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范文10篇

西北范文篇1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西北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分家；代际关系

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形式是“大家庭”，即父母同已婚儿子儿媳乃至孙子孙媳生活在一起，尽量延长子女从结婚到分家的时间，不到万不得已不分家；对“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充满了赞美之词。[1]维系大家庭对于子女婚姻以及提高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尽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大家庭并不多，但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鼓励这种制度的。在文化舆论鼓励大家庭制度的情况下，分家现象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直到60年代末期，分家在Y村人看来还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某家的儿子结婚不久便分家，人们会得出结论:或者这家的老人“不清亮”（不明白事理、处理事情不公道、做事情独断专行）；或者是没权威，“镇不住”；[2]或者是媳妇太蛮横太厉害。这种评价对于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以及子女婚姻都相当不利。社会舆论的这种取向反映了一种理想的代际关系模式，即希望两代或数代人之间尽可能和睦生活在一起。

但从90年代开始，情况有很大的变化。目前，该村有73.8%的家庭家中只有两代人，有23.3%的家庭家中有三代人，四世同堂的家庭不到2.0%，甚至出现了一代人的家庭，即老人身边不留子女一起生活，只要子女结婚生孩子后就和老人分家，这样的家庭有1.0%。

当前，我国政府正大力倡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谐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二）文献回顾

“分家”是本文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关于分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律学和民俗学。比较而言，人类学和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对分家的研究更为具体深入，更加贴近社会事实。分家作为中国家庭运行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和内容，历来受到海内外中国家庭研究者的重视。从时间上来看，分家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30-50年代，中国首批社会人类学者运用从国外学习到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主要是功能主义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家庭时涉及到分家研究，代表学者为林耀华、费孝通等。林耀华认为：“家为经济的单位，指共灶合炊的父系亲属，以男子的辈数与年龄最长者为家长；分家产、居室、炉灶是分家仪式的三个基本环节，祖先牌位前的那次祭祀仪式作为分家的象征符号更充分地显示了分家后的两个支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3]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中写道：“分家的过程也就是父母将财产传递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通过这一过程，年轻一代获得了对原属其父亲的部分财产的法定权利，对这部分财产开始享有了专有权，因为在分家之前，不是家长的人，对物的享有权既有限也不完整”。[4]第二阶段是上世纪50-80年代，因为这段时期社会学学科地位被取缔，所以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是一些海外学者。这批海外汉学家形成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一是以日本侵华战争中“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二是在弗里德曼宗族理论影响下对华南农村进行的宗族理论与实证的研究。[5]第三阶段是上世纪80年至今，由于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国内有一批社会人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延续了对分家的研究，麻国庆主要侧重于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考察分家制度。[6]阎云祥更倾向于把分家当作家庭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而不仅仅是经济事件来分析。在分家中最重要的还不是财富本身，而是控制和消费财富的权力和权利。[7]9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分家习俗在经济改革之后的20年中开始发生某些重要变化。分家的时间己被提前；从父居的时间则相应地缩短；[8]兄弟之间平分家产的传统分家方式有被一种新的“系列分家”方式所取代的趋势。[9]这种系列分家方式的重要特征是整个分家过程包含着数次财产分割——每个己婚儿子只能从中得到一小部分家产；分家之后的家庭之间的合作不断增强，从而使得家产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10]

综观系列研究成果，学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家的性质

学者们大多是从家庭经济分裂方面来界定分家的，即，把分家定义为家产的分割，家计的独立，子家庭从父家庭中独立出去的过程和结果。这一界定与学者们对“家”的性质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些学者中间，就分家的本质要素是分家产还是分灶方面还是存在着分歧。林耀华认为，“家为经济的单位，指共灶合炊的父系亲属，以男子的辈数与年龄最长者为家长”。[11]王荣武认为分家是乡村社会代际更替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民俗事像，是指已婚儿子从其父辈家庭中分离出去的状态与过程。分家作为家庭财产的分割过程，实质上是代际之间在家庭财产所有权问题上的竞争，也是财产从父辈流向子辈的一条重要的途径。[12]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灶”是家的中心也是家的象征。共同做饭、聚在一起吃饭构成家族生活的核心性要素。家产分割之际，家屋方面只是把原有的房间平均分为几室，但是惟有灶必定另外起造。分灶也就意味着以后的家计分开，这是分家这一法律行为的直接法律效果。[13]

第二阶段，分家的原因

费孝通认为：分家的动力来自于已婚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儿媳对经济的独立要求。他分析道，虽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控制是必要的，但婚后继续进行这种控制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因为“社会的一个完全的成员，需要一定数量属于他自己支配的财物，同时一个家庭的正常功能需要较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些均受到家的集权经济体系的阻碍”，因此，“年轻一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便成为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最终导致分家”。[14]许烺光则认为分家与否取决于家庭内部横向夫妇关系与纵向亲子关系力量的对比。具体来说，在夫妻间的纽带强于父子间的纽带的结合关系时容易分家，相反，则易实现累世同堂。这些都要依家的经济状况而定，即在富裕的阶层，因为容易实现家的意识形态，父子之间的关系得以加强；而在贫困阶层则相反，夫妻间的独立性较高，较易分家。[15]

第三阶段，分家的功能

弗里德曼认为：“一旦各自的家庭都建立起来后，在法定意义上，两个或更多的兄弟之间便不再成为经济上相互协作单位的一部分。一个家户的成员对其他家户的成员也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当然权利。他们之间的经济互助应该是合理地按与陌生人相同的方式来制订契约性条款”。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分家之后的家庭还是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关联，“新分的家户至少是一个与新近去世的祖先有关的祖先崇拜单位的成员，而且某种特别的经济合作形式会在他们之间形成”。[16]费孝通认为分家并非就此完全结束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父母双方年老或有一方在世时，他必须负责赡养”，“老人去世后，下一代的义务并未结束，照看坟墓、祭祀祖宗便是这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合”则指本家与分家、分家与分家之间的种种文化上的约定，即分家与本家、分家与分家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合作的优先性以及参与文化仪式和一致对外的义务。[17]另外，麻国庆还分析了分家的两个主要功能即分家带来了产权流动和社会流动。分家带来的产权流动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流动使得传统社会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王跃生也有相似的观点，分家产生分化，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18]

本文将从代际关系、两代组织的交接过程、分家的特点及形式、被调查者对分家的认识以及人们对分家的评价等方面讨论当前农村分家具有普遍化、简单化和人们对分家评价的中性化的趋势。与之相联系，代际关系也出现了从感情型向理性化、从“老一代为中心”向平等，或“新一代为中心”方向的变化，进而分析出现这种分家现象的原因。

一、研究方法

（一）概念的界定

在本项研究中，分家主要是以分灶为标志，“灶”是家的中心也是家的象征，分灶就意味着以后的家计分开，各个独立的家庭也就产生了。

本文所研究的代际关系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

（二）研究地点介绍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地区的甘肃省白银市X乡Y村为个案进行研究。Y村是白银市X乡文明村，辖10个社，2350户，10575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全村人口总数的21%；全村国土面积1，150，500亩，耕地面积211，500亩，水浇地21，150亩。之所以选择该村为个案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该村属于甘肃省的平原村，是甘肃省最大的枸杞子生产基地，经济发展水平在全乡名列前茅，该村的发展对于带动其它村具有积极意义。二是，该村是一个乡级文明村，对其进行个案研究也更具有典型性。

（三）获取资料的方法和过程

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访谈法来获取资料。

1．问卷法

这项研究的样本是使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Y村孙寨社的219户人口中抽取的，其中不包括18岁以下的未婚人口。具体地说，就是把上述219户人家按照顺序排列，抽取是单数（1、3、5……）的人家进行问卷调查，其中2份问卷因为被调查者的年龄大无法回答，1份拒绝回答，4份因为家中无人没有回答，共回收有效问卷103份，有效回收率94%。因此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比较精确地推论到Y村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取了调查员辅助填答的调查方法，即调查对象填答问卷的过程中调查员不离开调查现场，在必要时帮助调查对象理解问卷，以取得较高的问卷回收率。针对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升乡Y村孙寨社发放问卷110份，主要调查对象为已婚男性或者女性。

2．非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在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对具有典型特征（一种是父母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成家以后分灶而食，另一种是父母有几个儿子，儿子成家以后分灶而食）的5个样本进行了深度访谈，以加强对这部分分家者情况的总体把握。

