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范文10篇

胎儿范文篇1

关键词:胎儿权利;民法保护;法治社会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上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侵害胎儿生命安全的事件，这样的事件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程度，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胎儿和自然人一样也受法律保护，也有相应的法律权利，但是纵观我们国家的民法中关于胎儿合法权利政策的制定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制定符合我们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胎儿权利保护法律是我们国家民法相关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

一、胎儿权利概述

(一)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

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的确定是依法保护胎儿合法权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民法维护胎儿合法权利的基础。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胎儿是指从女子妊娠之日起形成的整个过程。而生物学家则把胚胎形成然后逐渐形变为胎儿之后的时期称为是胎儿。法律上对胎儿含义虽然没有明确的认定，但是也没有否定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在民法中关于胎儿的定义是指具有社会性质和社会权利的正在母体中孕育着的人的个体，这样的胎儿权利的法律定义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胎儿具有社会性质，已经属于社会中的一份子，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胎儿在母体中和母体一样受到法律保护，明确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有助于更加合法、公平地维护胎儿的合法权利。

(二)胎儿的人格概述

胎儿的人格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指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权利是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胎儿仍然存在于母体中，没有实际的实践能力，但是社会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民事实践牵涉到胎儿的民事权利，比如继承、遗赠、在母体中受伤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就被社会和法律赋予了民事责任和能力。胎儿的人格的形成是胎儿具有法律权利的根本，也是胎儿法律权利得以实施和保障的基础。我们国家的民法关于胎儿的人格的确定尽管没有明确的指示，但是在各项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已经默认了胎儿人格的存在。总的来说胎儿的人格与胎儿权利保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明确了这一点胎儿权利才会得到更好地保障。

(三)各国对胎儿权利法律保护的实践

胎儿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法律重要保护对象，因此关于胎儿权利的保护各国在立法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按照这一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只能从出生时开始起算。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尤为重视对胎儿的权利保护，而且这些国家的胎儿权利保护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如果胎儿在母体的孕育过程中受到伤害时有权利在出生之后得到相应的补偿。1976年英国通过了《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对胎儿的赔偿请求权给予了明文规定。该法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对出生前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的法律。而美国起初认为胎儿不具备主体能力，直到1946年BonbrestVKotz一案，美国才意识到自然人就胎儿期间侵害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肯定了胎儿的权利能力。而在我们国家胎儿的权利的确定是近几年来逐渐确定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国家的司法机关逐步意识到了胎儿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胎儿权利保护政策和措施。胎儿权利保护仍然是未来社会管理和法治维护中的重要项目。

二、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概述

(一)民法中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民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胎儿民事范围认定是胎儿权利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由于胎儿不具备正常人的民事权利，也不具备自我思考的行为和能力，胎儿的民事权利认定就显得非常困难，我国民法认定的胎儿的民事权利范围有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其中健康权是指法律充分保障胎儿的生命权，胎儿一旦形成就是一个生命的形成，任何人和事物一旦对胎儿的生命造成威胁和伤害都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不仅是对胎儿健康生命的保障也是对生命的尊重;身份权则是指胎儿尽管没有固定的身份，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也需要有身份权，具体地来说是指胎儿作为人子，为人亲属的身份，这样的身份赋予胎儿的权利就被称之为胎儿的身份权，身份权为胎儿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也为胎儿维护自己权利做出了寄出的准备;而胎儿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并且没有财产支配的能力，但是胎儿是有财产权的，这是指胎儿在母腹中由于家庭亲属之间的关系导致的财务继承和遗赠所获得的财产权，这些权利在胎儿出生后仍然有效，而且对于胎儿未来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是胎儿权利确定的重要环节。

(二)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

民法中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不仅涉及到胎儿正常的法律权利的认定，而且也需要确保在法律的保护下胎儿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确定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首先需要确定行使胎儿合法权益的主体，胎儿尽管已经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但是胎儿没有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主体来代替，一般意义上的主体就是胎儿的父母亲，但是也不得不考虑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以非法的名义损害胎儿，对于这样的情况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主体作为胎儿行使自己正常权利的代表;其次就是确定胎儿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方法，这则主要是指胎儿行使自己权利的主体在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维护胎儿正当权益的方法和手段，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由某胎儿继承其亲属的财产，但是由于其未出生就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胎儿的委托人也即父母有权利也有责任按照法律程序维护胎儿的正当权益，因此总的来说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需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步骤开展，需要法律的支持，同时也需要胎儿监护人或人的主动支持和协助。

(三)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分析

任何侵害胎儿正当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侵权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而且对于母体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非常复杂多变，而且一旦产生就会严重危害到胎儿的生命。一般情况下侵害胎儿的权利也可以区分为侵害胎儿的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健康权是指某种行为对胎儿生命健康的威胁，而身份权则是对胎儿应当正常存在的身份权利的破坏或者篡改等，最后财产权则是指对胎儿按照法律程序应有的财产所有权的剥夺和占有。这些侵害胎儿正常权利的行为严重的会导致胎儿的生命受到威胁，甚至是母体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最少的也会使胎儿应有的权利受损或者合法权利的剥夺。我们国家民法确保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对于胎儿也同样如此。当侵害胎儿的行为发生时法律应该根据侵权的具体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当事人和胎儿带来的影响进行法律裁定。

(四)父母侵害胎儿权利的责任划分

在胎儿权利受侵害的各种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导致的。这样的案件在民法裁决过程中是最困难的。因为父母对胎儿的影响是最大的。当在侵害胎儿权力过程中父母作为加害人时，应该依法对侵犯胎儿权利的父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其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但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当胎儿在母腹中健康受到侵害时父母应该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法律的惩罚，更应该是道德的谴责。另外一种就是当父母只是间接地对胎儿的权利实现侵害而并非直接参与时的情况，比如由于医生的错误判断导致孕妇的错误用药，给胎儿的健康造成了影响，这样的案件实际上是医生的责任占大多数，但是作为母亲、监护人没有做好对胎儿的保护工作，盲目相信医生等，这些是孕妇的责任，但是总的来说孕妇的责任比较小，属于一般过失，可考虑不必让其承担侵权责任。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父母是胎儿一生的监护人，对于保障胎儿的安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无论父母是直接加害人还是间接加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一)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中不完善的地方

由于胎儿并不是正常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我们国家在设定民法的各项规定的过程中对于胎儿保护这一方面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因此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缺陷的存在是胎儿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事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立法的不完善，由于我国立法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就使得很多人有借口和理由侵害胎儿的合法权益，他们主要利用胎儿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对其权利实施侵害;另一方面就是胎儿的法律定位不够明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胎儿是指未出生但是具有生命的一种状态，根据我国民法是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但实际上胎儿已经初步具备人形，具有自然人的特征和标志，其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两个问题是目前我们国家民法中关于胎儿权利的保护中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二)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政策的方法和对策

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政策需要结合我们国家社会中关于社会中侵犯胎儿权利的实际行为来确定。自从我们国家把生育计划作为国家重要的一项国策以来，国家对胎儿和儿童的关照无处不在，因此民法有责任不断完善确保胎儿的合法权利受到保护。我们需要做到:首先要扩大胎儿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比如当胎儿的利益受到侵害时，由于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此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若其监护人为侵权人时，应由当地政府和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其次就是需要在社会上引起足够多的重视，要扩大宣传力度，进行必要的免费授课，社会的重视是促进民法不断完善、胎儿权利受到更好保障的基础;最后就是民法可以适当地对胎儿权利保护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保障胎儿的权利，比如加大对损害胎儿权利人员的惩处程度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民法中关于胎儿权利保障的一部分。四、小结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民法中关于胎儿合法权利的确定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胎儿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胎儿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胎儿的健康和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民法作为我们国家民事案件处理的主要指南，对保障胎儿权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信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国家的民法体系也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完善，胎儿的合法权利也能够得到更好地保障。

作者:刘頔 单位:渤海大学经法学院

参考文献:

胎儿范文篇2

(一)胎儿的法律含义

何谓法律上的“胎儿”，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辞海》中关于“胎儿”的界定主要从生理角度予以界定即“妊娠12周(也有人提出是8周)以后娩出的胎体。”但我国的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界一致认为法律对于胎儿的界定不能完全采取生物学和医学的界定标准，更应注重胎儿的社会性即对胎儿利益的更全面的完善和保护。其一，“12周”这个标准无法从技术上予以准确界定。其二，如果受孕12周以下就不被认为是胎儿，那么显然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有关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因此，法律上对胎儿的保护期间的规定，应从精子和卵子结合，即成功受孕的那一刻起。

(二)加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法制进程的日益推进，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需求方面，更是加强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一种表现。此外，由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胎儿利益由于无法可依而得不到合理保护的现象，使得加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屡有出现，1992年，四川新津县发生关于胎儿因抚养关系产生赔偿请求权的案例。本世纪初的江苏无锡孕妇被撞导致早产案、江苏南通“小石头”索赔案、天津高院的“脑瘫婴儿案”以及成都市成华区“交通事故导致胎儿索赔案”等等。这些案例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法理依据

