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因管理范文10篇

无因管理范文篇1

一、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概念

根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即使事实上管理了他人的事务，但若欠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原则上不能构成无因管理[1]602.下面有两个例子：

例1：甲明知道乙是某发明专利的权利人，自己没有该项专利，却仍然利用该专利生产产品，取得巨大的收益。

例2：甲没有经过乙的许可，把乙的小说作品拍成电影，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行为人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某项知识产权，却擅自使用并获得丰厚利益，这构成很典型的侵权，权利人原本可以按照侵权和不当得利的规则请求侵权人赔偿自己的损失，而并不能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则。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一般是以本人的损失为准，不能及于“管理人”以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等而取得的利益；如果能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则，那么赔偿的范围就不受本人损失范围的限制，管理人有义务全部返还所得利益（当然，“管理人”也可以根据无因管理规则保留部分利益作为“管理费用”）。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调整目的，在司法中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则，可以为权利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下面的例子即出现在传统债法的领域。

例3：B明知自己家中所停之自行车是A借给自己的父亲使用的，却自行出卖得利300元，而自行车的实际价值只值200元[2].

例4.B夺走A的一批货物，原本市场价值1万元，目的是自己使用或者出售，之后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2万元。

例5：E和C是父子关系。C因做生意到朋友D处借贷10万元。C到期不能偿还，D就到E处要求偿还10万元借款，E误以为是自己以前欠了D10万元（或者错误地以为儿子借的债也就是自己的债务），就进行完全的清偿。

在例3和例4的情形，如果依照我国民法上违约或者不当得利的规则，A同样也只能分别以自行车和货物的实际价值要求赔偿，而不能取得B已经得到的额外利益；如果准用无因管理的救济，则能使B吐出所得利益。

德国民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对准无因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687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7条第2项。），而为日法等国所不采[3]（不过，日本民法的教科书和理论书多对准无因管理制度进行讨论。）。虽然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但是多数教科书和理论书中对准无因管理制度也都有介绍[1]607.不过，学者基本同意：“准无因管理”和真正的无因管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谓准无因管理，仅是在法的构成上和救济手段上对无因管理制度的借用而已[4]（参见[日]内田贵：《民法Ⅱ债权各论》，第516页。我国学者也主张：“在准无因管理，对因管理而取得的利益，也有不当得利的适用。如果管理人因管理本人事务取得的利益大于本人所受的损害，则本人可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请求管理人返还全部利益”。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理论上，准无因管理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自己管理。明知道自己没有该项权利，却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管理。如例1和例2中所示，这些案例很多出现在知识产权领域，性质上属侵权无疑，因此也有称之为“不法管理”的。[1]607由于权利人所受损害的范围并不容易确定，根据准无因管理的理论，在解释上应该让侵权人吐出其因侵权而取得的收益。至于例3和例4中的相关情形是否能使用准无因管理的理论，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案例的证实。

第二，误信管理。误以为自己有管理某项事务的权利或者资格，以为所管理的事务是自己的事务，而实际上是他人的事务。因为管理人欠缺为他人利益管理事务的意思，所以此时并不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支出的费用或受到损失，可以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但是，按照我国相关法律中不当得利的规则，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被侵权人是否能请求“侵权人”返还所得全部利益的问题。而根据准无因管理的理论，在例1和例2中，若行为人是误信自己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而进行管理和使用的，就构成误信的无因管理。例3也是如此。同样也是因为传统的不当得利理论无法解决返还的范围问题（下文讨论），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本人可以对于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表示承认或者追认（法谚有云：承认等于委任（Ratihabitiomandatocomparatur）。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另请参见“台湾民法”第178条。），则该行为溯及既往地产生无因管理的效果。例5也是误信管理的典型例子，即使C和E是父子关系，由于E并没有为C清偿债务的意思，此时E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第三人清偿，E可以根据不当得利向D提出请求。不过，在例5中，由于属于典型的金钱之债，对E使用不当得利的救济已经比较充分，并无借用或者准用无因管理救济的必要。

二、“准无因管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准无因管理制度的实质在于，在当事人债的关系符合侵权、不当得利等的条件之时，若侵权、不当得利等制度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仍然不能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即使“管理人”欠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也可以借用无因管理制度中关于返还所管理财产及所得利益、“管理人”有请求合理的管理费用这种独特的救济方法，这样能够较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准用或者借用无因管理制度的前提是：侵权法、合同法和不当得利法等制度没有为权利人提供充分的救济。

（一）传统侵权法的规则

如在例4的情形，B的行为构成侵权似无问题，但是若按照侵权的救济，B的侵权所得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构成A的损害，按照现有的侵权理论还是存在疑问的。学者一般认为侵权法的功能是填补损害、损害移转与损害分散乃至预防损害的功能，可见侵权法的救济是以原告的损害为中心的。[5]似乎可以认为，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主要是围绕侵害人身权建立起来的；侵权的救济也多是对人身权的救济。即使是对财产权的救济，也很少考虑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取得超出侵权之标的以外的利得（孳息等除外）的情形，更少考虑侵权人利用侵夺所得财产权而取得利润的情形（如果把侵权比如为一种交易的话，和契约的交易为正值或者至少是零值的交易不同，这是一种负值的交易。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不过，在现代社会，侵犯财产权、特别是侵犯无形财产的案例大量出现，这迫使我们改进侵权法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理念。

对侵权的救济方式的改进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对侵权中的“损害”概念做扩大解释，以侵权人的利得作为受害人的损害的范围。若如此就没有准无因管理适用的余地了。第二种是准用无因管理的概念，让侵权人吐出其利得。我国的相关法律采取了第一种路径。

（二）我国不当得利法的规则

同样在例3中，在侵权人B的利得超过本人A的损失的时候，就超出的部分是否可以作为不当得利中的“得利”来返还，也还存在争议。虽然说在不当得利的构成上，并不要求利得和损害必须一致，但是，如果对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则进行分析，就能发现：我国的司法实践和传统的不当得利理论并不能容纳“利得”大于“损失”这种特殊的情况。关于利得超出损失时的返还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这样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之后，应当予以收缴。主导性的学说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在所取得的利益与所受的损失不一致时，利益小于损失的，以利益为准；利益大于损失的，以损失为准；但超出损失的利益，在扣缴劳务及管理费后，由法院收缴[6].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三点结论：第一，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虽然是让受益人返还利得的制度，但是，并非让受损害的人取得全部利得，受损害的人所能得到的救济仍然是以自己的实际损失为上限。这背后的理由是不允许受害人因别人的不当行为而取得“意外之财（windfall）”。第二，受益人也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来保留超出原告损失的利得，而应由国家收缴。而实际上，在我国民法的领域内，这种随处可见的国家收缴行为因缺乏正当性而被广为诟病（在私法的领域，财产利益在私的主体之间的流动即使没有合法的根据，如果不危及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应按照私法的规则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调整，而不应使国家通过收缴的方式取得所有权。）。第三，受益人可以保留一定的劳务费用和管理费用，这在受益人是善意的情形并无疑问——在受益人为善意的时候（如误信的无因管理的情形），受益人有保留其因自身的技能、知识、运气而取得的超出受损人损失的正当性。不过，在受益人为恶意的情形，受益人能否保留部分利益、能保留多大的利益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由受损人取得就构成取得“意外之财”或者“逆向不当得利”，进而让国家收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按照我国现行的不当得利理论，也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超出损失的利得的返还问题。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侵权救济和不当得利救济本身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借用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准无因管理）以保障双方的利益得到公平的调整可能还有一定的余地。不过，如果能对侵权的救济和不当得利救济进行适当的改进，比如对“损害”和“得利”的概念做扩张解释，准无因管理制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

三、我国侵权救济的发展和准无因管理

根据传统的侵权理论，侵权行为乃给人带来损害之行为，侵权人绝少能给自己带来超出侵害标的之利益，因此，侵权法以全部赔偿为原则，而赔偿的范围为原告遭受的损失。这样一般而言是公平的。但是这一救济原则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侵权人的利得超过原告的损失的时候，原告是否可以主张被告吐出其全部或者部分所得归自己所有（表面上看，与侵权不同，在违约中原告可以请求得到期待利益的损失，而“期待利益损失”这一概念似乎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损害赔偿中包括这种“利得”。不过，期待利益损失的救济受很多规则的限制，比如可预见性标准的限制、因果关系的遥远性的限制和减损规则的限制。事实上，在英国法上，违反信赖义务（这种义务更接近侵权法上的义务）的时候判令返还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做法，而在违约的时候判令返还则是极其例外的情形才有的。

。比较典型的是在知识产权法等领域内，出现了侵权使侵权人有所得，而且所得可能会大于、甚至远远大于受害人之损失（受害人并没有和别人签订授权使用合同，所以很难说存在期待利益的损失，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很难计算）的情形，而现代法在侵权法内部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做法：其损害的计算方法是把被告的所得当作原告的损害。

在我国过去的侵权法理论中，对侵权的救济一般也侧重于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采“全部赔偿”原则，但似乎不能请求被告吐出因侵权而取得的超过被害人损害的利得。不过，根据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有关法律，要求侵权人吐出利得已经得到了立法的认可，具体情形如下：

（1）《专利法》第60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2）《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些法律条文都是把被告的利得作为计算原告所受损害的标准。从理论上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可以把这种救济方法理解为扩张解释不当得利中的利得的概念，以此作为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侵权进行救济的方法；第二，也可以理解为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包含了准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不过笔者以为按后一种解释从理论上更彻底一些。无因管理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让侵权人吐出利得以保护原告的因素，而且，由于无因管理的理论中包含了“管理人”请求返还合理的管理费用的因素，这为侵权人（特别是对因误信和疏忽的过失而侵权的人）保留其因自己的管理、专业技能等而增加的合理收益（知识产权领域内）提供了依据。根据这几条，例1、例2中的权利人都可以分享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取得的巨大利润，而侵权人似乎也可以保留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等而增加的部分利润，因而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准无因管理制度在不少大陆法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可以准用无因管理的原理来解决侵权人利得的吐出问题。既然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由立法直接规定了这些救济手段，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承认准无因管理制度了。不过，在侵权法上的“损害”概念和不当得利法上的“利得”概念没有做出顺应救济理念发展的解释之前，准用无因管理的必要性似乎并没有消失。

我国新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仍然坚持了以被害人的损害作为赔偿范围的传统原则，比如该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而在第20条前段也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不过，在第20条的后段似乎可以看到一些顺应时展的变化，“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这里在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时候可以以侵权人所得的利益作为计算损害的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规则适用的前提被限定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似乎意味着因侵犯财产权而带来的损失就无法适用这一规则。这种限定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四、英美返还法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一）英美返还法的概念

英美法上有返还法（lawofrestitution），不当得利法（unjustenrichment）、准合同法（quasicon-tract）这样几个概念。其中准合同是来自罗马法的概念，罗马法上的准合同应包括大陆法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两个概念，英美法过去没有统一的不当得利法和返还法理论，采用默示合同理论（impliedcontract）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不过在现代已经抛弃了默示合同理论，相应也不再使用准合同的概念，而采返还法或者不当得利法的概念[7].英美法上的返还法的发展，一方面包括传统普通法上的准契约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衡平法上的拟制信托（constructivetrust）、衡平法留置（equitablelien）、代位（subrogation）、equitableac-counting等。（RestatementofRestitution§1（1937）。）值得注意的是，返还法作为一种救济方式，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私法领域：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信托法、公司法、法等。[8]（以被告的利得作为救济的范围的返还救济既有实体意义又有救济法的意义。）返还法是以被告取得的收益或者利得为基础的救济方式；而相比之下，损害赔偿法是建立在损害基础上的救济方式。当法院支持返还的救济的时候，它会命令被告把自己的获利返还给原告；而当法院支持损害赔偿的时候，它命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可以看出，虽然说英美法上并没有大陆法系的无因管理的概念，但是，这只是表明英美法上一般不允许擅自管理他人事务的人取得请求管理费和报酬的权利，（在美国，与无因管理相关的典型案例是Glennv.Savage，13P.442（Or.1887）。1880年，在俄勒冈的达拉斯城，一大批珍贵的木材掉进了哥伦比亚河，即将被水流冲走。由于木材的主人Savage不在现场，在现场的为Savage从事建筑工作的Glenn采取了措施把这些木材打捞了上来，使Savage免于损失。事后Glenn对Savage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其服务的合理的价值以及因打捞木材而雇佣的工人的费用。7年后，俄勒冈最高法院驳回了Glenn的请求。法院并不否认Glenn的行为是有价值的、也是对Savage有利的，但法院坚持认为，这一服务并不能使Savage产生法律责任，这种行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自愿的美德行为。法院指出，要使Savage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是要么曾经要求Glenn那样做了，要么是在知道了这一服务之后答应为此付费。否则，会导致破坏性的诉讼滋生，人们会因此失去对其个人商业的控制，人们会受到陌生人、闲逛者、醉酒的人甚至敌人的以此为幌子的干涉，个人权利和自由就会遭到破坏。法律不允许一个善行事后演变成一个金钱要求。）不过应该说其返还法（主要指不当得利法）当中仍然包含了大陆法无因管理概念中所包含的让“管理人”吐出利得的救济理念。

（二）英美法上的放弃侵权之诉（waiveroftort）等救济和准无因管理的关联性

在英美法上，放弃侵权之诉至少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形成。某人受到侵权，从而享有的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如果其选择以准合同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而替代以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获得损害赔偿的，则被称为对侵权之诉的放弃[9].例如在例4的情形，被告拿走原告的货物，为他自己使用或者出售，此时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超过在拿走之前原告本来能得到的钱。如果原告凭借侵占他人财产的侵权行为诉被告，他作为赔偿所能得到的只是侵占货物行为之时的货物的价值。但是他可以选择放弃侵权之诉，把被告视为曾作为他的受托人出售了货物，因此可以凭借准合同追回出售所取得的利润。而如果货物的市场价格下降，则他仍然可以凭借侵权起诉，得到出售这些货物时的价值。现在，旧的诉讼格式已经不被使用，更简单的、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原告能在侵占时的价值或者日后出售的市场价格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作为对侵权救济的一种方式，受害人也能要求侵权人返还超出自己所受损害的获利。英美法上衡平法的救济中类似的制度为推定信托（constructivetrust），这是放弃侵权之诉制度的现代体现。可以认为，这里的侵权救济中包含了大陆法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

实际上，在我国的民法领域，需要引入无因管理救济理念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无因管理的问题往往和错误、虚假陈述、欺诈等因素牵连在一起，和民法的合同、侵权等领域密切相关；[10]再比如，在违背信任义务（fiduciaryduty）的情形，具体而言是指在委托合同、信托关系、合同、公司法上董事等违背义务等场合，都需要引入返还救济理念，或者改进不当得利制度、扩大其救济范围，以使违反义务的受托人（对于受托人的义务是约定的义务还是法定的义务，理论上有争议，不过主导的观点是：受托义务的核心是忠实义务，这种义务为法定义务）吐出所得。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公司法》上。该法第148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法定义务），并相应在第149条的第2款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违背了忠实义务的时候，应当把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信托法上，我国《信托法》第25条规定了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且“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虽然没有使用“忠实义务”的措辞，但是本质上和忠实义务无异。《信托法》在第26条规定：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和公司法上的归入权相类。从董事、受托人等的义务或者责任的角度看，如果不采用返还救济的理论（或者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理论），用传统的损害赔偿理论解释这种责任或者义务的性质总有无力之感。

