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家选刊范文10篇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1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38]曾颖《死神的账单》出自《杂文选刊》2001年第7期；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9]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出自《杂文选刊》2002年第5期；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参考文献

1、苏恒、冯朝文《文学概论自学辅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M]1984年8月版

2、教材编写委员会《文学概论》开明出版社[M]1998年5月北京第2版（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

3、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M]1997年11月版。

4、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M]2002年1月第1版。

5、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M]（现中央电大教材）

6、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M]2004年8月第1版。

7、何清涟《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M]1998年1月第1版。

8、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M]2001年1月第1版。

9、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M]1998年12月第1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K]1978年8月版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K]2002年5月版。

12、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K]2001年。

1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K]2002年1月第1版（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14、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K]2004年1月第1版。

15、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G]2001年1月第1版。

16、焦国标《附：杂文二题》杂文报社编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G]P93

17、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朱大路主编《世纪末杂文200篇》文汇出版社[G]2001年2月第1版。

18、张彦加、张功杭《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G]2003年9月第1版。

19、杂文报社编选《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河北人民出版社[G]2003年1月第1版。

20、《杂文是什么》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2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陈思和、林建法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G]2003年4月第1版。

22、刘成信、王芳选编《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出版[G]。

23、鄢烈山选编《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G]2004年1月第1版。

24、刘成信、王芳主编《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长春出版社出版[G]2003年10月版。

25、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杂文选刊》[J]2004年第8期上半月P44

26、曾颖《死神的账单》《杂文选刊》[J]2001年第7期

27、张峰《铁杵磨针新传》《杂文选刊》[J]2004年第9期上

28、朱健国《改写叶乔波》《杂文选刊》[J]1998年第1期

29、陈章《新编〈干部手册〉》《杂文选刊》[J]2000年第5期

30、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杂文选刊》[J]2001年第2期

31、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杂文选刊》[J]2001年第7期

32、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J]《杂文选刊》2002年第1期

33、燕赵客《乐和日记》[J]《杂文选刊》2004年第9期上

34、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J]《杂文选刊》2004年第9期上

35、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J]《杂文选刊》2003年第2期

36、《佛山日报》[N]2003年11月17日A2版。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2

关键词：物理课程；自主探究能力；能力培养

一、引言

以学生唯分论的应试教育模式，照本宣科的课堂讲课方法，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积极性，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探究能力，无法满足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改革要求。物理课程是一门与实际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学科，融会贯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课堂上学生在掌握基础的物理知识的前提下，针对知识点进行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究，提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培养学生不断地探究物理学领域的奥秘与规律，在不断地探究中拓展物理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调动了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和兴趣，提高物理课程的教学效果与质量。

二、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1、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和兴趣

物理学理论知识在现实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融入教学内容，在学生知识储备范围内，根据学生感兴趣的现象或内容，设置探究的问题，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与深入地探究，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和兴趣，学生更加愿意主动地参与探究过程中，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探究物理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的开拓思维，创新意识，极大的参与感可以能使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

2、新时期素质教育改革要求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在新时期素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物理教学改革非常重视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基础的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探究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等。物理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和生活是紧密相关的，非常适合进行自主探究式教学的改革，物理课程内容可以通过实验参与方式、问题探究方式等来引导学生进行主动参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和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加深入的理解理论知识和总结知识点、物理规律。学生在积极思考与探究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成果，而且提高了实践技能和自主探究能力，为将来更好的学习物理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3、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方式和方法

物理学课程的理论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其中的知识点和物理公式都具有非常具体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要想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点以及物理公式，实践和探究是必不可少的。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实践，通过做物理实验，交流实验心得，提出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现象，探究物理学中的规律和相关联的因素，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将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物理知识的应用变得更加具体与现实，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物理学理论，从而应用物理学知识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实现物理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方法的统一。

三、如何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1、参与物理实验

实验是探索物理学规律和研究物理学理论的重要方法，在物理课程教学中实验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因此老师要加大实验课程的比重，使学生都能参与到实验中来。根据课程内容设置具有探究性的实验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和实验步骤并亲自操作，在实验过程中要认真地观察和详细地记录实验所得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总结出相关的结果，将实验结果与理论假设相对比，找出其中的关联，提出新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重新设计实验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对比，探究物理学规律，构建物理学知识结构，使学生真正掌握学习物理学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

2、参与课外探究调查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并且应用所学到的物理学知识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和了解物理学在现实中的应用，老师可以根据物理学课程中的知识点，结合现实中的应用确定课外探究调查题目，为学生提供可以查找资料信息的方向和范围，引导学生按照题目查找相关资料，收集信息，并将信息进行整合加工，提炼出有价值的内容来论证自己的猜想和假设，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学生通过课外的自主探究调查，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有目标的调查研究的能力。

3、参与探究课题讨论

课题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性，老师根据知识点结合学生遇到的问题提出探究讨论课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自主探究解决办法，学生在自由的讨论过程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通过交流与讨论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探究课题讨论还可以利用学生对物理现象的好奇心，为学生提供探究讨论活动，促进学生积极地参与课题的探究与讨论，多角度、多方面地开拓思维，提高自主探究能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素质教育改革的重点是确定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在物理教学中，让学生积极参与实验、课外调研和课题讨论，通过各种丰富的探究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探究能力，使学生成为适应新时期科技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崔紫钧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汪纪娟.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学周刊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3期：201

[2]吴英剑.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分析.内蒙古教育，04/2016：74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3

关键词：幼儿课堂教学;插图;教学;效率

教学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充分交流，达到讲授知识目的的一个过程。在幼儿教学中，这种交流就更加重要，需要教师与学生更多地沟通，才能达到教学目的。而在幼儿园阶段，幼儿很难对教师讲述的知识点感兴趣，这是由幼儿的天性好玩的性格特点决定的。要想最大程度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教师运用插图教学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就目前情况而言，幼儿插图教学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应用方面很多幼儿教师还不晓得如何正确利用这一有效的教学方式。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开展分析，抛砖引玉，提出几点幼儿插图教学中的优化建议，希望借此对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些许帮助，提升幼儿教学的效果。

