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范文10篇

晚年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A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0）04-0024-09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对的评价，如邓小平所说，“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1］我们只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研究与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有关研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计其数。近十年来，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明显移向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因为这是研究中最为切近现实、最有意义的，当然也是最难的。本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阐述建国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建国后的功过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决议对一生所作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我们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今天，人们对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丰功伟绩的认识比较一致，持异议的人不多，而对他在建国以后功过是非的认识则很不一致，争议甚大。有的人认为，“三大改造”搞早了，1957年反右搞错了，、搞糟了，“”是“内乱”，一句话，建国以后，可肯定的东西不多。与此相反，有的人则持全盘肯定的态度，甚至肯定“”，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多数同志不赞成以上两种极端看法，但他们对建国后功绩的具体看法也不尽一致。如：有的同志突出了建国后在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历史功绩，而没有涉及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的同志则强调在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方面作为开创者的历史功绩，而未能论及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贡献。

我认为，建国后的主要功绩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但总起来看是成功的，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邓小平认为：“这是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也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2］有人以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由来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认为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要具体地历史地看。我的看法是，“没有当初，哪有今日”。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这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果。旧中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十分落后。在领导下，中国人民冲破了外国势力的封锁、孤立和破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导弹、人造卫星，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小平指出：“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1］。

第三，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的探索从总体上来讲是不成功的，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但也必须看到，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1956年以后，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点：（一）关于将党和国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思想；（二）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思想；（三）关于改革调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六）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七）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八）关于国防现代化的思想；（九）关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十）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的思想，等等。的这些思想，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不够一贯，只是一时的天才闪光；有的实行得比较好，有的实行得不好，甚至发生严重的背离；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不够全面，与错误交织在一起；有的只是提出问题，而未能解决问题。正像有的科学家所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虽然未能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这一方面的历史功绩将越发显示出来。

我们应如实地承认，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发动的、化运动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批评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日趋严重，最后导致“”的内乱。不承认上述错误有违历史事实，为上述错误辩解则更是错误的。在如实承认上述错误的同时，我们更应承认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这三方面的历史功绩。一生是功远大于过。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的后半生（建国以后）也是功大于过。不仅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彪炳千秋，而且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者永载史册。

还应强调一点，是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衡量。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到了17世纪中叶，明清之际，中国开始落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瓜分的一块肥肉。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在之前，都没有成功。中国人民是在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100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建国以后，如前所言，尽管犯过很多错误，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毕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在领导下，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许多西方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的。1982年出版的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195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现代化的速度是很高的，超过了大多数非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地长期保持了超过10％的年增长率”，“中国所获得的经验，既是当代的，又是有特色的”，是“一种现代化模式”［3］。美国学者莫理斯·迈斯纳在《的中国及后的中国》（1986年）一书中针对当时一些人在讲错误时忽视或掩盖功绩的倾向，从大量的数据详细记述了我国在领导下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尽管有着许多的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了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时代的巨大失误及其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4］。

总之，从中华民族历史高度看，领导创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近四百年来我国社会停滞不前、日益衰颓的趋势，使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一个生气勃勃、向前奋进的新纪元。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

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对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广泛的崇敬和爱戴。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来衡量他，而且还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衡量他。他的理论与实践为世界上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历史学家所关注与研究。他的思想文化是整个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正确看待晚年错误所付出的代价

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给他本人带来不幸。但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试验”，“”是“演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在该书的序中称：领导下的实践是“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5］。试验总体上讲不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有切肤之痛，应永志不忘。然而也应看到，搞试验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犯了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这是他悲剧之所在。我们对他错误的批评既是严肃的、认真的，又是善意的、同志式的，决不能用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他，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

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晚年部分地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包括他本人的正确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1957年以后，一再提倡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他的许多见解，发前人之未发，富有新意，其中有些预见为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变所证实，有些虽为实践证明为错误，但其中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我们不能因为晚年犯有错误，而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夹杂了某些小生产者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因素，在有的时候（如1958年）还比较突出，这也是事实，但从总体上讲，的社会主义理论属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他并不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一贯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想尽早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犯有急性病，但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把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等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倘若1956年以后，不提出独立探索的任务，中国继续按照苏联的一套搞下去，那当然不会发生、化运动，也不会同苏共决裂，搞反修防修，也就不会发生“”。可是，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时，中国能否避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结局，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倘若出现，其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之所以处惊不变，岿然不动，最根本的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导。此外，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是由领导的经过长期考验的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奠基的。

