地方立法中的彼此冲突和互相矛盾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协调，完善了《公司法》法律体系，维持了公司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增强了操作性和司法的适用性，使新修订的《公司法》成为一部制度先进、操作性强的、具有可诉性的《公司法》，她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公司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四、公司法修订的重大影响

《公司法》是规范资本市场主体的基本法律，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法律。本次《公司法》的修订，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充实了公司职工权益保护的规定，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和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机制，进一步细化了股份转让的执行程序。修订后的《公司法》以维护客户资产安全和股东合法权益为重点，明确了对投资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股东的知情权保障制度，增强了可诉性，完善了公司诉讼制度。为司法和执法活动提供了更为充分具体的法律依据，从而更为有效和周密地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劳动者以及公司本身的合法权益，防范、减少和化解公司内外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为投资者和公司当事人提供更具有指导性的行为规则。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运作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公司章程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本次《公司法》的修订废除了很多政府管制的内容，增强了公司和股东的自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当前我国信用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公司自治对投资者、债权人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公司成立到公司运作，投资者面临的陷阱明显增多，投资风险明显加大，一些人将利用公司自治原则实施诈骗行为，这意味着公司成立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律师等专业人员将更多参与公司的成立和运作业务，公司非诉业务将成为律师新的业务增长点。如在选择投资对象的时候，不能单纯依靠注册资本来判断公司实力的强弱，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分期缴纳的，这需要依靠律师的尽职调查，判断公司的真实情况。

在公司自治空间拓展的同时，公司章程的重要性在公司成立和运作中日益显现。新《公司法》有很多但书条款，赋予了公司章程极大的灵活性，章程可以约定红利分配比例；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表决权行使方式；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办法；约定公司分配方式等等，制作公司章程成为一项极具艺术性和专业性的工作，增加了股东之间的博弈和公司章程的个性，只有通过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指导，才能尽可能的避免投资风险。

在股东权益方面，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很多权利，如何更好的行使这些权益，如果避免法律风险，做出最优选择，也需要律师等专业人士的论证。

（二）《公司法》的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诉讼业务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新《公司法》实施后，将出现“十一大”新型公司诉讼业务：一是因异议股东行使股份回购权而引发的诉讼；二是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而引发的诉讼；三是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四是股东代表诉讼；五是股东应当依法清算但是逾期不清算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组织清算；六是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利用其关联关系侵占公司利益而发生的诉讼；七是股东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八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因"揭穿公司面纱"而引发的诉讼；九是股东要求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引发的诉讼；十是股东之间因公司章程对重大事项约定不明而引发的诉讼；十一是因公司不承担社会责任而引发的诉讼。这种种新型诉讼业务，在2006年《公司法》正式实施以后，必将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三）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加大

在新《公司法》里，以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和可以被提起诉讼的条款达五条之多。如第2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13条：“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第150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第153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民事责任条款大大增强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义务，否则，在新《公司法》实施以后，他们有可能陷入股东提起的诉讼风暴之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及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高管人员无论如何勤勉尽责，亦难免有决策失误或工作疏忽之时。对董事等公司高管而言，一方面应当信守忠实和勤勉义务，另一方面对于有可能引起的赔偿责任，应该通过责任险等合法的手段予以转移。由于原来《公司法》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民事责任条款的操作性不强，股东很难通过诉讼的手段追究董事的赔偿责任。新《公司法》实施以后，股东起诉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在程序上完全具备了可行性，预计国内原来叫好不叫座的董事责任险将迎来黄金机遇。

参考文献：

1、《新公司法》马光远著福州律师网

2、《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刘连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诉讼程序》朱慈蕴著《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4、《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刘俊海著《法学》2004年第7期

5、《公司合并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王长河、孟祥魁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6、《一人公司导论》王涌著法大民商经济网

7、《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刘俊海著《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

修订范文篇10

此次修订删除了2002年保险法的第八条“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该条内容显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重复。这样规定，与其说是立法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立法领域的重复建设，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全可以调整保险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关系。此次修订，将此条予以删除，使保险法回归原位，不再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纠缠不清。