(一)生命法益保护说

生命法益保护说是德国学者所创。依该学说学者观念，法益为民法所保护的利益。胎儿其实并不具有法律认可的主体地位，胎儿在母体中只是法律所保护的一种特殊权利即法益。生命权益保护说以法益作为胎儿民法权益保护的基点，巧妙避开了将权利能力作为请求权的依据。然而，其把对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认为是“自然”与“创造”，不仅缺乏严谨性也缺乏实体法的依据。显然，该学说还具有弊端。

(二)权利能力说

权利能力说立足于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其认为是否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是决定胎儿利益是否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本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其在“民法典”中予以明文规定。由此，台湾学者一致认为，对胎儿利益法律保护的依据是胎儿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但至于胎儿的权利能力的性质如何，理论上有两种学说:一是为法定的解除条件说(当然享有说)，这种学说是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即认为胎儿在出生前就当然取得了权利能力，如果将来为死产时，则溯及地丧失权利能力。二是法定的停止条件说(溯及享有说)，该学说认为胎儿于出生前并未当然取得权利能力，直到其完全出生时，才溯及地取得相应的权利能力。此种学说是日本民法的通说。笔者赞同权利能力说中的法定的停止条件说，一方面，权利能力说符合了传统立法的习惯和心理，从而保持了法律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因为胎儿利益的保护是对将来的人的一种保护，所以理应规定胎儿在活体出生后再溯及到其所拥有的权利，并不需要规定胎儿在出生前就取得了相应的权利能力。由此可见，法定停止条件说比法定解除说更具有合理性，更有利于胎儿权益的保护。

(三)人身权延伸保护说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是杨立新教授所提出的，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其认为:民事主体在诞生前和消灭后，都存在着与人身利益相联系的先期人身利益以及延续的人身利益，这两者同人身权利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民事主体完整的人身利益。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虽然该学说大胆的突破了权利能力制度，但其仍然没能说明胎儿权益应该予以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完善我国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

(一)确定民法保护的胎儿利益的范围

1．生命权

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利益，天然的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胎儿具有生命利益是无可质疑的，但对于胎儿在法律上是否具有生命权则观点不一，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如果赋予了胎儿生命权则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笔者则认为，作为未来的“人”，胎儿理应具有生命权，这一观点同计划生育和堕胎无罪并不相悖，因为胎儿只有出生时为活体才是其具有民事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无论何种原因造成胎儿出生前死亡，其都不具有生命权。因而法律应该赋予胎儿生命权这项基本的人格权，从而更好地保护其利益不受侵害。

2．继承权

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可为日后胎儿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因而被世界各国所普遍予以接受。我国继承法的第28条虽然没有明确承认胎儿的继承权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胎儿的继承权，不过其前提为胎儿出生后为活体，否则其当然失去了继承资格。

3．损害赔偿请求权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是由侵权行为引起，对胎儿的侵权行为发生于受孕后到胎儿出生这段时间之间，所以其具有不同于其他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第一，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第二，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具有特殊性;第三，损害事实认定具有时间性。笔者认为，只要侵权行为影响到胎儿的健康利益，相关权利人就可以追究侵权人的相关责任，根据前面所提到的保护主义法定停止条件说的规定，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胎儿出生为活体后方可行使。

(二)我国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关于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方面几乎处于空白阶段，民法上采取对此绝对主义的观点极为不利胎儿利益的保护。针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胎儿利益加以民法保护:第一，在民法总则中规定，当胎儿出生为活体时，其自受孕时即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若胎儿出生为死体时，则视其利益自始不存在。第二，在人格权保护方面，赋予胎儿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及健康权等。胎儿的健康权等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则胎儿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侵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其出生为死体，则视为对其母亲人格权的侵害。第三，对于胎儿的继承权予以承认，修改《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如果出生为死体，则继承份额由胎儿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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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在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中，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而胎儿是一种处于母体受胎之后，自然人出生之前的生物体状态。胎儿尚未出生，没有独立地人格，因此也无法以自己的名义来享受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对胎儿的侵权行为导致胎儿出生缺陷，或是因侵权导致胎儿的抚养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都会对胎儿出生之后的自然人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在立法上往往缺少对胎儿权益的保护。

一、胎儿的概念

何谓胎儿？根据医学辞典解释,受孕12周(也有的认为是8周)开始,四肢明显可见,手足已经分化,才是胎儿。S而在此之前则是受精卵和胚胎期,而不是胎儿。若依此定义，那么在12周之前的生命体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为了避免保护上出现盲区，法律上的胎儿与医学上的胎儿定义有一定的区别。我国台湾法学家胡长清关于胎儿的观点“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时此起,至出生完成之时止,谓之胎儿”。也有学者观点为胎儿是指自受胎时起，至出生完成前，在母体内尚未出生的生命体。在美国的侵权法上，曾经认为“一个未出生的胎儿不能与他母亲分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因此，他不会因为不法行为中获得赔偿。”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侵权法也开始逐渐重新认识胚胎的法律地位。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于Bonbes．Koz一案中最早承认了自然人得就其在胎儿期间所收损害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未出生，不具有权利能力。但是任何人都是经过胎儿期间才可能成为一个民事主体，对于胎儿，“只因其出生时间的纯粹偶然性而否定其权利是不公平的”。在自然人出生之前，也客观地存在某些人身利益，对这些人身利益有予以保护的必要。并且胎儿期间，“不仅未来的利益要保护，某些现实的利益也需要保护。”

二、对胎儿侵权的行为分析

1．对胎儿的直接侵权。即在出生前因不当行为导致胎儿的出生缺陷。如某甲在生产其子某乙时难产，某医院用产钳牵拉助产，在手术中出现困难，导致七分钟后胎儿才分娩出来，并造成新生儿头部严重产伤。后又发现某乙患有继发性脑积水，法医学鉴定为出生时产程时间过长及产伤造成，某乙父母以某乙的名义将该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医院对其在助产过程中损害原告的行为承担责任，并给予经济赔偿。若胎儿出生后为活体但是带有缺陷，这种直接侵权行为将给出生后的自然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若是按照我国目前的立法，胎儿不能就该种侵害行为提起诉讼，只能由母亲对侵权人对其的行为要求赔偿。这样的规定极为不合理，造成对胎儿权益保护的不周延。但是就此种侵权行为的侵权主体也有较大的争议：

（1）父母之外的第三人造成的侵权。这种侵权行为最为普遍，如上例中的医院医护人员。对于该类人的侵权主体资格并无争议。

（2）胎儿父亲的侵权主体资格。对于胎儿的父亲能否成为侵权的主体，理论上存在较大的争议。一说认为父亲不能够成为对胎儿的侵权主体，如英美法系出现了对出生后的孩子赋予向父亲请求赔偿的判例Z。胎儿的生命为父亲赋予，胎儿出生后也由父母抚养，给予胎儿对父亲的赔偿权似乎无现实意义。一说认为父亲可以成为胎儿的侵权责任人。虽然大多数胎儿出生后由父亲抚养，但是也存在父亲抛弃胎儿或是拒绝抚养的情况，在此种情形下，胎儿对父亲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变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父亲可以成为对待胎儿侵权的主体。首先，胎儿出生后无论父亲是否尽到抚养义务，出生后的胎儿和父亲都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够剥夺胎儿的这种权利；其次，如果不能够对父亲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将不利于胎儿的保护。父亲可能会在怀孕期间不注意对胎儿的保护。而若父亲可以成为侵权主体，那么这种赔偿请求权可以成为遏制家庭暴力等的一种有效手段。

（3）母亲可否成为侵权主体。对于母亲的侵权主体地位，是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一般意义而言，伤害胎儿必定会对母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大部分的母亲不会刻意侵犯胎儿权益。因此，确立母亲的侵权责任人地位并无意义。但是在母亲选择堕胎时，母亲的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命权就产生了极大地冲突。笔者认为，不应该确立母亲的侵权主体地位。首先，在现实生活中，确立母亲的侵权主体地位并无太大意义；第二，母亲有生育选择权，如若因胎儿的生命权而剥夺母亲的生育选择权，即是为了保护一种不确定的权益而伤害一种既存的权益，这是不可取的。

（4）父母在胎儿出生前，因为故意或过失对胎儿造成侵权的。比如由于父母患有遗传病，因为生育而传染给婴儿的。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父母不应该成为侵权的主体。从法律逻辑而言，父母应当承担对胎儿所受损害的过失赔偿责任，然而从自然感情和亲自关系角度而言，做如此规定又不合情理。如果法律要求父母就胎儿利益保护负担过重的义务，势必导致对父母行动自由不适当的限制。

2．对胎儿抚养人的侵权。此种侵权行为是指在母亲怀孕期间，因侵权人的行为导致胎儿的父亲或其他抚养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导致胎儿出生后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缺少抚养人的抚养。

