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范文10篇

诉权范文篇1

关键词传统诉权现代诉权公法诉权

民事诉权理论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被视为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多年来，人们给诉权下过多种多样的定义，从而形成诸多诉权学说，比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宪法诉权说;多元诉权说(三元诉权说和二元诉权说)等。

一、国内民事诉权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前苏联的诉权理论而展开探索的。实际上，前苏联的二元诉权学说统治了新中国整整50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国学者对诉权学说也进行着独立的研究，最后在前苏联二元诉权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稍有差异的二元诉权说。顾培东教授于1983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创刊号)中发表的《诉权辨析》一文，首次明确对诉权二分说提出了异议，对中国诉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张“诉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不包含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但同实体权利又有必然联系”;同样针对二元诉权说的一些缺陷，江伟教授在与单国军合著的论文《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与陈刚、邵明合著的《民事诉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新二元诉权说，主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权益的权利;左卫明教授等著《诉讼权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诉讼权，并对诉权与诉讼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李龙教授的论文《民事诉权论纲》则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总体来说我国对诉权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也形成了一些独自的见解，从传统诉权理论到现代诉权理论，诉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种种波折，每一次都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传统诉权理论研究

传统诉权理论中的诉权概念是指18世纪末期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形式上独立以后提出的概念。当时，德国学者通过”因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命题的提出，旨在经诉权理论为出发点说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德国学者最初提出的诉权学说是私法诉权说，按照该说的解释，诉权是实体请求权在诉讼领域的延伸，并据此得出结论，民事诉讼法是私法的助法，在本质上不具有独立性。依据私法诉权说分析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关系的方法论称为私法一元论的诉讼观，按照这种诉讼观建立起来的民事诉讼理论，被称为私法一元论的民事诉讼法学。随着公法诉权说的诞生和发展德国学者以及受德国法影响的学者在批判私法诉权说及私法一元论的基础上，主张诉权是当事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公法性权利。此后，公法诉权论者运用诉讼法一元论分析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关系，并主张应彻底抛开实体法的桎梏，仅从诉讼法立场保握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和具体概念。公法诉权说经历了抽象的公法诉权说、具体的公法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说和司法行为请求说等主要发展阶段。其中，在抽象的公法诉权说、具体的公法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说和司法行为请求说影响下形成的诉讼观，主要是从诉讼法一元论立场来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关系。权利请求权说时期，学者们主张运用实体法和诉讼法并行的平行二元论作为民事诉讼法学的方法论。但是，这种平行二元论的诉讼观，因无法从逻辑上说明独立的民事诉讼法为何在理论上需要引入民事实体法的观念而难以周全。

三、相对于传统诉权理论研究，现代诉权理论研究的特点

传统诉权理论以“因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命题为出发点，力图根据诉权的来源及性质说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并以此来构建民事诉讼法学体系。但是这种或基于公法为依据提出的诉权学说，都不能从根本上合理解说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关系，所此所构造的理论体系也不能反映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学的本质。而现代诉权理论指导着民事诉讼更好地服务于当事人，充分发挥了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体现着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现代诉权随人民主权和人权保护的扩大而不断发展扩大，涵义更为广阔丰富。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要注重方法的运用，科学研究始于方法，终于方法。方法不是学术的外在形式，而是学术内容的灵魂。在现阶段进行诉机理论研究可以适当采用以下的方法:一是从实践即从诉权保护存(下转第22页)(上接第20页)在的问题出发，确立时代所需要的诉讼观;二是坚持实体法和诉讼法相结合的原则;三是从宪法化、国际化的角度看问题。笔者认为随着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我们应当构建新的诉权理论研究方法论。

现代社会的权威文本是宪法，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上都应当强调诉权来源于宪法。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应当从宪法的高度和角度来看待和考察诉权问题的。这种以宪法为根据整理和构建出来的诉权理论是对传统诉权理论的超越，故而将其称为“新诉权理论”。尽管新诉权论在理论解释上具有新颖性，但其所要解决和说明的问题对象仍然与传统诉权理论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新诉权理论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人们“因何可以提起诉讼”，并在此基础上回答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进而构造一个以新诉权理论为基础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公务员之家

首先，现代诉权理论从宪法的高度和角度来解释诉权理论的首要命题——公民“因何可以提起诉讼”。在法治社会中，宪法赋予和保障人们享有广泛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当人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就可以依据宪法请求国家履行保障义务。其中民事诉讼制度即是国家设置的保障人民来自宪法上的民事权益的法律化救济制度。因此，在法治国家里，人民享有请求国家履行司法救济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诉权。因此诉权是人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最基本的权利。

其次，现代诉权理论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来解释诉权问题。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是宪法的具体化。一方面，我国宪法是调整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的最高准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庄严承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另一方面，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各项原则和制度的规定为依据，将宪法原则具体为民事诉讼各项原则制度，从而保障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得到有效的贯彻。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设置的保护公民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的“场”，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在保障当事人实现诉权、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方面达到了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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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范文篇2

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某，吃过晚饭就和家里的小姑子一起到楼下去散步。当他们刚刚走到了十几米远的一个丁字路口时，突然裴某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被撞到的裴某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定了定神之后，撞人的是邻居钱某。于是，二人发生了争吵。吵完之后，裴某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当天晚上，裴某下身开始有少量水流出。裴某赶紧休息，但随着流量越来越多，这才引起了她的警惕。2001年7月29日凌晨5点，裴某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所流水为羊水并进行抗炎保胎。2001年8月8日，裴某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根据医学上讲，早产儿因为孕龄低，婴儿体内各脏器没有发育成熟，因此免疫功能低下，易发生各种早产儿综合症。就这样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孩刚一出生，便被放进了保温箱，进行住院治疗。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便当上了原告，她和她的父母一纸诉状将邻居钱某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索赔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

某法院受理了此案，认定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在碰撞发生时孩子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她所受到的损害在出生后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法院认为，现在孩子已经出生，可以作为主体提起诉讼。但她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钱明伟赔偿裴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法院认定小孩不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无权提出赔偿请求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但其父吴某是否也没有实体权利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本案中被告钱某撞到裴某致其早产，导致小孩出生时健康状况为差，并需要住院治疗，造成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构成侵权，那么受到损害的是否仅为裴某一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早产而产生的婴儿住院治疗费用不是裴某个人的损失，而是裴某与吴某二人的共同损失，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失只发生在裴某一人身上，否则应当认定该损失是裴某与吴某的共同损失，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这里的抚养义务当然不仅仅是给子女吃饭穿衣，抚养义务当然还包括为子女提供医疗和护理的保障，为子女提供医疗费用照顾在治疗中的子女是父母双方的义务；因撞击导致早产造成婴儿健康状况为差，造成婴儿父母精神上的担忧和痛苦，其承担者也不是裴红霞个人。父母对子女健康的期待和关怀是人类情感的天然的状态，在子女健康发生危险时，父母的担忧与不安是自然发生的，并不因为孕育子女的只是母亲而有所区别。所以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裴某与吴某受到的损害都是共同的，因此二人均是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享有本案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

诉权范文篇3

关键词：公诉权正当程序权力滥用报复性起诉

一、违反实体条件的滥用

公诉的实体要件是指作出公诉决定时必须符合法定实体要件，如果违反这些法定要件则构成公诉权滥用。这是传统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无刑罚权的起诉。公诉权基于国家刑罚权而产生，其必然要求具有国家需要动用刑罚权惩罚的事实。如果起诉书记载的事实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不应对犯罪嫌疑人发动公诉。否则构成公诉权滥用。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9条第1款，即使起诉书记载的均是真实事实，但没有构成任何犯罪，驳回公诉。此外，如果出现法定的情形，国家丧失刑罚权，则禁止提起公诉，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被告人死亡、心神丧失以及法人消灭；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超过刑法追诉时效的，如果起诉则构成公诉权滥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

2.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许多国家要求不起诉必须在一定条件内行使，如果案件不属于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放弃追诉的，构成公诉权滥用。各国做出不起诉处分最明显的限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要求裁量不起诉决定只适用于一定的轻微案件。如果超越不起诉要求的案件类型，对严重犯罪做不起诉决定的属于公诉权滥用。二是附条件的不起诉，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不起诉。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构成公诉权滥用。三是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追诉。

3.不符合公诉证据标准的起诉。违反实体条件的滥用最为常见的情形是在缺乏合理根据的条件下提起公诉，即在达不到法定公诉证据标准的条件下起诉。公诉证据标准主要表现为二个不同的标准：其一，定罪的可能性。公诉证据标准低于定罪证据标准。这是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公诉证据标准。其二，基本上等同于定罪的标准。日本和我国是实行该标准的主要国家。目前，在我国违反实体条件的起诉最为常见的表现是检察机关明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仍然起诉。

二、违反程序条件的滥用

1.重复起诉。重复起诉的禁止主要包括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撤回起诉后和作出生效判决后重新起诉的限制。对于已经作出不起诉处分或者撤回起诉，如果公诉人在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新的证据的情况下重新起诉，将构成公诉权滥用。田口守一先生就认为，“如果没有任何理由，随意取消不起诉处分，可以认为是恶意__追诉，应该追究滥用公诉权的问题。”域外各国刑事公诉权的行使还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是各国法律的普遍规定。比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刑罚的危险。”该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公诉权是受到限制的，不得对案件重复追诉、审判。否则，即构成公诉权滥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对重新起诉的禁止，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未确立。从调查来看，我国重新起诉的条件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遵守，违法重复起诉，滥用公诉权的现象普遍存在。实践中，法院对此几乎不进行审查，仅在审理后作出实体判决。

2.违反迅速审判原则的起诉。迅速审判原则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希望提起公诉尽可能依据刚发现的事实和证据，以减少错误定罪的可能性。在刑事程序中的拖延可能不利于诉讼，证人可能遗忘或者变得难于找到，被告人审前的焦虑被延长，审判的公众效果将减弱。这些原因是欧洲人权法院反对诉讼迟延的条款的立法基础。因此，享有迅速审判的权利已经成为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成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的公正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迅速审判原则蕴涵一个重要的理念：如果公诉机关在采取一定强制措施后长期未能提起公诉时可能导致对该原则的违反，从而构成公诉权滥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8条规定，如果在向大陪审团提交指控，或者对已经在地区法院接受询问的被告人发出检察官起诉书时存在不必要的迟延，或者如果在将被告人交付审判时存在不必要的迟延，法庭可以撤销大陪审团起诉书、检察官起诉书或者控告书。英国以滥用诉讼程序为由反对起诉决定在近年来主要在两类案件中。一类是，假如公诉迟延将给审判带来严重的偏见，法院将终止程序。第二类案件是被告人被目前的程序置于双重危险之中，因为同一事实已经被宣判无罪或实质上定罪。但是，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没有确定此种公诉权滥用形态。实践中，我国许多公诉案件审前程序过长，有的被不当迟延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

3.违法诱惑侦查的起诉。诱惑侦查是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侦查手段，但是如果采取了不当的诱惑行为，使被告人的犯意或犯罪行为完全是建立在引诱的基础上，有时甚至整个案件建立在侦查机关“设计”的基础上，则显然违反了国家权力行使的公益性和不得诱人犯罪的基本理念，违反了正当程序原理，构成公诉权滥用。目前，在日本出现了公诉权滥用论扩大化的现象，根据违法的诱惑侦查的起诉，被认为是公诉权滥用。美国通过1932年的索勒斯案确立了“陷阱抗辩”(entrapmentdefense)后，如果采取非法诱惑侦查手段，可能构成滥用公诉权，导致起诉被撤销。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也确认违法诱惑侦查构成公诉权滥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特定犯罪比如犯罪、有组织犯罪也采取了诱惑侦查手段，但由于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出现了许多违反诱惑侦查的现象。但根据2000年《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工作纪要的通知》，许多国家普遍构成公诉权滥用的“犯意诱发型”非法诱惑侦查，在我国只能从轻处罚，并不构成公诉权滥用。

4.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起诉。由于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可能导致案件的证据遭受实质上的破坏，无法通过其他的补正行为来进行完善，从而被确立为公诉权滥用。

其一，公诉权行使主体错位。公诉权行使主体的设定，对于规范公诉权的合法、合理运作，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起着重要作用，其他主体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属于公诉权滥用。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签发起诉书的大陪审团必须符合法定的主体要求，否则可能导致大陪审团起诉书被撤销。

