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义务范文10篇

说明义务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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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二终第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瑜，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号。

法定代表人：顾本永，经理。

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牟平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印刷物资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烟台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因不服（）牟民二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人陈桂勇、姜志满，被上诉人委托人李顺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年月日印刷物资公司与财保牟平支公司签订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由印刷物资公司为其所有的鲁本田雅阁轿车在财保牟平支公司处投保，险种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和附加险三种，合同签订的同时印刷物资公司向财保牟平支公司如约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元；保险期间从××年月日零时起至××年月日二十四时止。上述《机动车辆保险单》是表格式合同，该保险单“第三者责任险”栏“赔偿金额”空格内填写为“”字样。保险单还附有保监发号文核准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该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工作，保险人不负责处理。”第十六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和拒绝赔偿。”合同签订后，××年月日时许，印刷物资公司的司机谭富恒驾驶鲁车在龙口市东江政府南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高架桥十字路口时发生车祸，将第三者隋玉兰撞伤，到龙口市人民医院抢救天无效，于××年月日死亡。花医疗费元。龙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于××年月日作出《不能确认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认定该起事故不属道路交通事故。死者隋玉兰家属王金太、王志永、邢淑荣以肇事司机谭富恒及印刷物资公司为被告，向龙口市人民法院提起人身伤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死亡经济补偿金万元。案经龙口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于××年月日作出（）龙法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由印刷物资公司一次性赔偿王金太、王志永、邢淑荣因隋玉兰死亡的经济损失元，于调解书送达后十日内付清。印刷物资公司赔偿后向财保牟平支公司报案索赔，财保牟平支公司核查后上报财保烟台支公司后，于××年月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同意赔偿印刷物资公司元，并通知了印刷物资公司，印刷物资公司不接受，于××年月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财保牟平支公司、财保烟台支公司立即付给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偿金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的事实均没有争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赔偿。原告认为应当按照《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赔偿万元；被告认为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赔偿元。当事人的这一分歧是由于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之一的《机动车辆保险单》“赔偿限额”一栏中明确写明的数额为万元，对这一内容可以理解为，既然赔偿限额为万元，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请求没有超过万元，保险公司都应给予赔偿；也可以理解为万元是赔偿的最高限额，但具体赔偿多少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进行计算，而不是不管损失多少，都赔万元。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之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对该条约定，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发生保险事故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赔偿，但是最高限额不超过万元；另一种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而《机动车辆保险单》规定的限额为万元，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万元。由于本案合同条款自身的缺陷，导致合同当事人的理解产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我国保险法及合同法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合同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条规定：“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规定说明，在本案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解释，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事务的专业机构，相对投保人来说，处于积极的、优势的地位；而投保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弱势的地位，该规定体现了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理念。同时，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投保的期待利益是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够得到充分乃至全额的赔偿，这是每一投保人参加保险的基本的内心起因。本案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向受害人支付了万元的赔偿金，被告即使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赔偿，原告的损失也未得到全部赔偿。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在情理之中，本院对其要求被告付给第三者责任险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另一焦点问题是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与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均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条第项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和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不违反我国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的投保车辆在保险期内出现意外事故，导致第三者受损，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应当依照双方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进行赔偿。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保险合同关系，其对原告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条、第条、第条、第条和第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保险赔偿金万元。二、驳回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交纳。

上诉人财保牟平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中约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可以理解为“既然赔偿限额为万元，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请求没有超过万元，保险公司都应给予赔偿”，进而按照合同法第条、保险法第条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认定上诉人应按赔偿限额支付保险金，是错误的。第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该规定明确、具体、公平、合法，应当作为确定上诉人保险责任的依据。第三，被上诉人对第三者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与上诉人对其承担的补偿责任关系有本质不同，前者是侵权赔偿关系、后者是保险合同关系。前者以法律的规定为赔偿基准，后者则以合同的约定为赔偿标准。被上诉人不论以何种标准给予第三者赔偿，都不影响与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

被上诉人印刷物资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和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赔偿第三者的损失是根据人身伤害赔偿在万元标准左右，龙口法院调解赔偿万元并没有超出当年的人身损害的标准。被上诉人要求在保险金额内赔偿万元，合理合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应按何种标准确定。

对于上述焦点问题，上诉人主张按照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的约定，第三者责任事故（包括非道路交通事故）均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核定赔偿金额。被上诉人则主张，保险条款中对于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并未明确说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及费率规章解释》中明确“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作为计算保险赔款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保险合同所载的有关规定计算保险赔款。”从该解释可以看出，非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金额的计算标准并不是说必须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只是以其为基础，在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标准规定的赔偿金额相差过大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弥补投保人的损失，保险金额确定为万元，合理合法。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是否尽了明确说明义务问题。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保险合同是一种最大诚信合同。这就要求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仅应具有一般的诚实信用，而且应负担特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这些义务又称为先契约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必须履行。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这是我国保险法的一大特色，它不仅考虑到我国目前保险业尚不发达、社会公众对保险知识尚无普遍了解的现状，而且带有格式合同管制的性质。保险人这种法定说明义务，要求其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并对投保人可能对有关保险合同条款的疑问予以正确的解释，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规定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从保险实务来看，投保人所投保车辆发生事故造成第三者的损害，可能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属于非道路交通事故。而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是按照人身伤害赔偿的赔偿标准对受害的第三者计算赔偿金。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导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中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及人身伤害赔偿采取双重标准，且两个标准的赔偿金额差距较大。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起侵权诉讼后，要求致害方按照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进行赔偿，致害方予以赔偿后，以投保人的身份要求保险人予以赔偿，保险人则要求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理赔，这种分歧导致投保人的损失不能得到最大限度内的补偿，达不到投保人投保时希望发生保险事故后得到充分乃至全额补偿的预期目标。对于此种赔偿标准上的不统一，可能导致的期待利益减损，保险人作为保险专业机构，相对于投保人来说，无论是保险专业知识或是具体险种在不同情况下赔偿标准可能出现的差异，均应在其掌握之中。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在与被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其制作的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中非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金额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理赔，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金额只有元，不是投保人投保时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金额万元的情况未尽到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第二，关于保险条款解释的约束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及费率规章解释》中明确规定“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作为计算保险赔款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保险合同所载的有关规定计算保险赔款。”这一规定，应做为本案计算保险金额的依据。本院认为，㈠上述保险条款的解释本身存在矛盾。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本身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而非道路交通事故，则是指发生在上述“道路”以外地点的交通事故。㈡我国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有关部门规定及司法实践中赔偿标准差距很大。⒈两者的赔偿项目不同。年月日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项目有项，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确定的赔偿项目有项。人身伤害赔偿项目增加了交通费、残疾者补救性治疗费、残后治疗费、精神损害补偿费等项目。⒉每个项目的赔偿标准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死亡补偿费一项，道路交通事故规定是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年。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确定的死亡补偿费财为按受害人死亡时上一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年。两者不仅补偿时间长短相差一倍，并且道路交通事故以当地平均生活费为标准，这样农村受害者因当地生活水平不高，死亡补偿金一般不高，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不分城市和农村，均按照上一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上述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按照人身伤害赔偿两、三倍高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确定的死亡补偿金。㈢保险条款解释是“背对背”解释，即属保险人主管部门单方做出的解释，并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本院认为，无论是保险人，还是保险监管机关制定的条款解释，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是条款解释是在保险条款之外，并没有附印在保险单背面，保险合同成立后，其不当然构成保险合同的内容；二是条款解释往往由保险人掌握，投保人一般并不知道；三是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一般都未向投保人说明条款解释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责任免除的部分的解释更是未作明确说明。因此，保险条款解释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必须适用。

第三，人身赔偿之诉与保险合同之诉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规定，发生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事故后，受害人因非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作为其死亡前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人可以选择以人身伤害赔偿关系起诉投保人要求其支付死亡补偿金，也可以选择保险人，由其保人清偿。但保险人不能以其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要求受害人变更其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为保险合同纠纷之诉。且不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约定按什么标准计算保险赔偿金，受害人均可请求按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请求死亡补偿金。投保人不能以因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投保人理赔，在其投保最高限额内减免了保险赔偿金为理由，抗辩对受害人也减免死亡补偿金的赔付，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在上述情形下，保险人单方规定责任事故均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理赔，对投保人有失公允。

第四，对投保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在理赔保险金数额上的抗辩存在四种理由：自己损失、间接损失、额外支付、超出投保最高限额。所谓自己损失，是指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员、家庭成员或者工作人员因被保险汽车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以及被保险人本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员、家庭成员以及其工作人员所有或者代管的财产，因为被保险汽车发生事故所受到的损失。间接损失，是指被保险汽车发生事故引起第三者停电、停水、停汽、停产、停业或者停驶等发生的损失等各种间接损失。额外支付，是指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认为超出合理、必要的部分，保险人可以重新核定，拒绝赔偿。超出投保最高限额，是指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超出赔偿最高限额的部分，保险人有权拒赔。本案被上诉人因致害第三人经龙口市人民法院调解已赔偿第三者隋玉兰人民币万元，上诉人按最高限额支付被上诉人万元保险金，不存在上述四种抗辩减免保险金额的理由，恰恰相反，赔偿万元才是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赔偿。这与保险尽最大可能分散危险、弥补损失的宗旨相符。

第五，关于作为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㈠《合同法》第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这条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中的“免责条款”，是指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对该条款的理解，有人主张只限于免除责任条款，不包括限制责任内容，本院认为，这与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相矛盾，保险法十八条规定的未尽法定说明义务不发生效力的“责任免除”条款，也应包括免除与限制（减免）责任条款，而不仅仅指狭义的免除责任条款。㈢本案保险合同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的效力认定。保险合同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每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人来说，无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是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均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确定赔偿金，投保人能够得到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均达不到保险单上约定的赔偿限额万元。这从根本上减免了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支付。对此，投保人作为非从事法律工作及保险业务的普通公众，其投保时并不知晓。本案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减少理赔金额的条，未加以明确说明，上述两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六，一审法院根据保险法不利解释原则认定对格式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提供合同方的解释，从而支持印刷物资公司的主张，支持其请求，理由不成立。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的用语本身存在“模糊不清”，而该案保险合同条款第十六条约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只存在该条款是否发生效力，能否适用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发生纠纷前，上诉人对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以道路交通事故确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核定赔偿金额的内容并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该条款直接导致被上诉人保险金额的减损，对该上述两条款应认定其不发生效力。这符合追求社会正义及实质契约自由之理念，避免保险人利用定型化契约条款之优势减轻自己应尽之义务或加重投保人、受益人之义务的不公平现象。故被上诉人主张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万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区支公司负担。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说明义务范文篇2

