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损害范文10篇

水损害范文篇1

关键词:公路;沥青路面;水损害

江西省昌樟(南昌—樟树)高速公路自1997年底通车后,因行车荷载作用、外界环境影响及设计、施工中存在的不足,尤其是水对路面结构的作用,沥青路面逐步出现多种病害,如裂缝、唧浆、松散、龟裂、坑洞、拥包推移及路面下陷等。路面一旦出现病害,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治,不仅会降低道路的使用性能,影响行车安全、舒适、快捷和畅通,且可能导致路面进一步破坏。因此,路面的维修养护是已建成高速公路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1昌樟高速公路概况

昌樟高速公路是交通部和江西“九五”规划的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属北京至福州和上海至瑞丽的国道主干线公路的交织段,起点在南昌市新建县省庄,与昌九(南昌—九江)高速公路相连,止于昌傅,全长103.3km。自1997年底建成通车后,经过多年的满负荷运营,沥青路面损坏(主要是由水损坏引起),路用性能呈逐年恶化之势,因此,对昌樟路进行全线的养护维修已经势在必行,而面对由于水所引起的各种病害,展开对昌樟路水损害的讨论及研究很有必要。

2路况调查

选择比较典型的K55+500～K57+500路段进行了仔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沥青路面表观损坏情况、开挖(修补)处路面结构情况、中央分隔带开挖情况和集水井内状况。

2.1沥青路面表观损坏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沥青路面损坏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横向裂缝、纵向裂缝、唧浆、龟裂、坑洞、拥包推移及路面下陷等现象(见图1.图2)。

图1路面横向裂缝

图2硬路肩纵向裂缝

2.2开挖(修补)处路面结构情况

对已开挖修补路段的调查发现,路面结构中的水无法排出,碎石垫层与土基相互混合,形成了泥结碎石,已经基本失去了排水功能(见图3、图4)。

图3K55+600路面结构中的积水

图4路面结构中的积水

2.3中央分隔带开挖情况

经过对中央分隔带开挖情况的调查,发现当开挖至70～80cm时开始有水渗出。

2.4集水井内状况

通过对中央分隔带中所设置的集水井的观察,发现集水井中积水非常多,其中K56+570处集水井中水位距路面标高约为50cm。

3水损害原因分析

3.1大交通量和超载车辆的影响

发生水损害的路段无一不是在交通量非常大和超载严重的路段上。超重交通使路面承受的荷载远远超过设计要求,降低了路面使用性能,同时使路面结构内部的水或水气产生较大的作用力,对路面结构进行冲刷和剥蚀。研究表明,孔隙水压力随轮胎接地压力的增大而增大,尤其是上面层与中面层之间的孔隙水压力受荷载影响显著。超载是造成高孔隙水压力,导致沥青路面损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3.2中央分隔带存水

由于没有采用一定的排水设施,且中央分隔带中的填土凹凸不平,降水在中央分隔带中无法向两侧的路面汇流,雨水必然从中央分隔带渗入并滞留在路面结构中而造成水损害。从现场开挖的情况来看,中央分隔带中的积水标高基本上位于级配碎石层处,开挖3h左右,坑中的积水深度大约10cm,并与中央分隔带检查井的水面标高基本一致。该路面结构的未筛分碎石与中央分隔带是连通的,因此汇集于中央分隔带中的水分必然渗入路面结构的未筛分碎石底基层中,且采用的槽式断面使水分无法横向排除,长期积存于路面结构中,在行车荷载作用下,必然导致路面出现水损害。

3.3环境条件的影响

水损害主要发生在连续降雨的季节,连续降雨造成路面结构中积存大量水分,在重载、超载交通作用下,导致路面结构出现水损坏。另外,对一些特殊路段(如互通道路),未根据地质、地貌、水文状态严格按照公路路基排水设计要求设计,全线的排水沟、管道、桥涵未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地下水和部分地表径流水危害路基、路面强度和稳定性。部分路面标高设计偏低,未进行特殊处理,导致路基处于潮湿和过潮湿状态,在行车荷载作用下,产生水损坏。

3.4排水设计不完善

该公路设计过程中,存在路基排水系统不畅通、路面结构层内排水设计欠缺、中央分隔带排水设计不完备等问题和不足,使水损害的根源得不到治理。另外,该路的整个路面结构采用的是一种槽式断面,土路肩采用透水性很小的土进行回填,导致路面结构中的未筛分碎石底基层排水不畅。从开挖的现场来看,由于路面结构中的水无法排出,在行车荷载和水分的综合作用下,碎石垫层与土基相互混合,形成了泥结碎石,导致该结构层的水稳定性降低。该层在水分作用下(水分来源主要是中央分隔带长时间汇集的水),强度下降,使路面结构的总体刚度降低,导致路面的破坏。

4处治方案设计

4.1中央分隔带水的排除

对于中央分隔带中的水,可采取在中央分隔带内设置纵向管式(带孔的HDPE管)渗沟将水汇集,渗沟两侧及沟底设置土工织物之类的隔离层,将渗沟中的水尽量汇集到中央分隔带的检查井中。同时可每隔30m设置一个渗井,采用顶管的方式埋置横向排水管,将渗井中的水排出路基以外。

4.2路面结构中水的排除

对于路面结构内部的水,由于采用了槽式断面,水汇集于硬路肩与行车道的边缘附近,进行开挖修补时,可在硬路肩开挖的位置设置横向渗沟。而对于未开挖修补处的路面结构中的水,仍可考虑采用顶管施工法,顶进位置位于级配碎石垫层与路基连接处,顶进深度在硬路肩与行车道之间,然后设置横向排水管道,将路面结构中的水排出路基外。

4.3集水井中水的排除

考虑到集水井中的水较多,若在开槽后再敷设管道,会影响公路的正常运营,而且施工难度较大,工程量也较大,因此采用顶管施工法施工。顶管施工法无需隔断交通,而且噪音以及振动都很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顶管时,可采用钻机预先钻孔,然后将管子插进去,也可采用边挖土边顶入的施工工艺,顶入的管子周围应包裹透水土工布。

4.4挖方路段地下水位的降低

对于挖方路段两侧边沟的处理,采用加深边沟和在边沟下设置渗沟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

5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昌樟高速公路水损害情况非常严重,故本次水损害处治设计从多个方面对水进行排除。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路段由于纵、横向管道已经贯通,整个路面结构中的积水通过纵向管道汇集,再通过横向管道排出了路界外,排水效果比较明显。而其它路段因为暂时还没全部贯通,还未完全体现出排水效果,因此还有待继续观察。对已加深边沟的调查发现,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排水效果不太好,究其原因可能是施工过程中边沟的开挖深度控制不到位,应尽早查出原因并进行整改。但从总体来说,针对昌樟高速公路水损害所采取的处治措施的排水效果比较显著,其处治方法不仅为下一步的罩面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为国内同类型高速公路水损害处治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沙庆林.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早期破坏现象及预防

[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水损害范文篇2

通常水损害产生的原因有下列几种：

(1)路面排水系统不健全；

(2)路面压实度不足；

(3)路面离析；

(4)其它：集料表面粉尘太多。

例如公路段沥青路面上面层级配采用AC-16B型，其级配比部颁规范中AC-16I型粗，上面层空隙率大，易渗水。而原路面没有设计排水结构层，只是希望在上面层和中面层之间排水，同时在路肩上设置了碎石盲沟，通过碎石盲沟将上、中面层间的水排出。事实上，由上面层渗入的水，无法从碎石盲沟排出，而长期滞留在路面中（天晴后数日，仍可看到在车轮的作用下，从路面缝中冒出水）或通过中、下面层空隙以及裂缝渗到中、下面层。在车轮荷载作用下，部分路面水变成有压水，特别在夏季，温水加剧了集料上沥青膜的剥离，造成路面松散脱落。压实度不足是早期水损害最普遍的原因。研究表明，热拌沥青混合料4%～5%的空隙率就认为是不透水的，也就是说与水损害无关。大多数沥青混合料设计空隙率为3%～5%，当施工完毕，大多数要求达到92%的最大理论密度，也就是说，空隙率为8%，2～3年后，可以认为是达到了设计空隙率。路面没有压好，空隙率高于8%，就易渗水，就会引起路面松散。研究表明：空隙率在8%～12%之间的路面是水损害最容易发生的区域，小于8%水不容易进去，而大于12%水很容易流走，但必须要设置排水的结构层。

路面压实度按马歇尔密度控制，所检验的若干试验段的数据。压实度普遍不足，这是由于马歇尔密度控制路面压实度所造成的。路面压实度尽管均满足交通部标准96%，无一不合格，但如果用最大理论密度92%去衡量，有67%的密度不合格；若要用93%的最大理论密度去衡量，则100%不合格。公路沥青和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评估中发现，路面沥青混合料的水敏感性指标，虽完全满足我国沥青路面施工规范JTJ032的关于水损害技术指标，但满足不了美国Superpave规范的要求，仍不能防止水损害的破坏。现将研究的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引起注意。

2.我国现行规范

关于沥青混合料水损害的技术指标我国沥青混合料技术指标不足以防止水损害，路面在施工时，严格按照交通部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J032）执行，即：

（1）按水煮法试验所有的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都大于4级；

（2）按马歇尔试验所有的沥青混合料残留稳定度均大于80%。

为什么都满足了交通部技术规范，仍发生了水损害，除了上面论述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规范本身的关于粘附性指标以及混合料残留马歇尔稳定度的指标，与路面水损害并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对于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指标来说，这个指标存在着三个致命的缺陷：

（1）是否有不同粘附性等级与路面水损害关系的长期性能观测资料，这些资料是否已表明粘附性大于等于4级就不会产生水损害，事实上这种关系没有建立。

（2）粘附性等级用水煮法试验评价，水煮法试验结果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太大，省高速公路指挥部曾请两家较为权威的单位测试玄武岩，结果是一个3级，一个5级，充分说明这种试验结果作为规范技术指标是不科学的。