其二，违反诺言的起诉。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必须维持必要的公信力，违反诺言的起诉将构成公诉权滥用。违反诺言的起诉最主要表现为承诺作出不起诉后违反诺言提起

公诉，还有达成辩诉交易后违反交易提起公诉两类。英国在R.v.CroydonJustices，ex，parteDean(1993)案中上诉法院宣称，违反诺言起诉这样一个被告人是公诉程序的滥用，“其曾经帮助过警察侦查案件，从而合理的期待自己在与该案紧密相关的罪行方面不被起诉，尽管他从未得到过明确的保证。”学者罗克信认为，如果检察机关“承诺对被告人之某特定行为不加追究，然其却未加遵守时，则该未兑现承诺的行为为违反公平审判原则。应当成为诉讼障碍，导致案件的公诉可能被撤销。”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一旦控辩双方达成交易，则控方没有正当原因不得违反交易进行起诉，否则将导致公诉被撤销。

三、违反公诉裁量权的滥用

违反公诉裁量权的滥用严格地来说，也属于违反程序正义的起诉，只是表现为因为违反裁量权行使的合目的性而被认为是违反了程序正义，从而构成公诉权滥用。

1.歧视性起诉。如果公诉人背离了“公共利益”标准，有歧视地起诉某个或某类犯罪嫌疑人，则该行为可能违反“法律平等保护原则”，从而因为违反宪法而构成公诉权滥用。目前，歧视性起诉理论在美国发展最为完善。美国检察官有选择犯罪嫌疑人和起诉罪名的权力。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YickWov.Hopkins案中认为，根据法律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联邦和各州都不允许进行歧视性地选择起诉。否则，属于公诉权滥用，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控诉。此后，通过Oylerv.Boles(1962)、Waytev.UnitedStates(1986)、Wadev.UnitedStates(1992)、Statesv.Armstrong(1996)确立了选择性起诉的辩护及其诉讼机制。

日本也确立了歧视性起诉导致公诉权撤销的规则。在theKawamotoMinamata案中，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有一定的界限，如果滥用起诉裁量权系基于检察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了以平等权为核心的基本人权，而且法院认为公诉明显违反正义时，应当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48条为由驳回公诉。”该上诉后，日本最高法院承认了选择性起诉可能构成公诉权滥用，但只限于“提起公诉本身构成职务犯罪这种罕见的情况”。

2.报复性起诉。公诉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提起公诉必须具有正当的依据，公诉人不能利用权力报复公民，否则即使案件符合其他的实体条件，也违反了正当程序，将构成公诉权滥用。报复性起诉的主张也是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对公诉决定进行质疑的一种有力辩护。1974年在布莱克诉佩蒂(Blackledgev.Perry)一案中，被告人被认定轻罪伤害后，申请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于是，检察官基于相同行为以重罪伤害对被告人重新起诉。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其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撤销起诉。英国也确立了相类似的原则，“如果公诉机关恶意作出起诉决定，法庭会认为其滥用程序，将案件驳回。假如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起诉必定是恶意的，那么起诉必须以对被告有利的方式解决(或者对其做无罪判决或者撤诉)。”在日本，“依据多数学者观点，基于报复地恶意起诉也构成公诉权滥用，导致法院作出免诉判决。”

报复性起诉在我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举报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些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却出现了报复性起诉的现象。最近我国又出现了一系列以诽谤罪打击报复公民的现象，比如彭水诗案等。特别是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抗化，导致控辩双方的磨擦更加激烈。实践中，发生了不少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打击报复辩护律师，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现象。

3.轻微犯罪起诉。裁量性起诉还包含一个问题，即对于明显轻微，显然应当裁量不起诉的案件，如果检察官违反公共利益提起公诉是否构成公诉权滥用?这是日本的“问题意识”。日本学者井户田教授把“是否存在应当起诉犹豫的情节”纳入了公诉权滥用论的范围，使起诉便宜主义的运用成为司法控制的对象。⒂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具有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检察官的公诉裁量权不进行过多的限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具有存在的合理、必要性。如果不当剥夺了这种裁量权可能对导致被认为是公诉权的滥用。⒃总体上说，由于我国严格控制不起诉，检察院甚至对一些非常轻微的、显然不具有公共利益的案件也提起了公诉。

四、对域外公诉权滥用形态发展的评述

从考察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规定了公诉权滥用的不同形态，但总的来说，美国和日本的公诉权滥用理论最为发达。其中，有五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传统上，各国主要以不符合公诉证据标准和丧失国家刑罚权的追诉等作为公诉权滥用的类型。但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人权保障不仅意味着保障其实体权利，也意味着保障其程序权利，程序正义已经成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新型标准，许多其它滥用程序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公诉行为，逐步被确立为公诉权滥用并继而对其进行程序制裁。

二是在公诉权滥用的认定上，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实现良性互动。大量违反宪法的行为被确认为公诉权滥用，比如美国引入宪法中“法律平等保护原则”、“迅速审判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将违反宪法条款的公诉行为界定为公诉权滥用。这样使宪法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进入日常的诉讼领域，宪法在实践中发挥制约国家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法治效能。同时，也促使刑事诉讼中公诉权滥用类型的进一步扩展。从而，即使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文规范的情况下，也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提供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

三是各国更加侧重规制起诉权滥用，而对不起诉权滥用制约相对较少。无论检察官拥有很大裁量权的英美法系，还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很小的大陆法系都体现出这一特点。与不起诉相反，起诉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害更大。而现代刑事诉讼法是以关注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为中心，更何况公诉权滥用论往往是实践中通过辩护发展起来的理论，所以对起诉权滥用更为关注。

四是对歧视性起诉、报复性起诉等公诉裁量权滥用形态近年来得到了更为显著的关注和规范。这是与当前各国纷纷扩大起诉裁量范围，希望通过公诉裁量分流案件，实现国家政策的司法现实，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美国检察官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不起诉裁量权”和广泛的指控选择，这大大增加了公诉权滥用的可能性，进而在实践中发展出歧视性起诉和报复性起诉滥用类型来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日本的情形基本上也是如此，审前程序中检察官权力巨大，又缺乏对公诉进行审查的预审程序，公诉权滥用的机率非常高，导致实践中产生了公诉权滥用的辩护，促进了公诉权滥用理论的发展。但由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公诉裁量权还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再加上民法法系国家以立法作为判决依据的传统，导致对公诉裁量权滥用的确立举步维艰。大陆法系公诉权滥用理论方兴未艾，确立公诉裁量权的标准似乎任重而道远。随着各国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对国家权力行使正当性的强调，公诉裁量权的进一步扩张，将歧视性起诉、报复性起诉等确立为公诉权滥用似乎是必然的趋势。

五是公诉权滥用形态在实践中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并丰富其内涵的概念。德国学者罗克信指出，“最近越来越多的见解主张，因为公家违反法治国家原则———例如因司法机关之过失造成诉讼程序过长的特别案件或者因违反公平审判原则之案件———此均应视为程序障碍。不过此可行性及其实施范围如何，尚待学__术界之研究。”⒄英国在RvDerbyJJ案中，法院认为，如果起诉者已经操纵了或者滥用法院程序，以至剥夺了法律提供给被告人的保障，起诉者获得了不公平的利益，就已经构成了滥用程序。⒅这种抽象的界定，为以滥用程序为由，质疑起诉创造了不断拓展的空间。文中归纳的几种情形只不过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公诉权滥用形态。随着各国宪法和法律对程序公正内涵的完善与发展，将不断确立新的公诉权滥用形态。

五、我国公诉权滥用形态的重塑

目前，我国对公诉权滥用并没有形成理论上的体系，也缺乏制度上的建构。学界对于何为公诉权滥用，其标准如何?如果构成公诉权滥用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缺乏基本的学术关注。刑事诉讼中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基本上都围绕被告人是否有罪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尽管近年来对于程序正义的研究导致对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理念的反思与批判，但对程序正义的倡导特别是制度建设仍不够深入，违反程序正义滥用公诉权尚未真正进入学术视野。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犯罪嫌疑人不能以公诉权滥用来质疑公诉决定，没有对公诉权滥用的法定判断标准，更没有对公诉权滥用的程序性制裁。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违反起诉证据标准和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条是滥用公诉权，但公诉权滥用并未成为独立的，产生程序后果的法律概念。

关于公诉权滥用的判断标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形成以下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判断公诉机关是否滥用公诉权，不应以法院是否作出有罪裁决为标准，而应当根据公诉权行使的诉讼条件是否具备来判定。无论是程序性诉讼条件不具备还是实体性诉讼条件不具备，公诉机关都无权对案件起诉，否则就是滥用公诉权。实体性诉讼条件，主要是由一定证据支撑的犯罪构成。程序性诉讼条件，是指符合起诉的程序性要求，如管辖、时效、被告人在案等。其观点强调公诉权滥用应当以公诉时是否具备公诉条件来判断，不以是否作出有罪判决为标准。

有学者认为，不能将诉讼条件视为唯一的标准。如果法院裁断被告人无罪，则至少表明检察官的指控是不准确的、不正当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不该诉而诉”的现象，即使表面上合法，也无法掩盖检察官可能滥用公诉权的客观事实。所以，法院的有罪裁决是裁断检察权是否滥用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同时认为，衡量公诉权是否滥用，合目的性或合理性原则也是重要的标准之一。⒇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可以以宣告无罪本身作为判断构成公诉权滥用的标准。另一方面将合目的性也作为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的重要标准。

有学者认为公诉权滥用的认定标准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具有实施滥用公诉权行为的事实，主观上应有过错或者过失。21这种观点将主观方面引入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存在非常大的不足，我国公诉权滥用的形态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其一，公诉权的运作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公诉行为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违宪的公诉行为显然构成公诉权滥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公诉，应当认定为公诉权滥用。

其二，公诉权滥用与否不应当以是否判有罪为标准，只要提起公诉时符合公诉条件，就不会因为法院判无罪而构成公诉权滥用。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却以是否判无罪作为公诉权是否滥用的重要标准：一方面将无罪判决作为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公诉案件被做无罪判决被认为是起诉错误。我国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第二条规定了，“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经审查确认法院判决正确的”，属于起诉错误。

笔者认为，根据诉讼行为理论，诉讼行为的合法性只以其是否符合法定的诉讼条件为标准。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在于公诉权运作的正当合理性，而不是解决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问题。提起公诉这一诉讼行为是否有效，只以是否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为准。从国外来看，并没有任何国家以是否判有罪作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标准。而且，公诉权滥用理论着眼于在审前否定不当公诉的效力，使案件不进入实体审理。如果为解决是否开启审判的公诉权滥用理论，却以审判结果作为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的标准，显然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三，引入合目的性、程序正义理论作为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的标准之一。在判断是否构成公诉权滥用时，不仅要考查公诉权的合法性，公诉决定是否依法作出，而且要审查公诉的合目的性，即公诉裁量是否公平、合理。唯有裁量起诉违反了国家宪法，或明显超过限度，对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了较大的损害，则法院才有权介入。这在英美法系表现的十分明显。否则，如果赋予法官过大的审查权，可能会导致法官过分干预检察官的公诉政策实施。

其四，必须认识到公诉权滥用的多样性，统一规定一个“单一的”公诉权滥用标准并不科学。在涉及检察官恶意提起公诉的公诉权滥用中，比如报复性起诉，显然检察官的主观状态是公诉权是否滥用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公诉权滥用并不都基于公诉机关的主观故意。因为，防止公诉权滥用的主要立足点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将滥用的标准完全建立在公诉机关主观故意的基础上，由于主观故意难于证明，必然导致公诉权滥用难于界定，从而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所以，不论检察官主观上是否故意或过失，只要起诉时不符合法定的证据标准就应当认定公诉权滥用。因此，应当区别公诉行为，研究每一类具体的公诉权滥用标准。具体而言，我国公诉权滥用的形态和标准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诉权滥用的实体标准应当包括：无刑罚权的起诉、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和违反公诉证据标准提起公诉三种情形。就公诉证据标准而言，除日本外，各国都表述为“合理的根据”或“充分的证据”，比定罪的证据标准低。一些学者提出我国也应当降低公诉的证据标准。笔者认为在强化检察官、法官的独立性，建立预审制度的基础上，可降低公诉证据标准，否则应当维持现有标准。

其次，参照各国及我国实践现状，笔者认为至少还应确立违反迅速审判、违法重复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等构成公诉权滥用。所以，针对我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至提起公诉之间时间过长的现象，应当立法加以缩减，而且，检察机关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起诉，无正当合理的原因非法延长诉前期限的，构成公诉权滥用。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如果缺乏新事实、新证据的属于公诉权滥用。同时，案件受一事不二审的限制，不得重复起诉。但必须明确的是，界定为公诉权滥用的程序行为必须足够严重，导致无法补救，对于轻微违反程序的行为不应当视为公诉权滥用。公务员之家

最后，我国也应当以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基础，将滥用公诉裁量权，非公平合理地对待犯罪嫌疑人，在行为严重时界定为公诉权滥用。这主要表现为歧视性起诉。而且，违反正当程序报复起诉也应当构成公诉权滥用。歧视性起诉和报复性起诉都不以是否符合定罪标准、是否符合公诉证据标准、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为标准，而是以其裁量权是否正当行使为标准。对于十分轻微应当不起诉的案件，检察官不顾公共利益而起诉的应当构成公诉权滥用。

参考文献：

①[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②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③AndewAshworth，TheCriminalProcess：AnEvaluativeStudy.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5，pp.186.