无因管理范文篇2

关键词：无因管理适法无因管理不适法无因管理不真正无因管理

引言

我国古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遗训，今有“见义勇为”之义举。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英美法系亦倡导“私法自治”的原则。然而人类之存在，彼此互相联系，如何规范人类之行为，一方面维护禁止干涉他人之事务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干预他人事务为合法，趋利避害，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罗马法创设了无因管理法律制度，近现代大多数国家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因管理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也对无因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颇难操作，笔者拟用比较的分析方法，对无因管理的概念、缘起、特征及其意义以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类型及其法律效果进行探讨。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及缘起

1、无因管理的概念。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称管理人；受管理人管理事务或提供服务的人为本人，又称受益人。

2、无因管理的缘起

从法的历史发展看，无因管理作为一项一般性制度，其制度理念源自于古代法中对遗失物拾得这一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属于准契约之一，赋与两种诉权：一种是无因管理正面诉权，也称无因管理直接诉讼，即本人对管理人之诉权。另一种是无因管理反面诉权，也称为无因管理反对诉讼，即管理人对于本人的诉权。

近现代各国民法对罗马法中具体、个别的无因管理诉权予以不同程度的抽象，而建构起一般性的无因管理制度。

（1）法国民法

《法国民法典》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之第四编非经约定而发生的债中设有两章规定：一为准契约，一为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准契约包括无因管理及非债清偿两部分。

《法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设有四条，即第1372-1375条。第1375条规定，“其事务受善良管理之本人，对于事务管理人以其名义所为之约束，应予履行；对于管理人为管理事务所负担的全部个人债务，应予赔偿；对其支付之一切必要或有益费用，均须偿还。”

（2）德国民法

《德法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的第七章（各个债的关系）的第十一节设有无因管理的规定，紧接在委任一节之后，称为无委任的事务管理。共计11条，即第677-687条，其规定了管理人的义务和权利。并创设了准无因管理，包括误信的管理和不法的管理。如第677条规定，“未受他人之委任，并对他人无权利，而为他人处理事务，负有依本人之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适合于本人利益之方法而为管理之义务。”第678规定，“条无因管理之承担，违反本人之真意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且为管理人所明知者，虽有不可归责之事由，管理人对于本人亦应赔偿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

(3)、瑞士法

《瑞士债务法》在第二编（各种契约关系）的第十四章设有无因管理之规定，共计6条，即第419-424条。该法第419条规定，“未受委任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负有适于他人之利益及得推知之目的，而管理其事务之义务。”第422条第一项规定，“管理事务如认为保护本人之利益所必要者，本人应偿还管理人支出必要或有益而且适应其情事之费用及利息，并依同一情形为免除管理人所负担之义务，至其他之损害，有依法院之裁量，负赔偿之义务。”

(4)、日本民法

《日本民法典》在第三编（债权）的第三章中规定了无因管理，共计6条，即第697-702条。第697条规定，“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应依事务的性质，以最适合于本人利益的方法而管理。管理人知悉本人的意思，或可得推知的，应依其意思管理。”第702条规定，“管理人为本人支出有益之费用，得请求本人偿还。”

(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在第二编债的第一章通则中的第一节债之发生中的第三款设无因管理，共计7个条文，即第172-178条。该法典第172条规定，“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本人的方法为之。”第176条规定，“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或负担债务，或受损害时，得请求本人偿还其费用及自支出时起之利息，或清偿其所负担之债务，或赔偿其损害。”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二、无因管理的法律特征

1、无因管理的主体包括管理人与本人，区别于其他一般民事主体。一般民事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而无因管理的主体则无此限制，只要能从事一定的事实行为即可。任何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都可成为无因管理的民事主体，即只要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均可成为无因管理的主体。

2、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

无因管理为一种法律事实，是产生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上的原因，基于无因管理产生的无因管理之债是法定之债，此债的关系的内容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而非当事人约定的。无因管理属于法律事实中与人的意志有关的人的行为事实，无因管理事实的构成以事务管理的承担为准。无因管理属于事实行为，但无因所管理的事务，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

3、管理人没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

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对于本人须无法律上的义务，既没有法定的义务，也没有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这是无因管理的最基本特征。

4、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

管理人在进行管理时，其管理的对象是他人的事务，目的是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

5、补偿性。

管理人对本人的请求权仅限于必要的管理费用支出的补偿，而没有报酬请求权。

三、无因管理的法律意义。

首先，倡扬和肯认社会互助的道德追求。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者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干预本人私人事务，是一种侵权行为。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依的，需要互相帮助。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维护“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的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倡扬和肯定人类互助精神，追社会之和谐，从而设定无因管理制度，规范人们行为。

其次，无因管理制度经济上的意义。无因管理，是因本人的利益可能要遭受时，管理人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而实施的管理行为。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不仅可以避免本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同时可以使社会整体利益免受损失，具有经济意义。

再次，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本人管理事务，利于本人，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与本人间产生法定之债，确认了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排除了管理人行为的侵权性，具有违法阻却的法律效果。

最后，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无因管理制度规定了管理人与本人的法律关系是法定

之债的关系，管理人因管理行为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向本人请求偿还。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本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有时往往要支出一些必要的费用，甚至管理人要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如果这些费用或者损失得不到一定的补偿，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不能形成权利义务的对等，体现不了公平性。

四、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1、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有“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一文，其中的“为”字即说明管理人之管理事务，在意思上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已。这种管理意思，就是在管理人主观上，使管理或者服务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归属于本人。区别于行为，行为的法律行为效果，直接作用于本人。即使管理人以自已的名义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本人，也成立无因管理。如果管理人没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则构成侵权行为。“为他人”的判断标准，是依社会通常客观标准，就是以本人事实上受益为准。同时，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与为自已管理的意思可以并存。例如修理邻居快要倒塌的房屋，既为邻居，也可以使自己免除危险，也可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是谁，没有认识的必要，即使对于本人认识错误，对于真实的本人依然成立无因管理。

2、客观要件。

（1）、管理他人事务

管理行为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管理，就是处理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为是为本人谋取利益，因此管理行为不仅包括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的行为（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第二版第75页）。笔者认为，无因管理的管理行为仅限于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不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的管理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一语，概定了管理行为的范围。管理行为仅仅是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不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将管理行为范围扩大到为本人取得新权利，无限扩大了管理人的行为范围，干涉了本人的私人事务。

管理人进行管理的事务须为他人满足生活需要的事项。事务应为积极的事务，单纯的不作为，则不能成为无因管理的事项。管理的事务，可以是经济的事务，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事务，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管理者”一段，即可明了。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可以是继续的行为，也可以是一时的行为。但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如有的为病人祈祷、为朋友介绍恋人；违法行为，如为盗窃分子保存赃物；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不能作为无因管理的事项。

无因管理的事务必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务。他人的事务依据事务的性质，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三种：客观的他人事务、纯粹的自已事务和中性的事务。如我国台湾郑玉波。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两种：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如我国台湾王泽鉴、我国大陆学者洪学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细化，将他人的纯粹的自己的事务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研究。中性的他人事务与主观的他人事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

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予以修缮；对落水的人进行救助；对失火的房屋的抢救等。管理客观的他人事务足以成立无因管理。

主观的他人事务（亦称中性的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并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如何判断为他人事务，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对于中性事务，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客观上无从判断，应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定之，因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而成为他人事务（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37页）。但管理人的主观意思是内在的，对于本人来说无从判断，在诉讼实践上无法操作。大陆学者洪学军认为，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主观的他人事务，不能仅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而须依其行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结果之归属，客观地加以决定。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如为自己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自己事务（西南政法大学，洪学军，2004年10月16日发表的《无因管理制度研究》）。后者的观点，是务实的，便于实际操作。

纯粹的自已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房屋，清偿自己的债务。管理人在管理中管理自己的事务当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主观上认为管理人所作出的管理行为是为他人的管理，为误信管理，因实际上最终利益的归属属于管理人自己，管理人与本人主体的合一，也就没有了他人之存在。

（2）、无法律上的义务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一语，明确了构成无因管理的一个重要客观要件，就是管理人无法律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包括法定的义务和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管理人与他人签有、雇佣、承揽合同时，管理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合同关系确定，管理人与他人不能构成无因管理关系。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虽然对其财产和人身进行了管理义务，还有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但这些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但是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可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应依客观判定。

五、无因管理的类型及法律效果

（一）无因管理类型

我国民法通则仅在第93中条对无因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无因管理作出细化，国内外学者对无因管理的类型在学理上作了不同的分类。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根据是否具备无因管理的主客观要件将无因管理分为无因管理和准无因管理（亦称不真正无因管理）。无因管理完全具备无因管理的主客观要件，准无因管理只具备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而不具备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准无因管理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不法管理、误信管理和幻想管理。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根据管理人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管理人主观上是为他人或为自己，将无因管理分为真正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真正无因管理中，根据管理人履行义务适法状态，分为正当的无因管理（或称适法的无因管理）和不正当的无因管理（或称不适法的无因管理）。不真正无因管理分为误信管理和不法管理两种类型。我国大陆学者多采用台湾学者王泽鉴的分类方法，如江平、洪学军等。

不同类型的无因管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真正无因管理是管理人具有为本人管理意思，无法律义务而为本人管理事务。这种无因管理产生两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阻却违法性。使无因管理成为合法行为，以排除对他人事务干涉的侵权性。二是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真正无因管理，是指在管理人明知系他人事务，却故意当成自己事务或误信他人的事务为自己的事务或误信自己的事务为他人的事务而加以管理的情形下，本人主张为无因管理的。不真正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为，一是不能阻却违法性，即不真正无因管理仍属违法行为；二是往往加重管理人的责任。

（二）适法无因管理

适法无因管理是指管理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

他人管理事务，所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

1、适法无因管理的构成

适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构成无因管理的要件，即管理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另一方面是适法性的要件，即要求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第一方面的要件，前面已讨论。所谓管理事务利于本人，指管理事务之承担，对本人实质有利，客观上有益，如救火、救落水的人等。这种对本人的有利行为，指的是管理行为本身，而不是指管理行为的结果。如救火行为，其本身对失火者来说是有利的，但也许救火者在救火过程中造成死亡，所救财产价值不及所赔付金额。这种财产上的不利不能否认管理行为不利于本人。管理事务是否利于本人，并不违反其意思，必须于事务管理时既已具备。管理事务是否利于本人，应结合一切与本人、管理人及事务的种类性质客观决定。所谓明示的意思，是指本人事实上已表示的意思。但是管理人是否知道本人所表示的意思，在所不问。所谓本人可推知的意思，是指本人并没有明示，但依管理事务在客观上加以判断，采用通常人的标准，推断管理行为本身与本人在客观利益上是一致的，符合本人的意思。如邻居家煤气中毒，一人砸开门窗，送入医院抢救。邻居并没有作出明示，但救人者的行为在客观利益上与邻居的主观意思，按通常人的标准进行推断，是一致的，不违反邻居的意思。

但是有时管理人虽然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而为事务管理，但其管理系为本人尽公益上的义务，或为其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或本人之意思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仍是适法的。这是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为多数国家所肯定，在无因管理法律制度方面也不例外。如德国民法第679条规定“不管理事务，即不能适时履行本人公益上之义务，或本人法定之抚养义务者，则无因管理是否违反本人之意思，在所不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有类似规定，如第174条规定：“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之责。前项之规定，如其管理系为本人尽公益上之义务，或为其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或本人之意思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不适用之。”

2、适法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

（1）阻却违法

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的原则，无因管理系干预他人事务，实属对他人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侵害本应构成侵权行为。但无因管理因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其管理本身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意思，或虽违反本人意思，但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有利于社会，故法律使无因管理的行为成为合法行为，以阻却违法性。

（2）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1）管理人的义务

无因管理本来是管理人没有法定的义务或约定的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但是管理人不管理则作罢，既然管理人已经手管理，管理人就有适当的义务。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均有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三方面的义务。

第一、管理人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以有利于本人的方法为事务管理。所谓依本人明示的意思管理，是本人曾向非管理人明确表示其管理意思。如果向管理人表明管理意思，则不是无因管理，而是委任管理，双方构成合同关系。所谓依可得推知的意思管理，是指本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依客观情况，可以推出本人有某种意思。如果管理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而进行管理本人事务，对本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管理人应以有利于本人的方法进行管理。管理应履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否则就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因情形紧急，管理人为免除本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上的急迫危险进行管理，对本人造成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外，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或减轻责任。如日本民法698条规定，“管理人为避免本人之身体、名誉或财产之急迫危害，而为其事务之管理者，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对于因此之损害，不负赔偿责任。”瑞典民法第420条第二项规定，“管理人之责任义务，为避免本人之急迫危险而为管理者，得减轻之。”

第二、管理人应履行适当的通知义务。事务管理开始时，如能通知本人，应通知本人，如无急迫情事，应待本人指示。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3条第一项规定“管理人开始管理时，以能通知为限，应即通知本人。如无急迫之情事，应俟本人之指示。”德国民法第681条也有类似规定，“管理人之管理承担，应不迟延通知本人，且无因迟延而生损害之虞者，应俟本人之决定。”管理人有通知义务。但管理人的通知义务是以管理人能够通知为限的，如果不能通知，如不知道本人是谁，或不知道本人的联系方式等客观事由，不能通知的，则可免通知义务。管理人负有通知义务，如果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管理人将管理事项通知了本人，管理人应等待本人的处理意见。本人可能对管理人有指示，也可能没有指示。本人有指示时，管理人与本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双方不再是无因管理关系。本人指示管理人继续管理的，管理人与本人构成委托关系；本人指示管理人停止管理的，管理人应按本人的意思终止管理。本人无法通知的，或通知到了本人，而没有明确指示的，管理人仍应继续履行好管理义务，不得随意终止自己的管理行为。有的学者认为，管理人通知后，本人无指示时，管理人应不再继续管理。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管理人此时终止管理，相对开始管理时更为有害于本人，无疑对本人的利益来说是更大的损害。

第三、计算义务。我国台湾民法第173条第二项规定：“第五百四十条至第五百四十二条关于委任之规定，于无因管理准用之。”第540条至第542条的规定内容，是确定受任人的计算义务，适用于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计算义务。根据相关规定，管理人的计算义务包括三项：第一，报告义务，管理人应将管理事务进行状况，报告本人，管理关系终止时，应详细报告其管理情况。第二，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收取的金钱、物品及利息应交付本人，管理人以自己名义为本人取得的权利，应移转于本人。第三，管理人为自己利益，使用应交付于本人的金钱或使用应为本人利益而使用的金钱，应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损害，应负损害赔偿义务。管理人的计算义务是管理人的核心义务，只有管理人完全履行了其计算义务，才能达到无因管理的实际法律效果，才能体现管理人为他人管理的目的，让本人现实得到利益的保护。

2）本人的义务

管理人管理事务对本人有利，且不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得推知的意思；或者管理人管理事务虽然违反本人的意思，但是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为本人尽公益上的义务，或者是为其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或者本人的意思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之债。管理人对本人享有请求权，本人有履行给付的义务。这里所说管理事务对本人有利，不是针对管理的结果而言，而是指管理事务承担本身。管理人不担保管理的结果，本人应承担其危险性。这是罗马法以来所确立的原则。本人对管理人的义务有三项：

第一、支付必要和有益的费用。管理人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的费用的，管理人有权请求偿还。本人必须支付管理人相应的费用。本人支付的费用，以必要或有益为限，是否必要或有益，依支付时的客观标准加以认定。

第二，清偿必要和有益的债务。管理人因管理事务而负担的债务，本人必须为之清偿。如管理人管理事务，是以本人的名义订立法律行为时，本人得承认该无权行为，使其法律效果归属本人，而免除管理人的债务。本人清偿的债务，也以必要或有益者为限。

