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范文10篇

向度范文篇1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哲学对什么“惊异”？无非是对“问题”产生“惊异”，因此，哲学起源于“惊异”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哲学起源于“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1]亚里士多德说：“欲作研究而不先提出疑难，正像要想旅行而不知向何处去的人一样。”[2]狄德罗也说：“惊奇是一个伟大现象的第一个效果：这是要哲学来消除它的。”[3]黑格尔指出：“一般来说，哲学应当从困惑开始，困惑是与哲学俱来的。”[4]问题既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哲学的生命线。没有问题就没有哲学，哲学的历史就是问题的历史，哲学是在思考问题中诞生的，问题是哲学史的主旋律。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问题是由泰勒斯提出来的，这就是万物从何而来又复归于何处的所谓“本原”问题。“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问题看似朴素但却是西方哲学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命题。近代哲学家因为思考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而展开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康德通过批判，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哲学命题创造性地解答了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但同时康德又给后人留下了“未来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家总是在解答前人问题的同时又给后人留下新的哲学问题。哲学永远在思考、追问、解答问题的“途中”或“路上”。问题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哲学因为问题而展开批判。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指出：“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做出的最永恒的贡献就在于提出新问题。问题导致我们科学知识的发展。科学开始并终结于问题。问题不断地增进科学的深度及其丰富性。”[5]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的一个表现，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7]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难题，而哲学难题实质上是人类难题。哲学家把解答哲学难题或人类难题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所有的哲学概念、哲学方法、哲学运思、哲学体系都是为解答哲学难题或人类难题而创设的。在康德看来不能解决哲学难题这是“哲学的耻辱”。哲学直面的问题，大致可归为两类问题即“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所谓“哲学中的问题”是指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价值观等；所谓“问题中的哲学”是指现实中隐藏的哲学问题，这是属于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下的问题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思、提升和超越它。从根本上说，一切真正“哲学中的问题”都来自于“问题中的哲学”。“问题中的哲学”是因，“哲学中的问题”是果。只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所创建的哲学体系只能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只有善于发现和提升现时代中重大哲学问题的哲学家才能真正提出有生命力的哲学理论。

二、怀疑：哲学批判的内驱力

哲学源于问题，发现问题首先需要怀疑。亚里士多德讲：“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怀疑；由怀疑而发为思考，这引向问题解答。人们若不见有‘结’，也无从进而解脱那‘结’。”[8]黑格尔说：“在怀疑论的面前,人们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9]他指出，怀疑是一种“具有极高修养的辩证意识。”[10]“怀疑论,一切确定东西的辩证法,是哲学史的一个必然的环节。”[11]马克思称赞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学者。”[12]恩格斯认为，怀疑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3]古希腊皮浪提出“不作任何决定，悬搁判断。”[14]首倡“悬搁判断”的怀疑论，在他看来:“每一个相等的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和它对立,我们相信人只要停止判断,就会得到这个结论。”[15]高尔吉亚在他的著作《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中提出的三个著名怀疑论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6]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观和真理的存在，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说，未经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生活。当人们都热衷于应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演绎方法时，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在其《新工具》中对传统的演绎逻辑提出质疑，推崇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当主流的知识观都强调知识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确定的,绝对不可错之时，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原则和“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首先对主张绝对不可错论的主流知识观提出质疑；但在康德、海德格尔、萨特看来，笛卡尔的“我”、“思”、“在”三个理论支点也是不自明的、未经证明的，同样必须对其进行怀疑和扬弃；休谟既是英国经验论的继承者，也是英国经验论的终结者，休谟以“不可知”的怀疑方式切断了经验论这条通达知识的道路；正是休谟把康德从“独断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从此才开始质疑“理性”的能力，并由此开创了一条批判哲学的道路，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更是显现出哲学的怀疑威力，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对与柏拉图_笛卡儿—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怀疑和颠覆，导致了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产生；而“拒斥形而上学”、“哲学的死亡”和“哲学的终结”等这股强大的怀疑思潮，用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反对绝对性、整体性、共性，反对基础主义，追求差异性、多元性、破碎性,促进了后现代哲学的诞生。由此可见，以其说“怀疑”是人类智慧的“怪胎”，不如说怀疑是人类正常而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旦新的思维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确实，这些问题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的外衣一同被遗弃。”[17]哲学的历史，没有“怀疑”是不可想象的。“怀疑”永远是哲学批判的内驱力，哲学因为有了“怀疑”才变得蓬勃生机，“怀疑”为哲学产生与演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怀疑是哲学创造的助产婆。怀疑在不断挑战人类心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拔高人类智力水平的高度。

三、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哲学批判的向度

向度范文篇2

关键词：产品向度；服装设计；保暖防寒功能；保暖材料

作为人类的“第二张皮肤”，服装从诞生之初，就既注重功能性，也注重艺术性。作为消费品概念层面的服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市场、成本、效益是应考虑的首要因素，而艺术、风格、质量、环保等因素则服务于产品的效益实现。服装产品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载体，是日常起居的消费品。［1］作为消费品，服装产品的设计应突出商业的人性化、合理性和大众性。

1保暖服装防寒功能设计

作为商业化产品，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服装的保暖防寒功能。对于冬季穿着的服装，其保暖原理实际上就是降低导热率，减少热对流，或者采用具有热辐射的材料。降低导热率，就要使保暖服装的防寒功能最大化，需要寻找到导热率最低的服装材料。而在棉、丝、羊毛等服装材料，以及空气、水、木板等材料中，空气的导热率最低，并且重量也最轻。因此，使空气成为服装材料并且不流失，也就是通过使服装内蕴含不流动的空气，是使服装保暖的重要手段。减少热对流，则要使服装材料内部的空气不流动，即使服装材料拥有静止的空气。常见的有羽绒服等使用蓬松的絮料填充的衣物，还有一些本身含气率比较高的服装面料，如毛皮、毛线织物等。近年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空气棉，也叫空气层面料，其保有空气的效果也比较好。空气棉的构成纤维主要包括涤纶、涤氨纶和涤棉氨纶，通常为三层织物结构，中间一层采用蓬松性好、弹性好的填充纱，以形成静止空气层，起到保暖效果。第三种方法是采用具有热辐射功能的材料，如具有红外功能的服装面料。这种面料能吸收人体自身向外散发的热量，吸收并发射回人体远红外线，具有促进血液循环进而保暖的作用。目前这种材料主要有内衣﹑垫子等具有保健作用的服装产品，尚未在普通保暖服装中大范围推广。

