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范文10篇

误解范文篇1

贾康说，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他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GDP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也仅达到16％，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

其次，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

误解范文篇2

我认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看法整体是正确的。对“舆论审判”（mediatrail），各国都把它作为一个对独立审判有重大影响的重要问题进行立法规制，然而，这也很容易成为执法、司法机关侵犯新闻自由、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特别是认为法官以外的所有人对案件的任何评论都是“舆论审判”。为此，应当对舆论审判的几个重要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舆论审判”只针对法院，而不针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舆论审判的本质是不能因为民众的激情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而舆论可能因为民众并没有亲历案件而发表不理性的意见，法官在审判前通过舆论对案件情况和定性的公众意见的了解，容易造成不是根据理性的法庭审判取得的证据来裁判，而是根据媒体的情绪化的甚至于可能是不准确、不全面、不真实的情况进行判断，也有可能在量刑问题上不综合考虑案件中各方的利益，而是根据民众的激情要求对被告人作出不适当的严惩或者宽宥。

而公安、检察机关则不同，它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政治性机构，当然应当遵守政治活动而不是中立的司法活动的规律，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下，当然应当考虑民众要求打击犯罪、维护公正的呼声，二者还各自在其内部实行实行“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统一指挥”的一体化工作机制，在上下级关系上遵从上命下从的行政领导体制，在遵守某些特殊工作规律（有特殊保密规定和工作要求，如美国司法部在其《与媒体关系指南》1-7.540要求：“关于个人的以前的犯罪记录的公开在调查或者审判中，司法部人员不能公开被告人或者以前有犯罪的人的犯罪记录。”）的同时，当然也要象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接受媒体监督。因为它们不是最终的、中立的裁判机关，对其不存在所谓舆论审判问题。美国司法部在其《与媒体关系指南》中还特别指出“此指南之内容没有阻碍信息自由法(FOIA)规定的公众了解司法部的信息之意。”而法院的审判，则适用另外的规则。

第二，法院不能通过限制媒体报道和评论，而只能通过程序的自我完善防止舆论审判

基于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基础，限制公民和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和评论是缺乏足够依据的；媒体和公民可以传播、报道、评论审判；为了让公开审判可以满足“想来多少就来多少的公民”的旁听要求，对公开审理案件应当在三无的前提下（无声音、无特殊刺激的光亮、无大幅度的移动）对社会进行现场直播。这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要求，是国际准则的要求。

审前信息的秘密性不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言论自由权。这一情况在《关于媒体与司法马德里准则》中没有明示，但这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当然要求，根据国际公约中被追诉人权利也可以推断出来。犯罪嫌疑人对于过度的强制措施和虐待行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媒体是可以报道的。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自由会见记者的权利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应当允许其通过律师和家属将其自由的言论传达给媒体，犯罪嫌疑人这方面的权利，应当通过保障其律师辩护权、与家属的会见权来实现。立法应当明确这种权利。

至于普通公民、媒体记者、人大代表，他们对案件当然都有评论权。

根据《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规定，“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媒体有权“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第11条规定：“既使对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也只能以尽可能最低的程度和最短的时间，可以用较低限度的方法达到目的时，不能使用较高限度的方法。”“规则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更高标准的确立。”这也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当然，司法可以通过自我的程序完善来尽可能避免媒体的影响，如：挑选陪审员时排除受到影响的陪审员、改变管辖、封闭陪审团、在被告人同意的情况下推迟审判时间以等民众激情冷却、确实舆论审判而不公正的案件重新审理等。

第三，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当主动对媒体通报或者公开有关司法信息

《马德里规则》在《附录·实施的策略》中指出：“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上述规定可以就法官与媒体交流的方式作出规定。”

至于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则通过一般的信息公开与民众知情权的规则来调整，在各国，是通过一国的信息公开法来进行规范，美国司法部在其《与媒体关系指南》中要求联邦调查局与检察署“仔细衡量的一方面是言论自由、公开审判等所要求的、民主社会应当公开的执法官员、检察官、法庭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信息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是被告人的个人人权。而且，应当重视公共安全、对政治避难者的理解、公众需要对公共法律的执行、公共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影响的信息有知情权。这些原理必须在进行评估，对在该陈述中不能预测和包括的具体情况应当进行公平的自由裁量。”

第四，对法官的言论自由权当有所限制

两会期间，备受争议的“许霆案”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昨日就“许霆案”表示，“我个人认为定盗窃罪没问题，但法院判刑太重了。”他认为这个案件可以适用刑法第63条，即“轻案请示原则”。这是最高法院负责人首次就许霆案定罪量刑表态，这一表态显然是批评性的。（广东高院副院长：社会应理性对待许霆案，/c/2008-03-11/070715120464.shtml，2008年03月11日，成都商报。）

实际上此前的1月17日，出席广东省“两会”的广东省高院院长吕伯涛就“许霆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吕伯涛说，这个案子有很多的特殊性，比如柜员机算不算盗窃金融？许霆的行为方式算不算盗窃等都是可以讨论的。间接对广州市中级法院的裁决表示了异议。（广东省高院院长称许霆案难界定为盗窃金融机构，/08/0118/04/42F9VSUD0001124J.html，2008-01-18，新华社。

一个中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受到两个上级法院的副院长的批评性评价，表明这一案件极富争议。然而，这样的评价行为的适当性却大可质疑。

法官并不是普通贫民，“为了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司法职务，法官就必须接受对其公民权利的限制。”联合国大会在其《司法独立基本原则》中指出：“根据人权宣言，司法机构成员象其他公民一样享受言论、信仰、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但是，法官在行使上述权利时应当注意方式，要能够维护司法尊严、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性。”