要善于从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错误转化为正确。常讲，“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在“”时期，“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端，这也为彻底纠正他的错误准备了条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不知到知，知得少到知得多，中间犯错误、干蠢事是难免的。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付出了血的代价。没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犯错误在先，就没有成功在后。邓小平讲：“没有‘’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6］。“”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开放不行。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6］。正确的理论与实践是党的宝贵财富，他的错误与教训，同样也是党的宝贵财富。可以说，没有失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成功在后。邓小平的成功，一方面继承和坚持了理论与实践中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坚决纠正晚年的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变错误为正确。

三、晚年失误原因

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阶级，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后正确对待错误。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7］。下面拟从理论根源、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三方面说明晚年失误的原因。

（一）理论根源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7］

在晚年自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1958年发生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出了乱子。意识到搞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不足。为此，他提倡读书，但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书可读的并不多。他提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读这些书对纠正“左”的错误有一定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弄明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以至把一些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东西”加以反对，把一些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是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把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当作“走资派”加以打倒，把自己领导建立的党组织和国家机构推倒重建。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不搞是不行的”时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一段话，最突出地表明，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是不完全清醒的。邓小平在总结搞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多次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

是哲学家，他自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有哲学根据。其实，1957年以后，他在哲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上有重大偏差。这主要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一，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过分夸大了精神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忽视了物质条件，忽视了物质利益。

第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试图想主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在变革生产关系上，又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劳动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在规定生产力性质上起的决定作用。

第三，在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忽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陷入了想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片面性。

第四，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斗争性，过分强调分，忽视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二）认识论根源

认识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螺旋状的曲线运动，将曲线的任何一个部分、片段加以夸大，就会引向主观主义。认识从经验开始，但夸大了经验就导致经验主义。认识过程离不开现有概念、范畴对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但夸大了概念、范畴的作用就导致唯理论、教条主义。从认识论根源上讲，晚年导致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主要因素是经验主义，其次是教条主义。

第一，经验主义。

晚年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但这决不是说，他在理论上提倡唯心论。事实上，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唯物论辩证法的言论。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酝酿，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同时，他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定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订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他只有建议之权，无发明之权。总之，他自认为，总路线、、这一套是来自实践，来自群众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他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的。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经验主义。

认识论的优点是重视实践的作用，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但也有不足，他对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如何回到实践中去未能展开说明。他强调认识的原材料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而对原材料如何进行加工、制作、改造，讲得比较简单。在认识活动中，认识的原材料固然十分重要，但仅有原材料，大脑的加工、制作出了问题，仍然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影响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复杂：有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有认识能力和知识构成的问题；有个人的性格、兴趣、情绪、心理问题；以至个人的生理、身体状况，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哲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晚年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实践、来自下级干部的材料的加工制作上出了问题，把某些现象、假象误认为事物的本质，把个别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

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的优点。经验也有两重性。若把一定条件下的经验到处套用，优点也可能转化为缺点。他忽视经济建设的特点，企图用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的速度来解决经济问题，企图用搞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经济建设，结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他企图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刮起了“共产风”、平均主义。他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和党内矛盾，结果把大量非阶级斗争现象视为阶级斗争，把党内正常的不同认识视为路线斗争。

的经验主义还表现在搞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上。他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他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忽视了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研究。

他对知识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不放心也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表现。

第二，教条主义。

一生都在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独创性探索，走自己的路。但也要看到，他毕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时代过来的人，毕竟受到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因此，他的思想很难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他虽然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可在1956年以后，他由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到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把自己的理论、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他不迷信马列，不迷信本本，但也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把马列个别论断绝对化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权利”）的误解和对列宁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的误用。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对两者都进行了批判，但重点则是批教条主义。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但实际上，对经验主义的批评从未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没有批经验主义，党内经验主义日益滋长。时至今日，纠正和克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仍然是党的思想工作中的一个紧迫的重要任务。

（三）社会历史原因

晚年的失误，他个人当然要负责任。他晚年犯错误时间之长，损失之严重，这与他个人骄傲自满、欣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破坏民主集中制等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有直接关系。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的科学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结晶一样，他晚年的失误也带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他晚年的悲剧，也是党和民族的悲剧。把晚年的失误简单归结于他个人的看法是肤浅的，无助于从中汲取教训。晚年失误的社会原因至少可从三方面分析：

第一，从人类历史长河看，社会主义不成熟。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理论的成熟程度首先决定于理论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发展的成熟程度。不成熟的理论是不成熟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到本世纪50年代，苏联虽然搞了40年社会主义，但仍很不成熟，中国搞社会主义刚刚起步，更无经验。1964年8月20日，同人谈话时说，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些经验。所说的有些经验，主要是指搞阶级斗争的经验。今天看来，这种经验仍不够正确。我们现在的认识比起时代大有进步，是一种飞跃。当然也不应忘记，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此客观条件制约。

