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范文10篇

蜕变范文篇1

摘要：结合目前建筑理论形成比较完整但相对混乱的局面，论述了正在进行快速新陈代谢的建筑设计领域，从新功能主义、哲学等方面对建筑的发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从人的因素出发，对建筑进行了分类，并对建筑的蜕变作了浅析。

1关于新功能主义

迈人21世纪，人们已经习惯了建筑的日益翻新，新奇的结构与材料成为永恒的话题。旧的功能主义早已满足不了后现代迷的需要，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功能主义来领导思想。

“建筑首先要适应一种需要，而且是一种与艺术无关的需要，美的艺术不是为满足这种需要的，所以单为满足这种需要，还不必产生这种艺术作品……”黑格尔所提到的“这种需要”，就是他对建筑功能的初步理解(也可以说是对客观事物的唯心看法)。既然无功能无以谈艺术，那为何当今的人们摒弃了柯布西耶的“新建筑论”而非要寻求新的救世主。

高科技的发展和高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使得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空间”这个曾经建筑的主宰现在已成为建筑师手中肆意戏弄的奴隶，因而失去了活力和神秘，变得庸俗不堪。艺术就是在有和无，对和错中寻找切合点，即创造，一旦事物偏向了某一方面，艺术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德国建筑师吉迪翁(S.Giedion)在《空间、时间与建筑》中把西方建筑的空间观念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的空间形式是体量与体量的相互关系；第2阶段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了内部空间，弯窿和拱成为建筑的主要标志；第3阶段从立体主义废弃透视法的单一视点开始，强调内外空间的交融以及形体的错落叠置。建筑从古至今，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思想理念及形式不断更新，但其本质却并没有发生变化。

通过物质的合理排布，我们创造了空间；再由空间的不断变幻，产生了艺术。建筑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存在一条无形的引线，有序的形式因其而寻求无序；无序的形式因其而寻求有序。它是一种联系，是一种沟通，是一种能够构起庞大建筑体系的支撑。

2关于传统

历史相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便是传统；传统建筑有3个显著特征：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传统与现代连接的纽带，就是历史。在历史中寻找建筑的文脉，从中可以发现建筑在其发展长河之中，也有一条无形的引线，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个文明的根基。华裔建筑大师贝幸铭先生在日本讲学时，曾谈道：“在卢浮宫我想设计一金字塔时，第一次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历史。当时一边思考历史一边思考建筑，说真的，我有一种思考历史太晚的感觉。”

“建造建筑必须认真地思考历史，思考未来，不应该只是用材料，或建筑构思来建造建筑。”安藤排斥新古典主义当中不负责任的旧物利用(即用传统建筑符号作为粉饰)，并对传统的继承提出新的理解。“……我认为，不应该是继承传统的具体形态，而是继承其根本的精神性的东西，将其传承到下一个时代……”

对传统建筑的涉猎，涉及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周围环境、气候特征、地质条件、地方风俗、宗教信仰等等。融合并能突破各个方面的影响，就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坐标轴，横轴为神似，竖轴为形似，斜上45直线记为标准线，每一位建筑师都有一双画笔，都有资格书写自己的传统观，虽然画面各不相同，而其中两者的辩证关系规律是我们永远无法抗拒的。

3关于人的因素

对于建筑而言，“人”这个因素主要从4个维度而对其产生4种影响：点、线、面、意。由此也可以把建筑划分为以下几类：

1)用于个人使用的建筑。最典型的就是住宅、旅馆、酒店；

2)用于人流性强的建筑。包括展览建筑、景观园林等；

3)用于容纳较大规模人群的建筑。包括观演建筑、体育娱乐建筑、教育建筑等；

4)用于储存或传达人的精神的建筑。包括寺院、庙宇、坟墓、纪念碑等。

从简单的一维、二维，再到复杂的三维，甚至四维，是事物由物质逐步到精神的过渡，而建筑则是由静谧到喧哗，再到静谧的轮回，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逻辑重复，而是呈螺旋状向上升华的过程。它含有一种普遍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使人成为建筑与文脉相联系的节点。

4关于雕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建筑艺术的启蒙和发展有赖于雕塑这一艺术门类：古埃及的方尖碑、麦姆嫩神像、狮身人首像，古苏美尔城的山岳台，古巴比伦王国的汉漠拉比法典石柱，古印度的阿育王石柱、五车神庙，古中国的石牌坊、石像生，古罗马的纪功柱、凯旋门……建筑成为雕塑作品的进一步拓展，保留了其中的精神因素，把封闭的实体变成更丰富的空间形式。

古典建筑由于受施工技术和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只能借助雕塑的理念传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信仰的种种看法，而其形式仍摆脱不了传统的雕刻手法。现代主义之所以相比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理念表达的方法，由封闭转为开放，由拘谨转为灵活，使空间成为形式的主角，而彻底否定了装饰。

过分强调空间的意义，使现代主义由巅峰奔向终结，而接下来所谓在空间方面的革命，使其走向了两个极端：

1)对空间的否定，即以大的模糊功能的形式代替精细的分工，让人们感受到经济、科技、工业巨大发展所带来的成就；

2)对空间的分化，即空间中的空间，空间外的空间，内与外相互包容，相互矛盾，以传达思想理念的激烈冲突。而令人欣慰的是，雕塑已作为一种“概念”融入到当今建筑设计当中。

5关于哲学

所有艺术门类发展均遵循同一个定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永远的矛盾与不统一。事物的发展犹如一棵生长的树木，精彩的地方，就在它的枝与叶上。

