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范文10篇

西北大学范文篇1

［关键词］有机化学；完全学分制；教学研究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化和大健康时代的来临，特别是2020年初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对当前医疗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促进医教研融合发展，部分高校开始新建医学院，陆续合并大型综合性医院。西北大学于2019年3月获批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同年9月开始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西北大学的医学教育历史悠久，始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医学实业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分分合合。1950年西北大学彻底将医学教育分离出去，改称西安医学院。为了落实“大健康中国”的战略，服务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快学校“双一流”建设，西北大学把复办医学作为学校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复办医学专业、重建医学院也是“十三五”期间西北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1]。与此同时，西北大学在2018级新生入学后开始全面施行完全学分制，通过完全学分制的改革，本科生在校期间可以进行专业自主选择。比如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要求共修243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54学分，包括基础化学4学分和医用有机化学5学分。由此可见，有机化学在临床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机化学”是理论性、系统性和实践性有机结合的经典课程。临床医学专业的“生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理学”和“医学检验”等课程都是以“有机化学”课程作为基础，同时“有机化学”课程也为医学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2，3]。自古“医”和“药”不分家，因此临床医学专业除了要救死扶伤、研究病因外，还要了解药物的结构与药效、毒性的关系，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及药物的作用靶点等，这些都与“有机化学”的授课内容紧密关联，是有机化学教学内容的具体实践。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回归课堂教学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临床医学专业有机化学的教学也反映出不少问题[4]。本文从医用有机化学的教学现状出发，探讨完全学分制下新建医学院“有机化学”课程面临的现状，探究如何改善和提升“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质量。

一、新建医学院“有机化学”课程教学现状

（一）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缺乏主动学习兴趣

新建医学院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理为主，文理兼收[5]。各个省份的高考科目不同，大多数省份还是遵循文理分科的应试教育，也有部分省份进行了高考改革，比如河北、江苏等8个省（市）实行“3+1+2”模式的新高考方案，化学成了非必选课。除此之外，化学在高考理科综合中属于选做题型，部分学生对化学的基础知识了解不够全面，导致一些学生化学知识结构薄弱，因此有机化学授课内容的深度难以把握。讲得深，基础薄弱的学生跟不上；讲得浅，基础较好的学生学不够。另外，“有机化学”课程主要安排在大一下学期，对于刚踏入大学的医学生来说，对有机化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了解不够深入，意识不到有机化学的重要性，加上医学生受“重专业、轻基础”的影响，会倾向于医学类课程和临床专业课，而对有机化学兴趣不大，上课积极性不高[6，7]。

（二）内容繁多而学时减少

虽然“有机化学”课程与临床医学专业密切相关，但其仍然属于公共基础课程的范畴，而且随着近年来高校不断扩大招生，医学专业的学生人数呈持续增加的态势。同时，高校为了增加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业课的开设门类和课时[8]。以西北大学医学院为例，学院以培养医德医风高尚、医学基础扎实、临床技能过硬、人文素养高、创新能力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专业人才为目标，对部分课程进行了调整，医学化学的总课时减少了50%（如有机化学由原来两学期共144课时压缩为一学期72课时），对于有机化学经典传统的教学内容、晦涩难懂的电子轨道理论、纷杂繁乱的反应机理，以及与现代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前沿知识，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教师往往无法深入讲解，导致学生普遍感觉“有机化学”晦涩难懂，对所学知识一知半解，有机化学实验亦不能有效展开，实验操作基础薄弱，很难将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完美统一[9]。

（三）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全面，因此应注重培养学生应对突发医疗事件的能力。目前，具有医学综合性知识的教师较少，比如我院承担医学化学类教学任务的教师多为化学专业出身，具备扎实的化学基本功，但是对临床医学或其他医学类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较少，导致教师在授课时偏重有机化学基础的系统性，忽略了医学专业培养学生的目的，更忽略了基础理论知识与医学类专业的关联性[10]，不能很好地将有机化学知识与医学知识融会贯通，这也是学生对有机化学兴趣不高的原因之一。加上有机化学为传统经典学科，依赖于授课教师“独角戏”式的讲授[11]，导致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有机化学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

（四）评价标准与方式单一

考试作为目前最常见的考核方式，是对学生课堂学习程度的有力评价，也是对教师课程教学能力和效果的最佳反馈。传统的考核方式为书面考试，这种考核形式虽有利于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但考核模式单一，不能“知行合一”，难免具有弊端[12]。有些学生具有一种“为了学而学”的心理，处于一种应付状态。我校期末考试成绩由课上到勤率、平时课上互动及期末考试成绩组成，有些学生往往在平时课堂中浑水摸鱼，而在期末考试前期进行突击复习，对有机化学的认识不够深入。另外，仅仅靠学生对基础知识点的掌握，反映不出学生真实、全面的水平和能力，因此单一的评价标准达不到医学生的教学目的。