第二，中国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0％。我国虽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封建主义残余广泛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等级制、特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家长制、个人专断等形形色色现象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但生产力仍不发达，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大量存在。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难免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渗进某些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心理。、运动是小生产者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状态的急性病和平均主义的产物。个人崇拜、家长制、缺乏民主传统、轻视理性、轻视知识等都与中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切相关。从晚年的失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存在的某些积弊与弱点。

第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这是造成重大决策失误体制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反面。”“制度是个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

提出社会和体制原因的分析，丝毫不是为开脱个人责任，而是为了正确记取教训。若把苏联和中国、斯大林和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在不少方面重犯了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这种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自然不能从个人身上去找原因，而只能从两国社会本身的共同基础中去找，从党和国家的体制中去找。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论原因继续存在，那么重犯错误的可能性就不会消失。倘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自觉，那就难免再一次重蹈前人的覆辙。

［收稿日期］2000—04—14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302，232，297，308-309，333.

［2］.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3-12-27（1）.

［3］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9，597-598.

［4］［美］莫里斯·迈斯纳.及后的中国［M］.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540，543.

［5］［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序）［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

晚年范文篇2

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20世纪50年代末，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pp10-13)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5](pp207-208)几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5](p236)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勿庸赘言，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经历存有关联，元帅就曾说过：“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则是，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更不是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p236)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7]（）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的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一方面应从马克思或列宁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去寻觅政治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切实地在中国民俗文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去挖掘其思想原型的观念基础。诸如“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朴实的道德“义举”，似乎更接近于政治伦理观念的真实本源。

二、“吃苦”与“改造”：“人民”身份的获得

在的观念中，“人民”是一种崇高的身份，拥有这一身份，不仅意味着其主体中必然地孕育着革命动力和实现欲望，而且还在名誉和政治生活方面被赋予了优越性与优先权。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政治的结构中，“身份”决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位，而是随着环境与态度的变化而不断流动的角色。“人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财产和经济指标，而是经过认知过滤网不断筛选的政治符号。换言之，自然出身的性质固然对获得政治身份具有意义，但最为关键的是，“人民”身份需要自然人在政治实践中去主动地获取。简单的“血统论”和机械的“经济论”都不足以成为考察阶级身份的唯一依据，而真正获得“人民”身份的途径，其核心原则的一个条件是“吃苦”；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派生条件是“思想改造”。

首先，所谓“吃苦”最直接的含义是“被压迫”，是一种困苦的困境。如前所述，认为，正是各种意义上的压抑和苦难，孕育出了造反和翻身的需求。所以，它又是产生革命欲望的动力源泉。这样，在的政治伦理的逻辑中，自然的“受苦”或自觉地“吃苦”，都将成为铸造革命意志和检验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讷大学毕业。按当时的习惯女儿希望父亲送给她几句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据说题写的四句话中，首句就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紧跟着的三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命运的痛击面前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8](p332)可见他把“吃苦”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

事实的确如此。延安时期现身说法，明确指出了一个人如何获得“人民”身份的最佳途径：“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p851)

在后来的政治过程中，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地把能否“吃苦”作为评价是否具有“人民”乃至共产党员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对那些在社会上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甚至对于在公共场合摆放鲜花也觉得浪费。1964年7月与汪东兴谈话时曾说：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10](p332)

历史资料反复表明，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近于苛刻。“”前夕，曾对侄女王海容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与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多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8](p143)1964年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私下谈话。当毛远新说到有一次游泳，天气很冷，在水里比上岸更暖和。还是在水里舒服。当即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10](p121)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1964年12月26日71岁生日，他极其例外地举行了一次寿筵。遇到这难得的机会，女儿李敏也想为父亲祝寿。当时对大家说：“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11]（p164）据的女儿李敏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1965年，父亲曾一再对我们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12]1968年5月对中央警卫部队讲话：“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13](p500)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获得和保持“人民”身份的整体轮廓：“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14]就在这此讲话中，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伦理原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4]

1968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共青团员给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作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远不如以前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在革命道路前进上的“自由”，就会逐渐蜕化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以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改革：（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应经常地参加劳动。（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1968年7月12日在这封信上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12](pp77-78)这封信连同的批语，曾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其次，与“吃苦”密切联系的是“思想改造”。关于“思想改造”的术语，其实是指“心灵”（mentality）的净化，其内涵是建立或更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有时他直接称这种特质为“灵魂”。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在看来，最能体现“人民”与“非人民”的本质差别的指标，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所以，要获得“人民”的身份，至关重要的就是在原有的心理摸板中逐渐注入崭新的“感情”要素，这首先必须承认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去理解并融入他们的生活，最终与他们在深层感情上形成认同。有了这种内在的品质，换了另一个与“人民”相同的“灵魂”，才可以说这个人真正地发生了转变。1965年8月3日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及“我认为在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时，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14](p1386)