诉权范文篇4

所谓经济公益诉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定、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人提起的诉讼。作为对传统法律理论与传统诉讼法律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与传统的普通侵权救济诉讼方式和手段相比，这一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公益诉讼目的上的公益维护性。在单纯私人利益受损害的情形下，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借助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作为经济公益诉讼标的的经济违法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却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而经济公益诉讼之“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经济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社会经济公益。

2.经济公益诉讼功能上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实际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尽量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在经济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诸如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经济公益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有必要在经济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通过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3.经济公益诉讼具有与经济法的契合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决定了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应采取公益诉讼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诉讼法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将是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制裁经济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彻底解决复杂经济纠纷的有效举措。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障碍及西方国家的启示

经济公益诉讼在国外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则尚属于新生事物。构建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必须克服的障碍。笔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诉权配置问题或与诉权配置相关的问题。我国当前经济公益诉讼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诉权虚置，导致经济公益诉讼启动困难。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程序上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但传统的民事诉权理论和诉讼当事人理论认为，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正当当事人是发动司法诉讼程序的基本前提。诉权就是民事主体在其自身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通过审判予以保护的权利，有利益才有诉权。诉讼当事人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民事主体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能够成为适格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也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是说，有资格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必须是本案实体权利的享有者。然而，经济公益诉讼是在案件没有直接受害人，或者虽然有直接受害人，但其因各种原因不愿起诉或不能起诉的情况下，由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提起的诉讼。显而易见，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并非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提起诉讼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实体利益。因此，在传统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公民或社会团体作为经济公益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于理不符、于法无据。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就目前的法律环境而言，也无权提起公益诉讼。各地检察机关曾经尝试以原告身份提起了多起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反垄断的案件，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依据，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法院不再受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的批复叫停。检察机关当然可以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而参与国有资产流失等案件诉讼，但支持起诉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这就使检察院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的地位相当尴尬。如果公益诉讼的诉权虚置，则检察机关的“支持”也就无从立足了。要使我国经济公益诉讼走上正途，首先必须找到解决公益诉讼诉权配置问题也即公益诉讼的启动权问题的钥匙。

从西方各国法制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公益诉讼都是实践与经验先行的一个领域，是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国家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大致均经历了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美国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积累之基础上，发展出“私方检察官”理论，进而在若干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确赋予私人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起诉的权利。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均规定对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可提起衡平诉讼。但在公益诉讼方面，最有美国特色的是公民诉讼和相关人诉讼的制度。公民诉讼是指任何人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而相关人诉讼，是指有相关身份的公民可以特定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在原告诉讼资格上，美国法律作了很大的扩张，并没有严格要求原告与该诉讼有所谓的“直接利害关系”。但美国这种过于鼓励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诉权滥用的弊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依据法律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但在其实践中又产生了一种以社会团体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团体诉讼形式。所谓团体诉讼就是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法律主体提起诉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由该社会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与宗旨的诉讼，但其有利判决的效力惠及于其团体成员。这些国家往往通过一些特别法而不是民事诉讼法来赋予具备一定要件的团体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公益诉讼的起诉实施权。如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西方国家经济公益诉讼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及诉权配置的多元化做法可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三、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配置构想

1.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目前的公益诉讼实践中，普通公民提起的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有检察院提起或参与的公益诉讼则几乎都获得了胜诉，这就显示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上的某种有效性。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权，可以视为其法律监督权内涵的拓展，并不违反法理。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我国的国情及检察机关的性质，更是要求检察机关把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职责予以履行。因此，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有责任和义务代表国家利益进行起诉。而且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作为诉讼主体，与公民起诉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公益诉讼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对公民个人的具体利益影响一般都不会太大，个人缺少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大，诉讼费用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公司、大集团，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公益诉讼需要一个专业的诉讼集团来担负起诉职责，而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看，检察机关最为适宜。由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由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可以解决诉讼主体不确定或缺位情况下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遭受损失却得不到救济的尴尬处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直接产生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地位比较超脱，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其实，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的诉权在我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国检察机关创建之初，法律规定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案件其有权提起诉讼。我国入世后，WTO规则关于法的透明度、统一公正的法律实施、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等三项普遍性原则，也将迫使我国的检察制度同国际检察制度接轨。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如前如述，正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

但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检察院不宜作为公益诉讼的唯一提起主体。因为检察机关毕竟是法律监督机关，实行法律监督才是其最主要的职责。而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是个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任务，如果全部由检察机关来承担，难免让检察机关不堪重负，而使公益诉讼效率下降。近期国家治理转型也要求“全能国家”向“后全能国家”转变，公益毕竟不等于国家利益，因此将来法律应该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反垄断等案件，以充分利用司法资源。

2.关于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应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团体诉讼制度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主要形式，诉讼信托理论则为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根据诉讼信托理论，当民众把某些公共利益信托给某一特定主体时，该主体就代表了民众的公共利益，同时被信托了代表民众起诉的权利。具体来说，诉讼信托制度是建立在“专门维护公众利益的团体”和“这一团体有其自身的法益”两个概念基础上。如行业协会具有维护其成员利益的职责和要求，而其自身又具有较为独立的法益，在诉讼法层面应为一种适格的当事人形式。而且由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无疑是代表民众提起诉讼的最佳途径，这是仅靠国家机关代表提起诉讼所难以取代的。而其中行业协会作为维护某一特定行业利益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具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天然优势。一方面，行业协会是特定行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法理上它具有代表民众提起诉讼的正当性，能够充分汇集广大民众的意愿，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具有组织性、协调性、自律性，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行为更为审慎和理性；同时，行业协会较之普通公民掌控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影响力更大，受到的来自对方或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更小，使得经济公益诉讼中原告的弱势地位得以改观，从而增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行业协会作为原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是公民通过社团组织集中行使权利，增加自身影响力的途径，可以最有效地制约经济违法行为，维护自身权益，更有利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价值的实现。

但是，我们对一种制度进行移植借鉴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其本土的适应性。在我国，像国外那样的一些消费者团体、行业协会等并不发达。例如我国当前的消费者团体主要是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但是消费者协会并不是消费者自己成立的自律性的社会团体，它既没有对企业的处罚权，也不能通过章程吸收、约束、指导和帮助会员，处境比较尴尬。我国能够真正代表消费者的自律性的消费者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团体力量普遍微弱的情况下，公益诉讼对其而言，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公益诉讼中，团体担负的任务是比较有限的，而长远来看，可考虑在时机成熟时通过特别法赋予某些社会团体以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三)关于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往往未及进入法庭就被当事人适格问题挡在了立案之外。因为法院一般认为，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不是私人的利益而讼，原告与该请求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然就不能够获得立案。极少数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并获胜诉就是因为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就是该类法律关系中实际的受害者之一。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和传统的实体当事人诉讼理论相关联的。因为按照传统的当事人理论，法律只能给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以救济，其出发点是救济，是与权利相关联的，无权利则无救济。这种诉讼当事人理论只适用于保护私权及个体利益的救济的民法，而不适用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经济法。要使现行《民事诉讼法》能起到保护公益的目的，就必须对当事人适格作出扩张。在这方面，美国的“相关人理论”可资借鉴，如将“相关”理解为处在这种潜在的损害危险之下就可大大扩张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并可考虑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直接”二字删除。另外，要使普通公民能真正担负起经济公益维护的重任，还必须对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作重大修改，如可考虑吸收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合理内核，赋予普通公民自愿代表全体利益受损的公民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达到以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的最大功能。

但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普通公民的法制观念与“公民诉讼”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近年我国确实出现了一些公益诉讼的“弄潮儿”，如自费发起第一起环保类公益诉讼的浙江农民陈法庆；七次状告垄断业的山西“刁民”郝劲松；以一人之力憾动“全国牙防组”的李刚等，其榜样示范作用不容低估，但不可否认“厌讼”仍是我国主流诉讼观。私人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提起诉讼的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一机制将最大发挥对经济违法行为的“全民皆兵”的威慑功能，宜作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长远的发展方向。但在现阶段，基于诉讼经济和有效的考虑，在经济公益诉讼诉权配置上笔者主张以检察机关为经济公益诉讼的主导，以相关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为补充，而不赞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普通公民对于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可向检察机关检举、告发，检察机关再据此决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公益诉讼。

参考文献：

[1][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诉权范文篇5

一、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对诉权的影响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是人类国家制度发展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两种权利各司其职、互相制衡使社会公正得以保障。诉权是依附于司法权而发生的，没有司法审判，就没有诉；没有审判权，就没有诉权。在目前我国的法治实践中，行政权、司法权对诉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行为，如专利复审和商标评审。这是由其自身的特征和时效需要决定的。同时，这两个委员会的组成和审理方式，已实现准司法程序，即有了双方抗辩权和合议裁决权。还有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裁决终局行为，使行政权的政策性规定被司法权接受，如落实政策行为和实践中难以起诉的地方政府强制农民种、养殖行为，以及城镇不规范的强制拆迁等工作侵权。

二是审判机关自己作出的司法解释和文件性规定，将一部分民事诉讼让权给行政权去最后决定，这多是由于历史原因，如落实政策行为，还有“”后平反的冤假错案，当事人现在又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权想推卸这部分复杂的不好处理的工作。

三是基层综治组织和民调组织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强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尤其是上级综治组织对下级综治组织实行机械的数字考核，发案率不能超过百分之几，调解率必须高于百分之几，否则“一票否决”等。这些也限制了诉权行为。

二、司法解释缺陷对诉权的影响

我国已经有了三部诉讼法。从法律制度上看，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保护诉权的制度。从法律适用规则和立法权限上看，司法解释只能在立法权已经确定的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一些操作性的规范解释法律本身中已有但尚不明晰的具体内容。不能对已有法律进行变更性解释，如扩大解释和限制性解释。但实际上，三部诉讼法是立的比较完备周祥的法律，但同样有数倍于原法律的司法解释、答复等相配套才能真正实施。《刑事诉讼法》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三百多条，最高检察院的109条，后来又增加了48条。另外，还有各高级人民法院解释、说明、规定、答复等更是不计其数。再如最高法院1992年法发38号文件《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是一个法院内部的工作指导性文件，涉及到房地产落实政策和历史遗留问题则“不受理或驳回”、“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一规定，对大量的历史房地产纠纷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法院实际上均照此执行，这个文件实际上限制和收回了法律已经赋予当事人的诉权。

近年来，为化解金融危机，政府撤并了大量的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公司等，每每总伴有最高法院或省高级法院的通知下发，要求各级法院不受理与这些金融机构有关的案件。

三、司法体制及法官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对诉权的影响

诉权范文篇6

[关键词]诉权，公益经济诉权，宪法权利，社会经济权利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尤为明显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利益的冲突和整合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各种新型权利的勃兴。社会经济权利（或者称为“公益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就是这种新型权利勃兴的突出表现。我国传统宪法权利体系仅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两大块，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走向现代法治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的残缺现象已成为中国宪政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对社会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文试图以公益经济诉权为着力点，以宪政为视角，探讨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从而为宪法对公益经济诉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完善宪法权利体系，为宪法的完善，为创制一部“活的宪法”提供理论依据。

