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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20:34:40

违规行为范文篇1

【内容提要】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升温，房地产市场空前活跃，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断涌现。一方面，中介机构对繁荣房地产市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法制不健全，房地产中介市场混乱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拟从规制和调整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入手，探讨中介违规行为的界定、归责原则、责任承担及其理论基础等，并对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主题词】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立法规制

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升温，房地产市场空前活跃，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一方面，中介机构为房地产交易的供求双方起到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促进了房地产交易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起步较晚，立法也不够健全，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混乱无序，侵害当事人权益、欺诈消费者事件时有发生。有鉴于此，迅速规范房地产中介行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已成为我国立法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本文拟从规制和调整中介行为入手，探讨中介违规（违法）行为的界定、归责原则、责任承担及其理论基础等问题，并对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则案例。2001年10月6日，经某房产经纪公司牵头，原告李某与被告张某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一套住房售予被告，价款121000元，被告应在立约时给付定金1500元，房款应在同年12月30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约给付了定金，并与同年12月26日将20000元房款交至中介公司，后被告又分两次将其余购房款及中介费共计103000元交至中介公司。原告迟迟未收到房款，遂找被告索要，方知房款已交至中介公司。经多次催要，中介公司仅出具欠条一份，表示暂无力偿还房款，原告遂诉至法院。无独有偶。日前，某部级权威媒体披露了一则消息。何某花费毕生积蓄30余万元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手中购得一套集资房，因其对相关法律不甚了解，只好求助于某房地产咨询公司的律师。律师收取了3200元的律师见证费，出具了律师见证书和声明书。在律师的见证下，何某放心地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楼房转让合同》。一年后，何某因故欲转让该房，才被专业人士告知原购房合同系无效合同。

以上两则案例，只是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中再普通不过的情形。我们知道，中介机构应当忠实履行法定义务和合同的约定义务，为当事人之间民事活动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做出引导。然而，中介违规屡屡发生，对类似行为应该如何规制？对中介公司挪用或侵占房款的行为，除依法追究相应刑事责任外，民事责任该如何认定，赔偿范围该如何划分？对收取了高额见证费的律师及咨询机构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其法律依据又何在呢？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的概况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人员的种类

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指为房地产开发和交易收取一定费用，提供各种媒介的有偿服务的总称。它包括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等活动。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是承办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主体，包括房地产咨询机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其中，咨询机构指为房地产活动当事人提供法律、法规、政策、信息、技术等方面服务的组织；价格评估机构是对房地产进行测算，评定其经济价值和价格的组织，主要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其他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委托，进行房地产评估活动；经纪机构是为委托人提供房地产信息和居间业务的组织。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设置进行了规范，规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固定的服务场所；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4）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如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固名思义，是指隶属于介服务机构，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的人员，包括房地产咨询业务员、价格评估师（员）以及房地产经纪人。为了加强管理，确保专业化、规范化，目前我国对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采取统一考试、执业咨格认证和登记的管理办法。其中，从事房地产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是具有房地产及相关专业中等以上学历，有与房地产咨询业务相关的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取得考试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房地产估价师必须是经国家统一考试、执业资格认证，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取得注册证的人员，而房地产估价员必须是经过考试并取得《房地产估价员岗位合格证》的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必须是经过考试、注册并取得《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的人员。法律法规严禁未取得资格认证的人员进入中介机构或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二）中介违规行为概述

目前，我国对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还缺乏全国性的、具体统一的法律规范。从实际操作看，一般情况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接受委托后，委托人都要与之签订相应的中介服务合同。这类合同大多是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内容包括：当事人姓名或名称、住所，中介服务项目的名称、内容、要求和标准；合同履行期限；收费金额和支付方式、时间；违约责任和解决纠纷方式；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按惯例，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不能以个人名义接受委托，必须由其所在中介机构统一受理委托，签订书面中介服务合同。

尽管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在接受房地产中介服务时，都具有订立合同的意识，但是由于欠缺统一管理，以及中介机构私欲的膨胀，一些中介机构和人员“浑水摸鱼”，乘机规避法律，扰乱整个中介市场的秩序，各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具体而言，中介违规行为包括：（1）不具备资质条件的无证无照经营；（2）非法转让、租借执业证书，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3）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服务机构执行业务；（4）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5）私拿“回扣”，实行低价格恶性竞争；（6）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7）利用内幕信息，与自己或有利害关系的人交易；（8）虚假成不实信息欺诈当事人；（9）利用职业便利“炒房”，从中非法赚取差价；（10）执业过程中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给当事人巨大损失；（11）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除违规外，有些行为同时还构成违法，如前文所述的案例中提及的挪用、侵占房款等行为，情节严重的甚至还会触犯刑律。

中介违规行为，扰乱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挫伤了消费者积极的消费心理，损害了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双方的利益，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带动国民经济增长都将产生一连串的恶性影响，房地产资本市场欲实现强式效率也必将成为泡影。可见，中介违规行为危害大、涉及面广，足以引起立法界和理论界的关注。

（三）有关规制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的立法现状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正处于建立框架过程中，体系尚待完善，尤其是法律以及高级别的法规还相当匮乏，而且规定过于笼统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有许多方面法律关系的调整还难以涵盖。许多房地产专著要么对中介服务行为只字未提，要么就是一笔带过。现有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从法律上界定了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商业性质，意即每一个依法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分。但是从法条本身看，该法又具有浓厚的行政法的色彩，除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设置进行规范外，并没有将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置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法的调整范围之下，至于中介机构的权利、义务、责任等等更是涉猎不深。那么，对于房地产中介市场混乱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所幸的是，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和某些省市的重视。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对1996年1月8日颁布的《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进行了修正，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设立、中介服务人员的资质进一步加以严格规定，对中介违规行为进行了部分列举，在罚则中对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分别进行了规范，如“未取得房地产中介资格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业务，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他违法行为则处以“收回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中介服务人员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2002年5月23日，建设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该《通知》第（七）部分为“完善相关制度，规范中介行为”，具体行文为“加快实施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制度，积极推行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对于伪造、涂改、转让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收回其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在房地产中介活动中收受委托合同以外财物、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执业、虚假或不实信息、在两个以上机构执业、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以及违法收取佣金等违规、违法行为，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收回资格证书或者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3年3月，上海市房地局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规定凡不使用市房地局、市工商局联合监制的《上海市房地产居间/合同》示范文本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必须将自行制订的“土本本”报工商部门备案。从3月份起，上海市各区县房地局和工商部门将联合执法，全面规范和整顿房地产经纪市场，无证无照、租借执业证书、利用职业便利“炒房”、非法赚取差价和利用合同欺诈当事人等违法违规行为都将被“喊停”。

无论是建设部的相关规定，还是七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亦或是上海房地局对房产中介违规行为采取的相应措施，我们都可以看到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已经引起了国家和部分地区的重视。尽管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可以预见，对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法律层面上的规制即将应运而生。

三、确立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民事责任的法理学基础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因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过失，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所在中介服务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所在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对有关人员追偿。”七部委的《通知》中对中介违法违规行为也规定了“收回资格证书或公告资格证书作废，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对于中介违规行为，相关法规主张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三者并举已达成共识。在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方面，可以分别依据《行政处罚法》、《刑法》等进行，然而对于如何追究民事责任、要不要设置民事责任，目前法律并无定论，实践中也颇有争议。笔者认为，设置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一）这是“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原则的体现。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结果。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使权利人藉以享有特定的利益。从中介服务机构和其委托人房地产开发公司或购房者的关系看，房地产公司或购房者与之签订了中介服务合同，中介服务机构理应尽职尽责，提供真实、完整、准确、新颖、公平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从违规行为的性质看，中介服务机构或是违反了委托合同、居间合同的约定，或是侵犯了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承担两种责任，当然也包括两种责任的意合，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这两种责任明显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因此设置民事责任是当事人寻求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双重需要。

（二）从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关系上看，民事责任具有独立性。

在规制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的过程中，仅仅追究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是不够的。行政责任是主管机关发挥监管职能的结果。由于主管机关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其发现，调查中介机构违规行为以及追究其行政责任的能力也相应受到限制。至于刑事责任，它是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责任形态，但适用范围有限，只有违规行为情节恶劣、后果非常严重构成犯罪时方可适用。对于房地产开发公司或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以行政或刑事手段惩戒中介机构，而是自己的损失如何得到补偿，如何向法院寻求民事救济。换言之，能够抚平经济创伤的，只能只民事赔偿。可见，在房地产法领域，民事责任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所不可替代的。

（三）从民事责任的功能看，民事责任具有补救功能、重罚功能和管理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多重功能。

1、补救功能。补救是对受害人而言的，而民事责任恰恰具有填补损失、恢复权利的作用。借助补救性，受害人可以依据民事责任赋予的请求权直接提起诉讼，亦可以寻求其他更加简便灵活的权利救济方式。就中介违规行为而言，最重要的责任形式就是赔偿损失，通过恢复受害人的财产状况和受到侵害的权利，从而维系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2、惩罚功能。惩戒是对侵权人或违约人而言的，民事责任具有制裁不法行为、恢复秩序的作用。惩罚意味着法律依据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对具体行为作出否定评价和抑制性处理，其结果就是对不法行为的矫正与对正义和秩序的恢复。惩罚功能主要通过使不法行为人承担强制性的给付义务和其他义务来实现。在规制中介违规行为中，运用民事责任“取回”违规机构的“不义之财”，是对以获得非法利益为动机的中介违规行为的有效惩戒。如果法律明文规定中介违规行为的民事责任，赋予受害人民事诉讼的权利，那么受害人将可以运用诉讼手段维护其合法权益。

3、管理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完善的民事责任必然很好地发挥补救和惩戒功能。补救和惩戒双管齐下，相辅相成，共同规范中介违规行为。当受害人依法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时，就将个人权利转化为房地产法的实现问题，公权力方可介入其中。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中介。③详言之，中介违规行为一旦发生，受害人通过行使诉权要求中介机构承担民事责任，公权力介入其中，那么在惩戒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恢复受害人利益的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秩序也得到一次又一次规范和调整。可见，民事责任的设置，对管理整个房地产市场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对相关立法的几点建议