三、胎儿的权益保护形式

对于胎儿权益保护的形式，罗马法对胎儿利益保护的原则为：胎儿从现实角度上讲不是人，由于它仍然是一个潜在的（infiei）人，人们为它保存并维护自出生之日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而且为对其有利，权利能力从受孕之时而不是从出生之时计算。正如保罗所说：“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亦即在罗马法上，当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胎儿被视为自母体受孕时具有权利能力。]而近代民法上，世界各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总括的保护主义（概括保护主义）。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视为其已经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款规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2．个别的保护主义（列举保护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其具有权利能力。法国、德国、日本均采用此种立法例。如《法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仅需在生前赠与之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即有能力接受赠与。在立遗嘱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有按照遗嘱接受遗产的能力。但是，仅在胎儿出生时生存者，赠与或遗嘱始产生效力。”第1923条在继承制度中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已怀孕的胎儿，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第886条规定：“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前款规定，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的情形。”

3．绝对主义。即绝对贯彻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原则。按照该立法模式，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不得为民事权利主体。一般认为，1964年《苏俄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绝对主义立法完全否认胎儿的权利能力，使胎儿的权利保护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导致多数侵犯胎儿权利的案件无法可依，最不可取。

个别保护主义给予胎儿权利一定的保护，最大的优点是保护范围清晰明确，在遇到案件时可以严格地按照法律来办理。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关系日新月异，法律仅仅依靠列举的方式，往往会导致法律滞后性凸显。在遇到新的情况时，胎儿的某些特殊利益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也有悖于对胎儿权利保护予以立法的初衷。

相比较而言，总括保护主义对胎儿权益保护最为完善。概括保护主义在胎儿活着出生的前提下，认为胎儿阶段涉及其利益时，均视为已出生。这就使胎儿的权益受到了全面的保护，避免了权益保护真空状态。

而何谓“出生”，即何时对胎儿的权益保护结束，开始采用一般自然人的保护方法。对于该问题，也存在多种理论。在罗马法上，规定的出生条件包括：（1）胎儿与母体完全分离：“但所谓分离，并不以脐带是否切断为标准”。（2）需为活产；（3）须有生存能力，指婴儿脱离母体后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4）须有一般的人形。而近现代关于出生的标准主要有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阵痛说、初啼说、独立呼吸说等：

1．独立呼吸说是指胎儿全部脱离母体，且在分离之际有呼吸行为，为完成出生。胎儿是否继续生存，在所非问。此说为罗马法采取的标准；目前德国法学界也多主张独立呼吸说，英国布罗德里克委员会提出应采用独立呼吸说；_

2．一部露出说是指胎儿一部分脱离母胎即为完成出生。这一学说是日本刑法实务上所确立的标准，但在民法实务上并非通行标准；`

3．全部露出说是指胎儿全部脱离母体之时，为完成出生。德国学者梅迪库斯特持此说，并且此说为日本民法界通说；

4．阵痛说认为孕妇开始阵痛，为完成出生；

5．初啼说认为胎儿降生后，需能发声才是完成出生。

而史尚宽认为出生的条件有二：（1）胎儿需由母体完全脱离，而一部分露出者，不得谓之出生，反之其身体既已脱出，则脐带虽尚与母体联络，不妨谓之出生。（2）胎儿由母体脱离后，有活存之必要。苟已死于胎内或出生前已死亡者，无法律之人格。然出生后无须长时间之生活，即一瞬间之活存为已足。即全部露出时须有呼吸能力。目前通说大致采用了该观点，即胎儿完全脱离母体并开始独立呼吸的时间为出生时间。因此胎儿全部露出并能够独立呼吸，即成为一个自然人，享有权利能力，即使在呼吸后立即死亡，也作为自然人曾经存在。

四、胎儿的权利能力性质

关于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亦即胎儿的法律地位，现有的立法例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即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这种立法例，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具有生命权，那么目前的堕胎行为的合法性就有疑问。若胎儿是一个独立的生命，那么堕胎无异于故意杀人，而这显然不符合当前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目前大多数国家承认妇女有堕胎的权利，但是可能会附加一些条件。如法国《韦伊法》允许堕胎，但前提是在受孕后三个月内进行。美国在判例oeSade一案后，孕妇个人可以选择是否堕胎。即使有的国家禁止堕胎，却极少有国家将堕胎作为故意杀人来处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旦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则流产无异于杀人，将对妇女保护和中国社会发展极大不利”。胎儿是生命形成的一个过程，但因此即认为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享有生命权，虽然可以使胎儿权益保护十分周延，但是将动摇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并在立法上带来许多困境。第二种是主流的观点，即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未出生，仍然是属于母体的一部分，因此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但是基于胎儿的特殊性，即胎儿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顺利发育，最终形成自然人。因此在胎儿孕育过程中其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所以该说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活着出生），胎儿可以享有权利能力。由于该说对胎儿权利能力的取得附有条件，即活产。而堕胎等行为导致胎儿无法活产，因此被堕胎的胎儿并不享有权利能力，从而避免了对堕胎合法性的争议。但是关于所附条件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的学说：

1．法定停止条件说或人格溯及说。该说认为在怀胎期间胎儿并没有权利能力，当胎儿系活产时再追溯到问题发生的时间（继承开始时或是侵权行为发生时）。即胎儿的权利能力的取得附有停止条件——活着出生。该说实际上在承认保护胎儿利益时，并不承认在胎儿涉及利益的当时具有权利能力，只有在胎儿活着出生时，才能够取得。此种学说，为日本判例所采用。基于该学说，在问题发生当时，该权利主体并不存在，胎儿的赔偿请求权只有在其活着出生时才能取得。但是在问题发生当时，导致了权利主体的“虚位”，从而在问题发生当时无法确认人，胎儿权益保护人不确定。如在继承、受遗赠的情形，当法律关系开始时，胎儿利益由谁保护不明；在赠与（生前赠与）时，无法判定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而在胎儿遭受损害时，不能立即行使请求权，有可能使索赔最佳时间丧失。

2．法定解除条件说或限制人格说。该学说认为，即使在怀孕期间，胎儿也被视为具有与出生的人同样的法律地位，具有权利能力。如果以后胎儿为死产时，其已经取得的权利能力才被溯及地取消。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解除条件。此说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采用，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基于该种学说，当发生涉及胎儿利益之事项时，胎儿视为既已出生，取得权利能力，但由于胎儿的特殊性，其无法行使权利，因此可以将其父母确定为其法定人，从而能够及时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避免了权利主体虚位的问题。如若发生了对胎儿健康权的侵害，若侵害结果和因果联系能够即时确定，则可由父母行使侵权损害赔偿权。若之后胎儿为死产时，解除条件生效，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该赔偿可依不当得利返还或是对其不生侵权行为，只是母亲的身体健康遭到损害，母亲可作为受害人请求赔偿。因此，法定解除条件说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更为有利。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912条规定为胎儿将来的利益，特设管理人，其于出生时在亲权以下者，由父母为其管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66条第2项规定：“遗产之分割，以其母为人。”发生涉及胎儿利益之事项时，胎儿视为已出生，即承认胎儿在怀孕期间有权利能力，以胎儿的父母为其法定人，显然在制度上更加有效地保护了胎儿利益。

五、我国胎儿权益保护现状及出路

胎儿范文篇4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1996～2004年我院产科门诊或住院12孕周以上孕妇6180例，常规进行二维超声或彩超检查，对经引产或分娩证实的51例胎儿畸形进行回顾性分析。孕妇年龄18～42岁，平均30.2岁，孕期3～9个月，孕次1～3次。

1．2方法

采用岛津EUD-450型、ALOKA1400型、东芝SSD-240、SSD-340、SSD-350型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2.5～5MHz、3.5MHz，经腹进行多切面扫查，依次扫查头颅、颜面部、颈椎、脊椎、胸腹部、内脏及四肢等，对怀疑异常部位反复仔细扫查，并随访观察，常规测量有关数据并记录双顶径、肢体长度、羊水量、胎盘厚度等。

2结果

6180例孕妇中共检出畸形胎儿51例，总检出率0.8%，产前超声诊断49例，诊断符合率96.1％，漏诊2例，占3.9%，其中唇腭裂伴足内翻1例，产前仅诊断出足内翻畸形，而漏诊唇腭裂，另一漏诊病例为双胎妊娠中之一胎左手多指（6指）。51例胎儿畸形中神经管畸形29例，占56.9%，复合畸形4例。全部病例均经引产或分娩后证实。结果见表1。表1胎儿畸形各种类缺陷构成（略）