2保暖服装面辅料成本

从服装材料的保暖需求来看，合理运用空气保暖是非常有效且低成本的手段。因此，成本低廉、含气量高的絮料，和既防水又透气的面料，是对设计制作保暖服装产品的要求之一。2.1絮料。絮料主要指利用填充材料自身结构或外形特征，彼此之间相互支撑，或者借助物理化学手段使材料彼此粘连，最终形成比较蓬松的结构，同时保证内部一定的填充密度以便形成相对固定的静止空气网，使材料达到御寒保暖的作用。［2］通常，絮料是作为填充物，填充于里外两层材料缝合而成的夹层里，起到保持静止空气的作用。常用来填充保暖服装的絮料，有天然保暖絮料、合成保暖絮料和混合型保暖絮料三种。其中，羊毛、棉、羽绒都是常用的天然保暖絮料，而涤纶、丙纶和腈纶则是合成保暖絮料。絮料的保暖功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絮料纤维本身的含气量和导热系数外，还受到絮料填充密度、絮料纤度、絮料干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一，絮料填充密度过大则所含空气越少，保暖性会降低；填充密度过小，则其中所含空气易形成对流，保暖性也会降低。经研究，絮料体积密度为0.032～0.08g/cm3，保暖性最佳。其二，絮料纤度越小，纤维也就越细，那么同样重量的纤维数目就越多，表面积就越大，其吸附空气的能力也就越强，保暖性就越好；但纤度过细则被挤压后不易恢复成蓬松状态。因此，所选用纤维的纤度在1.5～6D之间。其三，絮料干湿度对其保暖性也有很大的影响，湿度越大，保暖性越差。［3］2.2面料。从减少热对流角度考虑，保暖服装面料要能够起到隔离环境冷空气、保持衣服内空气静止的作用。因而，保暖服装面料应选择质地较为紧密厚实、导热系数小的材质，或通过增加涂层来加强保温、防风的效果。

3保暖服装的发展趋势

保暖服装为了保证防寒保暖的功能性，相对其他服装一般较为厚重。然而，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追求美丽和时尚成为对保暖服装的新的需求。3.1体量更为轻薄。保暖服装的发展和其他服装发展一样，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观念的变化，其发展方向也不断变化，同时也受到服装面料、絮料等技术水平的约束。体量轻薄的保暖服装不仅在外形上有了改变，而且也使着装习惯发生了变化。因为轻薄，多件服装的搭配成为可能，颜色、面料的混搭也变得更容易实现；因为轻薄，可以叠穿或单穿，就能够适应更多的季节，更广泛的温度变化。3.2结构更为多样。从保暖服装发展趋势来看，结构设计上的变化更为多样，不仅仅满足穿着者的保暖性要求，更加注重人体造型的美感。塑造多样化的廓形。服装的外轮廓线是影响服装整体变化和视觉印象的关键，其变化是款式设计的关键因素之一。服装廓形的视觉构成除了由外轮廓构成的外轮廓线，服装的量感也是重要的因素。保暖服装因为较厚，具有体积感，因此也比较容易塑造出立体效果，较容易塑造出多样化的服装廓形。实现多样化的搭配。服装部件可脱卸，在功能上实现一衣多穿。较为多见的如衣袖可拆卸，将普通外套变为马甲，适应室内外温度的差异；还可以将下摆变为可拆卸部分，实现长、短款之间的自由切换；甚至还可以将整件服装重新组装，变成背包。3.3色彩更为明快。保暖服装的颜色设计，从沉闷、低调的黑色、灰色、墨绿、酱紫，到现在更加明快、鲜亮的浅粉、姜黄、荧光绿等，这也与人们穿衣的主要诉求产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把耐脏、耐穿作为挑选衣服颜色的首选，人们更加注重时尚感和搭配。3.4设计更为多元。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群体多元化的消费诉求，随着服装面辅料的发展和服装生产工艺的进步，修身款式、个性款式等各种多元化的设计成为可能，设计师在设计保暖服装时有更多的空间。

4结语

服务于冬季的保暖服装，其保暖防寒的功能、服装面辅料的成本，以及对消费者心态的迎合等方面，都需要满足保暖服装产品向度的需求。它的设计不仅要实现经济目的，也要满足消费者的舒适要求和美观要求。因此，保暖服装的设计语言在趋向功能化、理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艺术化和人文化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廖江波，杨小明.新现代主义服饰文化中的四个向度［J］.纺织科技进展，2016（02）：51-60.

［2］赵媛媛.服装絮料的保暖性研究［D］.东华大学，2014.

［3］王西亭.防寒服保暖材料研究［J］.中国个体防护装备，2003（05）：12-14.

向度范文篇3

《柏林月刊》在刊登康德的应征文之前曾发表过犹太哲学家默西•门德尔松的《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虽然二者的答复在某些地方存在着类似性，但是这种类似性并不源于康德对其观点的借鉴，因为康德明确否定了这种借鉴：“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2］32。因此，这种类似性更可能是源于德国哲学运动同犹太文化新倾向的长期碰撞所产生的思想共识。相比之下，门德尔松的行文似乎比康德更加清楚明白，这或许正是当时的月刊编者更倾向于门德尔松的答复的原因。但就康德的看似过于简短的答复来说，“一篇很短的论文，紧密地和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显得太精炼，太概括而不易读懂，这也许就连当时那《柏林月刊》的编者也不能例外”［3］129。毫无疑问，门德尔松的答复自有其特有的理论体系作支撑，但是康德的答复较之能更为深刻地印入思想的历史，足以说明批判哲学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启蒙向度更为深远。在文章的开头处，康德就将自己所持有的核心观点公示于众：“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23不难看出，康德所正视的“启蒙运动”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场独立的而又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人类共同体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现有存在方式（不成熟）的发展过程。因此，康德否定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这当然源于康德所预见的启蒙艰巨性。与此同时，康德并不想同那些对于人类的理智能力持悲观的否定态度的思想家为伍，他宁愿坚信“不成熟”乃是由于人类自身本性的懒惰和怯懦使然。纵观人类思想史，人类对于理性的占有早已被印证为不可争议的事实，但是要想借以说明不成熟的蒙昧状态就是源于人类自身的懒惰和怯懦，则还不具有充足的理由。因此，要想为此观点提供充足的理由，一方面我们需要为人类的理性能力做辩护；另一方面我们则必须披露人类易受外在因素控制的本性。但是康德的启蒙任务并不局限于此，他力图在此基础上使每个人都能勇敢地、公共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要求批判哲学不仅能够捍卫人类的理性能力，借以为目的的实现提供可能；此外，还能揭示外在因素对思想进行控制的巨大危害，借以为目的的实现荡平道路。康德在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答复（1784年）之前，就已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这一批判哲学力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对于人类理性能力的自信，正是从其对人类认知理性能力的肯定开始的。当“休谟问题”促使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觉醒时，康德已不愿再同那些整天鼓吹理性权威却拿不出丝毫可靠证据的启蒙思想家为伍。康德深刻地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理性连获得真理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人类何谈“知识就是力量”和“做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一切都将是产生虚幻的迷雾。虽然批判哲学的真理观仍以“符合论”为前提，但是同先前的哲学一味地寻求认识形式符合对象不同，批判哲学将二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以物自体刺激我们的“先天直观形式”所形成的“表象”为对象，进而寻求对象与“先验统觉”之间的同一性，也即自我意识自身的同一性。康德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常常被称为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这种变革的形成，得益于康德对“休谟问题”的正确理解：“问题不在于因果观念是否正确、有用，以及对整个自然知识说来是否必不可少……而是在于这个概念是否能先天地被理性所思维，是否具有一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内在真理，从而是否具有一种更为广泛、不为经验的对象所局限的使用价值。”［4］128此外，批判哲学的革命性并不仅仅体现在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这一点上，而且通过对认知能力的限制，在避免“幻象”的同时还为理性的实践能力开辟了道路。在康德之前，卢梭已在启蒙主义思想内部发现了矛盾，即我们的科学知识越进步，人类就越不平等也越不自由。康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着“批判”这项可以捍卫人类价值和尊严的要务，而“划界”则被视为完成这一重任的唯一有效方式。“划界”意味着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并不是受严格的自然规律操控的机器，而是有“欲求”并能控制自身欲求的自由人。因此，批判哲学在“人为自然立法”的前提下，将人类的理性能力延伸到“人为道德立法”的实践领域。人类理性能力在排除一切受经验束缚的“他律”基础上，以道德的“自律”为一切行动确立了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5］31正是因为实践法则自身的纯粹性，才让我们认识到支撑其存在的理由——自由，而自由的确立无疑捍卫了人作为人而成其为人的价值与尊严。至此，批判哲学不仅证明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可以获得科学知识，而且也同样证明了人类理性的实践能力可以寻求并拥有自由。但是，既然人类并不缺乏理性的能力，那么人类为什么甘愿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呢？康德所举的例子对回答这个难题无疑是有所帮助的：“如果我有一本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2］23-24事实确实如此，既然身处不成熟状态是何等的安逸，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在知晓自身的潜力后仍然甘心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了。显然，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要求我们勇敢地披露以人类“保护人”自居实则是控制民众思想的罪魁祸首。然而，还有什么能比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更能“担此重任”呢？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康德为什么把启蒙的重点放在宗教事务上，“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为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2］31毫无疑问，一些负有启蒙使命的优秀人物曾对此做出过勇敢的反抗，但是他们在经历过少许的几次失败后，便不敢再尝试做那些被教唆者以恐吓的口吻说出的“危险的跳跃”。康德深知启蒙任务的艰巨性：“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决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偏见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圈套。”［2］25为了避免重蹈先前的启蒙教育家们把无知的民众从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又给其套上无形枷锁的覆辙，康德深切地意识到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公开运用自身理性的权力之重要。值得庆幸的是，在宗教神学和神权政治所统治的狭隘境域下，康德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共同体走向“成熟”的一丝曙光。首先，作为统治者（或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必须允许民众自由。这也就意味着，“不许争辩”这样的限制自由的敕令应该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应是“可以争辩，随便争什么，随便争多少，但是要听话！”当然，这很可能被理解为仅涉及公开运用理性的一个粗浅层面（言论自由），但是作为统治者，要保证公民永远具有公开运用自身理性的基本权利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作为可能被启蒙的个体，每个人都应区分“理性的私下运用”和“理性的公开运用”。“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2］26这里，我们需要与康德的最初目的相关联才不至于走向歧途：对理性运用做出区分，并不是为了说明作为可能获得启蒙的个体，一方面要对自身职位承担义务，另一方面要捍卫自身公开运用理性的权利，而是提醒人们要从理性的私下运用中解放出来。最后，不仅是一个可能获得启蒙的个体没有理由承认对某一教义或团体负有义务以便对某些特定的人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而且一个时代同样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而间接地导致其后的时代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受到阻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几点总结，首先，“启蒙”是一项艰巨而未竟的事业；其次，“启蒙”与对人类理性的恒久批判紧密相连；再次，每个人都能公开地运用理性是最终目的；最后，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可能。