对保险合同章与保险公司章的部分修订，使保险法与合同法、公司法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一致。

将人身保险合同移置财产保险合同之前，纠正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此次调整，终于让“人权”回归本位，体现了“以人为本”，大而广之地说，保障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权。

二、此次修订为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为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创建了完善的制度环境。

首先，是对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保险标的”定义的删除。保险标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保险业务的种类与范围。如果将保险标的局限于“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那就将极大的限制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我国的保险业务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大多数国家按保险业务的保险对象将保险分为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四个类别，还有新出现的保证保险。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在此不赘述。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险种。凡根据法律被保险人应对其他人的损害所负经济赔偿责任，均由保险人承担，以及扩展了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有：①公众责任保险；②雇主责任保险；③产品责任保险；④职业责任保险；⑤保赔保险等。

信用保险，是权利人作为投保人，以义务人的履约信用作为保险标的，在义务人未能如约履行义务而使权利人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风险保障的一种保险。主要有：①雇员忠诚信用保险，承保雇主因雇员的不法行为所致损失；②履约信用保险，承保合同履行义务一方（主要是付款责任）违约所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两种基本的分类方法：根据保险标的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履约信用保险分为商业信用保险、银行信用保险和国家信用保险。根据保险标的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可以将信用保险分为国内信用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

保证保险是广义的信用保险，其保险标的也是义务人的履约信用，是义务人为了向权利人提升自己的信用，由义务人向保险人投保，在义务人不履行约定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向权利人承担履行相应义务或赔偿经济损失的一种保险。保证保险主要分为两类：雇员忠诚保证保险、履约信用保证保险。

除上述险种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险种还将不断增加，如计算机综合保险、信用卡盗窃保险、工程保险和动物保险等。

因此，此次保险法的修订，将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保险标的”定义的删除，意味着清除了一个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创新的桎梏，必将为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创新与繁荣带来重大影响。

其次，完善了“保险业法”的有关规定，为保险业的发展制定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1、2009年保险法第八条明确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同时也留下了余地“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在2002年保险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保险公司的准入和运行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股东资格与高管的任职条件。

3、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形式。2009年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增加了“投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的规定，删除了2002年保险法第一百零五条中“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的条文。

4、明确保险保障基金用途。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2009年保险法在第一百条中第一次明确保险保障基金的使用范围：“(一)在保险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救济；(二)在保险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向依法接受其人寿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提供救济；(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微观上，此次着重修改了“保险合同法”部分的内容，强调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使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趋于平衡。

1、设立“不可抗辩”条款。2009年保险法的规定了，当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该解除权，新保险法对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加以了限制，规定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同时，新保险法还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保险合同“不可抗辩”条款，规定“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此规则对于长期人寿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2、明确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加重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无效。2002年保险法已规定保险公司有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说明的义务。而为了使投保人在投保前能够全面了解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投保，2009年保险法增加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并且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3、明确和规范保险人的理赔程序与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一是2009年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等提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书面”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提供,以避免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二是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三是第二十四条规定了，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天内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4、扩大了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范围，明确雇主可成为雇员的投保人。2009年保险法第三十一条首次增加了“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明确雇主可以成为雇员的投保人；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第三十九条又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5、明确了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责任承担。2009年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解决了保险人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事故后以投保人未给付保险金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问题。

6、死亡事件发生时突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针对死亡事件发生的情况，2009年保险法突出强调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2009年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第四十四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7、理清了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的赔偿责任。2009年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一是明确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其相应的保险权利义务由受让人自然承继，保险合同继续有效，维护保险关系的稳定；二是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后，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另外规定，在保险标的转让之后，被保险人、受让人有义务尽快通知保险公司，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8、进一步明确了“重复保险”的定义与保险责任的承担，平衡了重复保险的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2009年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2002年保险法的重复保险定义相比，增加了“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显然更严谨科学。第二款规定了“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三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可以就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请求各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

2009年保险法的修订也并非尽善尽美，仍有其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揣浅陋，笔者在此略举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