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单范文10篇

提单范文篇1

导致提单欺诈的主要原因是信用证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根源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严格相符原则。

（一）信用证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跟单信用证或信用证是开证行代买方开立的或开证行自己开立的、保证依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条款和条件的要求相符的汇票或单据付款的承诺。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工具之一，是“英国商业天才所创造的机制”。信用证制度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对他在基础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即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一经开出，开证行即承担了第一位的付款责任。独立性原则在UCP600中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4条中。严格相符原则。严格相符原则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受益人相信，如果受益人满足了银行承诺的条件(即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银行作为“可靠的出纳员”的承诺即可无条件的付诸实施。这一原则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衍生物。

（二）信用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提单欺诈

跟单信用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银行处理的单证而不是货物。提单是从大副收据发展而来的，大副收据本身是承运人的收货证明。后来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提单被等同于对物的物权凭证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是可流通的或可转让的。因此提单的交付等于象征性交付货物。这一点是信用证下银行以提单作为主要的付款凭证的主要原因。跟单信用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提单的价值及其在信用证体系中的作用。

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使用提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提单的实质是其可转让性。然而提单的发展并未达到像货币流通那样的程度。但在具体案例审理中，则认为，对受益人而言，“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与现金同属一个级别，必须予以承兑”。这意味提单的可转让性在跟单信用证支付体系中得到了夸大，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却被忽视。其后果是：提单仍旧具有物权凭证的地位，但不再表现为其内在的物权作用与债权作用，此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货物所有权的推定交付，其可信度难以保证。不论是因该提单系完全伪造或因承运人时常难以确认货物的实际品质就签发了清洁提单，收货人均很难以之对抗承运人。他也不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他得到的提单只是一张废纸或者大打折扣。为了不影响信用证交易的正常运行，提单的可转让性受到了极度的重视。

纵向观之，提单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仍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法律是牺牲了其他准则的情况下，才发展了提单的可转让性。正因为提单的可转让性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使得实施欺诈更加容易。坚持可转让性与防止欺诈在一定程度之外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只可能视交易的需求来决定哪个更重要，或者在某种范围内进行选择，即通过由当事人增加费用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欺诈。

提单制度自身的缺陷

上述的跟单信用证制度是提单欺诈产生的根源，它是人们之所以会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本身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

（一）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两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两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两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大陆现行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己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提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签发给副本或抄本。

（二）记名提单的问题

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三）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27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同时，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

各国关于提单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协调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很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这需要我国有自己的提单法，也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在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做法普遍存在，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要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等候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皆大欢喜。

托运人(或租船人)有时不是要求删去批注，而是要求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既是举手之劳又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签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地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多数货物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做法的。只要船东认可，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小港口，台湾当局一般都会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

摘要：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海上货物运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单则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提单欺诈已严重的危机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单欺诈的成因，以期更好的防范提单欺诈，使提单对国际贸易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提单欺诈成因信用证

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空白提单管理不严格，对空白提单的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任何可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简单易施。从效益上来看，伪造提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比较容易，这大概是利用提单欺诈日益猖獗的直接诱因。

参考文献：

1.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邢海宝.海商提单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提单范文篇2

杜永涛

一提单的法律性质

从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来看，很少有对提单作出明确的定义，《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均没有给提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直到《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出现，国际上才有了被若干国家共同接受的、统一的提单的明确定义。按照《汉堡规则》，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汉堡规则》已经于1992年11月生效，但海运大国均未加入该规则，目前缔约国拥有的船队总吨位尚不足2％，尚缺乏国际普遍性。

英国法院在1794年LickBarrow诉Mason一案中首次确认提单具有documentoftitle的功能，国内将其译作物权凭证，学术界关于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即物权凭证说，所有权凭证说，抵押权凭证说和可转让的权利说。

1物权凭证说是最传统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为适应国际贸易中单证买卖的正常运转的要求，提单应具有船舶所载货物物权凭证的效力，提单代表着货物，谁持有提单，谁就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并对该货物享有所有权。

2所有权凭证说将提单所具有的物权效力归结为一种所有权效力。此说依据对提单的所有权效力的强调程度不同而形成绝对所有权凭证说和相对所有权凭证说两种观点。绝对所有权凭证说认为，承运人、船长或者承运人的人签发提单给托运人之后，提单上记载的货物所有权即依附在提单之上，对提单的拥有等于无条件的拥有货物，即使货物已经不在承运人或船长占有之下，提单持有人仍可向实际占有人无条件的主张对货物的所有权，提单的转移或转让，绝对的产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相对所有权凭证说认为，提单不具有绝对的所有权效力，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除提单的转移或转让外，还需要满足民商法中所有权转移的条件。

3抵押权凭证说认为提单物权效力不仅包括所有权效力，而且也体现出抵押权效力，因为提单可以用来抵押以融通资金或为其他债务提供担保。

4可转让的权利（或债权）凭证说对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它认为提单是产生于货物运输这一环节中的文件或单证，这就决定了对于提单的定义以及提单到底具有哪些性质的问题，只能到海商法或有关提单运输的法律之中去寻找答案。以此为立足点，该学说认为提单的持有和转让与货物所有权的拥有和转移在许多情况下是完全脱节的，提单的转让只是转让货物的推定占有，并不带来货物的所有权的必然转移；即使在国际贸易的运转程度中，提单也完全没有成为或强化为物权凭证的必要。因此，把提单说成是物权凭证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提单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单证的一种，除了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以及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的证明外，它只能是一种可转让的权利（或债权）凭证，即据以向承运人提取货物的凭证。

权威的Benjamin’s<>第五版18－005段写道：“Thereisnoauthoritativedefinitionof“documentoftitletogoods”atcommonlaw,butitissubmittedthatitmeansadocumentrelatingtogoodsthetransferofwhichoperatesasatransferoftheconstructivepossessionofthegoods,andmayoperatetotransferthepropertyinthem.”除了普通法外，英国一项立法（Factor’sAct1889）的第一条也对documentoftitletogoods下了定义，并强调了货物的占有权和控制权，具体如下：”theexpressionofdocumentoftitleshallincludeanybilloflading,dockwarrant,warehouse-keeper’scertificate,andwarrantororderforthedeliveryofgoods,andanyotherdocumentusedintheordinarycourseofbusinessasproofofthepossessionorcontrolofgoods,orauthoringorpurportingtoauthorize,eitherbyendorsementorbydelivery,thepossessorofthedocumenttotransferorreceivegoodstherebyrepresented.”

提单范文篇3

关键词：提单；法律功能；基本原则

引言：自欧洲早期航海贸易从船商合一到船商分离，出现提单雏形起，提单己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使用了很长的历史。17世纪，为解决因货物通过海运时间长，不便商人处分货物的矛盾，在贸易领域逐渐承认提单可以直接代表运输途中的货物，转让提单具有转让货物一样的效力，处分提单等于处分正在海上运输途中的货物。现代意义的提单就这样顺应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出现了，其被赋予了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及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功能。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提单的发展，而提单功能的完善使国际货物买卖实现了由实物交易到单证交易过渡，国际贸易因此蓬勃发展，进而又促进了海上货物运输事业的繁荣。提单成为国际贸易与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之一。

一、提单的定义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特有的重要运输单证。英美等国将海陆空运单据通称提单，当专指海运时则称为海运提单，英国船运法规定，提单是由船东或其他人所签发的文件，该文件确认货物装上何船并驶往何港，以及运输装船货物的若干条件；在德国，提单是承运人接受承运货物的书面证明，承运人通过提单承担将接管的货物依其所证明的状况运至目的地，并根据提单的内容交付货物的义务。在台湾地区，海运提单称作载货证券，载货证券为运送人或船长于货物装载后、同托运人之请求发给托运人、承认货物业已装船，约定运送期间权利义务及领受货物之特种有价证券。简言之，载货证券为一种货物已上船之书据。它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及承运人收受或装载货物的文件。缴回该文件时，承运人应交付货物；提单条款内所载的人或所指定或持有提单人请求交货时，承运人即有交付货物的义务。

《联合国1978年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第1条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单证中关于货物应交付指定收货人或按指示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即构成了这一保证”。

我国《海商法》第71条对提单所作的解释是：“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概括了提单的本质属性，即：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证明承运人接管货物或货已装船和保证据以交付货物。提单的上述本质属性则决定了提单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二、提单的法律功能

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曾说：国际贸易像一张网，提单是这张网的中心。这高度概括了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从上述提单的定义和它的由来不难看出，提单具有如下三个基本法律功能，而这些构成其法律地位的核心内容：

（一）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已接收货物的收据

提单是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的货物收据，以此确认承运人己收到提单所列的货物。无论是《海牙规则》还是我国《海商法》均规定，承运人对于非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并在货物装船后签发“己装船提单”，表明“货物己处于承运人掌管下”，所以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性质。但是，提单的货物收据的属性，在班轮运输的实践中，通常不以将货物装船为条件。通常的作法是，当托运人将货物送交承运人指定的仓库或地点时，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先签发备运提单，而在货物装船完毕后，再换发已装船提单。