一、幼儿教学中插图教学容易出现的问题

插图应用重数量，轻质量。幼儿教师很多只是形式上采用了插图教学这一模式，进行插图教学随意性很大，而不在意插图使用的教育性。插图应用缺乏层次性，每个幼儿的认知水平不同，需要教师对插图的使用进行层次化。插图应用没有一定的标准，不管什么课程都采用大量的插图，结果并没有产生教师期望的效果。

二、如何有效地应用插图教学优化课堂教学

1.适量采用插图提高教学效率。在幼儿园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适量的插图来提高教学效率，这就需要注重插图的质量，以“精”为主。目前的幼儿园教师很多对于插图使用的教育意义毫不在乎，试想连教师都不知道运用插图的意义，幼儿就更加无法理解教学的目的。此外，教师要注意插图运用的针对性，根据幼儿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进行插图的应用设计。因为幼儿受家庭影响比较大，智力发育各有不同，所以同样一幅插图，有的幼儿理解得很好，有的幼儿却完全没有理解。教师这时就要针对幼儿的差异对插图进行优化设计。在优化过程中，教师可以粗略地把幼儿进行1、2、3阶梯分组。对于1组是一些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要求他们正确理解所有插图的含义，并举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2组的学生理解能力稍弱，要求其正确认识插图含义即可；3组的学生可能无法正确理解插图的含义，教师要求其认真跟上就可以。这样分层次教学，就可以通过插图教学提高幼儿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的。

2.给幼儿减负增效的插图。幼儿教学中运用插图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幼儿减负增效。减负增效，教师可以多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内容和插图的选择根据减负增效的原则设置。针对不同层次的幼儿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充分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第二，在设置插图的时候多花心思。遵循由浅入深的顺序，逐步增强插图教学的效果。东西再好，也不能多吃。在应用插图的时候，教师应该把握适度的程度，将插图应用控制在一个科学、合理的数量范围内。不要每堂课都是用插图来教学，更不可以整堂课下来都是插图。这样幼儿的思维会达到一个饱和状态，容易对插图产生厌烦，不利于以后的教学工作展开。例如，在进行生活常识内容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瓜果蔬菜的图片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以达到增加教学效果的目的。但是在进行数学加法的教学中，过多的图片容易分散幼儿的注意力，在这样的情形下，插图就应该尽量少出现一些。第三，插图设置的趣味性。幼儿容易被外界新鲜的事物所吸引，而往往吸引后很容易丧失兴趣，也就是说，幼儿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不会很长。因此，教师要注重插图的趣味性，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插图教学的效果发挥出来。

3.采用合适的插图教学方法。教学活动除了注意幼儿个体的差异外，还要讲究一定的策略，毕竟学习习惯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幼儿插图教学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必须有不同的教学方法，采用合适的插图教学方法可以增强教学的策略性。虽然书本的内容是教师课堂教学的依据，但是学习在于实践。书本中的知识要是离开实践，那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死板的教学。所以要是离开了生活，完全依赖于书本中的知识，那设计出来的插图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模样。西方的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优化插图的方式有许多，很多课文内容都可以在生活中得到实践。

例如，钱的作用。幼儿可以发挥想象力，写出其心中的最佳答案。教师也不必急于公布答案，可以带领学生去市场体验花钱买东西的过程，这样学生可以很容易理解钱的作用。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把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了一起，而插图教学就是最合适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教学过程，教师给学生播放一些市场购物的课件，利用插图学生可以很快在模拟的情景中感受教学内容，很轻松地理解这一知识。总而言之，幼儿教学中利用插图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以后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在应用插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要掌握一定的策略，遵循适度的原则，科学地应用好这一教学方法，以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庄雪雯.对幼儿教学中利用插图优化课堂教学的探究[J].学周刊，2016，44(25)：237-238.

[2]蔡玉娟.利用插图教学提升幼儿园课堂教学效率探讨[J].小作家选刊，2017，23(15).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4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同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所造成的，因此，重新科学界定杂文概念，已成为杂文界刻不容缓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5

关键词:幼儿;健康教育;重要性

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上来说，保护幼儿生命健康，增加健康教育力度，是幼儿园教学事业的主要目标。因此，需对幼儿的健康教育工作引起高度重视，以实现最终的教学目标。

一、幼儿教育误区

从现代化家庭结构来说，多数家庭均为独生子女，致使其在幼儿园学习中出现各种问题，包括:第一，过分溺爱。由于家长过于溺爱幼儿，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均全部包办。这种影响下，将降低幼儿的动手能力、思考能力、社交能力，致使其无法独自面对社会，更无法和其他小朋友分享自己的食物、玩具，无法适应社会环境;第二，健康教育趋于小学化。在升学难度越来越大的当今社会，大多数的幼儿教育逐渐趋向小学化，作业多，课堂讲解知识多，课件游戏少等现象层出不穷。并且，随着幼儿园门槛的升高，在原本以游戏、绘画为主的教学模式中，不断演变为以背诗、写字、英语单词背诵等内容为主，降低幼儿学习积极性，甚至出现讨厌学校现象;第三，家长过于管束。对于教育水平高、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大的幼儿家长来说，普遍存在从小抓学习现象，不尊重幼儿选择，根据自身意愿让幼儿学习各种知识、技能［1］。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幼儿，将出现胆小、怕事的现象，导致幼儿过于自卑，严重者抑郁。