第三，赔偿管理人因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管理人在为本人管理事务时，受到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可以向本人请求赔偿。管理人的损害与管理事务之间必须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例如管理人为他人救火而受伤，住院治疗花费的医疗费，本人应为其进行赔偿。管理人因管理事务而死亡时，本人应承担丧葬费用和法定抚养费用，管理人的继承人可以向本人请求。本人的赔偿范围应为管理人的直接损害，不应为管理人的管理报酬。除非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属于管理人的职业范畴，管理人可以向本人请求报酬。

（三）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不适法无因管理，也称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管理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但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不适法无因管理包括三种情形：（1）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且违反本人的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2）管理事务利于本人，但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3）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但不违反本人的意思。

不适法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不适法无因管理，因其所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虽然出于为他人管理事务，但不当干预他人的事务，为保护本人的利益，其管理行为为侵权行为，不能阻却管理行为的违法性，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侵权之债或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管理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74条第一项规定：“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之责。”管理人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管理他人事务，承担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我国台湾民法还规定了管理人可以减轻责任的情形，即民法第175条“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外，不负赔偿之责。”管理人虽然为他人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但是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在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的急迫危险，并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对于因管理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

（四）不真正无因管理

不真正无因管理也叫准无因管理，是指管理人所管理事务是为管理人自己，而非为他人而管理事务。不真正无因管理不具有真正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即管理人是为自己而管理事务，而不是为他人管理事务，因而不构成真正无因管理。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不能产生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真正无因管理包括三种类型：（1）误信管理。（2）不法管理。（3）幻想管理。

1、误信管理。误信管理是指管理人误信他人之事务为自己之事务管理。产生误信的原因有几种，不同的原因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管理人所承担的责任亦不同。因本人的过失，或因管理人与本人双方均有过失或均无过失，使管理人产生误信而加以管理的，本人与管理人之间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本人可以请求管理人在现存利益限度内返还不当得利。因管理人的过失产生误信而加以管理的，本人可以请求管理人返还其利益，并不以请求返还时现存利益为限，管理人与本人亦可产生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管理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不法管理。不法管理是指管理人明知为他人之事务，仍作为自己之事务而管理。在不法管理中，管理人是以自行取得管理效果为目的，主观上是为自己而管理，客观上将管理利益归属于自己，对本人造成损害，构成侵权行为，管理人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管理人所赔偿损失额的计算，当管理人所得利益低于本人实际损失时，以本人的实际损失计算；当管理人所得利益高于本人实际损失的，以管理人的所得计算。

3、幻想管理。幻想管理是指管理人误信自己之事务为他人之事务，而管理。在幻想管理中，因管理人的误信，将自己的事务当作他人的事务进行管理，所管理的事务为管理人自己所控制，尚不会与他人产生法律关系。但管理人将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处分时，亦可能产生不当得利或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如管理人张某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误认为为李某所有，指使李某的雇工进行耕作。又如管理人王某将自己的车，误认为是谭某的，将车归还给谭某。前者张某与李某产生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后者王某与谭某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幻想管理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只能依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或错误等规定解决有关事项。

参考书目及资料：

1、王泽鉴著《债法原理》（一）基本理论债之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2、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二版）《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无因管理范文篇3

[关键词]：无因管理，保险利益，财产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

一、关于无因管理的认识

在罗马法中有一句格言：“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但也正是在罗马法时代，无因管理被列为了准契约，视为债的发生依据之一。《法国民法典》沿用此分类，该法典第1371条将准契约解释为：“为个人纯属自愿的行为而对第三人发生的义务，有时为当事人双方相互的义务”。第1375条具体规定为：“所有人的事务如管理良好者，所有人应履行管理人以所有人名义所订的义务，补偿管理人因管理而负担的一切个人债务，并偿还管理人支出的一切必要的费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开始将无因管理作为债的独立发生依据而进行专门规定。之后，许多国家的法律，诸如瑞士债法、日本民法等均将其作为完整独立的债。无因管理之所以在各国民法中都加以肯定，这主要是从无因管理的社会功效方面考虑，无因管理的存在发扬了人们之间互助的美德，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因而立法者赋予它在法律上对于无法律依据而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具有阻却违法性的效果。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对无因管理的规定是：“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从这一条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无因管理有三个构成要件：1.管理他人事务2.需要为他人利益管理他人事务之意思。3.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目前学界关于无因管理的界定不一，笔者倾向于台湾郑玉波先生的观点，将无因管理分为无因管理和准无因管理中的不法的无因管理。

二、无因管理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从该条可见，保险合同除具备一般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外，还以保险利益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基础性原则。何为保险利益？我国采用的是利害关系说，《保险法》第11条概括性地规定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无因管理这样一种带有公益色彩的行为在保险领域是否能张显出保险利益？笔者以下将按郑玉波先生对无因管理的定义详细探讨关于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问题：

《保险法》第33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以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具体体现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的不安全而受到的损害的利害关系，或者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免受损害的利害关系。

（一）无因管理分为尽适当的管理义务的无因管理和未尽适当的管理义务的无因管理两种，对前者而言，它会产生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依一般的民法原理，管理人对于本人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负债清偿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三者的总额即使超过本人所受的利益，本人也要悉数偿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上对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是十分赞许和推崇的，此时的无因管理充分发挥了助人的功用，维系人们之间的情感，合乎相互扶助的理想，为道德所奖励，并为法律所提倡。同时于此对于本人而言更是有益无弊，因而从一个市民社会的经济人角度来说，本人理所当然不会拒绝这种管理，而应为欣然接受。虽然以上仅为推定，然而也要看到立法为避免无法适从，更多的是以常态推定作为模型。故在这种无因管理的行为下所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也应是立法者所积极鼓励和提倡的，同时由《民法通则》规定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类推可知投保人基于无因管理行为在订立财产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标的是有保险利益的，在具备合同成立的一般条件的时候此时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是成立，保险人对于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有危险承担的义务。

对于未尽适当管理义务的无因管理首先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考虑：

1.不利于本人，且违反本人之意思。

2.不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之意思。

3.利于本人，违反本人之意思。

笔者认为在厘定无因管理的范围时，其它任何要素相对于结果而言都应是次后的，应以结果为主要划分依据。如果在结果上事与愿违，不仅没有使本人受益反而因此受到损害，这与无因管理存在本应有的社会功用相悖，显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之债。因而对于以上前两种情况应排除在无因管理之外，在此不作分析。对于第三种情况，因为无因管理是站在公益的角度突破侵权，因而有必要进行限制，防止流于专恣。所以笔者认为此时在判断是否有保险利益的时候应该赋予本人一种选择权，让本人来决定他是否接受这种管理，当本人接受这种管理时应该肯定保险利益的存在，由此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有危险承担义务；但本人拒绝这种管理时，财产保险合同当然不成立，保险人不用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承担任何责任。笔者认为这样区别对待相比那种一刀切的做法，既发挥了无因管理的美德效应，也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是双赢之道。

（二）准无因管理中的不法无因管理是指明知为他人之事务，仍作为自己之事务而管理。这种管理是具备了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而不具备主观要件的管理。不法无因管理的存在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就是出于保护本人的考虑，让该不法管理人与无因管理人负同一义务，从而本人能请求不法管理人返还全部利益，因不法管理的利益仍归属本人享有，从而除去经济上的诱因来减少不法管理的发生。因而笔者认为对于基于不法无因管理而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也应从本人角度出发，通过赋予本人对无因管理行为的选择权来决定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

三、无因管理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体现为投保人对自己的寿命或者身体所具有的所属关系，与他人之间所具有的亲属关系或者信赖关系。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来说，笔者认为人们对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享有的权利是人类在自然状态就有的自然权利，带有强烈的专属性，这种权利排除他人的干涉，不需要他人意志和行为的介入也无需征得他人的同意就可以依自己的意思行使，到了国家状态，人们虽然让渡了自己一部分权利，但是这些关乎生存的自然权利应该不仅不可限制和剥夺，也应该完全不允许他人来干涉。而无因管理是法律在奖励人类互助行为的考虑下对“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规定的突破，它是法律为鼓励行善而对人类道义行为嘉奖的产物，但相对于先于法律存在的自然权利而言，无因管理没有适用的空间是其应有之义。并且笔者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提倡“人权”的国际环境下，把出于无因管理行为投保的人身保险合同一概认定为没有保险利益能切切实实地保障好公民的自然权利，符合国际潮流趋势，有利于国际交流。

四、无因管理在责任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现行《保险法》中并没有把责任保险合同单列出来，而是放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规定，它的保险利益的概念与根据法律利益理论产生法律责任类的保险利益相关联。一个人对于许许多多的个人负有潜在的侵权责任。对他人负有潜在侵权责任的人就对投保责任保险以保护自己不受他人责任的侵害具有了保险利益。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是不适用的，据此类推，责任保险合同中所蕴含的侵权责任也不应该由他人代为管理。不过，当管理人与被保险人具有某种关系或者与标的物有某种关系时，可能使得投保人要负有替代责任，这时还是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例如；父亲已经把汽车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儿子，父亲虽然不是所有权人，但根据家庭车辆原则，他负有潜在的责任，有订立责任保险合同所需的保险利益，保险人在承保后负有危险承担义务。公务员之家

最后，笔者认为行为人基于无因管理去投保，无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保险人与之订立了保险合同，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相对于“术业有专攻”的保险人而言，其它的普罗大众鲜有保险专业知识，他们基于一种最纯朴的心境去投保，如果事后又得不到补偿的话确实有失公允。更有甚者，倘若保险人是觊觎那份保险金可以带来的利益而承保，此时若一概以无保险利益抗辩而不负任何责任，不仅促进了道德危险的滋生，更是对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利益的亵渎。故笔者认为适宜的处理方法是保险人要么事前就尽足先契约义务，合理勘查一番，如果认为这种管理是不会有保险利益的，就应及时告诉投保人自己不能承保，以避免损害他人期待利益；要么同意承保后，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有基于无因管理行为没有保险利益的抗辩理由，那么保险人也要以公平原则给与被保险人一定的补偿，一方面可以照顾到相对人的期待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不谨慎勘查的惩罚。

参考文献

[1]郑玉波：《民法债则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3月修订2版

无因管理范文篇4

（一）国内外无因管理制度相关法条的形式对比

《德国民法典》第677条至第687条对无因管理制度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677条就管理人的义务规定如下，“为他人处理事务而未受该他人委托的人，或为他人处理事务而对于该他人无权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为之处理事务的人，必须斟酌本人真实或可推知的意思，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管理该事务”［1］。同时第678条就违背本人意思的事务管理、第681条就管理人的附带义务、第687条对非真正的事务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其余法条就不再一一举例，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制度作了比较详实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发展较早于内地，关于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也较内地完整严密，2010年5月26日修订的台湾现行“民法”第172条至第178条，就无因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第172条就无因管理之要件做如下规定，“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之方法为之。”第173条就管理人应尽之义务，第178条就无因管理经承认之效果等相关制度规定皆做了详细规定。

（二）关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展望

自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消除前苏联对我国民法制度严重冲击影响以来，我国更多的是继受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民法制度，所以，有必要就此二者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研究探知一二，以对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借鉴和引领作用。此种对比更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从理论构建上来讲不那么完善，与此同时，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实务案件却少之又少，笔者查阅了北京市各个基层法院以及高院和最高院的近年裁判文书及案例汇总，关于无因管理的纠纷案件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大多是夹杂于其他类型案件中以小块形式存在。针对这种现象，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实务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系管理他人事务多出于助人的善行，属于好的撒马利亚人，就管理所生费用的偿还或损害赔偿，当事人多会自行处理，非有必要，不会诉诸法律［2］。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的指出了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缘何司法实务中此类型案例如此稀少，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是法律制度的问题，往深层次考虑，道德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如此这般那般的影响。法律与道德这对命题似乎如影随形，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在笔者看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作用，有必要就法律与道德此消彼长之争的前世今生简述一番。

二、由无因管理制度引发的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与欧美国家的道德和法律观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学术探讨可谓是精彩纷呈。就我国而言，不同于欧美法学家着重探讨法律与道德本体问题意义上的联系，我国的先哲们似乎在潜意识里早已默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界限的划分他们看来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紧密联系前提下所进行的种种现实思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一系列的传统法制理念交织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这种不言自明的潜意识的观念早已对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这种传统必定对于道德与法律的思辨进程产生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的法制进程都会夹杂着道德的评判，这种评判也许是一种法制进步的羁绊，也许是法律制度人性化的应然的伦理体现。所以，法律和道德本体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参阅欧美著名的自然法哲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之争。首先是自然法哲学派，自然法哲学经历了由古典自然法哲学到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自然法哲学认为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所谓自然法，来源于大自然，法律都是在这种自然法的引领下制定的，以此为标准构建的法律对恶者施以惩罚，对善者施以保护。简单概括之，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法与人类同时产生并由上帝直接支配，其效力高于任何其他法，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人类认为是有效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个原始法中直接或间接的吸取其力量和全部权威的［3］。以郎•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哲学派抛弃了古典自然法哲学派中的关于虚幻自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直接切中道德予以论述，更深入的论述了道德之与法律的无处不在。郎•富勒针对道德法律的关系，引出了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有关法律的解释适用与具体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微观的程序问题。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也就是法律的所追求的外在的宏观的实体目标。正是此种概念的引入，使得自然法哲学的道德观点更加凸显。然而，自然法哲学派这种特别重视并追求法的本源和价值，从价值层面出发论证了法律的道德价值基础和基本目的的方式。使得这个学说具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不恰当的延及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和规范、秩序等各个层面，从而必然导致法的独立品格的丢失和至上权威的损害［4］。分析实证主义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哲学再细化的演进过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科学领域那种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产生了反对思辨先验的实证主义哲学。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哲学开始慢慢往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法律科学体系渐渐演变为法律实证主义哲学也即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分析法学派奠基人约翰•奥斯丁主张把实在法区别于伦理与社会政策，就实在法的产生而言，简言以蔽之，实在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或叫“应该的法”，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做的再一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道德化与合法化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实质上就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与“应该的法”之间必然产生的差别［5］。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学家应该关注实然意义上的法律而非这些法律的善与恶，与法理学截然对立的伦理科学所包含的立法科学应该更多关注应然法意义上的法律。而更为激进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直接强调把道德从法律概念中剔除出去，而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很明显，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重视从规范和秩序的层面出发，论证法律的实际效力。他们在相对法律规范的设定上和法的实施中尽力排除不稳定的、相对模糊的道德的过度影响，促使法律和道德相分离来维护法律的独立、尊严和效力，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但是恶法亦法的说法，不免会成为统治者专制的工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

