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范文10篇

斯大林范文篇1

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来临，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其本质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与复仇。为了打倒全副武装与十项全能的统治者，需要有“狂热的信念、严酷的纪律与极端的行动”，[2]为的是向人性挑战，泯灭人性中天然的怜悯心与种种道德禁忌。为了伸张正义，不惜让全世界毁灭！反动派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加倍偿还！“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3]

极端的行为一旦被采用，将形成行动惯性、行为模式与历史惯例；巨大的权力一旦被渴望复仇的人们所铸就，将吞噬无数的生命，连革命者也未能逃脱劫难。

革命者一定是独裁者

顾准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据这种特性，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定是独裁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说反对；还因为，不掌握绝对的权力来指挥一个以最为狂热的信念与最为严酷的纪律所造就的暴力组织，就不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更不要说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了。

这些道理，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5]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并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隐瞒列宁的这一面，把列宁打扮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民主领袖。其实斯大林的见识与所作所为尤其是外交战略的头脑与手腕，都与列宁一脉相承。

列宁相对于斯大林无非是显得博学多才，清心寡欲，温和有礼，善于使用说服的方法求得一致罢了。

在利用各交战国之间的矛盾，接受德国军方的暧昧条件，坐专列回祖国闹革命的问题上，列宁没有过丝毫的犹豫。恐怕根本就没考虑过人格、道义与爱国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6]

俄国在一战中被德国击败后，德国军方开出了条件为大量割让土地与勒索巨额赔偿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为了争取时间巩固革命政权，决定接受。当时政治局内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列宁，只有斯大林坚决支持列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能包羞忍耻，怎能成就大事？看不穿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斗争，幻想着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将身死国灭，为人所笑。[7]

其他人，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到布哈林以及其他一切不著名之辈其实就是一群书呆子，去做宗教鼓动者与殉道者还差不多（从这些人的一生来看果真如此）。要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非斯大林那一套不可。

对于列宁来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割让沙皇俄国的疆土算得了什么？共产主义者哪会把土地放在眼里，他们最高目标就是要取消国家。同时，苏联领土的扩张与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又是一致的，斯大林后来也照样无视国际法与国际道义大肆兼并与扩张。

1918年，当俄共（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列宁便迅速地以武力解散了这一届议会。从此在七十年的时间里，议会再也没有恢复过。[8]

1920年，列宁宣布在党内戒严，“禁止小组和派别的存在，禁止批评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治局的路线。”[9]

几乎与此同时，列宁下令枪决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禁止这些人再宣传旧思想，与共产主义新宗教来争夺信徒。

可以说，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民主传统以及背离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极端行动，列宁都是始作俑者。也许列宁还在幻想，自己绝对的领袖权威与巨大的人格魅力可以控制这一切行为的强度与广度，镇压与屠杀的只是极少数。待大局已定，共产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中取得优势时，共产主义社会将要恢复它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色吧。

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性的仇恨，以及巨大的仇恨所造就的最为严酷的纪律，对反动派最为彻底的镇压是它取胜的关键。

革命者的心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与仇恨，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为死难的同志与战友报仇！要为历史上的一切被压迫者雪恨！要灭绝一切反动派的遗孑！

革命成功了以后，掌握了“书写者”的权力，革命者更产生了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民族独立运动等一切反抗既有统治秩序的行动都要加以肯定，一切站在人民革命一边的政治势力都应算作进步的，一切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都是反动的，要重写一部人民群众唱主角的历史！要重写一部永恒的革命永久地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

要将这种刻骨的仇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泯灭，永不和解！要世世代代保持对现存的一切强权的敌对情绪与敌对状态，决不让反动派复辟，直到全世界被压迫者全部解放的那一天！

永久的、刻骨的仇恨将导致永久的革命情绪与革命状态，不间断的革命将导致理所当然的永久的独裁。

民主集中制的悖论

革命者要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共产主义也在限制与规范着革命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马克思，是一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虽他然对权力斗争与利害关系洞若观火，从不回避，并且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大谈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其既然不能“知行合一”，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迷信民主，讳言独裁，拒绝将其纳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充分的阐释，以至后来的革命者因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无法彻底执行民主的组织原则时，也只能给民主加上“集中”的后缀。

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10]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11]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12]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3]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鼓而竭，革命就是轮回

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狂热的幻想，普通人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其实在权力结构中，自己照样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并且对这一切无法加以改变，未免就会因此而生懈怠之心。这样整个社会最终必然就会丧失当年革命成功的要素——同仇敌忾的情绪。

为了维持士气于不坠，不得不使用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严厉的奴隶制般的劳动纪律。就像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竟然把农奴用脚镣铐住在工厂里进行劳动。岂有它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以免整个国家都被瓜分占领殖民，其成员不分贵贱全部变成亡国奴。

除了伟大领袖，其他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泄气了。只有伟大领袖不肯轻言失败，不肯向历史与命运低下他那高傲的头，为了他至高至善的理想，他敢于付出一切代价。

对于经过了恐怖的地下活动、惨烈的内战与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种种考验的伟大领袖来说，决不肯承认人性不可驯服，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社会在本质上将与旧社会毫无区别。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14]如果自己的队伍敢于动摇，敢于修正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尤其是试图否定他的最高权威，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就像镇压敌人一样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大整肃。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另一方面，进行革命行动与维持革命政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公认的万恶的敌人。旧统治者被打倒后，敌人就只能在党内与人民内部产生了，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台。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斯大林准备以惯用的模式来启动新政策与清洗旧班底的时期（其标志是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贝利亚等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低头认罪，听天由命或者慷慨赴死，这些第二代革命家都不愿意，就只有联合起来采取极端行动终结伟大领袖的生命了。没有“大事业”的情结与献身的激情，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压倒了党性，这种表现大概就是第二代革命家与第一代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吧。[15]

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谋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不仅勇敢地承认这一切，还启动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内核里有对人的强烈的尊重，对一切专制者的极端仇视，有打倒一切专制者的强烈愿望与解放一切受压迫者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且在联共的历史上，早期存在过革命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民主作风，有列宁这个行使着最高独裁权力同时又坚持了以理服人作风的光辉形象。因此否定斯大林，重新突出列宁的光辉形象；否定领独裁，向联共历史上的民主传统回归，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政治法统与政治组织的崩溃。

不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何等现实政治上的理由，是否在实际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的高尚理想与人道精神，尤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只有终止斯大林的生命并且彻底否定斯大林。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6]

谋杀斯大林的恶劣影响

独裁者总是会死的，但以谋杀来强制致死却造成了反效果。那些其他的独裁者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有生之年就大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些被打到与被清洗的革命者，其实并不必一定有类似的打算，以此荣衔相赠，岂不冤哉！

罗马共和国晚期，独裁官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三年，突然自愿放弃一切权力，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归隐乡间。辞职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位“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位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17]

伟大领袖在庐山会议期间，在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突然决定更换住所并加强警卫，其内心所想无非就是这些事吧。“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8]被打倒与被消灭的人哪还能为自己辩解？既已行使独裁者的权力，身负独裁者之恶名，被原教旨主义派以恢复党内民主的理由加以推翻，甚至加以杀害，并非不可能。事出有因，师出有名，史有前例，还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吧。

最后的引申归谬——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的“大民主”

反斯大林成为风气后，某些国家中的某些人虽然批判领袖崇拜，提倡集体领导挺来劲，却不过是叶公好龙。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要搞民主制，而是要摆脱领袖的严厉监督与控制，将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同时又打着他的旗号来谋取一己之私利。

既然祭出了民主这颗翻天印，伟大领袖也可照打不误，谁也不能在理论、制度与法统上公开反对。于是伟大领袖最后就来了个政治上的恶作剧，你们要“党内民主”，我就让你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享受民主的最高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招果然有巨大的威力，民主派们被整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劫后余生，幸免于难的人，就只有彻底否定领袖独裁，永久地终结革命了。

写于2000年十月间

注释：

[1]《斯大林死之谜》214页[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新华出版社1981年

[2]《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李寒秋

[3]《读书》2000年第一期《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章海陵

[4]《顾准文集》4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怎么办？》之[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五）“密谋”

组织和“民主制”出自《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斯大林死之谜》15—17页

[7]《关于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关于立即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出自《列宁选集》第三卷409—417页1972年版

《大外交》233页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7年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7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

《斯大林政治传记》214—218页[英]艾萨克·多依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要》205页（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高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8]《不合时宜的思想》262页[苏]高尔基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斯大林死之谜》14页

[10]《斯大林死之谜》78页及109页

[11]《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12]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13]《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375页

[14]转引自《落难与得势真相》权延赤

《炎黄春秋》29页1993年第四期

[15]《斯大林死之谜》161—162页

[16]《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

[17]转引自《千古之谜——世界文化史500疑案》184—185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斯大林范文篇2

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在起草和讨论“两论”时，高屋建瓴、以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大无畏精神，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1］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2］由此分析，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次要的。斯大林所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立场，“两论”由此确立了具有卓越政治智慧和强大理论力量的评价原则和方法。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3］(p65)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将历史人物置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不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出发，说明其所属时代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观念和历史事变。

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去看待错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一个探索与前进的过程，其中存在着挫折、失误和某种暂时的倒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其统治经验。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自觉理解和掌握这一认识规律。勇于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理论品格。

其次，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中去看待错误。“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僵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未来提供宏观意义和发展方向上的指导，理论与现实间必然存在距离，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必须是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甚至发生严重错误。如所说：“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1］充分认识到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与具备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勇气和信心，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中去看待错误。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多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在20世纪凯歌行进，在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中，“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4］社会主义实践历程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面临着独有的、复杂的极其艰巨的任务、严酷的挑战和重大困难，需要运用相应的特殊战略原则。在风云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探索中的伟大事业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面临的甚至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重大牺牲和艰难抉择。“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4］历史不能重现，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不能从今人的喜恶出发，不能无视历史的不可假设性去评判历史人物的缺失和错误，必须正视历史时代的特殊性。

