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范文10篇

贪污贿赂范文篇1

一、贪污贿赂对国家政权危害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贪污贿赂危害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

国家行政权力是由国家公职人员来具体行使的。他们贪污贿赂，其结果会使国家的法律、政令得不到执行，各项工作计划得不到落实，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公众利益得不到保障，公私财产无以保护，社会秩序难以维持，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就会受到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必将受到危害，而最终使执政者和人民大众发生隔阂。也就是说，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影响执政者的威信，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降低国家政权机关的声誉。贪污贿赂腐败问题是公众反映十分强烈，直接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不仅会失去民心，甚至可以直接危及执政党的地位。曾经有文章指出：腐败打破了人民对民主的信任，恢复信任只能从管理国家的那些政治家们的廉洁和公正开始，这是未来数年内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个政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主要在于是否是到民众的拥护，是不是具有较高的威信，取信于民。而民众是否拥护一个政权，则是看这个政权为社会所作的业绩，以及执政者本身是否清正廉洁。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滋长，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把自己所掌管的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资本化、商品化，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些使权力“异化”的丑恶行为，严重地破坏了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总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执政对任何阶级、任何政党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失民心者失天下，千古一理。如果听任贪污腐败现象发展蔓延，国家权力就有可能不攻自破，自我毁灭。这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二）贪污贿赂危害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贪污贿赂腐败行为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从经济角度来讲，贪污贿赂腐败行为是加重经济生活中某些矛盾和问题，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措施贯彻落实的一个重要障碍，其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更明显。贪污腐败行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是必然的，危害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生产成本上升。一些违法企业往往把用于行贿、回扣、挪用、挥霍的费用打入生产成本，将非法活动的资金转移给社会，造成生产成本的上升。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的涨价，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连锁反应，结果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国家资金的流失。贪污必然导致国家资金的大量流失，使国家资财化为个人财物。三是国家收入减少。参与贪污贿赠犯罪活动的人均以某种形式谋取私利，这种活动间接或直接地会侵占国家应得的收入。四是国家经济政策走样。参与贪污腐败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会人为地破坏有关的国家经济政策，以达到个人私利，造成国家经济政策走样。

（三）贪污贿赂危害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

贪污贿赂腐败现象严重毒化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享乐主义的影响及超前消费观念的错误导向，加之法律对贪污腐败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使“以权易钱、以钱买权”的风气更具有强烈的腐蚀性，这种陈腐的金钱万能思想严重地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每个民族都有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观念。由于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勤俭、奉献、追求事业、助人为乐等道德观念贬值，头脑里充满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消极处世等颓废观念。同时，贪污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使执政者威信下降，使民众与执政者的对立情绪上升，这种情况达到一定程度，遇到适当的机会，聚集在部分群众中的怨气和不满情绪便会通过一定方式爆发出来。严重的则可能造成社会动乱，诱发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稳定。贪污贿赂腐败现象所侵蚀的实质上是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说贪污腐败对于经济建设造成的破坏不可低估的话，那么它导致的社会意识形成领域的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对民族的危害则更为严重和深远得多，甚至几代人都难以挽回。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二、贪污产生的根源及其控制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都反复证明：在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变时期，出现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现象是必然的。但贪污贿赂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又具有多样性。权力和金钱交换是一种综合症，它的滋生和蔓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有内部的原因还有外部的条件。这些因素互相渗透，相互作用，才会形成贪污腐败现象。

贪污贿赂腐败现象的增长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但这并非说贪污贿赂是不可控制的，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贪污贿赂腐败现象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抓住与国情和时代紧密相关的本质特征，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有效地遏制和消除贪污腐败现象。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或者说较为普遍的对策应该提到：

第一，消除腐败，要从教育抓起。腐败的产生，首先是精神的堕落。中国有句古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通过教育，提高国家公职人员乃至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更要使每个公职人员在思想道德上具有良好的修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建立起一道以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内心防线。这是对腐败最有力的防范。

第二，加强立法，筑起贪污贿赂的“防堤”。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必须致力于加强廉政立法、市场经济立法工作，要建立健全一套权力行使的自律和制约机制，使权力能够自我调控，协调有序地运行，防止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务和政务活动中，搞权钱交易。要通过立法，把公职人员廉洁自律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义务，从而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防止公职人员监用权力，堵塞制度上的漏洞。虽然我国的刑法明确了贪污贿赂等犯罪受到刑事制裁的行为范围，对贪污贿赂行为者有威慑力，但也有不足。如刑法第395条之规定，“本人不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目前，对巨额财产的立法标准是50万元人民币，能够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往往是巨贪、是蠹虫！有的还是高官，他们所构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而这些巨贪在接受调查时，往往都患上了“健忘症”，拒不说明其违法所得的来源，给案件查处设置了障碍，既放纵一些行贿者，也给这些巨贪规避了法律的严惩。我认为，这些法律条款严重与“罪刑相统一”的原则相悖，必须尽快进行修改。又如，对财会人员、经济监管人员的工作职责也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假如财会人员和经济监管人员对一些单位领导的贪污挪用行为置若罔闻的以从犯论处的话，那么这些财会人员经济监管人员还会麻木不仁吗？

贪污贿赂范文篇2

关键词：贪污贿赂；和谐社会；检察监督

贪污贿赂案件是一种严重侵犯公产财产权利和官员廉洁性的犯罪，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到群众与国家的社会关系，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查处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贿赂人员，维护了社会稳定，可谓人心大快，但是法院在判决时对大多数的贪污贿赂案件都适用缓刑，让人觉得贪污贿赂案件人员基本上是前脚进后脚出，社会对贪污贿赂案件的判决的公正性和适当性产生怀疑，对建设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产生极为严重的破坏。因此审慎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是当前司法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是维护司法公正的着力点，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提高政府形象，融洽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需要。

一、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存在着诸多的危害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一）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妨碍反腐败工作的开展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贪污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影响到群众与政府的和谐关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因此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构建廉洁政府，规范行政行为的迫切需要，是民心所向。但是对贪污贿赂罪犯量刑失衡，法院高比率的适用缓刑，影响打击腐败的声威和力度，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消磨掉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信心，给深入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带来困难。

（二）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让人联想到司法腐败。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身份，容易让群众联想到司法腐败，法院枉法裁判，专家指出造成职务犯罪缓刑、免刑适用比率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本身操作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的社会原因。“但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大多是官员，社会关系比较广，尽管沦为阶下囚，但当年这些人利用权力建立起的关系网很难切断。他们及其亲属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进行一些‘活动’，向司法机关施加影响。”