艺术体系下包涵各种风格、主义、流派、思想、理论……哲学的发展影响美学.继而影响建筑。感性地接触建筑，使我们能够保留物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画面记忆；理性的探究其本质，从纵向的历史方面入手，或从横向方面研究，我们得到的答案，只会是一个永远也得不到的答案，或是像上文所提到的，只是一个已升华的印象。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建筑是四维的”这一概念：一是从时间方面。建筑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是以时间为准坐标的，时间即为存在；二是从精神方面。建筑在满足了三维体形式的同时，把“意”作为第四维增加进去，而“意”则是艺术体系中各门艺术相互联系的桥梁。

梁思成先生曾说：“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建筑的第四维，需要建筑师自己去挖掘，去研究，去运用。

6关于“蜕”

“蜕”需要叛逆。能够在固定思想领域中寻找矛盾，寻找对立，在变通中求变求通。

“蜕”需要积累。能够为新的事物创造扎实的理论根基。

“蜕”需要勇气。思想可以跨越时间界限，是与非的尺度属于自己。

混乱的年代是种等待，等待统一，“蜕”是一个过程，一个必经的过程。

蜕变范文篇2

宗白华先生曾就中国传统雕塑给予了深情的赞美，他说：“从六朝到晚唐宋初的丰富宗教艺术，有云冈、龙门、天门山的石窟，还有近来才被人注意的四川大足造像和甘肃麦积山造像。中国竞有这样伟大的雕塑艺术，数量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造诣之深，都足以和希腊艺术争辉千古!而这些艺术却被唐宋以来的文人画家所视而不见，就像西洋中古教士对于罗马郊区的艺术熟视无睹。”中国传统雕塑的功能与现当代的雕塑艺术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古代的雕塑基本上是用于宗教与神灵崇拜的。这种传统的雕塑理念与样式，在20世纪初西方雕塑体系传入中国后，便几乎中断了，自此，雕塑艺术都是以西方人所规范的准则来进行的。但是，这未必就是不好的。北京大学教授齐鸣曾经坦言，“拿西方的文艺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虽然并不一定可行，但是作为一种思考和探索的努力，仍有积极意义。”

齐鸣认为，在经过了冲击、比较和反思等不同阶段后，雕塑艺术家会重新回归自我，把思考回归到“我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追问上面来。他说：“雕塑艺术依靠个人去表达。你是现代派，你就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不是，那么你就去找自己究竟是什么，适合怎样的语言方式，雕塑是个体在表达，既不是人群，也不是社会在表达，作为雕塑艺术家，首先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根本。”所以，当中国的雕塑艺术家向西方雕塑艺术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应该更清醒地、自觉地去认识自己，思考向现代转型的生长点。我们这一代人，跟我们的前辈以及后辈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会在雕塑艺术中寻找与自己的经历和认知相匹配、相协调的东西，然后围绕着它们来表现。中国雕塑向现代转型之后，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中国雕塑艺术家通过实践证明了中国雕塑正在一条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前行。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有人突破自我，创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长城怨》这件雕塑作品，就是结合西方的写实手法，将秦始皇塑造得栩栩如生，塑造了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君王，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震慑人心的气势；他脚踏长城，何等的威风凛凛，大有天下尽归的豪气。此外通过引据经典，作者增加了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为整个雕塑增添了不少内涵。

由于审美观念和趣味的差异，中国古代人物的塑造都不与真人相仿，也不以此为追求。而当代的雕塑艺术家群体大多受过学院教育，入学前就开始学素描，入学后学解剖、学透视之类，因此，这种体制下所培养的无论是雕塑家还是观众审美趣味都很难退回旧的传统里。提到素描，有人认为恰恰是素描在美术教育中的普及影响了传统雕塑自身发展的轨迹。对于这种说法，齐鸣并不认同，他说：“过去，我们只是简单把素描当成一种客观再现的方法引进来，确实存在千人一面的弊端。不过，一个问题不能只看一面，千人一面也有特定历史的原因。再则，还存在对于素描认识局限的问题，把素描的局部当成了全部。苏联的素描主要是解决他们在写实雕塑语言的基础造型问题，而我们把这种模式的素描拿来直接用在国、油、版、雕、设计等各门专业的基础教学中，其结果是失去了自我的特点，中国雕塑专业上的问题尤为难解。现在的专业基础都是各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中国雕塑也有自己的造型基础教学。所以说素描训练无法与专业基础或雕塑艺术语言相对应，那是个人的认识能力和才能问题，而不能说是素描的问题”。作品《长坂坡》中，长山赵子龙一枪在手，那英发之气给人以深刻印象。作者曾经也尝试，画过多幅素描来确立表现手法，最后将形象定格在手执马缰，马蹄前踢的动态中。这样能给人一种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感觉。但是要做好现代雕塑，不能只追逐前人的脚步，更重要的是寻找新的文化生长点，只有跳出现实主义的“桎梏”，挣脱后现代主义的“枷锁”，从当代文化的问题入手，摆脱雕塑存在方式上的迷惑，打破抽象、具像，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疆域，才能重新找到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要相信“无论以往的信仰多么坚定，成就又是如何的辉煌，但都阻止不了人类前进的步伐。传统雕塑是人类怀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将其同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艺术。神学时代，人在自身的形象上寄托了对神的崇拜，人文主义时期，人类又将自身提升到神的位置去塑造。”（摘引自汝信主编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在几个时期里，雕塑形成了观念性、神圣性、正面性等特点，这使传统雕塑在表现范围和表现方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张扬雕塑家的个性。作为西方现代雕塑的先驱，罗丹打破了学院派雕塑的经典，带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他的个人风格鲜明的雕塑作品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原创，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传统雕塑的规范。罗丹之后的大多数雕塑家都以极尽追求形式之能事为目标，他们从事雕塑的过程就是研究材料、形式和空间关系的过程。但是，对形式的追求终会有尽头，因此，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成品雕塑、废品雕塑、包裹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纷纷以“雕塑”的名义登上艺术舞台。

