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同居范文10篇

未婚同居范文篇1

关键词：未婚同居；婚姻；理性的选择

前言

所谓未婚同居是指未婚男女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在一定时间内共同生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用合同法而不是婚姻家庭法来调整未婚同居关系，如果未婚同居双方当事人没有事前协议，因同居而发生的纠纷很有可能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男女双方愿意采用这种担负较少义务的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待愈演愈烈的未婚同居？

一、未婚同居——理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60年代，未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以英格兰为例，1960—2000年，每1000名男性中，首次结婚的人数由70人降到30人。人们新婚的年龄明显上升，例如，在英格兰，男女结婚年龄比以前大三岁。在出生人口中，未婚生育由原来的5％增加到35％。此外，20—50岁的女性中，同居的比例是原来的三倍。[1]在我国正如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同居）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2]由下图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下，1994年以来结婚人数在减少。[3]依据中国人口年鉴记载，我国离婚总对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上升到1993年的90.9万对，15年里增加了59万对，平均每年增长7.8%；与此同时，我国的粗离婚率从1979年的0.33%提高到1993年的0.79%，平均每年增长6.4%；结婚离婚比从1979年的5.04%提高到9.9%，平均每年增长5%。90年代中国平均每10对结婚的就有1对离婚。[4]另椐笔者的调查，长沙地区法院2003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07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048件；2004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921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68件，近年来长沙地区离婚率持续上升。[5]据新快报报道，按照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6]仅广东省就是如此，全国的情形如何，可想而知。这种趋势说明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同于以往，正远离婚姻。其主要表现是结婚率下降，而离婚率上升，未婚同居现象蔓延。

结婚注册统计人数图

要分析人们为何选择未婚同居，必须将未婚同居与婚姻对比。笔者一直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契约。在婚姻契约观下用经济分析法对比婚姻和未婚同居，着实更为有说服力。经济分析将婚姻和未婚同居视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婚姻市场，男女缔结婚姻契约的第一步是寻找，但在一个人到达了寻找过程的约会阶段之前，他还需克服两大主要障碍。第一，向条件合适的大量市场参与者传递自身的信号，并且或者得到对方的信号；第二，该市场参与者必须寻找一个途径，使自己从陌生人的地位转变成熟人。想像中，这些行为似乎很直接、成本很低，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行为常使人们内心感到不安、不确定、困窘甚至痛苦。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向整个市场或特定个体传递信号。可矛盾的是，信号传递的方式的多样化不但没有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导致了交易成本惊人的增长水平。微弱的信号常会丧失或被误解，而明显的信号又经常使信号接受者认为信号发送者缺少应有的社会教养，甚至更糟。对暗示的信号做出反应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使自己陷入窘境。当我想买某物品被拒绝时，我并不觉得丢脸，因为这只是我的要约报价不足而已。但是，如果我对爱情的“要约”被拒绝时，这说明我配不上对方。可见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很高。由于婚姻契约的长期性，离婚成本之高，使得婚姻市场参与者在寻找结婚对象更加慎重，这又增加了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一方可以将另一方驱逐出门，但被驱逐方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因此寻找同居对象的成本较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低。

婚姻和未婚同居都要求双方承诺互相扶持。在婚姻中，夫妻的利益紧密相连，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受法律保护，这种扶持比未婚同居更有价值。由于婚姻、生育子女和年龄增长，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遭受损失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以同居代替婚姻实际上对女性更为不利。由于法定义务的存在，可以说婚姻为当事人提供了保险，特别是对家庭投资较多的妻子更是如此。

在未婚同居下，双方只能依靠同居关系中的自然“抵押”，以避免或限制因未婚同居而带来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抵押’’可能是孩子，有了孩子，同居中的一方可能希望保持这种契约关系。而且寻找新的同居伴侣的成本或单身生活所受的非议，可能会使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在婚姻状态下，这种“抵押”包括子女及配偶的扶养费以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未婚同居解体和婚姻破裂对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没有区别。但对那些希望在关系终结时避免承担义务或减轻义务的人来说，选择未婚同居更明智一些。

表面看离婚诉讼成本的增加，婚姻法定义务的存在，类婚姻状态的未婚同居确实是理想的选择。但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权威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指引、规范，这使未婚同居产生的纠纷可能得不到合理合情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未婚同居应有一个理想的水平。理想的未婚同居状况是什么样的?从同居者的角度来看，当双方彼此了解，知道未婚同居的预期利益，这些预期利益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并且都不愿意受长期的法定婚姻义务约束时，此时未婚同居达到最佳效果。而在存在欺诈时，如一方谎称不能结婚，则同居不是最佳的。同样，如果一方错误地认为婚姻法规定了长期的财产分享义务，而采用未婚同居方式，这时，同居也不是最佳的。因此，借用合同法上的术语，至少有些未婚同居是基于重大误解，这时，未婚同居对双方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为了避免未婚同居纠纷的发生，为了使未婚同居纠纷能较好地解决，当事人应在未婚同居前，就同居签订协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未婚同居并不是结婚的前奏。确切地说，未婚同居是由于各种原因，个体回避婚姻而选择的一种结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未婚同居是当事人的理性选择。

二、未婚同居——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

关于未婚同居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居的急剧增长是否是对社会状况变化的一种理性反应。明显的社会变化是，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男性进入经济成熟期步伐的减缓以及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性，推迟了结婚时间。这时，未婚同居变得更有吸引力。