（四）资料的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13.0软件对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农村“分家”现象的相关结果及分析

（一）调查样本的情况

本次调查中还没有出现独生子女的情形，事实上在Y村也没有独生子女的情形，也没有哪个家庭中没有生育男孩就自愿去做节育手术的。

Y村每户平均4.8人，男女比例为79.6：20.4，并不符合当地人口结构中的男女比例（113：100），这在当地有可能是因为男性在家庭中是主要的劳动力，主要的经济收入也是由男性创造的，所以当调查者入户调查时女性一般都让男性回答而她自己回避。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小学以下的占2.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2.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8.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6%，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9%，大专文化程度的占7.8%，本科文化程度的占1.9%。

（二）代际关系与分家

传统中国文化中理想的家庭形式是“大家庭”，即父母同已婚儿子儿媳乃至孙子孙媳生活在一起。史书以及地方志上对“累世不衰”“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充满了赞美之词。[19]笔者在Y村的几个家庭中就看见过“四世同堂”的表彰匾额、条幅。这个表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一个“锅里”吃饭的有四代男性；（2）家庭成员能够和睦相处；（3）家庭经济条件在村里属于中等以上水平。尽管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大家庭为数并不多，但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的确是鼓励这种制度的。这种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大家庭维系的前提是代际关系的和睦。对大家庭制度的赞许反映了我们这个文化对理想的代际关系模式的理解，即和睦的代际关系不仅应当是感情上的密切还应当是空间上的接近。这种文化上的总取向同我们现在调查的Y村落社会中人们的看法已经不吻合了。在Y村，规模较大的家庭已经不多见。人们认为，只要子女们成家就应该早点分开过，这样对父母和子女都有好处，维系大家庭对于子女婚姻以及提高在社区中的地位等也不利。

表1分家原因

原因频次百分比（%）

没有发生矛盾，和平分家6159.2

父子不和32.9

兄弟不和32.9

婆媳不和1413.6

妯娌不和11.0

在Y村，分家率高达77.5%，不分家的只有22.5%。在77.5%的分家成员中，主要有和平分家和冲突分家两种形式：

第一，和平分家

和平分家就是不伴随代际关系的紧张，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发生矛盾，是家庭成员完全自愿的一种分家方式。在调查对象中，这种分家方式有74.4%，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发生矛盾或刚刚有矛盾的迹象，家庭的统帅者认为分开家更有利于生活或更能调动家庭成员的积极性，或能够避免矛盾等，便在协商的基础上分家。通常是在邻居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而且分家的过程也拖得长。这种分家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分锅，即子女结婚之后，子女或者父母甚至家中的兄弟姐妹认为分开过比较好，任意一个人只要有分家的想法，家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成员就一起商量，按照人头分土地（有的家庭只能分到男性的土地，媳妇则不能分到土地），粮食和必要的灶具，商量好之后首先就分锅吃饭，；第二步是分家，从分锅到分家大约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也可以称为准备期，这期间，给将要分开的子女建造房屋，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就不用建造房子也不需要准备期，就把家里现有的房子分开就可以了。分家时也没有家庭以外的人参加，很多时候就连邻居都不知道家就分开了。

第二，冲突分家

由于代际关系的紧张发生的分家称为“冲突式分家”，这种分家方式常常伴随着代际关系的紧张，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这在当地人口中叫“闹”分家，和“闹”联系在一起就有悲剧色彩。[20]这种分家方式有25.6%，冲突原因如表一所示：婆媳不和的占66.7%，父子不和的占14.3%，兄弟不和的占14.3%，妯娌不和的占4.8%。以婆媳关系的紧张最常见。媳妇是家庭的“外来者”，媳妇的到来分去了儿子原来对母亲的爱，因而婆媳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加上家务琐事大部分由婆媳来管，故较容易发生纠纷。在较大规模的家庭里，妯娌关系的紧张以及弟兄关系也会导致分家，但不像代际关系紧张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如果代际没有出现紧张，作为家庭统帅者的父母通常有调节矛盾的余地。许多情况下，分家的原因不是单一而是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如开始是婆媳关系出现了危机，后来影响到父母与儿子的关系，或影响到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开始是妯娌关系出了问题，后影响到兄弟关系，后又进一步影响代际关系等。这种分家通常伴随着剧烈的冲突，甚至有时发生家庭暴力。该村的东头就有一家是因为家庭暴力分家的，当时的情况是儿子在离家70里地的煤矿打工，一个月平均有2000元的收入，另外有一个妹妹在县城读高中，一个弟弟在乡中学读初中，读高中的妹妹生活费完全由打工的哥哥供给，2004年，妹妹考上兰州某大学，弟弟要到县城读高中，但是媳妇拒绝完全由打工的哥哥提供学费，从2004年7月开始媳妇和婆婆三天两头吵架，打工的儿子回家由于母亲的哭诉导致两口打架，这个时候媳妇提出分家，但是由于儿子反对，家就没有分开，等到儿子到煤矿上班时，媳妇和母亲又吵吵闹闹的，2004年9月，媳妇终于和婆婆打架了，一气之下父亲就做主把家分开了。当时分给媳妇三亩水浇地和20亩旱地，三口人够吃半年的粮食，一年之内仍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年之后必须自己建造房子搬出去，建造房子时父母不出任何费用。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和平式的分家和家庭暴力的分家都是少数，也就是说，是以和平的方式为主通常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代际关系的紧张，这或许是乡村社会中家庭分裂和代际关系的一个特点。

（三）两代人交接过程

分家的过程是两代人在组织上的交接过程，也是一个新家庭的复制过程。在乡村社会中，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严格说来，这个过程始于“分锅”而止于“分家”。在当地的语言里，用来表示家庭分裂的词汇有两个，一个是“分家”，另一个是“分锅”。多数情况下二者可以混用，但有时有微妙的区别：一般来说，“分锅”宣告了一个新家庭单位的诞生。但正如这一词本身表明的那样，“分锅”只是“分灶而食”，主要是指经济上的独立，指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为已婚儿子另立锅头。“分锅”后的新家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是：（1）户籍单位：74.4%的新家庭分锅后在村会计的帐薄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户”即户籍单位已经独立。有25.6%的新家庭在村会计的帐薄上户籍单位还没有独立的；（2）土地经营权：74.1%的新家庭分锅后独立耕种自己的责任田并独立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和摊派；25.9%的新家庭分锅后土地还没有分开，仍然和父母一起耕种土地；（3）伙食方面：63.4%的新家庭无论什么时间都另起锅灶，29.3%的新家庭农忙时和父母一起吃饭，闲时另起锅灶，7.3%的新家庭想什么时间和父母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4）居住空间：58.5%的新家庭一般有独立的宅院和房子，41.5%的新家庭还没有独立的宅院和房子，仍然和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只是“分灶而食”；（5）礼仪单位：80.5%的新家庭在村落社区中街坊邻居组成的“随礼”网络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礼仪单位，即它单独参加收礼。这表明新的家庭在社区的随礼网络中获得了独立的礼仪单位的资格。19.5%的新家庭分锅后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礼仪单位，陪礼和收礼的事情还仍然由原家庭中的父母或者兄嫂等完成。

西北范文篇3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西北地区建筑市场基本情况

1、青海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8.06亿元，建筑业完成增加值68.42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4.7%。全省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业566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2000年，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省外进青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清出制度，取消了外省建筑施工企业“进青审批”、“进青许可”和收取“进青管理费”的办法，实施“进青备案”政策。对外省进青施工队伍实行“年度备案、项目登记、日常监管、业绩考核”，“两头宽、中间窄”的管理办法，在建筑市场开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新办法实施以来，共考核607家外省企业，其中不合格147家，清出青海市场63家。在被考核的江苏建筑企业中，南通三建等5家企业连年业绩优良，16家企业业绩不合格。

2、陕西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0亿元，建筑业投资总量680亿元，其中外省和中央驻陕施工单位占了投资总量的一半。全省共有建筑施工企业2100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近年来，陕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建筑市场容量也不断扩大，为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陕西省注重法规制度的建设，2004年，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和《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使得建筑行业主管部门有法可依，推动了建筑市场的规范化。

3、宁夏回族自治区2004年全区建筑业总产值109.4亿元，增加值30亿元，占全区GDP的6.4%。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590家，其中一级企业13家。