蜕变范文篇3

[关键词]村干部蜕变特征原因

一

中国的乡村,不同的乡村有不同的特点,由于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宗族势力的强弱、村民素质、交通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村干部在村庄的地位也就有所不同。本文的村干部特指纯农业、集体经济欠缺的落后山村的村干部。村干部是乡村社会中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村干部处于最基层,直接面对农民群众,职位虽低,但作用重要。其品质的好坏、能力的高低、作风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执行,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但在转型时期,在纯农业以及集体经济欠缺的落后山村。由于村干部是村庄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村里日常权威的主导者;有信息优势;个人能力强;加之村级组织有地方性和非行政性的特点以及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等原因,村干部发生了蜕变,成了为自己谋取利益,既不对上级组织负责也不对村民负责的地头蛇。

对传统中国的“村庄领袖”,杜赞奇曾以“保护型经纪”即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赢利型经纪打交道。[1]而“赢利型经纪”即借助政府力量而谋利。杜赞奇认为,自晚清以来,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不再一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由此,造成权威危机,造成诸如“土豪”、“无赖”或“恶霸”之类的赢利型经纪产生以及保护型经纪的相应减少。

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2]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3]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村干部是基层干部,他们代表着村民掌管着村内公共事务,同时,又在上级组织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工作,在村内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在村民“当家人”和国家的“人”两者之间,如何谋取某种平衡或不平衡,成了每个村干部的必然选择。这种情况也说明村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农村社会的精英,管理着农村,又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执行着来自上级的方针政策。双重角色从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也会产生冲突,甚至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政府希望村干部有效地贯彻落实政务,村民希望村干部为村民提供良好的服务。一方面村干部拿着村民的钱,却无暇顾及村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村干部不从政府那里领取报酬,却主要是帮政府做事。以人和当家人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的村干部困境有一定合理性,问题是,这种看法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并没有看到不同地方的不同乡村有不同的特点,笼统的说村干部扮演着政府人和村民当家人的两种角色,显然不适合中国很多农村的情况,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更没有看到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私自利者。

二

随着体制的废除,国家在农村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方式。这一方式的特点是,以前是通过体制一直延伸到农户的国家行政管理权,现在上收至乡镇。乡镇是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代表国家对本地区进行行政管理;而在乡镇以下的村则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性组织,村级公共事务由本村村民自我管理。但是村民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总之,在国家与村民进行经济产品与政治产品的交易中,不论是作为需求方还是作为供给方,国家都是一个垄断者,村民完全没有进入或退出的理由。”[4]村不仅仅是国家单方面的要求,也是村民的要求。而由过去体制中没有什么地位的生产大队转变而来的村庄,在新体制下的地位则明显加强。成为国家和由具有一定生产自主权的农民组成的社会的结合点,但是,村委会只是群众自治性组织而不属于国家行政系统,村领导人也只是社区管理者而不属于领取国家工资的政府公务人员。因此,村干部只是在本村代办乡镇政府交给的任务,扮演着政府人的角色,其权来自于乡镇政府。

在纯农业、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山村,村干部是一群自利的群体,村干部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觉悟不高、领导方法不民主、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等问题。占有村里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生存资源是他们的主要的目标,伦理、道德、尊严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约束力。在利益的驱动下,道德、良心是可以轻易抛弃的。他们是实在的,又很精明,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去榨取村民。转型时期,在纯农业以及集体经济欠缺的落后的乡村。由于村干部是村庄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村里日常权威的主导者;有信息优势;个人能力强;加之村级组织有地方性和非行政性的特点以及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等原因,村干部发生了蜕变,成了为自己谋取利益,既不对上级组织负责也不对村民负责的地头蛇。

“强龙难压地头蛇”,比喻有能耐的人也难对付当地的实际控制者。村干部蜕变为地头蛇,其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村干部与以前的的地痞、流氓、无赖、恶霸不同,而是村的父母官。第二,上有靠山,内部“一种声音”,团结就是力量,抱成一团,有足够的能力与“强龙”们抗衡。第三,懂得党的政策、方针,在与上级组织这些“强龙”打交道时,很有自己的一套对付“强龙”们的办法和策略,第一是下延压力,即把上级组织的压力转嫁给村民;第二,过滤制度,即对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制度用土政策老代替;第三,偏移角色,即用全体村民的名义与上级组织讨价还价。;第四,村干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队伍变成“清一色”、“一条龙”了,村党委与村委会成为一个牢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五,“强龙”们是人生地不熟,一到“地头蛇”的村里,不得不依赖“地头蛇式”的村干部;第六,村干部一般是村里的精英,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村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七,为了自己的利益,欺上瞒下,抛弃道德、伦理、良心,既不是国家的人也是村民的当家人,而是一个为自己谋利的自私者。

三

村干部蜕化为地头蛇有其必然性,在纯农业以及集体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山村,由于村干部是村庄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村里日常权威的主导者;有信息优势;个人能力强;加之村级组织有地方性和非行政性的特点以及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等原因,村干部发生了蜕变,成了为自己谋取利益,既不对上级组织负责也不对村民负责的地头蛇。而乡镇以及上级组织这些“强龙”在村干部的这些优势面前也是束手无策,“强龙难压地头蛇”。