提单中属于收据性的内容主要是提单下面所载的有关货物的标志、件数、数量或重量等。当提单在托运人手中时，它是承运人按照提单的上述记载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原则上承运人应按照提单所载事项向收货人交货。但允许承运人对货物的真实情况在提单上进行批注，并允许承运人就清洁提单所列事项以确切的证据向托运人提出异议。当提单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时，除非提单上订有有效的“不知条款”，承运人对于提单受让人不能就提单所载事项提出异议。此时，提单不再是已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而是已收到货物的最终证据。

（二）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订立的运输合同的证明

提单不仅包括上述收据性的内容，而且还载明一般运输合同所应具备的各项重要条件和条款，这些内容从法律上讲，只要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承运人和托运人就应具有约束力。同时，当承、托双方发生纠纷时，它还是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提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运输合同的作用。但是，由于提单是由承运人单方制定，并在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后才签发的，而且在货物装船前或提单签发前，承、托双方就已经在订舱时达成了货物运输协议。所以，它还不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本身，而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原则上，提单上的条款应与运输合同相一致：当它与运输合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准，

另外，为了保护善意的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也为了维护提单的可流通性，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就是说，一旦提单流转到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可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本身，但它此时是个新的合同，其效力优于先手存在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在订舱时达成的协议。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如果他们在货物装船之前还订有运输协议或签有其他书面文本，提单就是他们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而不是合同本身，其权利义务关系依运输合同。但在托运人之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法律直接将提单认定为书面合同，不需要当事人再去约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依海商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由此，提单若为托运人持有，那么他和承运人之间便具有以提单为证明的约定运输合同关系；提单若为托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合法持有时，该第三人与承运人之间形成的则是以提单为文本的法定合同关系。明确这一问题的法律意义是：海商法在两种情况下对提单的性质和作用等作出了规定，不论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还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他们总是一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约定的合同关系，后者属于法定的合同关系。

（三）提单是承运人船舶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

提单使其持有人有权提取货物，同时也能用以代表货物，处分提单就相当于处分了仍在海上的货物。由此在法律上可以反映为这样的概念，持有提单事实上就意味着对货物的支配，这是对货物占有权利的一种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运输本身无非就是占有的转移，提单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作为承运人识别占有人凭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提单成为货物的象征，以单据交付作为交付货物的有效证明，同样也反映了提单交付就是占有的转移。当然提单只是拟制为货物，因而它所标示的也只是一种“拟制占有”，即拟制为对海上运输运送物的占有。

对于提单的这个法律功能，我国《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三、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

提单在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提单可能发生纠纷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涉及提单的债权关系、提单的物权关系以及提单法律行为的效力等等。而通常所说的提单的准据法多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这是由于现实中关于提单的立法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关系方面，此外，关于提单的公约以及不少国家关于提单的立法也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制度方面。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例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2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适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也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

美国1936年的《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他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除美国外，类似的国家如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

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缔约国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循”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公约。当然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但是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它们属于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一起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于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提单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都是公布在外的，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并非不能知道该条款，无法表达对争议解决条款的意思。而且与提单的交易流转结合起来，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虽然没有与船方协商争议解决条款，但可以通过与托运签订买卖合同开具信用证时，就签发何种提单作出约定，从而表达其对解决争议的意思。在我国，根据国内外国际私法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该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制，并应据此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

1、法律选择的方式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有明示法律选择和默示法律选择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以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或合同之外的专门法律选择协议明确表达有关法律选择的意图，这种方式已为各国普遍接受。后者是指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或其行为表达的有关选择法律的暗示。

为了避免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默示意思时过于主观臆断，最近许多国家的立法和一些国际条约的发展趋向是对默示选择加以限制，要求必须在事实十分明显或者在确定的条件下才得推定当事人的意思。如1985年《海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地推断出来”。

2、选择法律的时间和范围

一般来说各国立法以及实践不仅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法律选择，而且也允许在争议发生后，法院开庭审理前，甚至直到判决前再选择法律.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以前所选择的法律，但要此时选择的法律不能影响合同的形式效力，或第三人的利益。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仅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法院开庭审理前选择法律。。笔者认为，这一时间应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延长到法院判决前，而且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变更所选择的法律。在涉外合同冲突法中，我国同国际上的普通做法一致，不接受反致。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当然仅指所选国家法律中的现行的实体法，不包括其冲突法。

3、选择法律的空间范围

选择法律的空间限制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或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客观上的联系，否则当事人的选择无效。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都有此种要求。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强调：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并不等于给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根据，而这种合理的根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法律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在那里履行，或合同标的位于该地，过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应被法院认为无效。而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是善意的、合法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合同没有客观联系的法律。日本、泰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士等国的立法，也没有这种限制。

此外，1978年的《海牙法律适用公约》、1980年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也没有禁止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法律。对于该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任何一国法律来制约其合同。尤其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它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海商法和一般的民商法相比，又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只要当事人不存在规避法律的意图，允许他们选择某一更加完备且为双方熟悉的第三国法律来决定其权利义务，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更好地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优越性。实际上，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对当事人选择法律也无特别的空间上的限制。如1995年“全国海事审计工作（宁波）研讨会纪要”写道：“根据海商法第269条的规定应承认提单中约定的适用法律条款，在具体适用时应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制约”。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选择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该原则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合理。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正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共体于1980年在罗马签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大多国家的提单纠纷案件可适用的往往只有其中几种，但在考虑如何适用时的顺序却是一致的。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我国目前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那么在审理提单纠纷案件时，首先考虑适用的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再考虑“最密切联系原则”。此外，如果我国将来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则还要承担相应国际公约的义务。

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功能涉及到提单的国际公约，各国国内海事立法等。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重要的海运大国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纠纷方面已经逐渐以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成熟、先进的成例，对我国的航运实践以及司法实践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毕竟各国在制定其海事法律时，更多的是从其本身的政治、经济等利于本国的诸因素来考虑的，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制定出来的海事法律也不尽相同，仅靠各国制定各自的冲突规则来解决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冲突问题已不能符合日益发展的海事法律关系的需要。海事冲突法、海事实体法的统一是国际海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蔡镇顺：《国际商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与对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司玉琢：《海商法学案例教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6]郭国乡：《提单法律适用条款与首要条款若干问题研究》，载《海商法研究》，2000年第1期。

[7]许俊强：《论海事国际公约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1期。

[8]王国华：《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选择》，载《海商法研究》，1999年第1期。

[9]李守芹：《海事审判中国际公约适用的相关问题》，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

提单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海上货物运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单则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提单欺诈已严重的危机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单欺诈的成因，以期更好的防范提单欺诈，使提单对国际贸易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空白提单管理不严格，对空白提单的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任何可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简单易施。从效益上来看，伪造提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比较容易，这大概是利用提单欺诈日益猖獗的直接诱因。

信用证制度：提单欺诈的制度根源

导致提单欺诈的主要原因是信用证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根源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严格相符原则。

（一）信用证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跟单信用证或信用证是开证行代买方开立的或开证行自己开立的、保证依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条款和条件的要求相符的汇票或单据付款的承诺。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工具之一，是“英国商业天才所创造的机制”。信用证制度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对他在基础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即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一经开出，开证行即承担了第一位的付款责任。独立性原则在UCP600中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4条中。严格相符原则。严格相符原则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受益人相信，如果受益人满足了银行承诺的条件(即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银行作为“可靠的出纳员”的承诺即可无条件的付诸实施。这一原则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衍生物。

（二）信用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提单欺诈

跟单信用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银行处理的单证而不是货物。提单是从大副收据发展而来的，大副收据本身是承运人的收货证明。后来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提单被等同于对物的物权凭证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是可流通的或可转让的。因此提单的交付等于象征性交付货物。这一点是信用证下银行以提单作为主要的付款凭证的主要原因。跟单信用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提单的价值及其在信用证体系中的作用。

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使用提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提单的实质是其可转让性。然而提单的发展并未达到像货币流通那样的程度。但在具体案例审理中，则认为，对受益人而言，“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与现金同属一个级别，必须予以承兑”。这意味提单的可转让性在跟单信用证支付体系中得到了夸大，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却被忽视。其后果是：提单仍旧具有物权凭证的地位，但不再表现为其内在的物权作用与债权作用，此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货物所有权的推定交付，其可信度难以保证。不论是因该提单系完全伪造或因承运人时常难以确认货物的实际品质就签发了清洁提单，收货人均很难以之对抗承运人。他也不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他得到的提单只是一张废纸或者大打折扣。为了不影响信用证交易的正常运行，提单的可转让性受到了极度的重视。

纵向观之，提单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仍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法律是牺牲了其他准则的情况下，才发展了提单的可转让性。正因为提单的可转让性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使得实施欺诈更加容易。坚持可转让性与防止欺诈在一定程度之外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只可能视交易的需求来决定哪个更重要，或者在某种范围内进行选择，即通过由当事人增加费用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欺诈。

提单制度自身的缺陷

上述的跟单信用证制度是提单欺诈产生的根源，它是人们之所以会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本身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

（一）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两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两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两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大陆现行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己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提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签发给副本或抄本。