二、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规定，在保险法中属创新之举（查外国保险立法，未见有此规定者）。究其立法宗旨，乃在于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之保护，而其法理依据何在，则颇值探讨。笔者认为，保险法设此规定，其根据有二：一为最大诚信原则之要求。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ofutmostgoodfaith），是否遵从最大诚信原则，是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重要依据。但在各保险人是否负相应义务则未作规定。此种做法，显然未体现最大诚信原则的普遍效力，对投保人而言有失公允。而我国保险法第4条之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则明确了这一原则的普遍约束力，故在保险合同订立方面不但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规定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二为当事人合意之要求。合同的成立以当事人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就保险合同而言，当事人的合意表现为双方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其涵义基础上做出愿受其约束的意思表示，它包含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和“接受”两个方面，而“理解”乃是“接受”的前提，不理解而接受，不构成真正的合意。一般来说，保险合同条款为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人对其内容及文字涵义自是了如指掌，故无“理解”之碍，而投保人则不能如同保险人一样对此有准确透彻的理解。这样，在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方面，投保人就与保险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此情形下，若投保人作出“接受”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便不能实现真正的合意。因此，立法上要求保险人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旨在确保保险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保险的订约说明义务，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

1、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是否适用于一切保险合同？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的有关规定看，对此似应不存疑问，即一切保险合同之订立均适用这一规则。但笔者认为，对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应作限制解释，即仅适用于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依我国《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所谓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或具有“附合契约”性质的保险合同，在现代社会，保险契约具有技术性、定型性及团体性，而其内容常由保险公司一方面所决定。投保人通常仅能依保险公司所规定之条款，决定是否同意订立，鲜有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合契约。正因为如此，才有规定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之必要。然而，格式条款或附合同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唯一表现形式或法定形式，实践中采取非格式条款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仍比比皆是。在此情形下，保险合同条款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协商拟定，投保人在订约过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合同条款之内容及其涵义，若仍使保险人担负订约说明义务，即非必要，对于保险人也有失公允。换言之，对非格式条款之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履行订约说明义务缺乏法理依据。

2、说明的涵义与方式。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分别使用了“说明”和“明确说明”两个不同的用语。从语义上说，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明确”乃“说明”应有之义。但若探究保险法的的立法本意，又似有意将二者加以区分，即：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第16条），此项义务可称作“一般说明义务”；对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可称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依笔者之见，所谓“说明”即“醒意”，意为揭示或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所谓“明确说明”，则包括“醒示”和“醒意”两层含义。醒示义务亦称特别提请注意义务，即格式合同提供人所负采取合理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免责条款之存在的义务，这在英国普通法和德国1976年《一般契约条款法》中均有规定，我国《合同法》第39条也作了规定。据此，对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首先负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义务（醒示），在此基础上，再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醒意），此即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之内涵。

关于“说明”的标准，理论上有主观说与客观说之分。前者以说明人的自我感觉为判断标准，后者则以相对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我们认为，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立法宗旨考虑，说明应采取客观标准，即对相对人是否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涵义为标准。在实务上，客观标准又有个别标准与一般标准之别，前者强调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后者则以通常情况下具有一般知识的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而不考虑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个体特点。我们认为，考虑到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平衡，我国司法实践中应采取综合标准或称修正的一般标准，即原则上以投保人所处阶层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为标准，同时兼顾特定投保人的特殊个体状况，保险人若明知或应知特定相对人的认识水平或理解能力低于一般人，则须以更大的勤勉予以解释和说明。

说明义务范文篇3

《保险法》的上述规定，构成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通说认为，这是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前合同义务，或称先合同义务。法律的上述规定，其背景是基于我国保险业尚不发达，社会大众对保险知识不很了解，因此要求保险人在签定保险合同前一方面负有宣传普及保险知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需要对责任免除，即不予承保的的风险做解释和说明。

前提必须明确的是，1、保险法对保险人说明程度的要求分两个层次，即：对保险合同的一般条款内容仅负一般说明义务；而对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负“明确说明”义务；2、保险人说明的对象是投保人而不是被保险人。

在保险业实践中，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比如合同条款中用黑体标明、投保单上投（被）保险人签字能不能视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有的保险合同采取在合同上单独印刷一行字，即“保险人已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我做了说明，我也充分了解，同意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意按该保险合同的内容，订立合同。”然后由投保人签字，是不是保险人尽到了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有些混乱，焦点和趋势是对保险人较多地采取比较苛严的态度。其中，对上述第一个“说明”层次的义务关注不是很多，而对第二层次的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司法审判的掌握尺度就很不统一。

到目前为止，在法院系统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案件比较多，甚至越来越多。有的是以笼统的保险人未明确说明为由判保险公司败诉；有的是以保险公司未对被保险人明确说明为由判保险公司败诉；还有的是以保险公司未对减轻责任条款明确说明为由判保险公司败诉，等等。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保险公司对此非常苦恼，的确不知究竟应当如何掌握“明确说明”的分寸与尺度。

那么针对《保险法》第18条规定，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一个批复（非正式司法解释）中提到：“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正在酝酿中的《保险法》司法解释稿试图做出如下规定：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作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同时规定，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上述两种规定尽管宽严口径不一，但对保险公司均对保险人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实务中，采用什么方式、履行什么手续，才算保险人适当地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并减少因保险人说明义务产生纠纷的举证不能的情形是摆在保险人面前的一个无解的课题。

最近江苏省高级别的法院在深入调研后，针对保险人的“说明”和“明确说明”义务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基本符合《保险法》的立法意图，对平等保护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保险业界认真研究。

1、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当从宽要求。鉴于目前保险法的明文规定，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不能免除，但应当明确，这种说明义务更多只是具有倡导性的意义──尤其对于带有规章色彩的保险条款，保险人只能无条件执行，说明此类保险条款类似于解释行政规章，更像是一种宣传义务──因此，对保险人违背说明义务的，不论是实体处理，还是从证据要求方面，均宜从宽掌握。尤其是当投保人就同一险种再次或多次投保时，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当进一步减轻。

2、对保险人违背一般保险条款说明义务的，不应当判令其承担任何民事上的责任。对一般保险条款，《保险法》只是规定保险人负有说明义务，但未就保险人违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作规定，由于保险人违背一般保险条款说明义务并不会使投保人陷入“重大误解”，并不损害投保人实体权益，因而投保人若以保险人违背法定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由发动诉讼──比如，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并要求保险人负缔约过失责任，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可以建议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人作出行政上的处罚。

3、对保险人违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应当判令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免责条款，《保险法》不仅规定保险人负有“明确说明义务”，而且规定了保险人违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即“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基于利益平衡理念，结合合同法理和保险条款的性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主张，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可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应无条件退还保险费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保险人不应当支付保险金。理由：（1）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致使投保人重大误解的，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条件。（2）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中的主要条款之一，是在精算基础上由国家制订或经国家认可的，多系保险公司合理化经营所必需，它的存在，对于整个保险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否合理，以及合同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平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如果该条款不生效，则应当视为整个合同不生效。（3）考察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实际后果，在于可能导致投保人违背真实意愿投保，即投保人如果明知还有这样一个免责条款（比如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驾驶员饮酒后开车”）的存在，可能不会去投保（车辆损失险，因为保险车辆的驾驶员经常酒后开车），不去投保就不会支付保险费。因此，投保人因重大误解而发生的损失主要就是保险费。至于因保险事故发生而给投保人带来的损失（车辆损坏），与误解投保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规章保险条款具有强制性，各保险公司统一执行，因而不论投保人到哪个保险公司去投保，保险条款设定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的，投保人不存在保险费以外的信赖利益损失。（4）从判例效果分析，如果仅因保险人未明确说明而坚持“免责条款不生效”而其他保险条款仍然有效，判决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则对保险人明显不公，进而损害保险共同团体的利益，同时投保人将因保险人的轻微过错获得巨大的不当得利。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依照上述意见处理，既不损害投保人利益，对保险人也起到了相应的惩戒目的，维护了各种主体的利益平衡。

有必要指出的是，违背保险人自行制订或私自添加的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应当严格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认定其不生效，保险人仍应承担保险责任。理论依据在于：这种免责条款在其他保险公司使用的保险条款中并不存在，意味着免责条款中排除的赔偿事由在其他保险公司却能够获得赔偿。显然，投保人若明知还有这样一个特殊性的免责条款，很可能不会选择在该保险公司投保，对于这种纯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所负的明确说明义务具有了实质性意义，明确说明与否直接影响投保人的选择权和获得赔偿的权利。

4、关于“明确说明”的界定。保险人就免责条款的说明是否明确是审判实践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对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作过答复，认为“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却是：“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如果不考虑保险条款的性质，仅从“明确说明”的字面含义考察，最高法院的意见更加合理。但对该意见也应当准确把握。不能理解为所有的免责条款均要就其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作出解释。判断的关键标准在于能否达到“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效果。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普通人都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没有必要做过多说明，保险人尽了提示阅读义务即应当认定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中的专门术语，通常人不易理解的，则保险人不仅应履行提示阅读义务，还应解释其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

附件：参考案例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3）烟民二终第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300号。

法定代表人：王瑜，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41号。

法定代表人：顾本永，经理。

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29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牟平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印刷物资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烟台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因不服（2003）牟民二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人陈桂勇、姜志满，被上诉人委托人李顺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1月16日印刷物资公司与财保牟平支公司签订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由印刷物资公司为其所有的鲁FV2288本田雅阁轿车在财保牟平支公司处投保，险种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和附加险三种，合同签订的同时印刷物资公司向财保牟平支公司如约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10804元；保险期间从2002年1月17日零时起至2003年1月16日二十四时止。上述《机动车辆保险单》是表格式合同，该保险单“第三者责任险”栏“赔偿金额”空格内填写为“100000”字样。保险单还附有保监发[2000]16号文核准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该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工作，保险人不负责处理。”第十六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和拒绝赔偿。”合同签订后，2002年9月27日15时许，印刷物资公司的司机谭富恒驾驶鲁FV2288车在龙口市东江政府南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高架桥十字路口时发生车祸，将第三者隋玉兰撞伤，到龙口市人民医院抢救6天无效，于2002年10月1日死亡。花医疗费9607.90元。龙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02年10月10日作出《不能确认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认定该起事故不属道路交通事故。死者隋玉兰家属王金太、王志永、邢淑荣以肇事司机谭富恒及印刷物资公司为被告，向龙口市人民法院提起人身伤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死亡经济补偿金20万元。案经龙口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于2002年12月16日作出（2002）龙法民初字第418号民事调解书，由印刷物资公司一次性赔偿王金太、王志永、邢淑荣因隋玉兰死亡的经济损失130000元，于调解书送达后十日内付清。印刷物资公司赔偿后向财保牟平支公司报案索赔，财保牟平支公司核查后上报财保烟台支公司后，于2003年4月8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同意赔偿印刷物资公司66527.90元，并通知了印刷物资公司，印刷物资公司不接受，于2003年5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财保牟平支公司、财保烟台支公司立即付给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偿金1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的事实均没有争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赔偿。原告认为应当按照《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赔偿10万元；被告认为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赔偿66527.90元。当事人的这一分歧是由于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之一的《机动车辆保险单》“赔偿限额”一栏中明确写明的数额为10万元，对这一内容可以理解为，既然赔偿限额为10万元，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请求没有超过10万元，保险公司都应给予赔偿；也可以理解为10万元是赔偿的最高限额，但具体赔偿多少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进行计算，而不是不管损失多少，都赔10万元。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之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对该条约定，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发生保险事故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赔偿，但是最高限额不超过10万元；另一种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而《机动车辆保险单》规定的限额为10万元，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10万元。由于本案合同条款自身的缺陷，导致合同当事人的理解产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我国保险法及合同法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合同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规定说明，在本案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解释，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事务的专业机构，相对投保人来说，处于积极的、优势的地位；而投保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弱势的地位，该规定体现了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理念。同时，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投保的期待利益是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够得到充分乃至全额的赔偿，这是每一投保人参加保险的基本的内心起因。本案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向受害人支付了13万元的赔偿金，被告即使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赔偿，原告的损失也未得到全部赔偿。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在情理之中，本院对其要求被告付给第三者责任险1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另一焦点问题是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与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均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第7项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和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不违反我国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的投保车辆在保险期内出现意外事故，导致第三者受损，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应当依照双方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进行赔偿。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保险合同关系，其对原告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第17条、第23条、第30条和第5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保险赔偿金10万元。二、驳回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10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交纳。

