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范文10篇

书院范文篇1

关键词：书院设计；传统建筑；书院文化；乡土文化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无论是私塾还是官学，书院不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场所，同时也是文人雅士，著名学者探讨学问，学术交流的场所；延绵至今，书院已经不仅仅是教育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场所，书院更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在增加人们文化自信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悄然消逝，书院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为什么要着重打造东流村中的青龙书院？因为书院对社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平台。通过对书院建筑的研究发现，传统书院在功能和运作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书院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所以在青龙书院的设计上，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对书院建筑进行新的思考，发现彼此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同时根据人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和社会需求进行设计，对功能进行取舍和创新，重新定义青龙书院，并使其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并提取小镇文化和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设计中，打造特色小镇视域下的“新乡土”书院文化建筑。

一、项目背景

（一）项目区位。本项目位于咸宁市崇阳县东流村，鄂赣两省交界，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交通枢纽。项目基地所处的东流村则位于白岩山下，地处整个湖北省崇阳县的西南方向，西临部级的青山湿地公园，东临景色宜人的野樱花谷，是崇阳县整个区位旅游发展的重要景观枢纽如图一所示。（二）项目基地分析。项目基地位于东流村樱花小镇规划的入口位置，其西南方向是贯通樱花小镇的重要交通流线—观景旅游公路；公路西侧定义为樱花小镇的综合服务中心，根据以人为本的服务性原则，提供售票，咨询等综合性建筑用地，为入口书院提供引导性功能；公路东侧为通往书院及樱花小镇入口的观景樱花大道，结合樱花主题文化吸引游客前往；樱花大道两侧分别提供了以休憩，停驻，观景等融合性功能的樱花广场，为入口书院的开放提供疏导性功能；综合服务中心、樱花广场以及樱花大道的设计全面服务于未来规划当中樱花小镇入口的青龙书院，加强了青龙书院作为樱花小镇入口建筑的重要性如图二所示。书院地理区位图其次，它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丰富，不仅有樱花谷、青山水库、大泉洞等特色景点，更有增加文化底蕴的历史名人、提琴戏和民俗、传说典故；崇阳白崖山自然野樱数万亩，具有独一无二的景观优势。大泉洞内的钟乳石有数以千计的姿态，每个景点都是一个传奇故事，俨如一座大型的艺术宫殿。每每游览完毕，更可陶醉在提琴戏里。所以本次设计力求将东流村打造为集游、住、行为一体的特色小镇，以青龙书院为核心形象展示点的最美樱花小镇示范区。（三）项目现状分析及初步设计想法。项目位于东流村现有两层小学的场地上，背山面水，风景优美；但是也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了初步的设计想法：1.书院场地里的水塘为死水，不利于未来书院的建设，后期设计当中将把水塘与整个小镇的水系结合，做成活水；2.将青龙书院入口处的观景大道后期设计成樱花大道；3.书院附近的危房建筑，后期设计当中将结合书院文化改建成为高端综合服务用房；4.未来小学的功能将继续保留在书院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造后，书院将成为满足本地学生、学校老师、旅游人群、当地居民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创新传统书院的功能分区，打造成集办公、生活、学习、旅游、文化体验等全方位、多功能为一体的书院。

二、概念构思

（一）传统书院的格局和现代书院的演变。在传统书院的布局中，主轴线非常突出，通常以讲堂为中心，中轴线对称，建筑围合，布局严谨，让人们的视线最先停留在整个建筑的中心位置，又不自觉的把目光流向两旁。在建筑设计中主要遵循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空间布局的整体原则2。传统书院与现代书院也存在着差异，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书院创办之初，吸取了官学和私学两种办学形式；建筑风格主要为院落周围的建筑构成，建筑特征多为均匀对称的轴线关系；书院发展中期，书院由建筑单体组合而成的建筑群落逐渐有廊，门，墙连接，形成聚而不挤，分而不散，规中有整，秩序分明的建筑特点；发展到现代书院时，轴线关系开始趋于变化；现代书院建筑保留了传统的围合形式以及建筑群体的设计风格，在此基础上融合微派建筑和苏派建筑的设计风格；书院布局越来越多元化，形成新型现代的书院形式如图三、图四、图五所示。（二）概念的融合与生成。根据青龙书院的文化属性和建筑特色，以“新乡土”的理念作为书院项目设计的目标3。由于文化类建筑与当地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居住环境等密切相关，所以从小镇中提取设计元素。因此，我们要根据东流村当地风土人情、文化教育、人口构成、生活水平等因素来着手进行，突出当地的地域性，使青龙书院具有强烈的“乡土性”。此项目融合当地白岩山风景名胜，以青山水库、竹林、野樱为主要的发展特色。青山水库湿地生态，竹海墨色沉香，樱花芬芳幽谷等自然资源，结合书院文化以及当地的建筑风格对青龙书院加以定位，使之更能体现小镇视域下的本地特色的乡土建筑文化。我们将会把樱花文化、中华文化和书院文化融入在建筑中；花中樱花，人中武士；中华文化是我们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发扬与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古代的书院文化，重视道德教化，强调以品德修养、学术文化为教育的基础；现代的书院文化体现中华文化深深不息，宽宏仁爱，勤思好问等；这些文化的融入使书院的文化气息更加深厚，从而增加书院的文化底蕴，让人们不仅被青龙书院的外观所感叹，更为无时无刻透露出的文化所臣服如图六所示。

