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范文10篇

校训范文篇1

关键词：大学校训；大学生；德育教育

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校训不仅是学校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的高度概括，还是学校育人理念和文化传统的结晶，更是全校师生所须遵循和践行的价值观。它内在地规定着高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大学校训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加以重视。研究大学校训的德育功能，不仅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能对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德育的培养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和形式。

一、校训文化育人功能

（一）引导功能

“大学校训作为学校精神力量最深刻的体现，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一经确定，便会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1]它集中体现的是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主导文化和价值追求，并以此引导学校的育人方向和学生的实践活动，最终促使他们言行一致。

（二）激励功能

大学校训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内在的、持久的和深远的，它一旦引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就会变成一种强大的粘合剂，把校园文化中的每一个个体凝聚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和向心力，并不时给予每位成员强迫感和动力，以精神和文化的力量感染每位成员，激励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三）约束功能

大学校训对大学生提出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准则，使他们的行为按照施教者的要求去做，培养自身的责任感，在校训文化的约束和规范下培养和践行良好的品德，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努力学习，顺利完成学业，使自己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成长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二、山西某高校校训举隅

（一）校训释义

作者选取了一所省属全日制多科性本科高校，在多年的办学历程中，该校坚持文化育人，逐渐形成了“厚德博学慎思笃行”的校训，这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止于至善，求实创新，知行合一等核心价值取向的凝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厚德，犹大德。语出《周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淮南子·汜论训》亦谓：“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3]厚德载物的意思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礼记·中庸》十九章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4]《礼记·儒行》：“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4]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问过以后还要通过仔细考察分析，立足实际，为我所用。切不可邯郸学步，因袭古人，循表祖涉，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5]八字校训含义深远、意蕴无穷。它从“德、才、知、行”四方面规定了办学原则与目标，包涵着儒家传统优秀文化和时代精神，同时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气息，也引领着学校的发展。

（二）校训育人功能阐释

1.体现知行合一的导向功能。“厚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德之不厚，行之不远”，“坤德载物，德合无疆”，人的道德修养应该像深厚的大地一样容纳万物，唯有如此，才可越行越广，越行越远。“笃行”乃专心好学，学而行之。对于大学生来说，成才应先成人，优学应先厚德，厚德兼要笃行。唯有“厚德”，将“德”内化于心，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才可以“笃行”，将“德”外化于行，实现道德层面知行合一。“厚德”是将“德”内化于心。促进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是实现大学生知行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中，尤其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采取措施，使教育者传授的道德规范为大学生认同，这样他们才会按照道德规范去做。“信至诚行则果”，树立道德信仰是大学生道德行为的指南和动力，应该以道德信仰引导自我发展，获得精神自由，有更大的动力去追求更加道德、更加全面的自我。“笃行”是将“德”外化于行。大学生思维较为活跃，有较强的可塑性，应该鼓励他们广泛参加思想道德文化实践活动，比如“学雷锋”活动，关爱“空巢”老人活动，争当“社会义工”活动等，还可以鼓励大学生参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文化基地，使大学生在“行”中感悟生活、提高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以此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有效促进知行合一。2.塑造个人品格的激励功能。《荀子·劝学》云：“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6]君子要广泛地学习，并且经常把学到的东西拿来检验自己的言行，遇到事情冷静分析，积极处理，这样的话行为便不会有过失。“博学之，慎思之”，不断地学习之后，谨慎地思考，衡量自己行为的好坏。锻炼大学生意志品质要“博学”。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凡事要量力而行，制定目标要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遇到挫折时迎难而上，锻炼意志，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树立高尚的生活理想，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通过“博学”来获得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勇气，万难不屈的意志。锻炼大学生意志品质要“慎思”。大学生要培养理性的处事态度，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要思考并分析问题事件的来龙去脉，要思考并确认个人对问题的处理能力，要思考并分析如何动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支持系统来解决问题。如果已经完全尽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要思考该如何做好长期处理该问题的心理准备。3.重视行为规范的约束功能。树立大学生道德行为规范要“厚德”，在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强个人品德修养，以德立身，明礼诚信，学做真人，把追求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完善的人格和规范的行为作为成长的基石。树立大学生道德行为规范要“博学”，学习古今中外的知识，实现兼容并包，要以开放的胸襟融入世界，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使学生具有宽广的眼界、广博的学识和豁达的胸襟。树立大学生道德行为规范要“慎思”，要用心思考，审慎求真，大学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明辨是非，洞察真伪。树立大学生道德行为规范要“笃行”，要学有所得，努力践履所学，做到“知行合一”。在道德修养方面，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三、研究过程

为了更好地了解山西省某高校的育人现状，本文选取该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对网络调查问卷结果和部分学生访谈结果的统计和分析，旨在研究校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功能，并就校训文化通过何种途径来提高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展开探讨。

（一）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在山西某高校进行，于2020年6月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通过自愿填写的调查原则，针对校训文化现状、校训文化与学生德育教育等问题制定了不同的选项供调查对象选择，此外还随机电话采访了部分学生，询问了校训文化在学生德育教育中的应用情况等相关问题。

（二）结果与分析

1.统计结果。从系统后台整理数据可知，本次调查共有368人完成问卷，有效问卷354份，有效回收率96.1%。此外，随机电话采访35人。2.对校训文化现状的分析。通过对问卷的整理有如下结论：（1）学生对校训的认知度较高。在统计“请从下面选出我校的校训”结果时，有90.5%的被调查者能正确选出我校校训，9.5%的被调查者不能完整地选出我校的校训。”在回答“您知道学校校训的内涵是什么?”一题时，68.5%的被调查者都能清楚地知道学校校训的含义,14.5%的被调查者说不出来，或者只能说个简单的字面意思，回答不上其出处和深刻内涵。这说明校训在学生中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在随后的采访中，有学生表示平时很少听到校训或想到校训,对他们而言，校训并没有实际意义。部分被调查者甚至把学校的校训、学校精神和学校教风相混淆。在回答“您通过哪种途径了解到我校的校训?”一题时，选择“入学教育”和“教师教导”的学生占比例较多，这说明校训在学生中的宣传和普及力度不够，学生接触和了解校训的机会不多，学生关注度低。在笔者实地调查中也发现学校的校训标识和开展校训相关知识的学习机会也较少。（2）校园文化活动与校训的融合度有待加强。笔者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关于校训文化在德育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学校是否围绕校训或以校训为主题开展过系列活动？”一题，选经常开展的学生占了20.5%，偶尔有的占了38.5%，从来没有的占了40.6%，不太了解的占0.4%。在后续的电话访谈中，有75%的学生认为学校每年举办的文化活动内容很丰富，但缺乏与校训的融合，如果教师不去点拨和引导的话，他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一点。（3）对校训文化在学生德育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较高。调查显示，85.5%的被调查者认为校训文化在德育教育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回答“校训文化对个人和学校有什么作用时”，被调查者选“不太清楚”选项的比例分别10.2%和13.5%。认为校训文化对自己的道德教育认识有了明显提高的占70%，有80%的受访者认为校训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行为向导，在他们树立人生目标之后，一直在激励着他们并为之奋斗。

四、讨论与建议

从上文的调研可知，学校在校训宣传方面手段单一，与校园文化活动的融合度不高，缺乏影响力，效果也不太理想，加之学生对校训文化在德育教育中发挥作用持保留态度，这就严重影响了校训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德育功能的发挥和育人价值的实现。如何开展切合实际、符合学校发展定位且行之有效的校训教育，真正在学校育人过程中把“校训”落到实处，是推动高校校训德育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途径之一。学校宣传部门要充分认识校训的育人功能，加强对大学校训的宣传力度，在发挥学校所有师生主体作用的同时，更要让每一位大学生都能认识校训，铭记校训，增强对校训的关注度、认同感和对学校的归属感，要让校训内化为学生思想道德的价值标准。要以校训出处为引领，开展传统经典学习诵读，邀请相关专家开展传统经典讲座等，使学生熟知校训内容，了解校训内涵，认识校训背后的历史积淀和精神理念；要以校训内涵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尤其要抓住入学教育这一特殊时期，开展一些能彰显校训文化要求的学生活动，将校训文化融人到活动中，达到校训文化育人的目的；要以校训认同为目标，借助新媒体手段，让校训走进大学生的视野，如开展校训创意设计大赛，创造出和校训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创产品等，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增强对校训精神的感悟等，进一步增强他们对校训的认同感。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言传身教，以校训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言谈举止和仪容仪表，提高自身修养，用高尚的师德来感染和熏陶学生。另一方面要将校训内容和学生的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使校训内涵与精神真正贯穿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的教学中，发挥好校训文化规范激励的功能，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激励他们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努力使学生拥有“厚德博学慎思笃行”的优良品质。作为当代大学生，一定要明确校训的实际意义，加深对校训的理解，领会校训的精神，要时刻以校训精神激励自己，以校训原则管理自己，以校训约束自己，把校训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进而融入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张亚兰.中国大学校训的育人现状及路径研究[D].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6.