为了加强施工现场监督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厅先后建立了安全生产两项许可制度、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安全生产约谈制度、建筑安全生产不良记录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并初步建立了《公示制度》和《警示制度》。同时，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对建设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实施不良行为记录制度。具体做法是各市将本市内经核实的责任主体的不良行为记录到具体单位和项目并统一上报，省厅再将上报情况和年度历次检查的突出案例汇总，集中通报、媒体曝光、记入相关企业数据库，在“宁夏建设工程质量信息网”，起到惩戒事主、警示他人的作用。这种做法大大增强了工程各责任主体认真履行法定建设程序、严格遵守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自觉性，维护了建筑市场的秩序。

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西北建筑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为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一）长期角度来看。

1、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已经开始显现。

在2000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加大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五年之后，中央的这些扶持政策都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西北地区建筑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2、西北地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省建筑队伍有用武之地。

（1）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陕北、柴达木、玉门油气资源非常可观。陕西的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二位。除了已建成的青铜峡、刘家峡、龙羊峡等大型水电站外，西北地区还有十分丰富的水力资源等待开发利用。近年来，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的开发，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的经济连年快速增长。另外，西北地区还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历史、人文及自然旅游资源。

（2）高等院校众多，大规模、高层次科研院所集中。

西安市拥有高等院校43所，在全国名列前茅，除了西安交大、陕西师范大学等在国内学术地位很高的学校之外，还有招生规模超过2万人以上的民办高校4所。因此，大规模的新校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科研院所方面，西北地区航天、航空、军工、电子信息医药、生物工程等院所众多，近几年正大规模的进行科研、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

（3）城镇化程度不高，城市更新改造任务繁重。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北地区城市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城市改造规模明显加大，步伐明显加快，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综上所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北各省区经济建设和各项投资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必将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从当前角度来看。

1、西北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近几年来，西北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陕西省GDP约2400亿元，青海省约485亿元。GDP水平基本和全国平均数持平，但总量还不是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建筑市场的发展。

2、政府管理水平和管理理念与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等一些客观原因，西北地区政府机构的管理理念和实际工作效率与东部地区也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省建筑队伍在西北地区的发展。

3、西北当地建筑施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西北当地许多大中型建筑施工企业原来是中央企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之后留在了当地。这些企业为西北地区的发展曾经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老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仍然有着不可小觑的管理优势和潜在活力，仍是我省建筑施工队伍的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

4、相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很难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造成了很多好的队伍没有进入西北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西北地区普通百姓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

5、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建设规模、建设水平差异很大。西北各省区省会、首府所在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但大多数地区、市县发展较慢，呈现出省会城市孤岛式发展的形态，建筑市场也大多集中在省会城市，目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市场的扩大，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市场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

总体来说，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的直接投入客观上给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发展机会。同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尚处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外延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这一状况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建筑市场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放大空间。加上近年来西北地区市场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市场管理也日趋规范，各地对工程质量、文明施工也越来越重视。尽管和东部地区还有很大差距，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北地区的市场环境就会有更大的改善。

二、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在西北市场的态势。

2004年，我省进入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建筑企业共有64家，下属77个分公司，比上年同比均增长23%，其中特级企业7家、二级资质14家，其余均为一级资质。平均施工人数30578人，同比增长22.3%。我省驻西北施工企业在手合同303项，合同总额57.47亿元，同比增长48.1%；合同面积522.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9.8%；完成施工产值25.75亿元，同比增长27.7%；竣工面积172.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结转05年工作量21.67亿元，同比增长20.6%。

在西北陕西、青海、宁夏三省区考察调研过程中，当地建筑业主管部门对我省在西北的建筑施工队伍的评价总体是好的。但我们也注意到，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在西北市场的态势可以说是有喜有忧。

（一）成绩可喜

1、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明显提升。

随着西北四省区建筑市场的不断开放，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凭借优良的素质在西北市场上开辟了一片天地。2004年，作为我省驻西北地区施工企业领头羊的江都建设，全年施工面积达164.6万平方米，完成施工产值10.03亿元，在进陕施工的外省企业中位居第二，距列第一的浙江中天的差距也大大缩小。此外，在施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企业有2家，超25万平方米的有2家，超15万平方米的有6家。其中，有6家分公司分布在青海和宁夏，说明我省驻西北企业在陕西一支独秀的局面已经改变，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

同时，随着我省企业在西北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通过企业在努力提高工程质量、保证安全生产、提高文明施工水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不懈努力，江苏施工企业的社会信誉、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在陕西省建筑业联合会组织的04年优秀企业和优秀项目经理评选中，江都建设、华兴公司两个单位，江都建设，启东建安的3名项目经理榜上有名。

2、施工规模、队伍质量正在发展之中。

西部大开发给江苏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机遇，我省队伍在西北地区的施工规模连年扩大。04年全年承接的单项合同面积10万平方米左右或合同额亿元左右的项目有12个，覆盖了工业设备安装、大型商场、住宅小区、高层写字楼、商住楼、政务大楼等各类工程项目。我省驻西北地区施工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施工技术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3、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形势稳定。

04年我省驻西北施工企业共创省级文明工地6个，市级文明工地19个，一批工地被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建设主管部门指定为观摩工地、建设部安全大检查首推工地或流动红旗评比现场会会场，推广我省企业创建文明工地的做法，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好评。同时，近几年来，我省队伍在西北地区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给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问题不容忽视

1、施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文明生产、工程质量

差距明显。

以陕西省为例，40多家分公司的主要经济指标加在一起只比江都建设一家略多一点，少数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施工队伍素质较差，导致工程质量不高，工地管理水平低下。一些优势企业后方对在西北市场重视支持不够，好的队伍大多云集在北京、上海等市场，在西北的只有素质较低的二流队伍。同时，有些企业随意挂靠现象严重，遭到当地主管部门查处，影响十分恶劣。

2、兄弟省市企业对我省企业竞争压力较大。

目前在西北地区建筑市场上，我省企业与浙江企业相比，在社会知名度、市场竞争力、创优夺杯数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由于浙江企业改制较早、经营机制灵活、社会知名度高、资金实力雄厚、融资渠道通畅，竞争力强，在承接工作量、创优质工程、文明工地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我省企业。我省企业和浙江企业相比，市场竞争力尚有明显差距。

3、企业数量较多，但强势企业少。

尽管我省在西北企业数量不少，在市场占有率、承接工程量、完成施工产值等方面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上升趋势，但除江都建设、南通三建、邗建集团、南通六建、正太集团等企业发展势头较好之外，多数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有的还在为生存努力。如何推动我省大多数企业在西北市场上取得突破，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1、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实现市场占有的多元化。一方面，在继续发展房屋建筑总承包的同时，积极扩大装饰、幕墙、园林、钢结构等专业工程承包，努力争取在市政工程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有条件的企业应努力涉足房地产开发和工商贸领域，实现多元化。逐步扩大江苏在西北的市场占有份额。

西北范文篇4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西北范文篇5

关键词：自驾；旅游产品；滇西北

由于汽车的快速发展，自驾旅游最早流行于20世纪的国外，如今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私家车数量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改善，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各地政府、旅游业界等利用地区的优势和发达的网络资源开发自驾旅游产品，以提高当地自驾旅游知名度，满足当下旅游市场追求个性化的需求，但我国的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和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滇西北地区作为云南炙手可热的旅游区域，有着诸多的世界级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给区域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带来商机。但是由于滇西北地处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的区域，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性。