加拿大学者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公务员受到的限制远远超过普通公民受到的限制。但是，对法官言论自由的限制又超过对其他公共机关的限制。”（怀效锋主编，《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225页。）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限制，因为法官公开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会“威胁法院实力和质量。可能会导致判决有倾向性、预先判决案件、公众质疑、浪费时间、错误地解释法律、法庭争议等。”法官个人还会承受分散精力、被媒体错误报道、会卷入公开的争端等风险。澳大利亚学者戴尔·道森爵士认为禁止法官接受媒体采访的最实质性的理由是：“法官的职责是审理案件，通过公开审理，并在做出裁决时公开给出他们的理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公众的监督下，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法官在与媒体讨论其司法职责时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司法的方法、法院的服装、法院的程序都专注于培养客观而不是主观的方法去实现正义，而媒体不可避免的趋向是个性化有关问题，这对目标是有害的。”（《法院与媒体》，第212页。）

在许霆案件中，还牵涉到司法权威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官不能批评其他同行的裁判。

加拿大法官Thomas认为：“司法机构的任何成员参与攻击另一同行或司法机制本身的行为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会影响公众对司法机制的信任。”司法不同于政治组织，可以通过任何方式的公开批评甚至于吵架来实现争议民主，法官的争议民主只能发生在正式的法庭评议时。另外，法官无论级别和年龄，都是独立而“平起平坐的”，他们通过自己亲历审判并发表判决意见来表达对案件的意见，也可以在这时表达对其他一起审理案件的法官的不同意见。上级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通过上诉审的亲自参加来表达对下级法院的意见，但是，不能通过批示、批评等法外方式公开评论同行的判决。更不能通过媒体发表言论这样影响极广的方式来对下级同行的裁判发表批评意见。英国第一位女王DameElizabethLane曾经建议说：“法官必须接受一条不容违反的传统，那就是即使退休以后，也不能公开对其他仍然在世的法官发表看法。”

法官批评其他同行，是不尊重其他法官的权威，在批评者为上级法院法官时，还可能导致以上压下，影响正在由下级法院平起平坐的法官处理的案件的公正与独立，也影响将来可能发生的上诉审或者再审程序的独立与公正。

尽管姜兴长副院长在谈话时强调“我个人认为”，然而，他的特殊身份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并不是大学课堂的讨论，而是对公众表达了一个最高法院法官的立场，自然会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权威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个案上也会对办案法官产生无形的压力。同为法官同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许霆案“惜字如金”，只表示“许霆案仍然在一审阶段，未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院副院长陶凯元则表示“不对“许霆案”发表意见”，这些做法是妥当的。

第四，对检察官和律师的言论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

检察官和律师并不是普通的公民，他们在案件处理中有其他普通公民不能有的一些特权，如了解案件材料的所有信息，参加不公开审理案件的审理，当然，他们就有不同于一般人的义务。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8条指出“检察官同其它公民一样，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特别是他们应有权参加公众对有关法律、司法和促进及保护人权问题的讨论，有权参加或成立本地、国家或国际组织和参加其会议，而不应因其合法行动或为一合法组织成员而蒙受职业上的不利。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检察官应始终根据法律以及公认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行事。”

误解范文篇3

一、三个中译本的特点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②。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③，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④。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类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消解这种历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适应它。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⑤，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在解读任何作品时，都带着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信仰与期望，当然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本身就是一种再解读，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带着他们时代的信仰与期望。解读就是作品所拥有的过去视域和解读者的现代视域的叠加。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意义绝不是写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两种不同时代冲撞的结果，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⑥。在他眼中，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意义永远是没有终结的，他的这种论断给我们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可以以刘振瀛老师为例看一下这种误读的方式。刘振瀛老师翻译《我是猫》虽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关注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刘振瀛老师1958年曾经写过关于《我是猫》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笔者注）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感到无限的愤慨，从而用他的一支讽刺的笔向现实挑战……”⑦，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明显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色彩”的影响，但是夏目漱石并没有那种自觉的反社会、反阶级的意识，只是一个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家所说的“文明批评”者。刘振瀛老师老师的评论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那个时代“阶级划分法”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误读。1994年刘振瀛老师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作品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机制讽刺的美学特征。如他曾经写道：“……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⑧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已经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政治观点转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赏析之上了。

三、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误读

误解范文篇4

关键词：英语语法教学自然习得静态规定学习风格语篇水平

一、英语语法是自然习得的，不需要教

确实有些学习者无需知道就会习得英语语法。例如，许多美国移民依靠自己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尤其是青年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习者都能达到这一点。在同样的移民群体中，有些学习者英语熟练程度很高，但离准确性相差甚远。所以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借助语法知识来帮助那些靠自己不能达到英语准确性的人。

另外，学习英语语法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甚至对那些功底很深的人也是如此。CarolChomsky(1969)研究表明：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正处于不断获得一定语法知识的过程中，远没有掌握足够的语法。这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语法教学加速学生对语法的自然学习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发现（参见Larsen-Freeman&Long,1991）。Pienenmann(1984)研究证明：经过语法指导的学习者在短短两周后就可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否则一般需要几个月。实验对象的数目越少，比起自学来，语法教学的功效越明显。对语法教学是否能帮助学习者习得他们自学所不能获得的语法这一点，有些研究资料表明：语法结构性的知道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准确性极具价值，而不注重语法结构性学习的分散性学习方式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参见Larsen-Freeman,1995）。

二、语法是一套毫无意义的语言结构形式的集合

这种误解源于很多人把语法同动词词形变化表以及语言学的一些结构规则联系在一起。然而语法不是多元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语形、语意和语用的联合体。这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的变化会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然而他们又各自为语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我们来看一下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它至少是be动词加过去分词的形式。有时它有一个介词by，位于谓语中行为发出者之前。

如：ThebankwasrobbedbythesamegangthathijackedtheArmoredcar.只有及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也是对语言形式的要求。被动语态具有语法意义，它是一种强调性结构。与主动语态相比，它赋予动作承受者一个不同的地位。

要正确、恰当、有意义的使用被动语态。英语学习者必须掌握语形、语意和语用三个方面。这对任何语法结构都是适用的。

三、语法是硬行的死规定，毫无理由

语法确实有一些共时性的规则。但人们所认为的死规定并非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的视角足够宽广，他会发现有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来考虑以下两个句子：（1）Thereisthebookmissing.(2)Thereisabookmissing.

