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范文10篇

摘要：全球变暖是当今各国所要面临的气候难题，绿色低碳环保理念被世界各国所追求，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全球变暖已成为各国共识。因此，各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得如火如荼。为减少碳排放，实现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技术进步与节能投资降低碳排放，不断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本文在分析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困境后，对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提出相应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碳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碳中和；碳达峰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焦点，如何应对气候变暖并有效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2018年碳定价状况和趋势》概述了全球现有和新兴的碳定价措施，其中全球都在实施的减排措施即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是指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所建立的市场。世界各国许多学者都在全面研究探索碳交易市场，即以交易机制、分类、交易工具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我国较晚进行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导致丧失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和主动权。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碳交易价格每吨低于印度所售价2~3欧元，同时碳交易价格远低于欧洲二级市场价格。为数不多的企业作为主体参与碳排放市场的交易，但是大部分企业的分布较为零星，并未集中在同一城市或具体的行业。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方式往往通过以与境外的买方进行商业往来应对市场的需求，有关的信息尚未完全透明化。由于目前存在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处于半透明且分散的状态，因此中国企业在交易往来中居于不利地位。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与权贸易量、建立统一碳交易平台紧密相关。因此，本文对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困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议。

1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启动线上交易，我国正式步入“碳经济”时代。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总成交量截至2021年8月11日为646.183万吨，总成交金额为3.261亿元，成交均价为54.15元/吨。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从2002年8月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02年8月正式核准《京都议定书》至2012年，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处于CDM项目阶段。2004年6月，我国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法规。继对上述的法规进行修订之后，我国于2005年10月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5年1月，北京安定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作为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CDM)”试点成功。2005年6月7日，内蒙古腾辉锡勒风电项目作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CDM注册成功。我国的CDM项目在各领域不断拓展，2005年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项目为3个；2007年，我国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项目不断上升至113个；2008年，我国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项目上升至总计222个。第二阶段：2013—2020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八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处于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阶段，在上述区域内的碳排放总量与强度控制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2011年，我国发改委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先后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地区；2013年6月—2014年6月，上述决定的试点地区陆陆续续启动碳排放权交易；2016年，福建省作为又一新的试点地区。我国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市以来，碳交易市场成交额不断上升，截至2020年，中国碳交易市场成交额自2014年的4.89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2.6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2%。第三阶段：我国自2021年开始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将电力行业纳入其范围内，处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阶段。我国在2020年11月20日颁布了《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确定了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企业与配额的分配方法；同时，在2021年1月5日颁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进入碳排放交易的实施阶段；2021年7月，启动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

2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困境

一、我国发展碳交易服务业的基础

（一）碳交易试点工作奠定了我国碳交易服务业的市场基础

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重庆、湖北7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目前，各地区的试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并积极建设交易平台，培育第三方咨询、审核等碳市场服务业。2013年，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均正式启动了本地区的碳交易。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将快速推动当地碳交易服务业的发展，推动遵约企业和碳交易服务机构之间的联动，加强各地碳交易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实现产业的整合发展。

（二）政策环境为碳交易服务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目前，我国已出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各试点省市也根据《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制定了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和碳交易管理办法等地方规章，深圳和北京还出台了规范碳交易的人大文件，实现了区域碳交易服务活动的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二、我国碳交易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必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碳排放约束，由此产生碳履约风险。本文阐述了碳履约标准，提出了碳履约风险的概念并进行风险分析，以未按时完成碳履约义务的控排企业为例，总结出了企业在碳履约风险管理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即未将碳管理事务纳入战略规划、缺少统一的碳管理信息平台、缺少碳履约风险预警机制和碳资产管理能力较弱，并针对问题成因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碳交易;碳履约风险;碳资产管理

在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碳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交易的产品主要是碳配额和碳排放权，控排企业能否完成履约责任和减排义务受相关政策、配额量、碳价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实现减排的大目标，不仅碳市场本身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而且企业也应该意识到可能面临的履约风险，加强对碳履约风险的管理，按时完成碳履约目标，提高自身的低碳竞争力。

一、控排企业碳履约表现

履约是指参与企业足额清缴或注销自己的碳排放量，各试点地区的重要排放单位，需在当地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按实际年度排放指标完成碳配额清缴，通常以一个自然年为周期。当企业碳配额不足时，可以通过购买市场上流通的碳配额或购买不超过政府规定额度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上缴给政府。如果企业已有配额量与CCER之和低于经审核的实际碳排放量，企业面临不能完成履约任务的风险，即碳履约风险。企业可通过参与市场交易购入碳配额的方式完成履约，但考虑到购碳成本和违约惩罚，企业可能会选择违约交罚金。控排企业能否完成碳履约与企业的碳管理体系、节能减排技术、碳配额、碳价等因素有关。此时，重点查找未完成履约目标的控排企业资料，分析其面临的碳履约风险及碳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可为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完成碳履约目标提供借鉴。从我国各个试点碳市场的未履约情况看(如表1所示)，上海、天津、广东作为最早的碳试点城市，企业违约率很低。特别是广东，曾经连续三年均未发生违约。深圳、北京参加交易的控排企业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违约率的降低。资料来源:碳排放权交易蓝皮书: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2017)、碳排放交易网总体来看，各地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控排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力，试点企业主动履约意识在不断增强，各试点违约率表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