上诉人财保牟平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中约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可以理解为“既然赔偿限额为10万元，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请求没有超过10万元，保险公司都应给予赔偿”，进而按照合同法第41条、保险法第30条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认定上诉人应按赔偿限额支付保险金，是错误的。第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该规定明确、具体、公平、合法，应当作为确定上诉人保险责任的依据。第三，被上诉人对第三者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与上诉人对其承担的补偿责任关系有本质不同，前者是侵权赔偿关系、后者是保险合同关系。前者以法律的规定为赔偿基准，后者则以合同的约定为赔偿标准。被上诉人不论以何种标准给予第三者赔偿，都不影响与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

被上诉人印刷物资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和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赔偿第三者的损失是根据人身伤害赔偿在20万元标准左右，龙口法院调解赔偿13万元并没有超出当年的人身损害的标准。被上诉人要求在保险金额内赔偿10万元，合理合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应按何种标准确定。

对于上述焦点问题，上诉人主张按照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的约定，第三者责任事故（包括非道路交通事故）均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核定赔偿金额。被上诉人则主张，保险条款中对于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并未明确说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及费率规章解释》中明确“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作为计算保险赔款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保险合同所载的有关规定算保险赔款。”从该解释可以看出，非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金额的计算标准并不是说必须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只是以其为基础，在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标准规定的赔偿金额相差过大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弥补投保人的损失，保险金额确定为10万元，合理合法。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是否尽了明确说明义务问题。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保险合同是一种最大诚信合同。这就要求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仅应具有一般的诚实信用，而且应负担特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这些义务又称为先契约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必须履行。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这是我国保险法的一大特色，它不仅考虑到我国目前保险业尚不发达、社会公众对保险知识尚无普遍了解的现状，而且带有格式合同管制的性质。保险人这种法定说明义务，要求其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并对投保人可能对有关保险合同条款的疑问予以正确的解释，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规定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从保险实务来看，投保人所投保车辆发生事故造成第三者的损害，可能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属于非道路交通事故。而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是按照人身伤害赔偿的赔偿标准对受害的第三者计算赔偿金。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导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中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及人身伤害赔偿采取双重标准，且两个标准的赔偿金额差距较大。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起侵权诉讼后，要求致害方按照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进行赔偿，致害方予以赔偿后，以投保人的身份要求保险人予以赔偿，保险人则要求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理赔，这种分歧导致投保人的损失不能得到最大限度内的补偿，达不到投保人投保时希望发生保险事故后得到充分乃至全额补偿的预期目标。对于此种赔偿标准上的不统一，可能导致的期待利益减损，保险人作为保险专业机构，相对于投保人来说，无论是保险专业知识或是具体险种在不同情况下赔偿标准可能出现的差异，均应在其掌握之中。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在与被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其制作的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中非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金额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理赔，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金额只有66527.90元，不是投保人投保时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金额10万元的情况未尽到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

第二，关于保险条款解释的约束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及费率规章解释》中明确规定“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作为计算保险赔款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保险合同所载的有关规定计算保险赔款。”这一规定，应做为本案计算保险金额的依据。本院认为，㈠上述保险条款的解释本身存在矛盾。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本身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而非道路交通事故，则是指发生在上述“道路”以外地点的交通事故。㈡我国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有关部门规定及司法实践中赔偿标准差距很大。⒈两者的赔偿项目不同。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项目有11项，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确定的赔偿项目有15项。人身伤害赔偿项目增加了交通费、残疾者补救性治疗费、残后治疗费、精神损害补偿费等项目。⒉每个项目的赔偿标准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死亡补偿费一项，道路交通事故规定是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确定的死亡补偿费财为按受害人死亡时上一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20年。两者不仅补偿时间长短相差一倍，并且道路交通事故以当地平均生活费为标准，这样农村受害者因当地生活水平不高，死亡补偿金一般不高，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不分城市

和农村，均按照上一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上述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按照人身伤害赔偿两、三倍高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确定的死亡补偿金。㈢保险条款解释是“背对背”解释，即属保险人主管部门单方做出的解释，并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本院认为，无论是保险人，还是保险监管机关制定的条款解释，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是条款解释是在保险条款之外，并没有附印在保险单背面，保险合同成立后，其不当然构成保险合同的内容；二是条款解释往往由保险人掌握，投保人一般并不知道；三是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一般都未向投保人说明条款解释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责任免除的部分的解释更是未作明确说明。因此，保险条款解释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必须适用。

第三，人身赔偿之诉与保险合同之诉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规定，发生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事故后，受害人因非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作为其死亡前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人可以选择以人身伤害赔偿关系起诉投保人要求其支付死亡补偿金，也可以选择保险人，由其保人清偿。但保险人不能以其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要求受害人变更其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为保险合同纠纷之诉。且不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约定按什么标准计算保险赔偿金，受害人均可请求按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请求死亡补偿金。投保人不能以因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投保人理赔，在其投保最高限额内减免了保险赔偿金为理由，抗辩对受害人也减免死亡补偿金的赔付，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在上述情形下，保险人单方规定责任事故均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理赔，对投保人有失公允。

第四，对投保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在理赔保险金数额上的抗辩存在四种理由：自己损失、间接损失、额外支付、超出投保最高限额。所谓自己损失，是指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员、家庭成员或者工作人员因被保险汽车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以及被保险人本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员、家庭成员以及其工作人员所有或者代管的财产，因为被保险汽车发生事故所受到的损失。间接损失，是指被保险汽车发生事故引起第三者停电、停水、停汽、停产、停业或者停驶等发生的损失等各种间接损失。额外支付，是指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认为超出合理、必要的部分，保险人可以重新核定，拒绝赔偿。超出投保最高限额，是指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超出赔偿最高限额的部分，保险人有权拒赔。本案被上诉人因致害第三人经龙口市人民法院调解已赔偿第三者隋玉兰人民币13万元，上诉人按最高限额支付被上诉人10万元保险金，不存在上述四种抗辩减免保险金额的理由，恰恰相反，赔偿10万元才是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赔偿。这与保险尽最大可能分散危险、弥补损失的宗旨相符。

第五，关于作为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㈠《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这条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中的“免责条款”，是指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对该条款的理解，有人主张只限于免除责任条款，不包括限制责任内容，本院认为，这与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相矛盾，保险法十八条规定的未尽法定说明义务不发生效力的“责任免除”条款，也应包括免除与限制（减免）责任条款，而不仅仅指狭义的免除责任条款。㈢本案保险合同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的效力认定。保险合同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每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人来说，无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是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均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确定赔偿金，投保人能够得到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均达不到保险单上约定的赔偿限额10万元。这从根本上减免了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支付。对此，投保人作为非从事法律工作及保险业务的普通公众，其投保时并不知晓。本案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减少理赔金额的条款，未加以明确说明，上述两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六，一审法院根据保险法不利解释原则认定对格式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提供合同方的解释，从而支持印刷物资公司的主张，支持其请求，理由不成立。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的用语本身存在“模糊不清”，而该案保险合同条款第十六条约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只存在该条款是否发生效力，能否适用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发生纠纷前，上诉人对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以道路交通事故确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核定赔偿金额的内容并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该条款直接导致被上诉人保险金额的减损，对该上述两条款应认定其不发生效力。这符合追求社会正义及实质契约自由之理念，避免保险人利用定型化契约条款之优势减轻自己应尽之义务或加重投保人、受益人之义务的不公平现象。故被上诉人主张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10万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明义务范文篇4

关键词:保险人;免责条款;明确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合同一般为保险公司制定的针对所有投保人的格式合同，其中包含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免责条款必须经过保险人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并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之后，该免责条款才能被视为订入保险合同。然而在保险业务实践中，保险人常常以提示免责条款代替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或者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不到位，使投保人陷于未有对相关免责条款充分知悉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遭保险人拒绝给付保险金。因此，考察《保险法》第17条的功能以及真实含义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为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提供操作上的参考，并且有利于发生纠纷时司法实务的认定。

二、“明确说明”的含义

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明确说明”。从文义上解释，明确的含义是“使之清晰且确定不移”，说明是指向对方明白地解释，在保险法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保险人进行清晰且确定不移的解释。从该条法律的立法目的来看，解释仅仅是明确说明义务的外观，而其意在达到被保险人知道理解免责条款内容及法律意义的程度，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根据意思自治决定是否与保险人缔约，从而实现对投保人处于信息弱势方地位的弥补。考察《保险法》第17条的真实含义，保险人履行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才能被订入合同，成为有效的条款。

三、明确说明义务的功能

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具有法定性。不同于《合同法》第39条中“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被动说明义务，无论投保人是否主动要求，保险人必须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解释与说明。保险人主动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由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要求保险人对于自己掌握的情况必须主动阐明。其次，虽然保险人与投保人缔约中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保险合同内容琐碎繁杂且专业性强，投保人往往由于缺乏保险专业知识而难以理解合同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等向投保人清晰地阐明使之理解，那么保险人与投保人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天平两端，保险人由于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优势处于接近地面的一方，而对格式条款中免责条款理解不足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投保人处于远离地面的一方，其合法权利也如同空中的位置一样被束之高阁，一旦发生与免责条款相关的保险事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另外，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符合风险防范最小成本原则。因为依据《保险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免责条款未经提示或做明确说明的，视为未定入保险合同。那么保险人不履行提示义务或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不能以免责条款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那么，当保险人在缔约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是对该风险做了源头控制，同时也是最符合成本最小化的风险防范原则。

四、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认定

（一）对综合标准说的批判

我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实务对“明确”的判断标准采综合标准说，即不以保险人的主观判断为标准，以投保人所处阶层一般的人的认识水平对保险合同条款的通常理解为标准认定明确与否，同时兼顾特定投保人的特殊情况，保险人被赋予对认识水平或理解能力低于一般人的投保人更大的说明义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中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应当被认定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依据合同法的一般法理解释，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双方都是特定的当事人，每一个合同都代表一个独立且独一无二的法律关系。使用格式合同是保险行业的惯例，但保险合同仍然应当在双方协商合意的基础上订立，格式条款及免责条款都是保险公司依据某一特定险种制定的面向所有投保人的规定，这些条款往往对限制投保人的权利，而每一个投保人对于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处于优势地位的保险人应当负有更大的勤勉义务，对特定的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使投保人在对合同内容完全理解的情形下缔约。如果保险人仅仅做出常人能够理解而签订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不能理解的解释，明确说明义务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没有达到投保人理解的实质效果，其背后所蕴含的纠正保险人与投保人信息不对称地位的功能得不到体现，同时也将极大地损害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二）明确说明义务在实践中的认定