在的社会身份体系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兵属于最具革命精神的角色，而与此差别较大的则是从事脑力劳动、与直接的操作实践距离较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1968年8月18日，为纪念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由陈伯达、起草了《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稿。修改此稿时加入了几句话：“‘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觉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改正吗？”并把其中“挑动工农斗学生”一句，改成“挑动群众斗群众”。[12](p522)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

1960年2月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当读至书中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的论述时，批语：“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同时谈到：“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5]（p741-742）

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运动开始，关于“又红又专”的问题就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热点。而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了批判，显然“红”被突出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这一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16]正如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1966年就曾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发生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17](p174)

三、再“翻身”：身份的置换

对于特殊“身份”与“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十分清醒。他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tendstocorruptandabsolutepowercorruptabsolutely.”）[18]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终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为此，他所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在制度角度上对政治“身份”进行强制性置换。在政治实践上，这种“身份”置换是在三种关系的路径上展开的。

第一，“官”与“民”的关系。敏锐地感觉到，在建国后的政治关系中，存在着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种紧张和不平衡。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不仅权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古训戒规的利害，而且透视出“人民”或“群众”所谓“历史的主动者”（理论）与“政治的被动者”（现实）之间的严重背离。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在理论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生活中“人民”则是被领导者，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为了调整这种不平衡关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前者有权有势，而后者则弱势无援。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表现出绝对的不宽容。20世纪70年代，谈及“”中部分干部遭到批斗时说了同样的话：“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评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2](p385-390)在谈及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60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14](p1310-1311)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和创办了一个专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很高兴，在1968年10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语稿上作了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2](p573)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19](p44)1976年初，即便在病重期间，他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的账。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19](p487-488)

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上，则强调要选择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在考虑中共“十大”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提出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1972年7月24日，同、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14](p1648)1973年8月24日又在来信上批示：“多次讲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4](p1648)同时，对由于人为造成的“身份”差异极其不满，试图进行改革。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改变帽徽、领章问题，1965年4月28、29日在听取、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战备计划时，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14](p1358)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在对“劳动”本质及其类型的解释上，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视为“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资料并不支持关于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价值的笼统说法，但是问题在于，他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人为地划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其位置不能颠倒，并以此为据，知识分子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20]

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21](p9)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结构，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用强力实现“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20]1964年2月3日再一个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22](p23)

于是，一方面，发动“知青下乡”风潮，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学员的选拔制度。

尽管本人是一个饱读诗书、卷不离手的人，可对于读书人却一直持有成见。1967年5月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仍然认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4](p1483)甚至直到1976年3月3日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几个他所钦佩的历史人物，都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23](p308)可见这种观念对他影响之深，已渗入精髓。

第三，“小人物”与“权威者”的关系。在这二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这里，生物进化论的明显倾向，似乎与至上权威和足智长者的“导师”身份合为一体。他多次申明“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延安时期他就曾说过：“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24]到了晚年，的这一取向有增无减。

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批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说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姿态罢了。就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空白处，留下这样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在这些批语中，的态度和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来。但到1957年,已晋升为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的李希凡，撰文批判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来势不可谓不凶猛。但此时却为“青年人”王蒙说了不少好话，而对李希凡的评论文章批语“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自己这次要站在王蒙一边。[25](p143)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邹容和章太炎，认为他俩都性格鲜明，并且做出大事时都是青年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26](p206)以最大权威的形象支持、组织“小人物”反权威，这不能不是晚年政治伦理观的重要表现之一。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的普通教师李庆霖致信，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子女在生活方面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有资料说，此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生活的受到很大触动，以至于最后流下了眼泪。[27](p236)1973年4月反复斟酌，终于决定给李庆霖复信。写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4](p1658)事隔一年以后，1973年12月15日还不时念叨此事，说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4](p1658)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特别在意，在感情上会给与更多的投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基于“压抑-创新”价值观的趋动，晚年试图通过各种社会身份的功能互换，借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

