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下范文10篇

视野下范文篇1

“人类社会的最初消费不是来源于生存需要或‘自然规律’，而是来源于文化限制，也就是说，最初的消费是一种制度，物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为了明确社会阶级地位的划分。也就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展示景观，人们通过展示手镯、颈圈、华丽服饰等等，并以这些物品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地位系统。”富裕的社会上层阶级通过对超出物品实用价值和生存价值的奢侈性消费，以便向他人炫耀自己的金钱财力，从而展示自己社会地位的高贵和显达，而自己的荣耀和声誉就借助于社会地位这种无形的符号价值而不断攀升。

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就以我们选择、积累、操纵和消费物品为惟一衡量标准，从而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和价值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行。消费社会实质上是对原始社会物品价值代表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一种回归，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人们消费的不是实物，而是一种文化，一种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然而“消费社会中的消费现象不能从单个的消费对象上予以理解，应该把消费对象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符号系统”。

在该系统中，符号化的商品附着着一种文化取向和身份认同，而商品化的符号仅仅代表着交换媒介，它仅仅满足着人类自然和生物秩序的延续，与符号化的商品所代表的娱乐和享受的满足截然不同。消费理性个体的自由选择，它追求的是最大的功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是最根深蒂固的、最顽固的: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消费根本不是所谓的真实物品的需求，仅仅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符号抽象，“分析‘丰盛’并不是从数字上去验证它，数字只能是跟神话一样的神话。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用另一种不同于它的逻辑去把握丰盛的神话。”

“在消费社会消费的是理念，不是物品。因为消费所涉及的事情，乃是文化符号以及符号之间的关系。消费并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消费更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的过程。”通过消费，人们会觉得生活更有品位。当物品转换成一种符号象征，当消费转换成一种被符号操纵的行为时，人与人之间关系也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消费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物品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媒介。“消费从而也成为人之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在不知不觉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在消费社会，整个社会文化、社交、礼仪、人际关系俨然成了消费物品的附属物和代名词，消费物品使得商品的功能逐步异化，人们需求不断分层化，物品把持着利益链条的话语权，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将社会媚俗化和戏剧化。也就是说，物品在其呈现的空间内被幻化为影像、符号和消费的代名词。这样消费就被演绎成符号吸收的过程和被符号内化的范型。物物交换过程强制性的成为了一种符号发送和接受的过程，而个体的存在和功能在符号互动中渐趋弱化了。

二、符号化艺术下的电影艺术

电影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方面能满足人类的娱乐需求，同时也负载着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生命意义和社会交往系统，它是人们获取现实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方式。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对电影符号意义的消费和追捧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日常生活经验的方式，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的主要形式。

视野下范文篇2

【关键词】赊销；信用；指标体系；投资

一、投资视野下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的涵义、指标与特点

(一)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的“投资”之涵义

因授信人的不同，信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类：银行信用：由从事货币资金经营的银行发放的信用；投资信用：一般是由金融机构或私人基金向企业提供的相对较长期的信用，以帮助受益者开办企业、购置土地、建筑、设备等固定资产；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对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的赊销。通常，企业赊销信用多被归属到商业信用之中，对赊销信用的研究，从商业信用的角度研究者多，而从投资视野角度研究者少。

在当前对企业赊销信用决策的相关研究文献成果中，将赊销当成企业促销手段与关注赊销成本的论述较为常见：如李红梅(2003)在《健全赊销管理：企业应对信用风险的盾牌》文中认为：企业赊销一方面可扩大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有可能会造成现金周转风险和坏账风险,引发信用危机，要健全赊销管理。这是“手段论”的代表性观点；王莉莉(2003)在《企业赊销活动的财务管理》文中认为：企业赊销的成本由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成本组成，应加强管理。这是“成本论”的代表性观点。然而，在企业赊销信用决策中，赊销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功能：投资功能，即赊销信用是企业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注意到赊销“投资功能”的文献是“成本论”中有关“机会成本”的论点：机会成本是指企业的资金被应收账款占用所丧失的潜在收益。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可以为企业取得投资收益。在实际工作中，也是用赊销与投资利率的乘积来计算机会成本，但仅止于此，没有进一步的探讨与深入，缺乏较系统全面的评价指标及分析。