(一)村庄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5]乡土性是土政策存在的重要前提。“从政策分类来看,村庄土政策同公共政策相对,只是由于上级部门不便为复杂的村庄制定出具体明确的和可直接操作的政策时,为了落实上级规范性政策,村庄组织根据实际制定一套灵活、可变、操作性强的政策。”[6]村干部利用村里的特殊情况,使国家的政策在村里的贯彻执行中发生偏差。“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在进行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时要受到限制;国家的政策性主张在实施时会发生效力上的偏差;国家在进行政策修改时会要到阻力。”[7]在纯农业以及集体经济不发达的落后的山村,国家的很多政策不是很适合这里的情况,这就为村干部土制定和推行土政策提供了条件。村干部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勾结等技巧,选择性的执行上级的政策,另一方面村干部又熟悉一些政策和运作的程序,往往可以蒙蔽、妨碍、误导上级部门,使上级的政策不知不觉中被土政策所代替。这样土政策为村干部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最终则是扭曲和破坏正常的规则。

(二)村里的日常权威主导者。“日常权威是我为此现象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用来指称那些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认为他们不应该拥有权威,而他们却能支配他人的现象。”[8]村干部在村里掌握一定的日常权威,在村民面前耀武扬威、使村民胆战心惊。日常权威,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乡土性紧密相关,而且更能反映乡土社会的显著特征———封闭性。随着意识形态的减弱,乡土社会的日常权威更多地依赖于乡土社会规则。村干部能够成为村里日常权威的主导者,一方面是由于其村干部这种身份决定的,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和其自身在村的经济实力、话语权等有关。如村民之间的冲突一般都会由村干部来调节,而不会轻易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在村里的日常生活中,村干部是主角,村里的大小事情或多或少由其支配。很多事情乡镇政府想插手也离不开村干部的配合,一旦村干部不配合,乡镇干部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太多办法,更何况“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乡镇干部想要对那些违反国家法律、方针、政策的村民进行处罚也不得不征求村干部的意见,一旦村干部有异议,处罚就不得不按照村干部的意见进行调整。一个村恐怕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村干部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国家的权威被村干部的个人权威所取代。

(三)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理性的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9]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村干部拥有更多村里的信息,并且可以利用乡镇干部信息缺乏的弱点而使乡镇干部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在纯农业村,信息渠道来源不多,就为村干部提供了解释,传达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权制定的政策和制度的机会,也就使得村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上级制定的法规政策进行新的解释、对其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进行过滤和扭曲。村干部生在村里,又在村里长大,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村里有多少人,有多少亩田,谁去了哪里做什么事,谁的家里养了多少条猪、喂了多少只狗,谁的亲戚有没有在外做官等等,这些芝麻小事,乡镇干部根本就不明白,只能听村干部的。离开了村干部的配合,乡镇干部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从下手。如在转型时期,流动人口明显增加,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烦,一些外出务工者早生、超生现象数见不鲜,乡镇干部根本就无法统计,而村干部就是看到乡镇的这种情况,自己就对这些违反计划生育的人进行罚款,罚款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乡镇政府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信息的缺失,对村干部也是无可奈何。

(四)个人能力较强。村支书是由上级党组织任命的,其一般是村里经济实力强、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员。而村委会的干部则是选举出来的,相比较而言也是村里的能人,“在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已由熟识变为认识……由礼治变为法治,由无讼变为契约,由无为变为有为,由长老政治变为能人政治。”[10]能人治村是落后的乡村的一种常态。而这种能人由于个人在村里的地位,使其蜕化加速。村民拿他没有办法,上级组织也上一样是无可奈何。这样的村干部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山高皇帝远,就成了村里的霸王,地头蛇。

(五)村级组织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村级组织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乡镇领导对于村级干部的管理表面上是强性的,而实际上却是软性的。”[11]村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多数是农民,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拿国家工资,不是行政管理者,也不是执法者,那些约束国家公职人员的条条框框对他们不适应。但是村干部虽然不是税务官却要收税,不是行政人员但是要收费,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却要管理一定的公务,如村的计划生育、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乡—村干部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我说你听”,“我指你做”,“我强你弱”,身份地位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在和村委会进行社会交换的行动中,乡镇只有强化控制才能保持现状或者增值。”[12]但是这种强化控制在村民自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新时期,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乡村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以村民自治为核心,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村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现代社会首要的表现是国家的行政权,废除以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体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政体制已经成为按一定区域设立的基层政权组织,而村则是不具有国家行政组织的性质,村属于社会的范畴。“我国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是一种严格的法内自治”[13],法内自治的主要内容虽然村民对本村事务的自我管理等几项,但是村干部却可以利用这种有限的自治合法抵制乡镇过多的干预村里事务。为自己牟利腾出更大的空间。一些村干部往往以自己的职位并非由上级政府任命为由,对乡镇干部的要求置若罔闻。

(六)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目前上级政府也对村干部的管理放任自流。一个不服管,村干部不想被上级政府管,一个觉得很难管,乡镇以及上级组织很难有效管理村干部。这就为村干部将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提供了方便。“因为村组干部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资源,并且以维持和推动这一权力的正常运作为职责。”[14]实际上村干部仗着“天高皇帝远”而胡作非为,占有村里的公共资源,为非作歹,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助长了村干部的嚣张气焰,村干部在村里的强势地位就会越来越稳固,胆子越来越大,占有村里的公共资源也就越来越多。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村干部在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时,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而乡镇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转型时期,在纯农业以及集体经济欠缺的落后山村,村干部的蜕化已经是一种常态,这对乡村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第四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8

