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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21:30:15

协助范文篇1

第一条为了切实保障纪委履行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形成反腐败合力，促进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以下简称组织协调工作），是指纪委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协助同级党委研究、部署、协调、督促检查反腐败各项工作。

第三条纪委开展组织协调工作，应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坚持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司其职。

第二章组织协调的主要任务

第四条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围绕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等开展工作。

第五条根据同级党委的要求和实际情况，研究反腐败工作的重要问题，及时向同级党委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根据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关于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按照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任务分解，明确责任，提出要求，组织落实。

第七条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和沟通，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

第八条对有关部门承担的反腐败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三章组织协调的程序

第九条纪委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应当遵循以下步骤：

（一）确定需要组织协调的事项；

（二）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

（三）组织实施；

（四）督促检查有关部门承担任务的进展情况；

（五）要求有关部门书面报告承担任务的落实情况；

（六）向党委报告组织协调事项完成情况。

第十条纪委组织协调的事项除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交办的以外，根据需要，由纪委常委会或者纪委分管领导确定；纪委认为重要的组织协调事项，应当报同级党委或者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并报上一级纪委备案。

有关部门认为需要纪委组织协调的事项，可以向纪委提出建议，由纪委决定或者由纪委报党委决定。

第十一条经纪委组织协调确定的事项，应当以实施意见、工作安排意见、会议纪要等书面形式交有关部门实施；在查办案件中，因紧急或者保密等特殊情况，经纪委分管办案工作的领导同意，也可以采取当面通知或者电话通知等方式向有关部门提出，但应当作好记录，留案备查，事后应当及时补办相关手续。

实施意见、工作安排意见、会议纪要等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部署或确定的事项、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工作任务分工和要求等。

第十二条纪委对有关部门承担的反腐败任务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可以采取听取汇报、按规定调阅有关材料、听取有关人员意见、实地了解情况、要求书面报告等方式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

对在督促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纪委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帮助解决或者及时纠正，重要问题应当及时向党委报告。

第十三条有关部门在落实所承担的反腐败任务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向纪委报告。纪委应当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可以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加以解决；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纪委提请党委决定。

第四章组织协调的保障

第十四条党委应当加强对纪委组织协调工作的领导，明确任务和要求，支持纪委履行组织协调职责。

第十五条纪委应当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开展组织协调工作，正确处理与有关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关系，支持、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保证反腐败各项任务的落实。

第十六条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配合纪委履行组织协调职责，对经纪委组织协调确定的任务和要求，应当依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并接受纪委的督促检查。

第十七条有关部门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本部门承担的反腐败任务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并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巡视工作机构应当把纪委组织协调事项落实情况作为巡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监督。

第十九条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党委或者纪委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予以组织处理，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党委（党组），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规定制定。

协助范文篇2

一、机关党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近年来，市级机关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紧紧围绕党的工作大局，按照“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总体思路，以争创“四型五好”党组织为目标，以开展各具特色的党建活动为载体，着力在思想建设增实效、组织建设增活力、作风建设树形象、制度建设强保障上下功夫，市级机关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全市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但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履行机关党组织的协助和监督职责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⒈认识不到位。存在“无为论”和“等同论”，认为抓党建是务虚，平时工作中只要少说话、多拍手就行，存在说了不管用、干了无成效的顾虑，以致一些单位对贯彻《条例》不重视，对机关党建的工作职责不明确，摆不正位置的问题没得到较好解决。

⒉监督机制不到位。党内监督在具体工作中难以到位，集中体现在“四难”，即领导干部难监督，监督领域难深入、监督制度难落实、监督作用难发挥。有些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双重民主生活会制度落实不够，甚至个别很少参加支部组织生活，接受监督和行使监督的自觉性不够。

⒊工作机制不到位。党管干部原则未充分体现，有的单位“一岗双责”制未完全落实。工作内容上，就党务抓党务的多，工作浮在面上，停留在纸上，党建工作难以有效地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在工作方法上，订计划、下任务多，行动落实少，工作创新不够。

⒋制约机制不到位。有些制度不落实，比如，学习制度缺乏有力的监督措施，没有真正落实述学、评学和考学。在会议制度上有不少单位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组织生活会质量不高，党内制度执行不严。另外，监督检查制度不完备，制度落实保障不力。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⒈思想重视不够。一些领导对加强机关党的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对机关党建工作职责认识模糊，对机关党建工作研究少、指导少、过问少，对机关党建不甚了解。有的领导舍不得把优秀人才充实到机关党务干部队伍中，舍不得投入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使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缺乏必要的、充分的物质条件。

⒉工作机制不健全。一是教育管理机制不够得力，缺少量的要求和质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还不强。二是权责机制不统一，有些机关党组织承担了过多的群团性和具体的后勤事务性工作，影响了抓党建工作的精力。三是监督制度不完善，影响了机关党组织检查监督的权威性。

⒊党务干部自身素质存在差距。一是“机关水平”所带来的畏难情绪，认为机关中各单位党员比重大，有的甚至“满堂红”，大家都是党员，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都比较高，自觉性较强，协助和监督职能在机关中无多大意义。二是党务干部自身的畏难情绪。一些党务干部存在附属感、失落感，因而造成被动应付性工作较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少，布置多落实少，履行协助和监督的职能就显得苍白无力。三是自身建设与工作要求还有差距。对于如何围绕中心开展工作不能准确定位；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方法、工作方式和活动内容与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总有差距；机关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存在培养不够、流动不畅、年龄老化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务干部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二、对策思考

⒈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机关党建工作职责

首先，要真正明确机关党建的重要性。机关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党章》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机关基层，一方面，它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社团组织，这一特点决定了它自身所具有的政党职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是执政党在机关的特殊组织，是实现党对机关领导的基本途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通过它来贯彻落实，市委部署的各项工作要通过它来完成，机关中的党员要通过它来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市委和各部门党组（党委）对机关工作的领导也要通过它发挥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作用来实现。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从讲政治、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这一战略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其次，要明确机关党组织的工作职责。中央《条例》明确指出：“机关党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主要行使协助和监督两大职能，中央《条例》具体规定了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的九项主要职责，进一步明确了机关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因此，履行好协助、监督的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章》和《条例》的内在要求。

⒉围绕中心，进一步发挥机关党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

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第一要务。只有牢固确立服从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机关党建工作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只有把创新之根深深扎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土地上，实现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最佳结合，才能使绚丽的党建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社会建设之果。为此，在“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思路下找准经济建设与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围绕经济社会建设这个中心来设计规划和部署机关党建工作，并以此作为检验机关党建工作实际价值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评判标准。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机关党建服务经济建设，既要注重从自身职能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意创新工作思路，努力探索新途径，找准工作切入点，增强服务中心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要在结合上下功夫。要在吃透上情、了解下情的基础上，提出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方法，使上级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在机关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要把机关党建工作与部门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同步计划部署，同步有职有位，同步检查验收，同步总结表彰。二要深入调查研究。从工作大局、思想动向、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三要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强化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的“中心”意识。机关党建的工作对象是机关党员干部，机关党建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力量来源于机关党员干部。因此，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对机关党员干部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服务于“第一要务”的思想教育，筑牢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基础；四要围绕经济建设抓好机关作风，营造良好的经济建设软环境。我们把切实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作为机关作风建设的中心课题和主攻方向，把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作为机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近期目标，使机关作风建设更有效更直接地服务经济建设。五要组织机关党员干部直接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出色完成各项中心任务。坚持把融入单位中心工作视为锻炼和提高机关党员干部的极好机会，要求机关党组织积极协助行政领导做好有关宣传发动和组织落实工作。此外，要坚持用经济建设和行政业务工作的完成情况作为检验机关党建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使机关党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更加明确。

⒊主动服务，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的协助作用

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的协助和监督作用，既是加强机关党建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搞好机关建设的内在要求。一要主动贴近单位主要工作。机关党组织负责人要参加本部门和单位的有关重要会议，包括涉及重大决策，重要的行政业务工作，长远规划和年度规划、机构设置和调整以及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等问题的重要会议。使机关党组织及时了解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并围绕中心工作，发挥协助监督作用；研究分析机关党员的思想情况，尤其是在有关改革和重点工作中的职工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对党员实施教育和监督，预测可能发生的问题，及时采取对策，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使机关党组织的监督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协助上级党组织管理本系统的干部职工，配合干部人事部门对机关行政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和民主评议；对机关行政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奖惩提出意见和建议。二要积极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工作任务。支持和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业务工作任务，是《条例》规定的机关党组织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机关党组织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体现。现在，机构改革后各个部门业务工作都比较重，有的工作还比较棘手，很需要机关党组织的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机关党组织要运用自身的优势和影响，搞好工作协调，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工作进度。对业务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和矛盾，机关党组织要积极协助行政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化解矛盾，解决难题，促进业务工作顺利完成。三要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机关干部职工思想比较活跃，机关党组织要主动靠上去开展工作，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疏通思想，理顺情绪，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注意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当干部职工工作、生活发生矛盾和困难时，党组织要给予极大的关心，切实做好化解矛盾和帮困工作；当有的干部受到批评或处分时，要加强引导，帮助他们振奋精神，干好工作；对个别服务态度差或责任心不强给工作造成损失的，要加强批评教育，促进他们改正错误，端正工作态度。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机关内部创造一个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