三、概念方案

（一）设计推敲。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青龙书院的设计也极为讲究；在设计的过程中，从传统书院的布局和功能出发，然后在此基础上，整合新的设计元素，将其组合起来。在古代书院的建筑中，为了营造庄重、平静、祥和的空间，布局一般呈现出规整的轴对称形态，这种布局充满了理性之美；在青龙书院的设计上，我们继续采用轴线形式，形式上呈现出串联形布局，院落沿着主轴线串联布置，其余建筑排列在轴线两旁，形成基本的布局形式，既营造出理性之美，又透出活泼之意如图七所示。（二）功能分区。在以往的书院中，主要以教学区和活动区为主，主要用来传达知识和表达情感3。在青龙书院的设计中，我们要予以取舍，继续保留原有的教学区，在此基础上增加展示区、综合服务区、休闲区，整个书院沿中心轴线分布开来，使书院的功能更加多样化；教学区位于整个学院西端的一个单独的轴线上，处于一个宁静的状态，这样游客在游览期间就不会扰乱正常的教学活动；展示区位于正中央的位置，以提升整个小镇的文化属性，同时墙体采用入口单面的形式，易于采光，便于布置展品；休闲区位于最东端的湖心岛区域，蜿蜒曲折的小桥打破应有的规整。书院分为两个入口，一个书院入口和一个学校独立入口；其次，沿主轴线的为主园路，环绕中心建筑的为游园路，书院两边分别为校园路和环湖路；整个布局环环相扣又秩序井然，这就是整个青龙书院的功能分区如图八、图九所示。（三）空间环境。青龙书院建筑以“简洁素雅”为整体改造思路；黑瓦白墙，淡雅而恬静，给人以朴素简洁、雅致风韵的外观效果；在铺装上，引入传统造园手法的景观小品，结合项目设计，进行新的诠释和文化符号的传递；书院建筑将现代元素与传统元素相结合，创造出符合当代人需求的具有传统魅力的建筑。书院设有教学区、展示区和综合服务区，筑有小桥、假山、亭台楼阁，仪态万千，迂回曲折，院内外景观植物应有尽有，除了讲学和藏书场所外，还创造了展示、游憩的优美环境。追求清幽胜境，是书院固有的特征。《礼记•学记第十八》中说过：我们学习的时候，不仅牢记于心，还要劳逸结合，学会融会贯通；“藏、修、息、游”四字是其精髓所在；藏，就是僻静之处；修，就是空灵之境；息，应当息于宁静之所；游，就要游于山水之间。青龙书院就是要营造一个远离市声、隔绝俗念的环境如图十所示。（四）新乡土建筑的延续。“乡土”一词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地的“文化”。在“新乡土”建筑的发展历程中：传统建筑不仅要继承形式，更是要继承它所传达出的精神寓意，将它的特点、代表元素传承下来，让乡土建筑得到重生4。在整个青龙书院的设计中如何延续乡土建筑，我们由内到外都进行了思考；青龙书院在小镇古朴、传统的基础上，将东流村独特的景观文化、人文文化融入建筑中，延续了传统乡土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再以“新乡土”建筑的形式呈现，有别于传统书院建筑，又能在小镇视域下寻找到它的影子。小镇视域下的书院建筑，也可称为“当地乡土建筑”，更加倾向于东流村的地域性和乡土性，寄托我们的情感。我们应透过东流村来看待书院的文化属性，还应该清楚的是，书院的这些属性不仅以其形式表达，还贯注于材料、家具、配件的使用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上5。

四、结论

书院范文篇2

一、从铁岭的历史发展看银冈书院创建的历史背景分析

从近些年铁岭境内的考古发现，在距今一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生息活动。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铁岭出现了最早的村落。在距今4000年至3000间，进入青铜时代，在随后的两千年里，青铜文明在辽北各地虽缓慢却稳健地发展着。战国时期，辽北纳入燕国版图，地处燕国北境，这是辽北历史上行政归属的最早开始。秦、两汉时期，境域大部属辽东郡。这时期，东北地区几个北方民族如夫余、高句丽、乌恒、鲜卑等也纳入汉政权统治之下，因此，秦汉时期的铁岭，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南北民族文化竞相争妍的新局面。从战国末叶开始，辽北土著接受中原汉族文化不仅从物质上，也从政治、经济上直接接受汉民族文化层面的影响，这从铁岭境内发现的众多文化遗址可以得到佐证。而后，在中原混战历史阶段，汉民族政权无力顾及边远地界之机，鲜卑、高句丽趁势得以发展，先后成为这里的执政者。唐朝时，这里又属靺鞨建立的渤海所有。当中原地区处于五代十国及北宋、南宋之时，铁岭处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统治之下。因为生产生活比较安定，这时期的辽北农耕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城镇村落形成，并且增加了很多州县设置。辽代时，铁岭有了最早的官办教育。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使这里的学生受到正规的儒家传统教育。公元1119年铁岭被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军队攻陷，就此又迈进一个新时代。1216年，蒙元军队占领铁岭。金元两朝在辽的基础上废州存县，同样仿效汉政权的意识统驭方式，设置官办教育机构，倡导儒学。但也仅仅是启蒙教化，仅此而已。官学招生的规模很小，这一时期没有关于私学的任何记载，也没有传说中的文化名人，文化教育依然是落后状态。但元朝时期，由于疆域的设置更加突显了辽北的咸平府(今开原老城)军事与交通地位。明朝时期，在银州设铁岭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沈阳、开原间古银州之地，境域南部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铁岭卫，西部属辽河套扶余卫，北部属三万卫。明代在铁岭这块土地上建立的建置，基本奠定了今天辽北乡镇的格局，铁岭的地名称谓，也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辽北教育稍许普及和发展，三万卫与铁岭卫都设立卫学。1541年，兵备黄云还在懿路创建了辽北最早的书院———挹清书院，规模不是很大，后毁于明末战火。如果说辽金时期的铁岭是作为交通方面的重镇而彰显于世。而在明代，由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区域分布的原因，铁岭更成为明朝不可丢失的军事重镇。后金推翻明朝就是从攻克辽北的开原、铁岭开始的。1619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军队攻取开原、铁岭，大肆杀掠，血腥屠城的直接后果是这里几年之内几乎荒无人烟。此后40多年里辽北地区一直没有行政建置，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铁岭、开原方始重新设县。由铁岭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这里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东北土著民族交流融合较为敏感的区域。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使辽北很早就是沟通南北东西与周边关系的交通要道与枢纽地带;二是清代以前铁岭更多时候是以军事或地理要地存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是很平衡，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只在少数的驿站、交通或军事要塞附近。文化教育稍有发展又很快毁于战火。然而这一切在偶然的历史契机下发生了改变。

二、银冈书院的建立给铁岭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们知道自古东北因地处边陲经济与发展状况与中原相比就比较落后，流人由内地谪放自古有之。而明清之际，数量大增。清初统治者为加强刚刚建立的政权，实行了一些较严厉政治措施，因文字狱或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与朝廷发生龃龉的文化流人大量发配到辽沈一带。中原人眼中的“极边苦寒之地”，铁岭的尚阳堡作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国家监狱而接收了大量流徙“罪人”。张玉兴等人著《清代东北史》中记载:从顺治三年(1646)至康熙七年(1668)流放到尚阳堡的刑徒达3315人。这其中不乏朝廷要员、翰林巨儒和饱学之士。这一时期贬谪到奉天、铁岭一带的著名流人有号称辽北第一流人的函可和尚，有顺治朝吏部侍郎董国祥，湖广道御史郝浴，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河南主考官黄沁、丁澎，康熙朝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等等。而这一历史的安排“使得一批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人来到了当时尚属蛮荒的铁岭，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秉承儒家道德，贯彻儒雅风范，给往日只识战火与鲜血的焦土带来一片清新的文化气息，受到了久违的文化浸染。”流放文人的到来对铁岭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历史是个偶然，对铁岭则是历史的幸运。这些流放文人在艰苦的流放生活之余，不堕其志，刻苦自勉，著书立说，还有的授徒讲学，为当地文化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面郝浴可称之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人物。郝浴(1623－1683)，直隶定州人，“少有异禀”，“生而机警，负异材”，年十六，即立下“澄清斯世”之志。曾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当做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顺治六年中进士，顺治七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次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因忤吴三桂，顺治十一年“流徙盛京”。顺治十五年，在一次拜会剩人函可和尚时结缘铁岭，在铁岭南门里购地筑屋，铁岭县志对此有如下记载:“卜居于今南门内之右，筑室蛰居，不废讲学。左、戴诸子多从之游。尝自颜其室门致知格物之堂。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叛清，……清廷知公忠鲠，乃召还。去时留宅作书院，留为生徒肄业之资。”这就是书院创立始末。此后300多年的时间里，书院几度兴废，几度重修，规模不断扩大，其办教之盛，影响之广，蜚声遐迩，为辽北带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化春天。