笔者认为，赊销信用是企业将商品资金投资于客户，以取得收益的一种投资理财方式，“投资功能”是赊销信用决策的重要内容。从商业信用角度，研究者多出于促销以占领市场份额的动机，属于企业赊销信用管理的短期考虑，而从投资信用角度，研究者多是出于企业减少市场经济中各种风险的考虑，属于企业赊销信用管理的长期考虑。就像企业一般都会保有一定数量的债券、银行存款等各种形式的流动储备防备无法预知的风险一样，当企业以赊销形式进行投资时，赊销资金同样具有帮助企业规避市场风险的作用。这时，企业是作为一个金融中介对其客户进行授信，从而赚取高于市场利率的收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信用交易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交易形式，市场经济正在从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转化，赊销已成为企业销售方式中的主要方式，其数额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赊销资金的质量与安全，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投资的视野下，摒弃“手段论”与“成本论”观点的不足之处，重新审视与研究赊销信用投资的作用与功能，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与一阶段收回投资特点

1.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

在投资视野下，企业信用管理赊销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赊销资金净现值、赊销资金净现值率、赊销资金现值指数、赊销资金内含报酬率等指标(见图1)。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中四个指标的具体涵义

赊销资金净现值是指在投资期间内，按一定的贴现率计算的各年现金净流量之和。所采取的贴现率可以是投资者的资金成本，也可是投资者所期望的最低投资报酬率。其计算公式为：

当我们将企业赊销给客户的资金视同为一项“投资”以后，就可以对企业的赊销资金进行“投资项目管理”，计算出其内含报酬率，并与企业资金成本指标相比较，判断企业赊销信用投资的质量，为研究企业的赊销信用决策是否妥当提供了一个“风向性”指标。

(2)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中四个指标之间的关系

从上面公式的推导与分析之中，就会发现，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中四个指标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当净现值大于零时，净现值率大于零时，现值指数大于1，内含报酬率大于企业期望的最低报酬率；当净现值率等于零时，净现值率等于零，现值指数等于1，内含报酬率等于企业期望的最低报酬率；当净现值小于零时，净现值率小于零时，现值指数小于1，内含报酬率小于企业期望的最低报酬率。

综上所述，根据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企业可以准确把握企业赊销资金现状，找到问题的症结与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关措施，保证赊销资金的安全与质量。

2.企业赊销信用决策之“一阶段收回投资”特点

通常，在进行项目投资分析时，将投资时期分为建设期与经营期，建设期形成固定资产，而经营期形成利润。利润是营业现金收入扣除营业成本、税金等多项支出后的现金净流量,它是企业的现金流入量先弥补经营期间的各项现金支出后的余额，这称为“第一阶段收回投资”。然后，以利润弥补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这称之为“第二阶段收回投资”，这样，在项目投资分析时，就存在两个收回投资的阶段，这称之为项目投资的“二阶段收回投资”。

然而，在企业赊销信用决策中，企业将赊销资金投资给客户，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当客户偿还应收账款时，不存在以利润弥补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的情况，所以存在“一阶段收回投资”特点。这个特点在计算赊销资金现金流量的过程中，是以一次或分次收回应收账款的现金流入量之和与赊销投资额相抵减表现出来的。

二、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应用

(一)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应用的基本假设

企业赊销信用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涉及现金流量等多项指标计算，为简化分析，应满足以下基本假设：

(1)时点指标：内含报酬率计算中所涉及的价值指标，均按年初或年末的时点处理；

(2)确定性：与计算相关的赊销量、产品价格、各项成本、所得税率等因素为已知常数；

(3)全投资：在计算时只考虑赊销资金总量的变化情况，不分赊销产品、赊销种类等具体赊销形式，均视作赊销资金。

(二)示例

本文采用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57)2003年至2006年年报所公布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见表1)。贴现率按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3年至5年贷款利率5.58%为准，以2003年1年期应收账款为基数，分别计算和说明赊销信用决策各项评价指标。计算过程及结果如表1：

从上述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的计算不难看出，厦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净现值大于零，净现值率大于零，现值指数大于1，内含报酬率为50.88%。所以，可认为厦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赊销信用投资方案是恰当的。

三、结论

对赊销信用的研究，从商业信用的角度研究者多，而从投资视野角度研究者少。笔者认为，赊销信用是企业将商品资金投资于客户，以取得收益的一种投资理财方式，“投资功能”是赊销信用决策的重要内容。论文建立了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并以实际数据为例，进行分析与说明，从而使赊销信用决策结果更加准确，为企业赊销信用管理提供了依据，便于企业准确把握企业赊销资金现状，改善企业赊销资金的质量，提高了相关决策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及可操作性，在市场经济从货币经济转为信用经济的当代，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柳絮，韩玉启.企业信用销售策略［J］.统计与决策，2005，（3）.