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前段规定保险人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于免责条款内容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此为保险人的醒示义务，即对免责条款做出特别的标识，在形式上提醒投保人免责条款的存在。该条第2款后段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此为保险人的醒意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不仅限于在形式上指出免责条款的存在，并且应当对免责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进行明晰确定的说明，使投保人在充分理解该条款的内容及后果的前提下接受合同约束，使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条款都处于信息对称的天平。另外在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时间点认定问题上，保险人应当在向投保人提供投保单时同时附带格式条款并同时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这体现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在缔约过程中必须履行的先合同义务，在合同订立后始向投保人说明格式条款内容的，不认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此规定的目的在于充分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以及自主选择权。通过对保明确说明义务纠纷的案例判决进行研究，初步归纳出若干实务疑难问题及司法审判的立场。

1.保险人对格式合同中容易产生歧义的字眼负有更大的明确说明义务。在龙达经贸公司诉人保大连开发区分公司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附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火灾、爆炸等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由保险人负责赔偿，除外责任规定保险人就自燃、磨损……造成的保险车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原告车辆发生保险事故，经开发区消防处勘察认定引起车辆火灾的原因是“油箱防爆孔盖脱落，油箱内的汽油窜出，与火花引燃汽油，排除自燃因素”，而被告主张免责条款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银发（1995）144号”文件对自燃的定义（自燃是因本车电路、线路、供油系统及货物等问题产生自身起火而没有外界火源引起的燃烧）拒绝给付保险金。消防部门与保险公司对于“自燃”的定义采取的是不同的标准，而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订立合同没有尽到进一步阐明的义务，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该条款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及清楚的了解，法院判决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2.保险人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未作明确说明是否应认定该条款生效。在孙龙伟诉人保连云港市分公司案中，原告驾驶的车辆向被告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原告驾驶车辆与案外人姜某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姜某某的死亡，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原告为疲劳驾驶，被告保险公司以《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第6条第7款的规定：“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的其他情况下驾车”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关于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规定为由拒绝给付赔偿金。法院认定免责条款无效。在此例中，保险人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以概括载明的形式作为免责条款，投保人在缔约时不经过保险人的说明无法从字面上确定免责条款指代内容，这增加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作出扩大免责范围解释的可能性，极其不利于保障投保人的利益，因此认定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在吴旭标诉人保汕头市潮阳支公司保险合同案中，吴旭标驾驶投保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事故现场，被告以保险条款中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逃离事故现场的免责事由拒付赔偿金，原告提出投保时被告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在此例中，保险人在保单“特别提示”栏提醒投保人注意详细阅读保险人免责条款已作出提示义务，且该免责条款确定地指出法律禁止的驾驶员在交通事故后逃逸强制性规定，投保人应当知悉驾驶员在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违法之人仍有权得到保险赔偿不符合人不得从其非法行为获利的法律正义精神。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的规定，保险人对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之后，可以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其与前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例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确定。

3.即使投保人在相关文书以签字盖章方式确认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但保险人实际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应当认定免责条款未订入合同。在周志成诉中银保险北七京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在北京标龙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标致汽车，并通过标龙公司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和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规定了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无行驶证、号牌或者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条款。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尚未办理车辆登记，被告称原告在投保时签订了确认被告已对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的声明书，因此拒绝赔偿。法院根据标龙公司销售顾问的证言及被告的确认认定，被告在投保时未对未向原告送达保险条款，因此认定保险人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

五、结语

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认定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保险实务以及司法实务判决中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结合投保人的认识能力及理解能力以及免责条款的重要性与理解难度等因素综合考量以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履行明确告知义务。

作者:陈双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说明义务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投保人声明

一、问题的提出

原告是一家木材公司，2016年，原告向被告投保财产保险。被告提供的投保单第二页有免责条款约定，“简易建筑仅在火灾的情况下才进行理赔”。投保单末页有“投保人声明”一栏，内容为投保人已充分理解并同意投保。原告在“投保日期”处盖章，但未在“投保人声明”左下角的“投保人盖章”处盖章。2017年2月，原告工厂大棚因大风原因受损，被告主张该大棚属简易建筑，仅在火灾情况下才予以理赔，因而拒绝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在免责条款声明处加盖了公章，且声明未解释免责条款，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是以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应当就原告受损大棚予以赔偿。二审则判决原被告各承担部分责任，认为原告加盖公章行为表示其已知晓相关免责内容;但“简易建筑”是保险专业术语，被告在核保过程中未对简易建筑与其他财产向原告予以明示区分及充分告知，未充分尽到说明义务。①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法》中保险人负担的一项重要义务，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未就免责条款履行该义务，将导致免责条款不生效力。案例中，一二审法院对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履行标准认定思路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判决。那么，保险人合理应当承担的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如何?对此，有必要深究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履行标准，从而合理指导实践。

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基础

(一)保险法。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采取了多种手段保障保险合同的公平合理，其中，对保险人课以说明义务即为手法之一。《保险法》区分考虑了保险人的一般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前者指向的对象是格式条款全部内容，而后者所指向的对象仅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创设了“明确说明义务”。作为保险合同的提供者，一方面，保险人要对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保险人不仅要在行文内容上(如在免责条款前书“请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还要在形式上(如将免责条款标粗标大)突出展示免责条款。另一方面，保险人须就全部的免责条款内容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纵投保人未就条款发问，保险人也要主动说明条款的意义。如若保险人就部分或全部免责条款，未能履行前述提示义务或说明义务，则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为“解释二”)用五个条文规定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说明对象、说明程度、说明方式、举证责任分配。其一，说明对象。解释二指出，免责条款可以有多种形式，诸如“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均能认定为免责条款。但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构成前述免责条款，因而不属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其二，说明程度。解释二构建了两种程度的说明义务。就一般的免责条款而言，保险人一方面要“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另一方面要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就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条款(如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不予理赔)而言，保险人仅需“提示”该条款即可，此类免责条款即可生效。其三，说明方式。由于现实中的投保流程可表现为当面签订、电话投保、网上填写保单等，故解释二认可保险人可采取多种方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其一，文字符号提示及书面或口头解释说明，适用于当面磋商订立合同，业务员可将印有加粗突出标识免责条款的投保单交予投保人，并当面解释之;其二，通过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在移动设备日渐发达的今天，线上投保颇为常见，只要保险人在相关页面充分展示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并作解释，人民法院也认可其效力。其四，举证责任分配。司法解释二秉持保护投保人利益的立场，默认对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归于保险人②。保险人需证明其以前述方式进行了说明，且符合法定要求。考虑到投保人的主观理解状态难以证明，司法解释允许保险人举证有投保人签章的“已理解免责条款内容”声明，推定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但这种推定可被投保人的反证推翻。以上四方面外观上似已形成稳定的规则体系，但从实务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明确说明”的内在标准不明，法官对此把握不一，实践中法院观点未必统一;其二，保险人可能逃避条文规定，变相制造免责条款，迷惑投保人。

三、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履行标准

“明确说明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包含“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在内的保险人义务，狭义则仅包括后者。但二者在实践中如何判断，还需进一步探讨。(一)“提示”义务。就“提示”义务而言，《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为“足够引起投保人注意”。但在不同情形下，“引起注意”所需采手段不同。目前的保险实践中，订立保险合同主要有如下形式:现场订立保险合同;这在现场磋商订立合同的情景下，表现为加粗、加大字体等，此已成为惯例。在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提示义务的判断标准，实践中易产生分歧。③不妨比较以下情形:基本场景:投保人甲点击进入保险人乙的官方网站投保。在投保页面中，乙设置了投保人信息、保险险种、保险费用、保险赔偿金额、免责条款等内容。情形一:在基本场景下，乙将免责条款做成链接，投保人需点击进入才可详细阅读。其下有“我已完全阅读并理解免责条款内容”选项供勾选，但投保人可不经阅读，直接勾选后进入付款页面。情形二:在基本场景下，乙将该免责条款全文置于投保页面中，可直接观看。投保人亦可不经阅读，直接勾选前述选项。情形三:在基本场景下，乙将该免责条款全文置于投保页面中，并通过技术手段，使投保人需要在该说明栏停留时间达15秒以上才可勾选前述选项。以上案例说明，互联网提供了订立保险合同的便捷途径，但也易使投保人忽视涉及其权利的重要条款。那么，保险人需要将免责条款展示到何种尺度才算充分“提示”?对此，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起判决中(该案例基本情况类同情形一)④，法官认为，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应是主动告知而非被动选择，由于网上投保流程中投保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保险人理应采取强制阅读方式以履行告知义务，例如，页面强制弹出具体条款并预留足够的阅读时间，在该段时间内不可点击“已阅读”按钮。(二)狭义明确说明义务。狭义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标准，根据学术观点，可以分为“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⑤。“实质标准”是指，保险人的说明需使投保人达到理解保险条款含义的程度，才能认为保险人已经履行义务。“形式标准”则指，只要保险人能证明其已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即认为已履行义务，投保人是否了解条款含义在所不问。由“实质标准”又可以延伸出“投保人理解标准”说和“理性外行人理解标准”说⑥。前者要求，保险人的说明要使具体的投保人能够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也就是要考虑特定投保人的知识水平、年龄状态进行说明。后者要求，保险人的说明只要能使一个有一般知识水平和智力程度的外行人理解即可。两标准对保险人所赋予的举证责任有明显的轻重差异，而《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在明确说明义务上规定了多个条款，这些条款所构建的明确说明义务判断标准，并不一致。例如，《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中，保险人如能提供投保人的声明，表明投保人承认保险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并对此签章确认，即可认为达到证明标准。这显然属于“形式标准”。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又通过“使常人能够理解”的表述，表露出采用“理性外行人理解标准”的意旨。

四、对明确说明义务的优化

本文开头的案例中，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二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即便举证了投保人的声明也不免责，还要具体向投保人就“简易建筑”作出明示区分。两审法院均偏向于维护缺少专业知识的投保人，否定免责条款效力。在这样的立场下，保险人所承担的说明义务未免过重。⑦就此，笔者认为应做如下优化。(一)提示义务。笔者认为，前文案例中，法官对提示义务应当包含“主动告知”的解读实属正确，但随后的要求则显然是对保险人过于苛刻。其一，如果保险人已经将免责条款的内容置于投保页面，并使用了加粗、采用特殊字体作为提示，则不宜吹毛求疵，苛责保险人作技术手段使投保人必须阅读后才能确认并付款。其二，作为投保人，其也负有充分关注合同内容的义务，其主动勾选选项前，应当认识到此种勾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因此，无论是现场签订还是通过一定媒介签订合同，保险人应当主动履行提示义务，但只需达到强调说明、明确标识的要求即可，且投保人作出的其已阅读的表示具有推定保险人已尽提示义务的效果。(二)狭义明确说明义务。笔者认为，“形式标准”，本是司法解释避免保险人陷入对投保人主观举证不能的困境而提出的。倘若同时适用“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则意味着投保人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利用明确说明义务，否定免责条款效力，这将架空“形式标准”的作用。例如，本文开头案例中，假定投保人确已在声明栏处盖章，则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保险人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具有推定效力，不必进一步提供证据。相对地，应当由投保人举证证明保险人未能履行说明义务，法官不能径自适用“实质标准”。投保人如若未提出证据说明保险人的过错，则要承受不利后果。再者，即便采用司法解释二第11条的实质标准，保险人也不应负有向投保人指明具体财产特定情况不予赔偿的义务，现实中免责条款种类多样，要求保险人逐个指示并不合理。为此，应当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如下准则:保险人对其说明义务举证时，通常应当举证《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所规定的内容。但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投保人声明免除前项证明责任。此时，投保人若有意反驳，则应向法庭说明，保险人所提供的口头或书面说明不足以使一般理性人理解，且其签字盖章是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而非对该声明予以确认。另外，某些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声明栏置于合同尾部，与同意缔约的签章处十分接近，甚至有意混淆，投保人容易陷入难以解释其签章含义的境地。对于后者，由于保险人是格式合同提供者，在对合同内容发生解释困难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此外，还可通过保监会或保险业协会对投保人声明栏进行统一规范，明确区分两签章。