二、幼儿健康教育措施、重要性

(一)培养自理能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幼儿教育中，需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培养其饮食、睡眠的良好习惯，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因此，教育中需根据幼儿年龄设置不同程度的教育活动。如:年龄相对较小(小班)的幼儿在午睡后穿衣、穿裤时动作相对缓慢，易出现不愿穿现象，坐在床上等待老师帮忙。在这种情况下，老师需鼓励幼儿，并借助儿歌的形式引导穿衣。同时，还需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叮嘱其日常生活中禁止乱扔果皮、垃圾等。由于小儿攀比、竞争能力相对较强，老师可组织清洁卫生活动，组织幼儿全部参与，对于工作积极高的幼儿给予小红花奖励;纠正幼儿不良的饮食习惯。合理饮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预防疾病的主要措施。故而，老师需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意识性的向幼儿灌输良好饮食对自身健康的重要性，灌输相应食物的制作方法，帮助幼儿潜移默化的认识到偏食的不良影响。

(二)培养心理健康

幼儿健康教育最为主要的内容为培养幼儿的心理健康，保证身心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来说，是指到达一定的年龄段后，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需根据幼儿健康教育原则，根据不同幼儿的心理特征，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以从根本上培养幼儿的良好心理。实际的幼儿健康教育中，发现少数幼儿所表现出的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道德品质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生长、发育中出现的心理问题。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幼儿时期，将给未来生活或整个人生带来严重影响，发生该现象原因可能为幼儿在冷漠、虐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2］。并且，部分幼儿被家长过于溺爱，使其无论是任何情况，均将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参与社交活动，不愿意分享自身感兴趣事物。然若幼儿生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良好，将会形成良好、符合规范的行为，如:懂礼貌、爱劳动、尊重老人等。针对现下幼儿存在现象，笔者认为可通过这样几点健康教育:第一，由老师带领幼儿种植花草树木，并叮嘱其按时施肥、浇水，提高责任感;第二，每周或每月组织全体幼儿参加学校活动，让大班幼儿帮助、带领小班幼儿游戏、做任务，通过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合作，建立友好、互帮互助的关系，愉悦幼儿心情;第三，每天学习结束后，进行好人好事的评比工作，给予精神、物质上的奖励，鼓励幼儿从身边小事做起。

(三)培养安全防护能力

幼儿对周围环境、事物有着好奇心、兴趣，易出现系列安全隐患。这种情况下，老师需讲解安全防护的重要性，或借助各种各样的形式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如:教会幼儿正确使用刀子、剪子的方法，告诉其一旦使用不当，将造成的危害;教会幼儿安全出口、危险等标识，便于紧急事件发生后有效应对。另外，还可带领幼儿体验交通警察的工作，认识斑马线标识，了解不同标识的用途。通过这种直观、生动的活动，将各种安全防护知识渗透于幼儿的每个环节［3－4］。

(四)培养体育爱好

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幼儿体育活动中较为主要的目的，这就需要根据幼儿体质选择适合幼儿的体育活动，从而在丰富幼儿内心世界的同时，增强体质。从一另方面来说，体育活动需在幼儿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实施，幼儿是否对该活动感兴趣，是否能主动的参与其中，是决定该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故而，体育活动中需培养幼儿的兴趣爱好。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的健康教育已全范围的开展，该教育活动不仅是对学生知识的讲解，还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幼儿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基础，一旦教育活动不合理，将造成严重影响。笔者经过多年的幼儿教育工作，发现由于幼儿家长过于溺爱，对其管束较为严格，教育趋向于小学，致使幼儿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降低教学质量。因此，需根据幼儿教育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方案，从良好自理能力、心理行为、安全防护能力、体育爱好的培养等角度实施健康教育，以确保幼儿在获得基础性学前知识的同时，从根本上纠正不良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促进全面发展。

作者:刘宜书 单位: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幼儿园

参考文献:

［1］辜国敏．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应用策略［J］．华夏教师，2013，15(6):53－54．

［2］高美丽．浅谈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与趋势化［J］．小作家选刊(教学交流)，2014，10(6):44－44．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6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同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所造成的，因此，重新科学界定杂文概念，已成为杂文界刻不容缓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转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7

我叫鲁云英，津市市农村办正科级退休干部。十八年前，我仅是阳由乡农科村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家里有八十高龄的婆婆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承包着队里四亩多田地。我爱人是市煤建公司职工。

小时候，我家里穷，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务农了。我坚持自学。读完了黑龙江函授大学语文，读古今中外名著二百多部。读文学期刊近万册。写学习笔记二万多字，记疑难字词五百多组，摘录民间歇后语五百多条，有人会问，一个农村妇女，哪有这么多的时间读和写的呢？时间是挤出来的。有人休息坐茶馆，有人无事打扑克。我没有这份闲心。我把点滴时间用在学习上，会前会后，田边地头，我总是带着书本，有空就拿出来读。连上街卖菜也带着书。一天，我卖菜回家时，一边走路一边读书，秤杆碰到电线杆、秤杆撞断了，损失几十元，挨了丈夫的骂。

1980年特大洪灾，阳由垸溃垸了，我家的房子倒了。我和爱人在屋场上搭了一个小油毛毡棚。晚上我躺在油毛毡棚子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电灯毁了，煤油灯点不燃，我要读书，怎么办？唯一照明的还有一支三节电筒，我坐在帐子里，用电筒照着读书。又挨了丈夫的骂：“说你这个女人真不懂事。”1980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的政策给农村带来了可喜变化；质朴、善良的乡里人形象激励着我想写点什么，写什么呢？就写我们的党的好政策，写我周围那些质朴、善良、勤劳的农民。然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感到笔生了，手也笨了。这双握惯了锄头和镰刀的手啊，怎么也不听使唤。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通过二十多年的田间劳作，所学的一点文化知识都落到田地里了。写出的东西前言不搭后语，就连那些极简单的字词也写不出来。横在我面前的文学之路是高山峻岭，是崎岖小道。我写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苦笑”。写了好几万字。写好了，回头再看，啊哟！哪里象文章呢？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有位老师对我说：“小鲁，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有人搞了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也没搞出东西来。开始不要写得太长，要从短的入手。多读书，要练基本功。不能把你生活中包罗万象的东西全记下来，要从生活中去提炼，歌颂真善美……”