（二）记名提单的问题

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三）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27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同时，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各国关于提单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协调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很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这需要我国有自己的提单法，也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在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做法普遍存在，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要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等候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皆大欢喜。

托运人(或租船人)有时不是要求删去批注，而是要求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既是举手之劳又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签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地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多数货物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做法的。只要船东认可，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小港口，台湾当局一般都会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

参考文献：

1.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邢海宝.海商提单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提单范文篇5

论文内容摘要：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海上货物运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单则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提单欺诈已严重的危机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单欺诈的成因，以期更好的防范提单欺诈，使提单对国际贸易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空白提单管理不严格，对空白提单的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任何可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简单易施。从效益上来看，伪造提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比较容易，这大概是利用提单欺诈日益猖獗的直接诱因。

信用证制度：提单欺诈的制度根源

导致提单欺诈的主要原因是信用证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根源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严格相符原则。

（一）信用证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跟单信用证或信用证是开证行代买方开立的或开证行自己开立的、保证依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条款和条件的要求相符的汇票或单据付款的承诺。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工具之一，是“英国商业天才所创造的机制”。信用证制度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对他在基础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即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一经开出，开证行即承担了第一位的付款责任。独立性原则在UCP600中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4条中。严格相符原则。严格相符原则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受益人相信，如果受益人满足了银行承诺的条件(即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银行作为“可靠的出纳员”的承诺即可无条件的付诸实施。这一原则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衍生物。

（二）信用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提单欺诈

跟单信用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银行处理的单证而不是货物。提单是从大副收据发展而来的，大副收据本身是承运人的收货证明。后来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提单被等同于对物的物权凭证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是可流通的或可转让的。因此提单的交付等于象征性交付货物。这一点是信用证下银行以提单作为主要的付款凭证的主要原因。跟单信用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提单的价值及其在信用证体系中的作用。

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使用提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提单的实质是其可转让性。然而提单的发展并未达到像货币流通那样的程度。但在具体案例审理中，则认为，对受益人而言，“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与现金同属一个级别，必须予以承兑”。这意味提单的可转让性在跟单信用证支付体系中得到了夸大，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却被忽视。其后果是：提单仍旧具有物权凭证的地位，但不再表现为其内在的物权作用与债权作用，此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货物所有权的推定交付，其可信度难以保证。不论是因该提单系完全伪造或因承运人时常难以确认货物的实际品质就签发了清洁提单，收货人均很难以之对抗承运人。他也不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他得到的提单只是一张废纸或者大打折扣。为了不影响信用证交易的正常运行，提单的可转让性受到了极度的重视。

纵向观之，提单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仍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法律是牺牲了其他准则的情况下，才发展了提单的可转让性。正因为提单的可转让性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使得实施欺诈更加容易。坚持可转让性与防止欺诈在一定程度之外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只可能视交易的需求来决定哪个更重要，或者在某种范围内进行选择，即通过由当事人增加费用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欺诈。

提单制度自身的缺陷

上述的跟单信用证制度是提单欺诈产生的根源，它是人们之所以会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本身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

（一）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两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两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两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大陆现行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己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提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签发给副本或抄本。

（二）记名提单的问题

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三）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27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同时，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各国关于提单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协调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很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这需要我国有自己的提单法，也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在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做法普遍存在，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要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等候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皆大欢喜。

托运人(或租船人)有时不是要求删去批注，而是要求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既是举手之劳又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签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地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多数货物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做法的。只要船东认可，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小港口，台湾当局一般都会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

参考文献：

1.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邢海宝.海商提单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提单范文篇6

关键词：提单；提单欺诈；保函；止付令

提单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由承运人接管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它运用于海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但由于提单担负着众多功能，通过各个环节，发生欺诈的可能性很大。近年来，提单欺诈案件频繁发生，其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有效打击提单欺诈活动，进一步完善提单制度本身，已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提单欺诈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伪造提单。提单是信用证所要求的主要单据，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单据符合信用证的要求，银行即凭单付款，而不审查单据的来源及其真实性。一些不法商人即利用信用证“单据交易、严格相符”的特点伪造提单，以骗取货款，可能货物根本没有装船，或以次充好，蒙骗客户。

1.空单。空单就是货物极为不符，甚至根本未装船而签发的提单，承运人或其人或船长签发的伪造提单的一种。这种提单可能被完全无辜的收货人或其他持有人用来履行下一个货物买卖。

在德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提单代替货物以为流通，因此，承运人在签发提单后，应担保其记载与所取的货物一致。所以，承认空单的效力。英美国家，由于其航运发达，在国际航运上，常扮演承运人角色，因此在承运人责任的立法上采行减轻的主张，以利其航业。英美法认为提单为承运人或船长接受货物且将之装船的表面证据，可用事实推翻。所以，实际上承运人未收受货物而发行提单，承运人并不受提单上文义绝对性约束，举出相当证据即可推翻其责任。即使提单持有人是善意并无过失，也然。笔者认为，卖方故意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伪造提单已构成欺诈，提单无效，其欺诈行为构成侵权。这种提单纯粹成了单据欺诈的工具，其名称被盗用的承运人不受提单约束。如承运人与卖方串通，为卖方取得空单提供必要条件，则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2.货量差异。货量差异就是货物虽然装船，但实际装船数量与提单记载数量存在差异。在普通法上，承运人并不被禁止证明提单记载的货物数量不正确。但是，提单是其记载数量已装船的初步证据，而且举证责任显然要求承运人证明记载数量实未装船。这要求“非常满意的证据”，而证明货物在运输期间的任何极大可能移动都是不够的。承运人只有通过在提单中加入“重量不知”条款才能保护自己。提单货量差异，通说认为有效。就提单记载但实未装船的货物，卖方应对买方负未交付责任。承运人也要对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负责。

（二）倒签和预借提单。已装船提单应在货物全部已装上船后签发，签发的日期必须是真实的，因为提单的签发日期即视作装运日期。如果提单在货物装船后签发，签发日期却早于实际装船日期，便构成倒签提单。如果货物尚未全部装船或货物已由承运人接管尚未开始装船的情况下签发了提单，便构成预借提单。倒签提单或预借提单，托运人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提单签发日期符合信用证规定，顺利结汇，但对收货人来说则构成合谋欺诈，可能使收货人蒙受重大损失。对此，各国法律和海运习惯都是不允许的

（三）以保函换取清洁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承运人欲对表面状况不良的装运货物签发不清洁提单，由于银行不接受不清洁提单，托运人不能凭此结汇，因而往往向承运人出具保函，让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并保证赔偿承运人因签发清洁提单而遭受的损失，以此来换取清洁提单，顺利结汇。

可见，出具保函是出于国际贸易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托运人和承运人都能得到一定的方便和好处，但实际上对承运人来讲却潜伏着很大的风险。一旦收货人持清洁提单向承运人索赔，承运人必须赔付收货人。

（四）无提单放货。海运提单是物权凭证，货物运到目的港后，承运人有义务将货物交给正本提单持有人。然而在实际业务中，有时会发生货物先于运输单据到达的情况。由于收货人手头没有正本提单，无法及时提货转卖或销售，会产生货物压仓费用、品质变化、市场价格波动等一系列问题。碰到这种情况，习惯上都是通过担保提货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即由收货人向船公司提供一份经银行会签的书面保函，要求在没有物权凭证的情况下先提货日后补交提单。但如果承运人将货物交给非正本提单持有人，有可能造成错误交货构成对提单持有人的侵权。在无提单放货过程中，提取货物的不一定是买卖合同的买方，有可能被冒领，提货人往往不易查明，也有船方偷货的可能。因此无提单交货风险是很大的。

二、提单欺诈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提单管理方面的原因。

各国法律对提单没有严格的统一的格式要求，各公司对空白提单的管理一般也不是很严格，这就给违法分子伪造提单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条件，使这种欺诈行为比较易于实施。而空白提单被盗用法律也没有规定任何惩罚措施，这又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提单欺诈行为。

（二）由于在单证交易中要确保提单的信用，提单因此比货物更受到重视。

单证交易中为确保提单的信用，法律一般鼓励当事人注意提单而非货物本身。在买卖中，买方必须见单付款。货物在运输途中已经灭失，货物本身有缺陷等都不是买方拒绝付款的理由。在1982年英国法院审理的一宗案件中，CIF合同卖方装运了有缺陷的货物，但提交的提单却是良好的，法院判决买方无权拒收单据，否则单证的流转性得不到保障，而这种结果将破坏国际买卖尤其是国际商品买卖融资体制的根基。该案件已成为英国法院日后审理类似案件所遵循的判例。过于重视提单本身也是信用证交易的缺陷。作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贸易支付方式，信用证交易实质上是一种单据交易，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银行遵守的是“单证相符”和“表面相符”的基本原则。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概不负责；对于单据中有关货物的品质、数量、价值以及对于发货人、承运人、保险人等的诚信与否、清偿能力、资信情况等概不负责。只要提单和其它装运单据表面上符合信用证的要求，银行就有权支付货款，买方不能因为银行汇票接受的是一份假提单而拒付，银行也就没有动力为防止欺诈做出任何努力。关注单据本身可使提单持有人从单据本身得到充分保障，有利于维护提单的流转性，但走得太远又会反过来打击提单的信用。因为提单权利毕竟需要最终兑现，如果货物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即使规定提单持有人的权利不受影响，受益的也只能是提单的中间持有人，提单的最后持有人向承运人提货时必然遇到麻烦。而且重提单不重货物使各环节防止提单欺诈的积极性受挫，在客观上助长了提单欺诈的发生。