[2]李红梅，缪传江.健全赊销管理：企业应对信用风险的盾牌.煤炭经济研究，2003.

[3]王莉莉.企业赊销活动的财务管理.财会研究，2003，（9）.

视野下范文篇3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其实，在周涛发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陈柏中与郑兴富合作撰写的《诗坛新花迎春开》，“可以说最早预示了‘新边塞诗’的崛起与繁荣。”

时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胆断言:“……他们(周涛、杨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正在形成……”⑩后来证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边塞新诗”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编选的《边塞新诗选》的问世，对新边塞诗“形成队伍”、“鲜明旗帜”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进行阅读之时，“读者头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结构’，即读者心理上已经预先形成一种‘结构图式’，用姚斯的术语说，叫做‘审美经验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经验期待视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瑏瑡1979年4月《广州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此前具有“揭露”性质的文艺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瑏瑢。1981年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用文学哭天喊地或进行尖锐批评的创作倾向开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个民族急需自尊与振兴的迫切心情，新边塞诗生机勃勃、积极奋斗的格调，以及其中“既有历史使命感又包含着对未来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另外，初离“红色叙事”的民众并不了解其他形式与风格的文学，随后产生的朦胧诗一时也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况且当时文学“拨乱反正”最初确实定位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与恢复瑏瑤，因而，脱下了“十七年”外衣却仍残留些许“十七年”体味的新边塞诗无疑是广大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新边塞诗诞生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边塞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西部文化是中国西部一切艺术活动的重要背景。新疆文化虽不同于黄河、长江孕育的文化类型，但其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中原文化，因为西部文化更具有多样性与包容性。“由于西部中国的广袤辽阔以及历史的漫长、文化传统的悠久、各种民族的繁衍与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与新形态的不断出现、宗教的延伸、阻隔与冲突、民俗风情的各异、丝绸之路衰落消失造成的闭塞，等等，使这块土地割裂为许多个不相同的文化圈子。”瑏瑥历史上的西域就是文化驳杂之地，班超通西域带回长安的西域诸国的信息几乎皆被视为奇闻。西域诸国与曾治此地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汉民族的中原文化，都在西域大地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还有对境外文化(如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也有一些影响。“由兰州经河西走廊至乌鲁木齐一线……其实是一条黄河流域汉文化的延伸线。”瑏瑦又由于古丝绸之路的贯穿，使新疆成为“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碰撞和汇合的锋面。”由于地域广大、地貌多样，新疆的“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瑏瑧也各具特色，这些五彩斑斓的文化种类，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对象化，成为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精神化，成为诗歌的内在气质。惟其如此，文化的各色光泽从诗壳中折射而出，诗歌便也因此绚烂。从民族迁移来看，“向东是一条求生存、求发展的路;反之，向西行则是一条逆向的路，这就可以明白中国历代为什么把向西作为流放之路了。”瑏瑨古代边塞一些主要的人员交流，“无论是西行戍边，流放胡地还是和亲出塞”，“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瑏瑩。这就决定了西部文学苍茫、悲怆的底色。其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由于身处逆境，其忧患意识就会得到加强，“但由于实践能力的限制，其忧患意识就常常表现为对人进行全面的反思。”因而，迫切地关注时世、关注流民的现实境遇，并使其拔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层面，共同组成了边塞文学的基本姿态。应该说，新边塞诗的历史渊源是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新边塞诗中许多重要元素，诸如磅礴气势、巨制规模、浪漫主义气息、英雄主义质地、爱国主义精神、强烈参与历史的功名心、对动态美的痴迷以及独特的边塞话语系统等，都能在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中找到根据。当然，新边塞诗并非对古代边塞诗的复制，两者的相异性同样是显著的。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周涛对祖先采取的是崇敬和敢于超越的双重姿态，面对严峻的环境生发出的是热爱与积极改造的乐观情绪，具有以“人”为贵、自我价值彰显、放任激情等特点;而盛唐边塞诗核心人物岑参则很少思考与先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对严酷自然的恐惧、以“君”为贵、扬“华”抑“夷”的特点和节制情感的倾向。这说明新边塞诗既有盛唐边塞诗的艺术基因，但又不是对遥远时代的盛唐边塞诗的简单回声。