二、“后现代性”的批判

虽然康德给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好回答，但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就此终止。现代哲学历经两个多世纪，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重复着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然而，随着思想史的逐渐演化，批判“启蒙”已经成为一种哲学的时髦。提到“启蒙”一词，哲学家们已对“人文主义式”的颂扬感到乏味，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现代性”这个词眼儿表达对“启蒙”所蕴含的思想禁锢性的驳斥。由于批判哲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蓄水池”地位，所以自然也就成为批评者的主要抨击对象。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脱离“启蒙”来讨论“现代性”。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启蒙问题就没有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从问题的实质来看，启蒙的理想与价值同现代性的理想与价值是相互重合的，启蒙的基本内涵典型地诠释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涵。而“后现代性”作为对“启蒙”最为严厉的批判者，正是站在把二者相等同的基础上来批评现代性的，并且试图用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后现代性”来取代“现代性”。具体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性”只关乎纯粹的现在，而未从整体的视野理解“启蒙”。虽然启蒙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自己身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期，但是他们过分地关注于要确立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完美时期而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在康德对启蒙问题的答复里，他仅侧重于“差异性”，也就是现在要与过去有所不同（推翻一切权威）。因此，批判哲学的启蒙只关乎纯粹的现在而未能从整体的视野或者说从未来的角度把握“现在”。换句话说，以批判哲学为代表的“启蒙”没有权利仅仅基于纯粹的现在就为人类的未来规定“一条道路”或“一个结束”。在批评者看来，启蒙的进程不应该是“黑暗——光明”的单线条发展模式，而是应由“黑暗——光明”与“光明——黑暗”共同作用的反复过程，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割裂这一过程。同时，也正是如此复杂的过程决定了启蒙不能是“一次”而只能是“多次”。早在古希腊的先哲那里，哲学思想就开始思考它在当下的存在性，但到了启蒙思想家那里这种思考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启蒙思想家们满足于主体原则，并妄图以“理性批判理性”的方式维护这一原则，进而达到对启蒙的全面谋划。但是，这种谋划不但缺乏自身的统一性，而且还忽略了影响启蒙的其他重要因素，比如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偶然介入”（被启蒙视为边缘性的——而被福柯视为决定性的）的考察。第二，“现代性”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并且其代价是惨重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以推翻一切权威的姿态，成功地打破了封建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以平等与自由的政治理念粉碎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等级观念，为人类指出了光明的前景。但是，启蒙家们过高估计人类理性能力的行为致使更具威胁的权威（理性权威）得以树立，从而导致“启蒙运动”以新权威代替旧权威，以新偏见代替旧偏见。虽然康德明确提出要对理性的认知能力进行限制，但是康德的思想无疑助长了启蒙思想家们对于获得永恒真理的自信，甚至于这种自信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头顶的星空”所引起的惊奇已不再与日俱增，“心中的道德律”也已不能依靠“划界”的方式留有地盘。现代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回馈并不是全人类的解放；相反，却带来了两次全球性的战争以及象征着新式奴役和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的真理，启蒙思想家所寻求的主客同一性根本不能弥合心灵与客观实在之间的缝隙，一切成果都只根源于启蒙思想家的臆想。除此之外，一旦哪一种学说被视为真理，它也就获得了压制其他一切“非真理”的地位，并且这种压制必将发展为对话语权的压制，这就是利奥塔所谓的“真理的白色恐怖”。第三，“现代性”或“启蒙”的内在矛盾面临终结启蒙的危险。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启蒙”以对理性做永久批判为理想，却达到了不允许继续批判的现实（理性的权威地位的确立），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恰好反映了启蒙的基本精神与其具体谋划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正是源于将“启蒙”视为摆脱“未成年”的“唯一出路”。在“后现代性”视域下，启蒙不能是确定的，因为无论是何种对启蒙的规定都将面临终结启蒙的危险。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福柯将这种不确定视为哲学的气质或态度：“启蒙是为了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就是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做永久批判的特征。”［6］536福柯也将这一特征成功地刻画为“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不同于其他的批评者，福柯并不怀疑批判哲学的批判精神，甚至于将“现代性”同样理解为一种态度。但是，他极其反对批判哲学试图对理性进行全面运用的野心，因为这种野心是与启蒙的本质精神（批判精神）相违背的，而这种违背恰恰蕴含在现代性的态度中。因此，在福柯看来，现代性的态度有割裂启蒙精神的危险，而解决方案就是进行更为彻底的启蒙，也就是对“启蒙”的再启蒙；真正的启蒙要求我们反思启蒙与现在的关系，进而意识到对主体原则断裂与否的考察并不能代替对我们的历史存在性做永久批判的态度。正是基于此，福柯说：“我要做的，一方面是强调哲学的思考方式根植于启蒙，这样的方式同时将（现代性的态度）与现在的联系、历史的存在方式和自我的建构视为独立的主体；另一方面是强调那条将我们和启蒙以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线索不是对启蒙原则的忠实，而是启蒙态度的反复再生，这种态度是哲学的气质，人们可以理解为那是对我们历史性存在的持久批评。”［6］538综上所述，在批评者（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看来，批判哲学所表征的“现代性”，仅是在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对纯粹现在的“差异性”考察，并力图通过理性的权威确立这种“差异性”，进而获得启蒙的最终完成。归根结底，这是在违背启蒙精神的前提下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真正的启蒙应被视为一种气质，一种态度，一种思考着的生活。