（二）适用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托马休斯曾经指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此观点很容易被反驳。法律并非只关注人们的外在行为，道德也并非只注重人们的内心世界，比如刑法在考量一个罪犯的罪行轻重的时候，往往会审视该受审判者的内心倾向、精神状况。比如罪犯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所以法律行为并非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只关注法律行为本身。无论自然法哲学派、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派还是托马休斯的道德法律哲学观都过于绝对片面，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构建并非纯粹道德或法律的单一产物，而是二者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的产物。博登海默关于道德法律的观点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道德原则起初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随着道德原则的增强继而转化为法律规则，以此加入国家的意志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如早期的道德原则禁止杀人、强奸、抢劫等暴力行为。随着这种道德原则的加强上升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是，仅仅有法律的规定及制裁，往往达不到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也可以说法律并非是社会正常健康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一个人口密集并且人们相互熟知的乡里，人们不进行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制，可能是因为亲情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和睦相处。在国际法中，与其说是对制裁的恐惧，不如说是国家利益或对世界舆论的考虑，导致了国家对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服从［7］。就是在这种演进过程中，道德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避免的进入法律体系并融入其中。而在法律体系之外的道德原则与法律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原则之间并非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时代变迁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的道德原则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改变，比如同性恋行为就是由被道德所谴责到被法律所允许的一种渐进过程。然而，道德与法律之间并非没有节点的升华转化，管见以为，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节点主要是通过义务予以实现。而义务又是行为人是否成就无因管理的首要考察点。法律中强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道德中强调的义务虽然程度范围上有所差别，但却为二者的连接提供了桥梁。道德中的义务更多侧重于人们普适的内心情感和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内心愿景。虽然道德义务的强制力不及法律义务那样强烈，然而道德义务的范围远远大于法律义务。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这意味着法律只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舍弃它们的个性，从而使得法律不可能涵盖各种事物的多方面的特性，某些特定而非普通的应有权利就得不到确认；法律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朝令夕改，也不可能对随时展而新生的应有权利作出迅速即时的反映；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使得它只能强制基本层次的应有权利，而把更广阔的空间留给道德和习惯，如此等等，法律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广阔的法外权利的空间［5］。所以，道德与法律之间通过义务而发生紧密关联。

三、无因管理制度中道德的“积极引导”与“消极规制”作用

综上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所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之于无因管理制度是基于一定的法哲学为依托的。在确定了这种哲学观点以及明确了道德法律关系的节点之后，具体到无因管理制度本身，道德如何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呢？笔者就道德对于无因管理制度的影响从两个方面予以阐释。第一，道德的积极引导作用。真正促使管理人行事管理行为的并非是法律制度所设计的赋予适法管理人以相对于本人的债权请求权。毕竟此种权利的享有建立在管理人多方注意义务的基础之上，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负担侵权损害等赔偿责任。权衡权利与此对应之谨慎注意义务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正常之人不会基于法律的如是规定而冒险求得一债权请求权。正如匈牙利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认为的那样，“道德唯一的权威是以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为基础的，即它们指明了行事的正当方式。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并不是外部物理性强制与威胁，而是人们对道德规范所固有的正当性的内在信仰。”［8］社会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并非全部由法律予以规定，个体内心的道德倾向也会使其做出行为选择，同一需要无因管理之事务，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本身就能说明指导社会个体实施管理行为并成为管理人的主要是自我内心道德的引导作用。这种道德的积极引导正如开启无因管理大门的一把钥匙。正如无因管理构成要件规定的那样，管理人不被本人约定义务和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所约束，但是管理人却产生了为管理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并把此种意思转化为管理行为予以实施，这种不受民法意义上约束的意思的产生正如笔者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正是道德之力的作用使然。第二，道德的消极规制作用。受到道德积极引导作用的管理人开始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然而，这种管理行为的实施本身并不能肆意妄为不加考量。从法律的角度来考量，法律为了规制不适当不适法的管理行为，针对不适当不适法行为下的无因管理效果予以否定。但是，法律的这种强制规定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阻挠管理人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呢，如若管理人权衡不适法带给自己的不利益与不适法带给自己的利益之后发现后者更优时，此时法律的否定考量是否能够起到阻止管理人的不适法行为呢？所以，管理人一旦着手实施管理行为，其管理行为能否真正按照本人明示的意思或者管理人运用常人思维能够推断出的本人所希冀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人内心的真意，也就是内心道德的作用，一个善良并且注重外界舆论的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不会不尽到正常范围内注意义务的，也不会不去考虑本人的意思的。申言之，在管理人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其内心的道德会对他的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和鞭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点较法律的不适法规定本身更具规制作用。当然，如果管理人不顾及内心的善良道德而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对本人和管理人本身造成法律上的不利益，这个时候法律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综合二者，笔者可以以一形象例子说明之，管理人犹如一“足球选手”，无因管理的不适法的法律规定犹如“足球场”的边界及球场上的各种犯规禁忌。道德则有较多含义，道德犹如“爱好”一般积极引导促使管理人这一“足球选手”步入球场。比赛之时，道德犹如“选手”的“职业道德”促使并鞭策其好好比赛而不妄为、并促使其对场地以及其他“选手”的适当注意义务，如若该“选手”出界或违反比赛禁忌，则会导致犯规，此时犹如管理行为之不适法。所以，一个法律可以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具有完美形式的体系，也可以是符合功利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运行过程，但它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在它的最上端还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标准提示着某种批判的尺度。

作者:郭如愿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德国民法典（第四版）［M］.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73.

［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8.

［3］杨长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以对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的解读为视角［J］.凯里学院学报，2008（2）.

［4］王闻贤.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5］曹刚.论法律的道德理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无因管理范文篇5

关键词：无因管理，不当无因管理；损害赔偿

一、概念的界

（一）无因管理

1．无因管理的含义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如收留他人离家迷路的儿童，雨夜为出门的邻居抢修房屋，岁末为外出的邻居代缴水电费等都是无因管理。为他人进行管理或服务的人称为管理人，受管理事务之他人称为本人。因管理人之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而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无因管理之债。无因管理上的“无因”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如前述事例中，假设房屋主人与邻居曾有过约定，要求邻居在自己外出时帮助照看房屋，并承诺给予一定报偿，那么邻居为其加固、修缮房屋是为尽义务，并非无因管理；而如果房屋主人与邻居事先并无任何约定，则此时其行为属于无因管理。无因管理起源于罗马法，彼得罗•彭梵得在他的《罗马法教科书》中写道：“在主人或被经管人不知的情况下经管他人事务，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无因管理。”拉丁语中，指管理他人事务，最早适用于为不在之人(尤指远征在外得军人)管理事务。德语中指无委任之事务管理，英语中称为managementofaffairswithoutmandate，所不同的是，德瑞民法均将无因管理视为无委任之事务管理，认为无因管理系由本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事实关系，而形成类似委任契约的效果，故将其规定于委任契约之下；而台湾地区民法则同于日本民法，认为无因管理系债之发生原因之一，与契约、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并列，但又规定管理事务经本人承认者，适用关于委任之规定，故又与德瑞民法有相似之处。

2．无因管理的成立条件

无因管理从正面价值看，体现社会互助的道德理念，但从负面价值看，则系对他人事务的干预，但是从中性的社会连带立场看，对他人事务的适当千预则是必要的。综观人陆法系各国民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方面

(1)客观要件

第一、管理他人事务

所谓“事务”，是指为足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一切事项。凡任何适于为债之客体的一切事项均属之，但单纯的不作为，则不包括在内。凡不适于为债之客体的事项则不适合为管理的事务，包括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例如为他人祈祷，为他人荐言等违法行为，例如为保护行窃之人，而藏匿赃物等；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如公司股东投票等。

所谓他人的事务，是指无因管理的事务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物。他人的事务，包括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为他人所负债务而为清偿。主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或称中性事务，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

所谓管理他人事务是指实现他人事务的内容的行为，这种行为，不限于管理行为，如保存行为、改良行为、利用行为等，还可以是处分行为。

（2）无法律上的义务

管理人依法定或约定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是有法律上义务管理他人事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第一、依法律自接规定对本人负有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私法上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则产，监护人被监护人的财产，遗嘱执行人对于遗产等均有法定的管理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公法上如警察的救助行为，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为其公法上的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第二、依合同对本人负有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例如因委托、雇佣、承揽等合同，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乃基于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构成无因管理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超过自己之负担部分，为他共有人支付费用时，就超过其义务范围之限度，为无因管理。

(3)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

客观管理他人事务与主观管理他人事务在管理意思方面不在于有无的区别，而在于举证难易上的差异。管理意思是管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欲判明其存在必须确实一定的标准。关于依何种标淮确定有两种学说：其一为动机和后果说，该说主张确定管理人是否为他人利益管理，应当从动机和后果两方面看，从动机上说，管理人须是出于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主观动机而实施管理行为；从后果上说，由管理行为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归本人所有，而不是为管理人所享有；其二为综合说，该说认为管理意思的判断标准应是本人对其事务的管理要求、事务管理的社会常识、管理人所具备的知识水平三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体。

3．无因管理的类型

无因管理的类型是依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理论对无因管理这一现象作的理论上的分类。根据管理人实施的管理事务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可将无因管理这类行为分为真正的无因管理与不真正的无因管理。真正的无因管理又可以以管理结果是否符合本人的利益或公益而分为适当的无因管理和不适当的无因管理，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是为他人管理事务，则成立无因管理。这时候，就需要考虑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是否利于本人，是否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如果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不利于本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则属于不正当的无因管理；而如果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则为正当的无因管理。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则可以依管理人主观上的过错程度而区分为误信管理与不法管理。

（二）不当的无因管理

1．不当的无因管理含义

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其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又无客观适法事由的无因管理。

2．不当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不当无因管理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构成要件：其一，无法定或约定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也就是说，不当无因管理首先必须成立无因管理；其二，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

（二）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

无因管理损害赔偿的范围比较广泛，无因管理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内容不仅包括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受的损害，也包括管理人不当的管理行为对本人造成的损害。这两种损害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应该予以支持。此外，当事人的损害还包括因为第三人或意外事件而造成的损害。不过，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是否合理、是否应予支持以及如何予以落实，在司法实际中对其进行甄别、判断确是一桩难事。本文主要探讨管理人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

无因管理中也存在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管理事务和方法是否妥当的问题。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应以一般人的标准和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依一般分析,管理人在管理事务中必须以合理的、有利于本人的方式进行,承担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违反这种义务而损害本人利益的,必须向本人进行赔偿；违反这种义务导致管理人自己受到损害的,不能向本人主张赔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减轻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管理人为避免本人的身体、名誉或者财产所遭受的紧急损害，而进行事务管理的，对于因此而对本人所产生的损害，除非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

无因管理中不当损害的起因，在实践中除了管理人的疏忽大意外，还表现为管理人不当的管理方法。评判方法是否妥当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管理人的付出与本人利益的比例关系。本文认为除非存在生命、公共安全等人身性的和不可预期的威胁,如管理事务为救火、救死扶伤等情况,管理人所主张的损害赔偿不能超出本人在管理事务中可预期的物质利益。中国古代有“隋珠弹雀”的典故,用现代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来说就是“不可用大炮去打小鸟”,一般情况下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与本人的利益存在适当的比例,这个比值原则上不能大于1,超过部分,即为不当。

（三）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意义

要分析讨论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意义，首先必须分析无因管理制度设立的意义。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即在于平衡、规范个人利益(本人之利益)与社会利益(管理人之利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法律的层面上，创设一定的限制条件，恰当地规范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基于同样的理由也确立了无因管理制度(即第93条之规定)。民法设立无因管理制度，主要是基于道德、经济及法律诸方的衡量。因此，法律确立无因管理制度也主要具有这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有利于弘扬互济互助、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无因管理是管理人出于为他人利益之目的而自愿实施的合法行为，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美德。此制度的设立对于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促进社会中助人为乐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发扬有着重大意义。第二，防止他人利益损害或增进社会利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及时、直接地管理自己的财产与事务，在面临危难境地时又迫切需要此种照料与管理。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恰好适应此种情况，鼓励人们恰当地管理他人事务，既避免了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同时也增进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三，有利于形成良好、稳定的财产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通过其阻却违法性，既保障了特定情形下管理人干预他人事务的合法性，同时也确定了判断该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只有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时，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才得以成立无因管理。相反，若欠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不当地干预他人事务或借管理之名行侵权之实，则不仅不能阻却其行为之违法性，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通过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一起规定为产生法定之债的原因，明确了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从而维护了交易的秩序与安全，这也是无因管理的债法功能之所在。

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就是为在充分发挥无因管理制度作用和功能的基础之上，正确处理无因管理制度实际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管理事务是指处理事务的行为,它既包括处理、管领、保存、利用、改良,也包括提供各种帮助、服务,凡是能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或为他人谋得利益的行为都是管理行为。所说的事务是指有关人们生活利益的一切事项,它可以是有关财产的事务,也可以是非财产性的事务；可以是一次性事务,也可以是继续性的事务；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从行为的性质上来说,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就管理的内容来讲,既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但就管理这一行为来说,并不属于法律行为。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必须范围十分广泛，其过程和结果既可能对本人有利或者能够为本人所接受，也可能会违背本人意志和利益，造成本人的损害。在这种情况，就需要考量管理人、本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管理人向本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可以说，无因管理不当的损害赔偿是公平原则在无因管理制度中的具体应用，也是对无因管理制度发生变形的矫正。

二、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适用

（一）向被管理人承担的责任的性质

要弄清楚不当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向本人承担责任的性质，要具体分析不当无因管理的具体情形。如前所述，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其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又无客观适法事由的无因管理。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管理行为利于本人，但违反本人意思的无因管理

对这一类型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管理行为利于本人，虽违背本人的意思，但管理事务为本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或抚养义务。例如:甲建筑公司建房而挖地基拒不设置必要警告或安全设施，乙代为设置。丙遗弃女儿，丁照顾其衣食。设置必要警告或安全设施是甲的法定义务，甲却不履行，如有行人经过则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甲必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可见乙代为设置的管理行为是利于甲的，避免一了甲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丁代丙照顾女儿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民法通则》第93条的表述，能确信这种情形下，无因管理之债也是当然成立的。不过我国将来《民法典》应明确表述该形态，这有利于分辩无因管理的范围及管理行为是否适法。

第二、管理行为利于本人，虽违背本人的意思，但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道义。例

如：甲跳水自杀，乙跳入河中将其救起，但自己的手表丢失于水中。这类型也与前一类一样，无因管理之债成立，以本例来说，乙应当支付甲为救自己而导致手表丢失的损失费用。

第三、管理行为利于本人，但违背本人意思，又不属前面所列的本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或抚养义务，或管理行为符合社会道义的其他情形。

这一类型是否产生无因管理之债，在理论上有重大分歧。我国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对这一类情形又作了分类分析：“(l)本人主张享有无因管理之利益应偿还管理人所支出之债务(即无因管理之债)。例如，甲违背乙之意思，出卖乙的古董，得价金1万元，但支出费用500元。如甲主张享受无因管理之利益1万价金时，应清偿乙所支出的费用500元。(2)本人不主张享受无因管理之利益时，对管理人，自无须偿还其所支出之费用，清偿其所负担之债务，或赔偿其所受之损失(即不产生无因管理之债)，惟若本人因管理事务受有利益时，则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负返还责任。例如，甲之屋顶漏雨，因甲喜听风雨声而不愿修理，乙明知其意思而违反之，擅自购买材料为之修缮，不慎跌下摔伤，当甲不主张享受无因管理，虽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其因修缮屋顶所获之利益，但对乙跌倒所受之损害，则不必负损害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依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当本人为无因管理的受益人时，管理人享有的无因管理之债权是统一的，不以是否符合本人的意思为要件，因此，我国大陆地区法律适用无须象王泽鉴先生那样做出分类。其实，象他那样的分类，还可能产生本人利用法律，损害管理人利益的后果。如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如果本人甲主张享受无因管理之利益，那么甲不仅要支付管理人乙购买材料，及进行修缮所开销的费用，还要赔偿管理人乙为此所受的损害。这笔费用肯定比依不当得利负返还责任所支出的费用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下，有谁会主张无因管理之利益呢?因此，只要本人获益的情况，不管是否违背本人的意思，无因管理之债都应成立，即无因管理产生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后果。