二、改进提高有机化学教学，全面提升医学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

针对以上新建医学院“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和不足，结合学校实行的完全学分制改革，以及笔者对带教“有机化学”课程的认识，提出改善有机化学教学的四点建议，意在抛砖引玉，全面提升本院医学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

（一）提高授课教师的思政水平，深入挖掘“有机化学”课程的思政元素

有机化学专业课教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主体，只有教师具备了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才能有效抽取思政理念，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将思政内容自然植入课堂，因此加强对授课教师思政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是实现高水平思政课程的必要手段。“有机化学”课程中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思政元素，授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其中丰富的思政元素，将其与课堂教学完美结合，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思政水平。例如在一些重要理论的提出过程中，常常涉及一些伟大化学家的事例，他们为了发现真理克服艰难困苦，勇攀科学高峰，这种思想价值观也是医学专业学生应该学习的，因此可以在课程教学时自然融入这些思政元素。化学专业内容与能源、环境息息相关，可以深入挖掘其中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等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对思政元素的挖掘要深、要细，并结合“有机化学”课程的特点和医学院学生的学情，有针对性地对每一节“有机化学”课程进行深入挖掘，从而实现节节课程有思政，节节思政有特点。

（二）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将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深度结合

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将启发法、案例法、小组学习法等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进行有机组合，创造性的提高课堂教学的多样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持续学习的动力。同时，授课教师应该将各类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深入融合，利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和丰富多彩的网络资源，结合当下广泛传播的微视频等手机客户端技术，不断深入进行教学手段多样化、教学内容丰富化等全方位立体式的教学改革[13，14]。可以对有机化学中比较抽象且难以理解的原子结构、分子构型和反应历程等教学内容以动画的形式展示，使教学内容形象直观，培养学生对有机化学认知的形象感和立体感，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些有机化学中的难点知识。对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知识难点和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等技术手段全天候、无缝实时地进行答疑和讨论交流。另外，尝试将小组法与翻转课堂有机结合，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分成小组，小组成员相互协作，通过查找资料，自主学习教师布置的内容，并且在课堂上呈现给大家。授课教师根据各个小组的讲解内容，着重对知识难点和必须掌握的知识点进行提问、归纳和总结。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互协作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等。

（三）立足提高实践技能，健全考核方式

针对医学专业学生有机化学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脱节的现状，不断优化升级实验培养体系。在开展基础实验操作的同时，加入一定数量的自主设计实验，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对同一实验开展不同实验过程和实验方案的设计，并完成实验设计报告。鼓励不同实验小组之间对同一实验的不同方案进行总结分析和对比。在总结分析和对比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实现学生理论知识的实践化。健全考核方式，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考核方式。从“有机化学”课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加注重医学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适当降低理论考试在期末成绩中的比重，增加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文献查找能力，以及平时课题表现的考核权重，由单一的理论考试向复合型、多元化考核方式转变。在考核方式上，将学生转变成主动、积极的自主学习，在日常的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培养复合型临床医学专业人才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四）聚焦教学内容精简，深耕教材及题库优化

有机化学涉及的物质种类多、反应数目广、轨道理论复杂、反应机理抽象，是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的统一结合体。除了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及解决问题的手段[15]。因此，授课教师应该结合学校和专业特点，精简优化教学内容，结合化学类、工程类、药学类专业的有机化学教材，聚焦教学内容精简，突出编写重点，难易适中，面面俱到的课程教材，同时编写合适的实验教材以配合课堂教学[16]。另外，结合学生的基础，不断扩充和完善有机化学习题库，建立适合本专业学生的习题库，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配合医学专业有机化学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培养复合型医学专业人才添砖加瓦。

三、结语

西北大学范文篇2

2日在西北大学的展示中，有大约700人次参观了展板，并填写了近500份调查问卷。3日的西北工业大学巡展中，更是有1200人次认真观看了图片，并详细听取相关讲解，对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询问，之后近700人填写了调查问卷。

回校后，经过认真整理，有效调查问卷数达1165份。

其中，55％的同学认为开展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秦岭地区新农村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95％的同学认为是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改善大熊猫栖息环境；另外，45％的同学认为是响应祖国“重造山川秀美工程”号召，20％的同学认为是增强大学生服务农村的热情。

99％的同学认为暑期“三下乡”有必要性。

76％的同学觉得此项活动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有接近100％的学生认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展此次活动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有实际意义。另外，在回答此项活动是否能起到保护秦岭大熊猫的作用时，有67％的同学选择能够保护大熊猫，29％的同学选择了不清楚。

