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范文10篇

孙中山范文篇1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孙中山范文篇2

当每次翻开这本书时，我就会想起历史课本上所讲的：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中国人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我就不由得在心中对这位伟人产生无比的尊敬。孙中山先生从小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少年时期便漂泊海外，但这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使他接触了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胸中燃烧着不息的改革热情，为他走上革命道路铺就了坚实的道路。孙中山先生传奇的一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目标和不竭的动力。

从书中我了解到孙中山先生出生贫苦，他幼年时已对农民的痛苦境遇和要求，有着较深刻的了解与切身感受，使他后来对广大受压迫农民的苦难深表同情，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他从小就有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远大的报复，值得我们后辈永远的学习，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和严峻的时刻，我们更多的人应该有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和为祖国奋斗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祖国才能繁荣富强，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孙中山十岁到私塾念书，对当时死板的教育很是不满，有个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老战士冯爽观，时常在村中孙中山住屋门前的大榕树下，为孩子们讲述震撼清王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当他绘声绘色地讲到金田起义、定都南京、打破江南江北清军大营和逼得曾国藩投水自杀时，孩子们个个眉飞色舞。童年的孙中山对洪、杨等农民起义的革命故事，发生了极大兴趣，久听不倦，每每听得出神。太平天国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清朝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

记得书中讲到，孙中山先生12岁时随哥哥孙眉到夏威夷去，到了意奥兰尼中学，全校的教师只有一个是夏威夷人，其余都是英国人，他们用英语进行教学。孙中山听不懂老师的话，更不认得黑板上的那些字。他没有因此而气馁，认真学英文，最后他把英、汉两种语言相对地比较，英语较好学。他发现，英语有26个字母，由26个字母组成各种各样的单词。学校开设的课程是上私塾时所没有的，这些课程大大地激发了他学习的积极性。在三年以后，孙中山毕业了，他的英语语法课获得了全校第2名！后来他又到了奥阿厚书院读书，在学校一直是优等生。由于哥哥孙眉担心孙中山会变成一个洋人，就迫使他离开檀香山，回到翠亨村，这时他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小伙子了。他有了新知识、新思想，胸中燃烧着改革的热情。他一面帮助家人做些农活，一面在村民中大力宣传社会改革，抨击腐败的中国政治和落后的社会习俗。孙中山先生的这种在逆境中不气馁，反而爆发出更加强劲的动力，在逆境中越斗越勇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现代生活的步伐越来越快，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与日俱增，我们在生活中难免碰的这样那样的挫折，我们要牢记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从中不短的激励自己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深深体会到了中国早期革命先烈者的勇敢和不屈的精神，它使我深刻的认识到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推翻清政府第一大功臣!他自幼便有超出凡人的智慧，他生在清朝末的一个贫苦人家，却有着革命的强烈意识，让人惊叹!他不信鬼神只信科学得精神让人不可思议!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学习西方文化长知识，多见识的一个青年.他虽然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但他不灰心，在南昌起义中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名人也有失误的时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统一中国后孙中山先生轻信袁世凯，把总统之位让给了他，革命果实被窃取了，孙中山先生又开始讨袁护国活动。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后，孙中山又奋起斗军阀。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后，为求统一，扶病北上，最后鞠躬尽瘁，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一声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在失败中，他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他在失败和成功的辨证统一中，铸就了自己的人格。他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愈挫愈奋的坚强斗志、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他生而为民，死亦为民。他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是一个伟大的人。

读完这本书使我感慨万千，在孙中山先生那样艰苦的时期，但他却做出这样伟大的成就，使的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后代永远崇敬。这本书使我深刻的认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位值得学习一辈子的伟人，这就是孙中山先生，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也是平凡的。他生为平民，死为平民，在平凡中见伟大。读完《孙中山全传》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博爱”和“天下为公”。我决心：一定要向他学习，刻苦学习，将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为自己的责任，把中华民族走在世界的前端作为自己的目标，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为现代化的中国付出所有光和热的中国人。

孙中山范文篇3

【摘要题】近代人物

【关键词】孙中山/西藏/五族共和/三民主义/铁路

【正文】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一、民国肇建，倡导五族共和，为稳定西藏筹谋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一步扩大，值此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风雨飘摇中，西藏地方更大的危机随之到来。英、俄、日等国也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我国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我国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以之作为交换，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英国则趁机加快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并在拉萨培植了亲英势力集团，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清廷面对西藏的情势，于1909年6月，令川军3000人调发西藏，进驻拉萨。达赖则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到达印度，清廷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致使双方矛盾激化，为英国进一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是纷乱杂呈，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借机“驱汉命令”，使得拉萨地方“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46页）从中也可以看出，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和猜惧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的暗中挑拨和唆使，直接影响了藏族对民主革命的看法，加之，驻藏川军趁乱为祸，使得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造成藏人恐慌，英人则趁机怂恿煽动西藏军民围攻驻藏川军，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80页。）“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39页。）西藏叛军欲借汉藏冲突来达到分裂的目的。

与此同时，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并直接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蒙古、西藏地方形势岌岌可危。而蒙古、西藏地方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历史因素的关联，在政治上又互相影响，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安定。因此，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稳定西藏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团结，妥善解决西藏、蒙古问题，争取西藏、蒙古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这对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为此在民国元年做了大量工作。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五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221页。）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辞退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七条”等条例，包括有“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融洽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此时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形势日益险恶。蒙、藏两地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谣言纷传，使得西藏局势进一步趋向严峻。因此，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及与此相关的蒙古问题已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派四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但是，西藏及外蒙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第三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时，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此书认为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八次谈话。）在与袁世凯第七次谈话中，袁氏问：“，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7-428页。）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十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2页。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在外蒙危机日甚之时，1913年1月30日，孙中山在外地致电北京政府，谈及筹藏办法时，电文所称与此内容相同，可参阅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14页。）