三、为“现代性”辩护

“现代”（modern）一词源自于公元5世纪晚期出现的拉丁文modernus，意指与过去不同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一词可以被用来指称任何与过去不同的时期，也就是“现在”。哲学家们从未放弃过对“现在”的反思，哲学思想也从未停止思考自身在当下的存在性。在柏拉图生活的时期，对“现在”的思考让哲学家意识到，正身处于一个世界巨变的时期；在奥古斯丁生活的时期，哲学家通过思考“现在”来发现未来事件的征兆；在维柯生活的时期，哲学家将“现在”理解为向伟大君主制文明的过渡；而在启蒙思想家生活的时期，“现在”被理解为打破一切权威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基于纯粹的历史分期来理解“现在”，那么“后现代”也无非是对当下人们的历史存在性做批判思考的不同时期罢了。但是，正像“后现代”拒斥将“启蒙”作纯粹时间上的考察一样，康德也曾阐明“启蒙”具有不能被一个时代所终结的艰巨性。继而，就“后现代”所主张的要求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性做永恒批判的态度来看，批判哲学的确具有这种批判精神，而且内化于启蒙思想中。批判哲学的批判精神之所以被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批评者们混淆了启蒙的理想与现实。不管是获得全部的真理还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都与批判哲学的启蒙理想相重合。批判哲学并未宣称已经获得了全部真理，但确实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寻求真理的可能路径。批判哲学也未曾宣称拥有解放全人类的唯一方案，但的确为我们描绘了“自由王国”的可能状态（公开地运用理性）。换句话说，批判哲学代表的现代性思维并不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盲目扩大，而是要在充分理解现有状态（未成年）的基础上努力超越自身的局限。此外，批判哲学的启蒙没有获得成功的现实，并不能说明启蒙理想的荒谬，而只能表明启蒙任务的艰巨。批评者只关注于启蒙以来世界所展现的种种阴暗面，却未能看到人类社会在整体上朝着“成熟状态”迈进。当我们审视“后现代性”对“启蒙”的批判时，我们终将发现“后现代性”的启蒙也是不成功的，而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所崇尚的“不确定性”。虽然“不确定性”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作永恒批判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终究还是确定的。“后现代性”有形成这种态度的内在要求，而“现代性”则有达到成年状态的合目的性，但是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将批判精神视为不可或缺的根本。从表面看来，虽然“现代性”的解决方案总是暴露出终结启蒙的危险，但这主要是由“现代性”所具有的一种乌托邦精神造成的。纵观思想史的进程，乌托邦精神非但不会阻碍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能为历史的发展提供生命力。因此，正是这种生命力促使“启蒙”能在不断否定现有状态的历史中朝着美好的生活挺进。相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显然是过于保守的。虽然它的确正确地指出了“现代性”关于知识论与道德理论所蕴含的根本问题，但是它所从事的工作依旧是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并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其非但不是建设性的反而还是倒退的。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尝试性建构采取了毫不留情的破斥，但其所应用的武器却是由“启蒙”所形成的批判反思精神。虽然以批判哲学代表“现代性”和以福柯代表“后现代主义”都是过于粗糙的，但是二者的确代表了对“启蒙”问题进行回答的两种典型的哲学立场。不同立场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不同的方法论架构。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所采用的方式是对理性作先验批判，因此，“启蒙”在现代性语境下就表征为先验理性批判。然而，福柯认为现代性的方法论是矛盾性与局限性的综合体，而真正的方法论应是基于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双重考虑。“所谓考古学，意指：这种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得出使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批判之所以是系谱学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它并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种偶然性中得出我们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6］539。两种方法论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在操作上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困难。如果单纯地将哲学视为一种态度，不管是现代性的态度还是后现代性的态度，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都是启蒙精神在各自时代的彰显。通过以上分析，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对立。这也就意味着，批判哲学所蕴含的启蒙向度并没有过时，而是在“后现代”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得以延续。利奥塔的著名言论表达了这种逻辑延续性：“后现代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7］

参考文献：

［1］姚大志.什么是启蒙：过去和现在［J］.社会科学战线，2011（9）：1-6.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康德.任何一种能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向度范文篇4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向度范文篇5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向度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正文：

价值思维向度是指人们观察、思考、认识和把握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意向，是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价值思维向度对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价值思维向度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和转换。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实际效益、人民利益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理解价值问题，赋予了价值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使价值学说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形态。

一、实践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向度范文篇7

关键词:闻一多;文学人类学;《伏羲考》

闻一多本名家骅，号友三，湖北浠水人，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与爱国民主人士。就其学者身份而言，从其遗留的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在其相关的文学研究中，闻一多的研究具有以人类学为指归的特征，虽然在其学术研究中，我们并没有直接发现他使用文学人类学这一术语，而且他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时，仅使用了“文化人类学”这一概念，但就其研究的目的和结论来看，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文学人类学的特征。学者梅琼林对此指出:“闻一多文化人类学方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在宏观的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在文化分析中探讨诗歌、神话、艺术和哲学作为文化形态的起源问题即最初形式，发掘艺术符码存在最为本源的精神事象(如交感巫术、原始宗教、性的崇拜、早期民俗等都与文学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与一般文学理论关于艺术起源的抽象论述不同的是，闻一多对早期文学艺术的研究更多地注意到它与文化的关系，并通过文化现象之解析透视文学艺术的本真内涵，充分地注意到艺术的神话、民俗维度。”［1］78本文标题中提到的“向度”，主要是指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方位及层次展开的维度。我们发现，闻一多在文学研究中，为了达到揭示民族文化符码内涵的目的，较早地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从人类学的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典籍展开讨论和分析。他的这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都对之后的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纵观闻一多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向度，我们发现，其文学人类学研究具有以文学为审美对象、注重传统考据、采用比较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以下对此逐一展开讨论。