四、“身份”：权威性分配

在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community）背后都存在一个旨在使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的社会身份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分类”（category，在哲学术语中被译为“范畴”），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社会角色，通过赋予不同角色以不同的“权利-义务”资源，从而在等级差属的网络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众多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实施政治价值之权威性分配的机制。“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一种社会过程。正如都普利斯(p.du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它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它身份更优越。[28](p1-2)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确就是“政治”。由于身份建构是通过显示差异而实现的，因此必然存在多种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完全具有消极属性，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例如，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所谓“公民”（polites，该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就是一种“身份”，其原意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这一只属于某种特定群体的特权被鲜明地凸现出来。的身份和地位才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公民”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公民”。在古希腊城邦中，这种“身份”归属感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的特权。[29]传统中国更是一种以“正名”为基础的等级差属社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秩序不可逾越，由此形成了人之“身份”的上、下，贵、贱，尊、卑。学者认为，由于身份是由人伦血统、宗法等级、占有分配以及道德义务的差分来确定的，所以身份的标识能够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并因此形成其恒久性的影响力和涵盖面。儒家将人性、人伦、人道的相互涵容作为身份的自我界定以及社会评价的标准，具有鲜明的人文化、宗法化的特征。而儒家伦理体系的这种“身份伦理”（statusethics），“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而确立的身份伦理，实际是作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会评价系统，涵化了三个层面的身份体认：一是自我身名意识，即对不同人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30]学术前辈费孝通[31]、瞿同祖[32]等对此社会现象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在以“礼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身份”就意味着“权利”，家族成员对“祖先”的一致性认同成为政治秩序之第一要务。[33](p311-315)

众所周知，革命的政治信仰基础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学说将必然按照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体系进行颠覆性更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革命就再没有放弃陈独秀关于“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34](p105-109)的政治精神信条，“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标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这一“人民共同体”最高决策者的精神导师，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偏好则日见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中，以“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为特征的政治资源分配，是其独特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重要一环。徐贲教授指出，在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阶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这样，作为政治身份等级的阶级分析性质，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作为体现政治秩序的社会身份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以及科层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以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身份系统；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态度”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性等级”的“血统”特征。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影响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影响到与其关联的家人亲朋。[35](p154-155)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除了第三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外，前两个特征在现代中国政治均有突出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社会等级，只是之新式“身份”的范畴划分在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身份”评价体系进行彻底的颠覆，代之以阶级伦理为坐标的“政治身份”之权利分配体系。具体而论，的“政治身份”体系主要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一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进行区分，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原则对立，用自己的话说就是“敌我矛盾”；其二是在“权威”与“群众”之间进行区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是一个广存争议和弹性极大的模糊空间，用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的观念中，前一种身份关系相对简单，并且直言“无产阶级专政”，实施一方对另一方的“独裁”；但真正的问题则存在于后一种身份关系之中，这里，“权威”又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它既指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支配能力的要素，也包括在学术、技术或知识方面占有优势的人物。如果说，晚年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它的费解之处则主要体现在这后一方面。例如，倘若我们仅仅简单地认为是一位列宁主义“阶级论”的忠实信奉者，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领袖人物之一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可以从“人民”的范畴中被删除而划归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同样，如果说的政治身份范畴仅仅是“封建主义宗法制”的翻版，那么，他一贯要求对中共高干子女，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严加管束，异常警觉，甚至对其中若干人员之革命性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也就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不认为关于“政治身份”的界定仅仅“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法术问题”，[35](p194-195)而在他的观念中这是一个关乎“社会公正”的实质问题。甚至美国学者r•特里尔（rossterrill）也认为：“从不满足，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分配使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如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等，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36](p526、528)这一看法虽未必全面，但也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晚年一再强化“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个人权力和私欲的肆意泛滥，在这些今天看来政治后果非常严重的理论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套完整的政治伦理逻辑。在一定、甚至很大的程度上，这套逻辑成为支撑晚年政治行为的信念基础，从而使他坚信自己所追求的价值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而自己冒险发动“”则是为“拯救小人”所做出的责不容辞的政治“义举”。正如1961年9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的前一个月，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践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37](p306)1968年11月1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等转报军内《情况简报》，其中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驻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第二天就批语：“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12](p592)

历史是如此地捉弄人，以至于它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费解的难题：在“晚年问题”的复杂因果关系中，伦理价值与政治行为之间究竟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一个情理可容的主观初衷，如何在政治实践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面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理论的悖论、思想的曲折和政治的结症，缘何得以达成？这些都需要学者冷静下来，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再探讨和再分析。或许正是这个理论之谜，把以往和当下联系在一起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38]的铭训，由此再现出其耐人寻味的不朽魅力。

注：本文根据作者2004年12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研究”课程所作的两次演讲整理而成。在此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的热情邀请，从而给作者一个同著名专家和青年学生交流讨论的机会。在此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刘林元教授的不吝赐教，作者深表谢意。文中的错误当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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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范文篇3