一、自驾旅游概述

（一）自驾旅游的界定。“自驾游”是自驾车旅游的简称，简而言之就是自驾车辆去旅游。国外学者普里多认为自驾游不论自驾车或者租车，它指的是从出发地至目的地进行的旅游相关活动，奥尔森则从“过夜”的说法角度定义自驾游。2006年第一届中国自驾游高峰论坛对自驾游下了定义:“自驾游是自己驾车，自行组织，自由计划的一种旅游形式。”与传统旅游的特点及基本内涵相比，自驾游更具有自由性和灵活性，出游者可自行决定出游天数、距离、行程等；极大满足出游者独立出游活动的想法，抛弃那些“大众化”的景点，前往一些令人向往地方，如远离热闹喧嚣的繁华都市，找一个幽静的地方让自己慢下来；出游者可选择自己驾驶车辆或者租车的方式进行自主式旅游;可租用的车辆形式多样，如房车、越野车等。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自驾游是出游者以休闲享乐为目的，时间上远离出发地最少一晚，以自行驾驶车辆或租用他人车辆外出的旅游形式，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自发性的出游方式。（二）自驾旅游的形式和类型。自驾游出行形式种类丰富，如通过租车旅游、开私家车出游、以不同团体跟车出游、房车式旅游等等。前两种形式在我国占着较大的比例，先是租车旅游形式主要流行于异地租车，由于出游者担心磨损自家车辆或者是路途遥远的不便捷，因此到达目的地后租车旅游极为普遍；再是私家车形式，多为有车一族在居住城市周边开着私家车选择出行。从组织形式角度自驾游有自驾散客、拼团散客、自驾团队。自驾散客类型主要是以家庭、亲朋好友为单位组织，自己安排旅游行程，自行处理途中的衣、食、住、行等项目；拼团散客则是自行组织拥有共同兴趣的同行伙伴；自驾团队通过旅行社、汽车公司有组织有计划的出游。这些团队以不同的自驾车旅游产品为中心，其中可将部分项目交给旅行社代办，也就是半自助游方式。根据自驾旅游的形式可将自驾旅行市场大致分为这几类（见表1）。

二、国内外自驾旅游发展和研究现状

（一）国外自驾旅游发展现状。20世纪初，西方汽车发展持续上升，这一情况给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变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期有国外学者注意到汽车给旅游业带来了商机。国外自驾游对旅游业贡献较大，欧洲地区如美国在1984年自驾游占旅游比例84%之多，由此可见自驾游对于旅游业影响之大，随后汽车营地的新兴产业崛起，自驾游已成为国外最热门的休闲旅游方式之一，一系列旅游组织机构也投身进来，政府相关部门对道路建设、维护和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支持，对于自驾游的兴起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国外的自驾旅游市场研究较早，研究发现大部份自驾旅游者喜欢到风景优美的地区，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旅游市场来源为老年团体，研究者还专门针对特殊类别如越野车自驾市场进行了研究。（二）国内自驾旅游发展现状。中国的自驾游最早在2001年出现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据2018年底数据显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相比2017年增长近10%；私家车保有量1.84亿辆，保持快速持续的增长。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实力提升、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为旅游业带来巨大动力。自驾游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群体。面对大市场群体，组织机构纷纷推出自驾旅游产品，根据互联网公布最受欢迎自驾路线有穿越大西南逍遥游、自驾车丝绸探险游等等。吸引的不仅仅是无车族，还有诸多有车族，异地租车的形式愈来愈多。但我们国内大部分自驾旅游开发还不成熟，只是被当做普通的观光产品，比如说仅仅把出行工具改成了自驾车这种形式；产品种类不丰富，由于自驾车前期投入成本比较高，耗费精力多，回报利润相对普通团队收益小，所以开发力度明显不够。

三、滇西北自驾旅游开发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1.旅游资源丰富。云南被赋予“彩云之南”热名，位于中国版图西南一角。滇西北范围包括大理、丽江、怒江以及迪庆，其中的丽江曾被欧洲地区评为最喜爱的中国旅游城市、大理被评为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滇西北是一片拥有洁白的雪山、宁静的湖泊、辉煌的庙宇、历史悠久的古城的区域，诸多的神秘色彩令人向往。该区域的旅游发展虽然历史不长，但是旅游人数占云南旅游总人数的25%。滇西北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着世界级别的遗产文化如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东巴文字；还有着白族、藏族、傈僳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如摩梭人走婚习俗。该区域利用民族文化和丰富的世界级旅游胜地，拥有着不小的潜力和竞争力，为打造滇西北自驾车旅游提供了有利的天然条件。2.基础设施基本形成。滇西北处于云南海拔的最高地段，航空、铁路、公路都可以抵达。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各自都有机场，固定航班通往省会城市昆明以及省外大中小城市；广大铁路的建设使得通往各城市之间更为方便。自驾车旅游主要以公路为主，目前滇、川、藏三地公路四面通达，214国道横穿整个滇西北地区，现今已经开通的大理-丽江高速公路、德钦（永支）-贡山（闪当）公路与怒江美丽公路主线连在一起，使得滇西整个区域形成一个大环线；正在建设中的寻甸-沾益高速、丽江—香格里拉高速、大理-永胜高速，等这些高速公路建成以后，滇西高速公路网随之形成，车辆可进入到各个村（镇）。不仅如此，该区域的自驾车旅游服务系统也日渐完善，各个路段有加油站、服务区等，还有大量私营的微型车、越野车租车服务，极大的方便了自驾车旅行的游客。3.自驾车游客规模增大。滇西北美丽的自然风光、舒适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力，使得该区旅游越来越受欢迎，随着中国自驾车旅游市场的逐步发展和引导，自驾车基础设施的基本完善，自驾游游客数量规模日益上升，主要客源来自来云南省各州地区和周边的外省城市如四川、重庆、贵州等。（二）劣势（Weakness）。1.旅游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滇西北的自驾旅游数量规模近两年在不断扩大，但该区域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还是较滞后。通往大理、丽江的公路设施较为完善，但是通向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地区的公路设施还有待加强。比如自驾车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程将近两百公里，行程需要四至五小时，路面还是二级公路，以盘山公路为主，隧道常带拐弯，双向单车道，照明还不足。此外路面周围保护措施不够强化，如自然灾害的预防。此外，路牌的设置方向性和指示性不够完善，标有服务区的标志模糊不清，信号网覆盖面也不够普及，无法得到关于食宿、景点、路况等及时的信息，这些给自驾车开发研究带来巨大困难和影响。2.没有统一机构管理和部署。随着滇西北旅游知名度提升，各地州有互相竞争的趋势，由于还没有形成大环线，对于自驾车来往各地州会有走回头路的烦恼。各自发展、相互之间联系不够、合作不够、意识不强，这种无规划无部署情况完全不利于滇西北依赖原有的地域优势发展自驾车旅游。虽从2012年起，云南省旅游业协会旅游自驾车与露营在滇西北三州市成立自驾游工作站，确实有加快了自驾服务体系的发展效果，但并不显著。四个州市政府也没有对自驾车的统一管理机构，同时政府对滇西北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缺乏系统的规划，太过随意，目标浅显，在如今旅游业竞争激烈的情形下，如果不远瞩高瞻，不加强区域间合作和规划意识，那么滇西北自驾车旅游产品发展将走下坡路。3.旅游经营者素质有待加强滇西北区域旅游产品经营者素质层次不一，这和本身旅游业发展多样化有关联。如住宿业的兴起，尤其是民宿行业的发展，民宿以私人经营为主，对于员工招聘和任用并没有星级的酒店的高要求；其次是虽作为知名旅游城市但并不是一二线城市，高素质优秀服务人员比较缺少和当地教育行业不发达有关，无法为旅游行业及时提供优秀人才。因此滇西北自驾旅游开发中的经营者素质还有待提升。（三）机遇（Opportunity）。我国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休闲业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大力建设露营地与全挂车营地，并完善自驾游车辆的同行措施。2018年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领导表示云南将加强与周边国家旅游部门合作，延伸自驾游路线，打造连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自驾游集散中心。根据2019年国庆期间自驾游车辆数据，云南省各地的自驾车达1121.8万辆次，同比增长6.7%，其中经过大理、丽江等地车辆超过50万辆，滇西北自驾游备受游客青睐。此外，滇西北区域交通基础正在进行大投入，通往各州的公路正在建设中，交通条件改善，那么自驾车游客数量便会日趋上升，这将大大有利于开发自驾旅游。如寻沾高速公路一开通，贵州、四川等地前往滇西可不用经过昆明，大大缩短了许多时间。（四）威胁（Threat）1.周边地区自驾旅游的竞争云南其他地区的自驾游发展程度会影响到滇西北发展，省会城市昆明，有“春城”美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气候宜人、会成为游客（尤其是短途游）自驾首选之地。还有周边其他受欢迎的自驾路线如滇藏、滇川、滇黔等。2.容易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云南近年来的旅游市场秩序事情层出不穷，政府虽加大了整治力度，但如今发达的网络时代，社会的舆论传播力与影响力会对整个云南尤其是滇西北地区旅游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滇西北自驾旅游开发策略