2．不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意思的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要件有管理人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之要件。但是，我们不能以管理人是否有利于本人来推断管理人是否具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即不能认为管理的后果不利于本人时，就说明管理人没有为本人管理意思。事实上，管理人由于过失或不可抗力造成不利于本人后果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天下大雨时，甲将未在家的邻居晾晒的衣服收进家中炉火旁烧干，但不慎将衣服烧坏。

这种情形，也是构成无因管理的，但由于没有使本人获益，故依我国法律不能产生无因

管理之债。那么，管理人是否应当对不利于本人的管理行为承担责任呢?以及责任限度应该怎样确定?我国法律中没有规定，属立法的一大疏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外，不负赔偿责任。”例如为救治车祸受伤的人，因轻过失而损坏其衣物或擦伤其身体时，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对于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法侵害本人之权利时，应构成侵权行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对此也未作出明文规定，但在实践判例中已得到赞同。

所以，笔者认为如果管理行为不利于本人，也不违背本人的意愿，构成无因管理，但不产生无因管理之效力。当管理行为所造成本人的损失不是由管理人恶意或重大过失引起的情况下，管理人应当免除或减轻损害赔偿责任;当管理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管理人损失时，应承担侵权之责任，管理人负完全赔偿责任。

3．管理行为不利于本人，也违背本人的意思的无因管理

首先应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违背本人的意思不包括管理人代本人履行法定义务或抚养义务，及虽违背本人意思但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道义的情。

还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也不能以管理后果不利于本人，又违背本人的意思，即肯定管理人没有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正如前文所论及的管理人的主观意思不能以客观效果评论。例如，甲违反乙的意思，擅以乙的古董拿去出买，在路上时，非乙的原因，而为第三人将之摔坏。这种情况下，管理人不享受无因管理之债权是肯定的，而他的责任承担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呢?我国民法中也未规定。本人认为管理人在违背本人意思的情况下，即使无过错造成本人的损失的，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本人并且认为这种情形下，管理人的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

综上所述，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其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者，虽仍成立无因管理，但因其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故管理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侵害本人的权利的，应按侵权行为的规定，负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不当无因管理仍然属无因管理，而非侵权行为之债，不过参考适用侵权行为的有关规定。它和侵权行为的区别在于，如后文所论述的，前者的条件之下，本人可以适用无因管理的原则而有选择权，可以主张承受管理人管理所得的利益，也可以主张管理人的行为为侵劝行为而要求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种认为“如前所述，无因管理主要是以管理人具有管理意思为成立要件，而无因管理成立后，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人有过错的侵害了本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样应构成侵权行为，而不应以无因管理的阻却违法性来否认构成侵权行为，阻却违法性只是无因管理成立之时，才具有不构成侵权行为之理由，但无因管理成立之后，管理过程中就不能以阻却违法性来否认构成侵权行为，因为此时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已经发生了转化，其为本人谋利益之目的已经变成了幌子，其行为实质却已经是为自己谋利益，因而构成侵权行为。否则，便无从保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只是在无因管理之债中，构成的侵权行为只能是一般的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特殊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符合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的。因此，就无因管理过程中构成的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法，管理人向本人承担浸权责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向本人承担的责任的范围

对于不当无因管理应向本人承担的责任的范围，有不同的认识，有强调主客观结合的，认为，对无因管理给本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作具体分析。首光，从客观上看，管理人的行为给本人带来的受益(包括避免的损失)超过管理人过失造成的损失，那么管理行为应视作本人得到利益的行为，不应再追究管理人的责任。相反，如果管理人的行为使本人受益小大，以至于不足抵销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则应由管理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从主观上讲，如果财产损失是由管理人漫不经心或不负责任造成的，是显而易见或重大过失引起的，则应负一定责任。总之，管理人的责任，应主客观条件相结合，依损失的大小和过失程度而定。

有强调加重责任，认为只要管理人主观有过错，就应承担责任：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责任。对不适法无因管理人责任加重的规定，应注意两点：其一，当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时，不问管理事务是否符合本人的利益，只要造成了本人损害，管理人即应负赔偿责任。其二，只有管理人对于违反本人意思而为管理事务之承担时具有故意或过失，才对因其管理行为所产生的危险性负责，承担无过失责任。例如管理人故意违背本人的意思，擅自将本人的名贵花瓶拿往市场上拍卖而在路上被他人毁坏时，即使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失，仍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当然，在管理人为免除本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上的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时，对于因其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外，不负赔偿责任。应该说，坚持加重责任的方法更加全面，也更加科学。

另外，对于不当无因管理，本人可以主张享受其所生的利益(例如因管理人修缮房屋而使房屋增值、管理人出卖本人的财产而获得价金)，也可以不主张享受其所生的利益。对此，本人享有选择权。因此，本人的权利与义务，因其是否主张享有无因管理的利益而有所不同。此时，在本人不同的选择之下，管理人是否赔偿以及赔偿的范围也不同。具体说来：

1．本人主张享受无因管理的利益。如果本人主张享受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的利益，则应当偿还管理人为管理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清偿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其所受的损失(但以本人所得利益为限)。例如管理人违背本人的意思，出卖本人祖传的名画得价金100万元，但为此支出费用5万元，若本人主张享有因此无因管理的利益即价金100万元时，便应清偿管理人所支出的费用5万元。在因不适法无因管理发生利益(例如管理人处分本人的财产取得价金)时，本来本人可以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向管理人请求返还，或者依侵权行为向管理人请求损害赔偿。但依照法律规定，本人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时，受益人的返还责任以其所得利益为限。而如果管理人以高价出卖本人的财产，其超过财产的价值部分，本人将无权向管理人请求。又本人依侵权行为向管理人请求损害赔偿时，管理人的赔偿责任也以本人所受损害为限，对于管理人出卖本人财产所得超过其价值的部分，本人也无权向管理人请求。如此，管理人将会依其不法行为获得利益，违反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取得利益的原则和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权衡本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并考量不适法无因管理的性质，赋予本人以主张享受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利益的权利，类推适用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使本人能够取得因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的全部利益，则可妥善解决此一问题。

2．本人不主张享有无因管理的利益。本人不主张享受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的利益时，对于管理人即可不负必要费用偿还、必要债务清偿以及损害赔偿的义务。本人因不适法无当管理受有利益，管理人因此受有损害的，管理人得向本人请求不当得利之返还，本人于其所得利益的范围内，负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本人对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受的其他损害不必负责。如上述，设本人之名画市场能卖120万元，而管理人以100万元出售，在此情况下，本人自不必主张享受管理的利益，而直接提起侵权行为之诉，请求管理人赔偿损失120万元。且在此时，因本人不主张享受无因管理的利益，因此亦无须偿还管理人为此所支出的费用S万元。但如果本人因管理事务受有利益时，则应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负返还责任。又如在此例中，设名画出售须经专家鉴定，管理人事先曾请专家出具鉴定书花费2万元，则本人即使不主张无因管理的利益，也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而偿付管理人所支付之鉴定费。

三、立法完善的建议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这一法条确定了我国的无因管理制度。但这条规定是很简陋的，对不当无因管理完全没有涉及。借鉴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完善无因管理立法尤其是针对不当无因管理的立法显得很有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大背景，更加有必要。

《德国民法典》第678条规定了违反本人意愿管理事务的义务，事务管理人违反本人真正的或者可推知的意愿管理事务而可知这一情形，对于因管理产生的损害，即使无其他过失仍应对本人负赔偿义务。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可以看出管理人违反本人真正的或者可推知的意愿管理事务既有故意也有过失。故意方面是管理人可能借为本人管理事务之名达到侵权的目的，作为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失，侵权行为人理所应当赔偿。对于管理人应当注意本人的真正意愿或按常理应当推知本人之意图而疏忽大意未能推知，通过管理而导致本人利益受到损害，管理人应承担过失责任。如果管理人在管理中还有其他过失，对于因其他过失造成的损害，管理人更应当负赔偿责任。但实践中存在着管理人管理本人的事务时，由于本人意志存在着与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相背的情况，作为管理者在替本人履行了本人不愿履行的法定义务后，在法律上应当予以免责。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4条第1项规定：“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责任”。该条的立法理由为无因管理，不许与本人之意思相反。故因故意或因不注意为人管理事务时，管理人应赔偿由其管理所生之损害，不必区别其管理之有无过失。然本人应履行关于公益之义务，例如纳税，或法定的扶养义务，而为其管理时，虽与本人之意思相反，亦不得使管理人负赔偿之责。因为公益上及法律上之义务，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打击。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管理本人事务皆因本人事务处于急迫之危险中，管理人又无法通知本人的情况下进行的。日常情急之中，管理人对本人事务的管理，刻意的要求管理人对他人事务管理时予以周考虑为要件，似有苛求管理人的意思。法律如果如此刻意的要求管理人，会扼杀社会互助精神的弘扬。但如不刻意的要求管理人，又恐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欠缺善良管理人的应有的注意。作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也需防止过于懈怠。因此对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惟独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是有故意损害或重大过失时，才负赔偿之责。《德国民法典》对此情况予以了专门的规定，第680条规定为免除本人的急迫危险而管理事务的，事务管理人仅在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始负责任。日本在立法上对无因管理的立法层次更为清楚。作为管理人立法先赋予了管理人一般的管理义务，此后又以专条规定了紧急情况无因管理，规定为管理人为避免对本人身体、名誉或财产的急迫危害而管理其事务时，除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因此而

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也有专条与日本民法典类似的规定。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外，不负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总则中可以专设一条做如下规定：管理人因过失造成本人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若管理人为避免本人身体、名誉或财产的急迫危害而管理其事务时，除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杨振山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3．寇志新主编：《民法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

5．魏振瀛主编：《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6．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7．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8．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

无因管理范文篇6

关键词：无因管理，不当无因管理；损害赔偿

一、概念的界

（一）无因管理

1．无因管理的含义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如收留他人离家迷路的儿童，雨夜为出门的邻居抢修房屋，岁末为外出的邻居代缴水电费等都是无因管理。为他人进行管理或服务的人称为管理人，受管理事务之他人称为本人。因管理人之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而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无因管理之债。无因管理上的“无因”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如前述事例中，假设房屋主人与邻居曾有过约定，要求邻居在自己外出时帮助照看房屋，并承诺给予一定报偿，那么邻居为其加固、修缮房屋是为尽义务，并非无因管理；而如果房屋主人与邻居事先并无任何约定，则此时其行为属于无因管理。无因管理起源于罗马法，彼得罗•彭梵得在他的《罗马法教科书》中写道：“在主人或被经管人不知的情况下经管他人事务，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无因管理。”拉丁语中，指管理他人事务，最早适用于为不在之人(尤指远征在外得军人)管理事务。德语中指无委任之事务管理，英语中称为managementofaffairswithoutmandate，所不同的是，德瑞民法均将无因管理视为无委任之事务管理，认为无因管理系由本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事实关系，而形成类似委任契约的效果，故将其规定于委任契约之下；而台湾地区民法则同于日本民法，认为无因管理系债之发生原因之一，与契约、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并列，但又规定管理事务经本人承认者，适用关于委任之规定，故又与德瑞民法有相似之处。

2．无因管理的成立条件

无因管理从正面价值看，体现社会互助的道德理念，但从负面价值看，则系对他人事务的干预，但是从中性的社会连带立场看，对他人事务的适当千预则是必要的。综观人陆法系各国民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方面

(1)客观要件

第一、管理他人事务

所谓“事务”，是指为足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一切事项。凡任何适于为债之客体的一切事项均属之，但单纯的不作为，则不包括在内。凡不适于为债之客体的事项则不适合为管理的事务，包括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例如为他人祈祷，为他人荐言等违法行为，例如为保护行窃之人，而藏匿赃物等；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如公司股东投票等。

所谓他人的事务，是指无因管理的事务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物。他人的事务，包括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为他人所负债务而为清偿。主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或称中性事务，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

所谓管理他人事务是指实现他人事务的内容的行为，这种行为，不限于管理行为，如保存行为、改良行为、利用行为等，还可以是处分行为。

（2）无法律上的义务

管理人依法定或约定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是有法律上义务管理他人事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第一、依法律自接规定对本人负有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私法上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则产，监护人被监护人的财产，遗嘱执行人对于遗产等均有法定的管理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公法上如警察的救助行为，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为其公法上的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第二、依合同对本人负有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例如因委托、雇佣、承揽等合同，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乃基于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构成无因管理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超过自己之负担部分，为他共有人支付费用时，就超过其义务范围之限度，为无因管理。

(3)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

客观管理他人事务与主观管理他人事务在管理意思方面不在于有无的区别，而在于举证难易上的差异。管理意思是管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欲判明其存在必须确实一定的标准。关于依何种标淮确定有两种学说：其一为动机和后果说，该说主张确定管理人是否为他人利益管理，应当从动机和后果两方面看，从动机上说，管理人须是出于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主观动机而实施管理行为；从后果上说，由管理行为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归本人所有，而不是为管理人所享有；其二为综合说，该说认为管理意思的判断标准应是本人对其事务的管理要求、事务管理的社会常识、管理人所具备的知识水平三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体。

3．无因管理的类型

无因管理的类型是依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理论对无因管理这一现象作的理论上的分类。根据管理人实施的管理事务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可将无因管理这类行为分为真正的无因管理与不真正的无因管理。真正的无因管理又可以以管理结果是否符合本人的利益或公益而分为适当的无因管理和不适当的无因管理，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是为他人管理事务，则成立无因管理。这时候，就需要考虑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是否利于本人，是否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如果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不利于本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则属于不正当的无因管理；而如果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则为正当的无因管理。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则可以依管理人主观上的过错程度而区分为误信管理与不法管理。

（二）不当的无因管理

1．不当的无因管理含义

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其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又无客观适法事由的无因管理。

2．不当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不当无因管理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构成要件：其一，无法定或约定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也就是说，不当无因管理首先必须成立无因管理；其二，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

（二）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

无因管理损害赔偿的范围比较广泛，无因管理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内容不仅包括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受的损害，也包括管理人不当的管理行为对本人造成的损害。这两种损害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应该予以支持。此外，当事人的损害还包括因为第三人或意外事件而造成的损害。不过，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是否合理、是否应予支持以及如何予以落实，在司法实际中对其进行甄别、判断确是一桩难事。本文主要探讨管理人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

无因管理中也存在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管理事务和方法是否妥当的问题。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应以一般人的标准和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依一般分析，管理人在管理事务中必须以合理的、有利于本人的方式进行，承担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违反这种义务而损害本人利益的，必须向本人进行赔偿；违反这种义务导致管理人自己受到损害的，不能向本人主张赔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减轻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管理人为避免本人的身体、名誉或者财产所遭受的紧急损害，而进行事务管理的，对于因此而对本人所产生的损害，除非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

无因管理中不当损害的起因，在实践中除了管理人的疏忽大意外，还表现为管理人不当的管理方法。评判方法是否妥当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管理人的付出与本人利益的比例关系。本文认为除非存在生命、公共安全等人身性的和不可预期的威胁，如管理事务为救火、救死扶伤等情况，管理人所主张的损害赔偿不能超出本人在管理事务中可预期的物质利益。中国古代有“隋珠弹雀”的典故，用现代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来说就是“不可用大炮去打小鸟”，一般情况下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与本人的利益存在适当的比例，这个比值原则上不能大于1，超过部分，即为不当。