（三）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实质上是在纵容犯罪。依据刑法的经济分析理论，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把犯罪者的犯罪收益降到最低，是刑法和刑罚应该追求的经济价值。刑罚的配置应当与犯罪分子的犯罪收益相适应，当预期的惩罚大于或等于罪犯的收益时才能遏制犯罪。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使得犯罪分子为贪污贿赂案件所付出的代价太小，缓刑成为贪官的“避难所”，不能很好的完成刑罚的惩罚功能，难以起到警示作用，极易助长贪官们的侥幸心理和仿效心理，实质上是在纵容这种犯罪。

二、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的原因

（一）刑法配刑的不合理，为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贪污贿赂案件的刑法设置存在跨度大、起点高的特点，赋予法院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院在对贪污贿赂案件的处理上灵活性太大，为大量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为更清楚的说明该问题，笔者以可比性较强的盗窃罪与贪污罪为例对贪污罪的刑法设定进行比较。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盗窃罪规定，犯盗窃罪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盗窃罪的数额较大为500元至1000元为起点；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予刑事处分，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盗窃罪，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5000元到2万元为数额巨大。贪污罪各个档次的法定刑中的重刑都是在数额条件的基础上附加情节条件，表明贪污罪重刑的实际配置还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都可能被适用缓刑，而盗窃罪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由于刑法规定的罪低刑为三年以上，因此基本上不大会被适用缓刑。显然相同数额的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要比盗窃罪大，但是在量刑上却比盗窃罪要轻，加上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都可能在缓刑适用的条件范围内，明显的违背了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如有的学者认为贪污罪与盗窃罪的刑罚设定体现了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定罪配刑的不平等。由此可见，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意识具有巨大的惯性和强有力的历史穿透力，使刑事立法对职务犯罪依然是“手高高举起，拳头轻轻落下”。

（二）缓刑制度规定过于原则。从刑法对缓刑的适用条件来看，过于原则，没有具体、客观的标准。这样就导致检察院对法院的缓刑适用的监督上存在困难，难以对法院的缓刑适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的时候检察院对法院的缓刑适用只能听之任之，无疑导致了缓刑的大量适用。

（三）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时过分强调悔罪表现。《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法官往往过分强调“悔罪表现”，由于悔罪表现是一种主观意识，具有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很难以把握，造成审判实践中宣告缓刑的随意性比较大。

三、如何完善和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

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认识到现行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检讨对贪污贿赂罪犯适用缓刑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切实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和严肃的角度出发，以维护司法公正为落脚点，以注重对贪污贿赂案件的处理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为参考，贯彻以监禁刑为原则、以缓刑为例外的理念，重新审视缓刑制度在贪污贿赂案件领域的适用。那么如何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缓刑的适用呢，结合司法实践和刑法的有关理论，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缓刑的适用。

（一）完善贪污贿赂罪立法贪污贿赂犯罪人，他们的职务行为来源国家权力或者公众赋予人员的权力，因而应该是为公的、为社会的、为人民的，廉洁奉公是职务行为的本质属性。因此，贪污贿赂犯罪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力或者公职权力的滥用和亵渎，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腐败的表现，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正是在于此，它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严和声誉，破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扰乱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活动，对政权的稳定和巩固造成极大的危害，危害的是国家政权，是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十分重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往往规定贪污贿赂罪要比常人犯罪的处罚重，在我国古代刑律中将之称为“监守自盗”，古代统治者把贪污贿赂罪归入“盗”一类的犯罪，《清律？刑律？贼盗》辑注称：“监守盗，律罪重，比常人律加一等，比窃盗律加二等，所以重官物也。”所以有必要借鉴古代统治者对贪污贿赂犯罪施以严刑重罚来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适当提高贪污贿赂罪的最低刑，缩小刑罚的跨度，这样既是充分贯彻罪行相适应原则，平衡司法，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限制法官大量适用缓刑最有效的办法。

（二）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进行严格审查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是基础，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核心，即在适用缓刑前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考察，既要要从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面客观方面考察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要从主观方面考察犯罪分子的成长历程、犯罪后的思想言语、是否积极交待自己的罪行、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否有深刻认识和悔悟表现等内容。

1、以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为基准。

犯罪行为是在犯罪分子自由意识支配下的结果，是其内心意识的外在表现，反映出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折射出罪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越大。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越大的，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应充分考察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的贪污贿赂案件，法官在适用缓刑时就必须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能过分依赖罪犯被立案侦查后的悔罪表现。因为，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衡量，客观的社会危害性是罪犯在犯罪后所不能隐藏的，容易认定。

2、以能否如实供述罪行为参考。

犯罪后能否如实供述是判断犯罪分子是否对对犯罪行为进行深入的反省的重要方面。有的犯罪分子在犯罪采取各种措施，隐瞒犯罪事实，寻求各种社会资源，找人说情等手段妨碍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活动。犯罪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相关机关查处，说明罪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能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3、以能否在判决前积极退赃为条件。贪污贿赂犯罪，其行为必然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于此被告人有义务退清赃款，弥补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其主观悔罪的外在表现，也是衡量犯罪行为实质的社会危害性的依据。被告人只有切实退还赃款，才能减轻社会危害。因此对于不愿退赃的或者客观上使损失难以弥补的，则说明主观上不愿悔罪或者行为造成的实质的危害性大，不应判处缓刑。

（三）明确贪污、受贿案件不宜判处缓刑的情形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要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因此在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时除考虑到以上几点外，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适用缓刑。

1、造成恶劣影响的。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贪污贿赂案件，其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到政府与民众的和谐关系，刑法对这种行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注重判决的社会效果。因此，对于索贿造成被索贿人生活严重困难或对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的；贪污国家扶贫、救灾等款物的，主观恶性大，影响恶劣，不宜适用缓刑。

2、避重就轻假意悔罪的。悔罪应表现在如实供述全部犯罪行为，但在实践中一些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为逃避追究，模糊侦查视线，主动交待情节轻微、数额小的犯罪事实，对数额大、情节重的行为拒不交待或隐藏、毁灭证据、串供，企图掩盖罪行，逃避法律的惩罚，这样人主观恶性较大，不宜判处缓刑。

3、不配合查处的。拒不供认而证据充分的，不能认定为悔罪，不宜判缓刑。罪犯在侦查过程中，应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查处；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伏法，反之期望侥幸逃脱，不愿认罪，更不愿悔罪的，则说明其根本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不具有悔罪表现，不宜判缓刑。