普遍的叙述常常将新边塞诗与崇高进行捆绑。新边塞诗中的崇高源自“力量崇拜”，“目力所及，几乎全是激扬蹈厉，搏斗抗争的意向，各种对立的力量之间无不处于紧张、冲突的状态。”瑐瑡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对生命个体的生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适者生存的基本法则使西部成了力量角逐的广阔天地，周涛在《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中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动态之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边塞诗共同的艺术追求。按康德的观点，崇高有“数学的”和“力学的”之别，即审美客体拥有巨大数字指标或巨大体积方有崇高感之诞生。力量之西部当然就是一片充溢着崇高、美感的空间，新边塞诗在崇高意境的营造上即使不标榜“最正宗”，其为当代文学所贡献的别具一格的崇高酿造方式也是功不可没的。“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瑐瑣更不用说地域气息异常浓烈的新疆，包括新边塞诗在内的文学无不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杨牧在《汗血马》中写道，“剽悍，强壮，洒脱，倜傥/因了血的灼沸而潮涨/炽情，厉志，遐思，豪想/因了汗的流淌而奔泻/那汗和血的交汇/一半洁亮，一半殷红/一半旭日出海曙/一半雪映天山月”;周涛在《荒原祭》中写道，“一切杀伐和征战/都似潮水退了岸/留下这块开阔雄浑的荒原/成了我对历史的祭坛”;章德益在《西部山岳》中写道，“我因此崇尚西部山岳/崇尚那力之悍美与/肃穆之静美/崇尚那使飞鹰得以强悍/使骏马得以威猛的，岩石的摇篮/崇尚那使大地得以峥嵘/使天穹得以接近的，沉默的威严”。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一方面浸润在历史文墨渲染和边地主观观感中的西部物象成了新边塞诗描写和抒情的对象;另一方面强韧如汗血马、阔大如荒原、巍峨如西部山脉的西部精神，“极自然地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豁达而粗放的世界观(包括诗歌艺术观)，那就是深邃悠长的历史意识，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排斥了孤立性的整体眼光，以及那种把一切抒写对象纳入自己的情绪轨道的思维能力”瑐瑤，使新边塞诗彰显出瘦硬、雄浑的内蕴气质。内外兼具的带有独特地域文化的审美品质，既使新边塞诗的内容与神韵获得了和谐统一，又为诗坛尤其是中原诗坛逼真地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塞外文化意象。新疆独特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军人气质或类军人气质。

