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范文10篇

消解范文篇1

一、科技异化之内涵分析

“科学”和“技术”并称“科技”，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和实践的观念总结。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趋向一体化的视域内，“科技”常被作为人类实践意识和价值观的总称。“异化”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在马克思那里，它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变成了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而丧失能动性，使人的个性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1](P131)。根据上述界定，笔者对“科技异化”做出如下定义：所谓“科技异化”，就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对象物，不但不能对实践主体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压抑和束缚了主体的本质力量，从而让科技的性质从“为我”蜕变为“反我”。不可否认，科技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优秀成果体系，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有力的助推器，但在异化的时代，科技已演变为一种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的存在，科技进步的成就背后，负效应的阴影也逐渐显现。爱因斯坦曾经作出这样的寓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二、科技异化的内在机理

1.自身异化———关于“我是谁”的拷问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物质生存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又成为社会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在科技异化的背景下，科技开始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产生侵害，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生理特性，支配并威胁人类的发展。故而，科技异化的第一步便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科技驱动对人生理机能的“改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寿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诸多问题：克隆技术让低级的无性繁殖介入有性繁殖过程，这种发展阶段上由高等向低等的倒退威胁到“人之为人”的本质；转基因技术将人工修饰过的基因进入生物基因组中，引起生物体乃至人体性状的改变，动摇了“人是自然产物”的固有观念；人工智能将某些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在人脑之外的环境模拟出来，引发了对“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质疑[3](P228)……当人由“万物之灵”的至高地位逐步沦为技术的工具性产物之时，人的本质也将受到严峻挑战，人类的生命伦理观和人道主义原则也将遭到冲击，最终损害人的价值与尊严。第二，科技引启人类生物性状的蜕变。人类智力和体力的解放无疑是科技进步的福祉，但人类主体发展的限制和对物化工具的依赖也因科技而起：数字技术使信息传输和处理更加深入和高效，同时也威胁到接触信息的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脑批判创造功能的销靡[4]；高技术器械和现代工具的出现，让人的肌体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导致了人肌肉组织的萎缩；各种人工合成的补品和营养元素逐渐介入人类的饮食文化，丰富人们餐桌的潜在后果是人类消化功能的退化；高科技面料和空调设备让人们在严寒气候中得以生存，同时造成人体自身调节能力衰退。由此可见，科技力量固然带来人类生活的便捷高效，但由此产生的人体机能下降、记忆衰退及精神荒芜问题却是高科技无法规避的负面效应———凡此种种，无不是科技异化进程中科技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分裂、科技与人本原则的背离的外显形态。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类因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无法正确区分出自身与外在世界而导致异化现象，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之中，高度理性的人仍因不能分辨自我与外在而受到科技改造，这不能不引启我们的深思。

2.环境异化———生存危机之痛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具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也就是说，科技不仅要依赖于对物质世界的充分认识，而且必然要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然而，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科技活动日益彰显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力量，其迅猛发展速度加深了科技和自然界的矛盾，加剧了人类社会遭受科技掌控的危险。一方面，科技异化直接诱发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人类来说，自然就是包括大气、水、土地和矿藏等自然因素的生存环境，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繁衍活动，是人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和生活实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但现代科技日益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势头，也使科技日益趋近功利化和非理性化：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和滥垦滥伐行为，直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工业产业的振兴和不断推进，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等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发生；由于人类对生态平衡的不断挑战，物种灭绝、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此起彼伏。恩格斯曾预见性地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P519)如若人类无休止地假借科技名义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掠夺，则势必会把人类自身推往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方面，科技异化间接改变社会环境的原貌。当今时代，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塑造出科技理念指导下的全新社会：数字化、标准化的经济模式消解了差异和个性，形成生产效率迅速膨胀与人性价值快速萎缩的鲜明对比；科技理性取代了个性和感性因素，社会政治变成由规范化制度和法律章程操纵的理性模型；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人成为了科技体系的附属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受机器体系阻隔的纯粹的物质关系，间接导致人性冷漠和人际疏远。无怪当代哲学家舒尔曼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疑将被现代技术控制和决定。”[6](P1)长此以往，人类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将逐渐被科技取代。

3.何去何从的未来之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科技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7](P9-10)。同样，作为人类理论的思维基本形态，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高度的文明。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不平衡态势，科技的发展日渐成为推动哲学的进步的力量。科技的日益强大的进程使人类对其产生了非理性崇拜而置人文思维于不顾；科技开始与道德疏离，科学逻辑也逐渐和价值分裂[8](P25)。如同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所言：“科学以‘表述’方式陈述经验事实，艺术以‘表达’的方式表现情感。若哲学履行科学的表述职能，那么它给予的只是幻象而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若哲学履行艺术的表达职能，那它既不像艺术一样震撼心灵，又无任何真理意义。那么，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9](P223)如果说哲学使人对自身反思和总结，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那么科技则使哲学淹没在科学逻辑的权威之中，人类也就走下了自封的神坛，成为科技意志塑造下的存在物。“科技把人变得更像技术，人把技术变得更像人时，人就是技术或技术就是人之间的纠缠，使得技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之间产生出本质上的混淆。”[10](P222)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使人类主体逐渐“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1](P9)：这种社会意识给人类带来不安和焦虑，使人沦为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单向度的人”。久而久之，人类将质疑自身理性思维而盲目依赖科学精神，人类固有的哲学逻辑也必定被科技逻辑所代替；摒弃了“人之为人”的哲学根本，人类将不再具有独立思想性和批判性，人类共同体终将在科技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三、科技异化的消解路径

认清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异化影响，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科技不是永恒真理，也不是万能钥匙，科技的最终目标是要服从并服务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故而，科技异化不可能依靠科技自身解决，而是需要人这一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消除科技异化的负面影响。

1.人本至上：从“凌驾于人”到“服务于人”人既是科技的发明者，也是科技存在的根本目的。因而改变科技异化的失当现状，必须坚持合乎人类主观目的的实践原则。一方面，要把科技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让科技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活动，从而使科技复归人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要把科技与人的主体实践目的、实践方式相结合，让人类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丰富自身文化生活，创造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操作层面上，首先要弄清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从源头上明确方向，避免走入科技异化的困境；其次，兼顾人的自身特性，让科技进步与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推进；再次，要以人的道德和文化为准绳，防止任何形式的科技异化人文精神的现象出现。总之，只有坚持人本原则，科技才能克服凌驾于人类的状态，真正成为“人”的科技。

2.生态为先：从“粗放索取”到“理性维护”“生态”是生物的生活状态，即生物的生存状况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中，人与自然无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辩证统一的关系，才能规避当前生态危机的风险，同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貌。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之下，利用自然的过程也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摆正科技这一工具的位置，抛弃原有的“科技中心论”和“唯科技论”的错误认识，把索取自然、破坏自然的消极行为变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积极行动，以求科技的长期繁荣和人类的持久进步；此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还要不失时机地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大力开发生态技术产业，将科技转变为造福人类、优化环境的有利工具，以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消解范文篇2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其本质是讲求消费至上和享乐至上。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消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人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她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了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1］68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当代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当代消费价值观，消费主义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把消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在消费主义者看来，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性欲望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质财富才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只有拥有财富、及时行乐、尽享天下能享之福，才是人生的真实意义。“我消费故我在”，消费就是大家“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2］132的根本途径，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找到快乐。消费主义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物质消费为特征，并通过无度的消费达到心理的满足。这种消费价值观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早期新教伦理树立的节俭、勤劳、成就事业、奉献社会、关心他人、赎买原罪的人生观，将人的消费价值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其他价值之上。

2．为消费而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消费不再仅是温饱的基本需要，人们不应只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消费，而应积极追求消费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即作为社会评价的标识，把消费看作显示财富、地位、身份、个性和自我品位的动态载体，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人们消费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是其符号和概念价值;消费者除了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而且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于是，消费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消费，实际上等于消费了一种欲望，从而获得一种等级，一种自尊，一种社会承认。“当我们消费物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换句话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人们就是以他们所消费的为基础而将自己与其它类型的人相区别。”［3］110

3．不顾一切地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不应当受到太多条件限制，有时应当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自己的支付能力，包括通过借贷、向父母乞要或其他非常规途径来满足自己消费的欲望。在消费主义者看来，消费不仅仅是消费现在，而且还要消费未来。即使现在的消费条件不成熟，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精英们会创造出“分期付款”、“透支消费”、“消费套餐”、“信用卡支付”等“创新”方式来“帮助”人们消费。于是，消费不再受到个人支付能力的束缚，消费者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满足自己膨胀的消费欲望。人们便可以超前地、不顾一切地消费。

4．一切为了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人生的所有活动都围绕消费而展开，生活的实践过程就是为了不断满足欲求的过程。人活着就得千方百计满足自己消费的欲望。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找到快乐。为了一时之乐，可以不择手段。消费主义主张一切都是商品，不管是物质资料、文化艺术还是人格、尊严、隐私，都可以成为供人消费的对象。“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他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4］139随着消费主义的扩大，不仅女性，男性的身体也成为消费的对象。从女性的迷人曲线到男性健美的肌肉，整容手术的成功更让那些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人们大大出手。

二、消费主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扩张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的诱惑是强有力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著名的生态学家H•T•奥德姆形容当前人类社会的消费主义像“传染病一样可怕”。其消极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巨大冲击。高校作为我国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教育、传播的主阵地，它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高校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两个主要的基本要素，一是教育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狭义上讲，主要是直接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和专职辅导员;一是受教育者，即高校学生。消费主义思潮对高校的影响既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既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影响，又有对高校学生的影响。高校教育者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较高，比较容易了解和看清西方社会思潮的实质及危害，大多数教育者能够经受住各种有害思潮的消极影响和冲击，能够秉承勤俭节约的美德，能够教书育人，乐于“传道、授业、解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教育者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腐蚀下慢慢地蜕变，主要表现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严重。部分教育者贪恋股市和房市，无心教学，更无暇顾及科研。

一些教育者不但在家里炒股，而且在办公室炒，更有甚者，在课堂上大谈特谈炒股等与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每天令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股市和房市，似乎炒股、炒房成了这些教育者的主业，而教学和科研成了他们的副业。还有一些教育者为了多赚钱，在外面从事第二职业，开餐馆，受聘到健身活动中心当教练，在法律事务机构当律师，开办各种培训班等等。而且，金钱的占有成了他们评判人生是否成功的重要尺码，财富多少成了他们社会交往中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显然，这些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工作中，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没有好处的，置之不理，视而不见。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个别教育者考虑自己的事情太多，始终把个人实惠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和价值目标。这种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不但使个别教育者身心疲惫地拼命去挣钱，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造成不良影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精神状态上，部分教育者不再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人民的利益克服困难、奋发向上，而是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在价值取向上，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事情多做一点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满腹牢骚，认为艰苦奋斗已经“过时”，享乐安逸才更“现实”;在工作态度上，怕苦怕累，逃避责任，得过且过，遇到困难和矛盾绕着走，不愿意教学和科研，也不想申请课题和搞项目了，更不用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不重实效;在生活方式上，追求“贵族化”，吃喝玩乐，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事实表明，享乐主义不符合人的本性，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享乐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