（三）提单运输的国际性。

国际航运是以世界上的大洲大洋为活动场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极为广泛。就不具体的一宗贸易或一宗货物的运输而言，至少要涉及两个国家，多数要涉及两个以上国家，转手贸易则会涉及更多国家。由此发生的提单欺诈案件自然也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且提单欺诈的实施者与受害者往往在不同国度，诉讼必然带有涉外因素，涉及到法律冲突问题。受害者跨越国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很大的限制，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近年来海运欺诈活动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三、提单欺诈的危害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提单欺诈行为经常发生，而且十分严重，已构成对国际贸易、航运等有关各界的一种威胁。

（一）它往往使提单受让人遭受到巨大损失。因为欺许本身难以被证实，即使证实，欺诈者往往也已逃之夭夭，损失难以追回。更为严重的是提单持有者往往还不能从保险人处得到赔偿，因为欺诈不是保险人一般承保的商业风险。在英国法院审理的GeorgeKallis(Manufactures)Ltd.V.SuccdssInsuranceLtd.一案中，买卖合同的卖方用预借到的提单进行了信用证下的提交并获付款。提单上记载的船名和装船日期等都是虚构的。货物后来装在另一艘船上并因火灾而受损。买方依据保险单向保险人索赔，但是保险人拒绝赔付，最后法院判决保险人有理。法院认为，保险单下的航程是提单注明的航程，该航程并未发生，故承保的风险从未开始，货物不在保险范围内。

（二）提单欺诈还使提单信誉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提单的转让性，破坏国际贸易正常秩序。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买方虽然有权拒绝不真实的提单，但如果提单表面无暇疵，买方则无权因货物瑕疵而拒收单据。即使卖方装运的是有瑕疵的货物，或者根本未装船货物，只要提单表面符合合同，买方就不得拒收单据。除非卖方欺诈或装船货物根本不同于合同货物。即买方不得以“先行违约方是对方有权解除合同”的一般合同原则来对抗见单付款的义务，可见整套提单制度都为了维护提单的可转让性。提单的使用是建立在所有当事人都依诚信原则行事的基础上的，而提单的流通性又是提单制度的核心，为了建立提单的流通性，不惜牺牲其它准则。然而恰恰正是从事国际贸易及运输的商人们奋斗几个世纪的流通性在提单欺诈的打击下岌岌可危，提单制度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四、提单欺诈的防范及救济措施

承运人的防范措施

承运人严格海运提单的签署。信用证业务是纯粹的单据交易，银行承担其付款责任的唯一条件是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只要单据表面满足“单单相符，单证一致”的条件，银行就承担付款责任。而不管单据的真假与否，如果单据出现不符点，对出口方来说，就丧失了安全及时收汇的银行保证。对进口方来说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尽管预借提单在法律上具有侵权的性质，但在实践中又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现象。在实务中，有时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将货物装船，如果等待货物装完以后再签发提单，就会违背信用证的规定，导致银行拒绝结汇，最终使托运人蒙受经济损失。为此，在实践中，签发预借提单的情况无法完全避免，但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托运人有良好的信誉，不致在事后推卸责任；

2、提单所列的外表状况良好的货物已经进入了码头仓库，并且不存在被托运人转移的可能性；

3、根据港口条件，货物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装上船舶；

4、托运人应出具有效的保函；

如果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的人签发预借提单，则人除要求托运人出具保函之外，还应征得承运人(船公司)的同意。

另外，承运人应尽量做到凭提单正本放货。

合同当事人的防范措施

1、重视资信调查，选择资信好的交易伙伴。建立一套自己的有效信息情报网络，切实重视对信息情报的投资，以利于买方快速应变。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对客户的资信情况全面了解是保障业务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所谓资信情况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情况好，有相当可观的资产，且经营状况好，有履约能力；二是能在诚实信誉的原则上履约，不会随意撕毁契约。因此必须搞好交易伙伴的资信调查，要花大力气，委托相应的机构、人员做调查，要了解他以前跟别人履约的表现；了解公司的资本状况；公司组成人员情况；公司盈利亏损情况；公司设备、设施情况；还要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包括营业范围、公司性质及往来厂商等。

2、选择可靠的船公司(承运人)运载货物。根据目前航运界状况要完全禁止保函的使用是不易的，因此选择可靠的承运人则至关重要；装船时承托双方都要谨慎，力争做到出现问题早发现，及时解决，避免出保函；承托双方对保函的出据和接受也要慎重，以便在保函项下发生损失时易于协商解决；由于保函具有承托双方合伙对第三者收货人欺诈的性质，因此，应十分注意选择可靠的承运人运载货物。

3、重视装船监督，把握船舶动向。

许多提单欺诈就发生在装货这一环节。在装运港，责任者或者偷换货物，以次充好；或者串通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因此，防范欺诈的又一环节是充分做好装船监督。在船舶航行过程中，及时与船舶保持联系，全天候地掌握船舶航行情况。对船舶转告的有关船舶因故延误，传播因故障需中途挂靠修理等同志，更须保持警觉，尽量核实其真伪，做好应变准备。

4、减少中间环节，尽量争取不要中间商。

中间环节越多，被欺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不得已需要中间商的情况下，也要选择那些资信状况良好、财力雄厚的中间商。

（三）银行对伪造提单的防范

1、开证行应认真审查开证申请人的付款能力，严格控制授信额度，对资信不高的申请人要提高保证金比例，落实有效担保。通知行应认真核对L/C的密押或印签，鉴别其真伪。议付行应认真仔细审核议付单证，确保安全及时收汇。

2、在积极扩大国际业务网络的同时，保持高度警惕，选择资信良好的银行作为业务伙伴。信用证付款是通过银行的国际业务网络实现的，银行本身的信誉良好以及银行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无疑会便利信息的及时传递，便利银行合作打击信用证欺诈行为。

（四）提单欺诈发生后的补救措施

1、诉讼前申请扣押船舶。海事法院依据海事请求权人在未提起诉讼或仲裁时提出的扣押船舶申请，依照法律程序可以对船舶实施扣押提单持有人如认为承运人应对提单欺诈的产生和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就有权申请扣押船舶，以获得足以挽回其因提单风险所致损失的担保。但在上述情况下申请扣押船舶时，申请人应依照实施扣押地法院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行使其海事请求权。按照我国有关规定，申请人因提单风险而请求扣押船舶时，须遵循以下规则：（1）确属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时，申请人才能向法院申请扣船；（2）申请人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3）被扣押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承租人应对该海事请求负有责任。至于该项责任是否能最终得以成立，取决于法院的终审判决或仲裁庭的裁决；（4）申请人应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或提请仲裁。

2、申请银行支付令。这种做法最先始于英国，这就是通过Mareva禁令来冻结骗子银行的户口。

1975年英国NYK.Vkageorgis一案的审结，确认了法官可以用禁令来东借他人财产的做法；1981年的英国正式立法也对此作了明文规定。英国的这一做法影响很大。但是，申请禁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获准通常要满足几个条件：(1)用禁令的大原则就是公道，必须保证人们合法公正的权益。（2）禁令的单方申请必须有一份律师的宣誓书，一般有大律师来写，因为需要详细陈述支持申请的理由，并且不能有漏洞和错误。（3）申请人要提供反担保，以便在禁止令错误时赔偿银行和对方的损失。（4）在宣誓书中须说明冻结是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如果不冻结，将来就拿不到赔偿，并且还要说明不冻结是不公道的。

（五）完善防范提单欺诈的立法建议

1、制订防范提单欺诈的国际公约

目前尚无一部针对提单欺诈的具有强制性的普遍遵守的国际公约，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对付提单欺诈的国际公约，从法律上谋求对国际贸易和海运秩序的维护。这样一项国际公约应包含以下方面的规定：(1)提单欺诈行为的定义、提单欺诈的罪行、司法管辖与引渡；(2)使用与提单欺诈行为的刑罚。(3)初审；(4)向对付提单欺诈组织提出的通知；(5)国际公约的适用。我国近年来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但同时也深受海事欺诈特别是提单欺诈之害。因此应积极推动国际公约的出台，使惩治海事欺诈罪犯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定的统一，使欺诈分子难逃国际法网，为我国贸易安全营造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

