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02:24:18
新青年范文篇1
新青年诗歌，是新青年写出的新诗歌。创作新青年诗歌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不能不以“新”字为中心点、立足点、出发点。我们要用新的目光关注青年，新的思维观察社会，新的视野驰骋生命，新的探索构筑梦想，新的爱情完美人生，新的希望瞩望未来。这便是我们新青年诗歌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诗歌是青年的诗歌，青年是诗歌里的青年。这些出自青春之手的每一篇诗歌，都跳动着一颗颗年轻而热烈的心。青年，就是这样的一群：活泼中难免浮躁；坦诚中难免轻信；执着中难免偏激；崇拜中难免自薄。然而，青年更是这样的一群：羡慕传统的荣光却不为传统所囿；呼唤忠贞的爱情却不为偶像所惑；放眼莫测的人生却不为泪眼所蔽。这便是我们新青年诗歌的本质意义之所在。
新青年诗歌会走多远？肩上所荷负的是怎样的一份责任？怎样的一种道义？会秉持什么样的诗歌理念？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又会取得怎样的进步？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共同努力的。我们坚信，新青年诗歌会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前行、不断地超越。
的确，我们还很幼稚。但正因为幼稚，我们便没有太多的成见与束缚；正因为幼稚，我们可以用最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正因为幼稚，我们可以从最任意的方向走近诗歌。时间将会为我们脱去心灵上的那一层层幼稚，美好的明天也会像太阳一样朝着我们滚滚而来。新青年诗歌终有一天成为翱翔远去的大鹏，张开她那梦幻般的翅膀，搏击沧溟之水，嘶呖当空皓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面对诗歌，我们不只是幸运，更多的时候是精彩变幻的人生过程正一步步开启着我们创作诗歌的智慧。我们只须将那些或深刻、或沉重、或精致、或粗拙的灵魂感悟，一一敲进键盘里的诗行就成了。
面对诗歌，传统的诗美与诗教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与影响。先人的诗歌令我们仰视，更激励我们超越。正好比登山，愈高愈险的地方，风景愈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面对诗歌，躲进远离生活的象牙塔最终枯萎的不仅是诗歌，还有自己的生命之花；艺术殿堂本不玄奥，玄奥的是诗人的内心世界；生活中每一次反思，生命中每一回感动，都是诗人心中不败的艺术花蕾。
面对诗歌，我们要说的是，诗歌只能是诗人心灵里流出来的情歌。诗歌倘若缺失了灵魂的观照，诗歌就会成为了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诗歌假如过滤了情感的潮汐，诗歌就会成为令人憎恶的教唆或骟局。
新青年范文篇2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新青年范文篇3
理解青年电影的入思点在于把握青年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青年电影概念的流动性特征。有些导演在青年时期曾经完成非常优秀的青年电影，但是时移世易，万物生长，成长与成熟伴随着改变一起发生，走向各种类型片制作也和时序变化一样自然合理。比如中国的第六代导演群体曾以集束化的青年电影亮相国际，效果惊人地改写了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面前的展现方式。如今，他们纷纷进入商业类型片的制作或者选择制作主流影片，《让子弹飞》、《上海传奇》、《白鹿原》。一批已完、未完的转型之作昭示了中国电影版图里出现新青年电影的必然，那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们新近完成的青年电影作品被概括为“新青年电影”，占据了新的关注度。与中国第六代导演群体不同，这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群体在中国社会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称谓“80’后”。尽管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80’后”这个词语再一次嬗变为针对作者研究的集体命名，2但在电影研究领域，“80’后、90’后”更多指的是电影观众群体的年龄分布，“80’后与90’后占中国城市电影市场观众的90%……80’后们支撑着中国电影的市场，他们的观影趣味和审美倾向决定着中国电影的票房”。3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电影研究在广为流传的“第六代”代际命名之后，并没有次第出现简单的加法顺延。由此留下探讨空间，能以“新青年电影”为题，讨论出生在80年代的导演群创作现象，比如内地导演刘伽茵、郝杰、卢正雨、郭菲菲、袁菲、杨紫婷，还有香港导演麦曦茵，台湾导演陈正道、刘梓洁，以及新加坡导演巫俊峰，等等。虽然他们的出生年代接近，但在第一波创作中却呈现出不同于第六代同质化价值取向的多元特征。新世纪十年来的中国新青年电影从非虚构的个人自叙传记纪实风格逐步扩大为结合了个人经验与普遍记忆的青春类型片尝试。其中既有非虚构路线的自传式影片，始终保持导演的自我在场，比如《牛皮》，《父后七日》；也有虚构/半虚构式的，将个人的成长记忆加以萃取提升，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进行迂曲的表达，比如《光棍儿》、《烈日当空》；还有主观上按照类型化制作标准完成，实质上却不流失青年电影精神旨归的虚构类影片，如《一只狗的大学时光》、《鲸鱼座》。
非虚构：坚持自我在场的作者个人电影
出自台湾导演刘梓洁的《父后七日》和内地导演刘伽茵的《牛皮》、《牛皮2》在新青年电影中代表着坚持作者风格的一极，是始终保持电影创作者自我情感在场的个人电影。二者在题材上都选择了导演亲身亲历的家庭故事。《父后七日》叙述了女导演在父亲别世后所经历的台湾现时丧葬礼仪，表现真实世俗中的荒诞与深情。《牛皮》讲述了女导演和父母在北京南郊两间狭小昏暗小屋里的日常生活。两部取材家庭生活的电影不期然共有了一段东方伦理风情。就个人风格的强化程度而言，刘伽茵的《牛皮》代表性尤为突出。
《牛皮》在形式美学上与中国新生代导演的青年作品极为类似。110分钟片长的纪实风格剧情片仅由23个镜头组成，每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片段，其中最长的一个镜头达到15分钟。“沉闷而冗长”是电影给予观众的最初观感——“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固定机位中景镜头，摆出了拒绝交流的姿态和自我沉溺的意念，因为蔑视观众而缺乏与观众的对话意识，最终使它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文本”。4的确，《牛皮》固定机位的中景长镜头叙事，刻意保留的自然光线，片内人物行为和对话的随意表征无不印证着导演风格的极简主义，也说明它决非一部顾及接受视野的电影。正如刘伽茵本人的阐述，“我拍电影是为了自己”，“电影是我对生活的体验、思考和反省”。5刘伽茵的导演阐述具有十足的艺术电影特质，这种特质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教学赋予的最高价值观。然而对于新青年电影，有电影学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方式获得投资并拍出一部电影，而在于“能否使影片最终跟作者见面”。6可是《牛皮》的导演阐述却在反复强调，“我也根本不考虑观众……这样的片子有没有观众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把拍的人和看的人扯到一起。”十几年以前，贾樟柯、王小帅、刘杰、王全安等第六代导演都表述过相仿的观念，成就了新生代电影的自我表达价值。及至当下的新青年电影，仍然有《牛皮》这样的个人电影坚持从自我经验的基本立场出发，以细节贯穿全片而避免艺术化的戏剧矛盾，以电影为表达自我经验的纯粹艺术载体，而非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对于熟悉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中国观众而言，《牛皮》的镜头风格无疑就是独立制片灰暗现实主义的延续。这一现象说明在考量中国新青年电影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就是刚刚卸下青年电影桂冠的第六代电影作品。那么，观念上的重复究竟源自对作者电影艺术性的忠贞信仰还是电影节电影模式的无意识延伸？在坚持自我在场的非虚构作者电影维度上，新青年电影与第六代导演青年时期的电影作品相比，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差异？