强调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还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这是从事物的普遍原则出发。研究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应该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属的历史环境中，置于当时的物质经济条件和政治、哲学及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去考察。“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5］(p583)按照这个普遍原则，无论哪个领域和学科研究斯大林问题，必须同20世纪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的特殊背景相联系，斯大林及苏联的一切活动都置于这一历史基础之上，都不能无视这个客观现实基础。二是要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是从事物的具体原则出发。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反复强调：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对于带有贬意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的称谓，说：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1］这一历史定位说明，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或者是错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历程中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这是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基本原则和立足点。如果无视或忽略这个基本原则，如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是丧失了一切道德的罪人”，“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如国内学术界关于“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推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是历史的进步”的观点。这类模糊错误的定性，必将导致对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全盘否定，进而导致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盘否定，这样就不是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了。

列宁曾说过：“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6］(p26)“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p229)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8］(p244)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挫折与教训，对于斯大林所犯错误和苏联经验，只有本着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本着总结经验、记取教训的态度，才能达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目的。要消除仅从狭义的概念出发，或者对斯大林全盘否定、或者盲目固守全盘肯定的极端性作法，分析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复杂背景、环境和深厚历史根源，以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当代实践，走历史必由之路。

2.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9］(p12)因此，将阶级的观点纳入历史研究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体现。因为，“我们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时代……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p273)“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5］(p583)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21世纪社会主义亟待复兴的时代，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历史人物，尤其不能不遵循阶级原则。不能仅仅孤立的停留在叙述评价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是非上，为评价而评价，而是要着重于发掘其现实意义和对后世、后人的借鉴指导作用。

首先，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领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0］。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设想斯大林还有任何别的阶级背景和任何别的政治色彩。将斯大林还原于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之中，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从这一基本背景出发，我们党郑重作出结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4］2004年，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遗嘱是他在苏共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要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斯大林的特征是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把全部力量都彻底地贡献给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事业”［11］。在研究斯大林问题时，我们无法抛开斯大林作为苏共领袖的地位和其阶级背景，无法抹去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政治形象，只能从这一基本背景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他的生平和活动，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其次，斯大林的阶级背景决定了其是为着保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除此之外，我们无从确定斯大林还有任何别的目的。“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2］斯大林是20世纪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和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纷纭繁杂、观点各异。不同的评价结论也被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美国知名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美国对外政治战略家则把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引起争论可能造成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件，形象比喻为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12］(p7)这些复杂情况更需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斯大林、评价斯大林。“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2］只有分析斯大林所持有的阶级立场，他所从事的事业，对他的把握和理解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对他的评价才更接近历史真实。“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着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绝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10］

再次，从认真记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远历史意义入手认识斯大林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2］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走过的弯路，我们就可以不走或少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3］(p267)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也在于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深刻总结记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最后，对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引起的危害性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p65)“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在“两论”发表30多年的1991年，历史不幸被言中。苏联自斯大林以来的苏共领导人，都没有做到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时代，以至戈尔巴乔夫以发动改革为契机，提出“归根结底，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14］。戈尔巴乔夫“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15］(p2)，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走过20世纪，列宁主义的故乡抛弃了列宁主义，苏联解体成为20世纪俄罗斯人民最大的历史悲剧。因此，诋毁斯大林，客观上帮助西方敌对势力达到了瓦解苏联的目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残痛的。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评价历史人物，除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不同角度、视域的总结外，根本的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指导，除此之外，站在任何其他的立场，仅运用其他学科的原则和方法，达不到我们的最终目的，不能从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事业的根本目标出发记取教训、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二、评价方法

在评价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法风格、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派。

1.把握本质、总体评价

深刻认识到，如何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斯大林，决定了如何评价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还关系到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牵涉各国党。基于这样一个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提出：要看大局，要从总体上评价斯大林。他多次强调，斯大林“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13］(p408)“苏联共产党这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呑掉。”［3］(p626)由上可见，在对待苏联和斯大林问题上，始终能够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不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一段历史时期，而是站在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上认识这些问题。这样一种胸怀和视野，就使我们能够跳出局部利益的狭隘立场，个别国家和党一段时期的得失成败，从人类发展史的长过程，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长过程中把握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的基本性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讲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p154)因此，所讲的大局，就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流和大局。

2.一分为二、辩证评价

多次强调必须全面地、一分为二和辩证地分析苏联经验，切忌一点论、切忌形而上学；切忌全部肯定或全盘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作法。在讨论修改“两论”时，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3］（(p626)）“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3］(p284)第一要看到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都是由正确的和错误的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二要看到，两个部分中“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这样就比较全面、比较符合实际。既坚持了二点论，又坚持了重点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不可能单纯地、单线性地发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主要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来推动。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都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在我们党内，曾出现过如批评过的错误倾向，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13］(p408)在苏联也如此，如叶梅利亚诺夫所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12］(p7)一点论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将导致夸大错误或夸大成就的极端化现象。这样看问题、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导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中苏关系友好时，领导我们党针对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某些错误做法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态度，不受干扰，保持了独立性；斯大林逝世后，针对赫鲁晓夫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错误地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一分为二、全面辩证地观点，对其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抵制，划清了两种态度，即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3.区分主次、功过，分别评价

关于如何把握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肯定，也要有否定，同时又要始终遵循评价的基本点和基本立场。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提出在评价中要功过分明、量化评价，区分主次、侧重评价，成绩错误、分别评价等具体方法，做到了科学全面、公正客观。

首先，充分肯定斯大林及苏联经验主要是正确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评价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针对西方反共势力对斯大林的攻击，鲜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特别加上以下内容——引者注)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3］(p284)从斯大林一生来看，斯大林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始终是他一生最主要的品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其次，必须正确分析和认识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的观点。”［3］(p643)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错误的主要表现：“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4］由此，对斯大林错误的认识与分析就清晰起来：一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者要理直气壮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当代中国，就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相比还很不完善，还有许多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在侵蚀着这个制度。在实践中，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社会主义成功应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形势严峻，任重道远。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意义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把握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及其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至深至远。

1.对深刻记取苏联剧变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在指导起草“两论”时曾明确指出：关于苏共20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1］因此，苏共20大至少造成了以下严重后果：﹙1﹚丢掉了列宁主义；﹙2﹚损害了欧美各国共产党的发展；﹙3﹚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4﹚首开苏联先河，导致了一系列恶劣后果，并最终导致了世纪性悲剧的发生。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勃列日涅夫没有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变成了一场“揭露”斯大林时代骇人听闻的秘密，实际是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运动。非斯大林化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抹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抹杀五年计划年代所创造的一切价值，教育和文化体系、科学机构的毁灭或衰落，污辱爱国主义和忘却国家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这一切都进而导致只有“承认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才能合乎逻辑地将斯大林说成是全世界恶的体现，说明在这一时期是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领导的国家。［12］(p614)这是自赫鲁晓夫起对斯大林进行大肆诬蔑和丑化而演变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同志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6］(p272)深刻记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教训，、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胆识，使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发展。

2.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斯大林范文篇3

中图分类号：A849.1；A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254（2000）03—0005—04

斯大林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划时代人物，他们的经济建设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共同富裕”是他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和研究他们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深入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斯大林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认识和理解

如何认识和理解共同富裕直接关系到如何进行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斯大林邓小平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所采取的种种不同做法除了国情不同导致做法相异外，认识和理解方面的差异乃是问题主要所在。

1、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而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1934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注：《斯大林选集》第337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全体人民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事隔半个世纪，邓小平在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然而，斯大林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认识却不一样，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他反对“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注：《斯大林选集》第375页。），却没有反对对富裕的拉平。事实上，斯大林始终无法用他的方式去实现共同富裕，因为他的方式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不同意这类思想，认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应该是保持着差异的富裕，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共同富裕问题上的均衡论哲学。1986年他在会见新西兰外宾时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使他深有感触：“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7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商品经济阶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劳动态度始终受着物质利益影响和支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离开这个事实去侈谈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搞平均主义实现不了共同富裕，而只能是有害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人的能力差异决定着分配差异，无视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会直接挫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必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能成功的。邓小平这些思想，深刻体现了他的辩证求实精神。

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获得富裕。斯大林说：“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注：《斯大林文选》上卷第450页。）并说，“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1917年10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注：《斯大林选集》第337页。）肯定社会主义是苏联人民摆脱贫穷，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邓小平也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页。）并认为“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0页。）同样肯定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摆脱贫穷，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但是，不同也是明显的。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提到社会主义原则和本质内容的高度，斯大林缺乏这种深刻认识。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1986年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又重申：“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1992年他在南巡时更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和本质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之所以屡屡出现重大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解决这一问题是邓小平的一大历史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3、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斯大林在苏联行将完成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时说：“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注：《斯大林选集》第375～376页。）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1988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分别指出了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不仅如此，邓小平斯大林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还蕴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就是力图通过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来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人类的远大理想目标。所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关系重大，实现共同富裕也不仅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它本身带有深刻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只能随着生产力发展来逐步实现，不能不顾国情和现实条件去盲目追求，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要分三步走的战略。分三步走战略是个逐次提高的战略，表现了邓小平始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实事求是地提出目标，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和看待共同富裕问题，把长远计划和现实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斯大林在这方面的认识比较机械简单。1933年他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就曾强调，“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那末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的人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注：《斯大林选集》第323页。）他把共同富裕进程看得过于短暂和容易，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现状，显然对实现富裕过程存在的困难和需要的条件认识不足，后来虽然有所意识，但仍然是不充分的，粗浅的。

二、斯大林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途径的思想

斯大林邓小平在选择道路上虽然都坚持把社会主义作为根本途径，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才能达到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走的是一条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现实主义道路。