语法书会告诉你（1）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存现句中“there”后总是跟一个非限定性名词短语。为什么？原因不是死规定。“there”被用来引出新信息，而一般新信息是位于句未的。句中包含新信息的名词短语，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不定冠词“a”或“an”。

四、语法是枯燥乏味的

此误解源于这样一种印象：英语语法教学就是反复操练和死记硬背。语法教学不是让学生不动脑筋的去操练一些固定的模式，也不是去死记硬背一些规则。

那样的做法当然是乏味的，也不会教好语法。但也不是说语法操练一无是处，而是要以一种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去进行。举个例子：要训练英语过去时的yes/no句子，老师可以让学生闭上眼睛，同时对自己的穿戴作五个改动。他可以脱下一只鞋子，摘下手表，带上眼镜，穿上羊毛衫，摘下戒指。学生被要求来提出关于这些变化的问题。例如：学生可以问，“Didyoutakeoffashoe?”或“Didyouputonasweater?”这种活动充满了乐趣。更重要的是，学生以思考的方式参与其中，而不是机械的问答。以一种让学生融入其中的方式来教语法需要创造力。但无论如何语法教学不需要也不应该是乏味的。五、学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学习风格，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会语法

研究表明一些人具有一种更具分析性的学习风格。据Hatch（1974）研究，一些学习者把英语学习任务作为分析寻找规则的过程。这些人语言准确性强，但不擅长使用英语。另一种学习者，Hatch称之为“数据收集者”，语言很流利但不准确。这样的现象并不能说明是否所有的学习者都能学会语法。尽管学生的学习风格有所不同，但至今还没有研究表明有的学生没有能力学好语法。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学生能够学好语法，这可以从他们对母语的掌握得到证明。语法不是怪物，它是语言的一部分学生会不同程度的学好语法。

六、语法是一条一条学会的

这种观点可以证明是错误的。教师可能在一堂课中只教一个语法项目，学生也可能一节课只重点突破一个语法项目。但学生并不是完全掌握一个语法项目后才进入另一个语法项目。新旧语法项目之间是相互联系影响的。比如说，经过对一般现在时的学习，学生似乎觉得已经掌握了它。但当他们又接触到进行时时，他们就会感到困惑了，对一般现在时的掌握和应用也会有所下降。这种后退要持续到学生对内化的语法知识进行重组，认识到这两种时态不同的用法。我们应知道，语法的学习曲线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高峰有低谷，有后退有重组的。

七、语法是在句子或小于句子的水平上学习的

语法确实是在句子水平上起作用的。它也规定句子结构和词的顺序。在小于句子水平上语法也起作用，如主谓一致。然而语法规则也作用于语篇水平上。例如，在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之间进行选择并不能只取决于本句，而是上下文。相类似的，当一个名词短语在上文中出现而后再提起是要用定冠词，这也是建立在语篇基础上的。只在句子或小于句子的水平上来教语法或学语法是错误的。很多明显的语法约束当从语篇角度来观察时就不存在了。

八、语法提供了所有语言结构的永恒的规则

对语法的探索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语言是在发展变化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描述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他们必须来揭示语言的内在变化。例如，大多数语法书都阐明进行时不能用于静态动词，因此下句是不符合语法的：Iamwantinganewcar.而对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这是可以的。如果它和完成时相结合，即使一些认为这不符合语法的人也倾向于接受这一点。

我的观点是，语言在变，语法规则也应无条件的服从于这种变化。语法本身和对语法的学习都不是静止的。

九、结束语

英语教学目标包括教会学生正确的、恰当的、有意义的使用语法。这样英语语法教学是必须实施的。英语语法应被看作是由语形、语意、语用组成的合理的动态系统，而不是静态的硬行规定。

参考文献：

[1]Chomsky,C.Linguisticsandphilos-ophy.InS.Hook(Ed),Languageandphil-osophy[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69.

[2]Hatch,E.Secondlanguagelearning-universals?[C].WorkingPapersonBilingu-alisn,1974.

误解范文篇5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首先，黑格尔无法通过文献挖掘来思考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史，也就无法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上文已说到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先秦之后资料缺乏制约黑格尔深入思考和发掘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内容。其次，黑格尔没有发现中国哲学应有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从辩证法角度思考对中国哲学就显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错误地认为与西方哲学思考对象一样的，所以黑格尔只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辩证地考察中国哲学中蕴藏的辩证法，没有考察中国哲学中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实际上也蕴藏的辩证法，被黑格尔归纳入西方哲学的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观点除了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之中。以黑格尔探究的周易之阴阳爻驳为例，黑格尔就没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经过变化后形成的后天八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标志方位变化的内容，而这种方位变化的描述通过固定的语言形成一整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和建筑中就体现出这种概念体系的思维方式，这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发明的许多仪器中也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无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后作用于科学技术是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中国哲学蕴藏的辩证法的失察。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特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