仍以《牛皮》为例，2004年《牛皮》参展柏林国际电影节，后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数字电影制作基金”，2009年《牛皮2》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双周影展并获首尔数字电影节的一些奖项。在55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牛皮》备受肯定，被视为“中国影片中最不显眼、却是最自信的电影”。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究竟是国际电影节的期待视野造就了某些新青年电影的独特形态，还是中国自第六代电影以来的青年电影风格铸造了国际电影节对中国新青年电影的判断标准。对照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选片和策划人葛文对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简短定义，“一部非常慢，用固定镜头拍摄（的影片），呈现了即将死去的人的悲惨生活，配上很差的声音和难以理解的字幕。”7只要去掉“即将死去的人”几个字，《牛皮》与葛文的定义完全吻合。如果说在日益开放的新时代里，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美学塑造能力日渐衰落，8那么如《牛皮》一类新青年电影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以作者风格再次获奖又隐喻着什么？《牛皮》和《牛皮2》墙外开花，在国内并未进入院线。导演本人坚持认为“在国内上不了院线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态度对于关注青年电影的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言犹在耳，同样的作者立场正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在完成青年电影时期的共同宣言。时至今日，第六代的作者宣言或解体或松动，或被践踏，或被放弃后又重新找回并宣布再次坚持。刘伽茵的国际电影节成就与她的作者电影立场未来走向是否具有互为动力的关系？新青年电影中的非虚构类作者电影是否可能在“电影节电影”的形式之外另辟蹊径？
虚构/非虚构：成长记忆的集合与微观历史投射
与任何一种艺术类型一样，青年导演最早拍摄电影的创作冲突往往来自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不过近来的新青年电影中不只有自我经验表达的作者电影，而且有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青春片、剧情片制作。香港导演麦曦茵的《烈日当空》、内地导演郝杰的《光棍儿》呈现出成长记忆和他人经验的综合。与极端坚持个人维度的《牛皮》不同，《烈日当空》、《光棍儿》有意识地在表象层面遮蔽导演自我的在场，将个人的观念和情感注入故事深处的肌理，从微观视角出发，对正在经历和已经过去的历史加以形象化投射，表现出新青年电影视野中独有的历史观照方式。《烈日当空》塑造了七个“不优秀”的男青年群像，头抽、牛蒡、怒荣、贤仔、笠啫、肥毛、阿褶，每一个青年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代表着一种人生观念的价值映射，也代表着一种微观历史的态度。正如导演麦曦茵所说，“影片中的7个人，都是我的个人投射……在灿烂、热烈、能量无穷的青春后面，原来都隐藏着导演的一种心理创伤”。9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作者心理创伤记忆的自我治愈与升华。麦曦茵在《烈日当空》中表现的情感破裂故事隐约与外部历史压力相联系，传达出港片传统难以为继的困境与尴尬。影片前半段沿袭港味十足的影像语言，流畅展现七个非主流男生逐步建立港片特有的“兄弟情”，他们沿着铁轨放纵青春的画面是悬隔时空条件之后的青春本体叙述。但是，当真实的历史具体地在个体身上发生，关于兄弟情的质疑就和关于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大众心态传达结合在一起。影片从个人视角的微观历史出发，曲折地映射了新青年电影试图传达非主流历史叙述的另类感受。影片的叙述时间结束在2007年与2008年新旧交替的时刻，涉及的历史事件是北京申奥成功和庆祝2008新年来临。麦曦茵作为香港回归后的华语青年电影导演，以省视他者的态度观望历史。
她没有积极地重复主流话语，也没有选择反主流的尖锐面目，而是在主流与反主流之间制造了属于非主流青春的缓冲地带暂避锋芒。影片中，怒荣的父亲鳏居多年后娶了来自大陆的“北妹”，怒荣与介入家庭的新成员格格不入。及至大陆继母关心他的伤势，怒荣放弃敌对，改为默默相视。肥毛的母亲在香港回归后转做大陆业务，常常北上出差，以致单亲家庭里的肥毛对此不满，在吸毒后狂踩妈妈的行李箱。影片的历史观集中在片尾出现，与情节高潮和人物命运结局同步。叙事蒙太奇切换在广场空间与青年遭际之间。背景是烟火伴着主流话语渲染迎接2008新年的晚会，一边是因私密照外泄而不堪舆论压力的少女在高亢的主流话语声音中跳楼，另一边是七个男生无厘头地卷进街头暴力斗殴。主流话语冀望美好的2008年到来，而影片叙事里无辜的少女结束生命，七个男生在迈进成年的时刻或死或伤，最终破裂兄弟情。《烈日当空》没有正面展开关于历史的叙述，但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命运走向上体现了导演的历史感受。另一部综合集体记忆、疏离宏观历史的影片是郝杰的《光棍儿》。影片缘起于导演的真实故乡记忆，故事发生的地理坐标标注清晰：张家口市万泉县顾家沟村。地理空间上距离北京只有150公里，但在共时阶段里的现代化程度与北京的距离难以计算。影片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了故事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同步的节奏，2010年既是片内的艺术时间，也是片外的作品拍摄完成时间。不过，《光棍儿》的时间层面分为过去和现在两层。影片在人物前史部分插入了另外四个历史年代，分别是1966年、1945年、1942年、1975年。以上四个年份在中国的宏观历史上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但在《光棍儿》里一概不予提及，不予任何注意，甚至四个年份在片中的出现顺序都没按照自然的时序。
时间被剥去历史的附着，再被还原为个体本身的存在意义，每个年份的出现只是为了说明四个主要人物蹉跎岁月被沦为光棍的原因。比如梁大头1966年骚扰俏三妈被农用机械误伤，顾林1945年骚扰妻妹致使妻子离家，六软1942年和成年女子结婚受到心理伤害，老杨1975年与二丫自由恋爱被女方家长干涉。四个光棍儿在过去时代的经历都与人的生物本能有关，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动因，影片有意悬隔了历史年代背后的普遍记忆，在标明过去年份的既往时间层面上，片内的视线只关注人物本身的个体经历，毫不顾及宏观历史与具体个人的关系，表现出非常奇特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难以撇清“恶趣味”之嫌。10这种疏离宏观历史，悬隔历史与个体关系的态度迥异于此前的青年电影。在《青红》、《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等青年影片中，中国的观众习惯了第六代关于历史与个体的逻辑叙述。不同的历史年份里，哪怕是再微小的个体都有独特的渠道感应到宏观历史事件的影响。崔明亮、吴青红、马小军的青春冲动不仅受到来自生物本能的利比多支配，更重要的是受到特殊年代的环境影响。
外在历史条件的改变无形而有效地改变了人物的存在方式，相继导致具体人物的命运迁移，拍摄宏大历史中的个体人物遭际渐渐成为第六代导演完成青年电影时的集体倾向。这个倾向在郝杰《光棍儿》一片中被彻底扭转，所谓在宏大历史上具有深度影响的年份在叙事中被完全孤立。有观影者对此加以赞赏，认为“反其道而行的存在，使其有着存在的意义”。11
虚构：青春理想与类型片结盟
在中国最近的新青年电影中，把青春理想注入类型片制作的第三种路向特别值得关注。卢正雨的《一只狗的大学时光》糅合了公路片、喜剧片和青春励志的多样类型元素，跻身2010年暑期档上线公映。郭菲菲的《鲸鱼座》虽然只是22分钟的艺术短片，但是奇幻的想象力和丰饶的童话色彩不仅为影片赢得了第17届大学生电影节的评委会奖，也争取到了在电影频道公开放映的机会。这类影片对于时代问题和文化环境的新变化做出了积极而及时的回应，既丰富了新青年电影的发展路向，在文化意义上也刷新了关于新青年电影的舆论评价和价值判断。