协助范文篇3

党委：领导坚强，保障有力

各级党委(党组)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1、切实承担反腐倡廉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及主要负责人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反腐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做到把反腐倡廉与经济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自1998年以来，市委坚持以责任制为抓手，坚持市级领导分工包项当年反腐倡廉、治本抓源头工作，形成全市上下党政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黔江等区从去年起坚持开好布置会、汇报会、督查会、总结会，推动反腐败工作顺利开展。问卷调查显示，对“党委对纪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和保障情况”评价为“好”和“很好”的占被调查对象的91.66%；问卷18个方面、432个选项中，认为“好”和“很好”的占总选项的86.11%。

2、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围绕抓好“龙头工程”建立制度，创新机制。南岸区委创造的领导责任、任务分工、方案措施、工作制度、考核追究“五步落实法”受到中央纪委肯定。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出台了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多数区县突出考核重点，强化了责任追究。去年3月至今年9月，全市查办责任追究案28件，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36名。

3、支持和保障查办案件工作。各级党委（党组）高度重视和支持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秉公办案，大多数区县和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工委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坚持阅批信件，及时听取大要案情况汇报并认真指导，做纪委的坚强后盾。最近全市公开处理并通报的十个典型案例，更集中反映了市委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坚决支持和保障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鲜明态度。4、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今年上半年换届后，区县新任纪委书记全部实行了易地交流任职，领导班子年龄梯次结构更加合理、学历层次显著提高，整体功能明显增强。60%的区县纪委增设了效能监察室，不少区县党委积极帮助纪检干部“充实起来、武装起来、流动起来和提拔起来”，增加编制和内设机构，更加注重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大担提拔使用纪检干部。涪陵区委今年提拔8名纪检监察干部，交流2名常委到重要部门任“一把手”。

纪委：组织有序，协调有方

各级纪委认真履行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职责，取得新的成效。1、围绕贯彻《实施纲要》抓组织协调，着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牵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和市委的《具体意见》；制定实施2008-2012年规划；签订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督促各部门在推进贯彻《实施纲要》中初步构建了反腐倡廉的教育、制度和监督体系。去年以来，全市共建立健全各项制度961项，其中市人大、市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7项。2、围绕落实廉洁自律规定抓组织协调，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完善“大宣教”格局，制定廉政文化建设意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营造良好环境，全面推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去年1月至今年9月，全市查处违反“五个不许”规定案件124件162人，有2898名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礼金1661万元；市级机关和区县纠正违规住房面积24.72万多平方米，收回资金3093.3万元；清理出吃“空饷”人员2652人，可节约财政经费1300万元。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及时出台了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有5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涉及处级干部3人，乡科级干部2人，违纪房屋面积1180.4平方米，违纪金额247.14万元。问卷调查显示，认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做得“好”和“很好”的占被调查对象的83.63%。

3、围绕查办大要案件抓组织协调，从严惩治违纪违法行为。紧扣执纪办案这一中心环节，抓信访，畅通集纳案源的主渠道；抓查处，明确重点对象和领域；抓协调，增大反腐败合力；抓创新，提高依纪依法办案水平。去年3月至今年9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信访举报46651件（次），初核4529件，立案2217件，结案2076件，处分2423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8人，县处级干部312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9650万元；通过初核，为党员、干部澄清事实1855件，保护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牵头治理商业贿赂，通过自查自纠，全市单位和个人上缴金额为1026.53万元，查办案件392件，涉案金额1.32亿元，制定9部涉及治理商业贿赂内容的重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已初步建立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问卷调查显示，对本地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评价“好”和“很好”的占被调查对象的91.66%。

4、围绕专项治理抓组织协调，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围绕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加大对教育、医疗、公路乱收费以及加重企业、农民负担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和纠正力度。仅今年1至9月,全市查处学校违规收费175.63万元，清退166.51万元；强化医药价格监管，政府定价的1554个品种平均降幅17.7%，降价金额约8.9亿元；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项目5718项，经审核拟保留100余项，撤销5562项，撤销率达到97%以上，因撤销评比项目减轻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1.6亿元。

5、围绕深化改革抓组织协调，不断推进源头治腐工作。去年以来，积极推行建设领域“五大环节有限并联”审批，取消、停止实施和调整333项市级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推进电子监察制度试点，建立全市行政审批项目库，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制定实施库区乡镇财会委派和村财民理乡代管制度，全面推行市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全面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綦江县创建“一个口袋收、一个标准算、一个口子出”的公共财政监管机制的探索性做法，走在了全国前列。结合区县、乡镇换届，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市委全委会对39名市管领导干部拟任人选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等，扎实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40个区县全部建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大厅，部分区县实行了为民服务全程制。全市9986个行政村全部实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将国有产权交易范围扩大到全部国有资产，并将中央在渝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纳入交易平台，完成各类产权交易2354宗126.87亿元,制止和纠正涉及场外交易行为的项目34宗，金额11亿元，进一步规范了国有产权转让和国有资产监管。今年上半年，全市开展执法监察48项，提出监察建议386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133万元。

6、围绕规范权力运行抓组织协调，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用权的制约和监督。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通过加强对民主生活会的监督指导，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自查自纠问题79239个。市纪委负责人对15个区县和32个市级部门的47名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并对2005年6月以来新（提）任的830名市管领导干部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领导干部进行述职述廉69685人次，进行询问质询1208人次，27708名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市委巡视组结合换届工作，对12个区县进行了集中巡视，对12个区县进行了“回头看”，收集到干部群众对巡视对象的意见反映91条，发现案件线索23件，进行提醒或诫勉谈话12人，提出整改建议161条。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意识进一步提高，1027名企业领导人员上交礼金人民币659万元、美元55万元。实行党员违纪案件公开审理试点，对保障党员权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7、围绕推进“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永续工程抓组织协调，加强效能监察促又好又快发展。按照市委部署，市纪委紧扣“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永续工程和今年的“清廉从政、服务发展”主题活动，倡导开展以“公开办事制、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过错责任追究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勤政廉政制度建设；加强效能监察，考核奖惩逗硬，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引起震动，营造了有利于扩大改革开放和实现加快建设城乡统筹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氛围。今年以来，市级70余个执纪执法单位走进《阳光重庆》节目接听群众热线电话，及时解决问题192个，群众满意率达98%；开设重庆市作风建设年专题网页，在华龙网等八大网站开展“作风建设年”知识竞赛活动，全国25个省区市的6万多名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开展了“万名干部大下访”活动，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各执纪执法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开展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合力推进反腐败工作。

协助范文篇4

内地与香港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是指内地与香港的法院或其他机构在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司法判决与仲裁裁决等方面的合作与协助，是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司法协助体系，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也有助于促进两地的互信与合作。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的民商事来往、尤其是经贸领域的来往日益频繁。《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七个补充协议的陆续签署，不断扫清两地在货物与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障碍，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民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这些纠纷多数通过诉讼和仲裁途径解决。以广州市中院为例，受理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中，涉港案件所占比重最大，约占70％。全国法院2005年受理涉港案件8123件，2007年受理涉港案件8322件，2009年审结涉港案件6631件。这些跨越两地的案件审理及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须得到两地司法机关及相关部门的协助与配合，司法协助的紧迫性显而易见。厘清香港回归以来两地在司法协助方面取得的成果，客观剖析目前存在的障碍，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两地司法协助的理想状态，探索出合适的路径。

二、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成果

香港回归以来，两地一直致力于司法协助谈判，充分尊重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取得一定成果。

（一）立法成果

早在1986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最高法院就签订了《关于相互协助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的初步协议》，规定了七个方面的内容，为后期协助打下铺垫。香港回归以后，经过磋商，于1999年、2000年、2008年分别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在司法文书送达、仲裁裁决执行、协议管辖民商事案件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等方面达成一致，目前又在研究相互承认和执行有关婚姻及家庭问题判决的可行性。这些安排使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逐步进入规范而简洁的运作轨道，为加强两地经贸往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相关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1.司法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香港高等法院判决CACV89/2008中，法官认为“香港法院既然能够承认其他国家的判决，更应承认大陆的判决”，实践中的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香港回归初期，大陆法院依当时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处理。例如，“何某申请承认和执行香港法院判决案”比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8条、第319条之规定处理，退回申请，告知其在内地法院另行起诉。“利登利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民事判决案”、“远侨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承认香港法院民事诉讼判决之法律效力案”均以“告知当事人重新起诉”告结。内地法院判决在香港的承认与执行同样困难。1998和1999年深圳市两级法院判决的“布吉莲花山庄房产买卖纠纷案”便未能执行债务人在香港的财产。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香港法院判决无法在内地直接执行，也并非完全被忽视。一些判决被内地法院作为证据采纳。例如，“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惠城区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张少武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二审中，法院认为上诉人在香港获得的判决“对于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断却是充分有效的证据，同时对于确定张少武的担保责任亦有相当的证据作用”。又如，“美达多公司在香港胜诉并获执行后诉瑞昌公司等以在内地的财产清偿尚欠债务案”中，法院以香港法院判决为证据，支持了原告申请。2008年8月1日起，《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在内地生效，香港方面的《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同日生效，自此，符合条件的一地判决只需在另一地进行登记便可执行，异地执行程序更加便捷。不过，该《安排》仅适用于当事人协议管辖的具有金钱支付为内容的民商事案件，其他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仍须重新起诉。在“徐雪梅申请承认香港法院离婚判决一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暂时不予承认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离婚判决法律效力的批复。