4、多次贪污受贿的。多次贪污受贿的，尤其是贪污、受贿行为受过党纪、政纪处分后，仍继续贪污、受贿的被告人不宜判缓刑。国家工作人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正当的行使权力，保持廉洁性是权力的本质所决定的。现行形势下，国家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廉洁教育活动，行为人仍多次实施贪污贿赂行为，说明廉洁教育活动对其作用不大，自然以教育方式为主导的缓刑制度也难以起到改造作用；尤其是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后，不改过自新，继续贪污、受贿，说明国家对行为人通过纪律处分未起到应有的惩戒教育效果，行为人未深刻反省，对社会仍存在着较大的危害性，因此应继续加大惩罚和教育力度，而缓刑考验不足以达到严惩、严教的效果。所以，这类案件不宜判缓刑。

5、将赃款用于投机倒把，走私赌搏等非法活动的。贪污贿赂犯罪表现在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本身对国家公共财产可能造成巨大损害，其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加深了这种危害性，有可能使损失难以被挽回，行为人明知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非法活动的，本身就说明其对公共财产权利的漠视，主观恶性大，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四）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程序

为防止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滥用缓刑，有必要检讨法院现行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程序上的不足，改革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程序，对法官在贪污贿赂案件领域适用缓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结合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立形式和职责分工，公安、法院、检察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对犯罪行为进行查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可以这样创新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程序，即法院在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时应事先征得检察机关的同意，这种方式并不会改变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性质，只不过是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扩展，由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而已。

贪污贿赂范文篇3

关键词:推定规则;贪污受贿;犯罪

一、推定规则的适用价值

（一）推定规则的含义。法律意义上的推定规则指的是按照法律规定或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直接认定另一事实成立的证据法则。推定规则的适用在国际规则（条约）以及我国民事法、刑事法中都有体现。（二）贪污贿赂犯罪中推定规则的适用价值。1.符合当前从严治党、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形势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从严治党高压态势基本形成。推定规则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适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类犯罪证明标准，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扎得更紧。2.破解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明难题，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此类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导致案件侦破难度比一般刑事案件要高，特别是出现“一对一”且其他相关证据无法进一步挖掘的情况下，案件往往陷入窘境。推定原则的适用简化了证明程序，提高此类案件的成案率。3.帮助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司法认定由“乱”到“治”。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认定中经常会出现因办案人认识上的不一致而导致司法裁判不统一的问题。推定规则的适用，能够在一定程度内明晰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有效实现此类犯罪认定标准的统一。

二、贪污贿赂犯罪中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况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现有刑法及司法解释中适用推定规则的情况，北京大学的陈瑞华教授概括为：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确立的三大类推定规则为对巨额财产来源非法性的推定、对犯罪明知要素的推定与对犯罪目的要素的推定。本文对推定规则适用情况的分类在以刑法罪名为标准的基础上，借鉴陈瑞华教授的观点。（一）受贿罪和行贿罪。受贿罪和行贿罪是刑法中典型的对合性犯罪，故将对两罪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放至一处。1.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推定。《纪要》中明确在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收受其财物，可以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该条规定是针对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的受贿人明知行贿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但是并没有明确承诺或者暗示为其谋取利益而受贿的情况做出的规定，这条规定为解决司法裁判的不统一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展，这样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与当前贿赂犯罪的发展趋势相比显得有些过时。2.2003年11月13日《纪要》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推定。《纪要》中提到，对于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根据以下6个因素综合判定：（1）是否有正当、合理的借款理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以及是否有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能力。实践办案中，办案人员往往会结合具体案件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在综合以上各个因素的基础上直接推定犯罪嫌疑人具有贿赂犯罪的主观故意。该规定的操作性很强，对实践办案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对避免现实中对以借为名而行受贿之实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僵局的出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2016年3月28日《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推定。《解释》第13条规定对下列三种情形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1）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2）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3）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另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与《纪要》的颁布相隔十余年，此间中国发展迅速，贿赂犯罪形态呈现复杂化特点。《解释》第13条是对《纪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细化和发展，经过逐步的完善，在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外延已经较为宽阔，对实践中出现的形式多样的案件情况已经能够较好应对。4.2016年3月28日《解释》中“共同受贿主观故意”的推定。《解释》第16条第2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利用特定关系人来收受贿赂，被查处之后就辩称不知情。按照传统刑法理论，如果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事前存在共谋，其犯罪主观故意也就无法认定。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突破，对于解决前述证明僵局具有重大的意义。（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第八章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罪名，其罪状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该罪名中，巨额财产非法性结论的得出就是依据推定规则，其逻辑论证线条是：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明其差额部分来源——差额部分的财产来源是非法的。该罪名是1997年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加的一个罪名，其对于解决无法对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明显不合理财产又拒不说明来源或者无法说明来源的情况实现有效打击的尴尬局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三、推定规则适用的限制及展望

（一）推定规则适用的限制。推定规则与普通司法证明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适用应该受到严格限制。推定规则的适用是基于高度盖然性的推理，实质上降低了司法证明标准，实践中，对推定规则的适用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推定规则适用要严格遵照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推定规则的情况下才可适用，不能随意扩大或突破现有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况；第二，作为推定规则适用前提的基础实施的证明要确实充分。适用推定规则不是任何事实都不需要证明，相反推定规则需要一系列基础事实的存在。推定规则本身就建立于高度盖然性的基础上，如果基础事实都不牢靠，那么推定规则的适用是非常危险的；第三，允许当事人的合理反驳。推定规则的适用不是一种充分证明，因此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当事人如果能做出合理反驳，推定规则所得的结论就不能加以利用。（二）推定规则适用的展望。通过梳理，我们发现：现有有关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运用推定规则的罪名有受贿罪、行贿罪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第八章另外一个重要罪名的贪污罪并不存在适用推定规则的情况。然而，现实情况是各地司法机关对于贪污罪构成要件，特别是主观方面认定很不统一，因此学界出现了将推定规则引入贪污罪认定的呼吁。笔者认为，在制度反腐的建设过程中，将推定规则引入贪污罪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必须对其适用的前提、方式、范围作出严格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惩治违法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参考文献：

贪污贿赂范文篇4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开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有望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为保障对外经贸活动健康有序发展、防范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我们对近几年发生在涉外活动中的一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认为入世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有可能增加。为迎接入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作好应对准备。

一、贪污贿赂犯罪易发部位

（一）对外经贸部门将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部位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主体多元化格局将逐步形成。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仍将以国有外贸公司为主。随着外贸业务量的增加，涉外贸易队伍急速扩张，鱼龙混杂，如监督不力，以下环节易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1.签约履约环节。在签订和履行贸易合同过程中某些业务人员在价格上做手脚捞取私利，或在外商无法履约时侵吞违约金。这类犯罪已有发生。