[2]杨天才，张善文泽著.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校训范文篇2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校训；历史演变；制度环境

一、校训演变及其相关研究

中国古代有校训之实而无校训之名。直至近代，自西洋移植而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出现“mot－to”实体及日本“校训”名称的传入，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校训概念才得以正式形成。“中国新式学校设定校训的做法深受西方学校文化的影响。”［1］大学校训作为“学校精神文化的历史沉淀”［2］，是其办学理念的集中表达，是凝聚和彰显大学精神的文化标识与载体［3］。大学校训承载着“引导师生修德践行，博审向学”［4］等教育使命，既是大学教育的目标也是大学教育的手段之一。因而，大学校训不仅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容而存在，更是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正因为大学校训的制度属性，一所大学的校训才会具有相当的历史稳定性，没有特殊的情况通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也正因如此，大学校训的演变才更加值得探究。从理论而言，大学校训应当遵循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免受时代场域的纷扰；但是从实践而言，大学校训所依托的组织载体———大学总是处于特定的时代场域，而使得大学校训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场域之中，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和历史事件，进而使校训演变成为一种必然。检索和分析“校训”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校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训本身的内涵、特征、功能、现状研究，以及中外校训的比较研究方面，而鲜少关注校训的演变问题。截至2018年8月，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上，检索主题词“校训演变”／“校训变迁”，剔除个别院校的介绍外，相关文献仅16条，其中以“‘校训’＋‘演变’”或“‘校训’＋‘变迁’”为篇名词的直接文献仅5篇。李翚以其收集到的中国最早大学及民国时期大学的校训、解放后时期的229条大学校训、21世纪以来新明确的48条校训为基础，分析了不同时期大学教育理念与大学文化的价值追求［5］。王彩霞对20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的演变、形式、内容和本质进行了专门探讨，并列出了三类特色校训：“形神一贯”的校训、“形变神聚”的校训和“无形有神”的校训［6］。其后又在《从校训的变迁看中国教育的变迁》一文中，以其收集到的1949年前156条校训和1949年后389条校训为样本，从校训形式和内容的演变分析了中国传统教育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历程［7］。这两篇文章有意将中小学校训与大学校训一同纳入研究视域。赵娟则通过官方文本、文学作品与民间口述的资料收集，对中国大学校训的起源、构成、所涉权力场域与功能变化等内容进行了专门探讨［8］。已有研究成果涉及校训演变包括大学校训演变的多方面内容，但主要集中在演变历程的梳理与现状的统计，对部分存在的问题缺少更为深入的分析。此外，在校训样本的收集上主要以作者收集到的校训文本为主，缺少明确的统计范围。本文再次聚焦中国大学校训演变问题，以“双一流”建设工程所涉的137所高校为研究对象，收集其校训文本及其官方阐释等相关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并尝试运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对其形成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校训建设的优化思路，以期能够为大学的内涵式发展注入精神力量。选择“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一是有助于明确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样本范围，二是这些高校中既包括百年老校，又涵盖多个高校类型，具有一定代表性，三是这些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校训制定行为更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其他高校校训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历程回溯

已有校训演变研究主要是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校训进行统计和分析，本研究则聚焦于“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对其前身高校校训及其演变至今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与分析。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其校训演变的阶段性与国内学者李翚基于总体校训研究总体比较一致，由于本研究收集资料中并无1949年确立校训的资料，故将其分为20世纪初—40年代、20世纪5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一）20世纪初—40年代：吉光片羽而熠熠生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或高校，乃是由近代西方大学概念演化而来，而最早的一批大学或高校，创办于清末及民国初期。在这一时期创办的高校，至今通常已逾百年或有近百年历史。清末时期的大学校训开中国大学校训之先河。清末，朝廷腐败无能，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爱国志士奋起图强，探求“教育救国”之道。1900年，今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共同前身东吴大学创办，并提出中英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UntoAFull－grownMan”。1905年，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并采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1909年，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期，提出校训“勤俭敬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办学时代结束。民国时期的大学校训异彩纷呈。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随后一系列有关大学发展的法令相继颁布，启动了早期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多所高校亦陆续制定各自的校训。1914年，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从梁启超《论君子》演讲中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1915年，天津大学首任校长赵天麟确立“实事求是”为校训，并承继至今。1923年，北京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纪念册上首次出现“知行”标识。1928年，今西南大学前身以时任校长甘绩镛先生所题“含弘光大，继往开来”为校训。此外，还有部分高校更改了早期校训。1933年，原南洋公学在国立交通大学时校训为“精勤，敦笃，果毅，忠恕”，1937年其编印的《交通大学一览》上出现新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1936年，今河南大学前身镌刻“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校训于其正门内侧门楣。1937年，原国立音乐学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首次公布校训“和毅庄诚”。1939年，今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工学院确立“公诚勇毅”为校训。1939年，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在其《国师季刊》中记载校训为“仁爱精勤”。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相继制定和颁布了自己的校训，制定校训一事已不再新奇，各校校训形式多样，内容异彩纷呈，鲜有重复和雷同，呈现出个性化取向。分析这一时期校训的具体内容及其提出主体发现，由本国创办的早期大学当时提出的校训多由身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所提出，多以认识论为基调，强调研究和传播高深知识，增广识文，追求真理为重。但也存在部分校训以道德论理念为内在支撑，“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倾向”［9］，如“勤朴忠实”（上海海洋大学，1914年）；又或以政治论理念为旨归，学担当的社会使命，如“经济匡时”（上海财经大学，1934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校训多遵循某单一逻辑，而较少同时涉及两种逻辑及以上。（二）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平白朴实成主流。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出于促进社会建设发展的需要，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众高校纷纷创办，但这些新建高校除外交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较少在建校初期便确立自身校训。后在1952年以前苏联“专才模式”为模板开展的全国院校大调整以及“十年”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高校一度成为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全国高校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指针，鲜有基于认识论的新校训提出。”至20世纪90年代，众多高校确立的校训仍纷纷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取向。除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极少数高校以外，“双一流”建设高校前身多以“团结”“求实”“博学”“勤奋”等为核心词汇的口号式校训，缺少鲜明的个性色彩。1982年，今河海大学前身华东水利学院，确立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1985年，新疆大学在其1938年所立校训“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基础上凝练新校训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1989年，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以时任财政部部长王炳乾所题“忠诚、团结、求实、创新”作为新校训。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立“实事求是”校训石。1993年，东北师范大学正式确定“勤奋创新，为人师表”为校训。199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确立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1996年底，制定校训“至诚至坚，博学笃行”，于1988年题写。1999年，中国矿业大学确立“开拓创新，严谨治学”为校训。此外，今南京林业大学自1991年至2011年期间亦曾启用校训“团结、朴实、勤奋、进取”。分析“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这一期间所订立的新校训可见，这些校训总体上以政治论为基调，往往强调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增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时展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论色彩有所淡化，多元化趋势加强，政治论多与道德论、认识论结合使用。但是，纯粹基于认识论逻辑订立的校训仍较为少见。（三）21世纪至今：复古与创新并存，迎来校训变更新契机。21世纪以来，“校训的发展又迈入了更为辉煌的阶段。不少学校公开征集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校训”［10］，现今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亦在此列。这一时期的校训订立呈现出两种取向：一为复古取向，即寻根溯源，回归某一时期的老校训进行重新释义或在老校训的基础上略作修改；二为创新取向，订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校训。双重取向的校训重订举措，打破了先前校训高度同质化的局面，大学的校训文化迎来新发展。复古取向的校训重订多见于办学历史悠久、几经更迭的老校当中。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回归某一历史时期的老校训并重新释义或在老校训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体现了大学的寻根意识与文化传承的情结。前者如，2002年，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决定恢复其老东南大学时期的校训“止于至善”；200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其建校70周年暨合校5周年纪念之际，恢复国立西北农学院时期所立校训“诚朴勇毅”；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决定恢复启用其于1937年公布的老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后者如，2001年，湖南大学在其1917年校训“实事求是”基础上修订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2004年，南京农业大学取前身中央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另一前身金陵大学“诚真勤仁”中各两字，以“诚朴勤仁”为新校训；2012年，南京林业大学在其办学110周年暨建校60周年之际在其中央大学时期校训“诚朴雄伟”的基础上增加“树木树人”，形成新校训。创新取向的校训。2003年，国防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前夕，以同志所题“厚德博学，强军兴国”为校训，突出军事类院校特色。同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确立“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为校训。2005年，哈尔滨工程大学确立校训“大工至善，大学至真”，内含“工学”二字。同年，江南大学亦确立校训“笃学尚行，止于至善”；翌年，东北林业大学确立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考察该校时所题“学参天地，德合自然”为校训；2009年，兰州大学在建校百年之际确立“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为校训；2010年，北京理工大学确立“德以明理，学以精工”为校训；2012年，广西大学确立“勤恳朴诚，厚学致新”为校训等。这一时期，工会与教代会、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等校内外组织和群体更多地参与校训的订立活动当中。新订立的校训多基于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的逻辑，少数兼有政治论逻辑“德以明理，学以精工”“求真至善”“博学笃行，明德亲民”“笃学尚行，止于至善”“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等新订立的校训，重“学”亦重“德”；而像“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等校训，则不仅看重“德”“学”，亦十分注重其现实的功用。