二、控排企业碳履约风险分析

摘要：碳税和碳交易作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手段，是低碳发展模式下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阐述二者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两者的适用范围及其利弊特点。结合当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状况及发达国家碳税制定的规则，本文分析了两者在我国的适用状况，并提出制定减排与限排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方法，为加快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环境规制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区别

（一）碳税的涵义及分类

碳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征税对象，通过消减二氧化碳排放为手段来实现环境规制，具体可分为：

1.按照实施范围不同，可分为国内税、国际税和协调的国家税。前两者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国家体系，后者是指在一个宽松的国际框架下由各主权国自主决定的税收体系。

统一性的碳排放交易立法路径

欧盟在设计碳排放交易的立法路径时，曾面临两种选择：在各成员国内部分别建立各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和欧盟层面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2］。最终，欧盟委员会采取了构建统一性的碳交易立法路径，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它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具有影响力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目的在于以最大程度地创造碳配额市场的高度流通性，推动碳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一﹚欧盟统一性碳交易立法路径的特点欧盟碳交易机制采用统一性的立法路径，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统一性的路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具体表现在：1.欧盟碳交易体系的形成上。第一，以《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的指令》﹙Directive2003/87/EC，以下简称《欧盟排放交易指令》﹚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安排，确立了欧盟层面“自上而下”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立法模式；具言之，《欧盟排放交易指令》和欧盟委员会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形成了欧盟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体系，构建了欧盟层面一个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它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具有影响力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二，成员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先行经验为欧盟“自上而下”的立法路径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尤其是英国、丹麦和荷兰成功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为日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确立奠定了先决性条件。2.欧盟碳交易机制的具体制度实施上。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交易机制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也体现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特点的融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于碳交易运行的基础———总量﹙Cap﹚的设定上。第一，“自下而上”的方式表现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总量设定由各个成员国通过国家分配计划﹙NationalAllocationPlan，简称NAP﹚各自设定排放量，然后相加之总和而来［3］。第二，“自上而下”的方式表现在，各成员国制定的国家分配计划﹙NAP﹚必须满足《欧盟排放交易指令》规定的原则和标准，国家分配计划﹙NAP﹚的生效也必须通过基于欧盟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同时在第三履约期内﹙2013—2020﹚，欧盟取消国家分配计划，将在欧盟委员会层面统一设定排放总量，再将配额分配至各成员国。﹙二﹚欧盟实施统一性碳交易立法路径的原因探究在欧盟，碳交易在内的环境立法问题属于共享权能领域，欧盟和成员国都享有立法权。笔者认为，欧盟各成员国自愿让渡权力，授权欧盟推行统一碳交易立法路径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解释。1.统一的环境立法基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性的立法路径，首先在于统一的环境立法基础，即欧盟环境法律体系。环境问题是欧盟基础条约关注的内容之一。欧盟环境法律不仅体现在欧盟基础条约和缔结的国际条约，还体现为条例、指令和决定等一系列的立法形式和环境标准等约束性条件：《单一欧洲法令》为欧盟环境立法权奠定了法律基础，欧盟在这一基础条约中首次规定了环境政策并规定了欧洲共同体环境政策的目标、原则、决策程序及权限。1992年通过的《欧盟条约》在法律上确立了环境保护为欧盟宗旨和活动之一。欧盟《第六个环境行动规划》﹙2002—2010﹚，明确提出将气候变化作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优先领域，并将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相协调，由此形成欧盟环境政策一体化的趋势①。其次，《欧盟条约》确立了欧盟权能行使的基本原则———辅助性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根据辅助性原则，成员国的个别行动无法实现公约的目标但在共同体层面可以更好地实现，则共同体将采取统一的行动②。因而，辅助性原则的设置为欧盟采取统一性碳交易立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据此可见，欧盟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环境法律体系，确立了欧盟层面对环境问题的立法权，同时环境保护问题也为欧盟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4］。欧盟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为日后形成统一性环境决策和环境行动铺垫了法律基础和立法权限，具言之，为实施统一的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EUETS﹚提供了立法基础。