2.文书送达方面。文书能依法及时送达，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诉讼效率的保障。两地已通过《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2009年，内地出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规定向在港澳有住所的受送达人可以直接送达司法文书，较之前的《安排》有所突破。司法实践中，一方常因送达不规范而为对方抓住把柄。例如“Nardu有限责任公司诉达洋投资有限公司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被告指出原告提供的寄送资料证据未由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章转递，违反了委托公证人制度，据此认为送达的文书无效，同时指出香港高等法院的清盘令等文件的复印件未由香港高等法院转送，对内地司法行政机关无任何约束力。送达程序违法的判决可能被推翻。例如“新乡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与新乡市威原公司、景都（香港）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工程欠款纠纷一案”中，被告住所在香港，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在任何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程序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理论上，《安排》的强制性及其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曾引起争议。笔者同意“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诉深圳宝安区沙井新二重明纸品印刷厂、台湾重明纸器有限公司”一案法院判决中的观点。受案法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多种送达方式，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送达方式。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并没有规定所有涉港的民商事司法文书都必须按照该《安排》送达，只是表明如果要通过香港高等法院送达，可以按《安排》的规定办理。”不过，2009年《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通过以后，内地向港澳送达司法文书将适用该解释、按照《安排》的规定执行。

3.调查取证方面。调查取证是诉讼程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环节。两地在调查取证方面立法实践差异较大，对证据界定、证据种类、法官在调取证据中的作用、证人资格和取证程序等方面均有不同规定，合作仍是空白。从内地司法实践看，对赴港取证要求符合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制度。在“广东互安清真牛肉有限公司与香港居民黄懿伦股权转让及借款纠纷上诉案”中，由于在境外形成的证据未依法办理相应的公证和认证手续，法官不予认定。“招兆麟诉林清源担保追偿纠纷案”由于同样的理由相关证据未被采纳。减少跨地取证中的繁琐程序，使两地跨地取证更为便捷，将是未来两地关调查取证合作谈判的重点。

三、内地与香港司法协助的困境

同内地与澳门和台湾的司法协助相比，内地与香港的司法协助显得进程缓慢，困难重重，相互委托调查取证未有突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尚未完全解决。为何两地司法协助如此困难？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困境：

（一）两地法律观念及司法制度存在差异，这是根本瓶颈所在。香港受英国统治上百年，法治传统深受英国影响，与内地截然不同。“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享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做出修改外，均予保留。韩德培先生曾认为：“除了主权因素以外，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确如此。对于判决终局性理解的差异便是典型的例证。在“原告林哲民经营之日昌电业公司对被告人林志滔”一案中，上诉庭指出，“内地之法制中，人民检察院对法庭的民事判决有监督的职能，可以对判决作出抗诉，招致人民法院重审案件。故上诉庭认为，这不是一个清楚及明显的剔除情况，不应将原告人之申索剔除。”在香港，有人提出待大陆修改民事诉讼程序之后再确立承认和执行内地判决的法例。

（二）两地司法互信不够，尤其是香港对内地的司法体制信任度不高，希望内地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并保持司法系统的清廉。

（三）解决司法协助问题的方式单一。目前，两地解决司法协助问题主要通过协商方式进行，缺乏其他行之有效的途径，这也增加了取得突破的难度。四、内地与香港司法协助前瞻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理想状况至少应当是：一地判决能够在另一地顺利得到承认与执行，当事人不必重新提起诉讼，异地调查取证、文书送达及诉讼程序中其他环节的协助能达到内地各省份之间协助的水平。

为此，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承认差异，求同存异。内地与香港在司法制度上的差异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短时期内衔接与融合程度不高是可以理解的状态。两地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应当加强尊重与互信，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尽量避免只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对方的制度价值。于内地而言，应该完善司法诉讼程序，改善司法环境，用实际行动换取对方信任。

协助范文篇5

——吴娟

我叫吴娟，现年33岁，中共党员，1994年毕业于××技校，政工员技术职称，历任原五处四段施工室描图员、处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2001年至今任公司办公室秘书，分管公司政务信息收集、整理、上报，公司《两办通报》的编发等工作。在这次竞聘中我拟聘的岗位是公司办公室协助主任工作，分管信息、简报的编发工作和信访工作的一级职员岗位。之所以竞聘这个岗位是因为我具备以下优势：

一、具有较为全面的岗位专业知识。1995-2001年我在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其间，分管过电视宣传和统战工作，有着六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历。自担任办公室秘书以来，在加强政治学习的同时，我还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了《行政管理》、《公文写作》、《现代企业办公自动化》等理论知识。目前我具备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网络的能力。对局域网部门信息管理、电子信箱管理、部门与部门或项目部之间的信息交流管理等工作我已胜任，再经过努力和加强学习相信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出色。

二、具有较为丰富的岗位实践经验。我94年毕业，95年由基层调至党委宣传部工作，2001年公司机构改革，我通过竞争上岗，出任公司办公室秘书工作至今，深知办公室工作在公司中的地位、作用，知道办公室的职责、任务和规范、明白办公室工作人员所必备的素质和要求，悟出了一些搞好办公室工作的方法途径，可以胜任办公室一级职员的工作。

三、具有扎实的文字基础。上学时我就爱好写作。参加工作后，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的文字综合水平又有了长足的提高，工作之余，我坚持向各类报刊投送宣传企业改革、管理创新、科技开发、两个文明建设成果等方面的新闻稿件，粗略统计，1995年至今，我投稿近千篇，其中多篇稿件被总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报》、集团公司《铁道建设报》、九江市《浔阳晚报》、《九江日报》等报刊采用。其中，2003年4月我的新闻稿件《兰新铁路兰武二线开工》还被中央电视台采用。我个人也多次获得集团公司、公司通讯报道先进个人称号。此外，我撰写的《项目部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和《浅谈完善企业监督机制建立源头防腐》两篇论文，在公司纪委组织的二次征文活动中，分别获得了优秀论文二等奖和鼓励奖。我的文字驾驭能力可以胜任办公室一级职员的任职要求。

四、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我自2001年任公司办公室秘书负责编报公司政务信息、编发《两办通报》等工作，五年里，我坚持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和收集公司各单位施工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向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积极会同党办做好了《两办通报》的编发工作，为公司和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架起了“信息桥”，较好地发挥了信息工作为施工现场服务，为职工鼓劲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作用。在我负责信息工作的五年里，公司办公室连续五年获得集团公司行政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我个人也连续五次获得集团公司行政系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三次获得工程总公司行政系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我的工作能力也说明我可以胜任办公室一级职员岗位的工作。

如果这次竞聘成功，我将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真正当好办公室主任的助手。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探索办公室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和新经验，在增强工作创造性的同时，办事到位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真正协助主任切实调动办公室人员的积极性，团结全体人员共同搞好工作，力争在服务中显示实力，在工作中形成动力，在创新中增加压力，在与人交往中凝聚合力。

竞聘上岗，有上有下。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我毕业工作的十多年里，亲眼目睹了公司改革发展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我个人的希望已经与公司的命运紧密相联，作为公司的一名员工，今后无论到哪个工作岗位上，我都会为公司的发展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在竞聘演讲的结尾，没有豪言壮语，我只想向大家表达一个愿望，那就是“我希望有一个机会和舞台，来为公司的发展多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协助范文篇6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全市行政机关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渝办发[**]57号）精神，积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执行权，搞好执行工作，协调处理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我县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较好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执行工作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通过法院内部清理和各行政机关自查的途径，对我县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人或有义务协助执行的案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通过清理发现，我县绝大多数行政机关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行政机关作为民商事案件被执行人而未能执行完毕或者停止执行的有19件，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案件被执行人而未能执行完毕或者停止执行的有2件，行政机关为义务协助执行人而未能执行完毕或者停止执行的案件有5件，以上26件案件总金额为165.25万元，涉及行政单位15个。案件类型有借款合同纠纷、建筑工程款合同纠纷、交通事故纠纷。自4月5日安排部署到5月19日止，全县已有19件执结，涉及金额129.73万元，其中达成执行和解7件，涉及金额28.9115万元，申请人自愿放弃执行2件，涉及金额1.3715万元；未执行案件7件，涉及金额35.52万元，此7件正在协商和履行之中。

全县各街镇乡和各行政机关基本不存在明拖暗顶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的情况，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基本能积极协助执行，不存在不积极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刁难人民法院甚至协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情况，更不存在对抗执行的情况发生。