要解决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带来的诸多问题，唯一标本兼治的办法就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国外房地产中介业务之所以发达、有序，就是因为其具有完备规范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美国为例，联邦有《联邦法》、《美国商业法典》、《反托拉斯法》等法律，各州也都已形成完备有效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业法规体系，包括一般法规、契约法规、各州的执照法、专业伦理法则、该州的相关法律等，其法律法规之完善、规定之详尽具体值得我们借鉴。我国香港地区通过了《地产条例》，全面监管地产中介业务的运作以保护消费者，由地产监管局负责巡查及服务的投诉。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中介服务人员只要违规或违反执业道德就会因情节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实际情况，建议立法应确立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国外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一般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如美国的执照制度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发牌制度，都严格限制入市机构和人员的标准和条件。⑤近几年，我国虽然也实行中介机构资质及执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但由于标准及条件规定偏宽，且监管机构把关不严，导致大量的低诉至机构及执业人员进入市场。为此，我国要通过立法对从业机构和人员分别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

（1）在机构资质管理方面，对注册资金、经营场所、业务人员等的设定要更加具体化，如明确规定房地产中介机构的注册资金要达到30万元以上，要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固定经营场所，专业技术人员要占总人数的50%以上。同时，划分不同等级资质的标准，规定其相应承接不同的标的、不同价值量和不同复杂程度的业务。如必须具备A级认证的中介机构才可从事涉外房地产中介业务。

（2）在人员资格管理方面，要创设执业资格制度，并严格标准，对学历、实务年限、业务知识、犯罪记录限定等要求都作具体规定。如必须达到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等专业水平有3年以上从业经验、无犯罪记录或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刑罚执行完毕满3年的方可从事进入房地产中介机构执业。

2、设立行业协会。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并通过行业协会制订了执业道德规范，对中介违规行为加以规范和限制。我国可借鉴国外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职业地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并提出正规化执业的具体要求，包括职业界定、业务范围、市场准入、培训、考试、考核、执业、再教育、运作方式、程序、行规行约、合同、收费等方面的规定。行业协会可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对不正当的中介行为进行处罚，如在本行业内部公告严重违规或严重缺乏资信的中介机构或人员名单，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执业以及开除出协会等等。

3、基于法定主义原则，明确规定房地产中介服务的禁止性行为。

笔者以为，应该采取列举加概括方式，将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禁止性行为明文予以规定，具体的禁止性行为如下：

（1）无证无照非法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2）非法转让、租借执业证书以及其他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行为；

（3）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服务机构执业；

（4）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

（5）利用工作之便“炒房”，从中赚取差价或者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6）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

（7）虚假与不实信息欺诈当事人；

（8）利用内幕信息，与自己交易或泄露信息于他人建议他人交易；

（9）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4、确立过错归责原则和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

过错责任是指因行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时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客观过错说，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规则、义务，那么即存在过错。在房地产中介服务中，中介机构从事违规行为一般都出于过错和重大过失。鉴于中介违规行为的特殊性，为避免诉讼中受害方对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举证困难，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倒置。只要中介服务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当事人就可以起诉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或过失，否则就应当推定其有过错，应当对受害方的损害承担责任。

当然，从公平原则出发，应当对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或抗辩事由作出具体规定：

（1）中介机构能够证明其在出具报告或签署文件前，对有关事项已作深入调查，并未违反有关执业规则，其有正当理由确信所提供的信息或技术是真实的且不存在重大疏漏。

（2）中介机构对政府有关部门或机构出具的正式文件的真实性不负调查义务。如法律文书或土地转让合同等。

（3）中介机构对其他专业人士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出具的报告或文件不负核查义务。

（4）中介机构能够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消费者存在主观过错，且损失是由该主观过错导致的。

（5）虚假或不实信息未对市场产生影响，情节并不重大的。

（6）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其他可以免责的情形。

5、建立中介机构法人责任制和业务失误赔偿制。为使这一制度得以落实，要规定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参加保险。一旦业务发生差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要分别用保证金、风险基金、保险金赔偿，根据各自责任的大小，法人和直接责任人可按比例分摊。如中介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中介服务人员进行追偿；如果中介服务人员为自己牟取私利、欺诈当事人等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6、明确损失赔偿范围。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发生后，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消费者带来损失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或违约责任。

违规行为范文篇2

一、保险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待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三德”教育，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家庭美德教育。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该行业的发展。保险人缺乏职业道德，就会出现以小团体或个人目的为核心，只顾及短期利益，不考虑企业经营风险，盲目杀价，产生诸如高手续费、低费率和提前支付无赔款退费等现象。保险中介人缺乏职业道德则产生包括越权和超范围业务、误导陈述、恶意招揽和保费回扣等现象。可以说保险市场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保险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关。这种现象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商业道德滑坡的大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保险行业缺乏自律约束机制有关。

二、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措施尚不到位。我国保监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在规范保险市场行为、完善保险市场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保险监管体系仍然存在部分盲区，在监管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工作重心失衡、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客观上为某些违规行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另外，某些不合理现象的产生，也暴露了监管部门行使职能的误区。当某些政策不符合微观经济单位的目标时，它们就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措施变相抵制或变通。我国目前对保险资金运用和费率等方面较为严格的非市场行为的限制，也是导致这些违规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吸收优秀人才，完善市场化的监管机制，培育公平、有序的竞争体系。中国保险业将逐步融入全球保险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转变思想，在具体监管行为的确定上应注意选择，不但要能管的住，更要使其充满活力。

三、部分政府部门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保险公司与政府机构有着某种特殊联系，渴望借助政府行政权力的心理使得保险公司面对政府的干预常常无可奈何。政府机构往往利用行政权力干涉保险公司经营，致使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部门插手事故定损的情况。同时，部分地区保险公司在展业过程中与政府部门联合发文，推行强制保险的做法也暴露了个别政府机构的权力寻租现象。政府的这些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经济体系下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充当政策制定者的同时又成了政策的破坏者。政府干预不但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还滋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范围应仅限于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政府经济职能中最重要的是要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市场秩序，保护平等竞争。

违规行为范文篇3

关键词语：期货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

主体结构

一、对交易所典型违规行为的剖析

行为之一：交易所为多空双方提供造市题材

行为之二：交易所定点交割仓库大规模拒收合格实盘以利多方或大规模收进补合格实盘以利空方

行为之三：多空双方力量失衡时，不利方大规模开仓，交易所用风险资金助其舞弊

二、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防范

（一）司法实践——对交易所诉讼地位的探讨

（二）期货诉讼——对纠纷举证责任的确认

（三）交易规则——确立其法律效力的必要性

三、结语

期货交易所是指依法成立的，不以经营为目的，履行交易所各项职责，按其章程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1990年我国诞生了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随后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许多期货交易场所。但是由于缺乏法律的相应控制及自身的规范管理，我国的期货交易所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失控、上市品种缺乏科学规范性、风险机制不健全、投机过度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期货乃至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1998年，按照国务院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对原14家期货交易所进行整顿和撤并，保留了其中的上海、郑州、大连三家交易所，并由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从而揭开了对期货交易所规范化管理的新篇章。

在现行的法律中，《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直接专门作用于期货交易所，明确其职权责任，维护期货交易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现了国家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督监管。然而，从相关的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涉及期货交易所行为规范的时候，往往只偏重于对交易所自身组织结构和会员管理的规定。对于期货交易所的违规行为，特别是针对违规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的界定与惩治呈现真空状态。诚然，国外鲜有发生期货交易所损害会员和客户利益的违规行为，这取决于外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发展和规范运作。但现阶段，我国的期货市场尚未成熟，因而不能完全排除期货交易所成员为谋求共同的利益而做出有损会员及客户利益行为的可能性。法律法规的漏洞无疑增加了交易所违规操作的隐患。

本文将列举期货交易所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分别就其权利义务关系加以分析，以期达到明确关系的目的。同时，针对期货法律实践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观点，希望能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对交易所典型违规行为的剖析

行为之一：交易所为多空双方提供造市题材

这一行为一般表现为交易所以召开研讨会、讨论会的形式营造交易活跃的气氛，使多空双方借机造市。

期货交易所作为交易活动的组织者，实际上并不介入交易流程。但是由于其承担着管理期货市场，市场信息的职责，因而在交易过程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它的某些行为会直接影响期货交易的走势。召开研讨会、讨论会本是期货交易所借助媒体向外界公开近期交易活动状况、预测未来走势的合法活动。然而，一旦交易所有纵容的故意，这种合法的行为就将成为大户操纵的手段之一。个别具有资金或现货优势的大户，可利用交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炒作，以造成期货交易活跃的气氛，诱使中小投资者盲目跟进，再凭借其资金或现货优势，操纵大盘或某一品种的期货价格，从而从中牟取暴利。

目前，我国期货交易的投资群体尚未成熟，除部分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投资者外，存在相当大部分的中小型投机者，这部分投资者的投资心理不甚成熟，极易被假象所诱导,成为大户操纵的牺牲品。故交易所的这种行为极易引发这部分投资者的投资盲从，导致期货交易的泡沫成分增加，严重的将会影响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影响现货市场的稳定。在我们关注这一行为的同时，应该将该行为与刑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一条关于“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有关规定相区别。该条规定：“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该罪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有编造并传播的故意，客观方面则应具有编造及传播虚假信息，扰乱期货市场的行为。而本文所论及的交易所提供造市题材的行为与上述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交易所通过各种会议所提供的信息并非必为虚假，甚至在大多数场合，此类信息都具有真实性；其二，交易所对于多空双方的造市行为未必有纵容的故意。应注意的是，这种“故意”是相当微妙的。一般交易所对于利用其的信息进行炒作的大户并不会与之达成任何明示的利?娣窒淼男椋皇遣扇∫恢帧澳怼钡奶龋萑萜湓焓心酥劣诓僮荨9蚀耍导胁豢梢酝ǔR庖迳系摹肮室狻倍云浣腥隙ǎ山灰姿恼庖恍形衔强赡芤鹞シㄐ形挠盏夹孕形?BR>目前，我国对于该行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行之有效的相应措施。但笔者通过对国外相关立法的研究发现，成熟的期货市场对此类行为已有了高度的关注，在各国立法中，对该行为的禁止并不鲜见。1922年颁布的美国《期货交易法》第四条b(B)规定：禁止“故意向他人制作或导致制作假报告或陈述”。香港《商品交易法令》第250章第6节第62条，关于不诚实交易的条款也规定：“任何人不得给商品市场中的商品交易蓄意制造假象或使人制造或自己蓄意做某事以制造假象”。可见，国外立法除禁止交易所或交易人员通过直接方式传播或制造假象外，还排除了以间接方式而制造假象的可能性。这证明，发达国家已预见到交易所这一行为危害性，而将之确定为禁止性行为。这一经验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行为之二：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大规模拒收合格实盘以利多方或大规模收进不合格实盘以利空方。