笔者对有关资料分析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的平均收入相对于45岁左右的男性的平均收入来说有所下降。因此，年轻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达到经济成熟期。他们对渴望婚姻的女性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失业的几率较大，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很难。现在的工作比二十年前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25—40岁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同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从40％增长到80％。女性实际工资在同时期也有所增长，尽管仍比男性工资低。女性积极参与到工作中来，尽管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价值。

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和男性经济成熟期的减缓，增加了过早结婚的不确定性。根据贝克尔[7]的寻找理论，这种情形会引起两种理性反应：其一，人们将更认真更广泛地寻找一个长期的性伴侣，因此，将结婚推迟了。其二，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评价未来的伴侣，这样，未婚同居为减少婚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此外，由于现代避孕方法的使用，意外怀孕的风险大大降低。可以说，即使同居关系终结，但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避免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如果上述分析说明了未婚同居是降低婚姻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下面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未婚同居现象的蔓延。

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的差异，使他们向婚姻市场提供的服务——丈夫和妻子——也大相径庭。在传统的婚姻里，女性是用家庭服务换取长期的经济扶养。由于女性的生育和扶养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其对婚姻的投资更大，主要是对子女的投资，投资于子女的成本及从中的收益需要一生的时间，这种长期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其特定性，因为在婚姻关系终结时，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会发生变化。在过去(或现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子女是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父母期望对他们的投资可以得到经济上或至少是物质上的回报（如养儿防老），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子女主要是一种高成本的消费品。当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子女的出现可以维系其父母的婚姻，或在一方抛弃另一方时，减轻这种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抚养子女可能对父母特别是母亲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高成本)，一旦婚姻破裂，对子女的投资变为成没成本。因此，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的依赖减低，类婚姻的未婚同居当然是婚姻的最好的替代品。

三、结语

对婚姻法与个人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表明，未婚同居是双方为减少对彼此承担的义务或为寻找理想的结婚对象的一种高度理性的选择。我们承认未婚同居合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会被无节制的滥用，从而导致社会的堕落。虽然未婚同居的选择可能比较符合经济学原则，但人类的行为动机显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更复杂的众多因素（包括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理想状态的未婚同居以合意开始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生活，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形式并与婚姻关系并行不悖越来越普遍存在。当然笔者也并不否认婚姻仍然是当今社会两性结合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律应该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笔者也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同样应该给子未婚同居以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和认可，不管它是双方最终的选择还是只是婚姻的前奏。法律应该是社会的产物，相信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回应这一社会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8]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W.丹尼斯编，离婚与结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2]新浪网2003年6月3日报道：访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巫昌祯：同居女性请三思而后行。

[3]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2—2001）[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4]同[3]

[5]王琪主持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之经济分析》调查资料，课题批准序号04C040。

[6]新华网广东频道2003年6月13日转载新快报的报道：“粤200万对夫妇无结婚证(上)”，据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摸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不被法律所承认。

未婚同居范文篇2

关键词：未婚同居；婚姻；理性的选择

前言

所谓未婚同居是指未婚男女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在一定时间内共同生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用合同法而不是婚姻家庭法来调整未婚同居关系，如果未婚同居双方当事人没有事前协议，因同居而发生的纠纷很有可能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男女双方愿意采用这种担负较少义务的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待愈演愈烈的未婚同居？

一、未婚同居——理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60年代，未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以英格兰为例，1960—2000年，每1000名男性中，首次结婚的人数由70人降到30人。人们新婚的年龄明显上升，例如，在英格兰，男女结婚年龄比以前大三岁。在出生人口中，未婚生育由原来的5％增加到35％。此外，20—50岁的女性中，同居的比例是原来的三倍。[1]在我国正如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同居）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2]由下图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下，1994年以来结婚人数在减少。[3]依据中国人口年鉴记载，我国离婚总对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上升到1993年的90.9万对，15年里增加了59万对，平均每年增长7.8%；与此同时，我国的粗离婚率从1979年的0.33%提高到1993年的0.79%，平均每年增长6.4%；结婚离婚比从1979年的5.04%提高到9.9%，平均每年增长5%。90年代中国平均每10对结婚的就有1对离婚。[4]另椐笔者的调查，长沙地区法院2003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07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048件；2004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921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68件，近年来长沙地区离婚率持续上升。[5]据新快报报道，按照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6]仅广东省就是如此，全国的情形如何，可想而知。这种趋势说明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同于以往，正远离婚姻。其主要表现是结婚率下降，而离婚率上升，未婚同居现象蔓延。