古代边塞诗的多数选题，如征伐、誓师、厌战、侠客、讽刺将领、征夫怨妇等，基本上都与战争相关，尤其是盛唐边塞诗———西部诗歌中最辉煌的部分。高适、岑参等人皆是为求军功投入边疆幕府，甚至边塞诗也成了战争的“副产品”(边塞诗人多在军中作文书工作，属正规编制，乃“职业军人”而非专业“诗人”)，从新疆历史上的执政机构亦可见一斑。从西汉首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时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起，历经西域长史府、戊己校尉营、西域长史营、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察合台汗国、伊犁将军府、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直至解放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军事色彩从未淡漠。时至今日，黑龙江等地的兵团组织早已撤销，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保留完整体系，与新疆军区共同构成戍边固疆的重要力量，这也成为新疆特有的社会景观，始终影响着新疆文学的发展。在新边塞诗的三位领军人物中，周涛于1979年入伍，2003年授少将衔，是位名副其实的军人;杨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9年调至石河子市之前，在兵团莫索湾148团做工人;大致在同期，章德益在兵团农一师五团当农工及团中学教师。需要说明的是，兵团由于保留军队编制，其农工与农民并不完全相同，前者被称为“军垦战士”，军队的组织形式与内在精神是兵团的本质特征，这导致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三位诗人的诗歌精神大同小异。同者乃军旅意识、(类)军人气质和军事话语的频繁而自然的运用。如周涛在《流沙》中写道，“它曾经想过/想突破白杨和沙枣的防线/切断它们的后路/掩埋水渠的动脉、水井的咽喉/把生命推进的历史掐住/成为一片废墟”;杨牧在《雄姿》中写道，“生在马背，战在马背，雄风抖一身威武的豪气/‘大雪满弓刀’不在纸上/在大野，在八百里沙场/这才是男儿汉的壮举:号角/连营。鼙鼓动地。旗幡/被冻得翻不动的时候，飞涌的马鬃/飘一支燃烧着的旌旗!”章德益在《八月，古原一滴雨的自述》中写道，“我飘过酷热、干旱、炙闷的记忆/飘过残垣、古堡、废墟的历史/我还在飘落头顶上/由万千雷霆组织的紫色的军阵/波动闪电的肩章已为我后备着/突入历史腹地的/光与电的出征”，等等，这些诗歌大量使用军事用语，是新边塞诗受地域文化影响深刻的明证，大大拓展了民族精神阳刚的一面。除了诗人生存地文化影响之外，新边塞诗的另一个文化源泉是诗人出生地或祖籍文化的影响。周涛生于山西潞城，来新疆前在此生活了八年。由于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毗邻等原因，山西历史上民风强悍。唐代边塞诗人王翰乃山西太原人，其性放任，其诗豪迈，传世之诗虽不多，《凉州词》一首就足以震响诗歌界。周涛诗作的底色正是如此，放任、豪迈、遒劲、野性十足，可视为山西文化与新疆文化精神碰撞的产物。周涛在《人杰》中写道，“你便从此知道/要到哪里去/一切气魄由此而来/一切技巧由此而来/不用学/一条水源充溢大河的目的/就是直灌东海/用女真人的血/激荡三百年的浪潮/(然后化进大海/甘愿无影无踪)”。如此力抵千钧的诗句恐怕在以雄浑著称的新边塞诗中亦难有匹敌者。杨牧生于四川渠县，他虽然写有《乌斯玛》、《夜投》等清新、优美的诗作，不过更多诗作还是与诗风“流畅而又奔放，慷慨悲凉”瑐瑥的盛唐边塞诗人李颀一脉相连，贯穿着浑厚、苍凉的情思，杨牧在《读吧，这部毛边书》中写道，“一部镌刻着百川之源、千山之父的/雄浑的巨著。刻着/石斧和青铜的冷峻/刻着古筝和编钟的沉宏/刻着黄帝陵和兵马俑的/庄严和悲愤;刻着/长城的骄傲和屈辱/刻着无数探险者/和他们有如祁连的肌腱/刻着至今直接用黄土垒屋的子孙/日月可鉴的赤子情愫/大西北，一部毛边书。”同时，“巴人的精明干练、坚韧及哲人的敏锐、机智和顿悟，铸造了杨牧复杂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使得其诗“富于诗意和具象的思辨”以及“对苦难人生的血泪体验”瑐瑦。

视野下范文篇4

生命视野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生命对于一个人至关重要，因此针对大学校园，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需要解决从以下几个问题着手，才能保证大学生的基本安全。（一）认识到位与措施落实相结合高校应该从生命视野的角度出发，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对于时代的需求。高校的有关部门，要以“安全重于泰山”的态度，对校园安全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认识到位才能将措施落实到位。例如在校园发展资金上将安全防范放在首要位置，在教学安排上实行制度化的措施，这样才能让安全教育充分发展，切实保证大学生的安全。（二）教育引导与严格管理相结合教育和管理两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共同发展，对于安全教育而言，才是促进作用。因此要达到安全的目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提高思想上的重视，这是在教育上的引导；此外高校要加强对于安全的管理，让学生意识到高校对于安全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高校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采取一些防控措施，这样能够防止学生的犯罪行为。在处理一些校园安全事件时，要按照规则严格处理，不能有所包庇，将安全问题的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实处。（三）内容拓宽与方法创新相结合现如今时代的进步，使得校园安全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高校的治安部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果高校对于安全问题仍然停留在之前传统的方法之上，就无法根据时代的发展，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没有了时代的特征，处理安全问题将会面临很大的困境。因此，高校要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全新的手段预防安全问题的发生。要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够极早发现问题并进行解决，让问题更有技术含量地被解决。例如网络安全，高校就要予以高度的重视，这就是内容的拓宽，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方法做到与时俱进，提高时效性。