(一)郝浴创办讲学处，为流人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论道平台，集聚了当地的文气与人气，经年之后银冈书院便成为辽东学术传播的文化中心。身为一代学者和文人的郝浴逆境之中，仍苦学不辍，“研究圣道”，招生讲学之余，著书立说，并以他的学识和修养吸引了很多同命运的流人学者。郝浴的居所，是当时众多流人聚集讲经论道的地方。左懋泰、戴国士、李呈祥、季开生、刘嗣美、董国祥等当时著名学者和文人常来这里“以诗文相唱和，以道义相切磋”。“修程居敬之学，横渠砭愚之功，常歌午夜，敲句晓天”就是当时郝浴银冈讲学处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包括郝浴均有大量诗文著作传世，影响颇广。郝浴离开后，书院曾一度被八旗兵丁所占。后经多方斡旋，终于得以恢复，并得以增修增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时值郝浴之子郝林出任奉天府尹，继升为副都御史，多次到银冈书院拜祭其父，奉天府尹及内阁大学士纷纷为为书院题词勒石，更使之名声大噪，传遍朝野。大学士黄叔琳在题词中写道:“夫孰谓非银冈之所得力者欤!公之在节具载国史，其余风遗泽，士大夫亦皆能道之……”由此可见书院之声名。1716年，时任奉天府尹的屠沂更是把银冈书院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并提，他在《重修银冈书院记》中写道:“余维天下之书院多矣，惟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以大称，岂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云尔哉!盖大其人，故大其书院也。余读公之文章，想公之行事，而有以识公矣。公学探理窟，才蔚国华，岳岳怀方，不移不屈，前后历任，政绩昭然，而直言敢谏，则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殆又兼之矣。顾公崎岖龙塞二十余年，读书深造，味道之腴有大过人者。观公之自记，非真闻道者而能言之乎!后人登公之堂，因依手泽，有能识公之旨，证公之心，或闻风兴起熏其德而善良，邹鲁文物近在海隅，以成圣天子寿考，作人之化，则是公大造于是邦也。兹铁岭片石，即与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而五焉，奚不可也。”由此可看出，郝浴所创银冈书院因其人格及余泽传遍四方，而铁岭以片石偏远之地承受此泽被后世之恩惠。

(二)银冈书院开辽北重教之先风，以此为开端，教育为之兴盛，改变辽北自古以来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1658年郝浴开始银冈讲学时的铁岭几乎还是一片废墟，所招学生多是流人及当地将吏之子。是时，整个东北的教育也还处于清初定鼎的沉寂期，此前所有的书院几乎全部毁于明末战火。所以说银冈书院是于百废待兴之中首开人文教育，当之无愧是清代东北第一书院，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自康熙初年设立，一直到后改为学堂，虽有几经兴废，但它在辽北始终处于教育龙头的地位。它的办学方式和体制为后来各县官员与士子所仿效。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一直是铁岭县教育的主体。清同治七年，昌图老城建立了开文书院，光绪五年又有开原老城的龙岗书院。书院兴办的同时，清代辽北的官办儒学、义学、私塾教育也相继开办起来。银冈书院的创建开辽北清代教育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辽北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保有书院的传统与精义，三百多年来成为辽北昌明教化的痒序之地。郝浴离开辽北还朝前撰写了《银冈书院记》，文中记录了始建书院的时间、规模及当时的文化学术活动，同时表明了希望银冈讲学活动继续流传下去、造福地方的愿望。并将书院交于好友董国祥及弟子徐元弼等人。董国祥没有辜负郝浴的期望，坚持以郝浴在辽北讲学时的“致知格物”哲学精神做为办学宗旨，坚持讲学，修书，藏书，继续书院为辽北学术文化传播中心的职能。此后的历史岁月中，银冈书院因为有郝浴留下的私产田地及宅舍，一直是不受官府管辖控制的独立办学机构，所以一直能保持私学的办学特色，自由讲学，开放办学，实行山长制———中国传统书院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模式，广泛吸引外地有名学者来此讲学，使这里始终充满自由的学术氛围，紧跟时势发展潮流，培养经世利国之人才，成为辽北倡明教化，启迪后贤的痒序之地。

书院范文篇3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2．书院祭祀的对象

先圣：从各书院建立伊始，都要祭祀孔子及其门徒，诸如四圣、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如岳麓书院建有文庙，主祭孔子，孔子像的左右两壁上有孟子、子思、颜回、曾参四配像。这类祭祀对象体现了历代书院祭祀制度对儒学源流的高度重视。

先贤：主要祭祀本书院的开创者、各代山长及书院的有功之臣。明朝重修白鹿洞书院，始作先贤祠，主要祭祀白鹿洞洞主或有功之名官，如开洞之主李涉、李渤、颜翊、李善道等人。岳麓书院的六君子堂、李中丞祠、罗典专祠、欧阳厚均专祠等所供祀的人都对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朱洞、李允则、周式是岳麓书院开创时期的人物，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

先儒：祭祀与本书院学术渊源有关并受到本书院尊崇的学术大师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宋学盛行，书院主要以宣讲理学为主，因此宋代书院特别重视供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各书院还有它们各自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是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用以表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如白鹿洞书院祭祀朱熹，象山书院祭祀陆九渊。

名宦：对本地或本书院做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地方官或造福一方，受到民众的赞扬与怀念；或直接关心过书院的建设，为书院的发展作过贡献；或地方官员本身是儒学大师，关心文教，促进文化发展。如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濂溪书院，是用来祭祀周敦颐的，这是因为周敦颐曾在这些地方做过官，功绩显著，同时又是理学开山人，受到百姓的怀念。白鹿洞书院祭祀的名宦如邵宝、李梦阳、邵吴远等，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多有赞助，理应受到书院生徒的尊重。