结婚注册统计人数图

要分析人们为何选择未婚同居，必须将未婚同居与婚姻对比。笔者一直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契约。在婚姻契约观下用经济分析法对比婚姻和未婚同居，着实更为有说服力。经济分析将婚姻和未婚同居视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婚姻市场，男女缔结婚姻契约的第一步是寻找，但在一个人到达了寻找过程的约会阶段之前，他还需克服两大主要障碍。第一，向条件合适的大量市场参与者传递自身的信号，并且或者得到对方的信号；第二，该市场参与者必须寻找一个途径，使自己从陌生人的地位转变成熟人。想像中，这些行为似乎很直接、成本很低，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行为常使人们内心感到不安、不确定、困窘甚至痛苦。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向整个市场或特定个体传递信号。可矛盾的是，信号传递的方式的多样化不但没有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导致了交易成本惊人的增长水平。微弱的信号常会丧失或被误解，而明显的信号又经常使信号接受者认为信号发送者缺少应有的社会教养，甚至更糟。对暗示的信号做出反应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使自己陷入窘境。当我想买某物品被拒绝时，我并不觉得丢脸，因为这只是我的要约报价不足而已。但是，如果我对爱情的“要约”被拒绝时，这说明我配不上对方。可见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很高。由于婚姻契约的长期性，离婚成本之高，使得婚姻市场参与者在寻找结婚对象更加慎重，这又增加了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一方可以将另一方驱逐出门，但被驱逐方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因此寻找同居对象的成本较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低。

婚姻和未婚同居都要求双方承诺互相扶持。在婚姻中，夫妻的利益紧密相连，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受法律保护，这种扶持比未婚同居更有价值。由于婚姻、生育子女和年龄增长，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遭受损失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以同居代替婚姻实际上对女性更为不利。由于法定义务的存在，可以说婚姻为当事人提供了保险，特别是对家庭投资较多的妻子更是如此。

在未婚同居下，双方只能依靠同居关系中的自然“抵押”，以避免或限制因未婚同居而带来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抵押’’可能是孩子，有了孩子，同居中的一方可能希望保持这种契约关系。而且寻找新的同居伴侣的成本或单身生活所受的非议，可能会使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在婚姻状态下，这种“抵押”包括子女及配偶的扶养费以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未婚同居解体和婚姻破裂对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没有区别。但对那些希望在关系终结时避免承担义务或减轻义务的人来说，选择未婚同居更明智一些。

表面看离婚诉讼成本的增加，婚姻法定义务的存在，类婚姻状态的未婚同居确实是理想的选择。但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权威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指引、规范，这使未婚同居产生的纠纷可能得不到合理合情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未婚同居应有一个理想的水平。

理想的未婚同居状况是什么样的?从同居者的角度来看，当双方彼此了解，知道未婚同居的预期利益，这些预期利益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并且都不愿意受长期的法定婚姻义务约束时，此时未婚同居达到最佳效果。而在存在欺诈时，如一方谎称不能结婚，则同居不是最佳的。同样，如果一方错误地认为婚姻法规定了长期的财产分享义务，而采用未婚同居方式，这时，同居也不是最佳的。因此，借用合同法上的术语，至少有些未婚同居是基于重大误解，这时，未婚同居对双方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为了避免未婚同居纠纷的发生，为了使未婚同居纠纷能较好地解决，当事人应在未婚同居前，就同居签订协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未婚同居并不是结婚的前奏。确切地说，未婚同居是由于各种原因，个体回避婚姻而选择的一种结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未婚同居是当事人的理性选择。

二、未婚同居——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

关于未婚同居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居的急剧增长是否是对社会状况变化的一种理性反应。明显的社会变化是，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男性进入经济成熟期步伐的减缓以及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性，推迟了结婚时间。这时，未婚同居变得更有吸引力。

笔者对有关资料分析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的平均收入相对于45岁左右的男性的平均收入来说有所下降。因此，年轻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达到经济成熟期。他们对渴望婚姻的女性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失业的几率较大，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很难。现在的工作比二十年前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25—40岁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同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从40％增长到80％。女性实际工资在同时期也有所增长，尽管仍比男性工资低。女性积极参与到工作中来，尽管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价值。

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和男性经济成熟期的减缓，增加了过早结婚的不确定性。根据贝克尔[7]的寻找理论，这种情形会引起两种理性反应：其一，人们将更认真更广泛地寻找一个长期的性伴侣，因此，将结婚推迟了。其二，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评价未来的伴侣，这样，未婚同居为减少婚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此外，由于现代避孕方法的使用，意外怀孕的风险大大降低。可以说，即使同居关系终结，但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避免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如果上述分析说明了未婚同居是降低婚姻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下面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未婚同居现象的蔓延。

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的差异，使他们向婚姻市场提供的服务——丈夫和妻子——也大相径庭。在传统的婚姻里，女性是用家庭服务换取长期的经济扶养。由于女性的生育和扶养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其对婚姻的投资更大，主要是对子女的投资，投资于子女的成本及从中的收益需要一生的时间，这种长期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其特定性，因为在婚姻关系终结时，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会发生变化。在过去(或现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子女是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父母期望对他们的投资可以得到经济上或至少是物质上的回报（如养儿防老），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子女主要是一种高成本的消费品。当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子女的出现可以维系其父母的婚姻，或在一方抛弃另一方时，减轻这种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抚养子女可能对父母特别是母亲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高成本)，一旦婚姻破裂，对子女的投资变为成没成本。因此，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的依赖减低，类婚姻的未婚同居当然是婚姻的最好的替代品。

三、结语

对婚姻法与个人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表明，未婚同居是双方为减少对彼此承担的义务或为寻找理想的结婚对象的一种高度理性的选择。我们承认未婚同居合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会被无节制的滥用，从而导致社会的堕落。虽然未婚同居的选择可能比较符合经济学原则，但人类的行为动机显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更复杂的众多因素（包括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理想状态的未婚同居以合意开始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生活，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形式并与婚姻关系并行不悖越来越普遍存在。当然笔者也并不否认婚姻仍然是当今社会两性结合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律应该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笔者也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同样应该给子未婚同居以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和认可，不管它是双方最终的选择还是只是婚姻的前奏。法律应该是社会的产物，相信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回应这一社会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8]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W.丹尼斯编，离婚与结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2]新浪网2003年6月3日报道：访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巫昌祯：同居女性请三思而后行。