孙中山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为袁世凯所认同，对民国元年北京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事实上，1912年9月以后，北京政府也加强了宣传五族共和的力度，制定实施一些政策，多方设法表达对达赖的慰问，争取政治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本人也不希望看到西藏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在闻知北京政府颁布《待遇蒙古条例》，又于1912年9月正式颁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后，达赖有所触动，立即致信贡桑诺尔布，表达内向的意愿，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契机。不久，北京政府又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并派专员商办西藏事宜。这些措施使得西藏地方开始转变立场，并与中央直接接触，寻求问题的解决，西藏局势开始趋向缓和。

2、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解决问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举国呼吁下，于1912年5月派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令其率兵赴藏，滇军蔡锷部出兵配合；同时，也认识到西藏问题主要为英国一手挑起的，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配合”，袁世凯又令外交部接见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西藏事务，希望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同年9月，川滇军作好入藏部属后，袁世凯仍希望与英国“外交”交涉。但是，在英国压迫下，袁世凯出于个人目的，放弃西征，专志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失去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为以后英人设定的阴谋所左右。

3、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另一方问题的解决。在民国元年，西藏、外蒙的局势险恶异常，沙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妄图把外蒙彻底分割出去。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所以，立即分别致电袁世凯、参议院，云：俄蒙之约万不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有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481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又发表全国通电呼吁政府及国民反抗俄国侵略。举国上下一时征俄征蒙言论沸腾，北京政府也宣布不承认《俄蒙协约》。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政治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的政策贯彻到底。

此外，为了利于西藏问题的处理，孙中山又主张北京政府宜对有关蒙、藏新闻进行管制，因为蒙藏情形传闻甚多，“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其目的是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避免民众情绪过激而影响问题的解决。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四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针对民国肇始，“惟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对民国政府颇有疑惧的心理，孙中山认为解决之策在于宣扬民族平等团结，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所以，孙中山利用北上的机会，于1912年9月，广泛与各界群众见面会谈，发表演讲，反复强调五族共和，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建国家。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之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五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孙中山抓住出席各种欢迎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五族共和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藏族同胞的殷切希望，希望藏族群众了解共和之真理，欢迎藏族领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消除疑惧心理，增进西藏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

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己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五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五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己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注：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五族共和之真意，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五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注：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1925年铅印本，第58页。）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信中指出：“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注：二史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Z]。）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期间，也曾经常宣传五族共和，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一。这些都说明五族共和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人宣讲治藏政策时，也常常提及五族共和说，例如，1929年9月派员赴藏宣慰，致函中提及“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兴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注：《为派贡觉仲尼赴藏宣慰事致噶伦擦绒函》，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4页。）可见，五族共和说在当时的作用和蕴涵的价值，孙中山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倡导五族共和，这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时，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族共和的提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依当时的边疆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无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事实上，除了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以当时外侮内乱的现实，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西藏问题。民国时期，西藏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倡导新三民主义，为国民政府治藏奠定理论基础

民国元年，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西藏问题己由北京政府全权处理。孙中山曾满怀希望，认为以后应努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国家。怎奈袁世凯心怀野心，图谋帝制，一方面对英妥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换取英国的支持；一方面打击国民党人，破坏共和。孙中山被迫二次革命，又一次奔走于海内外，投身到民主革命中，不得不暂时放下对边疆问题的思考。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派军阀混战，政治腐败黑暗，五族共和并未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也未真正获得解决。面对现实，孙中山失望、愤慨，继续寻找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段祺瑞上台执政后，为一己之私，抛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图谋个人独裁。1917年，孙中山面对段祺瑞假共和的行为，举起“护法”旗帜，召集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进行护法运动。原西藏代表积极响应，南下参加会议，计有：参议院议员（后藏地区）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众议院议员（前藏地区）乌勒吉、王庆云，（后藏地区）江聪，石凤岐。（注：可参阅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Z]，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12页。）在护法运动中，西藏代表坚定支持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为护法运动做出了应有贡献。

由于各种原因，护法运动终归失败，孙中山又一次陷入失望、痛苦之中，目睹时局，孙中山继续寻找救国的方法。1917年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俄的十月革命，国内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的传入，瓜分中国的巴黎和会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孙中山深刻反思和总结他的革命主张，最终形成以反帝反军阀为革命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国政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理论纲领。

晚年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最大敌人。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因此，孙中山强调在国内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应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与孙中山以前积极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发生了内在的矛盾。五族共和说的不足，一是否认了其他民族的存在；二是没有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9年，孙中山认识到五族共和说的不足，转而批判之：“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否定了五族共和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其真实意图在于为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为融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主张的提出做准备。

所以，孙中山又说：“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主义。”（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就藏族而言，孙中山认为“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同蒙人、满人一样，无自卫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就是在民族主义上下功夫，“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474页。）晚年的孙中山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说明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意识转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统一。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谈话时又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8页。）完全表达出了渴望中华民族独立统一的强烈愿望，其中也包含了彻底解决西藏等边疆问题的愿望。这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趋向成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有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代表乌勒吉参加，孙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3页。）体现了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与关心。这次大会了极其重要的宣言，其中核心内容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由于它不同于孙中山以前的三民主义理论，包含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今天我们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对实现中华各民族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认同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融合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毋庸置疑，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也表明孙中山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欲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在国内提倡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这是实现西藏地区持久稳定的根本之策。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有关西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基本上遵循孙中山生前倡导的新三民主义。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会上通过“蒙藏与新疆”的决议案，郑重宣布“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之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注：《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国民政府对于蒙藏之法令》[C]，《关于蒙藏之决议案》，第61-62页。）全面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并在以后的涉藏政策中均秉承本次会议精神。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第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提出要加紧对于西藏宣传，主要要点是：“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并释明三民主义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之恶毒，及第三国际曲解民族自决之煽动宣传。”中央政府协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交通、经济、教育建设，“惟军事、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以整个的国家力量，谋蒙藏民族之解放。”“督促蒙藏民族人民积极培养自治之能力，完成自治之组织。”（注：《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国民政府对于蒙藏之法令》[C]，《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第64-65页。）国民党的上述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对藏主张，并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固定下来。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动行动，派人赴藏宣慰，恢复发展与西藏地方的友好关系，所秉持的对藏宣传的指导方针即是三民主义原则。1929年9月23日，派人赴藏，在致达赖喇嘛函中讲道：“自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一以力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为职志。政府秉承遗训，奠定寰区，对于藏卫人民，无时不思以至诚博爱之心为谋安定。”（注：《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3页。）1930年9月18日，在复达赖喇嘛函中又谈到：“中央政府誓遵总理扶植国内民族之遗教，以力谋藏民今后之福利。”（注：《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99页。）这表明，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基本上是本着上述精神来指导对藏政策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民族自决自治的内容，主要意思是：一是中华民族对外自决，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一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对内提出中央政府应帮助国内各少数民族，用自治的办法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允许国内各民族有自治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赞成藏族等少数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各民族自治是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实行的民族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西藏自治，也是秉承孙中山之精神。至于民国时期少数西藏上层人士所主张的西藏自治，是妄图从中国分裂出去，与孙中山的民族自决自治的主张、国民政府允许西藏适度“自治”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涉及到治藏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有两个基本理论，即五族共和及新三民主义，五族共和在民国初期，对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新三民主义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主要指导纲领，也十分有利于团结广大的藏族同胞，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还应当指出，由于抗日战争及连年内战的原因，国民政府在具体实施治藏政策时，实效并不大。