乡贤：即当地的乡土先贤。如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南昌豫章书院还设乡贤祠、吉安白鹭洲书院设景贤祠专门祭祀乡土先贤。

祖先：清代以前的书院并不祭祀祖先。嘉道以后，世风日下，有钱人家捐官捐学，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唯有选取正途，但每年考取的士子，在晋见学师时都要送礼，礼品中必须要有一份厚重礼金，俗称为印金。贫寒士子如交不起印金，则学师不悦，前途便更为渺茫。地方上便出现一种带有教育基金会所性质的书院。这些书院广置学田，以田租支助士子的印金费用，又俗称为印金局。书院实质上是一座议事会所，其中大部分是用买牌位的形式集资，因此，较大的宗族都在书院买有牌位，并以牌位作为议事的选票，每年春秋二祭等大型祭祀活动便成为祭祀乡贤的活动，而且开了祭祀祖先的先例。清末书院改学堂之时，又产生了家族书院，这种书院不是学校，它只供本姓子弟住宿、聚会，实际上也是宗族会所，每年都在春秋二祭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集书院与祠堂，教化与祭祖这两种功能于一身的独特的建筑。家族书院每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祖活动，无疑是给家族的每个成员又进行了一次宗法教育，使大家更加尊敬祖宗，不忘祖先的恩典，并求祖宗保佑自己，使事业得到发展，人才更快成长。

3．书院祭祀费用的来源

为了保证书院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书院多有置办祭田、产、祠田、祀田者，这些田产大部分为捐赠，也有部分为政府拨给。其中多作为书院的祭祀费用。如长沙岳麓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复明代故亩四十亩，收租谷四十八石，专作道乡祀事之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院中诸生又捐置文昌阁田产，年收租四十一石，专祀文昌帝君。祭田之设，实可视为一种专款专用，意在确保其正常进行。祭祀之费的名目，还可细列为祭品费、礼生衣资、香火、灯油等。

4．书院祭祀的形式

书院祭祀是有一定形式的，一般由山长主持，也有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主持的。祭祀有两种祭典：释奠和释菜。

所谓释奠，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就是说，释奠是每年春秋举行的，春祭定于二月初三，秋祀则在八月初九。祭品为猪羊全牲等。

所谓释菜，也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般在学校开学时举行。《礼记·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释菜”也可读“舍菜”，解释为“置菜”，即放置菜蔬于先师祭位之前，以通其神灵。释菜之祭品多属常见的芹、藻之菜蔬，并不名贵。

此外，书院在每月朔望(即农历初一和十五)也要举行祭礼，由山长主持；每日则要“早晚堂仪”，形成一套严格的规矩。

不同时期，不同的书院，其祭祀形式是不太相同的。这种师生对先师先儒顶礼膜拜的形式，就是为了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依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极佳形式。

二、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

1．道德教育功能

祭祀实际上是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书院把祭祀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来陶冶学生之品德，树立德育规范。

宋代苏州州学祭祀乡贤范仲淹，吴潜说祭祀的目的就在于使“诸生朝游而夕思，景行先哲，睹文正(范仲淹)容貌，而企慕其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勉，以六经为师，文章论说一本仁义而后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无利害，与上官反复论辩，不以官职轻人性命而后可；其仕而通显也，必如文正至诚许国，终始不渝，天下闻风，夷狄委命而后可”。一句话，就是要学习范仲淹刻苦自强，不计得失，忠贞报国的爱国精神。

2．学术认同功能

书院是具有学派性的，一代宗师创立学派。他们的门徒往往建立书院，传习本门学派的学说，祟祀学派的祖师。书院学子朝夕生活在有着浓郁学派气息的氛围里，目睹本门学派祖师的遗容塑像(或画像)，研习他们的著作，体会他们的教导，自然容易产生对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与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如象山书院主陆九渊学说，直至明代，书院依然祭祀陆氏兄弟，明景泰四年(1453年)，书院重建告成，大堂中仍设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先生供像。岳麓书院则一直祭祀朱熹、张栻，直至清末。3．榜样示范功能书院除了直接向学子传授知识以及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采取更富有宗教味的方法，即通过祭祀使学子更直观地看到先圣先儒的形象，产生心灵的震撼。读“圣贤”书，并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向神灵高踞的“圣贤”顶礼膜拜，理论学习与祭祀有机结合，“圣贤”再也不是字里行间的想象，而是一排排的塑像与木主，直观的效果缩短了士子与“圣贤”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功能，使学子们从中受到启迪，勤奋研读儒家经典，最终达到教育之目的。如岳麓书院的船山祠，就是祭祀明代的王夫之，他的学术水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让学子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前进的榜样和目标，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4．学派凝聚功能

书院范文篇4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书院范文篇5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2．书院祭祀的对象

先圣：从各书院建立伊始，都要祭祀孔子及其门徒，诸如四圣、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如岳麓书院建有文庙，主祭孔子，孔子像的左右两壁上有孟子、子思、颜回、曾参四配像。这类祭祀对象体现了历代书院祭祀制度对儒学源流的高度重视。

先贤：主要祭祀本书院的开创者、各代山长及书院的有功之臣。明朝重修白鹿洞书院，始作先贤祠，主要祭祀白鹿洞洞主或有功之名官，如开洞之主李涉、李渤、颜翊、李善道等人。岳麓书院的六君子堂、李中丞祠、罗典专祠、欧阳厚均专祠等所供祀的人都对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朱洞、李允则、周式是岳麓书院开创时期的人物，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

先儒：祭祀与本书院学术渊源有关并受到本书院尊崇的学术大师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宋学盛行，书院主要以宣讲理学为主，因此宋代书院特别重视供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各书院还有它们各自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是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用以表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如白鹿洞书院祭祀朱熹，象山书院祭祀陆九渊。

名宦：对本地或本书院做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地方官或造福一方，受到民众的赞扬与怀念；或直接关心过书院的建设，为书院的发展作过贡献；或地方官员本身是儒学大师，关心文教，促进文化发展。如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濂溪书院，是用来祭祀周敦颐的，这是因为周敦颐曾在这些地方做过官，功绩显著，同时又是理学开山人，受到百姓的怀念。白鹿洞书院祭祀的名宦如邵宝、李梦阳、邵吴远等，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多有赞助，理应受到书院生徒的尊重。

乡贤：即当地的乡土先贤。如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南昌豫章书院还设乡贤祠、吉安白鹭洲书院设景贤祠专门祭祀乡土先贤。