误解范文篇6

关键词：英语语法教学自然习得静态规定学习风格语篇水平

一、英语语法是自然习得的，不需要教

确实有些学习者无需知道就会习得英语语法。例如，许多美国移民依靠自己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尤其是青年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习者都能达到这一点。在同样的移民群体中，有些学习者英语熟练程度很高，但离准确性相差甚远。所以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借助语法知识来帮助那些靠自己不能达到英语准确性的人。

另外，学习英语语法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甚至对那些功底很深的人也是如此。CarolChomsky(1969)研究表明：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正处于不断获得一定语法知识的过程中，远没有掌握足够的语法。这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语法教学加速学生对语法的自然学习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发现（参见Larsen-Freeman&Long,1991）。Pienenmann(1984)研究证明：经过语法指导的学习者在短短两周后就可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否则一般需要几个月。实验对象的数目越少，比起自学来，语法教学的功效越明显。对语法教学是否能帮助学习者习得他们自学所不能获得的语法这一点，有些研究资料表明：语法结构性的知道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准确性极具价值，而不注重语法结构性学习的分散性学习方式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参见Larsen-Freeman,1995）。

二、语法是一套毫无意义的语言结构形式的集合

这种误解源于很多人把语法同动词词形变化表以及语言学的一些结构规则联系在一起。然而语法不是多元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语形、语意和语用的联合体。这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的变化会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然而他们又各自为语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我们来看一下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它至少是be动词加过去分词的形式。有时它有一个介词by，位于谓语中行为发出者之前。

如：ThebankwasrobbedbythesamegangthathijackedtheArmoredcar.只有及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也是对语言形式的要求。被动语态具有语法意义，它是一种强调性结构。与主动语态相比，它赋予动作承受者一个不同的地位。

要正确、恰当、有意义的使用被动语态。英语学习者必须掌握语形、语意和语用三个方面。这对任何语法结构都是适用的。

三、语法是硬行的死规定，毫无理由

语法确实有一些共时性的规则。但人们所认为的死规定并非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的视角足够宽广，他会发现有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来考虑以下两个句子：（1）Thereisthebookmissing.(2)Thereisabookmissing.

语法书会告诉你（1）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存现句中“there”后总是跟一个非限定性名词短语。为什么？原因不是死规定。“there”被用来引出新信息，而一般新信息是位于句未的。句中包含新信息的名词短语，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不定冠词“a”或“an”。

四、语法是枯燥乏味的

此误解源于这样一种印象：英语语法教学就是反复操练和死记硬背。语法教学不是让学生不动脑筋的去操练一些固定的模式，也不是去死记硬背一些规则。

那样的做法当然是乏味的，也不会教好语法。但也不是说语法操练一无是处，而是要以一种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去进行。举个例子：要训练英语过去时的yes/no句子，老师可以让学生闭上眼睛，同时对自己的穿戴作五个改动。他可以脱下一只鞋子，摘下手表，带上眼镜，穿上羊毛衫，摘下戒指。学生被要求来提出关于这些变化的问题。例如：学生可以问，“Didyoutakeoffashoe?”或“Didyouputonasweater?”这种活动充满了乐趣。更重要的是，学生以思考的方式参与其中，而不是机械的问答。以一种让学生融入其中的方式来教语法需要创造力。但无论如何语法教学不需要也不应该是乏味的。五、学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学习风格，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会语法

研究表明一些人具有一种更具分析性的学习风格。据Hatch（1974）研究，一些学习者把英语学习任务作为分析寻找规则的过程。这些人语言准确性强，但不擅长使用英语。另一种学习者，Hatch称之为“数据收集者”，语言很流利但不准确。这样的现象并不能说明是否所有的学习者都能学会语法。尽管学生的学习风格有所不同，但至今还没有研究表明有的学生没有能力学好语法。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学生能够学好语法，这可以从他们对母语的掌握得到证明。语法不是怪物，它是语言的一部分学生会不同程度的学好语法。

六、语法是一条一条学会的

这种观点可以证明是错误的。教师可能在一堂课中只教一个语法项目，学生也可能一节课只重点突破一个语法项目。但学生并不是完全掌握一个语法项目后才进入另一个语法项目。新旧语法项目之间是相互联系影响的。比如说，经过对一般现在时的学习，学生似乎觉得已经掌握了它。但当他们又接触到进行时时，他们就会感到困惑了，对一般现在时的掌握和应用也会有所下降。这种后退要持续到学生对内化的语法知识进行重组，认识到这两种时态不同的用法。我们应知道，语法的学习曲线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高峰有低谷，有后退有重组的。

七、语法是在句子或小于句子的水平上学习的

语法确实是在句子水平上起作用的。它也规定句子结构和词的顺序。在小于句子水平上语法也起作用，如主谓一致。然而语法规则也作用于语篇水平上。例如，在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之间进行选择并不能只取决于本句，而是上下文。相类似的，当一个名词短语在上文中出现而后再提起是要用定冠词，这也是建立在语篇基础上的。只在句子或小于句子的水平上来教语法或学语法是错误的。很多明显的语法约束当从语篇角度来观察时就不存在了。

八、语法提供了所有语言结构的永恒的规则

对语法的探索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语言是在发展变化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描述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他们必须来揭示语言的内在变化。例如，大多数语法书都阐明进行时不能用于静态动词，因此下句是不符合语法的：Iamwantinganewcar.而对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这是可以的。如果它和完成时相结合，即使一些认为这不符合语法的人也倾向于接受这一点。

我的观点是，语言在变，语法规则也应无条件的服从于这种变化。语法本身和对语法的学习都不是静止的。

九、结束语

英语教学目标包括教会学生正确的、恰当的、有意义的使用语法。这样英语语法教学是必须实施的。英语语法应被看作是由语形、语意、语用组成的合理的动态系统，而不是静态的硬行规定。

参考文献：

[1]Chomsky,C.Linguisticsandphilos-ophy.InS.Hook(Ed),Languageandphil-osophy[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69.