一、公益经济诉权存在的法权基础

权利有无社会性即社会共同性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是由于在一定社会中，相对于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权利主体之间必然也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这不仅指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等，例如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也关涉到人们需要普遍保护的利益和权利。社会权利的总量具有递增性。社会权利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和分工的深化而递增的。人类每一项发明创造、每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的开辟，都意味着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利。[1]社会权利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对整个法学都非常必要的概念，因为它第一次使社会整体利益成为一种思维形式并进入了法学领域。[2]社会经济权利是社群主义人权观的制度化形态。该类权利关涉人类尊严和自由在经济领域的承认与保障。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扶助与保护，意在谋求社会正义和平等，更多体现为社群主义人权观的制度化表达。在此权利框架内，国家以值得信赖的形象被赋予“福利国家”的职能设定，承担尽其资源能力以适当方式实现该类权利的渐进性义务。主体权利和国家义务的渐进性，则使该类权利在核心内容之外的边界难以确定，可诉性和司法救济的实现相应遭遇障碍，社会经济权利的成熟程度因而逊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人权观，在有限政府和法治框架内强调个体性基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的社群主义人权观则在政府职能的扩张性体制中侧重公共性基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连接不同语境规定性的各人权观念间及其与各实证化人权形态间的此种紧张与对应关系，集中体现于被称为“世界人权宪章”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权利公约》中。

实际上，我国宪法法理上和具体立法中，都有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论述与规定，只是不详细而已。我国宪法理论界对基本权利的分类主要依照《宪法》条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之种类与学说理论的标准进行划分。其主要观点如下：（一）以宪法立宪例关于基本权利的分类为标准，将基本权利分为十种类型：1.平等权、……6.社会经济权利、……10.华侨的权利。[3]

（二）以基本权利的性质为标淮，将基本权利进行概括的分类：（1）政治权利、（2）社会经济权利、（3）人身权利。[4]或者（1）平等权、（2）政治权利和自由、（3）人身自由相信仰自由、（4）社会经济文化权利、（5）特定人的权利。[5]

（三）以学理分类与立宪例结合的标准，将基本权利分为六类的分类：1.平等权、2.政治权利、3.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4.人身的自由与人格尊严、5.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6.获得救济的权利。[6]《宪法》要求个人不得侵犯任何《宪法》规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12条第2款第2句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又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修建铁路、公路、公共设施，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对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第2条，《外资企业法》（1986年）第5条，《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4年）第4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里的“社会经济权利”显然不只是财产权利与私权，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在一定意义是是对社会经济权利的认可。通称的社会经济权利，它和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有区别也有联系。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是从“自然”意义上讲，人自身应具备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集体主义产物，是政府给予公民的权利或福利。可以说，社会经济权利的赋予要求既对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加以扩充和保障，又必然加以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经济权利看作是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下的发展和延伸，这种以发展和完善人权为目标而产生的新的集体主义的人权观，既保障传统的人权，又提高现代工业社会之下的公民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从诉权的一般理论来看，诉权是一切社会冲突最终进入司法领域并得到解决的根本前提，是一种当事人基于特定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要求司法机关进行裁判的权利。“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诉权，是国家赋予社会主体在其利益受到损害和与他人发生争执时，请求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7]因此，公益经济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否通过诉讼程序加以保护，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诉权。我们把这种在特定的侵害公益经济权利的事实发生后，特定权利主体（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公民、团体和机关）要求法院依法进行裁判的权利，权且称为公益经济诉权。但是，公益经济权利的实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在现有宪法制度框架下所安排的三大诉讼的传统模式，只将民法、刑法、行政法上所需要的保障性权利——诉权，细化到具体的诉讼法律制度中。而经济法上的基本权利——公益经济权利，却因为其自身价值取向迥异于其它传统部门法权利，在现行的审判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的诉权，无法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最后的救济，而成为一种宣言性的权利。近年来，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因此，赋予公益经济权利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

二、公益经济诉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

“诉权是一种救济权，是一种一切公民所平等享有的宪法性权利。而且，诉权也是给予每一个公民从制度上表达自己意志的途径”[8].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么权利就形同虚设。任何权利的设定，都要求诉讼的最后保障。诉权作为一种保障性人权，正在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将诉权宪法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公益经济诉权的确认，符合诉权宪法化的趋势，对于宪法和法律所确认或所应确认的实体性权利而言，属于保障性、程序性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虽然有人认为，“公民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对于保护公民的实体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9]但是，公益经济诉权在正常状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作为一种实体权利（民主权利）时，只保留对这种权利行使的可能性；当它呈现为动态时，就是启动诉讼使它作为一种民主权利的属性得以实现。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利形态。它的行使，使它同时在同一行为中实现同一权利外壳下的不同权利内容。它不仅以一种实体的民主权利的形式存在，而且以一种实现这种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的形式存在。经济公益权作为一种实有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公益经济权利的保障却远远没有达到人民设定这种权利的最初目的。权利实现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但权利的保障，只有借助国家权力的力量，通过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这种它律方式，经过司法这一中介环节，才具有切实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诉权是国家为保证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权利具有‘实然性’而设定的权力救济权，没有诉权的存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权利。相对于基于基本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而言，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性权利。”[10]公益经济诉权是公益经济权的保障权利，是在人民的经济公益遭到损害，从而使个人利益在共同利益受到破坏的情况下不能实现时，使人民有权提起诉讼，通过保护公益的途径来保护个人利益在公益下顺利实现的权利，是公民应当有的基本权利。

民主是宪政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原则，人民主权是其核心内容，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我国宪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邓小平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1]显然，推进民主政治，不仅要赋予人民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权利，而且，更要为实现这种民主权利寻找广泛而适当的途径。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发展，将为人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提供权利支撑。人民主权是公益经济诉权的最初来源。“人民之所以有经济公益诉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管理国家事务”。[12]在我国，民主的内核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是推行宪政的首要任务。“要切实保障人民主权，就必须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13]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使得人民在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要求人民法院对损害经济公益权利的行为加以裁判，使遭到损害的经济公益权利得以恢复，从而使得社会程序得以正常运行。人民通过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直接进行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公益经济诉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公民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因而，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民主权利。

人民主权内涵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对其代表的监督。因为，人民虽然是一切权力的真正拥有者，但不可能是一切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在现代民主政治下，人民的权力通常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实现。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及国家和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应当向人民负责。但是，这种由权力代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方式并不总能符合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社会公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由于代议制民主制自身的缺陷，权力代表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现实法律生活中，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关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行使自己的职权，例如，在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的驱动下，甚至滥用职权，放纵对公益经济的破坏行为。主权在民的理论认为，人民有权对权力使用者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在其不能正当使用权力时，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要求其正当运用权力直至取消对他的委托。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的权利，当公益经济遭到损害时，公民在没有公益经济诉权的情况下，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主体的不当行为的监督权利就很难实现。只有公民拥有公益经济诉权，使其在公共权力错位时，有权以诉讼的方式直接制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或要求有责任制止损害经济公益的组织行使其职权。公益经济诉权是一项切实的、可以行使的监督权利，为监督相应职权部门正当履行自己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责提供了现实的权利基础，使公益经济诉讼成为实现监督的一种方式，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监督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法权利。

三、公益经济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传统的宪政理论无不表明了人民对权利的无限关怀和对国家权力的无比警惕。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一种针对公权力的法，其功能在于控制国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传统的民主理论的局限在于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看成天然的，格格不入的死敌，把对国家权力的防范当作宪法的唯一目的，从而忽略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联系。“从宪法的意义上来说，宪法是用来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法律规范，权利和权力关系的协调问题贯穿于宪法的始终，二者的有机协调是宪政秩序得以型构的前提基础。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势必招致专制，从而背离宪政的意义；反之，如果公民的权利过大，国家的控制趋于弱化，必将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4]显然，宪政一方面要求彰显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所以，除了强调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滥用权力和权力无限扩张之害之外，还要必须容纳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有效的履行许多重要的对内外职能的国家。这种国家应该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独立与统一；能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某种社会正义的职能。因此，我们在从保障人民权力的角度对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进行考察后，再从加强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确认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是很有助益的。

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是加强国家依法治国职能的重要手段。依法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管理国家事务是国家的根本职能。正如贡斯当指出：“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他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15]人民把权利授予国家，由国家依法行使权力是人民主权的题中之意。我国宪法第我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治国的内涵是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得到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然而在我国大量损害经济公益的案件存在，却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赋予相应的诉权，导致了这种现象的日益猖獗和国家的遏制不力。一方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最终处理没有相应的法律，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无法可依导致了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放任，明明违法却不会招致法律制裁，从而出现违法不纠。公益经济诉权的缺位，严重的削弱了国家权力，尤其司法权对国家事务的合法参与，最终导致了人民赋予国家的权力不能为全体人民所掌握，部分人通过损害公益满足了私益，而更多的人的利益则受到损害。国家权力的运行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国家权力在分工和制约中得到平衡，从而使国家权力得以健康有效的运转。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平衡制约是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由于没有相应诉权，对于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制裁往往倾向于由行政机关解决，这种解决方法最终导致的是行政和司法的严重混同。使由损害经济公益的行为引起的纠纷的最后解决偏离了司法轨道。判断权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事实上意味着司法权的分解，这一分解明显消解了司法应有的职能和完整性。这就导致了两种后果的产生：（1）由于处理权在行政机关，致使行政权在处理公益经济受损案件中，一家独大，一方面可能由于权力过大，而出现权力的不当使用，从而损害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权力范围的过于宽泛，使得国家向行政机关投入大量新的成本，而浪费其他权力资源，比如司法资源。更何况还有可能因行政方式自身的局限，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因损害公益经济所引起的纠纷。（2）司法权在保障公益经济领域的旁落是其导致的另一后果。这里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形，首先，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起诉，法院就不可能对某一案件有审判权。因而，对公益经济受损案件的无能为力，导致了司法权的软弱无力。其次，司法权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利基础，从而不能实现对独大的行政权的制约，权力制衡无从实现。很明显公益经济诉权的不明晰，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失衡，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要建设符合正当性的国家权力来保证人民主权的真正实现，就必须完善宪法权利体系，公益经济诉权对于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具有宪法权利属性。

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我并不提倡经常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法律必须和人类的心智一道携手并进。随着时移境迁，只要人的心智变的更为发达，更为开明，只要有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新的真理，行为方式和舆论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发展。”[16]显然，推进宪政要求宪法对新的权利作出某种制度安排。在新时期，由于新型权利的兴起以及宪政理念的发展以及公益经济诉权之宪法权利属性的揭示，要求在宪法的权利框架下对其加以制度安排。确立公益经济诉权基本权利地位，符合宪政的根本要求，有利于宪政的推进。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理念，民主是基础，法治是条件，人权保障是目的。

参考文献

[1]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刘茂林：《也谈宪法学体系的重构——评社会权利分析理论之争》，《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

[3]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386页。

[4]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原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页。

[5]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430页。

[6]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84页。

[7]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8]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9]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93页。

[10]莫纪宏，张毓华：《诉权最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法学杂志》2002年第4期。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12]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89页。

[13]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4]刘志刚：《宪法的哲学之维》，《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

诉权范文篇7

论文摘要：我国《宪法》第41条的规定引起了我们对申诉权的宪法定性问题的质疑，中诉权不应属于监督权，而应属于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这样的定性对我国宪法理论的完善和宪法立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第l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条第3款又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从上述条款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六项公民的具体权利，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国家赔偿请求权：我国宪法学将其概括为“监督权”。

然而，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监督权”里怎么包含一个“请求权”，即国家赔偿请求权。那么，监督权和请求权是一个概念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要追究一下，其它的五项权利真的就无可争议属于监督权吗?我们稍加分析就可得出结论。