论文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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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范文篇4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晚年范文篇5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全面深刻、振奋人心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把“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新阶段的进军号令，吹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我是个年愈古稀的老党员，晚年赶上我国最好历史时期的盛世，赶上全面奔小康的新阶段，赶上首都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幸福时光，亲眼看到我们终生奋斗的夙愿变成现实，听到现代化的脚步声，真是感到越活越年轻。

党的在十六大报告庄严宣告：“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具体提出了四个新目标。这使我对“全面”和“更高水平”的目标的丰富内涵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我国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路子怎么走，有了清晰的认识。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从人均水平低标准的总体小康向较高标准的全面小康发展；从偏重生存性物质消费的总体小康向追求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全面小康发展；从发展不均衡的总体小康向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体现共同富裕原则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所谓“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紧紧抓住“新三步”的前一、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使我国GDP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万亿元，由人均8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字和发达国家比起来确实不高，但从我国的国情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共同富裕路，如果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中国人民真正达到宽裕的小康社会，对世界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同时，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我国整个社会将走上生产发展、民主法制完备、生活富足、生态环境改善的文明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通过学习，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重而道远。我国现在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人均不到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宏伟蓝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从总体小康发展到全面小康的主要困难，是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基础上起步的，重点在西部地区，难点在农村和城市中将长期存在的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群体，如何缩小地区、城乡和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充分估计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同时，也要充分看到有利条件：一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总结了13年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我们党建设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高素质的领导层，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宏伟蓝图；三是我国经历了2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是我国建立并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有12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五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迈入新的阶段；六是我国外交工作，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因此，我坚信：全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愿为实现宏伟蓝图奋斗终生。

晚年范文篇6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晚年范文篇7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

【正文】

有没有列宁晚年思想？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列宁逝世时只有54岁，应该说不存在一个从年龄意义上讲的晚年，但从列宁自身思想发展的阶段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一思想阶段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作者的看法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应从1921年春算起。纵观列宁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第一阶段，集中反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经验所进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恩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结果在实践中碰了壁。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查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正是这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和政策，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列宁本人早中期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那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劳资矛盾最尖锐，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最大。但后来的实践结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后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前人未曾预料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在短期内充分表现出来。同时，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并处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总之，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难题，也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要回答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应当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但是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列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完全适合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于是他不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也不再固守自己原有的一些看法，而是根据俄国的实践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这种根据实践来谈论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3页。）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改革意识。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发现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和缺陷。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在1921年11月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对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以及改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作用，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措施。针对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弊端，他呼吁必须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并强调今后“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倡导者。

总之，列宁晚年的思想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他对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以及后来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

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究竟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么，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无从谈起。针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责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著作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首先，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并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个别发展阶段的跳跃性。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其次，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获得跳跃式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了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后，发现世界领土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它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于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些国家造成革命形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力量，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在这些薄弱环节上，无产阶级若有一条正确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就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种薄弱环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恰恰就出现在俄国。这就决定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必然的。

第三，列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孟什维克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根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革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就应当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优势，去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和马恩的设想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这个先政治后经济、先夺取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关于由“直接过渡”转变为“迂回过渡”的思想

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转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直接过渡，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需要通过什么中间环节，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1918—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种“直接过渡”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农民不得私自处理，实际上是没收农民余粮和农产品。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2）把所有工业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3）禁止贸易自由，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粮食和主要消费品由国家设立的分配机构统一供应。（4）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对剥削者实行强制性劳动，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如下评述：“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后来列宁又多次指出：十月革命后，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指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570页。）“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576页。）

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过渡”思想有关，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触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说，在战争条件下，出于战争的需要农民对于这种政策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当战争结束后农民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所以，1921年春，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便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这种情况使列宁认识到：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起社会主义。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交纳粮食税后把剩余粮食拿到市场上交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利用市场、商业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建设牢固的工农联盟。它是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重新认识的结果，是列宁“迂回过渡”思想的主要内容。它的实施，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

（三）关于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曾对当时俄国的经济结构作过一个分析，指出当时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农村自然经济；（2）城乡小商品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社会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农经济。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结合点在哪里？列宁认为，商业是唯一的结合点，“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但是，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既然有交换，那么，小农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由此列宁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使其不敢也不能超出无产阶级规定的限度和范围。

（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思想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并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7页。）

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期考察，列宁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是在符合国家利益前提下，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1页。）由于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要求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是只要“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五）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一方面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的国家机关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原因是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页。）同时，俄国是小生产者的大海，而“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是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能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注：《列宁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

为了改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首先要本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采取坚决而切实的措施来精简机构，如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减少到三四百人。要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国家机关中去，严格实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要坚决同官僚主义的习气作斗争，“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根本的措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在改革国家机关的同时，要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次是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再次是加强党的统一，防止党内分裂。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列宁在病危期间口授了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100名，以便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页。）列宁在信中还具体分析了俄共（布）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为俄共（布）党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训。