1、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大林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归结为“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注：《斯大林选集》第542页。）通过强制推行高度公有化来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采取“最统一最集中”的计划经济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斯大林的做法，在苏联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显然是一种超越经济发展所能许可的行为，不符合苏联实际，客观上造成生产力发展缓慢，其结果只能是延缓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悖于他自己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斯大林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必须进行改革，把生产力从计划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有利于“把经济搞活”，有利于增加和扩大社会需求，刺激生产，达到发展生产力目的，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邓小平这个思想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过科学论述：“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虽然“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但消费反过来却能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马克思这里说的消费就是指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就是消费经济，有多大的社会消费需求就有多大的市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当前所面临着的如何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刺激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突出表明，社会消费需求对生产发展的作用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已由被动转为互动，即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邓小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只有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才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否则，共同富裕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邓小平高明之处，不但在于他能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更在于他能找到达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

2、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斯大林所持的是同步富裕的思想。1934年他在苏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就说，“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直到不久以前为止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他认为“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还不宜实行公社，但他同时又说：“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只不过“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注：《斯大林选集》第332～333页。）这是十分明确的同步富裕思想。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同步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共同富裕必须有先后。为此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加以强调，如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即席讲话，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0月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1986年8月视察天津时的谈话，及1992年的南巡讲话等都讲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可见他在努力把这一思想加以贯彻，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邓小平分步富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差别较大，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发展较慢的落后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二是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人的能力（包括智力、体力、活动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大小是有差异的，各地区能力大的人先富起来有利于带动和帮助能力小的人去共同致富。邓小平这一思想及其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求实精神，又包含着消灭差别与差别合理统一的辩证原则和深刻的哲学内涵，科学地解决了在共同富裕问题上效率和速度、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3、坚持社会主义和按劳分配。斯大林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中就说：“党的出发点是：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向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171～172页。）直接把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能否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来看待，“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注：《斯大林选集》第156页。）斯大林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坚持公有制等同于坚持社会主义来看待，在坚持公有制时完全排斥其他非公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必要性，认为非公有经济“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注：《斯大林文选》上卷第76～77页。）因此，与单一公有制相适应的单一按劳分配制度成为苏联唯一形式的分配制度。邓小平同样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选择，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更好道路，但他同时又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只搞单一公有制，要允许其他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他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今天，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39页。）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思想完全符合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在。中国的实际就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与此相应，我国分配制度采取了按劳分配为主和其他分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为经济发展较快的部分地区和能力较大的部分人先富起来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开辟了现实途径。邓小平这个思想深刻之处在于他认清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并从这个“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4、实现共同富裕要防止两极分化。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是一种同等富裕，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因而也就没有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完全消灭了两极分化及其出现的可能性。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种不同步也不同等的富裕思想，因此防止两极分化出现就成为这一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早在1985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邓小平同时指出防止两极分化“决不能搞摊派”，用搞摊派办法来防止两极分化其结果只能是对人们劳动致富积极性的挫伤，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损害。邓小平这一设想是科学的。防止两极分化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不能单纯用政治手段解决，也不能单纯用经济手段解决，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力量制定相关政策来达到防止两极分化而又不损害共同富裕的目的。同等富裕在理论上虽然也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但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度里，在人的思想素质和能力大小不一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而不同等的共同富裕理论在防止两极分化问题解决之后，就使得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由空想变成为科学。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杰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丰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斯大林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不同原因

1、社会历史原因。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实践，它既无先例可寻也无经验可资借鉴。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矛盾和弊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虽有所显现，但尚未充分暴露。而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面临的困难和形势却非常突出和严峻，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时刻妄图颠覆和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又面临着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威胁，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成为最重要的工作，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着巨大作用。战后，又出现了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冷战局面。如此种种情况，不可能让斯大林一心一意去搞建设，也不可能让他去考虑市场经济模式。共同富裕虽是一种追求，但当时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斯大林不可能花太多精力去研究和探讨这个还不紧迫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去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范文篇4

关键词：“两论”斯大林苏联经验评价原则和方法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后，就如何评价斯大林已郑重作出了结论，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其标志就是1956年4月5日和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是根据的提议，中央政治局组织撰写，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言发表的。文章起草过程中，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矛盾的重要论点，并对矛盾性质的区分和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作了论述。［1］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科学确立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原则和方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也为后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法则和标准。《建国以来文稿》第6集收入了审阅两篇文章三、四、五、六稿时的批语和许多修改意见。后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多次谈到对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评价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些重要言论和评价尽管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特点和时代局限性，但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态度以及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原则，永远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20世纪末，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趁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大肆抵毁，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妖魔化，给予西方以极好的恶毒攻击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口实。我国学术界在苏联剧变研究问题上，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些分歧还比较严重。值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到来之际，认真学习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理论品格以及原则、方法和意义，对于深入探究苏联剧变根源和记取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评价原则

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在起草和讨论“两论”时，高屋建瓴、以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大无畏精神，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1］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2］由此分析，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次要的。斯大林所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立场，“两论”由此确立了具有卓越政治智慧和强大理论力量的评价原则和方法。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3］(p65)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将历史人物置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不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出发，说明其所属时代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观念和历史事变。

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去看待错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一个探索与前进的过程，其中存在着挫折、失误和某种暂时的倒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其统治经验。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自觉理解和掌握这一认识规律。勇于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理论品格。

其次，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中去看待错误。“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僵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未来提供宏观意义和发展方向上的指导，理论与现实间必然存在距离，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必须是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甚至发生严重错误。如所说：“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1］充分认识到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与具备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勇气和信心，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中去看待错误。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多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在20世纪凯歌行进，在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中，“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4］社会主义实践历程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面临着独有的、复杂的极其艰巨的任务、严酷的挑战和重大困难，需要运用相应的特殊战略原则。在风云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探索中的伟大事业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面临的甚至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重大牺牲和艰难抉择。“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4］历史不能重现，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不能从今人的喜恶出发，不能无视历史的不可假设性去评判历史人物的缺失和错误，必须正视历史时代的特殊性。

强调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还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这是从事物的普遍原则出发。研究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应该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属的历史环境中，置于当时的物质经济条件和政治、哲学及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去考察。“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5］(p583)按照这个普遍原则，无论哪个领域和学科研究斯大林问题，必须同20世纪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的特殊背景相联系，斯大林及苏联的一切活动都置于这一历史基础之上，都不能无视这个客观现实基础。二是要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是从事物的具体原则出发。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反复强调：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对于带有贬意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的称谓，说：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1］这一历史定位说明，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或者是错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历程中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这是评价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基本原则和立足点。如果无视或忽略这个基本原则，如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是丧失了一切道德的罪人”，“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如国内学术界关于“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推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是历史的进步”的观点。这类模糊错误的定性，必将导致对斯大林及苏联经验的全盘否定，进而导致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盘否定，这样就不是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了。

列宁曾说过：“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6］(p26)“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p229)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8］(p244)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挫折与教训，对于斯大林所犯错误和苏联经验，只有本着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本着总结经验、记取教训的态度，才能达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目的。要消除仅从狭义的概念出发，或者对斯大林全盘否定、或者盲目固守全盘肯定的极端性作法，分析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复杂背景、环境和深厚历史根源，以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当代实践，走历史必由之路。

2.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9］(p12)因此，将阶级的观点纳入历史研究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体现。因为，“我们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时代……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p273)“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5］(p583)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21世纪社会主义亟待复兴的时代，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历史人物，尤其不能不遵循阶级原则。不能仅仅孤立的停留在叙述评价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是非上，为评价而评价，而是要着重于发掘其现实意义和对后世、后人的借鉴指导作用。

首先，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领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0］。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设想斯大林还有任何别的阶级背景和任何别的政治色彩。将斯大林还原于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之中，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从这一基本背景出发，我们党郑重作出结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4］2004年，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遗嘱是他在苏共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要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斯大林的特征是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把全部力量都彻底地贡献给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事业”［11］。在研究斯大林问题时，我们无法抛开斯大林作为苏共领袖的地位和其阶级背景，无法抹去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政治形象，只能从这一基本背景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他的生平和活动，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其次，斯大林的阶级背景决定了其是为着保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除此之外，我们无从确定斯大林还有任何别的目的。“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2］斯大林是20世纪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和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纷纭繁杂、观点各异。不同的评价结论也被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美国知名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美国对外政治战略家则把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引起争论可能造成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件，形象比喻为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12］(p7)这些复杂情况更需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斯大林、评价斯大林。“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2］只有分析斯大林所持有的阶级立场，他所从事的事业，对他的把握和理解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对他的评价才更接近历史真实。“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着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绝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10］

再次，从认真记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远历史意义入手认识斯大林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2］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走过的弯路，我们就可以不走或少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3］(p267)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也在于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深刻总结记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最后，对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引起的危害性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p65)“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在“两论”发表30多年的1991年，历史不幸被言中。苏联自斯大林以来的苏共领导人，都没有做到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时代，以至戈尔巴乔夫以发动改革为契机，提出“归根结底，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14］。戈尔巴乔夫“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15］(p2)，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走过20世纪，列宁主义的故乡抛弃了列宁主义，苏联解体成为20世纪俄罗斯人民最大的历史悲剧。因此，诋毁斯大林，客观上帮助西方敌对势力达到了瓦解苏联的目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残痛的。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评价历史人物，除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不同角度、视域的总结外，根本的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指导，除此之外，站在任何其他的立场，仅运用其他学科的原则和方法，达不到我们的最终目的，不能从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事业的根本目标出发记取教训、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二、评价方法

在评价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法风格、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派。

1.把握本质、总体评价

深刻认识到，如何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斯大林，决定了如何评价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还关系到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牵涉各国党。基于这样一个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提出：要看大局，要从总体上评价斯大林。他多次强调，斯大林“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13］(p408)“苏联共产党这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呑掉。”［3］(p626)由上可见，在对待苏联和斯大林问题上，始终能够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不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一段历史时期，而是站在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上认识这些问题。这样一种胸怀和视野，就使我们能够跳出局部利益的狭隘立场，个别国家和党一段时期的得失成败，从人类发展史的长过程，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长过程中把握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的基本性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讲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p154)因此，所讲的大局，就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流和大局。