第一个问题，监督权和请求权是一个概念吗?公民监督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对国家机关的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而一般意义上的请求权(对请求权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这里是狭义的请求权，广义的请求权在后文中也将提及)，是指当公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因国家机关所作出的决定、判决、裁定违法或者不当而受到损害时，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要求予以撤销或者改变，以矫正和制止侵权行为，使受损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的权利。监督权和请求权虽然在内容上有相互交叉渗透，在功能上有相互依赖、互存互补的联系，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两者的权利性质不同，监督权属于第一性的权利即原权利，请求权属于第二性的权利，即救济权。其次，两者的行使目的不同，对于行使监督权的公民来说，其目的在于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维护公共利益，本人与所反映的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请求权的行使主体通常是自身权益遭到侵害的当事人，他们向有关机关申诉或者请求国家赔偿，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二个问题，其它的五项权利真的就无可争议属于监督权吗?我们不妨从监督权的性质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监督权注重的是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只有通过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才能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体现人民的意愿；同时，通过监督权的行使，人民才能参与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等活动，保证人民真正的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实现人民主权。因此，监督权从实质上说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宪法上的一种实体性的权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批评权、建议权、和检举权能够帮助公民实现政治参与，具有监督权的属性。然而将控告权和中诉权定性为监督权却具有争议的地方。至于控告权，从学理上看，它应包括公民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违法或失职行为的控告权以及公民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对其个人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的控告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前者属于政治性的权利，后者则属于非政治性的权利。所以，控告权既具有监督权的属性，也具有监督权以外的属性，把控告权完全定性为监督权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暂且把控告权也定性为监督权。至于申诉权，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直觉：申诉的行为和公民个人权益受侵害的事实是密不可分的。仅从这个直觉，我们都开始怀疑申诉权的政治属性了，这就涉及到本文讨论的重点问题——申诉权的定性问题，即申诉权属于监督权吗?如果不是，它应当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

二、研究申诉权宪法定性问题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我们研究申诉权的定性问题，就是要做到对申诉权的理性认识。即对申诉权本质的认识，以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然而目前宪法学界对申诉权的性质仍存在非常大的争议。有的学者将申诉权定性为监督权：有的学者将申诉权定性为政治诉愿权；还有的学者认为申诉权具有双重性质：既具有监督权的性质，又具有“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性质。学界的百家争鸣本是一件好事，道理应是越辩越明的，然而我们不愿看到的是人们仅仅停留在争论的原地，这样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都无法向前发展。所以尽早确定申诉权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主要体现在：

首先，有利于宪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我们知道当代各国宪法所关注核心问题无一例外的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然而，限制国家权力仍然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所以权利学说一直是各国宪法理论的重点课题。尽早确定申诉权的性质，可以解决权利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使宪法学家们腾出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其它问题，从而促进宪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其次，有利于宪法立法的完善和发展。假设通过我们的论述发现申诉权并不适于归属于监督权，那么宪法将巾诉权和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放在一起规定是不合适的，有改革的必要。另外，确定申诉权的性质，有利于宪法指导下的下级立法的完善，有利于建立我国科学的法律体系。

最后，有利公民权利的保障。我们知道，我国宪法在具体的案件中不具有直接适用性，然而我国有公民的申诉权，尤其是行政申诉权较少受到具体法律的规定，在许多行政管理领域公民的行政申诉权没有确立，公民无法运用行政中诉权对违法行政进行监督和寻求救济。通过确定公民申诉权的性质，进一步完善申诉权方面的有关立法，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

三、申诉权的宪法性质——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一)中诉权的定义分析

我们耍研究申诉权的性质，必须首先要明确ql诉权的定义，但“申诉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让我们先从对“申诉”的理解开始吧。《辞海》对“申诉”的定义是：“公民对有关的问题向围家机关中述意见、请求处理的行为有两种：(1)诉讼上的申诉。即当事人或其他有关公民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不服依法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要求。(2)非诉讼上的申诉。如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同家机关提出中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参见‘行政申诉”’。而《辞海》对“行政中诉”的定义是“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益或利益同家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或处分不当而遭受损害时，依法向原处分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提出制止违法行为、撤销或变更原处分、或赔偿损失的请求”。。从上述《辞海》对“诉”平“行政诉”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中诉可以分为诉讼上的巾诉和非诉讼上的巾诉；第二，无论是诉讼上的申诉还是非诉讼上的申诉都是由当事人因自己的法益受损而提起；第三，尢论是诉讼上的申诉还是非诉讼上的中诉都是因不满原国家机关的处理结果而请求国家机关做出的至少是第二次的处理行为。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学界将申诉权界定为“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判决，或者冈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而受到侵害时，受害公民有向有关机关巾述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是合理的。

申诉权的定义是明确的，而现在的问题足：是否有必要对申诉权的内涵做出扩大性的解释?林来梵先生在他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十】这样写道：“中诉权亦可能包括公民基于个人的政治意志或公共利益而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非批评性或非建议性的、纯属个人疑问或主张之意义上的申诉权，也包括公民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对其个人法益的处置进行投诉之意义上的中诉权，前者属于政治性的权利，后者则属于非政治性的权利。”。可见林先生便对申诉权的内涵做出了扩大性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

首先，在现实生活很少有人会因“事不关己”的原囚反复行使巾诉权。这不是说我们的公民自私，而是由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细化，社会矛盾激增。人们在这个社会矛盾激增的时期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发展和个人利益的维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会相对较少。

其次，中诉权的政治性的内涵和职能可通过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和检举权来实现，没有必要在申诉权中重复。目前我国的诉讼申诉制度己相对健全，多是从非政治性的『『j度规定的。是否非要申诉权政治内涵的加入而改变诉讼申诉主体等一系列制度，笔者觉得只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中诉权宪法性质探讨

1．中诉权不属监督权

根据上文给出的申诉权的定义，我们可以断定申诉权不属于监督权，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监督权属于政治性的权利，而申诉权属于非政治性的权利。政治权利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政治权利具有公共性，也就是说，公民的政治权利所指向的事项足与公民自身权益无直接关联的的公共事务。监督权就是这样一种体现公共性的政治权利。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虽然不排除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更多体现的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通过这些监督权的行使，国家权力受到了有效监控，国家的大政方针更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实现r政治参与。而申诉权则是由于公民自身利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犯而引发的，它所指向的对象是与公民自身权益直接关联的个人事务，具个体性。公民行使申诉权不是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所以中诉权是非政治性的权利。

其次，监督权属于实体性的权利，而}lJ诉权属于程序性的权利。我们知道实体法是规定主要权利、义务的法，而程序法是为保障权利和义务的实现而规定的程序的法。所以由实体法规定的权利主要是实体权利，而由程序法规定的权利则主要是程序权利。目前我国公民的申诉杖主要体现在诉讼法中，所以申诉权属]_：程序性权利。

再次，豁督权属于第一性的权利，而中诉权属于第二性的权利。在宪法学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视角或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划分成若干种不同的类型，如第～性的权利与第二性的权利等。第一性的权利亦称原权利，是不待他人侵犯而存在的权利，第二性的权利亦称救济权，是因第一性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产生的权利。也就是说，第二性权利的存在以第一性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和政治参与意义上的控告权都属于第一的权利，而申诉权属于第二性的权利。而中诉权定义中的“受到侵害”、。‘要求重新处理”等词汇也恰恰反映了这一点。

2．申诉权属于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得出结论：申诉权属j=监督权，它更倾向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的“救济权”或“请求权”。但笔者认为将申诉权定性为“救济权”或“请求权”还不够严谨，确切的讲我们应将申诉权定性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损害或侵害，有权要求予以补救、恢复或对侵害行为予以纠正和惩罚。0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主要包括提起申诉、控告的权利(非政治意义上的控告)、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及取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可视为宪法权利为了自我保障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其之存在。虽然不尽是仅仅为了宪法权利的救济，有时也可服务于一般权利的救济(如裁判请求权)，但毕竟为宪法权利的保障体系提供了自足的和自我完结的内在契机。扶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不等同于救济权，也不等同于请求权。

首先，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刊能等同于救济权。救济权是指公民在其权利受到损害或有关牛存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存在阻碍，穷尽个体能力无法保护或实现其权利时，请求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帮助以弥补损害、实现权利的权利。简而言之，救济权就是权利救济权和获得救济权。这里的权利救济权就是笔者所说的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而这里的获得救济权足指公民在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的的情况下，有从同家和社会获得作为生存基础的物质、经济资源帮助或其它有助于获取物质、经济资源的服务(如提供动培训)的权利。可见救济权的内涵比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内涵要广泛，它既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又包括实体意义上的获得救济权。申诉权属于程序权，所以相对于救济权，将申诉权定性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更为严谨、合适。

其次，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也不能等同于请求权。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作为人权的请求权足指，当公民的公法权利遭到国家公权力的不法侵害时，向围家要求一定作为以实施救济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看，请求权与抉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有很人_程度上的重合。但从广义上讲，请求权的内容比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内容要丰富，所涉及的范更为J泛。请求权中包含的请愿权除了涉及损害的救济以外，还包括公务员罢免，法律、命令或规则的制定、废止或修改等其它事项，它的功能并不仅限于人权救济，主要还在于赋予公民向围家陈述愿翅的权利，以影响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另外，山于“请求权”这个概念在多数部门法中都有出现，这容易使人们在理解相关概念时出现混乱，而将申诉权定性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则町减少这种混乱的出现。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只有将巾诉权定性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才更为科学、合理。

四、将申诉权定性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研究申诉权的宪法定性问题，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完善我们的宪法理论，指导我们的宪法实践活动。从宪法理论研究的角度米看，将中诉权定性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它为我们研究宪法权利体系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思路。我们都知道“无救济即无权利”的法律谚语，然而细究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类，却很难发现“救济”的字眼。传统宪法理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条文的具体规定对宪法权利进行分类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们J自由；人身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和取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和自由；妇女的权利和自由；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及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利，共十大类。当然，这样的分类并不能说明我国宪法中不包含对权利进行救济的内容，但至少反映出我们的学者在我国的宪法理论研究中忽视了权利救济问题。既然通过对申诉权宪法性质的研究我们提出了“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概念，那么笔者认为，在研究宪法权利体系时将“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作为独立的一类基本权利附于公民其他的基本权利之后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是因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是以公民其它权利获得救济所必需的权利，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类型的意义在于为整个权利保障体系提供了一种自足的和自我完结的内在契机；。还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权利”的时代，谈权利问题的学术研究很多，而谈救济的甚少，“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这样一个概念为我们研究权利救济提供了新的思路。究竟哪些权利应当归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归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对这些这些问题的探索也正是完善宪法权利学说理论体系的需要。

诉权范文篇8

一、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权的论争--------------------------------------------(1)

二、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2)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构成，是检察机关成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法律依据-------------------------------------------------(2)

（二）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诉权不仅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

还是对“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原则的保障和落实-------------------------------(3)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和范围可以在法律上得到明确，

进而能够从法律上有效防止民事诉权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侵害-----------(4)

（四）检察机关是唯一适宜享有民事起诉权的国家机关-----------------------(4)

三、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必须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4)

（一）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5)

（二）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5)

（三）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5)

（四）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6)

（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6)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步入市场经济社会，民事主体基于利益驱动，在民事活动中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屡现不断。这些侵害现象能够得以存在和继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法律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致使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追偿，这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对于追究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法律在行使追究权的主体方面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既影响了我国良性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民事活动的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但目前监督不利的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呼吁应引起立法者的关注，笔者基于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良好愿望，建议立法者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法律；诉权。

随着我国步入市场经济社会，民事主体基于利益驱动，在民事活动中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屡现不断。这些侵害现象能够得以存在和继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法律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致使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追偿，这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对于追究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法律在行使追究权的主体方面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既影响了我国良性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笔者基于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良好愿望，建议立法者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本文拟对其中若干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权的论争

早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起草期间，就有学者主张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提起和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但遭到反对。此后,在讨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期间，法学界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再次进行讨论和争辩,尽管199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民事抗诉权,却仍然否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和参加

民事诉讼的主张。归纳起来，对检察机关应当享有民事诉权持否定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认为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涉，不符合民事诉讼的特点。民事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的最本质的特点是采取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即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当事人有权自由处分其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这一特点要求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充分尊重和保证当事人这一处分权利的实现，即使其代表国家干预，也应当在保证民事主体合法自由处分的前提下进行。而检察机关由于不具有可以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权利，其在诉讼过程中就很难照顾到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意志和要求，如作为享有实体权利主体的原告人要求撤诉或者要求法院给予调解等，这也使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诉讼后果等问题难于解决。

第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不利于其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由于提起诉讼并参加诉讼，就必然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成为程序意义上的原告，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的义务。这样就造成了检察机关双重身份（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和法律监督者）的出现，易在诉讼过程中造成混乱。而且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以后，若另一方反诉，或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就会处于被告的地位。这与检察机关的性质是不相称的。