3讨论

胎儿畸形是由于胚胎发育过程中，宫内异常发育所致，很多由遗传和染色体异常因素造成，部分由母体疾病所致。先天性胎儿畸形种类繁多，可累及胎儿的各个系统、各个部位。以往诊断胎儿畸形多摄X线片，或胎儿体位造影，目前产前诊断的主要方法有绒毛膜活检法、羊膜腔穿刺、超声、孕妇血清检查及PCR检查［1］等。超声可实时显示胎儿脏器的形态、内部结构，并可重复检查，且无创、无痛。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被公认为判断宫内胎儿畸形的首选方法。

在先天性胎儿畸形中，神经管畸形最为常见，本组资料显示神经管畸形占56.9%（29/51）。对于神经管畸形，超声检查比较容易诊断（图1、图2（略））。正常胎儿颅骨化中心在孕10周已经形成，超声已能探及完整的颅骨强回声环，其最早在孕12周时即可确诊，其确诊率高，本组病例无一漏诊，无脑儿典型声像图是指颅盖骨及大脑半球缺失。而对于多数脑积水病例，孕18周以后才出现异常图像，并且在孕20周前侧脑室可有暂时性的失调，因此，孕20周前不易做出脑积水诊断。凡孕20周后侧脑室宽度与大脑半球宽度之比＞1/3，或任何孕周侧脑室后角宽度超过10mm，应密切随访观察［2］。

本组裂腹畸形3例。2例伴肠管外翻，漂于羊水中，1例见肝脏漂于羊水中（孕39周），其表面无腹膜覆盖，裂腹伴肝脏外翻胎儿出生后已行手术治疗。裂腹畸形是指腹壁全层缺损伴腹腔内脏突出，一般认为其与脐静脉或脐肠系膜动脉受损有关，缺损常位于脐根部右侧，突出内脏多为肠管，肝脏、泌尿系器官少见，突出内脏表面无腹膜覆盖。裂腹需与脐膨出相鉴别，脐膨出为腹壁中线缺损，腹腔内容物突入脐带内，表面覆盖腹膜及羊膜，脐带连接于脐膨出表面，而裂腹突出的内脏表面无腹膜覆盖，脐带根部结构正常。

本文漏诊2例，唇腭裂1例，右手多指（6指）1例。其中唇腭裂伴足内翻1例，产前仅诊断出足内翻畸形，而漏诊唇裂，因孕期较大（孕39周），羊水相对较少，胎儿体位相对固定，以致胎儿面部观察受到很大程度限制，导致漏诊。另一漏诊病例为双胎妊娠中之一胎左手多指（6指），该孕妇此前从未进行超声检查，此次检查已孕37周，且为双胎妊娠，肢体检查受到明显影响。

先天性胎儿畸形中常伴有羊水量异常，伴羊水量增多的常见畸形为神经管畸形、消化道畸形、浆膜腔积液（图3（略））及淋巴水囊瘤（图4（略））等，而泌尿系畸形常伴有羊水量减少、过少或无羊水。本组病例中有9例神经管畸形伴羊水过多，4例浆膜腔积液伴羊水量过多，1例多囊肾伴羊水过少，1例肢体水肿、肝肿大、心腔增大病例合并羊水过多、胎盘增厚。在超声检查中如发现胎盘增厚，羊水过多或过少时，应详细扫查胎儿各部位是否合并有其他畸形存在。

胎儿畸形种类繁多，一直多有报道，充分显示了超声对胎儿畸形有重要的诊断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受胎位、羊水量、孕期等因素影响。由于胎儿器官的发育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某些畸形在妊娠早中期即出现（如无脑儿），而有些畸形至妊娠中、晚期才表现出来。胎儿形态结构改变越明显，超声检出率越高，确诊率也越高；反之，形态改变越小则易漏诊，而对于无明显形态学改变的染色体异常，超声检查常常漏诊。各种畸形应尽可能在孕20～24周前做出诊断，以便指导临床及时正确选择处治理方案。因此，建议孕12周开始进行产前超声检查，孕20周左右及孕晚期至少各进行一次超声检查，如发现可疑声像，应随访观察。一旦确诊胎儿畸形，应建议染色体检查，并尽早选择宫内治疗或终止妊娠。

综上所述，超声检查不仅能确定胎儿有无畸形，而且能对胎儿畸形的类型明确诊断，早期诊断，便于指导临床进行宫内治疗或终止妊娠，以免错过引产的最佳时机，是产前诊断不可缺少的检查手段。

【参考文献】

1杨道南.先天性畸形的病因分析及优生咨询.中国计划生育杂志，1999，7（11）：524-526.

2严英榴，杨秀雄，沈理.产前超声诊断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79-181.

3沈国芳，闻恽，季珍.超声筛查胎儿畸形存在问题分析.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3，19（1）：83.

【关键词】胎儿

胎儿范文篇5

［］彩超检查；筛查胎儿畸形；最佳孕期

为保障我国的优生优育政策，减少缺陷胎儿的出生率，产前胎儿畸形筛查已成为广大超声医师必须把握的技术课题，因为它能为之提供第一手资料。而选择一个胎儿畸形筛查的最佳孕期，更有利于提高胎儿畸形的检出率，减少胎儿畸形的漏误诊率。现就我院2004年1月至2006年11月彩超检查的18900例孕妇中，不同孕期胎儿畸形的检出率及漏误诊率进行统计，并对比分析，旨在探索胎儿畸形彩超筛查的最佳孕期。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2004年1月至2006年11月彩超检查孕妇18900例，进行胎儿畸形筛查，检出各类胎儿畸形60例。60例胎儿畸形中摘要：脑积水3例，双侧侧脑室扩张并室管膜囊肿1例，露脑畸形1例，无脑儿2例，开放性脊柱裂2例，脑积水并开放性脊柱裂及脊膜膨出1例，DandyWalker畸形并婴儿性多囊肾1例，单纯唇裂2例，唇腭裂5例，唇腭裂并双侧分裂足1例，颈部囊性淋巴管瘤4例，胎儿水肿综合征5例，颈部囊性淋巴管瘤并胎儿全身水肿2例，胎儿先天性心脏病10例（分别为单纯室间隔缺损2例，单心室并三尖瓣闭锁1例，法乐氏四联征2例，单心房1例，完全性心内膜垫缺损1例，不完全性大动脉转位并肺动脉瓣狭窄、室缺1例，完全性大动脉转位并室缺2例，其中1例合并十二指肠梗阻。上述10例最终经上级医院胎儿UCG检查确诊）。还有腹裂畸形1例，脐膨出1例，左侧膈疝1例，双肾缺如1例，胎儿孤立肾1例，一侧多囊性发育不良肾2例，双侧肾积水1例，一侧肾积水3例。一侧巨输尿管并同侧肾轻度积水1例，胎儿巨大膀胱并双肾萎缩1例，单脐动脉4例，胎儿骶尾部及盆腔畸胎瘤各1例。单绒毛膜囊单羊膜囊双胎妊娠并双胎输血综合征1例。检出的胎儿畸形60例中，中孕期检出49例，晚孕期检出11例。其中5例为第一次产前胎儿彩超检查，6例中孕期检查胎儿畸形可疑，建议晚孕复查，经复查明确诊断；早孕期未有胎儿畸形诊断。另外也存在漏误诊情况，漏误诊胎儿畸形共6例。1例为唇裂，1例为唇腭裂，1例为主动脉骑跨并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瓣闭锁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均为漏诊。1例为开放性脊柱裂并腹裂畸形，仅诊断脊柱裂，腹裂畸形漏诊；1例为死胎并单脐动脉，未检出单脐动脉；1例为双胎妊娠，其中一胎儿为单脐动脉，另一胎诊断为双足足内翻，而足内翻误诊。上述所有胎儿畸形中，大部分经本院或外院引产证实，部分经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

1.2方法应用PHILIPS-7500、PHILIPS-IU22、PHILIPS-飞凡彩色超声显像仪，凸阵腹部探头，频率2.5MHz～5.0MHz，取仰卧位或侧卧位腹部多方位扫查，按顺序（从头颅、脊柱、颜面、颈项、胸腔、心脏、胃、肝、胆、双肾、膀胱、四肢、脐血流、羊水、胎盘）逐部对胎儿进行全面、具体、系统的检查［1］，多切面扫查或动态观察胎儿发育异常部位，诊断胎儿畸形的器官，全面观察胎儿是否有复合畸形存在，并进行CDFI检测脐动脉，必要时检测静脉导管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2结果

彩超检查孕妇18900例中，检出各类胎儿畸形60例，超声检出率3.17%；中孕期检出49例，检出率81.7%；晚孕期检出11例，检出率18.3%，漏误诊胎儿畸形共6例，漏误诊率9%。漏误诊6例中，发生于晚孕期4例（占67%），发生于中孕期2例（占33%）。