一、以文学为审美对象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学术成果斐然，他曾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楚辞》《诗经》与唐诗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闻一多的研究呈现出以文学为中心，以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维度展开讨论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闻一多的《楚辞校补》《诗选与校笺》《神话与诗》《唐诗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卓越研究成果。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说道:“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功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2］1－2作为闻一多十几年好友和同事的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也认为闻一多的研究是以诗歌为中心，从唐诗切入，兼及《诗经》与《楚辞》，并指出他的研究范围又延及《庄子》《周易》等典籍。而他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典籍的关注，梳理并阐述民族文化的源头，深入解析民族文学符码蕴含的深层意义及发展流变的脉络［2］18。从闻一多留下的学术遗产来看，正如朱自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闻一多对文学关注的中心是诗，如他的《姜嫄履大人迹考》《司命考》《歌与诗》《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离骚解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旁涉中国古代神话及散文。因此，我们可以说，闻一多的研究具有以文学、文献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征。与此同时，通过对闻一多文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梳理，我们也发现，他的研究视野是宏大的，研究目的是深邃的。闻一多的文学研究不是以文学来谈文学，而是在宏观的视野观照下，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发掘文学审美中的人类学意蕴。也就是说，闻一多的文学研究，具有以人类学为研究指归的鲜明特征。

二、以传统考据入手

闻一多学术研究方法，以传统考据为依托，郭沫若就此在序言中谈道:“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缜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彻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功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目的的。”［2］3虽然郭沫若明确指出考据不是闻一多作研究的终极目的，但同时也清晰地指出考据是他达到研究目的极其重要的手段。这就足以表明，考据方法在闻一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就其《伏羲考》而言，闻一多在研究方法上明显走的就是传统考据的道路，即语史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以训诂和史料考据为切入。闻一多从传世文献入手，认为伏羲与女娲的名字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在记载中，而且大多存在于东汉之前的典籍中。近代考古发现的古代石刻类、绢画类中人首蛇身交尾图像早已证明是伏羲、女娲二人，但这种人首蛇身的超自然形体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及其起源与流变过程又是怎样?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闻一多《伏羲考》以此问题切入，首先考证传世文献，认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像，在西汉初期已成为建筑装饰材料，这一点可以从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这足以表明这一传说渊源之古。他接着又梳理早期文献，发现《山海经》中早已有记载:“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之，伯天下。”再根据郭璞注认为“延维”即《庄子》中的“委蛇”。据此，闻一多认为《山海经》记载的人首蛇身的神的样貌特征与画像中所表现的伏羲、女娲二人之形象是相吻合的。然后闻一多把这一发现与芮、常二人(芮，指芮逸夫;常，指常任侠。笔者注)的研究结论相互比较，结合《山海经》对伏羲、女娲形象的描述以及指出他们是苗民之神的记载，从而更深入地印证了芮、常二人的研究结论。文献梳理详实，考证逻辑说服力强。然而，闻一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向更深入的方向延伸。他大胆提出假设，认为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体式出现以前，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身形象存在阶段。他继续检阅相关文献，发现《郑语》有“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的记载，《周礼》有“交龙为旂”的记载，同时又考证出古代“蛇”“龙”一体，“螣蛇”即为二龙相交演化出来的一种传说。闻一多翻检文献后认为，在古代被奉为祥瑞的五灵中，凤麟虎龟，差不多从没见过成双出现的，唯独龙则不然。那么双龙频见的原因是什么呢?闻一多认为:“以上这些见于文字记载和造型艺术的二龙，在应用的实际意义上，诚然多半已与原始的二龙神话失去联系，但其应用范围之普遍与夫时间之长久，则适足以反映那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这神话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交龙、螣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神的二皇———伏羲、女娲，和他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神话本身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3］19那么，龙作为一种图腾符号是如何生成的，其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闻一多针对这一问题进而论17李春霞: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向度道:“(龙)它是一种图腾，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3］20而且这种混合是一种化合式的结果，即龙是由许多单位经过融化作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单位，其各单位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在各个单位化合的过程中，龙图腾还保留着主干是蛇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也同时说明了蛇作为图腾符号在古代部族中的重要意义。这种化合式图腾的出现，与上古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解释清楚了龙作为图腾符号的演变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图腾演变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伏羲、女娲人类始祖神之半身半兽的特征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闻一多认为，古人把部族的图腾作为他们的祖先和保护神，对祖先而言，他们自然对自己的后代是熟识的，但儿孙太多时，偶尔也会出现认错的情况，为了保证作为保护神的老祖先能够准确地认出自己，儿孙最好时不时在老祖宗面前演习他们本图腾的姿态、动作和声调，以便来提醒老祖宗。闻一多举例说明，越人“断发文身”是一种图腾主义的原始宗教行为。“阿玛巴人”是“龟”部族，人们把头发剪成和龟的甲壳同样的形式，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且，这种行为的模仿特征可以称为“人的拟兽化”，这是原始图腾演变的第一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古人只能做到人首蛇身的半人半蛇的地步。第二阶段，便是把图腾变成始祖，而人首蛇身神，正代表由图腾开始蜕变成了始祖的一种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古人根据“同类产生同类”的原则，按自己的模样来拟想始祖，自己的模样既然是半人半兽，当然始祖也应该具有半人半兽的形象特征，这样由全的兽形图腾就慢慢蜕变为半人半兽型始祖，这一过程可称为“兽的拟人化”。而伏羲、女娲始祖神形象的产生，正是“兽的拟人化”的具体实现过程。至此，文章在一层层深入地讨论之后，终于解释清楚了人首蛇神的伏羲、女娲始祖来源、流变及其形成的意义等问题。在上述的考证过程中，我们发现，闻一多所运用的考证材料，既有传世文献，也同时关注出土图像。此外，还注重将文献考证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从其考据材料使用的角度和范围来看，自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强调在经学阐释中把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进行互证。闻一多的考据角度实际上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启发下，又向前推进的一步，即在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相结合的基础上，加入民俗传说材料进行阐释。因此，闻一多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较早使用了三重证据法的研究者。这一点也可在其对《诗经》的研究中看出端倪。闻一多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对《诗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其研究成果之一的《风诗类钞甲》的序例提纲中他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他首先指出研究《诗》的三重旧方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三重途径。之后指出，而“本书的读法———社会学的”即采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新的方法对《诗》展开研究，闻一多这种新的研究《诗》的方法可以说是三重证据法的滥觞。