消费主义造成部分教育者的精神颓废，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使其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5］1908当代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日常生活消费(衣、食、住、行)、学习用品消费(学费、书杂费、考证、电脑消费等)、休闲和娱乐消费(休闲、旅游、娱乐等)、人际交往消费(人情，恋爱)等几个方面。从大学生消费的总体情况看，绝大多数学生的消费主要用于吃饭和学习，在消费上基本能够合理安排，实现理性消费［6］。但是，由于大学生的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又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具体的消费实践中，又具有一定盲目性，存在一些消费误区，主要表现在:高标准消费严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少部分大学生日益高涨的额外支出令家长们不堪重负。除去学费、生活费外，笔记本电脑、新款手机、CD、MP5、数码相机等物品样样俱全。其中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大学生的消费甚至超过了大部分教师的消费。一些女生要购买高档的化妆品和时尚新潮的衣服;男孩子抽烟和名牌衣服等的花费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另外，交友应酬、恋爱费用、名目繁多的培训费也占到了一定比例。“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用，两三千元才算酷，四千五千真大户”这个流行于大学校园的顺口溜，是很多大学生奢侈消费观的真实写照。新生入学，有的学生把价值2万元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拿出来炫耀，有的骄傲地宣称只穿名牌，更有不少学生为自己拥有信用卡可以透支而兴奋。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宁认为，大学校园中一部分大学生高消费与另一部分贫困大学生低消费对比鲜明，形成大学生群体的消费分化，某种程度上容易导致相互攀比，对贫困生形成刺激，并容易导致贫困大学生的自卑心理。并且大学生过早享受富有和过度奢侈的生活，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也有不利的影响，还会给部分低收入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下，对金钱和物质的过分看重与生活中的高消费攀比，是把青年拉向深渊的黑手。”［7］超前消费严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消费不但要消费现在，而且还要消费未来”的观念被大学生普遍接受，“提前享受生活”、“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成为时尚。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消费观念的调查表明，有57%的人表示“愿意用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

部分学生倾向“像西方人那样消费”，包括负债消费。在大学校园里，银行系统提供的信用卡消费便利了高校学生的超前消费行为。据了解，本科生持信用卡一般可透支3000元，研究生一般是5000元，有些银行为了开拓大学生信用卡市场，不断扩大透支金额，在大学校园长期驻点，安排办卡联络员。信用卡非现金交易性质激发了大学生的消费欲望，于是校园出现了持卡一族，但超前的消费、刷卡的潇洒也使部分高校学生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包袱，部分高校出现学生恶意透支信用卡倾向，“追求cool感的刷卡族”越来越多地成为‘卡奴’，‘先透支再还款’的消费方式使部分大学生手持四到五张信用卡，利用‘拆东墙补西墙’循环法则勉强度日的大学生们得到的是‘负翁一族’的绰号和‘债台高筑’的账单”［8］。消费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它潜移默化地腐蚀着现代社会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的价值观念尚未成熟，分辨是非的能力有待提高，效仿能力相对较强，自觉抵制不健康现象的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到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消费主义的传播，对正处于价值观念完善时期的大学生势必会造成负面影响。时尚消费严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部分高校学生开始对商品的时尚价值过分青睐，在他们看来，时尚不但能带给人们卓尔不凡的感受，体现出精致、超人一等的生活品味，而且时尚能体现现代人的社会地位、声望、价值等。在这种价值观的笼罩下，部分高校学生的诸多消费领域都打上了追逐时尚的烙印。表现在:在形象消费方面，追求品牌服饰、品牌化妆品，追逐流行发式;在饮食消费方面，选择那些装饰高雅、价格昂贵、声名显赫的高档餐厅成为他们的交际场所，在他们看来，用餐环境优雅是品味的选择;在休闲娱乐消费方面，健身、泡吧、登山、滑雪、旅游等成了高校学生的新潮;在电子产品消费方面，追逐产品频繁的更新换代上，“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手机从绿屏到蓝屏，从蓝屏到彩屏，从彩屏到触摸屏、摄像头，现在又到了3G时代;电脑从台式到手提;MP3演变成MP4、MP5……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青年，追求时尚、彰显个性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大学生作为一个纯粹的消费者，如果处处追求时尚和前沿，跟着潮流走，就容易引发高消费和负债消费。而这些不良消费行为不仅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学业，尤其可能造成大学生迷失生活的方向，蜕化他们的意志品质，腐蚀他们的进取精神，这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严重影响。

三、消费主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消极影响的消解

消费主义思潮在社会的蔓延使高校部分师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师生对消费主义思潮有较高的认同，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起到了冲淡和消解作用，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校应针对消费主义思潮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教育对策。

1．客观认识和评价消费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作为当今一种广为流行的道德现象和价值观念，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事实材料和逻辑前提。对待消费主义，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在分析消费主义的来源和本质时，既要认识其合理性，又要认识其危害性;对其带来的危害和面临的伦理困境，要坚持揭露和批判。“高校教师应善于从社会思潮理论基础的偏向性、事实材料的局限性和逻辑推理的悖论性等角度和方面发掘和分析社会思潮的问题和根本缺陷。”［9］一种社会思想和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加以流行，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客观现实要求和人们利益的需求，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是资本追逐本性的内在要求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疯狂地购买、消费，资本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势必就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提高对消费主义批判引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2．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在本质上，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消费的最高目的是人的幸福生活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消费的当下需要的合理性，并在消费中兼顾人的长远发展，谋求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共赢。在马克思的消费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一切消费行为都应凸显对人的终极关怀，维护、发展、实现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显人存在的意义，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而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它的核心价值观是消费至上，除了把物质商品看成是“物质”以外，更多的是把商品看作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身份或地位的象征，即消费主义把物质消费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科学、理性的消费要求一切消费要从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出发，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自觉提倡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引导学生科学消费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也是面对消费主义挑战下加强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3．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深刻的影响，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思潮之间，是主导与被主导、引领与被引领的关系。当前，面对消费主义的影响，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内容融入其中，并充分发挥其主导和引领作用。当然，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中，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10］也就是说，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充分运用各种手段，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打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大力弘扬我国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文化，抵制消费主义的消极和腐朽的影响，扩大主流舆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消解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媒体；中学生；道德建设；道德冷漠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我们逐渐步入了新媒体网络时代，网络媒体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习惯与方式。中学生群体对网络媒体接触时间早、使用率高、上网时间长，在为中学生提供丰富直观教育资源的同时，网络媒体所曝光的一系列道德问题，也对中学生的道德冷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德冷漠是指人们道德感麻木和冷漠，具体表现为人们漠视、怀疑道德行为，推卸、排斥道德责任等一系列消极的道德态度及行为[1]。道德冷漠和一般的感情淡薄有所差别，它是指对人或事物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上的一种漠不关心、不坚定和不作为。道德冷漠阻滞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缺乏道德敏感与道德同情的一种道德责任的推拒与逃避[2]。

一、中学生道德冷漠的具体表征

中学时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个体的心灵迅速走向成熟且又尚未完全成熟的一个过渡期。处于这个时期的个体，其自我意识和世界观正在形成。整体而言，中学生群体进入了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阶段中所划分的自律道德水平阶段，道德意识有所觉醒、道德行为水平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学生的道德理想也更加现实，他们不再作为象牙塔里不谙世事的埋头书生，在各种现实事件、舆论新闻的影响下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的现象屡屡发生。具体而言，中学生道德冷漠具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贫乏的道德热情作为具备基本法律知识的群体，中学生在道德方面一直接受着高标准的、提倡崇高无私的教育，当世俗生活中一些道德情境要求个人牺牲自我利益去服务于别人时，他们及时地缩到法律的庇护下，信守“帮助别人是情分，不帮别人是本分”的世俗念条，法律的最低线与教育对个体要求的高尚、奉献精神产生了冲突，纠结选择中中学生个人的道德热情有所消减，从而道德动力严重不足，当遇到他人的道德困境时选择视而不见、置之不理。2.无意识的道德麻木开放便捷的互联网使得现代中学生思想多元化、接受信息的途径多元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媒体在作报道时倾向于倾诉苦难，呼吁真情来博取人们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现代中学生的“苦难饱和”和“同情疲劳”。面对扑面而来的网络求助消息和生活中的种种平台的众筹献爱心链接，部分中学生由一开始的触目惊心、深受触动到后来的麻不不仁、道德责任淡漠，甚至认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久而久之，发展成部分中学生无意识的道德麻木，而电子媒体和网络报道无疑是其道德麻木的助推器。3.主动的责任推拒中学生具备关注社会新闻的能力和手段，网络媒体曝光的主动扶老人反被讹的新闻、见义勇为反蒙冤的事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根据班杜拉的强化理论，在接收到这样的替代强化信号后，部分中学生面对道德情境时敏感地选择了逃避，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及时躲开可能产生的道德困境。道德责任的缺失是该类中学生所具有的共性，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浅薄的社会经验让他们片面地吸收了网络媒体中报道的人性的阴暗面而忽视了社会中温情的部分，主动的责任推拒也成为面对他人困境时采取的一种自保措施。

二、中学生道德冷漠的消解

有学者指出，教育不能冷漠，教育是道德事业，承担着无法否认的道德责任[5]。面对现实中棘手的中学生道德冷漠，我们要从教育出发，对处于网络媒体大环境的中学生采用多种途径教育，切实抵御道德冷漠现象的蔓延。1.构建共有、共生、共享的道德环境网络媒体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这把双刃剑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其利用得好。网络媒体的开放、共享和包容是它所独有的优势。中学生作为网民的一部分，网络主流媒体的价值观也对中学生起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这个中介，对中学生进行社会教育，通过规范网络环境、引导网络舆论、提高网络信息信任度，让中学生关注到更多正能量，树立积极的道德榜样。同时，针对网络上已有的一些“碰瓷”现象，可鼓励中学生勇于表达其道德见识和想法，通过众人的力量去有效地提出一些避免见义勇为可能会有的消极后果的方法。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规范网络共享内容、提高共享质量，让更多的中学生甚至普通人能够通过网络媒体有所受益，因此建立共有、共生、共享的道德环境迫在眉睫。2.提升中学生的媒体素养学校教育要树立现代信息观，将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对中学生开展相应的道德教育。要以学生为本构建人性化、时代化的德育体系，让中学生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得到全面发展。首先，中学生作为具备自主能力的群体，要帮助其处理好上网娱乐和学习处世的关系，帮助学生在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学会分析、学会理性，要尊重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其次，网络时代信息多元且存在很多未经证实的消息，要教育中学生善于甄别、鉴定纷繁复杂的消息是否可靠且正确，不传谣、不信谣，对未知的消息保持怀疑是教育中学生应有之义。此外，新课程改革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具体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可通过引导中学生交流、讨论网络道德实例，剖析网络报道背后道德主体所包含的道德因素和现实情况，也可进一步鼓励学生勇于表达个人见解。面对网络上不同言论，从不同道德利益主体进行分析，切实提高个人媒体素养和道德共情能力，激发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共情能力。3.提高个体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水平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学生道德冷漠等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和该群体道德责任感的弱化甚至消失有关。康德曾说过：“人类行为在道德上的善良，不是出自爱好与利己之心，而是出于责任”[5]。因此，对中学生道德责任意识的教育迫在眉睫。首先，要培养中学生的责任意识。在道德教育中必须坚持形成主动、不推卸责任的教育，这样才可以避免由于群体责任逃避而产生的社会道德冷漠现象。其次，要不断强化中学生道德人格，要通过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榜样让学生感受道德力量、激发道德热情，鼓励学生关心他人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中学生作为具有一定爱好倾向性的人，可以通过其喜欢的媒体偶像及其具备的优良道德品质对他们产生影响，网络偶像不断宣传、追随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再经由其偶像为中介对中学生进行熏陶，会有更好的效果。最后，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引导中学生实践道德行为，将理性行为与感性认识相结合，把道德责任和道德热情实际落地，做新一代的中学生群体。

参考文献

[1]刘曙光.论道德冷漠[J].基础理论研究，2008（04）：15.