3讨论

3.1从上述统计结果回顾分析当胎儿过小时，由于各器官尚未发育成熟，部分结构显示不清，胎儿畸形亦显示不清，故不宜作各类胎儿畸形筛查，但孕10周～14周检查时可用于测量胎儿颈部透明层厚度，并除外露脑畸形等早期即可出现的畸形；15周后测胎儿颈背部皮肤厚度，而晚孕期（28周以后），由于胎位较固定、胎体较大，羊水少衬托不好以及胎儿骨骼声影等，影响某些畸形的显示和观察，尤其是肢体畸形、颜面部畸形等，而孕中期（非凡强调20周～27周）由于胎儿解剖结构已形成并能为超声所显示，胎儿大小及羊水适中，图像清楚，同时由于此期胎动范围大，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对胎儿进行全面的检查，大部分的胎儿畸形均可以显示出来，因此孕中期较适合作为胎儿畸形筛查［2］，而对于部分中孕期检查可疑或晚孕期间才能表现出来的畸形，如脑积水、肾积水、胎儿水肿综合征及某些先天性心脏病等，由于疾病本身的特征在中孕期声像图可能不够典型，一次检查会出现漏诊或误诊，则建议晚孕期（32周～36周）再进行一次检查，动态观察。

3.2误漏诊原因分析经追综分析，产前彩超筛查胎儿畸形出现漏误诊的情况，部分是由于操作医师经验不足外，彩超检查的时机不当，胎体过大，加上胎位不正，羊水过少则为漏误诊的主要原因。从前面胎儿畸形漏误诊于中、晚孕期的发生率可见一般。如本组1例唇腭裂胎儿畸形，孕妇38周才作第一次彩超检查，胎体过大，胎儿呈枕后位，胎儿颜面部紧贴子宫前壁，局部羊水又过少，超声显示不清而漏诊。另1例开放性脊柱裂并腹裂畸形，孕妇也于晚孕36周才作第一次彩超检查，胎儿为正枕前位，胎体已较大，远场衰减，结果仅检出开放性脊柱裂，而腹裂畸形漏诊。综上所述，中孕期20周～27周可选择作为胎儿畸形彩超筛查的最佳孕期。现我院已将此孕期作为胎儿畸形筛查的常规检查时期，即中孕期间孕妇必须作一次全面、具体、系统的彩超检查，必要时晚孕期（32周～36周）复查，动态观察。

参考文献摘要：

胎儿范文篇6

关键词：监测胎儿脐动脉血流

近年来，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胎儿宫内生长发育情况日益受到重视，而胎儿生长受限（FGR）是导致围产儿死亡增加的重要原因。我们采用胎儿脐动脉血流S/D值监测胎儿发育情况，预防和治疗20-34周脐血流异常的孕妇，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08年9月-2009年2月在我院妇保门诊检查的180例孕妇进行脐血流S/D值监测。平均年龄20-38岁。

1.2方法采用广州三瑞公司出品的SRF608胎儿脐血流检测仪进行检测。取连续6个以上收缩期末峰及舒张期末峰未受其他血流图像影响的图形，通过内储软件求得各波比值的数学平均值即S/D值。当S/D值大于或等于该孕周正常范围的90th百分位者为异常。监测的180例孕妇中有36例异常。孕20-30周28例，25-30周4例，30-34周4例。其中确诊FGR4例。

治疗方法：①左侧卧位②吸氧30分钟，一日2次③均衡饮食：包括水、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④药物治疗：5%葡萄糖500ml加复方丹参注射液16ml、10%葡萄糖500ml加维生素C5.0静点。确诊FGR者静点复方氨基酸250ml日一次、脂肪乳250ml隔日一次及口服舒喘灵2.4mg日三次。同时监测S/D值（每4或7天复查一次）直至S/D值正常。门诊随诊至足月分娩。

1.3判断标准围产儿预后判断标准[1]:围产儿预后不良程度根据：⑴新生儿Apgar评分<7分⑵新生儿出生体重<2500g⑶羊水浑浊Ⅱ度以上或羊水少，这三项指标中有一项为轻度，有两项为中度，有三项为重度。

2结果

将36例S/D值异常者分为治疗组18例，未治疗组18例，比较两组围产结局

2.讨论

正常妊娠时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胎盘血流随之增加，三级绒毛及其中的细小动脉数目逐渐增多，致使胎盘血管阻抗逐渐降低，S/D和RI值也随之下降，当脐血管阻力异常升高时，提示胎盘循环阻力增大，脐血流监测显示S/D值升高。当胎盘血流阻力增加导致脐血流阻力增高时，使进入胎盘换氧血减少，从而导致宫内缺氧，长期的宫内缺氧使胎儿肾脏血流量减少，造成羊水减少，影响宫内环境，导致胎儿宫内乏氧，影响胎儿生长发育。本文对36例S/D值异常者进行治疗对比得出：治疗组与未治疗组足月分娩时围产结局及围产儿预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在中晚孕期经过治疗可大大降低FGR的发生，降低围产儿的患病率。并且我们在观察中发现S/D值越接近正常治疗效果越佳，越早期治疗，围产儿预后越好。因此，监测胎儿脐动脉血流S/D值对早发现、早治疗胎儿宫内乏氧及胎儿生长受限有很重要的意义。

胎儿范文篇7

某某电视台《说法》栏目曾播出过这样一个案例:2001年7月20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身孕6个多月的王某，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明某的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王某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小佩。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仅有2公斤。她的父母和刚出生33天的女儿便一纸诉状将邻居明某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明某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法院认定了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法院认为，在碰撞发生时小佩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也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故此，法院判决被告明某赔偿王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小佩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1］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院之所以驳回婴儿小佩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小佩在碰撞时是胎儿，尚未出生，不是民法上的人，不具有权利能力;而其父亲没有受到直接损害，当然也不能获得赔偿。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与前述判决相反，法院支持了这两个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法院所援引的判决理由并不是基于“胎儿可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权利能力”，而是调解结案或者采“人格延伸保护说”。

二、相关胎儿保护的立法与学说

(一)各国立法概况

有关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世界各国(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胎儿是否为民法上的人，是否具有权利能力?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模式:第一、总括保护主义。凡涉及到胎儿利益保护时，视其已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1)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结束。(2)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也才此主义，其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2］第二、个别保护主义。胎儿原则上是无权利能力的，但例外情形下可以享有权利能力。如继承、遗赠等视为有权利能力。此为法国、德国、日本民法所采。如《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经出生。”第844条第2项之后段规定:“即使在侵害发生时该第三人已被孕育成胎儿但尚未出生，也发生该项赔偿义务。”［3］第三、绝对主义。即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主体。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采此主义。而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义务。”由此可见，在我国，胎儿也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得为民事主体。

(二)国内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学说

纵观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国内学者们为解决实践中的困境，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主要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即认为应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①梁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一书中谈到:对保护胎儿利益来说，总保护主义最有力，个别保护主义次之，由以第三种主义最次。观之德、日等国，学者尚以个别保护主义对胎儿利益保护不力，而主张用总括保护主义，可见中国民法通则所采绝对主义不合时宜，乃毋庸置疑。故建议制定民法典时用总括保护主义，来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否定说即主张不应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但持该观点的学说，各自又有不同的主张。其典型代表是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龙卫球教授。王利明教授提出了“依附母体保护说”，即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赋予权利主体资格。［4］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格延伸保护说”，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而是从人身权延伸保护的角度解决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客体是人身法益，而非权利本身，所谓法益，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5］龙卫球教授主张“预先保护说”，认为“传统民法均是在坚持胎儿没有权利能力的基础上，在有关方面对胎儿做特殊保护。”［6］

三、关于立法与学说的评析

(一)对肯定说的评析

肯定说，即主张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如前所述，表现为总括的保护主义和个别的保护主义。其理论依据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以享有权利能力为前提，如果胎儿无权利能力，其当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此学说的优点在于因其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当胎儿利益受损时，能为法官判案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该种学说中的“附解除条件说”②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但是，“权利能力说”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首先，权利能力说不符合民事主体立法的思想基础。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即权利能力的享有是以“自然人”这个法律上的“人”存在为前提的，尽管罗马法与瑞士法奉行总括保护主义，赋予未出生的胎儿普遍的民事权利能力，但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只承认胎儿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一切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的思想不符。其次，即便赋予胎儿民事主体地位，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学者们又提出了“拟制说”和“条件说”，［7］前者认为可以借鉴“法人”理论，拟制胎儿为法律上的主体，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该说的缺陷在于无法判断何时起算权利能力，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另外，若胎儿出生后是死体的，那么该部分胎儿利益的返还如何操作也值得怀疑。后者又分为“解除条件说”和“停止条件说”，“解除条件说”认为胎儿在未出生时已具备完全权利能力，但胎儿出生后死亡的则追溯其未出生时权利能力丧失;“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未出生时并没有取得权利能力，其出生时追溯其在未出生时取得权利能力。“解除条件说”，相对于“停止条件说”更能为人接受，若遇胎儿受侵害的情形，其父母可以法定人身份请求赔偿。