（六）关于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市居民中的40％、农民居民中的80％以上是文盲。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强调，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异常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列宁看来，把俄国这样一个大多数居民都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一个人人识字的文化发达的国家，不是一般的文化建设任务，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或“文化革命”。（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实现这场文化革命，首先要消灭文盲，但不只是消灭文盲，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包括的内容很多：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造就科技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等等。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此，列宁提出要采取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措施：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要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二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4页。）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列宁晚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列宁逝世之后，他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不久便被中止了，此后新经济政策再也没有恢复。出现这种情况，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列宁。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660页。）而斯大林则认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当1927年底1928年初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斯大林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的结果。为此，他主张把同富农作斗争当作党在农村工作的重点，并提出采取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架的“非常措施”：对不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将没收其全部余粮，同时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这种作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实际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然，斯大林的这些做法，连同后来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都有其客观上的原因：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执政，战争的威胁日益逼近。如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不可能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因此，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同时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本应在“二战”结束后对这种体制加以改变，重新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来。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将这种体制加以固定化、神圣化，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过渡时期还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涉及的大多是关于苏维埃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过渡时期。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许多论述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因此，对于列宁晚年思想的针对性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关于商品经济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设想很快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直接过渡到产品分配。后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列宁感到过渡时期没有商品是不行的。所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学会经商。但列宁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来和肯定下来。这说明，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是针对过渡时期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不能说列宁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但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实践中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看法的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也都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列宁晚年思想中，既有针对过渡时期的东西，又有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东西。如果把它看成仅仅是针对过渡时期，那就实际上将列宁晚年思想排斥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晚年思想的现实意义。

晚年范文篇8

中图分类号：A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5-0099-05

重新认识和把握俄国的基本国情，是引起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发生突变的根源，也是列宁晚年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出发点。正如列宁所说：“在纲领中，我们应当以现实的东西为出发点，我们应当以确切的东西为出发点。”［1］（P302）

一、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国情和俄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看法

为了深入考察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简单地回顾一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国情和俄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必要的。

1905年革命爆发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的策略和路线。列宁随后写了《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路线作了深入全面的阐述。列宁明确地指出了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P539）列宁把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明确地区分开来，但他反对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反对“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2］（P576）他说：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2］（P634）

1905年列宁把革命阶段论和革命转变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但他直到1916年研究帝国主义时改变其基本概念以前，从未谈论过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的思想观点迅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资本主义已逐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而战争又使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日益成熟。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又提出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计划。他明确指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革命的下一步是要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列宁思想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才毅然率领人民夺取了政权，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列宁之所以能够为俄国革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是以他对俄国国情的正确分析为前提的。从投身革命斗争开始，列宁就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成必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俄国在这条道路上前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1905年革命以后特别是一战时期，列宁更进一步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发展，“到20世纪已占了绝对优势。”［3］（P299）“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并有事实“明显地表明了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4］（P162）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把一切银行和辛迪加收归国有，“就会使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5］（P437）与此同时，列宁也不愿过高估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他从来也没有认为俄国已经具备了足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列宁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残存着这么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度地恶化的，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4］（P550）他还说，俄国是欧洲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6］（P801）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步应该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保证资本主义自由迅速地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寻找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途径。二月革命后，列宁发出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他把立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问题分开，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国家，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俄国又是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帝国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采取若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

“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的原因的矛盾，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财政资本主义！”［7］（P419）这个矛盾不仅使俄国的阶级对抗日益发展，革命力量非常广泛，而且也日益地准备着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列宁对俄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使他得出了对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结论，俄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二、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国国情认识的深化

十月革命前列宁虽然也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他把策略的重心放在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上，并毫不犹豫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对于俄国国情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另一理论大师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俄国是个介于欧洲和落后东方之间的国家，但是根据俄国农民状况和俄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俄国更接近于亚洲，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接近于东方专制君主制的社会政治结构。所以，普氏认为，俄国应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列、普之间的分歧，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然而，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国国情认识的着重点不得不作出重大位移。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分析，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它通过广大群众的计算和监督，“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4］（P258）对于走向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具体步骤和道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虽然也认识到了由于俄国的落后性必然会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列宁毕竟还难以仔细考虑其细节，确定其成熟的方案。特别是由于1918年国内战争的爆发，苏俄被重新置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走直接过渡道路，用最简单、最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但是，战时共产主义不仅未能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严酷的现实，使列宁逐渐发现了在俄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性，他不得不重新认识俄国，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进行新的反思。