（三）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意义

要分析讨论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意义，首先必须分析无因管理制度设立的意义。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即在于平衡、规范个人利益(本人之利益)与社会利益(管理人之利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法律的层面上，创设一定的限制条件，恰当地规范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基于同样的理由也确立了无因管理制度(即第93条之规定)。民法设立无因管理制度，主要是基于道德、经济及法律诸方的衡量。因此，法律确立无因管理制度也主要具有这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有利于弘扬互济互助、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无因管理是管理人出于为他人利益之目的而自愿实施的合法行为，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美德。此制度的设立对于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促进社会中助人为乐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发扬有着重大意义。第二，防止他人利益损害或增进社会利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及时、直接地管理自己的财产与事务，在面临危难境地时又迫切需要此种照料与管理。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恰好适应此种情况，鼓励人们恰当地管理他人事务，既避免了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同时也增进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三，有利于形成良好、稳定的财产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通过其阻却违法性，既保障了特定情形下管理人干预他人事务的合法性，同时也确定了判断该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只有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时，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才得以成立无因管理。相反，若欠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不当地干预他人事务或借管理之名行侵权之实，则不仅不能阻却其行为之违法性，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通过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一起规定为产生法定之债的原因，明确了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从而维护了交易的秩序与安全，这也是无因管理的债法功能之所在。公务员之家

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就是为在充分发挥无因管理制度作用和功能的基础之上，正确处理无因管理制度实际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管理事务是指处理事务的行为，它既包括处理、管领、保存、利用、改良，也包括提供各种帮助、服务，凡是能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或为他人谋得利益的行为都是管理行为。所说的事务是指有关人们生活利益的一切事项，它可以是有关财产的事务，也可以是非财产性的事务；可以是一次性事务，也可以是继续性的事务；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从行为的性质上来说，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就管理的内容来讲，既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但就管理这一行为来说，并不属于法律行为。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必须范围十分广泛，其过程和结果既可能对本人有利或者能够为本人所接受，也可能会违背本人意志和利益，造成本人的损害。在这种情况，就需要考量管理人、本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管理人向本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可以说，无因管理不当的损害赔偿是公平原则在无因管理制度中的具体应用，也是对无因管理制度发生变形的矫正。

二、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适用

（一）向被管理人承担的责任的性质

要弄清楚不当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向本人承担责任的性质，要具体分析不当无因管理的具体情形。如前所述，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其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又无客观适法事由的无因管理。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管理行为利于本人，但违反本人意思的无因管理

对这一类型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无因管理范文篇7

关键词：无因管理，不当无因管理；损害赔偿

一、概念的界

（一）无因管理

1．无因管理的含义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如收留他人离家迷路的儿童，雨夜为出门的邻居抢修房屋，岁末为外出的邻居代缴水电费等都是无因管理。为他人进行管理或服务的人称为管理人，受管理事务之他人称为本人。因管理人之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而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无因管理之债。无因管理上的“无因”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如前述事例中，假设房屋主人与邻居曾有过约定，要求邻居在自己外出时帮助照看房屋，并承诺给予一定报偿，那么邻居为其加固、修缮房屋是为尽义务，并非无因管理；而如果房屋主人与邻居事先并无任何约定，则此时其行为属于无因管理。无因管理起源于罗马法，彼得罗•彭梵得在他的《罗马法教科书》中写道：“在主人或被经管人不知的情况下经管他人事务，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无因管理。”拉丁语中，指管理他人事务，最早适用于为不在之人(尤指远征在外得军人)管理事务。德语中指无委任之事务管理，英语中称为managementofaffairswithoutmandate，所不同的是，德瑞民法均将无因管理视为无委任之事务管理，认为无因管理系由本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事实关系，而形成类似委任契约的效果，故将其规定于委任契约之下；而台湾地区民法则同于日本民法，认为无因管理系债之发生原因之一，与契约、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并列，但又规定管理事务经本人承认者，适用关于委任之规定，故又与德瑞民法有相似之处。

2．无因管理的成立条件

无因管理从正面价值看，体现社会互助的道德理念，但从负面价值看，则系对他人事务的干预，但是从中性的社会连带立场看，对他人事务的适当千预则是必要的。综观人陆法系各国民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方面

(1)客观要件

第一、管理他人事务

所谓“事务”，是指为足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一切事项。凡任何适于为债之客体的一切事项均属之，但单纯的不作为，则不包括在内。凡不适于为债之客体的事项则不适合为管理的事务，包括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例如为他人祈祷，为他人荐言等违法行为，例如为保护行窃之人，而藏匿赃物等；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如公司股东投票等。

所谓他人的事务，是指无因管理的事务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物。他人的事务，包括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为他人所负债务而为清偿。主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或称中性事务，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

所谓管理他人事务是指实现他人事务的内容的行为，这种行为，不限于管理行为，如保存行为、改良行为、利用行为等，还可以是处分行为。

（2）无法律上的义务

管理人依法定或约定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是有法律上义务管理他人事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第一、依法律自接规定对本人负有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私法上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则产，监护人被监护人的财产，遗嘱执行人对于遗产等均有法定的管理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公法上如警察的救助行为，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为其公法上的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第二、依合同对本人负有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例如因委托、雇佣、承揽等合同，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乃基于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成立无因管理。

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构成无因管理例如共有人中之一人，超过自己之负担部分，为他共有人支付费用时，就超过其义务范围之限度，为无因管理。

(3)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

客观管理他人事务与主观管理他人事务在管理意思方面不在于有无的区别，而在于举证难易上的差异。管理意思是管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欲判明其存在必须确实一定的标准。关于依何种标淮确定有两种学说：其一为动机和后果说，该说主张确定管理人是否为他人利益管理，应当从动机和后果两方面看，从动机上说，管理人须是出于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主观动机而实施管理行为；从后果上说，由管理行为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归本人所有，而不是为管理人所享有；其二为综合说，该说认为管理意思的判断标准应是本人对其事务的管理要求、事务管理的社会常识、管理人所具备的知识水平三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体。

3．无因管理的类型

无因管理的类型是依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理论对无因管理这一现象作的理论上的分类。根据管理人实施的管理事务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可将无因管理这类行为分为真正的无因管理与不真正的无因管理。真正的无因管理又可以以管理结果是否符合本人的利益或公益而分为适当的无因管理和不适当的无因管理，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是为他人管理事务，则成立无因管理。这时候，就需要考虑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是否利于本人，是否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如果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不利于本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则属于不正当的无因管理；而如果管理人对管理事务的承担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则为正当的无因管理。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则可以依管理人主观上的过错程度而区分为误信管理与不法管理。

（二）不当的无因管理

1．不当的无因管理含义

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其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又无客观适法事由的无因管理。

2．不当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不当无因管理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构成要件：其一，无法定或约定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也就是说，不当无因管理首先必须成立无因管理；其二，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

（二）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

无因管理损害赔偿的范围比较广泛，无因管理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内容不仅包括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受的损害，也包括管理人不当的管理行为对本人造成的损害。这两种损害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应该予以支持。此外，当事人的损害还包括因为第三人或意外事件而造成的损害。不过，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是否合理、是否应予支持以及如何予以落实，在司法实际中对其进行甄别、判断确是一桩难事。本文主要探讨管理人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

无因管理中也存在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管理事务和方法是否妥当的问题。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应以一般人的标准和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依一般分析,管理人在管理事务中必须以合理的、有利于本人的方式进行,承担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违反这种义务而损害本人利益的,必须向本人进行赔偿；违反这种义务导致管理人自己受到损害的,不能向本人主张赔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减轻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管理人为避免本人的身体、名誉或者财产所遭受的紧急损害，而进行事务管理的，对于因此而对本人所产生的损害，除非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

无因管理中不当损害的起因，在实践中除了管理人的疏忽大意外，还表现为管理人不当的管理方法。评判方法是否妥当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管理人的付出与本人利益的比例关系。本文认为除非存在生命、公共安全等人身性的和不可预期的威胁,如管理事务为救火、救死扶伤等情况,管理人所主张的损害赔偿不能超出本人在管理事务中可预期的物质利益。中国古代有“隋珠弹雀”的典故,用现代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来说就是“不可用大炮去打小鸟”,一般情况下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与本人的利益存在适当的比例,这个比值原则上不能大于1,超过部分,即为不当。

（三）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意义

要分析讨论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意义，首先必须分析无因管理制度设立的意义。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即在于平衡、规范个人利益(本人之利益)与社会利益(管理人之利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法律的层面上，创设一定的限制条件，恰当地规范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基于同样的理由也确立了无因管理制度(即第93条之规定)。民法设立无因管理制度，主要是基于道德、经济及法律诸方的衡量。因此，法律确立无因管理制度也主要具有这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有利于弘扬互济互助、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无因管理是管理人出于为他人利益之目的而自愿实施的合法行为，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美德。此制度的设立对于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促进社会中助人为乐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发扬有着重大意义。第二，防止他人利益损害或增进社会利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及时、直接地管理自己的财产与事务，在面临危难境地时又迫切需要此种照料与管理。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恰好适应此种情况，鼓励人们恰当地管理他人事务，既避免了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同时也增进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三，有利于形成良好、稳定的财产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通过其阻却违法性，既保障了特定情形下管理人干预他人事务的合法性，同时也确定了判断该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只有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时，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才得以成立无因管理。相反，若欠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不当地干预他人事务或借管理之名行侵权之实，则不仅不能阻却其行为之违法性，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通过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一起规定为产生法定之债的原因，明确了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从而维护了交易的秩序与安全，这也是无因管理的债法功能之所在。

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就是为在充分发挥无因管理制度作用和功能的基础之上，正确处理无因管理制度实际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管理事务是指处理事务的行为,它既包括处理、管领、保存、利用、改良,也包括提供各种帮助、服务,凡是能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或为他人谋得利益的行为都是管理行为。所说的事务是指有关人们生活利益的一切事项,它可以是有关财产的事务,也可以是非财产性的事务；可以是一次性事务,也可以是继续性的事务；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从行为的性质上来说,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就管理的内容来讲,既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但就管理这一行为来说,并不属于法律行为。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必须范围十分广泛，其过程和结果既可能对本人有利或者能够为本人所接受，也可能会违背本人意志和利益，造成本人的损害。在这种情况，就需要考量管理人、本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管理人向本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可以说，无因管理不当的损害赔偿是公平原则在无因管理制度中的具体应用，也是对无因管理制度发生变形的矫正。

二、无因管理不当损害赔偿的适用

（一）向被管理人承担的责任的性质

要弄清楚不当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向本人承担责任的性质，要具体分析不当无因管理的具体情形。如前所述，不当的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其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又无客观适法事由的无因管理。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管理行为利于本人，但违反本人意思的无因管理

对这一类型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管理行为利于本人，虽违背本人的意思，但管理事务为本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或抚养义务。例如:甲建筑公司建房而挖地基拒不设置必要警告或安全设施，乙代为设置。丙遗弃女儿，丁照顾其衣食。设置必要警告或安全设施是甲的法定义务，甲却不履行，如有行人经过则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甲必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可见乙代为设置的管理行为是利于甲的，避免一了甲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丁代丙照顾女儿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民法通则》第93条的表述，能确信这种情形下，无因管理之债也是当然成立的。不过我国将来《民法典》应明确表述该形态，这有利于分辩无因管理的范围及管理行为是否适法。

第二、管理行为利于本人，虽违背本人的意思，但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道义。例

如：甲跳水自杀，乙跳入河中将其救起，但自己的手表丢失于水中。这类型也与前一类一样，无因管理之债成立，以本例来说，乙应当支付甲为救自己而导致手表丢失的损失费用。第三、管理行为利于本人，但违背本人意思，又不属前面所列的本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或抚养义务，或管理行为符合社会道义的其他情形。

这一类型是否产生无因管理之债，在理论上有重大分歧。我国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对这一类情形又作了分类分析：“(l)本人主张享有无因管理之利益应偿还管理人所支出之债务(即无因管理之债)。例如，甲违背乙之意思，出卖乙的古董，得价金1万元，但支出费用500元。如甲主张享受无因管理之利益1万价金时，应清偿乙所支出的费用500元。(2)本人不主张享受无因管理之利益时，对管理人，自无须偿还其所支出之费用，清偿其所负担之债务，或赔偿其所受之损失(即不产生无因管理之债)，惟若本人因管理事务受有利益时，则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负返还责任。例如，甲之屋顶漏雨，因甲喜听风雨声而不愿修理，乙明知其意思而违反之，擅自购买材料为之修缮，不慎跌下摔伤，当甲不主张享受无因管理，虽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其因修缮屋顶所获之利益，但对乙跌倒所受之损害，则不必负损害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依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当本人为无因管理的受益人时，管理人享有的无因管理之债权是统一的，不以是否符合本人的意思为要件，因此，我国大陆地区法律适用无须象王泽鉴先生那样做出分类。其实，象他那样的分类，还可能产生本人利用法律，损害管理人利益的后果。如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如果本人甲主张享受无因管理之利益，那么甲不仅要支付管理人乙购买材料，及进行修缮所开销的费用，还要赔偿管理人乙为此所受的损害。这笔费用肯定比依不当得利负返还责任所支出的费用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下，有谁会主张无因管理之利益呢?因此，只要本人获益的情况，不管是否违背本人的意思，无因管理之债都应成立，即无因管理产生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后果。

2．不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意思的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要件有管理人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之要件。但是，我们不能以管理人是否有利于本人来推断管理人是否具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即不能认为管理的后果不利于本人时，就说明管理人没有为本人管理意思。事实上，管理人由于过失或不可抗力造成不利于本人后果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天下大雨时，甲将未在家的邻居晾晒的衣服收进家中炉火旁烧干，但不慎将衣服烧坏。

这种情形，也是构成无因管理的，但由于没有使本人获益，故依我国法律不能产生无因

管理之债。那么，管理人是否应当对不利于本人的管理行为承担责任呢?以及责任限度应该怎样确定?我国法律中没有规定，属立法的一大疏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外，不负赔偿责任。”例如为救治车祸受伤的人，因轻过失而损坏其衣物或擦伤其身体时，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对于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法侵害本人之权利时，应构成侵权行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对此也未作出明文规定，但在实践判例中已得到赞同。

所以，笔者认为如果管理行为不利于本人，也不违背本人的意愿，构成无因管理，但不产生无因管理之效力。当管理行为所造成本人的损失不是由管理人恶意或重大过失引起的情况下，管理人应当免除或减轻损害赔偿责任;当管理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管理人损失时，应承担侵权之责任，管理人负完全赔偿责任。

3．管理行为不利于本人，也违背本人的意思的无因管理

首先应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违背本人的意思不包括管理人代本人履行法定义务或抚养义务，及虽违背本人意思但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道义的情。

还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也不能以管理后果不利于本人，又违背本人的意思，即肯定管理人没有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正如前文所论及的管理人的主观意思不能以客观效果评论。例如，甲违反乙的意思，擅以乙的古董拿去出买，在路上时，非乙的原因，而为第三人将之摔坏。这种情况下，管理人不享受无因管理之债权是肯定的，而他的责任承担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呢?我国民法中也未规定。本人认为管理人在违背本人意思的情况下，即使无过错造成本人的损失的，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本人并且认为这种情形下，管理人的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