（3）水煮法只使用了9.5～13.2的粗集料，事实上，部分细集料为砂，与沥青粘附性较差，但并没有评价。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D3625-96“水煮法评定水对沥青裹复集料影响的标准实践”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ASTMD3625-91名称为“水煮法评定水对沥青裹复集料影响的标准试验方法”，而ASTMD3625-96则改成“水煮法评定水对沥青裹复集料影响的标准实践”。这里有重要差别，试验方法是对一种材料、一个产品、一个体系或一种服务的一个或多个性质、特征的确认、测量与评价，会产生试验结果。而实践就不同了，它是对一种操作、一种功能给出一种明确的方法，并不产生试验结果。从标准试验方法改变成标准实践，对水煮法的作用也更明确了，它不产生定量试验结果，ASTMD3625-91“水煮法评定水对沥青裹复集料影响的标准试验方法”，将裹复程度与标准剥落率相比较分为0-100％10等，业主们有的将95％、有的将90％作为接收标准，新版方法已去掉这些叙述。因而也不能作为拒绝或接收混合料的标准。美国ASTMD3625-95水煮法用厂拌混合料，进行煮沸用于现场肉眼判断两种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D3625-95并不是一种试验方法，而是一种标准实践，它本身并不产生试验结果，D3625明确表明，水煮法与路面现场水损害的关系尚未建立。再拿沥青混合料残留浸水马歇尔稳定度技术指标来说，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75次马歇尔击实仪双面击实，试件空隙率已达到设计空隙率为3%～5%，水很难浸入，也更难浸入沥青膜与集料之间，没有足够的水，谈何水损害？如果要用残留马歇尔稳定度技术指标，也得让空隙率接近现场空隙率，也就是说试件空隙率应在6%～8%之间。

最近，在“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J014-97）中已增加了使用简化的洛特曼试验方法作为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指标。

水损害主要是发生在我国南方多雨潮湿地区，而气温低于-21.5℃的北方，降雨量较少，水损害不应是一个严重问题，倒是南方多雨潮湿地区再加上冰冻的地区，十分需要一个更能反映混合料水损害特性的技术指标，这个指标就是用AASHTOT283试验的结果——间接抗拉强度比来表征。

3.美国Superpave关于水损害的技术指标美国公路战略研究计划（SHRP）沥青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Superpave，产生了一个胶结料规范、一个混合料设计方法和沥青混合料性能评估。

Superpave混合料设计方法中关于沥青混合料水敏感性评价，应用于AASHTOT283“压实沥青混合料水损害试验方法”，并要求间接抗拉强度比（TSR）≥80%作为沥青混合料水敏感性评价指标。

事实上Superpave的指标不是新东西，它完全挪用了美国在八十年代进行的全国公路联合攻关项目（NCHRP）的研究成果，虽然AASHTOT283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但在九十年代初期已是全美国普遍接受的试验方法。初期TSR各州规范不一，有的州要求TSR≥70%，有的州TSR≥80%，目前Superpave统一规范为TSR≥80%

下面将AASTHOT283的试验方法简述如下：用SGC旋转压实仪成型6个试件，试件的孔隙率控制在（7±1）％之内。6个试件按空隙率大致相等分成二组，每组三个，其中一组采用非条件试验，另一组采用条件试验。非条件试验是将试件放在塑料袋里封好，放入25℃水浴中至少2h后进行试验。条件试验是先将试件放在水中加真空（254～660mmHg）5～10min，然后让试件在常压下使试件饱水率达到55％～80％，在（-18±2）℃条件下冷冻处理16h后，放在（60±1）℃的水浴中24h，最后再放入25℃水浴中2h后进行试验。所有试件均采用50mm/min的加荷速率测定间接抗拉强度。当两组试件的劈裂强度比＜80％时，便认为沥青混合料水敏感性不合格，则应添加抗剥落剂并重新进行上述试验，直至TSR≥80%时为止。发现，一致认为质量最好的金坛玄武岩集料的抗水损害能力最差，而且不满足SuperpaveTRS≥80%的要求。为此，我们又重新对金坛玄武岩进行了试验，其结果如表3所示，抗水损害能力仍不合格，与净吸附试验结果比较，沥青粘附性最差，其结果也是吻合的。路面将来可能的路面损坏主要为水损害破坏。

在SHRP研究期间，开发了一种净吸附试验方法，用来评价沥青-集料的兼容性。SHRP研究计划中评价沥青-集料兼容性采用的是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来量测沥青与集料的粘附性。此方法是基于在沥青-水-矿料体系中，矿料表面对沥青有吸附作用以及遇水后水对沥青的置换作用使沥青薄膜剥落这一特性，将一定粒级的矿料放入沥青-甲苯溶液中一段时间，则会有一部分沥青吸附在矿料表面上，之后向沥青-甲苯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水，那么水就会对吸附在矿料表面上的沥青进行置换。这一系列的过程会使沥青甲苯溶液中沥青的浓度改变，用分光光度计测出浓度，即可算出矿料对沥青的吸附量及加水后沥青的剥落量，从而可以计算出矿料表面上的沥青的剥落率或吸附率，以表征沥青与矿料的粘附性。

净吸附试验方法简述如下：(1)准备沥青胶结料甲苯溶液，分出一部分溶液，稀释，然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初始吸附读数。(2)将一定量的沥青甲苯溶液加入小于4.75mm的集料中，并在振动台上振动约6h.——从烧瓶中倒出一部分溶液，稀释，测定其6h吸附读数。(3)向烧瓶中加水，再振动至少8h，使其充分解吸。(4)从烧瓶中取出一部分溶液，稀释，测定水解吸后的吸附读数。(5)计算并得出净吸附百分率。对于同一种矿料，不同沥青的净吸附百分率由大至小分别为埃索、壳牌、加德士，也就是说，埃索与此种矿料的兼容性最好，壳牌次之，加德士最差。此种评价矿料-沥青兼容性的方法是一种将兼容性量化了的方法，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小，同传统的水煮法、水浸法等方法相比，更具有客观性，因此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方法，值得推广使用。但同时更应注意试验条件和试验操作的严格性和统一性，以保证试验结果的精确。

4.结论（1）沥青混合料和沥青路面施工质量及一些外部因素可能会导致沥青路面剥落，这些因素主要是：路面排水系统不健全，路面压实度不足，路面离析以及集料表面粉尘太多等。（2）现行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关于水损害的三个指标，即粘附性大于4级强度、浸水马歇尔稳定度大于80%，以及简化洛特曼法间接抗拉强度比TSR≥70%，存在一些缺陷，还控制不了水损害。（3）AASHTOT283利用空隙率为7%的试件来进行试验，模拟刚施工好的路面空隙率，更为科学合理，真空饱水条件更为严密，加上冻融循环，适合作为南方多雨有冰冻地区抗水损害的指标。（4）添加抗剥落剂能改善和提高沥青混合料抗水损害能力，但抗剥落剂（液体和石灰添加剂）对集料和沥青有选择性。因此，不能轻易得出某种抗剥落剂不好或是劣质产品的结论，应通过周密的试验设计来进行筛选。石灰是一种很有效的抗剥落剂，但使用比较困难。（5）即使通过了AASHTOT283的TSR≥80%的要求，也只表明这种混合料水损害潜在的危险较小，还要有健全的排水系统、通过良好的压实等其它措施来保证。

水损害范文篇3

一、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所谓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也可以说是因医疗过程中患者权益受到侵害，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对于医疗侵权损害，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分为医疗事故侵权和非医疗事故侵权。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以医疗方行为的违法性和过失为必要条件。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另外，医疗事故是排斥故意的，医生在实施诊疗行为时故意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1]但不可否认，在上述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下，也会给患者造成损害。显然，医疗侵权损害的范围不限于医疗事故损害。即使不属于医疗事故而使患者受到损害的，也应可构成医疗侵权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中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依此司法解释，对于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如果属于非医疗事故侵权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在处理上则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是因为虽然“《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规定处理。”[2]然而，从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上说，一般来说医疗事故侵权比非医疗事故侵权要严重(例外的是在医疗中故意侵权的，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但其性质较医疗事故更恶劣)，但由于对于医疗事故侵权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非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民法通则》，从而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却反而低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侵权的情况下可得到的赔偿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侵权责任法为消除上述不合理现象，在第7章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因此，患者一方要求医疗损害赔偿的，不必再为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医疗损害鉴定而纠缠，而直接根据医疗损害就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二、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对于医疗侵权责任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学者中曾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发生医疗损害，不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责任。其主要理由是，患者方属于弱者，医疗方较患者更具有承担损害的能力，同时医疗方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转移风险。这种观点并未被接受。因为若实行无过错责任，赋予医疗机构过重的责任，最终并不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利于让公众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3]《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为医疗机构，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过错责任。从归责原则上说，医疗损害责任不属于无过错责任，而是过错责任，但医疗损害责任中过错的认定不同于一般过错责任。因为医务人员是经过专业资格认证的具有特殊专业要求的专门人员，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疗过程是复杂的，在不同诊疗阶段，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不同，因此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表现形式会有不同，一些情形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要实施相应的行为就是有过错的(实行过错客观化，具体可见下一问题)。

一般说来，确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应当以其是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标准。因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或者不能拒绝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其须承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有些情形下，医务人员明知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疗是无效的，也须对患者进行救治。因此，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不能以是否达到要求的结果为标准，而只能以是否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为标准。另一方面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其医疗服务及医学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同一患者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就诊来说，不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的标准是不同。就同一医疗结果而言，对于水平较低的医务人员来说是无过错的，而对于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来说却会是有过错的。正因为如此，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来确定当时的医疗水平，但是不应考虑地区因素。如果考虑地区因素，那么在任何一个地区的资质最高的医疗机构就会是没有过错，因为它的医疗水平在当地就是最高的。

由于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一方应负被告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医疗服务是技术性很强的专家服务，若由患者一方证明医疗方的过错，会给患者一方造成举证上的困难。因此，《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原则上实行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则，是对其在医疗活动中应注意的诊疗义务的基本要求，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诊治活动中只要违反这些成文法规定的行为规则，也就应认定其有过错。而有关的病历资料是记载医疗活动过程的书面证据，是认定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的依据。依《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述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因此，医疗机构只要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或者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也就表明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过错推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对医疗机构的过错实行过错推定。因此，在发生医疗损害时，受害人只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不同情形下有相应的行为，也就证明了医务机构一方的过错。这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的利益。同时由于医疗活动是有风险的，只要医疗机构没有过错，即使患者受有损害，医疗机构也不承担医疗损害责任，这有利于保护医疗机构的利益从而最终使公众受益。

依《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因为这种情形下损害是由患者一方自己造成的。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医疗机构仍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这是因为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也就没有过错。(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只能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而发生损害，并不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损害，因此，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区分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责任

医疗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形下，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要求不同，患者所受的损害不同，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条件也就有所不同。《侵权责任法》区分了不同情形分别规定了以下责任：

(一)未尽说明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医务人员负有相应的说明义务。因此，《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只要医务人员未按照规定尽到说明义务或者取得患者一方同意而实施手术、特殊治疗、特殊检查的，医疗机构就应对此而造成的损害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唯一的例外是，依《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同意，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在此种情形下，虽然未经患者一方同意而实施相应的治疗，但只要医务人员在实施的医疗措施中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则不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二)未尽与医疗水平相应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7条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不论采取的医疗措施是否经患者一方同意，只要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医疗机构就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相反，只要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使造成损害，也不发生医疗损害责任。因为医疗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医疗人员只能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因此，不能以“今天”的医疗水平来判断“昨天”的诊疗活动是否尽到应有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