三、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

孙中山在关注西藏政治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建设，设计了发展西藏的蓝图，也就是实现他一直主张的民生主义。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即提出在西藏修筑铁路，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至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蓝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铁路，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但是，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加剧了边疆危机，促使孙中山立志革命，以救中国。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内外，致力于反清斗争，无暇详细筹划边疆问题。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详细设计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的规划。

（一）修筑铁路，保卫西藏近代以来，西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孙中山认为发展西藏就必须首先修建铁路。铁路修通后，既可以巩固国防，又可以发展经济，开发资源。因此，孙中山一直重视对西藏的铁路建设。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军事实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保障。“现在以国防不固，……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指出了我国军队无力保疆卫土的事实。他认为，我国并非缺乏兵力，保卫西藏，实因交通不便，以致不能及时运兵到西藏地区。“倘有铁道，则交通便利，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致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6页。）故孙中山主张政府应尽早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希望通过修筑铁路，达到巩固西藏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在1912年间在众多场合反复陈述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表示要专办全国铁路，争取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线。1912年6月，他曾建议修筑三条全国铁路线，其中的南路铁道线“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页。）这条路线起于沿海城市，达于西藏地区，这对于巩固西藏等地的边防，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西藏与蒙古问题密切相关，民国元年蒙藏形势一度呈现危势。孙中山认为“蒙藏风云日亟一日，若不赶筑铁路，后患不堪设想。”遂建议政府专门修建一条贯通蒙藏地区的拉萨至车臣汗的铁路。由拉萨起，经过新疆，直达蒙古车臣汗。再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铁路相接，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4页。）如果不急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之西藏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5页。）列强如在蒙、藏边疆修筑铁路，则路权必为之所夺，路权丧失则沿线国土必沦为敌手。孙中山呼吁在蒙藏地区修筑铁路，反映了他对蒙藏形势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不过，从西藏修建通往蒙古、四川地区的铁路，虽可运兵御敌，巩固边疆，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条件看，是不可能在上述地区大规模修筑铁路的。

（二）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民国时期，孙中山非常重视民生建设，意图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发展西藏地方的经济，自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有在西藏地区修筑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移民垦荒的规划，期望能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这一定程度上会密切藏族与内地人民的各方面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繁荣。

孙中山认为发展经济，当以交通为最重要。计划交通，又以铁路为先。对于西藏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铁路在利于国防的同时，也是发展西藏经济的首要条件。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拟在全国修建中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原等铁路系统。修建通达西藏地区的铁路线主要是在高原铁路系统中，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拉萨—来吉雅令及其支线，拉萨—诺和线，拉萨—于阗线。（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0页。）所拟定的通往西藏地区的铁路线具体详细，与内地的铁路线连接，通往各沿海地市，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

铁路修好后，就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资源。边疆铁路线所经之地，皆是资源丰富之地。“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徒以交通未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57页。）高原铁路系统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矿产，因西藏地区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中国人则目西藏为西方宝藏，盖因除金产丰富外，尚有他种金属，黄铜尤其特产”，故可以重点开发黄金、铜等矿产，“当世界贵金属行将用尽时，吾等可于此广大之矿域中求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0页。）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但孙中山也认识到西藏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铁路修建起来工程繁难，耗资巨大，只有待其他铁路线完成后，才能修筑，所以，西藏地区的矿产可以留待最后开发。

在西藏修筑铁路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便于移民垦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拟有“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规划，（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页。）为了便于移民事业的进行，孙中山建议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移民，“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所提设想是土地由国家收买，设为农庄，长期贷给移民。移民之初，所需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待一个地区的移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授以自治权，并对移民进行民主政治精神的训练，使其能经营个人事业。

孙中山范文篇4

关键词：孙中山直接民权权能分治地方自治

直接民权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

研究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对于我(i7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的形成，总是以某些特定的先行思想资料作为它的前提。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也是在继承民族历史遗产，借鉴学习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再创造的结果。

孙中山to至12岁期间，在村塾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濡家思想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贵，社傻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的思想言论，使孙中山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①使孙中山认识到那些暴虐无道的“独夫”。人民应该去反抗他。应该承认，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孙中山后来直接民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坚决主张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人民从“专制的奴隶”变成“国家的主人”。1894年他在兴中会誓词中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在中国首先举起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共和代替专制的革命旗帜。他对清朝专制主义的腐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它“茶毒苍生”，“‘暴过虎狼”，无论国事民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权”，秦以来“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的专制暴政，发展到清代，达到了“自古未有若斯之酷”的地步②。对于这种腐败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认为这是最大的祸害，必须彻底铲除。