祖先：清代以前的书院并不祭祀祖先。嘉道以后，世风日下，有钱人家捐官捐学，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唯有选取正途，但每年考取的士子，在晋见学师时都要送礼，礼品中必须要有一份厚重礼金，俗称为印金。贫寒士子如交不起印金，则学师不悦，前途便更为渺茫。地方上便出现一种带有教育基金会所性质的书院。这些书院广置学田，以田租支助士子的印金费用，又俗称为印金局。书院实质上是一座议事会所，其中大部分是用买牌位的形式集资，因此，较大的宗族都在书院买有牌位，并以牌位作为议事的选票，每年春秋二祭等大型祭祀活动便成为祭祀乡贤的活动，而且开了祭祀祖先的先例。清末书院改学堂之时，又产生了家族书院，这种书院不是学校，它只供本姓子弟住宿、聚会，实际上也是宗族会所，每年都在春秋二祭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集书院与祠堂，教化与祭祖这两种功能于一身的独特的建筑。家族书院每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祖活动，无疑是给家族的每个成员又进行了一次宗法教育，使大家更加尊敬祖宗，不忘祖先的恩典，并求祖宗保佑自己，使事业得到发展，人才更快成长。

3．书院祭祀费用的来源

为了保证书院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书院多有置办祭田、产、祠田、祀田者，这些田产大部分为捐赠，也有部分为政府拨给。其中多作为书院的祭祀费用。如长沙岳麓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复明代故亩四十亩，收租谷四十八石，专作道乡祀事之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院中诸生又捐置文昌阁田产，年收租四十一石，专祀文昌帝君。祭田之设，实可视为一种专款专用，意在确保其正常进行。祭祀之费的名目，还可细列为祭品费、礼生衣资、香火、灯油等。

4．书院祭祀的形式

书院祭祀是有一定形式的，一般由山长主持，也有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主持的。祭祀有两种祭典：释奠和释菜。

所谓释奠，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就是说，释奠是每年春秋举行的，春祭定于二月初三，秋祀则在八月初九。祭品为猪羊全牲等。

所谓释菜，也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般在学校开学时举行。《礼记·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释菜”也可读“舍菜”，解释为“置菜”，即放置菜蔬于先师祭位之前，以通其神灵。释菜之祭品多属常见的芹、藻之菜蔬，并不名贵。

此外，书院在每月朔望(即农历初一和十五)也要举行祭礼，由山长主持；每日则要“早晚堂仪”，形成一套严格的规矩。

不同时期，不同的书院，其祭祀形式是不太相同的。这种师生对先师先儒顶礼膜拜的形式，就是为了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依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极佳形式。

二、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

1．道德教育功能

祭祀实际上是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书院把祭祀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来陶冶学生之品德，树立德育规范。

宋代苏州州学祭祀乡贤范仲淹，吴潜说祭祀的目的就在于使“诸生朝游而夕思，景行先哲，睹文正(范仲淹)容貌，而企慕其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勉，以六经为师，文章论说一本仁义而后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无利害，与上官反复论辩，不以官职轻人性命而后可；其仕而通显也，必如文正至诚许国，终始不渝，天下闻风，夷狄委命而后可”。一句话，就是要学习范仲淹刻苦自强，不计得失，忠贞报国的爱国精神。

2．学术认同功能

书院是具有学派性的，一代宗师创立学派。他们的门徒往往建立书院，传习本门学派的学说，祟祀学派的祖师。书院学子朝夕生活在有着浓郁学派气息的氛围里，目睹本门学派祖师的遗容塑像(或画像)，研习他们的著作，体会他们的教导，自然容易产生对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与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如象山书院主陆九渊学说，直至明代，书院依然祭祀陆氏兄弟，明景泰四年(1453年)，书院重建告成，大堂中仍设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先生供像。岳麓书院则一直祭祀朱熹、张栻，直至清末。3．榜样示范功能书院除了直接向学子传授知识以及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采取更富有宗教味的方法，即通过祭祀使学子更直观地看到先圣先儒的形象，产生心灵的震撼。读“圣贤”书，并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向神灵高踞的“圣贤”顶礼膜拜，理论学习与祭祀有机结合，“圣贤”再也不是字里行间的想象，而是一排排的塑像与木主，直观的效果缩短了士子与“圣贤”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功能，使学子们从中受到启迪，勤奋研读儒家经典，最终达到教育之目的。如岳麓书院的船山祠，就是祭祀明代的王夫之，他的学术水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让学子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前进的榜样和目标，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4．学派凝聚功能

书院范文篇6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自然”与“名教”之争，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对人间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相信“理一分殊”，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应当承认，官方的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文献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先秦儒学诞生于孔子的私学之中；老子虽是周王朝官方图书馆的学者，但《道德经》却是在他走到民间以后写就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则出现于民间书院之中。很难想象，有周敦颐而没有濂溪书院，有二程而没有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有朱熹而没有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和五夷精舍，有张载而没有横渠崇寿院。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顺应了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变革。

而从西方历史来看，近现代大学的崛起，则帮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即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现代化。自中世纪末期起，在教会的大学中就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献显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以后，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一切成功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著名大学多是民间非盈利的私立大学，在这里任何对思想的干扰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与之相关，大学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最后一个方面的包容性较差。这也可以从大学的拉丁文词根ūniversus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实际意思是“作为全体、全部”的意思，与universe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学还有很好的辩论风尚和批评规则。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学院经常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来演讲，然后进行讨论。思想争锋异常激烈。因为自由，因为“全”，因为存在着公平的学术竞争与交流，才能造就大师级的人才，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文化或知识的组合进行学习，并在学术交锋中激发出新的灵感，改进自己的理论，从而会产生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学术结果来。

如今，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又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使家族体制受到致命的打击；工业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离开定居的村庄，家族体制受到了进一步的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中国人更要与其他文明的传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

书院范文篇7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书院德育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致用为目标的教育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因此，书院在德育教学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并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的主体。

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学为本，“终为无根之学”。所以书院大都把儒家经学作为基本课程。可以说，历代书院对儒家经典是比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书宋太宗为白鹿洞书院赐《九经》；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还将《九经》颁赐给天下各官学和书院；又如朱熹门人刘晦伯在义宁精舍讲学时指出，“六经微旨，孔盂遗言”，所以请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备劝讲。书院这种重经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继承着。明代罗辂在《洞学榜》中规定要以讲《四书》、《五经》大义为主。清代海东书院的刘良璧也把“六经”作为其基本课程。他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