2、国内立法

英美等海运强国对提单己有较全面的立法。但我国并无一部专门针对提单欺诈的法律，法律界对提单欺诈也无具体概念。司法机关一般套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往往造成侧重刑事制裁，对经济惩罚和挽回经济损失无侧重规定，同时在对提单欺诈量刑方面较轻微，无疑给欺诈分子带来极大的空子可钻。因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惩治海事欺诈犯罪有法可依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提单欺诈与海事欺诈相比有其独特的特点，因此提单法的制定应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提单的性质问题，提单到底有哪些作用，代表哪些权利和义务。其次是提单的运行规则问题，提单如何签发、转让、注销，提单行为的如何处理，提单如何更改和提单遗失的处理等。再次是提单当事人问题，明确如何判断提单关系的主体。最后是罚则，对不遵守提单法的各种行为规定如何处罚。为了交易安全，这部法律应该是强行法，不允许当事人约定免除。此外，对施诈者和失职者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做出具体规定，其中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方面，应按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造成财产损失的还应予以赔偿。在行政责任方面，对于某些单位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为欺诈者造成可乘之机并给国家和单位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wWw.gWyoO

结语：

提单欺诈严重干扰了国际贸易秩序，阻碍了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提单欺诈的频发也是对提单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的巨大挑战。然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是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提单制度也不例外。随着提单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实务人员对提单欺诈认识的深化和防范能力的不断提高，提单欺诈不断恶劣的情况将会有所改善，其对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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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范文篇7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特有的重要运输单证。英美等国将海陆空运单据通称提单，当专指海运时则称为海运提单，英国船运法规定，提单是由船东或其他人所签发的文件，该文件确认货物装上何船并驶往何港，以及运输装船货物的若干条件；在德国，提单是承运人接受承运货物的书面证明，承运人通过提单承担将接管的货物依其所证明的状况运至目的地，并根据提单的内容交付货物的义务。在台湾地区，海运提单称作载货证券，载货证券为运送人或船长于货物装载后、同托运人之请求发给托运人、承认货物业已装船，约定运送期间权利义务及领受货物之特种有价证券。简言之，载货证券为一种货物已上船之书据。它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及承运人收受或装载货物的文件。缴回该文件时，承运人应交付货物；提单条款内所载的人或所指定或持有提单人请求交货时，承运人即有交付货物的义务。

《联合国1978年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第1条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单证中关于货物应交付指定收货人或按指示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即构成了这一保证”。

我国《海商法》第71条对提单所作的解释是：“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概括了提单的本质属性，即：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证明承运人接管货物或货已装船和保证据以交付货物。提单的上述本质属性则决定了提单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二、提单的法律功能

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曾说：国际贸易像一张网，提单是这张网的中心。这高度概括了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从上述提单的定义和它的由来不难看出，提单具有如下三个基本法律功能，而这些构成其法律地位的核心内容：

（一）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已接收货物的收据

提单是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的货物收据，以此确认承运人己收到提单所列的货物。无论是《海牙规则》还是我国《海商法》均规定，承运人对于非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并在货物装船后签发“己装船提单”，表明“货物己处于承运人掌管下”，所以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性质。但是，提单的货物收据的属性，在班轮运输的实践中，通常不以将货物装船为条件。通常的作法是，当托运人将货物送交承运人指定的仓库或地点时，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先签发备运提单，而在货物装船完毕后，再换发已装船提单。

提单中属于收据性的内容主要是提单下面所载的有关货物的标志、件数、数量或重量等。当提单在托运人手中时，它是承运人按照提单的上述记载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原则上承运人应按照提单所载事项向收货人交货。但允许承运人对货物的真实情况在提单上进行批注，并允许承运人就清洁提单所列事项以确切的证据向托运人提出异议。当提单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时，除非提单上订有有效的“不知条款”，承运人对于提单受让人不能就提单所载事项提出异议。此时，提单不再是已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而是已收到货物的最终证据。

（二）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订立的运输合同的证明

提单不仅包括上述收据性的内容，而且还载明一般运输合同所应具备的各项重要条件和条款，这些内容从法律上讲，只要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承运人和托运人就应具有约束力。同时，当承、托双方发生纠纷时，它还是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提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运输合同的作用。但是，由于提单是由承运人单方制定，并在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后才签发的，而且在货物装船前或提单签发前，承、托双方就已经在订舱时达成了货物运输协议。所以，它还不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本身，而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原则上，提单上的条款应与运输合同相一致：当它与运输合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准，

另外，为了保护善意的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也为了维护提单的可流通性，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就是说，一旦提单流转到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可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本身，但它此时是个新的合同，其效力优于先手存在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在订舱时达成的协议。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如果他们在货物装船之前还订有运输协议或签有其他书面文本，提单就是他们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而不是合同本身，其权利义务关系依运输合同。但在托运人之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法律直接将提单认定为书面合同，不需要当事人再去约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依海商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由此，提单若为托运人持有，那么他和承运人之间便具有以提单为证明的约定运输合同关系；提单若为托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合法持有时，该第三人与承运人之间形成的则是以提单为文本的法定合同关系。明确这一问题的法律意义是：海商法在两种情况下对提单的性质和作用等作出了规定，不论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还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他们总是一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约定的合同关系，后者属于法定的合同关系。

（三）提单是承运人船舶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

提单使其持有人有权提取货物，同时也能用以代表货物，处分提单就相当于处分了仍在海上的货物。由此在法律上可以反映为这样的概念，持有提单事实上就意味着对货物的支配，这是对货物占有权利的一种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运输本身无非就是占有的转移，提单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作为承运人识别占有人凭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提单成为货物的象征，以单据交付作为交付货物的有效证明，同样也反映了提单交付就是占有的转移。当然提单只是拟制为货物，因而它所标示的也只是一种“拟制占有”，即拟制为对海上运输运送物的占有。

对于提单的这个法律功能，我国《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三、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

提单在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提单可能发生纠纷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涉及提单的债权关系、提单的物权关系以及提单法律行为的效力等等。而通常所说的提单的准据法多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这是由于现实中关于提单的立法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关系方面，此外，关于提单的公约以及不少国家关于提单的立法也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制度方面。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例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2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适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也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

美国1936年的《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他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除美国外，类似的国家如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

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缔约国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循”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公约。当然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但是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它们属于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一起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于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提单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都是公布在外的，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并非不能知道该条款，无法表达对争议解决条款的意思。而且与提单的交易流转结合起来，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虽然没有与船方协商争议解决条款，但可以通过与托运签订买卖合同开具信用证时，就签发何种提单作出约定，从而表达其对解决争议的意思。在我国，根据国内外国际私法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该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制，并应据此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

1、法律选择的方式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有明示法律选择和默示法律选择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以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或合同之外的专门法律选择协议明确表达有关法律选择的意图，这种方式已为各国普遍接受。后者是指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或其行为表达的有关选择法律的暗示。

为了避免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默示意思时过于主观臆断，最近许多国家的立法和一些国际条约的发展趋向是对默示选择加以限制，要求必须在事实十分明显或者在确定的条件下才得推定当事人的意思。如1985年《海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地推断出来”。

2、选择法律的时间和范围

一般来说各国立法以及实践不仅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法律选择，而且也允许在争议发生后，法院开庭审理前，甚至直到判决前再选择法律.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以前所选择的法律，但要此时选择的法律不能影响合同的形式效力，或第三人的利益。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仅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法院开庭审理前选择法律。。笔者认为，这一时间应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延长到法院判决前，而且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变更所选择的法律。在涉外合同冲突法中，我国同国际上的普通做法一致，不接受反致。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当然仅指所选国家法律中的现行的实体法，不包括其冲突法。

3、选择法律的空间范围

选择法律的空间限制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或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客观上的联系，否则当事人的选择无效。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都有此种要求。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强调：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并不等于给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根据，而这种合理的根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法律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在那里履行，或合同标的位于该地，过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应被法院认为无效。而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是善意的、合法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合同没有客观联系的法律。日本、泰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士等国的立法，也没有这种限制。

此外，1978年的《海牙法律适用公约》、1980年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也没有禁止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法律。对于该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任何一国法律来制约其合同。尤其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它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海商法和一般的民商法相比，又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只要当事人不存在规避法律的意图，允许他们选择某一更加完备且为双方熟悉的第三国法律来决定其权利义务，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更好地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优越性。实际上，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对当事人选择法律也无特别的空间上的限制。如1995年“全国海事审计工作（宁波）研讨会纪要”写道：“根据海商法第269条的规定应承认提单中约定的适用法律条款，在具体适用时应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制约”。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选择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该原则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合理。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正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共体于1980年在罗马签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大多国家的提单纠纷案件可适用的往往只有其中几种，但在考虑如何适用时的顺序却是一致的。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我国目前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那么在审理提单纠纷案件时，首先考虑适用的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再考虑“最密切联系原则”。此外，如果我国将来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则还要承担相应国际公约的义务。

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功能涉及到提单的国际公约，各国国内海事立法等。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重要的海运大国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纠纷方面已经逐渐以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成熟、先进的成例，对我国的航运实践以及司法实践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毕竟各国在制定其海事法律时，更多的是从其本身的政治、经济等利于本国的诸因素来考虑的，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制定出来的海事法律也不尽相同，仅靠各国制定各自的冲突规则来解决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冲突问题已不能符合日益发展的海事法律关系的需要。海事冲突法、海事实体法的统一是国际海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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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俊强：《论海事国际公约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1期。