[3]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2—2001）[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4]同[3]

[5]王琪主持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之经济分析》调查资料，课题批准序号04C040。

[6]新华网广东频道2003年6月13日转载新快报的报道：“粤200万对夫妇无结婚证(上)”，据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摸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不被法律所承认。

未婚同居范文篇3

【关键词】未婚同居；婚姻；理性的选择

所谓未婚同居是指未婚男女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在一定时间内共同生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用合同法而不是婚姻家庭法来调整未婚同居关系，如果未婚同居双方当事人没有事前协议，因同居而发生的纠纷很有可能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男女双方愿意采用这种担负较少义务的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待愈演愈烈的未婚同居？

一、未婚同居——理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60年代，未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以英格兰为例，1960—2000年，每1000名男性中，首次结婚的人数由70人降到30人。人们新婚的年龄明显上升，例如，在英格兰，男女结婚年龄比以前大三岁。在出生人口中，未婚生育由原来的5％增加到35％。此外，20—50岁的女性中，同居的比例是原来的三倍。[1]在我国正如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同居）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2]由下图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下，1994年以来结婚人数在减少。[3]依据中国人口年鉴记载，我国离婚总对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上升到1993年的90.9万对，15年里增加了59万对，平均每年增长7.8%；与此同时，我国的粗离婚率从1979年的0.33%提高到1993年的0.79%，平均每年增长6.4%；结婚离婚比从1979年的5.04%提高到9.9%，平均每年增长5%。90年代中国平均每10对结婚的就有1对离婚。[4]另椐笔者的调查，长沙地区法院2003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07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048件；2004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921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68件，近年来长沙地区离婚率持续上升。[5]据新快报报道，按照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6]仅广东省就是如此，全国的情形如何，可想而知。这种趋势说明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同于以往，正远离婚姻。其主要表现是结婚率下降，而离婚率上升，未婚同居现象蔓延。

结婚注册统计人数图

要分析人们为何选择未婚同居，必须将未婚同居与婚姻对比。笔者一直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契约。在婚姻契约观下用经济分析法对比婚姻和未婚同居，着实更为有说服力。经济分析将婚姻和未婚同居视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婚姻市场，男女缔结婚姻契约的第一步是寻找，但在一个人到达了寻找过程的约会阶段之前，他还需克服两大主要障碍。第一，向条件合适的大量市场参与者传递自身的信号，并且或者得到对方的信号；第二，该市场参与者必须寻找一个途径，使自己从陌生人的地位转变成熟人。想像中，这些行为似乎很直接、成本很低，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行为常使人们内心感到不安、不确定、困窘甚至痛苦。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向整个市场或特定个体传递信号。可矛盾的是，信号传递的方式的多样化不但没有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导致了交易成本惊人的增长水平。微弱的信号常会丧失或被误解，而明显的信号又经常使信号接受者认为信号发送者缺少应有的社会教养，甚至更糟。对暗示的信号做出反应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使自己陷入窘境。当我想买某物品被拒绝时，我并不觉得丢脸，因为这只是我的要约报价不足而已。但是，如果我对爱情的“要约”被拒绝时，这说明我配不上对方。可见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很高。由于婚姻契约的长期性，离婚成本之高，使得婚姻市场参与者在寻找结婚对象更加慎重，这又增加了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一方可以将另一方驱逐出门，但被驱逐方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因此寻找同居对象的成本较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低。

婚姻和未婚同居都要求双方承诺互相扶持。在婚姻中，夫妻的利益紧密相连，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受法律保护，这种扶持比未婚同居更有价值。由于婚姻、生育子女和年龄增长，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遭受损失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以同居代替婚姻实际上对女性更为不利。由于法定义务的存在，可以说婚姻为当事人提供了保险，特别是对家庭投资较多的妻子更是如此。

在未婚同居下，双方只能依靠同居关系中的自然“抵押”，以避免或限制因未婚同居而带来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抵押’’可能是孩子，有了孩子，同居中的一方可能希望保持这种契约关系。而且寻找新的同居伴侣的成本或单身生活所受的非议，可能会使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在婚姻状态下，这种“抵押”包括子女及配偶的扶养费以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未婚同居解体和婚姻破裂对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没有区别。但对那些希望在关系终结时避免承担义务或减轻义务的人来说，选择未婚同居更明智一些。

表面看离婚诉讼成本的增加，婚姻法定义务的存在，类婚姻状态的未婚同居确实是理想的选择。但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权威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指引、规范，这使未婚同居产生的纠纷可能得不到合理合情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未婚同居应有一个理想的水平。