2.“共同决定”﹙co-decision﹚的环境立法程序。欧盟适用特定多数的表决方式和欧洲议会在环境立法程序中权力的扩张为欧盟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提供了可行性。根据《欧盟条约》的规定，欧盟就环境事务的决策主要采用的是特定多数的表决方式，而并非全体一致的表决方式；同时，“共同决定”的环境立法决策程序，使欧洲议会得以享有和欧盟部长理事会同等的立法权，增强欧洲议会在环境事务上的话语权，削弱代表精英阶层和大的经济利益团体利益的欧盟部长理事会的权限，形成了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模式和精英决策相抗衡的模式③。因而，“共同决定”的立法程序为欧盟通过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法案和设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提供了可行性。3.成员国达成共识。欧盟成员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共识以及欧盟委员会对各成员国差异性的重视，为统一碳交易立法路径的施行提供了可能。﹙1﹚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已经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这为欧盟通过统一的碳交易机制奠定了基础。例如，欧洲国家申请加入欧盟一个条件在于尊重并承认欧盟的基本价值，具体表现在31个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是其中商谈的议题［5］。因而，欧盟成员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认同避免了施行统一性碳交易机制的冲突，降低了统一性碳交易运行的成本和困难。﹙2﹚欧盟在制定并运行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过程中，重视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性，注重协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国家经济之间的经济利益。比如，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第二阶段﹙2008—2012年﹚中，欧盟委员会了各成员国配额分配计划。从该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原欧盟15国承担了大部分的减排义务，它们在第二阶段的排放量相比2005年度下降了8.5%；而新欧盟12国则得到允许———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3.6%的排放量①。因而，欧盟对各成员国差异性的重视减少了各国对施行统一碳交易机制的矛盾和冲突，更容易使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4.国际战略性政策的考量。欧盟推行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发展路径，也离不开对国际因素的分析和评估，一方面是出于对《京都议定书》项下国际义务履行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寻求国际事务领导地位的政治考虑。﹙1﹚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欧盟内部就已经明确确立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义务以及内部的责任分配②，同时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也就共同减排目标达成了“减排量分担”的协议。因而，欧盟推动统一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也是为了更好地协助各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项下的减排承诺。﹙2﹚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既有寻求国际事务领导者的意愿，也具备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能力［6］。一方面，自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对气候变化议题，欧盟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国际谈判上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1990年联合国正式启动气候变化谈判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到确定后京都谈判路线图的巴厘岛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再到确立绿色气候基金的德班会议和刚刚结束的确定《京都议定书》第二履约期的多哈会议，欧盟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大多是发达国家，具备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民众基础和政治意愿。统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能够实现资金、技术以及碳交易模式的输出，这无疑有助于欧盟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5.其他因素。欧盟内部的其他一些因素对于欧盟层面统一性排放交易体系的运行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绿党政治势力的兴起、碳税法案的失败和先行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实践。﹙1﹚环保主义势力的崛起。强调保护环境、生态平衡的绿党势力的崛起也是推动欧盟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因素，随着绿党的兴起，甚至成为执政党，其已经影响到欧洲各国的政治格局和国家决策。﹙2﹚碳税的失败。1992年，欧洲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了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碳税方案③，遗憾的是碳税法案最终未能通过［7］，而环境税和排放权交易是两种最主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工具，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碳税法案的失败开启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大门。﹙3﹚如上文所述，英国、荷兰和丹麦先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排放权制度为EUETS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和基础，欧盟主要的石油生产商BP和Shell各自推行的内部排放交易实验﹙InternalExperi-mentWithEmissionsTrading﹚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欧盟层面统一的排放交易体系的形成。