三、比较的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闻一多对文学文化的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以传统考据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特征，这在上文已论述。但如果就此认定，闻一多与清代乾嘉学派并无二致，也是在“故纸堆里”求学问，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传统考据对闻一多的文学研究来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点既可以在他自己与臧克家的信中有较为清晰的说明，也可以在《闻一多全集》郭沫若的序言中得到清晰的体现。当臧克家在信中指责他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说他有了“考据癖”，闻一多在回信中说:“我比任何人还恨慕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引用闻一多给臧克家书信内容说道:“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虫，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2］14他想要把“故纸堆”弄个明白，就必须走正统的朴学道路，必须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朱自清在序言中描述了闻一多的这一历程:“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2］17可见，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关注目的，是在于梳理出清晰的民族文化精神起源的脉络。这也正如他给臧克家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2］15于是，我们在闻一多的文学研究中，发现他已经“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一片”。由此可见，闻一多的研究目的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通过考据研究“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这就是他所说的研究的“高级阶段”，这里所谓的“高级阶段”也就涉及文化人类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了。以其《伏羲考》为例，闻一多《伏羲考》是在芮、常二文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他在评价二文的研究特点和自己要继续做的研究时论道:“以上介绍的芮、常二文，芮文以洪水遗民故事为重心，而旁及于人首蛇身画像，常文则以人首蛇身画像为主题，而附论及洪水遗民故事。前者的立场是人类学的，后者是考古学的。而前者论的尤其精细，创见亦较多。本文的材料既多数根据于二文，则在性质上亦可视为二文的继续。”［3］9闻一多在此已经较为清晰地表现其《伏羲考》采用的是人类学与考古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在高度评价考古图像对伏羲、女娲认识价值的同时，进而提出，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揭示伏羲、女娲渊源流变的更深层意义:“人类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许多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中，伏羲、女娲原是以兄妹而夫妇的一对人类始祖，……总之，‘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他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3］2“但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有关二人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从前是兄妹、是夫妇，是人类的创造，是洪水等等隔离的，有时还是矛盾的个别事件，现在则是一个兄妹配偶兼洪水遗民型的人类推源故事。从传统来看，这件事太新奇，太有趣了。”［3］9从闻一多一再强调人类学在解决伏羲、女娲民族始祖问题的价值来看，他对文学文化的研究重心确实如朱自清所说:“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鉴于此，为达到探究民族根源符码的目的，闻一多《伏羲考》在芮、常二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在进一步深入探讨时，在研究角度上表现出考古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的特征。闻一多利用考古石刻、图像材料，如武梁祠石室画像第一石第二层第一图像、东汉石刻画像、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室彩色绢画、新郑出土罍腹上部花纹、山东鱼台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画像等与芮、常二文提及的民间传说故事相结合，印证了民间传说中的兄妹即传世文献中的伏羲、女娲。然后又利用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跨学科交叉印证、相互比较补充，研究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体式蕴含的深层意义，从而更加深入地对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龙”图腾符号的来源、流变及其与人类始祖神伏羲、女娲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论述，最后得出极有说服力的结论:“龙”图腾符号是伏羲、女娲传说在无文字时代的初级编码，也是最初形态，经由不断演变，最后才有了“人首蛇身”的始祖神形象的出现。这就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神的源头与流变过程，同时也把神话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始祖神的形象与中华民族大传统联系了起来，并得出神话传说是荒古时代图腾演变遗迹这一极具说服力的结论。

自此以后，龙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就自然明了了。梅林琼对《伏羲考》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伏羲考》以出土文物(如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以及大量的人类学提供的材料(许多民间传说)为依据，证明人首蛇身男女二人两尾相交之象实乃伏羲女娲，并由此论证龙图腾的形成过程及演变状况。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心态出发，指出由于图腾的崇拜而产生文饰自身以表虔诚的心理，使图腾的形态学考察转而揭示了一个民族传说的始祖，也使古代神话即历史传说中有关龙的许多问题的相关性存在一起得到了澄清。”［1］78－79随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也曾有过历时久远的前文字传统。尽管这一传统随着文字书写的兴起而渐被后人所遗忘，但其基因却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以‘编码’的形式植入中国文化命脉的深层。正是有感于这一传统的历时之久与影响之巨，国内学者叶舒宪先生才一反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对于大、小传统的界定，将先于和外于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而将文字书写以来的传统统称为‘小传统’。”［4］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闻一多的《伏羲考》的学术价值正在于通过对龙图腾原始编码的准确解码，梳理清楚了史前“大传统”与文字时代记载的伏羲、女娲始祖神这一“小传统”之间的渊源。

参考文献

［1］梅琼林．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探索向度:以他的《诗经》《楚辞》研究为中心［J］．民族艺术，1999(1):77－83．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3］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向度范文篇8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价值理论的变革归根到底在于价值思维向度的转换。本文通过对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的深入分析，指出了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社会实践的需要、社会的实际效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去认识、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了价值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2][4][5][7][8][9][10][11][16][18][19][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8，213，382，367，148-149，373，382，23，265，63，28，45，63，190.

向度范文篇9

每所高校的国际化都自有特色，自成一体，但都属于中国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该服务于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整体发展需要，其中既包括具体工作，也包括理论研究。目前，高校国际化现状与发展研究，尤其是在世界视域下着眼于中国教育国际化全局进行的前瞻性、整体性研究相对缺乏，长此以往，必会导致中国高校国际化竞争力不足，也无法为中国高校未来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充沛动力。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高低，理应包括高校在中国教育国际化理论建树和决策咨询方面的贡献度，即提出了哪些务实有效的理论观点，对政府国际化决策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对中国教育国际化产生了哪些实际推动，等等。高校的国际化研究应加强统筹，多学科参与，中外合作，不同高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智库联盟，彼此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合力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化决策咨询能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水平和在世界教育体系内的话语权。

二、高校国际化资源的共享度与平衡度

高校内不同部门国际化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不同，进展程度不同，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国际化资源分布不平衡是常态。一般优势专业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国际化程度相应会较高；发展较慢或相对处于劣势的学科和专业的国际化资源一般相对匮乏，国际化发展较慢或内驱力不足。但从学校国际化发展的整体性规划和总目标来看，只有“一园开百花”，全校国际化一盘棋和谐发展才是良性生态。为此，高校应在科学规划学校国际化整体发展目标与方向的同时，科学协调本校已有国际化资源，如推动国际学生招生资源共享，合作建立一些双学位、跨学科双学位项目，实现国际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培养、文理交融培养，为国际学生开设的全英文通识课程向中国学生开放，对外交流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要从学校全局考虑，使每一个项目都发挥多维向度作用，活动范围和效果的辐射面尽可能大而广等等。目前，一些高校还相互合作，推动高校之间国际化资源的共享，但因为缺乏科学规划，可持续性不强，未来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合作共享机制。高校国际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博弈性，既包括中外博弈，也包括国内高校之间的博弈和高校不同单位之间的博弈。目前高校一般将国际化作为学院或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各单位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竞争关系，对局部利益的关注有时会影响对学校国际化全局发展的主动思考和贡献的积极性。为此，高校应基于国际化发展总规划、总目标，根据不同学院、学科对国际化的实际需要，差别化制定国际化发展目标、实施策略和考核指标，做到学校全方位规划，各单位分解具体指标，将国际化融入师生自身发展追求，从而实现以局部差别化发展达成学校国际化整体化发展，在差别化发展中实现平衡发展。

三、高校中外学生融合度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既是为了自己走出去，也是为了别人走进来。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能持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化人才的重任，而要培养出敢于承担、乐于承担、能够承担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中外优秀学生，就必须使学生既具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又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牢牢扎根于民族之魂，成为真正的民族栋梁之才。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文化的世界。目前，能够直接到海外接受教育和从事文化交流的中国青年比例很小，而中国的世界化之路又迫切需要大量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工作能力的人才。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属于典型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兼具的教育资源：所谓内向型，即来华国际学生通过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实现自身的国际化，以中国为桥走进世界；所谓外向型，即中国学生可借力来华国际学生实现自身的国际化，以来华国际学生为桥走向世界。因此，加强对来华国际学生作为一种国际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无疑是一种直接且有效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途径。来华国际学生为中国教育国际化提供了近在身边的资源和环境，但因为对教育国际化的一些片面认知，在国际学生管理方面形成了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孤立于中国教育国际化整体之外的单向思维方式，使得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还基本上被视为一种“特殊教育”，学习和生活环境都相对特殊：由专门的机构单独组织教学，并住在专门的国际学生公寓；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也常常将国际学生排除在外，形成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象牙塔模式”。这既不利于培养既理解中国、又能从感情上亲近中华文化的国际学生，同时导致对来华国际学生作为一种国际化教育资源的开发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将中国学生隔绝于最方便其了解外国文化、养成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国际资源”，错失了不出国门而知世界的良机，影响了中国青年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影响到他们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能力。鉴于此，高校应立足实际，努力拓展中外学生融合培养模式，一方面可提升国际学生融入中国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促使中国学生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国际文化资源，培养自身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更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习惯，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出未来能与世界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人才。