理想的未婚同居状况是什么样的?从同居者的角度来看，当双方彼此了解，知道未婚同居的预期利益，这些预期利益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并且都不愿意受长期的法定婚姻义务约束时，此时未婚同居达到最佳效果。而在存在欺诈时，如一方谎称不能结婚，则同居不是最佳的。同样，如果一方错误地认为婚姻法规定了长期的财产分享义务，而采用未婚同居方式，这时，同居也不是最佳的。因此，借用合同法上的术语，至少有些未婚同居是基于重大误解，这时，未婚同居对双方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为了避免未婚同居纠纷的发生，为了使未婚同居纠纷能较好地解决，当事人应在未婚同居前，就同居签订协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未婚同居并不是结婚的前奏。确切地说，未婚同居是由于各种原因，个体回避婚姻而选择的一种结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未婚同居是当事人的理性选择。

二、未婚同居——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

关于未婚同居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居的急剧增长是否是对社会状况变化的一种理性反应。明显的社会变化是，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男性进入经济成熟期步伐的减缓以及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性，推迟了结婚时间。这时，未婚同居变得更有吸引力。

笔者对有关资料分析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的平均收入相对于45岁左右的男性的平均收入来说有所下降。因此，年轻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达到经济成熟期。他们对渴望婚姻的女性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失业的几率较大，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很难。现在的工作比二十年前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25—40岁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同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从40％增长到80％。女性实际工资在同时期也有所增长，尽管仍比男性工资低。女性积极参与到工作中来，尽管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价值。

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和男性经济成熟期的减缓，增加了过早结婚的不确定性。根据贝克尔[7]的寻找理论，这种情形会引起两种理性反应：其一，人们将更认真更广泛地寻找一个长期的性伴侣，因此，将结婚推迟了。

其二，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评价未来的伴侣，这样，未婚同居为减少婚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此外，由于现代避孕方法的使用，意外怀孕的风险大大降低。可以说，即使同居关系终结，但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避免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如果上述分析说明了未婚同居是降低婚姻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下面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未婚同居现象的蔓延。

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的差异，使他们向婚姻市场提供的服务——丈夫和妻子——也大相径庭。在传统的婚姻里，女性是用家庭服务换取长期的经济扶养。由于女性的生育和扶养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其对婚姻的投资更大，主要是对子女的投资，投资于子女的成本及从中的收益需要一生的时间，这种长期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其特定性，因为在婚姻关系终结时，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会发生变化。在过去(或现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子女是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父母期望对他们的投资可以得到经济上或至少是物质上的回报（如养儿防老），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子女主要是一种高成本的消费品。当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子女的出现可以维系其父母的婚姻，或在一方抛弃另一方时，减轻这种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抚养子女可能对父母特别是母亲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高成本)，一旦婚姻破裂，对子女的投资变为成没成本。因此，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的依赖减低，类婚姻的未婚同居当然是婚姻的最好的替代品。

三、结语

对婚姻法与个人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表明，未婚同居是双方为减少对彼此承担的义务或为寻找理想的结婚对象的一种高度理性的选择。我们承认未婚同居合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会被无节制的滥用，从而导致社会的堕落。虽然未婚同居的选择可能比较符合经济学原则，但人类的行为动机显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更复杂的众多因素（包括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理想状态的未婚同居以合意开始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生活，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形式并与婚姻关系并行不悖越来越普遍存在。当然笔者也并不否认婚姻仍然是当今社会两性结合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律应该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笔者也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同样应该给子未婚同居以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和认可，不管它是双方最终的选择还是只是婚姻的前奏。法律应该是社会的产物，相信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回应这一社会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8]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W.丹尼斯编，离婚与结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2]新浪网2003年6月3日报道：访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巫昌祯：同居女性请三思而后行。

[3]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2—2001）[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4]同[3]

[5]王琪主持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之经济分析》调查资料，课题批准序号04C040。

[6]新华网广东频道2003年6月13日转载新快报的报道：“粤200万对夫妇无结婚证(上)”，据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摸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不被法律所承认。

未婚同居范文篇4

一、问题的产生

经济发展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社会结构，再加上女权主义的作用，使非婚同居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及法律问题显现于世。非婚同居先是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在我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非婚同居在中国不仅表明非婚性行为事实的存在，还反映了原有民族文化、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及现有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冲突。改革开放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人们可能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世界信息，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权利主体意识逐渐加强，即在不侵犯别人选择空间的基础上，主体可以自主选择，如:女性认识到性生活对自己的意义，而对于丈夫和婚姻的意义则是次要追求价值。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内部关系及家庭的社会地位，使我国当代的婚姻家庭观及婚姻家庭法律体系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过去，由于所处社会结构、制度及文化环境不同，中国妇女不可能像西方妇女那样对性别和性有一个全方位的理解，因而女性问题的改革，从来都是只改制度而不涉及深层的理念。但女权主义的传入，使中国妇女反思自己的主体地位，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意识。女性自身变化的同时必然引起家庭及社会的变化，必然导致规范新式行为和秩序的规则的出现。婚姻自由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利，赋予当事人在不干涉和强制他人婚姻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婚姻自由的口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1791年《法国宪法》明确指出“: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这些规定把传统观念视为“神作之合”的婚姻从宗教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共诺婚的形式，肯定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自此以后，这一原则相继为资本主义各国亲属法所确认，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一般不再具有包办强迫的性质，在阶级内部或社会地位相当的阶层中，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确实享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婚姻关系仍然无法摆脱私有制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首先，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契约自由的特殊形式，它从本质上反映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支配一切，这种状况对婚姻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婚姻的缔结正是为了追求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利益。尽管在资产阶级中追求婚姻自由的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婚姻关系仍然渗透着财产关系的影响。其次，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往往导致对婚姻自由的滥用。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婚姻关系很不稳定，非婚同居相当普遍，离婚率大幅度上升。一些人企图用性自由去取代婚姻自由，否定婚姻关系严肃的伦理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两性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为男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已为实现婚姻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但这方面还有许多尚待完成的任务。社会主义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前进的，婚姻自由也有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婚姻家庭制度，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婚姻家庭制度既然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那么它也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各种影响作用。历史证明，凡是维护旧的经济基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婚姻家庭制度都是落后、衰败的，注定要消亡;而拉动与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婚姻家庭制度则是文明、进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必定会成长壮大。我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决定作用时，也不可忽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反作用力，并以此作为评价特定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终极标准。