通过讲解员耐心细致的讲解后，有78％的同学产生了加入保护大熊猫组织的想法。

在第七题保护大熊猫还应采取那些方式的问答中，63％的同学认为应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55％的同学认为应做好保护大熊猫的宣传工作，23％的同学则选择了利用高科技手段繁殖大熊猫。

在回答项目实施的意义时，88％的同学认为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观念的更新，46％的同学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99％的同学选择了促进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缓解环境压力，以适应大熊猫生存，同时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21％的同学选择了培养当代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

此次活动共11个项目被批准，共获得37万资助用于帮助社区建立可持续生态产业，93％的同学认为此项目的深入对该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此外，热情的同学们针对保护大熊猫和此次活动还提供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如加强和完善法律监督体制与法律制裁措施；争取国家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重视加强对乡镇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建立长期的维护机制；将此项活动范围扩大，联合多所高校共同参与，取长补短；活动应长期坚持，着重加强对当地农民的宣传，令其认识到保护大熊猫的重要性；后期宣传工作不仅要在学校中，而更应走向社会公共场合等。

西北大学范文篇3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营销管理；陕西

一、图书馆营销管理的含义

在中国知网的期刊库里进行检索，检索词限定“图书馆”和“营销管理”，时间不限，得到26篇文献，修改检索条件，将期刊来源设定为核心期刊，得到11篇文献，通过笔者人工复查，关于高校图书馆的营销管理文献少之又少，由此检索结果可以看出，此项研究没有形成研究热点。美国图书馆协会（ALA）1983年出版的“TheALAglossary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中将图书馆营销定义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提供者针对服务的实际用户和潜在用户而进行的一系列有目的的活动，其范围涉及到提供的产品、服务成本、服务方式和服务推广的技巧。

二、图书馆引入营销管理的必要性

（一）提升形象的必要性。营销管理是经济学中的管理方法，多用于企业管理，对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很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及各种信息咨询机构的发展，图书馆不再是唯一提供信息给公众的机构，竞争越来越激烈，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调查报告指出，大学生使用搜索引擎作为信息搜索入口的比例达到89%，而使用图书馆作为信息搜索入口的仅占2%。“酒香也怕巷子深”，作为公益性质的图书馆，面临众多挑战，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主动提供服务，宣传图书馆，和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对图书馆和公众来说，是一种互赢的策略。特别是高校图书馆，承担着本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对本校学生的专业学习及课外生活的丰富功不可没，图书馆能主动提供服务，吸引并指导师生熟悉图书馆，充分地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对学校综合实力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二）学科融合的必要性。学科融合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作为图书馆学，不能单纯的只依靠自己学科的知识，要学习其他学科中值得借鉴的部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需要将其他学科中适用于图书馆的理论及实践方法应用于本学科的学习中，从培养人才开始，就应该培养他们一种多学科思考的视野，这在高校中尤其重要。而高校图书馆本身的职责就是以学校师生为主，在这样一种学科融合的氛围中，图书馆管理者自然需要放宽视野，在其他学科中寻求更好的管理方法，为师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陕西省211高校图书馆营销管理现状