地方自主性的碳排放交易立法路径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美国联邦政府的姿态和做法与欧盟相差甚远。一方面，美国自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简称KP﹚以来，设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气候法案在国会中屡屡受挫，联邦层面几乎没有出台任何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法规①。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有些州积极主动地担当起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先行者角色，启动了地方自主性的碳交易立法路径，形成数个区域性、州际之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美国东北部10个州组成了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行动﹙RGGI﹚，西部的7个州发起了西部行动倡议﹙WesternClimateActionInitia-tive，简称WCI﹚，中西部7个州建立了中西部温室气体减排协议﹙MidwesternGreenhouseGasReductionAccord，简称MGGA﹚以及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CaliforniaCap-and-TradeProgram﹚②。下文将对美国地方自主性碳交易立法路径的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一﹚美国地方自主性碳交易立法路径的特点美国州政府通过州内立法和区域性合作机制打破应对气候变化的僵局，以地方自主性的立法模式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试图通过地方和区域碳交易体系发展成为国内的推力，最终促成联邦层面碳交易市场的制度构建，实现“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其地方性碳交易的法律制度表现在两个层次﹙以RGGI为例﹚：第一，RGGI各参与州签署构建区域排放体系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和“标准规则”﹙ModelRules﹚，为各个成员州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运行奠定制度和框架基础。同时，各成员州通过州内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谅解备忘录”和“标准规则”的内容予以确认，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各州碳排放交易机制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的协调一致③。第二，RGGI在具体规则上赋予各州自主裁量权，制定出符合各州具体实践的政策和规则。例如，“谅解备忘录”3.G.条和“标准规则”XX−3条［8］指出各州在配额分配上拥有自主权，可以在履约期内决定拍卖配额的数目以及约定拍卖收益的分配方案。﹙二﹚美国实施地方自主性碳交易立法路径的原因探究1.国会对气候变化和碳交易问题的特殊考量。联邦层面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法案在国会中屡屡受挫的原因在于美国国会的特殊安排和考量。首先，美国两党派之间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持巨大分歧。目前，美国国会中共和党依然占据多数席位。和相比，共和党更为奉行保守主义，对全球变暖一直持怀疑态度④。其次，美国不同于欧盟，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更为依赖化石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发展会受到直接的影响。美国国会认为环境规制是经济的负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确立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再次，国会认为国内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会使得美国生产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公平和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会给予中、印发展中国家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国以竞争优势地位，会有利于中、印的经济发展。因此，由于国会对上述因素的考量，导致其短期内无法通过并确立联邦层面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法案。2.不同利益集团在碳交易问题上的博弈。美国联邦政策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①，这种模式被有的学者称为“铁三角”或者“次级政府”②。因而，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往往会考虑到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和态度迥然不同。传统产业利益集团担心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施行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对其既得利益和利润造成冲击。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则认同气候变化的科学论证，支持碳排放交易体系，以拓展其市场份额和获利空间③。公益性利益集团更是联邦气候政策和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因而，一方面目前联邦政府尚无法满足和平衡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另一方面不同利益集团无法实现相互的妥协，这是美国联邦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体制无法施行的另一个原因。3.州就碳交易体系自行立法的宪法依据。美国州政府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立法活动和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与美国联邦制的政治体制有着紧密的关系。美国宪法规定，联邦的权力来自于州权力的让渡，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各自权力范围内，互相对等而独立［9］。州政府可以通过地方行动、司法审查等推动联邦行动。同时，环境事务不属于联邦政府的专属管辖事务，因而州政府完全有权力在其范围内推动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立法和施行。因此，美国宪法中联邦制的规定给予了州政府施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法律根据，确立了州可以就碳排放权交易自行立法的宪法依据。4.地方先行立法的环境立法传统。美国环境立法较为常用的方式是通过州的行动推动并实现全国性的环境法律法规的出台。上个世纪美国通过的很多环境法案都是先在州层面进行立法，包括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保护法等。美国环境法律制度属于博弈型的“联邦———州合作制”［10］，众多的环境法案都是由州层面先行出台法律，借助州和地方的推动作用，通过确定一条高效率且政治上可行的方案，最终实现“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例如1970年《清洁空气法》的出台与加利福尼亚州制定地方汽车尾气标准直接相关［11］；同样的，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的修正案也采取了相同的路径：酸雨是当时主要的国际问题之一，由美国北部的一些州开始确立控制酸雨的法案，采取区域行动，最终促成了修正案﹙TitleIVoftheCleanAct﹚的通过。因而，在碳排放权交易问题上，美国或许会采取和以往相同的立法方式，而这也是刺激州政府积极推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一个动力，州政府希望借此来影响联邦政府的决策。5.州政府推动碳交易立法的现实考量因素。美国州政府积极推动区域性碳交易体系，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碳交易的推行使得州政府在政治上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在经济上能够促进就业，同时也能够满足《清洁空气法》对空气质量规定的法定标准。﹙1﹚选民的支持。民众对碳交易在内的气候变化行动和绿色能源表示出支持。根据调查83%的美国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应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和措施，并支持州和地方政府目前在联邦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碳排放权交易等其他环境措施［12］。民众的支持解释了州和地方政府采取包括碳交易在内的环境行动的政治上的原因。﹙2﹚经济利益。区域性碳排放交易的实施能够减少对石化燃料和能源的需求与依赖，减少能源价格的波动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3﹚满足《清洁空气法》的法定要求。《清洁空气法》要求美国各州必须对污染物进行治理，实现空气质量的最低标准。没有达到最低标准的州不会从联邦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州层面采取区域性碳交易制度一方面可以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另一方面也直接履行了《清洁空气法》中对各州法定义务的要求。6.州施行碳交易基于自身的特殊性。另外一个推动美国州政府实施区域性碳排放的原因是这些州自身的特殊性，即其地理特点和经济发展的特点。﹙1﹚地理特点。从下图［13］中可以看出，推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州多数位于沿海地带，它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脆弱性，也意味着一旦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些州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①。图1美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各州﹙2﹚环境保护历史传统。美国东北部和西部各州很早就注重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在美国二氧化硫总量限制与交易体系中，美国东北部作为先行者通过法案外，西海岸各州也很早就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比如，俄勒冈州在1997年就通过法案，要求新的发电厂要抵消其1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加州更是美国环境政策的积极行动者②。因此，对环境问题重视的历史传统也是美国这些州推动区域性碳交易体系的原因，同时各州熟谙碳交易运行的特点和规则也是其施行碳交易体系的另一原因。﹙3﹚经济发展的特点。美国东北部各州和加州经济发达，且大多不属于美国主要的化石燃料生产商或者主要的消费者①，煤电比例较低，因此在推行碳排放交易体系时，遇到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和行业带来的阻力和压力也会相对小。另外，美国东北部还属于高电价地区，美国东北部的能源成本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美国东北部缺乏能源供应，长期都对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存在担忧。因而，通过实施区域性碳排放交易体系，除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环境目标之外，还可以实现扩充能源燃料的多样性以及减少其总能耗［14］，降低传统能源供求的紧张关系。因此，美国各州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是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行区域性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原因。