期货交易实际上可分别采用对到期期货合约进行实物交割和对冲手中期货合约来了结交易。实物交割(Delivery)是期货交易的最后环节，也是连接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的关键所在。现代期货投资者大都不以实物交割为最终目的，但据统计，期货交易的实物交割率仍占期货交易总量的2%—3%。正是由于实物交割，才使得期货价格能真实得反映现货商品得实际价值。从交易流程看，在进入交割阶段后，空方应通过经纪机构向交易所提出有关于交易品种、数量、质量的交割申请，经批准后，由交易所开具给空方入库通知单，空方凭单将货物运入指定的交割仓库，由仓库经质量检验合格后开具仓单，空方完成交货。因而，交易所的批准行为和定点仓库的收货行为直接影响到空方的交货的完成。由于我国现有法律对定点仓库的规定较少，无法有力的防范指定交割仓库与多空某方勾结，阻碍交货和违规交货的行为。因而无形中增加了结算风险。结算风险（SettlementRisk），又称交割风险，即交易对手无法按时付款或交货所造成的风险。

指定交割仓库(OrderedWarehouse),是由期货交易所指定的专门用于进行期货交易实物交割的仓库。指定交割仓库的上述行为一般表现为，指定仓库与在期货交易中具有资金或现货货源优势的多空一方相勾结，以拒收合格实盘或收进不合格实盘的方式，控制仓库中可用于实物交割的合格仓储量。该行为在客观上可导致多头逼仓，及引发空方违约现象。多头逼仓，又称逼空，是逼仓的一种表现方式。逼仓(MarketCorner),是指“期货交易者通过控制期货交易头寸数额或垄断现货可交割商品的供给来达到操纵期货市场价格目的的交易。”从期货交易实盘操作来看，多头逼仓往往是指多方大量买进近期月份的期货合约，使多头持仓量大于可交割的现货数量，并设法控制现货货源。在进入交割月份后，以要求实物交割为要价手段，逼迫空方在高价位平仓或以高价买入现货进行实物交割，故又称为逼空或压轧空头。由于我国的实物交割均在定点仓库进行，在进入交割程序后，空方（即卖方）须将现货运入指定仓库，经该仓库的质量检查并出具仓单后，交货才告完成。因而，仓库中储有的实际合格实盘数量，直接影响到可交割的现货数量。上述指定仓库的拒收合格实盘和收进不合格实盘的行为，在实际中导致了仓库中可用于交割的合格现货数量不足，从而人为的形成现货缺乏的现象。如加之具有现货货源优势的多方控制货源的行为，就会人为的抬高品种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空方的交货不能，就使得空方不得不以高价平仓认赔或以高价买入现货用以交割，多方就可以获得暴利，严重的甚至导致空方违约的后果。可见，这一行为导致了期货交易的价格形成功能的削弱，同时极大的增加了交易风险。

有风险就必须有防范的措施。由于指定仓库的与期货交易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那么，对于指定仓库违规操作而引起的损失，应该如何挽回呢？这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交易所指定仓库的行为其结果应该归结于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顺期货交易所和定点仓库的法律关系。依据交易惯例，对定点仓库的管理均由结算所（ClearingHouse）承担，鉴于我国目前实行期货交易所和结算所的合并制度，因而，实际上期货交易所承担着对指定仓库的管理。《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指定仓库由期货交易所指定。期货交易所应当与指定仓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指定该条文简单的理解为定点仓库与交易所有隶属关系。从机构设置来看，交割仓库与期货交割有关的业务进行监督管理。”笔者认为，决不可将定点仓库并非交易所的组成部分，它只是受其委托，在其监督下完成实物交割的场所，对交易所的指定，它有拒绝的权利。从定点仓库的选择看，往往以方便交易者为前提，而并不以交易所的所在地为限，可见，定点仓库并不依附于交易所。从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来看，《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双方以合同的形式确定权利义务。但该法对于双方所定合约的性质并没有予以确认。笔者认为，将?煤贤ㄐ晕泻贤衔室恕N泻贤奶卣骶驮谟谌艘员蝗说拿宕邮禄疃湫形峁榻嵊诒蝗恕＜谖夜潞贤ǘ砸娜贤识ǖ悴挚馐欠褚越灰姿拿宕邮禄疃⒉皇俏侍獾墓丶W钪档锰岢龅氖嵌ǖ悴挚獾男形峁晒榻嵊谄诨踅灰姿S捎诳突в攵ǖ悴挚獠⒉淮嬖谑导实姆晒叵担庋焕诳突咚系奶崞穑备眯形峁榻嵊诮灰姿保突Ь涂梢酝ü嵩本凸鞠蚪灰姿惺顾呷ǎ庥欣诰婪椎慕饩觥?BR>行为之三：多空双方力量失衡时，不利方大规模开仓，交易所用风险资金助其舞弊。

期货交易所为该行为时，实际上是违反了两种不同的风险防范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和交易保证金制度。在期货交易实务中，这是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容易混淆的制度。为保障交易安全，期货交易所在交易中，除承担提供交易场所的职责外，还承担着担保履行的义务，《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会员未能履行期货合约时，期货交易所应当按下列顺序代为承担履约责任：㈠动用违约会员的保证金；㈡动用期货交易所的风险准备金；㈢动用期货交易所自有资金。期货交易所以前款㈡、㈢项的办法代会员履约后，应当依法向该会员追偿。”风险准备金正是交易所从在交易中收取的交易手续费中提取的，用于担保履行的资金。因而，“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为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提供财务担保和弥补因交易所不可预见的风险所带来的结算亏损。风险基金的使用需要有交易所理事会或董事会的决定，并报证监会备案。”与之相对的，交易保证金（Margin）是会员向交易所、客户向经纪公司交纳的，用以保证其履约能力的资金。保证金按其用途又可分为初始保证金（InitialMargin）、追加保证金（AdditionalCover）和维持保证金（SubsistingMargin）。初始保证金，顾名思义是指开户之初即存入的履约保证金。而当交易过程中，保证金因履约或亏损而减少至最低限度时，客户和会员即被要求交纳追加保证金，这一最低限度即为维持保证金，通常是初始保证金的75%。但，无论是何种保证金，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完成。无保证金（或保证金不足）而开仓的行为实质上是透支行为。透支交易，是指客户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期货交易。透支行为又可细分为无保证金而交易，有保证金而多开仓，保证金不足而追加交易等。而本文所论及的交易所用风险资金助一方舞弊的行为又有其行为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该行为同时违反了两种不同的风险防范制度，在降低了客户和会员的履约能力的同时，也削弱了期货交易所的担保履约能力，增加了交易风险，不利于投资者的投资安全。

二、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防范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缺少了防范制度，那么它必将是不完整的。在期货法律实践中，法律法规的缺漏导致了司法的混乱。以下，笔者将对几个有争议的期货法律问题加以研究。

（一）司法实践——对期货交易所诉讼地位的探讨

期货交易中当客户由于交易所的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失时，最先采取的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加以挽救。目前以交易所为被告的案件主要有：⑴期货交易所主体不合格。如未经证监会、国家工商局批准设立；不具有境外经营业务而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等。这类案件在经国务院对期货市场的整顿后，已大为减少。⑵因期货交易所违规操作给客户或期货经纪公司造成损失。这类案件主要有：因期货交易所散布虚假市场行情或误导行为造成客户错误下单；按规定应予以平仓而未强行平仓的而造成损失的；因上市品种未获国家批准而造成损失的等等。⑶因期货交易所定点交割仓库违规，期货交易所承担责任的。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及的交易所违规行为之一即属于案件类型之⑵，而行为之三则正符合第⑶种类型的案件。

损失的最终承担者是客户，而损失的始作俑者却是期货交易所，那么，客户与期货交易所之间是否可以形成直接的诉讼法律关系就成了客户能否直接向交易所求偿的关键。对此，争议由来已久。综合各家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全盘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期货交易中存在两个合约，即交易所与会员之间的协议和客户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委托协议。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依据合同的相对性理论（theprivateofcontracts），“合同关系只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提出基于合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或合同诉讼，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既无依据合同向当事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或提出诉讼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因而，交易所与客户之间不可能形成合同之诉。同时该理论在李明良先生的论述下，又完善了对客户损害性质的认定——合同损害。他将交易所的行为致使客户期货交易的损害实质，定性为会员与客户之间合同的损害。从而，排除了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之间形成侵权之诉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通过诉权转移的方式，使客户的诉权转移给会员行使，由会员象交易所直接求偿的救济方式。

第三人说。此观点的赞同者多见于实践工作者。该观点将诉讼法上的第三人概念引入期货纠纷的解决。在承认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不存在合同关系，否认其可能成为客户提起的诉讼的被告的同时，折衷的主张交易所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进入诉讼。即客户以经纪公司违反委托合同为由对其提起合同之诉，并将期货交易所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从保护客户利益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的寻求对客户利益的保护。但笔者认为，从诉讼的后果看，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引入期货纠纷诉讼是有悖于现存的法律关系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的阐述中加以解释。