2.一分为二、辩证评价

多次强调必须全面地、一分为二和辩证地分析苏联经验，切忌一点论、切忌形而上学；切忌全部肯定或全盘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作法。在讨论修改“两论”时，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3］（(p626)）“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3］(p284)第一要看到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都是由正确的和错误的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二要看到，两个部分中“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这样就比较全面、比较符合实际。既坚持了二点论，又坚持了重点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不可能单纯地、单线性地发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主要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来推动。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都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在我们党内，曾出现过如批评过的错误倾向，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13］(p408)在苏联也如此，如叶梅利亚诺夫所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12］(p7)一点论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将导致夸大错误或夸大成就的极端化现象。这样看问题、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导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中苏关系友好时，领导我们党针对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某些错误做法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态度，不受干扰，保持了独立性；斯大林逝世后，针对赫鲁晓夫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错误地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一分为二、全面辩证地观点，对其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抵制，划清了两种态度，即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3.区分主次、功过，分别评价

关于如何把握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肯定，也要有否定，同时又要始终遵循评价的基本点和基本立场。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提出在评价中要功过分明、量化评价，区分主次、侧重评价，成绩错误、分别评价等具体方法，做到了科学全面、公正客观。

首先，充分肯定斯大林及苏联经验主要是正确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评价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针对西方反共势力对斯大林的攻击，鲜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特别加上以下内容——引者注)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3］(p284)从斯大林一生来看，斯大林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始终是他一生最主要的品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其次，必须正确分析和认识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的观点。”［3］(p643)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错误的主要表现：“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4］由此，对斯大林错误的认识与分析就清晰起来：一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者要理直气壮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当代中国，就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相比还很不完善，还有许多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在侵蚀着这个制度。在实践中，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社会主义成功应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形势严峻，任重道远。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意义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把握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及其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至深至远。

1.对深刻记取苏联剧变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在指导起草“两论”时曾明确指出：关于苏共20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1］因此，苏共20大至少造成了以下严重后果：﹙1﹚丢掉了列宁主义；﹙2﹚损害了欧美各国共产党的发展；﹙3﹚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4﹚首开苏联先河，导致了一系列恶劣后果，并最终导致了世纪性悲剧的发生。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勃列日涅夫没有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变成了一场“揭露”斯大林时代骇人听闻的秘密，实际是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运动。非斯大林化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抹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抹杀五年计划年代所创造的一切价值，教育和文化体系、科学机构的毁灭或衰落，污辱爱国主义和忘却国家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这一切都进而导致只有“承认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才能合乎逻辑地将斯大林说成是全世界恶的体现，说明在这一时期是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领导的国家。［12］(p614)这是自赫鲁晓夫起对斯大林进行大肆诬蔑和丑化而演变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同志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6］(p272)深刻记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教训，、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胆识，使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发展。

2.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未来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对于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及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历史已经证明，轻率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必然导致根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继而否定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势必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需要我们从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出发，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出发，来对待斯大林及苏联经验，包括对待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领导起草的“两论”成功解决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评价方法及目的，为后人正确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树立了光辉典范，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吴冷西：《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2］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3］《建国以来同志文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92

［4］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10］李慎明总撰稿：八集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一），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2006年6月出品。

［11］久加诺夫：《斯大林的特征是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李德胜(整理转载)柳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5期

［12］［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

［13］《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赵实：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谈“二十一世纪的精神教训”（摘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5月31日资料摘编之一。

斯大林范文篇5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5-0011-07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在当时苏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摆在苏联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大力推进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1929年下半年，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大致可概括为：在很短的时期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国家还通过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派工人下乡，向农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农民文化与技术水平，加强对农庄的领导。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实行农业集体化。它是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千百万个体农户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伟大运动。斯大林领导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曾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教训。分析和研究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实践，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斯大林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起因

1.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外因

1924年斯大林上台执政时，苏联面对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的迫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风暴曾波及到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些革命均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敌视苏联，在经济上对苏联进行封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执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外敌的入侵。因此，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显然不能放慢建设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斯大林提出：“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1](P38)能否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化，在短期内从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须备战。备战就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由中央统一调拨和使用。备战就要求优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之相适应的必须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否则，苏维埃政权就难以生存下去。

2.急于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达、小生产如大海一般的国度，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全国还保存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和农村经济中的中世纪残余。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个体农业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高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在斯大林看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同一类型，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然会产生一些人贫困，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先进技术改造小农经济，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实质上是两种经济成分“谁战胜谁”的问题。

因此，斯大林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1](P159)。也就是说，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必须通过集体化，引导小农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3.发展粮食生产，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危机，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原因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为了迅速改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处境，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大力推进，苏联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用粮和对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同时，急需更多地出口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地不协调，农业生产发展很缓慢，商品率很低。1925-192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8%，而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5.1%。1926-1927年，农业的商品率只为11%，仅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1927年底，粮食紧张，收购计划完不成。而富农又趁机囤积粮食，不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投机倒把，更加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斯大林认为，加速集体化是解决工业化用粮和其他农产品采购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把“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由个体的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2](P214-216)。必须“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3](P53)。否则，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摆脱破产和贫困，不能真正发展农业，甚至还会影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影响工业化进程及其发展需要。

此外，斯大林还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不断增多，这就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已有集体农庄的榜样，使农民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似乎农民普遍有了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这又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建立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庄和农场，就可以使苏联农业大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1929年11月，当全盘集体化开展起来以后，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农庄、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3](P118)。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些估计过于乐观了，全盘集体化的条件并非想象的那样成熟。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方针以取代列宁的逐步推进方针，与其说是条件成熟了，莫不如说是工业化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了。更确切地说，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化速度严重脱节，粮食问题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得不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增加粮食生产。

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在国家工业化迅速高涨，商品粮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展开的，并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的。应该说，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即努力变革和完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引导广大小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农业集体化是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苏联是第一个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开辟发展农业的新的历史道路的国家。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伟大尝试，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但它毕竟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将理论付诸实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时代的开端。农业集体化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苏联广大贫苦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两极分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闯出了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2.农业集体化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同苏联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和重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为解决这一难题，摆脱困境而展开的一项重大举措，并逐渐形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农业集体化构成这种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农业集体化以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正是这种模式，保证了苏联在当时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和政局的稳定，保证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模式，为4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强国创造了条件。这种模式所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如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等，至今也难以完全否定，也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苏联人民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勇于探索与创新精神，至今仍然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3.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生活处境，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农业集体化是革命性的变革，是千百万农民群众从旧的生产关系向新的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过渡。从前，千百万贫苦农民经济是单个而又落后的，劳动十分辛苦、繁重，且生产力水平很低，只有简单落后的工具，忍受着富农的盘剥，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农业领域的富农阶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农业中的统治力量。当然这其中包含一些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党和政府帮助千百万贫苦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摆脱富农的盘剥，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农民的劳动性质、劳动条件及其组织形式。在集体农庄里没有剥削关系和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消灭了阶级分化和贫困化的经济基础。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社员之间是同志般的协作和互助关系。集体农庄向社员提供同等的生产劳动条件，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任何一个农民，不管是集体农庄社员还是个体农民，只要愿意诚实地工作，不偷懒，不游荡，不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就有可能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弃了落后的中世纪面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化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

4.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初步缓解了粮食征购危机

土地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合理地使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其效应，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把分散的小块土地连接成为整片的大块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碍，扩大了播种面积，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国家从农业机械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对集体农庄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截止1933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拥有20.4万台拖拉机，319万匹马力，还有其他各种农业机械[2](P538)。这适应了农庄大面积耕作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br>总之，农业集体化具有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劳动和充分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的优点，较好地发挥了农业生产资源的效益，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农业集体化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商品率，确保了粮食征购量大幅增加，保证了工业化用粮需要，基本上解决了粮食危机问题。1929-1930年度，个体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约为7.8亿普特，集体农庄交的粮食不过1.2亿普特。到1933年，集体农庄交给国家的各种粮食为10亿多普特，个体农民虽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粮计划，可是总共只交了1.3亿普特左右[2](P537)。尽管农民在交纳这些粮食时作出了一些牺牲，但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确保了加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从而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国防基础，为后来打败侵略者的进攻，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深刻教训

纵观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从任务的提出到解决任务的方式，不完全是基于农业发展的自身要求和可能，而是从实现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国际局势出发决定的。任务本身就包含了超越条件的冒进因素。因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命令、集体化进程过急过快等失误。同时，还反映出在集体化问题上指导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某些规律认识不足等问题。具体来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忽视了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需要以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为条件

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传统的个体占有生产资料和个体生产劳动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集体生产劳动的一次伟大转变。但是，生产关系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条件。从个体的、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集体经济，所需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里的生产力水平既包括小农经济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包括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人为地过快地实行高度的公有化，与生产力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由于个体小农经济转变到共耕制是涉及生活习惯的深厚根基的、千百万人生活上的大转变，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只有迫使人们非改变自己的生活不可的时候，这种转变才是能够实现的。

尽管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努力，苏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经济仍然是分散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还很低，还是一种半自然性质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可能很快消除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何况，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经济局限性，使得他们对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说，尽管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全盘集体化仅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且在集体化进程中，还急于提高集体农庄的公有化程度，这不仅违背了生产关系变革不能过急和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而且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思想觉悟和水平。

2.采取强制手段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违背了改造农民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

农业集体化使广大劳苦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生活的道路，是符合全体劳动农民切身利益的。但是，在集体化进程中，绝不可以采取强制或剥夺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自愿原则。剥夺剥夺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提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4](P241-242)因此，试图用某种快速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强迫小农改造是完全错误的。而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这些错误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在建设集体农庄时对中农和贫农采取强制和暴力手段；将劳动组合成员的小牲畜和具有消费性质的奶牛实行公有化；把中央决议规定只对谷物地区实行的集体化速度搬到非谷物地区；排挤中农，用斗争富农的方法反对中农（如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等[5](P241-242)。这些错误在一些地区不仅引起了农民反对集体农庄的行动，而且在富农的煽动和影响下，在个别场合发展为反对苏维埃的行动。这不仅阻碍了集体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危害。