“载籍极繁，自以四书五经为准”。事实上，在儒家经典中，书院更为重视《四书》等经学。“《四子》，六经之阶梯”，也就是说，《四书》是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是进入儒学之门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等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蕴涵着做人的根本，治国经世的经验。如果学者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则必然会德性充盈、事通理达，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沧州精舍示学者》中要求生徒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清代大梁书院教育家更是认为“《四书》为经之精华”，要求生徒就《四书》钻研，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五经在书院课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的突出地位在书院讲学和大师的著作、讲义与语录中也多有体现。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的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所讲的内容包括《论语》、《孟子》等。宋代学者程必贵、胡崇、周应合等先后在明道书院开堂讲学，其内容就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对于初学的年轻士人学子来说，无论《五经》还是《四书》，疏通其文义，阐发其义理，揭示其意蕴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帮助生徒领悟其中意义，引导生徒登堂入室。因此书院教育家们围绕《四书》、《五经》做了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等，如张械在岳麓书院并著的《孟子说》和《论语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张械的《伊川粹言》、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也都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代书院为什么把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五经》做为基本课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创办书院的教育目标是能够使生徒明人伦，然后传道济民，这种目标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追求，而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教育目标。如薛瑄认为，儒家经典虽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却承载着形而上的性理，这对学者非常重要。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认为教授儒家经典能够使生徒得到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所谓讲学者……本之六经以发其蕴，……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并且，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还蕴涵着实现内圣外王的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东林书院的吴桂森曾说：“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文石书院的林豪也说：“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儒家经典不仅包含着修身、齐家的道理，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院的儒生只有“明经”，才能经世致用而“自无难处”。正是有鉴于此，历代书院在德育课程中尤为重视儒家经典。

其次，以《五经》《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还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对于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的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吸引力，因此，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历代政府选拔官员基本途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历代书院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如岳麓书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诫生徒：“今之举业，各有专经。”玉潭书院也明确教育生徒“方今乡会两闱，二场专用经艺，岁科两试，次艺即用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儒家经典在书院师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许多书院认为，“学者或专一经，或兼习五经，此为场屋举业言也”。虽然书院教育家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发表过许多批判科举的言论，如朱熹说“今科举之弊极矣”，然而书院反对的是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是为科举而科举的教育，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如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中说：“举业不患防功，惟患夺志。”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朝廷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仕进的，“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所以，书院培养的儒生只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如果不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科举仕进，只能“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已。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书院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学课程的主体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史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补充

书院教育家虽然认为儒家经典能“宣讲教化，敦励风俗”，实现“道明德立”，但单纯依靠经典也是不够完备的，还需要史学典籍的辅助作用。毕竟史学典籍与儒家经典有着丝缕难决的“亲缘”关系，即“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

国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然而此观点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古代许多学者，如王通、刘知几、王守仁、胡应麟、钱谦益、顾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视《尚书》和《春秋》二经为史书体例，并把它们与《史记》和《汉书》相提并论。明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提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以为训者，时存其真以示法；恶可以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中记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认为古代有史元经或者史出于六经，还是从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张经载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废，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当在一定意义上把先王之政典视为“无经史之别”。实际上，古代书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认识到了经、史这种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在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贤之经典文字中寻求修身治国的良策，还进一步援史入经，把历史典籍作为一面镜子，鉴于往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求有助于进德和有资于平天下。因此在书院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是，明经义必须与学史相结合，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文石书院的胡建伟就曾明确指出：“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鉴于此，许多书院把史学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史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如钟山书院认为纪事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朱子的《纲目》、表志之学的《三通》等“皆史学之科律”。河南正义书院也设立史学课程，并且为支持史学，书院藏书楼收藏史书298本。西湖书院刻史书如《新唐书》、《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等。文石书院开设“三史”之课程。所谓“三史之学，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日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日记事，若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习也”。白鹿洞书院则学习《春秋》、《史记》、《汉书》等。从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是德育课程的主体，但是史学也被历代书院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

书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专注于心性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经世致用的才能的培养，“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他们告诫生徒能够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体现，否则所谓德性便是虚妄不实的空谈。因此，他们认为德育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伦常道德原则与规范，凡一切能够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真学”、“实学”都可以成为德育课程，而致君泽民、利济天下的“实德”，就存在于“牢笼古今，冥搜百代”的史书中。“经世之书，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在书院教育家看来，研究历史，应当本着经世济民的原则，吸收经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兴乱之得失。“得其一而熟究之，于古今治乱之故，无不了解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不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著作”。学习史学，既可以于古今治乱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开阔眼界，举笔为文“一定精彩”，所以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同经书一样，史书数目众多，“浩如烟海，学者独不能通观……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对所有史书遍观纵览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讲授史书之数目以作闲谈之资以哗众取宠，显然无法“择取精要”，也有失书院教育之本意。故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一定的史学课程，如福建鳌峰书院规定“《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必当熟看……其余历代各史，视材质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更为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更是因为重视史学而著名。吕祖谦要求生徒要学好历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吕氏如此重视历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评：“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在这里姑且不论丽泽书院或者其它书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视史学以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书院教育家们不仅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体系的有益组成部分，还指出了研读史书的方法。以丽泽书院大师吕祖谦为例，他明确指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于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吕祖谦认为学习历史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追寻为人处世的圣贤之理，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祖谦还在讲授史学时为生徒作出示范，如在讲授《史记》中“杨椿戒子孙”的史例时，他得出这样的一个规律来教育生徒，“前人教子弟，每于微处防之，且如子弟别室私饮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责之者，盖以私心一萌，必争夺，异时争夺诉讼皆一饮一食之积”。文石书院强调指出：“每阅一代之史，则设一薄，择其事之要者，论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者，自抄一本。或计一年所阅，择其辞尤浃意者随手摘录，粘于壁上，以便朝夕熟览。至于岁终，揭起分类，抄成译本一本。”在读史书时就“论之精者”作好读书笔记，这样便可以“朝夕熟览”，日积月累，终有所成。东林书院教育家林豪更是明确地教育生徒，这样研读历史的好处有三：“一可知古今之事变，人品之贤否；一可识史家笔法，与义例之异同；一则典雅字句，随意摘出，可为行文之取资挹注”。虽然就某个书院而言，教育生徒学习历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书院对史学的重视是共同的现象。

总之，书院之所以能够在培养人才，提高生徒道德修养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与它设置了比较有针对性的教学课程是分不开的。书院以儒家经典课程为主体，以史学课程为补充，对生徒进行德育教学，既实现了提高生徒道德修养的教育目标，又坚持了经世治用、致君泽民的价值取向。

书院范文篇8

[关键词]洛学；二程；宋代；河南；书院

一、洛学因河南书院得以形成和弘扬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史载．“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因二程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洛阳，故世称“洛学”。特别是二程将书院这一新型的教育机构作为讲学和学子聚会学习之所，诸如伊川的鸣皋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河南书院也成为洛学得以孕育和弘扬的土壤。