三、“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趋势与展望

囿于资料所限，本研究重在考察高校订立或变更校训的行为及其带来的校训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而无意对各个阶段以上高校所用校训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收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历史校训、现行校训订立资料，得到不同历史时期部分高校首次确立或变更后的校训。（一）“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句式偏好转变。20世纪初至40年代期间，所新订立的校训形式多样且以四字一句式居多，并出现五字两句、三字两句等句式校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全国高校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指针”［1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订立的校训更加偏好四字两句式和两字四句式，且少有句式创新；21世纪以来，新订立的校训最偏爱四字两句式，四字一句句式有所增加，对两字四句式校训偏好骤降。这种变化说明，以上高校校训句式经历了从“四字一句”到“四字两句”“两字四句”再到“四字两句”为主的偏好转变过程。在经历多重转变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当下“双一流”建设高校现行校训以“四字两句”式、“两字四句”式为主，“四字一句”式与少数其他句式并存的局面。可以看出，高校在最新订立校训时正在努力避免使用“两字四句”式校训，更加注重古典式箴言的凝练；“四字两句”式校训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占据主流地位；其他句式校训将会有所增加，校训句式将更加多样化。（二）“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高频词的变化。20世纪初至40年代，新订立的校训除自强不息出现2次外鲜有重复；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则高度同质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众多高校指针；20世纪80、90年代新订立校训用词上多为“创新”“求实”“团结”“求是”“博学”等；21世纪以来新订立的校训更加偏好“博学”“求真”“笃学”等。这说明，21世纪以来重新订立校训的高校有意改变校训的白话之风，回归大学的知识本性。尽管“双一流”建设高校现行校训中“创新”“求实”“团结”等词汇仍然占据高频词的前几位，但是随着21世纪订立新校训风潮的扩散，高校未来校训词汇的使用上，“创新”“团结”等词有望减少，而“博学”“求真”“笃行”等词汇可能继续增加；同时将会出现更多新的高频词汇，但是重复概率不会太高，故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化问题将会有所改观。（三）“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订立主体转变。校训作为高校的文化制度内容，其订立的主体在形式上都是高校，但是究其校训内容的确切来源与确立的过程来看，其涉及的主体除了高校自身，还受到了非高校主体因素的显著影响。高校自身内部确立校训的关键主体也不尽相同。20世纪初－40年代，校训订立和变更的主体多为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时任校长、校务组织及相关负责人，而少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及校内其他组织等。这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创办院校建校初期制定校训本身就不多见，另有部分院校校训制定情况亦不甚清晰。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校训高度同质化，鲜少有新校训的提出；20世纪80、90年代，时任校长与校务组织及相关负责人、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成为这一时期订立新校训的两大主体，校内其他组织或群体在校训订立中的作用亦有所显现。21世纪以来，时任校长、校务组织及相关负责人，校内其他组织或群体成为订立新校训的两大主体，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对订立新校训的影响有所减弱。从后续发展情况来看，建校初期由创办者或首任校长制定的校训对于高校现行校训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建校初期制定校训的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本身在高校历史文化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创办者或首任校长多为201声望卓著的教育家，他们对大学理念和校训有着明确定位和深刻理解。总体而言，讨论和确立新校训正逐渐成为高校民主管理范畴的事务，涉及教代会、工会等，而不再仅仅是校长或少数校务相关组织的事情，体现了校训订立主体的多元化、订立途径的民主化趋势。

四、“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主要问题的思考

校训范文篇3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而产生，反映了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集中体现了大学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理念，引领大学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内涵。其中，受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中国大学校训，尤其体现出“厚德载物”、“乐群贵和”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大学;校训;价值取向;伦理思想

一、“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中国大学校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儒家经典著作，蕴含了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等。这些校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反映了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用“道德”将个体与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将“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蔡元培先生指出:“德育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始终是最重要的人性因素和追求目标，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值”，底下无心符，郭沫若原释“值”为征伐，后在《文史论集》中认定说:值殆古德字。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八辑上的《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一文认为“值”与“伐”相通，是就征伐的结果而言的，“值”又与“得”相通，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在灭商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厥邦厥民”的伟大显赫业绩“德”(巫显德)，把这种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为“德”，反过来，认为有了这种“德”，就会获得“中国民越疆土”(《尚书·梓材》)，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使“德”获得了道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德”这一概念又有了发展，孔子将“德性”总结为“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无常”即“仁义礼智信”(《论语·阳货》)孟子言道“孝弟忠信”(《孟子·梁惠王上》)。“德”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备要求，也成为儒家追求的教育目标，儒家正是围绕“成德之教”来构建教育体系。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正德”，……“正德”，就是端正品德、提高品德。一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自强不息，修身养德，才可以承载万物，这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厚德”之教。“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当“与天地合其德”，天的德性是生生不已，运行不息，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负载和养育万物，地是顺着天的，君子要效法地的德性，用深厚的德泽容纳万物，具有宽厚仁爱的德性。梁启超先生对“厚德载物”解释为:“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深厚的德性，目的是为了托载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伦理思想对人格健全的一种特有诊释。“厚德”普遍出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并非偶然，从古代太学、国学、书院、学堂，乃至近现代大学，无不以“厚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如何做到“厚德”也成为千百年来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

“厚德载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基本精神，要求以博大宽容的道德胸怀包容万物，使大学师生以德立身，以高尚的道德来传承和弘扬人类的美德。中国大学校训中以“德”为首、以“‘德”为魂的思想反映了大学“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大学校训“厚德”的内涵不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为了强国兴邦，提出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自强不息，使中国强大起来，因而此时的大学校训大都引用儒家经典.继承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反映出“厚德”的价值取向，而且突出体现了“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大学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大学校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德”也赋予了“五讲”、“四美”等新的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及至“”结束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大学校训进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时代，校训由统一、单调的词句转变为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涵的名言警句，对中国传统“德性文化”全面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和“超越”，“厚德”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正如湖南工业大学王汉青教授认为:“厚德博学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一贯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了时代的强烈要求”。