（一）做好自驾产品和市场定位。预计到十三五末，中国自驾旅游市场人数将达到58亿，占总旅游人数70%。在2016年举行的中国自驾游大会上云南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自驾游正式成为云南旅游的增长点。滇西北区域的自驾旅游市场开发极具发展潜力，但是做好该区的自驾产品定位和市场定位是当务之急。滇西北地区的自驾旅游市场按照区域划分一级市场有昆明、保山、临沧、楚雄、普洱五个地区，省外以长三角地区和川藏地区为主。这些地方是出行在200公里左右和自驾游接受程度较高的省市。二级市场省内则以西双版纳、曲靖、玉溪、红河等地，省外则是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为主。按照人口相关属性，该区的自驾游市场定位应该首先以家庭游为主。目前家庭游旅游模式呈重要发展趋势，如考虑孩子的喜好和长辈的需求，产品设计的特点是家庭旅馆、路途适中、主题明确；其次是男性市场，男性是旅行主要决策者，根据消费高、决策快的特点设定探险、摄影等自驾旅游产品；再是白领行业，此类型文化程度高、追求高质量的体验，是选择自驾游一大主要群体；最后是专业市场，针对专业人士和“自驾游发烧友”设计具有难度、长距离、未完全开发地理环境自驾游旅游产品。该区的自驾宣传口号可以设计为“风花雪月、梦幻丽江、心之呼吸地、开往心之向往。”此宣传口号主要针对资源优势推出。“风花雪月的大理”文化底蕴厚重，经济发展较好可由民族文化风俗打造文化旅游自驾产品，通常这类旅游产品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使游客真正融入民族特色；“梦幻丽江”可设置观光类自驾车旅游产品，此类产品针对享受风光、住宿餐饮没有过高要求的乘客，产品设计要注重风光体验；怒江的原始、奇特作为自然探险正是绝妙之地打造探险类的旅游产品，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突出主题，满足追求游客个性化和特色化的需求；“香格里拉”生态圈打造生态旅游产品，突出环保意识，让自驾游客沿途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二）加快沿线配套设施的建设。为了更好提升滇西北自驾车旅游发展，加快沿线配套设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首先，对于公路建设要加快速度，尤其是通往怒江道路坎坷，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改造和修复。其次对于各州路段的道路进行勘察，尤其是道路等级低，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并对路段的指示牌和道路信号信息完善、正确指示、对于服务区的设施完善、信息覆盖范围扩大并且保持信号稳定。除了加强自驾车工作站的效果，也可加强做好自驾车营地设施，提供包括汽车的维护与保养、信息询问、休闲地和餐饮地提供、卫生医疗等多种服务设施。（三）提升旅游经营者素质。依法治国的国家，可用法律手段来强化旅游经营者的行为；其次是改善经营管理，不仅仅是依靠法律奖惩制度，还得结合职业道德素养，规范着从业人员行为，提高道德水平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一个旅游经营者素质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店铺，更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一个国家形象。提高了自驾车旅游经营者素质，自驾游客也能有良好的素质。一起共同处理好“客我关系”，那么这个行程都是美好的。（四）大力发展自驾品牌，开发创新型产品。整合滇西北区域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品牌是前提。在如今信息发达的时代，通过“大数据+电商+智慧化”结合打造专属滇西北的自驾品牌。建立自驾游客的大数据，与政府联手和周边相关企业合作，通过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的运营，提供一系列便捷式服务，设计专属网站和APP提供食、住、行、游、购、娱完善信息，结合科技同时还必须抓住自然资源和旅游品牌“三江并流”、“风花雪月，茶马古道”、“香格里拉生态圈”是部级甚至是世界级旅游产品品牌，并与自驾车相结合打造属于滇西北自己的品牌，并且大力发展。开发创新型产品会具有极大吸引力。针对滇西北自驾旅游产品，可大力推出个性化产品极限挑战型和探险摄影型。极限挑战型着眼点在老君山等地，可以发展怒江之旅，让旅游者感受峡谷的气势、奔腾不息的峡谷江流、未被开发的原始河流、人数为少的独龙族民族风情。针对喜欢体验自然拍摄一类的自驾游客，可设计探险摄影类自驾产品，自己合理分配时间沿途拍摄，还可按区域、自然风光、或者民族风情多种需要风格灵活设计。如自然风光类大理可拍摄苍山、洱海、丽江雪山、长江第一湾、泸沽湖等等；建筑类可拍摄大理白族民居、丽江古城、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等。喜欢民族风情的摄影爱好者可以在节日之时感受气氛、并拍下节日盛世的参与，给游客沉浸式投入体验。（五）开展区域合作，形成统一机构管理和部署。首先，政府在滇西北地区自驾旅游发展中应该起到带头作用。组织专家对于滇西北自驾旅游以“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原则、创新合作机制，组织规划统一部署，设定未来发展形势；第二，政府设立专门部门管理各州自驾旅游发展的部署和相关事宜；第三，加大经济投资和招商，鼓励其他行业投资和加入，改造公路和互联网的完善。通过区域合作从分散发展走向共同合作，将滇西北自驾旅游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旅游发展区，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统一部署和规划，实现一体化的共同发展战略。（六）增强宣传力度。滇西北自驾旅游知名度的提升增加宣传力度必不可少。可从广告宣传、网络推广、策划推广、事件营销手段入手。广告宣传和网络推广是如今传播广、且有效的媒介，找一些知名旅游网站合作，和网民自发组织自驾论坛和户外组织网站等保持亲密联系，随时关注，推广滇西北自驾旅游，将游客自驾游记以及体验感在旅行网站、报刊杂志，与全国大型综合旅游节目合作做一个滇西北自驾的深入访问活动。此外还可利用滇西北的民俗节事吸引群众来共同参与，感受当地的节日气氛。同时找一些名人做宣传，从而提高知名度。

五、结语

随着自驾游在我国快速发展起来，我国自驾旅游市场的潜力与机遇已经显现，自驾旅游市场日趋兴旺，需要设计符合当下旅游市场需要和结合当地的自身优势具有高品质的自驾旅游产品。滇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地理优势和民族文化特色，对于追求个性化、高自由度旅游需求的人们尤其是自驾游旅游者无疑是心中向往的旅游胜地。该区应该充分发挥滇西北自身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来开发自驾旅游。虽然自驾旅游在滇西北仍处于起步初级阶段，但日后自驾游旅游形式会占据云南省旅行大比重，为此，希望能有更多对自驾旅游开发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能参与到探讨研究中来，使滇西北的自驾旅游市场和产品得到更好发展，能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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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范文篇6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西北范文篇7

6月20日至26日，以*******为团长的*****考察团对******建筑市场进行了考察与调研。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西北地区建筑市场基本情况

1、青海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8.06亿元，建筑业完成增加值68.42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4.7%。全省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业566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2000年，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省外进青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清出制度，取消了外省建筑施工企业“进青审批”、“进青许可”和收取“进青管理费”的办法，实施“进青备案”政策。对外省进青施工队伍实行“年度备案、项目登记、日常监管、业绩考核”，“两头宽、中间窄”的管理办法，在建筑市场开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新办法实施以来，共考核607家外省企业，其中不合格147家，清出青海市场63家。在被考核的江苏建筑企业中，南通三建等5家企业连年业绩优良，16家企业业绩不合格。

2、陕西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0亿元，建筑业投资总量680亿元，其中外省和中央驻陕施工单位占了投资总量的一半。全省共有建筑施工企业2100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近年来，陕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建筑市场容量也不断扩大，为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陕西省注重法规制度的建设，2004年，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和《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使得建筑行业主管部门有法可依，推动了建筑市场的规范化。

3、宁夏回族自治区2004年全区建筑业总产值109.4亿元，增加值30亿元，占全区GDP的6.4%。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590家，其中一级企业13家。

为了加强施工现场监督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厅先后建立了安全生产两项许可制度、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安全生产约谈制度、建筑安全生产不良记录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并初步建立了《公示制度》和《警示制度》。同时，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对建设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实施不良行为记录制度。具体做法是各市将本市内经核实的责任主体的不良行为记录到具体单位和项目并统一上报，省厅再将上报情况和年度历次检查的突出案例汇总，集中通报、媒体曝光、记入相关企业数据库，在“宁夏建设工程质量信息网”，起到惩戒事主、警示他人的作用。这种做法大大增强了工程各责任主体认真履行法定建设程序、严格遵守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自觉性，维护了建筑市场的秩序。