(三)因医疗用品缺陷致害的医疗损害责任

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诊疗活动中必不可免地需要使用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或者输入血液，因这些医疗用品有缺陷或者不合格，也会对患者造成损害，由此而发生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依此规定，因医疗用品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选择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请求医疗机构赔偿的，医疗机构不能以损害是因医疗用品缺陷造成损害而免责，也不论其有无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样处理既便于保护患者的权益，又明确了最终的责任主体，维护了医疗机构的利益。

(四)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

患者享有隐私权，医疗机构对患者的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害患者隐私的损害不同于其他侵害隐私权的损害，其区别主要在于：第一，患者的隐私是在医疗活动中为医务人员知道的；第二，隐私的侵害是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或者公开患者的病历资料造成的；第三，公开涉及患者隐私的资料未经患者同意。也就是说，只要泄露患者的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患者的病历资料，给患者造成损害，医疗机构就应承担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而不论其是为何泄露患者隐私的，也不论公开患者病历资料的主要目的为何。

水损害范文篇4

【关键词】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设计

一、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

二十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为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日本水俣病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美国诺夫水道事件等大量震惊世界的污染事件唤起了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也导致了环境侵权法的蓬勃发展。①传统的环境侵权法主要着眼于对因环境危害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提供赔偿救济。然而，环境危害行为在对人身和财产带来损失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对自然资源本身的损害。这种损害在很多情况下是巨大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前者，②但在损害赔偿的过程中却被忽略了。过去，自然资源仅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除了作为财产权客体之外，不具有其他的价值。故而自然资源只能在处于财产权支配下时，才得到市场价值损失的赔偿。随着资源稀缺性的显现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还具有提供环境容量、审美、文化等许多不可替代的功能。对这些功能的损害通常又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只有全面赔偿对自然资源造成的损害，才能真正实现“污染者负担”，防止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开始了对自然资源损害进行赔偿的探索。

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探索最初是在传统侵权法的框架下进行的。如，荷兰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是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其将损害划分为物质损害和非物质损害；德国环境责任法则延续了民法的某些特点，只将财产权下的自然资源损害纳入赔偿范围，未规范公共自然资源的损害赔偿；而美国最初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也是在普通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然而，传统侵权行为法与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并不契合。首先，传统侵权法下，只有特别利益受损的人才可以就损害求偿；而公共自然资源的损害往往导致的是集体利益的损害，不涉及具体个人利益的损失，因而在主体的起诉资格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障碍。③其次，传统侵权法中，可赔偿的财产损失仅包括该财产市场价值的减少，而自然资源具有除市场价值外更为重要的环境价值，这一点却不能在侵权法框架下得到赔偿。最后，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主体可以放弃行使；国家也无权干涉权利者对赔偿金的使用。当主体放弃求偿权时，自然资源的损害就无法得到赔偿；即使获得了赔偿，主体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赔偿金对自然资源进行修复。从上述分析可见，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仅依赖传统侵权法是不可行的，应当建立独立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二）各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框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各国开始了构建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探索，至今，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各具特色的赔偿制度。

德国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规范主要集中在1990年的《环境责任法》中。该法对污染排放导致环境损害的特定工业设备的所有人实行严格责任。但是赔偿只限于财产权下的自然资源损害，公共自然资源的损害不在该法的赔偿范围之内。④损害的评估采取以修复为基础的方法。修复费用超过减少的财产价值不一定会导致措施被视为不适当的。⑤对于不可修复的损害，则依民法典第251条第2款的规定，即依财产市场价值的减少来确定。此外，联邦环保部为制定《环境法典》而设立的环境法典独立专家委员会于1997年提出了德国《环境法典草案》。该草案试图填补《环境责任法》留下的公共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空白，它规定对于此类损害，以及在私有主体不愿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的场合，公共机构可以要求责任方进行修复或请求赔偿。不过，迄今为止，德国的《环境法典草案》还未获通过。⑥

荷兰《民法典》和《危险物质法》构建了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基本框架。对于所有权下的自然资源损害，财产所有人可以提出赔偿请求。但是，在所有者不愿意提出请求的场合，《危险物质法》的态度并不明确，似乎未授权公共机构采取行动。⑦就公共自然资源损害而言，《荷兰宪法》和《民法典》授予了公共机构起诉资格。损害可赔偿的范围包括修复费用、预防或减轻措施的合理费用以及评估损害和责任的合理费用。⑧在资源无法修复的情形下，虽然立法肯定了可以采取其他替代措施，但未明确可采取的措施种类及修复程度的确定方法。

加拿大的立法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主体设定上具有鲜明的特色，根据1999年《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个人除了在其所有的自然资源受损时可以提出诉讼外，当政府未能对环境损害行为做出及时合理的反应时，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⑨法院可以判决原告与责任者进行修复计划的谈判。但立法未提供评估损害性质和程度的指导，也无确定修复措施种类和程度的规范。修复计划是否可接受完全依赖于法庭的裁量。

除各国对自然资源损害做出立法反应之外，作为区域国际组织的欧盟，也对其范围内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探索。2004年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建立了欧盟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框架。《指令》是在2002年《欧洲委员会环境责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的指导下做出的。《指令》延续了《白皮书》中的一些做法，同时也有了一些变化。在适用范围上，《指令》只限于欧盟自然保护法中受保护的物种和栖息地，土地和《水框架指令》所指的水体。成员国具有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资格，而不论资源属于私有还是公共；在《白皮书》中公益团体具有辅助性的起诉资格，但在《指令》中该资格被取消了。《指令》相对《白皮书》的另一个变化是，除了修复费用外，还承认了过渡期损失的可赔偿性。但是《指令》在具体的评估措施上规定尚不具体。⑩

上述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有了各具特色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立法，但这些规定大多不是关于自然资源损害的专门立法，对于制度的具体构成规定得还不够细致。一些国家对公共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还存在障碍；欧盟虽然未区分资源的性质，但涵盖资源的范围十分有限。在赔偿的具体范围上，部分立法对于过渡期损失和无法修复时的规定还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还缺乏关于评估标准和程序的具体规定，这使得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案件的进行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技术上的困难。相比而言，美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立法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由《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以及《石油污染法》和相关的损害赔偿评估规则构成的评估体系，规定相对全面和细致。而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立法仅有一些原则性的零星规定，(11)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借鉴意义。

二、美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中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美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普通法到制定法的发展过程。最初，自然资源损害被视为环境侵权损害的一种，由传统侵权法来调整。普通法下的公共信托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12)赋予了公共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的有限起诉权；而以市场价值减少为基础的方法则指导着损害的评估。这样，普通法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对环境损失求偿的机会。正是普通法的缺陷导致了以综合的联邦环境立法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进行规范的需要。(13)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立法至今已形成了由《清洁水法》(CWA)、《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以及《石油污染法》(OPA)和相关的损害赔偿评估规则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规则体系。

（一）普通法中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传统的侵权法下，仅仅只有个别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才有权提出赔偿请求。而美国普通法却赋予了公共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权，这是通过公共信托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来实现的。公共信托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经由英国普通法传入美国。在进入美国法的早期，用于保护可航水体下的渔业资源和土地。(14)它承认这些资源为州的公民共同享有，各州只能为其公民的利益托管这些资源，就这些资源的损害索赔。随着该原则的发展，已扩张至具有很少甚至不具有商业利益的自然资源，如非可航水体和州公园、土地、湿地和野生动物等。(15)然而，尽管州的托管权有所扩张，但其范围仍是有限的。在很多州，公共信托原则的最大限制就在于其不适用于地下水和含水层的污染。(16)另一方面，该原则仅解决了州政府的托管权问题，而未涉及联邦托管权的问题。正如Martin（马丁）诉Waddell（韦德尔）案中所讨论的，“各州的人民享有主权，对他们所有的可航水体、其下的土地为公共之使用享有完全的权利，仅受一般政府（州政府）宪法中权利的制约”，也就是说州公民对资源享有权利，并将托管权授予州政府。而联邦政府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它只能在制定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托管权。(17)

除公共信托原则之外，国家亲权原则也赋予了国家对自然资源损害的起诉资格。起初该原则用于授予国家作为无法律行为能力者的监护人的权力。后来也用于允许州对其准主权利益损害的求偿。准主权利益包括公民的健康和福利、州的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州的一般经济等。(18)这样，州也就可以就自然资源的损害求偿，但是该原则仅解决了起诉资格的问题，本身并不构成诉因。该类案件的诉因主要是普通法中的“公共妨害”。

除了主体资格的有限性之外，普通法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限制还来自于损害的评估方法和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普通法下，可赔偿的损害是指资源减少的市场价值，资源的修复费用只有在不超过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确定赔偿金的方法。(19)然而，很多具有重要环境、审美、文化功能的自然资源只具有很少的经济价值。这样，损害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另一方面，普通法中所有的损害与行为之间都需要有科学证据支撑的近因关系。(20)在普通法下，应个别地识别污染的来源、精确记录每个责任方造成的损害；事实上在该类案件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中常用的模型和统计数据的方法都只能说明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而不构成确定的近因关系。(21)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损害赔偿的困难。

普通法应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困难使得以制定法形式构建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成为必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开始了在联邦制定法中规范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历史。

（二）联邦制定法中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联邦制定法中最早规定可对自然资源损害进行赔偿的是1972年《国家海洋禁猎法》(NMSA)，该法案为海洋环境的保护建立了一种特别的联邦层面上的保护程序，并规定，对受到损害的自然资源提供民事赔偿。(22)接下来，1973年《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授权法》(TAPAA)对适格的管道的所有者，以及从输油管道输油的油轮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实行严格责任。(23)但是，法律却并未规定如何测估赔偿金以及那些同人类使用完全不相干的资源是否也属于修复之列。(24)此后，1974年《深水港法》(DPA)赋予了交通部代表公众托管海洋环境中的自然资源并就损害求偿的权利，并规定赔偿金须用于修复自然资源。(25)1978年《外大陆架修正法案》(OCSLA)规定，政府应当就由于油类泄漏引起的经济损失，其中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损失的使用价值得到赔偿。(26)

前述早期立法为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主要限于对损害可赔偿性的确认，而缺乏对损害具体范围和认定方法的规定。此后颁布的《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石油污染法》则形成了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构架；再加上内政部(DOI)和国家大气和海洋管理局(NOAA)的相关评估规则，该制度的全貌就显现出来。