(二)对否定说的评析

否定说也即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对于胎儿利益受侵害的情形，学者们提出了依附母体保护说、人格延伸保护说、预先保护说。“依附母体保护说”曾被法官采纳。原因在于胎儿不是适格的民事主体，也无法判断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将胎儿在母体内受侵害按照侵害母亲的身体健康权处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胎儿在母体内受到侵害的案件越来越多，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也使得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得以确认，显然，该说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人格延伸保护说”源于“生命法益”概念。由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主张，认为人取得权利能力之前和丧失权利能力之后应对其人身利益进行一定的保护。法律对权利能力不予承认，但应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进行承认并加以保护。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采的观点。“预先保护说”从对自然人利益进行预先保护的角度来认识胎儿利益保护的进路，值得赞同，但是，这种需要预先予以保护的利益是何种性质，其范围如何，则需要进一步予以探讨。

四、笔者的观点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各学说各有其利弊，但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权利能力否定说”之中的“人格延伸保护说”更具有说服力。笔者认为，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并不是保护胎儿利益的唯一方法，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生命法益”③概念来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生命法益”所指的主体是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其优点在于:

(一)不用改变现有的权利能力制度，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保护胎儿利益

权利能力概念源于《德国民法典》，④并由此建立了自然人和法人的二元主体结构。一切自然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胎儿并不是传统民法上的自然人，当然也不具有权利能力。若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将打破民法中有关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而且，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也与我国的《民法通则》的规定不符。在这种前提下，从“生命法益”的视角入手，来保护胎儿利益更具有可行性。如德国学者Planck所说，胎儿生命法益本身并非权利，吾人仅可谓任何人对此等法益享有权利。生命法益系先于法律而存在，系人性之表现与自然创造的一部。生命所表现者，系生物自体之本质，生物自体因此而获取其内容，任何人对生命法益均享有权利，故得主张不受任何妨害或阻碍。任何对人类自然成长之妨碍或剥夺，皆构成对生命法益之侵害，所谓对健康之侵害，即系对生命发展过程之妨碍。［8］可以看出，法律虽然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胎儿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其应当享有健康出生与成长的正当利益。这种“生命法益”与权利能力有别，在胎儿时期便可享有。

(二)避免了侵犯胎儿生命权与堕胎行为之间的冲突

若法律承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就是对其独立的生命价值的肯定。这样的话，堕胎的合法性必然遭受质疑。此时，如何平衡胎儿生命权与妇女生育权之间的冲突，也是法律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反之，如果不承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而采“生命法益”概念，那么，侵犯胎儿生命权与堕胎行为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避免。

(三)这种“生命法益”不仅仅局限于人身利益，还应包括某些财产利益

“生命法益”的范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生命法益”还应当包括某些财产利益，比如胎儿所应有的继承份额，其所受抚养的利益。因为这些法益对胎儿出生后的自然成长不可或缺，侵害了这些财产利益，都会妨碍胎儿出生后的自然成长。因此，明确“生命法益”的范围是至关重要的。

五、结语

胎儿范文篇8

【关键词】胎儿心脏；心脏黏附细胞；间充质祖细胞

HumanFetalHeart-derivedAdherentCellswithCharacteristicsSimilartoMesenchymalProgenitorCells

AbstractThisstudywasaimedtoinvestigateifhumanheartharboredapopulationofprimitiveundifferentiatedcellswiththecharacteristicsofMPC.Cellswereisolatedfromhumanfetalheartandwereculturedunderconditionsappropriateforbonemarrow-derivedMPCs.Theirmorphology,phenotypesandfunctionsweretestedbymethodsdevelopedforMPCfromothersources.Theresultsshowedthatmorphologically,cellswerespindleshapedandresembledfibroblasts.Intheirundifferentiatedstate,cellswereCD73,CD105,CD29,CD44,HLA-ABC,CD166positiveandCD45,CD34,CD86,HLA-DRnegative.Whenculturedinadipogenic,osteogenicorchondrogenicmedia,cellsdifferentiatedintoadipocytes,osteocytesandchondrocytesrespectively.TheycouldbeextensivelyexpandedinvitroandexhibitedverylowimmunogenicityasevaluatedbyTcellproliferationassays.Itisconcludedthatcellsisolatedfromfetalheartpossesssimi-laritytotheiradultandfetalbonemarrowcounterpartsinmorphologic,immunophenotypic,andfunctionalcharacteristics.

Keywordsfetalheart;heartderivedadherentcell;mesenchymalprogenitorcell

Bonemarrow-derivedmesenchymalprogenitorcells(MPC)haveattractedgreatattentionbecauseoftheircapabilityforrenewalanddifferentiationintovariouslineagesofmesenchymaltissues［1］andtheirpotentialplatformsforthesystemicdeliveryoftherapeuticproteinsinvivofollowinggenetransferusingoncogenicretroviruses［2］.Studiesinvolvingavarietyofanimalmodelshaveshownthatadultbonemarrow-derivedMPCcanmigrateandengraftinnumerousorgansanddifferentiatealongtissue-specificlineagesunderthestimulationoflocalfactors,andmaybeusefulintherepairorregenerationofdamagedormutatedbone,cartilage,ormyocardialtissues［3-5］.RecentworkhasshownthatMPCarepresentinmanytissues,includingumbilicalcord［6］,umbilicalcordblood［7］,bonemarrow,fetalblood,andfetalli-ver［8］.ThoughtheuseofMPCinthetreatmentofacutemyocardialinfarctionhasbecomeanoveltherapeuticoption,theknowledgeoftheirpresenceinheartislimited［9］.OuraimwastoinvestigatewhethertherewerecellswiththecharacteristicsofMPCinhumanfetalheart.

MaterialsandMethods

Isolationandcultureofadultandfetalbonemar-row,fetalheartmesenchymalprogenitorcells

TheResearchEthicsCommitteesofXuanwuHospital

approvedhumantissueforresearchpurposes.Humanfetalheartsampleswereobtainedfromaccidentalabortusof4.0-5.0monthsunderconsent.Single-cellsuspensionsoffetalheartmesenchymaltissuewerepreparedbycarefullyrinsingoutofthebloodandmincingmyocardialtissue,awayfromthebloodvessel,througha70-μm-nylonfilter.Thencellsfromadultandfetalbonemarrowsamplesandfetalheartsamplesweredilutedbyusing10%fetalbovineserum(FBS;Hyclone,Logan,UT,USA)inDulbecco''''sModifiedEagle''''sMedium-LowGlucose(DMEM-LG;GibcoBRL,LifeTechnologies,Paisley,UnitedKongdom)with50U/mlpenicillin,50μg/mlstreptomycin,and2mmol/LL-glutamine.Cellswereplatedinto6-wellplateatadensityof100000cells/cm2andincubatedat37℃in5%CO2.After36hours,nonadherentcellswereremoved,andthemediumwasreplaced.At80%confluence,cellswereharvestedwith0.25%trypsinand2mmol/LEDTAfor5minutesat37℃andwerereplatedin75-cm2flasks.Toexpandthecellsthroughsuccessivepassages,theywereplatedat104cells/cm2,growntonearconfluence,andharvestedwiththesameprotocol.

Fluorescence-activatedcellsorting(FACS)analysisofculturedcells

Monolayeradherentcellsfromadultbonemarrow(n=4),fetalbonemarrow(n=4),andfetalheart(n=4)weretrypsinizedandlabbledwithanti-CD73-phycoerythrin(PE;PharMingen,USA),CD105-fluoresceinisothiocyanate(FITC;Serotec,Oxford,UnitedKingdom),HLA-ABC-FITC,CD44-PE,CD29-PE,CD166-PE,CD45-FITC,CD34-PE,HLA-DR-FITC,CD86-PE(BectonDickinson,USA)andwereanalyzedbyflowcytometry(BeckmanCoulter,USA).

Adipogenic,osteogenic,andchondrogenicdiffe-rentiation

AdipogenicdifferentiationwasassessedbyincubationwithDMEMwith10%FBSsupplementedwith1μmol/Ldexamethasone,10μg/mlinsulin,0.5mmol/Lisobutylmethylxanthine,and200μmol/Lindomethacin(Sigma,St.Louis,MO,USA)for2weeks.ThepresenceofadipocyteswasassessedbythecellularaccumulationofneutrallipidvacuolesthatstainedwithOilredO(Sigma).Osteogenicdifferentiationwasassessedbyculturingcellsinanosteogenicmedium(DMEMwith10%FBSsupplementedwith0.1μmol/Ldexamethasone,50μmol/Lascorbicacid,and10mmol/Lβ-glycerolphosphate).Theonsetofosteoblastswasevaluatedbycalciumaccumulation(vonKossastaining).MediumwithDMEMcontaining2.5%FBS,50ng/mLtransforminggrowthfactor-β1(Peprotech,RockyHill,NJ,USA),50μg/mlascorbicacid,1mmol/Lsodiumpyruvate,6.25μg/mlbovineinsulin,6.25μg/mltransferrin,6.25μg/mlseleniousacid,and1.25μg/mlbovineserumalbuminwasusedforchondrogenicdifferentiation.Extracellularmatrixusedtoassesschondrogenicdifferentiation,wasdetectedbyAlcianbluestaining.