《一只狗的大学时光》积极网罗流行元素，表现出敏感而不避世俗的文化态度。影片充分利用大众文化中的公共资源，择取选秀出身的新艺人和走红网络的搞笑人物出镜，把多种青年亚文化现象纳入片中，诸如跑酷、拍客、播客。不单用于新潮名词的点缀，而且真的编入情节，决定人物角色身份，构成喜剧笑点来源。导演卢正雨以周星驰为人生中唯一偶像，在拍摄《一只狗的大学时光》时也复制了港片惯用的小人物喜剧路线，以平视的视角表现平凡的社会，不去刻意美化、拔高青春理想，却最终在庸常的市井文化里确认青春理想的真实存在。其实，很多电影都关注到了青年人就业难问题，关注告别校园的学生在正面遭遇社会现实以后造成理想失落的问题。以上种种问题在大量影片中往往体现出灰暗、尖锐、极端的性质，体现出青年与成人社会的价值矛盾和认识落差，对社会现状的批判有余，而对青年人自身实况的反思不足。卢正雨的青春片转用励志喜剧的公路类型片方式，把青年人的实际问题带入商业性质的类型片制作，同时又不放弃青年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理想主义，把青春理想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把青春理想的阶段性实现作为喜剧的大团圆结局。导演的个人趣味为新青年电影增添了新的面向，扩容了新青年电影的文化意义。除了独立前卫、坚持自我、不妥协的残酷青春之外，还有平实而机智，平常却依旧坚持梦想的青春平和叙事。
除了喜剧类型之外，虚构类的新青年电影中还出现了以往少见的奇幻元素。郭菲菲的短片《鲸鱼座》想象了一个背上长有鱼鳍的“鱼人”少女，环绕这个奇幻人物设置各种利益链条。她在闭塞山城里被世俗眼光视之为畸形另类，被偶遇的体育伯乐当作难得的游泳天才，需要珍惜、训练，闻风而至的医学研究组漠视“人”的价值，只想把她当作基因实验的对象。一个异类在复杂社会上的命运可能通向哪里？短片结尾一改前面真人电影的影像语言，在人像淡出后采用电脑动画技术虚拟画面——汉江里鲸鱼一跃而起！随即又在字幕间隙剪接上象征意味强烈的二维动画，几个简洁而富有东方意味的动画场面巧妙呼应了片中的“鱼人”假想。在《鲸鱼座》中，少女成为异类的恐惧在本质上更接近青春期的复杂心理，异构而同质。那些奇幻的想象隐蔽地述说着青年在接受成人社会拣选前的忐忑与反抗。寓言式的结局犹如假想中的自我解放，象征性地抚慰了在社会现实原则压抑下的青春心灵。影片作为新青年电影的文化意义在于多元艺术路线的实践，导演郭菲菲用虚构的艺术方式委婉而曲折地传达了属于自己和一代人的普遍心理经验，在不失青年电影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现了兼具审美交流价值的艺术真实。
结语
中国新青年电影的语境在十年间变化巨大，集中表现在投资渠道、传播渠道、影像拍摄与制作技术和观众构成方面。首先，启动电影的资金来源和投资规模更加多样，掌控投资的方式更加灵活便利。再加上投资方与传播渠道紧密关联，新青年电影在获得资本支持和进入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了更多选择。除了习惯上送至国际电影节以外，新青年电影还可能进入院线公映、被电影频道收购放映、在网络上点映播放以及参加各类电影活动展映。电影接受空间的扩大，意味着新青年电影的传播价值有了新的认证渠道，直接后果就是近年来的新青年电影在制作上日益多元化，不以艺术电影或独立电影作为必然方向，从而跳脱出电影节电影的单一模式。当多样化的投资渠道与传播渠道促进了新青年电影制作路向的新变，国内几家大型视频网站逐渐认识到新青年电影蕴蓄的潜在观影号召力。
新青年范文篇4
--在团县委八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亲爱的团员干部们：
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在这充满生机、播种希望的美好时节，共青团株洲县委八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胜利召开。刚才，谢娜同志作了工作报告，从她的报告中，我深切的感受到株洲县的共青团事业在发展、在进步，前景很光明、很灿烂，团干们很努力、很辛苦。今天，参加年轻人的会议，我感到自己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有几句心里话要向朋友们倾诉。
一、要有鸿鹄之志
孙中山先生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青年朋友要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
目标是人生的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生，是平淡无奇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人生。我们要缔造波澜壮阔的人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热火朝天的人生。有些人是没有目标的，得过且过、随波逐流，没有追求、没有要求，没有热情、没有激情，工作、生活一成不变。团员干部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栋梁，有志不在年高，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宏伟的目标。
目标是人生的动力。伟人心中有志向，凡人心中有愿望。一个人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他有伟大的目标。想当元帅的士兵不一定能当上元帅，但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一定不能当元帅。有了志向，就会有前进的动力，有了动力，就会时刻有所准备。而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成功，总是垂青那些有志向的人。真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目标是人生的殿堂。最佳目标不是最有价值的目标，而是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实现的目标一个接一个，就构成了最佳的目标体系，也就构成了成功的人生。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的目标就像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动物界有个故事，老鼠为避免被猫抓住，商量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猫的脖子挂上铃铛，这样，猫来了，铃铛就响，老鼠就可以逃避，但是，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没有哪只老鼠有这个胆量。老鼠的想法虽然美妙，却是一相情愿，毫无现实意义可言，当然也就不可能成功。团员干部们一定要做事不贪大、为人不计小，从点滴做起，从基层做起，天天追求伟大，伟大了无踪影，注重从小事做起，伟大不期而至。
二、要有成事之能
为政之德，从政之才，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艰苦地学习和磨练。团员干部要有一种本领恐慌，自觉敦品、励学、广才、强能。
要练就过硬的素质。政治素质要过硬，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观念，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原则上毫不含糊、毫不动摇。道德素质要过硬，要有良好的伦理道德、公共道德、社会道德，要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时刻注意以德立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心理素质要过硬，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惑，不为情所动，不为势所迫，保持平静、平常、平和的心态。业务素质要过硬，要多学、多思，多总结、多实践，做到政策掌握好、程序执行准、基本情况熟。