五、结语

说明义务范文篇6

[关键词]：如实告知，履行保证，弃权，禁止反言，保险合同

善意，又称诚实信用，它是社会道德规范在市场活动中的表现。它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当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善意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是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障市场有秩序有规则运行的重要法律原则。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采取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为无效合同；采取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可见，善意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保险合同也不例外。然而，由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保险合同对于善意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故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均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善意合同”。

一

最大善意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初期，当时因通讯工具极为落后，在商定保险合同时，被保险的船货往往已行运至千里之外，保险人承保与否仅凭投保人提供的有关材料，假若当事人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将使被诱一方深受其害，所以要求当事人双方必须有超出一般合同的善意。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首先将此原则确定下来，该法第17条规定：“海上保险契约是基于最大诚信的契约，如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他方得主张契约无效。”〔1〕后来，最大善意原则便成为各国保险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而被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

在保险法律关系中，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尚属不确定状态，保险人之所以能够承保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危险，是基于其对危险发生程度的测定和估计。由于投保前后，保险标的均在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人作为危险的承担者，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个保险标的的具体状况，为了便于保险人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特别要求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应当对一切重要的事实和情况作出真实可靠的陈述，或严格遵守保险合同规定的条件。投保人的告知是否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保险标的的状况，对于保险人的利益至关重要。所以，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免受侵害，法律规定，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必须将保险标的的状况、保险利益的大小、危险程度，以及一切关系到保险人是否愿意接受或据以确定保险费率高低所需了解的有关主要情况，向保险人如实陈述，不得欺诈、隐瞒、漏报或假报。如投保人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即使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仍可通过法律程序以获得应有的保护。这便是最大善意原则最初的基本内涵。

上述可见，最大善意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善意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

二

最大善意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

第一，如实告知，即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要将保险标的的有关重要情况如实地向保险人声明、申报、陈述，保险人据此作为承保与否及订立合同条款的参考。〔2〕

告知是订立保险合同的必要程序，但不是保险合同条款的组成部分，实务中它可诱使保险合同的订立。在确定如实告知的范围上，世界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无限告知义务主义”，即要求投保人尽量将有关情况提供给保险人；二是“询问回答主义”，即保险人就需要了解的事项向投保人询问，投保人如实回答即可。上述两种做法中，前者对投保人来说过于苛求，因为保险业务专业性强，投保人在主动告知时难免挂一漏万，这样保险事故一旦发生，承保人便会以投保人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拒绝进行赔付，这对投保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后者相对来说则比较合理，因为承保人作为从事保险业的专门机构，对投保人投保事项理应尽最大的注意而向投保人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这表明我国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这是比较合理的。

对于如实告知，被保险人有无义务履行，对此，各国法律规定不一。美国有的州只规定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有的州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但是，美国的保险法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皆有如实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则区分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而作出不同规定：损失保险的投保人负如实告知义务，人寿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如实告知义务。〔3〕我国《保险法》第16条只规定投保人负如实告知义务，但是考虑到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之危险事项有比投保人更为透彻的了解，特别是有关被保险人的个人或者隐秘事项，除被保险本人以外，投保人难以知晓，所以应对《保险法》第16条作扩充解释，即负如实告知义务的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这不仅符合如实告知的本来含义，而且也有利于减少保险实务中纠纷的发生。〔4〕

需要指出的是，如实告知只是对投保人主观上的要求，即只要投保人把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的主要危险情况向保险方全面告知，而并不要求他们告知的情况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吻合。因为有些情况虽然对保险人判定危险或是否接受保险至关重要，但投保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如被保险人已患晚期癌症，根据保险实务，保险人是不能对其承保的，但被保险人不知道这一事实而与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如被保险人死亡，保险人也不能以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而解除合同或拒赔。所以判定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主要是看他们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如果不是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即使投保人告知的情况与实际不符，也不能认定违背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履行的期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但从学理上来分析，无疑应当在订立合同之前或合同订立时。与如实告知相反，投保人违背最大善意原则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告知不实，称为误告；二是应告知而未告知，称为隐瞒；三是过失遗漏，如在订立合同前，已收到该批货物遇难的电告，但因办事马虎，未拆阅电报，使该消息未能告知。按照最大善意原则，各国“保险法”都规定，如果投保人的误告、隐瞒或过失遗漏的情况，足以影响保险人对危险的估计，保险人可以因此解除合同或拒赔。我国《保险法》把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区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规定（第16条）：“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如属故意，保险人“并不退还保险费”；如属过失，保险人则“可以退还保险费”。

第二，履行保证，即被保险人保证在保险期间遵守有关的规定，它有三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是在事故发生前，投保人要保证遵照有关防灾防险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合理化建议，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这些保证规定通常有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明示的保证是指保险人为了慎重起见，以条款的形式载于保险单内，它是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12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及其驾驶人员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驶，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工作，按期进行检查和修理，使保险车辆经常保持适宜驾驶状况”；又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9条规定，“凡是应当包装的货物，被保险人须保证其包装符合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等。默示的保证是指保险单中虽然没有明文加以规定，但从习惯上讲，一般是被社会公认的被保险人应该保证的作为或不作为。如盗窃保险必须保证屋内无人居住时加锁；货物运输保险必须保证是经营合法的运输业务；财产保险必须保证被保险财产的合理使用等。默示保证与明示保证具同等的约束力。投保人应严格遵守，如有违背，合同即失去效力。因被保险人破坏保证而使合同无效时，保险人无须退还保险费，除非此破坏发生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前。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破坏保证是由于保险人事先弃权所致，或是由于环境改变致使被保险人不能履行其所保证的事项，或是由于法令变更致使被保险人履行保证事项为非法行为等，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破坏保证为由而主张合同已解除。

二是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这是指订约时所未曾预料或未予以估计的危险可能性的增加。〔5〕订约时已预料到的危险和危险事故发生过程中危险程度及因素的不断升级不在此列。例如，火灾保险中不能以其在冬季燃火取暖而认为危险增加，但若订立财产保险，以住宅改为储存危险品者，就属危险增加。我国《保险法》第36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后，投保者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不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是否已经通知保险人，保险人都有权选择解除保险合同或者请求增加保险费；保险人请求增加保险费时，投保人应按规定补交保险费，如投保者不履行此项义务，由此引起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方不负赔偿责任；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返还投保人已交的保险费的全部或者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国还规定，保险人已知保险标的“危险增加”而仍然收取保险费，或者不立即表示解除保险合同的，不得再主张解除保险合同。〔6〕

三是危险事故的通知和抢救义务。危险事故发生后，除非保险人已知或依通常注意应知，或者保险人声明不必通知的外，投保人必须及时通知保险人，这一点对保险人十分重要：一方面它可以使保险人得以迅速调查真相，不致因拖延时日丧失证据而影响责任的确定；另一方面便于保险人及时处理，不致扩大损失；再则还可以使保险人有准备赔偿金额的必要时间。而抢救义务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应进行积极的施救，对损后的财产进行整理、修复，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减少财产损失。被保险人虽然在投保后已取得了保险保障，但由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一般先于其他人知悉情况，因此为了避免社会财富的损失，被保险人有责任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

关于危险事故的通知期限，国外立法规定不一，有的规定知悉保险事故发生后5天内，也有的规定为10日或2星期、3星期之内的。我国《保险法》第21条只规定了“及时”通知，而没有具体期限的规定。但有些保险条款则有明确规定，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盗窃险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盗窃损失后应保存现场，向当地公安部门如实报案，并在24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不予赔偿。”对于未履行通知和抢救义务，或者通知超过法定或约定期限的法律后果，各国规定主要有两种：一是保险人可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迟延通知而扩大的损失拒赔，但不得解除合同；二是保险人对于过度迟延通知，以致情事变更，保险人不能把握时机以保护其利益的可以免除合同上的责任。我国《保险法》对此未作规定，但《海商法》第236条规定，“一旦

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被保险人收到保险人发出的有关采取防止或减少损失的合理措施的特别通知的，应当按照保险人通知要求处理“，”对于被保险人违反前款规定所造成的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这基本上属于第一种做法，而上述我国《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盗窃险条款》的规定则属于第二种做法。

三

最大善意原则对保险人的要求体现为弃权与禁止反言。

弃权是指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保险合同中的某种权利；禁止反言亦称禁止抗辩，是指该方当事人既已放弃这种权利，将来不得反悔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7〕

禁止反言原则根源于衡平原则，以公共政策、公平交易、善意和公正为基础。其基本功能是要防止欺诈（实际的或推定的）发生，以提高司法的公正，促成双方当事人之间本应达到的结果。适用这个原则应十分谨慎，因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是为了防止不公正结果的发生，一旦适用不慎，又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鉴于此，英美法规定了适用这一原则的严格条件：（1）被禁止人实施了虚假行为。这里的虚假行为应作广义的理解，既包括他的言辞、书面、积极的行为，也包括在其有义务陈述某事实时而保持沉默的消极行为；（2）被禁止人知道（明知或应知）事实真相；（3）请求禁止反言一方善意地信赖对方的行为或陈述，并基于此信赖，为一定的行为；（4）请求禁止反言一方不了解事实真相，也不具备了解事实真相的条件。〔8〕然而，在保险合同中，对保险人适用禁止反言原则并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即只要订立合同时，保险人放弃了某种权利，合同成立后便不能反悔，至于投保人是否了解事实真相在所不问。这正是最大善意原则对保险人的特别要求。

弃权与禁止反言与保险人的权力有密切关系。如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火灾保险，告知人屋内储存危险品，而人明知这一行为是不能承保或应收取高额保险费的，但为了招揽生意赚取手续费，竟放弃权利，签发保险单，这属弃权行为。日后如发生火灾损失，无论是否由此危险品所致，保险人均不得以投保人破坏保险单的规定为理由而拒绝赔偿，此即禁止反言。因此，为了避免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通常在保险单上载明弃权条款，规定弃权行为均须以文字加以说明，否则无效。有些保险条款还规定人无权弃权，如美国的人寿保险单通常规定：“仅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或秘书，有权变更此一保险单或放弃其中任何条款。”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未明确规定弃权与禁止反言的义务，而是根据最大善意原则规定保险人应当履行说明保险条款的义务。究其实质，这里的说明义务同弃权与禁止反言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即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的有关条款作出说明，若未作说明（即视为弃权），即使保险合同中明确记载有该条款，保险人也不能据此主张权利（即禁止反言）。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现行《保险法》第16条和第17条中。