对欧盟和美国不同立法路径的评价

欧盟统一性碳交易立法路径﹙见图2﹚和美国地方自主性碳交易立法路径的选择，再次说明各国﹙或组织﹚对碳排放权交易立法路径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问题或者法律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图2欧盟统一性碳交易立法路径﹙一﹚欧盟和美国构建碳交易立法路径的不同考量因素比较欧盟和美国在确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这个议题上有着一些相似处：内部都有来自民众的支持、传统能源利益团体的反对声、短期内会对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都有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博弈、都有一定的环境法律基础；在国际上都面临着承担减排的义务或者要求其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然而，两大主体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寻求国际战略目标的差异性，导致他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立法路径，具体说来：1.政治层面和立法体系对碳交易立法路径的影响不同。美国联邦制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特殊安排和“铁三角”中利益团体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了美国联邦政策法规的出台更多是不同利益的妥协，可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美国出台联邦层面政策法规的无效率和漫长性。而欧盟无论是表决程序的改变、欧盟议会权力的扩张还是成员国之间已有的共识都为欧盟出台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制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2.经济发展特点和模式对碳交易立法路径的不同影响。碳交易制度的确立会给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美国历史上存在以高能耗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起欧盟更为清洁的发展模式，其受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冲击会更大。同时美国国内不同州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差甚远，联邦层面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会直接影响到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能源大州。因此，经济模式的不同也造成二者碳排放交易机制立法路径的不同。3.国际诉求对碳交易立法路径的影响不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体现的是“单边主义”价值观，美国认为在当下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更像是道德责任，更何况美国一直以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和发达国家同等义务为谈判筹码，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也是美国对于出台联邦层面碳交易立法不热衷的一个因素。对于欧盟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提升其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舞台，欧盟意图通过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来影响国际上更多的国家，寻求更具有优势的国际政治地位。﹙二﹚碳交易两种不同立法路径的评价那么统一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立法模式和地方自主性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立法安排，二者孰优孰劣呢？就温室气体排放量减排而言，自然是统一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比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能够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原因在于，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单靠国内的某一个区域性减排机制，效果几乎微乎其微。第二，统一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比起区域性减排机制更有效率，避免了资源的重复浪费，也避免了不同区域间的规则的不统一和冲突，为规制对象和规制的企业提供了标准的交易规则，减少规制企业和规制行业的减排成本。第三，统一性的碳交易机制比起区域性的碳交易机制，能够避免“碳泄露”的出现，更有利于一个公平碳交易市场的构建。然而，在国家层面法律和政策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从区域、州、地方先行实施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也不失为一个较优的选择，因为实施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碳交易机制有其特有的优势：第一，可以使政策决策者进行更多的尝试和实验，以吸收、积累地方和区域交易机制成功的经验和不足。第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更为灵活，地方上可以针对本区域采取适合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特点的具体的、不同措施。第三，可以事先获得对地方和区域性碳排放交易机制创新的意见反馈，从而更好地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为实现统一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从碳排放权经济学入手,系统阐述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体系架构,分析当前国际碳现货、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市场主体、交易品种、价格因素等,深入分析碳金融衍生品交易结构。结合我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的现状,得出构建碳金融市场、提升我国在碳金融产业链中地位的启示。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碳排放权洽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国际碳金融市场有望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宗商品市场。熟悉国际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运作机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和掌握主动权的现实选择职称论文。

一、碳金融源起及经济学分析

(一)碳金融定义及源起

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碳金融市场包括碳现货、期货、期权等金融及衍生品市场。碳金融源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科学家证明温室气体增加主要来自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1992年全球150个国家签订UNFCCC,承诺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