（二）造成上述案件未能执行完毕的原因

造成上述案件未能执行完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各街镇乡和各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协助能力受财力、物力的影响，而不能全面履行协助义务。二是作为有义务协助执行的机关单位与执行申请人本身存在其它经济纠纷而不履行协助义务。三是个别单位对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认识不够。

二、执行工作主要措施

我县接到渝办发[**]57号文件后，县府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中举为组长，县府办、目标办、监察局、法院、法制办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法制办，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于**年4月5日召集了龙水镇等14个乡镇、龙岗街道办事处和农业局等3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召开了专题会议，就有关街镇乡人民政府（办事处）和县府有关部门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做了安排部署，明确了责任。4月12日，市政府督查组来足进行专项检查，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根据要求，我们于4月13日—5月17日，组织目标督查办、监察局、法制办等单位专门对未执行案件的责任单位进行了督查和和解座谈，督促其执行。

针对未执行的7件案件和达成和解执行案件的被执行单位和有义务协助执行单位，我们已责令各单位必须逐一落实，对因行政区划调整而被执行人和义务协助执行人不明确的，采取属地原则和现任领导负责制；对能够履行的限期予以履行，对暂时不能履行的，必须订立书面计划报送县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县支持和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和督促各单位履行，对拒不履行的，县政府采取发督办通知限期执行；跟踪督办；全县通报；扣减年终目标考核分；取消评优资格等办法予以解决落实，收到良好效果。

协助范文篇7

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保障机制面临的困境

(一)宽泛的专属管辖权范围阻碍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其他法律的管辖范围相比较，我国现有的司法的管辖范围较为广泛，这在一段程度上来说不利于我国现有的企业引进外资。在当前倡导“一带一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每年都会引进并且吸收大量的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外资属于现如今企业发展的常态趋势，但是如果严格的按照我国司法的规定，那么就不能够很好的对在我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行业企业行使专属管辖权。(二)在行使平行诉讼问题上过分偏袒本国当事人。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解决离婚诉讼的平行问题的时候，我国的司法都会严重的偏袒我国的当事人。平行诉讼形成的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冲突，这样一来既严重的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同时也要会造成对国家法院不利的结果，会严重的减少我国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机会［1］。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特别重视和强调需要科学合理的处理国际间的平行诉讼问题，但是在实际问题处理的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规范的流程而进行，也就是说平行诉讼问题的处理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具体建议

(一)切实履行司法协助协定。依据裁判涉及“一带一路”建设方略的民商事案件，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应该注意定性问题。法院审判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应该适当的收缩民商事案件管辖的范围，而且还应该从根本上提高审判民商事案件的执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一带一路”建设方略沿线各个国家和企业当事人的根本权益，法院应该准确的划分与确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根本性质，制定民商事案件的范围和诉讼程序［2］。为了可以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切真切实的提高法院的审判能力和司法水平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只要这样才能够对相关的民商事案件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裁判，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效率和质量。(二)建立司法协助合作机制。我国与“一带一路”建设方略沿线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司法协助合作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扩大国际司法协助的范围。为了积极扩大国际司法协助的根本范围，各级法院应当结合我国及沿线国家的实际法律发展状况和政治发展趋势，签订双边和区域性的司法合作协议，在签订协议之后适当的建立起司法协助的合作型机制，以便于能够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各个企业之间的司法交流和司法合作，增强民事商司法协助的工作力量。(三)崇尚开放性思维和全球性倡议。建立起开放性的逻辑思维和全球性的发展目标是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发展倡议，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提高民事商法律的国际协作能力。在当今社会，各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工作都正在持续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各个国家也都在积极的改变中易解决制度［3］。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审判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应该以全新的开放型理念做出依法裁判的正确行为，这就需要法院能够兼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状况，满足不同国家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发展需求。始终都要秉持高校开放的司法理念去做好公证裁判的工作。

三、结语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早已致力于建设“一带一路”的工作。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时候，能够与沿线的各个国家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从而构建起全方位和多方面发展的合作网络，最终能够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家，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需要承担更多分量的责任和义务，这就需要我国应该积极完善相关的司法制度，并且要不断的吸收国内外相近的管理理念和密切关注国际发展的新形势，以便于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能够有效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

［参考文献］

［1］宋锡祥，朱柏燃．“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41－59．

［2］许梦．中国与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分析［J］．法制与经济，2017(04):49－52．

协助范文篇8

协助调解是指法院邀请调解人参与诉讼调解，请调解人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以促进纠纷的调解解决。

与委托调解相比较，协助调解的性质是清晰的，委托调解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委托调解的不同情形而定[2]。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不存在任何疑问，它是法院调解的一种形态，协助调解虽然有协助人参与调解，并且协助人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以法院为主导的司法性质的调解。

协助调解的特征是：

第一，协助调解是诉讼调解。协助调解的前提是纠纷已经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已经立案受理，并决定采用调解方式处理该案件。法院对诉讼案件既可以自行调解，也可以邀请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协助调解。但即使是邀请他人参与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诉讼调解，只是在调解中有协助人参与其中。

第二，协助调解是以法院为主体的调解。在协助调解中，主持调解的仍然是人民法院，法院对调解的开始、调解的进行，调解方案的形成、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批准、调解书的制作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法官需要认真研究案情，厘清法律关系，分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提出具体的调解意见，协助人主要是根据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和意见，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工作，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第三，协助人帮助法官做调解工作，对调解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强调协助调解是法院调解，并非是要贬低协助人参与调解的重要意义，也不是要限制协助人发挥其作用。实际上，协助人在调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协助人不仅可以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工作，而且可以帮助法院出主意、想办法，提出有助于解决纠纷的方案。从一些案例看，正是由于协助人的加人，正是由于协助人对当事人的影响力，才使得纠纷最终调解成功。

这表明，协助调解与委托调解不同。对那些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在立案前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来说，尽管存在着法院的委托行为，但调解的主体已经不是人民法院，调解在性质上已成为人民调解，除非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内容，否则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便是人民调解协议。即使是那些委托调解成功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法院通过确认程序，把调解协议转化为法院调解书的案件，真正的调解主体，也是受法院委托的组织或个人。

二、协助调解的历史沿革

协助调解在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传统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的一部分，但限于文章的篇幅，这里只追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这一时期我国法院协助调解的历史[3]。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院在调解中就采取了协助调解的方式。边区司法机关的审判方式之一是“法官下乡就地审判：我们的法官是常常下乡到诉讼人村里去审判的，既易于查清案情，又能教育群众。凡属于调解范围内的案件，于事实清楚后，又可以以法官为主或完全交给群众去调解，审判与调解结合进行，极易做到人情人理。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一、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二、就地审判不拘形式；三、群众参加解决问题。三个特点的总的精神就是联系群众。”{1}63

马锡五本人既是这一审判方式的主要创立者，也是这一审判方式的身体力行者。马锡五在边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处理的案件能够做到“赢的输的都会自愿服从”，而之所以能做到胜败皆服，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办案善于依靠群众，“不仅调查案情需要依靠群众，最后解决纠纷，也要依靠群众。马锡五同志在弄清楚案情之后，将是非曲折摆在群众面前，动员当地干部和群众，一起向当事人说理说法。”{2}46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院继续采用这一依靠群众，请干部、群众协助调解的办案方式。建国初期大连市法院处理的集体婚姻案件便是典型例证。大连市法院在处理离婚、解除婚约、争执彩礼、请求赔偿、要求生活费和子女抚养费案件时，先由审判人员从每类案件中抽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研究，然后邀请民政局长、妇联会主席、各区调解员、各区妇联主席开会，共同商讨处理的原则和方法。接着召开大会，参加会议的除诉讼当事人、关系人、证人外，还有区、坊、政、民干部和部分群众，计300余人。会议由法院、市政府、妇联、工会组成主席团。首先由法院院长按照各类案件分别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内容，继而由妇联主席说明婚姻政策，随后由到会的人就各类案情结合政府的政策进行讨论，发表个人意见，最后由主席团综合大家意见表态，并宣布处理每类案件的一般原则。会议到此结束，让当事人回去考虑，在一定时间内由法院派人到各区处理。到各区后，由审判员、区调解员、区妇联主任召集与案件有关的地方的干部、妇女会长开会，根据上次大会的精神，研究具体的处理办法。会后，由与会人员分别对象，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做说服动员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53件案件中成功解决了43件，同时还解决了会后新收的5件婚姻案件。{3}260-261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场合、利用不同的形式，一直在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依靠群众调处民事纠纷。最高法院提出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十二字方针”—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最高去院副院长吴德峰1963年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地解决是人民法院依靠群众解决纠纷，它“便于依靠当地调解组织和其他基层组织，迅速查明案情，彻底解决纠纷。同时，也有利于开展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调解是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调解是一项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调解必须将双方当事人信赖的亲友动员起来参加调解。”{3}309