孙中山和近代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青少年时期，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了中学与大学的教育，得到了西方思想的正规训练。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大多数时间是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他潜心研读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体制，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孙中山批判地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认为“卢梭提倡民权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③他进而指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造出来的”。孙中山高度称赞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认为这正是主权在民的充分体现。正是在继承西方主权在民思想的前提下，孙中山先生预言:“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行公共民主的生活。’，④应该说，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著述中的合理养份是孙中山主权在民思想的基本来源。

在初步确立主权在民的思想之后，孙中山顺乎世界之潮流，注意到了欧美民主制的局限性，并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曾对美国式的共和制十分推崇和向往，但随着欧美各国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也暴露得更加明显。经过仔细的考察，孙中山认识到了欧美国家代议制民主的许多流弊。他指出，代议制的民国，“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⑤他进而揭露了欧美国家议会制民主的虚伪本质，对议会成为少数人控制的机器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代议制度下，有权者仍为少数人，”⑥而‘?普通人民手里”却没有可能掌握政权。⑦这种代议制的结果是“大多数人民并无幸福可享，彼享幸福的乃资本家”⑧，而“资本家专制，其害更甚于君主专制。”。因此，“法美等国之采用代议政体，不得谓真民权”，。“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的导师。”0同时，孙中山看到了瑞士及美国某些州采用的直接民主制度，认为它代表了世界民主的新潮流。孙中山还对苏俄的“人民独裁”政体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对西方代议制的虚伪性行行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孙中山结合中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奴役的现实国情，遵循学习西方“取法乎上”的原则，提出了在中国实行直接民权的思想主张，将民权主义推向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展的顶峰。

上述可见，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是在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养份，吸取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汲取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经验，在充分认识本国封建专制政体腐朽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孙中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国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获者。”。直接民权思想是孙中山向西方寻求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孙中山追赶世界潮流的生动体现。

何谓直接民权?孙中山认为:“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他一再强调:“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所谓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他认为只有当人民具备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

选举权是人民选举官吏和被选举的权利，是废除以财产为标准的普遍选举权;罢免权是人民撤换贪赃枉法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吏的权利;创制权是人民以公意创立各种法律法令而政府必须执行的权利;复决权是人民废除和修正政府所制定的不利于人民利益的法律法令的权利。孙中山主张的这四大直接民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对政府官吏的管理权，包括创制权和复决权。孙中山形象地把这四大民权比做四个放水制或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孙中山在长期饱受封建专制之苦的中国提出直接民权思想，是十分难得的。

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直接民权，达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孙中山提出了实现直接民权的根本办法—权能分治方案。

孙中山认为，“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要分开。”。这里的“权”和“能”，是指政治中所包含的两上不同的力量。一个是“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或“管理政府的力量”，这就是“政权”，即民权。一个是“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或’‘政府自身的力量”，这就是“治权”，即政府权。孙中山主张将这两个权分开，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拉去管理国事”;治权要则“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种“政权”和“治权”的分开，就是“权”(政权)和“能”(治权)分治。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思想是在考察了欧美诸国权能不分产生的弊端后提出来的独创性见解。中山先生指出了权能不分的弊病。他认为，欧美诸国权能不分，政府过分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致使民权成了空话。“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另一方面，由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欧美对干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

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是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①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的四大民权，同时也为了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用人民的四个政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即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权)，才是完全的民权的政治机关，有了这几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而国家政治才算是上了轨道。

怎样切实保证权能区分的实现?关键是使人民真正掌握管理政府的四大民权，为此，孙中山提出了实现直接民权的重要保证—地方自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县自治。按照孙中山的介绍，地方自治制亦即直接民权制实施的大概办法是:在自治制度之下，人民居于最高地位，“实行其主权”。人民之下，“一为县议会”，由人民选举之议员组成，行使“立法权”以及各种“法令”。“一为县长”，亦由民选，根据议会之法令支配行政各局。县议会之立法如合乎人民意志，则人民“共守之”;如违反人民意志，则经全体人民之十分之一发起及过半数赞成，即可将是法取消，并可另行“创制”法律。县长对于县议会所定之法令具有否决要权，否决后交议会“复议”，以更多数之意见决定之。此外人民对于县议会和县长均有“罢免权”。。由此可见，按照孙中山的设想，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是直接民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县自治能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孙中山认为，“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可以充分保证人民真正能能够行使四大民权，从而得以管理政府，实现当家作主。孙中山设想，在县自治的基础上，由每县推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受人民的控制，又直接行使四大民权来管理政府。这样，权能分治一方面体现在县自治实行直接民权，另一方面又体现在国民大会和政府的单向从属关系之中，从而能够保证人民最终掌握国家政权。

上述可见，孙中山先生为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目标，主张“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为了切实保障直接民权的实现，孙中山主张以人民的四大民权去制约政府的五项治权，实行“权能分开”，并进而将直接民权的实现基点放在了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上，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直接民权思想，这是孙中山先生民权思想中最为可贵的精髓。

仔细考察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孙中山直接民权思想的先进性。

孙中山将西方的主权在民思想发展为直接民权思想，明确提出民权“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观.点，肯定了人民必须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将人民置于国家政治的绝对支配地位，这本身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有权.人民无权的彻底否定，对中国人民解除长达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束缚起了启蒙作用。孙中山不满意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那种政权只为少数人所有的政治体制，也不满足于那种只给人民以有限选举权的代议制民主，因此，他提出直接民权的主张。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直接民权包含着更为完备的民主性。直接民权或直接参与比间接民权或间接参与具有更民主、更灵活、更广泛、更及时、更有效的特.点。一些未来学家预言，随着社会的民展，由代议民主制向直接参与民主制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体现了民主制度发民的潮流，而他在20世纪初就已提出，尤为难能可贵，其先进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创造性

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实行直接民权，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直接民权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而且在实践上从一开始就提出一r，并一直坚持“民权革命”口号，把实现直接民权作为革命的最终目标。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统一是非常难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看到欧美诸国人民与政府对立的弊病，他没有停留在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的四大民权去制约政府的五个治权的“权能区分”思想。孙中山在政治制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将政权与治权分开的学说，这正是他“所独见而获者。”这一学说“是世界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何尔康说过，“孙逸仙对民主理论的贡献是他对权能区分的重视。”林伯克氏也说。“权能区分，即使在不关心中国的人士看来，也是对政治学的一种贡献。”。因此，孙中山直接民权实现的根本办法—“权能区分”思想富有很大的创造性。