通过对陕西省7所211高校图书馆网站的调研，现有的高校图书馆营销管理的服务方式如下：（一）读者培训和借阅排行。读者培训是最常见的与读者互动交流的形式之一，主要以讲座为主，内容一般包括图书馆订购的各类文献数据库、检索平台以及相关的应用软件操作等，分为定期培训和不定期培训，主要目的在于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各类资源的使用方法，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率。借阅排行主要分为两种：图书借阅排行和读者借阅排行。长安大学和西北大学都推出了图书借阅排行榜，按照图书的借阅量进行排行。读者借阅排行是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在进行的一项促进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设置了读者排行，包括读者入馆和读者借阅排行两部分。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读者排行榜”活动通知，图书馆于每月5日前在图书馆网站及电子屏公布前50名榜单，根据统计结果，图书馆在4月份和12月份分别对读者入馆和图书借阅累计排行前10位读者进行奖励。12月份进行活动总结，分别从读者入馆和图书借阅累计排行获奖者之中，各抽取1位幸运读者，获得奖励。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重庆大学，值得其他学校借鉴，重庆大学每个月评选一次“阅读达人”和“每月书生”（除了寒暑假），每人奖励面值50.00元购书卡1张；每年评选“最佳书生”1次，人数3人，每人奖励平板电脑一台，以此鼓励全校师生积极阅读图书馆馆藏图书，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二）书刊荐购和对外交流学习。营销管理的本质特征就是“以用户为主”，而图书馆营销管理的本质特征是“以读者为主”。书刊荐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本质特征，目前，陕西省大部分211高校都开通了这项服务，旨在培养读者参与图书馆服务的意识，提高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认可度。比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了“荐购模式宣传推广活动”，使读者了解了图书馆的荐购模式，能为图书馆推荐更多更好的书，满足自身需求，丰富图书馆馆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荐购模块，主要包括的荐购类型有：图书荐购、数据库荐购、国外博硕士论文全文荐购；荐购的主要方式包括Email、电话方式。西北大学图书馆的荐购系统中，除了西北大学图书馆荐购系统，还包括嘉汇汉唐书城荐购系统。这个荐购模式比较特别，特别之处在于直接和书商合作，让读者直接从书城挑选书目，减少了读者的荐书程序，为读者节省了时间。对外交流学习也是图书馆营销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每个高校都有对外交流学习的活动，与其他高校图书馆或者相关部门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对提高本校图书馆服务水平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西安翻译学院图书馆到达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参观交流，共促发展。（三）学生参与图书馆管理。高校图书馆面对的读者群体比较简单，即全体教职工及学生，学生是高校图书馆最主要的读者，满足学生对信息的需求是高校图书馆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所以，图书馆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高校成立了“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由学生来管理，作为图书馆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以此来增加学生参与图书馆的积极性，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已经成立了“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对该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培训，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纽带作用，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库、电子图书资源的介绍及使用方法；移动图书馆的介绍和使用以及书刊借阅、馆际互借等基本服务的介绍；馆藏纸质文献的分类和特色文献的介绍等，并在图书馆领导下，已经承办了“读者排行榜颁奖仪式”暨“爱书修书大赛”的活动。（四）读者咨询与服务推送。一般的读者咨询方式是电话咨询、现场咨询、邮件咨询和web2.0即时交流软件的应用，以保证读者能得到自己想所需的信息。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推送工具很多，例如微博、微信、RSS、移动图书馆、图书馆工具条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工业大学推出的图书馆工具条，读者无需访问图书馆网页，即可随时通过网络浏览器链接到图书馆的常用资源和服务，给读者提供了零距离的服务，但是工具条在下载安装和更新时需要使用国际流量。除了上述工具外，图书馆还会举办一些活动进行推送服务，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办的以“深化服务、阅享西电”为主题的优质服务月，将开展学科馆员服务、南北馆图书互调平台建设、图书馆内部考核等活动。

四、陕西省211高校图书馆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营销管理意识欠缺。各大高校均未设置有关图书馆营销管理的岗位及人员，现有的活动仅仅属于初级营销活动，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难以称之为营销管理。有些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营销管理没有深刻的认识，认为营销管理属于管理阶层，和自己没关系，这就导致营销管理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从全体馆员出发，培养图书馆员的营销管理意识，通过一些讲座、培训来进行营销管理知识的灌输，特别是图书馆的管理层，他们的职业素养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所以这种营销管理意识更不能欠缺。（二）营销管理方式陈旧。随着用户信息素养的提升，信息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图书馆面对用户的需求，要想完善图书馆社会功能，提升图书馆社会形象，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走出图书馆，发展潜在用户，使其能走进图书馆成为真正的用户是现今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例如，高校图书馆，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可以印发一些介绍图书馆的宣传册，包括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及基本服务流程、学生使用图书馆的注意事项、数据库的使用等，使学生能更早地接触到图书馆，以便日后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一些高校虽然有这项功能，但只是网站上面的一个小模块，没有对图书馆的服务形成系统性介绍。南洋理工大学在与学生的交流上值得我们学习，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采取网上问答比赛或竞赛方式宣传、介绍数据库，由数据库商或馆员提出一些有关数据库内容和功能的问题，并奖励优胜者。此外，定期与出版社、书局、各学院和企业协会合作举办学术性的讲座和展览会。每学年举办一次“电子资源嘉年华”，邀请所有电子资源库商参展布展、分发小礼品、设计游戏，以吸引学生用户来体验数字资源。宣传“全国图书馆周”活动、提供各类图书馆招聘信息，让用户获得超出预期的体验。（三）忽视营销管理的互动性。经过网站的调研和分析发现，很多高校运用的一些营销管理手段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只是单向的将图书馆的服务推送给读着，并没有考虑到该种方式是否被读者接受，也没有形成读者反馈渠道，这样无形中就使营销管理失去了意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反映出图书馆管理者对营销管理的认识有所偏差，大多数人认为图书馆的营销管理就是将图书馆的服务推送给读者，只是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提供各种服务、各种信息，没有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读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信息、什么服务，也没有注重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了解读者真正的信息需求，从读者需求出发，才能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这才是图书馆营销管理的根本目的。从图书馆员角度出发，应该加大图书馆员与读者的接触机会，确保图书馆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积极参与到为终端用户的服务中。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把所有的馆员都推向与用户密切联系和沟通的前沿，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新组织结构———多职能学科馆员组织系统，增设图书馆推广部和培训服务部，进一步加强图书馆面向读者需求的结构。除了上述图书馆员与读者的互动交流方式，还可以从读者角度出发，依靠读者力量满足读者的需求。Googleanswers利用网络平台，从用户中聘请咨询专家，通过网上议价和网上支付的方式回答用户提问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的商业模式。针对未来图书馆读者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加强与读者合作，将是图书馆未来有效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1］沈清波，谢小军.图书馆营销管理研究［J］.现代情报，2010.9.