《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法律之所以作如此规定，主要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保险条款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对于一般的投保人来说，由于缺乏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易对条款的内容产生误解；二是保险合同虽由双方订立，但其条款内容均由保险人预先印就，被保险人不能真正参与合同的议定，投保人之所以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订立保险合同，相当程度上基于信赖保险人就其保险条款的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者说明；三是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使得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居于较优于投保人的地位，它所拟定的保险合同条款若含有免除保险人的责任的规定时，投保人往往会对之不甚了解。在这种状态下，若保险人不对投保人详加事先说明，就等于投保人被强制接受该条款。所以法律为了保护投保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要求保险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均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并对投保人有关保险合同条款的疑问予以正确的解释。按照规定，保险人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也可以通过本人或人向投保人作出说明。保险人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无需投保人询问或请求，保险人应当主动对该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范围等作出多方面的解释。保险人对投保人进行的有关保险合同的条款的说明，应当负责；保险人说明有误，应当对投保人承担说明不实的责任。受保险人委托进行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向投保人所作的说明，保险人应当对该说明负责。〔9〕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第16条和第17条对保险人规定的说明义务是不完全相同的，第16条规定的说明义务是针对保险合同的所有条款，并且只是规定“应当”说明，而对未说明的后果没有作出规定。但是，按照最大善意原则的要求，保险人或其人未尽说明义务或说明不实诱使投保人与其订立的保险合同，便构成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充分理由。第17条规定的说明义务是专门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并且出于充分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考虑，实际上对保险人提出了超出一般人可以预见的注意义务，即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除外责任的说明应是一种“明确”的说明。然而什么样的说明构成“明确”说明，“说明”本身是否又构成保险合同的内容，该法则未加规定。这样实际上就使得保险合同的所有除外责任条款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投保人只要对保险人的这一说明是否“明确”有异议，就要由法院或仲裁机关首先对保险人的说明作出事实上的判断，才能决定保险合同中除外责任条款的命运。司法实践中，这是诱发保险合同纠纷的直接动因，在客观上也极不利于保险事业的稳定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保险法的这一规定并非善举，应当在修订《保险法》时予以删除。〔10〕笔者认为，既然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就当然地包括保险合同中的负责条款，因此，我国从《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已经包括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说明。既然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全部条款的内容是保险人的一项义务，那么对任何条款（当然包括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未说明或说明不实就都构成保险人对说明义务的违反。可见，无论是从法条的内在逻辑上讲，还是从立法简洁性的角度考虑，我国保险法第17条似乎都没有保留的必要。

参考资料：

〔1〕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第817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2〕〔7〕孙积禄著《保险法论》第81、83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日本商法典第644条。

〔4〕参见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53-254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第22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赵群主编《保险法与律师保险业务》第6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6〕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0条第2款、日本商法典第657条第3款。

〔8〕参见侯雪梅《英美法中的表见合伙》，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

说明义务范文篇7

关键词：互联网保险；保险合同；法律风险；规制路径

一、引言

我国互联网发展起点虽属后进之列，但是伴随改革开放之大潮和综合国力之助力，互联网技术发展犹如奔驰列车之势，其迅猛发展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不仅仅表现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支点，而且互联网正对我国传统产业和发展模式产生现实性的颠覆和重塑。这些年来，保险公司正是在借助互联网金融普及，在线支付技术和电子商务的便利条件之下在传统保险销售模式之外开拓了互联网保险的另一商业模式。然而，互联网保险合同在缔结、履行的过程中依旧存在极大风险，故而笔者就互联网保险在缔结和履行的阶段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提出个人独到分析，并针对性提出规避此法律风险的路径和方法，以期对互联网保险市场的整体发展有所裨益。

二、互联网保险合同的法律风险评估

基于互联网保险交易无纸化、虚拟化和便捷化的特点，互联网保险合同在缔约和履行的过程中与传统纸本保险合同可谓差别甚大，互联网保险合同的签订将省去保险经纪人、保险人的中间环节，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将受之影响。完全的线上操作也使得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象。此等情形将使得互联网保险合同在具体实践和操作中必将面临两个问题的困扰：第一，保险人保险合同条款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如何确立？依据《保险法》之基本理论，为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致的利益失衡，保险人应当在合同签订阶段对其格式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说明。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就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和免责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实际效力。即可知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为法定义务，互联网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当然无可回避。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须就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方可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可知即使在传统保险缔约模式之下，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仅仅单依明示注意免责条款都略显“单薄”。保险人应当就免责条款的细化内容向投保人作出进一步的合理解释。然而在互联网保险缔约实践中，互联网保险合同采取是网络系统预先设置的自动核对程序，当投保人对电子保险合同的内容无异议并依照所需流程点击“确认”后，保险合同即缔约完成，保险人难以如传统保险模式下有“面对面”解释协商的便利条件，因此更无法就免责条款中的概念、内容和法律效果向保险人说明。所以对互联网保险合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履行标准应当更为严苛，否则于保险人和投保人而言，双方都将面临不确定之法律风险。第二，互联网保险中投保人的身份该如何确定？其身份模糊不定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在保险合同中仅投保人和保险人为合同当事人，投保人负有交付保费之义务，其在财产和人身保险中均需对特定之人或者特定之物具有利益关系。投保人还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等诸多权利，因此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当然在传统保险模式下投保人身份确定并非一难题，但是在互联网保险合同对投保人的身份确定时常呈“错综复杂”之情形，以致产生颇多争议。试举一例来说明：甲通过乙旅行社诺成旅游计划，但需购买人身意外旅游险，故乙旅行社通过自己的名义为甲在互联网平台上购买了保险，并由甲支付了保费。此情形对于何为投保人将产生两种观点：其一，乙旅行社为投保人，甲为被保险人；其二，甲为投保人和被人，乙旅行社仅为人。在笔者看来对此问题的分析应当从民法的一般理论的视角进行探析。互联网保险合同虽有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特点，但是从法律性质而言，其始终是一双方法律行为。依照民法一般理论，无论单方抑或数方，均以且以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在该案中具有真实投保意思表示的是甲本人，而乙旅行社虽以自己身份代为具体网上操作购买，但是其真实意愿无非是出于经营目的所提供必要的便利服务。孰更接近投保人真实意愿很是明了。同时再依照的相关理论，制度价值之一本就是弥补为现实生活中行为人事难躬亲的缺陷，互联网保险之便捷恰在于“事不必躬亲”。乙旅行社在依据甲投保意思表示后合理地完成网上具体操作，最终保险合同的法律效果归于甲。其与制度的法效完全一致。显然第二种观点之解释更为妥当。

三、我国互联网保险合同的规制路径

（一）双重规制：并行行政机关保险合同备案登记、示范合同公开机制和司法机关事后审查救济程序。基于上述对于互联网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说明义务的分析和讨论，在互联网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应当较传统保险行业的说明标准更为严苛。规制的命题清晰可见，即该如何使得保险人更为“尽心费力”对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依笔者看来，有效的办法是对互联网保险合同进行更为规范化和全面化的监管，对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对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进行事前的行政审查和事后的司法审查，构建双重体系化的监管模式。首先，从行政规制的角度出发，保险合同行政规制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保险监管机关对保险条款的事前审查，利用其主动性的优势以将不公平的条款遏制于初始。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即规定保险监督机构对不同保险的险种、费率和条款分别享有不同的审批权和备案程序。我国现行互联网保险市场应当遵循此思路，通过建立互联网保险合同的备案登记制度和示范合同的公开机制来规范保险合同。各级保险监督机构应当就所有互联网保险产品的名称和相关信息进行备案和登记，对关乎社会公众利益、强制保险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所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审批，做到严格把关，并就相应的备案和审查信息做到即时披露。同时，保险监督机构可以借鉴工商管理部门的经验，可着手制作互联网保险合同的示范文本，印发各级监督机构、各大保险公司和机构，示范文本应当就免责条款的内容着重提示，并对于投保人可能提出或需要了解的内容进行说明性的答复和解释。其次，还应当从司法的角度寻求规制路径，诚言行政规制可以做到有效的事前控制，但是不可避免有疏漏之处，互联网保险公司在实际制定保险合同中难如示范保险合同一般缜密完备，一旦存在争议，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除对互联网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内容的妥适性予以审查，还应当就保险公司在互联网投保流程中所载的有关条款的说明内容是否清晰明确进行判别。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于说明内容的审查应当遵循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以一般正常投保人就保险人的说明内容能否知悉有关条款的具体内容、含义和法律效果为准则、为具体标准；第二，以行政机关的互联网示范保险合同的说明内容作为重要参照和标杆。如此，方可在具体审查之时，有效衡量说明内容之合理性。（二）立法规制：以司法解释明确投保人的身份。判定准则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漏洞互联网保险市场属互联网金融市场，理想之立法路径当然是制定一部包罗万象、内容完备的专门互联网金融法。然而其可行性确需谨慎考量，专门立法从来就非一蹴而就之事，终须在问题讨论和资源累积充足之时才可谈具体实施。在笔者看来，我国互联网市场发展周期较短，贸然专门立法风险颇大，立法者对问题意识和资源积累都还未做到周全，因此专门互联网金融或互联网保险立法都非上佳之选，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这一更为简易的方式寻求解决。关于互联网保险投保人身份确定的命题，在笔者看来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应当明确两个要点：第一，投保人之身份应当以确实实施投保行为之人为标准，并且投保行为应当以行为人真实的投保意思为判断基点，并非可等同具体网上操作之人；第二，投保人应当切实履行交纳保费的义务。依此投保人之身份似已清晰可见。然而问题是如以意思表示为判定投保人之关键，但是当投保人与互联网网上操作意思表示不一致时该保险合同效力该如何认定？有观点认为，此仍旧可依照民法一般理论予以推论，网上具体操作之人虽与投保人意思表示不一致，但是其具有人的身份，并且其拥有投保人众多的个人真实信息，足以支撑操作进行全部的投保流程。因此可将其视为可信赖的权利外观，从而构成表见，保险合同当然成立，其法效归于投保人。然而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如仅因互联网保险具体操作人具有投保人的真实个人信息就可视为权利外观，投保人之利益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须知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以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缺漏，获取他人真实信息实非难事，互联网保险更无传统保险有现场确认的程序，因此为操作人冒用他人信息进行投保提供了可能。如强行依照所谓表见予以解释，于投保人而言可谓公平尽失。对于因投保人与具体操作之人意思表示发生错误的问题，司法解释应当明确保险合同自始无效。从学理而言，合同成立之关键在于合同双方形成合意，然而操作人与保险人所为的要约和承诺与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差甚远，因此合同几无成立之基础。从而此设置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可恪守《合同法》之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可有效预防投保人的权益不受侵害。可见在互联网保险的立法规制层面，我们应当摆脱传统保险模式思维的窠臼，在新思维和新眼光之下审视互联网保险的具体模式和特点，在妥当衡量投保人、操作人和保险人的权益分配之下，才能对现实存在的法律风险和法律漏洞予以有效的回应。