二、“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

中国许多大学校训都使用了“团结”、“乐群”、“和而不同”等词语作为校训，突出了“和”的思想，强调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北京工业大学校训“团结，勤奋，严谨，创新”、北京理工大学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北京邮电大学校训“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湖南工业大学校训“厚德博学，和而不同”，都折射出我国大学校训“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中国重“和”的传统伦理思想，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且哲理深刻的和谐思想理念。儒家把天、地、人看成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重于权利，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使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根源于中国早期农耕文明，与中国早期人类的物质生活状态和血缘宗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和’的观念是中国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农耕之和—人伦之和—身心之和的发展过程。”从辞源学的角度看，“和”之为字，在先秦经传中有三种字形，一为“昧”，从禾从口，其口字或在禾字之左，或在禾字之右。口，《说文》曰:“口，人所言、食也。”和字是在禾与口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禾是对农作物生产状态的外观描摹，意思是成熟的穗。((说文》释“禾”时说:“禾，嘉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表明了人同农业生产之间的物质联系，意思是禾满足了人(之口)之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满足、符合的意思。二为’‘瓤”，此多见于甲骨文中，从字形看，瓤字从“禽”从“禾”，《说文》:“禽，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禽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解”以左旁的“禽”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三为“益”，从禾从皿，(说文》:“从皿而禾声”。”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或调味器，“益”讲究饮食之和，不但要求果腹之饱，而且向美味发展。因此，风调雨顺之和、五音之和(献)以及五味之和(秃)，是一种“农耕之和”，是一种人与自然之和。

“可以说，和观念的发展在三代既涉指了自然界风调雨顺之和、音乐的五音之和、饮食的五味之和，同时还涉指到了社会的人伦之和。”人与社会之和是“和”的另一种形态，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本于阴阳和合，宇宙万物都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和谐是宇宙的最佳秩序。正如《周易·乾·象卦》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可见，人类应该顺应天地，根据阴阳和合把握万物的本质，建立人与天地之间和合的伦理道德，才能使人与天地、万物乃至自身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和合，这是一种人与社会之和。儒家的这种“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身心之和，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要是能做到有学问有道德，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就达到了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正如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要达到人的身心之和，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一个人要保存本心，修养善性，实现天道的要求，无论寿命长短，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生立命了。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通过道德学问的提升而达到身心内外的和谐，最终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当然，儒家强调的“和”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合，而是主张在道德的规范下，有原则、有差别的统一。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可见，“和”是对立物的统一性，是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起到对立物间“相济”、“相成”的功能。“同”则是相同事物的排比，不可能产生相互补充的整体效应，儒家伦理思想“贵和”的价值取向是求大同，存小异，同异互补而发挥最强的整体效应。

人与自然和谐的“农耕之和”，人与人和谐相处，保持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人与社会和谐的人伦之和，人自身内外的身心之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大学校训在创制、变迁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协调了各种内外矛盾与关系，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和理念。“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爱国，忠于祖国，立志“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替国分忧，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百年来，大学校训受儒家“乐群贵和”思想的影响，追求社会群治的传统和谐理念，在不同时代昭示了受教育者的人格和人生追求，在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压迫的旧时代，表现出团结一心、抗击外辱、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新中国建立后，反映了万众一心、相互协作，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万丈豪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和”的内涵作出了最全面的诊释，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理念，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人内心的和谐，以和谐为纽带，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有序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止于至善”也被众多大学引为校训，如东南大学的校训就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训是“大工至真，大学至善”、河南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河南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止于至善”、华东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将“至善”作为追求的终级目标，要求以“至善之教”为核心，实现个体由凡人到圣人的理想追求，大学校训诊释、传承、吸收了这种大学之道，反映出“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止于至善”出自《大学》，《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高足曾子所作，北宋程颐将原文章次做了改动，南宋朱熹又据二程所定，作《大学章句》。《大学》继承了孔孟的思想，提出了被中国历代奉为圭泉的教育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善”非常重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善”字，《说文解字》云:“吉也，从言羊，此与义美同意。”段玉裁释云:“羊，祥也，故此二字从羊。”可见，“善”由“羊”和“二言”组成，义为“吉”和“美”，解释为人与人之间互道羔羊的甘美，也可以引申为人与人互相祝福的吉样话语。可以说，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善”来表达。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周易》中讲，“君子以抑恶扬善”;老子说，“上善若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恶矣”;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认为的“善”究竟是什么?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朱熹注释道:“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明善与恶是对立的。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又论音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还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恰》)在这里，孔子用“善”表示一种趋势，即万物从目前的状态向美好的状态过渡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就是善。“至善”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境界，要求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静;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意思是说，在一家中，作为父亲的善是“慈”，作为子孙的善是“孝”;在一个国家中，作为君王的善是“仁”，作为臣子的善是“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善是“信”。“仁”、“敬”、“孝”、“慈”、“信”就是儒家认为的“至善”。孟子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可以说，儒家的“至善”包括“亲”、“义”、“别”、“序”、“信”。

可见，“善”是一种向美好状态过渡的趋势，而“至善”一方面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向完美过渡的一种趋势。在教育过程中，要以至善为最终目标，使“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经过教化自觉的从“善”达到高层次的“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汉郑玄《十三经注疏大学》注“止，犹自处也。”朱熹云:“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物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意思就是在教育中不断追求“至善”，达到“至善”为止的一种理想境界，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要以“至善”作为目标追求，并把达到“至善”的价值目标作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大学的理念就是不断修养内在的德性，然后以明德教化民众，使之除旧布新，通过这样的内在修为和外在事功，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

校训范文篇4

小时候的我，就已经对中国这个称谓毫不陌生。因为爷爷就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年代，他们对待党组织是有着无比纯洁，崇高的情怀。我总是能听爷爷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那遥远的革命气息，白墙灰瓦下的红色战争，成为了我童年的深刻记忆。青少年时期，我的思想行为更被我的父亲所影响。他经历过军营的洗礼，总是常在我面前自豪的提起他一入部队就被第一批选为员的事情。在他的心中，入党是一生中最光荣的事。而我，是在和平年代出生，成长，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但也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的祖国巨大的变化。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在心底有了对党执着的追求。当学生期间加入中国共青团之后，我对党的认识也越发的全面，感情也在逐步加深。从最初的幼稚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了为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性认识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迫切需要，我们除了继续学习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等建设性的文件之外，还应该秉承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了解党的有关最新政策，始终“抓紧，抓实，抓好”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的思想理论修养水平时时刻刻与党靠拢，保持一致。科学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于发展的价值观，它明确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发展，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自然、经济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各项方案、措施更符合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怎样做到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呢，我认为必须要做好各项实践活动。在学习和工作中领会科学发展的精髓，在处理、协调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坚持党的纲领政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群众。特别是我们学生，更应该加强学习好本职工作的概念，把专业知识和国情建设相结合，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

校训范文篇5

小时候的我，就已经对中国这个称谓毫不陌生。因为爷爷就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年代，他们对待党组织是有着无比纯洁，崇高的情怀。我总是能听爷爷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那遥远的革命气息，白墙灰瓦下的红色战争，成为了我童年的深刻记忆。青少年时期，我的思想行为更被我的父亲所影响。他经历过军营的洗礼，总是常在我面前自豪的提起他一入部队就被第一批选为员的事情。在他的心中，入党是一生中最光荣的事。而我，是在和平年代出生，成长，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但也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的祖国巨大的变化。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在心底有了对党执着的追求。当学生期间加入中国共青团之后，我对党的认识也越发的全面，感情也在逐步加深。从最初的幼稚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了为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性认识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迫切需要，我们除了继续学习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等建设性的文件之外，还应该秉承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了解党的有关最新政策，始终“抓紧，抓实，抓好”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的思想理论修养水平时时刻刻与党靠拢，保持一致。科学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于发展的价值观，它明确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发展，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自然、经济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各项方案、措施更符合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怎样做到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呢，我认为必须要做好各项实践活动。在学习和工作中领会科学发展的精髓，在处理、协调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坚持党的纲领政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群众。特别是我们学生，更应该加强学习好本职工作的概念，把专业知识和国情建设相结合，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