肯定说。此种观点的支持虽少，但很具有代表性。该观点主张在期货交易的特殊阶段——实物交割阶段，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由此引发的纠纷，客户可以直接将交易所列为被告。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同意第一种。对全盘否定说的合理性李明良先生在其著作中已有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不宜班门弄斧，现仅针对后两种意见提出反驳。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引入，是对全盘否定说和肯定说的折衷。笔者认为，虽然将交易所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能有利于对客户损害的赔偿，但从法理角度分析，此种做法利大于弊。原因如下：一、混淆了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其参加进去的一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它的介入是为支持本方当事人的主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取决于他所参加进去的一方当事人在纠纷中的地位以及该方是否应承担责任，而如果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也应该以参加进去的一方当事人的责任为限。因而，不难看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其所参加的一方当事人之间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再来研究由于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所引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精神，期货纠纷的处理应“坚持过错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在上述纠纷中，过错方为期货交易?凸驹诓僮髦胁⒉淮嬖谖ス嫘形蚨绻跃凸疚シ次泻贤商崞鹚咚舷匀皇怯惺Ч实模词姑闱课俳诨踅灰姿形桓娣降牡谌耍敲矗菸薅懒⑶肭笕ǖ谌酥贫鹊奶卣鳎笈薪峁厝换崦媪偃鲅≡瘢河删凸境械T鹑巍⒂删凸竞推诨踅灰姿餐械T鹑巍⒘秸呔悴怀械T鹑巍：苊飨裕蘼凼呛沃纸峁疾豢赡茉诒U峡突У暮戏ɡ婧捅；の薰淼木凸局溲扒笞罴训钠胶獾恪？杉铀咚辖峁矗薅懒⑶肭笕ǖ谌说囊氩⒉荒艽锏奖；た突Ю娴淖钪漳康摹4送猓灰姿形谌耍赡芤⑺咚铣绦虻蔫Υ谩T诮灰姿缘谌松矸萁槿氲乃咚细霭钢校灰姿ǔ4τ诒蛔芳拥谋欢匚弧6笔氯松昵敕ㄔ鹤芳咏灰姿脑颍⒉坏ゴ俊S械氖俏巳〉冒讣墓芟饺ǎ械纳踔潦欠ㄔ捍τ诘胤奖；ぶ饕宥缓侠碜芳印R虼耍市斫灰姿缘谌松矸萁胨咚匣岬贾乱幌盗械牟涣己蠊S屑诖耍收呷衔灰私谌烁拍钜肫诨跛咚稀?BR>对于肯定说，黄永庆先生在对“客户李某诉F期货经纪公司和T交易所期货交割违约案”进行评析时认为：在期货交易实物交割阶段，交易所的不作为已经构成违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诚然，期货交易的实物交割阶段有其特殊性，它是实现现货与期货交易的交叉点。但在这一环节，交易所与客户仍不存在任何的直接法律关系。交易所在交割环节中承担着组织、监督的职责，但该职责的受益者仍是会员。虽然会员并未进入交割，但期货交易尚未完成，即存的委托合同并未结束。因而，交易所行为的最终损害结果仍应归结于会员。那么在该案中交易所的行为该如何界定？实质上，交易所的该行为是限制实物交割的行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十七条第2款规定：“期货交易所不得限制实物交割的数量。”这就从法律的角度排除了交易所实际介入交割的可能性。因而，在该案中，客户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会员行使诉权的方式得到救济。而不应该将交易所列为直接的被告。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客户与期货交易所之间不可形成直接的诉讼关系，对于由于期货交易所的违规行为导致的客户损失，客户可以通过诉权转移的原则，将诉权转移给会员经纪公司行使，由会员向交易所直接求偿。在实行诉权转移时应注意的是，由于会员实际上处于交易所的管理之下，因而出于自身利益或碍于情面可能会怠于行使诉权甚至拒绝行使，故可以在法律上或在委托合约中赋予经纪商一项义务：在客户利益因交易所行为受损时，经纪商有义务应客户的请求向交易所提起诉讼。否则，视为经纪商与交易所共同侵害客户利益，双方共负连带责任。

（二）交易规则——确定其法律效力的必要性

目前，各国对期货交易所的管理，除国家立法指定强制性规范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依赖于交易所自律性的管理。我国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也认同了期货交易所为自律性法人。因此，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问题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国外立法大多赋予交易规则以法律效力，将之作为司法审判的准则。诸如美国《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法规》等都被作为具有相当法律效力的规范而运用于审判中。

我国目前对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尚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尽快确立其法律效力。将之作为处理期货纠纷案件的依据之一。

从期货交易的自身特点及其监管看，交易规则是目前我国交易及监管的依据，理应成为审案准则。期货交易不同于普通的商品现货交易。其交易对象是标准化的期货合约；大多数交易者的交易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实物而是为回避价格风险和获取风险投资利益；期货交易实行的是合约对冲和保证金制度；交易方式和交易场所也不同于一般现货交易……期货交易自身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现行法律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据。同时由于交易品种的差异，所遵循的交易规则就有所不同。以英美国家为例，金属交易就与其他商品交易的规则有着巨大的差别，如“在大部分品种和衍生工具的期货合约中，均要求在交割月中完成交易，但在金属期货交易中，则要求在交割日完成。”这一特征取决于交易商品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因而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成熟的期货市场将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奉为法律。

从交易规则的产生看，交易规则是期货交易活动参与人之间共同的约定，应该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对交易所会员来说，加入交易所就等同于承诺自愿履行交易所的规则。对客户来说，与经纪机构签订委托书时，也就明确了有遵守加以规则的义务。因而，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无论是对会员还是对客户，都有法律的约束力。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期货交易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中也指出：“处理这类案件应特别坚持以下原则——（四）坚持尊重当事人合法约定的原则。对于当事人约定只要其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期货交易的惯例，就可以作为处理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依据。”这一原则的确立，明确了交易所规则可作为解决期货交易当事人之间法律纠纷的依据。

从我国目前期货立法的现状及司法实践看，确立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在审理期货纠纷案件中的地位，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妥善处理，有利于期货交易监管和有序运作。我国期货市场走的是一条“先试点，后立法”的道路，与期货市场的发展相比，立法明显滞后。纵观国外的期货法律发展，期货法规大都伴随着期货交易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在发展之初，司法实践往往以自律规范及交易惯例为依托。我国目前尚处于期货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司法实践忽视期货交易规则，甚至轻易否定其效力，就会导致期货交易秩序的混乱。

当然，在确立交易规则之法律效力的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关于交易所规则的合法性审查问题。笔者认为，期货交易所规则作为自律组织的自律规范，只要按合法的程序产生，报中国证监会即为合法有效。中国证监会有权行使审查权。作为法院，尤其是地方法院，在审查期货交易所规则时应持谨慎态度。鉴于交易所规则的合法性涉及较强的专业性，且有关社会稳定，建议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证监会及期货业内专家共同组成权威性的专门机构审查。

（三）期货立法——对纠纷举证责任的确认

在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诉讼中，必然涉及对交易所违规行为的举证问题现有的期货法律中，并未涉及对纠纷举证责任的规定。仅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中规定：除“客户主张经纪公司未入市交易，经纪公司否认的，应由经纪公司负举证责任”外，一般应当贯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笔者认为，我国期货立法有必要确立期货纠纷诉讼的特殊举证责任。

让我们针对前文所提及的两种违规行为加以分析。行为之一具有十分明显的隐蔽性。其隐蔽性在于它以合法的表现形式达到了不法的行为结果，而作为客户在通过经纪商进行诉讼时，根本无法就交易所是否有纵容大户造市的故意进行举证。同时，也无法就交易所在各类会议中的信息的真实性及可信度作出专业的认定。从而无法举证交易所对客户损失是否负有直接责任。在研究行为之二时，我们发现，如要判断指定仓库的前述行为是否违法，将涉及两个基本的行为要素的认定：即定点仓库的质检行为是否合法和是否存在与大户勾结的嫌疑。显然，要求原告对此举证是不合理的。因为，对前者的认定须有相关的内部凭证和质检记录加以佐证，甚至需要重新聘请权威质检部门进行鉴定。这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后一种行为要素，由于“勾结”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除当事人外，第三者很难了解其内幕，因此原告也很难承担举证责任。可见，由于交易所违规行为本身具有专业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在期货交易中，信息来源均来自于经纪公司和交易所，客户根本无法掌握操作、执行中的具体情况，更无法调取内部资料。所以，在此类由交易所违规行为所导致的诉讼中，由被告举证更符合公平原则。从公平的角度看，客户相对于经纪机构，会员相对于交易所都处在弱势地位，由弱势方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而，笔者主张应确立期货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违规行为范文篇4