生命视野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途径

视野下范文篇5

关键词:邓小平小康社会公平思想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公平”一词鲜有被直接提及。然而，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对邓小平这样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政治领袖和拥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不渗透着“公平”的思想痕迹。同时，必须看到，人们对公平的追求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历史条件，公平必须与社会发展相统一。邓小平深谙此理，他在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设计“小康”道路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平思想体系。因此，研究邓小平的公平思想，应该置于其“小康”的视野之下。

1、邓小平小康与公平思想的内涵

小康一词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最早见于史册是在《诗经·大雅·民劳》篇中，“民亦劳止，吃可小康”，意思是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到近代，康有为的“小康一大同”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劳动大众的眼里，小康仅仅是“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这样一种温饱的经济生活状态。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结合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将“小康”这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理解的“小康”已经超越了过去中国民众心中的经济常态意义，而成为一个涵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公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广义角度讲，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情合理公正平等地待人处事的品质和原则。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平是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在经济上说，公平是在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对市场经济中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评价，反映了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之外再分配的过程中，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人的分配公平在政治上说，公平是指政治主体享有平等的各种政治权利，如平等的人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参政议政权等在社会这个层面，公平是指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地享用社会发展的各种资源与发展成果，实现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

邓小平小康社会的阐述与描述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相对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小康社会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其最基本的保障与基础，而最内核的还是公平问题。二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结合点，从小康社会的大视野下审视邓小平的公平思想，一方面能够更加清晰地理清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脉络，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公平的内涵与外延，突出了公平在小康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

2、邓小平小康理论的基本要义与经济公平

邓小平小康理论的最基本要义即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要求和前提。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公平的重要前提，通过发展生产力来逐步实现经济公平，明确了经济发展与公平的互促关系。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标志之一。但传统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公平更多地是趋向于平均主义，在发展生产的效率机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平等机制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并没有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优先选择平均，而不是优先以提高效率为主。这就导致我们更多地是从臆想的社会形态出发，以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代替了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社会进步的公平机制之间的平衡关系，导致社会发展动力缺失，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了这一弊端，他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绝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他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激发人们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同志强调“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即可见，中国步入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首要是经济总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又必然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有了深刻揭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第一是关于生产力问题，第二是关于公平问题。其核心思想在于公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与前提，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公平与共同富裕是目标，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是生产力的发展与公平的统一。

分配上的公平是人们用于衡量和评价某种社会制度和政策优越与否的一个重要标杆。实现小康社会，首先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大背景下的小康社会。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原则是对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确认，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任务和权利的科学而公平的评估。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殊贡献的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按劳分配制度的制定与实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了劳动者的收入与其所投入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比例关系，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公平分配，从而提供了整个小康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

3、邓小平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公平

邓小平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内容涵盖颇丰，既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公民政治权利层面的，也有政治运行机制方面的内容。在其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中，政治公平一直贯穿其中。他在分析中国过去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传统较少的历史条件以及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以“人权”为核心，以人民民主为路径，以法律、制度为保障和框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公平体系。

通俗地讲，人权是指人之所以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东西方皆同。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人权观念更多的是着眼于个体的人，而邓小平理解的“人权”，主要是从社会中人的整体出发，其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的人民群众。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旨归的人权观，有效地实现了个体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公平的基础。为了实现人民的权利，邓小平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深刻地揭示出民主的重要性，它不但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和权利平等的目标，“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为此，他注重发挥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公平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民主权利、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等各个要素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既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找到了突破口，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和重要保障，有利于人民享受到公平、切实的政治权利。

邓小平一直强调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同时，他坚决反对搞特权，反对腐败，这是其政治公平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特权、腐败，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公平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他高度重视社会上尤其是党内的特权、腐败现象，并提出从思想和制度上加以解决的系统措施。