［2］孙鸿文.国外高校图书馆营销管理的实践及启示———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建设，2010.9.

［3］图书馆2014年“读者排行榜”活动通知［EB/OL］..

西北大学范文篇4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这次反日风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华仇华暴行一样，日商投资企业被砸，无辜的日本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楼和西北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暴警察集体保卫西北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出处同上，第532页。

[4]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西北大学范文篇5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这次反日风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华仇华暴行一样，日商投资企业被砸，无辜的日本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楼和西北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暴警察集体保卫西北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出处同上，第532页。

[4]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西北大学范文篇6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这次反日风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华仇华暴行一样，日商投资企业被砸，无辜的日本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楼和西北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暴警察集体保卫西北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出处同上，第532页。

[4]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

西北大学范文篇7

落实在2008年度的各项工作,2.做好"十一五211"建设工作.按照已经确定的"十一五"211建设计划.使我院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进一步加大对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和投入力度,3.加大对管理学学科建设支持力度.已成立的管理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一步推动我院管理学科的发展.

产业经济学,4.做好第十一次学位点的申报工作.2008年第十一次学位点申报区域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

师资队伍建设二.

继续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举措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在于优化结构..

1.重在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及短缺的人才.高薪招聘3-5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引进1-2名教授;引进1-2名紧缺专业有实际经验的教师.

选派3-5名教师到国内一流高校去访学,2.通过自己培养和再培养的方式优化教师结构.选留3-5名博士.博士后研究,选派5-8名青年教师到国外进修和合作研究.

科研,3.建立和完善教学工作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教学.管理创新团队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完善教师员工的考核制度,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

人才培养三.

提高质量为中心.现有本科教学所取得的成果上,1.本科教学仍然以规范管理.进一步重视本科的教学质量工作,完善教学督导制,促进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加大双语课的比例;加强课程建设,提高培养质量.

企业管理等专业试点面向西北大学理工科的二年级招收学生,2.加大本科招生制度的改革.争取经济学.加大推动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力度.

培养,3.研究生培养中强化从招生.学位授予的过程管理.一是加大研究生招生中的宣传力度,吸引优质生源;二是试点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打通培养,硕士研究生全部实行两年制,加大硕士研究生直博比重,优秀学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三是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动态考核制度;四是重抓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考核标准.

提高层次.现有MBA教育中扩大规模,4.MBA教育重在提升品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层次,提升品牌,拓展发展空间,为争取得EMBA办学资格.

研究生课程进修中心进行进一步规范管理5.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对现代经理人培训中心..

科学研究四.

鼓励出高层次科研成果.现有的科研成果从数量上已有了明显的改进,1.提高科研成果的奖励标准.但高层次刊物偏少,2008年包括后续的发展是力争出一批高层次的科研成果.

但是横向比较明显不足,2.进一步重视项目的申报.尽管科研项目数量和到款经费纵向比较明显增加.进一步加大科研项目的申报,力争拿到2-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5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要充分利用这一有效的评价体系,3.进一步重视奖项的申报.重视奖项的申报.力争有更多的科研项目能获得高层次的奖项.

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国际合作项目已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4.进一步加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德企业研究所.应进一步重视国际合作项目,拓宽项目来源渠道.

学术交流五.9

2-4个国内学术会议.2008年争取举办1-2次国际学术会议(留美经济学会议主办,1.举办1-2次国际学术会议.西北大学承办的西部大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2-3国内学术会议(第二届政治经济学年会,全国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及院长联系会).1

所,2.各个学会.中心积极开展多种学术活动.陕西省区域经济研究会,陕西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陕西省证券研究会,中德企业研究所,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积极开展多种学术活动.

"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创新论坛",3.继续办好六大论坛.继续办好"经管讲坛"."现代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创新论坛","MBA职业发展论坛","博士论坛","工商管理论坛",形品牌.

支持40人次参加国内国家学术会议4.鼓励参加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加大学术交流的力度..

环境和服务六.

副教授工作室的条件1.硬环境进一步改善.从办公环境上进一步改善教授..

进一步加大教学实验室建设力度,2.进一步加大省级教学实验示范中心的建设力度.2007年.完善数据库,建成兼容实验室,为早日进入部级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做准备.

明确职责,3.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行政部门继续按照准确定位.严格纪律,提高水平.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管理.

党群活动七.