一、文献回顾

影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层面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因素，以往的文献大多从正式制度层面进行考察[1]，关于后者的研究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可以概括为公司的社会资本、公司所处的宗教环境、公司及社区文化、高管的个人特征、媒体关注等方面。蒋尧明和赖妍[2]认为社会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抑制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产品市场竞争会阻碍这种作用。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产品竞争越激烈，其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越高。总部设在宗教信仰高地区的公司倾向于较少的违规财务转移行为[3]。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会抑制其违规的倾向，媒体监督的效果将随着上市公司违规频率的增加而上升[4]。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违规行为，但公司成长性会阻碍这种作用[5]。董事个人特征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区人们之间的信任越强，公司发生违规的概率越低，董事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的“老乡”关系会增加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6]。上市时间越长的公司，外籍董事对其违规行为的约束力越弱[7]。聘用法律和注册会计师背景的董事反而会增大上市公司违规的倾向[8]。高校官员型独立董事会抑制其公司的违规行为，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对其公司具有监督作用[9]。社会互动理论认为，某些社会经济环境中，行为人的选择可能部分地由家庭、同侪群体或者种族群体等社会效应决定，个体的行为和结果受到同群者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因此，腐败群体内部乃至社会范围内流行的各类引发腐败的潜规则，可能影响公司的运营环境，通过影响管理者的价值观而作用于企业的违规行为。本文研究区域腐败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期望能丰富反腐败领域的研究文献，为监管部门的决策提供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区域腐败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与研究假设。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环境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个体，上市公司所处的生态系统由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其中的社会环境、文化以及亚文化被称为宏观系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了人的行为。公司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是影响其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做出决策时所依据的认知、态度和知识归根到底来自管理者所处的文化环境。腐败文化作为一种与主流文化相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其行为模式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流行。腐败文化依其主体之不同可分为腐败的政治文化、腐败的商业文化、腐败的职业文化、腐败的组织文化。腐败亚文化是在腐败的社会群体中盛行的潜规则和意识形态，是滋生腐败文化的土壤，具有代际传递性[10]。公司高管的祖辈所在国家或区域的腐败文化可能影响其文化信仰和价值观[11]。文化层次理论认为，文化由国家文化、区域文化、社会阶层文化和组织文化多个层次构成。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着显著的价值观差异，文化对公司内部人产生非正式约束，对公司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腐败亚文化通过在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传播作用于公司关键决策者；公司的关键决策者通过聘用和吸引类似信仰的员工来创造和传播企业文化[12]。当公司固有的行为倾向形成公司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和信念时，腐败将通过影响企业文化而作用于公司的行为。因此，本文假设：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与公司所在区域的腐败程度呈正相关。相较于市场化进程低的区域，市场化进程高的区域理论上拥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正式制度以及执行机制。然而区域腐败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同群效应”，主要通过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培育不良的企业文化，致使企业倾向于违规经营行为。关于市场化力量如何影响区域腐败对违规行为的作用，学者提出了两种观点：“权力持续/精英循环”和“权力转移/精英再生”。“权力持续/精英循环”认为，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旧体制下的精英阶级的社会资本优势逐步增强，使得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精英地位得以循环，包括道德规范、信任等的社会资本以一种非市场力量嵌入市场化机制中，使得社会资本对违规行为的作用被市场化力量加强，进而阻止腐败的政治文化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无法培育不良的企业文化，从而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权力转移/精英再生”认为，旧体制下的精英地位伴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增强而减弱，从而产生新的精英阶层和分层机制，该观点强调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精英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减弱。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一些良好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行为，既然丧失了社会资本的优势，便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某些地区腐败的作用力覆盖了制度的制约力，产生了社会认同的大众性与习惯性、文化环境压力下的逆淘汰性，腐败的文化培育不良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更容易违规经营。因此有理由预测区域腐败对违规行为的影响被市场化力量加强，为了检验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区域腐败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区域腐败程度对违规行为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二）政治环境与税费负担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和研究假设。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律法规、行业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认知。组织运行是否良好主要取决于这三个维度对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性”的感知和支持，组织和其中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技术性环境和外部的制度性环境。中国企业内生于政府对市场拥有强大干预力量的制度环境中，因而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环境包括政府干预、政府效率和官员的廉洁守法。不同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尽相同，各地区政府的干预程度、政府效率以及官员的廉洁守法有较大差异[13]。有时甚至会发生政府干预越过法律的情况，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强会使得法律无法顾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14]。制度理论认为，努力满足制度环境的要求是组织最重要的使命，组织成员间共同的承诺和一体感是通过体制化的方式来建立的，由此得到群体的正当性以及制度环境的支持，从而使组织得以存续。因此，同一个社群里的组织，有越来越相同化的趋势。上市公司内部人的政治关联度越高，上市公司越易发生违规经营行为，违规后被查处的概率越低[15]。因此，本文假设：H3：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政治环境指数影响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税制因素是公司运营环境的构成要素。如果税收征管不力，提高税率有可能滋生更为严重的内部人利益侵占。对于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提高税率很有可能会增加公司内部人为了控制权私利而将本应属于政府的部分税收收入据为己有的概率[16]。从比较静态的角度，FRIENDSOFACCOUNTING公司治理短期内税制改革减少了企业投资活动的税收负担[17]，企业税负越低，通常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的政治支持也越多，面临的政府监管也更为宽松，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18]，从而提高自身市场竞争优势，那么其面临的经营压力也较小，盈余管理的动机也较弱，因此，低税负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的盈余管理水平，税负较高的企业盈余管理越多的结论在正向或负向盈余管理的样本中均成立[19]。税负较重的企业有动机通过违规行为达到避税的目的，另外，它们的“政企关系”相对更差，从政府处获得的资源也相对更少，在获取良好业绩表现、获得再融资资格以及维护上市地位方面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于是有更多的违规倾向。因此，本文假设：H4：税费负担较重区域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违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12—2016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源，并对初始样本作以下筛选：（1）剔除ST和*ST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业公司样本；（3）剔除所需相关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样本。根据研究设计的需要，为了减少极端值对logit回归的影响，本文使用Winsorize方法对连续变量在0.01水平上的极端值进行了处理，最后得到10103个观测值。本文使用Stata14.0对样本数据作回归分析，样本数据中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金融资讯数据库。（二）变量选择。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使得观测真实的数据几乎不可能完成，以往文献通过国际组织对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结果来度量腐败程度。主观度量方式包括：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和行贿感知指数，国际商务组织公布的一组反映各国腐败程度的指数，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包括的一个腐败指数等。然而，调查信息所得到的腐败指数其真实性有待商讨[20]。另外，腐败指数的公布可能影响公众对腐败的主观感知，恶化之后调查的可信度，因此，主观度量方式得到的腐败指数其真实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由于主观数据的固有缺陷，后期的学者主要采用客观度量方式。客观度量方式包括：通过实际发生的腐败犯罪率来度量腐败程度，以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类犯罪案件即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立案数占公职人员数的比例[21]来度量腐败程度。考虑到实际腐败官员数与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腐败官员数之间的差异，相关文献指出以立案数代替实际发生数衡量犯罪率不会导致估计偏差的问题[22]。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区域腐败程度，借鉴现有文献，以省份和直辖市为区域划分标准，以公司总部所在省（市、自治区）代表公司所在区域，以该区域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侦查的职务类犯罪案件数与当地公职人员数的比值来度量区域腐败程度，进而从《中国检察年鉴》中手工收集2007年至2016年各省级检察院向省人大提交的职务类犯罪案件总立案数，从《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收集当地公职人员数（年底数），各区域腐败程度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三）模型设定。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且只有两种取值即违规或者不违规，所以选择logit模型，为了检验假设H1，借鉴杜兴强和熊浩[7]的研究，构建研究模型（1）：MIS=α0+α1COR+α2MKT+α3LISTAGE+α4FIRST+α5BIG4+α6ROA+α7SIZE+α8LEV+α9INSHR+α10DUAL+α11GROWTH+α12INDEX+ε（1）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见表2。为检验上市公司的外部政治环境和当地税费负担对违规行为的影响，借鉴彭茂和李进军[23]的研究，构建研究模型（2）：MIS=α0+α1GOV+α2TAX+α3STATE+α4LISTAGE+α5FIRST+α6BIG4+α7ROA+α8SIZE+α9INSHR+α10DUAL+α11INDEX+ε（2）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见表3。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1.各年样本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划分为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其中，信息披露违规包括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其他）、一般会计处理不当；经营违规包括欺诈上市、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操纵股价、违规担保等。相关数据取自国泰安《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各年样本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表4显示2012年至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以及信息披露和经营同时违规分别占违规公司总数的86.2%、6.8%和7%，可以看出，在上市公司的违规类型中，信息披露违规占大部分。由行为经济学不一致时间偏好理论可知，公司内部人在违规收益和未来的处罚之间比较，上市公司内部人本可以进行长期的计划，但由于“短视”认知偏差，内部人会因为短期的利益，对未来的代价产生偏差，作出进行违规行为的决策，最终进行虚假的信息披露。分析样本中各区域上市公司违规占比和各区域的腐败程度指数，其中，违规占比是指各区域违规上市公司数占该年度违规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从各省的违规公司占比看，青海、宁夏、内蒙古的违规率较高，这可能与其上市公司数量少有关。各省的违规公司占比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违规占比要低于其他省份，作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重庆和天津的违规占比高于北京和上海，说明北京和上海的违规治理水平可能更高。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5可得，违规概率变量的均值为0.1332，说明在样本范围内，大约13.32%的上市公司受到证监会的违规处罚，该比例超过了稀有事件的比例，故不进行稀有事件偏差的检验。区域腐败程度的均值为3.092例/千人，由表1各区域腐败程度及其排名可知，该指数排在平均水平。上市年限的均值为10.67年。（二）回归结果分析。1.模型（1）全体样本及分组样本的logit回归结果分析从表6可得，区域腐败程度变量COR与公司的违规概率变量MIS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1641，Z值=5.39），验证了假设1，即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容易发生违规行为。原因在于腐败程度较高的区域，一方面腐败的政治文化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培育不良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破窗理论认为环境中存在不良现象却放任不管，同区域的其他公司观察到违规行为所带来的成本和代价很低时，会倾向于模仿和跟从。这种情况在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更明显。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违规倾向。由四大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规模越大、资产收益率越高以及公司成长性越高，公司违规概率越低。依据每年市场化进程的高低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市场化进程指数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年）》一书中的市场化指数，若当年的市场化指数低于中位数，则为市场化进程低组，否则为高组，市场化进程高组和低组的样本数分别为5148和5073。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组和市场化进程较低组，区域腐败程度COR与MI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86和0.1092，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区域腐败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组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组更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市场化进程加快使得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优势伴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增强而减弱，从而使社会资本通过良好道德品质影响人们行为的优势丧失，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腐败的文化又培育不良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更容易从事违规经营行为。2.模型（2）全体样本及分组样本的logit回归结果分析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得，政治环境指数与上市公司的违规概率变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0.388，Z值=-1.74），即上市公司所在地官员廉洁守法、政府效率越高，上市公司越不容易发生违规行为。同时，上市公司所在地税费负担的增加会诱发违规行为。公司规模越大、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均能抑制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列（2）国有企业子样本中，国有企业的违规变量回归系数更大，且与违规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易发生违规，综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3.稳健标准误检验由于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非常接近，所以不用担心模型的设定问题，从汇报概率表（囿于篇幅限制，未能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笔者索取）中得到，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违规的概率是由其他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67.84%，说明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发生违规的概率更低。上市年限每增加一年，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就会增加1.42%，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比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公司违规的概率高8.49%。国有企业违规的概率是非国有企业违规概率的61%，即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违规的概率更低，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发生违规的概率更低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违规概率更高同样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腐败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容易发生违规行为，这种情况在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越明显。由于市场化进程加快使得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优势逐步减弱，使得社会资本通过良好道德品质影响人们行为的优势丧失，滋生腐败进而产生不良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更容易从事违规经营行为。对研究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区域腐败通过影响公司的运营环境作用于公司关键决策者，关键决策者通过聘用和吸引类似信仰的员工来创造和传播企业文化。当公司固有的行为倾向形成公司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和信念时，区域腐败将通过影响企业文化而作用于公司的行为。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政治环境对公司的违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税费负担越重，其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越高，另外，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易发生违规。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内生于政府对市场拥有强大干预力量的制度环境之中，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政府的廉洁度越高，拥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的企业发生违规的概率会越低。考虑到税收因素在现代公司投融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税收负担越低的上市公司，面临的政府监管也越宽松，经营压力越小，因此，实际税负越低的企业发生违规行为的动机也越弱。税负较重的公司一方面有动机通过违规行为进行“避税”，另一方面，它们的“政企关系”相对更差，从政府处获得的资源也相对更少，在获取良好业绩表现、获得再融资资格以及维护上市地位方面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因此，税负较重地区的企业有更多违规倾向。

违规行为范文篇5

关键词：文化；旅游；经济；违规行为；创新治理

一、引言

文化与旅游是重要的幸福产业，文化与旅游消费则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重要需求。随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市场融合，越来越多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旅游景区、文旅综合体被打造出来，备受人民群众的青睐，成为节假日出游的观光游览目的地。但令人深思的是，随着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诸多潜在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经济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行业发展的整体形象。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也相继对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违规行为进行了大力整改，肃清行业乱象，为文化与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发展分类与关系