4、邓小平小康理论的终极目标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检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其具有普世性与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小康社会应是整个社会更加协调，综合力量日益显现的社会。年月，邓小平南下江苏等地考察，回京之后，他以苏州为例，描绘了达到小康目标的社会状况，他说“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附从邓小平同志所描绘的小康社会的概貌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些小康社会的特征与目标是以群体作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普遍地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这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小康。社会公平，贯穿于小康的目标体系之中。对此，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比如在教育问题上，他把“教育能够搞上去”作为我国经济在建国一百周年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根据，把教育发展作为实现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即刀再比如邓小平不仅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还不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小康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脚。邓小平“两手抓”的方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关心。

结束语

中国小康社会已经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如期实现，但是这个小康社会还是不全面的、不协调的、不完整的。邓小平晚年流露出来的对两极分化等问题的担心说明，当时的社会公平状况与邓小平的预想有一定出入，或者说至少出现了这种苗头。尽管如此，就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将公平与实现小康社会统一起来的思路，以及他对公平设计的内容本身而言，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今天，我们在反思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分配不公现象时，理应更多地回到邓小平那里。认真地总结和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小康社会视野下的公平思想，对于我们解决转型时期社会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视野下范文篇6

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及其表现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式具有制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予以阐释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反馈和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所处环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选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与之相适应，以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变，从经济角度看，经由传媒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及时地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双向影响作用。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正面引导、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达的主张、意见、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动宣传、陈规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等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优化大众传媒环境，排除不良传媒信息的干扰或攻击，营造健康的大众传媒生态，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显现。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具有参照作用。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评估要有参照物，但是无论是教育的过程还是教育的主体、客体，都时刻处于变化当中，很难直接从其本身找出参照的标准进行评估，再加上主体(教育者)和客体(被教育者)因为趋利避害等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也影响到了整个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大众传媒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们心态和面貌的动态窗口，“通过观察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舆论环境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教育的各种效果”，［6］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反馈及提升工作。基于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牢牢抓住大众传媒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加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社会和大众传媒界必须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出发，进一步做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视野下范文篇7

客运班线经营权的界定———准物权的引入

它具有如下物权特征：1．在指定路线上进行营运的资格或能力具有可感知性（班车客运标志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及车辆营运证）、有价性、特定性（道路客运班线营运资格或能力针对的都是特定的线路）等物权特征。2．客运班线经营权具有一定追及力。客运班线经营权由于没有可以支配的有形特定客体而使得其追及力有别于传统物权的追及力，主要表现为客运班线经营权的确权之诉，即在认为自己拥有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被他人非法侵占时要求明确经营权归己所有，从而否认了他人的营运资格。3．客运班线经营权具有绝对性。客运班线经营权一旦由行政机关直接许可而赋予权利主体后，就成为权利主体享有的一种私人权利和私人利益，其行使和实施不需要第三人的积极协助，只要求第三人不得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一旦权利人的权利行使受到不当干扰，可以行使排除妨碍请求权。当然，客运班线经营权具有的物权基本属性在程度上与传统物权是有区别的，同时，客运班线经营权也缺少传统物权的排他性特征，因为同一个客运线路上可以有多个独立营运主体拥有经营权，相互之间是并行的。但这是在符合物权基本属性前提下的特殊性，与个性相比，这种共性更应该受到法律的重视和评价，囿于物权法定原则及传统物权的固有体系，我们将其定性为准物权。所谓准物权，又称特别法上的物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过行政特别许可而享有的可以从事某种国有自然资源开发或作某种特定的利用的权利。①明确客运班线经营权的准物权定性的意义，不单在于对该权利的内涵有更清楚的认识，更在于奠定了客运班线经营权制度构建的基石，即在遵循运营能力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通过将经营权要素物权化的制度设计与传统民法的权利移转规则相连接，实现有限公共资源的私法化、市场化、最优化配置，以置换完全行政化配置的僵化规范，减少政策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摩擦，促进客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现行法框架下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问题