[2]史小禹.道德冷漠研究[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5.

[3]罗国杰.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341.

[4]高德胜.道德冷淡与道德教育[J].教育学报，2009（03）：76.

消解范文篇4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矛盾；对策

十八大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城市快速发展遗留下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了现在急需处理的难题。党的报告提出乡村振兴，并上升到战略高度。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提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意见。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还标志着从国家层面提出缩小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差距的任务。由政府主导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在中国公共事业建设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共服务是政府部门运用当下的机制、方法，行使特有的公共权力，提供具有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公共产品，来满足社会公共诉求、保障公共权益的有效实践［1］。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中，公共服务被约定俗成的看做是政府负责，或转移给社会公共部门，利用社会中的公共资源、基础设施，为大众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属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2］。具体的公共服务包括：治安、教育、交通、体育、卫生、环境改善与保护等领域。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得出，十年间农村体育场地数量增长了9．23倍，其占全国比例从2003年的8．18％增长至2013年的41．39％。单从硬件数量上看，农村体育场地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农村特殊的二元结构，导致供给难度明显高于城市，出现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数量过剩，配套服务短缺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城乡公共服务建设之间存在差距，一味地将城市发展理念直接用于农村是不可行的。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新的发展理念，将质量作为主攻目标，扩大优质供给。吴敬琏［3］将供给侧改革归纳为以提高供给水平与质量作为起点，采取改革的方法促进结构调整、矫正并重塑扭曲的要素配置。王先庆等［4］认为发挥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使实际产出回归到潜在产出，扩大有效供给，提高要素生产率，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成长。在城乡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改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水平的提升是人们追求的目标。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与2007年相比“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乡村居民增长率为154．0％，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城镇，是城镇增长率的3．2倍，此时农村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愈加旺盛。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最大的困难就是体系不完善，民间力量难以介入并且参与不足，结构失衡导致供给乏力［5］。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数量多、水平高的产品及服务，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农村居民不但能享有公共服务的成果，融入到各种体育活动中去，并且在得到精神放松的同时，实现身体素质的提高［6］。由于供给方和需求方都不是被动的，二者的行为存在互相影响，要解决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并不是一味的增加供给，而是要明确当前农村公共体育的供求现状，找出二者之间的矛盾点，从根本出发改变目前管理与运作模式，制定适合中国农村的公共体育体系。因此在了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需求现状的基础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对供需矛盾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更深层次的探索。

1中国当前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现状

1．1供给主体与形式单一。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使政府承担了供给的首要责任，除此之外企业、村委会、社会组织亦可参与其中。但自2001年实施税费改革后，基层乡镇政府及村委会财力减弱，通过上级政府财政支持，开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7］。垄断的投资渠道导致政府的行政能力效率低下，并且造成了公共服务项目的前期投入和管理成本大大增加。单一主体的政府供给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使得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集中，权力机构将大量的社会事务划分到自己的负责范围。同时，行政组织的信息垄断化，将公众隔绝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之外，无法获取农村居民不断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无法及时积极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8］。另外，中国市场化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引导不足，由于社会资本准入条件较高，效益回报程度较低，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由政府主导，出现了形式上的向市场开放，社会组织、企业、第三部门依旧难以全力投入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中。1．2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首先，中国现行的供给方式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决定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只有那些被纳入政府供给程序的社会公共需要，才能转化为政府输出的公共体育服务。在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前，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往往只会从自身角度来决定提供何种类型的服务、如何实现该服务的推进等问题。倾向于体育场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在体育文化宣传、指导、交流等领域未与之同步。盲目、强制投入后产生了无谓的供给过剩，很少考虑此类服务在实施之后的社会反应以及民众反应出来的接受程度，导致所供给的体育服务并非属于社会大众所迫切追求的。其次，从供给与需求量化的角度分析，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远小于需求，与现实社会的期望存在明显差距。由于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改变，当前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是老人及留守儿童，这就决定不同社会时期面对特殊群体应提供不同种类的公共产品。一方面政府内部各项关系交织形成了现在公共体育服务数量上升但是质量却不能保证的局面，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部门往往追求政绩，制造出低质的公共服务。1．3供给城乡差距显著。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体育场地面积人均占有量约是农村居民的2倍。但近年来常常出现城市体育场斥巨资建成后被常年闲置的现象。南京市国际赛马场于2003年竣工，占地面积78．7万m2，然而从完工到现在，并没有举办过一次马术比赛。其原因是建造时，在动物病原防治检测方面没有考虑国际标准，不符合开展赛事的规定，使得耗时耗资巨大最终沦落成停车场。沈阳市绿岛体育中心于2003年建成，曾经是沈阳市的地标建筑，占地45．5万m2。但因为交通不便，使得利用率低下，最终被拆毁。此类案例在中国不算少数，一方面是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另一方面是乡镇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投入时财政资金捉襟见肘［9］。大量农村居民每天早晚在街头和公园的健身与广场舞，看似是农村群众体育无处不在的现象，实质是老百姓缺少公共体育场的尴尬现状。

2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公共体育服务的供求矛盾

2．1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中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政府一家独大、权利集中，单一的供给主体无法有效地实施资源配置，只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到供给中才能有效地改变。完全由政府负责提供公共领域中所有事物的模式是不可行的，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垄断供给体育服务的局面，建立多元主体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才是将来政府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方向。基于此，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改革方向是多元主体合作管理，权利分散，相互制约，相互竞争。2．2建立复合型组织结构。政府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并不代表其只是服务的直接供应者，而且是计划的设计者，也同样是供给行为的监督者，应具有多重角色［10］。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规模过大，对完全可以由市场解决、效果好的领域干预过多。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现状下，随着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化的程度提升，供给能力也必须相应地增强。所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要有匹配的复合型组织结构，并充分考虑权利关系、多元供给主体合作中规则、机制的建立等要素的合理安排。由图1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和乡镇政府之间保持权利与义务对等，提高供给效率和水平；在地方政府内部引入市场机制，突破传统的体制限定，使部门“公司化”，寻求服务效益。政府与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政府与企业之间需形成一种合作竞争效果。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商业模式吸引企业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11］。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具有产品优势的企业才能生存，这就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农村体育市场研发与服务创新，在越来越广泛的农村体育需求中提供更加富有特色的服务。发挥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自律性特征，提出政府与企业在提供服务时没有考虑或者难以处理的问题。村委会（社区）是农村最基本的基层单位，贴近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在微观层面上局部调节农村体育服务的不足之处。2．3管理工具的选择是改革动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是管理工具的正确选择，管理工具中最关键的是了解供给侧改革工具的分类及特点。①政府工具，强制执行的各类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法规、条例，包括供给标准、必须执行的任务和不可交易的配额等，具有强制性、区域性的特点。②技术工具，即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技术政策，包括对传统供给现状的分析技术，供给全过程的监管技术，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化处理技术。③市场化工具，即通过税率、价格机制、补贴等市场化的手段类型，如通过价格机制正确反映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价值，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政府可以通过拨款、低息贷款、税金减免等补偿方式，降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鼓，励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多元主体将服务达到最优水平。④社会化工具，使村民及媒体参与其中，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通过社会舆论、监督的压力，产生完善供给行为的动力，进而达到提高供给质量的目标。2．4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思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核心的是理念创新，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创新引导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成长，切实完善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促使供给方获得新动力。贯彻协调发展理念，促进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的全面发展。补齐短板，优化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结构，供给方的能力提升，以实现公共服务领域共治共建共享的格局［12］。坚持绿色发展，公共体育服务作为绿色产业，对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有深远影响，让广大农村居民养成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坚持开放格局，强化各产业间的合作，将体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开拓发展空间，充分发挥中国农村市场、制度、资源等各方优势，向全社会开放，吸引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去。坚持共享发展，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切实保障人民利益，强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调动各方主体积极性，建立多层次的村民表达诉求的平台，维护农村居民享受公共体育服务权益。

3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供求矛盾消解办法

消解范文篇5

关键词：农业保险；实施；障碍；消解

一、关于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的问题

1.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不明确，干预不适当地方政府经济干预不明确现象长期存在于农业保险实践中，为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应对，我国在出台《农业保险条例》的同时对其进行实施。但是基层政府也存在干预不适当的情况。该种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下面我们对其进行仔细分析。（1）政府是经济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实际进行农业保险中存在不适当干预现象。其中主要包括要求投保人的保费进行免除。没有进行承保的事故以及或者属于保险人免责的情况下不需要对保险金进行赔偿。（2）保险制度不足现象长期存在于省级政府设计中，尤其是在对保险金进行筹措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大灾发生后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在实际进行赔付时政府会出面对其进行干预，封顶赔付以及协议赔付应运而生。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最高赔付做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就是其中之一。封顶赔付以及协议赔付就是在赔付问题上对其进行讨价还价。，这是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违背。该项条例在实施后已经对上述现象进行明显改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保险人的保险能力被抑制。最终导致政府在保险工作中干预作用逐渐加强。农业保险工作机制形成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不仅可实现对农业保险的组织与推广，还可实现对新成员的吸纳。保险人的全程监控以及全职监控导致保险人对政府职能进行代替。在实际对保险制度进行制定时我们应该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结合，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保险制度的实施。为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应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干预权美国2011年重提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即“新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甚至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彻底与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西方经济思潮开始出现新变化、新趋势。新国家干预主义正式回到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台瞪。

二、互助合作保险和农业保险中介组织的问题

1.互助合作保险和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没有具体法律规范农业互助合作保险和农业保险中介组织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关于其合法地位问题却一直存有争议。反对的原因主要在于实践中不规范发展的各种弊端和监管困难的问题，但不应否认的是互助合作保险有其特别的优势¨21而深受农户欢迎，如道德危险和逆向选择更易控制。2009年中央就提出鼓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2014年又再次提出鼓励多种形式互助合作保险，足见中央政府的支持态度；而中介组织也具有中立性、农业技术等优势，在现在商业保险公司主导农业保险的情况下需要，在互助合作保险中更加需要。这两者都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显示了公民自治的力量，属于经济法中的社会中间层主体。虽然最后《条例》保留了两者的合法地位，但并没有给予有价值的法律规范，只是没有禁止而已。《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农业保险条例配套规定》又没有及时出台，所以《条例》实施后，对这两者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动或规范作用。农业保险中介组织的培育体系依然缺位，县一级监管依然真空，无资质的中介机构依然存在。各国实践和理论已经证明，农业保险中不是只有产品就可以的，系统的解决方法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做不到保本，又由于服务体系长期缺失，导致即使有了《条例》，索赔、勘损、定损、理赔及赔款落实到户仍然困难重重，反过来又影响了投保的整体积极性。如果说公民自治在农业保险中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则更具特殊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地理及农业实际情况造成的。中国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差异大，又以家庭生产为单位，农业保险涉及面广，但承保标的分散、价值小。