[2]Hatch,E.Secondlanguagelearning-universals?[C].WorkingPapersonBilingu-alisn,1974.

误解范文篇7

在中国现代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网络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民意渠道。中国网民数量一直呈指数增长，已达2.3亿，总数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已成为重要大众媒体，成为网民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中国网络媒体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度及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

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体尤其是网络民意的重要性。*年3月20日，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此外，他还透露自己经常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和民众的意见与建议。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进行了22分钟的在线交流，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网络正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并改变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理念。国民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网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随着官员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上网的官员无疑会越来越多，重视吸纳网络民意也将成为潮流。

虽然网络民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目前在理论界、管理部门乃至社会上有一些人对网络民意尚有各种的疑虑甚至误解。

网络民意已具代表性

有人认为，中国网民的绝对数量尽管已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很低，因此网络民意不具有代表性。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看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互联网在发展初期的确是“精英”的“专利”。初期网民的群体特征为：信息需求大、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身处发达地区，以男性和白领为主。但是，笔者在对大量的国内外统计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网民已经呈现出大众化趋势，互联网在各社会阶层迅速普及。

在中国，有所谓的“*万现象”：一种新产品，在用户数量达到*万以后迅速走向大众化，呈现出雪崩效应。彩电、冰箱、空调、手机、私家车，均在突破*万用户后开始在中国飞速普及。笔者认为，3至5年后，中国网民数量完全有可能达到10亿。

中国手机用户今年将超过6亿。手机正在成为媒体工具，促使网民数量飞速增长。随着3G技术的普及、资费的下调，用手机上网的用户会迅速普及，手机上网是大势所趋。在日本，用手机上网的人就超过了用计算机上网的人。

从发展的角度看，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广泛性只会越来越强。

网络民意更具真实性

有人认为，网络民意表达内容真伪难辨。网民的发言是匿名的，他们的背景无从考查。网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正的民意？发言者是否与事件本身有利害关系？他们能否保持客观、中立？这些都无法确认。因而，网络上形成的“民意”是否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状况，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值得怀疑的。

网络在提供给我们真实、有效信息的同时，会掺杂许多无效、偏差、虚假甚至恶意的信息。但是，笔者认为，网络民意比通过传统方式表达出来的民意，更具有真实性。

通过传统方式表达出来的民意，由于存在中间环节或出于身份的顾虑，往往存在失真的问题。网络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发言者的身份，消除了言论表达的顾虑，并且是直接性的表达，因而更接近于原汁原味的民间声音。尤其是一些来自基层或弱势群体的网民，通过网络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网络打破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的相对垄断，言传统媒体所不敢言。如果对之加以必要的规范并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取舍，无疑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网络民意不会充分理性

对网络民意的理性质疑，来自网络的匿名性，它让言论发表者无所顾忌，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责任，其合理性、公正性无法保证。

网络民意具有及时性。互联网的表达无需中间环节，能及时或实时地反馈问题。这种速度是过去的通过上传下达掌握民意或通过报刊、电视传达民意所不能达到的。

我们不否认，没有中间环节过滤的直接民意，以及没有时间充分考虑的实时民意，难免缺乏深思熟虑而带有情绪化的特点。但是，虚拟世界的互联网，其实是现实社会的缩影。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其言行都不是绝对理性的，怎么可能要求每一个网民的每一句言论都充分理性呢？而且，互联网发展很快，网络民意也有所变化，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网民总体上是在走向成熟和理性。

对于一些网民非理性的偏激言论，我们应该从容处之，不能矫枉过正。

有人提出网络实名制，其实是一剂错误的药方。

在韩国，网络实名制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例如：近90万人的身份证号码在网上被公布，给公民的隐私权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根本就无法保证不泄露用户资料。退一步说，即使是韩国网络实名制取得了成功，也不能说在中国也能成功。中国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发展不均衡程度、社会管理难度等方面与韩国大相径庭。在造假技术日益炉火纯青的现实中，一个坏人很容易钻过实名的漏洞，使实名变成“防君子而不防小人”。网络实名制的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尤其是监督措施，否则它就是一个“稻草人”。然而，中国网民数量太多，实行网络实名制难度太大。中国国情决定了实行网络实名制的社会总成本很高。中国目前还难以找到一种迅速、便捷、有效地核对网民真实身份信息的方法。

互联网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虚拟与匿名，实行网络实名制会降低网民、博客数量的增长速度，制约网络的发展。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实行网络实名制会阻碍舆论监督。况且，互联网本身具有全球性，即使在国内成功地实行网络实名制，谁又能管得了国内网民去国外注册匿名博客呢？谁又能有效制止内地网民去境外网站发表“高见”呢？

事实上，现有的网络跟踪技术已经能够解决网络犯罪问题。互联网本身是高科技的产物，管理互联网也应该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此外，虚拟的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只有让现实社会变得和谐，我们的网络社会才有和谐的可能。

淡看网络民意的负效应

不可否认，在互联网上难免存在个别偏激、不负责、虚假有害的言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走向极端，将互联网妖魔化，也不能将网络民意视为洪水猛兽。互联网所带来的负效应，其实是现实社会问题的缩影。

的确，网络民意可能是情绪性发泄，但那只是短期的。从政治的角度看，听取民意、科学决策需要有一定的长期性。

网络民意的表达确实存在许多有待规范和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合理性，应该看到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网民也并非只反映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快速地将各种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网聚到一起，通过网络发出声音，其中绝大多数真实地反映着问题，表达着群众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种种事例表明，网络作为民意表达的渠道并非虚拟，而是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误解范文篇8