2.商品进出口环节。某些外贸公司负责人或业务人员，在负责商品出口时故意压低价格或在采购、转销商品时，故意提高货价从中侵吞差价，甚至与不法外商勾结故意购进质次价高商品，从中收受贿赂，入世后，此类犯罪仍不会减少。另外，按国际贸易惯例，外商给予的正常回扣、手续费、礼品等，将成为某些人觊觎的目标，应入账不入账，应上缴不上缴的现象也会出现。

3.商品运输环节。由于我国集装箱运输能力一时尚跟不上贸易量的增长，有相当数量出口商品需委托外商运输。目前外商运输能力过剩，竞争激烈，为争取运输业务，一些外商频频向我外运公司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在负责外运业务的人员中，易发生索贿受贿案件。

4.业务发包环节。入世后随着外企国民待遇的实现，在规划、设计、建筑、装潢及其他业务招投标时，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会利用职权故意泄露标底，从中收受贿赂的案件会增多。

5.国有外贸公司驻外工作人员可能成为贪污贿赂高发人群。入世前后，将会有一批国有企业、公司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其工作人员长期居住境外，他们中有的在与外商业务往来中相互勾结，损害公司利益，贪污受贿的案件频频发生，而且监督较为困难。一旦东窗事发，又有携款潜逃的便利。

（二）银行等金融机构易发贪污贿赂犯罪

“9.11”事件后，世界经济步入低迷，中国是惟一被看好的大国。各国的企业、公司来华投资愿望迫切，外商投资将大为增加，在“三资”企业增多的同时，对资金、外汇的需求必然增加。在此情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职务犯罪不会减少。

1.贷款。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当将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入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还将对金融活动实施宏观调控，外汇使用条件还较严格，因而争取银行外汇信贷将是不少“三资”企业追逐的目标。在此情况下，一些掌握外汇信贷职权的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利用职权以贷谋私，甚至置国家外汇信贷政策于不顾，违章贷款，从中收受贿赂。

2.结汇。我国实行的统一结汇制度，在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之前，它是国家防止逃汇、套汇，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举措。入世后，一些负责结汇的银行工作人员可能会利用审核、分割结汇职权，索贿受贿、贪污挪用，目前此类犯罪已有发生。

（三）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增多的可能

加入WTO后，其成员政府的活动都必须以WTO规则为坐标，转变职能，重新定位。行政执法中不符合WTO规则的职能将逐步弱化以致取消，与此同时，符合国际惯例的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人身健康必需的审查、监督、处罚的职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在入世初期的法规衔接期间，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沿袭旧习，过度干预经济活动、滥用职权、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渎职犯罪可能增多。

1.海关。随着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限制等非关税壁垒的取消，关税将成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幼稚民族产业的重要手段。入世后，随着开放口岸和进出口货物吞吐量的大幅增加，海关监管任务将十分繁重。进出口商相互串通，勾结海关关员，低报价格偷逃关税从中渔利的犯罪会增多。在海内外走私分子引诱、拉拢、腐蚀下，海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新进关员，在报关纳税环节索贿受贿放纵走私的犯罪已十分严重。

2.商检部门。加入WTO后，商检任务将日益繁重，境内外奸商为将不洁或有害商品蒙混入关谋取不法利润，会主动行贿。国家商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指定的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收受贿赂，故意不认真履行检验职责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会增多。

3.工商部门。极少数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对应当查处的假冒商标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三资”企业，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查处职责，或者对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的犯罪也有增多的可能。

4.税务部门。我国入世后，必将加强对“三资”企业的税收征管。随着征税面的扩大和征税量的增加，一些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徇私舞弊不征或少征应征税款，或者违反法律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工作中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也会有所增加。

二、预防涉外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

1.以入世为契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加入WTO后，为减少和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滋生腐败，应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放到市场经济的国际大环境中，用世界经济的一般规则与规定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手续；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减少职能交叉和多头执法、多层次执法，提高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2.努力提高涉外人员的综合素质。据调查，不少涉案人员尤其新近从大中专学校毕业的人员，长期以来只学业务，不学法律，甚至连触犯刑律将受到刑法惩罚的常识也不懂。可见，加强涉外人员法制教育、涉外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增加抵御不健康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侵蚀的能力已迫在眉睫。

贪污贿赂范文篇5

关键词：贪污贿赂；和谐社会；检察监督

【正文】

贪污贿赂案件是一种严重侵犯公产财产权利和官员廉洁性的犯罪，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到群众与国家的社会关系，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查处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贿赂人员，维护了社会稳定，可谓人心大快，但是法院在判决时对大多数的贪污贿赂案件都适用缓刑，让人觉得贪污贿赂案件人员基本上是前脚进后脚出，社会对贪污贿赂案件的判决的公正性和适当性产生怀疑，对建设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产生极为严重的破坏。因此审慎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是当前司法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是维护司法公正的着力点，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提高政府形象，融洽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需要。

一、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存在着诸多的危害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一）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妨碍反腐败工作的开展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贪污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影响到群众与政府的和谐关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因此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构建廉洁政府，规范行政行为的迫切需要，是民心所向。但是对贪污贿赂罪犯量刑失衡，法院高比率的适用缓刑，影响打击腐败的声威和力度，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消磨掉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信心，给深入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带来困难。

（二）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让人联想到司法腐败。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身份，容易让群众联想到司法腐败，法院枉法裁判，专家指出造成职务犯罪缓刑、免刑适用比率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本身操作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的社会原因。“但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大多是官员，社会关系比较广，尽管沦为阶下囚，但当年这些人利用权力建立起的关系网很难切断。他们及其亲属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进行一些‘活动’，向司法机关施加影响。”

（三）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实质上是在纵容犯罪。依据刑法的经济分析理论，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把犯罪者的犯罪收益降到最低，是刑法和刑罚应该追求的经济价值。刑罚的配置应当与犯罪分子的犯罪收益相适应，当预期的惩罚大于或等于罪犯的收益时才能遏制犯罪。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使得犯罪分子为贪污贿赂案件所付出的代价太小，缓刑成为贪官的“避难所”，不能很好的完成刑罚的惩罚功能，难以起到警示作用，极易助长贪官们的侥幸心理和仿效心理，实质上是在纵容这种犯罪。