增强学院凝聚力.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集体活动.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紧密结合学校和学院实际,把理论学习和研究解决学院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人际氛围.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在管理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的过程之中,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及时化解矛盾,维护团结,营造良好人际氛围,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健全和完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不断摸索新形势下党支部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3.加强党支部建设.努力提高组织生活质量.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发展工作.

全面加强学生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以落实"四个一工程"为突破口,4.认真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学生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办好各种社团组织,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努力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西北大学范文篇8

关键词：陕西高校；“一带一路”战略；定位

一、引言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出访东盟，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战略构想有机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卢山冰、刘晓蕾、余淑秀(2015)认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大于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的实践。李晓、李俊久(2015)认为“一带一路”将是中国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开展内政外交的重大战略。MichaelD.Swaine(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战略领域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WeidongLIU(2015)提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对新的区域合作模式的探索。邓春,张先琪,李灿(2015)认为“一带一路”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和培养新模式。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以“民心相通”为“根基”，“扩大相互间留学规模，开展合作办学……神话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加强科技合作”等具体措施。和教育紧密联系的“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根基。2017年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发展期，无论从顶层设计还是从项目的具体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为陕西高校提供了新的机遇，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高校的服务定位问题，对陕西高校提升参与国际化能力，振兴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建设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陕西高校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定位

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进程中，智库承担着政策沟通、咨询建言、形成智慧合力的作用。陕西省政府紧跟国家推进智库建设，陕西省人民政府《“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行动计划》要求发挥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西安财经学院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院的科教人才优势，建设“一带一路”智库，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陕西高校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紧紧跟随国家战略。主要的途径有：建立“一带一路”研究机构、成立“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机构、搭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发表“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等。

三、陕西高校存在定位问题

陕西省在科研力量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陕西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根据教育部统计，截止2016年陕西省共有高等院校111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99所，另外还有独立学院12所，学科门类齐全。1.陕西高校定位混乱但是现在各个高校对“一带一路”研究认识不到位，具体而言表现在智库研究内容、目标不明确。“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现实性，高校智库应该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上做出特定的贡献，而不是依靠一所或者几所高校的力量全面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这既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也是对高校资源的重大浪费。只有定位合理科学、科研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才能有效规避资源浪费，提高科研机构和相关高校智库的研究深度和效率。2.陕西高校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学科构架不清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上都有很多的可以进行研究的角度，它涉及的对象、范围、概念等基本问题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争议。目前，专家学者对现存体制和机制等关系上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明确的认知。目前我们的研究的知识也是零散的。3.陕西高校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理论和现实存在较大差距目前高校在理论研究上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是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衔接。知识的力量在于从理论到教学，从教学到实践。如果一味地追求理论，甚至从理论到理论，而忽略实践。长期以往，必然对相关领域造成困扰，也会导致陕西高校服务国家战略走入误区。

四、建议和对策

1.各个学校应当依据自身特色，在自己的特色的基础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各个高校在学科、专业和项目建设上发挥优势，突出重点，进一步促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完善。西北大学的王建新教授在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他在有关新疆考古、中亚文明史、鄂尔多斯盆地多种能源综合调查评价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地质调查局大型计划项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目前陕西省高校在“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存在定位问题。定位问题事关高校智库研究问题的全局，智库应该将政策分析的重心定位于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宏观愿景上。应当确定大力发展主导专业，重点支持热点专业，优先推进定制专业的发展原则。2.尽快整理构建合理的文化产业学科构架，应组织一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医学、法学等学科的关系尽心深入研究。体现科学性、统一性、完整性、逻辑性。对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为以后深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3.主动适应全国、陕西省和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专业结构，解决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的脱节问题，积极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鼓励和支持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使高等院校的研究课题和方向能积极响应社会需求。建立完善科学的审查评价机制，针对高校的特殊性可以参考科研机构的考核体系建设一套新的考核机制。但是应当注意区分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区分，不能讲科研机构的考核体系照抄照搬到高校上。只有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机制，才能促进高校机构的全面完善发展，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贾凡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卢山冰,刘晓蕾,余淑秀.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比较研究[J].人文杂志,2015(10):36-43.

[2]SwaineMD.ChineseViewsandCommentaryonthe"OneBelt,OneRoad"Initiative[J].ChinaLeadershipMonitor,2015.

[3]LiuW.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ofChinaandrelatedresearchthemes[J].ProgressinGeography,2015,34(5).

[4]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0):30-59.