老师的教导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灵的窗子。于是，我回过头来如饥似渴地读书。读着读着，心，慢慢开窍了。书，成了我最好的老师。按照老师和书本上说的，我仔细地观察周围那些人的一言一行。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我发现了闪光的东西，我捕捉到了灵感。终于，一个比较象样的短篇写成了，在津市文化馆办的《兰草》期刊上发表了。我好高兴啊！我的文章能在刊物上发表啦！我创作的兴趣更浓了。

1982年4月份，作家谢璞老师来津市讲课。我丢下生产，每天跑到街上听课。当时听课的人济济一堂，尽是城里人，就我一个农民，我不敢坐前面，坐在角角里。我怕人家说：一个农村女人，也想搞创作哇！出乎我的意料，谢老师看过我的稿子之后，通知我去了。谢老师跟我谈了两个钟头的话。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鲁呀！你是一根好苗子，你的文章很朴实。你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年青人，春光易度，前程无量啊……”回到家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谢老师那亲切的话音总在我耳旁缭绕。是不是我的文章真的写得好呢？不是的，这是老师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希望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拿起笔来，坚持写呢？82年一年里，我陆续写出了十二个短篇。一篇也没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冬天夜里冷，我用毛巾包住头，用棉袄裹住脚。夏天热得要死，我很少乘过凉，乡下蚊子抓得成把，我穿上深筒套鞋，穿上长衣长裤，照样坚持写。我的朋友们劝我：“算了吧！人到中年万事休，不要挤在文学创作的小路上。如今政策好，把家庭副业抓好，责任田种好，把儿女抚养好就行了。想捞那几个稿费，是那么容易的吗？朋友劝我，出于真心。她们是看我苦苦写了几年没出成果呀！”

我刻苦再刻苦、坚持再坚持，苍天不负苦心人。我的小说《布谷叫了》在省刊上发表，编辑部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评论，题目是“新苗破土放清香”。我的小说《月到中秋圆》也在省刊上发表，编辑部也为这篇文章写了专题评论，题目是“一朵带露的鲜花。”《月到中秋圆》被常德地区评为文学创作二等奖。津市市人民政府、常德市人民政府曾连续几年授予我“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全国妇联授予我“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85年的三月，我荣幸地上了北京，受到了邓颖超、康克清、陈慕华……等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我被津市市委、常德市委树为“四自”、“四有”、“先进”典型。先后多次参加过津市市委、地区妇联、常德市委组织的“四自”、“四有”、“先进”等典型报告团。在全省范围内讲用过84场，听众达25万人次。我的典型事迹曾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农民报》、《中国妇女报》等近百家报刊、杂志、电台上播发。收到全国各地朋友的来信1000多封。还收到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福田一郎先生两封来信，一张日本画，三幅友谊条幅，他还真诚地要接我到日本做客。86年12月组织上为我转了干，我从田野里走来，由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

87年我被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吸收为会员，我从印满牛蹄窝的乡间小路走来，由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业余作家。我参加过湖南省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六界执委委员。在我艰难跋涉的人生旅途中，创造过一个又一个人生景点。缅怀昔日的辉煌，我的心灵常常被深深地震撼。我把对党、对组织、对人民的感激之情泼洒在工作、学习中，为完善自我人格、实现自我价值辛勤耕耘。

转干后，组织上安排我在阳由乡、白衣镇、农委工作过，先后担任过乡妇联主任、镇宣传委员、政工秘书、监察室主任、纪工委书记。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在阳由乡任妇联主任期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妇女干部，在白衣镇任宣传员时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党员。在农委连续五年被考核为优岗。

行政舞台的生涯对于我来说，太短暂。九七年年底，组织上按常规作法（五十岁的妇女干部一刀切）将我从领导班子的位置上切下来，虽属常规，但谁都会禁不住的有几分伤感与失落。但是很快，我就从那份失落中振作了起来，重新拿起了手中的那只笔。我用我微薄的工资订了《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家庭》、《读者》。还从书店里购回了一些文学名著，我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潜心研读和思考。调整自已的思维，重新寻找到了我的人生轨迹。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需扬鞭自奋蹄。”岁月不饶人，今天的我，已到了生命的秋天了。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倍感时光的珍贵。我自己的衣食、起居、生活、简单、草率得到了接近残酷。夏天里，我清早买一水瓢娃儿糕，早晨吃娃儿糕，中午吃娃儿糕，晚上还是吃娃儿糕。一碗小菜，一杯开水对付我那辘辘饥肠。有时小菜都顾不上，从菜坛里夹几块辣萝卜对付过去。冬天里，早晨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中午吃馒头，晚餐还是吃馒头。边吃边看书，时间就是这么挤出来的。我常常一边走路一边构思，等会、等车、等人都是我构思的最好时机。我的人只要是醒着，思维就没有一刻休闲，由于劳心过度，有一天我晕倒在床前，我儿子吓坏了，说：“妈，你要保重身体啊！我说：“儿呀，死不了，你妈的命可没那么娇贵。”我支撑着又站起来了，我体会出了呕心沥血这几个字的深刻含义。一个人活着意味着什么？如果对事业没有一种执着的进取和追求，那是一种堕落，是人生的悲哀。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死亡。其实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你面对死亡时，不因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悔恨。我常常用我的人生座右铭告诫和勉励自己：“吃苦是增福，享福是消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创作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我有时因一口气完成一个两万字的中篇小说日夜不休息，累得筋疲力尽，四肢无力瘫倒在沙发上时，我就想：今天的我已不缺吃少穿，却要玩命地写小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常常因拼命地写文章写得头晕目眩，跑到医疗站打吊针，一个疗程下来，常常花费的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有一段日子，我把书稿锁起来，发誓不再写作，可我终没有说服自己，我只要一静下心来，许多熟悉的面孔和身影便迭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来，我不把他们写出来，我对得起人民对我的哺育？作家，是人民的作家，为广大人民鼓与呼，是一名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小说作品是社会、时代的产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写小说的人要具有超前思维能力。文学是人学，作者对事物和对人的了解，要能洞察秋毫，写出的作品角度才新，立意才深。作者本人在刻苦创作过程中，思想才能步步提高和深化，超越自我，达到一种崭新崇高的境界。