二、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的原因

（一）刑法配刑的不合理，为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贪污贿赂案件的刑法设置存在跨度大、起点高的特点，赋予法院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院在对贪污贿赂案件的处理上灵活性太大，为大量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为更清楚的说明该问题，笔者以可比性较强的盗窃罪与贪污罪为例对贪污罪的刑法设定进行比较。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盗窃罪规定，犯盗窃罪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盗窃罪的数额较大为500元至1000元为起点；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予刑事处分，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盗窃罪，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5000元到2万元为数额巨大。贪污罪各个档次的法定刑中的重刑都是在数额条件的基础上附加情节条件，表明贪污罪重刑的实际配置还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都可能被适用缓刑，而盗窃罪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由于刑法规定的罪低刑为三年以上，因此基本上不大会被适用缓刑。显然相同数额的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要比盗窃罪大，但是在量刑上却比盗窃罪要轻，加上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都可能在缓刑适用的条件范围内，明显的违背了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如有的学者认为贪污罪与盗窃罪的刑罚设定体现了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定罪配刑的不平等。由此可见，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意识具有巨大的惯性和强有力的历史穿透力，使刑事立法对职务犯罪依然是“手高高举起，拳头轻轻落下”。

（二）缓刑制度规定过于原则。从刑法对缓刑的适用条件来看，过于原则，没有具体、客观的标准。这样就导致检察院对法院的缓刑适用的监督上存在困难，难以对法院的缓刑适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的时候检察院对法院的缓刑适用只能听之任之，无疑导致了缓刑的大量适用。

（三）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时过分强调悔罪表现。《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法官往往过分强调“悔罪表现”，由于悔罪表现是一种主观意识，具有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很难以把握，造成审判实践中宣告缓刑的随意性比较大。

三、如何完善和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

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认识到现行对贪污贿赂案件大量适用缓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检讨对贪污贿赂罪犯适用缓刑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切实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和严肃的角度出发，以维护司法公正为落脚点，以注重对贪污贿赂案件的处理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为参考，贯彻以监禁刑为原则、以缓刑为例外的理念，重新审视缓刑制度在贪污贿赂案件领域的适用。那么如何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缓刑的适用呢，结合司法实践和刑法的有关理论，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缓刑的适用。

（一）完善贪污贿赂罪立法贪污贿赂犯罪人，他们的职务行为来源国家权力或者公众赋予人员的权力，因而应该是为公的、为社会的、为人民的，廉洁奉公是职务行为的本质属性。因此，贪污贿赂犯罪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力或者公职权力的滥用和亵渎，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腐败的表现，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正是在于此，它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严和声誉，破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扰乱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活动，对政权的稳定和巩固造成极大的危害，危害的是国家政权，是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十分重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往往规定贪污贿赂罪要比常人犯罪的处罚重，在我国古代刑律中将之称为“监守自盗”，古代统治者把贪污贿赂罪归入“盗”一类的犯罪，《清律？刑律？贼盗》辑注称：“监守盗，律罪重，比常人律加一等，比窃盗律加二等，所以重官物也。”所以有必要借鉴古代统治者对贪污贿赂犯罪施以严刑重罚来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适当提高贪污贿赂罪的最低刑，缩小刑罚的跨度，这样既是充分贯彻罪行相适应原则，平衡司法，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限制法官大量适用缓刑最有效的办法。

（二）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进行严格审查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是基础，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核心，即在适用缓刑前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考察，既要要从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面客观方面考察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要从主观方面考察犯罪分子的成长历程、犯罪后的思想言语、是否积极交待自己的罪行、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否有深刻认识和悔悟表现等内容。

1、以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为基准。

犯罪行为是在犯罪分子自由意识支配下的结果，是其内心意识的外在表现，反映出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折射出罪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越大。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越大的，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应充分考察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的贪污贿赂案件，法官在适用缓刑时就必须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能过分依赖罪犯被立案侦查后的悔罪表现。因为，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衡量，客观的社会危害性是罪犯在犯罪后所不能隐藏的，容易认定。

2、以能否如实供述罪行为参考。

犯罪后能否如实供述是判断犯罪分子是否对对犯罪行为进行深入的反省的重要方面。有的犯罪分子在犯罪采取各种措施，隐瞒犯罪事实，寻求各种社会资源，找人说情等手段妨碍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活动。犯罪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相关机关查处，说明罪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能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3、以能否在判决前积极退赃为条件。贪污贿赂犯罪，其行为必然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于此被告人有义务退清赃款，弥补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其主观悔罪的外在表现，也是衡量犯罪行为实质的社会危害性的依据。被告人只有切实退还赃款，才能减轻社会危害。因此对于不愿退赃的或者客观上使损失难以弥补的，则说明主观上不愿悔罪或者行为造成的实质的危害性大，不应判处缓刑。

（三）明确贪污、受贿案件不宜判处缓刑的情形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要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因此在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时除考虑到以上几点外，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适用缓刑。

1、造成恶劣影响的。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贪污贿赂案件，其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到政府与民众的和谐关系，刑法对这种行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注重判决的社会效果。因此，对于索贿造成被索贿人生活严重困难或对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的；贪污国家扶贫、救灾等款物的，主观恶性大，影响恶劣，不宜适用缓刑。

2、避重就轻假意悔罪的。悔罪应表现在如实供述全部犯罪行为，但在实践中一些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为逃避追究，模糊侦查视线，主动交待情节轻微、数额小的犯罪事实，对数额大、情节重的行为拒不交待或隐藏、毁灭证据、串供，企图掩盖罪行，逃避法律的惩罚，这样人主观恶性较大，不宜判处缓刑。

3、不配合查处的。拒不供认而证据充分的，不能认定为悔罪，不宜判缓刑。罪犯在侦查过程中，应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查处；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伏法，反之期望侥幸逃脱，不愿认罪，更不愿悔罪的，则说明其根本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不具有悔罪表现，不宜判缓刑。

4、多次贪污受贿的。多次贪污受贿的，尤其是贪污、受贿行为受过党纪、政纪处分后，仍继续贪污、受贿的被告人不宜判缓刑。国家工作人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正当的行使权力，保持廉洁性是权力的本质所决定的。现行形势下，国家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廉洁教育活动，行为人仍多次实施贪污贿赂行为，说明廉洁教育活动对其作用不大，自然以教育方式为主导的缓刑制度也难以起到改造作用；尤其是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后，不改过自新，继续贪污、受贿，说明国家对行为人通过纪律处分未起到应有的惩戒教育效果，行为人未深刻反省，对社会仍存在着较大的危害性，因此应继续加大惩罚和教育力度，而缓刑考验不足以达到严惩、严教的效果。所以，这类案件不宜判缓刑。

5、将赃款用于投机倒把，走私赌搏等非法活动的。贪污贿赂犯罪表现在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本身对国家公共财产可能造成巨大损害，其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加深了这种危害性，有可能使损失难以被挽回，行为人明知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非法活动的，本身就说明其对公共财产权利的漠视，主观恶性大，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四）改革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程序