一、口供至上

所谓被告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其他书面陈述。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因而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而一旦获得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就万事大吉，忽视其他相应证据的提取。不可否认，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口供能够详细、具体地反映犯罪的动机、目的和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论文百事通但是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被告人口供往往还有虚假可能性较大的特点。正因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如此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公安司法人员在办案中过分偏重和依赖被告人口供，“据供定案”。

二、翻供就是“不老实”

所谓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公安司法人员推翻其以前所作的供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翻供现象明显增多，有的部分翻供，有的全部翻供。对这些翻供尤其是被告人推翻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是被告人拒不认罪，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被告人翻供的确是为了逃避罪责或避重就轻而将以前真的供述翻成假的，但也有被告人以前因记忆错误或受刑讯逼供，现在将假的供述翻成真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认为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是“不老实”。那种认为被告人翻供就是抗拒法律的思想是基于一种被告人确实有罪的假设，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想。

三、公安司法人员的职责仅限于收集有罪证据，收集无罪证据是律师的事

我国刑事诉讼过程由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若干阶段组成，公、检、法分别是各自阶段上的主体。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检负有收集证据的职责。由于侦服务于诉，而诉的直接表现就是指控犯罪，以证据证实犯罪，因而有人认为公、检的职责仅限于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至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则是律师的事。这是极其错误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安、检察机关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肩负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两大任务，他们不是一方当事人，不能像民事原告那样对被告实行追诉，不能仅仅追求打击犯罪的目的，更不能为了胜诉而不择手段。由其性质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于不管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要收集，同时这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四、物证、书证可以随意替代

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物品文件有时会出现原物、原件、复制品、复印件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物证、书证是可以随意替代的，因而在办案中不注意对原物、原件的收集、固定和保存，造成原物、原件的丢失，有的甚至图省事干脆拿替代品代替原始的物证、书证。这是错误的。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收集证据应尽可能忠实原物、原件，保持证据的本来面貌，做到“原汁原味”。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原物、原件不能获得而不得不采用复印件、复制品等替代时，也应遵守法定的条件，如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替代品上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替代品应由制作人签名或盖章等，以保证这些复制品、复印件的真实性。

五、鉴定结论是“科学证据”，无需审查即可采纳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经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运用自己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意见。由于鉴定结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依照科学原理所出的，有人便认为其真实性无可怀疑，无需审查即可直接予以采纳。其实，任何证据都无预定的证明力，如同其他证据一样，鉴定结论因主客观的原因也有发生错误的可能，如鉴定设备是否先进、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送检材料是否充分，鉴定人的业务水平、鉴定过程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等，都会影响到鉴定结论的正确性。此外，据以作出鉴定的科学原理还有一个准确率的问题，即使是目前认为可靠性极高的DNA检测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也存在发生误差的可能。因此对鉴定结论应当先予审查才能采纳。

六、法官调查所得证据无需经过质证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有时为了查明案情需依法进行一些必要的庭外调查。对法官庭外调查所得的证据，有人认为因它是由在审判程序中处于居中裁断的第三者-法官所获取的，比较客观真实，因而无需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即可直接采纳。这是错误的。任何证据都必须经当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质证后才能被采纳，法官依职权调查所得的证据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一者法官调查所得的证据因主客观原因也可能发生错误，二者证据经控辩双方交叉质证，也是程序公正的一种重要体现。公务员之家

误解范文篇9

做为一门学科，“美术”这一名称不论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还是艺术教育及普及、出版传播和商业等领域，在冠名的使用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但由于“美术”和“艺术”做为一百年前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西方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从来就没有象中国一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从语言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尽管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我们并不在乎它的含混性，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歧义，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视觉艺术所面临的艺术发展状况和现实与100年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一、“美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再往上溯，英文“art”又是来源于拉丁语的“ars”。当代出版的由牛津大学和商务出版社主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1987年版）是这样对“art”进行解释的：

①美的事物的创造和表现；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儿童艺术、风景画艺术等。

②thefinearts；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

③想象力及个人鉴赏比精确计算更为重要的事情；人文学科，如历史文学、教学演说等。

④诡计、诈术、巧计、策术、魔术、妖术。

从《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的解释中，显然未将“art”指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而“thefinearts”（美术）则包括了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门类。而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art”这一条目又是这样解释的：

“用技术和想象力创造可与他人共享的审美对象、环境或经验。艺术一词亦可专指习惯以所使用的媒介或产品的形式来分类的各种表现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我们对绘画、雕刻、电影、舞蹈及其它的许多审美表达方式皆称为艺术。”

“艺术亦可进一步特指一种对象、环境或经验作为审美表达的实例。例如我们可以说“这张画或壁毯是艺术”。传统上，艺术分成美术（thefinearts）与语言艺术两部分。美术（thefinearts）一词译自法语“beaux-arts”，偏重于纯审美的目的，简单说即偏重于美。

从西方对“art”的词语解释来看，将“art”做“美术”（thefineart）解，是一个涵概面很广的形容词性质的词语，即：美的艺术。而未指向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及工艺四大门类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

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论是“美术”还是“艺术”，这两个专门名词实际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来语。直到中国清未洋务派运动对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引进，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上都从未出现过类似英文“art”（艺术）或“thefineart”（美术）的概念表述和中文字样。中国古籍中也只有“绘缋之事”、“刻削之道”、“锦绣文采”等类似术语的运用。