（一）文化产业的基本分类与关系

文化这一词汇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宽泛，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生活形态、人们的精神思想面貌、特殊的地域属性等都是文化的基本范围。随着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逐渐崛起，并且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与经济范畴被社会所认可。随着文化领域快速发展，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助推，其发展分类逐渐变得明确，大致被区分为文化核心领域和文化相关领域两大分类。文化核心领域主要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制作、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而文化相关领域可以概括为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经济领域。总体而言，文化产业的分类已经清晰地诠释出文化所具备的商业属性和基本特征，从文化产业的诸多分类可以看出，文化领域的经济形态具有多样性、惠民性、教育性等特点。

（二）旅游产业的基本分类与特点

旅游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是融合多产业的集合体，包括游客出游过程中“食、住、行、游、购、娱”六大基本要素。旅游产业具有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服务属性，具有极强的资源整合性，为游客提供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并且遵循旅游行业的市场规范和规章制度，兼顾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旅游行业经济违规行为，要针对具体的市场要求和行为准则，予以严肃处理，才能规范市场秩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旅游服务。旅游产业分为旅游业与旅游相关产业两大类，其中旅游业包括旅游出行、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游览、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综合服务；而旅游相关产业的内容则包括旅游辅导服务、政府旅游管理服务等。旅游产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关联性、辐射性以及产业带动性，因此，旅游经济具有其本身的复杂性特点。

（三）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的相互关系

文化与旅游业进行了高度的产业融合，将两个领域的资源进行优势重组，形成产业的升级，打造出现代新兴文化旅游产业经济业态。一方面，从文化与旅游的经济属性入手，提升二者之间的有效融合性，使得旅游市场的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化、品质化。另一方面，从文化与旅游的商业属性入手，推动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更提升了“文旅”经济行为的市场兼容性；另外，由于旅游市场经济融合了文化的内容元素，使得“文旅”相同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特殊的行业特征，“文旅”领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如从业者自身综合素养较低、行业监管制度缺乏统一标准体系、后期市场监督执行力度不足等，这些问题导致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违规行为极为普遍，对该领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文化与旅游领域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与旅游是共生、共建、共享的关系网络，其融合可以带动社会其他相关经济业态全面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判断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依据之一。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违规行为的治理管理能力，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推动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违规行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文化与旅游属于人员密集型第三产业，需要众多从业人员对游客进行服务，因其大多数服务内容较为基础，技术含量不高，国家并未对所有从业人员设置考核和准入机制，如旅游景区服务人员、食宿服务人员等，均无需相关部门进行考核准入，导致其从业人员门槛较低；同时，后期市场也缺乏相应的监管体制对这部分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各种低端、劣质服务充斥文化与旅游市场，为市场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大数据数字化监管系统欠缺

当前，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处于高速运转的大数据信息时代，大数据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与旅游领域的经济活动中。据了解，当前文化与旅游行业的信息化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交通出游、酒店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文化演出等消费项目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提前预订，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的出游需求。但是，从文化与旅游行业的市场监管层面来看，大数据数字化的监管体系构建缺乏一定的完善性，文化与旅游经济违规行为的监管并未形成全国性的联网大数据体系，甚至很多地区连当地网络都未曾对存在失信、违规的旅游从业人员和商家进行监管、惩处、公示，同时也没有统计相应的数据资料，导致这部分存在经济行为违规的人员和商家依旧在市场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由于缺乏监管，他们的违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成为各地区文化与旅游市场发展的潜在隐患。

（三）地方旅游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合作

由于文化与旅游市场乱象丛生，很多文化与旅游经济违规行为被游客通过网络、电话投诉等方式向有关部门检举，异地投诉更为普遍。近几年互联网新媒体平台高速发展，信息传播打破地域的局限，受害游客开始通过新媒体对旅游从业人员、景区景点商家、景区景点工作人员的经济违规行为进行曝光，一经互联网传播发酵，则会对当地旅游市场造成严重恶劣影响，给予地方旅游监管部门压力，促使其不断加强旅游经济违规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但是，旅游活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跨地区的旅游服务则需各地方旅游监管部门之间协同合作，共同治理。但同样的文化与旅游经济违规行为，各个省份和地方之间的旅游监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大为不同，监管的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如此则会阻碍经济违规行为的行政监管，导致执法不公的情况发生。

四、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违规行为治理之创新

（一）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与监管力度

文化与旅游领域的经济违规行为通常来自不同的主体，其中，部分经济违规行为来自旅游从业人员，包括导游人员、景区酒店与商家从业人员、景区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等。一方面，相关部门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缺乏严格的规定，虽然导游要求持证上岗，要求具有相关的导游从业资格证书才能从事导游活动，但其他岗位的从业人员则缺少准入门槛，服务能力和综合素质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对从业人员行为监管力度不足，如导游在带团期间所发生的违规行为缺乏严格的监管，虽然目前针对不同的违规行为，旅行社和地方旅游局会给予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但是由于文化与旅游经济违规行为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部分导游依然铤而走险继续从事违规的导游活动，形成一股收受回扣、敲诈勒索的恶劣风气。另外，景区内经营的商家，也存在许多虚假宣传、恶意引导消费的违规行为，一直未被完全取缔，成为旅游市场的顽疾。例如：某古城景区每年都陆续曝光多起商家和导游共同诱骗游客消费，分取高额回扣的恶性违规行为，2020年，某旅游景区酒店工作人员就通过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披露民宿老板和商家串通，通过提前获取游客个人信息，诱导消费翡翠、银器、普洱茶等高价旅游产品，民宿老板收取高额回扣。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旅游从业人员不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商家要构建全国行业信誉服务标准分，若达不到行业规定的分数，予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加入导游、商家全国从业人员信誉查询大数据中心，加大监管力度。

（二）加强互联网大数据监管系统优化创新

在文化与旅游经济违规行为创新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借助现代互联网科学技术，利用大数据对各地区旅游违规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第一，构建全国导游人员违规行为大数据查询中心，对有不良记录，存在违规行为的导游人员，进行通报批评，保留不良违规记录，只有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保留从业资格证。第二，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全国各个景区范围内的酒店商家、餐饮商家、其他工艺品销售商家，存在诱导消费、贩卖游客个人信息、收取高额回扣的经济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记录，予以全国范围内的通报批评，建立商家旅游违规行为数据档案，永久保留商家和从业人员个人违规行为记录，同时进行严格的经济处罚。第三，将旅游过程中，游客出现违规行为的记录，上传到全国大数据通报批评中心。

（三）地方旅游监管部门之间形成协同合作创新模式

文化与旅游领域经济违规行为需要各地区旅游监管部门加强协同合作，创新治理模式，形成统一监督管理合作体系。第一，统一导游人员培训考核的标准及要求，长久以来，由于导游从业资格证书授予地区的不同，培训和考核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导致不同地区导游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具有差异，但不同地区授予的导游证书却可以全国范围内通用，如此则不利于从业人员的监管。第二，旅行社要加强监督管理，对“不合理低价游”等劣质团队要予以严厉打击，一旦出现低价团强制消费、敲诈勒索等违规行为，旅行社将承受重额罚金，以及吊销营业执照，旅行社负责人接受严厉处罚的监管力度。第三，各地区旅游监管部门应形成统一的网络管理大数据平台，可以提供异地投诉、异地退还高额假冒伪劣旅游商品（银器、玉石制品、茶叶、工艺品等）的功能。各个省市旅游景区构建统一投诉、监督网络服务体系。

（四）加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习俗保护

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被新闻媒体报道，有部分导游不顾职业操守，罔顾人伦，把一些宝贵的地方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文化习俗等，通过恶意曲解、造谣、污蔑等形式进行传播。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顾其他民族的尊严，也不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就进行恶意传播。相关部门要加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对侵害、恶意侮辱、亵渎少数民族文化的行为要予以严厉的处罚。例如：在云南省某景区，世代居住的摩梭人至今保留着“走婚”的习俗，但是有些导游为了博人眼球，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恶意歪曲摩梭人婚姻习俗，并且带着极强的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甚至还有当地的一家演艺机构，以摩梭人的“走婚”习俗为线索，在景区公开演出带有极强性暗示的舞蹈，引起了社会关注，随着网络舆论的增加，当地相关部门不得不查封了这家演艺公司，叫停了舞蹈“走婚”。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来说，文化与旅游领域的经济行为已经碰撞出多元化的产业融合现象，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必经发展之路。文化与旅游行业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的内容极为宽泛和复杂，在此过程中，不仅对该行业经济行为的市场监管需要一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同时对其经济违规行为的治理也需提高监管力度。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的科学技术，同时创新文化与旅游经济行为违规治理措施和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清除行业毒瘤、肃清行业发展环境、提升文化与旅游行业专业服务水平。一方面为我国文化与旅游行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提升整体行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化与旅游行业经济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加强市场监管制度，为消费者的旅游出行提供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陈晓芳,薛兵旺.文旅融合背景下旅游市场协同治理研究[J].学习与实践,2022(09):136-140.

[2]周湘鄂.文化旅游产业的数字化建设[J].社会科学家,2022(02):65-70.

[3]刘红春,李顺彩.协同治理: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新路径[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1):128-136.