[2]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来自田野的学术札记[J]开放时代,2001,(12):116-117

[3]徐勇村干部的上重角色: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1997,(4):158

[4]徐德信国家与村民交易的替代机制:中国农村干部的一个经济分析[J]学习与探索,1996,(2):26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第八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6]吴业苗村庄土政策的生成及其整和功能[J]人文杂志,2005,(1):134

[7]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第二版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441

[8]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90

[9]孙守华经济转型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博弈[J]管理世界,2001,(2):38

[10]于建嵘农村黑恶势力和基础政权退化———湘南调查[A]罗岗思想文选2004[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51

[11]陈云松乡村政治的总体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35

蜕变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控权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关系

一、行政控权界说

“行政”一词的英文是Administraifo~,学者们对行政的解释不一，有“目的实现说”、“国家意志执行说”、“除外说”等。行政首先表现为一种权力，或以权力为基础，或以权力为背景，而现代法治、宪政所要求的根本点就是对权力本身进行规制。本文认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专指国家行政主体对国家与公共事物的组织和管理活动，它针对的对象不限于国家事物，还包括广泛的公共事务，它实施的主体是国家行政主体，它运用的手段是组织与管理。

“控权”是基于权力的扩张性和侵害性的立场，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以防止其滥用，但它并不排斥管理论中的“保权”。“控权”与“保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真正的‘控权论’即在价值导向上倡导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又在实际上承认行政法的管理功能”。同时“控制”与“限制”有所不同，“限”具有“阻隔”、“指定范围、限度”、“限定”的意思。“控”具有“驾驭、支配”的意思。。限制是消极的，控制是积极的。“限权”是指对行政权力进行消极限制，尽可能少授予行政权力，即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时期行政法特点。总之，这里的控权指“行政法基于法律的立场为了保障人民权利而积极驾驭、支配行政权力，它是对行政法功能的一种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法自由、民主价值的一种定位。

二、行政权力为什么需要控制

从近代行政法到现代行政法的繁衍中，行政权力始终需要控制的最基本的理由是什么呢?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这对范畴贯穿行政法始终，其基本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传统控权理念的产生与行政权力的本质及其与公民权利的运作关系是分不开的。

(一)行政权的本质

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门。行政权力的性质不因国家、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它是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力量，因而在任何国家，行政权力都是强制它人服从的权力孟德斯鸠认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构成相互平行并且制约的关系，国家权力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腐蚀掌权者的心灵”。这是现代所有经验的总结。正是这样的本质特性，近代社会才有法治模式的产生。

(二)行政关系及其行政权力的特征

行政关系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行使而产生的，行政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即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非对等关系。行政主体总是处于优越和优先的地位：行政主体以国家名义参加行政法律关系，可以对相对人采取强制措施，而相对人即不能否认它的效力，也不能抵制；行政主体无需向对方的同意，单方意思表示即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也可变更行政法律关系甚至行政合同关系。行政关系的这一特征使行政权力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特性，因此，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是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设定和权力机关的授权。二是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险的。他是如此危险，以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面。

从现代行政来看，法律对行政控制的理由又有新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发展使得行政权力得以扩张，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在现代行政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不可避免的，行政权力扩张的结果不但不会导致法律的放宽控制或放弃控制，相反是导致法律控制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控制权力仍然是社会的需要，是权力扩张的需要。总之，行政法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都强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行政控权并不是对行政法的某个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划分和定性，只是“控权”在近代和现代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近代，是单一的行政控权，而现代所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行政控权。

三、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基本维度

(一)传统行政控权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1．政治自由主义思潮。洛克曾以自然法的假定论述公民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虽然他并不以为自由绝对不受限制，但仍然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构建的政府及其所拥有的立法权是极为有限的，国家和政府的目的仅仅在于消极地保护公民已经享有的自然权利，法律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限制权利。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政府权力”，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谓自由经营论(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利用市场的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运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和竞争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地极少量经济活动地经济思想和政策。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假定利己动机下的个人行为能够在无形中促进公共利益，从而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的人类社会自然秩序。。国家或政府的职能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行驶。

3．普通法法官和法律家的传统价值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由普通法院负责行政案件的审理工作。“高级法院法官众所周知的地位使司法权巍然屹立；与欧洲大陆尤其法国的情况不同，在英国有一个真正的‘司法权’，就其重要性与地位的崇高讲，不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普通法系独立、单一的普通法院系统、待遇丰厚的法官及其享有的崇高权威，使司法权面对行政权时具有相当的优越地性。法官也视自己为公民权利的维护者，控权成为普通法系法官的职业价值取向。

4．法律实证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作为英国法哲学，对传统行政控权理念在英国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法律实证主义的两项主张：一、法律就是主权者制定的法：二、法官造法是实在法的重要内容。在它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法律裁判必须和政治意志分离，法律应当是公认的、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正义和历史地形成的原则，是非政治性的，法官则是这些原则的客观代言人法官很难有一个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思维方法。

(二)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

“行政法控权理论中的控权，顾名思义是指控制、限制行政权力”，“行政法所涉及的就是用来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制约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盛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核心可以归结为：行政法是保障个人白由、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法律，主要强调用立法和司法的手段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政府的过渡干预，它承袭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其调整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关注了与国家相对的个人利益的安危。