Mixedlymphocytereactions(MLR)

MPCsandstimulators(peripheralbloodmononuclearcells,PBMNC)wereirradiated(30Gy)beforebeingculturedwithTlymphocytes.CD3TcellspurifiedfromPBMNCbyusingtheMACSCD3isolationkit(MiltenyiBiotec)in5×104/wellweremixedatdiffe-rentratiowithMPCsin96-wellcultureplatestoensureefficientcell-cellcontactfor4daysin0.2mlRPMI1640medium(GibcoBRL)containing20%heat-inactivatedFBS.T-cellproliferationwasmeasuredonday3bymeansofan16-hourpulsewith3H-thymidine(3H-TdR)1μCi/well.3H-TdRincorporationwasmeasuredbyusingaliquidscintillationcounter.Theexperimentswereperformedforatleast3times.

Results

Morphologyandimmunophenotypecharacteristicsofcellsfromhumanfetalheart

Nucleatedcellsfromhumanfetalheartplatedatlow-densityformedindividualcoloniesdisplayingfibroblast-likemorphology.Aftersubcultivation,nucleatedcellsproliferatedwithapopulation-doublingtimeof23hoursandreachedaconfluentcondition.Adherentcellscouldbereadilyexpandedinvitrobymeansofsuccessivecyclesoftrypsinization,seeding.Andcultureevery3daysfor20passagesdisplayednovisiblechangesintermsoftheirmorphologyunderlightmicroscopy.Theimmunophenotypeofcellsfromadultandfetalbonemarrowandfetalheartwasdeterminedbyflowcytometry.Thestainingpatternofthecellswassimilar.AsshowninFigure1,adherentcellsisolatedfromadultandfetalbonemarrowandfetalheartwerepositiveforCD73,CD105,HLA-ABC,CD44,CD29,CD166andlackedofexpressionofCD45,CD34,CD86,HLA-DR.Thephenotypicprofileofadult,fetalbonemarrowandfetalheartadherentcellsdidnotchangeafter12passagesinculture.

DifferentiationabilityofcellsfromhumanfetalheartAdipogenicdifferentiationwasapparentafter1weekofincubation;twoweekslaterintracellularlipidaccumulationwasvisualizedusingOilRedOstaining(Figure2.A,B,C).DepositionofmineralizedmatrixontheculturevesselswasshownbyvonKossastaining(Figure2.E,F,G).Thestainingresultsindicatedthedifferentiationofculturedcellsintoosteocyticlineage.Thepositivealcianbluestaining(Figure2.I,J,K)suggestedtheexpressionoftypeIIcollagenofchondrocyte.Controlcellsdidnotshowspontaneousadipocyte,osteoblastorchondrocyteformationevenafter3-4weeksofcultivation(Figure2.D,H,L)

ImmunosuppressiveeffectofcellsfromhumanfetalheartinvitroTheMLRdatasuggestedanonspecificimmunosuppressiveeffectofcellsfrombonemarrowandfetalheartonhumanCD3Tcellproliferationinadosedependentmanner(Figure3).

Discussion

InthisstudywedemonstratedthattherewereadherentcellswiththecharacteristicsofMPCresidedinhumanfetalheart.Theyshowedfibroblastlikemorphologyand,likeMPCfrombonemarrow,werepositiveforsomemesenchymalmarkers,suchasCD73(SH2,SH3),CD105(SH4)andnegativefortheendothelial/hematopoieticprogenitormarkerCD34andthepanleukocytemarkerCD45.Thismeantthattherewerenotendothelialprogenitorcells(EPC),whichexpressedCD45andCD34.Inaddition,theadherentcellshadsimilarabilitytodifferentiateintoadipocyte,osteoblastandchondrocyte.Finallyandmostimportantly,asMPC,theadherentcellsexertedanimmunosuppressiveeffectonTcellsthatwasbeneficialforclinicalapplication.Theout-datedviewwasthattheheartlackedapoolofstemcellscapableofself-renewalanddifferentiation.Butmoreandmoreevidencesshowthattheadultheart,likethebrain,iscomposedofmainlyterminallydifferentiatedparenchymacellsnotreenteringthecellcycle,isnodoubtaterminallydifferentiatedorganbutcontainingadultstemcellssupportingitsregeneration.Excitingnewevidencehasemergedthatthetransplantedhumanheartharborsapopulationofprimitiveundifferentiatedcellsderivedfromboththerecipientandthedonor.Theseprimitivecellsmaybecardiacstemcellsandmayplayapivotalroleintheremodelingprocessfollowingtransplantation［10］.Andrecently,BeltramiAPetal［11］haveisolatedcardiacstemcellsfromadultrat,whichshowedinvitroandinvivoself-renewingandmultipotent.Whatismore,invivomanipulationofthesestemcellscouldregeneratelargeamountsoffunctionalmyocardium,showntobeoneofthemostextensivesolidorgantissueregenerationsbyusingstemcellsreportedsofar.Maybeautologouscardiac-specificstemcellsaremorebeneficialtoclinicalcelltherapyforcardiacdiseases.Theadherentcellsweisolatedarenotthesameasthecardiacstemcell.ThoughtheybotharenegativeforCD34,CD45,cardiacstemcellsdonotexpressfibronectinandvimentin,whichisdifferentfromtheadherentcells(datanoshown).Theheartandthebonemarrow,cardiomyocytesaswellasbonemarrowMPC,areofmesodermalorigin,sowepostulatethattherewillbeMPCinadultheart.Butitneedsfurtherstudytomakethingsclearer.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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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ereiraRF,O''''HaraMD,LaptevAV,etal.Marrowstromalcellsasasourceofprogenitorcellsfornonhematopoietictissuesintransgenicmicewithaphenotypeofosteogenesisimperfecta.ProcNatlAcadSciUSA,1998;95:114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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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ughesS.Cardiacstemcells.JPathol,2002;197:468-478

胎儿范文篇9

医学上的胎儿是指妊娠8周以上的胎体，此时的胎儿四肢明显可见，已手足分化初具人形。生物学所定义的胎儿是一切脊椎动物未出生的幼儿。法学界对于胎儿定义更是众说纷纭。笔者罗列了以下三种定义:定义一:学者胡长清提出的“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及自受胎时起自出生完成之时止，谓之胎儿”，②这一观点是受精说的代表学说，从这一定义看，胡教授所言胎儿，是指自受精时起已为胎儿。这样的定义尽可能广泛的保护了胎儿自受精时起至出生时止所涉及到胎儿的权利。定义二:“胎儿是指处于人类的精子与卵子结合第十四天起到出生这一阶段的人。”③这一定义采用了着床说，将受精期排除在外，认为在受精期，胚胎尚不知晓可分裂为几个，生命体在此时也未可知，此种定义的时间起算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定义三:“胎儿是处于母体子宫之中的生命体，是生命体发育的一个阶段，即出生的最后一个存在形态。”④此定义将胎儿模糊化处理，只讲在出生前一段时间为胎儿，在具体实践中模糊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在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除了在概念上明确胎儿的定义，还需区分胎儿与科学技术产物的区别。我们在法律上所研究的胎儿乃人类男女遵从生理规律自然受孕，双方生殖细胞在女性子宫内结合的生命体，而不是依靠科学技术，冷冻的卵子、捐献的精子或是克隆的基因。所以，笔者认为应将胎儿界定为自受孕时起至分娩时止的人类女性子宫中的胎体。本文中所指的胎儿，均属此种定义。