3.农业集体化形式过于单一，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

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等是不一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多层次的，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从向共产主义过渡角度看，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过渡阶段，即成长着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取代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阶段，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单一因素的社会。在经济上，它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却并不排除少量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其作用、地位及其性质也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重大差异，它们并不能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构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因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且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急于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完全排除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有益的作用，显然有点操之过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再从苏联全国形势来看，苏联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农业经济本来就比较落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步骤和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刀切。只能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采取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的速度来进行。何况，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大，需要有比工业生产更大的自主性和机动性，以便能及时因地制宜，合理地组织和安排生产。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不仅速度快，而且形式过于单一。大力强调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把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确定为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要求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民一律接受这种形式，并采取许多行政命令手段来推进这一进程，这本身就包含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这既违背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又阻碍广大劳动群众探索更好的组织形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启示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偏差，有很多不合理的和不科学的因素，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痕迹，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和意义的。无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给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深刻的启示。

1.变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尽管农业集体化排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力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化的社会，但从苏联当时生产力实际状况出发，也不可忽视个体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应当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农民个体经济尽管它是一种私有制经济，但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与农业合作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只要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能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它归根到底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正是形而上学地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与斗争，才导致出现失误和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也犯过同样错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正确地认识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发展不平衡，存在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出发，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分别适应各自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集体化的方向和原则，就一定能引导农民个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且走出一条新型合作经济的路子。

2.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的社会制度要战胜旧制度，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既然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那就更应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就难以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否定了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问题同时宣告解决。因为生产关系虽然同生产力密切地联系着，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决不能把变革生产关系同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决不能认为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社会生产力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物的条件指的就是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人的条件指的就是劳动力。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苏维埃政府从人力物力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尽管对推进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十分重视加强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列宁曾经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6](P168)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斯大林也指出：“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新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投到工业、农业、粮食工作、合作社、运输业等等上去。”[7](P72)可以说，农业集体化在变革和完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是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才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尽管与当时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所处的时代和国情不一样，但在紧紧抓住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邓小平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和把握，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摆在了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科学标准。正是由于有了生产力标准这个“试金石”，才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更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3.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正确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斯大林范文篇6

【关键词】苏联农业/集体化/历史意义/深刻教训/启示

【正文】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在当时苏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摆在苏联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大力推进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1929年下半年，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大致可概括为：在很短的时期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国家还通过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派工人下乡，向农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农民文化与技术水平，加强对农庄的领导。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实行农业集体化。它是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千百万个体农户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伟大运动。斯大林领导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曾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教训。分析和研究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实践，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斯大林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起因

1.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外因

1924年斯大林上台执政时，苏联面对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的迫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风暴曾波及到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些革命均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敌视苏联，在经济上对苏联进行封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执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外敌的入侵。因此，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显然不能放慢建设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斯大林提出：“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1](P38)能否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化，在短期内从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须备战。备战就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由中央统一调拨和使用。备战就要求优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之相适应的必须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否则，苏维埃政权就难以生存下去。

2.急于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达、小生产如大海一般的国度，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全国还保存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和农村经济中的中世纪残余。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个体农业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高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在斯大林看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同一类型，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然会产生一些人贫困，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先进技术改造小农经济，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实质上是两种经济成分“谁战胜谁”的问题。

因此，斯大林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1](P159)。也就是说，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必须通过集体化，引导小农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3.发展粮食生产，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危机，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原因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为了迅速改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处境，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大力推进，苏联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用粮和对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同时，急需更多地出口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地不协调，农业生产发展很缓慢，商品率很低。1925-192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8%，而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5.1%。1926-1927年，农业的商品率只为11%，仅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1927年底，粮食紧张，收购计划完不成。而富农又趁机囤积粮食，不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投机倒把，更加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斯大林认为，加速集体化是解决工业化用粮和其他农产品采购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把“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由个体的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2](P214-216)。必须“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3](P53)。否则，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摆脱破产和贫困，不能真正发展农业，甚至还会影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影响工业化进程及其发展需要。

此外，斯大林还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不断增多，这就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已有集体农庄的榜样，使农民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似乎农民普遍有了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这又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建立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庄和农场，就可以使苏联农业大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1929年11月，当全盘集体化开展起来以后，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农庄、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3](P118)。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些估计过于乐观了，全盘集体化的条件并非想象的那样成熟。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方针以取代列宁的逐步推进方针，与其说是条件成熟了，莫不如说是工业化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了。更确切地说，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化速度严重脱节，粮食问题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得不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增加粮食生产。

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在国家工业化迅速高涨，商品粮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展开的，并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的。应该说，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即努力变革和完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引导广大小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农业集体化是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苏联是第一个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开辟发展农业的新的历史道路的国家。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伟大尝试，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但它毕竟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将理论付诸实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时代的开端。农业集体化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苏联广大贫苦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两极分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闯出了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2.农业集体化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同苏联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和重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为解决这一难题，摆脱困境而展开的一项重大举措，并逐渐形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农业集体化构成这种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农业集体化以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正是这种模式，保证了苏联在当时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和政局的稳定，保证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模式，为4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强国创造了条件。这种模式所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如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等，至今也难以完全否定，也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苏联人民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勇于探索与创新精神，至今仍然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3.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生活处境，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农业集体化是革命性的变革，是千百万农民群众从旧的生产关系向新的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过渡。从前，千百万贫苦农民经济是单个而又落后的，劳动十分辛苦、繁重，且生产力水平很低，只有简单落后的工具，忍受着富农的盘剥，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农业领域的富农阶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农业中的统治力量。当然这其中包含一些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党和政府帮助千百万贫苦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摆脱富农的盘剥，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农民的劳动性质、劳动条件及其组织形式。在集体农庄里没有剥削关系和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消灭了阶级分化和贫困化的经济基础。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社员之间是同志般的协作和互助关系。集体农庄向社员提供同等的生产劳动条件，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任何一个农民，不管是集体农庄社员还是个体农民，只要愿意诚实地工作，不偷懒，不游荡，不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就有可能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弃了落后的中世纪面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化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

4.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初步缓解了粮食征购危机

土地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合理地使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其效应，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把分散的小块土地连接成为整片的大块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碍，扩大了播种面积，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国家从农业机械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对集体农庄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截止1933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拥有20.4万台拖拉机，319万匹马力，还有其他各种农业机械[2](P538)。这适应了农庄大面积耕作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br>总之，农业集体化具有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劳动和充分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的优点，较好地发挥了农业生产资源的效益，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农业集体化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商品率，确保了粮食征购量大幅增加，保证了工业化用粮需要，基本上解决了粮食危机问题。1929-1930年度，个体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约为7.8亿普特，集体农庄交的粮食不过1.2亿普特。到1933年，集体农庄交给国家的各种粮食为10亿多普特，个体农民虽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粮计划，可是总共只交了1.3亿普特左右[2](P537)。尽管农民在交纳这些粮食时作出了一些牺牲，但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确保了加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从而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国防基础，为后来打败侵略者的进攻，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深刻教训

纵观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从任务的提出到解决任务的方式，不完全是基于农业发展的自身要求和可能，而是从实现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国际局势出发决定的。任务本身就包含了超越条件的冒进因素。因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命令、集体化进程过急过快等失误。同时，还反映出在集体化问题上指导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某些规律认识不足等问题。具体来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忽视了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需要以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为条件

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传统的个体占有生产资料和个体生产劳动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集体生产劳动的一次伟大转变。但是，生产关系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条件。从个体的、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集体经济，所需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里的生产力水平既包括小农经济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包括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人为地过快地实行高度的公有化，与生产力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由于个体小农经济转变到共耕制是涉及生活习惯的深厚根基的、千百万人生活上的大转变，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只有迫使人们非改变自己的生活不可的时候，这种转变才是能够实现的。

尽管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努力，苏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经济仍然是分散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还很低，还是一种半自然性质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可能很快消除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何况，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经济局限性，使得他们对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说，尽管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全盘集体化仅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且在集体化进程中，还急于提高集体农庄的公有化程度，这不仅违背了生产关系变革不能过急和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而且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思想觉悟和水平。

2.采取强制手段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违背了改造农民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

农业集体化使广大劳苦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生活的道路，是符合全体劳动农民切身利益的。但是，在集体化进程中，绝不可以采取强制或剥夺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自愿原则。剥夺剥夺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提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4](P241-242)因此，试图用某种快速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强迫小农改造是完全错误的。而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这些错误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在建设集体农庄时对中农和贫农采取强制和暴力手段；将劳动组合成员的小牲畜和具有消费性质的奶牛实行公有化；把中央决议规定只对谷物地区实行的集体化速度搬到非谷物地区；排挤中农，用斗争富农的方法反对中农（如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等[5](P241-242)。这些错误在一些地区不仅引起了农民反对集体农庄的行动，而且在富农的煽动和影响下，在个别场合发展为反对苏维埃的行动。这不仅阻碍了集体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危害。

3.农业集体化形式过于单一，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

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等是不一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多层次的，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从向共产主义过渡角度看，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过渡阶段，即成长着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取代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阶段，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单一因素的社会。在经济上，它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却并不排除少量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其作用、地位及其性质也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重大差异，它们并不能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构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因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且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急于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完全排除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有益的作用，显然有点操之过急。

再从苏联全国形势来看，苏联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农业经济本来就比较落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步骤和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刀切。只能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采取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的速度来进行。何况，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大，需要有比工业生产更大的自主性和机动性，以便能及时因地制宜，合理地组织和安排生产。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不仅速度快，而且形式过于单一。大力强调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把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确定为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要求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民一律接受这种形式，并采取许多行政命令手段来推进这一进程，这本身就包含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这既违背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又阻碍广大劳动群众探索更好的组织形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启示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偏差，有很多不合理的和不科学的因素，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痕迹，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和意义的。无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给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深刻的启示。