三、中国缺乏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1.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农业保险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仅靠政策性农业保险单打独斗，对农业的保障十分有限。关于巨灾保险及其中的农业巨灾保险分散机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但《条例》实施前后没有实质变化，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连最初步的分保模式、税收优惠等都没有规定。2014年中央“规范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加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也只是倡导性的条款，没有具体措施，事后也没有细则或配套规定，直接影响了投保方和保险方的积极性，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2.以建立财政税收优惠制度为第一步中国虽然没有建立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但实践已经开始，继深圳之后，巨灾保险将以指数保险形式在广东全面展开。根据对农业巨灾保险的综述可知，学者提出农业巨灾保险的发展模式：一是国家和各级政府提供再保险；二是运用资本市场力量的风险证券化来提供农业巨灾保险；三是政府和市场混合机制。政府提供对于政府会形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这和政府救援基本没有区别，通过资本市场分散风险的前提是金融混业经营，中国仍然是分业经营模式，充其量是处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过程中，基本法的松动可见一斑。

四、结论

《农业保险条例》给了农业保险一定的“规矩”，但有诸多不足，建议对《条例》中没有规定的，如经济干预权的规范、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互助合作保险及保险中介组织、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在今后制定的《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中进行规定。笔者认为：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干预权，引入政府干预经济契约化手段；要以培育社会中问层主体为中心构建农业保险服务体系；要以建立财政、税收优惠制度为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建设的第一步。

作者:张慧 单位: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人力资源部

参考文献：

消解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电子商务；影响因素；原因；对策

一、新时期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当前我国电子商务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也正在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我们提到农村电子商务面临着发展的机会，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快速发展的大环境而言的。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深入普及，特别是考虑到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深度普及，当前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等年龄跨度不断加大，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习惯和热情正在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而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习惯，决定了移动互联网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同时，也逐步养成了在网上购物的习惯，随之而来的就是电子商务市场的蓬勃发展。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始着眼于用户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开发。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商家将资源和注意力与电子商务领域。而随着用户群体的不断增多，人们在使用互联网购买物品的过程当中，诉求也越来越多了。正是基于此种现实情况，主打绿色、健康、有机的农村农特产品正在受到用户的热捧，在互联网的世界大放异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多的老百姓在选择自己日常生活用品的过程当中，除了考虑性价比的因素之外，还将绿色健康有机等元素考虑其中。由此带来的消费行为的转型和升级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和走向。相比于工业化生产的某些产品，产自于农村地区的农特产品更加符合中国消费者对于农副产品的诉求。而农村地区这是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所具备的禀赋，是城市当中工业化和流程化生产产品的过程当中所无法具备的。因此，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挑战。地区发展电子商务事实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换句话说，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状况，直接和间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水平。而分析我国当前的农村地区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叠加作用，当前我国的农村地区还不具备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并且在农村地区生活的居民也没有电子商务相关的基础技能，并且农村地区的管理者他们也缺乏发展电子商务的意识和能力，多种因素叠加作用，当时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机遇挑战并存。正是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在发展电子商务的过程当中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想方设法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重视发扬农村地区的发展电子商务的过程当中所具有的优势，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农村地区现代化发展。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在发展电子商务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实际状况，人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被重点的考量。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来推进现代化进程，人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落后，资讯不发达，人们的见识有限，视野也相对狭窄，因此在发展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过程当中，很多村民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

二、新时期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困境

（一）个别部门及企业认识不足。一是个别部门、乡镇对电子商务认识片面，没能有效结合信息化普及应用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二是传统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信心不足，由于软硬件服务成本较高，品牌建设投入较大，处于观望和犹豫中，给电商发展带来了阻碍；三是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导致电商产业无法形成闭环链条。一直以来，“农村电商模式”一直被广泛传播，商务部农村电商培训教材中都有专门解读，但“农村电商模式”的核心价值和内涵还比较模糊，目前亟须强化电商顶层设计，加快修改完善电商发展规划，清晰明确发展定位，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指明方向。（二）公共服务需要全面升级。首先缺少公共服务平台。目前我国农村电商企业处在转型初期，其产业影响力、空间载体、竞争力还有待提高。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主要依靠第三方合作运营商推动，随着农村域电商2.0升级，单纯依靠一家非本地化运营商，无法支撑全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为了获得更多合作机会，扶持发展本地服务商迫在眉睫。当前存在的问题一是缺少好网货。我国农村丰富的农产品、优良的旅游和民俗文化资源，受交通、物流、信息等制约，卖不出好价钱。现有的农畜产品生产企业，普遍缺少正规的资质证书，尤其畜禽企业几乎都没有QS认证，导致无法上线国内正规电商平台。二是缺少好品牌。农村没有老字号产品、“三品一标”产品较少，企业基本都处于有商标无品牌阶段，品牌营销意识淡薄，产品网上销售散、乱现象严重。三是供应链条不完整。全农村可用于网上销售的产品没有全部梳理出来，各部门掌握的资源缺乏统筹，沟通协作不到位。（三）支持政策亟须完善。一是缺少人才政策。各地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大趋势，使得发达城市对电商人才的“极化效应”更加显现。以农村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没有极有力的政策措施作保障，很难吸引并留住电商人才，尤其是领军型复合人才。二是缺少小微企业创业扶持政策。应重点从融资、办公产地、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将电商小微企业创业纳入全农村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和中小企业创业扶持政策，可适当给予更大的扶持。

三、新时期促进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路径

（一）建立行政推进体系。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加强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国内电商企业、研究机构、新媒体等方面的沟通联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完善电商管理组织。农村里要进一步完善电商工作领导组织，乡镇要成立电商（扶贫）工作站，行政村要成立电商服务推进小组。同时，农村电商工作领导小组每季度都要召开一次全农村电子商务工作推进会，及时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推动电子商务又好又快发展。（二）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扶持农村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组建技术服务团队，主要服务于政府、企业和城乡群众，由公共服务中心牵头对各方资源进行互联网化改造，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培训孵化、产品对接、品牌建设、网络推广、金融信用、村服务站和其他衍生增值服务等，使全农村电子商务形成抱团合力。一是要研究确定公共服务中心要素集聚、电商中心入驻、农村淘宝搬迁、小微企业创业孵化招商等具体问题，确保运营顺利推进。二是支持本地平台型企业云农商做大做强。电商中心、商务局、经济局等部门要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多方开展宣传，继续鼓励平台发展壮大，夯实“互联网+农村域实体经济”模式，高效发挥平台获评吉林省电子商务双创示范基地作用，在创业就业方面取得新突破。各乡镇、社区要在办公场地、村站建设、招商宣传、展览交流等方面给予支持，打造出属于农村、代表吉林、面向全国的农村域电商品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实际上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地区只有在一个环境和硬环境的建设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成绩和水平，才能够使得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享受到政府政策的红利，政府才能够通过推进政策的实行来帮助企业在日常的经营管理的过程当中降低由于政策原因所产生的损耗，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帮助企业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之下来进行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建设。（三）建立农村服务站体系。依托国家项目资金，全力支持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设，做到社区和行政村电商服务站的全覆盖，为群众提供网上代买代卖、双向物流、信息宣传等电子商务基础服务。电商中心、农村淘宝等平台要积极支持村、社区电商便民服务站建设，面向社区居民开展电商相关行业咨询宣传、网上代买代卖、便民服务、创业服务等。已经建设服务站的社区，要加强与服务站的联系，指导服务站做好各项便民服务。组织部远程教育中心要主动配合电商服务站建设，联合农村淘宝、云农场、云联乡村共同帮助贫困村建设服务站，具备条件的直接将服务站建在村部。每村至少配备1名及以上专职人员，且参加过相应培训，能够熟练操作服务站平台上的各项服务功能，能够对服务区域群众的需求和生产进行摸底统计。应该认识到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继中新还多集中在城市地区，电子商务对于地区的区位要求比较高，就农村而言，发展电子商务具备的是原材料的优势，但是缺乏的是物流体系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当前应该想方设法建立农村服务站体系，多种层面入手，多个角度来考虑，通过一点带面的方式在农村建立服务站，用服务站没基点和根据地来为农村的电商企业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服务站的建立和运行实际上还是农村地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村民通过服务站来了解网上的实时情况，并且可以根据网上的信息来对自己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思路进行有效的调整。对于那些本身不具备互联网基础知识的村民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服务站来获取应有的互联网服务，同时也可以在服务站运营的过程当中学到有关互联网运营和销售的有关知识，带动农村地区农民本身的思想的现代化。（四）建立产品网络供应体系。根据农村实际确立特色产业主打产品，组织指导标准化生产，让农产品实现在线化、互联网化、品牌化。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农户从事网货生产加工，建立完善的供应体系；认证一批网货供应定点企业，为网店提供丰富充足的货源。建设农产品溯源系统，实现特色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建设定位全国的网货产品数据库，推动“买全国卖全国”O2O营销模式。调动各部门资源、发动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开展一次对农村特产及网货产品的大梳理，网货开发定位在“买全国卖全国”层面，系统开发农村网货，制定农村特产及农村好网货手册。电商协会近期要认定一批“网货供应企业、供应商家”，重点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合作社开发新网货，引导传统商贸进行O2O销售，为网商供应货源。同时，委托第三方服务商，统一对好网货进行产品文创、摄影等第三方服务，将好网货梳理成数据包，全面对接各渠道销售。引导支持涉电商企业申报“三品一标”“老字号产品”“知名商标”“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知名企业”等。通过母子品牌体系搭建，整合优势特色品类进行整体推广，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定位及整体规划，统筹引导本地企业品牌形成合力，对接大市场。三是标准建设。市场监管局、农业局、牧业局要尽快建立农村草原红牛肉、农村杂粮、农村葵花籽等本地农特产品单项标准，依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市场需求等制定本地网货标准、网货供应链各环节执行标准，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可用于产品销售。以政府名义为溯源特产背书，实现地方特色产品一品一码。（五）建立网络物流体系。要加快城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办法，扩大通信网络覆盖面。完善农村乡村三级电商物流配送体系，提高现有服务中心、站点配送服务能力。引导建设农村物流信息管理平台，重点解决农村上下行物流资源的协调统筹，降低城乡物流收派成本。一是加快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通信部门要加快推进发展电子商务必需的移动通信、互联网宽带、光纤等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数字农村建设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农村创建，通过争取项目，使农村在网络进村入户建设标准和速度上列入全省前列。尤其要优先保障贫困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动光纤改网全农村覆盖和农村城重要公共场所全覆盖。二是提高农村电商物流分拨中心服务效能。邮政部门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登记流程、产品货架归类制度、问题件处理流程、配送员考核及相关规范性工作流程，使快递跟踪信息能够从农村级分拨中心传达到农村，让农村群众实时查询到包裹在农村域内的流转情况。三是建设我国农村物流服务展示平台。邮政部门和各民营快递要整合全农村物流配送资源，创新合作方式，有效降低快递企业运营成本，提高邮政物流配送利用效率。同时，加快冷链物流建设，破解生鲜产品运输瓶颈问题。（六）建立电商营销体系。农村要走电商产业综合发展之路，就必须充分发挥“农村电商模式”的影响力，激活现有合作资源，建立起地域性服务平台，发挥各类资源协同发展作用。电商中心、电商协会要主动与阿里巴巴对接业务，推动原有农村淘宝、特色中国、菜鸟物流等项目升级。同步由电商中心牵头继续对接项目，适时组织召开相关部门、企业参加的项目对接会，使各部门、企业全面了解阿里巴巴平台业务，这样便于推动全农村具备条件的各类企业、商家、合作社等主体转型升级。通过阿里平台引领，全力打造农村域电商发展生态圈，力推我国农村农特产品上行。同时，继续深化与浙江桐庐农村的帮扶合作，重点在网货互换、产品展销、人才培训、协会交流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共同挖掘农村与桐庐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机遇。建立宣传推广体系。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宣传普及互联网信息，提高各级干部、群众对新环境、新经济的认识。多种形式、渠道宣传电商创业典型，营造电商发展的良好氛围。数据中心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鼓励各级干部开设微博，建设农村“微信矩阵”，对全农村电商工作持续开展微直播、微访谈、微调查，准确权威信息、定期重点工作等，营造全民宣传的氛围通过表彰先进，鼓励和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形成真正的网商集群。