参考文献：

[1]张楚.电子商务法[M].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樊启荣.保险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说明义务范文篇8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诚信原则是为人、处事、经商、治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它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与具体民法规范之间的连接纽带。它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不负对方的信赖，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信原则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内在要求，任何企业都不例外。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保险产品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殊产品，保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保险公司应当是最讲诚信的企业，应当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下面将保险公司和一般企业从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履行诚信原则的内容以及违反诚信原则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履行诚信原则原因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

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循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合同实践中，素来有“重合同、守信用”，“诚实不欺”，“买卖公平”等习惯规则存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总结我国30多年合同法实践的经验，并参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经验，把诚信原则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的始终。合同的履行属于重要的民事活动，也应毫不例外地贯彻诚信原则。

民法将诚信原则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任何企业都应当履行诚信原则，根本原因在于：

1.诚实守信是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只有按照此种商业道德行为，才能保证交易活动能够高效快捷地进行，从而形成正当稳定的商业信用乃至社会信用交易的秩序。

2.诚实守信也是交易当事人为维持彼此之间的信用关系而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商业道德。它是人们行为的最低标准。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标准，并不能使行为人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但如果没有这一规范，就连最起码的商业交易都无法正常进行。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诚信原则被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被广泛采用。

（二）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原因

在保险合同关系中，由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对当事人诚信的要求严格于一般民事活动，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也就是说，对于保险公司，对于投保人，关于其诚信的要求要远远大于其他一般企业，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完全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因此，各国的理论和实践都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公司理应是最讲诚信的公司。

最大诚信原则可表述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及在合同有效期内，应向对方提供影响对方作出订约与履约决定的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否则，受到损害的一方，可以此为由宣布合同无效或不履行合同的约定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到的损害可要求对方予以赔偿。

规定最大诚信原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保险经营具有特殊性。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属于不确定状态。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承保处于不确定的危险，是基于其对危险发生程度的测定和估计。由于投保前后，保险标的均在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公司作为危险的承担者，却很难全面了解保险标的的具体情况。为了便于保险公司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特别要求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应当对保险标的状况（如保险利益的大小、危险程度，以及一切关系到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接受或据以确定保险费率高低所需了解的重要事实和情况）作出真实可靠的陈述，或严格遵守保险合同规定的条件。如投保人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即使合同成立后，保险公司仍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这便是最大诚信原则最初的基本内涵。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公司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己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增加第5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2.保险合同属于附合合同。保险合同中的内容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制定的，投保方只能采取同意或不同意，或以附加条款方式接受。保险合同条款专业性强，一般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易理解与掌握，因此，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公司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对条款说明的义务等等。

3.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保险合同是约定未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损失或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少量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从个体保障角度看，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远远高于其所收取的保费。倘若投保方不诚实、不守信用，发生欺骗与隐瞒，或不遵守承诺，保险公司将无法经营。因此，最大诚信原则保证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亦是调整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利益的重要原则。

二、履行诚信原则内容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履行诚信原则的内容

合同关系依其性质要求双方当事人讲究诚实信用，不容许欺诈、蒙骗、任意毁约等行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诚信原则是人们在合同履行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规则，它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应诚实行事，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信守合同，不欺骗对方。在履行合同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顾及到合同对方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要与对方真诚合作，在合同不能履行时也应及时通知对方，减少对方的损失，履行中出现了问题要与对方协商解决。诚信原则为指导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合同及合同履行的一切方面均应适用。例如，合同标的物为种类物，尽管该批货物质量差异在合同规定范围之内，按照诚信原则，债务人不得故意选择其中品质较次者给付；标的物已经特定，债务人不得违反诚信原则而变更；给付数量不足，其不足数量甚微，于债权人无明显损害，债权人不得作为拒绝接受或拒付货款的理由；因不可抗力事故致合同不能履行，依诚信原则债务人有及时通知对方的义务；合同标的物在交付时，依诚信原则，债务人有告知对方装配、使用及维修保养方法的义务；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代办托运，依诚信原则，债务人应于数种运输方式和数条运输路线中，选择对债权人最有利的运输方式和路线；出售有瑕疵物品，依诚信原则，出卖人应将瑕疵告知买方，等等。

（二）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

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约束主要有两个方面：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对保险公司的约束体现为如实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所以，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实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

1.如实告知。告知也称披露或陈述，是指合同订立前、订立时及在合同有效期内，要求当事人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尽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向对方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具体对保险公司来说，其所设计的保险产品，保险条款及其费率由保险公司单方拟定，其技术和复杂程度远非一般人所能了解，投保人是否投保以及投保的条件完全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告知。所以，保险公司应将利害相关的实质性重要事实据实通告投保方。亦即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公司应主动地向投保方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责条款，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定要向投保方作明确说明。

我国现行《保险法》根据最大诚信原则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说明保险条款的义务。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现行《保险法》第17条和第18条中。《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以看出，第17条和第18条的说明义务不完全相同：第17条是针对保险合同的所有条款，并规定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应当说明”；第18条是针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应当明确说明”。

在国外的保险立法中，没有关于保险公司订约说明义务的规定，这是我国《保险法》根据中国国情所作的创新之举。在说明方式上，保险公司有明确列明和明确说明两种：明确列明是指保险公司只需将保险的主要内容明确列明在保险合同之中，即视为已告知投保人。明确说明是指保险公司不仅应将保险的主要内容明确列明在保险合同之中，还必须对投保人进行正确的解释。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一般只要求保险公司做到明确列明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我国则对保险公司的告知形式采用明确列明与明确说明相结合的方式，要求保险公司要对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不仅要明确列明，还要明确说明。保险公司或其委托的保险人应主动地就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范围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公司或其人说明有误，保险公司应承担说明不实的责任。

2.弃权。弃权是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某种权利。通常是指保险公司放弃合同解除权与抗辩权。构成弃权必须具备两个要件：首先，保险公司须有弃权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保险公司弃权的意思表示，可从其行为中推断。如保险公司收受投保人逾期交付的保险费，或明知投保人有违背约定义务的情形，而仍收受保险费的，即足以证明保险公司有继续维持合同的意思，因此，其本应享有的合同解除权、终止及其他抗辩权均视为抛弃。其次，保险公司必须知道有权利存在。除非保险公司知道存在违背约定义务的情况及因此而可享有抗辩权或解约权外，其作为或不作为均不得视为弃权。

保险公司或保险人出现弃权的现象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是疏忽的原因；二是基于扩大业务或保险人为了取得更多的手续费。保险人的弃权行为可视为保险公司的弃权行为，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保险人已承保的不符合保险条件的保单；日后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则不得以被保险人破坏保险单的规定为由而拒绝赔偿。例如，某公司为职工投保团体人身保险，在提交的被保险人名单上，已注明某被保险人因到癌症晚期已病休半年，但因人未严格审查或其它原因，办理了承保手续，签发了保单。若以后该被保险人因癌症死亡，保险公司不得因该被保险人不符合投保条件而拒付保险金。

3.禁止反言。禁止反言也称禁止抗辩。是指保险合同一方既然已经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将来不得再向他方主张这种权利。事实上，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投保人，如果弃权，将来均不得重新主张。但在保险实践中，它主要用于约束保险公司，即只要订立合同时，保险公司放弃了某种权利，合同成立后便不能反悔，至于投保人是否了解事实真相在所不问。这正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公司的特别要求。

弃权与禁止反言与保险人的权力有密切关系。如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火灾保险，告知人屋内储存危险品，而人明知这一行为是不能承保或应收取高额保险费的，但为了招揽生意赚取手续费，竟放弃权利，签发保险单，这属弃权行为。如以后发生火灾损失，无论是否由此危险品所致，保险公司均不得以投保人破坏保险单的规定为理由而拒绝赔偿，即此禁止反言。因此，为了避免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通常在保险单上载明弃权条款，规定弃权行为均须以文字加以说明，否则无效。有些保险条款还规定人无权弃权，如美国的人寿保险单通常规定：“仅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或秘书，有权变更此一保险单或放弃其中任何条款。”

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的限定，不仅可约束保险公司的行为，要求保险公司为其行为及其人的行为负责，同时也维护了被保险人的权益，有利于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违反诚信原则法律后果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诚信原则，属于强行法规范，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排除其适用。合同约定条款违背诚信原则，应为无效。当事人履行合同违背诚信原则，使对方受到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仲裁或诉讼中，纵然当事人未主动援引诚信原则，仲裁庭或法庭应依职权主动予以适用。

（二）保险公司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由于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实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所以，保险公司违背最大诚信原则也就主要体现在违反告知义务、弃权与禁止反言等方面。

说明义务范文篇9

关键词：告知义务，主体

在保险法上普遍认为，告知的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对危险获得与投保人平等的认识，通过投保人的告知而决定其是否承保。所以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上的告知义务一开始就仅仅针对投保人而言。那么作为保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保险人是否也负同样的告知义务呢？

一种观点认为，在理论上，告知义务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是都存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不是保险合同特有的告知义务，而是基于保险单系格式合同，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要求是提供方应对免责条款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对条款予以说明，所以该条规定的系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还有学者提出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说的观点，并进而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义务主体、涵盖的内容、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等方面对两者进行了区分。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内容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我们讨论告知义务仅仅指投保人一方的义务。

在保险法上，投保人一方除了投保人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人呢？例如，在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被保险人是否有告知义呢？还有投保人的人是否负告知义务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等是否也负同样的告知义务呢？

一、被保险人

（一）比较法上的观察

1、台湾保险法

依台湾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要（投）保人负告知义务。因为要保人为保险契约的主体，也是保险人所信赖之人，因此告知义务一般多为要保人。但在人寿保险契约中，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依以前的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列为义务人之一，但在93年4月20日之修正案中，将其改为仅由要保人负告知义务。到98年修正时，未就该条重新修订。到2001年7月9日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4条也只规定“订立契约时，要保人对于保险人之书面询问，应据实说明。”由此可推断出现行的台湾保险法上被保险人未列为告知义务主体之范围。

2、日本商法第678条第一款就人寿保险规定：“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没有将重要事实告诉保险人，或对重要事实不实告知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但是保险人对其事实已知或因过失而不知的，则不在此限”。在损害保险仅规定了投保人负告知义务。日本商法第644条规定：保险合同签订时，投保人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没有告知重要事实，或对重要事项不实告知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已知该事实，或由于过失不知的，则不在此限。

3、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3条第一项前段规定，要保人所知悉且对于危险承担重要之情况，应于约订立时通知保险人。

4、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在此可以看出我国保险法上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而对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则没有规定。

5、另外，韩国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有告知义务。瑞士也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负告知义务。

美国保险立法对于告知义务主体，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规定。但是，在美国各州的保险实务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地位并未加以明确划分，通常将被保险人列为告知的义务人，实际包括在投保人内。

（二）学理上之见解

在理论上对于被保险人应否负告知义务有两种学说。

1、肯定说，认为应由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因为告知义务在于使保险人对于危险正确估计，被保险人对于自己之生命健康情形，知之最清楚，故应由其负告知义务。如我国学者周玉华认为“告知义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被保险人应无置疑……被保险人当然有依诚信原则就其知悉事项告知保险人之义务”。总之赞成肯定说的理由可归纳为三点：（1）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对保险标的的状况及危险发生情况最为了解，在人身保险中，对自己身体状况了解更为透彻；（2）被保险人是以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权义一致原则被保险人应负如实告知义务；（3）当投保人与保险人分离时，如在被保险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如果保险人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则对保险人来说不公平。