综上所述，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或违反其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者，虽仍成立无因管理，但因其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故管理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侵害本人的权利的，应按侵权行为的规定，负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不当无因管理仍然属无因管理，而非侵权行为之债，不过参考适用侵权行为的有关规定。它和侵权行为的区别在于，如后文所论述的，前者的条件之下，本人可以适用无因管理的原则而有选择权，可以主张承受管理人管理所得的利益，也可以主张管理人的行为为侵劝行为而要求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种认为“如前所述，无因管理主要是以管理人具有管理意思为成立要件，而无因管理成立后，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人有过错的侵害了本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样应构成侵权行为，而不应以无因管理的阻却违法性来否认构成侵权行为，阻却违法性只是无因管理成立之时，才具有不构成侵权行为之理由，但无因管理成立之后，管理过程中就不能以阻却违法性来否认构成侵权行为，因为此时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已经发生了转化，其为本人谋利益之目的已经变成了幌子，其行为实质却已经是为自己谋利益，因而构成侵权行为。否则，便无从保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只是在无因管理之债中，构成的侵权行为只能是一般的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特殊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符合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的。因此，就无因管理过程中构成的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法，管理人向本人承担浸权责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向本人承担的责任的范围

对于不当无因管理应向本人承担的责任的范围，有不同的认识，有强调主客观结合的，认为，对无因管理给本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作具体分析。首光，从客观上看，管理人的行为给本人带来的受益(包括避免的损失)超过管理人过失造成的损失，那么管理行为应视作本人得到利益的行为，不应再追究管理人的责任。相反，如果管理人的行为使本人受益小大，以至于不足抵销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则应由管理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从主观上讲，如果财产损失是由管理人漫不经心或不负责任造成的，是显而易见或重大过失引起的，则应负一定责任。总之，管理人的责任，应主客观条件相结合，依损失的大小和过失程度而定。

有强调加重责任，认为只要管理人主观有过错，就应承担责任：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责任。对不适法无因管理人责任加重的规定，应注意两点：其一，当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时，不问管理事务是否符合本人的利益，只要造成了本人损害，管理人即应负赔偿责任。其二，只有管理人对于违反本人意思而为管理事务之承担时具有故意或过失，才对因其管理行为所产生的危险性负责，承担无过失责任。例如管理人故意违背本人的意思，擅自将本人的名贵花瓶拿往市场上拍卖而在路上被他人毁坏时，即使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失，仍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当然，在管理人为免除本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上的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时，对于因其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外，不负赔偿责任。应该说，坚持加重责任的方法更加全面，也更加科学。

另外，对于不当无因管理，本人可以主张享受其所生的利益(例如因管理人修缮房屋而使房屋增值、管理人出卖本人的财产而获得价金)，也可以不主张享受其所生的利益。对此，本人享有选择权。因此，本人的权利与义务，因其是否主张享有无因管理的利益而有所不同。此时，在本人不同的选择之下，管理人是否赔偿以及赔偿的范围也不同。具体说来：

1．本人主张享受无因管理的利益。如果本人主张享受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的利益，则应当偿还管理人为管理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清偿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其所受的损失(但以本人所得利益为限)。例如管理人违背本人的意思，出卖本人祖传的名画得价金100万元，但为此支出费用5万元，若本人主张享有因此无因管理的利益即价金100万元时，便应清偿管理人所支出的费用5万元。在因不适法无因管理发生利益(例如管理人处分本人的财产取得价金)时，本来本人可以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向管理人请求返还，或者依侵权行为向管理人请求损害赔偿。但依照法律规定，本人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时，受益人的返还责任以其所得利益为限。而如果管理人以高价出卖本人的财产，其超过财产的价值部分，本人将无权向管理人请求。又本人依侵权行为向管理人请求损害赔偿时，管理人的赔偿责任也以本人所受损害为限，对于管理人出卖本人财产所得超过其价值的部分，本人也无权向管理人请求。如此，管理人将会依其不法行为获得利益，违反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取得利益的原则和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权衡本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并考量不适法无因管理的性质，赋予本人以主张享受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利益的权利，类推适用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使本人能够取得因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的全部利益，则可妥善解决此一问题。

2．本人不主张享有无因管理的利益。本人不主张享受不适法无因管理所生的利益时，对于管理人即可不负必要费用偿还、必要债务清偿以及损害赔偿的义务。本人因不适法无当管理受有利益，管理人因此受有损害的，管理人得向本人请求不当得利之返还，本人于其所得利益的范围内，负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本人对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受的其他损害不必负责。如上述，设本人之名画市场能卖120万元，而管理人以100万元出售，在此情况下，本人自不必主张享受管理的利益，而直接提起侵权行为之诉，请求管理人赔偿损失120万元。且在此时，因本人不主张享受无因管理的利益，因此亦无须偿还管理人为此所支出的费用S万元。但如果本人因管理事务受有利益时，则应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负返还责任。又如在此例中，设名画出售须经专家鉴定，管理人事先曾请专家出具鉴定书花费2万元，则本人即使不主张无因管理的利益，也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而偿付管理人所支付之鉴定费。

三、立法完善的建议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这一法条确定了我国的无因管理制度。但这条规定是很简陋的，对不当无因管理完全没有涉及。借鉴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完善无因管理立法尤其是针对不当无因管理的立法显得很有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大背景，更加有必要。

《德国民法典》第678条规定了违反本人意愿管理事务的义务，事务管理人违反本人真正的或者可推知的意愿管理事务而可知这一情形，对于因管理产生的损害，即使无其他过失仍应对本人负赔偿义务。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可以看出管理人违反本人真正的或者可推知的意愿管理事务既有故意也有过失。故意方面是管理人可能借为本人管理事务之名达到侵权的目的，作为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失，侵权行为人理所应当赔偿。对于管理人应当注意本人的真正意愿或按常理应当推知本人之意图而疏忽大意未能推知，通过管理而导致本人利益受到损害，管理人应承担过失责任。如果管理人在管理中还有其他过失，对于因其他过失造成的损害，管理人更应当负赔偿责任。但实践中存在着管理人管理本人的事务时，由于本人意志存在着与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相背的情况，作为管理者在替本人履行了本人不愿履行的法定义务后，在法律上应当予以免责。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4条第1项规定：“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责任”。该条的立法理由为无因管理，不许与本人之意思相反。故因故意或因不注意为人管理事务时，管理人应赔偿由其管理所生之损害，不必区别其管理之有无过失。然本人应履行关于公益之义务，例如纳税，或法定的扶养义务，而为其管理时，虽与本人之意思相反，亦不得使管理人负赔偿之责。因为公益上及法律上之义务，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打击。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管理本人事务皆因本人事务处于急迫之危险中，管理人又无法通知本人的情况下进行的。日常情急之中，管理人对本人事务的管理，刻意的要求管理人对他人事务管理时予以周考虑为要件，似有苛求管理人的意思。法律如果如此刻意的要求管理人，会扼杀社会互助精神的弘扬。但如不刻意的要求管理人，又恐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欠缺善良管理人的应有的注意。作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也需防止过于懈怠。因此对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惟独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是有故意损害或重大过失时，才负赔偿之责。《德国民法典》对此情况予以了专门的规定，第680条规定为免除本人的急迫危险而管理事务的，事务管理人仅在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始负责任。日本在立法上对无因管理的立法层次更为清楚。作为管理人立法先赋予了管理人一般的管理义务，此后又以专条规定了紧急情况无因管理，规定为管理人为避免对本人身体、名誉或财产的急迫危害而管理其事务时，除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因此而

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也有专条与日本民法典类似的规定。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外，不负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总则中可以专设一条做如下规定：管理人因过失造成本人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若管理人为避免本人身体、名誉或财产的急迫危害而管理其事务时，除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杨振山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3．寇志新主编：《民法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

5．魏振瀛主编：《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6．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7．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8．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

无因管理范文篇8

论文内容提要:若拾得人对遗失物进行了无因管理，由此发生的占有不属于恶意占有，也不属于善意占有，而是有权占有，存在本权和法定占有媒介关系。将对遗失物进行无因管理而占有认定为有权占有，具有明晰规则适用等意义。通说认为拾得人对遗失物的占有为无权占有。实际上，对遗失物的占有存在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两种情况。

论文关键词:遗失物;无因管理;有权占有

一、遗失物拾得的要件及拾得与无因管理的关系

（一）遗失物拾得的要件

遗失物是非依失主的意思而失去占有的有主动产。遗失物之拾得，乃“发现而占有之行为也。不仅以认识遗失物为已足，且须占有之”。{1}拾得性质上为事实行为，{2}但遗失物之拾得，存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要件。

遗失物拾得的主观要件，是拾得人对遗失物的发现及占有的意思。发现遗失物是取得占有之前提，与此同时，拾得人还须具备占有之意思。占有的意思在民法理论中被称为心素，即“指占有人的内心意思。如果没有占有意思，即使与物件有直接的接触，例如将手放在一块木板上而不自觉，并不发生法律上占有的效果”。

占有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有权占有以本权作为基础，占有人对占有物不仅有事实支配力，还有法律支配力。无权占有则无本权作为基础，尽管占有人对占有物有实际支配力，但无法律支配力。因此，占有不仅是事实问题，也是价值判断问题。

（二）遗失物拾得与无因管理的关系

“通常拾得之活动，属于无因管理，诚实拾得人以为他人管理之意思为之者，构成无因管理，不诚实之拾得人以为自己之意思为之者，构成准无因管理。惟以为无主物拾得人，非无因管理人”。{5}无因管理须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即须“主观为他人”。

对遗失物的占有，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通说认为是无权占有。{9}通说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棍子打死”，否定了对遗失物存在有权占有的可能。笔者认为，对遗失物的占有，应区分为两种：构成无因管理的，为有权占有；不构成无因管理的，为无权占有，形成侵占或处于不法状态。

二、无因管理对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的排除

无权占有分为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然而拾得人对遗失物的无因管理既不发生恶意占有，亦不发生善意占有。换言之，在此场合下的占有并非无权占有，而是有权占有。恶意占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对拾得物没有所有权或者没有用益权，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没有占有权而占有；善意占有人则误以为自己对物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对之进行占有。两者的区别在于，恶意占有人认识到了拾得物的性质，而善意占有人则否。善意占有区分为过失占有与无过失占有。

无因管理人对拾得物占有的主观要件，是主观为他人，往往通过外部行为得以表现，如履行通知义务、广告、打听失主等准备归还的行为。而无论是恶意占人还是善意占有人，皆不具有准备归还拾得物之外部行为。因无因管理对遗失物进行的占有，也可以因管理意思的消失转化为无权占有。

三、对遗失物进行无因管理而占有的主客观分析

无因管理，是在没有法律义务的情况下，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适法的无因管理分为客观适法的无因管理和主观适法的无因管理。{14}客观适法的无因管理，尽管不符合本人的意愿，仍构成适法无因管理。例如，为在闹市裸奔者穿衣，属于客观适法的无因管理。主观适法的无因管理，是无因管理的常态，是管理人以本人的意思或者推定的本人的意思进行管理。对遗失物的管理，明显属于主观适法的无因管理。

对拾得物进行无因管理的人主观上并没有可归责性。在民法中，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含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让管理人依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或依公平责任原则分担责任，均为“天理”（公理）所不容，无须多论。无因管理行为是没有过错的，因实施无因管理而必须的占有，也是没有过错的，是民事侵权违法阻却事由。

占有遗失物，是进行无因管理的必要条件。例如，我国《物权法》第111条规定了拾得人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15}即管理人妥善保管遗失物是合法行为。保管遗失物的行为可以表现为保存行为。保存费用即为必要费用。常识告诉我们，保管是以占有为前提的。

四、无因管理占有的本权及法定占有媒介关系

（一）无因管理占有的本权

“本权乃对于占有而言”。{16}“与占有在概念上应该严格区别的是‘得为占有的权利’。此种占有的权利称为本权。本权得为物权（如所有权、地上权、或质权），亦得为债权（如租赁权等）”。{17}笔者认为，无因管理人对遗失物之占有为有权占有，有权占有是存在本权的占有，即无因管理人占有拾得物的本权为法定债权。此法定债权并非请求本人为给付，而是作为占有的根据，是债保持力的体现。

笔者认为，通说笼统地认为对遗失物的占有为无权占有，原因之一，是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占有本权的客观存在。通说把对遗失物的占有界定为无权占有，但没有人具体说明、论述理由。有学者指出．，无权占有与有权占有区别之实益，“在占有人为有权占有者，则得拒绝他人本权之行使”。{18}据此推论出来的理由只有一个：拾得人有返还义务，而无权占有似乎就昭示了这种义务。认无因管理人对遗失物的占有为无权占有，思维障碍或许是“承认了管理人的有权占有，就否定了管理人的返还义务”。

（二）法定占有媒介关系

在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之间，存在占有媒介关系。占有媒介关系，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意定的。管理人的本权存在于法定占有媒介关系之中。这个法定占有媒介关系也就是无因管理关系。管理人的本权，如同其对遗失物的占有一样，是原始取得。

笔者认为，无因管理关系中的本人有受领无因管理成果的权利，故本人成立间接占有，应当没有疑义。失主对遗失物占有人具有原物返还请求权是占有媒介关系效力的体现，不因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而受影响，也不以占有人有过错为条件。

如认管理人占有是有权占有（法定授权），那么他不但原始取得占有，而且原始取得本权。在占有被第三人侵夺时，可依据本权请求回复占有，{20}此时管理人与侵夺人成立因侵权产生的法定占有媒介关系，在该占有媒介关系中，管理人是间接占有，侵害人是直接占有。

五、区分对遗失物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的意义

区分对遗失物的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肯定对遗失物无因管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有助于防止法理在逻辑上产生矛盾，并为对遗失物管理人的积极道德评价提供基础。此外，明确对遗失物无因管理的占有是有权占有，还便于有关规则的适用和设立。

（一）法律肯定、道德取向与轻过失免责

拾得遗失物将导致法定之债的发生。其或为无因管理之债，或为侵权之债，或为不当得利之债。区分债的类型，有助于具体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无因管理之债，是法定之债之一种，无因管理行为是法律积极肯定的合法行为，也是道德应当大加鼓励的行为，无因管理人对遗失物的占有，同样应当得到法律的肯定和道德的鼓励。而无权占有也不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也包括了法律和道德否定性的评价。

在拾得人对遗失物进行无因管理场合，认定其对遗失物的占有为有权占有，对鼓励拾取遗失物是有道德鼓励价值的；而将其认定为无权占有，就会产生道德上的可非难性。

恶意占有是故意侵权行为，自不属轻过失免责之列。我国《物权法》关于遗失物和占有的条文中，均无善意占有轻过失免责的规定。由占有人事实行为产生的无权占有，有故意或过失者，属于一般侵权行为。无过失无权占有，也处于不法状态。无权占有人轻过失不能免责。

（二）明确占有保护、必要费用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

1．明确占有保护的依据

认定遗失物管理人为有权占有，将能明确对其占有保护的依据。当其占有被第三人侵夺时，其有返还占有的请求权。通说认为，无权占有亦受占有保护。笔者认为，这种保护并非是对本权的保护（无权占有是没有本权的占有），而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保护。基于这种保护，不能认可无权占有人享有返还原物的物权请求权或债权请求权。{21}

管理人有了本权，就可以发生占有连锁。例如，管理人占有的遗失物被第三人侵夺，则管理人的占有转化为间接占有，有权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占有回复请求权）。此时，失主为上层次间接占有人，管理人为下层次间接占有人，第三人为（无权）直接占有人。

2．明确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

在无因管理之债中，遗失物管理人有必要费用请求权。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我国《物权法》第112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遗失物的无因管理人是在知道遗失物为他人之物的前提下进行管理的。如认为其对遗失物之占有为无权占有，从是否知情的角度，则无法把遗失物管理人归入到善意占有的行列。而如把管理人的占有归入到恶意占有的行列，又在逻辑上使其丧失了对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同时，也与规定“恶意”的立法意图不符，使“恶意不受保护原则”陷入尴尬的境地。