[8]王国华：《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选择》，载《海商法研究》，1999年第1期。摘要：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交往的不断深入，海上运输已经成为国际间货物运输的主要形式。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围绕作为重要单证的提单产生的纠纷可谓繁多。由于提单的签发、转让等往往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而各国关于提单的法律规定又存在诸多不同，在发生提单纠纷时经常会引起准据法的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加强提单的法律功能的研究显得特别的重要了。本文首先对提单的定义进行了分析，接着对提单的法律功能进行了阐述，最后对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提单；法律功能；基本原则

[9]李守芹：《海事审判中国际公约适用的相关问题》，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

提单范文篇8

一、提单在整肃国际航运秩序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提单是随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实行和完善起来的。在欧洲中世纪之前，海上运输已初具规模，地中海地区更有着较为繁荣的海上贸易，但是，这时的船舶所有人和所载货物的所有人往往是同一个人，船货合一，货主随船同行，航海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贸易而非为了运输。所以，这一时期的海上运输不需要任何单证，只需将这种货运情况载入相应的船舶文件，并作为文件的一部分进行登记即可。中世纪之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促使货主与船主逐渐分离，货主不再与船同行，贸易商和运输商被生产力的发展而划分为各自独立的阵营，进行自己业务范围内的经营。此时，就需要开一张单证作为货主将货物交给船方后的收据，这种单证通常被认为是提单的起源，或称为提单的雏形。

从提单的雏形产生开始，提单就在整肃国际航运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事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无疑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不同法律规定和习惯作法，产生不同程度的法律冲突和纠纷，给航运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提单在抵消这些不利因素方面发挥了作用，使各国之间混乱的航运秩序逐渐趋于统一，使国际航运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和谐的发展与壮大。提单在整肃国际航运秩序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单规定了船货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各关系人都受提单条款的约束和调整，国际航运由混沌无序状态逐步过渡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状态。一般而言，提单是承、托双方订立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EvidenceofContract），在提单的背面条款中都载有合同的主要条款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但是，对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关系人，如提单受让人或收货人来说，由于不知晓合同的内容，提单实际上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在现代意义的提单产生之前，船、货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明确，以致出现了依照普通法（CommonLaw）原则，承运人负绝对责任，其赔偿金额几乎可使任何一个船东破产的情况，后来又出现了大量的免责条款，产生了“承运人除收取运费外，似无其他责任可言”的奇怪现象，严重威胁着国际航运的正常进行，大有舍航运而采陆运之势，国际航运混乱不堪。为了在船、货方之间合理分担损失责任，在提单条款中逐渐增加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免责条款，诸如依照当时航运科技发展水平，在提单中列载了非完全过失责任制的赔偿方法，使航海过失免责、管船过失免责和非承运人的实际过失与私谋的火灾免责等赔偿制度成为现代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独特赔偿制度，与传统的民法（CivilLaw）赔偿原则相区别，在国际航运中确立非完全过失责任制的赔偿原则，大大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货方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乐于接受这些新兴而独特的赔偿原则，从而使船、货双方达成一种默契，共同建立和促进国际航运在有序前提下的正常发展。

（二）提单作为货物收据（ReceiptofGoods）对托运人是表面证据（PrimaFacieEvidence），而对善意的提单受让人或收货人来说，则是绝对证据。由于货主不再与船舶同行，承运人有必要向托运人提供一个表明其已收到货物的收据性质的文件，在此文件上载明所收货物的表面状况，并保证在目的港交货时向收货人交付与文件所载货物表面状况相符的货物。对于提单受让人或收货人来说，没有机会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检查，只能完全凭信提单所载情况行事。在国际航运史上，曾出现过在目的港交货时，货物的表面状况与提单所载不符，而承运人辩称在启运港收货时货物表面状况即如此，收货人几经周折却索赔不着，只好自己承担损失了事。承运人完美地推卸了责任，省去了一笔小小的赔偿费，但却由此而产生了一个负效应——收货人和提单受让人再不信任提单所载事项，从而严重危及提单的流转性。出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也为了国际航运的生存和发展，提单逐渐具有了这样的性质：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提单是初步证据，反证有效；在承运人与收货人或提单受让人之间，提单是绝对证据，反证无效。很明显，提单的这一性质有效地保护了善意的第三者，能使真正的责任方承担其所应负的责任。

（三）提单作为货物所有权凭证（DocumentofTitle），在整肃国际航运秩序方面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兴衰依赖于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各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过来说，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各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兴盛，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循环制约关系。在国内市场日益饱和，资金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或者在国内缺少技术和资金的情况下，各国都明智地将注意力转向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由此客观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长足发展。据统计，在现代国际贸易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货物是以海上运输的方式承运的，这固然与海上运输安全、便宜、运输量大等特点有关，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海上运输中的提单与陆运单、空运单相比具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即提单作为货物所有权凭证，具有流通性和可转让性，是一种有价证券。提单的这种性质使提单的转让和买卖同货物的转让和买卖一样，当事人要对货物作出处理，只需对提单作出处理即可，国际贸易不再是直接的货物买卖，而是一种单证买卖（DocumentarySale），这是贸易繁荣的条件之一。英国《1855年提单法案》（BilllOfLadingAct1855）最早以立法方式确立了提单的这种可转让性，开了提单的流转性由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先河。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承运人交货程序得以简化，谁持有提单就可以向谁交货，谁持有提单谁就有权请求交货，承运人对凭提单交货所产生的错交不负责任。承运人对交货程序的简化和凭单交货的错交责任的免除，大大减轻了承运人的压力，加速了船舶周转，使船方对货方的交货责任更趋向于简单化和明朗化，从而使国际航运秩序大大好转。

（四）提单的结汇功能（NegotiatingFunctionofB/L）在国际航运乃至国际贸易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国际贸易以其数额巨大，各国货币政策不一而使付款方式发生了改变，以钱易货被单证买卖替代，使不同国家之间的当事人的付款成为实际可行和较为安全。国际商会（ICC）1974年修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使用信用证方式到银行结汇收款时，卖方要办妥三种单证：商业发票（Invoice）、保险单（Policy）和货运单据（包括海运提单B/L）。按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要求，向银行提交的提单必须是已装船的清洁提单，装船日期不得晚于信用证（LetterofCredit）载明的最后期限，否则，银行可以拒绝结汇（Negotiation）。提单在结汇方面表现出的功能，促使托运人向承运人提交外表状态良好的货物，并在信用证载明的期限内装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提单的信誉和作为物权凭证的可流转性。只要真正按照结汇方面对提单的严格要求行事，无疑可以极大减少承托方、船货方以及其他有关各方涉及提单事由的法律纷争，使各方专心于本职营业活动，避免不必要的诉讼或仲裁。

二、时代演变带给提单的种种挑战和危机

提单的发展也同客观世界每一事物的发展一样，总是具有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消极的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提单的这种优越性和局限性更日益明晰地表现出来，成为贸易、航运和法学界人士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提单在整肃国际航运秩序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现阶段的国际航运秩序也仍然需要用提单的调节作用来加以维护。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及在远洋船舶上的应用，出于人类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在某部分人中的沦丧等原因，提单的地位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或者说提单在某些时候已成为发展国际经贸、维护正常航运秩序的桎梏和障碍，提单正面临严重危机和时代的挑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提单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提单的基本功能，如货物收据、物权凭证、结汇作用等而产生出来的，这是否预示着提单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待于学者的研究与航运实践的继续检验。提单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无提单提货对提单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雷达导航、电子导航等新技术、新设备以很快的速度被广泛应用于航海领域，使船舶的安全性能和航海速度大大提高。海运集装箱的大范围使用，门对门（DoortoDoor）或库场——库场（YardtoYard）的集装箱运输方式的日益盛行，加之高速船舶越来越普遍和世界各大港口装卸码头操作设备现代化，货物在中途很少有转让的情况发生等，使得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而传统的提单流转程序常常不能满足国际海运发展的时间要求，这在相邻国家间的国际海上运输更是如此，造成船舶抵达目的港后收货人因未得到提单而不能提货的现象，使得船舶因等待交货而滞期或将货物堆放码头仓库，增加不必要的滞期费或仓库使费开支。国际航运界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是，由收货人向承运人或其人出具保函（LetterofIndemnity），或由银行提供担保后，收货人从船舶处取得提货单（DeliveryOrder）向承运人提货。这种变通办法事实上取代了提单作为物权凭证的功用，“见单交货”的规定也成了一句空话。

提单范文篇9

关键词：提单；法律功能；基本原则

引言：自欧洲早期航海贸易从船商合一到船商分离，出现提单雏形起，提单己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使用了很长的历史。17世纪，为解决因货物通过海运时间长，不便商人处分货物的矛盾，在贸易领域逐渐承认提单可以直接代表运输途中的货物，转让提单具有转让货物一样的效力，处分提单等于处分正在海上运输途中的货物。现代意义的提单就这样顺应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出现了，其被赋予了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及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功能。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提单的发展，而提单功能的完善使国际货物买卖实现了由实物交易到单证交易过渡，国际贸易因此蓬勃发展，进而又促进了海上货物运输事业的繁荣。提单成为国际贸易与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之一。