第三，孙中山直接民权思想的矛盾性。

孙中山把人分为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认为中国的四万万人，大多数都是“阿斗”、“太甲”式的不知不觉人，他们有权，但是无能，于是只好把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交给有能的“诸葛亮”、“伊尹”等先知先觉、“绝顶聪明”的人。孙中山主张直接民权，认为应当“用四万万人做皇帝”，。赋予人民以管理政府的四大民权，但这与他把人民视为无能的“阿斗”、“太甲”的观点，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人民都是“阿斗，将政权交给这些无能的“阿斗”，怎么能够实现对政府的管理呢?这表明，孙中山热爱人民，但并不信任人民;他提倡直接民权，但并不相信人民能自己管好国家、治理好国家。说到底，孙中山的这种矛盾的理论是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分不开的，是孙中山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政治二重性的反映。当然，对孙中山的这种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过分苛求。

第四，孙中山直接民权思想的空想性。

孙中山的权能区分思想，从他的主观愿望上讲是好的。因为它一方面反对了人民无权的那种权能集中于少数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权;另一方面也企图避免那种人民虽有权但其政府机构却存在着某些缺陷的现象。孙中山处处为人民着想，缔造真正民主政治制度的伟大思想，我们应该充分地肯定。但是，政权和治权分开的结果只能最终导致人民无权，因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①政权和治权是辨证统一的。孙中山把政治和政治权力的概念从阶级斗争的关系中游离出来，而把它局限在国家管理形式的范围内，这显然忽略了事物的本质。最终导致人民只有政权之名，而无政权之实。事实上，“在国家权利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个}}l公民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建立人民的国家之后，才真正谈得上直接民权的实现。

孙中山范文篇5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转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孙中山范文篇6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孙中山//邓小平/土地思想

【正文】

20世纪以来，中国三位历史巨人，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都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的土地思想有着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征，他们对土地问题的积极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所有政治家和革命家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则是土地问题。三代伟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1.对农村和农民疾苦的了解是三位伟人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这使他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1](p.583)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和富农占据土地的70%到80%，农民占人口的八九成，但“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有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p.339)若是长此以往，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2](p.340)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民生主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孙中山先生多次说道：“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一半了。[3](p.800)

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4](p.110)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和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后，土地问题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邓小平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他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干农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多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5](p.238)“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5](p.117)

2.政治上三位伟人都认识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

孙中山意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国民革命必须有农民的参加，尤其是在晚年，他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的基本力量，农民是否参加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他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也”，[2](p.119)“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6](p.555)革命便会失败，要动员农民参加，就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与要求，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上述思想。他强调，农村是中国革命的重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农民主力军”的思想：“中国的农民，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7](p.211)所以，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只有进行土地的变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发动农民起来，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多次强调，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要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他多次强调农村土地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5](p.651)“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5](p.227)因而，他在农村的改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土地思想。

由上述可见，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基本国情的认识，三位伟人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土地思想。

二、三位伟人土地思想的内涵

孙中山、、邓小平三位伟人，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土地思想在土地所有制和实现途径两个问题上都各不相同。

1.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使用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主要是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所有制。

孙中山从参加革命活动的早期就重视土地问题。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平均地权”是他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方法。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明确地将“平均地权”表述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并同时提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或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者，与众弃之。”[1](p.538)在此以后，他逐步形成了“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四项政策。而土地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平均地权”中的核心部分。列宁曾说：“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8](p.421)所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实际就是以田税代地租，把地租转化为国有，也就是“土地国有”。1924年以后，孙中山对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农民问题的迫切性有了新的认识，受苏联土地政策的影响，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他主张效仿俄国，“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3](p.867)和“平均地权”一样，“耕者有其田”强调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方法上由国家授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农民收取地税，并辅以国家租田给农民的方式。

那么，土地怎样才能国有化？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国家将地主多余土地按其报价收买，他说：“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对于人们关注的土地数量问题，他并不担心，“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3](p.868)从而会据实报价。由此可知，孙中山土地思想的核心在所有制上是主张土地的国有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作和使用，用改良的方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2.的土地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土地所有制上，改变了孙中山土地国有的设想，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他指出：“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9](p.1074)1931年春，明确指出土地归农民私有，他在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说：“过去分过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有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10](p.256)由此，确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后，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所有制。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思想的核心。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提出“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7](p.260)实行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至三大改造前，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一直是我党农村工作的重心。1947年12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对土地占有状况的某种改良；其二，无偿剥夺封建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有偿赎买这些土地；其三，仅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即没收地主阶级和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其四，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并归农民私有，而不是归乡政府或国家所有，农民不仅有土地的使用权，还有土地的所有权；其五，即支持农民平分土地，又反对绝对平均主义。[11](p.283)

在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方法上，主张实行土地革命。他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数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

农民土地私有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农民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奋斗的最终目标，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必将严重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要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则必须解决农民土地私有制问题。为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土地思想也就从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和统一经营的思想。

3.邓小平的土地思想

邓小平土地思想的核心是肯定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将纯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

邓小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途径主要是将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改变为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其重要方法是包干到户，即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者首先占有其全部劳动成果，然后，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承包合同，完成应上交的税收和定购任务及集体的提留、统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转换了农业经营机制，让农民成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这样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萌生了市场经济的细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

孙中山、、邓小平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却因为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最简单明了的就是一点：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农民。在理论上，他既希望农民有可耕之地，又不触及地主的利益，所以在方法上希望用和平、缓进的方式，以达到“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两全之策，实现地主和农民的双赢。“双赢的构想，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不是通过根本对立的冲突来达到新的社会整合，而是采用社会协调的办法，使斗争的双方在未来的发展中，都取得新的发展机会和获得发展的实际利益。”[14]由于他对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及社会分层的认识还十分模糊，他没能找到一个实行他这种设想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耕者有其田”只能成为他的一种美好愿望。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借鉴了孙中山的土地思想的某些成分。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这样说道：“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13](p.70)他在名篇《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时这样说道：“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13](p.678)并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9](p.1074)