可见，协助调解有深厚的根基，是在新时期对调解传统的复归。

三、协助调解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规定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法院在诉讼调解中很少会邀请他人来帮助调解，诉讼外的单位和个人也渐渐忘却了协助法院调解这一法律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终于被激活了。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诉讼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保持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对建立多元化的调解机制提出了新的构想。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具体化为“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第3条）。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建立和完善引人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工作机制。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办案法官之外的有利于案件调解的人民调解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会、妇联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也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个人进行调解”（第11条）。上述法律、司法解释、通知均要求法院在诉讼调解中引入社会力量。

（二）理论依据

1．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

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一路线要求各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做具体工作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调解中邀请社会力量参与，体现了民事调解中的群众路线，尤其是邀请人民调解组织协助法院调解。《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实际上是把法院在调解中必须依靠群众的思想法律化，也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至前这一历史时期依靠群众解决民事纠纷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

2．调解程序的开放性

与诉讼不同，调解是一种开放性的程序，即便是诉讼中的调解，在程序上也仍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诉讼程序具有封闭性，相关主体需要具有程序法认可的身份才能获得参与诉讼活动的资格，即使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也不能让与本案无关的人随意进入诉讼。调解则不同，调解程序的开放性使得法院能够让那些有助于纠纷解决的人参与到诉讼中来，帮助法官一起调解纠纷。

（三）现实依据

协助调解机制在当前重新得到重视绝非偶然，它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各种解纷机制，整合多种解纷力量这一社会需求的反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某些领域改革的不配套，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一些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各种社会矛盾也集中显现出来，如发展经济与污染环境的矛盾、企业改制与职工就业的矛盾、劳资冲突、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产生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就无法建成和谐社会，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执政党对当前的形势、问题、机遇、挑战、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而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党委、政府就需要承担起领导责任，就需要充分利用党委、政府的组织资源去动员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参与到解决矛盾纠纷的工作中来。江苏南通的大调解制度、河北石家庄的“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大调解制度的核心在于与其“大”，即强调调解的整体性、协作性、互补性，要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这三种性质上存在相当大差异的调解，要通过这三种调解的协作与配合来放大调解的功效。在大调解中，不同调解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合作被充分强调。对来自其他机构的求援，是否愿意给予积极的协助，也是检验是否真心实意参与大调解的标尺。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在社会法治化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会成为法律纠纷，最终会诉讼到法院，需要法院运用司法手段来解决。这就使法院处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但很显然，单靠法院一家之力是根本无力解决如此众多、如此复杂的纠纷的，因此从法院的角度说，也是急需借助社会力量来化解纠纷[5]。在党委、政府极度重视大调解，要求各机关、部门、组织积极参与到大调解中来，参与大调解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之际，法院也就获得了一个请求社会力量协助调解的极好机遇。

四、协助调解的若干程序问题

（一）协助调解适用案件的范围

对哪些案件可以采用协助调解、那些不能采用协助调解，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做出限定，由于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法官为主体进行的调解，所以只要案件属于调解的范围，法官认为需要协助、当事人也同意协助者加入，就可以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

在这一问题上，协助调解适用的范围要比委托调解宽。委托调解中的调解活动是由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所以在确定委托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调解组织或调解人的实际能力，一般而言，不宜把那些事实争议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委托给社会组织或个人调解。但协助调解不同，协助人接受邀请后只是帮助法官调解，调解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可以由法官来处理，所以就没有必要对适用协助调解的案件的范围作特别的限定。

事实上，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也正是调解起来难度相当大的案件，这些案件单靠法院一家之力往往难以调解成功，最需要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

（二）协助调解中的协助人

请谁来协助是协助调解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协助调解成败的重要问题。协助调解人是受法院邀请参加调解的人，由谁来作为协助人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做出规定，因此协助调解人的选择要依据该项制度的目的、性质来确定。

笔者认为，成为协助调解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能够对当事人产生事实上的影响力。协助调解是法院在调解中遇到困难时，为了克服调解中的障碍而采取的措施，为了使协助调解能够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法院选择的调解人一定要是能够对当事人产生影响的人，协助调解人对当事人的影响力越大，调解成功的希望也越大。如果协助人能够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影响力，协助人就可以帮助法院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当由某一组织派出人员协助调解而双方当事人均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者协助人有较高的威望并与双方当事人熟悉，或者协助人虽然与双方当事人素不相识但当事人都信服调解人的专业知识时，协助人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影响力。不过，在有些案件中，即便协助人只对一方当事人具有影响力，同样能够有效地帮助法院成功地调解解决纠纷。对那些一方当事人同意调解解决，另一方当事人执意不同意调解案件，调解的成功取决于说服不同意调解解决的一方，所以关键在于能够找到对不同意调解一方有影响力的调解人。

第二，协助人愿意参与调解工作。参与法院的调解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潜在的协助人并无帮助法院调解的义务，帮助法院调解解决纠纷一般也不属于他们工作的职责范围[6]，他们自身的工作可能很忙，所以，那些能够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力的人能否成为协助人，还取决于是否对协助调解感兴趣，是否热心于调解工作。法院在选择协助人时，需要考虑潜在协助人的意愿，应当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请他们帮助调解。

第三，诉讼当事人同意。尽管法院对是否采用协助调解，选择何人作为协助人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否请协助人参与调解，并非是法院能够单方面决定的问题，当事人是否愿意协助人参与、对法院选择的协助人是否认同，也是法院在启动协助调解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毕竟，当事人对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具有决定权，协助人的成功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当事人的赞同。另一方面，当事人是否同意法院拟邀请的协助人，也是对协助人对当事人是否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检验。从程序上说，法院在决定采用协助调解时，应当事先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取得当事人同意后，再进行邀请，这也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

不过，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有的情况下也不是必需的。在调解中，法官既可以采用“面对面”的调解方式，也可以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7]，如果仅是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法官又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法官在请案外人协助调解时，并不需要征得另外一方当事人同意的。因为这类协助调解，法官实际上只是请案外人帮助做不同意调解的一方当事人的工作，协助人参与调解后，根本就不与对方当事人见面。对于对方当事人而言，协助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方当事人关心的是法官能否说服另一方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至于法官是否请案外人法官协助，请谁作为协助人，对方当事人并不在意。

从我国各地法院协助调解的实践看，法院邀请的协助人主要为以下人员：

1．人民调解组织的成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组织，他们本身就负担着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是本地人，不仅熟悉当事人的情况，而且也熟悉纠纷的情况，由他们协助法院调解，往往能取得相当好的效果。

2．工会[8]、妇联、消协等组织

邀请工会、妇联派出人员协助调解是不少地方的法院采取的做法。邀请工会参与调解的纠纷主要是劳动合同纠纷，根据修订后的《工会法》的规定，工会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其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第2条），所以在工会职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纠纷中，工会有参与调解的积极性[9]，另一方面，工会不仅熟悉纠纷的情况，而且对纠纷的职工方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当职工相信工会派出的协助人是出于维护其利益而提出建议时，职工会认真考虑并采纳协助人的建议。妇联是维护妇女权益的组织，在涉及妇女权益的案件中，法院有时会邀请妇联派人参与调解，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妇联承担着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任务（第2条、第4条），所以妇联会把参与调解看作是自己的工作职责之一，有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对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纠纷，法院会委托消费者协会参与调解，消费者协会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也愿意参与这类纠纷的调解[10]。工会、妇联、消协乐意参与法院的调解，还由于这些组织有自己的调解机构和人员。

为了使协助调解制度化、常规化，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工会组织、妇联组织、消费者协会、相关的行政机关共同颁发了文件，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总工会共同制定了《关于委托工会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劳动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与省公安厅共同制定了《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与省工商局和省消协共同下发《关于委托、邀请消费者协会（委员会）调解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

3．相关行政机关

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些行政机关也负担着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能，如公安机关可进行治安行政调解和交通事故调解[11]，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卫生行政部门、版权管理部门、专利管理部门、环保部门等有权对各自领域内纠纷进行行政调解。这些行政机关是专门从事某个方面的行政管理的，对发生在其管理范围内的民事纠纷有着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长期处理该领域民事纠纷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法院在调解特定领域中的民事案件时，邀请相关行政机关参与调解，是一种非常合理的选择。

4．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委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协助调解，也是不少地方的法院采取的做法，如2007年1月，泉州两级法院全部开展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的工作，截至7月，共参与调解案件598起，在其中已结的558起案件中，以调解或者和解后撤诉方式结案的就有506件，占90.7%。{4}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法院聘请了10名人大代表、10名政协委员作为为特邀调解员，开展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城厢区法院还制定了《关于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协助调解工作的规定》。{5}

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协助法院调解，一方面能够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社会影响力帮助法院作调解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参与调解，了解法院的审判工作，便于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当然，我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绝大部分都是兼职的，他们既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参与法院的调解。此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具体的民事法律也未必清楚，所以各地在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协助调解时，通常会选择那些案件事实比较简单，法律界限比较清晰的案件。