［摘要］当前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大气污染成为当下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将稀缺资源碳排放权在企业的会计系统中作为生产要素进行反映。首先介绍了碳排放权交易现状，然后挖掘了我国目前碳排放权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利于我国碳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大气污染;碳排放权;碳市场

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万亿元，我国GDP总量突破80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6．9%。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环境会计甚至形同虚设。为了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对碳排放权交易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我国碳排放交易现状

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基于环境补偿机制而建设的，将过去的废气等污染物转换为生产者资产的市场机制。换言之，碳排放权交易是给企业设定排放上限，通过配额交易降低减排成本的一种交易制度。它使全社会共同分担节能降碳工作的成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使企业从中受益。假设A企业今年减排8万吨，此配额可以出售给需要配额的人，那么A企业将会多一条融资渠道。假设B公司是有害气体排放大户，每年都会面临高额罚款而导致产能受限，但如果其通过购买配额来提高排放限度，就会降低成本提高产能。经过具体专业的前期考量，再经过后期的交易，碳排放量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所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积极性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对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立场相当明确，从限制碳排放直到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碳减排措施正在逐步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地区成为碳交易试点地区，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截至2016年9月，试点的碳市场配额现货交易累计成交达到1．2亿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32亿人民币，各试点总体运行尚可，企业履约率普遍较高。尽管各试点地区交易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企业意见较多，但企业和政府都从中获得了不少宝贵经验。参与其中的企业大多能够积极应对，配合试点省市政府的减排计划，通过加强企业自身的碳排放管理建设、完善企业基础台账、加强节能技术改造等手段，有效地控制碳排放量，降低履约成本，确保企业的市场竞争力。2017年是第四个碳排放权履约期，各碳交易试点地区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我国碳市场建设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深圳于2013年率先启动了碳交易，拉开了我国碳市场的帷幕。2017年，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2018年2月，广州首笔碳排放权交易成功进行。某境外能源公司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买入10万吨碳排放配额，开启了广州地区首笔碳排放权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此笔业务成为广东省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推动以“NRA+”为特殊账号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的创新举措。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正处于初级阶段，极其成熟活跃的碳排放市场还没有形成。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会走向成熟阶段，交易机制将会更加完备。