1．“洛学”创立于二程

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老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佛道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诚如《濂溪学案》所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可见，二程上承周敦颐(元公)并开创洛学，将儒学发扬光大。程颢(1032—1085)，因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因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因明显站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闲职，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程颐24岁“游太学，胡安定瑗试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得先生论，大惊，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太学读书时，与吕希哲为临斋，吕希哲的父亲吕公著便让其子拜程颐为师，程颐便收了第一个学生。以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拜程颐为师，从学者遂众。虽然程颐后来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应召入京，开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贬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伊洛河流域洒遍了二程的足迹。虽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学术上很有成就”。

在书院教育中，二程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将其哲学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创立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我国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洛学的主要学术实践源于河南书院

二程的主要学术实践在书院进行，洛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发表于书院。诸如在嵩阳书院，学生问程颐：“如何学可谓之有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洛学的教育内容是很容易让学生自己体会“默识心通”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当时学校的教学由王安石的经义新学统治着，理学家们通常不能登上官学讲台。书院则坚持门户开放，可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二程就利用书院来传播洛学思想，常在嵩阳、鸣皋等书院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学说。如程颐晚年在鸣皋书院讲述自己的著作《易传》，《宋元学案》记载：“《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和靖(伊)、思叔(张绎)。”当时向学生讲授《易传》时，程颐已68岁高龄。

二程在书院的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在教育目的上，提出“教育为王化之本”，把教育看作是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主张培养重人生品行、求道传道和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转变气质，熏陶德性；关于道德教育，二程作了系统的发挥，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集义”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在教材上，二程主张要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主，并开创了《四书》与《五经》并列的局面，从“四书”探幽发微，创造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在教育方法和原则上，二程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学贵自得、以约取博、循序渐进等。

3．洛学众弟子出自河南书院

因为河南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有愿从学者，皆可人书院学习。加上以二程这样的大儒为师，从学者甚众，生徒不远千里而至。诸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河南的谢良佐、吕希哲；湖北的刘立之等。程颐致力于传播洛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亲自入关中讲学，关学门人大多归于程门。程鹰根据《两程门人名单碑》即(《先儒讳中坚吕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讳苹吕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证，在《二程故里志》中记载二程的门人为93人。据笔者考证，有名有氏的有90人(其中包括程鹰先生补入的贾易)，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被称为“程门四先生”。

4．洛学著述完成于宋代河南书院

二程在河南书院不仅授徒讲学，而且还进行著书立说。程颐自述，“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可见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在他60岁以后、逝世之前，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可以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称《周易程氏传》成书于程颐编管涪州的时候，但完成定稿并公布在伊皋书院却是大家的共识。

同时，许多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如程颐去世后，张绎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后编入了《二程遗书》的《外书》之中。杨时把二程教育弟子的语录加工订正成《二程粹言》，后经张栻编次，流传于世。

二、宋代河南书院因洛学传播而振兴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宋以前，河南已经创办的书院有嵩阳、应天府和龙门书院，后又新建鸣皋、明道等书院13所，在北宋时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在宋代河南书院中，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占宋代河南书院的50％。可见，河南书院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不容忽视的是洛学在中原大地的形成与传播。在当时，因洛学传承应运而生的书院或与传承洛学有关的书院主要有明道书院、春风书院、鸣皋书院、嵩阳书院、太极书院、颖谷书院、显道书院等，下面着重介绍三个。1．明道书院也称大程书院，在开封府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程颐也侍父程珦同往扶沟。程颢“集中县里的优秀弟子，亲自为之传授，并书‘书院’悬于书院门上”，还招来弟子游酢职学事。

当时书院学生除“邑人子弟”外，也有远道而来求学的，有记载的有谢良佐、周纯明、吕大临等。《二程集》记载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记录了吕大临元丰二年到扶沟问学于二程的内容。

2．嵩阳书院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退居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学术民主气氛浓厚，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当时司马光、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有助于学术研究。二程在嵩阳书院主要是用洛学的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讲学时，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高徒杨时、游酢等，“当时院中学生常有数百人，奠定了洛学规模”。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考察等规务，使书院名声大振，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3．太极书院

故址在河南省辉县百泉，苏门山麓百泉湖东侧。程颐于哲宗元祐、绍圣年间游学苏门，并结茅而居，潜心讲学于此。问道求学者而至，所居遂成聚落，因名程村。正如吾淳先生所言：“书院成为推行学者们思想与理想的重要场所……书院的普遍建立确保了思想和文化精英们的思考能够在较为宽泛的知识层面或范围得到落实。这种状况与早期儒学家们的讲习和传授方式是大致相同的，一个人的思想借助一群人的学习把握而得到推广”。可以说，河南书院成就洛学，为繁荣学术、构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洛学也为书院的发展和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洛学与河南书院结缘对后世的影响

洛学和河南书院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的结缘，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书院学术及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洛学的南传与分流，促进了理学思想的活跃和繁荣

“二程的门生将‘洛学’带回自己的家乡，传人陕西、四川、荆湖、福建、两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开花，形成南宋时期主要的各个学派”，开创了一代学术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架构，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洛学南传后得到广泛传播，笔者认为，二程同处于洛学体系，因二人哲学的相同相异，对于以后理学思潮及其流派的分野、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相同相异之中，由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洛学分别开启了宋学的心学和闽学两大流派。由于二程弟子南传后在不同地区的书院讲学而使“洛学”得以传播，形成了一些地域性的学派，如事功学派、中原文献学、湖湘学派、涪陵学派等。

王梓材说“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此“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可见，程颐之学由程门弟子杨时经一传弟子罗从彦、再传弟子李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的宏大建构集大成而成“闽学”，所以后世称“程朱理学”。

程颢之学由又一程门弟子谢良佐经王蘋(字信伯)、张九成(字无垢)、林季仲传至陆九渊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者刘宗贤认为，“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靠，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处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如程颢哲学中的心即是性，其性无内外即心无内外，内外都归于心，并提出“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题，开启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体系。全祖望谓：“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对传承序列的表述，既有师承关系，也有思想渊源。

洛学由二程的弟子周行己、许景衡在温州地区传播，继而由周行己的弟子郑伯雄发扬光大，郑伯雄之后，由二程的再传弟子薛季宜和陈傅良把洛学演变为事功之学。到了陈亮、叶适则形成了更系统、更完整的体系，在学术界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三足鼎立之势。

吕希哲曾拜程颐为师，《宋元学案》中说：“先生遍交当世之学者……其后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吕希纯也以师礼事程颐。经吕好问、吕切问到吕本中，吕氏家学再由吕大器传到吕祖谦集大成而成“中原文献学”。