5．专业人士

当诉讼案件是某类专业性很强的纠纷时，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纠纷的处理能够帮助法院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又能够协助法院做好调解工作。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当事人容易接受。所以，在那些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够解决的纠纷中，法院往往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法院的调解。实践中比较多见的是，法院在调解医患纠纷时，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医学专家参与调解，如北京石景山区法院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采用以法院诉讼调解为主导，以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个人调解，行业协会所属医疗调解机构专业调解组织为补充的医患纠纷“一带二”调解模式。在处理物业纠纷时，请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调解。〔6〕杭州西湖区法院、上海浦东区法院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也邀请医学专家协助调解。北京丰台区法院从北京保险合同调解委员会请了近百名资深人士担任调解员，协助法院调解保险合同纠纷。{7}

6．当事人的亲属

一般而言，当事人的亲属对当事人也是有影响力的。当事人有时可能出于“当局者迷”的困境，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执意不愿意调解，此时当事人的亲属为旁观者，能够看到调解解决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当事人对亲属具有信赖感，知道亲属是能够为他的利益着想的，因而在亲属参与调解时能够听得进亲属的意见。此时法院邀请当事人的亲属参与调解，往往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河南省周口店法院调处的杨崇仁诉西华县运输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该案件从1999开始，经历了一审、二审、申请再审、抗诉，到法院再审时，前后已经历了8个年头，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很尖锐。就在调解几乎陷入绝境之际，负责此案再审的审判长王洪彬法官突然灵机一动，决定采用迂回调解的办法。王洪彬带领合议庭成员第四次奔赴西华县，分别与杨崇仁的女儿和运输公司改制办公室负责人的好朋友进行了多次座谈，分析是非得失，陈述利害关系，寻求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杨崇仁的女儿和运输公司改制办公室负责人的好朋友终于答应愿意尽最大努力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在他们的协助下，终于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为这起长达8年的合同纠纷划上了句号。{8}

7，律师

律师是否可以成为协助调解的协助人，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律师是法律工作者，具有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随着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和律师队伍的扩大，我国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某个领域法律服务的律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有着精湛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由这样的律师协助法院做调解工作，既受到当事人的欢迎，也有利于法院成功地调解那些涉及专业问题的纠纷。事实上，法院在聘请调解员时，会考虑到这类优秀律师。如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聘请的调解员中，就有这样的律师[12]。

不过，律师作为协助人，是指并非本案的律师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案件的调解，也就是说，律师是以案外人的身份协助法院调解。在诉讼案件中，法院在进行调解时，往往也会请诉讼的律师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由于律师是当事人自己聘请的，当事人一般都很信任自己的律师，所以当律师帮助法官进行调解时，通常都能取得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这里的律师是以诉讼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的，所以不是协助调解中的协助人[13]。

协助人还可以分为事先邀请型和临时邀请型。所谓事先邀请型，是指事先就确定好协助单位或者协助人，等到具体案件的调解需要协助人参加时，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邀请事先确定的协助单位派人参加调解，或者与适合的调解人联系，邀请其参加。法院邀请工会、妇联、消协等组织参与调解，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士协助调解，都属于事先确定型。所谓临时邀请型，是指协助人事先并未列入法院的名单，法院甚至也不知道协助人的存在，邀请协助人参与调解，完全是一种临时性的决定，或者纯属偶然。例如，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的吴薇法官为处理一起因建房引起相邻关系案件，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进行勘验。勘验的空隙，吴法官和双方当事人闲聊时得知村委会就在附近，并且此事原先经村委会调解过，但没有成功。于是便想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不如今天就到村委会把庭开完，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村委会当时的处理意见。到了村委会的人民调解办公室，出来接待的是调解员王某，王某很热情地向法官介绍双方产生矛盾的经过，帮助法官找到了纠纷的根源。法官发现双方当事人对王某都很尊敬，尽管被告在法庭上说话很尖锐，原告的妻子也十分泼辣、得理不饶人，但在王某面前的表现得相当克制且懂礼貌。法官一了解，原来王某在村里辈分很高，双方当事人都要尊称其为姑。吴法官顿时产生了请王某协助调解的念头，吴法官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王某立即表示同意，她认为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可行，愿意帮助法官进行调解。在王某的协助下，吴法官顺利地成功调解了这起案件。{9}50-51

（三）协助调解的程序规则

由于判决是强制性解决纠纷而调解是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判决为保证其正当性需要建立严密的程序规则，要求法院在审判中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并把判决是否遵循法定程序作为检验判决是否合法重要的、独立的指标[14]。调解则不同，调解协议的正当性来自当事人的自愿。在遵循自愿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调解，如采用公开还是非公开的方式调解、采取“面对面”还是“背靠背”的方式调解等并不重要。所以，“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程序性的特征”。{10}223。调解的非程序性特征表现在法官可以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形排列和组合调解程序，选择具有针对性的调解方法和措施。程序的灵活机动也可以说是调解相对于判决的优势之一。

既然调解本身对程序没有严格的要求，那么就协助调解而言，也就很难为它设定一套程序，况且设置严密的程序也缺乏必要性。有的案件协助调解的可能性是临时发现的，根本就来不及按部就班地依程序进行[15]。尽管如此，协助调解也还是有一些程序问题需要解决的，如邀请协助人参加时，提前多少时间与其联系为好，要不要把有关的资料事先送给协助人，以使他对案情有基本的理解，要不要告知当事人对协助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等。

从笔者接触的材料看，一些法院在其制定的指导“诉调对接”的文件中对这些问题还是做出了规定的。如有的法院规定：1．人民法院需要邀请有关部门协助调解的，一般应于调解日的前两天（特殊情况，可在调解前电话联系）发出邀请协助调解函，邀请函中应注明调解时间、调解地点、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基本案情、主审法官的姓名等；2．人民法院对于邀请协助调解的案件，调解活动应安排在受理案件后的10日内进行。第一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第二次调解应安排在第一次调解后的7日内进行。在调解前要通知双方当事人，并在笔录中记明协助调解单位、协助调解人的基本情况，详细记录协助调解单位、协助调解人参与调解的具体内容；3．人民法院对一个案件可以邀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参与协助调解两次。经两次调解仍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自行组织调解或者开庭审理后径行判决；4.经协助调解单位、协助调解人协助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在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加以注明。经两次协助调解仍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也应在案件审理结案表中注明；5．有关部门派员协助调解，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经开庭后作出裁判的，应当将裁判结果及时告知协助调解单位[16]。也有法院规定：1．人民法院邀请特邀调解员协助调解的，特邀调解员可以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2．特邀调解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遵守法官履行职责的规定，保守审判机密，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3.工会组织或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3天前通知当事人，同时告知当事人有关调解人员的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17]。

不过，大多数的法院并未为实行协助调解设定程序，协助调解的具体做法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灵活地掌握。通常的做法是：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确定需要协助调解的案件，选择协助调解的单位或者个人；由院里专门负责与调解员联络的机构或者承办法官同拟邀请的单位或个人联系，在征得协助人同意后，以法院的名义向协助人发出邀请函；协助调解人参与调解，协助调解的情形记入法院的调解笔录。当然，这是常规的做法，在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的过程中临时决定的协助调解，法官在程序上会更灵活、更简便。

五、协助调解运作存在的问题

协助调解虽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获得了新生，虽然对帮助法院化解民事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各地法院对这项机制的运用看，还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的法院十分重视这项机制，不仅同有关单位、组织共同制定了协助调解的文件，在实务中较多地使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的法院则不那么重视，未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在法院的调解中也很少使用。当前协助调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部分法官对协助调解的意义认识不足

协助调解能否顺利、有效地开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对这项机制的态度，因为，这一程序是依赖法官而启动的，如果没有法官决定尝试协助调解，协助调解就不会发生。在诉讼实务中，协助调解做得比较好、较为成功的，都是法官们对这项机制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他们也从成功的实例中真正体会到了该机制的益处。而那些很少实行协助调解的法院则往往是由于法官们对这项机制心存疑虑，他们或者对协助调解人的能力、对协助调解的效果存在怀疑，或者担心协助调解增加了调解的复杂性、加大了调解的成本、延长了案件处理的时间。

（二）一些法院未建立协助调解人队伍

凡是协助调解做得比较好的法院，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协助调解人队伍，它们或者通过与工会、妇联等组织共同发文件，通过与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或者采用特约调解员的方式，事先做好了人力资源的储备，一旦需要，就很容易地启动协助调解。但也有一些法院，事先并未做这项工作，所以即使出现了需要协助调解的案件，也很难找到适当的调解人。

（三）协助人的积极性不高

协助人是否积极参与法院的调解也是协助调解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从协助人的角度看，协助法院进行调解，毕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而且对于一些协助人来说，调解解决纠纷，并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在法院请他们参与调解时，他们往往并不热心，甚至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托。例如同是妇联组织，有的妇联组织在接到法院邀请后相当积极地参与调解，有的则不那么积极。因此，如何使那些有能力帮助法院调解的人积极地参与到调解中来，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四）协助调解案件的范围还较窄

从一些法院开展协助调解的情况看，适用的案件一般都是那些传统的民事案件，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则很少适用。那些专业性强的案件调解起来虽然难度更大，但这恰恰说明邀请专业人士参与的必要性。