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问题

2011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批准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武汉）、广东、深圳7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已展开，在我国将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我国选择建设区域碳交易市场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交易成本的变化会改变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交易价格、交易量和市场效率的影响程度。当边际交易成本逐渐减少时，交易价格会下降并且逐渐接近于交易成本为零时的均衡价格，交易量也会随之增加②。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市场建设初期易形成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从市场效率角度来看，建设区域碳交易市场是我国建设全国性交易市场的必要准备。但是目前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从碳交易市场能否有效发挥资金配置功能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CDM项目定价权缺失，国际融资潜力发挥不足。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设计的合作机制，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额可为发达国家抵消它承诺的减排额，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得到技术和资金的支持。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集中在CDM项目，且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DM供应国。截至2011年11月23日，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共计3597个，我国已有1666个项目获得注册，占全球总数的46．32％。但由于我国没有CDM定价权，已成交的CDM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且我国企业参与CDM的模式单一，受制于CER长期锁定价格，丧失了在未来国际碳市场碳价格高涨时获得高收益的机会。2009年我国碳市场贡献了全球50％以上的CDM项目减排量，但交易金额只有13亿美元，占全球碳市场交易金额不到1％。另外，受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CDM项目的区域性较强。从CDM项目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我国CDM项目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交易量的提升及碳信用期权市场的完善，会带动我国碳交易定价权的提高③。因此，区域碳交易试点市场充分调动全国其他地区CDM项目资源，对提高我国碳交易定价权，进而增强我国CDM的国际融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碳金融创新不足，国内融资渠道受限。碳金融是发展中国家项目融资中关键的杠杆资金。一个经济体中，要想发挥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改进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理念，增强金融服务意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而作为碳金融重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在动员储蓄、资本分配、监管公司投资决策方面更有优势，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成本①。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商业银行涉足碳金融业务，如兴业银行第一个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工商银行第一个采取节能环保“一票否决制”，浦发银行推出国内银行业首个《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光大银行推出“光合动力”低碳金融服务套餐等。其中，兴业银行是唯一成立总行级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的银行，截至2012年1月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融资余额716．49亿元。另外，作为一种集合性投资工具，低碳基金是重要的碳融资工具，其通过集合投资者的资金来购买碳指标，或将集合的资金直接用于GHG、CDM或JI项目的投资，通过基金管理人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不同低碳项目进行投资所获得的碳指标或现金收入来回馈低碳基金的投资人②，能有效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我国为了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于2007年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但都主要用于资助碳汇项目，在规模和适用方向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综合看来，目前我国国内碳金融创新发展不足，国内大量的信贷资金及私人资金参与碳金融渠道不畅，且无法对我国现阶段区域碳交易市场发展提供具有地方特点的资金支持。3．市场主体减排成本差异小，市场资金效率优化程度低。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市场主体数量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碳交易市场优化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作用。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例，北京市辖区内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万吨（含）以上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单位），其交易主体大都限于北京市行政区范围内。而碳减排成本的差异是碳交易市场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③。不同主体间的碳减排成本差异形成碳排放权交易的动力，并伴随着资金在市场不同主体之间的再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可最终提高市场整体的减排效率，即碳资金回报率。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碳减排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低，碳减排成本较高；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高，碳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但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内部碳减排成本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先扩大后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碳减排成本差异在不断缩小④。目前我国的碳交易试点基本上是基于省市级范围进行的，小范围内碳减排成本差异较低，削弱了碳交易市场对排放权价值转移的配置作用。因此，区域碳交易试点作为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亟须解决区域市场间协作机制问题，从而有效发挥从单纯各省市范围内的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功能。目前一些区域碳交易试点正在积极构建总量控制排放权机制，应发挥已有的优势，同时积极研发CERs相关衍生品，建立CDM一级、二级交易平台，完善交易所功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首先，CDM交易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发挥我国CDM项目的优势，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价格话语权，在吸纳国际融资方面获得更多优势；其次，借鉴国际CDM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相互促进的经验，通过允许自愿减排量进入强制减排交易市场，有利于我国总量限制以外的企业通过市场获得利润，激励非强制减排企业主动减排。另外，总量控制排放权机制下产生的碳配额是针对某些地区或行业进行的排放额总量限制，而碳补偿是强制减排地区或行业以外的企业所进行的自愿减排；自愿减排市场的存在，有效地增加了碳配额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并保持交易价格的平滑性。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是碳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对企业低碳改革的资金支持是作为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碳交易的保障。我国在建设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中介业务创新，在发展绿色贷款业务的同时，积极发展担保业务，从而尽可能降低银行的绿色信贷风险，促进绿色信贷更好地发展。另外，碳基金作为重要的碳金融产品，是碳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各区域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中发挥碳基金的融资作用，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自然资源、产业结构、财力水平，由政府和地方企业合作来设立符合地方特色的低碳基金。充分吸收当地政府资金支持，并且发挥民间资本等私人资本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作用。我国应在建立多个大型排放交易所的同时，建立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交易信息沟通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例如建立健全统一的排放统计监测体系和中央交易登记系统，及时各类相关数据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系统不稳定性，从而有效地发挥碳交易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优化功能，以及从单纯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功能；同时试点区域应加强与周边经济区域的融合，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例如，建立区域间研讨、信息交流会议机制，可首先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主体功能区内成立低碳发展会议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碳减排合作机制。资金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碳交易市场作为重要的资金优化配置工具，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但由于我国区域碳交易的发展刚刚起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机制的完善，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的碳融资平台功能、低碳资金优化配置功能等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本文作者：李虹付飞飞工作单位：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现今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人类要长期面对的持久战。气候变化不仅和经济社会环境相关，对我国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意义深远。2015年举办的巴黎气候大会，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形成了巴黎协定，我国也做出了承诺，许诺到2030年达到碳峰值，并且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60%到65%。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将会把减少碳排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把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放在重要的位置。巴黎气候大会之后，国内外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状态，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到，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到2020年力争建成制度完善、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公开透明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碳市场建设已经提上日程，本文分析碳市场建设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推动碳市场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为碳市场建设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1碳市场建设情况

我国碳市场的建设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与建设阶段，时间为2015-2016年，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正在启动碳市场的建立；第二阶段为试运行与逐步完善阶段，时间是2017-2019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将全面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建立碳市场；第三阶段为全面实施阶段，时间是2020年以后，在这一阶段，将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且进一步探讨如何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对接。目前，中国已经在七个省市全面启动了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由于七个试点横跨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全国各地方经济差距相对明显相差显著，制度设计能够展现出各区域的特点。深圳设计制度指导目标是市场化，湖北的重点是市场能否有活力生机，北京和上海重视履约管理，而广东的重点则是一级市场，重庆企业配额自主申报的配发模式形式。各个试点碳交易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截至2016年9月，试点的碳市场配额现货交易累计成交达到了1.2亿t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32亿人民币[1]。