二、非婚同居现象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为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一方面，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婚姻制度。文明、健康、民主的婚姻家庭制度成为发展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对婚姻的个性化理解、个人主义的膨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对现存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未婚先孕、非婚同居、离婚率大幅上涨、人工生育子女的地位、空巢家庭……凡此种种，都是人类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以后，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婚姻家庭领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传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自由化、个性化影响下产生的种种新的婚姻家庭观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婚同居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婚同居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于青年人及老年人中，成为游离于法定婚姻之外的一种两性结合方式。非婚同居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它包括了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行之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如果没有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则不再承认其婚姻的效力，因此，将1994年2月1日以后出现的无配偶男女同居，称为非婚同居，不再使用“事实婚姻”一词。非婚同居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三:(1)欠缺结婚法定形式要件。(2)同居关系的男女或者以夫妻名义，或者不以夫妻名义。(3)男女双方公开同居生活。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正面临着挑战，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新的婚姻及家庭形式正朝着蔓延的趋势发展，而我国现行法律在调整此种新现象时的欠缺，带来了许多社会及法律问题。第一，非婚同居现象大量增加的趋势，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做法，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上的调整。而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解释非婚同居关系，也未界定其内涵与外延。第二，非婚同居者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我国法律没有相关制度调节非婚生子女同其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样极大地危害了非婚生子女的人身及财产利益。第三，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的效力不完全相同，婚姻关系的效力不仅包括夫妻间的各种财产关系，而且还包括夫妻间的各种人身关系，而非婚同居配偶间的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双方几乎不享有人身方面的权益，但我国法律未规定非婚配偶双方的个人利益和财产利益及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纠纷。第四，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不同，其间接效力指非婚同居作为一个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基于一定事由的发生而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三人剥夺非婚同居配偶的生命时，另一方如何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等问题，给实践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非婚同居日益被人们自愿选择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在同居当事人之间，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消极因素，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国家关于非婚同居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

未婚同居范文篇5

20*年*市妇联系统共接待各类信访1775件，其中市妇联接访932件，县（市）区妇联接访843件。政治权利类3件，占信访总数的0.2％。婚姻家庭类1355件，占信访总数的76.3％，其中家庭纠纷46件，占2.6％；干涉婚姻10件，占0.6％；配偶外遇、重婚、包二奶、同居511件，占28.8％；离婚问题300件，占16.9％；家庭暴力427件，占24％，其它61件，占4.5％。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类163件，占信访总数的9.2％。其中劳动权益38件，占2.2％；社会保障57件，占3.2％；社会保险50件，占2.8％；性别歧视和其它18件，占1％。人身权益类32件，占信访总数的1.8%。财产权益类66件，占信访总数的3.7％；文化教育类12件，占信访总数的0.7％；综合类144件，占信访总数的8.1％。

二、情况分析

1、婚姻家庭类信访居高不下，女性主动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年，婚姻家庭类1355件，占信访总数的76.3％。一是离婚咨询人数上升。信访数据显示，离婚咨询185件，占婚姻家庭类问题的13.65％，在总体信访量下降的情况下，比去年增加了7件，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普法宣传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群众的法律意识已深入渗透到各个领域，女性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当婚姻出现问题后，她们已经开始习惯随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财产权益维权操作的复杂性增加。离婚问题案件中，财产分割、住房判决、子女抚养纠纷及财产的执行问题174件，占婚姻家庭类信访的12.8％。造成离婚问题中财产分割问题多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夫妻双方离婚时分割共有财产的范围扩大。如存款、房产、股票、家庭企业资产等。其二房产分割后执行难。收入水平低的家庭，由于收入低夫妻共有财产少，离婚时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范围小，多数都是房产分割问题，房产经法院分割后，女方难以实现所得房产的居住权。因这种情况而上访的妇女增多。其三很多妇女在离婚诉讼中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分割财产的要求。妇联组织在今后的普法和法律咨询服务中要及时调整服务重点，为妇女及时提供更加用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引导她们从要维权变为会维权。

2、家庭暴力仍是投诉重要内容。信访中家庭暴力案件427件占婚姻家庭类信访的31.5%，主要是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很多妇女可能碍于面子，不愿意家丑外扬。认为夫妻之间吵架、打骂是正常现象，从而使家庭暴力进入恶性循环，变得一次比一次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很多妇女就是在被打了多次，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才来妇联投诉。所以实际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可能远远大于31.5%。主要原因：一是婚外情。家庭成员中一方有外遇而引发家庭暴力，这一原因引起的家庭暴力在近年来的家暴案件中越来越多，因婚外情引发的暴力约占家暴总数的1/2以上。二是经济因素。因失业、下岗、经济不独立等经济原因而引发家庭暴力。在我矿区、正在改制的企业和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这样的现象较多。三是不良生活习惯。家庭成员中有人、酗酒和性格脾气较坏等引发家庭暴力。此外，还有婆媳关系紧张、家庭琐事等原因引发家庭暴力。