比起全国那些有影响的大作家，我算不了什么，我只是用我不倦的追求，谱写着我的平凡人生，用我坚实的足迹，在一片黄土地上想垒起一块丰碑。在金钱至上，玩乐成风，歌舞升平的年代里，我照常能自守一方净土，耐一份寂寞，伴一盏孤灯，安贫乐道，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充实而潇洒地生活着。

老天是不负苦心人的，我的散文《我与婆婆》、《家乡的红薯片》、《考官》等，中篇小说《又到九九重阳节》、《小户人家》、《竹山二月》、《家事春秋》等相继在湖南文学、桃花源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九九年出版了小说集《布谷叫了》，获常德市“五个一”工程奖。获第五届丁玲文学奖。

2002年，我正式退休。退休后的我一心扑在创作上，先后写出《婆、媳、孙》、《有太阳真好》、《一条好烟》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及近百篇散文。我迎来了又一个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

我在自己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启发女儿从事文学创作，女儿没有工作，一直在外漂泊，现实的残酷腐蚀着她的坚强，麻将一度成为她泄愤之中最好的工具。我痛彻心肺，不止一次地规劝她说：“女儿啊！你千万不能就这样作贱自己，你还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妈妈就靠着这支笔，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你的文笔那么好，难道不可以把妈妈作为你今后行动的指南吗？”我女儿终于有些感动，她说是妈妈可贵的精神洗涤、震撼了她的灵魂。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开始，她告别了麻将桌，拿起了手中笔，写啊！写啊！她手写酸了肩膀写疼了，她说：“妈妈，我不行了，你女儿不是写文章的料，文学之神离我太遥远了”我说：“你才写了几个字？妈妈曾经苦苦地写了五年，手稿装了几蛇壳袋。妈妈在省级刊物发表的处女作是第三十六篇啊！作家是写出来的，是坐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女儿才静下心来，艰难爬涉。开始，她写的初稿拿给我看时，我说：“不行，重写。”她改了八稿，才在我手里过关。我说：“写作是严肃的，神圣的，文学是一只触摸人心灵的手，你写的文章给别人读的，能让看了你的文章的人高兴、快乐、痛哭流泪，能让人感到心疼，那就是写好了。”女儿点点头，女人的眼眶湿了，她说她被我思想的深刻感动了。她又坚持写啊写！终于写出了几篇象样的小说和散文。散文《人在旅途》在作家与社会报上发表，散文《望江楼记》在2001年湖南作家第四期上发表，并被收进2000年8月至2001年12月《湖南作家》佳作选；女儿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游子情思》被收编在2001年新湘军小说卷中。近几年来，她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息，先后写出了《与查岗无关》、《心事》等多部中篇、短篇小说及《珊珊不愿回家》、《借钱》等几十篇随笔、散文。有《初为乞丐》、《走近妈妈》、《外婆》等已经先后在湖南日报、今日女报、三湘都市报、常德日报、常德晚报、桃花源等报刊上发表。

2001年10月，我女儿曾被常德日报、晚报聘为特约记者。她先后在市、地、省各类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通讯、专访、新闻等380多篇。她从沉沦中走了出来，由一名漂泊四海的游子已成长为一名常德市作协会员。

2002年，我和女儿合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集《母女小说选》。今日女报专版报导；我国首部《母女小说选》面世。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女儿周壬紫正在写一部反映打工生活的长篇小说《微笑的星空》。2004年，我和女儿的另一部小说集《笔耕缘》即将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8