违规行为范文篇6

【主题词】房地产中介服务违规行为立法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的概况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人员的种类

（二）中介违规行为概述

（三）有关规制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的立法现状

三、确立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民事责任的法理学基础

（一）这是“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原则的体现。

（二）从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关系上看，民事责任具有独立性。

（三）从民事责任的功能看，民事责任具有补救功能、重罚功能和管理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多重功能。

四、对相关立法的几点建议

3、基于法定主义原则，明确规定房地产中介服务的禁止性行为。

笔者以为，应该采取列举加概括方式，将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禁止性行为明文予以规定，具体的禁止性行为如下：

（1）无证无照非法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2）非法转让、租借执业证书以及其他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行为；

（3）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服务机构执业；

（4）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

（5）利用工作之便“炒房”，从中赚取差价或者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6）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

（7）虚假与不实信息欺诈当事人；

（8）利用内幕信息，与自己交易或泄露信息于他人建议他人交易；

（9）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4、确立过错归责原则和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

当然，从公平原则出发，应当对中介机构的免责事由或抗辩事由作出具体规定：

（2）中介机构对政府有关部门或机构出具的正式文件的真实性不负调查义务。如法律文书或土地转让合同等。

（3）中介机构对其他专业人士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出具的报告或文件不负核查义务。

（4）中介机构能够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消费者存在主观过错，且损失是由该主观过错导致的。

（5）虚假或不实信息未对市场产生影响，情节并不重大的。

（6）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其他可以免责的情形。

6、明确损失赔偿范围。

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发生后，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消费者带来损失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或违约责任。

违规行为范文篇7

关键词：证券公司；违规行为；内幕交易；内部控制

一、引言

近年来，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层出不穷，对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与诚信建设极为不利。证券公司的道德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违规行为将加剧股价波动，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减弱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与客观性。究其原因，主要是证券公司治理结构与内控制度不完善，在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同时没有同步提升其风险意识与控制能力，甚至为追求暴利，铤而走险地进行了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等违法活动。随着证券市场的深化发展，在金融产品衍生化、资产证券化、业务流程复杂化、部门间跨墙作业频繁化的背景下，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也更具隐蔽性、多样性、复杂性和传染性，这就倒逼证券公司强化违规风险管理，使合规管理转向精细化。[1]证券公司为防范违规行为的发生，应务必增强社会责任感，全面加强内部控制。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违规的典型案例以资借鉴。

二、近年来证券公司屡屡发生的违规行为

（一）在新股发行中出具虚假的保荐书

在新股发行中，只有相关的发行信息真实可靠，才能对新股形成相对合理的定价。若证券公司出具虚假的保荐书，则投资者必会受骗，进而可能造成投资损失。平安证券公司在推荐海联讯首发上市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对其申请文件未按规定进行审慎核查，未能发现其虚构收回应收账款和虚增收入。这包括截至2009、2010年底和2011年中，海联讯分别虚构收回应收账款1429万元、11320万元和11456万元。在核查货币资金和现金流量时，平安证券没有整体性地核查报告期其货币资金的余额及发生额，只收集了报告期最后1个月的银行对账单，且没有重点核查大额资金的流入情况；在核大合同（金额在300万元以上）时，对海联讯2008到2011年中签署的47份，仅收集了2010年度以前的22份，遗漏比例很高，且没有核实所获合同的真实性。虽然证监会认定相关人员韩长风、霍永涛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期限5年），但是对证券发行市场影响恶劣。这凸显出证券公司社会责任感不强，对保荐代表人管理不善。投资者基于虚假信息进行的投资难免危如累卵，也破坏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与证券市场的信任。

（二）在流通市场上进行内幕交易

证券公司的内幕知情人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和利用对市场有较大影响的非公开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破坏了市场交易的公平性，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使得证券价格缺乏时效性和客观性。2013年8月16日上午，光大证券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180ETF成分股，实际成交72.7亿元。其后，在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下，光大证券通过做空期指、卖出ETF等方式对冲风险，构成了内幕交易。其影响极坏，广大中小投资者在事件爆发3个多小时后才知道真相，而在此时间段光大证券在股指期货上大量卖空，加上现货市场的冲高回落，使得相关投资者损失惨重。证监会2013年8月末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对相关四位决策责任人处以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并没收光大证券非法所得8721万元，并处以5倍罚款，共计5.2328亿元。2015年9月30日下午，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在上海相关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并作出了一审判决，有6名投资者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获法院支持，获赔金额将近30万元。从上述案例可见，证券公司风险管理存在明显真空区域，应对突发性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部分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不够科学严密，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协同分工机制，尚未在券商整体层面上形成抗风险的合力，尚未形成长效性的补缺防漏系统。

（三）对客户未按规定审查身份，未切实防范客户违规交易

证券公司按规定了解和审查客户身份是防范客户带来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若客户身份真实可靠，行为可监控，那将有利于防范客户借用证券通道进行违规交易活动；反之，将为客户进行违规交易大开方便之门。2015年9月11日中国证监会认定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方正证券涉嫌未按规定审查客户真实身份，新增下挂子账户，它们对外部接入的恒生HOMS系统、铭创系统、系统等第三方交易终端软件未进行软件认证许可，未有效管理外部系统的接入，没有保证交易终端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一致与可读，也没有对客户身份进行有效的回访和检查。因此4家券商合计被罚没2.41亿元左右。其中，责令海通证券改正违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没收违法所得2865万余元，并处以8595.9万余元罚款；对该公司零售与网络金融部原任总经理丁某及邹某、宁波百丈东路营业部前台负责人高某给予警告，并分别罚款10万元。由此可见，这些证券公司为违规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应当认识到重视扩大业务的同时不能轻视防范风险。

（四）证券公司内部人员进行的市场操纵或违规交易

证券公司内部人员往往有信息优势、专业优势与资金优势，他们可能借职务之便进行非法交易以牟取暴利。这既侵害到证券公司的声誉与业务拓展，也破坏了市场秩序与健康发展。近年来有的券商内部人员利用账户关联隐蔽化，可能利用无任何身份关联的融资账户或者多地多点布局、多账户分工合作以实现操纵，手段包括连续交易、“抢帽子”交易、虚假申报、反复撤单以及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股价等。例如，2006年9月至2009年4月期间，叶志刚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他在将其所写研究报告发送前，利用本人及所控制的刘某、任某某证券账户，多次买入他所推荐的“G机电”等多支股票，并在其报告发送之后卖出那些股票，以此操纵市场并从中获利。之后，他被证监会没收违法所得325,787元，并处以100万元罚款。违法分析师往往先自行买入相关股票、在其自己的研究报告后的当天或第二天卖出股票以反向交易获利，这与客户利益相冲突；他们往往也违反了《证券法》第43条关于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规定。这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原则，也不利于构建诚信市场。

三、证券公司强化违规风险管理的具体策略

（一）在发行保荐业务中要勤勉尽责，审慎核查

在推荐股票首发上市过程中，对于申请文件既要有整体性的评估，也要有具体项目的真实性审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收集相关证据，包括工商登记资料、重大合同、资金往来、对外投资、对外采购与销售、工程项目、固定资产的真实性、关联交易的比例与合法性以及盈利预测的可靠性。然后，核对相关历史账目与交易往来，对其前景作出合理的预测，重点警示出相关风险。国家监管机构对于欺骗上市的行为务必严惩不贷。例如万福生科造假上市，这对于为之保荐的证券公司自身的信誉，对于建设诚信股市均危害极大。保荐人平安证券2013年5月21日遭中国证监会警告、没收其在万福生科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2555万元，并受到5110万元的罚款，同时其保荐机构资格被暂停3个月。平安证券后来出资3亿元成立专项赔偿基金，先行偿付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因万福生科虚假陈述而遭受的投资损失，以此弥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为防范于未然，证监会要强制要求证券公司进行警示教育，完善对保荐代表人的引进、培训、监管与跟踪评价及相关激励制度。证券公司引进与评价保荐代表人务必以德为先，注重实效，强化提升技能，实施制度化的奖优罚劣。

（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面完善内部控制，严防内幕交易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内部信息沟通，及时进行准确的信息披露，这有利于减弱市场上普通投资者和中介机构信息不对称程度。证券公司，特别是上市的证券公司应当及时公布一些重大事项，以营造证券市场公平的投资环境。可以学习美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态度，2012年8月1日，美国骑士资本集团(knightcapitalgroup)由于高频交易软件系统故障，导致交易量激增，令148多支股票异常波动，导致该机构损失4.4亿美元左右，就在股市投资者和交易员搜寻原因之时，骑士资本立即发表声明，披露了事件成因，防止了事件恶化。在观念上，证券公司要断绝以内幕交易获取暴利的思想，还需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部门与人员之间的互相监督，严防内幕交易。在制度上，证券公司要加强完善信息隔离墙制度，做好“限制名单”与“观察名单”的管理工作，并通过培训与教育增强员工的合规意识，提高相关业务部门的执行力。[2]在手段与方式上，证券公司总部可以充分利用基于网络的非现场稽核审计系统，运用可量化的风险控制模型对重点业务实施实时监控。对于相关内幕人员要加强教育、加强行为监控，严守内幕消息以防泄露，防止直接或者间接地进行内幕交易。加强对关键岗位人员持有股票、证券交易和上网行为的管理，注重相关言行的留痕以加强约束。鉴于并购重组期间是内幕交易高发节点，证监会有必要持续对上市公司停牌公告前，股价无端暴涨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深挖内幕交易个案或者窝案。证券公司还应当检查、评估和反省自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实施效果，并对问题及时整改。对于包括违规经营等风险要分地区、分产品、分客户以细化出多个指标，以便于量化控制。其中，自营业务风险包括决策、资金控制、员工操作失误等方面。特别要结合自身的内部控制环境，合理评估、认定与分析内部控制中的重大缺陷，建立与完善内控活动中重大缺陷的相关信息披露机制。[3]例如，方正证券在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2014年8月11日，方正证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民族证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之后，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由于两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导致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重要缺陷。因两者意见不一，公司未能按照资产收购协议适时召开股东大会进行改选工作，也未派高管参与民族证券经营活动，并购后两证券公司未显现协同发展效应。显然，公司内部股东矛盾对公司的经营效果与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公司就该缺陷进行了整改，2015年2月底通过临时股东大会，对第二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进行了改选，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只是部分得到解决，但是股东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尚需要逐步完善。因此证券公司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是必要的，他们有参与管理的动机和实力，并和大股东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股市较为成熟的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前五名股东的持股比重平均仅为16.7%，大型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均超过50%。[4]完善的治理结构、长期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严防内幕交易及其他风险的必要之策。

（三）谨慎审查客户身份，防范客户违规交易风险

证券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客户账户管理的法律要求对客户身份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落实投资者教育与征信等工作，详细了解客户的财产和收入状况、投资目标、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等，保持审慎经营以防范客户交易带来的风险；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教育尤为重要，证券公司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主体分类、内容分层、积极衔接其他类型教育机构的相关任务；证券公司总部应完善对融资融券账户的集中监控的风险控制系统，将业务操作流程固化到技术系统中进行持续的动态预警，实行自动化监控。另外，要有效管理外部系统的接入，确保客户交易终端信息的真实、准确与完整，通过定期回访与抽查或者针对于异常情况的重点检查而发现隐患。若管理失责，证监会将坚决依法予以打击，除罚款之外，还可能限制某些业务的开展。例如，2015年1月份中信、海通、国泰君安三家业内领头券商被叫停新开融资融券账户三个月；11月6日，证监会针对于银河证券、申万宏源、中信建投在前期自查中漏报涉嫌配资账户，或部分产品下设子单元违规买卖证券等问题，采取了暂停新开证券账户1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为吸取教训，证券公司针对于两融业务的合约逾期，可以在距合约到期1—2周前反复提醒客户及时了结合约，对于到期未了结的合约必须强制平仓阻断风险扩散；根据客户的实力与风险偏好确定融资融券业务客户开户的条件，可设置为客户资产满30万、50万或100万元人民币。针对于经纪业务中的各类具体风险，必须以不断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去识别、监测、预警和缓解或者排除客户风险源。