第三、解决应当提起的诉讼而无人提起或者不敢提起这一问题，不能局限于由检察机关来越俎代庖，而应根据社会支持起诉的原则，由各方面的社会力量支持应当起诉的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并行使诉权。

第四、检察机关在非因自身而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对于诉讼标的，其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因而就无起诉权利可言，此外，我国民事诉讼强调调解，而检察机关对诉讼标的只有保护的权限，如果案件是检察机关提起的，法院就无法进行调解，这样就会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很多困难。[1]

“否定说”的上述理由大多是针对“肯定说”而言的。这些理由多少都有失偏颇，且有过于片面或断章取义之嫌。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不仅具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具有其扎实的法理基础，是我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拟就其法理依据和可行性问题试作论述，但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且已有相当的理由支持，所以，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有必要、也必须对“否定”观点的理由进行商榷和反驳，以求得理性的认同。

二、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构成,是检察机关成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表明检察机关有权对一切法律活动进行监督，而其监督的出发点和目的均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如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人民的安危，故检察机关对刑法实施进行监督的主要权能便是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权。就特定的法律监督对象而言，如果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被架空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疲软的、无助的。所以，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而实施的法律监督权，法律应当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才能使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在受到民事主体以民事行为方式侵害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诉讼进而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此时的检察机关并不代表任何当事人，其所代表的是国家和全体人民，其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是其能够享有并行使民事诉权的理论依据，目的则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检察机关正在积极探索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据不完全统计，经检察机关起诉或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已成功判决了一百余件，现已成为指导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示范判例。[2]

（二）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诉权不仅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还是对“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原则的保障和落实。

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和第7条分别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民法通则》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由此可见，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不是绝对不受制约的，因而“民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就成为“意思自治”原则必要的并行原则。可见，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法律根据有二：一是宪法依据。即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权；二是民法依据。即民事主体必须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得滥用民事权利。将后者作为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根据，或许显得有些牵强，但这是立法缺陷所致。既然民法确定了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基本原则，就意味着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要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如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不当的处分行为，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实施监督权。但对那些未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却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有关行政机关的权利又无法企及的民事活动，我国民法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监督机关。这一立法缺陷，使“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基本原则事实上难以得到落实，这或许正是我国民事经济秩序不容乐观、恶意违法的民事活动此消彼长且得不到应

有的民事制裁的原因之一。因此，法律就应当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赋予具体的民事诉权。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和范围可以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进而能够从法律上有效防止民事诉权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侵害。

为确保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不被滥用，法律应当完善两个方面的立法：其一，从民法实体法上明确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或可以参与的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形。其二，在民事诉讼中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或参与诉讼的程序作出特殊规定。就前者而言，立法机关在民事实体法上确定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具体范围时，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并以此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一是特定的民事主体有侵犯国家、社会公益或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存在；二是起诉机制受阻。所谓起诉机制受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不敢起诉，如有关国家机关利用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当事人因惧怕敢怒不敢言；二是当事人基于损公肥私而不愿起诉，如在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案件中，转让方和受让方均是为了私己的利益侵犯国家的财产权益，双方对这种侵权行为当然不愿起诉；三是当事人不能起诉，如精神病人等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监护人的侵犯而又无明确的其他监护人时，因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不能亲自为有效的起诉。总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则上限于国家利益或侵害、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但当事人又不起诉的案件，而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范围则限于侵害国家利益或侵害、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但当事人已起诉的案件。笔者就于去年办理了某单位未经合法程序将国有资产擅自处理造成5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此案经检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对检察机关所提取的证据予以采信，遂依法作出了买卖合同无效，双方返还财产的判决。[3]

（四）检察机关是唯一适宜享有民事起诉权的国家机关。

如果民事活动必须受一定法律监督的结论是肯定的，如果对一定范围内的滥行民事主体的行为必须通过赋予当事人之外的国家机关行使诉权来予以解决的结论也是肯定的，或许还会有人诘问：能否由检察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此种情况下的民事诉权？如果因为行政机关怠于行使权力而使法律目的不能实现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再赋予行政机关对解决同一问题以民事诉权的。而且，行政机关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侵权享有民事诉权，也与其行政性质不相符合。那么，依我国国家机关及其职权设置的现状，该民事诉权不可能赋予给立法机关——尽管立法机关对于行政管理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监督权，但其立法权的法律定位决定了其不可以同时享有民事诉权。同样，该民事诉权也不可以赋予给人民法院，因为诉审分立的诉讼规则决定了作为行使审判权的法院不能同时享有诉权。

三、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必须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面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违法现象，我们

不能不呼吁应引起立法界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认为，从法律上明确、完善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并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就现实而言，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很薄弱，其检察监督的范围仅仅限于民事审判活动，其方式仅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民事检察权仅有抗诉权能是不够的。从相当意义上讲，抗诉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其监督对象是法院。但民事监督权就其质而言，是对民事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而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因此，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和民事程序活动进行监督。目前，我国通过部门法所确定的民事监督权仅限于民事诉讼活动，并不包括民事实体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机关对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国家利益就完全可能因民事权利被滥用而招致损失；如果没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国家的损失就无法追回，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现状，恰能说明民事活动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严重后果。由此说明，既然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国家的利益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一样是需要保护的，那么，民事活动应当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就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的确立就是必须的。

（二）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的整合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的培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个体利益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介入。同时，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腐败，致使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不能行使自己的诉权，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危及社会安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国家诉权出面干预，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实践中，以有多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实践证明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三）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民事实体法调整的对象除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还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问题，前者如婚姻关系，后者如抚养、赡养关

系等。这些法律关系既决定着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常常影响着国家的公序良俗。对此，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公德、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还有责任对侵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进行防范与惩戒，如对产品质量侵权严重的案件、对垄断经营、劳动争议等纠纷，检察机关也应当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和诉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概言之，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经济秩序或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本着民事主体的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四）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且立法本意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权，其中必须包括民事法律监督权。鉴于刑事法律监督权通过刑法、行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予以明确，因而宪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权得到了落实。然而，观念的滞后，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迟迟得不到民事实体法的肯定和明确，使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宪法的精神不能有效的落实，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始终处于一种缺陷状态。倘若能够通过民事实体法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将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同时也将是对“权利不得滥用”的民法原则的落实。

（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最初的民事诉权完全基于私权产生，只有享有实体权利的人才能享有民事诉权。然而，民事诉讼的自身发展，已使得民事诉权的主体不再限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负有民事义务的被告同样享有诉权。而随着民事实体法的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民事权利被滥用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之间冲突日益凸现的现实，“利益者”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宽，并且将这些“公共”的利益归于国家，由国家享有民事诉权，这些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肯定。由此可见，民事诉权理论的发展不仅不排斥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恰恰相反，其使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民事诉权已成当然。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民事诉权，将只能表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在朝着世界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进步，反之，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此外，世界各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根据现有资料，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

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民事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前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当为公众需要时检察院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控告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不作为当事人而仅仅干预诉讼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4]事实上，无论是从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习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立法的角度出发，均有必要扩大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内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综上所述，如果设定民事诉权是必须的和必要的，那么，这个权力不可能赋予给检察机关之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只能赋予给检察机关。这不仅是我国检察机关目前的职能、地位、性质等法律定位的使然，即使有朝一日我国宪法重新定位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等，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民事诉权也仍然应当赋予给检察机关。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事诉权的发展和立法状况所证明，尽管各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认识不同，其实并不影响检察机关享有民事诉权。

参考文献：

[1]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353—356。

[2]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检察院《调查研究》，2003年，第26期。

诉权范文篇9

关键词：公诉权正当程序权力滥用报复性起诉

一、违反实体条件的滥用

公诉的实体要件是指作出公诉决定时必须符合法定实体要件,如果违反这些法定要件则构成公诉权滥用。这是传统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无刑罚权的起诉。公诉权基于国家刑罚权而产生,其必然要求具有国家需要动用刑罚权惩罚的事实。如果起诉书记载的事实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不应对犯罪嫌疑人发动公诉。否则构成公诉权滥用。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9条第1款,即使起诉书记载的均是真实事实,但没有构成任何犯罪,驳回公诉。此外,如果出现法定的情形,国家丧失刑罚权,则禁止提起公诉,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被告人死亡、心神丧失以及法人消灭;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超过刑法追诉时效的,如果起诉则构成公诉权滥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

2.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许多国家要求不起诉必须在一定条件内行使,如果案件不属于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放弃追诉的,构成公诉权滥用。各国做出不起诉处分最明显的限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要求裁量不起诉决定只适用于一定的轻微案件。如果超越不起诉要求的案件类型,对严重犯罪做不起诉决定的属于公诉权滥用。二是附条件的不起诉,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不起诉。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构成公诉权滥用。三是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追诉。

3.不符合公诉证据标准的起诉。违反实体条件的滥用最为常见的情形是在缺乏合理根据的条件下提起公诉,即在达不到法定公诉证据标准的条件下起诉。公诉证据标准主要表现为二个不同的标准:其一,定罪的可能性。公诉证据标准低于定罪证据标准。这是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公诉证据标准。其二,基本上等同于定罪的标准。日本和我国是实行该标准的主要国家。目前,在我国违反实体条件的起诉最为常见的表现是检察机关明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仍然起诉。

二、违反程序条件的滥用

1.重复起诉。重复起诉的禁止主要包括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撤回起诉后和作出生效判决后重新起诉的限制。对于已经作出不起诉处分或者撤回起诉,如果公诉人在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新的证据的情况下重新起诉,将构成公诉权滥用。田口守一先生就认为,“如果没有任何理由,随意取消不起诉处分,可以认为是恶意追诉,应该追究滥用公诉权的问题。”域外各国刑事公诉权的行使还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是各国法律的普遍规定。比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刑罚的危险。”该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公诉权是受到限制的,不得对案件重复追诉、审判。否则,即构成公诉权滥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对重新起诉的禁止,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未确立。从调查来看,我国重新起诉的条件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遵守,违法重复起诉,滥用公诉权的现象普遍存在。实践中,法院对此几乎不进行审查,仅在审理后作出实体判决。

2.违反迅速审判原则的起诉。迅速审判原则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希望提起公诉尽可能依据刚发现的事实和证据,以减少错误定罪的可能性。在刑事程序中的拖延可能不利于诉讼,证人可能遗忘或者变得难于找到,被告人审前的焦虑被延长,审判的公众效果将减弱。这些原因是欧洲人权法院反对诉讼迟延的条款的立法基础。因此,享有迅速审判的权利已经成为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成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的公正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迅速审判原则蕴涵一个重要的理念:如果公诉机关在采取一定强制措施后长期未能提起公诉时可能导致对该原则的违反,从而构成公诉权滥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8条规定,如果在向大陪审团提交指控,或者对已经在地区法院接受询问的被告人发出检察官起诉书时存在不必要的迟延,或者如果在将被告人交付审判时存在不必要的迟延,法庭可以撤销大陪审团起诉书、检察官起诉书或者控告书。英国以滥用诉讼程序为由反对起诉决定在近年来主要在两类案件中。一类是,假如公诉迟延将给审判带来严重的偏见,法院将终止程序。第二类案件是被告人被目前的程序置于双重危险之中,因为同一事实已经被宣判无罪或实质上定罪。但是,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没有确定此种公诉权滥用形态。实践中,我国许多公诉案件审前程序过长,有的被不当迟延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

3.违法诱惑侦查的起诉。诱惑侦查是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侦查手段,但是如果采取了不当的诱惑行为,使被告人的犯意或犯罪行为完全是建立在引诱的基础上,有时甚至整个案件建立在侦查机关“设计”的基础上,则显然违反了国家权力行使的公益性和不得诱人犯罪的基本理念,违反了正当程序原理,构成公诉权滥用。目前,在日本出现了公诉权滥用论扩大化的现象,根据违法的诱惑侦查的起诉,被认为是公诉权滥用。美国通过1932年的索勒斯案确立了“陷阱抗辩”(entrapmentdefense)后,如果采取非法诱惑侦查手段,可能构成滥用公诉权,导致起诉被撤销。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也确认违法诱惑侦查构成公诉权滥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特定犯罪比如犯罪、有组织犯罪也采取了诱惑侦查手段,但由于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出现了许多违反诱惑侦查的现象。但根据2000年《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工作纪要的通知》,许多国家普遍构成公诉权滥用的“犯意诱发型”非法诱惑侦查,在我国只能从轻处罚,并不构成公诉权滥用。