1．行政法的宗旨和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制止国家行政机关干预或限制个人自由和权利。自由之风一直是英国引以为傲的精神传统，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方面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与生俱有，不可剥夺。政府权力的界限就是个人的自由。

2．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最大可能地排斥自由裁量权。博登海默曾说：“l9世纪，美国政府几乎将侧重点完全集中于旨在使行政处于有限范围内的法律约束之上。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被缩小到无可奈何的最小限度”。。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法律中的消极行政观念。这种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个人自由和自治必须尽可能地予以维护，国家不能过多地干预这个领域其二，自由裁量权具有专断倾向，行政机关不应拥有或较多地拥有此类权力。

3．司法审查是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在英美行政法发展早期，普通法院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就受到学者广泛的重视，在戴雪看来，普通法院具有的通过司法审查直接保证公民权利实现的特点，优于国外宪法书面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规定。司法审查不仅是一种控权手段，更因为它是一种最直接、最得力的控权手段。在美国“司法审查足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

4．遵循规则主义的行政法治(依法行政)原则，要求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对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行使方式的规定执行权力，主张“无法律则无行政”，行政机关不享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个要求非常严格，任何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行为，都不具有公民必须服从的正统性而归于无效。强调严格的法律统治及排斥自由裁量权的理念，相当程度上是形式法治主义的一种体现，是英美早期自由主义法律制度的一个反映。

四、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蜕变

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应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意志，顺应时代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没有一成不变的理念，只有一成不变的言词和语句，同一言词或语句的指称意义往往在时空转移中实现着变换。传统力量和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使传统行政控权在保持其固有的理论根基的同时，实现着蜕变，这种蜕变是适应现时代的，是在保持传统之基本立场和框架的情况下，对其内涵的实质内容作面向现实的变更。

(一)传统控权论理论蜕变的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英美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实践以及相应的社会背景条件都发生较大的变化，英美国家走上行政国的发展道路，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出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国家适当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本世纪初期频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缺陷，并主张政府适当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英美逐步在经济政策上改弦易辙，由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迈进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2O世纪70年代占据了英美主流经济理论的舞台，并直接影响了英美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发展。

2．现代集约化的大生产使团体之间的合作趋向日益明显，团体主义、干涉主义随之而来，这摧毁了旧个人主义、旧自由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和基础。“团体主义主张个人与社会为‘有机的整体’，社会由其构成分子的个人集合而成．又因分人的协力工作，社会才能活动自如。……全社会福利的增加，并使生活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安其生，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生存，促进团体发展的目的。”一干涉主义主张政府因维护公益之必要，对于个人行动可以适当干涉，不能过分放纵之自由。”

3．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相适应，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发生了变化。面对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的岐治思想对行政权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一定程度上强调政府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公民自由的积极作用。l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足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O世纪的自由主义把福利和平等看做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

4．现实主义甚至更新的法律思潮替代法律实证主义。盛行于30年代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主张法官的每个判决都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选择，权利是法院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客观存在，研究法律必须结合社会情境，司法过程作用有限而应实行专家治国，等等，这些主张在政治立场上依附于罗斯福新政。后来的法律思想则继承该学派的一些观点并予以重建。

一方面是新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来自传统的因素仍然没有泯灭，这种传统的力量在现代现代行政控权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传统的力量主要有：

1．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虽然新的自由主义与旧的自由主义相比，较具社会性，但是个人自主性始终是英美自由主义思潮区别于其它思潮的根本。“我们的物质文化(诚如人类学家所言)正处于集体化与合作化的边缘。然而我们的道德文化连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仍然充满源于前科学世代、前技术世代之个人主义的理想与价值。

2．普通法体系中的法官和法律家顽固的习惯信念。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倾向于限制无限增长的行政权力，强调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即便在不得不接受现代行政国这种现实的情况下；

3．传统控权理念蕴涵的合理成份行政法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政府权力的范围应当受到限制；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促进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这些合理内涵，在避免极端化的前提下，现代英美行政法(学)自然予以承继。

(二)传统行政控权理论蜕变的表现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引发英美法学工作者对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充分发挥行政权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从新政以来，英美国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发生变化。“随着新政的推行，(政府)法治指令突然从一个障碍和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和有利的支持……有为(ac—ifve)的国家正在出现，并且在一种包含于盛行的法律现实主义观点中，它被看做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变的一种能动的工具。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被视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力量。“传统上划分立法、行政、司法的宪法分权制衡原则，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机动灵活的行政权应当行使一定的立法和司法职能，事实上，行政立法作为国家重要的实施手段，已被普遍接受，而行政司法在解决行政争议的案件中，正日益发挥明显的作用。”与戴雪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相反，行政自由裁量权被一定程度的予以容忍，行政机关可以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合法运用裁量权予以积极处理。同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给付等受到重视，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发生转变。

2．对行政法的定义发生变化，行政法是所有关于行政的法，而不仅仅是有除了关控制行政权力的法，行政法定义的变化重新界定了行政法的外延“对行政法颓的描述，反映出这些在英国出现的多种观念的影响。这些描述足以行政为中心的。行政法的作用不在于对抗干预主义的国家，而是为政府行为提供便利。