虽然对孙中山土地思想有所借鉴，但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把农民问题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来对待。不仅想让农民有田可耕，还想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思想，这不是一种倒退，相反，它是对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思想的超越，因为它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的土地私有的观念十分强烈，他们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实现土地的国有，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就是实现土地的农民所有，首先提出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孙中山的“土地国有”的思想。

在方法上，与孙中山不同的是，主张并实行土地革命。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反复强调秩序与国家控制，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理想，其最终结果不仅不能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反，保护的恰恰就是地主的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革命，成功地唤起了亿万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在土地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废除私有制，并不是否认土地的公有或国有，他只是把农民土地所有制当作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完成这样的任务，建国后，领导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但此后，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统一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的弊端，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对于在50年代后期，农业和土地问题上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他的看法：“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之后，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之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5](p.255)他批评“搞‘’、，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在考虑土地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面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倡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突破了公有制单一的模式，实现了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干到户，让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亿万农民有了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切中了农村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的弊端，有效地发挥了农户和集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年底，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完全被取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肯定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前提，这和孙中山所设想的“土地国有”是一致的（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后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包干到户，又实现了孙中山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的愿望。从这一点上说，邓小平所倡导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来越接近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内容和形式的本意，找到了困惑孙中山和两位伟人已久的解决土地问题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文献研究室.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王风贤.与中国传统文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12]刘一皋.孙中山土地思想再探——在历史与现实之间[A].徐万民.孙中山研究论集[A].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125-148.

孙中山范文篇7

一、倡导人工营造森林

由于农民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使早年的孙中山已初步掌握了人工植树方法。特别是兄长孙眉在檀香山以农、林、牧业发家致富，也给孙中山以一定的影响。1883年，时年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时携带酸豆树籽种在自家院内，现这棵百年老树已是郁郁葱葱，仿佛正在昭示世人，它本身就是孙中山人工造林实践的出发点。1890年，孙中山开始着手在家乡筹备人工造林，他对广东香山无林区进行了初步调查，提出要将香山东南一带“秃然不毛”（1）之山，“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面对当地农民只知砍伐，而不知种植林木的愚昧无知状况，他利用假期，在家乡种植桑树，为父老乡亲提供样板，居然初见成效。

孙中山在香山倡导植树时，又上书清朝官吏，推荐自己制定的植树造林方案。即：1、“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2、“其余花果草木，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3、及时预防“谷蟊木蠹”。（2）至此，孙中山完成了第一个植树造林方案。

1915年，为提高全民植树意识，统一全国人工植树时间，孙中山建议北洋政府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获得赞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法定的植树造林节日。1916年，孙中山视察绍兴，大声疾呼“譬彼高山，胡不栽森林”。（3）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革命家，孙中山能够随时随地倡导人工植树造林，亲自参加人工植树活动，制订人工造林计划，提倡设立国家植树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工植树造林的重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呼吁成立农学会，作为林学理论研究机构。时隔不久，他在广州正式成立农学会。作为秘密革命机关的农学会，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也考察了外国农林事业，研究近代林学理论。尽管数年后农学会被清廷破坏，但它具有破天荒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林学研究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设置国家林业管理机构，中央内务部负责农林事务；在地方设置南京府劝业科，负责“山林土地事项”。（4）使南京临时政府初步建立了层次完整的林业管理体系。孙中山辞职后影响北洋政府在中央设立农林部。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商定农林部可以暂时“伐采森林”，（5）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自兼内政部长，明令农务局“培植及保护森林”。（6）后农务局并为第二司，继续主管“农业、林业之保护、监督、奖励及改良事项。”（7）此时，孙中山在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基本上还都属于西方政府机构的形式模仿。

1922年9月，孙中山在《筹备改组国民党宣言》中除继续主张“……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又进一步提出“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8）的新主张，该主张实际上已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林学理论上的反映，惜其未能贯彻执行。

在实际运作中，孙中山设立的林业管理机构曾出现个别人员素质较差、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1924年，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为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颁布《考试条例》，规定应聘林业机构荐任文官者必须参加森林化学、森林工学、森林测量、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土壤学、气象学、林政学、树病学、造林学、昆虫学、森林保护及管理法、植物生理学等科目书面初试，合格后再参加相同科目口头复试，最终合格者方可为荐任文官。（9）

三、国家经营林业生产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在野党领袖身份，用英文给《大陆报》撰文，主张“凡……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10）其所产利益作为国家税源，用于行政、教育、慈善等事业经费。在数月后的一次演讲中，他进一步指出“今日中国地主、资本家眼光尚浅，知保守而不知进取，野山荒地尚多无主之物，一般平民间亦有自由使用之权，即如樵采游牧，并无禁止之例。若在欧洲，则山野荒地皆为资本家所领有，他人不能樵采游牧于其间也”（11）而一但中国地主，资本家效仿欧洲，就会垄断山林，操纵民生，到那时再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应当事前加以预防。1920年，孙中山提出预防地主、资本家垄断山林的具体方法，即国家经营林业生产。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说：“凡山林……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其数年或数十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药等地，宜由公家管理。开荒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动为之。”（12）

1923年，孙中山开始实施国家经营林业生产政策，在一系列法令、法规中规定：在都市内，果园、苗圃征收千分之十五地价为普通地税，随着土地增值，按超过原地价的百分比征税，但每亩地价不到二百元者免征增值税。（13）国有山林均准人民承垦，承垦年限“树林地一千亩未满者二年，一千亩以上二千亩未满者三年，二千亩以上三千亩未满者四年，三千亩以上四千亩未满者五年，四千亩以上五千亩未满者六年，五千亩以上一万亩未满者七年，一万亩以上者九年。”