《清洁水法》是20世纪80年代处理与美国水体中的石油和危险废物泄漏相关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重要法律。《清洁水法》规定，在一定限额之内，政府可以就清洁油类泄漏发生的费用得到补偿，但没有明确提到自然资源损害赔偿。(27)197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修正案规定“总统或任何州的授权代表，可作为自然资源的托管者就替代或修复资源的费用求偿。”(28)这是立法中首度认可赔偿环境损害中超过市场价值损失的部分。(29)但是法案没有承认部族的托管者地位，也没有规定确定损害的方法和途径。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第107条规定，泄漏有害物质的船舶的拥有者和运营者负责赔偿“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损失，包括评估这种损害、破坏或损失的费用和成本”(30)。该法显著扩大了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评估的适用范围，几乎涵盖了除石油外的全部物质对任何环境媒介的损害，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水体。法令并没有规定精确的损害评估方法，而是授权内政部制定详细的规则（下称DOI规则）以指导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该规则规范《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下的有害物质泄漏和《清洁水法》下的石油排放引起损害的评估，(31)并赋予托管者在依据该规则进行评估时享有允许证伪的推定的利益，规则两年审查修订一次。(32)1986年内政部颁布了损害评估的最终规则，确立了“较少原则”和以市场价值评估法为主的评估方法，(33)这两项规则在后来的俄亥俄案(34)中得到了修正。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规则也因被认为与《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不符而遭到诟病。(35)规则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多次修订，现行规则规定损害赔偿金包括“修复、恢复、替代和／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或其提供的服务的等价物的费用”、“从排放或泄漏到修复、恢复、替代和／或获取资源和其服务等价物至基线的时间内公众流失的所有或部分服务的可赔偿价值”以及评估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以及利息。(36)规则还建立了两种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评估程序：A程序和B程序。A程序适用于少量石油或有害物质泄漏的事件，用简单的特定模型进行计量。B程序适用于大型事故，对每一次事故进行单独的、特定的评估。

受1989年ExxonValdez号油轮泄漏案(37)的影响，美国国会迅速通过并签署了1990年《石油污染法》来统一分散的石油污染立法。新法继承了以前诸法的优点并对原油泄漏的阐述更加具体深刻。它将修复措施的费用而非资源减少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估“公共自然资源损失”和“效用流失”的标尺。(38)在《石油污染法》中，托管者可以得到的损害赔偿分为三部分：(39)(1)修复、恢复、替代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的类似等价物的成本；(2)自然资源在修复期间价值的减少；(3)评估这些损害赔偿的费用。此外，《石油污染法》还授权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制定石油污染造成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规则（下称NOAA规则），从而与DOI规则共同构成了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的两套系统。

三、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

上文已经提到，《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和《石油污染法》中的相关条款构成了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主体。下文将主要就这三部法律和DOI、NOAA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规则来说明该制度的构成。

（一）赔偿主体

赔偿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应对自己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负责，并对该损害进行赔偿的人。在不同的法律中称为责任方(responsibleparty)或潜在责任方(potentiallyresponsibleparty)。下面将分别阐述三部法律下的赔偿主体。

《清洁水法》主要规范向美国可航水体、邻近岸线区域或毗连区泄漏石油或危险物质导致自然资源损害的情形。该法下的赔偿主体包括排放石油或危险物质的船舶或岸上设施的所有者、营运者或直接控制人，以及特别情况下的第三方。(40)这里的所有者或营运者是指：“(A)对船舶——任何因遗赠而拥有、营运或管理该船舶的人；(B)对于临海设施——任何拥有或控制该临海或岸上设施的人；(C)对被遗弃的岸上设施——遗弃前最后拥有或营运该设施的人。”(41)当排放者能够证明该排放完全是由第三方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该第三方主体被视为承担责任的排放者。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规范向环境泄漏除石油以外危险物质的行为，它将承担反应行动费用(42)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费用的主体称为潜在责任方。1986年《超级基金修正案与再授权法》第107条进一步将潜在责任方分为4类：(1)当前该船舶或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2)在处置危险物质时拥有或营运处置设施的人；(3)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借助第三人拥有或营运的设施处置危险物质，或为处置本人或其他主体拥有的危险物质安排运输的人；(4)危险物质为发生泄漏或存在泄漏危险的处置设施接受后，负责运输危险物质的人。(43)它们应承担“对自然资源带来的损害、减损或损失，包括评估该排放行为导致损害、减损或损失的合理费用”。(44)

《石油污染法》的适用范围广泛，但凡存在从任何移动或固定的物体向水体或海岸排放或威胁排放石油时，都会引起它的适用。该法详细规定了各类设施引起自然资源损害时的赔偿主体：船舶的所有者、营运人或因遗赠而受领船舶的人；临岸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海上设施所在地的承租人或许可证持有人，以及依州法或《外大陆架土地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地役权者；管道的所有者和根据1974年《深水港口法》授权的深水港口许可证的持有者。此外，被遗弃的船舶设施或管道发生泄漏或存在泄漏威胁时，最近的遗弃行为发生前本应对之承担责任者为赔偿主体。(45)与《清洁水法》相同，特别情况下第三方也应承担赔偿责任。(46)

（二）赔偿对象

赔偿对象是指就自然资源的损害请求和领受赔偿的一方，它应与受损的资源有合理的利益关系，同时有能力和意愿将赔偿金用于修复资源或其他对损害进行弥补的方式。何种主体能够代表自然资源，就其损害进行索赔和受领赔偿正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难点。传统侵权法要求求偿主体因责任方的行为受到“个别”的损害。而在公共自然资源损害中，受损的是集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特别利益。普通法下的公共信托原则和制定法中托管权的授予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普通法的公共信托原则之下，州被赋予了对自然资源的托管权，它可基于其托管者的身份提出赔偿请求。制定法下托管者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了联邦自然资源管理机构、各州州长委派的机构和印第安部族，他们可以基于托管者的管理权、所有权或控制权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索赔。(47)现有的联邦托管机构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内政部和其他被授权管理或保护自然资源的机构。(48)当一事件给受条约保护的印第安部族的使用，如狩猎、捕鱼，以及文化资源产生负面影响时，部族也会作为托管者参与到自然资源损害评估中来。有时候，一项资源会涉及多个多级托管者，此时如果允许多个托管者分别对损害进行索赔，很可能产生双倍赔偿的问题。对此，一些法律规定了托管权的协调。如DOI规则规定，在制定评估计划时，如果由于自然资源的“共存、邻近或共同管辖权”，多个自然资源托管者共担责任时，他们应进行合作和协调，并指定牵头机构以管理评估。牵头机构应作为协调者联系评估所有有关方，并在授权官员不能达成关于制定、执行或评估计划的一致时，充当争议的最终仲裁者。该机构由所有自然资源托管者的共同协议指定。未能指定时，则根据资源的位置确定由哪一级别的托管者作为牵头机构。(49)

在联邦立法的自然资源条款中，公民个体被排除在了自然资源损害求偿主体之外。(50)但公民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提出公民诉讼，从而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联邦层面，三种情形之下可以进行公民诉讼：当认为自然人和法人违反了联邦环境法时，对其提出；当联邦政府未能行使实施环境法的职责时，对其执行机构，尤其是环保局提出；或者对联邦机构就其自身的污染行为提出。(51)但是，公民只能通过公民诉讼的形式迫使托管者寻求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他们本身并不能直接对损害进行求偿。(52)论文

（三）赔偿范围

确定自然资源的哪些损失及托管者因损害产生的哪些费用可以得到赔偿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它决定着赔偿是否全面合理。从《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石油污染法》和相关评估规则的规定来看，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三个部分：修复费用、过渡期损失和损害评估费用。

修复费用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中的首要部分。它是指“修复、恢复、取代或获取”受损资源或其提供服务的等价物的费用。(53)将其纳入赔偿范围的理由在于：由于自然资源广泛的环境、审美、文化等价值，只对其进行经济赔偿不足以弥补公众的损失；合理的方法应该是采取修复措施，将受损资源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不过，修复费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必要部分。1986年DOI规则采取了“较少规则”，认为赔偿金是修复费用和资源减少的市场价值中的较少者。由于资源还具有市场价值之外的广泛的非使用价值，仅计算市场价值的减少实际上低估了资源的损害。该项价值减少往往也低于修复费用，从而在很多情形下排除了修复措施的采用。该原则在俄亥俄诉内政部案中得到了修正，法院推翻了内政部认为采用较少规则可以提高效率的观点，认为内政部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环境看成一种可以依据市场价值进行定价的有形商品。法院认为，除非修复是不可行或异常昂贵的，都应采取修复行动。(54)

即使可将资源修复至损害前的状态，修复费用仍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损失。由于修复资源有待时日，在修复期间资源提供的服务还是会继续流失，这段时间流失的效用仍需赔偿。这就是过渡期损失。它在DOI规则和NOAA规则中有不同的表述，二者有着细微的区别。在前者中称为“可赔偿价值”，指过渡期内损失的资源的价值，注重以经济学工具评估损失，在后者中称为“赔偿性修复”，指修复临时流失的资源服务的工程的费用，托管者可以对这种修复措施的费用进行求偿，或者责任方可以在托管者的监督之下实施赔偿性修复工程替代。(55)

由于在进行自然资源损害评估中，托管者还支出了评估费用，这类费用也应由责任方予以赔偿。DOI规则规定下列成本应该得到赔偿：识别与筛选的活动；对潜在责任方的通知；公众参与；对暴露的确认分析；对损害赔偿的基本评估；和任何其他的评估计划。(56)NOAA规则下的评估费用包括：行政的、法律的和为了强制执行的费用；监测和监管的成本；以及与公众参与相关的成本。(57)

（四）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程序

DOI和NOAA分别就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建立了两套程序。前者针对CWA、CERCLA下的石油和危险物质泄漏导致的损害，后者作用于OPA下的石油排放或威胁排放产生的损害。

在DOI规则中，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分为四个阶段：预评估阶段、评估计划阶段、评估阶段和评估后阶段。(58)在评估计划阶段应分析和检验各种信息，看是否有必要启动评估程序。包括向托管者通报有害物质泄漏的情况、启动必要的应急计划，进行必要的取样试验、并就处于危险的自然资源的情况作出确认。如果预评估阶段的结论显示应进行损害评估，则评估者应制定评估计划，在计划中，应对评估程序做出选择。DOI为资源的评估提供了两套程序：A类程序和B类程序。A类程序适用于规模较小且损害不大的事故，仅需要极少的实地观测，它主要依赖于计算机模型对损害进行估算。规则中还规定了两种模型：海岸与海洋环境自然资源损害评价模型(NRDAM/CME)和大湖区环境自然资源损害评价模型(NRDAM/GLE)。B类程序则需要个别的实地测量。该程序由三部分组成：损害定性、损害量化和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对于损害的定性，规则分别就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地质资源和生物资源规定了构成损害的条件。在确认损害后，则应判断该自然资源因事故导致的服务水平的降低程度。这主要通过确定损害前的“基线”水平来进行。就损害赔偿金的确定，规则分别规定了修复费用、可赔偿价值和评估费用的计算或评估方法。评估完成后，托管者应准备一份包括预评估筛选决议、评估计划在内的评估报告，并保证获得的赔偿金用于修复受损的自然资源。