校训范文篇6

本文作者：毛殊凡工作单位：教育部社科中心

大学校训是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传统的精髓。大学校训文化特质，笼统地说主要体现在校训内容上，或说校训所提倡的思维方向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校训内容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如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或者体现学校特色（如中国政法大学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或体现文化传统（如西南大学的“含弘光大，继往开来”），或体现培养目标（如中国科技大学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或体现社会责任（如中国农业大学的“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等，或是以上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在我国，作为多方面内容综合的大学校训比较多且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是如此。然而，这种笼统的对校训本质的认识仍很肤浅，只有把校训与文化本质或内涵结合起来分析，才能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培养有文化的人的地方。如果一所大学培养的人有知识而无文化，这所大学的办学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也可以说它不再是所学校或失去学校的功能了。因此，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组成部分的大学校训，其本质内在地包含文化本质之中，必须从文化角度把校训当做文化事项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对大学校训文化特质的分析，要更多地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方面来论述。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或人所创造的一切。这里，经济（物质）、政治（制度）都可以归于文化范畴，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基本一致。狭义的文化指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观念形态的东西。这里，文化同政治和经济划分了界限，三者一起构成社会基本结构。这种广义狭义的文化观点，显然难以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文化现象现实存在的纷繁复杂。不同的文化概念反映着人们对文化现象认识的不同。由于文化现象直接或间接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多学科从不同角度给予文化不同定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界说也存在很大差异。仅从学科方面来看，哲学上的文化观念更多地从广义文化概念上去理解，具体学科的文化观念更多地从狭义文化概念上去理解。如陈佳洱院士认为，文化系统包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文化是在人类面向自然界的认识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是科学知识、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的总和；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发展自身价值、求得精神自由、寻求人类和谐的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文化。［2］这大致是在上述狭义的范围内理解文化概念。对大学校训进行全面的文化分析，必定涉及文化与人（广大师生）、文化与社会（与学校相对应相区别的社会和学生的家庭）、文化与政治（学校行政管理等）、文化与历史（包括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校史之外的历史）等诸多关系。但是，文化就是文化，而不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社会、政治、历史，或其他什么。大学校训研究既是文化研究，就应当同与文化关系密切的研究（如人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德育研究等）区别开来。因此，对大学校训文化本质内涵及具体事项的分析，应该倾向于（或更多地）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方面来论述。“文化”一词，在汉语文献中最早见于汉刘向《说苑•指武》“文化不改”句，在汉语词源学上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易传》“人文化成”语。不过，人文化成也好，文化不改也好，在词源学上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并无直接关联，因为文化这个词本来就不是古代汉语词源词，而是外来词Cultura在20世纪初从欧洲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最早以文化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由于现代文化学是从文化人类学分化发展而来（我国学科专业分类中文化学科就归在文化人类学门下），现代文化概念一般就以文化人类学的定义为基准。被称为文化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Tylor），在1871年给文化下了个比较经典的、影响广泛的、至今仍最为文化人类学界比较普遍接受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3］（P4）换句话说，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后来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对泰勒定义做过修正，或提出其他定义。如对我国文化人类学影响巨大的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4］（P4）泰勒定义可作为我们对大学校训做文化考查的借鉴。应该说，限于文化研究的发展，泰勒文化定义依然不够完善，但我们可以在这种不完善中求完善。泰勒文化定义实际上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包括人们的文化纵论行为类型或方式。把大学校训作为文化事项来看，泰勒文化定义中关于思想观念及行为类型或方式的内涵，也正是当下我国大多数大学校训制定时所必不可少的内涵。但是，泰勒文化定义却不包括器物或说物质文化方面的内容。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也正是大学校训作为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与校园人文景观、历史或标志建筑、特色校园大门等同样作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这类器物或说物质文化的东西相互区别开来的本质不同：校训本质上是通过文字表达的精神的东西而不是器物或物质的东西。尽管表达校训精神的文字本身可以是物质载体，但其作为物质载体功用时仅仅是校训表面的可变化的东西，而文字载体形式下所包含的精神内容才是校训的精神实质即文化特质。因此，大学校训文化特质在于校训是作为“文化传统、文化精神”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器物或其他物质形式的东西而存在的。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5］（P695）在这里，把文化“当作观念形态”，“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可见，我们对大学校训作为“文化传统、文化精神”而存在这一文化特质的分析和认识，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从文化本质上对大学校训文化特质内涵进行分析，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校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就大学校训文化研究来说，在对大学校训文化特质内涵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把校训研究作为文化研究应该把握的主要维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现实具体研究主题与方法的表现上是丰富多彩的。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当代人们对文化一词一般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意义之一）；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意义之三）。［6］（P4）这里其实给出了人们经常从事文化研究的三个不同的主要维度。由此，意义之一的文化，通常是人文学者的探讨事项；意义之二的文化一般是运用田野作业和社会调查方法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所考察的对象；意义之三的文化主要是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方法的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哲学家则在更高的理论思维层面上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文化进行研究。作为从事大学校训文化研究的人们也是来自多学科的，大家可以从各自学科出发以不同文化角度用不同文化研究方法对我国大学校训进行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校训文化本质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本质的相对正确认识之上（比如上述的3个主要维度）。否则，校训研究有可能多走弯路甚至南辕北辙。

我们强调大学校训的文化特质，目的是使我国大学校训建设要有文化特色，通过凸显文化本质促进校训文化建设，从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当前来看，大学校训建设要真正做到凸显文化本质，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挖掘历史文化底蕴。一所大学校训的形成与提炼，若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并经得起历史检验，那么这样的校训往往是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如清华大学校训取自于梁启超1914年演讲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7］复旦大学在1915年选定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8］中山大学由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写的校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9］东南大学在2002年百年校庆时恢复的由第一任校长郭秉文（1921年）提出的校训“止于至善”，［10］（P322）已伴随各校历经近百年变迁发展，其文化内涵主旨依然，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焕发旺盛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更增强了历史文化底蕴。当然，引经据典经常是很多大学使校训历史文化底蕴更为厚实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之一。上述几所大学的校训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分别为《周易》（清华大学）、《论语》（复旦大学）、《中庸》（中山大学）、《大学》（东南大学），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中国古籍中的经世格言，以此教育学生做人、做学问的道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校训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表现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校训会发生相应的表述变化甚至内容调整，但在历经长期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巨变后，校训的根本精神内涵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和稳定，甚至连字面的表述形式也丝毫不变。比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从建校之初不久的1914年提出至今近百年时间里，尽管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和阐述，但其基本内涵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同志说：在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一代又一代清华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顽强拼搏、真诚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了突出功绩”。［11］二是铸就时代文化烙印。20世纪上半叶，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就包括文化建设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论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个“新文化”问题。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5］（P708～709）可见，文化建设一定要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要打上时代烙印。清华大学所沿用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强调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道理。过去五千年，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历经挫折而不屈，靠的就是这种发愤图强、矢志不渝、刻苦勤奋、自立自强、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精神。清华大学正是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在积弱积贫的中华大地上自强不息，延名师，添设备，尚民主，创名牌，经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无论政局如何动荡，始终稳步有序不断发展，开清华一代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南翔校长特别提出授学生以“猎枪”而不是“干粮”，创新学风依旧，优良传统不失。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1985年就提出要“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并在世纪之交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其中“综合性”是基础，即要继承和发扬学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学科综合实力。[12]（P98）处于伟大民主革命时代的孙中山，为了革命需要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1923年到1924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被立为校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中山大学十字训词，是孙中山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在我国高等教育近代思想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体现文化传承创新。中国文化历来十分重视创新，大约集成于西周初期的《诗经•大雅》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同志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大学校训建设体现文化传承创新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前面论述的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和铸就时代文化烙印的问题，其实说的也是大学校训建设要体现文化传承创新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说，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偏重于文化传承，铸就时代文化烙印则偏重于文化创新，但挖掘本身也是创新，铸就本身也是传承。因此，大学校训建设的传承和创新是相互统一的。除了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和铸就时代文化烙印，大学校训建设体现文化传承创新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要真正做到凸显大学校训自身文化特色。清华、复旦、中山3所大学的校训都各具浓郁特色。其他许多大学也拥有各具特色的校训。如彰显专长特色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道明了师范教育的目标和教师的职业特点；海南大学的“海纳百川，大道致远”，在彰显学校自己宏大气度远景抱负的同时，巧妙地在句首暗嵌了“海大”二字。校训建设要有自身鲜明特色，必须科学与人文并进，继承与创新结合。但是，当代我国部分大学在校训建设时缺乏对本校历史及校训本身的深入研究和对本校现实发展的敏锐判断，在特色提炼和创新追求上做得不够。这些大学的校训或雷同平庸或空洞陈旧，个性不显、似曾相识，过于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形式与内容及校情的内在有机融合。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13］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这就是温总理眼中大学独特的灵魂，也同样是大学校训文化建设中体现文化传承创新所必须追求的。四是丰富文化育人内涵。《易传》“人文化成”一语就表明文化具有育人功能。挖掘和深化大学校训的文化育人内涵，有利于增强校训文化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价值观，有利于发挥高等教育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11］大学校训文化建设与大学育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源于校训文化融理想信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为一体，具有价值导向、教育熏陶、规范激励等育人功能。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在强调个人的品行道德修养上就包含着深刻的内涵，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对于广大师生而言，大学校训文化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内含着广大师生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因此，校训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以引导、培育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目标。大学育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人、启发人,解决人的立场、观点和思想问题,提高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就是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要在着力深化大学校训在文化传承中的深刻内涵中积极发挥校训育人作用，并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大学校训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凝聚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从而形成一个既有核心、有主导，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校训范文篇7