为防止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滥用缓刑，有必要检讨法院现行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程序上的不足，改革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程序，对法官在贪污贿赂案件领域适用缓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结合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立形式和职责分工，公安、法院、检察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对犯罪行为进行查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可以这样创新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程序，即法院在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时应事先征得检察机关的同意，这种方式并不会改变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性质，只不过是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扩展，由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而已。

贪污贿赂范文篇6

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那么在基层，贪污贿赂犯罪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它的发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笔者结合近几年从事基层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实践，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从1999年3月到2004年9月，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46件，其中贪污案27件，挪用公款案13件，受贿案6件。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在基层单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如下特点和规律：

1、贪污犯罪较为突出。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贪污案为27件，占58.7%，说明在基层更容易发生贪污犯罪。基层单位直接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单位执法人员直接从事各种规费的征收和管理，且一般情况下，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直接主管财务工作，这就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成为可能。

2、“一把手”犯罪居多。在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一把手”犯罪案件为20件，占43.3%，远远高于副职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如我们查处的县物价局原局长李某某贪污案（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县冶炼厂原厂长范某某贪污案（范被判刑处有期徒刑1年）等等，均是“一把手”犯罪。

3、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私设“小金库”、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曰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如我们在立案查处县粮库原主任毕某某贪污案时，发现毕在任粮库主任期间，私设“小金库”数额达56万元之多，除了处理违规支出外，将其中的5.5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同时挪用公款2万元，毕被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己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己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4、挪用公款犯罪多为直接管理、经手单位现金的财务人员、业务员所为。财务人员直接管理单位现金，银行工作人员直接管理银行贷款或储户存款，企业业务员直接经手企业货款，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如县建行方庄分理处白庄代办所原所长陈某某（女）挪用公款41.7万元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县石油公司业务科原副科长薛某某挪用公款5万元，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5、受贿犯罪依然存在，但更加隐蔽。从近几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受贿案占立案数的比例较小，仅占13%，但并不表明贿赂犯罪已经减少或消灭，恰恰相反，贿赂犯罪不仅没有减少且有上升趋势，贿赂行为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手握重权的人身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猾，不易被人发现，不易被调查取证罢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几年来我们查处的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腐败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县土地局执法队原队长刘某某受贿2.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县环保局原局长常某某受贿2.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

1、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观原因。从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平时不注重政治学习，不关心政治，放松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思工作，不干工作，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有的甚至作风腐化，生活糜烂，沉醉于吃喝玩乐，打麻将搞，养情人包“二奶”，缺少“经费”，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不择手段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受贿，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一把手”独揽财政大权，财务不公开。一段时期以来，各单位普遍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而这“一支笔”往往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认为，财政工作就是主管财政的“一把手”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事，其他班子成员无权也不应该过问。重大财政问题不经班子集体研究，或虽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由“一把手”一人操纵，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支笔审批”，财务不公开，甚至暗箱操作，成为“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温床。我们在查案过程中了解到，凡是涉及“一把手”贪污犯罪的，其他班子成员往往对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大项开支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集体研究，民主管理。

3、财务制度不健全，制约机制不建立，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从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单位，一方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约机制。有的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从财务人员处取现金，甚至取大额现金连“白条”也不打，成了所谓的“良心帐”。有的单位会计、出纳“一肩挑”，会计既管帐又管现金，有时库存现金多达十几万元，为其利用职务挪用公款提供可能。

4、“小金库”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温床。中央纪委虽然三令五申禁止设立“小金库”，但仍有一些单位领导顶风违纪，秘密设立“小金库”，其目的不言自明，一是为了自己花钱方便，报销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开支；二是为了拉关系行贿方便，准备行贿资金；三是为了直接非法占有“小金库”款项提供方便。在我们查处的贪污案件中有多起是犯罪分子直接非法占有“小金库”的款项。“小金库”的存在，为贪污贿赂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成为腐败分子犯罪的又一温床。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1、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举报宣传力度，实施举报有功奖励制度，提高广大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现和揭露犯罪；二是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查清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把案件办成铁案，使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

；三是加大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要依法从重从严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开除的开除，使一些想贪污受贿的人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越雷池一步，充分发挥出“打击”这一特殊预防的作用。

2、加强宣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思想实际，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执法人员、财务人员为对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为目标，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权力观教育、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等，使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清正廉洁，依法办事。

贪污贿赂范文篇7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从1999年3月到2004年9月，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46件，其中贪污案27件，挪用公款案13件，受贿案6件。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在基层单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如下特点和规律：

1、贪污犯罪较为突出。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贪污案为27件，占58.7%，说明在基层更容易发生贪污犯罪。基层单位直接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单位执法人员直接从事各种规费的征收和管理，且一般情况下，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直接主管财务工作，这就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成为可能。

2、“一把手”犯罪居多。在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一把手”犯罪案件为20件，占43.3%，远远高于副职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如我们查处的县物价局原局长李某某贪污案（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县冶炼厂原厂长范某某贪污案（范被判刑处有期徒刑1年）等等，均是“一把手”犯罪。

3、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私设“小金库”、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曰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如我们在立案查处县粮库原主任毕某某贪污案时，发现毕在任粮库主任期间，私设“小金库”数额达56万元之多，除了处理违规支出外，将其中的5.5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同时挪用公款2万元，毕被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己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己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4、挪用公款犯罪多为直接管理、经手单位现金的财务人员、业务员所为。财务人员直接管理单位现金，银行工作人员直接管理银行贷款或储户存款，企业业务员直接经手企业货款，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如县建行方庄分理处白庄代办所原所长陈某某（女）挪用公款41.7万元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县石油公司业务科原副科长薛某某挪用公款5万元，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5、受贿犯罪依然存在，但更加隐蔽。从近几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受贿案占立案数的比例较小，仅占13%，但并不表明贿赂犯罪已经减少或消灭，恰恰相反，贿赂犯罪不仅没有减少且有上升趋势，贿赂行为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手握重权的人身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猾，不易被人发现，不易被调查取证罢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几年来我们查处的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腐败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县土地局执法队原队长刘某某受贿2.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县环保局原局长常某某受贿2.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