要树立科学的理念。一要树立重要第一的理念。最重要的事情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倾注的精力越多，付出的劳动越多，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出现的频率就越低，次数也就越少，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重要的事变成紧急的事。广大团干部，都是单位的工作骨干，同时还兼任着其他工作，特别是乡镇的团干部，工作任务重，一定要找准重点，结合特点，打造亮点。二要树立简单高效的理念。简单是事情的最好境界，天下所有的事情，都以简单为最好的境界，越简单就越伟大，越简易就越高明，事物越简单越深刻，人越简单越智慧。我们承担的任务很繁重，面临的情况很复杂，要把人际关系简化，要把工作程序简化，要把日常事务简化，找到关键点和切入点，用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解决问题。三要树立注重细节的理念。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广大团员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严于律己；在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精益求精；在学习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又博又专；在处事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真诚坦荡；在生活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慎言慎行。
要养成优良的作风。要谦虚谨慎，年轻干部，要多份虚心少份傲气，多份诚心少份浮气，多份耐心少份粗气，调子低点，理解多点。要艰苦奋斗，不要讲排场、摆阔气、比豪华，多想想特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失学的孩子，节约每一个铜板、节约每一件公物，节约每一种资源。要脚踏实地，哗众取宠、华而不实、虚报浮夸是成就不了事业的，发展喊不出来，必须脚踏实地干出来。
要创造实在的业绩。做好思想教育，多深入青年团员当中，解决青年的理想信念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党的信任。加强组织建设，积极稳妥地发展团员，既要数量，又要质量；健全各类团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团员朋友们要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去，大胆创业，也要积极开展活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三、要有爱岗之心
爱岗敬业，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风范。
爱岗之心是感恩之心。要想想自己的成长历程，谁教育我们、培养我们、提高我们？要想想自己人、的生活变化，童年时候，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是谁在改善我们的生活？要想想自己的入党参工，自己是怎样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成为一名团员、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干部的？没有党的培养，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没有理由不感激党的恩情，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岗位。
爱岗之心是责任之心。要对家人负责，我们读书就业，用的是父母的工资钱、打工钱，甚至还有亲戚朋友的资助，他们含辛茹苦培养我们，我们只能用努力工作去回报他们；要对岗位负责，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难解之题，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多改制企业职工失去了工作，大家是时代的骄子，是社会的幸运儿，有一个展现自我、实现抱负的平台和舞台，难能可贵，不可浪费；要对事业负责，团工作是非常重要、非常神圣的工作，每个团干部都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爱岗之心是进取之心。要主动思考问题，对新时期团工作的新特点、新情况，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主动开展工作，而且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要做好基础性工作，也要抓好亮点特色工作；要主动加强修养，做团结协作的表率，做开拓创新的表率，做勤政廉政的表率。
新青年范文篇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新青年范文篇6
把握时代脉搏——学习十七大
在十七大开幕式上，总书记首先对过去的五年进行总结，然后从改革开放、台海政策、国民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民生、国防外交、党的建设进行深入分析，更提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了实现了新老交替，一批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机构。这也昭示着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会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更发展、民主更健全、科技更进步、文化更繁荣、社会更和谐、人民生活更殷实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新时代青年该如何来响应党的十七大呢？首先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围绕在党的周围，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武装自己的头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时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出一份力量，进一步树立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我们更应该努力学好所学专业知识，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同时我们还应该勇于实践，联系现实，努力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中来，为祖国的发展、为人们的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回馈于社会。
高举党的旗帜——永远跟党走
自小的时候，《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爱国主义歌曲就深深印在脑海里，长大以后通过对历史知识的系统学习，我更深刻地明白的党存在的重要性。
1921年，在南湖的一艘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们的党，历经86年的风风雨雨，发展成为而今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但是她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哺育着中华儿女。
“喝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来之不易，当我们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想想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多少革命烈士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怎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当我们翻开革命先辈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爱国华章时，又怎能不热爱他们。
历史的车轮撵过一轮又一轮，忆往昔，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嫦娥一号”奔向月球了，2008年奥运会也将在北京举行了……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我们要循着前人的足迹，洒下我们青春的热血，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永远跟着党走，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携手奋进，为中国早日成为世界强国而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吹响时代号角——争做新一代