一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正如陈平原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业有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考据与材料的工夫，而熟读细寻文学传媒上承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应该说是一条最基本与最重要的获取材料和考据考证的途径。通过整理、挖掘、阐释，一系列曾被遗忘或疏漏的传媒事实与文学文本被还原聚焦，最终完成建构或重写文学历史的宏大任务。因此，这种本着还原历史真实、重建文学现场的史料性研究试图将充满矛盾与断裂的传媒文本转叙成更为连贯清晰的历史事实。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者，就是凭着这种实录精神，以文学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将深埋在地底下，面临毁绝的大批史料整理出来，呈现出可观可感的文学历史概貌。在这个意义上，方修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功过千秋。这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南洋报界老前辈，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录方式在早期的华文报刊上成功地抢救出了新马地区的大批作家作品资料，新马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立此存照。同样，国内学者陈贤茂等在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本作为学科确立标志的文学史著述时，也非常重视文学传媒的作用。在此书中，文学传媒不仅是作品的来源与平台，更是文学史重点梳理与研究的对象。同时，在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充实的史料，陈先生等还创办了《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把传媒运作与文学史写作融为一体，刊物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方修和陈贤茂等的研究实践，无疑正是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著述高度依赖传媒的鲜活例证。应该说，资料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仍是首要的和基础的，海外各国已成历史或正在运作的华文传媒正等待我们潜心整理与关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学者固然重视传媒，也非常清楚传媒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传媒的看法并没有超越媒介工具论。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传媒始终是研究者接近文学事实的平台和桥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传媒本身。但是，“传播不是中介”的现代传播学理念已经粉碎了这种美好的工具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传播媒介与传播过程影响的不止是文学功能的纬度，也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存在。媒介性是文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传媒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与对象，研究传媒就是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与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传媒研究思维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借鉴从传播学与社会学角度业已获取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境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初见成效。如陈嵩杰的《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2］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3］其中，李志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例，他通过这一传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马地区新文学生长的特点以及现代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方式，可谓以大观小、深入浅出之举。因此，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传媒的整理与重读之中，作为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传媒研究的新路径，确实具有诱人的前景。如果说李志的研究不过隐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这一命题的话，那么王列耀等人则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觉地确立了“传媒制造”的理论制高点。他重视传媒现场所呈现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但更关注的是传媒的具体运作，即传媒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生产与历史之中。如新近的网络传媒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影视传媒有着怎样的功能差异，具体的传媒事件怎样进入文学历史之中等都进入了其研究视野。王所在的暨大“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命题系统化、理论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谓著述文学史的冲动与实践。在这里，文学传媒作为充满了暗流与偶然性的文学现场，成为文学史家自我言说的资源库。研究者们不但精心挑选也重新阐释，使文学历史和文学史观的重建成为可能。当前已有的各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或总体文学史所引发的彼此轻视与责难，不止出现在大陆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也出现在新马等地的代际话语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学史料有所差异之外，更在于各自坚持的史料阐释原则的差异。因此，如果将来重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话，应该以文学传媒作为文学历史的第一现场，考察不同地区国家华文传媒所形成的传媒场之复杂性，着力于呈现“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传播时的意义迁移与文化影响、分析某种文学思潮在汉语文学界的旅行经历等。这可谓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走向，也是当前成效最大的一种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只止于文学史重写这一目标的话，它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尚未引发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显现与解决，而是停留在中国现当代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媒介视角的同一层面。那么，“传媒”问题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入新的场域呢?在我看来，它首先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绝境，开始重审自身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基础。传媒制造意味着我们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也可能是一种想象与建构，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不过在传播意识形态设置的篱笆之内徘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内地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我们和文学传媒共谋制造了它，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幻觉呢?如何理性评价我们已有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诗学话语这样的命题呢?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提出媒介问题，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将引发的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突破与创新，我们不再执著于它的诗学本质，而开始思考它的建构过程、方式及意义，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和为什么?化文学文本诗学建构为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研究。海外学界对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早有质疑之声:但来自外部围追的功效远远不如自我怀疑的威力。事实上，上述自海德格尔以来认识论的转向，已经深深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之声本身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与产物。当解构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主要学术思维方式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省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之初，吴奕锜等青年学者借助《文学报》的威力，树起了反思的大旗，尽管他们的口号也有不当之感，但“文化的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4］的提出却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被建构的程度。显然，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它总是被语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华文文学。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尽管颇受争议，但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却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登翰先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问题时，就非常重视对业已辉煌的华人学知识与方法的借鉴，呼吁建立起有关海外华人的文化诗学。①然而纯粹的文化转向是否可能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呢?事实上，鉴于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缺乏审美性的潜在偏见，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话语与理论资源便高度依赖华人学，王庚武对华族整体性神话的解构可谓最时尚的理论话语，由此文学文本也往往变成演绎华族身份理论与事实的佐证材料。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仅仅作为同类问题的有效例证，这种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仅仅反刍已经形成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历史社会结论，这种研究就是重复无效的。此外，在汹涌而来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转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与选择。传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使一向惟我独尊的学术空间也变成了一场时尚秀，不断变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话语使业有的研究范式不断被质疑与刷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当下学术走向的一致性虽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往往忙于追随也止于追随，从离散、空间诗学到传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产生新的智慧，我们的研究瓶颈并未得以突破。或许，饶芃子先生对跨文化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与探索以及朱崇科近来提出的华文比较文学之概念，［5］应是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有益构想。饶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这是符合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的，但如何落实和具体运作却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实践。朱的华语比较文学概念无疑是王德威的整体观，王润华的跨界整合等理论资源的具体化，但他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前提之下对汉语文学内部差异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剖，可谓另类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论尝试不妨将之定位为走向比较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范式的探索之路。尽管各自的理论设想与研究尝试并不完美，却是新研究范式出现的强有力的前奏。因为其理论基点都已从理论预想回到文学现场，强调海外华文文学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思路应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启始。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传媒问题的意义显现出来。首先，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与社会交汇的一个动态场所，它本身就构成了复杂流变的文学现场，保留了更多富有阐释意义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把握文学的内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传媒空间作为呈现精神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接触地带，可以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及其根源，为比较搭建了平台。由此，传媒研究的意义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认识高度上得以确认，也可以在如何将研究范式具体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层面来确认。具体做法如不仅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诗学话语，更着重考察诗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与传播的原因、变异及影响。如此，诸如中国性与世界性、华文后殖民文学，离散叙事，边缘与中心、父子冲突与家园主题等诗学话语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创作的意义清理与突围

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媒问题，其意义归根到底应该与创作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意义，应该在于其所表现的与主流汉语文学抗衡的异质性，而不是共通的汉语美学。就算它只是小写的汉语文学与美学传统，若可不断流淌出清新另类的文学乳汁，其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这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将不仅有利于汉语文学多样性的保持，更将对世界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异质性自然是由作家创造和保持的。无疑，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独特性，在有关故乡情结、异国情调、文化冲突以及财富幻象的书写中，海外华文文学构筑了一种与主流汉语文学迥异的美学风景。然而1990年代之后，海外华文文学独特性神话已遭遇挑战，随着地球村的时代来临，本土与离散、文化冲突与异国风情难以引发美学震撼，若作家仍执著于书写旧的题材与主题，则必定被快速刷新的传媒时代所遗忘。因而，海外华文作家如何保持独创性的个人问题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合法性的普遍问题。在此，传媒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因为作家独创性的保持实际上是作家在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与作者交流接触沟通的公共领域，作为作家作品最终自我实现和物质转化的重要链条，传媒的重要性正在于协调作家的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文学生产的运转。由于传媒意志对创作走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作家与传媒的博弈过程与方式也将决定文学的意义走向及生产方式。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而言，市场与读者问题从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由于得不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其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出口”往往是其拓展影响的重要途径。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9