四、海外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国际化教育的衔接度

孔子学院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而是中外人文交流和文化博弈的构成成分，这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海外语言文化教育机构的性质是一样的。将来，孔子学院应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上重新定位，融入世界文化一体发展过程，在坚持以中文和中外文化交流为主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基于前瞻性的预判不断调整具体发展计划和步骤，做到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有条不紊。目前，孔子学院的功能基本上还是“向外”，并未能成为中方合作高校的“内在”组成部分，孔子学院如何在更高层面、更多维度助力中方高校国际化发展，目前还缺乏有效整合。未来应从实践和运行机制方面，推动形成孔子学院与中国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命运共同体，使孔子学院工作成为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海外延伸和基地，使国内外国际学生教育形成共赢机制，在生源、师资、教材、课堂教学等方面实现国内外国际学生教育资源共享。实际上，孔子学院的工作主体目前仍是中文培训，只是海外学生了解中国的基础性教育，是为他们深入理解中国所做的准备性教育。在未来，孔子学院可以作为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重要端口和人才储备库，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华进一步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借力孔子学院，中国高校可以更加科学地推动中外国际学生教育进一步整体化设计、协调性发展，形成“内外一体化”运作机制，使孔子学院成为所在地教育体系一部分的同时，也成为来华学习的一部分。这对优化目前中国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结构、提升培养质量、推动中国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转型升级，也能产生积极有效的帮助。要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孔子学院与所在地的海外教育机构和中国对应的教育机构可以互信共商建立起务实有效的三方或多方合作机制，比如优选一些办得好的孔子学院，有意识地按照学科建设模式，中外合作高校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建立一些双学位、跨学科多学位项目，制定“中文+专业”培养方案，建成“3+1”“2+2”“1+4”等等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等，这样，一旦将来孔子学院成为所在国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借助已经先期建立的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孔子学院的人才培养体系就可迅速与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对接。只有这样，孔子学院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海外延伸、中国走向世界的入海口、中外人文交流的主动脉，同时也获得无穷的生命力。实际上，只有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才会不知不觉形成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与孔子学院中文教育及所在地教育相依共生。［1］肺炎疫情过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将会有一段缓慢发展期，孔子学院作为国内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端口，将为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恢复与更加繁荣注入生机和活力。

五、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有效度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文化多元化共存，人才同属一个地球村，空间距离已经构不成人才流动的障碍。而在人才的常态流动过程中，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常常决定着不同国家或地区人才政策的多元性，人才会因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而选择不同文化滋养出的生长土壤和发展空间，其中既有物质因素，也有感情因素。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同时也是吸引人才的凤凰台，如何因地制宜培植好适宜人才成长的土壤，栽好引凤筑巢的梧桐树，已成为高校国际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肺炎疫情的暴发，事实上构成了世界人才争夺战的一个分水岭。在疫情之前，人才流动通道不畅主要受制于主观因素，个人意愿起主导作用；疫情暴发后，人才无法流动则主要出于客观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疫情仍处于动态发展中，世界各国的安全性因疫情变化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人才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拟流动的人才多持观望态度，安全指数成为决定人才流向的首要因素。目前，中国疫情防治得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华民族表现出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使世界更加相信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对海外人才产生的向心力越来越大，形成了引进人才的良机。高校应主动作为，统筹规划，一体协作，着眼长远，保障有力，有效拓宽人才流动通道，“一人一策”，精准对焦人才需求，以诚意留人，以制度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以国际化为契机和动机，推动高校国际化人才发展形成“育—引—育”良性生态循环，以“育才”为主，以“引才”助“育才”，将高校培育成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国际人才林场”，从而推动中国高校实现从“抢才”到“育才”的转变，从人才消费向人才产出转型。［2］疫情过后，世界人才竞争会进一步激化，在疫情非常态形势下，中国高校在人才引进和服务体制机制上应进一步调整优化出更加科学、更加公正、更加可持续的人才制度，“以人才为中心”，以中国的发展实力为保障，不但要把高校建成一个世界人才的容器，而且还要成为人才的孵化器。

六、高校国际化运行机制的灵活度

国际化建设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因而以不变应万变是行不通的，高校国际化运行机制必须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能以变应变。在肺炎疫情暴发后，高校国际化运行机制缺乏机动性与灵活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在防疫过程中，作为中国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国际学生的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相对于中国学生，这一群体在政策适用度方面比较特殊，一方面各校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对留校的国际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学业上的帮助，另一方面面临着对一些因疫情急于回国的国际学生难以坚决阻止、对假期期间离校外出旅行访友等等的国际学生动向又难以准确掌握等问题，短期班国际学生则可能在疫情发生后就脱离了原学校监管，实际上处于无序流动状态，去向难明。国际学生群体因此成为高校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疫情之初，国际学生招生、滞留校园的国际学生管理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高校最初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无措，从一个方面表明高校国际化工作机制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在应对重大国际性突发事件方面，中国高校还缺乏系统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准备。［3］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所催显出的中国高校国际学生管理机制上的困难，实际上也可以成为高校国际化机制完善与优化的良机。中国高校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取得如今这种成就，极大地得益于管理机制体制，而这些应该与时俱进，适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推动中国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在新时代实现新的转型和升级，其中一个重要转向，就是要尽快推动中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向市场分流。目前，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教育基本分两部分，即学历教育和中文培训，而且在很多高校后者还占主流，一些学校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或国际化需求不断加大这部分国际学生的比例。实际上，虽然这种做法短时间内会提升中国来华国际学生的数量，但却会整体削弱培养质量，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中国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质与量的本末倒置，阻滞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最终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为避免出现这种后果，就要着眼于未来，基于中国教育整体发展目标重新调整国际学生教育的布局和结构，与各种教育力量在协作的基础上实现再分工，其中包括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教育退出中文培训市场，将这部分教育职能分阶段分步骤逐步还给市场，同时向社会上的语言培训机构公开来华国际学生学历教育中文水平标准和专业学习过程中的中文和文化教育方案，以便于培训机构可以根据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对国际学生的要求，自主选择制定整体规划和专门培养相结合的培训方案，其中学历教育国际学生数量占比较大的高校甚至可以与培训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专门化针对本校的学历教育需求进行培训，形成校企联动机制，实行点对点供需性培养。而将语言培训与学历教育分开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高校在向社会分流部分国际学生教育资源后，则应加强提升学历教育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如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标准，完善专业学习与中文暨中华文化、中国社会融入活动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外学生的深度融合式培养。一旦新的国际学生教育机制形成良性循环，中国高校从招生入口就能获得更优质的国际学生生源，学校的国际化水平也会顺应得到提升，最终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率和经济利益。目前，要实现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向市场分流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困难，也有实际操作方面的困难。中国高校的汉语培训体系已相对比较成熟，但相关的汉语培训机构还基本上处于散兵游勇状态，如在运营成本储备、师资、住宿、课程衔接等方面，尤其是在国外的影响力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彼此之间缺乏联动和合作，迄今没有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培训机构，也没有出现能够被国际学生和教育机构广泛认可、行之有效的经验模式。为此，中国高校要积极输出教育经验及人才，逐步与国内外相关力量合力培育出能够顺利接手高校汉语培训工作的社会环境和运行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尽早确定行业资质准入和评估标准，确保从始至终将国际学生培训机构的运行纳入规范的管理机制，纳入中国社会的整体管理机制之内。

总之，中国高校国际化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决定着中国的世界话语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实施，必须不断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指标考核体系，使中国高校的国际化建设水平与中国的综合实力相称，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相称，最终推动中国高校跻身世界一流高校，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刘毅，罗腊梅.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三重逻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21）:3-6.LiuYi，LuoLamei.TheTripleLogicsoftheInternationalized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J］.TheoryandPracticeofEducation，2020（21）:3-6.