需要指出，无因管理人对必要费用的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与善意占有人对必要费用的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因请求权基础不同，表述应当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1款规定：“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善意占有人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间接占有人之日起计算。

（三）第三人有偿取得遗失物的性质及失主请求返还的除斥期间

1．区分第三人的善意取得和正常取得

我国《物权法》第107条对遗失物的善意取得作了特别规定。在拾得人对遗失物进行无因管理场合，是否应适用该条，有研究之必要。拾得人出卖遗失物分为两种情况。

2．失主请求返还的除斥期间

我国《物权法》第245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该条规定的“一年”，为除斥期间，其规定的占有回复请求权人，是所有权人以外的占有人，包括承租人、借用人、保管人、受托人等。

笔者认为，其中也应当包括无因管理的管理人，但不应当包括遗失物的管理人。管理人对遗失物的占有被侵夺后，应适用我国《物权法》第107条“二年”除斥期间的特殊规定。{26}因为《物权法》第107条所谓“其他权利人”，是包括对遗失物的管理人的。有学者主张，拾得人不得回复占有，原因是，不得以自己不法主张权利，乃法律之一大原则。{27}笔者认为，拾得人分为不法与适法两种情况，无因管理是适法行为，管理人当有占有之权源（为本权占有），故管理人享有回复占有请求权。

六、小结

无权占有分为恶意占有与善意占有。在拾得人为进行无因管理而占有遗失物的情形下，其主观方面与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的主观方面存在原则区别。因此，管理人的占有不是无权占有。

无因管理范文篇9

关键词：见义勇为;制度;民法体系

在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关系上，二者是采用双轨制的立法模式，而我国民法总则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不同的条数中分别规定了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但是在使用上还存在诸多矛盾，立法论上应该选择更加系统的立法模式，将其达到一定高度后会有效减少矛盾的产生。本文在论证过程中仍然采用见义勇为这一概念，明确论证范围推动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发展。

一、双轨制立法模式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1.双轨制立法模式梳理。我国在早期的立法过程中就对双轨制立法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也对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系统的概述。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二者并行不是我国民法总则中独创的，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纠纷进行分析，不同的案件也在不同的联系中将民法债权进行细化，也对无因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进一步明细。在1986年对无因管理的民事权利及发生原因做了规定，在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对民事权利予以保留。很多学者在对无因管理系统了解过程中，都将无因作为一种债的发生原因。同时无因管理的原则性规定是很多学者在设立合同时所掌握的，而另一方面民法总则在正式通过的过程中，借助了民法草案的方式，通过对其他国家相关法律的借鉴来对无因管理进行界定，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俄国的法典中没有明确其债权原因，而是单独将其定位一种债的特点。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财产是人民的，我们也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确定后，通过最高法院对法律进行进一步修正以保证见义勇为者在行动时得到更多的保障，避免受害者承担责任,这更利于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双轨制立法模式带来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已经完整地规定了其构成要件和法律的后果，属于完全符合要求的一种求全基础。其性质上也属于较新的法律条文，这样的双轨制立法模式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应用上还存在着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行为人上受益人请求补偿自己时无法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权利。在民法总则运用时其法律后果较为明显，第一，不同请求人收益补偿的需要确定侵权人的责任情况，而侵权人没有能力赔偿的需要要求侵权人赔偿。对于当前的法律而言，受益人没有对见义勇为者补偿的义务，法律也没有规定要进行酬谢，只是通过道德约束来进行。可见当前的责任形态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受益人的补偿和赔偿需要通过本人的损失情况来合理界定，没有按照正确的心理要求进行赔付。第二，当前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还存在相关差异。为了进一步减少受害者的损失，需要受益人提供更多的补偿，才能够使受益范围更加明晰，同时对社会的督促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在管理义务出现时，就要做到尽量进行管理，即使没有也不能请求被管理人赔偿。第三，补偿范围也不同。行为人有补偿义务，但是并没有要求全额来补偿，而受益人的经济情况需要由法院来决定，通过对比可见行为人作出见义勇为之事还需要更加系统地进行裁决，而这一评价矛盾是双轨制立法的主要问题，影响我国立法的规范性和正当性。

二、危难救助义务分析

无因管理和合同等其他制度的核心区别就是没有法定或者是约定义务的确定。无因管理不干涉他人的事物，自罗马法以来，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见义勇为的成立同样也没有法律作为支撑。当然，当时自然人面对危险是普通人，是否有救助义务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确定的解释。但在立法论上也有相关的争论，当普通人施以救助，那么见义勇为的行为在根本上于无因管理的制度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在我国大陆体系内，我国的刑法中规定了见危不救罪，对救助义务的做法进行明确确定，民法中也对见到危险不救助的民事责任进行确定。我国古代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对普通人的救助义务进行明确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在当前情况下，不应该对行为人加以救助义务，主要是因为当前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关系并不明显，结合当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义务道德从最低点出发让社会变得更加有序，使社会变得更加文明。道德标尺是人处于社会中需要遵循的，法律代表的是义务，道德能够与法律义务相结合才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划分。当然在学界需要有效地区分救助事项的危险和救助之举。当没有危险时，一般就有对人加以救助的义务，虽然存在不妥但是十分必要，在道德标尺中进行对比无法对救助人的义务道德进行确定，）并且司法具有独立性与立法的根本性不同，行为人需要更加自由地使用权益，避免对其产生破坏。

三、价值理念分析

为了进一步根据立法的选择来对民法学中的问题进行解释，本身无法从立法上进行论证，这一规范的合理性与合规性还是要再次进行分析。当请求人要求被救助人支付损失时，法律上不利于使用无因管理这一关键词，而这作为该条的立法依据本身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采取有效的责任模式，适用于责任的前提，当加害人侵害了他人行为之时就需要注意其违法性，这时候见义勇为者需要请求人补偿，而无因管理之债的应有之义就是保证其公平没有相关的干涉，特定的损失也说明了法定之债从本质上是公平的责任，但是这些体系在应用民法总则时体现了立法者的理念转换。同时，关于当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应该建立多元化的救助机制，通过行为人的损失机制来侧面的论证其合理性，也要加强研究，因为即使无法向受益人损失请求补偿，还是可以通过行政奖励的方式来填补损失，但是当前在定义过程中其界限越来越模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误解，这样无法实现法律规范性。同时司法在解决和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过程中，对利益归属的确认十分重要，这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相互替代。

四、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关系处理的优化方案

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在无因管理之外单独定义见义勇为可能会使法律体系产生混乱，也会在应用时产生矛盾。在无因管理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定要构建更加优化的法律系统，通过有效机制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通过多元化的救济机制来推动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无因管理所受的损害需要行为人对其进行管理，通过要求赔偿来推动救助人的责任豁免，也可以适当完善无因管理制度的立法规定。因此在立法宝典中应该明确被管理人履行的补偿义务。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确定无因管理的具体情况，被管理人出现的问题不应该由双方分担，增加损失引发矛盾。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构成上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是一种隶属关系，见义勇为缺乏立法的正当性，但司法实务中两者在法律适用上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同时，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进行说明，将其理论性与实际应用有效结合。减少“救助他人”这一宽泛的概念的使用，而将不同的情形进行细化，如何对见义勇为制度的民法体系归属进行研究，是当前司法机关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红利.见义勇为者责任豁免制度[J].山东青年，2019（6）：280-281，283.

[2]贾振兴.论见义勇为制度：以《民法总则》第183条为中心[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31（1）：95-101.

[3]刘璃，鲁波.无因管理制度下的见义勇为[J].经营者，2017，31（7）：369.

无因管理范文篇10

1转基因粮食发展情况

2016年全球有26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达1.851亿hm2，比2015年增加了3%。四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分别是美国（共7290万hm2，其中玉米3505万hm2、大豆3184万hm2），其次为巴西（共4910万hm2，其中大豆3270万hm2，玉米1570万hm2）、阿根廷（共2380万hm2，其中大豆870万hm2、玉米474万hm2）和加拿大（1160万hm2，其中大豆208万hm2、玉米149万hm2）。大豆、玉米是种植面积最大的两种转基因作物，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0%。从1994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小规模种植到2016年，26种转基因作物（不包括康乃馨、玫瑰和矮牵牛）和392个转基因转化体被批准用作粮食/饲料以及释放到环境中[3]。转基因作物从第一代单一的耐除草剂、抗虫、抗病毒等性状，发展到第二代复合性状、第三代质量和营养改良性状。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已发放转基因小麦安全证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已发放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但在商业化种植前还需要进行品种审定，获得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4]。2016年，中国种植转基因作物280万hm2，种植面积全球排名第八，种植作物包括棉花（抗棉铃虫）、木瓜（抗环斑病毒），并批准进口大豆、油菜籽、棉花、玉米、甜菜等多项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是我国重要战略粮食品种。目前，我国批准进口的转基因粮食包括18种玉米和13种大豆[5]。中国进口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品种在增加，但大类仍然限制在这两种非主粮中。早在2009年我国农业部就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未允许其商业化种植。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绝对禁止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6]。

2世界各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

2.1美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美国自1996年以来一直领跑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2016年美国种植约7300万hm2转基因作物，比2015年增加了3%，其中玉米3505万hm2、大豆3184万hm2、防褐变的马铃薯2500hm2[4]。美国管理转基因生物释放和应用的部门是农业部（USDA）、环保局（EPA）和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他们根据《生物技术管理协调框架》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管理。农业部依据《植物保护法案》对转基因生物的范围、许可程序、记录保存制度和低水平无意混杂做出了规定；环保局依照《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案》和《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对转基因微生物农药和植物内置式农药（如抗虫转基因作物）进行管理；食品药品局依照《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保障转基因生物的食品和饲料安全[7]。早在1992年，FDA对转基因食品就推行自愿标识制度，随着转基因技术在美国进一步普及，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标识开始意见各异，多个州提出了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地方立法草案。2016年7月，为统一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法案。同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此法案。该法案编撰于美国联邦法典第1639条，成为美国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法律依据[8]。法案授权USDA在两年内制定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相关程序和细则，并设立需要标识的转基因含量标准[9]。2018年5月4日，USDA公布了《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NationalBioengineeredFoodDisclosureStandard）》中关于生物工程食品标识的拟定规则，对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标识限量等规定征求公众意见[10]。2.2巴西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2016年巴西种植了4910万hm2转基因作物，全球排名第二，比2015年增加了11%。其中，大豆3270万hm2，玉米1570万hm2[3]。巴西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机构主要是国家生物安全理事会（CNBS）和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CTNBio）以及政府相关部门。CNBS总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主要是评估转基因生物及产品的经济政治利益[11]。CTNBio为联邦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制定、修改并实施国家生物安全政策，建立关于批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研究和应用的安全准则。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卫生部、农牧业食品供应部、环境部、水产渔业部特别秘书处。其职责主要包括：监督检查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研究性活动和商品化生产；批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进口；及时在生物信息系统（SIB）上对开展转基因生物研发的机构和个人信息进行公示；为公众提供登记和批准的信息；进行具体处罚[12]。巴西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属于定量强制标识，转基因含量超过1%时，就须在产品上予以标注。2.3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欧盟（28个国家）中的4个国家继续种植转基因玉米（抗虫玉米转化体Mon810）。2016年的种植国家为：西班牙（129081hm2）、葡萄牙（7069hm2）、斯洛伐克（138hm2）、捷克（75hm2），总种植面积136363hm2，比2015年的116870hm2大幅增加了17%[4]。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由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共同监管。在欧盟层面，2002年成立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对各种食品提供科学的评判标准，并评估其潜在危害。在各成员国内，负责食品安全的主管机构和由各国专家组成的食品科学委员会对本国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13]。欧盟管理转基因产品的核心法律文件有三个：《关于向环境有意释放转基因生物的指令》（2001/18/EC）、《关于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条例》（1829/2003/EC）以及《关于转基因生物与转基因生物制品的可追溯性和标识的条例（1830/2003/EC）[14]。欧盟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标识制度，规定含有0.9%以上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必须标示“转基因”字样。2.4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2002年，原农业部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对《条例》进行了细化。2004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对转基因进出口贸易的检验检疫进行管理。2006年原农业部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在原料采购、运输、贮藏、加工、销售中的审批管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部际联席会议由农业、科技、环境保护、卫生、外经贸和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我国成立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生物各阶段申请进行技术评估[11]。目前建立了安全评价、生产许可、加工许可、经营许可、产品标识、进口安全审批制度，采用零阈值强制性标识制度。

3我国转基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面临的挑战

转基因粮食研究不断深入深化，但在质量安全监管上依然存在不少挑战，主要是收储环节安全监管研究不足，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粮食进入流通环节以及人民群众对转基因粮食安全性存在担心。3.1粮食收储环节转基因质量监管研究缺乏。目前对转基因粮食的研究多集中在品种选择、性状改变、营养改良、安全评价等获得安全证书之前的工作上，对转基因粮食快检方法的研究近些年也不断向更快、更精准的目标迈进，而对转基因粮食在产后流通环节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从理论基础到实际应用，从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到追溯体系，产后流通研究投入极度匮乏。在收购环节，企业可能为牟利违规，2013年湖北某企业违反收购政策，将转基因油菜籽掺入临储库存。在储藏环节，因储粮仓库无严格标识，可能导致转基因粮食与非转基因粮食混库储存。在粮食销售环节，因无转基因检测项目，购买者成为不知情者，无法在购买环节行使主动选择权。3.2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粮食进入流通环节。一是进口环节。2017年我国玉米进口283万t，绝大部分为转基因玉米。大豆进口9554万t，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只有已取得我国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产品,才允许进口。尽管有此规定，仍发生过违法进口事件，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23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消息称，深圳、上海、广东等多个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相继从美国输华玉米和玉米酒糟中，检出未经我国农业部安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对这些进口玉米和酒糟产品作出了退运处理。二是大田生产环节。目前我国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种子的商业化种植，但是个别地区存在违法零星种植的情况。曾经在湖北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辽宁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虽然违规种植者已被从严惩治，但并不能保证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另外武汉大学研发了以药用为目的的转人血清白蛋白水稻，于2017年8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启动临床一期实验。因为美国历史上发生过转基因混杂事件，即以喂养家畜和工业用途开发的“星联”转基因玉米混入供人食用的玉米食品中，所以我国研发的以药用为目的的转基因水稻也存在混入传统水稻中的风险。三是国内收购环节。我国规定转基因玉米、大豆仅限作为加工原料，不可直接食用，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食用玉米、大豆都只应当是传统粮食。由于我国粮食收购环节没有严格控制转基因成分的标准，粮食交易中无依据遵循，无法实现转基因的入口把关。另外转基因粮食的检测需要专门科研人员和仪器设备，从目前条件看，大多数粮食收购点还不具备自行检测的能力，尤其是缺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再者由于转基因粮食种子价格便宜、生产过程所施农药少、种植成本低，仍有部分地区农民违法偷种转基因粮食，以较低成本获得更高收入。3.3人民群众对转基因粮食尚存疑虑和担心。首先，全球种植的转基因农产品种类多，允许出现在我国市场上的品种少，老百姓不清楚哪些品种是通过政府审批合法进入市场销售的，加之近年来，新育种技术造就了很多新型食品，百姓不能清楚区分新育种食品与转基因食品。其次，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始终争执不下，给人民群众造成困惑，带来选择难题。再次，网络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汇聚的平台，新兴媒体关于转基因的话语引导着社会舆论，大部分民众的认知极易受到新媒体舆论的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食品信息透明度的要求逐渐提高，迫切希望能通过辨别标识掌握对食品选择的主动权。

4加强粮食收储环节转基因质量安全监管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