六、完善协助调解的若干思考

（一）增进对协助调解的认识。协助调解的启动权在法院，法官们决定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协助调解才有可能进行。所以，只有当法官们对协助调解的必要性、有益性有了充分的认识，法官们才会考虑采用这种调解方式。增进对协助调解认识的具体方法一方面在于加强对协助调解的宣传和引导，另一方面在于增强法官自身的实践，当法官通过协助调解成功地解决了原先难以调解成功的案件后，在今后的调解中就会自觉地采用这种调解方式。只有当法官们对这项机制的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协助调解才会真正成为法官们喜闻乐见的调解方式。

（二）建立协助调解人队伍。能否开展协助调解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法院是否有一支常备的调解人队伍，法院若能够事先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当需要协助的案件出现时，就能够比较顺利地确定适合于本案的调解人。当前，一些法院通过与相关的机构、组织协商，共同颁发文件，对委托调解、协助调解做出规制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因为正是这些事先的规制，使得法院在需要协助时，可以明确向谁请求协助，也可以使法院的协助请求能够积极地得到回应。一些法院事先聘请调解员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它同样有助于协助调解的顺利进行。

（三）要善于了解潜在协助人的信息。协助调解能否有效开展，同法官是否能够及时地了解是否存在能够帮助法院做调解工作的人有直接关系，而除了那些类型化的案件法院因有固定的协助组织或个人事先就知道可以请谁参与调解外，一些案件的协助人是需要法官临时去发现的。这就需要法官留心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当事人的关系网络。

（四）积极培育专业性的调解组织。当前，某些领域成为纠纷频发的领域，如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建筑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物业管理纠纷等。对这些纠纷数量多的行业，宜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18]。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机构后，人民法院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的协助，可委托他们调解相应的纠纷或者邀请他们协助法院调解上述民事案件，“诉调对接”才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

（五）基层法院更多地采用巡回审理的方式。巡回审判是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是方便当事人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有利于协助调解实施的方式。协助调解往往需要邀请当地的基层组织的干部参与调解，需要邀请对当事人有影响力的亲朋好友参与调解。采用巡回调解的方式，把调解的地点放到当事人的家门口，不仅便于当事人参与调解，也为协助人参与调解提供了便利。

（六）向协助调解人支付必要的费用和报酬。协助人参与法院的调解，既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又可能会支出一定的费用，如往返的交通费等，因此，法院有必要向协助人支付合理的费用。是否有必要向协助人支付一定的酬金不能一概而论，但对那些常任的法院的特邀调解员，那些由于有娴熟的调解技能或者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而经常应邀参与调解的协助人来说，支付一定的报酬既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们付出辛劳的补偿。虽然法院所支付的报酬可能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工作成果，虽然协助人可能并不在意酬金的多少，但向那些参与法院调解的协助人支付适当的报酬应当是一项合理的制度安排。

当然，协助调解固然可以使得一些单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调解成功的案件得以调解解决，但由于需要其他力量的参与，协助调解也必然会增加调解的成本，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并且即便有了协助人参与，能否调解成功也不一定。所以，协助调解的推进，应遵循需要和可能的原则。所谓需要，是指只有当案件的确有必要邀请案外人参与调解时，才启动协助调解，如果法官认为自己有把握调解成功，那就没有必要请案外人参与。所谓可能，是指要有适合的协助人，并且协助人也愿意积极帮助法院调解。

【注释】

[1]《人民法院报》上时常会有关于协助调解的报道。

[2]关于委托调解的性质，请参见拙文《法院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

[3]1966年我国开始搞“无产阶级”，后来公、检、法被砸烂，正常的司法制度不复存在，国家陷入了长达10年的动乱。这十年中，我国的司法制度可以说是空白。

[4]“三位一体”大调解是指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种不同属性的调解衔接起来，使这三种调解能够互相协作和配合，以形成大调解的格局。

[5]如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受理了某村300多农户与南京一家公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该案件关系到500亩土地的承包，涉及的当事人多、矛盾大、案情复杂、季节性强、社会影响大，法院决定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邀请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参见赵兴武等：《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纪实》，《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4日，第4版。

[6]当诉讼的律师协助法院调解时，当工会、妇联依据他们与法院签订的协议派出人员协助调解时，协助人参与调解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7]在法院调解的实务中，法官多数情况下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

[8]2006年，江苏省工会组织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劳动纠纷案件近千件，调解撤诉率近60%;2007年全省工会组织特邀调解员协助调解劳动纠纷938件，调解成功683件，协助调解成功率72.81%a2008年上半年，协助调解860件，调解成功685件，协助调解成功率达79.65%。

[9]也有人认为，工会的这一地位会影响其中立性，会使工会难以居中调解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应当说，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协助调解中，调解的主体仍然是法院，工会只是协助法院做调解工作，更何况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对工会的地位是清楚的，他们同意工会参与调解，就说明工会在调解中不会无原则地偏袒职工一方，说明用人单位相信工会的参与有助于纠纷的调解解决。所以，不必担心工会参与协助调解会导致程序的不公正。

[10]按照2008年6月修改的新的《中国消费者协会章程》，中国消费者协会是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并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该会经费来源主要由政府资助。

[11]截止到2007年底，江苏省基层法院共设立交通事故巡回法庭97个，2007年各巡回法庭共受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21827件，审结21304件，调解撤诉11355件，调解撤诉率达到53.3%。邀请交警部门协助调解的案件为2529件。

[12]浦东新区法院聘请了9名调解员，其中有2名是律师，一名的专长是公司纠纷、房地产纠纷，另一名的专长是房地产纠纷。

[13]北京朝阳区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均聘请律师的案件，如果认为有和解的希望，就交给律师进行和解，由律师在指定期间内主持进行庭外和解。参见《和谐之道多元调解共建解纷网络》，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6日第8版。

[14]我国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把一些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规定为再审的事由，便是程序合法对诉讼公正重要性的证明。

[15]如上文提及的北京市朝阳区吴薇法官调解的相邻纠纷案。

[16]参见《海安县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促进诉调衔接的实施意见》，“协助调解的程序部分”。

[17]参见如皋市人民法院、如皋市总工会《关于贯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总工会关于（委托工会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劳动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的实施方案》。

[18]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机构，有利于培育社会自我消解纠纷的能力，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马锡五，乔松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报告（1948年12月10日）〔M〕//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一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2}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

{3}最高人民法院材料研究组．审判方式、方法及经验〔M〕//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一分册）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4}张亦嵘，郭宏鹏．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解纷与监督的双赢{N〕．法制日报，2007-09-24.

{5}蔡军．用调解水浇灌和谐花—城厢区法院开展调解衔接工作纪实〔N〕.湄洲日报，2007-12-10.

{6}李飞，石宣．类案调解的突破—北京石景山区法院加强调解工作的调查〔N〕．人民法院报，2007-12-18.

{7}李力．守一方厚土、促一方和谐—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工作纪实〔N〕．人民法院报，2008-08-12.

{8}田浩，等．融入天平的大爱—运输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再审调解纪实〔N〕．人民法院报，2008-08-07.

协助范文篇9

一、银行协助的概念及性质---------------------------------------------------04

二、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类型及成因-----------------------------------------04

（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04

1．因故意不履行协助义务导致的法律风险。----------------------------------04

2．当事行因未能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05

（二）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06

（三）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06

三、法律救济的乏力，加大了协助风险----------------------------------------07

四、关于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思考---------------------------------08

（一）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立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

执法水平。---------------------------------------------------------------------08

1．完善立法体系，减少法律漏洞。-------------------------------------------08

2．建立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救济制度。--------------------------------------08

3．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减少违规办案的发生。---------08

4．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对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的力度。---------09

5．协助风险的减少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09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09

1．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加以约束。------09

2．各级银行管理人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10

3．一线工作人员应加强银行协助知识的学习，减少不当协助的发生。-------10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和执法机关执法力度的加大，因银行协助引发的法律风险有逐渐增长的态势，并且已开始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对银行协助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但理论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尚很鲜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及其法律风险防范作一简要探讨。银行协助是指有权机关在案件的查处、审理、执行等执法环节上，因办案需要依法到银行查询、冻结、扣划当事人（包括个人和单位）的有关款项，查阅与案件有关的会计凭证、帐册、报表等银行资料时，银行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协助义务，它是我国银行对客户存款承担法定保密义务的一种例外。根据申请协助机关的不同，可分为银行的司法协助和行政执法协助。在实践中，以司法协助居多。银行能否正确履行这项义务，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法律风险。现阶段，我国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根据其形成原因可分为三大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协助风险发生后，由于法律救济方式较少，且手段乏力，又进一步加大了风险。针对银行协助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立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

关键词：银行协助；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和执法机关执法力度的加大，因银行协助引发的法律风险有逐渐增长的态势，并且已开始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对银行协助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但理论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尚很鲜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及其法律风险防范作一简要探讨。