西北大学范文篇9

能源、信息和材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而材料更是基础。没有先进的材料就没有先进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重大的技术革新往往起始于材料的革新。如20世纪50年代镍基超级合金的出现，将材料使用温度由原来的700℃提高到900X2从而使得超音速飞机问世。而高温陶瓷的出现则促进了表面温度高达1000~2的航天飞机的发展。近代新技术(原子能、计算机、集成电路、航天工业等)的发展又促进了新材料的研制。当前可称为精密陶瓷时代、复合材料时代、塑料时代或合成材料时代等等。材料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根据材料的组成可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聚合物)和复合材料；根据特性和用途可将它分为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两大类。结构材料主要是利用其力学性能，制造需承受一定载荷的设备、零部件、建筑结构等。功能材料主要是利用其特殊物理性能(电学、热学、磁学、光学性能等)，用于制造各种电子器件、光敏元件、绝缘材料等。根据材料内部原子排列情况分为晶态和非晶态材料；根据材料的热力学状态分为稳态和亚稳态材料；根据材料尺寸分为一维(纤维及晶须)、二维(薄膜)和三维(大块)材料等。

2“材料科学”与“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MaterialsScience)~科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产生与发展。材料的各种性能是其化学成分和组织结构等内部因素在一定外界条件下的行为表现。研究材料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材料，即了解影响材料性能的各种因素，从而掌握提高其性能的途径。材料科学是阐明材料的性能和行为与其成分及内部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学科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材料科学是由多种学科分化而产生，而又通过集成走向成熟的。材料科学产生之初，有学者认为：冶金学仍然是一门健全的学科，拥有基本理论、方法和界限，但随着工程中日益不断地使用聚合物、陶瓷、玻璃和复合材料，其研究拓展为材料科学(Calvert，1997)。20世纪50年代，材料科学(MaterialsScience)这一新概念，主要源于冶金学，1958至于959年间美国大学教育性质的改变和各种新材料科学研究组织的形成，是材料科学形成的标志。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ifiversity)是最早将材料科学作为系名的大学(1954年)，并为本科生的研究生开设了相关课程，出版了《材料性能原理(PrinciplesofthePropertiesofMaterials))(1954年)一书，材料科学领域已经发展出多个分支，包括固体物理、冶金学、高分子化学、无机化学、矿物学、玻璃与陶瓷技术。一门学术型学科抽涉及的范围远远大于由大学里院系、学会和专业杂志所构成的群体，它是一所“看不见的学院(hwisiblecollege)”，它们的成员共享某一特定的研究传统，学者们从中学到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操作规范和技术方法。DavidTumbul(1983)~E《对“材料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评述》一文中，将材料科学定义为：在超分子水平上表征，认识和控制物质的结构．并建立这一结构与性能(力学、磁、电等)间的关系，即所谓的超分子科学。

MSE(MaterialsScienee&Engineering)的概念最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1960年已经基本稳固建立。在COsMT(1974)的报告中，将MSE定义为：涉及将材料成分、结构和制备与其性能和使用建立关系所形成并应用的知识。1957年美国政府出台了资助l2个相关实验室计划，首批三个材料科学实验室分别建立在康奈尔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和西北大学。这些实验室1972年由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式负责。此后各个大学教授的课程，也深受这些材料科学实验室所从事工作的影响。1958年，为了更好地已经建立的新学科的特征，又在系保后面加上了。与工程，并开始了。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如牛津大学的材料科学系也简单地更名为“材料系(DepartmentofMaterials)”。同期还有一批大学，如德克萨斯大学的奥斯分校等没有设立材料科学系，但已经开始了系间合作，进行了与材料科学相关的研究生教育，通常这种教育也不仅限于在“工程学院”之内。虽然没有这个系名，但老师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材料制备、固体化学、高分子工程与科学、X射线晶体学、生物材料、结构材料、材料理论和凝聚态材料及器件等相关领域。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MIT)也将系名以为“冶金与材料科学系”，1974年正式改名为“材料科学与工程系”。20世纪60年代，材料科学被引入欧洲的大学，如北威尔士大学、苏赛克大学和伯明翰大学。1956年，中国在西方工作过的科学工作者们制定一份科学技术规划时，认识当时的中国已经培养了具有金属材料方面知识的科技人员，但对合金及其热处理方面的科技人员数量不足，到1980年，已经有l7个院校的金属物理专业改为材料科学专业。

西北大学范文篇10

是党校函授教育开办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面对生源缩减、竞争激烈、学历减效、规模下滑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把履职的重心锁定在强化管理、确保教学正常运行，全力招生、降低函授下滑幅度，出击外联、探求联合办学新路径三个基本方面。在处理好日常工作外，主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学习，启导创新，使主观认识适应客观情势变化。党校函授教育形势发生急剧逆转，面临严峻挑战。学习是适应变化、应对挑战、抢抓机遇、谋求新的发展的基础和先导。一年来，除积极参与市委开展的“干部作风教育整顿”、“艰苦奋斗、廉洁从政”教育等专项活动外，我注重不断强化学习意识，坚持自觉、主动、持续地学习，采取专题研究式学习方式，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精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执政党建设、经济社会信息化、安康发展等重点专题，认真阅读学习了相关文件、报刊文章、文献资料及《学习的革命》、《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第五项修炼》、《法哲学范畴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等专著，将学习与研究现实问题、思考实际工作、谋求党校发展、提高主体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与专题教学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做各种读书笔记10余万字，在《人民日报》、《理论导刊》、《陕西日报》、《陕西党校报》、《函授通讯》、《安康经济》、《安康日报》、安康电视台发表各类文章及访谈15项，计63000余字，获省党校系统第十七次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一项，陕西省写作学会1999-优秀论文二等奖一项，市政协“绿色经济与安康发展”委员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一项，并注重把学习研究成果应用于指导分管工作和专题教学之中。