摘要：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创建而产生，集中体现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个性、精神理念和伦理内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使大学校训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同时，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斌予新的内洒，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而产生，反映了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集中体现了大学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理念，引领大学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内涵。其中，受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中国大学校训，尤其体现出“厚德载物”、“乐群贵和”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一、“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中国大学校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儒家经典著作，蕴含了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等。这些校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反映了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用“道德”将个体与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将“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蔡元培先生指出：“德育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始终是最重要的人性因素和追求目标，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值”，底下无心符，郭沫若原释“值”为征伐，后在《文史论集》中认定说：值殆古德字。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八辑上的《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一文认为“值”与“伐”相通，是就征伐的结果而言的，“值”又与“得”相通，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在灭商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厥邦厥民”的伟大显赫业绩“德”(巫显德)，把这种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为“德”，反过来，认为有了这种“德”，就会获得“中国民越疆土”(《尚书·梓材》)，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使“德”获得了道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德”这一概念又有了发展，孔子将“德性”总结为“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无常”即“仁义礼智信”(《论语·阳货》)孟子言道“孝弟忠信”(《孟子·梁惠王上》)。“德”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备要求，也成为儒家追求的教育目标，儒家正是围绕“成德之教”来构建教育体系。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正德”，……“正德”，就是端正品德、提高品德。一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自强不息，修身养德，才可以承载万物，这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厚德”之教。“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当“与天地合其德”，天的德性是生生不已，运行不息，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负载和养育万物，地是顺着天的，君子要效法地的德性，用深厚的德泽容纳万物，具有宽厚仁爱的德性。梁启超先生对“厚德载物”解释为：“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深厚的德性，目的是为了托载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伦理思想对人格健全的一种特有诊释。“厚德”普遍出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并非偶然，从古代太学、国学、书院、学堂，乃至近现代大学，无不以“厚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如何做到“厚德”也成为千百年来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

“厚德载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基本精神，要求以博大宽容的道德胸怀包容万物，使大学师生以德立身，以高尚的道德来传承和弘扬人类的美德。中国大学校训中以“德”为首、以“‘德”为魂的思想反映了大学“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大学校训“厚德”的内涵不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为了强国兴邦，提出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自强不息，使中国强大起来，因而此时的大学校训大都引用儒家经典.继承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反映出“厚德”的价值取向，而且突出体现了“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大学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大学校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德”也赋予了“五讲”、“四美”等新的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及至“”结束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大学校训进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时代，校训由统一、单调的词句转变为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涵的名言警句，对中国传统“德性文化”全面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和“超越”，“厚德”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正如湖南工业大学王汉青教授认为：“厚德博学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一贯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了时代的强烈要求”。

二、“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

中国许多大学校训都使用了“团结”、“乐群”、“和而不同”等词语作为校训，突出了“和”的思想，强调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北京工业大学校训“团结，勤奋，严谨，创新”、北京理工大学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北京邮电大学校训“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湖南工业大学校训“厚德博学，和而不同”，都折射出我国大学校训“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中国重“和”的传统伦理思想，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且哲理深刻的和谐思想理念。儒家把天、地、人看成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重于权利，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使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根源于中国早期农耕文明，与中国早期人类的物质生活状态和血缘宗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和’的观念是中国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农耕之和—人伦之和—身心之和的发展过程。”从辞源学的角度看，“和”之为字，在先秦经传中有三种字形，一为“昧”，从禾从口，其口字或在禾字之左，或在禾字之右。口，《说文》曰：“口，人所言、食也。”和字是在禾与口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禾是对农作物生产状态的外观描摹，意思是成熟的穗。((说文》释“禾”时说：“禾，嘉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表明了人同农业生产之间的物质联系，意思是禾满足了人(之口)之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满足、符合的意思。二为’‘瓤”，此多见于甲骨文中，从字形看，瓤字从“禽”从“禾”，《说文》：“禽，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禽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解”以左旁的“禽”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三为“益”，从禾从皿，(说文》：“从皿而禾声”。”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或调味器，“益”讲究饮食之和，不但要求果腹之饱，而且向美味发展。因此，风调雨顺之和、五音之和(献)以及五味之和(秃)，是一种“农耕之和”，是一种人与自然之和。

“可以说，和观念的发展在三代既涉指了自然界风调雨顺之和、音乐的五音之和、饮食的五味之和，同时还涉指到了社会的人伦之和。”人与社会之和是“和”的另一种形态，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本于阴阳和合，宇宙万物都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和谐是宇宙的最佳秩序。正如《周易·乾·象卦》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可见，人类应该顺应天地，根据阴阳和合把握万物的本质，建立人与天地之间和合的伦理道德，才能使人与天地、万物乃至自身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和合，这是一种人与社会之和。儒家的这种“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身心之和，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要是能做到有学问有道德，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就达到了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正如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要达到人的身心之和，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一个人要保存本心，修养善性，实现天道的要求，无论寿命长短，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生立命了。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通过道德学问的提升而达到身心内外的和谐，最终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当然，儒家强调的“和”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合，而是主张在道德的规范下，有原则、有差别的统一。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可见，“和”是对立物的统一性，是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起到对立物间“相济”、“相成”的功能。“同”则是相同事物的排比，不可能产生相互补充的整体效应，儒家伦理思想“贵和”的价值取向是求大同，存小异，同异互补而发挥最强的整体效应。