［2］张丽萍.历史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对策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21（1）:146-150.ZhangLiping.ResearchontheCountermeasuresofInternationalizationofHigherEducationinChinafromtheHistoricPerspective［J］.ContinueEducationResearch，2021（1）:146-150.

向度范文篇10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舞蹈与人类的生存现实一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舞蹈与人类学也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闻一多先生很早就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舞蹈“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阐解：“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一著名的论断，从实质而言是闻一多先生在客观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舞蹈形态来解析、透视舞蹈的本质内涵。他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阐释“舞蹈是什么”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他在《说舞》中根据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舞，进一步推论出世界各国的原始舞蹈都具有“生命机能总动员”的特点。应该说，闻一多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对我们认识舞蹈的文化原理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生命本能最贴近的文化。毫无疑问，舞蹈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人类借助了手舞足蹈的形式，把想象的、观念的、整合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东西化为形象性的、象征性的舞蹈形态来转述我们对生命及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看来，任何形态的舞蹈，都是由它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些舞蹈形态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和最困难的是认识这些形态背后的东西。几年前，我曾和日本的几位文化人类学者赴西藏考察萨迦教派的喇嘛跳神。平心而论，如果仅从舞蹈形态上来欣赏萨迦跳神，它可能是一种低消耗的艺术审美，很难从形态上找出动律特征。举手投足极其缓慢，结构与情节全部仪式化了，一尊又一尊的佛神我行我素地表演法事仪轨，“局内”观众是那样地虔诚和顶礼膜拜，而“局外”人要从头到尾看完全部的跳神，还真需要耐性。然而，文化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巫术与艺术、神学与美学、神格与人格的关联，看到的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可印证的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的文化观念。也许萨迦人并不认为他们在跳舞或从事什么舞蹈活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明了生死之念的虚幻，体悟生时救度的征兆。在这里，跳神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舞情、舞律、构图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跳神，跳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舞蹈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显媒介和载体，它可能是最为民族化，最具地方色彩，最具有民俗意味，最受当地人认可的文化形态。另一层面是这种文化形态所包涵和体现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形态和文化是不可分隔的，这是因为文化因素形成了特定的形态，反过来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结论是：一定的文化意义是以一定的艺术元素为传播媒介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回答艺术形式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它体现和负载了何种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制造和使用这种艺术形式，等等。

二、采风与田野调查

文化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有其独特的立场，它与舞蹈艺术家的角度有其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舞蹈艺术家注重艺术的、美学的意义，而文化人类学者注重其文化意义的探讨。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却也有其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深入到民间去采风和搜集资料，然而艺术家到民间去采风其关注点往往是舞蹈本身。诸如表现形式、语言符号、象征意义以及风格、韵味、形态等，较少地研究和观察舞蹈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而文化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的概念范围相当广泛，他也探讨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他对艺术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舞蹈，而是整个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与舞蹈的相互交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人类学在描述和分析一个文化现象时，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文化中来观察理解，要求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集中精力分析这个文化行为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文化每一个部分(制度、观念、生存方式、生态环境等)都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目前散存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除了自己的一些独立形态和表现方式之外，它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层和社会心理机制中，它的文化包容量非常复杂而又博大精深，仅从舞蹈这个学科去研究可能会显得贫乏和单薄。因此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多学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田野调查能提供人类学家由内部去理解人们在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所从事的特殊文化行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访谈来记录、收集第一手资料。

笔者曾去过傩乡采风，从民间傩舞中发现了几个可舞性的舞蹈动机，作为素材发展成一个艺术舞蹈作品。为了记录整理民间舞蹈，由于方法不同，收获自然也就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进行一些思考，把这种思考转变成学术思维，就会发现它还是不够深入，多有遗漏，以至造成了对民间傩舞的评价不充分。这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对一些俚俗性的文化现象缺乏深入的挖掘。这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认识野蛮与文明、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说明我们在学术观上还没有摆脱旧的体系，习惯于将民间舞蹈纳入精华与糟粕的框架，简单地扬弃。主观上将俚俗性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而事实上俚俗性是民间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割裂了也就丧失了互相依存的基础。重要的是这些看似俚俗的东西，往往是蕴涵着很高的文化含量，它直接关系到文化价值的呈现。比如，举行跳傩仪式时有很多俚语唱诗，以往总觉得“粗俗不堪”而不屑一顾，后来学会了用俚语访谈后，发现这些俚语唱诗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信仰民俗以及跳傩的功能、目的。这一现象在民间舞蹈中很有普遍性，像土家族的《毛古斯》、瑶族的《跳盘王》、纳西族的《东巴舞》、苗族的《芦笙舞》、彝族的《铜鼓舞》、壮族的《蚂@①舞》等，它们或多或少地带着不同程度的俚俗因素。如何正确认识民间舞蹈的俚俗性，需要我们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来克服舞蹈研究中的片面性。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模式无高低之分，“文明”与“野蛮”，“精华”与“糟粕”都是相对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对待异文化所需要的客观公正的态度。

2.对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缺乏学术上的关怀。长期以来，我们对舞蹈的研究，只是单纯地对纯舞蹈本身的研究，比较关注舞蹈的精致、典雅、工整和纯艺术的审美咀嚼，而往往忽略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像傩舞仪式中的行傩、民俗宗教舞蹈中的形象以及秧歌中的队舞等。在传统的学术模式中，停下来跳才是舞蹈，而行进中的行为动作则不在舞蹈之列。但是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古代置佛陀偶像于车舆曳之而行的佛教形象和中国帝王出行仪仗的壮观场面。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发现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的文化属性非常具体和真实，它是观念的外化，人们借以这种行为动作达成美好的愿望，来表达一种心理情结。民间也许并不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行为动作，他们注重的是信仰的作用，在这些行为动作后面蕴藏着一种感性的文化氛围。从传统的舞蹈观来审视，它也许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舞蹈，不规范，太生活化，但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联系他们生活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纽带。

理清了学术思路，视野自然也就开阔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证到思辨的运思模式，在细微之处解构了舞蹈研究的某些传统理论和固有范式。由此可见，研究视点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舞蹈资源大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代表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民间舞蹈。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资源是因为它几乎囊括和保留了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各种文化类型。而这些被涉及的内容，需要我们从多种学科角度来加以发掘，作出理论阐发。这方面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势必要受到冲击。所谓全球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它已经开始介入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形成一种国际间不同文化的融合。现在一些西方的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绝迹的文化类型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力图作出学术上的概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如何在艺术学的基础理论上广泛地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变传统的单项研究为整体的全面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在学术层面建立适合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语境体系，用中国经验的学术话语来阐发中国文化舞蹈资源，让它走向世界，在国际大格局中增添中华文化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