四、结语

电子商务是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发展电子商务，特别是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一项重要的富民惠农工程，正视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想方设法着力予以解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当前政府面对和解决有关问题的时候，应该用更加理性的态度，从顶层设计的层面着眼来解决有关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文亮．农村电子商务物流集配系统的战略协同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7（2）．

［2］吴纪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消解范文篇7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活动，由于其服务对象———人（学生）具有的阶段性、个体差异性、发展性等特点，决定了教育活动比其他领域的活动更为特殊，从而使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其他改革相比，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教育改革要有利于并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这正是教育的内在价值所在。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提到“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严”。[3]教育的这种内在价值决定了教育应对政治和经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完全以政治权力、经济思维来主导教育改革，或者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等社会改革的模式简单推衍到教育改革。[4]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教育改革对受教育者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但由于教育的服务对象是人（学生）这一特殊对象具有的阶段性、个体差异性、发展性等特点，决定了教育活动比其他领域的活动更为特殊。随着人类研究的进展与医疗水平的进步，人们发现，成熟细胞的某些机能具有可逆性，生物体出现的大多病变可以通过新细胞再生逐渐治愈。但教育的影响完全不同，教育改革结果一旦出现，影响的是改革参与过程中学生接受教育的效果，甚至是学生一生的发展。教育改革策略可以通过后期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修复或者改进，但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牺牲掉的时间不具有可逆性。可见，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改革的特殊性，教育改革必须尊重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学生的发展，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教育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改革之前，一般会在全国范围内选取若干个省市、地区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教育改革试点的重要价值在于，尽早发现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尽可能将改革设计之初未预料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二、教育改革不可逆结果的浮现———以新课程改革为例

教育改革是一场“调动全民的战役”。[5]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教育改革就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进行着，考试、教材、课堂、体制改革等等。教育发展的总体历程已经同“改革”难解难分地萦绕在一起，教育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成为教育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正式颁布，以及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的舆论导向，加之“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民生建设任务，对于教育改革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教育改革在深入、深化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单方面重视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没有足够地发挥培养人自身的责任”。[6]长期忽视教育特殊性的结果就是既没能促进学生自身的发展，也束缚了教育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教育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教师）来说，一项好的教育改革是一次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良机。但如果是不顾及教育内在价值的改革“，对大多教育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所重复的行动不是发展而是挫伤和摧毁了那些改进”。[7]在中国的各项教育改革中，尤以课程改革起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也是一直饱受争议的。特别是2001年正式启动的最新一次课程改革（以下简称新课程改革），在历经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新课程改革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酝酿准备阶段、试点实验阶段和全面推广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改革从启动到全面进入用时不到四年：2001年9月，首批38个新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始启动实验，从2002年开始各地扩大义务教育阶段课改实验，2005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部进入新课程。复杂理论认为“，在最谨慎的探究基础上所采取的适当行为，也很容易产生完全无效的和不适当的结果。”[8]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改革之初未预料到的结果逐渐显现。2004年9月，第一批新课改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因为在理科基础知识与技能方面不能比拼那些未参加科学课程改革的学生，在个别地方遭到“歧视”。而新课改中着重强调的“学习积极性高、乐观、思想活跃、爱提问”等品质在没有进行改革的高中基本无人重视。很多学生感受到的“是‘落后’的沮丧和‘补课’的巨大压力”，[9]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补习新课改中删掉的知识内容。2005年，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学者等对新课改的效果尤其是数学课程改革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姜伯驹认为，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课程体系完全另起炉灶，在实践中已引起教学上的混乱”。[10]面对试点改革中出现的各式问题以及各界的质疑，新课改的进程却没有丝毫减慢。按照原计划，2001年7月颁布新课标，按照新标准编写的新教材要陆续出版试用，并且要分步到位，到2010年才全面实施。然而，事实上到2004年9月，除个别区县外，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改革已在全国仓促实施。一个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战略，在地方相关部门的自主空间里更增添与强化了政策执行的“内输入”特点，使这场新课程改革从上到下呈现出行政权力的色彩。这就意味着，本应在改革试点中发现并应得到及时处理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改革试点矫枉过正的作用在改革仓促铺开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体现，这样的行动已经冲淡了课程改革的本意。推行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改变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为实施素质教育筑路，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合适的人才。但为什么新课程改革在施行过程中却与素质教育的目标渐行渐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改革设计阶段，对教师质量、特色课程开设、经费投入等情况的考虑不够充分；在改革实施进程中，课程改革实验以方案化方式推进，实践研究滞后于推广应用，改革的形式大于实质；从学生评价看，升学考试以分数为中心的评价与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注重动手实践、团结合作、创新的要求相冲突。一位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教育工作者说过：教育工作是一份良心活！是的，教师讲课、育人都是良心活，一位教师的工作影响的是几百名、几千名学生，那么教育改革呢？教育改革一旦实施，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受教育者。教育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但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其影响作用在一国范围内的学生身上一旦发生就是不可修复、不可逆的。新课改的初衷是为了构建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但在2004年9月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学生毕业升入高中暴露问题的时候，在教育参与者纷纷指出新课程体系存在弊端的时候，政策推动者本该减缓改革进程、及时进行调整，但却对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失明”，进而使问题蔓延，使最初参与到新课改实验的学生受到改革的负向影响。我们说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在其带来正向影响的同时，也会出现与“利刃”相伴的“弊刃”，不可避免地给一部分人造成伤害。对于学生个体而言，一场教育改革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养成、基础知识构建、学习态度和自信心的形成，等等，而这些看似细微的影响则是他们日后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如果基础没有打好，后期的良好效果便无从谈起。而由于教育改革结果的不可逆和不可修复，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没有构建起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基础，不仅会影响其日后的进一步学习，甚至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教育改革影响的决不仅仅是一两个学生，往往是一代或几代学生。如果改革的“弊刃”过于锋芒，首先“受伤”的就是所有“祖国的花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教育与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政治、环境等息息相关，教育改革成功与否会在日后反映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对教育的破坏，造成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发展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却出现了人才的断层。作为改革制订者和施行者要做的就是及早发现和消除“弊刃”，这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即使是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本位论，也不应该因为改革推动者的不负责、不重视，以耽误甚至牺牲一批学生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日后进一步改革的经验教训。

三、消解教育改革不可逆负向影响的建议

如前所述，教育改革结果的直接受益或受损对象是学生，而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改革结果的不可逆性，这一现象很可能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学生的学习乃至他们一生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决策者对教育领域中的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已有的一些教育改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与教训，教育改革结果的不可逆性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包括政策制定、行进速度、效果评判以及被改革群体的利益保障方面，将改革的负面影响消解至最低，尽可能排除教育改革可能给受教育者造成的无意伤害。

1.政策制定———避免利益偏差错误

教育改革在推行之前的政策制定是影响甚至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尼格罗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有可能犯利益偏差和技术偏差两类错误，两类偏差的出现都会导致决策错误。利益偏差导致的决策错误主要表现为政策获利化、政策廉价化、政策优惠化和政策分割化。[11]这类错误正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常常犯的，要么只选择那些能使自己个人或自己所属集团获得特殊利益的政策方案；要么只选择那些使特定团体或个人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利益需求的方案；要么在最终优选政策方案时，有意选择那些能给某些个人或团体一定优惠的政策方案；要么决策者最终采用的是将利益在几个团体间按一定比例分割的方案。只有教育改革决策者能够放下自身利益，真正从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出发，才会避免犯利益偏差的错误。成功的教育改革必须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预计改革潜在的风险，综合考虑一项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给社会和教育中的人带来什么，权衡利弊得失，不做无谓的牺牲，将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改革过程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不断博弈与妥协的过程，现实中的改革很难达到理想的帕雷托最优状态，但至少要满足罗尔斯提出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教育改革决策者制定的任何决策至少要满足以下三点：第一，满足最低限度的公平。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受到改革影响的个体都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受益（如知识、技能、身体健康等），而不应有受教育者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第二，承认个体差别的存在。在保证最低水平公平的前提下，受客观因素（如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和主观因素（如天赋、健康状况等）的影响，个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教育改革应使处于最不利状态的个体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三，保证利益受损者获得补偿。尽管我们强调教育改革不应使改革参与者因改革而利益受损，但在已有的改革中确实出现过部分人不可避免地承担教育改革代价的情况。对于这些因教育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应该有事后补偿措施。例如，如果学生学业成绩受到影响，就要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补习；如果学生身心发展受到影响，就要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健康干预。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身体、心理哪一方面受到损伤，事后的补偿都不可能完全挽回给学生造成的伤害与损失。

2.改革进程———放缓改革步伐

以前文所述的新课程改革进程为例，我们的很多教育改革在正式铺开之前都选取了改革试点，但在试点地区的试验效果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之前，就又匆匆地将改革在全国推行。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学生的学习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体现。如在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中，小学阶段至少需要六年、初中阶段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发现改革的问题。而我们之前教育改革的试点试验时间往往只有两至三年，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全面发现问题，也不能使改革试点早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改革方案的作用发挥出来。况且就是在这样短的试点规划下，有的地区还不能严格按照计划步子来，而是急于求成地盲目加快改革的步伐。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未来教育改革的路还很长，教育改革的机会还有很多。要为了学生发展，教育改革就必须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特点出发，放缓改革的步子。任何一项改革设计，即使做得非常精细也不可能完全概括现实的可能性与复杂性。改革中不可预料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为了减小改革给参与者带来的损害，延长改革试点试验的时间，建立补救措施，形成补救方案，就应在试点改革时进行阶段性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并给予调整完善，这样才能将教育改革“弊刃”的影响降到最低。