未婚同居范文篇6

一、加强领导、稳定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水平

我乡根据上级要求及现行形势下的工作方针、政策，为了努力实现人口计划完成的目标要求，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分管领导为组长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乡计生工作人员及七站八所主要负责人员为计生领导小组成员的强大组织。乡党委、政府与全乡各村都签订了计划生育工作目标责任状，明确了工作任务及职责，并与乡属单位的综治部门都签订了目标管理，做到工作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的工作机制。2005年5月我计生办对全乡13个村的计生专干及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和128名计生组指导员进行了业务培训。2005年6月全乡村专干又参加了市委党校的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通过学习培训提高了我乡计生队伍的业务水平，完善了计生组织网络，顺应了新的发展形势。

二、巩固、发展村级阵地建设，提高基层基础质量

由于工作的需要，结合我乡实际，2005年我们对全乡13个村的“三位一体”进行了完善，按照上级的考核要求，我们实现“村级村务公开”，改正了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工作阵地。广泛、深入的宣传计生政策、方针，通过努力，全乡13个村的三位一体工程已达到上级工作要求，使我们有了一个专门开展计生工作和学习的工作环境，提高了我们的基层基础质量。

三、狠抓流动人口管理、生殖健康监测、开展优质服务

我乡地处偏僻、经济欠发达外出流动人口较多，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对外出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部管理，对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及未婚男女青年都签订了计划生育合同，特别是对已婚育龄妇女外出较多的地方，专门确定了一名素质较高、责任心强、支持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为联络员，定期反馈她们的信息，督促她们按时寄回有效孕检证明。全年按要求进行了四次孕检工作，对个别顽固对象和有怀疑的对象进行上门排查，消除计外生育的重大隐患。利用孕检时，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妇科病的查治，采取高效益、低消费的治疗，对个别困难户采取免费治疗、上门服务的工作态度。

2005年是全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的第二年。优质服务其本身就是从以往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为主转变到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以宣传教育和服务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方式。我乡在优化了工作环境的基础上，在今年7月底从市计生局聘请了三名妇科专家，集中开展了“三查一治”计生科技服务活动。在为期几天的活动中共免费检查妇科病1080人次，治疗365人次，治疗效果良好深受广大育龄妇女的赞扬。在开展“三查一治”活动的同时为全乡2000多育龄家庭发放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科普读本和优质服务手册。7月上旬，经党委政府研究从乡财政拨出专款对全乡自愿放弃再生育和独生子女户及两女结扎户的家庭进行了表彰和奖励。鼓励了他们计划生育的信心。带动了全乡计划生育事来的发展。

四、人口出生及节育措施

2005年度我乡违法生育，全乡共出生88人，其中违法生育2人(计外多孩1人，计外一孩1人)，严重影响了我乡计生工作在全市的排名。全乡全年共完成节育措施81例，其中女扎50例，上环28例，取环1例，皮埋1例，人流1例。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乡的计生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1、领导思想不够重视，有个别村领导总认为，计划生育是村专干一个人的事，村主要领导和两委成员很少关注和关心计划生育工作。我们要克服过来村专干唱独角戏的局面。

2、村专干组级指导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待加强，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到计划生育工作上来。缺少计生工作意识。我们要克服过来那种只报个信或开个会的现象。不要放任自流，不要怕得罪人。

3、流动人口和未婚同居人员管理要加强。在新的形势下要克服以往只注意常住育龄妇女的做法。要把达不到婚龄和未婚同居对象纳入日常工作的管理范围来。

未婚同居范文篇7

国际家庭日

今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变化中的家庭：挑战和机遇”，它突出了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平均家庭规模在各地都有所缩小；年轻人结婚年龄推后；头胎孕妇平均年龄提高；婴儿死亡率下降；配偶生养儿女数目减少。传统的大家庭正被小家庭取代，尽管祖父母寿命延长，几代人同堂。其他结合形式日益普遍，如未婚同居，或是移徙工人结婚而不在同一城市或国家生活。离婚及再结婚均有所增加，日益多的孩子生活在父亲为继父或母亲为继母的家庭中。出现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和单人家庭，独自生活的老人数目也在上升。艾滋病毒/艾滋病给家庭带来很大破坏，往往使孩子失去父母，不得不由祖父母照顾。

许多这些变化都对我们所了解的社会结构提出问题。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协力调整、勾画公共政策，以期因应家庭需要，确保为所有公民，尤其是为儿童提供教育和卫生等基本服务，而不论家庭状况如何。

家庭结构方面的某些变化也带来了新机遇，比如说，女孩和妇女有了更多的新选择。这些变化促进政府与民间社会合作拟订新政策。国家正努力把家庭视角融入国家决策进程，同时，文秘家园系统也努力在全球政府间进程中反映这一视角。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此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维系和支持家庭的环境，同时扩大积极的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充实、完善机遇。在此国际日之际，让我们大家再次努力，不辱使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未婚同居范文篇8