二、胎儿权利保护立法规定

此前各国对于胎儿权利能力的规定基本一致?———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胎儿尚未出生，自不享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但随着胎儿权利被侵害的案件愈发频繁，若再严守此规则，有违人情之虞。故近年来各国法学界对于胎儿权利的保护形成了新的学说，大致有三种:(一)立法方式。1．绝对保护主义。这种来自前苏联的观点认为应完全没有例外的否定胎儿的权利能力和权利主体地位。1964《苏俄民法典》采此种立法主义。2．个别保护主义。德国、日本等国采此种立法学说。个别保护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仅在涉及相关权利时才拥有部分权利能力。所谓例外的具体情形有:《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规定“在继承开始之时尚未出生但已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经出生”;⑤第2178条规定“如果应得馈赠者在继承开始之时尚未受孕或者其身份要通过继承开始之后方才发生的事件确定，则遗赠归属在前一情形随出生、在后一情形随事件的发生而发生。”⑥《日本民法典》第721、第886条、第965条分别规定了胎儿享有受遗赠能力、遗产继承能力和损害赔偿请求权。3．总括保护主义。罗马、意大利及瑞士采用了这种立法模式总括保护主义又称概括保护主义，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视为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但凡有涉及到胎儿权利的情形出现，只要符合胎儿出生时为活体这一前提，便视该胎儿已出生，给予其保护和救济。《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款)⑦规定，胎儿在出生时为活体，便满足拥有权利能力的条件。以上三种立法方式中，对于胎儿权利的保护最为全面的是总括保护主义，虽然总括保护主义还存在一定争议，即权责相对，有权必有责，胎儿并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但就能更全面保护胎儿权利这一点来讲，总括主义立法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其次是个别保护主义，承认了胎儿部分权利能力。其弊端在于对于尚未涉及到的权利能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对胎儿的权利保护程度较总括保护主义较弱。最次是绝对保护主义，因其完全否定了胎儿的权利能力，在对胎儿权利保护愈发重要的时代，注定被淘汰。(二)立法学说。目前学界对于胎儿立法所秉承的立法方式的基础学说主要有两种:1．概括主义。凡是关乎胎儿权利的情形下都承认胎儿拥有权利能力、享有主体地位，对胎儿权利做了笼统的全方位保护。2．列举主义。列举主义仅列举出胎儿权利受保护的特定情形，但在社会发展日益复杂的当今时代，列举主义立法虽然对胎儿权利作了细化规定，在实践中易于操作，但现实中突发的胎儿侵权情形包罗万象，难以穷尽胎儿所有权利，还需大幅提高列举式立法水平。笔者认为就目前我国情况来讲，概括式立法更有利于胎儿权利保护。虽在实践中还存在不易操作、保护较模糊等问题，但就其总体来说概括式立法对于胎儿权利保护最为妥善。笔者坚信，通过立法者的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必然能摒弃概括式立法中存在的缺陷，提高我国在胎儿权利保护领域的立法水平。

三、我国对胎儿权利保护的立法及其缺陷

(一)立法现状。《民法总则》作为我国民法典的总论部分，是民事基本法，在民事法律领域具有最高效力。其中，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此条对胎儿权利作了较详述规定，在条文中所列举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之后一个“等”字拓宽了胎儿权利的保护范围，不单纯局限于所列举的特定情况，区别于单纯列举主义立法。在《民法总则》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做出规定，无疑是我国在胎儿权利保护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但是十六条中使用了“视为”一词，该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在法律上用以将事物虚拟为有别于其实际状态的另一物⑧”。也就是说法律在胎儿权利能力上持否定态度，保护的也只是虚拟条件下的胎儿利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完全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被纳入《民法总则》的保护胎儿权益范围的“接受赠与”，有负担赠和无负担赠与之分。在无负担赠与中，胎儿为纯受益方，无负担义务，与我国法律对于胎儿无义务能力相契合。但在有负担赠与中，此负担该由谁履行，胎儿明显没有履行能力，若由法定监护人履行，是否涉及追偿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对《民法总则》中的“接受赠与”进行解释为无负担赠与。(二)立法缺陷剖析。纵览我国法律体系，除以上笔者提到的《民法总则》中对于胎儿权利保护做了较明确的规定外，其他有关胎儿权利保护基本散见于各法条之中，寥寥数笔，且有漏洞和欠缺。1．立法方式含糊不清。新修订的《民法总则》赋予了胎儿一些权利，相对与之前完全否定胎儿的权利能力，是我国法律在胎儿权利保护领域迈出的一大步，但仍需完善。如上文中提到，在《民法总则》中采用并非单纯的列举主义立法，而是兼采列举主义立法和概括主义立法，作出了我国胎儿权利保护的规定。既不像概括主义直接承认胎儿权利主体地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也不像列举主义直接否定胎儿的权利主体地位。2．司法实践的两难境地。《民法总则》第十六条最后的一个“等”字，表明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不仅只有法条中明确的两种情况。胎儿权利被侵害的案件，有的涉及胎儿的人身权利，有的涉及财产权利，案由包括侵权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等不胜枚举。所以妄图以一个法条“打”尽司法实践中关于胎儿权利保护的案件是不可能的。这样规定的结果是让法官在裁判此类案件中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容易因法官的法律素养和所持观点立场不同，尤其是自由裁量权过大而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3．权利保护途径尚不明确。我国法律未提及胎儿权利遭到侵害后的保护途径，也未明确胎儿是否拥有以及如何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胎儿群体是极其脆弱的群体，权利更易受到侵害。对胎儿权利的侵害不仅有财产侵权，还有环境侵权，行为侵权，食品、药品侵权等，而对这部分胎儿权利的保护方式我国法律迄今为止还是空白，无对应法律可寻。

四、对我国胎儿权利进行法律保护的建议

胎儿范文篇10

关键词:胎儿;继承权;法律保护

一、基本概念

(一)医学上的胎儿概念。胎儿是哺乳动物在生命中的最初阶段，在医学上认为“妊娠8周以后的正常胎体”也有一种说法是“妊娠12周以后的正常胎体”就可以称为胎儿。原因是这一阶段的胚胎已经具备最基本的人形，五官四肢已经基本成型，且具备一定的胎心音，可以认为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一般来说医学上将孕育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受精卵、胚胎期和胎儿期。对于法律意义上的胎儿的概念，目前在理论界有三个说法，其一，认为我国法律对人的概念采取“独立呼吸说”，认为从母体娩出，独立呼吸才能算是出生，才能算是“人”。其二，认为应当是自受孕时起，即包括受精卵时期，如胡长清教授就指出“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二)对胎儿权益保护的法律历史。对于胎儿的权益保护在法律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在我国古代还是在西方的法制历史上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国古代的《唐律*斗讼》中就规定:“堕人胎，徒二年。堕胎者，谓辜内子死乃坐，若辜外死者，从本殴伤论。”这可以视为较为早期的胎儿的生命权保护。在西方的法律中，也具有这类要求，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日本民法典》第886条第1款规定:“就继承而言，视胎儿为已经出生。”这显然证明对于胎儿继承权的法律保护在法律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实践。

二、我国民法典中对于胎儿继承权的法律保护

(一)胎儿的继承权为拟制继承。我国法律规定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将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这种民事权利能力并不是实际拥有的，而只是一种拟制形态，如果胎儿无法顺利的出生，则继承权也自然的回归法定继承。而使用这一拟制继承的主要原因仍然可以理解为: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民事主体，也就是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所以不享有民事权利。(二)胎儿的继承权实际上是以胎儿的出生作为。继承行为实质产生的依据“胎儿出生是活体”是作为出生前就进行保护的前置条件。胎儿具有人的生物属性，是潜在的人，但缺乏社会属性，即并没有处于社会关系中且有自我意识。在我国原有的民法通则中，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未脱离母体独立呼吸，则没有权利能力，不享有作为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虽然要求了胎儿的拟制继承，但胎儿在没有活者出生的情况下这种继承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确认，因此可以理解为仍然是以胎儿的出生作为继承实质发生的必要前提。

三、胎儿继承权在当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明确胎儿的具体定义。在当前，我国法律中对于胎儿尚没有具体的定义，这也导致了这一法律在实践中出现了如何对胎儿进行界定的问题。从当前的研究来说，法律范围内的胎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定义:其一，胎儿指的是正常存活的人类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体。这其中必须要有正常存活的、人类的、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体这三个前提才可视为胎儿。其二，胎儿应当是在母体子宫内孕育的。胎儿除了正常的自然受孕外还有一种以试管婴儿的方式进行培育的，也就是在上文出现过的尚在冷冻的胚胎，而对于这类胚胎，一般来说应当将其是否在母体子宫内孕育作为判断的标准，尚没有移植到子宫的只能理解为胚胎而不能将其理解为胎儿。其三，对于胎儿的起算时间，我们认为应当遵从医学上的理论，将12周以外的视为胎儿。原因是其已经具备了人类的生命体征，正如如何判断人是否死亡一样，以是否具有正常的生命体征作为判断其是否为正常人类的标准。(二)胎儿继承权法律救济。既然法律上确认了胎儿的继承权的法律权利，就应当对胎儿继承权的被侵害的可能设计一定的法律救济制度。在胎儿的继承权的法律救济上现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在遗产分配时还没有发现怀孕的事实而导致胎儿没有履行继承权的主张，是否可以在发现怀孕后要求对继承权进行恢复。其二，如果其他继承人为了继承权对胎儿进行侵害的应如何对其进行侵害结果追究，从而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些问题，应当在法律上确认三点作为救济的途径，第一，确认胎儿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特别是对于继承权的相关纠纷的案件中，如果涉及到胎儿的继承权问题应当承认胎儿的当事人身份，允许其法定人代表其出席。第二，如果侵害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论胎儿是否已经出生，具有了实质上的继承权，故当其他继承人对胎儿进行侵害时可以通过提起诉讼要求其权益保护的主张。

综上，我们认为胎儿的继承权保护是我国民法历史上一个文明的进步，它不仅代表了人们对于生命权的尊重，同时也是解决了大陆法系上长期存在的人与物二元分法尴尬之处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因此虽然在法律实践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也不能否认这一制度的进步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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