1、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观原因。从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平时不注重政治学习，不关心政治，放松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思工作，不干工作，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有的甚至作风腐化，生活糜烂，沉醉于吃喝玩乐，打麻将搞，养情人包“二奶”，缺少“经费”，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不择手段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受贿，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一把手”独揽财政大权，财务不公开。一段时期以来，各单位普遍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而这“一支笔”往往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认为，财政工作就是主管财政的“一把手”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事，其他班子成员无权也不应该过问。重大财政问题不经班子集体研究，或虽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由“一把手”一人操纵，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支笔审批”，财务不公开，甚至暗箱操作，成为“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温床。我们在查案过程中了解到，凡是涉及“一把手”贪污犯罪的，其他班子成员往往对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大项开支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集体研究，民主管理。

3、财务制度不健全，制约机制不建立，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从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单位，一方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约机制。有的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从财务人员处取现金，甚至取大额现金连“白条”也不打，成了所谓的“良心帐”。有的单位会计、出纳“一肩挑”，会计既管帐又管现金，有时库存现金多达十几万元，为其利用职务挪用公款提供可能。

4、“小金库”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温床。中央纪委虽然三令五申禁止设立“小金库”，但仍有一些单位领导顶风违纪，秘密设立“小金库”，其目的不言自明，一是为了自己花钱方便，报销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开支；二是为了拉关系行贿方便，准备行贿资金；三是为了直接非法占有“小金库”款项提供方便。在我们查处的贪污案件中有多起是犯罪分子直接非法占有“小金库”的款项。“小金库”的存在，为贪污贿赂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成为腐败分子犯罪的又一温床。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1、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举报宣传力度，实施举报有功奖励制度，提高广大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现和揭露犯罪；二是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查清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把案件办成铁案，使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三是加大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要依法从重从严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开除的开除，使一些想贪污受贿的人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越雷池一步，充分发挥出“打击”这一特殊预防的作用。

2、加强宣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思想实际，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执法人员、财务人员为对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为目标，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权力观教育、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等，使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清正廉洁，依法办事。

贪污贿赂范文篇8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我们不难理解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的特有的特点和规律，它总是发生在那些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接掌管金钱或商贸的经济单位和管理部门，哪些部门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权力大，哪些部门就成为贪污贿赂犯罪滋生的热点部位。可以说权力处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核心位置，权力的“魔杖”挥向哪里，贪污贿赂犯罪也就向哪里聚集。

⒈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突出。贪污贿赂犯罪在新时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经济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的过程。犯罪分子一方面要扩大“经营范围”，必然要向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发射“糖衣炮弹”，获取新的利益，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也必然有时利用有利时机，利用职务之便，用非法手段谋求个人利益。

⒉“首长”犯罪居多，案犯级别高，犯罪数额巨大。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目前大要案猛烈上升，一些高官纷纷落马。

⒊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着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已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已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⒋贿赂犯罪率成上升趋势。在监管不力的许多部门，挪用公款等罪数额都巨大。挪用公款犯罪多为直接管理、经手单位现金的财务人员、业务员所为。财务人员直接管理单位现金，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管理保险费，企业业务员直接经手企业货款，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⒌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从近几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受贿案占立案数的比例不大，但是贿赂犯罪不仅没有减少且有上升趋势，贿赂行为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手握重权的人身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猾，不易被人发现，不易被调查取证罢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几年来我们查处的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腐败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

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工作人员长期处于利益分配的底层，客观上给此类犯罪营造了气氛。同时他们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放松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思工作，不干工作，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有的甚至作风腐化，生活糜烂，沉醉于吃喝玩乐，打麻将搞，养情人包“二奶”，缺少“经费”，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不择手段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受贿，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⒉严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一段时期以来，各单位普遍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权力膨胀，无人监督。有的领导就认为，财政工作就是主管财政的“一把手”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事，其他班子成员无权也不应该过问。重大财政问题不经班子集体研究，或虽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由“一把手”一人操纵，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文笔审批”，财务不公开，甚至暗箱操作，成为“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温床。我们在查案过程中了解到，凡是涉及“一把手”贪污犯罪的，其他班子成员往往对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大项开支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集体研究，民主管理。

⒊制度不健全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从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单位，一方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约机制。有的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从财务人员处取现金，甚至取大额现金连“白条”也不打，成了所谓的“良心帐”。有的单位会计、出纳“一肩挑”，会计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管帐又管现金，有时库存现金多达几十万元，为其利用职务挪用公款提供可能。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⒈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举报宣传力度，实施举报有功奖励制度，提高广大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现和揭露犯罪；二是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查清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把案件办成铁案，使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三是加大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要依法从重从严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开除的开除，使一些想食污受贿的人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越雷池一步，充分发挥出“打击”这一特殊预防的作用。

⒉加强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宣传教育。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思想实际，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执法人员、财务人员为对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为目标，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权力观教育、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等，使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清正廉洁，依法办事。

贪污贿赂范文篇9

关键词:现代科技手段;反贪;运用

一、现代科技侦查手段运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理论界对此争议也颇大,有肯定说,也有否定说。否定说学者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构必须严格依法办案,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能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因此对于监听之类秘密取证手段不宜提倡,因而这类材料也不宜直接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来使用。肯定说认为:只要办案需要,法律没有禁止,检察机关可以采用技侦手段。笔者赞同肯定说,理由如下:

(一)理论基础。

技术侦查手段是以侦查权为基础。我国《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该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国家安全法》亦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享有技术侦查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是我国的专门侦查机关,享有侦查权。上述法律规定只是增加了上述两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扩大了侦查权的外延,但归根结底是以侦查权为基础。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对贪污、贿赂等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故在收集贪污、贿赂犯罪证据时也应有权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二)实践需要。

1、技术侦查观念滞后,侦查模式陈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侦查工作效率。职务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行为人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这就决定了职务犯罪比一般刑事犯罪的侦查取证难度要大。但是长期以来,在检察机关的侦查实践中,存在着过分倚重口供破案的现象,侦查思路和取证方式单一,很少利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固定证据。由于口供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案件一波三折,最后陷入僵局。这说明,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必须运用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方法。

2、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犯罪手段也多样化、智能化,一些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智能型犯罪也不断出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水平的提高,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水平也“水涨船高”,作案手段日益翻新,犯罪的伎俩更趋诡谲,而对这种新的挑战,侦查工作怎样才能总体上有一个明显提高,多年经验给我们启示,即早应用先进技术手段,运用智慧提高破案水平,依靠科技增强战斗能力。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转变传统的侦查观念,在办案实践中,充分重视科技技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作用,提高运用技术手段侦破案件的技能,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

3、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是我国目前诉讼制度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需要。新的刑诉法颁布实施后,我国进行了相应诉讼制度的改革。新的刑诉法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如律师介入诉讼阶段的提前、传讯时限的规定等,然而对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未作相应的补充完善,如对秘拍、秘录等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能否进入诉讼程序,均未作相应的规定,使案件侦破工作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从立法上补充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对于提高侦查破案能力十分必要。