在应试教育的禁锢下，学生的生活范围只是校园小天地再加家庭鸽子笼，生活程式只是围绕读书这个中心环节的机械式动作，而生活内容则局限于课堂内外的无休止训练。这种紧张而单调的生活节奏，使学生全然丧失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去扩展生活的外延，去品味生活的内涵。这样，学生的作文只能是隔靴搔痒，闭门造车。

为克服这种弊端，教师首先要放开眼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严格控制课堂讲解时间，控制作业量，给学生松绑。为开拓学生视野，笔者专门在每周5节的语文课中设立一节阅读课，推荐学生看《小小说选刊》《散文》《科幻世界》《杂文选刊》《故事大王》等。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和摘记的方法。我还拿出自己订阅的报刊和他们互借，拿出自己的摘记本让他们传阅，使班级里借书、看书、摘记蔚然成风。在假期，笔者布置学生看名著，写读后感，既开拓了阅读领域，又提高了文学素养。当然，社会才是真正的大课堂。结合学校的“社会服务课”，我积极引导学生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比如：勤做家务、为群众写春联、用擦皮鞋的钱和贫困孩子结对子等。这样，既体察了小日子的质朴，又感应了大时代的脉动；既拓展了生活视野，又丰富了人生经历；既积累了素材，省去捉襟见肘之窘，又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情操。

二、开放过程

开放过程就是要把作文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其获得无拘无束的自主体验，放飞写作灵感，解放个性，做写作的自由人。在过程的开放中，我主要抓住两个方面进行。

其一，用周记训练快速提炼生活，指导学生写好友情、同学情、师生情、亲情以及对某事物的一点小看法等。如《父母的爱情》《老师的烦恼》《南瓜组长》《我有新妈妈了……》《大厨爸爸》《我看“韩寒热”》等，或情真意切，或妙趣横生，或见解独特，都是缘于周记给了学生新鲜的空气、广袤的空间。批阅时，我总是重在与学生情感的交流，是师长，似朋友，如切如磋。有时，为了得到我长长的“留言”，他们甚至暗暗搞起了“竞争”。周记，使学生抛弃条条框框，写己所想，乐在其中。

其二，通过作文培养反复推敲的习惯。作文，一般要和单元要求相一致，故重在培养审题、立意及修改的习惯。清代戏剧家李渔认为：“凡作传奇，当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愈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矣。”因此，我指导学生用“冷却法”修改作文，要求一鼓作气写好初稿，再留绐他们较长时间进行回顾修改。一篇作文，从开始构思到成文上交，往往要经历十余天时间。期间，我将修改作为“重点作业”布置。批阅时，先检查修改稿，将其和作文结合打分。此外，每个单元的作文训练都有参考题目，我总是鼓励学生另取题目，鼓励他们将一般记叙文写成小小说、散文。这样，能让学生稳中求活，并在自我修改中不断提高。

三、开放评议

评议包括作文打分和讲评。有的教师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比较苛刻，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小作家的标准去要求学生。有的学生，写了五六年的作文，却从来没有一次得过80分以上，难免心灰意冷。我打分喜欢“高高在上”，基本分为85分，比较好就得90分，高的可达95分甚至满分。同时，对学生不再“一视同仁”，对基础差一些的，降低标准，鼓励，鼓励，再鼓励。如果写“歪”了，就干脆不打分。至于评语，避免俗套，追求个性，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一针见血，饱含期望。我发现，每次发作文，学生都非常激动。他们不单关注分数，更关注老师的“看法”。

再说讲评，我主张写前不过分强调“章法”，写后则要博采众长。每周，我还会安排1节课用来交流周记、讲评作文。交流时，让学生勇敢地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品”。讲评时，既指出优点，也指出不足；有“面”上的总结，更有“点”上的突破。同时，我结合下水作文（1997年出版的《王秋珍下水作文集》中的老作文或新写的作文）以及当初构思、选材的经过进行指点。其间，更多的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的开放性评议，不仅输出知识信息，还输出情感信息，在讲评过程中，形成师生、生生互动，使师生情感更加融洽，同学关系更加和谐。在相互表扬中，获得作文的自信；在取长补短中，促进竞争。

四、开放园地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任何活动都有一种企求达到成功的愿望。但倘若每次作文，“发表”的总是同样的几位学生，就会使其他学生自惭形秽，丧失信心，使这几位“稳坐钓鱼台”的学生骄傲自矜，缺乏积极的竞争意识；我的要求是，要让“每位”学生都品尝成功的美酒，又让他们不满足自我，不断跨越新的高度。

有人认为，要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发表”作文简直难于上青天。其实，也不难。这里也有个“层次”问题。

第一层次是作文展读会和班级墙报。每周一节的作文周记展读会，要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只要有闪光点，哪怕是一段，也不妨采用。每次“发表”十余篇，一个学期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此基础上，选择作文编出班级墙报，使文字可见可触，更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对于基础特别差的学生，选择特别精彩的一句在班级凡人佳句栏内“发表”也未尝不可。

第二层次是“校园之声”。“校园之声”作为学校广播站，能让学生的作文从班级走向学校。由于班上轮流开展了三分钟演讲，我就选择优秀的讲演稿推荐给“校园之声”，同时也推荐一些周记中的小论文，这样，能使学生轻松而愉快地发表作文。

第三层次是班刊。出版班刊《金秋》可谓是我的作文教学特色之一。迄今为止，我已拥有了十余本班刊。班刊栏目众多，内容丰富（每学期一期，每期100多篇），俨然正规出版物。它兼顾面广，或文章，或妙语，或照片，大多数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作品”。因此，它让每位学生爱不释手，可谓其喜洋洋者矣。公务员之家