3．引入新的控权机制。司法严格控权曾被英美行政法学者视为最主要的控权手段，但是司法本身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司法过渡干预行政可能造成的新的权力的滥用，促使学者探讨新的控权机制和方法。“司法审查的正统性源于保护那些虽然被政治原则的考虑所支持，但在一般政策和行政的过程中仍然很脆弱、容易被侵犯的个人权利。但是，这种以个人权力观为基础的公法统一性，自然依赖于它所推行的权利的本质和完善。个人权利必区别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假如整个政府的权力范围由于个别原因而被减小到了政策的瘫废，那么，司法判断无异于通常的政策。……法院除非突破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和统一性，否则不能代替政府的自我控制。过去主要使用单一的司法控制，新的控权机制应当加强控权手段的协调和防范作用。

蜕变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型企业;成熟蜕变期;竞争优势;财务杠杆

一、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与其成熟蜕变期的特征

(一)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

科技企业是以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转化和销售经营为主体业务的企业,它富于创新,具有灵活的高科技产品开发研制机制和经营机制。任何一家科技企业的发展都要经历研究开发、创办、发展乃至成熟阶段。一般将典型企业生命周期描述为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科技型企业的生命周期符合典型企业生命周期的共性规律,同时又有其特性。因此,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与一般企业略有差异。科技型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种子期、创业期、成长发展期、成熟蜕变期。

(二)科技型企业成熟蜕变时期经营特征

科技型企业成熟蜕变阶段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比较成熟,产品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稳定,现金流量较大且比较稳定。但随着市场的饱和,企业会逐步出现剩余生产能力,于是,企业创造新增价值的能力会萎缩,而且企业面对同行业的竞争在此时可能更加严峻和残酷。此时科技型企业应当加快创新步伐,在稳固已有市场的基础之上,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企业蜕变转型,使企业经营的高科技业务水平和档次,企业的组织结构、人才素质、信息管理、技术设备、营销服务等各方面都发生深刻的质变,获得企业竞争的主动权。

二、财务杠杆效应理论

财务杠杆即筹资杠杆,它是企业在筹资活动中对资本成本固定的债权资本的利用。由于企业的负债利息和优先股股息是企业的固定支付义务,根据资本结构MM定理,它们与企业实现的利润多少无关。因此,当企业营业利润增大时,企业固定财务费用负担就会减轻,从而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利润。同样,当营业利润减少时,企业固定财务费用水平就会相对加重,从而会大幅减少普通股股东的利润。这种由于固定财务费用的存在,使普通股每股利润的变动幅度大于营业利润变动幅度的现象,成为财务杠杆。财务杠杆作用的程度用财务杠杆系数表示,财务杠杆系数是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变动率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之比,其基本公式为:

DFL=(1)

在无优先股的情况下,由于EAT=(EBIT-I)•(1-T),得:

ΔEAT=ΔEBIT•(1-T)

故,DFL=×=(2)

由于财务杠杆的存在,负债经营或负债扩大经营提高了企业主权资金的利润率,此时财务杠杆发挥正效应,反之若负债或扩大负债经营降低了企业主权利润率,此时财务杠杆发挥负效应。相关推导如下:

RE=EAT/E=×(1-T)

=REBIT+(EEBIT-KB)×(1-T)(3)

RE为主权资金利润率,E为主权资金数额,REBIT为息税前利润率,KB为税前的债务资金成本率。现将负债金额B作为自变量,主权资金利润率RE作为因变量,其他项设为常量。此时主权资金利润率RE是负债额B的一元一次函数。对自变量B求导得

RE′=(REBIT-KB)(1-T)

若RE′>0,即主权资金利润率随负债额B的增加而提高,由此我们可知只要REBIT>KB,增加债务资金B,扩大财务杠杆作用,就会提高主权资金利润率RE,即产生财务杠杆正效应。所以,息税前利润率高于税前债务资金成本率,是产生财务杠杆正效应的前提条件。

三、科技企业成熟蜕变时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财务策略

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财务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企业初创时期,财务机构的目标是筹集资本最大化以满足企业对生产要素投入的需求。随着企业的成长和站立脚跟,财务目标开始转变为企业利润最大化,此时,企业市场扩张、产品规模增大,企业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急剧增长。处于优化资本结构和降低资本成本的考虑,企业会借入大量的债务资本。同时,企业利润剧增,资本积累也在不断增大。但是,当企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企业不仅追求利润水平,也追求行业领导力和社会地位,品牌和知识资本投成为新的财务特征。此时,利润最大化财务目标开始被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所取代。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实际是企业综合竞争实力最大化。根据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规律,企业在快速成长发展期之后将进入成熟蜕变时期,如何使企业延长成熟时期,推迟蜕变期的到来,以及在企业蜕变时期仍保持成熟时期的竞争优势,拥有稳定适量的现金流量,则是每个企业高管阶层都在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利用财务杠杆工具,可适当保持科技型企业成熟蜕变期的转换速度,并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成熟蜕变期前期——适当提高财务杠杆

处于成熟期前期的科技型企业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入,企业已经开始大量盈利,企业有丰厚的自有资金,各种风险大幅度降低,不仅许多金融机构愿意提供债务融资,而且债务融资的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渠道有了大规模的拓展。成熟蜕变前期一般都满足REBIT>KB,企业可以适当扩大财务杠杆,使财务杠杆发挥正效应,能够提高在企业主权资金的利润率,同时企业可以实行相对较高的股利政策,对外释放一定信号,对成熟蜕变期中后期的大量融资是有利的。公务员之家