（14）每亩地价七角，提前完成垦荒植树造林者可按比例减其地价。

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山林川泽之息”“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15）上述规定，孙中山在手书《建国大纲》中再次予以肯定。孙中山自视《宣言》和《大纲》是最权威和经典著作，国家经营林业生产、全民占有林业效益的设想，就成为孙中山最具代表性的林业政策之一了。

四、发挥森林防护作用

前面已经述及，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森林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他早年在香山提倡植桑，就是为了保持水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发挥森林防护作用的思想日益完善成熟。

1918年，孙中山在谋求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谋求防止华北、华中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他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号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16）可以说，这是我国三北防护林体系的最早雏形，我们不仅实践了孙中山计划，而且大大超过并完善该计划。

1924年，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指出“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滥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解决。”“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的大规模森林。”（17）勿庸赘言，演讲分析了森林与防止水旱灾害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国家经营森林事业的重要意义。在百废待兴、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孙中山能够把林业放到水土保持、防止灾害的高度去认识，十分罕见，时人无出其右者。

孙中山范文篇8

由于农民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使早年的孙中山已初步掌握了人工植树方法。特别是兄长孙眉在檀香山以农、林、牧业发家致富，也给孙中山以1定的影响。1883年，时年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时携带酸豆树籽种在自家院内，现这棵百年老树已是郁郁葱葱，仿佛正在昭示世人，它本身就是孙中山人工造林实践的出发点。1890年，孙中山开始着手在家乡筹备人工造林，他对广东香山无林区进行了初步调查，提出要将香山东南1带“秃然不毛”（1）之山，“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面对当地农民只知砍伐，而不知种植林木的愚昧无知状况，他利用假期，在家乡种植桑树，为父老乡亲提供样板，居然初见成效。

孙中山在香山倡导植树时，又上书清朝官吏，推荐自己制定的植树造林方案。即：1、“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2、“其余花果草木，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3、及时预防“谷蟊木蠹”。（2）至此，孙中山完成了第1个植树造林方案。

1915年，为提高全民植树意识，统1全国人工植树时间，孙中山建议北洋政府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获得赞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国家法定的植树造林节日。1916年，孙中山视察绍兴，大声疾呼“譬彼高山，胡不栽森林”。（3）作为1位日理万机的革命家，孙中山能够随时随地倡导人工植树造林，亲自参加人工植树活动，制订人工造林计划，提倡设立国家植树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工植树造林的重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呼吁成立农学会，作为林学理论研究机构。时隔不久，他在广州正式成立农学会。作为秘密革命机关的农学会，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也考察了外国农林事业，研究近代林学理论。尽管数年后农学会被清廷破坏，但它具有破天荒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林学研究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设置国家林业管理机构，中央内务部负责农林事务；在地方设置南京府劝业科，负责“山林土地事项”。（4）使南京临时政府初步建立了层次完整的林业管理体系。孙中山辞职后影响北洋政府在中央设立农林部。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商定农林部可以暂时“伐采森林”，（5）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自兼内政部长，明令农务局“培植及保护森林”。（6）后农务局并为第2司，继续主管“农业、林业之保护、监督、奖励及改良事项。”（7）此时，孙中山在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基本上还都属于西方政府机构的形式模仿。

1922年9月，孙中山在《筹备改组国民党宣言》中除继续主张“……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又进1步提出“并得由工人参与1部分之管理权”（8）的新主张，该主张实际上已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在林学理论上的反映，惜其未能贯彻执行。

在实际运作中，孙中山设立的林业管理机构曾出现个别人员素质较差、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1924年，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为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

颁布《考试条例》，规定应聘林业机构荐任文官者必须参加森林化学、森林工学、森林测量、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土壤学、气象学、林政学、树病学、造林学、昆虫学、森林保护及管理法、植物生理学等科目书面初试，合格后再参加相同科目口头复试，最终合格者方可为荐任文官。（9）3、国家经营林业生产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在野党领袖身份，用英文给《大陆报》撰文，主张“凡……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10）其所产利益作为国家税源，用于行政、教育、慈善等事业经费。在数月后的1次演讲中，他进1步指出“今日中国地主、资本家眼光尚浅，知保守而不知进取，野山荒地尚多无主之物，1般平民间亦有自由使用之权，即如樵采游牧，并无禁止之例。若在欧洲，则山野荒地皆为资本家所领有，他人不能樵采游牧于其间也”（11）而1但中国地主，资本家效仿欧洲，就会垄断山林，操纵民生，到那时再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应当事前加以预防。1920年，孙中山提出预防地主、资本家垄断山林的具体方法，即国家经营林业生产。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说：“凡山林……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其数年或数10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药等地，宜由公家管理。开荒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动为之。”（12）

1923年，孙中山开始实施国家经营林业生产政策，在1系列法令、法规中规定：在都市内，果园、苗圃征收千分之105地价为普通地税，随着土地增值，按超过原地价的百分比征税，但每亩地价不到2百元者免征增值税。（13）国有山林均准人民承垦，承垦年限“树林地1千亩未满者2年，1千亩以上2千亩未满者3年，2千亩以上3千亩未满者4年，3千亩以上4千亩未满者5年，4千亩以上5千亩未满者6年，5千亩以上1万亩未满者7年，1万亩以上者9年。”

（14）每亩地价7角，提前完成垦荒植树造林者可按比例减其地价。

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山林川泽之息”“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15）上述规定，孙中山在手书《建国大纲》中再次予以肯定。孙中山自视《宣言》和《大纲》是最权威和经典著作，国家经营林业生产、全民占有林业效益的设想，就成为孙中山最具代表性的林业政策之1了。

4、发挥森林防护作用

前面已经述及，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森林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他早年在香山提倡植桑，就是为了保持水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发挥森林防护作用的思想日益完善成熟。

1918年，孙中山在谋求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谋求防止华北、华中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他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号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16）可以说，这是我国3北防护林体系的最早雏形，我们不仅实践了孙中山计划，而且大大超过并完善该计划。