中国古籍中“艺”的概念与西方的“art”（艺术）在传统的狭义表述上有共通之处，那也只限于“艺术”这一概念的技术层面，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或“美术”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古籍中，“藝”等于“蓺”，意为种植之技。《说文解字》中说：“周时六藝，盖亦作蓺，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蓺也”。中国古籍中的“藝”又等于“术”（術），引伸为技术、技艺，这和西方“art”源于拉丁语的“ars”，泛指作学问和专司具有文化涵意的手艺工作很相近，此“艺术”表示一种可学的而非本能的技巧和特殊才能。实际上在古代的西方，象木工、外科医生、烹饪术、建筑术均包含在艺术中，艺术的全部形式大约有400余种。[1]这种对艺术的理解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古希腊时期，尽管创造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品，但当时人们并不是用今天我们看待艺术的眼光看待它们，而是将其当作一种高超的技巧的结果。中世纪时期，艺术有两种含义，一种以是文科艺术，包括：修辞、逻辑、格律和语法；一种是高级艺术，指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大学科。这其中一些，在当时被称为自由学科。然而，所谓自由学科并未包括绘画、雕刻、和建筑，很象中国古代周时的“六艺”学说。文艺复学时期，艺术是一种高超技巧的观念又得以重新恢复，但是艺术家当时仍是被视为工匠。虽然达·芬奇等具有广泛人文知识的全才式艺术家大量涌现，绘画、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艺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他们的实际创造行为中，艺术研究与科学研究很难分开操作，并且又都是按着契约者的表现要求和完成期限来工作，因此仍未具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或“美术”做为一门感性创造学科的特质。

直到17世纪，艺术这一术语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即“美学”上的意义。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艺术就包括了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和音乐，后来则进一步形成了优美的艺术（thefinebsp;arts）和实用艺术（appliedarts）的区别，而所谓“优美的艺术”并不单纯以技巧和实用功利为其特色，而是一种精神意义的“美”的艺术。这种观念在西方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从今天辞典的释义还是从东西方艺术历史的发展史实来看，不管艺术是局限于技术的层面，还是纯精神意义上的“美”艺术。西方先哲们难道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让后人为难，竟从来没有从空间、感性和媒介等特质上对艺术的种类进行说明和分类，或者确立一个叫做“美术”的学科概念。这也真叫中国人难免陷入困惑之中。

实际上，在西方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美术”叫做视觉艺术。从书面文献的表达和口头表达，从学术研究机构到学术团体再到艺术教育，“art”始终是一个涵概诸艺术门类的总称（这里包括纯精神性的“美术”（thefineart）也包括实用艺术及各类艺术的变体，从来没有一个类似于我们指称为视觉艺术的“美术”这样一个名称概念。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只有中国把“art”即做“艺术”解，又做“美术”解，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范围来使用。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置本来属于西方的学科概念在定义和使用上的事实与不顾？而在概念的运用上把艺术划定为涵概各艺术门类的一级学科，把“美术”划定为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视觉艺术的二级学科？这有其深刻而客观的历史原因。

三、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文的坚涩难懂，加之特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19世纪末，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在翻译外来的人文学科概念和词语上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人文学者便采取了一种迂回变通的方式，从邻国日本引入了大量的汉字词汇，而这些汉字词汇则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关词语的翻译。这种词语的输入与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正好同步。而对于从未接触过西方工业文明的封建中国，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必须从学习和教育开始。于是西方的艺术学科也便同时输入进来。

误解范文篇10

关键词：人本管理以人为本寿险营稍寿险会司治理机制

一、引言

人本管理，简单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核心理念在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其效果体现为内部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提高和企业外部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一般来讲，人本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一)个人的自我管理是人本管理的本质特征

人本管理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个人既能自觉主动地参与企业管理，也能进行自我管理，能够根据企业的总体目标，在各自所在的工作岗位上自主地做好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企业文化是人本管理的核心

人本管理的基础是基于员工对组织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认知、理解与内化，它所依托的是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和心理文化氛围，管理者的作用主要在于启发、引导和支持。

(三)人本管理对人的约束是柔性的

人本管理主要不是依靠权力影响，如上级的发号施令，而是依赖于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管理比较松散，弹性较大。

寿险营销体现了人本管理，但其效果与人本管理的目标相悖。本文拟对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中的体现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寿险营销就是一个对组织和人员的管理过程。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寿险营销是寿险公司对销售的管理方式之一，需要职业经理人对寿险营销活动进行全面的过程管理；从销售人员的角度看，寿险营销是销售人员自我管理的过程。从我国保险业寿险营销多年的实践来看，寿险营销管理的一些具体方式，似乎都体现了人本管理的形式和内容，比如说销售人员的自我管理、寿险营销文化的塑造及对销售人员的柔性约束等等，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人力资源的招幕体现了充分的民主

寿险公司对适合从事寿险营销的人员进行招聘，一般是通过熟人或职业介绍所推荐，再通过公司的面试、培训，考试后录用。招聘的权力、过程、结果等完全由从业人员自主决策。

(二)营销管理中体现了对人才培养的充分重视

目前国内各寿险公司所开列的培训课程大致有：新人岗前培训、新人衔接训练；主任晋升培训、主任研修班；经理研修、营业区经理研修等。据一些调查公司资料报道，如果按照我国企业职工培训课程进行评比的话，寿险公司排在前三名。

(三)特别注重营造寿险营销的文化氛围

寿险营销的管理者主要包括营业区经理、营业部经理以及营业组主任，他们都非常注重营销文化的塑造，总是尽可能地调动业务员的主动性、积极性。销售人员把职场当成自己从事寿险营销事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总是被一种被认同和趋同化的文化所凝聚，因此，销售人员能够心情舒畅、满腔热情地从事营销工作。