二、现代科技侦查手段的实际运用及注意问题

1、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信息库,储备获取线索,扩大案源。案件来源少,收集线索渠道狭窄,这是制约立案侦查的一个源头因素。针对此状况,自侦部门在坚持拓展传统举报源头的同时,还可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设置网站,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电脑网络储备相关信息和线索,以备查用,做到得心应手,有备无患。

2、运用手机监测仪,确定犯罪嫌疑人、证人方位,以准确、及时控制侦查对象。这类设备主要运用于侦查对象、证人故意回避侦查,隐瞒自己真实地点,企图潜逃或拒绝指证。如我院去年在查处市水利水电局原正副局长杜某某、李某某受贿案过程中,行贿人马某某,拒绝配合,并谎称不在本地,试图逃避侦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贿人不能到案,那么该案必定流产,为此,我们果断利用手机信号监测设备,进行方位监测,确定马某某具体位置在义乌某宾馆,误差不超过50米。当办案人员突然出现在马某某的面前时,马某某一脸惊愕,思想上毫无准备,完全没有料到侦查人员的出现。此案的关键在于行贿人马某某能否控制到案,否则突破全案无从谈起。

3、运用12小时全程录像,固定审讯过程,打消犯罪嫌疑人翻供心理。有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初始阶段,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遂生逃避法律惩处的侥幸心理,部分或者全部推翻原供。对此,可运用监控摄录设备,将12小时内第一次审讯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像、录音,当犯罪嫌疑人出现翻供时,播放录像、录音以击碎其侥幸心理,促其如实供述,可谓有“以夷制夷”之妙。

4、动用密摄、密录设备,提取主要犯罪事实证明资料。针对老奸巨猾、死不认账又有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可运用密摄、密录秘密提取其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明资料,促使其全面交代。

5、运用“电话监”设备,扩大侦查效果。对已掌握一定证据,但尚未突破的,有重大罪行的案件,或尚未将犯罪嫌疑人追捕归案的案件,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扩大侦查效果,可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谋略,运用“电话监”,获取线索和证明资料。

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未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作出全面规定以前,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应注意的问题。

1、适时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计划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争取用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侦查效益,不允许在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时贸然行动,暴露侦查目的和意图。

2、注重人权保障。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只能针对与贪污贿赂犯罪有关的人和场所,不能随意扩大使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般侦查措施能解决的,就尽量不用技术侦查手段,防止司法实践中以技术侦查手段代替其它侦查手段。

3、与其它侦查手段配合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依赖于或服务于其它的侦查措施,必须与其它的侦查措施配合使用,优化组合,将公开措施和隐蔽手段结合,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结合,使之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4、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人员要熟练掌握各种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方法、作用,使用的规则和谋略,还必须有所选择的技术侦查手段所要求的通讯、交通、技术设备作保障,否则技术侦查无从谈起。

5、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要有灵活性和可变性。全面了解案情,了解与案件有关的侦查环境、侦查对象,因时、因事、因案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审时度势,如遇案情变化,要及时调整技术侦查手段及相应的侦查措施。

三、完善立法建议

技术侦查手段是收集贪污贿赂犯罪证据、查明案情、惩罚犯罪的有效方法。但使用该手段往往涉及到适用对象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使用该手段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侵权行为。建议在刑事诉讼法或相关法律中对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手段作如下规定:

1、明确规定涉及贪污、贿赂犯罪可以适用技术侦查手段,适用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因为只有人民检察院承担侦查贪污贿赂犯罪的任务。

贪污贿赂范文篇10

一、重视反贪基础工作，着力发掘案件资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省院将加强反贪基础工作作为明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院的实际情况看，以往重视办案，轻视基础工作；重视短期效益，忽视长期建设的倾向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狠抓反贪基础工作，一是要加强案件信息库建设。改变单纯依赖个人掌握信息，依靠内勤统计信息，干警调动导致信息缺失的局面。将近几年的办案情况按照一定的标准，规定一定的格式，分门别类进行登记整理。二是加强线索信息库建设。将已办案件进行梳理，以发现对未来办案可能有用的线索；将行政执法备案材料进行登记，以发现执法不公，执法违法后面的职务犯罪线索；将近年来获取的线索进行整理入库，以求产生新的效益。三是加强内部科室之间信息交流（定期和举报中心进行线索信息交流，保证信息不遗漏；主动和刑检、监所部门进行沟通，留意司法工作人员的犯罪线索；专人和三大平台各点负责人员联系，保证每次到对口单位走访前有任务，走访后有反馈。

二、质量数量并重，通过办案树立检察权威找

办案是反贪工作的生命线，是其他工作的总目标。一是要保证办案数量稳中有升。在发掘案件线索的同时，继续对教育、卫生、电力等垄断行业、热点部门进行深挖，关注重大工程项目，从窝案、串案上下功夫，根据高检院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同时关注商业贿赂案件。二是在案件质量上下功夫。增加大要案在所办案件中的比例，对于可能办成的大要案，要集中力量突破，不轻易放过任何相关线索。加大查办现职领导干部要案的力度，力争通过一定数量的这类案件，产生震动效应。树立证据意识，无罪推定观念，保证无错案。三是增强依法独立办案的能力。在坚持党委领导，重大案件党内请示制度的同时，增强自行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增加独立办案数量在所办案件中的比例，对于自行发现的现职领导干部要案，减少对纪委“双轨”等措施的依赖，提高在法定时间内突破案件，运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能力。

三、依靠制度保障，严格规范化建设和办案安全措施

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人心，反贪工作的规范办案和安全办案问题日益受到外界关注。一是严格程序规范。坚决杜绝在12小时时限上打“擦边球”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细化特审室使用规定，进一步规范同步录像、审录分离行为。二是严格制作法律文书。杜绝先采取措施后补签法律文书的行为，纠正调查笔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混用的情况。坚持笔录两人以上制作的规定，重点关注首次讯问笔录的制作。明确承办人员对法律文书的保管责任，及时将文书装订成册，杜绝丢失现象的发生。移送逮捕、移送起诉的案件，保证文书齐全，证据到位，避免再次补送情况的出现。三是加大办案安全保障的力度。继续保持无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的状况，建立对被初次羁押人员进行初步身体状况判断或检查的制度。落实办案安全责任制，对每名犯罪嫌疑人保证两名以上办案人员不间断进行监管，杜绝被羁押人员自杀、自残或逃跑情况的出现。谨慎对行贿人等使用强制措施，切实保证涉案人员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