小作家选刊范文篇10

评议包括作文打分和讲评。有的教师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比较苛刻，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小作家的标准去要求学生。有的学生，写了五六年的作文，却从来没有一次得过80分以上，难免心灰意冷。我打分喜欢“高高在上”，基本分为85分，比较好就得90分，高的可达95分甚至满分。同时，对学生不再“一视同仁”，对基础差一些的，降低标准，鼓励，鼓励，再鼓励。如果写“歪”了，就干脆不打分。至于评语，避免俗套，追求个性，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一针见血，饱含期望。我发现，每次发作文，学生都非常激动。他们不单关注分数，更关注老师的“看法”。

再说讲评，我主张写前不过分强调“章法”，写后则要博采众长。每周，我还会安排1节课用来交流周记、讲评作文。交流时，让学生勇敢地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品”。讲评时，既指出优点，也指出不足；有“面”上的总结，更有“点”上的突破。同时，我结合下水作文（1997年出版的《王秋珍下水作文集》中的老作文或新写的作文）以及当初构思、选材的经过进行指点。其间，更多的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的开放性评议，不仅输出知识信息，还输出情感信息，在讲评过程中，形成师生、生生互动，使师生情感更加融洽，同学关系更加和谐。在相互表扬中，获得作文的自信；在取长补短中，促进竞争。三、开放课堂

在应试教育的禁锢下，学生的生活范围只是校园小天地再加家庭鸽子笼，生活程式只是围绕读书这个中心环节的机械式动作，而生活内容则局限于课堂内外的无休止训练。这种紧张而单调的生活节奏，使学生全然丧失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去扩展生活的外延，去品味生活的内涵。这样，学生的作文只能是隔靴搔痒，闭门造车。

为克服这种弊端，教师首先要放开眼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严格控制课堂讲解时间，控制作业量，给学生松绑。为开拓学生视野，笔者专门在每周5节的语文课中设立一节阅读课，推荐学生看《小小说选刊》《散文》《科幻世界》《杂文选刊》《故事大王》等。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和摘记的方法。我还拿出自己订阅的报刊和他们互借，拿出自己的摘记本让他们传阅，使班级里借书、看书、摘记蔚然成风。在假期，笔者布置学生看名著，写读后感，既开拓了阅读领域，又提高了文学素养。当然，社会才是真正的大课堂。结合学校的“社会服务课”，我积极引导学生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比如：勤做家务、为群众写春联、用擦皮鞋的钱和贫困孩子结对子等。这样，既体察了小日子的质朴，又感应了大时代的脉动；既拓展了生活视野，又丰富了人生经历；既积累了素材，省去捉襟见肘之窘，又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情操。

二、开放过程

开放过程就是要把作文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其获得无拘无束的自主体验，放飞写作灵感，解放个性，做写作的自由人。在过程的开放中，我主要抓住两个方面进行。

其一，用周记训练快速提炼生活，指导学生写好友情、同学情、师生情、亲情以及对某事物的一点小看法等。如《父母的爱情》《老师的烦恼》《南瓜组长》《我有新妈妈了……》《大厨爸爸》《我看“韩寒热”》等，或情真意切，或妙趣横生，或见解独特，都是缘于周记给了学生新鲜的空气、广袤的空间。批阅时，我总是重在与学生情感的交流，是师长，似朋友，如切如磋。有时，为了得到我长长的“留言”，他们甚至暗暗搞起了“竞争”。周记，使学生抛弃条条框框，写己所想，乐在其中。

其二，通过作文培养反复推敲的习惯。作文，一般要和单元要求相一致，故重在培养审题、立意及修改的习惯。清代戏剧家李渔认为：“凡作传奇，当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愈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矣。”因此，我指导学生用“冷却法”修改作文，要求一鼓作气写好初稿，再留绐他们较长时间进行回顾修改。一篇作文，从开始构思到成文上交，往往要经历十余天时间。期间，我将修改作为“重点作业”布置。批阅时，先检查修改稿，将其和作文结合打分。此外，每个单元的作文训练都有参考题目，我总是鼓励学生另取题目，鼓励他们将一般记叙文写成小小说、散文。这样，能让学生稳中求活，并在自我修改中不断提高。

四、开放园地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任何活动都有一种企求达到成功的愿望。但倘若每次作文，“发表”的总是同样的几位学生，就会使其他学生自惭形秽，丧失信心，使这几位“稳坐钓鱼台”的学生骄傲自矜，缺乏积极的竞争意识；我的要求是，要让“每位”学生都品尝成功的美酒，又让他们不满足自我，不断跨越新的高度。

有人认为，要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发表”作文简直难于上青天。其实，也不难。这里也有个“层次”问题。

第一层次是作文展读会和班级墙报。每周一节的作文周记展读会，要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只要有闪光点，哪怕是一段，也不妨采用。每次“发表”十余篇，一个学期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此基础上，选择作文编出班级墙报，使文字可见可触，更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对于基础特别差的学生，选择特别精彩的一句在班级凡人佳句栏内“发表”也未尝不可。

第二层次是“校园之声”。“校园之声”作为学校广播站，能让学生的作文从班级走向学校。由于班上轮流开展了三分钟演讲，我就选择优秀的讲演稿推荐给“校园之声”，同时也推荐一些周记中的小论文，这样，能使学生轻松而愉快地发表作文。

第三层次是班刊。出版班刊《金秋》可谓是我的作文教学特色之一。迄今为止，我已拥有了十余本班刊。班刊栏目众多，内容丰富（每学期一期，每期100多篇），俨然正规出版物。它兼顾面广，或文章，或妙语，或照片，大多数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作品”。因此，它让每位学生爱不释手，可谓其喜洋洋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