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西北建筑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为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一）长期角度来看。

1、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已经开始显现。

在2000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加大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五年之后，中央的这些扶持政策都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西北地区建筑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2、西北地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省建筑队伍有用武之地。

（1）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陕北、柴达木、玉门油气资源非常可观。陕西的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二位。除了已建成的青铜峡、刘家峡、龙羊峡等大型水电站外，西北地区还有十分丰富的水力资源等待开发利用。近年来，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的开发，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的经济连年快速增长。另外，西北地区还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历史、人文及自然旅游资源。

（2）高等院校众多，大规模、高层次科研院所集中。

西安市拥有高等院校43所，在全国名列前茅，除了西安交大、陕西师范大学等在国内学术地位很高的学校之外，还有招生规模超过2万人以上的民办高校4所。因此，大规模的新校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科研院所方面，西北地区航天、航空、军工、电子信息医药、生物工程等院所众多，近几年正大规模的进行科研、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

（3）城镇化程度不高，城市更新改造任务繁重。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北地区城市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城市改造规模明显加大，步伐明显加快，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综上所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北各省区经济建设和各项投资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必将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从当前角度来看。

1、西北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近几年来，西北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陕西省GDP约2400亿元，青海省约485亿元。GDP水平基本和全国平均数持平，但总量还不是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建筑市场的发展。

2、政府管理水平和管理理念与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等一些客观原因，西北地区政府机构的管理理念和实际工作效率与东部地区也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省建筑队伍在西北地区的发展。

3、西北当地建筑施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西北当地许多大中型建筑施工企业原来是中央企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之后留在了当地。这些企业为西北地区的发展曾经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老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仍然有着不可小觑的管理优势和潜在活力，仍是我省建筑施工队伍的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

4、相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很难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造成了很多好的队伍没有进入西北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西北地区普通百姓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

5、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建设规模、建设水平差异很大。西北各省区省会、首府所在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但大多数地区、市县发展较慢，呈现出省会城市孤岛式发展的形态，建筑市场也大多集中在省会城市，目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市场的扩大，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市场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

总体来说，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的直接投入客观上给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发展机会。同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尚处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外延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这一状况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建筑市场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放大空间。加上近年来西北地区市场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市场管理也日趋规范，各地对工程质量、文明施工也越来越重视。尽管和东部地区还有很大差距，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北地区的市场环境就会有更大的改善。

二、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在西北市场的态势。

2004年，我省进入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建筑企业共有64家，下属77个分公司，比上年同比均增长23%，其中特级企业7家、二级资质14家，其余均为一级资质。平均施工人数30578人，同比增长22.3%。我省驻西北施工企业在手合同303项，合同总额57.47亿元，同比增长48.1%；合同面积522.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9.8%；完成施工产值25.75亿元，同比增长27.7%；竣工面积172.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结转05年工作量21.67亿元，同比增长20.6%。

在西北陕西、青海、宁夏三省区考察调研过程中，当地建筑业主管部门对我省在西北的建筑施工队伍的评价总体是好的。但我们也注意到，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在西北市场的态势可以说是有喜有忧。

（一）成绩可喜

1、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明显提升。

随着西北四省区建筑市场的不断开放，我省建筑施工队伍凭借优良的素质在西北市场上开辟了一片天地。2004年，作为我省驻西北地区施工企业领头羊的江都建设，全年施工面积达164.6万平方米，完成施工产值10.03亿元，在进陕施工的外省企业中位居第二，距列第一的浙江中天的差距也大大缩小。此外，在施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企业有2家，超25万平方米的有2家，超15万平方米的有6家。其中，有6家分公司分布在青海和宁夏，说明我省驻西北企业在陕西一支独秀的局面已经改变，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

同时，随着我省企业在西北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通过企业在努力提高工程质量、保证安全生产、提高文明施工水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不懈努力，江苏施工企业的社会信誉、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在陕西省建筑业联合会组织的04年优秀企业和优秀项目经理评选中，江都建设、华兴公司两个单位，江都建设，启东建安的3名项目经理榜上有名。

2、施工规模、队伍质量正在发展之中。

西部大开发给江苏建筑施工队伍提供了机遇，我省队伍在西北地区的施工规模连年扩大。04年全年承接的单项合同面积10万平方米左右或合同额亿元左右的项目有12个，覆盖了工业设备安装、大型商场、住宅小区、高层写字楼、商住楼、政务大楼等各类工程项目。我省驻西北地区施工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施工技术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3、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形势稳定。

04年我省驻西北施工企业共创省级文明工地6个，市级文明工地19个，一批工地被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建设主管部门指定为观摩工地、建设部安全大检查首推工地或流动红旗评比现场会会场，推广我省企业创建文明工地的做法，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好评。同时，近几年来，我省队伍在西北地区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给我省建筑施工队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问题不容忽视

1、施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文明生产、工程质量

差距明显。

以陕西省为例，40多家分公司的主要经济指标加在一起只比江都建设一家略多一点，少数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施工队伍素质较差，导致工程质量不高，工地管理水平低下。一些优势企业后方对在西北市场重视支持不够，好的队伍大多云集在北京、上海等市场，在西北的只有素质较低的二流队伍。同时，有些企业随意挂靠现象严重，遭到当地主管部门查处，影响十分恶劣。

2、兄弟省市企业对我省企业竞争压力较大。

目前在西北地区建筑市场上，我省企业与浙江企业相比，在社会知名度、市场竞争力、创优夺杯数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由于浙江企业改制较早、经营机制灵活、社会知名度高、资金实力雄厚、融资渠道通畅，竞争力强，在承接工作量、创优质工程、文明工地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我省企业。我省企业和浙江企业相比，市场竞争力尚有明显差距。

3、企业数量较多，但强势企业少。

尽管我省在西北企业数量不少，在市场占有率、承接工程量、完成施工产值等方面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上升趋势，但除江都建设、南通三建、邗建集团、南通六建、正太集团等企业发展势头较好之外，多数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有的还在为生存努力。如何推动我省大多数企业在西北市场上取得突破，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1、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实现市场占有的多元化。一方面，在继续发展房屋建筑总承包的同时，积极扩大装饰、幕墙、园林、钢结构等专业工程承包，努力争取在市政工程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有条件的企业应努力涉足房地产开发和工商贸领域，实现多元化。逐步扩大江苏在西北的市场占有份额。

西北范文篇8

关键词：西北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

1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

（1）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户手里，一些农户开始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农户开始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并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对于西北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和产品主要由集体控制并拥有，企业的经营计划和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集体来决定，国家对其控制变得越来越弱；此外，西北农村还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它们为了实现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对行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权有很高的要求。（2）西北农村经济成份与产业结构逐渐转向多元和复合。经济体制在不断的改革下，西北农村经济由原有的自给经济逐渐转变为商品经济，西北农村经济由原有的单一经济形式逐渐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变成了一体化经营的复合经济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格局逐渐形成。（3）西北农村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特点逐渐消失，西北农村里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逐步市场化，完全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价值规律来自由调节，由市场去优化配置农业各种资源。

2当前西北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农产品质量跟不上。目前，随着我国西北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我国农产品产量增长趋势过快，但是由于农业科技发展滞后，人均资源匮乏，导致产品质量没有跟上，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进而导致大量产品处于积压状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质量提高迫在眉睫，但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资存在着严重不足，导致农业技术进步受阻，从而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2）农业对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西北农村投资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受到资金的限制，另一方面投资动力相对缺乏、缺乏优越的投资“技术”，投资引诱也严重不足。过度安逸的西北农村生活使农民缺乏生存和竞争的压力，从而导致其抗风险能力不高，因此农民通过投资来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动力相对缺乏。主要是由于农业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过长，规模较大、风险较高，而且盈利水平还相对较低，缺乏对市场资本吸引力，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去西北农村投资。（3）西北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目前我国还存在相当大比例的薄弱村集体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西北农村基础设施的滞后严重阻碍了西北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使党支部缺乏履行领导职能，缺少为群众提供多种服务的能力，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得不到更好地服务，因此他们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就很难得到有效地发挥，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从而导致西北农村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全面发展。