4.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起诉。由于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可能导致案件的证据遭受实质上的破坏,无法通过其他的补正行为来进行完善,从而被确立为公诉权滥用。

其一,公诉权行使主体错位。公诉权行使主体的设定,对于规范公诉权的合法、合理运作,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起着重要作用,其他主体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属于公诉权滥用。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签发起诉书的大陪审团必须符合法定的主体要求,否则可能导致大陪审团起诉书被撤销。

其二,违反诺言的起诉。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必须维持必要的公信力,违反诺言的起诉将构成公诉权滥用。违反诺言的起诉最主要表现为承诺作出不起诉后违反诺言提起公诉,还有达成辩诉交易后违反交易提起公诉两类。英国在R.v.CroydonJustices,ex,parteDean(1993)案中上诉法院宣称,违反诺言起诉这样一个被告人是公诉程序的滥用,“其曾经帮助过警察侦查案件,从而合理的期待自己在与该案紧密相关的罪行方面不被起诉,尽管他从未得到过明确的保证。”学者罗克信认为,如果检察机关“承诺对被告人之某特定行为不加追究,然其却未加遵守时,则该未兑现承诺的行为为违反公平审判原则。应当成为诉讼障碍,导致案件的公诉可能被撤销。”⑧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一旦控辩双方达成交易,则控方没有正当原因不得违反交易进行起诉,否则将导致公诉被撤销。

三、违反公诉裁量权的滥用

违反公诉裁量权的滥用严格地来说,也属于违反程序正义的起诉,只是表现为因为违反裁量权行使的合目的性而被认为是违反了程序正义,从而构成公诉权滥用。

1.歧视性起诉。如果公诉人背离了“公共利益”标准,有歧视地起诉某个或某类犯罪嫌疑人,则该行为可能违反“法律平等保护原则”,从而因为违反宪法而构成公诉权滥用。目前,歧视性起诉理论在美国发展最为完善。美国检察官有选择犯罪嫌疑人和起诉罪名的权力。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YickWov.Hopkins案中认为,根据法律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联邦和各州都不允许进行歧视性地选择起诉。否则,属于公诉权滥用,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控诉。此后,通过Oylerv.Boles(1962)、Waytev.UnitedStates(1986)、Wadev.UnitedStates(1992)、Statesv.Armstrong(1996)确立了选择性起诉的辩护及其诉讼机制。

日本也确立了歧视性起诉导致公诉权撤销的规则。在theKawamotoMinamata案中,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有一定的界限,如果滥用起诉裁量权系基于检察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了以平等权为核心的基本人权,而且法院认为公诉明显违反正义时,应当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48条为由驳回公诉。”该上诉后,日本最高法院承认了选择性起诉可能构成公诉权滥用,但只限于“提起公诉本身构成职务犯罪这种罕见的情况”。

2.报复性起诉。公诉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提起公诉必须具有正当的依据,公诉人不能利用权力报复公民,否则即使案件符合其他的实体条件,也违反了正当程序,将构成公诉权滥用。报复性起诉的主张也是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对公诉决定进行质疑的一种有力辩护。1974年在布莱克诉佩蒂(Blackledgev.Perry)一案中,被告人被认定轻罪伤害后,申请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于是,检察官基于相同行为以重罪伤害对被告人重新起诉。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其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撤销起诉。英国也确立了相类似的原则,“如果公诉机关恶意作出起诉决定,法庭会认为其滥用程序,将案件驳回。假如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起诉必定是恶意的,那么起诉必须以对被告有利的方式解决(或者对其做无罪判决或者撤诉)。”在日本,“依据多数学者观点,基于报复地恶意起诉也构成公诉权滥用,导致法院作出免诉判决。”

报复性起诉在我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举报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些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却出现了报复性起诉的现象。最近我国又出现了一系列以诽谤罪打击报复公民的现象,比如彭水诗案等。特别是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抗化,导致控辩双方的磨擦更加激烈。实践中,发生了不少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打击报复辩护律师,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现象。

3.轻微犯罪起诉。裁量性起诉还包含一个问题,即对于明显轻微,显然应当裁量不起诉的案件,如果检察官违反公共利益提起公诉是否构成公诉权滥用?这是日本的“问题意识”。日本学者井户田教授把“是否存在应当起诉犹豫的情节”纳入了公诉权滥用论的范围,使起诉便宜主义的运用成为司法控制的对象。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具有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检察官的公诉裁量权不进行过多的限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具有存在的合理、必要性。如果不当剥夺了这种裁量权可能对导致被认为是公诉权的滥用。⒃总体上说,由于我国严格控制不起诉,检察院甚至对一些非常轻微的、显然不具有公共利益的案件也提起了公诉。

四、对域外公诉权滥用形态发展的评述

从考察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规定了公诉权滥用的不同形态,但总的来说,美国和日本的公诉权滥用理论最为发达。其中,有五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传统上,各国主要以不符合公诉证据标准和丧失国家刑罚权的追诉等作为公诉权滥用的类型。但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人权保障不仅意味着保障其实体权利,也意味着保障其程序权利,程序正义已经成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新型标准,许多其它滥用程序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公诉行为,逐步被确立为公诉权滥用并继而对其进行程序制裁。

二是在公诉权滥用的认定上,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实现良性互动。大量违反宪法的行为被确认为公诉权滥用,比如美国引入宪法中“法律平等保护原则”、“迅速审判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将违反宪法条款的公诉行为界定为公诉权滥用。这样使宪法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进入日常的诉讼领域,宪法在实践中发挥制约国家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法治效能。同时,也促使刑事诉讼中公诉权滥用类型的进一步扩展。从而,即使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文规范的情况下,也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提供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

三是各国更加侧重规制起诉权滥用,而对不起诉权滥用制约相对较少。无论检察官拥有很大裁量权的英美法系,还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很小的大陆法系都体现出这一特点。与不起诉相反,起诉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害更大。而现代刑事诉讼法是以关注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为中心,更何况公诉权滥用论往往是实践中通过辩护发展起来的理论,所以对起诉权滥用更为关注。

四是对歧视性起诉、报复性起诉等公诉裁量权滥用形态近年来得到了更为显著的关注和规范。这是与当前各国纷纷扩大起诉裁量范围,希望通过公诉裁量分流案件,实现国家政策的司法现实,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美国检察官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不起诉裁量权”和广泛的指控选择,这大大增加了公诉权滥用的可能性,进而在实践中发展出歧视性起诉和报复性起诉滥用类型来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日本的情形基本上也是如此,审前程序中检察官权力巨大,又缺乏对公诉进行审查的预审程序,公诉权滥用的机率非常高,导致实践中产生了公诉权滥用的辩护,促进了公诉权滥用理论的发展。但由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公诉裁量权还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再加上民法法系国家以立法作为判决依据的传统,导致对公诉裁量权滥用的确立举步维艰。大陆法系公诉权滥用理论方兴未艾,确立公诉裁量权的标准似乎任重而道远。随着各国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对国家权力行使正当性的强调,公诉裁量权的进一步扩张,将歧视性起诉、报复性起诉等确立为公诉权滥用似乎是必然的趋势。

五是公诉权滥用形态在实践中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并丰富其内涵的概念。德国学者罗克信指出,“最近越来越多的见解主张,因为公家违反法治国家原则———例如因司法机关之过失造成诉讼程序过长的特别案件或者因违反公平审判原则之案件———此均应视为程序障碍。不过此可行性及其实施范围如何,尚待学术界之研究。”英国在RvDerbyJJ案中,法院认为,如果起诉者已经操纵了或者滥用法院程序,以至剥夺了法律提供给被告人的保障,起诉者获得了不公平的利益,就已经构成了滥用程序。这种抽象的界定,为以滥用程序为由,质疑起诉创造了不断拓展的空间。文中归纳的几种情形只不过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公诉权滥用形态。随着各国宪法和法律对程序公正内涵的完善与发展,将不断确立新的公诉权滥用形态。

五、我国公诉权滥用形态的重塑

目前,我国对公诉权滥用并没有形成理论上的体系,也缺乏制度上的建构。学界对于何为公诉权滥用,其标准如何?如果构成公诉权滥用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缺乏基本的学术关注。刑事诉讼中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基本上都围绕被告人是否有罪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尽管近年来对于程序正义的研究导致对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理念的反思与批判,但对程序正义的倡导特别是制度建设仍不够深入,违反程序正义滥用公诉权尚未真正进入学术视野。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犯罪嫌疑人不能以公诉权滥用来质疑公诉决定,没有对公诉权滥用的法定判断标准,更没有对公诉权滥用的程序性制裁。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违反起诉证据标准和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条是滥用公诉权,但公诉权滥用并未成为独立的,产生程序后果的法律概念。

关于公诉权滥用的判断标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形成以下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判断公诉机关是否滥用公诉权,不应以法院是否作出有罪裁决为标准,而应当根据公诉权行使的诉讼条件是否具备来判定。无论是程序性诉讼条件不具备还是实体性诉讼条件不具备,公诉机关都无权对案件起诉,否则就是滥用公诉权。实体性诉讼条件,主要是由一定证据支撑的犯罪构成。程序性诉讼条件,是指符合起诉的程序性要求,如管辖、时效、被告人在案等。其观点强调公诉权滥用应当以公诉时是否具备公诉条件来判断,不以是否作出有罪判决为标准。

有学者认为,不能将诉讼条件视为唯一的标准。如果法院裁断被告人无罪,则至少表明检察官的指控是不准确的、不正当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不该诉而诉”的现象,即使表面上合法,也无法掩盖检察官可能滥用公诉权的客观事实。所以,法院的有罪裁决是裁断检察权是否滥用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同时认为,衡量公诉权是否滥用,合目的性或合理性原则也是重要的标准之一。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可以以宣告无罪本身作为判断构成公诉权滥用的标准。另一方面将合目的性也作为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的重要标准。

有学者认为公诉权滥用的认定标准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具有实施滥用公诉权行为的事实,主观上应有过错或者过失。21这种观点将主观方面引入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存在非常大的不足,我国公诉权滥用的形态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其一,公诉权的运作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公诉行为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违宪的公诉行为显然构成公诉权滥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公诉,应当认定为公诉权滥用。

其二,公诉权滥用与否不应当以是否判有罪为标准,只要提起公诉时符合公诉条件,就不会因为法院判无罪而构成公诉权滥用。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却以是否判无罪作为公诉权是否滥用的重要标准:一方面将无罪判决作为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公诉案件被做无罪判决被认为是起诉错误。我国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第二条规定了,“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经审查确认法院判决正确的”,属于起诉错误。

笔者认为,根据诉讼行为理论,诉讼行为的合法性只以其是否符合法定的诉讼条件为标准。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在于公诉权运作的正当合理性,而不是解决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问题。提起公诉这一诉讼行为是否有效,只以是否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为准。从国外来看,并没有任何国家以是否判有罪作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标准。而且,公诉权滥用理论着眼于在审前否定不当公诉的效力,使案件不进入实体审理。如果为解决是否开启审判的公诉权滥用理论,却以审判结果作为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的标准,显然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三,引入合目的性、程序正义理论作为判断公诉权是否滥用的标准之一。在判断是否构成公诉权滥用时,不仅要考查公诉权的合法性,公诉决定是否依法作出,而且要审查公诉的合目的性,即公诉裁量是否公平、合理。唯有裁量起诉违反了国家宪法,或明显超过限度,对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了较大的损害,则法院才有权介入。这在英美法系表现的十分明显。否则,如果赋予法官过大的审查权,可能会导致法官过分干预检察官的公诉政策实施。

其四,必须认识到公诉权滥用的多样性,统一规定一个“单一的”公诉权滥用标准并不科学。在涉及检察官恶意提起公诉的公诉权滥用中,比如报复性起诉,显然检察官的主观状态是公诉权是否滥用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公诉权滥用并不都基于公诉机关的主观故意。因为,防止公诉权滥用的主要立足点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将滥用的标准完全建立在公诉机关主观故意的基础上,由于主观故意难于证明,必然导致公诉权滥用难于界定,从而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所以,不论检察官主观上是否故意或过失,只要起诉时不符合法定的证据标准就应当认定公诉权滥用。因此,应当区别公诉行为,研究每一类具体的公诉权滥用标准。具体而言,我国公诉权滥用的形态和标准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诉权滥用的实体标准应当包括:无刑罚权的起诉、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和违反公诉证据标准提起公诉三种情形。就公诉证据标准而言,除日本外,各国都表述为“合理的根据”或“充分的证据”,比定罪的证据标准低。一些学者提出我国也应当降低公诉的证据标准。笔者认为在强化检察官、法官的独立性,建立预审制度的基础上,可降低公诉证据标准,否则应当维持现有标准。

其次,参照各国及我国实践现状,笔者认为至少还应确立违反迅速审判、违法重复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等构成公诉权滥用。所以,针对我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至提起公诉之间时间过长的现象,应当立法加以缩减,而且,检察机关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起诉,无正当合理的原因非法延长诉前期限的,构成公诉权滥用。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如果缺乏新事实、新证据的属于公诉权滥用。同时,案件受一事不二审的限制,不得重复起诉。但必须明确的是,界定为公诉权滥用的程序行为必须足够严重,导致无法补救,对于轻微违反程序的行为不应当视为公诉权滥用。

最后,我国也应当以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基础,将滥用公诉裁量权,非公平合理地对待犯罪嫌疑人,在行为严重时界定为公诉权滥用。这主要表现为歧视性起诉。而且,违反正当程序报复起诉也应当构成公诉权滥用。歧视性起诉和报复性起诉都不以是否符合定罪标准、是否符合公诉证据标准、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为标准,而是以其裁量权是否正当行使为标准。对于十分轻微应当不起诉的案件,检察官不顾公共利益而起诉的应当构成公诉权滥用。

参考文献

①[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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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MireilleDelmas-MartyandJ.R.Spencer,EuropeanCriminalProcedur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p.444.