NOAA规则下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包括预评估阶段、修复计划阶段和修复实施阶段。(59)预评估步骤的目的同DOI规则下预评估的目的极其相似。在这一阶段，托管者需要收集有限的数据并决定是否继续损害赔偿评估的进程。修复计划阶段中应形成一揽子修复方案以就损失加以赔偿，它分为损害评估和修复选择两个步骤。损害评估涉及损害的定性和量化，但在认定方法上不如DOI规则详细。NOAA规则下的修复包括基本修复和赔偿性修复，分别针对资源的恢复和过渡期内流失的效用。该规则的特色在于对过渡期修复规模的确定采取了“资源对资源，服务对服务”的方法。(60)在修复计划通过之后，就进入了实施阶段。规则就行政记录、赔偿请求的提出以及强制担保、账户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四、在我国建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初步思考

我国没有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专门立法，仅有一些原则性的零星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定了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两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起诉权限方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了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索赔权。而即使在海洋污染领域，关于自然损害赔偿的规定亦不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美国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相关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一）确定求偿主体

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中，通过公共信托原则赋予政府机构对自然资源的托管权，从而使之可以就资源的损害求偿。一方面，政府具有保护环境和公民利益的职责，保护自然资源及就其损害修复索赔是其职责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更有能力从事需要大量数据、监测和技术、资金支持的资源损害的评估和修复。这使得政府机构作为求偿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我国可以借鉴这种模式，赋予政府机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起诉资格。而且在我国实行这种模式较美国具有更大的便利。为解决就公共自然资源损害索赔的主体资格问题，美国需借助公共信托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以使国家机构的资格获得正当性。而在我国，由于采用自然资源资源公有制，国家是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政府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式较之美国在判例和制定法中逐一确认托管权更为方便。同时，我国的立法中也已存在这样的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一规定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塔斯曼海油轮泄漏案中，天津市海洋局就对海洋环境容量的损失进行了索赔。有了立法和实践的探索，我国可以把政府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索赔的领域从海洋污染领域扩大到所有的自然资源领域。当然，仅仅是原则性的确认还缺乏可操作性，应在立法中为每一项自然资源确定具体的代表机构，只有权责明确，才能保障求偿的顺利进行。

（二）建立公益诉讼

政府机构起诉资格的确认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案件发生的基础。但是政府不一定在资源发生损害时都能及时合理地做出反应。此时，公民和公益团体的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公民诉讼就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参与到资源损害索赔中去的机会。此外，加拿大、欧盟也在其立法、《白皮书》中确认了个人或公益团体的起诉资格。从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他们的参与方式大致有两种：在政府未能合理行使职权时，直接就损害进行索赔；或者就政府的不当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尚未建立起公益诉讼制度，在公共自然资源发生损害时，由于不涉及到公民和团体的个别利益，他们无权提起诉讼，从而阻碍了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公益诉讼机制的设立将为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提供又一种保障。但是，鉴于我国环保团体的发展并不完善，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应对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和修复中的困难，现阶段他们的权利应限于对政府机构的诉讼，以促使他们对资源的损害进行求偿，而不是独立地提出索赔请求。

（三）明确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的严格界定，可赔偿的自然资源损害主要是指天然渔业资源的损失。但这远不足以涵盖自然资源损害的全部范围。

在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中，赔偿金包括三个部分：修复费用、过渡期损失和评估费用。这三个部分可以保障受损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全面的赔偿。修复行动可以保障资源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同时这修复费用和过渡期损失又可使受损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都能够得到赔偿。我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也可采取这种分类。同时，由于我国油污损害赔付率较低，在我国对自然资源的价值理论和市场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赔偿主要应针对可恢复的损害，对于不可恢复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还应采取审慎态度。(61)对于过渡期损失，也可引入修复的方法，并探索合适的评估方法。

（四）制定评估规则和评估方法

即使规定了全面的赔偿范围，没有完善的评估方法和程序，也不能保障损害的充分赔偿。在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中，就确立了两套完整的评估系统。NOAA规则将评估分为A、B两类程序。A类程序针对损害额较小的损害，采取了计算机模型化的方式，对于属于模型范围内的损害可采取这种简易程序；而B类程序则需进行完整详细的实地考察与评估。NOAA规则将整个评估分为预评估、修复计划和执行修复。完善的评估规则为损失赔偿奠定了基础。此外，规则还针对不同的损害规定了评估的方法：市场价格法、估价法、旅行成本法、特征价格法、单位价值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等，为赔偿金的确定提供了基础。我国也应制定自己的评估规则与方法，使得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变得更加确定和可行。自然资源的评估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和监测的支持，我国由于历史详细数据的缺乏和监测能力相对较弱，短时间内建立全面的评估尚不可行。我国海洋污染领域实践中的经验较多，同时也有《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规范，可以作为建立评估规则和方法的探索的开始。

注释：

①如日本的公害立法、德国的《环境责任法》、法国的《核损害赔偿法》、我国台湾地区的“核损害赔偿法”、“公害纠纷处理法”等。

②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银行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从1983年的381.55亿元增长到1997年的4430亿元，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75%和7.7%。参见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载郑玉歆：《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理论、方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27页。在我国塔斯曼海油轮泄漏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评估修复费用近千万元，赔偿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渔业资源损失1500万元，二者总数超过了对渔民和养殖户损失的赔偿（1700万元）。

③EdwardH.P.Brans,LiabilityforDamagetoPublicNaturalResources:Standing,DamageandDamageAssessment,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1,p35.

④《环境责任法》第16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为：“财产损害的同时侵害了自然生态或特定景色”，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的损害必须伴随有财产损害。公共自然资源因为不属于财产范围，其损害在该限制下无法得到赔偿。

⑤《环境责任法》第16条第2款。

⑥免费论文网

⑦前注③，第308页。

⑧前注③，第258页。

⑨《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第22条。

⑩［荷］爱德华·H·P·布兰斯：《2004年〈欧盟环境责任指令〉下损害公共自然资源的责任——起诉权和损害赔偿的估算》，戴萍译，载沈四宝、王军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378、396页。

(11)如《民法通则》第120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40条、《水域污染书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等，都不够具体，未能构建全面的赔偿制度。参见李敏：《论我国船舶油污民事立法的完善》，上海海事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4页；金聪：《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上海海事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12)国家亲权原则是指政府作为不具有法律行为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人，如未成年人和精神不健全者的监护人的权力。该原则最初用于保护缺乏法律行为能力者的利益，后来用于授权政府对“准主权利益”损害的求偿。“准主权利益”的具体内涵将在下文中提到。参见AllanKanner,TheTrustDoctrine,ParensPatriae,andtheAttorneyGeneralastheGuardianoftheState''''sNaturalResources,16DUKELPF57,100(2005).

(13)LawrenceI.Kiern,Liability,Compensation,andFinancialResponsibilityundertheOilPollutionActof1990:aReviewoftheFirstDecade,24TLNMLJ481,490,491(2000).

(14)JosephL.Sax,ThePublicTrustDoctrineinNaturalResourceLaw:EffectiveJudicialIntervention,68MILR.471,475(1970).

(15)前注③，第51页。

(16)KathleenChandlerSchmid,TheDepletionoftheSuperfundandNaturalResourceDamages,16NYUELJ483,488(2008).

(17)AllanKanner,MaryE.Ziegler,UnderstandingandProtectingNaturalResources,17DUKELPF119,129(2005).

(18)前注③，第57页。

(19)Restatement(Second)ofTorts§929(1)(a)(1977).

(20)前注(17)，第140-141页。

(21)前注(16)，第488页。

(22)16U.S.C.§1431(b),1433(2)(a).

(23)43U.S.C.§1653(a),(c).

(24)LEEAnnValerie,PJBridgen&EnvironmentInternationalLtd.,TheNaturalResourceDamageAssessmentDeskbook——ALegalandTechnicalAnalysisEnvironmental,WashingtonDC:EnvironmentalLawInstitute,2002,p10.

(25)33U.S.C.§1517(i)(3).

(26)43U.S.C.§1813(a)(2)(C)-(D).

(27)黄莹：《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探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28)33U.S.C.§1321(f)(5).

(29)JamesS.Seevers.Jr.,NOAA''''sNewNaturalBesourceDamageAssessmentScheme:It''''snotAboutCollectingMoney,53WLLR.1514,1522.(1996).

(30)42U.S.C.§9607(a)(1-4)(C).

(31)42U.S.C.§9651(c)(1)(2).

(32)42U.S.C.§9607(f)(2)(c).

(33)51FR27725(1986)，43C.F.R.§11.35(b)(2)，11.83(d)(1).前者指赔偿金为受损资源的市场价值的减少与修复费用的较少部分；后者指仅在市场价值不能确定的场合才可测量非使用价值。

(34)Ohiov.UnitedStatesDepartmentoftheInterior,880F.2d432(D.C.Cir.1989).在该案中，法院否认了采用较少规则可以提高效率的看法，认为内政部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环境视为一种可以依据市场价值进行定价的有形商品。其得出结论：修复费用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和基本计算方法。对于评估方法，法院拒绝把市场价值作为评定自然资源损失的唯一标准，认为CERCLA并没有把使用价值局限于市场价值。

(35)参见FrankB.Cross,RestoringRestorationforNaturalResourceDamages,24Utolr.319,322.(1993)。很多自然资源还有存在价值等其他不为市场系统所涵盖的价值。以市场方法为首要的评估方法经常不能为修复提供足够的资金，而法令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产生的损害提供足够的修复。

(36)43C.F.R.§11.15，11.80.

(37)1989年3月24日ExxonValdez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海峡布莱礁石触礁沉没，导致约1000万加仑的原油被倾入海洋，造成了巨大的自然资源损害。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专家对石油泄漏给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试图对灾难造成的损失进行估价。该案成为催生1990年《石油污染法》(OPA)的直接动因。

(38)前注(24)，第16页。

(39)33U.S.C.§2706(d)(1).

(40)33U.S.C.§1321(f),(g).

(41)33U.S.C.§1321(a)(6).

(42)反应行动是指《超级基金法》第104节规定的授权总统对任何危险物质泄漏或存在泄漏威胁的情形采取的行动。

(43)42U.S.C.§9607(a)(1)-(4).

(44)42U.S.C.§9607(a)(4)(c).

(45)33U.S.C.§2701(32).

(46)33U.S.C.§2702(d)(1).