今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变化中的家庭：挑战和机遇”，它突出了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平均家庭规模在各地都有所缩小；年轻人结婚年龄推后；头胎孕妇平均年龄提高；婴儿死亡率下降；配偶生养儿女数目减少。传统的大家庭正被小家庭取代，尽管祖父母寿命延长，几代人同堂。其他结合形式日益普遍，如未婚同居，或是移徙工人结婚而不在同一城市或国家生活。离婚及再结婚均有所增加，日益多的孩子生活在父亲为继父或母亲为继母的家庭中。出现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和单人家庭，独自生活的老人数目也在上升。艾滋病毒/艾滋病给家庭带来很大破坏，往往使孩子失去父母，不得不由祖父母照顾。

许多这些变化都对我们所了解的社会结构提出问题。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协力调整、勾画公共政策，以期因应家庭需要，确保为所有公民，尤其是为儿童提供教育和卫生等基本服务，而不论家庭状况如何。

家庭结构方面的某些变化也带来了新机遇，比如说，女孩和妇女有了更多的新选择。这些变化促进政府与民间社会合作拟订新政策。国家正努力把家庭视角融入国家决策进程，同时，系统也努力在全球政府间进程中反映这一视角。

在此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维系和支持家庭的环境，同时扩大积极的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充实、完善机遇。在此国际日之际，让我们大家再次努力，不辱使命。

未婚同居范文篇9

【正文】

中国电影审查标准

按照电影检查条例，我们的影片禁止载有下列内容：

(一)、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颂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宣扬不正当性关系，严重违反道德准则，或内容淫秽，具有强烈感官刺激，诱人堕落的；

(六)、宣扬封建迷信，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

(七)、渲染凶杀暴力，唆使人们蔑视法律尊严，诱发犯罪，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

(八)、诽谤、侮辱他人的；

(九)、有国家规定禁止的其它内容的。

删改标准

我们的影片个别情节、语言或画面有下列内容、应当删剪、修改：

(一)、夹杂有淫秽庸俗内容，不符合道德规范和观众欣赏习惯的；

1、不恰当地叙述和描写性及与性有关的情节，正面裸露男女躯体；

2、以肯定的态度描写婚外恋、未婚同居及其他不正当男女关系；

3、具体描写腐化堕落，可能诱发人们仿效；

4、造成强烈感官刺激的较长时间的接吻、爱抚镜头及床上、浴室内的画面；

5、具体描写淫乱、强奸、、、同性恋等；

6、内容粗俗、趣味低下的对白；

7、庸俗、低级的背景音乐及动态、声音效果。

(二)、夹杂有凶杀暴力内容的：

1、美化罪犯形象，引起人们对罪犯同情和赞赏；

2、具体描述犯罪手段及细节，有可能诱发和鼓动人们模仿犯罪行为；

3、刺激性较强的凶杀、吸毒、等画面；

4、描述离奇荒诞，有悖人性的残酷的暴力行为。

(三)、夹杂有宣扬封建迷信内容的：

1、细致描写看相算命、求神问卜，以及长时间的烧香、拜神、拜物等场面；

2、鼓吹宗教万能、宗教至上和显示宗教狂热的情节；

(四)、可能引起国际、民族、宗教纠纷的情节；

未婚同居范文篇10

同志们,刚才公司计生办石主任和刘副主任先后通报了09年度集团计生目标考核,学习传达集团计生工作会议精神和公司09年计生工作总结及2010年的计生工作计划.09年,公司计生工作重点突出了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开展工作的针对性,管理监督的联动性和计生成果的时效性.下面,我就做好今年计生工作强调几点意见（即：强调四个转变）：

一是强调加强常态的服务管理向加强动态的服务管理转变.公司成立一年多来,计生工作的组织基础,规章制度等都已陆续建立健全,公司计生工作始终有序,有效地开展.但公司发展十分迅猛,从去年初的300多人,现已发展到了1000余人,今年产品下线员工将达到1500名左右,员工队伍的快速增长,08,09年招来的大学生和社招的年轻骨干员工也很快到了谈婚论嫁时期.因此,我们的服务管理也要跟着服务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计划生育随时动态地跟踪服务和管理,否则,我们的服务就会滞后于公司的发展,计生工作就很可能会出问题.

二是强调加强员工的计生认识提高要向加强计生干部的自身思想认识提高转变.我们计生干部责任重大,工作繁忙,如何提高自身抓好计生工作的责任意识,直接影响到公司计生工作落实的效果.因此,我们计生干部思想认识的高低,计划生育将对公司全年计生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是强调加强传统的服务管理向加强创新的服务管理转变.新的公司,新的员工,新的时期,新的形势,公司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年龄结构的不同,管理人员与生产员工文化结构的不同,都给计生工作的服务管理带来了不少新的,值得探讨的许多问题,如未婚同居,夫妻异地生活,流动户籍管理等等,需要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服务管理模式向创新的服务管理模式探索,拓宽服务管理的新路子,确保计生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是强调加强主动管理向加强主动服务转变.管理就是服务,为避免管理者居高临下,高高在上,工作浮于表面,计生工作难于在一线落实等,我们各级计生专兼职干部及计生网络,一切服务工作都应主动服务关口前移,全心全意服务一线,服务基层,服务员工.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