3加快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1）加大对西北农村经济投入力度。政府要采取硬性财政预算政策，保证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充足并准确到位；不断完善西北农村信贷管理机制，加大西北农村信贷投入的力度，要确定好支农资金的比例和额度，并疏通供应渠道，确保资金及时到位，这样才能保证西北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启动。另外加大对西北农村商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对农产品价格改革不断深化，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提高，使国家能更合理地安排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此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促进西北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2）调整西北农村产业结构。首先要使农业生产多元化，将各种农业资源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农业发展中去，使各种农产品的产出得以增加。还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各种农产品，同时还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3）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产业化可以帮助农产品抗御市场风险，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解决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从而使农业持续发展；产业化有利于农业科技的不断推广与应用，这种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因此，这种产业化必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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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北；经济；市场

西北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这里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中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起源地。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开元盛世，西北一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宋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政权中心的南移，西北不再作为中国的中心。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清政府的大门后，中国被迫拖入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而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也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等海上交通便利的地区，西北沦为经济边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中心在沿海地区，西北经济再次又被拖入边缘。直到本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提出，才给整个西北的经济带来腾飞的可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已经有十余年了，西北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依旧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

一、西北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

西北经济落后在全国看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落后的原因来看又是复杂的。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内，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个区域，但虽然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中，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区域，但就其内部而言，发展水平是有显著差异的。陕西省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水平高于其他省区，新疆农棉等商品又高于其他省区。什肃、青海、宁夏落后的原困更偏重于耕地和工业的欠发达。但就西北五省整体而言，工业的单一和落后又是落后的共同原因。

1、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从自然条件看，大西北占据中国1／6以上的土地面积，其中，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缺雨的环境是其发展最大的阻碍，灌溉面积也只是围绕黄河或者祁连山的雪水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在历朝历代的开发中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度开垦，使得土地、水、林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逐渐恶化。其主要表现：一是自然界涵养水源的能力下降，水资源严重匮乏。西北地区曾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干旱却成为开发的大敌，由于古代开发使天然水体遭到破坏，而人工水利工程又年久失修，加之战乱不断，使本已破烂不堪的水利设施更难维护，严重制约了开发的地域。二是土地的利用价值弱化。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土地沙化、盐渍化严重，加大了土地开发利用的难度。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风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自然灾害的频发，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进一步过垦过牧，形成了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2、政府对西北地区开发、扶持、创新难度高于南方地区。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依旧是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政府机构极为庞大。部门十分雷同，被动性的改革制约着这一地区始终无法主动改革，往往会出现“牵着牛鼻子走”的状况。和我国的南方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经济改革有三点不同。一是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比东部要大许多，西北地区是“老、少、边”区的政府，必须把解决温饱、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抓好安定团结做为政府职能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西北的地方经济实力在改革初期就与东部地区处在不同的档次上，加上可开拓的市场空间远远小于内地，交通便利程度也远远小于内地。所以，即便能够在改革进度上与内地同步，也不可能取得同样的效果。三是改革所选择的突破口不同，东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都是从市场要素最活跃的领域开始的，如乡镇企业、经济特区、股份制、民营经济、家庭企业等，最后才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造，因此，政府对改革的承受力有一个适应和过渡期，而西北的改革别无选择。

3、管理体制落后，法律意识淡薄，教育落后。这些是西北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西北的管理体制尤其是在地方上，依旧满足于低水平的管理方式，不重视管理方式的创新。用人机制多是用行政官员的方式来选拔经理、厂长。这些经理、厂长一般对经营理念、管理理论不关注，过多关注的是职位和金钱。法律意识淡薄也是西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十分严重。这里的民众也不会自觉地拿起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宁肯吃亏也决不打官司告状，对法律机构没有足够的信任。教育发展严重滞后。西北教育事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和观念陈旧。近年来，由于地方财政日趋紧张，国家拨付的教育经费连保证教师工资和公用费用都很困难，使得学校无力对教学条件进行改造。一些县乡仅教师的工资就占据了全部教育经费的95％。有的学校的办公费每学期不到10元，教室的危房率高达50％。

二、解决西北经济落后的对策

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但西北经济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民族的原因，使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依旧还没有完成，路途依旧任重道远。十年来，在兴修水利、交通运输、资源开发上取得了好的成绩。但在一系列基础措施逐渐完善时，合理利用这些措施才是最关键的致富办法。

1、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回顾西北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隋唐以后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毁林开荒，连绵战争和大规模移民、屯田，这里逐渐成为童山濯濯、沙海茫茫的贫瘠地区，已成了千年历史伤痕的记载。这些都是西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面对子孙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无疑是西北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关键。为此，西北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必须合理用水节约水资源、必须治理风沙、不乱垦乱种、保护西北地貌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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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概况

进入21世纪之前，从总体情况看，滇西北地区属于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地区。以1999年为例，滇西北地区人口占全省的17.44%，但GDP只占全省的6.7%，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占全省的4.2%和6.6%［2］。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滇西北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生态旅游开发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以丽江为例，根据丽江市官方统计数字，2013年，丽江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079.5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0.05%，旅游业总收入278.6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2.17%［3］。

(二)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特征

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滇西北地区文化资源为主要的特征。这也使得其成为21世纪全球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战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主要体现在:1.少数民族众多滇西北地区，主要有藏、纳西、白、彝、傈僳、普米、怒、独龙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为了适应滇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其成为一个世界罕见的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多种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聚集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难以计数的历史文化古迹。2.民族文化独特滇西北地区，在我国的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国内地文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地处边远，使得滇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许多古老、独特的文化和多种社会形态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存活至今。为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文资源。3.多元文化交融滇西北地区，处于与藏文化、南亚－东南亚文化、中国内地文化交往的边缘地区和过渡地带。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三大水系所形成的天然河谷将滇西北地区与周边的各大文化区域连接起来，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相互融合十分频繁。造成了这一地区众多民族的交错杂居，也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格局，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富集、历史文化遗产极丰厚的地区之一。

(三)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类型

滇西北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使得民族文化旅游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举例如下。1.以印象丽江、丽水金沙为代表的旅游文化演艺项目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由此产生了很多的旅游文化演艺项目。“丽水金沙”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升华到了观众的灵魂深处;而张艺谋导演的“印象丽江”成为丽江的又一张旅游名片。此外，“丽江千古情”“彩云飞歌”“纳西古乐”“花楼恋歌”“白沙细乐”等文化演艺项目，从各个方面展示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白族、藏族、普米族、摩梭人的生产生活和民族文化。2.以新华村为代表的旅游纪念品手工艺村滇西北地区民族手工艺众多，形成了很多的旅游纪念品手工艺村。在大理周城、剑川狮河、鹤庆新华村等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发源地，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的旅游手工艺村落。随着滇西北地区旅游手工艺纪念产品市场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为滇西北地区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而且也促进了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本身的保护、传承和发展。3.以天龙八部影视城为代表的文化影视拍摄基地滇西北地区自然风景优美，人文气息浓郁，因而成为了众多影视作品的拍摄基地。《一米阳光》《木府风云》《龙门镖局》《天龙八部》等多部影视作品反映出了该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纯真古朴的生活，也使滇西北地区成了众多影视作品的拍摄基地。该区域内还建有天龙八部影视城，影视城背靠郁郁葱葱的苍山，东临碧波万顷的洱海，是集娱乐、体验、观赏为一体的综合景区。［4］4.以螺旋藻为代表的地方性土特产品基地滇西北地区土特产品种多，有拉市海雪桃、华坪芒果、美泉冷水三文鱼、玛咖(MACA)、永胜涛源耐寒水稻、程海螺旋藻等农、林、渔等品类繁多的地方性土特产品基地。特别是程海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处生长该藻类的水域之一，自1985年云南大学“高山湖泊生态调查”课题组首先发现程海所产的螺旋藻，1988年在程海湖畔利用湖水进行人工养殖螺旋藻成功后，程海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蓝色聚宝盆”。5.以藏民家访为代表的民族文化风情体验滇西北地区民居建筑特色明显，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地方特色。那里不仅有泸沽湖摩梭家庭的“木楞房”，也有纳西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独克宗古城藏式建筑和白族独具特色的“风花雪月”装饰。因此，滇西北地区建立起了在香格里拉地区体验藏民家访、在泸沽湖地区感悟摩梭风情、在丽江东巴谷品味民族情怀、在大理白族体验三道茶的休闲方式等一系列体验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风情的旅游项目。6.以丽江古城为代表的休闲度假观光产品滇西北地区，自然风光秀美，少数民族民风淳朴，当地生活节奏较慢。融合了现代气息的丽江古城、大理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非常适合旅游者休闲、度假、观光，这也使得滇西北地区的游客数量日益增多。如丽江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古城风貌和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备受休闲度假游客的青睐。7.以茶马古道和南诏文化为代表的文化探寻之旅滇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不仅有悠久的茶马古道历史，也有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宗教文化底蕴，还有丰富多彩的南诏古国风采。滇藏茶马古道记载着悠久的历史。而南诏始祖细奴逻受老君点化后成为南诏王，死后被封为巡山土主神，成为云南道教特有的一尊神和当地土著彝族的祖先崇拜之神。8.以三朵节为代表的民族性民俗节日庆典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而有了一系列的民俗节日庆典，比如纳西族的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火把节、东巴会、棒棒会、三朵节等;彝族的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等;白族的春节、三月街、绕三灵、火把节、石宝山歌会、本主会等;藏族的驱鬼节、藏历新年、酥油花灯节、雪顿节等;普米族的大过年、大十五节、供岩洞、转山会等;傈僳族的阔时节、新米节、刀杆节、火把节、收获节、澡塘会、拉歌节等。9.以本土音乐论坛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活动滇西北地区，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擅长歌舞，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演艺项目。比如花楼恋歌、纳西古乐、白沙细乐等;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的地方性文化活动，具有亚洲青年艺术现场(COART)、雪山音乐节、丽江本土音乐论坛等。这些项目不仅可以使广大旅游者感受到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也可以增加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艺术性、文化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二、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迅速，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产业或支柱性产业。以丽江为例，自2004年起(2003年因非典影响未计入)，丽江旅游业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高速的增长(表1)。至2013年，丽江市全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达2079.58万人次，接近2004年的5.8倍。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在民族文化旅游在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规模较小，经济效益不突出