十七大的号角已经吹响，薪火相传，作为21世纪新一代的我们正肩负着新的历史的使命。青春，是人生的中最华丽的乐章。黑格尔说过，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一幅精彩的画面。让自己生命的辉煌定格在那个瞬间;雷锋服务他人让自己平凡的生命绽放出绚烂的光芒;同样我校余立锋同学也以他独特的设计震撼着世界，为陶院增光添彩;等等。他们都是我们青年人的骄傲，是我们青年的楷模。在崇拜和仰慕他们的同时，我们更应当从自我做起，奉献自己火热的青春。
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新一代的青年应当树立好远大的理想，从小事做起，古人有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只有从小事做起，才能给自已添砖加瓦，增加自身的筹码，才能以坚实的步伐迈向社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在前进的过程中，纵然荆棘遍地，我们也应以顽强的信念去克服它，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走向成功。
新青年范文篇7
我是一名普通的青年人，同每一名青年人一样，有着理想和抱负，向往着美好的未来，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指路的标灯，团组织就是青年人前进道路上的航标，所以我迫切要求加入共青团组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马克思烈宁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全国各族青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有着光荣的历史。在建立新中国，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纪律，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请团组织接受我的申请，早日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实现我多年的夙愿。入团后，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起带头作用，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青团员，如果团组织没有批准我入团，说明我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将克服不足，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公务员之家:
此致
敬礼
新青年范文篇8
一个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的观念、互素质如何，尤其是各级干部观念、素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否相适应。溧水县正是基于这点，从加快人才资源开发的战略高度出发，把青年干部的培养作为经济发展和干部培养的突破口。于是，一场在全南京市、在全江苏省具有创新意义的“放飞凤凰”、“借地育才”的“四派”便应运而生：“四派”活动，即“外派”，选派年轻干部到沿生活费发达地区开展驻地招商锻炼；“委派”组织专门干部小组，对县内重点企业、成长型企业实行跟踪服务，落实联系责任人，具体负责协调各项服务事宜；“上派”，择优选派一批年轻县管副职领导干部和优秀县管后备干部到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比较紧密的省市机关综合部门跟班学习，了解熟悉上级机关的工作内容和程序；“下派”，选派年轻干部到基层单位（乡镇、县重点企业、村委会、居委会）挂职锻炼，从基层干起，熟悉基层情况，了解群众，学会做群众工作。以“四派”的方式，创造条件，加强年轻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提供环境，发挥年轻干部的政治理论、实行业务工作能力；实战锻炼，磨练意志，提高年轻干部在艰苦环境和突发事件中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工作能力。通过“四派”，让年青干部开阔视野，亲身感受，亲历实践，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信息、新观念、新方法，思想观念经受洗礼，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得到锻炼，努力达到“培养干部、加强联第、提高能力”的目的。大家都认为在外能感受到许多新观念、新思路的冲击，在内能发现许多基层工作难点，找准工作切入点，深刻理解“小政府”与“大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开展“四派”是经过县委共同酝酿、认真讨论、反复论证后做出的决策。这项对青年干部的“放飞”计划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政策、有条件的，而不是放任自流。根据挂职的实际情况，对挂职干部提出了严把“五关”：一是严把人员素质关；二是严把培养关；三是严把管理关；四是严把纪委关；五是严把考核关。由于领导重视，组织严密，确保了挂职锻炼工作抓得紧，做得好，有成效。同时为了使这些青年干部在外面能成为一个团结友爱互助的集体，有一个温暖的“家”，对他们实行集中住宿，统一管理，并组建临时党支部，严格党内生活，严格党性锻炼，建立了一套学习、会议制度，定期向县委组织部汇报思想工作情况，遇有重大事项都要及时汇报。
特点和效果
一、就其规模来说：一是人员素质较高，有朝气。“四派”干部，主要是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选调的。其中：研究生1名，占0.03%；大学337名，占60.8%；大专164名，占29.6%；中专（高中）51名，占9.2%；35岁以下有493人，占89%，平均年龄33岁。二是选派规模大，范围广。至今“四派”干部有554名（人次），涉及了全县77家单位、8个镇，共到10城市、5省级机关、12市级机关、14企业以及全县94个村委会、11个社区挂职锻炼，涉及到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对我县来说尚属首次。这些干部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有较细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挂职后，能较快适应环境，充分发挥自身政策热、信息灵、思路宽、联系广、头脑活、办法多和上下协调等优势，比较容易吸收知识和管理经验，也将现代科技和文化等“高位嫁接”到农村，成为党委、政府的“代言人”，成为各项政策的引路人的执行者，确保及时向群众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协调解决资金问题，有的放矢地组织起来找项目、闯市场、谋发展，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实践和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就其组织形式来说：双向挂职、上下走动。溧水县先后组织34人到省市跟班学习，280人下基层挂职锻炼，64人派企业服务的同时，选派15名乡镇干部到县综合部门跟班锻炼，并配合省市组织部门安排了14人到县有关部门挂职。对挂职干部的管理、培养，实行省、市、县、镇、村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共同开展好挂职工作。以上级部门鉴定和县委组织部的全面考核为主的管理模式，单位以“驻村帮扶”等为载体，加强对挂职干部指导、帮教工作，着力为基层解决困难；各镇对挂职干部实行帮带制度，定期进行学习，为断提高挂职干部的素质；村级组织直接负责对挂职干部的管理，在给他们解决生活、工作困难的同时，多压担子，多交任务，每个挂职干部都联系有一个组或几项具体工作，形成了“选派一个人，带动一条线，走出一条路，发展好一方”发展格局。
三、就其安排来说：结合实际，因才用人。选派坚持专业对口、本人岗位及特长等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干部，上派基本保持系统对口，如果相关部门没有年轻干部，也可根据需要选派其他单位年轻干部上派挂职；下派基本以需求为主，如社会治安差、治安任务重的村，选派法律专业的干部；经济发展缓慢的村，选派懂经济的干部；农产品出售难的村，选派熟悉市场、懂经营的干部等。外派主要选派一些具有一定社交能力的年轻干部。委派主要选派经济综合部门的年轻干部。