(47)33U.S.C.§2706(b);42U.S.C.§9607(f)(2)(b);15C.F.R.§990.30;43C.F.H.§11.14(rr);40C.F.R.§300.600(b);andExec.OrderNo.12580,3C.F.R.193(1987),ADMIN.MAT.45031.

(48)NCP,40C.F.R.§300.600(b)和Exec.OrderNo.12580,3C.F.R.193,ADMIN.MAT.at45031.

(49)43C.F.R.§11.32(a)(1).

(50)例如，“在CERCLA中，自由自然资源托管者能为联邦政府、州和特定印第安部族的利益进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见InreBurbankEnvtl.Litig.,42F.Supp.2d976，980(C.D.Cal.1998)。OPA虽然规定了个体对生存使用和收益、收益能力减损的求偿权，但这种损害不同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损害。

(51)ShayS.Scott,CombiningEnvironmentalCitizenSuits&OtherPrivateTheoriesofRecovery,8JENVLL369,372-373(1994).

(52)前注(17)，第134页。

(53)43C.F.R.§11.80；15C.F.R.§990.30.

(54)前注(34)，第441页。

(55)前注(24)，第203、286页。

(56)43C.F.R.§11.30(c).

(57)15C.F.R.§990.30.

(58)43C.F.R.§11.20-11.93.

(59)15C.F.R.§990.40-990.66.

水损害范文篇5

在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证明责任，而我国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只是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判例，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不仅直接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也可用来指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p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中台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构成侵权责任必要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客观必然联系。在一般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是需要受害人证明该因果关系的。但是，环境污染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都导致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有的甚至在科学上尚无定论。例如﹐某些污染物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样也就无法取得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另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企业有可能以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为借口，而不对外公布其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生产原理，这样受害人很难获得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废止因果关系的直接认定，而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日本是最早采用推定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是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物质所引起的。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最简洁和最清楚的解释。日本在“四大公害”案件（新泻水俁病、富山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和熊本水俁病）的审判中，依据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采取了病的旁证方法，即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据，而不要求受害人对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2005年4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六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以上规定可以归纳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为：如果加害人不否认因果关系存在的，勿须举证，可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否认其存在的，但加害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加害人即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引起的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加害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诉讼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再将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证明对象，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在证明上的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50年代以來，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空前加剧，绝大多数工业污染者并无过失，而危害范围却相当广泛，危害结果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污染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污染行为有无过失。从一定角度上说，污染的经营和获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环境污染和给他人造成某种不可避免损害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加害者有无过失，由加害企业从其收益中拨出款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是合情合理的。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复合性，环境污染涉及到高深的技术，受害者难以证明加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5]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已在各国立法中得到确认。日本《水质污浊防止法》和《大气污染防止法》都规定：工厂或企业由于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水质和废液，损害人的生命或健康时，该工厂或企业对损害负赔偿责任。苏联把污染危害列入“危险责任”一类，实行无过失责任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4条规定：“其活动对周围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运输组织、工厂企业、建筑工程部门、汽车占有人等），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所致，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我国已颁布的某些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五、加害人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由被告人对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以及海洋保护法第92条均规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但要求加害人对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和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是引起损害的原因或者不是引起损害的全部原因，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此外，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免责事由。海洋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战争或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加害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例如，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加害人证明华丰纸厂等国有大型企业，有近百年生产，排污在前，养殖在后，受害人对在靠近企业排污的河道及入海口从事养殖业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法院支持了该主张，判决由孙有礼等养殖户自行承担损失286.854万元，其余669.324万元损失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

六、受害人与加害人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证明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时间上的区别。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先由受害人承担污染行为发生与存在危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害人暂时不承担证明责任。当受害人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加害人再承担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证明责任，即污染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因此，两者在诉讼中分别承担着法律赋予的证明责任，在时间上不应颠倒。二是效果上的区别。就受害人来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他并不必然胜诉，但是，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面临败诉的风险。就加害人而言，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他即赢得胜诉的判决。反之，他就败诉。例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蛙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几十万元的损失。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对被告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告养殖水域及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作证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已经无人从事养殖业了。此时，按照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被告要就其排放废水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也就是说，只要该水域还有渔业养殖户在从事渔业养殖，就能证明原告的举证只是偶然现象。而被告恰恰找出了这样的证据，该案由于被告提供的该水域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蝌蚪大量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原告败诉。[6]

【】

[1]杨素娟.平湖“蝌蚪”索赔案之评析[N].环境报,[2002-6-22].

[2]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M].法律出版社,1998.

[4]陈宜芳.论环境侵权之民事责任[J].法学论坛,2003,(1).

水损害范文篇6

在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内容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证明责任，而我国目前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只是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判例，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不仅直接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也可用来指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经济、科技、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规律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医院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p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中台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构成侵权责任必要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客观必然联系。在一般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是需要受害人证明该因果关系的。但是，环境污染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都导致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有的问题甚至在科学上尚无定论。例如﹐某些污染物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样也就无法取得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另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企业有可能以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为借口，而不对外公布其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生产原理，这样受害人很难获得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废止因果关系的直接认定，而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日本是最早采用推定方法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是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物质所引起的。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最简洁和最清楚的解释。日本在“四大公害”案件（新泻水俁病、富山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和熊本水俁病）的审判中，依据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采取了病理学的旁证方法，即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据，而不要求受害人对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2005年4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六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以上规定可以归纳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内容为：如果加害人不否认因果关系存在的，自然勿须举证，可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否认其存在的，但加害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加害人即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引起的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加害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诉讼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再将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证明对象，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在证明上的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50年代以來，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空前加剧，绝大多数工业污染者并无过失，而危害范围却相当广泛，危害结果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污染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污染行为有无过失。从一定角度上说，污染企业的经营和获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环境污染和给他人造成某种不可避免损害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加害者有无过失，由加害企业从其收益中拨出款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是合情合理的。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复合性，环境污染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加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5]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已在各国立法中得到确认。日本《水质污浊防止法》和《大气污染防止法》都规定：工厂或企业由于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水质和废液，损害人的生命或健康时，该工厂或企业对损害负赔偿责任。苏联把污染危害列入“危险责任”一类，实行无过失责任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4条规定：“其活动对周围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交通运输组织、工厂企业、建筑工程部门、汽车占有人等），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所致，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我国已颁布的某些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五、加害人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由被告人对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以及海洋保护法第92条均规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但要求加害人对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和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是引起损害的原因或者不是引起损害的全部原因，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此外，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免责事由。海洋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战争或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加害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例如，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加害人证明华丰纸厂等国有大型企业，有近百年生产历史，排污在前，养殖在后，受害人对在靠近企业排污的河道及入海口从事养殖业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法院支持了该主张，判决由孙有礼等养殖户自行承担损失286.854万元，其余669.324万元损失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

六、受害人与加害人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证明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时间上的区别。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先由受害人承担污染行为发生与存在危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害人暂时不承担证明责任。当受害人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加害人再承担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证明责任，即污染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因此，两者在诉讼中分别承担着法律赋予的证明责任，在时间上不应颠倒。二是效果上的区别。就受害人来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他并不必然胜诉，但是，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面临败诉的风险。就加害人而言，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他即赢得胜诉的判决。反之，他就败诉。例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蛙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对被告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告养殖水域及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作证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已经无人从事养殖业了。此时，按照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被告要就其排放废水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也就是说，只要该水域还有渔业养殖户在从事渔业养殖，就能证明原告的举证只是偶然现象。而被告恰恰找出了这样的证据，该案由于被告提供的该水域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蝌蚪大量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原告败诉。[6]

【参考文献】

[1]杨素娟.平湖“蝌蚪”索赔案之评析[N].中国环境报,[2002-6-22].

[2]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

[4]陈宜芳.论环境侵权之民事责任[J].法学论坛,2003,(1).

水损害范文篇7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近年来，我国环境损害的案件逐渐增多，但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不完善，相关的专业知识体系不够健全，鉴定的周期长，鉴定的成本高，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难以应对逐渐增加的环境损害案件。从公益诉讼的角度而言，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范围大，需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定，同时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出科学的判定。环境诉讼发展的历程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的进步。

1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论述

环境损害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损失也不同。因此，需要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相关的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主要是运用相应的检测设备和专业的知识对诉讼案件进行专业的鉴定，并且提出相应的赔偿方案。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职责范围主要是查找环境污染的原因，对污染源进行相关的鉴定，鉴定污染物或者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并且鉴定其损害程度。另外，还要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做出相关的鉴定，如有毒物质、重金属、工业废水等，都需要分析其危害的程度，科学的做出鉴定报告。

2公益诉讼角度中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2.1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数量少、人员配备不足。目前，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数量少，但是相关的环境诉讼案件在逐渐的增多，专业的诉讼案件少，公益诉讼的环境损害案件指导作用不足。现在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如化工企业生产工艺的不断更新，环境污染受化学物质的影响复杂多变，需要相关的专业人员对有害物质进行科学、规范的鉴定，环境鉴定工作对鉴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鉴定技术和职业素养的要求相对较高。就目前而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专业人员配备方面有所欠缺，很多的鉴定人员不能够熟练的掌握鉴定技巧，鉴定的结果不能够被法官认可，这就使得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意义不大，其存在的价值大打折扣。公益诉讼角度的环境损害鉴定涉及到了环境修复工作，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鉴定，由于专业机构的技术不足，公益诉讼案件中很多情况鉴定机构不能做出相应的鉴定。环境受到污染或者破坏都需要及时的治理或者修复，但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周期长，鉴定的成本高，影响了司法鉴定机构工作的有效开展。比如工业废水没有经过达标处理直接排放到河流里，若鉴定工作周期较长，废水中的污染物经过长时间的被河水稀释，很难准确的鉴定河流被环境损害的程度，加大了鉴定工作的难度，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也不能够被人们信服[1]。2.2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环境损害方面的相关界定不够完善，赔偿金额的数量没有一个规范的指标，若赔偿金额较少便不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这对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顺利开展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对环境损害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构建一个科学的、标准的罚款金额标准。

3基于公益诉讼角度提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建议

3.1明确法律条例。公益诉讼损害的核心是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需要有明确的界定，才能够使鉴定工作顺利的进行。环境保护法设立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发展不能够凌驾于环境之上，碧水蓝天是当代人的宝贵财富，更是后世的宝贵资源。因此，要明确相关的法律条例，保障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环境公益诉讼要维护好生态环境的价值，司法鉴定机构需要根据法律条例做出公正的决策，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3.2完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制度。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逐渐增多，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需要不断增加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数量，针对不同的案件分配专业的机构进行环境鉴定，专业的认证和鉴定更具有说服力。鉴定机构的增多，必然要同时完善鉴定机构管理制度，明确鉴定机构职责、工作范围、奖罚制度等。