目前来看，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尚处于一个规模较小、经济效益不突出的发展阶段。滇西北地区的大多数民族文化旅游项目都是单一作业，即便是天龙八部影视城这样大型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也并不是规模庞大、经济效益突出，与其他地区同类型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相比差距甚远。比如横店影视城影视拍摄基地与主题公园景区经营同步发展，相辅相成，效益显著。

(二)层次较低，社会影响力欠缺

目前来看，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还处在层次较低、社会影响力欠缺的发展阶段。整体来看，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大多数海内外旅游者都比较热衷于中低端的旅游产品。比如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奖励旅游等。但是，体验性、探险性、参与性等突出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并未形成规模。

(三)协调较差，联动效应不显著

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还处在协调不够、联动效应不显著的发展阶段。2010年9月14日，大香格里拉旅游论坛召开，会上迪庆、甘孜、昌都、玉树签署旅游战略合作协议，四地之间开展无障碍旅游，消除区域间的政策障碍、市场障碍、交通障碍和服务障碍。共同制定旅游营销策略，策划和包装旅游宣传品、旅游线路，构建旅游宣传促销平台，并在广泛区域统一推广香格里拉品牌等措施。但合作机制的全面推进还有待时日［5］。

(四)规划欠缺，区域差异大，宏观指导力度小

目前来看，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还处在规划欠缺、宏观指导力度小的发展阶段。整体来看，滇西北地区四地州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程度不一。丽江、大理略好，迪庆其次，怒江较为欠缺。特别是四地州的旅游发展规划的整体性、一致性不足，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不力。

(五)类型繁多，民族特色不够突出

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类型丰富，但民族特色不够突出。如彩云飞歌的民族服饰体现得不够充分，黎明景区傈僳族文艺展演中心的水泥地板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傈僳族的建筑特色，丽江、大理、独克宗古城的旅游纪念商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雷同，使得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展示得不够清楚。

三、构建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生态开发模式

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生态经济是经济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有其具体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生态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把资源、环境和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虑。使资源要素、环境要素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先进技术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产生高附加值，获得高回报率，保持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理论

1.生态旅游的概念及诠释“生态旅游”这一术语，最早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83年首先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最新诠释是: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的旅游。2.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第一，维持旅游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第二，保护旅游目的地的生物多样性;第三，给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资金;第四，增加旅游地居民的经济获益;第五，增强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3.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1)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是一些保护完整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参与者能够获得与众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具有原始性、独特性的特点。(2)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规模的小型化，限定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这样有利于游人的观光质量，又不会对旅游造成大的破坏。(3)生态旅游可以让旅游者亲自参与其中，在实际体验中领会生态旅游的奥秘，从而更加热爱自然，这也有利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保护。(4)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这些责任包括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责任，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等。

(二)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生态开发的建议

1.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发展生态旅游、走生态经济发展之路，是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首要原则。现在，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生态旅游的出现，解决了传统旅游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但关键在于:生态旅游地必须严格按照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进行开发和管理［6］。如丽江市委市政府提出着力打造丽江“文化硅谷”，使丽江成为文化产品的研发地、文化商品的集散地、文化人才的聚集地、文化艺术的展示地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做到传统元素现代表达，民族元素世界表达，推动丽江文化的发展繁荣。滇西北其他地区也可以借鉴丽江打造“文化硅谷”的生态经济模式，通过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完美结合，让旅游活动更加充满文化气息，让文化企业在旅游活动中振翅高飞。在滇西北地区可以重点突出丽江玉石文化产业、鹤庆银器制作手工艺基地、香格里拉藏刀文化基地、程海螺旋藻旅游文化产业园区、怒江生态旅游美食节庆等。在突出地方特色基础之上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既可以发展地方经济，又可以体现生态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良性生态经济循环。2.合理规划:区域合作模式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加强滇西北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也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在1994年就制定了生态旅游发展规划，澳大利亚多年前即斥资1000万澳元，实施国家生态发展战略。为发挥云南省区域旅游资源特色优势，促进跨区域特色旅游发展，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省内专家编制了《滇西北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如何建设滇西北地区的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提出了方案。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主持编制的《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2007～2020)》也于2008年完成。与此同时，在川滇藏联合创建“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进程中，在景区开发、旅游品牌、旅游交通与服务设施建设、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滇西北旅游区也占有先机优势。3.规范管理:发挥政府职能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政府、企业、社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者，构成生态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由于我国的生态旅游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多的限制。政府在生态旅游开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尚未建立。企业无论是对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理论与实践，还是对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都没有优化的模式。社区是被动的承受对象，教育培训和参与旅游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还有待提高，对其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教育方面不完善。因此，在滇西北民族文化旅游的生态开发中，应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加强管理。如通过对进入生态旅游区的游客量进行严格的控制、监测游客活动对自然生态及民俗文化的影响，以及利用专业技术对废弃物做最小化处理，对水资源节约利用等手段以达到建设生态旅游的目的。4.培养人才:建立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滇西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却远远跟不上旅游业发展的步伐。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使之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熟练掌握旅游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尤其要提高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同时还要提高滇西北地区旅游开发的科技水平，以足够的科技投入确保滇西北旅游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达到先进水平。滇西北各地州旅游局应该要促进当地旅游企事业单位、民族文化企业等与区内外的大专院校进一步合作，进一步发挥大专院校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的功能。5.坚持创新:实施创新战略滇西北地区应该要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充分发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和区位优势，积极争取多方支持，实施生态建设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加快交通、通讯、能源、城镇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引导“体验消费”，推动区域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逐步把滇西北旅游区建成世界知名的具有强吸引力的生态旅游区。滇西北地区应结合区内特色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有差别、有特色地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事业。坚持实施创新战略，加大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力度与深度。还要坚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共同打造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共赢局面。6.打造品牌:精品旅游胜地滇西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品质优良，特色突出，是云南省旅游资源最具特色的地区，拥有高品位旅游资源。丽江荟萃三项世界遗产;大理曾经是“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古道”承载着弥足珍贵的“古道文化”。滇西北地区，应该要充分发挥区内所拥有的“香格里拉”、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品牌优势，按照国际的先进水平要求，全面提升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旅游服务与旅游管理水平，使滇西北旅游区成为云南率先打出的一张世界级旅游品牌。在丽江、大理、迪庆、怒江4个地州中应该要有侧重、有先后，逐步打造整个滇西北地区的精品旅游胜地，进一步进行市场细分、开拓国内外的旅游市场。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