(二)成熟蜕变期中后期——保持较低财务杠杆

1.应对同行业竞争的需要。处于一个充分竞争行业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稳定期的中后期可能面临同样处于稳定期的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产品市场竞争过程必然出现价格战或营销战,利润和经营现金流入随之下降,此时财务杠杆低、现金流充裕的竞争对手往往会首先发起价格战或营销战,降低产品利润和经营现金流入,逼迫财务杠杆高的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与此同时客户、具有谈判地位的供应商、债券人等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考虑,可能采取对企业不利的行为,导致企业销售下降和市场份额萎缩,内外融资能力进一步减弱,从而降低竞争能力,甚至导致财务杠杆高的企业最终退出市场。此时应该采用相对保守的财务策略,也就是说,尽量使用自有资金,少负债。因为此时企业的赢利能力已经大不如前,REBIT有所下降,保持较低的财务杠杆可以降低企业与同行之间竞争失败的危险,同时可以增强企业的策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保守的财务策略是企业此时明智的选择。

2.新的投资机会的需要。科技型企业在进入稳定期后,技术工艺日渐成熟完善,产品创新度下降,原有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企业需要再次投入资金研发新技术,建立新工艺,生升级改造原有产品,使其形成下一个利润增长点。而在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中,高财务杠杆容易导致企业后续投资能力不足,这与研究表明的增长机会与财务杠杆显著负相关的结果一致。此时较低的财务杠杆,可使同等资产规模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净利润,配以实行低股利政策,增加企业的留存盈利,提高企业的后续投资能力,保证企业能够及时把握市场机会,赢得先机。财务杠杆低本身成为一项竞争优势因素,特别是在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经营效率无差异时表现的更明显。

3.企业蜕变融资的需要。转型蜕变成功与否,成为企业兴衰的转折点。此时企业稍有不慎,就会掉进“衰退的陷阱”,因此,企业在这一阶段需要不断的资金融入,保持企业的不断成熟壮大,通过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市场创新从而避免走向衰退。这一阶段的风险主要是转型风险,即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资产数量上的扩张和质量上的改变,都需要大量新资金的介入。企业一方面可通过闲置资产或技术的变现来取得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可通过企业内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这也需要企业在成熟期中后期减少负债资金,降低财务杠杆,配以实行剩余股利政策,为企业筹集满足资本预算所需的权益资金,因为留存盈利的成本低于新普通股成本,这有利于降低筹资成本费用。公务员之家

四、小结

对科技型企业来说,在竞争过程中仅仅经营效率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生存,企业也应该注重分析后期经营发展可能遇到的行业竞争和企业再发展所面临的资金需求、资金来源和资金成本。只有兼备经营效率高和财务资源充足的企业,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成熟蜕变期的科技型企业,应根据行业情况和实际经营需要,以及企业所处的具体阶段,及时调整企业财务策略,通过调节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降低企业竞争风险,增强企业后续投资能力。使企业进一步壮大,并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显著优势,得以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海鑫.财务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8:2.

[2]王旭,刘玉国.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及其特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3,(4).

[3]崔毅.经营杠杆与财务杠杆原理及应用前提条件分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1,(12).

蜕变范文篇6

一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二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三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蜕变范文篇7

一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二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三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蜕变范文篇8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蜕变范文篇9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蜕变范文篇10

一、新鲜感和逃避心理

大学生以往生活的环境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校园和家庭，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岗位面对的就是在各方面都比较开放的社会生活。一部分大学生对新的生活模式，新的生活环境充满新鲜感和好奇，对社会生活抱有过高的期望。这部分大学生会在刚开始接触工作的时候精神头十足，可一旦在工作中遇到实际困难，就会造成很大的心理落差。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身份的转变不能很好的掌握，看不惯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世俗，无法很好的处理工作中上下级以及同事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对工作产生厌恶的情绪，负面情绪长时间得不到正确的调整，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心理障碍。工作不能得心应手，人际关系上不能突破，一部分大学生会把现在的工作生活与过去作为学生的校园生活进行比较，觉得校园生活简单美好，想要重新回到校园借此逃避现实。这种不能正确的面对现实的心态被称为逃避心理。针对这种心理大学生要做好对自我心态的调节，面对困难找到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一味的用不切实际的想法来逃避现实。

二、自卑和自负

自卑心理和自负心理是两个对立的极端。这两种心理都是不正确的，都会影响毕业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毕业大学生以前所在的学校是一个相对纯净的环境，没有太多的利益纠葛以及人情世故。进入到工作以后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社会生活。工作中首先面临的是工作内容的实际操作，大学生之前在学校所学习掌握的知识在实际的应用中并不是很理想，这给大学生的心理上就造成了一个打击。其次在工作中要面对的还有自己的领导、同级同事、以及下属，在处理这三层人际关系上，没有社会实践仅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同样会导致大学生自卑心理的形成。自卑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树立信心是战胜自卑心理的关键。毕业大学生刚刚踏入岗位在陌生环境陌生模式下产生的自卑心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真正的自卑。这种自卑心理只要稍加调试很快就能转变成一股力量，成为成功的推动力。不能熟练的工作是因为刚刚入职，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给自己树立信心，在工作上多加练习，尽快的掌握。这种自卑心理也会随着对工作环境的熟悉，工作内容的掌握而消失。不要太早的放弃，给自己一点信心，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善于发掘、利用自身的“资源”改变自己适应环境。

其次自负心理，往往出现在一些在校期间成绩优秀表现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身上。他们进入工作岗位之后，认为凭借自己的文凭和工作能力做目前的工作是大材小用了，对公司现有的职位安排进行比较，会认为某人文凭能力都不如自己职位薪水却都高过自己，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工作态度不积极，总想着升职加薪。提高自我认识是改变自负心理的关键。大学生要全面的认识自我，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还要清楚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三、跳槽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