3.效果评判———扩大话语权主体

教育改革的效果如何、成功与否由谁来评判？不同评判者所处的位置不同、持有的价值观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各异。从对改革代价合理性的评判来说，改革的发起者与改革参与者的评价一般是存在差异的。有学者认为，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否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二是能否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三是能否采取民主的推进方式。[12]也就是说，除了教育改革决策者，直接受改革影响的学生以及广大社会群体也具有评判改革效果的权利。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改革的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者基本垄断了对改革成败的评判权，改革中的主要参与者教师和学生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其中，他们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很难受到重视。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模式是由我国国情和体制决定的，但是不能因此忽视某些利益群体的话语权。在理想状态下，任何政策都应该是在广泛征求意见与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改革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受损者，扩大改革话语权主体范围，充分倾听并采纳各方的声音和意见是教育改革健康发展的必须。

4.利益保障———组建有效组织

消解范文篇8

关键词：消解；信仰危机；堕落；重构

一、课程领域中教育文化的消解

课程与文化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课程是文化的传承工具，这一命题一直以来为很多专家学者所共识。文化创造了课程。文化与课程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和逻辑关系，课程源于文化。离开了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课程又精炼、形成着文化。课程已成为文化发展、传承、媒介及创新的工具。课程论专家郝德永教授对此命题提出了质疑，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课程的文化锁定逻辑，机制及其课程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命题，不仅误读了文化，而且误化了文化，异化了教育。”他认为：“课程源于文化，决不仅仅意味着从现实的文化中选择某种凝固化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那里获得本质性，价值性存在的依据。”无论课程与文化是何种关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课程最终要源于文化，并且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必然会带来课程的变化，如果说课程是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也必将是社会文化中某些领域的独特显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必然会带来单一课程文化的消解与重新构建。

中国的传统教育文化的主流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家法制度上并为之服务的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它讲求人伦关系，强调社会秩序，追求高度统一为基本特征。“否定个人，强调群体和整体，群体对个体具有绝对的压倒优势，群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是卑微的，微不足道。个体对群体无条件服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促使这种文化范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基脉便是社会政治的伦理主义。它使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体，并不断完善与巩固，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高度稳定性与控制性的道统教化式的社会政治伦理本位的文化体系。”近代受到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那种群体至上的伦理政治、文化体系正在慢慢的冰消瓦解。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不同的是，西方的各种文化文明都体现着“个人本位”的精神现象，崇尚那种具有独立和主体意识的“个人”。在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中，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甚至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在慢慢的消解，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形成之际，使民族文化出现了徘徊、盲从、和不知所措。在这场冲突中，优秀的文化在经历了痛苦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消解、沉淀、融合、重构，必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出来，其他各多元文化也会在这场文化的冲突中重新组合，消解、或淘汰。

二、教育文化中的信仰危机

(一)教师群体的信仰危机

教师群体的信仰危机，是传统文化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矛盾冲突在教师群体中的一种表现。当前人民对教师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与文明的代表，某些教师的一些个别行为却证明了这个本该神圣的团体里充斥着那么多不和谐的甚至是不文明的现象。中小学的乱收费、乱办班、乱补课、向学生索要财物等。已成为教师这一光辉形象下一种追求金钱利益的难以掩盖的恶习。表面上看都是分数惹得祸。可实质则是某些教师在利用考试竞争趁火打劫，为本来就以不堪重负的学生们雪上加霜。教师群体中的某些人正是借助考试之机，在知识与金钱的交易中扮演着灵魂迷失，信仰缺失，文化奸商的嘴脸。

教师的工资待遇在全社会不是最高的，与过去相比，却在逐年的提高之中，但这种提高并没有起到激发教师对教育的忠诚，而是助长了某些人对金钱利益的贪欲，丧失了对教育的信仰，丧失了教师对学生最基本的博爱，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竟也站在讲台上满嘴的仁义道德。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真实谎言。这也是造成广大青少年信仰迷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教师本应该是德高为师，博学为范，行为示范。可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利益至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正在吞噬着人类的精神，使人类远离了精神家园，坠入了罪恶，贪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人类对自然的亲情。对自身的精神提升，都在物质主义的追求中丧失殆尽。今天的人类，并没有在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感受到幸福，相反，现代人有一种无助的孤独感。最终只能在对物质的占有与挥霍中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来慰藉空虚的心灵。”教师也是在这种冲击中逐渐的蜕变，变得越来越没有信仰、没有了尊严、没有了品位。

(二)学生群体的信仰迷失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群体当属学生群体。张春兴教授认为：“现在的青少年几乎都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消极性格：其一是对人不感激：其二是对己不克制；其三是对事不尽力：其四是对物不珍惜。”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我们的民族文化正在慢慢的消解，在新文化还没有形成和成熟的文化转型时期，青少年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无根文化”的品性。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他们身上有各种社会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追求物质享乐。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缺乏责任感，缺乏进取心，盲目追求一些低俗、庸俗、恶俗、粗俗、媚俗的垃圾文化，表现出本不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一些成人化的心理状态，冷酷、仇恨、残忍、躁动、叛逆的心理特征，这是文化信仰迷失的显著特征。“报告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68％。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暴力文化影响等原因，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在高校。当代大学生的表现更是令人堪忧：“素质流氓化、Kiss公开化、消费白领化、上课梦游化、逃课普遍化、女生恐龙化、男生痴呆化、恋爱闪电化、补考专业化。”们的当今教育对这些缺乏民族文化信仰的莽撞少年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屈辱与不知所措，一些新生事物令我们防不胜防，无以应对。我们的道德教育在今天的学校中显得那么的苍白乏力，束手无策。表现在学生身上的这种文化信仰的迷失。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教师在往家长身上推卸责任。社会在往教师身上推卸责任。不仅如此，有人还在利用各种垃圾文化在学生身上发不义之财。

(三)教育文化的堕落

教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与代表，更能够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渊源与价值取向。当今，我们的教育也表现出从来未有过的繁荣与热闹。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的受到如此重视。“不仅国家重视——教育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民众重视——教育以成为投资热点和消费热点。然而，表面的繁荣却难以掩盖其内在的浮躁。”如果我们对教育文化的这种繁荣做一个深入的透析，就不难发现：“被重视的只是教育的工具价值，被提高的只是教育的工真性作用，被看好的只是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及个人地位的彰显。除此之外，教育便没有了立足之地，没有了发言权，没有了立论依据。”于是，“教育虽繁荣但却平面化了，虽显赫但却世俗化了。”我们的教育文化也从来没有像具体这样迷失了自我、放逐了崇高、抛弃了品位、失掉了自尊，变得不再那么崇高与纯洁了，这里不再是净土。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步伐的加大，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教育变得如此的奴颜婢膝，满身铜臭。教育文化的堕落，将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危机与隐患，我们也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的。它的学历主义，精英主义，贵族学校，恶性补习等现象，以及它的市场化，企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势头，已充分暴露出其有教无育及社会工具主义化的特征，其负面影响不仅仅在于固化，合理化社会时尚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它断送了“人怎样成其为人的手段与途径。”我们虽不能无视教育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价值工具属性，但更不能无视教育的育人功能，即无论教育的规模多么的庞大，场面多么的热闹与繁荣，都不要忘记了教育的本然旨趣，它的育人使命，而不是作为经济手段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升学率、文凭、金钱一时间成为了学校，家庭。社会交互追逐的终极目标，对于人性、人格、道德、能力、创新的培养成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口号或装饰，虽有时喊的响，但却无任何实际意义。我们倡导改革、文化进步，但在这种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教育文化的信仰迷失是我们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因为它已经突破了教育文化品质的底线。对此郝德永教授做了最为精辟的总结：“教育”有了“钱却没有了尊严。”有了“地位却没有了灵魂。”三、新课程改革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缓慢前进

教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热闹与繁荣，也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问题重重，有人认为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出了问题，特别是课程模式，一时间学美国，仿日本，赶英德……各种课程模式，教育新理念、新思想被移植进了我们的课堂。笔者并不否认这些课程研究方法其积极探索的有利一面。但把中国的教育问题完全寄希望于课程改革或某些西方的教育理论，不改变教育的经济价值工具的品性，其收效值得怀疑。课程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甚至挫折，但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所带来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教育文化的转型期。必然要经历这么一段教育改革的初级阶段。它的真正意义是使民族教育在这种文化的冲突中沉淀优秀文化。积累先进经验，重新审视与构建自我的一个过程。新课程改革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批判、否定、矛盾与构建中缓慢发展的，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些“以人为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科学发展观已深入人心，正在教师的教学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时，我们教育文化中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教学原则经受了各种考验，在新课程改革的思想体系中被赋予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与新的内涵。改革本身就是文化进步发展的一个复杂的长期而系统的过程，课程改革的缓慢发展过程也一定会激发、促进教育改革与进步的，对于重新构建教育文化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四、教育文化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重新构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民族文化心态的根本变革，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面对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性特征，与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极大差距相适应的主导性文化与非主导性文化的冲突以及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并存导致的文化价值冲突，我国的课程改革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的选择。”在这种复杂文化环境中，需要我们作出最为科学的选择，创造一条真正适合中国教育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的民族教育能够健康的发展。要求我们合理吸收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分，以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为根基，走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及时总结课程改革、教育改革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反思，找出教育发展的根本价值与规律，重塑教育的本真面目。

(一)降低学校教育的商品化价值属性。还教育的本来价值旨趣

因此“教育的解放是实现其对今日社会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的前提条件。”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决定了教育似乎不可能走到社会发展的前面，但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然影响教育自身的不断调整其使命、价值、作用、旨趣、方向、逻辑：由处在受社会文化的控制而逐渐走向以内在的逻辑规律为依据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重塑与构建。当代教育决不该是社会消极经济文化制度下的产物。应该把教育从其提高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价值功能的体制下彻底解放出来，使其承担、行使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只有发挥教育的文化先锋，价值导向。科学推动的作用，社会的发展才会走向健康、文明、和谐、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正常轨道。

(二)重塑一支思想先进，教学技术过硬。积极进取，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完善教师在职进修制度，不断提升理论与科学素养，使教师群体始终保持它该有的先进性、纯洁性。国际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其实质是教育的竞争，而教育的优劣又直接体现在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上。拥有一支什么样的教师队伍，就会拥有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教师的群体素质、文明程度、精神状态、发展状况是关系民族命运与生死存亡的大事。教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独特形态与载体，教师又是教育文化的活生生的载体与承传者。这个群体应该体现出最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应该是积极的，文明的，有思想的，有信仰的。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也就注定了他的群体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依据。