四、就其效果来说：强化实践锻炼，有所侧重。溧水县遵循干部成长规律，紧贴经济建设中心，把年轻干部选派到经济主战场和基层进行摔打磨炼。外派招商取经：从2001年起，在上海、广东、浙江建立了三大招商基地，先后选派176名干部外出“洗脑健身”，主要让年轻干部解放思想，磨炼意志，增长才干；上派跟班充电：主要是让年轻干部在更高层次上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综合协调能力，帮助他们“登高望远”，开阔视野，提高工作规范性、层次性；下派挂职补课：通过到镇、村、居委会等基层挂职锻炼，了解熟悉基层，使年轻干部“耳聪目明”，增强群众观念，从而找准工作切入点，提高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委派关键岗位考验：主要培养年轻干部独挡一面开展工作的能力，负责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充分发挥他们主力军作用。
启示与思考
启示一：干部挂职锻炼，是溧水县大规模培训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又一创新模式，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大规模培训教育干部的要求精神，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举措。“四派”是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作风好，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能开创新局面的干部选派到基层锻炼，让他们在挂职锻炼中不断得到提高、“充电”，为在青年干部队伍中培育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优秀干部，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领导干部队伍，开创人才辈出、生机勃勃的干部工作培训新局面。
启示二：“四派”是锻炼年轻的好平台。“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从人才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的成长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个人自身努力；二是社会培养造就。“四派”是让年轻干部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发挥工作主动性，把知识、能力、才华用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工作中去，把年轻干部的能量释放出来，也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拼博创业、施展才华的舞台。上派干部到省市机关跟班学习，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加强与省市机关的联系沟通、取得上级部门对我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关心。加快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全县相关部门、系统的专业业务水平。下基层的干部也能从基层工作中得到很多的收获，学到很多为农民群众办实事的方法，切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更有利于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要干大事，就要从小事、实事做起，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候做到厚积薄发。
启示三：“四派”是服务中心工作、服务基层的好途径。“经济要上去，干部要出去”。选派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到一线去，有利于深入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围绕中心、大局，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下派挂职，还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提高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水平。到村挂职干部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了一些群众较关心的问题，村容村貌有了较大的改变。一些贫困或比较偏僻的经济落后村，村里一般是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人才。下派挂职干部到村后，动脑筋，想办法，调动全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村级经济，根据行政村特色制订规划，帮助农民出点子，谋发展，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农民拓宽发展道路。有的帮助农民办起了咸鹅加工厂，联系销售，有的帮助建起了村级农资批发市场，找出了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新青年范文篇9
文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市丘陵经济发展示范区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针对资阳现状，就资阳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建成什么样的模式、重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建议意见。特别是在措施中提出：要培育新型农民；选择好建设模式；做到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主次分明轻重有序等四个必须；处理好中心任务和农村发展、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客观条件和建设目标、试点、示范与整体推进及发挥政府支持作用与突出农民主体作用等五个关系；抓好产业园区化、居住社区化、生产规模化、组织合作化、环境生态化等“五化”，促进“三农”的快速发展。最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要持之以恒。既要预备走艰苦的路，对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敢于迎难而上；更要看到前途的光明，增强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坚信通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和方略后，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安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成为我市“十一五”期间的攻坚战役，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市丘陵经济发展示范区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就如何加强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建议意见，仅供参考。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使农村整体面貌出现较大改观，把我市农村建设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经济发展、农民富裕、文化繁荣、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基本原则
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二是坚持规划先行、分步实施的原则；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四是坚持尊重农民群众意愿，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原则；五是坚持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的原则。