2、否定说，认为依保险法的规定仅规定保险人的告知义务，而不应扩张解释至被保险人的义务。如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保险法既明文规定要保人为据实说明义务人故不应扩张解释及于被保险人。持否定说观点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两点：（1）如果要求被保险人也承担告知义务，被保险人就应当与投保人一样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不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做不到这一点，当被保险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他的告知是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2）不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义务并不影响保险人对危险的评估，一方面，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属两人时，由于法律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存在特定关系，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方面情况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在保险中的运用，可以克服由于被保险人不负告知义务带来的困难。

（三）本文的观点

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实属无疑。但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被保险人也负告知义务更符合保险法的精神，虽然被保险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与保险合同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对其有重大的影响。同时，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也与告知义务的性质不真正义务不违背，因为不真正义务不限于合同的当事人。还有根据告知义务产生的根据，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也是恰当合理的。至于当被保险人是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法律可以作出除外的规定。

二、投保人的人

在保险合同由投保人的人代行的情况下，依据民法制度的规定，保险合同的效力直接归于投保人，因此投保人的人应负告知义务.即在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人可以依保险法的规定解除合同。但在此虽要探讨的是，投保人的人的告知义务是否是独立的。即在判断人的行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是以人还是本人（投保人）所知道或应知道的事项为准，简单一点说，就是投保人不知道的事项，而其人知道该事项，投保人对该事项是否亦负告知义务。

在英国，1906年的海上保险法第19条规定：“按照前条规定的无须披露的情况，在由人为被保险人投保时，该人必须向保险人作如下披露：（1）人所知道的重要情况，保的人应被认为知道所有有关一般义务过程中应该知道或已经送第给他的情况；（2）除被保险人收到的消息过迟未及时通知人外，被保险人披露他所应知道的每一项重要情况。”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英国法上，通过人签订保险合同时，该人也是告知义务人，而且是独立的告知义务人。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肯定。英国上议院大法官麦克纳芬在BlankBurn，Law&Co.v.Vigors一案中，他认为“……那不是因为人知悉而本人就必须知悉，而是因为被保险人的人要象被保险人一样就其所知道的一切情况承担告知义务。对于重要情况的隐瞒，将是对其自身义务的违反，而此义务则是被保险人使其人所处的地位所应承担的。”同样，该案中沃特逊法官进一步肯定了该义务的独立性，他认为：“当被保险人的人与保险人签订合同时，保险人基于该人已在其所知范围内尽到告知义务才与其签订合同（进行交易）。而不论被保险人是否知情。”

其实，根据民法制度的理论，似乎很难得出人为独立的告知义务的主体的结论，但是如果不课予人独立的告知义务，即人只在投保人知情的范围内负告知义务，将使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核定保险费所需的信息贫乏，而导致保险成本的增加，这与保险告知义务的法理不符。另有，在人掌握的必须告诉投保人的信息，而人未及时告诉的情形，如果不课予人独立的告知义务，则会成为投保人免除告知义务的理由。如此一来，投保人将会借口重要事实其都不知，仅其人知道，而使告知义务制度因的介入形同具文。因此，应在被保险人告知义务之外，另外确定一项独立的被保险人人的告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判断要保人是否有违反据实说明义务，须以人或要保人两人所知或应知的事项为准。只要其中一人所知，另一人虽不知，而所说明或所答和事实不符即可能构成此义务的违反。”

三、受益人

说明义务范文篇10

在我国民商法学领域，对保险法学的研究恐怕是最为薄弱的。保险法学研究的滞后、保险立法的不完善以及保险司法解释的空白，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困惑。突出表现是一些案情基本一致的案件，处理结果却相去甚远。而且，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立足于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当前保险案件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法律适用难题作了认真思考，提出初步意见。

一、关于“明确说明”一词内涵的界定

《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法为保险人违背“明确说明”义务的行为设定了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却未就“明确说明”的内涵作出界定，这一明显的立法疏漏使得实践中对“明确说明”一词产生了多种理解。且不论保险案件当事人和办案法官，仅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1）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保险法第18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

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公司“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所作的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所作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草案设定的标准仍不明确，难以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规定则明显违反（保险法》——按照该规定，保险人就保险条款所负的说明义务是在保险单出具以后才履行的；从“明确说明”的含义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最为合理，但应当结合保险条款的性质予以准确把握。保险公司没有必要就所有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作出解释。有无必要，判断的标准在于能否达到“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效果。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普通人都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没有必要做过多说明，保险人尽了提示阅读义务即应当认定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中的专门术语，普通人不易理解的，则保险人不仅应履行提示阅读义务，还应解释其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

二、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

1.保险人代填写或代签名行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笔者认为，由于投保人仅对保险人提出的询问事项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保险人询问内容及投保人作相应告知义务载体的投保单，是否投保人填写或填写内容是否为投保人所确认，应当是对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的判断标准。具体而言：（1）投保单内容虽由人代打勾或由人填写，但投保人最后签字确认的，应当视为投保人已经确认了投保单中就询问事项所做的告知是属实的。（2）保险人保人签字的，由于不能证明投保人是否确认填写内容，除非投保人认可，否则不能作为认定投保人末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3）投保人签字在前，人就告知事项的填写在后的，由于未经投保人确认填写内容，仍然不能作为认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

2.体检程序的介入是否可以减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此，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许多学者持肯定观点，并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采纳。他们认为：“在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中，如果保险人未指定医生检查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有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反之，如果保险人指定医生检查被保险人身体状况，虽可因此增加危险估计正确性，但同时也削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这是因为保险人所知及应知事项，因其人（检查医生）的介入而扩大。因此凡体检医生检查可以发现的病症，即为保险人所知；即使体检医生因学识经验不足，对于检查的结果未能作出适当的研究判定，或因故意或过失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也屑保险人应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之不负告知义务。”笔者主张，不能因为体检程序的采用而减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依据在于：（1）在询问告知主义的立法例下，投保人就保险人的询问作出如实回答是其法定义务，若无法定免除或减轻事由，自不能随意减轻这一义务。（2）体检只是保险人用于过滤欺诈投保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仅仅因为保险人采用了医生体检手段而免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无异于鼓励投保人隐瞒实情，打击保险人采用体检程序的热情，势必导致保险人取消体检程序。

三、关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而未经被保险人签字同意的保险合同之效力认定及实体处理

《保险法》第56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由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与受益人发生争执时，被保险人已经死亡，因而在无书面同意意见的情形下，无法得知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审判实践中盛行这样一种思维：保险公司接受这种投保单具有明显的过错，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对投保人明显不公，所以主张将其认定为有效合同。笔者认为：

1.应当准确理解《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该条强调的是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为同一人，因而，即便未有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专门文件，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时，保险合同仍然有效。

2.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应当严格按照《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执行，认定保险合同无效。该条是基于保险的特性，从防范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不应当突破。当然，在认定保险合同无效之后，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合理分担责任。由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对此类保险合同须由被保险人签字确认均应明知，对于保险合同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但保险人作为专业性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的无效应当承担主要的缔约过错责任。在损失认定上，由于被保险人未签名确认保险合同且已死亡，则被保险人是否同意已不可知，而在被保险人不同意的情形下，并不存在信赖利益损失问题。因此，实体处理上应当判令保险人返还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但保险人不应承担其他赔偿义务。

四、医疗保险是否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保险界大多认为，医疗保险具有典型的损失补偿性，应当适用与财产保险合同相同的处理原则。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8年）第63号文《关于医疗费用给付问题的答复》，认为当事人至少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达到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目的。理由在于：上述《答复》指出：“如果在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中无关于‘被保险人由于遭受第三者伤害，依法应负赔偿责任时，保险人不负给付医疗费责任’之约定，保险人应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从中可以反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保险条款中有上述约定，则保险人不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

在现有立法框架内，笔者主张应当区别不同情形予以讨论：

1.因第三者侵权而引发保险事故的，医疗保险不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1）从保险立法考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保险法》第68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该条表明：在因第三者侵权而引发保险事故的情形下，医疗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不能因支付保险金而享有代位求偿权。（2）从合同法原理及《合同法》规定分析，也能相互照应，自圆其说。按照保险代位求偿的原理，被保险人将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公司，本质上构成债权转让。根据《合同法》第73条、第81条的规定，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债权是不能代位行使和转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则进一步予以细化，明确将“人寿保险”和“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列入“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债权”。因而，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医疗费用保险中被保险人无权将其对第三人拥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保险公司。而且，由于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就转让权利作了约定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

2.在不涉及第三者责任的医疗保险中，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要视不同情形而定。这类医疗保险条款往往约定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付医疗保险。如果被保险人参加了当地医保，则保险公司往往以医保统筹帐户给付部分不屑于被保险人实际支出为由拒赔，从而引发纠纷。笔者认为，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保险费率的厘定是否已将第三人的在先给付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如果已经考虑进去，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否则被保险人将获得不当利益；反之，如果并未将第三人的在先给付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则保险公司应当进行赔偿，否则保险公司将因此而获不当利益。根据现行的实务操作，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参加医保，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均是相同的，从中应当可以得出保监会或保险公司至今尚未将被保险人是否参加医保这一情形作为费率厘定的依据。既然如此，保险公司当然无权拒赔。

五、人民法院能否依据受害人的申请，直接判决保险公司向其支付被保险人（侵权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

依照《保险法》第22条，除人身保险合同外，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为被保险人，其他人不享有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保险法》第6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就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的行为，使用的是“可以”一词，似乎这是保险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而实践中经常发生被保险人肇事后既不向受害人履行赔偿义务，又不向保险公司及时申请保险金的案例，致使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及时赔偿。保险理赔实践中越来越多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受害人能否依据被保险人（侵权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

笔者认为，第三者责任险设定的直接目的恰恰在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由于被保险人申请的保险金并不归其实际所有，最终要支付给受害人。因此，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及时向保险人申请支付保险金，应当是被保险人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被保险人不履行申请保险金义务的情况下，立法应当赋予受害人这样一种权利，即他可以依据被保险人（侵权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但鉴于损失赔偿额等问题需经有权机关核定，才有效力，而且赔偿额的大小直接涉及侵权人和受害人这一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即保险人的利益，实践中具体操作时，通过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权利才较为妥当。这一思路已经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确认。该院在（2000）执他字第15号《关于人民法院能否提取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所投的第三者责任险应得的保险赔偿款问题的复函》中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此类申请执行案件，如投保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债权人（或受益人）的申请向保险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保险公司依照有关规定理赔，并给付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对保险公司理赔数额有异议的，可通过诉讼予以解决；如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理赔的，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有必要指出的是：（1）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应当仍然存在，可以据此对抗受害人的申请权。（2）由于受害人往往是在起诉被保险人，经过诉讼和执行程序仍不能实现自身权利的情形下向保险公司申请支付保险金的，因此，可能会造成超过2年索赔时效的情形。对此，笔者认为，应对《保险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作准确理解。该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从中可知，该款限定的主体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而不包括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因此，保险人不能以该条规定的索赔时效对抗受害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