综上所述，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不断的完善法律法规，为环保组织、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提供有力的支持。此外，还需要增加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数量，配备专业的鉴定专家，提高鉴定工作的效率，缩短鉴定周期，减少鉴定成本，才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结果，被社会认可，被法官信服。

参考文献

水损害范文篇8

关键词:司法鉴定;环境损害;问题;措施

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鉴定机构数量不足。目前，我国缺乏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及从事鉴定的专业人员。环保部于2014年和2016年分别印发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推荐机构名录》，在推荐机构名录内的机构只有29家。因此，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供需关系严重失衡。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除了环保部推荐机构名录内的单位，还有一些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具备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能力，可以为环境司法提供服务，但尽管如此我国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需求还十分巨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现状仍会越发严重，影响我国环境司法的规范化发展。(二)司法鉴定人员匮乏。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员缺口也十分巨大。通过调查发现，由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对人员的需求十分严格，需要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导致具有相应资格的从业人员较少。同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流程和人员配置存在一定问题，鉴定人员通常只对某一领域进行环境损害的鉴定工作。但实际的环境司法鉴定过程中，鉴定的对象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到多个领域和类别。以上的现状带来的是，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委托选择上会产生一定的倾向，优先接受法院和环境管理部门的委托，对于个人或企业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委托则由于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司法鉴定工作。(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技术支撑不够。我国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相关技术方法缺乏先进性，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环境基准体系是司法鉴定的重要依据，但我国对环境基准体系研究较晚，缺乏系统性和广泛性。虽然我国鼓励环境基准的研究，但由于缺乏规则的构建无法顺利落实。(四)司法鉴定机构资质化管理和准入标准不明确。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标准不够明确，鉴定机构的资质认定标准也不够完善，导致鉴定评估报告缺乏社会公信力，影响环境司法鉴定的规范性，甚至部分人对于环境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存在疑虑。由于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水平存在差异，导致了公信力不理想，无法完全实现鉴定评估的目的，给司法判决工作带来较大的影响。

二、优化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措施

(一)完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技术支撑体系。为了尽快解决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上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完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导则。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提供指导，通过技术导则、评估软件等技术的辅助，提高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二是加强关键技术问题规范化和创新化研究，扩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从业范围。三是做好技术和规范之间的对接工作，加速新技术的转化，用以完善环境法规，更好的为环境司法提供服务。四是完善司法鉴定的技术方法。根据环境损害司法案件的特点制定不同的专项技术规范，保证各鉴定机构规范化运行。(二)加强司法鉴定机构人员培养与机构建设。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实施主体就是鉴定机构及人员，鉴定机构的能力水平直接会影响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针对目前司法鉴定机构及人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加大政府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业的支持，为相关机构提供政策扶持，加大司法鉴定机构的资源优化配置。二是明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业的准入标准，相关监管部门应定期考核环境司法鉴定机构，对于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予以取消，引入完善的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淘汰机制，帮助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提升自身的能力水平。2018年6月，司法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细则》具体规定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的程序、评分标准、专业能力要求、实验室和仪器设备配置要求等，对于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地评价申请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力水平，切实提高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准入登记工作的针对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鼓励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与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彼此进行资源共享。同时，对于具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能力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应鼓励进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领域，丰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主体，有利于环境损害鉴定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结语

环境司法案件中离不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协助，因此，要优化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主体，加大司法鉴定的范围，落实好司法鉴定的各项要求，增加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和高效性。

［参考文献］

［1］侯艳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现实与理想［J］．山东社会科学，2017(10)．

水损害范文篇9

在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内容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证明责任，而我国目前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只是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判例，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不仅直接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也可用来指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经济、科技、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规律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医院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p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中台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构成侵权责任必要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客观必然联系。在一般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是需要受害人证明该因果关系的。但是，环境污染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都导致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有的问题甚至在科学上尚无定论。例如﹐某些污染物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样也就无法取得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另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企业有可能以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为借口，而不对外公布其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生产原理，这样受害人很难获得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废止因果关系的直接认定，而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日本是最早采用推定方法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是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物质所引起的。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最简洁和最清楚的解释。日本在“四大公害”案件（新泻水俁病、富山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和熊本水俁病）的审判中，依据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采取了病理学的旁证方法，即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据，而不要求受害人对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2005年4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六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以上规定可以归纳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内容为：如果加害人不否认因果关系存在的，自然勿须举证，可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否认其存在的，但加害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加害人即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引起的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加害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诉讼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再将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证明对象，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在证明上的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50年代以來，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空前加剧，绝大多数工业污染者并无过失，而危害范围却相当广泛，危害结果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污染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污染行为有无过失。从一定角度上说，污染企业的经营和获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环境污染和给他人造成某种不可避免损害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加害者有无过失，由加害企业从其收益中拨出款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是合情合理的。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复合性，环境污染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加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5]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已在各国立法中得到确认。日本《水质污浊防止法》和《大气污染防止法》都规定：工厂或企业由于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水质和废液，损害人的生命或健康时，该工厂或企业对损害负赔偿责任。苏联把污染危害列入“危险责任”一类，实行无过失责任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4条规定：“其活动对周围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交通运输组织、工厂企业、建筑工程部门、汽车占有人等），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所致，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我国已颁布的某些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五、加害人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由被告人对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以及海洋保护法第92条均规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但要求加害人对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和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是引起损害的原因或者不是引起损害的全部原因，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此外，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免责事由。海洋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战争或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加害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例如，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加害人证明华丰纸厂等国有大型企业，有近百年生产历史，排污在前，养殖在后，受害人对在靠近企业排污的河道及入海口从事养殖业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法院支持了该主张，判决由孙有礼等养殖户自行承担损失286.854万元，其余669.324万元损失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

六、受害人与加害人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证明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时间上的区别。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先由受害人承担污染行为发生与存在危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害人暂时不承担证明责任。当受害人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加害人再承担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证明责任，即污染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因此，两者在诉讼中分别承担着法律赋予的证明责任，在时间上不应颠倒。二是效果上的区别。就受害人来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他并不必然胜诉，但是，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面临败诉的风险。就加害人而言，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他即赢得胜诉的判决。反之，他就败诉。例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蛙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对被告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告养殖水域及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作证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已经无人从事养殖业了。此时，按照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被告要就其排放废水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也就是说，只要该水域还有渔业养殖户在从事渔业养殖，就能证明原告的举证只是偶然现象。而被告恰恰找出了这样的证据，该案由于被告提供的该水域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蝌蚪大量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原告败诉。[6]

【参考文献】

[1]杨素娟.平湖“蝌蚪”索赔案之评析[N].中国环境报,[2002-6-22].

[2]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

[4]陈宜芳.论环境侵权之民事责任[J].法学论坛,2003,(1).

水损害范文篇10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同命同价/同命不同价

二、对“同命不同价”的正确解读

如果前述解决的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人格尊重问题,那么下文将探讨二元论是否能实现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人格平等问题。一元论和三元论虽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人身损害的“同价性”与损害赔偿的“同价性”,而二元论对此却持反对态度。“同命不同价”常被前两者形容二元论对平等的人格采取不平等待遇。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同命同价”?“同命不同价”是否真的属于人格歧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读。

(一)人身损害导致的物质损害就其整体而言不具有“同价性”

基于前述对人身损害赔偿内容类型化结果的阐述,不难发现,其中前两项属于物质赔偿,后一项属于精神赔偿,任何人身损害赔偿都包含在上述类型之内。而且讨论同命是否应当同价,不应狭隘理解为赔偿金钱价值实际相等,而是赔偿的标准同一,或者说按照同样的计算公式。

如何解读“同命不同价”,应结合上述内容做具体分析。

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由于采用同一标准计算,应属于“同命同价”,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虽然在每一个具体伤害案件中从医疗费、护理费到丧葬费数额会因人而异,但其计算标准都是在必要前提下的“实报实销”,即一个受害者是否应开刀、应住多长时间医院、是否需要后续治疗、是否需要安装假肢等等,都取决于恢复健康的实际需要,而与其身份、地位、居住地域等不存在直接关联。

2.然而,对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赔偿,则不具有“同价性”。这是由于赔偿目的、劳动能力差别以及城乡差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误工费的赔偿,由于这属于对伤者在因伤丧失劳动能力期间所损失的劳动收入的补偿,而每个人又因创造价值能力的差异,所以不同受害者对此部分损失的获赔额实际差距往往很大,例如受害者是未成年人,尚无劳动能力,故不论受伤多么严重,都不能像已参加工作的成年受害者那样享有对误工费的索赔权;再例如一个高级工程师与一名普通工人都因伤害而误工1个月,但由于两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社会价值能力的差距,其工资收入差距也就十分明显,故实际上获赔的误工费数额可能也会有很大差别。在这里,劳动力差别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对此理论界与司法界均不持异议。[1]

如果伤害导致受害者永久性残疾,不论是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还是降低劳动能力,其赔偿原理均与误工费赔偿一样,按照受害者劳动能力差别来赔偿。具体而言,对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者,按其受伤时的劳动能力状况赔偿其直到退休年龄的“误工费”;而对劳动能力降低的受害者,则是按其因劳动能力下降程度补足劳动收入直到退休时的差额。实务中为方便操作,往往通过某种计算公式加以具体化。[2]

如果致人死亡,死者家属所面临的是生活保障利益的缺失问题,因而将引发给付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保证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水准维持在之前水平的抚养费,而该性质的确定又取决于赔偿的根本目的,故决定死亡赔偿金标准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死者的劳动能力,而是死者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性需求的满足。事实上,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相同,所以对死亡赔偿金的给付也因人而异。

不过,欲完整阐述生活保障性利益不具有“同价性”,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如下问题:

第一,为何残疾赔偿金按受害者劳动能力(劳动收入)标准而死亡赔偿金则按家属扶养费标准计算?这是因为残疾人并没有死亡,其个人的生存亦需要金钱的支持,而受害者的劳动收入除了可以养家之外,还具有维持其自身正常生活的功能,换言之,家庭扶养费用被包含在致残者劳动能力丧失而损失的劳动收入当中,即劳动收入等于个人生活费用加家庭扶养费用,所以此时按劳动收入标准是恰当的。死亡赔偿金则不然,受害人因伤害死亡,其自身的消费需求随即终止,不再有未来的个人生活费用消费,故对此不应予以赔偿;真正的问题在于死者家庭来源中断,使家庭其他成员正常生活水平下降或丧失,因此,死亡赔偿金所要解决的实际是家庭扶养费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死亡赔偿金要以死者家属扶养费为标准确定。

第二,如果因伤害致死的是未成年人或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所赔偿的死亡赔偿金性质还属于家庭扶养费吗?的确,上述死者因无劳动能力,尚没有或已经没有扶养家庭的能力,其死亡赔偿金仍定性为家庭扶养费似乎与理不合。不过本文认为,未成年人虽然尚不具备劳动能力,但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会参加社会劳动,为家庭消费职能的实现作出贡献,换言之,其成为有劳动能力者具有某种必然性。正是致害人的伤害行为致使死者家庭对未来的合理预期落空,将这种本应获得的家庭扶养费作为死亡赔偿金显然并无不当;[3]至于老人虽然已丧失劳动能力,但其会因过去的劳动而获得退休金、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这些财产同样将汇入整个家庭财产中成为家庭扶养费的一部分。致已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死亡,同样会造成这整个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故通过死亡赔偿金的给付使死者家庭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同样并无不当。[4]

第三,如果人身损害导致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不具有“同价性”,这是否意味着本文注释2的典型案例中三方原告获赔的巨大差距具有合理性呢?这当中是否存在人格不平等甚至人格歧视呢?