(三)构建并完善具有民族本土特色的教育科学文化

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是影响教育价值，教育发展最为根本的伦理依据，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等。这些都是在几千年的中国民族教育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的教育科学财富，应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教育的发展，必然要立足于本国的教育现状。朱永新教授在《中国教育蓝皮书》(2004)中这样说道：“在教育改革的方向上，我们提倡与国际接轨，但相对忽视了本土的教育优势和教育特色。”对于西方理论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他指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夹缝之中，教育发展应当是在追赶和超越之间选择平衡。但我们大多数以模仿为主，以西方教育为标尺，教育改革和教育批判的话语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企图采取一种批判、“革命”、“中断”的模式短时间内革除所有教育弊端。却丢弃了自己既有的教育“个性”。相反，西方却在学习中国，而我们的所学，人家正在抛弃。一位美国教育专家说。“不要盲目的相信美国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制定某些方面并不令人满意……有的高中毕业生，阅读能力却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美国孩子从小崇尚个性，追求自由，没有“师道尊严”这一类观念，教师在课堂秩序上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中国教师，班上的学生多一点，老师就力不从心。”想用不加改造的西方理论来取代中国民族教育文化无异于一种文化的侵略，教育上的邯郸学步的后果很可能会是一场灾难。没有吸收和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继承的发展是一种迷失与背叛；没有吸收的继承又是一种固步自封。因此教育文化的建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一种兼容并包与去粗取精，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递与科学更新的过程。

消解范文篇9

现有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由威利•勃兰特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所做出的阐述具有较大代表性、权威性，《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作为阐释现代社会区域内政治秩序、结构变化的一种新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为有效的指导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作为“舶来品”的区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欧美学界，我国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依据现有的相关概念阐释，可以将区域治理定义为：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经由协商、谈判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管理。简单的来说，区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现今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可知，政府仍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微弱，总体看来，我国区域治理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层制特征浓厚。由于政府仍是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的主体，因此我国现有的这种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针对区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明确的结论。本文从区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过程出发将其界定为：区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维护与协调区域公共利益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则是指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各政策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对立、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种情形。由于区域内各政策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区域内的冲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冲突存在的本质原因。总体看来，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虽有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最终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政策失败等，因此，必须在理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实质的基础上，经由理性研究进而提出消解政策冲突的有效方法。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基本原则

以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基本特点为前提，为更好的深化区域合作、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遵从的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共享的原则

区域内各主体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使得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对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达到鼓励各方沟通、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应该包括：⑴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应更有利于各地方的发展，不能损害他方利益却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进行激发，同时，区域内的和谐发展、深入合作则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和谐发展的原则

在区域内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之间对区域利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达到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从而使区域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总之，区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够直接调动区域内成员的积极性，维持区域合作系统的稳定，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3.法治秩序的原则

一方面，制定明确、清晰的规则制度，对区域内成员的利益行为进行规范，严格依规定进行相关的奖惩，使其对违反者的惩罚有理有据，减少人为的随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制度，加强内外部监督。明确各方在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关角色，在全员达成一致时，若有违约行为必将严惩。此外，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有利于区域内各方端正自己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4.运行高效的原则

一是，依据具体需要，设置多样化、灵活的利益协调机构。既可以是常设性的协调机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项目小组或专业委员会；二是，在协调过程中，应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繁文缛节，树立专设协调机构的权威、威慑力。三是，应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利益协调的结果，并鼓励、监督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修正，而后由专设的协调机构进行验收。

三、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区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模式，因此为规避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在我国区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地改进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冲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

解决公共政策冲突的基础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此措施同样适用于解决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简单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种预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冲突发生之前就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相应的事后排除则是指政策出台后，针对冲突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措施。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虽然我国已出台诸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政策主体的权限进行一定的原则性约束，但这些规定并不够明确，甚至相互抵触、矛盾，直接造成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乏力，加剧了政策冲突的现象。因此，我国应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通过协商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明确各政策主体的权限范围，并予以严格地监督，以此避免越权、超权决策。二是加强对决策程序的控制。为使决策者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从而避免和减少政策冲突，需建立健全统一审查和批准制度。在区域内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避免政出多门，区域内成员所制定的政策必须报经统一的机关批准，确保各级政策间的衔接和统一。同时，下级政府机构制定政策须报上级政府机构批准，进而有效地减少和避免上下层级政府间的公共政策冲突。健全事后排除机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备案审查。区域内各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出台各自的公共政策时，应按总规定及时将其报送指定的机关统一备份在案，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监督。⑵利用适用规则。公共政策冲突发生时，为正确适用法律规范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上位政策优于下位政策，同位阶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等。⑶裁决机制。当区域内公共政策发生冲突时，由协调委员会或临时协调机构等专设机构进行裁决，明确各方责任。⑷改变或者撤销机制。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应该明确要求各地区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违反制度、规定或者与上级部门政策相抵触的政策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是一种监督机制。⑸定期清理机制。区域内各政府机关应定期对域内实施的政策进行审查、考核，判断其是否与法律、法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触、冲突、矛盾的现象，进而进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无用的政策。

2.加强公共政策主体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机关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通过认真的学习、领悟，在正确理解自己的责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据区域内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以区域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确保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共政策的冲突。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国政府机关应对行政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科学设计行政组织结构,把组织和业务及人事制度设计得使政府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重复、交叉的职能、权责。为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我国应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就改革达成全民共识，赢得公众理解；科学预测改革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障碍，有计划的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尽可能的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的同时，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总之，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应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3.畅通政策信息沟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询协商机制

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是许多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项政策都很难兼顾多方利益，在其实施过程中必定存在许多的歧义与抵触，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沟通则是减少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仅要不断加强区域内各成员的内部沟通交流，还要不断加强政策执行部门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外部沟通。一是由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成立专职的沟通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区域信息公示、传递、沟通等职责，使沟通协调职能专业化、权威化。二是构建多种沟通渠道，使沟通渠道畅通化。三是缩短沟通距离，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四是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此外，还需要在畅通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构建专门的政策咨询协商机制。通过对区域内各个政策的咨询协商，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缺乏关于政策目的的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在利益关系上也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只有采取变通的方法来达到合意，从而维持协商关系。总的来说，政策协商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4.创新更为灵活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

针对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单纯的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来对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行协调，效率明显较低。因而，有必要通过交互式的合作来为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努力，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变革：⑴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组织创新。作为此机构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基础和载体，组织形式至关重要。以欧盟为例进行说明，欧盟之所以能在此区域内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其建立的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仲裁等机构密不可分。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欧盟区域管理权力体系，欧盟组织实现了区域内的深入合作，并不断地发展、壮大。着眼我国的区域组织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还是过于简单,分工不明、责任不到位等因素都会直接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诸多职能无法履行和发挥。为此，我国的区域合作可借鉴欧盟的管理模式，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仲裁机构、咨询机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完善。⑵跨区域协调机构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设置区域协调机构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完善其功能，设置机构的目的是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在协调功能上，综合考虑整体区域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状况，在整合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服务功能上，立足于服务区域市场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监督功能上，审查和监督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⑤。⑶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网络化。区域协调机构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网络化运转。在对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必须实现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问题的解决为焦点和行动导向，尽可能的弱化科层等级制色彩，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协商对话、相互信任，实现区域治理模式的网络化。

5.构建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机制

消解范文篇10

关键词：传统教师地位尊师观文化负累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蕴育积淀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长期以来传统教师的职业地位却一直处于尊卑相悖、德福背离、重心失落和关系错位的二律背反境地。一方面教师作为正礼兴邦之要，得以与天地君亲并为读书几家尊奉，另一方面又落得一介寒儒、名列行九的社会定位。造成传统教师这种充满矛盾和失调的双重地位，既有其深刻、夏杂的政治、经济原因，更有其深层、内在的文化致因。它是以儒家教育价值取向为内核的传统尊师观的外化与投射，是中国传统文化沉重负累的结果。概而言之，尊师观是社会对于教师职业价值的不同取向进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普遍的认识，涉及到为什么尊师、尊重教师何种价值以及怎样尊师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它影响和引导着社会公众、学生及教师自身对于教师职业的基本态度和价值标准。尊师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而表现出鲜明的阶级陛、民族性和时代性，司时又深受社会文化传统的裹挟与涵摄而表现出很强的凝固性、深刻性和保守性。传统尊师观作为传统教育最具民族特点和惯性力量的组成要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对于教师职业价值取向的产物。它无论是在主流价值导向抑或社会心理习俗层面，都以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左右着传统教师在特定社会参考系内的职业定位。虽然，传统文化曾经历近现代多次社会变迁和思想变革的冲击与洗礼，但其固有的巨大历史惯性和惰性使传统尊师观得以存续，并严重桎梏着现时代教师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和教育革新的根本性实现。如何对传统尊师观进行科学的反思与审度．继承和弘扬其优良、有益的成分，并进行合理的、必要的扬弃和超越。尤其是要清除和消解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对于教师地位的牵累，进而生成一种与现代大生产、大科学、大教育、大文化相适应的新型尊师观，实现教师角色的现代跨越，这将是教师职业走出历史怪圈、步入良性轨道的思想根基和文化依托。

一、尊师乎?重道乎?道统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尊卑相悖

在中国历史上，教师职业地位一向是与儒家道统的地位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一起浮沉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教育始终把道德教育作为根本，“成人”、“做人”是其道德教育的归旨。这当中，“道系指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存封建社会即封建伦理纲常；“德”是指主体对“道”的获得与掌握。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师者，是“道”的直接代表者、传承者、体现者，便与“道”一同被奉为至高至尊的地位。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就曾引《尚书》语：“天降于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师与君相提并论。苟子在论述伦理道德教育时特别提出要以“礼义”为中心。“礼”作为“道德之极”、“人伦尽矣”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旨在“正礼的教师因此被提到紧系国运兴衰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苟子·礼论》)图此．“将必，必贵师重博；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博；贱师而轻傅，则凡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苟子，大略》)这是因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何以正身?无师，吾妄礼之为是也?”(《苟子，修身》)由此他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而倍加尊崇。《学记》在结孟、苟以来尊师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遭尊然后民知敬学”从而将教师抬作封建道德伦理的代表、范型和象征由此可见，懦家尊师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动困的，旨在维护封建道统，推行德治教化，维护遘统地位的真正代表者——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实现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种带有浓厚政治功利色彩的尊师观显然将教师作为传道卫道的工具、象征和载体。它使教师的地位境遇一方面取决于“道”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自身传道授业的能力与水平。魏晋前尤其是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乃至独尊地位，师与道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连君主也要俯首：“君子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非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礼记·学记》)魏晋以后．儒家的礼教和道统地位再也不如汉代那样至尊至贵了，与儒家道统地位互为表里的教师地位从此一落干史。正如柳宗元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悔，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然而教师再也无法回复到汉代那般尊贵了。到了元代，教师职业更是落到行九的惨境——所谓一官二吏……九儒十丐是也。

另一方面，可算是影响教师地位的一种主观固素，即教师传道授业的能力和水平。儒家在尊师隆师的同时提出择师不可不慎”，“凡学之道，严师为难”，“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如果师者无道，也就不能为师，更谈不上什么尊严了。在懦家看来，只有那些既有渊博学识又有高远志向和良好道德的天子之师、名师鸿儒才能担此大任，获此殊荣而那些只懂“记问之学”、“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是不配传道授业，不值得尊重和推崇的。因此，同为教师，君师官师与蒙师、塾师其地位有天壤之别。《吕氏春秋·盂夏纪》即称：“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对于天子之师，不少君主皆能“屈万乘之重”，“厚师臣之遇，执弟子之礼，或不名以示恩，或乞言以敦教。”同时，历代名师大儒困其饱学博识，才气纵横，四方之士慕名而来拜师求教、谨敬有加。然而，正如清唐彪所述：“人仅知尊敬经师而不尊敬蒙师经师束修有加厚，蒙师则甚薄，更有薄之又薄者”