三、主要目标
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一号文件及我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要求，结合资阳具体实际，推进具有资阳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一五”期间，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应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农业产业化经营蓬勃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得到有效增强；（2）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3）农村社会事业繁荣发展。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和巩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人口达80%以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4）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生活用水质量达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农村住房安全美观，厕所整洁卫生，村道、院坝实现硬化，垃圾集中处理无害化，环境美化绿化，村容村貌整洁优美；（5）农村社会和谐。社会秩序井然，农民安居乐业，邻里和睦相处，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好人好事蔚然成风；（6）在农民中普遍树立起“勤劳、自强、互助”的精神，形成一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7）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完善。“两委”班子团结、坚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能够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劳动致富。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村民自治机制健康运转。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村务、财务公开，干部勤政廉洁，农民群众满意。
四、重点措施
(一)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从新农村建设需要来看，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事业发展；无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无论立足当前，还是着眼长远，都需要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点在“村”、重点在“农民”；为的是农民，靠的也是农民。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农民的知识化、现代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条件，农民素质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是新农村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的重要任务。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培养出千千万万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二)选择好建设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好。根据我市农村现状，主要有以下五种模式供选择参考：1、工业型新农村。所谓工业型，就是以发展乡村工业为导向，推进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型转变,增强工业对农业的拉动力。农村工业化是壮大农村经济总量的关键,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器，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支撑点。以工业经济实力为基础，整合农村的土地、人力等资源，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平衡发展的过程；2、生态型新农村。所谓生态型新农村，就是发挥特有的生态优势，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以生态型农业为重点，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农村发展道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农村生态能源建设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成为关系到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保障人民生活质量长久可持续的提高；3、城镇型新农村。所谓城镇型新农村，就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农民向城镇集聚，加速资本和产业转移，促进农民职业和空间转移，形成新型的城乡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4、农庄型新农村。所谓农庄型新农村，就是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空间以及周围的鱼塘、树林、菜地等农家资源，增设耕地种菜、现场采摘、任意“点宰”、自选自做等服务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娱乐旅游经济。投资少、收益好、见效快是农庄型新农村建设最为显著的特点。它的发展，对促进农村旅游、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区域经济、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5、第三产业服务型新农村。所谓第三产业服务型新农村，也即城郊型新农村，就是按照“依托城市、服务城市、致富农民”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城郊乡镇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围绕休闲、生态、观光、旅游农业，以及名优农产品进行项目包装，积极开展各类相关招商活动，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普遍存在于靠近城市的农村，它们充分利用地处城郊结合部、交通四通八达等区位优势，建设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生产为城市配套的蔬菜、花卉、畜禽等副食品类农副产品。
(三)做到四个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在宏观上体现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微观上更要处处体现科学思路、科学方法、科学手段。因此，我市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时，务必要做到四个必须：
1、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而不仅仅是官员干部的意愿。新农村是农民的新农村，这是新农村建设首先必须明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农民的所想、所盼、所需、所急、所好必须搞清楚，然后对这些情况进行综合进行提炼，制定符合农民需要的建设计划。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政府官员主观臆断闭门造车搞政绩形象工程的旧思维。