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至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

2．后世理学家皆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在南宋，河南书院仅有一所。

洛学在南方的发展使南方成为洛学传播的沃土，宗派纷呈，学派之间的论争又促进了南方书院的兴盛。胡昭曦教授说“南宋前期洛学之所以迅速传播，师徒擅传，学派繁衍，形成强大的学术阵营和理学学统，以致南宋后期为官方提倡，是同重视和充分运用书院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可见，洛学后学的理学大师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促进了洛学的广泛传播。

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创建的书院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书院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67所。张栻创建城南书院，并在岳麓等书院著书讲学；继朱熹、张栻之后的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先后创建了两所鹤山书院，教学时间10年左右；洛学后学胡宏，冒着被人诟病之险，求秦桧恢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不成，即改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聚众讲学。可见，宋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书院教育。

书院范文篇9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书院范文篇10

[关键词]古代书院；德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是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书院德育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致用为目标的教育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因此，书院在德育教学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并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的主体。

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学为本，“终为无根之学”。所以书院大都把儒家经学作为基本课程。可以说，历代书院对儒家经典是比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书宋太宗为白鹿洞书院赐《九经》；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还将《九经》颁赐给天下各官学和书院；又如朱熹门人刘晦伯在义宁精舍讲学时指出，“六经微旨，孔盂遗言”，所以请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备劝讲。书院这种重经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继承着。明代罗辂在《洞学榜》中规定要以讲《四书》、《五经》大义为主。清代海东书院的刘良璧也把“六经”作为其基本课程。他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

“载籍极繁，自以四书五经为准”。事实上，在儒家经典中，书院更为重视《四书》等经学。“《四子》，六经之阶梯”，也就是说，《四书》是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是进入儒学之门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等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蕴涵着做人的根本，治国经世的经验。如果学者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则必然会德性充盈、事通理达，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沧州精舍示学者》中要求生徒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清代大梁书院教育家更是认为“《四书》为经之精华”，要求生徒就《四书》钻研，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五经在书院课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的突出地位在书院讲学和大师的著作、讲义与语录中也多有体现。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的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所讲的内容包括《论语》、《孟子》等。宋代学者程必贵、胡崇、周应合等先后在明道书院开堂讲学，其内容就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对于初学的年轻士人学子来说，无论《五经》还是《四书》，疏通其文义，阐发其义理，揭示其意蕴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帮助生徒领悟其中意义，引导生徒登堂入室。因此书院教育家们围绕《四书》、《五经》做了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等，如张械在岳麓书院并著的《孟子说》和《论语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张械的《伊川粹言》、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也都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代书院为什么把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五经》做为基本课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创办书院的教育目标是能够使生徒明人伦，然后传道济民，这种目标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追求，而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教育目标。如薛瑄认为，儒家经典虽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却承载着形而上的性理，这对学者非常重要。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认为教授儒家经典能够使生徒得到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所谓讲学者……本之六经以发其蕴，……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并且，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还蕴涵着实现内圣外王的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东林书院的吴桂森曾说：“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文石书院的林豪也说：“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儒家经典不仅包含着修身、齐家的道理，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院的儒生只有“明经”，才能经世致用而“自无难处”。正是有鉴于此，历代书院在德育课程中尤为重视儒家经典。

其次，以《五经》《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还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对于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的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吸引力，因此，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历代政府选拔官员基本途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历代书院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如岳麓书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诫生徒：“今之举业，各有专经。”玉潭书院也明确教育生徒“方今乡会两闱，二场专用经艺，岁科两试，次艺即用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儒家经典在书院师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许多书院认为，“学者或专一经，或兼习五经，此为场屋举业言也”。虽然书院教育家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发表过许多批判科举的言论，如朱熹说“今科举之弊极矣”，然而书院反对的是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是为科举而科举的教育，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如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中说：“举业不患防功，惟患夺志。”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朝廷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仕进的，“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所以，书院培养的儒生只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如果不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科举仕进，只能“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已。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书院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学课程的主体也在情理之中了。三、史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补充

书院教育家虽然认为儒家经典能“宣讲教化，敦励风俗”，实现“道明德立”，但单纯依靠经典也是不够完备的，还需要史学典籍的辅助作用。毕竟史学典籍与儒家经典有着丝缕难决的“亲缘”关系，即“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

国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然而此观点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古代许多学者，如王通、刘知几、王守仁、胡应麟、钱谦益、顾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视《尚书》和《春秋》二经为史书体例，并把它们与《史记》和《汉书》相提并论。明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提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以为训者，时存其真以示法；恶可以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中记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认为古代有史元经或者史出于六经，还是从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张经载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废，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当在一定意义上把先王之政典视为“无经史之别”。实际上，古代书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认识到了经、史这种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在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贤之经典文字中寻求修身治国的良策，还进一步援史入经，把历史典籍作为一面镜子，鉴于往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求有助于进德和有资于平天下。因此在书院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是，明经义必须与学史相结合，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文石书院的胡建伟就曾明确指出：“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鉴于此，许多书院把史学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史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如钟山书院认为纪事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朱子的《纲目》、表志之学的《三通》等“皆史学之科律”。河南正义书院也设立史学课程，并且为支持史学，书院藏书楼收藏史书298本。西湖书院刻史书如《新唐书》、《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等。文石书院开设“三史”之课程。所谓“三史之学，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日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日记事，若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习也”。白鹿洞书院则学习《春秋》、《史记》、《汉书》等。从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是德育课程的主体，但是史学也被历代书院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

书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专注于心性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经世致用的才能的培养，“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他们告诫生徒能够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体现，否则所谓德性便是虚妄不实的空谈。因此，他们认为德育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伦常道德原则与规范，凡一切能够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真学”、“实学”都可以成为德育课程，而致君泽民、利济天下的“实德”，就存在于“牢笼古今，冥搜百代”的史书中。“经世之书，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在书院教育家看来，研究历史，应当本着经世济民的原则，吸收经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兴乱之得失。“得其一而熟究之，于古今治乱之故，无不了解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不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著作”。学习史学，既可以于古今治乱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开阔眼界，举笔为文“一定精彩”，所以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同经书一样，史书数目众多，“浩如烟海，学者独不能通观……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对所有史书遍观纵览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讲授史书之数目以作闲谈之资以哗众取宠，显然无法“择取精要”，也有失书院教育之本意。故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一定的史学课程，如福建鳌峰书院规定“《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必当熟看……其余历代各史，视材质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更为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更是因为重视史学而著名。吕祖谦要求生徒要学好历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吕氏如此重视历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评：“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在这里姑且不论丽泽书院或者其它书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视史学以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