总之．这种傲傍于“道”的尊师观是以“遭”的地位柬确定教师职业地位之尊卑贵贱，而不是对教师职业本身及其劳动价值的承认与尊重尊师旨在重道，道存方能师存。它陵传统教师地位缺少制度保障，随着道统的地位和教师传遭授业的能力浮沉变化而时尊时卑、或高或低。教师始终依附于统治阶级而未能取得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清除传统教师对于教师地位的负累，就要摆脱教师地位对于遭”说到底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依附性、依赖性．恢复和确立教师职业独立的文化职能和政治地位。这一点在传统社会里无法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广大教师早已由过去那种脱离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充当统治阶级传遭卫遘的工具而成为现代社会两个文明建设的骨干成员。现代教师在继续发挥其道德教育和文化传递等功能的基础上，其职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扩展。这就是通过自己的教育劳动，传播和创新科学技术知识，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从而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教师由此纳入现代职业体系之中，成为对整个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忽缺作用的具有专业性的职业类别。教师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以工资形式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当然应该成为我国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教师职业才能在独立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本体价值，并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换和国家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法律形式尊师措施的持续实施而实现地位的根本提升。

二、殉道乎?祈福乎’伦理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德地位德福背离

如同前述，中国古代教育是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师是礼的化身、道的代表、德的典范。为捍卫和确保封建道德伦理的绝对权威地位，政治家、教育家们总是赋予教师至高至尊的社会地位。苟子说：“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贼，云能，则必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在殃也。”(《苟子·儒效)《学记》提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教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然而，这种超出一般教育意义上的至尊的政治伦理地位对于那些由官吏充当的教师自不待言，而一旦泛化为对整个教师职业的普遍要求，势必造成大部分教师志功与物欲、道德追求与物质需要、社会责任与个性发展诸多层面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在社会的角色期待上，教师如同《礼记·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杨雄<法言·学行》所谓：“多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这种伦理本位的角色期待通过社会风尚、外部舆论和心理习俗等外部机制对教师产生行为上的约束规范，使教师“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张载(正蒙·有德犄》)它一方面强化了教师的师德、师表意识，铸塑起传统教师美好的师表形象；另一方面又过份加强了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引起对教师评价标准的偏差，即社会总是以礼的标准、德的典则来衡量教师，要求教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进而成为仁人、君子。唯其如此，才能“不令而行”，堪为人师。由此，教师职业精神上的崇高势必带来物质上的清贫。似乎教师职业的经济报偿本该不能优厚，清贫、清苦是教师职业的固有标志。这无异于在给教师罩了神圣、崇高光环的同时又披上一件清贫、清苦的衣衫。造成教师拘谨、保守、严肃、恭顺的职业性格．内心深藏着重重的角色冲突。

其次，在对自身的角色认同上，传统教师十分注重对其固守和继承的“道”的内化和“礼”的践行。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十分赞赏颜回的君子人格：“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种道德追求高于物欲追求的崇高价值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崇真向善的民族精神，使传统教师形成了敬业乐群、安贫乐道、清廉守节、无私奉献的君子人格．值得我们永远颂扬和继承。但这种“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吕氏春秋))”的崇高价值追求与社会普遍践行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道”(苟子语)的世俗价值观形成严重背离和对立．使教师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由此陷入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误置。

又次．从角色的自我实践看，中国教师将“身”纳入教育过程，突出以身立教、正人正己的垂范、表率作用。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荀子也提出为人师者要“以善先人”．“以身为正仪”。((荀子·修身))这种注重言行一致、力倡身教的教育传统使传统教师发挥着充分的榜样作用，焕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但过多的自省、自责、自讼、自律也使教师产生一种不公正感和压抑感．行为刻板、自我封闭、情趣单一．掩饰了自身的个性活力，失缺教育感染力和职业吸引力。

这种角色期待——角色认同——角色实践的高度契台与统一模塑了传统教师重道德修养，追求社会价值的殉道者角色。相反，传统尊师观在无限夸扬教师伦理至上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又对教师主体地位亦即个体幸福和个性发展进行了太多的束压，固而带有很大的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是一种“无须加以论证的”、“颠扑不破的原则。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当是越来越多的几获得越来越多的幸福。现实中，“教师的职业选择以及职业道德修养都是与人类的幸福和自我完善亦即个人的幸福密切相关的。”否则．教师道德只是要求教师像祥林嫂那样去片面遵守冰冷的道德规范，这样的道德本身就不可取。提高现代教师的地位，应当努力消解教师作为伦理人、社会人与作为经济人、主体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确立以实现德福一致的人生价值，获得崇高而实在的教育幸福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此，应当在继承弘扬传统教师追求道德理想、以身立教、垂范群伦．重视社会价值和奉献精神的优秀美德同时．勇于冲破传统教师职业价值体系中对道德境界的无限追求而对物质生活的过份贬低和对社会责任的无限追求而对个体利益的过多束缚进而限制甚至抹杀教师主体价值的德福相悖的樊篱，使教师在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中正确定位。在现阶段．应当凸显教师作为职业人、法律人的社会角色。即教师作为现代社会公共事业中普遍而又肩负特殊使命的一员．应当模范践行社会公德和法律义务，成为模范公民．以获得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所必须的主体资格。在其职业活动中，教师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规范．以职业良心为支柱．以职业人格为内核．服务学生、服务社会为宗旨，以法律规章为准绳。以此来协调教师与学生、教师同行之间、教师与社会公众、教师与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劳动投入与劳动效益、义务与权利、道德理想与利益获求诸层面关系。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与个体幸福、德行修养与幸福追求、稚福(精神性报偿)与俗福(物质性快乐)由此得以契台和统一，教师职业崇高社会地位与个体的职业满意度才能得到同步提高。

三、出仕乎?为师乎?功名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重心失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君、臣、吏、绅、士、民构成的相对凝固的大一统的层级结构。其中士阶层舟乎统治阶层与民众阶层之间。通过读书求学，士得以进身而加入统治阶层、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读书做官”、“官为本位”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升迁机制。从孔子开始，就确立了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兴邦人才的教育宗旨，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自己虽为师而自傲，但主观愿望和抱负还是殴法从政，退而为师非他本愿，且为师仍是他宣传、推行其政治抱负的另一种积极的参政途径。由此形成一种政学相通的儒家教育传统，心怀政治抱负的“士”把关心政治、从政求官作为人生至高的价值理想，官场得意则进而为官，官场失意时退则为师。在这种情形下，教师困其政治待遇优厚而使整个职业地位显赫。况且许多教师本身就是一身两任，既从政又为师，享受着比一般官吏更优厚的待遇。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制度促使教师政治地位与其职业地位的分离。科举取士，读书求学旨在中举做官、修成正果。即所谓：“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一旦仕途得志，即能飞黄腾达、荣宗耀祖。至于科场落第，仕途不通者，设馆授徒教书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这使传统教师多被排挤在社会的主流阶层之外，政治地位旁落、社会地位之寒酸不言而偷(当然那些仕途畅通拿着俸禄的官学教师白是另一般风光)。这种功名化的价值取向和取士制度，导致自隋唐以后一种“学而优则仕、仕不第则师”的人才分流机制的形成。教师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地位皆在官员和及第文人之下。与此同时，科举选拔人才的内容、方式和标准又极大地影响着学校育人模式和教师的角色行为模式。教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使命由此确立。为师者只是囿限于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儒学经典的记诵讲授，单一地发挥着文化的继承传递功能，从而抑制和扼杀了教师的创造性和文化创新功能，注定一种“教书匠”的生命归宿。教师们虽然获得“红烛”、“春蚕”、“园丁”等诸多精神褒奖和慰籍，但总也摆脱不了为别人追求富贵功名而做铺路石、作嫁衣裳的自我牺牲的生存状态。这些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过去和现时一些教师稍有机会就想跳槽从政和人们对于教师职业高评价与低选择强烈反差的文化内源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价值取向逐渐由“官本位”向“学本位”、“能本位”进化和转向，尊重知识、崇尚科学、重视人才已成为社会的潮流。教育事业正在成为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财富的源泉．并被置于社会的核心地位。作为教育成败之关键的教师也自然成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相应的，现代教师必须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努力提升专业地位和专业水平．以主动适应时展和社会变革提出的崭新要求。首先应确立“学而优则师”的观念，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化地位。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官为本位，降低教师的专业地位，造成教师素质之不良。随着教师专业化的世界潮流的迫近，提高教师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正在成为各国改善教师地位和工作条件的普遍策略。为此，我们也应制订和采用多种有救策略，如提升教师专业在学制体系中的层次地位，优化师范教育生源素质，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实行教师岗位的专业准人制度，优厚教师的物质待遇，扩大教师的专业权力。以此来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矢志教师职业，使“学而优则师”成为现实。其次，树立“教师即研究者”观念，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传统的传道授业式的教书匠型教师被禁锢在狭小、封闭的事业空间内发挥着文化继承传递功能，自身的创造潜质和个性光芒得不到充分释放和发挥，精神寂寞、压抑。为此应当设法扩大教师成才成就的事业空间，将教师的文化传递功能与文化创新功能并重．教育教学与研究创新结台起来，努力成为“集教者”、“研究者”、“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一名开发人力资源的科学家、专门家．以此实现由教书匠向教育家的跨越。公务员之家:

四、师长乎?师友乎?权威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关系错位

概观古今，中国的学生普遍崇尚教师权威，师生之间构成一种等级森严的教养关系，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这种“信师好古“、“师云亦云”为特征的尊师观是中国传统的家族化、权威化价值取向的产物。一是受家庭化价值取向的影响至深。从周代开始，“孝”就成了调节家庭与家庭内部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由于“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礼记·礼运)师与父相连相通。因而以血缘、等级关系为基础的后辈对前辈、下级对上级绝对崇尚、服从的孝、忠(泛化了的“孝”)观念也自然在师生关系上得反映。师生关系通常成了仅次于直系亲属关系中晟重要、最密切的社会人伦关系。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成了古代师生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生动写照。这种父子式的师生关系使中国历代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感恩戴德、终生难忘，以致于老师死了．弟子要服三年心丧。然而，这种以孝、忠为原则的带有浓重血缘、等级色彩的尊师观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它给中国教师地位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一是受血缘亲疏影响，人们尊敬的往往是亲授过自己的老师，而不够尊敬其他教师及整个教师职业。这使得中国教师只是在自己学生面前地位高而在他人以及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较低。二是受等差贵贱的影响，一般人对教师的尊重程度与教师所处的学校等级和学问水平相关。即人们尊重的多是那些执教于高等学校和高年级的教师，而对身居基屡或较低年级的教师尊重不昭一_三是受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师生之间表现为一种行下效、娄属主从关系，教师成了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唯师是从，稍越雷池半步即被斥为离经叛道，惩处、体罚学生也自然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现实教育中一些教师对学生的家长式管制、专制型管理乃至对学生人格权利的侵害、剥夺就是由此造成的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