一、银行协助的概念及性质

所谓银行协助是指有权机关在案件的查处、审理、执行等执法环节上，因办案需要依法到银行查询、冻结、扣划当事人（包括个人和单位）的有关款项，查阅与案件有关的会计凭证、帐册、报表等银行资料时，银行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协助义务。具体来讲，协助查询是指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查询的要求，将单位或者个人存款的金额、币种以及其他存款信息告知有权机关的行为；协助冻结是指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冻结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单位或者个人提取其存款帐户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存款的行为；协助扣划是指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扣划的要求，将单位或者个人存款帐户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存款划拨到指定帐户上的行为。

银行协助根据申请协助机关的不同，可分为银行的司法协助和行政执法协助。在实践中，以司法协助居多。

银行协助是银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它是我国银行对客户存款承担法定保密义务的一种例外。因此，银行能否正确履行这项义务，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法律风险。

二、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类型及成因

现阶段，我国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根据其形成原因可分为三大类：

（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

1．因故意不履行协助义务导致的法律风险。随着各类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同业间的竞争日趋加剧，争市场、争份额成为各家银行工作的重点，而这就要求银行尽可能地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信用状况普遍较差，企业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意识匮乏，这就使得原本很正常的银行协助成了某些客户衡量一家银行服务质量好坏的标准，从而使得银行在履行协助义务时陷入两难境地。于是有的银行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推行起了法律实用主义、利已主义：只想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愿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有些银行，每年都有许多的案件起诉到法院，通过法律的救济也收回了大量的呆滞贷款，其合法权益应该说得到了维护；然而按法律规定要求其协助法院执行其他案件时，却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拒不协助，为留住客户，就违法地拒绝或变相拒绝履行协助义务，最终被法院制裁，酿成法律风险。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正是“法律实用主义”的典型写照。

法律对社会的调整，是采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进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一方享有权利，另一方也就必然负有义务；而一方负有义务，也就意味着另一方享有权利；或者就一方来说，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这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必然要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为法律所不容，最终也导致无法充分实现自身的权利。

2．当事行因未能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由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银行协助的规定大多较为原则，为增强其现实操作性，各有关部门即纷纷出台了各种相关操作细则，而这些细则因为部门限制，往往不能达到公示公知的程度，这就为银行正确履行协助义务增添了困难；此外，由于一些银行对银行协助还未足够重视，部分基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这方面的知识还较为贫乏，以致在协助时不能正确履行协助义务，致使风险发生。这种风险又可分为两种，即客户追索因错误协助被错扣的存款和法院追究错误协助的法律责任。福建省厦门市的林女士向业务伙伴王某的银行卡上汇款时，不慎误将巨款16.3万元汇到南京朱某的账户上。应林女士要求，银行当即“纠错”，直接将朱某账户上的钱划给了林女士。朱某认为银行越权划款，将银行告到法院。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银行败诉，返还朱某16.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败诉后，银行把林女士诉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败诉损失。8月2日，集美区法院判决被告林女士败诉。

（二）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

由于我国现有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法院执行人员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加之各地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某些执法机关为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滥用权力，违规办案，也是银行发生协助法律风险的一个原因。

1997年10月27日，A市建行营业部（以下简称A市营业部）应a企业的申请，承兑了一笔金额为100万元，收款人为b公司的商业汇票，后该汇票经两次背书转让后被d公司取得，d公司持该票到D市农行（简称农行）申办贴现，并做了背书，D市农行在汇票到期日向A市营业部提示付款时，被告知，该票据已被A市法院裁定停止支付，故拒绝付款。D市农行遂以票据纠纷为由将b公司、d公司和A市营业部诉至D市法院，要求上述三被告支付票款及票据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另由b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1999年D法院判决A市营业部支付票款及票据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后该判决虽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但至此A市营业部已支付差旅费及诉讼费近2万元。

党的十五大坚定而又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各级政府也相继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的口号。然而极少数公务人员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用法来治”,“用法来治”是把法单纯作为工具和手段，政府运用“法”这一工具和手段来治理国家、治理老百姓。这种观念令政府以治者自居，人民被视为消极的被治者。像法治并不否认人的作用一样，人治也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人治是仅仅把法作为一种治民的工具，当主人觉得这件工具不顺手甚至碍手时，可随时弃之不用。这里面既有特权思想在起作用，更有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工具论”在作祟。

（三）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

受现行体制的束缚，我国立法体系也存在颇多漏洞，较为突出的是19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施后，该法第30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自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施后，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构成银行协助的有效依据。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既不属于法律（此处为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也不属于行政法规（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规定或履行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而根据宪法和法律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该条例第28条第七款却规定：“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纪检机关可以对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并可以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若依规定提供协助一旦被执行人发难，将使银行和法院处于尴尬境地，危及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银行开始大举登陆我国金融市场，它们也将面临这一问题。此类问题若不解决，势必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再有一类并非是体制造成的立法漏洞，也可能给银行带来协助风险。比如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协助风险的案例中，A市法院依据b公司的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停止支付被申请票据票款的裁定并无不当，A市营业部执行该停止支付通知书亦无不妥，但问题是《票据法》规定：“汇票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这就使承兑银行陷入两难处境，如不付款，持票人会发难；付款又会面临被法院制裁的风险。三、法律救济的乏力，加大了协助风险

协助风险发生后，由于法律救济方式较少，且手段乏力，又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我国现行法律中，对银行协助规定的最为明确的也是唯一的救济方式是复议，见《民事诉讼法》第105条，该条规定：“对罚款、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由于此类复议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本质上与行政复议不同，因此不能适用《行政复议法》，但同时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其他司法解释，均未对此类复议所适用的程序，复议期间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得上一级法院的具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复议申请人（即协助银行）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以建行某二级分行为例，2000年，该行发生协助纠纷4起，其中两起提请复议，但直到2000年底，所提起的复议均未收到受理法院的书面决定。致使一些法律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行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使得部分义务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产生怀疑，并开始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权威。

四、关于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思考

针对银行协助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

（一）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完善立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

1．完善立法体系，减少法律漏洞。虽然我国现在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受旧体制的影响，加之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尚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法律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阶段的色彩，各个部门的利益在法律中时有体现，这就使得不同的法律出于对不同利益的妥协相互出现一些矛盾，这是立法漏洞产生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立法技术尚不成熟，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也是立法漏洞产生的原因。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减少法律漏洞，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其次，充分发挥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学习国外先进立法技术，尽快提高我国立法水平。

2．建立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救济制度。针对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法律救济方式单一，且规定过于原则不易于操作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补充有关复议的程序及复议申请人和复议机关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也增强复议机关的责任感，减少对复议申请听之任之的现象。其次，对《民事诉讼法》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同时在实体法中加重对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申请人的责任，从而避免因协助停止支付发生纠纷而增加银行风险。

3．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机关执法水平，减少违规办案的发生。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代表了国家的权威，执法人员是法律权威的具体实现者。而现在我国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出现了大量违规办案的情况，不仅损害了执法者自身的形象，也动摇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权威。因此，加强执法机关队伍建设正迫在眉睫，笔者以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和政治水平，使其能尽快适应我国法制化的需要；建立淘汰机制，对确实不适应需要的人员，应及时淘汰；其次，建立准入制度，给新的加入者设定一定的门槛，学历必须达到一定要求，这样才能确保新加入者的素质能基本满足工作需要，不至于造成新的教育资源浪费；第三，建立完善的后培训机制，即对执法人员定期培训，及时更新知识，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需要。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执法人员执法水平，减少违规现象的发生。

4．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加强对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的力度。比如，加重对生效法律文书执行义务对象的处罚力度，以减少或杜绝其侥幸心理，树立法律的权威，也减少不必要的协助执行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纷。

5．协助风险的减少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在现代社会，守法是每个社会主体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只是被各自有选择地服从与遵守，那么，法律就会成为一堆废纸，其结果必然是政权动荡、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全面、严格地遵守法律，一切依法办事，良好的法律秩序才能真正建立，权利才会得到有效保障。产生银行协助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未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有严重的投机心理，不重信用，漠视法律文书的效力，甚至暴力抗拒执法的现象普遍存在，而这些不仅导致了银行协助的产生，在增加了银行协助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基于上述原因，要想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银行协助风险，就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注重信用的氛围。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银行工作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

1．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建设,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加以约束。现阶段,各家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已较为完备,但关于银行协助的内部管理却鲜有提及,如2002年4月1日实施的《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就没有相关内容,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难以进行约束,即使工作人员的不当协助行为使本级机构遭受损失,也难以给予惩戒。因此,笔者以为各家金融机构在内部制度建设时应增设银行协助制度,比如日常检查、违规处罚等制度。

2．各级银行管理人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现阶段，我国各级银行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普遍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银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某些银行协助纠纷就是因银行管理人员的主观原因引发的。例如某些基层金融机构负责人因不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所以对银行协助工作不理解，一味强调搞好银企关系以吸收存款，当有权机关要求协助时百般推诿,甚至通风报信,有时还指使工作人员违规转款,以致事发后被有权机关处罚。鉴于此,金融机构应把提高各级机构负责人的法律素养放在首位,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制度经济、法制经济,各级机构负责人法律素养的高低对本级机构的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培养各级金融机构负责人良好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其次,应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明确规定不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人不得担任各级机构负责人，避免法盲领导的错误决策给机构造成损害。

协助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