1.变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尽管农业集体化排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力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化的社会，但从苏联当时生产力实际状况出发，也不可忽视个体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应当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农民个体经济尽管它是一种私有制经济，但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与农业合作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只要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能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它归根到底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正是形而上学地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与斗争，才导致出现失误和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也犯过同样错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正确地认识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发展不平衡，存在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出发，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分别适应各自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集体化的方向和原则，就一定能引导农民个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且走出一条新型合作经济的路子。

2.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的社会制度要战胜旧制度，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既然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那就更应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就难以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否定了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问题同时宣告解决。因为生产关系虽然同生产力密切地联系着，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决不能把变革生产关系同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决不能认为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社会生产力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物的条件指的就是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人的条件指的就是劳动力。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苏维埃政府从人力物力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尽管对推进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十分重视加强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列宁曾经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6](P168)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斯大林也指出：“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新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投到工业、农业、粮食工作、合作社、运输业等等上去。”[7](P72)可以说，农业集体化在变革和完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是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才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尽管与当时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所处的时代和国情不一样，但在紧紧抓住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邓小平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和把握，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摆在了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科学标准。正是由于有了生产力标准这个“试金石”，才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更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3.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正确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基本问题。斯大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他从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工业可籍以发展的基地。要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忽视农业发展，就不能推进工业发展。固然苏联农业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解决粮食和农产品的征购危机，事实上，农业集体化也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滞后状态，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只有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使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业能否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集中精力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离开这种支持，单纯靠农业自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不可能得到较快发展，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时，还必须正确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保持农业与工业生产发展之间的平衡，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因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的，对农业，谁也不能否认粮食的重要性；对工业，谁也不能否认钢铁的重要性。如果只突出一点，而忽视其余，就会使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出现的一个重要偏差，就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工业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深刻教训。当然，我们在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的时候，也不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就只重视农业，还得重视调整和完善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消除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参考文献】[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中国人民大学．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斯大林范文篇7

【内容提要】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心”与“”的研究，二是对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研究。斯大林的研究，既以其有价值的方面丰富了列宁的思想，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英文摘要】Relationshipbetweenworldeconomyandworldpoliticshasalwaysbeenthefocusofmanyscholars.ItisarecurrentthemeamongremarkableMarxistauthors,too.Stalin’sresearchonthisissueincludestwopoints.Theyare,thestudyof"thecenter"and"theperiphery",andthestudyofthetwosocialsystems.TheauthorpointsoutthatStalin’sresearchfindingshaveenrichedLeninism,butarenotwithoutlimitations,andthattheselimitationshaveleftprofoundlessonsforustodrawon.

【关键词】斯大林/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Stalin/worldeconomyandpolitics/"center"and"periphery"/capitalism/socialism

【正文】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系统。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所包含的行为主体也多种多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探讨，写下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坚持和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论点，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对后人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中心”与“”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作“中心”与“”的关系。“中心”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与“”的关系，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它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存在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机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根据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对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全面揭示为基础，分析了“中心”与“”的关系。

（一）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已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摧毁殖民地、附属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用机器产品毁灭这些国家的手工业产品时，就强制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适应机器经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显然，“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当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地把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一类是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显然，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是“”。列宁虽然没有使用“中心”与“”的概念，但他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这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多数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3]。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概括为“中心”与“”。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在对西欧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到欧洲和殖民地的政治关系时说：“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更加‘不安宁’。”[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从帝国主义这一世界体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对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讨。

斯大林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是以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阶级采用种种手段与拥有莫大势力的“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工人阶级应该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革命。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种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4](P65)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中心”与“”的矛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概括为“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4](P66)。斯大林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还形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个时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的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寻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动荡”是帝国主义时代总的特征，而在这个时代的总过程中，也有着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孕育着更严重的混乱。斯大林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况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这种情况称作“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斯大林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态的具体表现是：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有的已经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有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1914年以前）水准的80%～90%。例如，法国的粮食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3%，德国达到68%；英国的煤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0%，法国达到107%，德国达到93%；英国的钢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8%，法国达到102%，德国达到78%；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2%，法国达到83%，德国达到81%；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94%，德国也是入超，法国达到战前水准的102%。“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5](P219、220)可见，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巩固。

斯大林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与“”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阐述了“中心”的转移问题，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他认为，“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斯大林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暂时稳定、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西欧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达到260亿卢布，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5](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阐述“中心”转移的同时，也论述了“”力量的增长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说到底，则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造成工人境遇恶化为前提的。斯大林认为，捐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导致“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受到冲击，不仅有国内因素的作用，而且还有世界范围的因素的作用，即通过“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转移内涵的深刻揭示，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不巩固性，以及稳定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他指出：“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这样一来，欧洲各国虽然还在继续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到美国的支配，受到美国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的主要国家减少了，而被剥削的国家增多了。这必然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从“中心”与“”的矛盾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些主要事实，即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殖民地国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5](P222-224)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分析，以及从“中心”与“”的矛盾演化中，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格局的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充分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斯大林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他的某些论述存在着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仍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对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全面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岌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充分显示了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角度，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格局进行了考察。

斯大林认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世界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特点。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展了影响范围和程度。第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破坏着整个经济。第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垄断资本必然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危机得以拖延。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已爆发，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他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释的：“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P616)

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斯大林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威胁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日益繁荣，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这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破坏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其次，斯大林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存在会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会由此而缩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两种相反的趋势”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一种是“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势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论述，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这种对立，忽视了从并存、共处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致使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了强大的苏联在技术、人才等问题上已能自给的观念，并开始收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造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发展缓慢的局面。

（二）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严重失败、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增强。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东欧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斯大林为之而振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阐述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两个平行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合作互助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6](P594-595)

在斯大林看来，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趋于恶化，这些国家中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大增。这样，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两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6](P595)这一否定性回答，不仅抛弃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相对稳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否认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得比以前快的观点，否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有着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同时，也有着某些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6](P615)

斯大林对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市场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简单地把两个市场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两个市场也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认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即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削弱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与世界市场隔绝、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进程、脱离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总进程中进行的，从而也就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处于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日益失去发展势头的境地。

（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苏联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面临着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论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共（布）党在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他指出：“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8](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中，进一步对各国开展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最近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8](P149)。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着物质前提，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进步过程”。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正像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加强经济联系一样，是由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一趋势决定的。

后来，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往来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明确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发生经济联系，决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无视这一客观进程，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斯大林还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他说：“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9](P117-118)因此，对社会主义苏联来说，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中，发展社会主义。

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迫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因而致使他后来在实践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位置上。

在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论述了“依赖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依赖性”是指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也即彼此依存。“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独立性”是指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对他国经济的依赖，不等于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就应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小螺丝钉”；“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9](P118、119)。斯大林明确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必须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依靠本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只有增强了独立性，才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之中，不致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不致被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辅助经济单位。

但是，斯大林在对“独立性”的理解上不尽一致，他又认为“独立性”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苏联现在不得不输入装备，是为了将来不输入装备，是要在经济技术上做到自给自足。在斯大林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当苏联的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后，苏联学术界就普遍认为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国家了。

斯大林关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但他在这个理论上的一些具有局限性的理解，也给人们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理论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篇章。

【参考文献】

[1]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4-495.

[3]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8.

[4]斯大林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斯大林文选（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23、224.

斯大林范文篇8

［中图分类号］A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1-0051-08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系统。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所包含的行为主体也多种多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探讨，写下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坚持和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论点，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对后人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中心”与“”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作“中心”与“”的关系。“中心”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与“”的关系，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它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存在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机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根据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对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全面揭示为基础，分析了“中心”与“”的关系。

（一）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已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摧毁殖民地、附属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用机器产品毁灭这些国家的手工业产品时，就强制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适应机器经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显然，“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当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地把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一类是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显然，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是“”。列宁虽然没有使用“中心”与“”的概念，但他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这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多数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3]。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概括为“中心”与“”。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在对西欧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到欧洲和殖民地的政治关系时说：“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更加‘不安宁’。”[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从帝国主义这一世界体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对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讨。

斯大林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是以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阶级采用种种手段与拥有莫大势力的“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工人阶级应该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革命。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种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4](P65)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中心”与“”的矛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概括为“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4](P66)。斯大林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还形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个时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的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寻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动荡”是帝国主义时代总的特征，而在这个时代的总过程中，也有着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孕育着更严重的混乱。斯大林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况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这种情况称作“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斯大林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态的具体表现是：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有的已经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有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1914年以前）水准的80%～90%。例如，法国的粮食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3%，德国达到68%；英国的煤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0%，法国达到107%，德国达到93%；英国的钢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8%，法国达到102%，德国达到78%；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2%，法国达到83%，德国达到81%；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94%，德国也是入超，法国达到战前水准的102%。“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5](P219、220)可见，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斯大林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与“”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阐述了“中心”的转移问题，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他认为，“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斯大林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暂时稳定、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西欧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达到260亿卢布，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5](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阐述“中心”转移的同时，也论述了“”力量的增长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说到底，则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造成工人境遇恶化为前提的。斯大林认为，捐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导致“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受到冲击，不仅有国内因素的作用，而且还有世界范围的因素的作用，即通过“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转移内涵的深刻揭示，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不巩固性，以及稳定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他指出：“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这样一来，欧洲各国虽然还在继续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到美国的支配，受到美国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的主要国家减少了，而被剥削的国家增多了。这必然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从“中心”与“”的矛盾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些主要事实，即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殖民地国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5](P222-224)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分析，以及从“中心”与“”的矛盾演化中，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格局的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充分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斯大林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他的某些论述存在着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仍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对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全面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岌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充分显示了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角度，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格局进行了考察。

斯大林认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世界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特点。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展了影响范围和程度。第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破坏着整个经济。第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垄断资本必然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危机得以拖延。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已爆发，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他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释的：“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P616)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斯大林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威胁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日益繁荣，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这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破坏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其次，斯大林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存在会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会由此而缩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两种相反的趋势”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一种是“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势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论述，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这种对立，忽视了从并存、共处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致使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了强大的苏联在技术、人才等问题上已能自给的观念，并开始收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造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发展缓慢的局面。