2.坚守理念，强化管理，确保教学正常运行。面对函授教育规模下滑的客观情势，如何坚守阵地、有效防止管理松懈、质量下滑，我提出了“适应变化、坚守理念、强化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并在宏观管理和工作指导上坚持了以下几点：(1)在教师选聘和课程分配上坚持专业优先、专职教师优先兼顾发挥兼职教师作用、质量第一兼顾工作量平衡的原则，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决策，保证了任课教师质量和课程分配公道合理;(2)在教学工作上，坚持了学区统一运作和教学计划的刚性原则，基本实现了“三个确保”：确保教学计划完整实施到位，确保教学各个环节具体落实到位，确保整个教学过程的完整性;(3)在微观管理上，强调要坚持“服务为本、教育为基、制度为范、活动为体”的基本管理模式，着力形成站、班双层管理机制，突出抓好“四率”，即到课率、准时开课率、作业收缴率、学员巩固率;(4)在考风考纪上，坚持了大考动员在先，精心安排，周密部署，明确具体要求，确保公正、公平、有序。小考按制度、按程序规范操作，确保考风考纪不出问题;(5)利用开学典礼、班务活动、课堂面授等多种形式加强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学习意识，增强学员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上述五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保证了全年教学的正常运转和教学任务的全面完成。

3.全力招生，遏制下滑，努力降低规模下降幅度。以来，函授教育规模一直呈下滑趋势，今年党校学历价值又遭遇严重冲击，招生形势更为严峻。针对此种情况，校党委及时提出了稳长补短、努力遏制规模下滑的工作思路。贯彻这一思路，在招生工作中，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职能部门通过电视、报纸、通信、专栏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做到了信息传递到位;二是启动了全员招生奖励机制，调动了职工参与招生的积极性;三是用足招生政策，开启省党校专升本直通车，探索依托部门招生的新路子;四是抢抓机遇，走出去。赴北京、西安，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石油大学、陕西行政学院、西安广播电视大学等国民教育高等院校广泛接触，现与西北大学联合开办的mba班已招收学员105人，与西安广播大学已谈成联合办学协议，可立即启动招生，其他合作意向还在洽谈中。

此外，服从全局工作需要，本年度还参与了“白河经验”总结，全市县级干部作风教育整顿考试命题阅卷，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县级领导干部公选，全市党校工作会议的材料准备，县域经济发展调研，“绿色经济与安康发展”委员论坛等专项工作和活动。

在廉洁从政方面：一是能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论述，学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七一”讲话，学习新《党章》及《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手册》，联系自身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提高对廉洁从政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自律意识，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二是能积极参与全市“干部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艰苦奋斗、廉洁从政”教育活动和校党委开展的“三廉洁”(“廉洁班子”、“廉洁处室”、“廉洁干部”)活动，自觉履行《党委班子廉洁承诺书》和《家庭廉洁承诺书》中的承诺，严格要求自己，管住自己，管住家属，没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发生;三是能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校、廉洁从政的履职理念，不断强化党校发展中的成本意识、经营意识和效率、效益意识，在履职活动中不“扎式子”、不“摆架子”、不搞攀比、不奢侈、不浪费，能保持艰苦创业、勤俭办事的作风;四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遵守党纪党规，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注意慎微、慎独、慎欲，无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行为发生;五是按规定领取有一定的课酬、稿酬及指导、答辩毕业论文等其他劳务收入，均能按规定纳税。

总的看来，是在党校函授教育身处逆境中学习、反思，在学习中调整、探索，在调整中适应变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路径的一年。有较强的学习意识、履职意识、忧患意识、发展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能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为谋党校发展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存在的主要不足是：(1)对变化着的客观情势的内在本质认识不完全到位，对全局性的经营发展思谋不够;(2)抓函授管理工作不够深入细致，抓苗头性的问题不够敏锐、准确、有力;(3)对诸如少数函授站欠费等深层难题未寻求到适当的有效的应对方法。新的一年应进一步强化履职意识、经营发展意识，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努力拓宽党校办学门路，谋求新的发展平台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