2碳市场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2]2.1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巴黎协定以后，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于碳减排指标的分配存在很多博弈点，碳排放总量的确定以及怎样分配主要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2030年达峰的目标具体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目前还没有制定准确的方式和方法，总量如何分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如果提前完成2030年达峰目标，则经济会受到影响，如果过于宽松则2030年达峰目标实现成问题。各个地方的本底条件不同，碳排放的控制难易程度也不同，这就需要政府来宏观的对碳排放的总额进行合理科学的分配，才能够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达到碳排放控制的目标。2.2碳市场产品价格随高耗能市场发展影响。碳市场中“碳”是一种虚拟物品，其价格是由卖卖双方的供需量来决定的，目前控排企业大多都是高耗能、高环境污染的大型企业，电力、供热、工业制造企业类型的大型企业居多，这些企业的排放往往较多。也就是说碳市场的产品———“碳”是在高耗能大户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一个企业超过了国家的配额，就会找配额多的企业进行购买，以完成任务，这样就使得“碳”的价格随着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而受到波动。在社会对能源的需求高的时候，“碳”价就会很高，能源需求少的时候，“碳”价就会很低。2.3碳市场交易体系具有封闭性。从国际上碳市场交易体系的现状以及我国碳交易试点城市的现状来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每个地区的试点是相互独立的，各地有各自的办法以及市场交易价格。七个试点城市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交易所，各自安排各自区域进行碳排放交易，如湖北、重庆等地方还限定了只能本地的碳进行交易，这就使得碳市场的主体之间各自独立。众所周知，市场只有开放和具有竞争才能够达到最优的配置效率，而目前相对封闭的市场是形不成成熟的碳市场，这对碳市场的建立也是一种挑战。

3推动碳市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大型集团公司开展碳排放权指标集中管理的必要性

2017年是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元年，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央企集团应加强内部对碳排放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明确统筹管理部门，理顺内部管理机制，建立集团的碳排放管理机制，制定企业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工作方案”。对于集团公司来说，通过集中管理模式、或半集中半分散式管理模式，形成统一管理归口是集团公司应对全国统一碳排放管控的必要手段。如果由基层单位分散化管理，将导致集团碳排放权管理整体效率低下，碳交易成本高，甚至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1]。从目前碳市场治理结构来看，存在国家-省市两级，发改-企业-行业三重维度，如果不形成统一归口，很难形成话语权，反而受制于多个管理部门角色与视角差异，陷于被动；相反，如果集团形成统一管理归口，可以在政策倾斜和应对碳交易市场风险时形成有利局面。从国际与国内碳交易试点经验看出，只有形成统一的交易管理归口，聚集交易头寸，统一制定策略，才能形成市场主导地位，确保在市场定价中不被动，并且有能力实现自身经营预期。从推动集团节能降碳工作而言，不形成“数据-定价-技术-资本”四位一体的局面，很难对集团既定节能降碳目标形成推动作用，也无法充分利用碳市场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带来的机遇，并应对政策形成压力和挑战[2]。

2大型集团公司开展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管理的工作要点

2.1建立集团碳交易管理体系并统筹管理碳指标。借鉴欧盟碳交易体系(EUETS)实践经验，以及目前国内碳交易试点的交易管理实践，通过集团层面或分公司层面统一开展碳交易业务，同时指导下属企业完成碳排放履约。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发挥规模优势实现盈利或降低履约成本，同时实现了低成本减排，并通过碳市场的妥善管理获得盈利。因此，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在实现集团碳资产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自身碳资产在碳市场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增值，以有效降低履约和交易带来的市场风险[3]。2.2统筹管理抵消额(CCER)的开发与使用。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应合理制定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规划和进展，并统一规划CCER项目开发规模和进度，可以优先满足下属排放企业需求，兼顾目标市场碳交易经营需要。针对下属排放单位配额盈缺情况，确定需求与履约方案，根据市场价格趋势决定集团下属CCER项目和外购CCER数量配置。2.3借助碳金融工具，支撑集团相关业务发展。结合可行的碳金融工具(如质押、回购、大型减排项目债券融资、碳资产证券化、期货等)，探索适合集团的碳金融发展模式，评估企业节能降碳、参与碳交易资金需求，确定资金机制与规模，最大限度发挥集团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创造资金价值。

3集团公司借助信息化平台开展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管理的目标

基于可靠的碳管理软件系统实施集团公司碳排放权管理，替代低效的逐级填表上报方式，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内部碳排放/减排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对集团公司内部历年基准碳排放摸底统计和未来的碳资产管理能力均有重要价值[4]。结合集团公司的管理需求，借助信息化平台开展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管理的目标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分级分类建立集团统一的碳排放基础信息库；包括碳资产总量及其地区分布、行业分布、重点排放设施情况等信息。(2)绘制重点碳排放设施的数据地图。(3)满足各单位碳核查、碳交易和信息披露的要求。(4)及时关注研究国家的碳减排政策和碳交易情况，为碳市场启动后的履约管理和交易管理作准备。(5)为集团内部企业转让配额提供信息，促进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配额的内部交易，降低企业发展的履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