⑤[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⑥[美]伟恩?R?拉费弗等著:《刑事诉讼法》(下),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1-830页

⑦MireilleDelmas-MartyandJ.R.Spencer,EuropeanCriminalProcedur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p.444.

⑧[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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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该案的具体经过详见孙长永:“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日本‘公诉权滥用论’及其对判例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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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谢小剑:“刑事诉讼法中的’报复性起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

⒂孙长永:“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日本‘公诉权滥用论’及其对判例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⒃[美]伟恩?R?拉费弗等著:《刑事诉讼法》(上),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0页。

⒄[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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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宋伟、郝银钟:“论检察权的滥用及其法治”,载《法学》1999年第9期。

诉权范文篇10

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学说林立。本文着重阐述诉权理论对指导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设立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诉权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法的价值(人权、民主、正义、平等)之间的天然联系，并力图结合当前不断扩大的人权保护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趋势，探求现代诉权理论的新特征、新发展。

关键词：诉权人权人民主权

宪法在赋予人民主权的同时也赋予以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和实现上述基本权利，宪法又赋予人民以诉讼权，并设立司法机关尤其是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使其依法确保人民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获取精神性和物质性利益的愿望得以实现。为发挥此项司法作用，依照宪法规定精神，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授权人民法院负责实施和运作。①因此，诉权可视为公民基本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中的体现。

一、诉权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诉权作为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石，指导整个诉讼程序的启动、设置、运作，体现在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的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它具有极其重大理论意义，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上：

(一)诉权作为法律实施的组成部分，与审判权一起构成了诉讼

由于司法审判权作为国家统治权的重要表现形态，代表国家权力在发生纠纷领域发挥作用，要求一般的权益争端均需由当事人依法提请司法机关解决，这是国家职能发达的表现，要求排斥私力救济。于是诉权作为桥梁和纽带将民事争议与获得国家司法保护、审判权之间连接起来。当事人要求国家按照法律的预设最终实现自身权益的请求权利，即是诉权。②诉权是

法律实施制度的基本条件和组成部分。正是诉权使得审判权得以启动、行使，两者一起构成

了诉讼，而诉讼则使得司法权由静态转为动态，成为法律实施的最终保障。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③一方面，审判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解决的途径可以是自行和解，或经中立者(如第三者、商业行业、工商部门、仲裁机构)解决，向法院起诉则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诉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如起诉权、反诉权、申请权、质证权、辩论权、处分权、上诉权、请求执行权等等均受到审判权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决定着诉权的行使是否能达到实现当事人权益的结果。另一方面，诉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当事人权利，对于审判权的启动和诉讼程序的运行有重大影响。所谓“不告不理”，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只能依赖于当事人行使诉权，审判权特有的属性是被动性，不能主动审理、解决民事纠纷。审判权不仅指人民法院具有保障诉权行使的资格或能力，而且意味着必须提供这种保障，审判人员无权任意取舍。当事人行使诉权可以对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产生的约束力，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带瑕疵而符合法定条件，均应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果。裁判者负有保证此效果发生的责任，不得谋求任何个人利益。从此意义上来说，诉权的行使能监督和制约审判权的依法行使，保证民事程序的公正性，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体现了诉权理论的基本精神

诉权理论指导，调节着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并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中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形成的，以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主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相互之间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并受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以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诉权相结合而产生，是以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为主导的多面法律关系。它以权利义务为研究内容，诉权理论必然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不同的诉权理论，其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相应地也会不同。由于诉权不仅是一项阶段性权利，而且贯彻整个诉讼活动始终；不仅由原告享有，而且由原告、被告双方享有；其广泛性和贯彻始终性必然会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中。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其中诉讼权利义务同等原则、诉讼权利对等原则、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体现了诉权理论精神。

(三)诉权理论与民事诉讼法目的有着天然联系

民事诉讼法目的从程序设置者(即国家)方面来说，其诉讼目的为解决纠纷、维护法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而从程序利用者(即当事人)角度来说，其诉讼目的是民事权益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以诉讼方式保障自身权益。无论程序设置者的诉讼目的是什么，其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实现程序利用者的目的来达成，因此法律明文规定了不同诉讼阶段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作为诉权的具体表现形式监督制约诉讼活动的进行，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从而保障了当事人权益。

(四)诉权是从法的价值这一母体中孕育而生的

价值是指某一事物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可理解为有用性和积极意义，它具有精神追求，崇高信仰的意义。法的价值，从其目的价值来说，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法的信仰或精神指导，对于法的制定、实施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诉权来说，法的价值中的人权、民主、正义、平等观念对于诉权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人权是一定时代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为本质的人的权利⑤。人权具有应然性，它是现实社会生活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应然权利。人权具有平等性，是一种普遍的平等权。人权既是政治概念、道德概念、还是法律概念。人权的法律化既包括立法的上法律化，也包括实施上的法律化，即指不仅将人权表现为法律权利，还应将人权作为法律权利予以实现。诉权作为对公民基本人权如人身权、财产权等的保障和实现的一种程序性权利而产生，服务于人权，并随着人权保护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大而不断发展扩大，表现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明确和扩大。

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一个关键性尺度，就是民众的参与权制度化和程序化，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有着精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法律程序保障。这种法律程序保障的前提就是诉权，诉权使得各种权利得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历史发展的趋向表明，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不可阻遏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断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是推动着民主。⑥民主作为社会进步的结果，促进着作为权利保障和程序保障实现的前提的诉权的不断发展扩大。

正义含义之一即对于受害者的保障或救济。在权利义务已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仍会有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需要修复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在法律的权利、义务上，或者体现为法律权利的滥用，或者体现为法律义务的不履行。法律权利的滥用必然导致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导致不正义的产生；法律义务的履行，也必然导致他人权利的无法实现，也同样会导致不正义的产生。⑦惩罚违法行为以保障法律正义可以表现为终止违法行为对正义的继续损害，补偿受害损失以恢复正义。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诉讼为基本形式，给予受害者恢复正义的权利，即为诉权。同样，法律是平等的重要保障，在存在着无视法定规则去谋求法外特权或侵犯他人利益、平等受到威胁和损害的情况下，诉权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诉讼保障平等的权利。

二、与传统诉权理论相比，现代诉权理论有自身的特点

(一)诉权为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

现代诉权理论认为，诉权是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有着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不应视为实体权利的派生物而抹杀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权利的现实意义在于从事一种正当的行为以及社会保护这种行为的活动。一项完整的权利至少必须具备四个要素⑧一是主体的形式要素，即权利主体的行为选择自由；二是主体的实质要素，即追求利益的行为；三是社会的形式要素，即社会对权利的态度；四是社会的实质要素，即社会对权利

的救助行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国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制定法律来确认权利和相应的

救助行为即诉讼，赋予当事人享有诉权以实现实体权利的保障。诉权与实体权利存在以下关系⑨：1、诉权是实体权利的保障和前提。没有诉权，一切权利都不成其为权利。2、实体权利是诉权的基础。没有实体权利，诉权便没有真实内容，便是空的权利。3、诉权是实体权利的组部分。任何权利都包含对义务人的要求和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两个方面。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并不在于主体有支配客体的强力，而是在于它是社会承诺。社会承诺相对于权利而言即是诉权。因此，诉权是权利共通性的概括，实体权利是对权利特殊本质的概括，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社会正当性的体现。诉权与实体请求权有内在联系。诉权的行使需以国家诉讼法律规定为条件，而实体请求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是实体权利受侵害或产生纠纷的特殊形态。它在诉讼发生时，只是一种法律假设，实现与否，取决于诉讼结果。诉权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直接现实性，是为实现实体上的请求权而进行诉讼的程序性权利。

(二)人民主权思想，促进了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

人民主权的基本要求是人民应以主权者的身份、地位自行决定如何实现国家统治，并重视法对统治者的抑制和约束。人民主权在民事诉讼领域则体现为“人民的意志是决定法应该如何形成及继续发展的原动力，人民才是抉择如何组成、运动司法制度的主体”。进一步可具体为程序主体地位的提升和强化，即程序主体原则。依照该原则，司法裁判程序的构成及运作必须以保障受裁判者享有程序主体即程序上的基本人权为前提；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施行均应致力于充实诸程序制度，巩固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而不是受审判权支配的客体。⑩人民主权思想对诉权理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现代诉权理论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使当事人由诉讼的客体转为诉讼的主体，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第2款规定：“当事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最高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来看，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除上述第(2)项属于法院审查和核实证据的手段外，其余各项是否收集证据，完全由法院自由裁量权决定。这种不受当事人决定诉讼争点和提出证据的限制，有权裁判当事人未主张事实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权力大于私人权利的职权主义的传统诉讼观念。无论是英美法系采取的当事人主义，还是德国等国家采取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进行主义的民事诉讼，都是以当事人申请证据或提出证据为前提，法院不主动去调查当事人未申请的证据，当事人在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如申请权、质证权等等，这符合现代诉权理论程序主体观念和市场经济平等观念的要求。要求法院查明案件客观真实而赋予法院不受当事人权利限制和制约即作出裁判的权力，使整个诉讼突出了法院的权力，诉讼不可能真正成为以当事人之间诉讼活动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尽管对诉讼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但当事人之间诉讼行为却不在诉讼中起决定作用，当事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求助于法官的权力，走后门，托人情，甚至行贿，这正是司法腐败的重要制度根源。?因此，要使诉讼成为以当事人之间诉讼活动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就必须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确定诉讼焦点和收集证据的诉讼权利和程序，扩大原有的诉讼权利。2、现代诉权理论站在程序利用者的角度，保证当事人能够及时、便利地利用法院国家对人民不但有使其便利使用法院的职责，还有及时作出裁判的义务；人民对法院则享有司法裁判请求权，以获得适时、适式之审判；任何形式的拒绝裁判和无故拖延都是不能容忍的。我国民事诉法规定只要符合四项条件并办理必要的手续，当事人即享有起诉权，除法律规定的七项不符合起诉条件外，法院不能拒绝受理。现代诉权理论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增加和扩大利于当事人及时、便利利用法院的各种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诉权是由宪法予以保障并由具体法律关系主体依据有关诉讼法律规范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其在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的全部程序性权利的总称。现代诉权随人民主权和人权保护的扩大而不断发展扩大，涵义更为丰富广阔。现代诉权理论指导着民事诉讼更好地服务于当事人，充分发挥了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体现着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①李祖军、田毅平《利益保障目的论之功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P48。

②毛玮《论诉和诉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P13。

③李祖军、田毅平《利益保障目的论之功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P48。

④吴明童《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P18。

⑤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74。

⑥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4。

⑦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80。

⑧北岳《法律权利的定义》，法学研究，1995年3月，P12。

⑨毛玮《论诉和诉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