一、提单的定义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特有的重要运输单证。英美等国将海陆空运单据通称提单，当专指海运时则称为海运提单，英国船运法规定，提单是由船东或其他人所签发的文件，该文件确认货物装上何船并驶往何港，以及运输装船货物的若干条件；在德国，提单是承运人接受承运货物的书面证明，承运人通过提单承担将接管的货物依其所证明的状况运至目的地，并根据提单的内容交付货物的义务。在台湾地区，海运提单称作载货证券，载货证券为运送人或船长于货物装载后、同托运人之请求发给托运人、承认货物业已装船，约定运送期间权利义务及领受货物之特种有价证券。简言之，载货证券为一种货物已上船之书据。它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及承运人收受或装载货物的文件。缴回该文件时，承运人应交付货物；提单条款内所载的人或所指定或持有提单人请求交货时，承运人即有交付货物的义务。

《联合国1978年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第1条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单证中关于货物应交付指定收货人或按指示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即构成了这一保证”。

我国《海商法》第71条对提单所作的解释是：“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概括了提单的本质属性，即：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证明承运人接管货物或货已装船和保证据以交付货物。提单的上述本质属性则决定了提单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二、提单的法律功能

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曾说：国际贸易像一张网，提单是这张网的中心。这高度概括了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从上述提单的定义和它的由来不难看出，提单具有如下三个基本法律功能，而这些构成其法律地位的核心内容：

（一）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已接收货物的收据

提单是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的货物收据，以此确认承运人己收到提单所列的货物。无论是《海牙规则》还是我国《海商法》均规定，承运人对于非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并在货物装船后签发“己装船提单”，表明“货物己处于承运人掌管下”，所以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性质。但是，提单的货物收据的属性，在班轮运输的实践中，通常不以将货物装船为条件。通常的作法是，当托运人将货物送交承运人指定的仓库或地点时，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先签发备运提单，而在货物装船完毕后，再换发已装船提单。

提单中属于收据性的内容主要是提单下面所载的有关货物的标志、件数、数量或重量等。当提单在托运人手中时，它是承运人按照提单的上述记载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原则上承运人应按照提单所载事项向收货人交货。但允许承运人对货物的真实情况在提单上进行批注，并允许承运人就清洁提单所列事项以确切的证据向托运人提出异议。当提单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时，除非提单上订有有效的“不知条款”，承运人对于提单受让人不能就提单所载事项提出异议。此时，提单不再是已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而是已收到货物的最终证据。

（二）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订立的运输合同的证明

提单不仅包括上述收据性的内容，而且还载明一般运输合同所应具备的各项重要条件和条款，这些内容从法律上讲，只要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承运人和托运人就应具有约束力。同时，当承、托双方发生纠纷时，它还是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提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运输合同的作用。但是，由于提单是由承运人单方制定，并在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后才签发的，而且在货物装船前或提单签发前，承、托双方就已经在订舱时达成了货物运输协议。所以，它还不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本身，而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原则上，提单上的条款应与运输合同相一致：当它与运输合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准，

另外，为了保护善意的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也为了维护提单的可流通性，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就是说，一旦提单流转到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可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本身，但它此时是个新的合同，其效力优于先手存在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在订舱时达成的协议。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如果他们在货物装船之前还订有运输协议或签有其他书面文本，提单就是他们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而不是合同本身，其权利义务关系依运输合同。但在托运人之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法律直接将提单认定为书面合同，不需要当事人再去约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依海商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由此，提单若为托运人持有，那么他和承运人之间便具有以提单为证明的约定运输合同关系；提单若为托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合法持有时，该第三人与承运人之间形成的则是以提单为文本的法定合同关系。明确这一问题的法律意义是：海商法在两种情况下对提单的性质和作用等作出了规定，不论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还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他们总是一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约定的合同关系，后者属于法定的合同关系。

（三）提单是承运人船舶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

提单使其持有人有权提取货物，同时也能用以代表货物，处分提单就相当于处分了仍在海上的货物。由此在法律上可以反映为这样的概念，持有提单事实上就意味着对货物的支配，这是对货物占有权利的一种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运输本身无非就是占有的转移，提单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作为承运人识别占有人凭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提单成为货物的象征，以单据交付作为交付货物的有效证明，同样也反映了提单交付就是占有的转移。当然提单只是拟制为货物，因而它所标示的也只是一种“拟制占有”，即拟制为对海上运输运送物的占有。

对于提单的这个法律功能，我国《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三、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

提单在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提单可能发生纠纷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涉及提单的债权关系、提单的物权关系以及提单法律行为的效力等等。而通常所说的提单的准据法多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这是由于现实中关于提单的立法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关系方面，此外，关于提单的公约以及不少国家关于提单的立法也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制度方面。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例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2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适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也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

美国1936年的《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他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除美国外，类似的国家如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

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缔约国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循”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公约。当然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但是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它们属于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一起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于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提单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都是公布在外的，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并非不能知道该条款，无法表达对争议解决条款的意思。而且与提单的交易流转结合起来，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虽然没有与船方协商争议解决条款，但可以通过与托运签订买卖合同开具信用证时，就签发何种提单作出约定，从而表达其对解决争议的意思。在我国，根据国内外国际私法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该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制，并应据此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

1、法律选择的方式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有明示法律选择和默示法律选择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以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或合同之外的专门法律选择协议明确表达有关法律选择的意图，这种方式已为各国普遍接受。后者是指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或其行为表达的有关选择法律的暗示。

为了避免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默示意思时过于主观臆断，最近许多国家的立法和一些国际条约的发展趋向是对默示选择加以限制，要求必须在事实十分明显或者在确定的条件下才得推定当事人的意思。如1985年《海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地推断出来”。

2、选择法律的时间和范围

一般来说各国立法以及实践不仅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法律选择，而且也允许在争议发生后，法院开庭审理前，甚至直到判决前再选择法律.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以前所选择的法律，但要此时选择的法律不能影响合同的形式效力，或第三人的利益。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仅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法院开庭审理前选择法律。。笔者认为，这一时间应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延长到法院判决前，而且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变更所选择的法律。在涉外合同冲突法中，我国同国际上的普通做法一致，不接受反致。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当然仅指所选国家法律中的现行的实体法，不包括其冲突法。

3、选择法律的空间范围

选择法律的空间限制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或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客观上的联系，否则当事人的选择无效。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都有此种要求。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强调：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并不等于给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根据，而这种合理的根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法律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在那里履行，或合同标的位于该地，过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应被法院认为无效。而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是善意的、合法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合同没有客观联系的法律。日本、泰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士等国的立法，也没有这种限制。

此外，1978年的《海牙法律适用公约》、1980年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也没有禁止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法律。对于该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任何一国法律来制约其合同。尤其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它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海商法和一般的民商法相比，又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只要当事人不存在规避法律的意图，允许他们选择某一更加完备且为双方熟悉的第三国法律来决定其权利义务，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更好地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优越性。实际上，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对当事人选择法律也无特别的空间上的限制。如1995年“全国海事审计工作（宁波）研讨会纪要”写道：“根据海商法第269条的规定应承认提单中约定的适用法律条款，在具体适用时应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制约”。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选择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该原则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合理。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正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共体于1980年在罗马签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大多国家的提单纠纷案件可适用的往往只有其中几种，但在考虑如何适用时的顺序却是一致的。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我国目前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那么在审理提单纠纷案件时，首先考虑适用的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再考虑“最密切联系原则”。此外，如果我国将来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则还要承担相应国际公约的义务。

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功能涉及到提单的国际公约，各国国内海事立法等。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重要的海运大国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纠纷方面已经逐渐以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成熟、先进的成例，对我国的航运实践以及司法实践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毕竟各国在制定其海事法律时，更多的是从其本身的政治、经济等利于本国的诸因素来考虑的，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制定出来的海事法律也不尽相同，仅靠各国制定各自的冲突规则来解决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冲突问题已不能符合日益发展的海事法律关系的需要。海事冲突法、海事实体法的统一是国际海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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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范文篇10

提单，又称海运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在班轮运输中，提单就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在租船运输中（除了租船人将船舶充作班轮经营的情况外），提单虽不是租船合同本身，但也是承运人出具的货物收据和承运人、托运人双方所签运输合同的证明，并被当作物权凭证以供流转。按照签发提单时货物是否已装船来分类，提单可分为待运提单和已装船提单。在货物装船前，如果承运人已经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了收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的，在货物装船完毕时，托运人可以将收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退还承运人，以换取已装船提单；承运人也可以在收货待运提单上加注承运船舶的船名和装船日期，加注后的收货待运提单视为已装船提单。对托运人而言，提单只是承运人已按提单所记载的内容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而对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提单持有人而言，提单就不仅仅是初步证据，而且是终结性证据，承运人不得否认提单上有关货物资料记载内容的正确性。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这样，对托运人而言，提单是托运人、承运人所订运输合同的直接证明；对收货人而言，提单本身就是一个运输合同，承运人和收货人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均受提单的约束，提单的内容，包括签发日期和对货物状况（如是否装船）的记载，必须真实、准确、合法.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海商法以及国际惯例对提单的基本要求，是承运人法定义务的集中体现，也是本文阐述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必须先予明确。