本文认为,赔偿标准取决于赔偿目的,有什么赔偿目的就有什么赔偿标准。如前所述,人身损害物质性赔偿目的归纳起来就是恢复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换言之,就是使其生活保持原来的水平的,不至于因伤害而存在实质上的下降。由于受害人原有生活标准因人而异,故表面同样的伤害,获得的赔偿却各不相同。所以,确定人身损害所引发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标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伤害本身,而是受害人或其家属原来的生活水平。

前述典型案例对比强烈之处在于:三个女孩年龄相仿,她们恰好在同一伤害事故中受到伤害,又都导致了死亡的损害结果,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她们的户籍分属于城市与农村,因此引起某种轰动效应。之所以三个原告所获赔偿标准不同,表面看来的确与三名死者的城市或农村身份有关,似乎是身份决定了赔偿的数额,但是这却只是一种表象,因为获赔数额不同的真正原因并非身份不同,而是她们的死亡对其各自家庭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影响完全不同(对他人价值不同)。城市家庭的生活开销远在农村家庭之上,故城市受害人的家属获得较高的赔偿数额有利于其家庭生活的稳定;农村受害人的家属虽然获得的赔偿较低,不过农村的生活支出亦较低,同样能够达到维持家庭生活水平不降低的目的。总之,三方赔偿数额虽不相同,对各方受害人家属来说却是适宜的、合理的,赔偿标准的这种差异与各家庭总体生活水平的差异大致相当。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也一直实行按不同标准赔偿,一以贯之,并无改变,受害人各得其所,社会效果并无不妥。试想,如果两个分属于城市与农村的受害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两次相类似的事故中死亡,该种情况与前述案例实际并无本质差别,可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个案,又在不同的法院审理,原告方会先后得到两份独立的判决,而其结果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死者是城市的按城市标准赔偿,死者是农村的按农村标准赔偿),但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没有人对这样两份判决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按不同标准赔偿的立法选择完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具有社会妥当性。

相反,司法实务中如果采取“同命同价”的做法,即对人身损害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采取相同标准,而不考虑受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那么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都按城市标准予以赔偿(就低标准和折中标准都因不足以弥补城市受害人而不可取)。而这同样会导致不良的社会效果,具体弊端如下:首先,这会颠覆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立论的基础,将赔偿目的从满足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改变为对“命价”的赔偿,具有明显的生命金钱化倾向。其次,伤害案件的赔偿额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加害人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受。试想,两个同村人因为打架造成的人身损害却按城市标准赔偿,可想而知这对大多数加害人而言是负担不起的。此时虽然在判决上达到了所谓的“平等”,而矛盾必然会凸显于执行程序中,一方面受害方的期望值不切实际地提高,另一方面判决得不到执行则会成为一种常态,其结果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无法缓解,反而容易引发双方的社会不满情绪,对构建和谐社会并无实益。再者,由于“同命同价”突出的是所谓“命价”的平等,依此逻辑,赔偿不仅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要“就高不就低”,即使在不同城市之间也应采取同样标准,其结果只能以最发达城市赔偿水平为标准,这必然会助长赔偿数额的攀比之风。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大,[5]这是客观现状,是长期以来形成而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消除这种差距要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身损害所引发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必须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有不少学者提出城乡差距或者说户籍制度是导致赔偿差距的原因,如果改变户籍制度,就可以解决赔偿数额不统一的问题。[6]其实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决定赔偿标准的根本原因并非户籍不同而是生活水平存在的差距,换言之,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因,赔偿水平的差距是果,如果我们对生活保障性利益赔偿的城乡差距无法容忍,为什么对城乡生活水平现实的巨大差距却会平心静气、熟视无睹呢?这种主张不是与原因做斗争,而是与结果作斗争,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反之,当我们将赔偿水平作为我国生活水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自然会发现,赔偿标准的统一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事实上,我国也正在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手段逐渐解决贫富不均、城乡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因此,只要我们能以宏观视角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也许心中的愤懑之气可以释然。相反,如果将赔偿的差别对待视为人格歧视,而片面追求“同命同价”,此观点显然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

综上,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虽然具有“同价性”,但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都无“同价性”,故因伤害导致物质损失的赔偿总体并不具有“同价性”。

(二)人身损害导致的精神损害具有“同价性”

精神损害一般指人身损害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可以分为受害人本人的精神痛苦和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如果受害人并未死亡,则一般只计算受害人本人的精神痛苦,虽然受害人亲属亦会产生痛苦,但根据吸收原则,对受害人本人赔偿后不再对其亲属予以赔偿;只有当受害人死亡的,其亲属的痛苦才单独考量。不过,有学者指出,因伤致死的案例中,如果死者受伤后死亡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神志清醒,痛苦异常,但未及向加害人主张即死亡,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由其家属继承并行使?[7]本文认为在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问题,因为同前所述,受害人精神损害对其亲属的精神损害具有吸收功能,如果受害人活着,则排斥其家属的请求权;如果受害人死亡,其亲属则独立地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并非源自继承,而是直接来源于其家属自身精神抚慰的需求。

精神损害不属于物质范畴,不能用物质准确衡量,且往往具有不可恢复性,故在法律上不会采取财产损害那样的等价赔偿,而采取精神抚慰金形式。抚慰金的目的是在商品社会条件下通过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借以达到对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精神慰藉,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赔偿手段,此已成为理论界通说。[8]鉴于精神抚慰金所针对的是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而每一个人的人格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故抚慰金的计算应与受害人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受害人的身份、居住地、户籍等无任何关联,换言之,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水平等因素不会影响抚慰金给付数额。不过精神痛苦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其程度无法准确客观判断,为便于操作,对不同受害者给付精神抚慰金的计算应采取大致相同的标准,因为同时遇车祸死亡的三个女孩,即使她们的户籍分属农村和城市,但法律推定该事故带给她们父母的精神痛苦是相同的,因而抚慰金抚平精神创伤的作用也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抚慰金应符合“同命同价”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身损害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都给付同样数额,事实上,精神损害的程度与类型都会有差异。程度可以分为严重、一般、较轻,而类型则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一时或永久性剧烈疼痛,例如大脑损伤导致受害人长期头疼不止;(2)失去亲情的痛苦,例如家庭至亲被他人致死所受到的巨大精神打击;(3)严重精神失常;(4)感知障碍,例如失明、失语、失聪;(5)人格方面自信心下降导致的社交障碍;(6)行动能力严重障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生活乐趣减少,例如因伤害造成瘫痪而无法旅游;(7)自我实现障碍,例如某人大脑受伤害致使未完成的文学作品前功尽弃等。因此,虽然抚慰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赔偿,但原则上亦应与精神损害的类型及严重程度正相关。不过,由于精神损害的主观性,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一直未能很好地确立给付标准,仅仅规定为“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9]对抚慰金数额的确定也只给出一些参考因素。[10]事实上其中有些参考因素值得商榷,例如将加害人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作为抚慰金给付多少的依据之一就不够恰当。法院判决也出现过一审与二审对精神抚慰金判赔额差距过大的问题。[11]与此不同,域外立法则倾向于将抚慰金数额客观化,即根据不同类型的精神损害及其严重程度列出若干等级,只要符合这些损害条件,则按事先设定好的标准给付相应数额的抚慰金。[12]本文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因为既顾及人格平等的因素,也充分考虑到了精神损害程度的差异。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身损害赔偿的三个类型中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和精神抚慰金两部分具有“同价性”,而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部分则不具有“同价性”,或者说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具有“同价性”,而物质损害赔偿部分不具有“同价性”。因而结论不言自明:首先,虽然人身损害中的某些部分存在“同价性”,但总体而言并不具有“同价性”;再者,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应因人而异,而决不能笼统地适用“同命同价”;最后,对不同受害人的赔偿采取总体不同的标准,并不违反人格平等的原则,而恰恰是在当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对人格平等精髓的准确把握。

(三)“同命同价”口号的社会误导性

“同命同价”的口号式提法由新闻媒体首先提出用来形容不同受害人所获得赔偿数额的不同,并借以表达其对此强烈的置疑。这种表述虽然鲜明、易懂,但并不正确,而且其所具有的社会误导性也同样强烈。因为该口号将生命与金钱对价相并列,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为生命有价,继而推导出如下错误结论:既然生命对每一个人都同样珍贵,那么人身损害致人死亡后给付的对价(赔偿金)也应当一样。同时,“同命同价”的口号抹煞了生命价值中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区别,将其中本不具有“同价性”的物质价值与具有“同价性”的精神价值相混淆,以突出精神价值的“同价性”来掩盖当前社会由于劳动力个体差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地域差异(包括城乡差异)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生命物质价值的“非同价性”,换言之,生命因伤害而丧失其实并非单一型损失,而是复合型损失,其中既有财产损失,也有精神损失,精神损失固然可以遵循“同命同价”原则,而财产损失则不能依此原则。

本文认为,“同命同价”这种口号式提法本身弊大利小,极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而且该提法在法律上极不严谨,对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和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不宜使用。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长远发展出发,当务之急是,一方面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尽快形成正确的主流观点;另一方面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被错误舆论所左右,通过积极、耐心的宣传、解释去引导舆论,统一思想并逐渐达成社会的共识,使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

[2]同上,第25条。

[3]这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致残的赔偿。

[4]此原理还可适用于死者为家庭妇女或者是失业者的情况。具体可参见前注〔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90页以下。

[5]据新华社电,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会上介绍,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距扩大,城乡收入比已由2004年和2005年的3121:1和3122:1扩大到31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817215元,载2007年9月14日14:42。

[6]“专家研讨‘同命不同价’改革户籍制度是治本之策”一文中,与会的宪法学者、经济学家和律师呼吁,从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入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真正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22日。

[7]参见前注9,曾世雄书,第306页。

[8]参见前注16,王泽鉴书,第240页以下;前注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93页以下。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

[10]同上,第1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