(四)寿险营销的动力机制是员工晋升

寿险营销的组织架构及发展模式给了销售人员对寿险事业无限的期待和憧憬，寿险营销管理模式为业务员的职业生涯作了长远的规划，职位的晋升不会因人际关系或职位设置及数量而受到影响。

三、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效果中的尴尬表现

人本管理最终体现的效果是多方面的。但是，对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而言，通过人本管理所要显现的微观效应无非是内部员工士气高涨、员工对企业忠诚度提高以及企业外部绩效显著、企业社会声誉非凡等。不过，当前寿险营销人本管理应用的结果却是相悖的，其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营销队伍不稳定，脱落率高

我国寿险营销队伍的脱落率平均在60%左右，成为全国行业员工流失率之最。我们仅以寿险业比较发达的**省为例，据统计，2002年底XX省有7.8万寿险营销员，分布于近1901个营销服务部之中，平均每个营销服务部有40余人，庞大的营销队伍中仅有62%的营销员在原公司从业一年以上；2003年6月末，该省寿险营销员总量降至7.3万，而在原公司从业一年以上的比例降为43%；从持证情况来看，该省通过保险决位人员基本资格考试的从业人员累计8万余人，但近几年营销队伍的持证率始终徘徊在50%上下，说明有大量取得从业资格的营销人员脱落。

(二)营销误导问题突出，寿险信誉受损

寿险业的经营已经出现了诚信危机，为此，保监会还专门制定寿险销售人员的行为规范，强化社会对寿险销售人员的监督，由此可见，寿险营销对寿险企业形象的塑造更多的是负效应。目前普遍认为，低素质的营销队伍和短期化的销售行为与寿险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社会公众对保险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寿险营销队伍为了维持和拓展自己的销售业绩而产生了大量误导行为，这损害了寿险业的形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实践中既没有实现对内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对外的目标，理论与实践是否出现了矛盾?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但是，对于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应用中的良好愿望与得到不令人满意的结论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很值得理论界及寿险公司进行反思的。

四、对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中的反思

(一)人性假设与人本管理

管理理论的建立，总有一定的前提与假设。由于管理的对象是人，因而古今中外管理理论的建立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本前提的。任何管理者在其管理活动中，都无法回避对于人的基本看法或人性观这个根木问题。

人本管理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人是目的”，人本管理是以谋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管理。所谓人本管理，就是通过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活动和以尽可能少的消耗，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实践，来锻炼人的意志、脑力、智力和体力，通过竞争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达到完善人的意志和品格、提高人的智力、增强人的体力、使人获得超越受缚于生存需要的更为全面的自由发展的目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那种把对人的投资视为“经济性投资”的立场，转变为“全面发展性投资”的立场。企业组织在非人本管理学的指导下所进行的一切投资，希望得到的仅仅是利润；而在“人本管理”时代，企业的投资不仅产出利润，还产出“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而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的实际应用中，管理者对管理对象的假设前提实际上是以人的本性是唯利的、人是经济人为基本看法，因此，寿险营销管理中的人员招聘、员工晋升、营销组织发展、员工激励等各种管理措施，都在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经济属性。虽然形式上寿险营销管理的种种做法与人本管理的内容很相似，但在实践的应用效果中，寿险营销人员的经济属性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被充分调动并挖掘出来，而且还得到了寿险营销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的肯定及强化。

从人本管理的人性假设及寿险营销中人性假设的实际应用对比中，我们并不是要得出孰好孰坏的结论，我们只能说从某种意义上寿险营销还不是人本管理，或者说寿险营销中的人本管理还处于非常低的层次。同时，对人本管理在寿险营销中的应用还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探讨。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存在物，其思想、行为的复杂性远非简单的人性假设所能概括。一方面，不同的人性假设都蕴含着某种程度的科学合理成分，它们在实践中总有其可用之处；另一方面，作为假设，总有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涉及到人这个社会历史的复杂体时，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穷尽对人、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明智的态度应是充分利用所有理论，在管理中采取尊重人性的措施和方式。

(二)制度基拙与人本管理

产权结构是企业制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就要有什么样的管理方式与之配套。因此，从经济是物质基础的角度来看，任何形式的管理都是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人本管理所依赖的产权基础是产权的高度多样化，企业的目标不仅仅局限在单一的股东利益基础上，企业治理重点由股东变为股东、员工、顾客、社区、政府等多边的共同利益所有者。因此，如果企业的产权结构倾向于对员工人力资本的承认，在报酬制度中体现对人力资本的回报，那么，在企业管理中自然就要求人本管理；同时，人本管理也会从具体的管理活动中使人力资源得以转化为人力资本。

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寿险公司还是“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产权结构中体现人力资本的职工股及职工股组织几乎没有形成；同时由于国有股的所有者缺位，即便把人本管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员工人力资本的形成、认可及回报也会流于形式。

换句话说，目前我国对寿险营销管理的制度基础不是对人本管理的回归，而是对人本管理的远离，是对目前寿险公司治理机制的巩固。目前，各寿险公司实行的决定寿险销售人员经济命脉的管理制度就是一个例证：寿险销售人员的收人包括佣金和津贴两部分，佣金是主要收人来源，不同产品、不同期限、不同缴费方式的佣金不同。一般新保单佣金率较高，为首年度保费的15%-35%，续佣逐年降低，但可持续2-6年。这种即期和延期相结合的佣金结构，不仅能激发人不断拓展业务，还可以增加他们“跳槽”的机会成本。营销管理制度中强调人员的“人脉”归属，虽然限制了人在不同营业单位的自由流动，但也保证了营销队伍各级人利益的一致性。由此我们看到，目前寿险营销的管理制度基础完全是股东唯上。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