（二）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严重失败、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增强。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东欧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斯大林为之而振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阐述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两个平行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合作互助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6](P594-595)

在斯大林看来，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趋于恶化，这些国家中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大增。这样，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两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6](P595)这一否定性回答，不仅抛弃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相对稳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否认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得比以前快的观点，否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有着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同时，也有着某些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6](P615)

斯大林对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市场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简单地把两个市场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两个市场也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认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即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削弱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与世界市场隔绝、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进程、脱离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总进程中进行的，从而也就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处于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日益失去发展势头的境地。（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苏联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面临着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论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共（布）党在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他指出：“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8](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中，进一步对各国开展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最近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8](P149)。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着物质前提，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进步过程”。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正像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加强经济联系一样，是由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一趋势决定的。

后来，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往来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明确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发生经济联系，决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无视这一客观进程，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斯大林还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他说：“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9](P117-118)因此，对社会主义苏联来说，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中，发展社会主义。

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迫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因而致使他后来在实践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位置上。

在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论述了“依赖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依赖性”是指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也即彼此依存。“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独立性”是指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对他国经济的依赖，不等于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就应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小螺丝钉”；“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9](P118、119)。斯大林明确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必须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依靠本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只有增强了独立性，才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之中，不致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不致被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辅助经济单位。

斯大林范文篇9

【关键词】苏联农业/集体化/历史意义/深刻教训/启示

【正文】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在当时苏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摆在苏联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大力推进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1929年下半年，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大致可概括为：在很短的时期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国家还通过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派工人下乡，向农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农民文化与技术水平，加强对农庄的领导。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实行农业集体化。它是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千百万个体农户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伟大运动。斯大林领导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曾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教训。分析和研究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实践，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斯大林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起因

1.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外因

1924年斯大林上台执政时，苏联面对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的迫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风暴曾波及到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些革命均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敌视苏联，在经济上对苏联进行封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执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外敌的入侵。因此，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显然不能放慢建设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斯大林提出：“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1](P38)能否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化，在短期内从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须备战。备战就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由中央统一调拨和使用。备战就要求优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之相适应的必须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否则，苏维埃政权就难以生存下去。

2.急于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达、小生产如大海一般的国度，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全国还保存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和农村经济中的中世纪残余。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个体农业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高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在斯大林看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同一类型，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然会产生一些人贫困，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先进技术改造小农经济，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实质上是两种经济成分“谁战胜谁”的问题。

因此，斯大林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1](P159)。也就是说，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必须通过集体化，引导小农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3.发展粮食生产，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危机，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原因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为了迅速改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处境，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大力推进，苏联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用粮和对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同时，急需更多地出口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地不协调，农业生产发展很缓慢，商品率很低。1925-192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8%，而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5.1%。1926-1927年，农业的商品率只为11%，仅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1927年底，粮食紧张，收购计划完不成。而富农又趁机囤积粮食，不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投机倒把，更加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斯大林认为，加速集体化是解决工业化用粮和其他农产品采购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把“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由个体的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2](P214-216)。必须“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3](P53)。否则，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摆脱破产和贫困，不能真正发展农业，甚至还会影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影响工业化进程及其发展需要。

此外，斯大林还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不断增多，这就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已有集体农庄的榜样，使农民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似乎农民普遍有了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这又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建立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庄和农场，就可以使苏联农业大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1929年11月，当全盘集体化开展起来以后，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农庄、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3](P118)。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些估计过于乐观了，全盘集体化的条件并非想象的那样成熟。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方针以取代列宁的逐步推进方针，与其说是条件成熟了，莫不如说是工业化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了。更确切地说，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化速度严重脱节，粮食问题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得不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增加粮食生产。

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在国家工业化迅速高涨，商品粮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展开的，并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的。应该说，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即努力变革和完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引导广大小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农业集体化是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苏联是第一个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开辟发展农业的新的历史道路的国家。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伟大尝试，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但它毕竟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将理论付诸实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时代的开端。农业集体化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苏联广大贫苦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两极分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闯出了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2.农业集体化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同苏联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和重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为解决这一难题，摆脱困境而展开的一项重大举措，并逐渐形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农业集体化构成这种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农业集体化以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正是这种模式，保证了苏联在当时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和政局的稳定，保证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模式，为4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强国创造了条件。这种模式所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如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等，至今也难以完全否定，也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苏联人民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勇于探索与创新精神，至今仍然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3.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生活处境，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农业集体化是革命性的变革，是千百万农民群众从旧的生产关系向新的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过渡。从前，千百万贫苦农民经济是单个而又落后的，劳动十分辛苦、繁重，且生产力水平很低，只有简单落后的工具，忍受着富农的盘剥，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农业领域的富农阶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农业中的统治力量。当然这其中包含一些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党和政府帮助千百万贫苦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摆脱富农的盘剥，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农民的劳动性质、劳动条件及其组织形式。在集体农庄里没有剥削关系和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消灭了阶级分化和贫困化的经济基础。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社员之间是同志般的协作和互助关系。集体农庄向社员提供同等的生产劳动条件，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任何一个农民，不管是集体农庄社员还是个体农民，只要愿意诚实地工作，不偷懒，不游荡，不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就有可能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弃了落后的中世纪面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化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

4.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初步缓解了粮食征购危机

土地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合理地使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其效应，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把分散的小块土地连接成为整片的大块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碍，扩大了播种面积，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国家从农业机械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对集体农庄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截止1933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拥有20.4万台拖拉机，319万匹马力，还有其他各种农业机械[2](P538)。这适应了农庄大面积耕作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br>总之，农业集体化具有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劳动和充分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的优点，较好地发挥了农业生产资源的效益，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农业集体化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商品率，确保了粮食征购量大幅增加，保证了工业化用粮需要，基本上解决了粮食危机问题。1929-1930年度，个体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约为7.8亿普特，集体农庄交的粮食不过1.2亿普特。到1933年，集体农庄交给国家的各种粮食为10亿多普特，个体农民虽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粮计划，可是总共只交了1.3亿普特左右[2](P537)。尽管农民在交纳这些粮食时作出了一些牺牲，但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确保了加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从而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国防基础，为后来打败侵略者的进攻，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深刻教训

纵观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从任务的提出到解决任务的方式，不完全是基于农业发展的自身要求和可能，而是从实现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国际局势出发决定的。任务本身就包含了超越条件的冒进因素。因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命令、集体化进程过急过快等失误。同时，还反映出在集体化问题上指导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某些规律认识不足等问题。具体来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忽视了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需要以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为条件

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传统的个体占有生产资料和个体生产劳动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集体生产劳动的一次伟大转变。但是，生产关系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条件。从个体的、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集体经济，所需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里的生产力水平既包括小农经济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包括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人为地过快地实行高度的公有化，与生产力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由于个体小农经济转变到共耕制是涉及生活习惯的深厚根基的、千百万人生活上的大转变，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只有迫使人们非改变自己的生活不可的时候，这种转变才是能够实现的。

尽管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努力，苏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经济仍然是分散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还很低，还是一种半自然性质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可能很快消除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何况，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经济局限性，使得他们对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说，尽管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全盘集体化仅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且在集体化进程中，还急于提高集体农庄的公有化程度，这不仅违背了生产关系变革不能过急和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而且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思想觉悟和水平。

2.采取强制手段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违背了改造农民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

农业集体化使广大劳苦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生活的道路，是符合全体劳动农民切身利益的。但是，在集体化进程中，绝不可以采取强制或剥夺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自愿原则。剥夺剥夺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提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4](P241-242)因此，试图用某种快速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强迫小农改造是完全错误的。而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这些错误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在建设集体农庄时对中农和贫农采取强制和暴力手段；将劳动组合成员的小牲畜和具有消费性质的奶牛实行公有化；把中央决议规定只对谷物地区实行的集体化速度搬到非谷物地区；排挤中农，用斗争富农的方法反对中农（如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等[5](P241-242)。这些错误在一些地区不仅引起了农民反对集体农庄的行动，而且在富农的煽动和影响下，在个别场合发展为反对苏维埃的行动。这不仅阻碍了集体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危害。

3.农业集体化形式过于单一，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

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等是不一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多层次的，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从向共产主义过渡角度看，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过渡阶段，即成长着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取代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阶段，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单一因素的社会。在经济上，它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却并不排除少量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其作用、地位及其性质也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重大差异，它们并不能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构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因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且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急于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完全排除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有益的作用，显然有点操之过急。

再从苏联全国形势来看，苏联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农业经济本来就比较落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步骤和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刀切。只能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采取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的速度来进行。何况，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大，需要有比工业生产更大的自主性和机动性，以便能及时因地制宜，合理地组织和安排生产。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不仅速度快，而且形式过于单一。大力强调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把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确定为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要求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民一律接受这种形式，并采取许多行政命令手段来推进这一进程，这本身就包含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这既违背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又阻碍广大劳动群众探索更好的组织形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启示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偏差，有很多不合理的和不科学的因素，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痕迹，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和意义的。无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给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深刻的启示。

1.变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尽管农业集体化排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力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化的社会，但从苏联当时生产力实际状况出发，也不可忽视个体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应当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农民个体经济尽管它是一种私有制经济，但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与农业合作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只要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能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它归根到底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正是形而上学地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与斗争，才导致出现失误和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也犯过同样错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正确地认识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发展不平衡，存在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出发，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分别适应各自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集体化的方向和原则，就一定能引导农民个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且走出一条新型合作经济的路子。