1924年，孙中山系统演讲《3民主义》，指出“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1年多过1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1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滥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解决。”“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的大规模森林。”（17）勿庸赘言，演讲分析了森林与防止水旱灾害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国家经营森林事业的重要意义。在百废待兴、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孙中山能够把林业放到水土保持、防止灾害的高度去认识，10分罕见，时人无出其右者。

《3民主义》演讲没有最终完成，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北伐。军务繁忙中，他发现南华寺周围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当即交给长老1百元植树款，让他在寺外植树，保护生态环境。

孙中山范文篇9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其次，民权主义的中心目标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人民毫无政治权利，“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呼诉。”[3]因此要推翻这种统治。

再次，用权能区分理论处理人民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孙中山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考察，发现民权发达后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人民只能把民权推出去而不能把民权拉回来。因此，要通过“权”和“能”的分离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2]

（二）政体设计

第一，五权宪法。权能区分理论规定了人民与政府各有相应的权利。第二，革命程序论。推翻清王朝，实现民主政治是孙中山一个重要奋斗目标，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第三，地方自治。孙中山反对当时一些人根据美国联邦制的经验在中国搞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前十三个州向来是分裂的不同，中国原来是统一的，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孙中山主张以县为基层单位进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是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

二、对孙中山民权政治的评价

（一）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构建

世界历史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一个国家若想实现现代化，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在孙中山民权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构建起了促进作用。

1.政治民主化。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政治民主化思想与民权主义的核心目标有相通之处。孙中山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有深刻的认识，极力主张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孙中山认为民权已成为大势所趋，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民众的参与权。传统政权与以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民众的广泛参与性，这在孙中山的全民政治思想中有所体现。孙中山认为在封建专制独裁的政体中，民众没有任何权利来参与到政治中，因此提出了“直接民权”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应该是通过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这种全民政治、让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思想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进步潮流，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的早期政治现代化。

3.新政权的质量问题。一个新政权的出现是（下转第120页）（上接第111页）为了解决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协调问题，它的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与持久。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用民众的四权限制政府的五权。人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可以对政府起到监察作用；政府拥有充分的权利去行使其职能，便能以高效率来管理国家事务。这样就实现了新政权在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保证了新政权的质量。这种做法为以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二）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

1.对争取民权的困难认识不足。孙中山专注于民主进程的必然性和应然性，对争取民权过程过于轻视，对其艰巨性认识不足。他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但在客观操作中又是难以实现的。他认为只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会进入实现民权的进程中，却没有意识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以至于推翻专制后仍有复辟的出现。孙中山虽然设计了革命程序论，却没想到政府会利用这种理论来维持独裁统治。中国的现实与孙中山的理想有所差距，这是孙中山理想主义的必然结果。

2.相信精英政治而忽视人民的力量。孙中山不是将民众看作革命的动力，而是看为有待解放的对象。他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主张用精英政治的模式来实现民权。这其实是忽视了人民的力量，也打击了民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利于被少数人所利用。

3.主权在民思想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孙中山提出的直接民权的主张，在历史上没实现过，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我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众的思想也不能立刻接受这样先进的思想。要人民实现对政府官员的罢免权和对法律的创制、复决权，难免有些空想的成分。既得利益者，即政府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去限制人民的权利，让民众处于实质上的无权状态。这样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全民政治。

参考文献

[1]陈胜粦.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九十华诞论文集[C].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孙中山范文篇10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其次，民权主义的中心目标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人民毫无政治权利，“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呼诉。”[3]因此要推翻这种统治。

再次，用权能区分理论处理人民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孙中山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考察，发现民权发达后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人民只能把民权推出去而不能把民权拉回来。因此，要通过“权”和“能”的分离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2]

（二）政体设计

第一，五权宪法。权能区分理论规定了人民与政府各有相应的权利。第二，革命程序论。推翻清王朝，实现民主政治是孙中山一个重要奋斗目标，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第三，地方自治。孙中山反对当时一些人根据美国联邦制的经验在中国搞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前十三个州向来是分裂的不同，中国原来是统一的，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孙中山主张以县为基层单位进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是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

二、对孙中山民权政治的评价

（一）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构建

世界历史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一个国家若想实现现代化，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在孙中山民权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构建起了促进作用。

1.政治民主化。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政治民主化思想与民权主义的核心目标有相通之处。孙中山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有深刻的认识，极力主张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孙中山认为民权已成为大势所趋，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民众的参与权。传统政权与以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民众的广泛参与性，这在孙中山的全民政治思想中有所体现。孙中山认为在封建专制独裁的政体中，民众没有任何权利来参与到政治中，因此提出了“直接民权”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应该是通过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这种全民政治、让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思想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进步潮流，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的早期政治现代化。

3.新政权的质量问题。一个新政权的出现是（下转第120页）（上接第111页）为了解决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协调问题，它的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与持久。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用民众的四权限制政府的五权。人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可以对政府起到监察作用；政府拥有充分的权利去行使其职能，便能以高效率来管理国家事务。这样就实现了新政权在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保证了新政权的质量。这种做法为以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二）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

1.对争取民权的困难认识不足。孙中山专注于民主进程的必然性和应然性，对争取民权过程过于轻视，对其艰巨性认识不足。他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但在客观操作中又是难以实现的。他认为只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会进入实现民权的进程中，却没有意识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以至于推翻专制后仍有复辟的出现。孙中山虽然设计了革命程序论，却没想到政府会利用这种理论来维持独裁统治。中国的现实与孙中山的理想有所差距，这是孙中山理想主义的必然结果。

2.相信精英政治而忽视人民的力量。孙中山不是将民众看作革命的动力，而是看为有待解放的对象。他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主张用精英政治的模式来实现民权。这其实是忽视了人民的力量，也打击了民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利于被少数人所利用。

3.主权在民思想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孙中山提出的直接民权的主张，在历史上没实现过，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我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众的思想也不能立刻接受这样先进的思想。要人民实现对政府官员的罢免权和对法律的创制、复决权，难免有些空想的成分。既得利益者，即政府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去限制人民的权利，让民众处于实质上的无权状态。这样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全民政治。

参考文献

[1]陈胜粦.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九十华诞论文集[C].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