2、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而不是好高骛远一蹴而就。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宏大工程，需要建设的内容及其丰富。因此各地要充分了解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生活状况、政府财政能力、社会参与的积极性等等，充分掌握这些执政资源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按照有多少力量办多少事情的原则，一步一步扎实推进。不要看到其他地方目标定得高就盲目跟风。既要有兔子的思维，又要有乌龟的心态。
3、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小而全大而全。新农村也是农村，农村有农村固有的特点、特色，在建设新农村时要遵循农村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比如，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就要大力推进；但是发展二三产业，就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有条件的可以搞，没有条件的就要另劈他途。
4、必须主次分明轻重有序，而不是眉毛胡子一哄而上。新农村建设内容比较多，但要分清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先抓吃穿用，先生活后生产，先物质再精神，分步实施，分步推进。
(四)处理好五个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各方努力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结合资阳实际，着重处理好五个关系：
1、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心任务和农村发展的关系，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建设新农村不仅仅是建新房、修街道。它最重要、最本源的内容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了，才能增强自身的活力，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和归宿。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在农业、农村挖掘潜力，更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寻找出路；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吹糠见米”显效快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2、必须正确处理好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的关系，把握“三个理念”，抓好“三个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不能也不应该一蹴而就。各地要把握好“三个理念”，抓好“三个建设”：一是用现念教育农民，抓好培育造就新型农民的建设。“要想富口袋，须先富脑袋”，“要想实现现代化，农民必须知识化”。要创建学习型家庭，培育知识型农民，使60％以上的适龄农民成为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就业能力的新型农民或产业工人；二是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抓好优化发展新产业的建设。要按照“一村一品”或“几村一品”要求，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的示范、引导和辐射作用，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增加新收入；三是用城市理念建设农村，抓好整治营造新环境的建设。要按照“工农商建运服协调发展，山水林田路屯综合治理”的要求，通过设施改造和建设，改善和提升农民的生产和居住条件，引导他们与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树立新风尚，营造新环境。
3、必须正确处理好客观条件和建设目标的关系，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有效推进。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处于同一阶段和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也不平衡，新农村建设会存在快慢、高低之分。因此，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不宜强调同一个模式，同一种方法或同一个标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重实效，不搞盲目攀比，避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避免新农村建设运动化。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事，也是欠发达地区的事。毫无疑问，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领先，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加大力度，率先垂范；欠发达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也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尽最大努力，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4、处理好试点、示范与整体推进的关系。抓好两头，搞好试点，树立典型，积累经验，完善政策，整体推进，是农村工作行之有效的办法。新农村建设更需要抓试点起步，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以点连线，以线连片，点面结合，稳步推进。在典型引路中，一方面要向试点、示范村适度倾斜项目和资金，取得综合效益；同时也要防止把全部资源集中到示范点，从而造成“典型好却学不了推不开”的局面，从而放松对面上工作的全面落实与推进。要把示范的文明新村作为有效载体、抓手和突破口，而不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全部。一定要统筹安排，既典型示范，又整体推进，要让新农村建设惠及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
5、处理好发挥政府支持作用与突出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背景下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实施的战略决策，政府当然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项目应给予更大的投入。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投入毕竟有限。而农民始终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围绕农民的需求和意愿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把农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标准。要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民意愿，让农民受益、农民拥护；要引导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要坚持村民自治，决策由农民讨论，实施由农民监督，结果由农民验收，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法制素质；各级党政要加强领导，又不强迫命令，既大力支持，又不包办代替，不急于求成，一切以农民的愿意出发。
新青年范文篇10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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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