俄国的基本国情到底是什么？列宁在1912年就曾说过：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性，由于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认为革命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采取一些步骤。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使列宁进一步看到了俄国社会的落后性，他愈益认识到，俄国之所以不能实行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8］（P627）在列宁去世前，他又强调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8］（P690）俄国作为一个半亚细亚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是如何表现于俄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呢？

在经济基础方面，列宁指出：俄国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在英国或任何德国还要先进；但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因此，对于俄国来说，提出和业已开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与物质贫苦、文化贫苦之间的脱节就成为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列宁认为，要在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下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对这个条件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8］（P524）可是，俄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来改造小生产。由俄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俄国就不能不呈现出多种社会结构成分并存的局面。如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在这些社会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占有优势。列宁认为，俄国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从这种基本的国情出发，采取一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补助方法，以便由宗法制度由小生产这些前资本主义因素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列宁也逐渐发现了许多问题。列宁原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实行广泛的、直接的人民管理制。然而，这样的设想从未实现过。由于俄国的落后性和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俄国迅速建立了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实行集中管理的政治体制。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政权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工具，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有本质不同。但列宁晚年也看到了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内出现和滋生着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缺陷，他对此给予了尖锐而激烈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国家机关不仅不是一个模范机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很糟的国家机关”。［9］（P333）他还说：“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形：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10］（P610）“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8］（698）党和国家机关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机构臃肿，运转不灵，效率低下；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完善的监察监督体系；三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明，党的机关包办代替了政府的工作；四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在这些问题中，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最大的毛病。”［12］（P552）他直截了当地把苏维埃国家称作“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8］（P408）他在晚年告诫党和人民，“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1］（P552）“如果不进行系统的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4］（p311）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有其历史根源，也有其经济根源，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8］（P527）

俄国的落后性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当时的俄国是个文化极为落后的国家。按照列宁在其著作中的统计，1920年，在1000个俄国人中，只有319人识字，几乎70％是文盲。这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列宁由此感叹说：“这说明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巨大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已经赢得胜利的基础上真正达到某种文化水平。”［8］（P676）

三、列宁对俄国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

列宁具体剖析了俄国的国情，并进一步对俄国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阐述。

我们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书中全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循序经历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列宁在这里首次正式地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他对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的看法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表述社会主义社会时，更多地使用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建成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这些概念所表述的含义是在原先看法的基础上的新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由于列宁并没有改变对（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看法，所以列宁认为，就俄国来说，它并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俄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列宁在《论粮食税》及其他文章中，公开承认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期限方面有急躁情绪，在估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再也没有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列宁晚年一再强调，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8］（P572）什么是过渡时期呢？列宁说，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指在俄国社会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从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讲，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俄国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将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俄国社会正处于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这是列宁对俄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经常性的表述。但是，我们在理解列宁这一论断时必须认识到，列宁这里所探讨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大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的过渡时期。对于西方经济文化已经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过渡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其基本任务和目的是全面剥夺资本家的财产，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所探讨的过渡时期是指在东方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即在一个很长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组织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利用一系列中间环节，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这一问题列宁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还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12］（P480）他还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4］（P203）把列宁所探讨的过渡时期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论述的过渡时期混为一谈，不仅不符合列宁的原意，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列宁对俄国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在他去世前口述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得到了新的升华。列宁在文中首先捍卫了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权利。他指出，俄国革命是和战争相联系的革命。战争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人民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这种毫无出路的境地又十倍地加强了工农的力量，因此俄国革命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列宁不仅捍卫了俄国人民进行斗争的权利，而且捍卫了俄国人民斗争的成果。他批评那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而没有想像到，这些道路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相应的改变。列宁认为，俄国人民的斗争“是取得了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说，俄国人民要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发展文明，然后走向社会主义。

《论我国革命》一文代表了列宁对俄国革命最后的反思和总结，其思想非常深刻，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笔者认为，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国革命的新论断，即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新的赶超资本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根据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的表述和列宁在晚年其他著作中的思想，这个论断具有这样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俄国革命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飞跃，因为它是在不具备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下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对于这种飞跃，列宁认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仅不排除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且是以此为前提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当做反对十月革命的依据，这只能暴露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浅薄无知的，只能说明他们已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滚到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中去了。其二，尽管俄国革命是一种历史的飞跃，但它终究不能超越由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而必然要使之经历的文明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它“并不超越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社会主义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由于俄国是在缺乏这样的生产力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应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以达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程度。诚如列宁所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以后，要用很长的时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13］（P508）可以说，俄国“消化政治变革”的任务，从而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过渡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高度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对于俄国革命所开创的道路，用一切旧的教科书是说明不了的，这里需要的是坚定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求实精神。

晚年范文篇9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晚年范文篇10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

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