2.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的社会制度要战胜旧制度，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既然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那就更应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就难以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否定了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问题同时宣告解决。因为生产关系虽然同生产力密切地联系着，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决不能把变革生产关系同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决不能认为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社会生产力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物的条件指的就是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人的条件指的就是劳动力。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苏维埃政府从人力物力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尽管对推进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十分重视加强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列宁曾经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6](P168)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斯大林也指出：“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新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投到工业、农业、粮食工作、合作社、运输业等等上去。”[7](P72)可以说，农业集体化在变革和完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是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才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尽管与当时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所处的时代和国情不一样，但在紧紧抓住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邓小平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和把握，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摆在了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科学标准。正是由于有了生产力标准这个“试金石”，才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更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3.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正确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基本问题。斯大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他从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工业可籍以发展的基地。要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忽视农业发展，就不能推进工业发展。固然苏联农业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解决粮食和农产品的征购危机，事实上，农业集体化也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滞后状态，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只有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使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业能否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集中精力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离开这种支持，单纯靠农业自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不可能得到较快发展，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时，还必须正确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保持农业与工业生产发展之间的平衡，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因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的，对农业，谁也不能否认粮食的重要性；对工业，谁也不能否认钢铁的重要性。如果只突出一点，而忽视其余，就会使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出现的一个重要偏差，就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工业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深刻教训。当然，我们在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的时候，也不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就只重视农业，还得重视调整和完善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消除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参考文献】[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中国人民大学．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斯大林范文篇10

【正文】

〔中图分类号〕A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2-0001-05

（一）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于是，在苏共中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争论。当时，苏共党内有人提出：苏联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什么不促使国家消亡呢？1939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回答。他认为，恩格斯是说过，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这一行动，将是它以国家资格所采取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以社会主义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获得胜利为前提的。然而，现在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因此，不应当忽视这样的事实而照搬恩格斯的观点，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所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从客观实际出发，明确而正确地提出，在苏联，不仅应当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应当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苏维埃国家，还应当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使国家形式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应当说，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这是斯大林和苏共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贡献。如果当时斯大林和苏共不实现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不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国家政权，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就不复存在了。

（二）

历史是个多棱镜。今天回过头来看，斯大林和苏共的这一理论与实践，还有其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问题还有认识不清楚的失误的方面。我们看到，恩格斯认为，国家消亡还有其国内的社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从而使国家的存在已完全没有必要，已成为过时的现象。达到这种条件，至少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形成。然而1936年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直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没有达到这种阶段。但是斯大林和苏共却没有认真地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新国家存在和活动的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课题、新情况，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没有切实地加以改正，从而导致了惨重的后果。实践表明，这是苏共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深层的重要原因，是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研究的。

第一，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新国家还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着和旧政权相类似的某些弊病的问题。

斯大林正确地阐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1]。但是这个新国家还有另一面。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这个“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还提出，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有一个“防止国家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至今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的任务。[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提出了同苏维埃政权所存在的旧国家的祸害作斗争的任务。他认为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广泛存在的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工农群众缺乏管理才能和经验，由于旧政权及其行政管理人员的影响的存在，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特殊化等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他强调，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同这些弊病作斗争，必须发扬民主，严格制度，加强监督，纯洁党的队伍等等。

然而，斯大林并未认识到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使上述弊病的存在和滋生比恩格斯所预想的还要严重和长久，从而没有遵循列宁的思路，把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一贯地进行下去。由于对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断，他把外国谍报机关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以及党政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当作主要的威胁，因此，一味地加强暴力镇压、惩罚和侦察机关，不断地肃清“人民公敌”，清洗干部队伍，滥杀无辜，践踏法制，破坏民主。他也批评和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和腐化等现象，但是并没有认真地从制度、体制、机制、思想教育、作风建设等方面去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反，他搞的那些清洗镇压、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作法更妨碍了对这些弊病的认识和克服。所以，这些现象在苏联党政机关中不仅长期存在，在战后的环境中更加滋生和蔓延。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报告曾揭露说：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和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特权腐败现象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裙带关系之类已是司空见惯，非常普遍，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党政机关的官僚化也达到顶点。据统计，苏联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个，这个时期苏联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规竟达20万种之多。部长会议所属的部、委员会和直属机构正副部级干部有800人之多。一个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一件普通公文的传阅也要几星期乃至数月。所有这些不正是列宁所说的“把我们毁掉”的那些东西吗？

第二，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不发达所造成的新国家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难题。

斯大林和苏共，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又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一直未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国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已预见到：“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3]应当科学地理解列宁的这个观点。他绝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否定其革命的进步的性质。但是，列宁的观点告诉人们，经济决定政治，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成熟性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不成熟性，从而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1936年的苏联，并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比较低下，只能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不能完全消灭广泛存在的社会阶级差别。人们之间不仅存在着贫富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还广泛存在着显著的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些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就正如列宁所说的“有趣现象”。一个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却要制定和实行一套法规政策来维护这些社会阶级差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各自的权益。自然这不是新国家的目标，它还必须在生产力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有秩序地使社会阶级差别归于消灭，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显然，这是一个极为尖锐而复杂的任务，新国家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持正确的政策，就难免发生失误。超越或者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就会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乃至站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对面。我们看到，斯大林和苏共未认识到这个复杂的问题，更没有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一套解决这个任务的有效思路。到了斯大林的后继者那里，天平急速地向党政领导干部倾斜，分配制度的政策变得有利于党政领导的待遇的提高。据统计，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除了享有各种特权之外，其薪金收入已是一般职工的30倍～44倍之多。这就拉大了党政干部与一般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89年～1990年的调查材料表明：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苏共代表工人的只有4%，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只有11%，苏共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与此同时，苏共还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搞“全民国家”，消灭三大差别的名义，不合理地降低脑力劳动者的工资待遇。1940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差别为1:2.1,1960年为1:1.5,1980年又降到1:1.1。这是违背科技革命和时代潮流，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严重错误，是凭借政治权力推行的一种倒行逆施，是造成苏联社会生产发展停滞、社会体制僵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表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已走上了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蜕变的道路。

第三，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在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由于分工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成员存在着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客观可能性。

恩格斯阐明：“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数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4]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基本观点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指针。

人们看到，苏联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变革不可能立即改变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达到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并使其不能再生的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没有超出“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数剩余”的阶段，“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阶段。因此，在苏联社会里，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事实上是在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的“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特殊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苏联社会体制下，这个社会群体比之旧社会的官僚阶层还拥有更大的权力，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掌握着支配和管理全部社会经济的权力。这样，苏联党和人民政府就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难题：在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工还必然会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如何使这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执掌国家政经大权的社会群体不由社会公仆变成为社会主人，不蜕变为新的剥削统治阶级。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5]自然，后来的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比恩格斯所说的要复杂得多，恩格斯所说的两条办法也是远远不够的。但他要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并从实践经验中找到解决办法的思路，其意义是深远的。问题在于斯大林和苏共对这个问题始终缺乏应有的明确的认识，更没有在实际上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所以，在苏联，这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群体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由于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能够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代表人民利益，基本上保持了社会公仆的本色。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后继者原本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进入党政机关，挂上党和苏维埃干部的牌子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是为了在苏联这个经济落后、存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社会中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苏联实行的那套僵死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与监督的权力结构和干部任职在事实上的终身制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口号，更为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实现升官发财，取得特殊利益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合法的外衣。随着这些人成为苏联社会中那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掌握国家管理大权的社会群体的主体，占据了领导地位，苏联党政机关及其主要工作人员已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形成为一个高踞群众之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对于这个“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存在，目前学界已取得共识，当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是一把锐利的解剖刀。掌握运用它，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出苏联失败的真正阶级原因。

这个特权阶层，照俄罗斯学者博哈诺夫在1996年出版的《20世纪俄国史》的估计，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属共约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它是由于苏联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不可避免发生的争取必需品斗争从而使许多陈腐东西死灰复燃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在苏联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土壤里由于认识、体制与政策上的失误而生长起来的一个“寄生赘瘤”。它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干部，实质上是压迫人民的新的统治阶级。其共同的利益在于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强化给他们带来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阻碍生产力发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僵化过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因此，在苏联垮台前，他们是苏联社会中最强大最顽固最疯狂的反对改革的势力。而当改革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时，他们就运用手中的权力，把改革引上通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并制定有利于自己，将公有资产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的法规政策，成为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同时又组建代表和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和阶级地位的政治集团和政党，采取多种方式操纵政治权力，成为赤裸裸的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内在的阶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源。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苏联垮台后，在俄罗斯为什么四分之三的新政府官员和三分之二的富翁是原来苏联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同志”了。这是非常需要总结和汲取的历史教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

斯大林和苏共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的失误，其思想理论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就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

他们主观地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忽视了国家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因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观愿望之上，后来又搞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而对于经济文化不发达以及由此产生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则缺乏充分的认识，更没有切实地加以解决，结果积重难返，毁于一旦。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社会，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和弊病，从而只是防范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颠覆威胁，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不成熟与存在的旧残余可能发生的腐化变质，结果发生了党政领导集团的变质，导致失败。他们片面地夸大社会革命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也是不能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明：实现共产主义，彻底消除阶级差别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在苏联，社会革命的成功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确实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但是这本身决不等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然而他们却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彻底消灭阶级及阶级差别的实际经济前提已经具备，一劳永逸地建立了没有弊病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从而忽视分工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不去认真解决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结果导致苏联党政领导集团蜕变为“特权阶层”、新的剥削阶级，使苏共彻底瓦解，苏维埃政权完全失败。

以上论述表明，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及其后果是惨重的，甚至是可怕的。然而最可怕的是不敢正视这种错误并不善于从这种错误中吸取教训。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和应用时曾深刻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暂，长一智’”[7]。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这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留下具体的意见。教条式地照搬他们根据发达国家情况所提出的论断只会坏事。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从自己的实践中探索创新，包括从错误中学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8]这个共产主义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就是照搬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结论却丢弃了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终于酿成大祸。苏共失败后，西方思想界曾风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失败。其实，这只是一种皮毛之见，反映了他们的偏见，也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事实是雄辩的，深入分析苏共在社会主义及其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的失误，不难看出，它恰恰是背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恶果。反过来说，它又有力地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不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逃脱不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参考文献】

[1]斯大林论文集：上册[M]．2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12-13．

[3]列宁选集：第3卷[M]．20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756,12-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756,12-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