什么是预借或倒签提单？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采用跟单信用证方式付款是最常见、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在采用这种付款方式的情形下，开证银行应买方的请求开出的信用证对货物的装运期限、信用证的有效期和交单日期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卖方只有在完全按照信用证的规定向议付银行提交所需单证后，方能顺利结汇。其中，卖方所提交的提单必须是已装船提单，否则不能结汇。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经常会遇见下述两种情况：

1.眼看信用证的有效期即将届满，而货物尚未装船或尚未装船完毕，如果卖方等到货物装船完毕，再凭承运人开出的已装船提单去议付银行结汇，则肯定会超过信用证所规定的结汇期，议付银行会以此为由而拒绝结汇。

2.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迟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期限，如果承运人以该日期作为提单签发的日期，议付银行也肯定会以单证不符（提单在签发日期上与信用证的规定不相符）为由而拒绝卖方的结汇请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因不能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获取已装船提单而担心结汇受阻的卖方肯定会焦灼不安。有些卖方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会和承运人协商对策，进而分别采取下述两种方法：

1.在货物尚未装船或尚未装船完毕的情况下，由承运人提前签发已装船提单，使卖方能赶在信用证有效期届满前顺利结汇，是谓预借提单。

2.在货物装船完毕后，承运人以早于该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作为提单签发的日期，以使提单的签发日期（即货物装船日期）符合信用证关于装运期的规定，是谓倒签提单。

显然，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单上载明的签发日期（货物装船日期）与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不符，前一个日期是为了满足卖方顺利结汇的需要而虚构的，并且早于后一个日期；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不同之处在于，被预借的提单是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时签发的，被倒签的提单则是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时签发的。两种行为实施时间不同，但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

谁会要求预借或倒签提单？

各国海商法均明确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当然，承运人也可授权他人签发提单。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预借或倒签提单亦然，具体实施该行为的必定是承运人或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内中真相却是千变万化。概括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卖方由于没有及时备妥货物，或者没有及时找到承运船舶，造成货物不能按时装船，承运人无法开出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已装船提单，这时着急的是卖方，因为问题出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卖方会主动向承运人提出要求，根据货物是否装船完毕的情况，请求承运人预借或者倒签提单。承运人是清楚预借或倒签提单的法律后果的。如果承运人答应了托运人（卖方）的要求，承运人就得承担对由此可能给收货人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的风险，因而承运人往往会要求托运人（卖方）提供保函或其他担保，以免惹祸上身。此中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必定存在某种交易，旁人难以知晓。

在少数情况下，承运人也会主动要求预借或倒签提单给托运人，这主要是由于承运人方面的原因使得船期被延误，但为了多揽货载而愿意向托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托运人为了继续履行其贸易合同，也往往会在与承运人达成某种交易后接受这种被预借或倒签的提单。

通过预借或倒签提单，谁受益？谁受损？

承运人之所以敢冒风险预借或倒签提单，肯定是因为这种行为能使这个运输关系中的某一方当事人从中受益。事实正是如此。通过预借或倒签提单，托运人（卖方）至少能够受益于下述两个方面：

一方面，托运人（卖方）可以借此掩盖其违反买卖合同和信用证中规定的货物装船日期的真相，因为提单被预借或倒签后，提单上的签发日期与信用证的规定装船日期相符，托运人（卖方）因而很轻易地逃避了其本应承担的违约（即违反买卖合同）责任；

另一方面，托运人（卖方）还可凭借被预借或倒签的提单及其他单证去议付银行顺利结汇，其中有些存在其他欺诈行为的卖方在结汇后即携款逃之夭夭，事后无从追究。

至于承运人，由于他手中持有托运人提供的保函或其他担保，对收货人的索赔一般没有后顾之忧，而且通过这种手段能多揽货，这无疑也是一种不小的诱惑。

客观地讲，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不一定都会给提单持有人或收货人造成实际损失。在某些情况下，承运人将货物装船完毕的日期比信用证规定的日期晚几天，船到卸货港的日期也比预计的要晚，这并不会给收货人造成明显的损失，收货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承运人在提单的签发日期上欺骗了他，也就不存在索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承、托运人往往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在提单签发日期上做些手脚能够蒙混过关。但一旦由于预借或倒签提单给收货人造成了损失，而且收货人识破了承、托运人的把戏，纠纷就由此产生了。这种损失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收货人作为买方对货物运到目的港的日期要求严格，例如货物是一批圣诞礼物或鲜活食品等，由于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使货物比预定日期晚到而过期了，那么收货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通过追查，一般是会查出提单签发日期上的问题的。

第二，如果收货人在接到托运人的货物装船通知后，即与他人签订该批货物的供销合同，根据货物装船日期及运输所需时间，定于某日向供销合同的买方供给该批货物，但由于货物实际装船的日期比托运人通知的日期晚，船就无法按收货人的估计抵达目的港，造成收货人因无法按期向供销合同的买方供货而承担违约责任。收货人的该项损失是由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引起的，纠纷必然由此而生。

预借或倒签提单的法律性质

如前所述，无论是预借还是倒签提单，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都晚于提单上载明的签发日期，也就是晚于托运人（卖方）和收货人（买方）之间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以及由开证银行开出的信用证规定的货物装船日期（这正是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的原因所在）。托运人未能将货物按照买卖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时间装船付运，首先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托运人就此止步，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让承运人按照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时间签发已装船提单，那么收货人收货后只能追究托运人迟延交货的责任，托运人也就承担一般性的违约责任。但托运人自认为这样做未免太老实，不精明，吃了亏，而要动些脑筋，掩盖自己已构成违约的真相。于是，托运人与承运人合谋，并要求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即将提单的签发日期改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日期之前，想借此来赖掉其本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很显然，如果承运人答应了托运人的要求而预借或倒签提单，那么，承运人在提单签发日期这个重要问题上采取了欺骗的手段，而且承、托运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了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的利益。

又如前述，对承运人和收货人而言，提单本身就是一个运输合同，而且往往是一个涉外合同。这就涉及到它的法律适用问题。依照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提单中可以规定适用于该提单的法律，提单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与提单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该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还规定，在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时，不得违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两条规定，即是国际私法上著名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后一原则是对前一原则的限制。因此，依据上述法律冲突规范，不论适用于提单的是哪个国家的法律或哪种国际公约，只要该法律或公约承认承运人采用欺诈手段签发的提单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援用上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排除该法律或公约的适用，径直适用我国法律对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进行定性。

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均属无效。我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也明确规定，采用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无效。这些规定，正适用于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的运输合同；承运人的行为，正好符合上述规定。因此，承运人采用欺诈手段签发的提单，应属无效。这一认定，也是与各国的法律规定和习惯作法乃至国际惯例相符的。一般来说，各国法律或国际公约均不会承认采用欺诈手段所签发的提单的有效性，因而也就不存在援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径直适用我国法律的问题。

预借或倒签提单责任人的赔偿范围

在明确了被预借或倒签的提单的性质是无效合同之后，解决有关责任人的赔偿范围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和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在提单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提单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所以，预借或倒签提单的承运人以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无独立请求权但负有责任的第三人被追加进来参加诉讼的托运人（卖方），应当返还收货人（买方）的货款，并赔偿其经济损失。由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性，收货人很难在事后从托运人那里追缴回货款，更淡不上挽回其他方面的经济损失，但由于承运人和托运人对收货人的损失负有共同连带责任，收货人就只好拿承运人开刀了。收货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赶在承运船舶离开卸货港之前，赶紧申请海事法院扣押船舶。船扣下了，一切损失都有了挽回的保障。

当然，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的最大特点是跨国、跨地区，当事人可灵活处分自己的权利。例如，货物虽然晚到了，但仍有使用价值，收货人也可留下处理而不必返还对方，这也是许多收货人的共同要求，他们普遍担心货款追不回来了，又把货放走，岂不是款、货两空？对此，法院应予支持；如果货款还没有被卖方结汇，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那就另当别论了。对因预借或倒签提单而给收货人造成的有关损失，法院应根据损失的性质依法决定是否予以保护。

如果提单中规定了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那就得依据该法律来处理无效提单责任者的赔偿范围，但其结果与适用我国法律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

结束语

关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已有多名专家学者专文阐述，但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由此而引起了相互间的学术论争。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给预借或借签提单行为定性。目前占上风的观点是侵权责任说，这种学说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只要凭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条原则来推敲，就会发现侵权责任说是站不住脚的。

前文已明确，提单规定了承运人和收货人的权利义务，并由承运人签发，收货人默示接受，构成他们之间的运输合同和运输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依赖于合同（提单）而存在。但承运人在签发提单这份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并与托运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了收货人的利益。我们得以这个事实为根据。

对于承运人的上述行为，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和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我们得以这个法律为准绳。

由此，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是何性质，结论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