人与自然和谐的“农耕之和”，人与人和谐相处，保持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人与社会和谐的人伦之和，人自身内外的身心之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大学校训在创制、变迁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协调了各种内外矛盾与关系，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和理念。“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爱国，忠于祖国，立志“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替国分忧，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百年来，大学校训受儒家“乐群贵和”思想的影响，追求社会群治的传统和谐理念，在不同时代昭示了受教育者的人格和人生追求，在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压迫的旧时代，表现出团结一心、抗击外辱、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新中国建立后，反映了万众一心、相互协作，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万丈豪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和”的内涵作出了最全面的诊释，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理念，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人内心的和谐，以和谐为纽带，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有序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三、“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止于至善”也被众多大学引为校训，如东南大学的校训就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训是“大工至真，大学至善”、河南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河南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止于至善”、华东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将“至善”作为追求的终级目标，要求以“至善之教”为核心，实现个体由凡人到圣人的理想追求，大学校训诊释、传承、吸收了这种大学之道，反映出“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止于至善”出自《大学》，《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高足曾子所作，北宋程颐将原文章次做了改动，南宋朱熹又据二程所定，作《大学章句》。《大学》继承了孔孟的思想，提出了被中国历代奉为圭泉的教育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善”非常重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善”字，《说文解字》云：“吉也，从言羊，此与义美同意。”段玉裁释云：“羊，祥也，故此二字从羊。”可见，“善”由“羊”和“二言”组成，义为“吉”和“美”，解释为人与人之间互道羔羊的甘美，也可以引申为人与人互相祝福的吉样话语。可以说，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善”来表达。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周易》中讲，“君子以抑恶扬善”；老子说，“上善若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恶矣”；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认为的“善”究竟是什么?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朱熹注释道：“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明善与恶是对立的。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又论音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还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恰》)在这里，孔子用“善”表示一种趋势，即万物从目前的状态向美好的状态过渡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就是善。“至善”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境界，要求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静；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意思是说，在一家中，作为父亲的善是“慈”，作为子孙的善是“孝”；在一个国家中，作为君王的善是“仁”，作为臣子的善是“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善是“信”。“仁”、“敬”、“孝”、“慈”、“信”就是儒家认为的“至善”。孟子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可以说，儒家的“至善”包括“亲”、“义”、“别”、“序”、“信”。可见，“善”是一种向美好状态过渡的趋势，而“至善”一方面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向完美过渡的一种趋势。在教育过程中，要以至善为最终目标，使“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经过教化自觉的从“善”达到高层次的“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汉郑玄《十三经注疏大学》注“止，犹自处也。”朱熹云：“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物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意思就是在教育中不断追求“至善”，达到“至善”为止的一种理想境界，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要以“至善”作为目标追求，并把达到“至善”的价值目标作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大学的理念就是不断修养内在的德性，然后以明德教化民众，使之除旧布新，通过这样的内在修为和外在事功，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

校训范文篇8

在许多的文章中发现，有的高校重视校训的宣传，教师和学生都知道本校的校训，对于校训都有着基本的了解，而有些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不知道本校的校训，更谈不上理解。一般的学校都会注意本校校训的宣传，门口、网站和标志建筑物上都有校训的内容，可是在实践中，如何能让学生深深的记住本校的校训，高校更多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才给与学生教授。在其他课堂内容中，校训契合的机会就少。教师授课的时候更多的来自于自身毕业学校对于自己的教学影响，复制当年自己的教师对于自己的教育教学。整个学校的教学都处于一种不太统一的风气之内。

2大学体育课的作用

体育课的目的是通过体育教学过程，增强学生的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的体质，培养健康的观念，促使他们养成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和重视自己的健康，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同时，体育课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勇于竞争、团结协作等意志品质和社会意识。

3校训精神在大学体育课程中的实践意义

3．1体育课作为公共课，有着教育全校学生的特点在高校中，体育课作为大学的公共课，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作为全校教育的改革试验课程。相比较外语、思政这样室内课程，体育课的室外效果会更好一些，学生能够在身心放松自然的情况下获得技术学习，在体育教学中学生对于技术能力的提升获得很大的满足感。3．2体育课技术学习过程可以契合校训精神在大学体育课的过程中，大学生不可避免的要学习一项体育项目。在每一项体育项目技术学习的时候，都有课堂教学过程，在这个时候正好是体现校训精神的时候。可以把本校的校训契合到技术的学习当中，让学生感受校训的意义。在这方面，既可以实现体育课本身应具备的功能，学生提高体育能力，养成锻炼习惯，也能够接受学校校训的影响。同时，本校的体育教学也有了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全国其他高校，而不是全部千篇一律。以篮球的单手肩上投篮为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授单手肩上投篮的基本技术动作，还要在技术教学中体现本校的校训精神，许多学校的校训中有“博学”的内容，就应该把博学的精神包含在教学和技术中，教学时，不仅要讲单手肩上投篮的多种细分动作，高出手、低出手，也要讲出急停、后仰、上篮投篮的应用，要体现博学的内容。在技术练习时也要博学内容，练习各种投篮，而不只是局限于排队原地投篮。总之，要体现博学的校训内容。在大学四个学期的体育课程中，学生通过不断地，反复地学习，就会对校训产生深深的吸引力，在自身就会体现校训的精神。3．3在体育课获得校训精神后可以辐射到本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在体育课获得校训精神契合之后，可以把这种能力辐射到自身本专业学习方面，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对于学生来是最主要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要从事以本身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各个系部专业的区别，教师的区别，使得各个系部的学生接受教学风格不一致，学校的校训、校风不能统一。而在体育课的获得校训精神之后，可以把这种风格带到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中，在全校范围内推广之后，校训精神就可以辐射到本校的所有专业之上。3．4可以发挥本校的校训特色，使学生特点具备本校特点在校训精神获得推广后，本校的学生也具备了本质不同的特点，形成独有的气质。四年之后，本校的所有学生就会具备这种独有的特点，每一届新生也能获得这种校训精神的传承和积淀，获得更好的精神品质，时间长了之后，学校校风的影响力就会不断地加大。另一方面，也能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学生，即使在多年工作后，也能让其他的人感觉到这种独有的气质。3．5可以提高体育课在大学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学体育必修课在许多国家已经取消了，基础体育开展的好之后，大学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开展，有体育选修课可以开展，有体育社团的活动参与，学生体育参与度很高。而在中国，大学还是把体育作为大学的必修课，这就使得体育教师要不断发掘体育课的新的功能，发挥和加强大学体育课的重要作用，成为高校课程中不可或缺的课程。而这种重要性不能被动的等待国家的安排，而应该积极主动的争取，要发挥自己的新的能量。3．6改变体育教师的形象，改变体育从业者的形象在网上有许多旧有的观念，关于体育教师的观念，“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的语文、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体育专业还有博士”。这种观念的广泛性对于很多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许多人对体育教师有着许多的偏见。可是，在体育学习技能时，获得体能、技术、战术、智能和心理能力获得的成就感可以带给学生，自身的经历在教学中可以获得体现，正好也可以契合校训精神，给予本校学生更多的正向激励，获得他们对于体育教师的尊重感和认同感，使他们觉得体育教师是自己大学生涯不可缺少的精神导师。获得这种地位后，也能改变全国人民心目中体育教师旧有的形象。3．7提高体育教师的能力，促进体育教师教学水平的发展把校训精神融入体育课程中，需要教师的能力。体育教师要对大学的体育教学做好整体的规划和设计，然后对每学期、每门课和每节课做好相应的安排，在教案设计和教学过程中要体现校训精神。这对教师的的能力也提出了要求。体育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提高和改进自身的教学能力。对于校训精神的融入也是体育教师发展个人教学能力合提高教学水平的过程。

4小结

在高校体育课中契合校训精神对于体育课有着重要的意义，体育教师要重视校训精神，改善体育课程在高校课程中的地位，不断地扩大和增强体育课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彩霞．试探中西校训之差异［J］．大学教育科学，2006(1):82－84．

［2］陶克祥．中国本科体育院校校训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20－23．

［3］赵娟．中国大学校训的社会学研究一一话语分析的视角［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校训范文篇9

有很多人关注时事热点，可也有很多人总是看到现象并跟随热点起哄并不力图理解热点背后的真相，这在当前很容易犯迷糊，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对于时事热点，以后我会尽力遵循这样的五条原则：

①发展的看。任何一个时事热点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它的产生有诱因也必然有结果。就像当前中美关系一样，一切合作并不可能很彻底，一切的斗争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原因都在于中美斗争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②全面的看。全面的看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看问题的方式。片面的看问题容易导致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确认识中美关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方面综合考虑，譬如我国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这样的一种全面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让我们不容易变成孤立的伙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容易激化矛盾，从而让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

③理性的看。人总是不理性的，可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时候，你不得不理性。理想的看待矛盾就能找到共同的一面，不容易冲动。