（四）加强对内部人员的教育与管理

证券公司要注重对员工的职业规划与技能培训，让风险管理人员对职业发展形成稳定预期，对职位、职称的晋升与物质激励能确定阶段性目标；通过集体活动，提高风险管理团队的合作意识与能力。证券公司内部人员进行的市场操纵或违规交易不但其自身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也给所在的证券公司造成了声誉上的损失。因此，证券公司需要加强对内部人员的教育与管理，这包括业务技能培训、法规教育和警示教育等。相关人员也应该懂得监管机构的威慑力与可能付出的违规成本，证监会已开发了互联网信息稽查分析系统，以云计算、云搜索、云定位等领先的网络技术，采用行情波动、信息披露、舆情动态联动模式以及时、准确发现案件线索；同时，证券交易所也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日常监控、动态分析和评估管理以强化监管。证券公司为了更好地防范违规行为，要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优化企业诚信与守法的文化建设，梳理内控流程，并强化内部审计。[5]可借鉴的韩国经验有，早在2011年末友利投资证券公司正式把贡献社会定为企业文化之一，并新设立了由社长直属的社会奉献事务局。[6]今后证券公司要建立或者完善内部的合规机构，由其检查、评价与报告各部门及各分支机构建立的制度、录用的人员、开展的业务是否合规，探索建立全流程管理机制，所有事务均要经过事前咨询、事中审核、事后报告的流程进行违规风险分类管理。通过设立合规热线，实施有效举报有奖等措施，主动吸引投资者、债权人和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对证券公司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及时反映违规经营情况。

作者:童元松王光伟单位:无锡市开放大学苏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邓小勇.创新背景下我国证券公司合规风险管理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3，(7)：74-79.

[2]季松，叶蜀君.我国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江淮论坛，2014，（5）：72-76.

[3]张琦.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现状研究———基于我国上市证券公司的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4，(2)：102-104.

[4]王啸远.我国券商风险管理问题及风险控制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4，（5）：72-76.

违规行为范文篇8

违规行为范文篇9

关键词语：期货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

主体结构

一、对交易所典型违规行为的剖析

行为之一：交易所为多空双方提供造市题材

行为之二：交易所定点交割仓库大规模拒收合格实盘以利多方或大规模收进补合格实盘以利空方

行为之三：多空双方力量失衡时，不利方大规模开仓，交易所用风险资金助其舞弊

二、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防范

（一）司法实践——对交易所诉讼地位的探讨

（二）期货诉讼——对纠纷举证责任的确认

（三）交易规则——确立其法律效力的必要性

三、结语

一、对交易所典型违规行为的剖析

行为之一：交易所为多空双方提供造市题材

这一行为一般表现为交易所以召开研讨会、讨论会的形式营造交易活跃的气氛，使多空双方借机造市。

行为之二：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大规模拒收合格实盘以利多方或大规模收进不合格实盘以利空方。

二、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防范

（一）司法实践——对期货交易所诉讼地位的探讨

（二）交易规则——确定其法律效力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对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尚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尽快确立其法律效力。将之作为处理期货纠纷案件的依据之一。

（三）期货立法——对纠纷举证责任的确认

三、结语

期货交易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他具备回避风险及价格发现功能，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现货市场的稳定。期货交易所是期货交易的唯一场所，它的规范运作是保障期货交易顺利完成的关键。期货交易是一场永无止尽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定是有输有赢。作为战争规则的执行者——期货交易所，只有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组织战争才能将损害减至最小。

●参考文献

（一）法律法规

1．《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2．《期货所管理办法》

3．《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4．《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

5．《民法通则》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

（二）专著

1．李明良著《期货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黄永庆主编《期货交易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

3．杨永清著《期货交易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版

4．文红宇主编《中国期货交易法律知识全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徐海燕著《英美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

6．肖建国、肖建华著《委托行纪居间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6月版

7．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16．

8．黄永庆主编《期货交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

9．施光耀编《中国证券百科全书·金融衍生产品卷》，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0．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第四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1．门淑莲著《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2．卞耀武主编《英国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1999年4月版

13．吴志攀、白建军著《证券市场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4．张邦辉主编《期货交易大辞典》，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5．刘迎秋主编《现代期货大辞典》，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

16．《期货法律法规选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

17．《中国金融大百科全书·金融管理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8．《中国金融大百科全书·金融机构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9．《中国金融大百科全书·衍生品交易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20．[美]佛兰克·J·法博齐、佛朗哥·莫地利亚尼著，唐旭译《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

21．[美]J达瑞尔·杜菲著、殷庚清译《美国期货市场》，山西经济出版社

22．FuturesTradingLawandRegulation；Editors，HelenParry，EricBettelheimandWilliamRees

（三）论文

1．宋锡祥《台湾“期货交易法”评析》，《政治与法律》1999年1月

2．李涛《对期货纠纷案的法律思考》，《律师世界》1998年9月

3．李红建、胡碧通《浅析期货交易所的法律地位》，《法学天地》1997年5月

4．鲁滨森《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自律管理》，《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

5．毕秋丽《关于期货交易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山东法学》1998年4月

6．孙强《中国期货市场的监管及风险防范》，《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11月

7．陶红燕、毛国辉《美英期货市场立法与管理》，《企业经济》1996年3月

8．党亦恒《期货经纪中全权委托的法律问题》，《法学》1996年2月

9．党亦恒《论期货经纪的法律关系》，《中国法学》1994年4月

10．成都中院经二庭《审理期货交易纠纷案件的法规探讨》，《政法论坛》1994年4月

11．杨媛《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诉方式探讨》，《法学杂志》1999年2月

12．王国征《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学家》1998年4月

13．赵刚《从司法解释与现行理发之抵触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之窘困及其合理解脱》，《法学》1997年11月

14．华仁海《国内期货市场实务交割制度评议》，《中国期货》1997年第1期

15．赵文广《交割履约风险剖析》，《中国期货》1997年第2期

16．李云《透支交易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中国期货》1997年7月

17．杨光《谈谈期货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问题》，《中国期货》1995年10月

18．赵杰、胡定《期货交割与风险控制》，《中国期货》1996年第8期

19．薛智胜《交易所与指定交割仓库的法律关系》，《中国期货》1997年4月

20．陶非《交易所自律管理弱化的内外部原因》，《中国期货》1995年12月

21．彭真明、邓友刚《期货交易若干法律问题探讨》，《法商研究》1997年2月

22．吴有彬《期货纠纷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律师世界》1998年9月

23．石英《期货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4月

24．沈寅《商品期货纠纷的法律问题及建议》，《法学》1995年6月

25．彭真明《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管理》，《国际贸易》1995年3月

违规行为范文篇10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把基金监管作为医保工作的生命线，通过开展全县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全覆盖专项治理工作，坚决刹住欺诈骗保不正之风，探索建立严密有力的医保基金监管机制，确保广大参保人“治病钱”“救命钱”安全高效、合理使用，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重点

（一）医疗机构医保管理问题

1．未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没有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工作；

2．未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会计凭证、处方、病历、治疗检查记录、费用明细、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

3．未按照规定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传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有关数据；

4．未按照规定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所需信息；

5．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

6．除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形外，未经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同意提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

7．拒绝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二）一般违法违规问题

1．分解住院、挂床住院；

2．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

3．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

4．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

5．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6．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

7．导致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等。

（三）欺诈骗保问题

1．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

2．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

3．虚构医药服务项目；

4．其他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

三、实施步骤和措施

（一）学习教育阶段（3-12月）。召开全县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组织医保局内部工作人员学习贯彻《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围绕“宣传贯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全省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主题，组织开展适宜形式、深入人心的宣传活动，加大对专项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向社会公布举报方式、公开专项治理内容、通告工作进展，引导公众正确认知、主动参与基金监管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二）存量问题清零阶段（3-6月）。3-4月份，县医保各部门要把自组建以来至2020年12月底，经飞行检查、信访举报、自查自纠发现但未查处完结的问题，进行整改销号，存量清零；要逐项清查、建立台账，并明确责任人员、时间表和路线图。6月10日前，机关各股室、中心要全面总结历史问题清零情况，并形成书面材料报县医保局。

（三）现场检查全覆盖阶段（4-7月）。县医保局组织机构力量，对辖区内全部定点医疗机构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医保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检查要做到全覆盖。其中，对“三假”（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问题治理可以追溯到2019年，并贯穿到全年基金监管工作中。

（四）抽查全覆盖阶段（8-10月）。县医保局会同县卫生健康委抽调医保业务骨干（或第三方）成立检查组，采取随机方式，对县内上一年度基金支付排名前10位、以及举报投诉集中且违规问题突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20%。抽查可以与医保经办机构审核结算、稽核检查评估同步开展。在专项治理期间，县医保局应当根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医疗保障数据监控等因素，确定检点，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对检查抽查中发现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管理和一般违规违法问题，要责令改正，约谈有关负责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按照《条例》和协议规定追回医保基金，并处以罚款。

对检查抽查中发现定点医疗机构“三假”等严重欺诈骗保问题，要严格按照《条例》和协议规定追回医保基金，处以顶格罚款、暂停医保医药服务、直至解除协议，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彻查一起、严惩一起、曝光一起。

涉及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及时移交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一律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五）总结完善阶段（11-12月）。县医保局认真总结专项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把专项治理期间形成的有效措施制度化、常态化，并将专项治理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及相关典型案例及时报送市医保局。县医保局将全县2021年专项治理情况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市医保局和县委、县政府、县纪委监委。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落实监管责任。要以太和医疗机构骗保问题为镜鉴，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县医保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专项治理第一责任人，要把准重点，突破难点，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落实到位，坚决打赢专项治理攻坚战。对未履行、不当履行或违规履行监管职责的，严肃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加强部门协同，形成监管合力。县医保局要积极主动与卫生健康、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充分发挥牵头作用，加强信息互通共享，及时将有关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和线索，移送纪检监察、卫生健康和市场监管等部门，探索建立一案多查、一案多处工作机制，形成基金监管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