④具体的看。中国有句俗语这样说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很显然没这个必要，一人生病就医治生病的人就好了，何必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这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尤其重要，即使在中国军事交流完全停顿的环境下，中美贸易也还在快速发展，民间交流的力度也还是很强。即便在美国军界，我们还是应看到美国鸽派相对友好的一面，完全没有必要提升到全面的问题。

校训范文篇10

（一）确立学校德育目标

1．将高远的志向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志向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或者目标的向往，并为这一向往而付诸努力的过程，能够突出展现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的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高远的志向，不仅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内在层次性，同时还能够体现时代具有的前瞻性特征。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将自强不息、不懈努力、奉献祖国等作为培养学生高远志向的主要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怀有远大抱负。

2．将高雅的情趣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情趣是一个人拥有的情调趣味，或者是这个人内在的情意、志趣，高雅的情趣和低俗的情趣对于一个人道德影响巨大。高雅的情趣是积极的、文明的、健康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相得益彰，同时也与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相符合［2］。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明确地将培养学生高雅情趣作为办学目标之一，积极开办学校礼仪教育、文化艺术节、读书节、志愿服务活动等人文娱乐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观，增强学生对美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创造美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养成高雅的情趣，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的同时，也能将未来的世界创造得更加美好。

（二）明确学校德育内容

学校德育内容的明确要求学校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促进其在教育理论中的发展。

1．物质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物质文化主要指的是学校的建筑设计、空间设计、人文景观设计以及园林绿化情况等所展现的风格形态。一个学校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样式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资源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物质文化资源是学校文化存在的基础。只有对学校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才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凸显出学校本身及学生的自身道德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学校德育的建设离不开物质文化资源的建设，学校应从各个场馆、校舍、广场、雕塑等文化建筑开始，丰富学校精神内涵，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使学校德育能够充分融于教育理论发展之中［3］。首先，在建设学校场馆及校舍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将古典因素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展示学校浓郁的人文教学氛围，更新陈旧的配套设施，营造出新的教学精神风貌。通过建立学校博物馆、陈列馆、纪念园等能够展现学校发展历程的馆区、园区，充分凸显学校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有效促进学校文明的继续传承。同时，学校还可以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的优秀内涵，进一步丰富学校的文化底蕴。学校广场的建设也是有讲究的，可以在广场的适当位置设置一些与学校校训、校风等密切相关的雕塑，凸显学校文化主元素，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另外，还可以通过积极成立心理咨询室、网络实验室、自动录播室、演奏厅、体育馆、创作室等能够充实文化内涵的专用教室，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德育情操，为学生的德育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还可以对校园内的植物种类、园林广场、道路建筑等命名，充分展现出学校办学的“生态文明”、“和谐开放”、“开拓创新”等价值追求，例如可以将学校的主要道路命名为“致远路”、“求实路”、“思源路”等，将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格物楼”、“育才楼”、“知行楼”等。另外还可以在学校办公楼、行政楼以及宿舍楼等楼梯间的墙面上张贴一些能够展现学校校训、学校精神的名人格言以及学校美术班学生的毕业创作作品等，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墙面以及教室墙面上将一些能够体现学校优良学风的人生格言、励志格言等张贴上去，通过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时刻陶冶学生以及教师的情操，从无形中帮助学生塑造高尚的人格，树立高远的志向［4］。最后，学校可以通过提倡学生对校园环境进行自主设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学校的德育办学理念很好地灌输到学生的思想理念中，形成学校与学生在道德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和融合。

2．精神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精神文化资源层面主要包括学校发展历史文化的沉淀、学校校训以及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首先，一个学校可以将其办学的理念浓缩在校训之中。校训能够很好地将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体现出来。校训不仅是一个学校文化与历史的积淀、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更是校园文化与教学理念的体现。校训作为校园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制定校训时应该结合校园文化突出校园特色。以某高校的校训为例，“饮水思源，宁静致远”。［5］该校训主要蕴涵三重含义，自强不息、精忠爱国、勇于承担。这种校训不仅能够激励师生的爱国情怀，更他们让对未来怀一种积极宁静的心态去创造。这对于学校、对于师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其次，历史是学校的根，文化是学校的魂，学校应该传承历史，丰富文化。将学校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断地挖掘出来，建设以校友名人榜、校史课等为重点的课程，打造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突出体现老校的文化韵味，扎根文化基础，进一步发挥出文化的励志、继承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建设校史陈列室，将校园风云史、传奇故事以及名人校友提词等呈现出来，同时还可设置贵宾接待室，接待一些外宾或是历史研究人员。再者，还可以修建一些名人墙砖，将对学校有贡献、捐助者、优秀师生以及杰出校友的名字刻在墙砖上，介绍其光荣事迹，表彰其精神，让师生以此为榜样。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相关的校史教育课程。把校史中经典的故事、人物事迹提炼出来，编排整合，作为教育新生的入学课程，为新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激励学生传承优秀的文化。最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是一个学校办学的核心和信念所在，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办学方针及灵魂，是一个学校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以某高校的办学理念为例，“发展教育”，该教育理念总的来说，囊括了四个发展观。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观、综合且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增长极限观。从理念的操作层面来讲，可以将学生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尝试发展、自觉发展以及超越发展阶段［6］。但就学生个体而言，“发展教育”的理念应该重点以学生为核心，让学生做到不断地挖掘自我、超越自我。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去尝试、去发展、最后超越自我，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创新发展，达到学校教书育人的目的。

二、学校德育在教学实践中的发展途径

（一）构建学校德育教育体系

首先，联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种力量，建立起开放的德育体系。在学校方面，要成立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来统筹领导学校的德育工作，小组应当由校长担任组长，组员包括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德育处领导、团委领导和年级部主任等。在社会方面，学校应该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法律资源、科技资源、环保资源、军队资源等，促进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发挥作用，如可以聘请法律专家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等。在家庭方面，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通过学校开放日、家长会、家访等途径加强与家长的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到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中来。其次，将团委、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三股学生自治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起学生德育管理的自主体系。依靠团委、学生会和社团委员会的力量，充分发挥三者对学生事务的管理协调作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德育教育工作中来，通过自主策划、组织和实施一些大型活动，如读书会、人文沙龙、体育竞技、艺术展览、志愿服务、科技大赛、暑期实践等活动，将德育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学生活动中。此外，在学生自主组织的学生活动中，要注意发挥学校行政人员的管理协调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要鼓励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形成全员参与德育教育的局面，将德育精神普及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促进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构建学校德育办学模式

1．架构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

学校德育教育要发挥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的作用，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教师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三级平台的管理架构。第一级平台以班主任为核心进行班级管理，第二级平台以年级部为核心进行年级管理，第三级平台以学校德育处为核心进行全校范围的管理。三级平台协调发挥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自我德育管理。要尽量避免包办式德育教育，重视激发学生自我德育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在学生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由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联合管理的学生自我德育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以学校中学生自治的各个组织，如学生会、团委、学生社团、学生协会等为主力，立足于学生的利益，在学校的指导下和教师的协助下，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自我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相结合，共同促进、共同进步，有利于学校德育教育的成功开展。

2．营造学校德育教育资源网络。

德育网络营造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学校、家庭、社会等都是德育资源的重要来源。首先，在校内资源方面，要充分重视校训的作用，注重校训的内涵，将勇于承担、自强自立、精忠爱国等理念融入校训之中，通过校训感染学生；此外，编写相关读本，讲述校训精神、学校历史等等，作为学生德育课程的必读书目。选拔德育骨干对校训进行专题研究，开展校训解读课堂讲解研究成果也是发挥校训作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次，在学校推进德育主题教育，可包含多个主题，如责任意识教育、法制知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感恩父母教育、爱护环境教育、公德意识教育等等。最后，将家庭和社会的德育资源与学校的德育资源相结合，建立起德育资源网络，让德育工作在家庭和社会中持续开展。

3．铸造学校德育教育特色品牌。

首先，要重视学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心理辅导活动和心理知识培训活动。依靠学校负责心理教育的专职教师，建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要重视学校师生的身体素质，规范体育锻炼活动和课间操活动，在体育锻炼活动中锻炼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他们的体质，打造有学校特色的阳光体育；最后，注重学校德育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增强其时效性，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德育教育。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