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含义及其形式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指的是客运班线经营权基于一定的事由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过程。笔者所要探讨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是指基于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狭义的转让，不包括行政行为的授予和依据法律规定直接发生的转让。实践中，由于国家对以转让合同形式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持否定态度,当事人往往不直接签订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而是采取挂靠、承包、租赁等方式达到实质意义上的转让效果。挂靠、承包、租赁经营这些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不同形式，理由如下：1．投入营运的车辆所有权都归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所有。当然，在挂靠经营中，车辆实际上是由挂靠人出资购买，故被挂靠人仅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而在承包、租赁经营中，车辆一般由发包人、出租人出资购买，而承包人、承租人往往需要交纳一笔相当于车辆购买款的保证金。2．在挂靠、承包、租赁期内，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都事实上转让了在指定线路上从事客运的资质，相应地，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则获得了在特定班线上从事营运并收益的权利。实践中，双方约定的挂靠、承包、租赁期往往与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取得的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相一致，双方往往还会在合同中约定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对车辆负有直接的经营、经济、安全责任，实行盈亏自负。3．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要向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支付相当于经营权转让费的对价。当然，由于现在缺乏一个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估价机制，客运班线经营权炒卖现象难以禁止。此种转让费用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费用高低可能与实际价值存在差距。另外，在挂靠、承包、租赁期内，车籍、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车辆营运证等皆登记在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名下，而各种税费一般由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以该主体的名义交纳。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法律障碍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可见，现行法是明文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的，这就构成了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法律障碍。现行法之所以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客运班线行政许可是与申请人的特定经营条件紧密联系的，若允许转让经营权，那就会在法律上严重削弱行政许可对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法定性和权威性，在事实上严重损害道路运输市场秩序、道路运输安全和广大旅客合法权益等一系列公共利益。2．允许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将会培育起客运班线经营权炒卖市场，导致班线经营权价位虚高，这就削弱了经营者的认真经营班线意愿，转为倒买倒卖获取暴利，最终提高了运营成本，降低了运营质量，破坏社会的经济秩序。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尽管立法明确规定了客运班线经营权不得转让，但实践中转让行为却屡禁不止，除了利益驱动型违法以外，尚有转让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1．由于历史原因，部分道路运输经营者是以有偿方式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获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而根据规定，经营者负有向公众提供连续的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的义务。而道路营运本身是一种市场化的活动，经营者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当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时，其出路往往是私下转让经营权。2．政策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转让市场存在的理由。国家对于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车就让营运的宽松政策阶段到后来的要求个体客运车辆挂靠公司的允许挂靠阶段再到倡导做大做强客运市场，禁止挂靠承包阶段的转变，这就造成了原来付出巨大成本获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主体面临客运班线经营权归属的困惑，也引发了很多纠纷，是否承认客运班线经营权已通过转让方式归这些主体所有就成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3．由于部门管理体制的不同，属于交通运输行业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制度业已确立，而同样具有有价性的客运班线经营权却禁止转让，这种对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区别态度缺乏合理理由，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转让的现状始终对公路班车客运线路经营权起着诱导和示范作用。4．客运行业对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及民间资金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客运行业的相对低技术性、低投资性、回报现时性等特点，对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及民间资本是很具吸引力的，而客运线路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同一线路上新的经营权取得空间越来越小，新的经营者只能去买现成的班线经营权。总之，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市场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客运班线经营权是一种有价、有限的资源，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很难仅通过政策禁止就完全堵住交易市场，从而就出现了官方政策与民间现实严重背离的现象。在法律明确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背景下，地方立法却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留有余地，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在规定客运班线许可不得转让的基础上，却承认客运班线可以承包经营，只是要求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并且规定了承包合同中的必备条款。既然法律通过禁止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无法实现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应变堵为疏，即通过规范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方式确保受让人的资质条件，并抑制经营权的炒买炒卖。简单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二级市场，对交易双方的资质进行限定，并由政府发挥能动性对客运班线经营权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最高限价，变禁止为管理。司法实务中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评价与行政机关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态度不同，司法实务中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态度基本都以有效论处，但其理由各不相同。1．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挂靠经营车辆转让纠纷。①基本案情：张某于2000年6月购买依维柯客车一部，挂靠某公司进行长途客运经营，登记车主为某公司。2004年12月31日，张某与公司签订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张某以该车承包该公司某班线，经营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每月向公司交纳经营费用3500元，检测费300元。2005年7月，王某通过电视广告得知张某欲转让该线路车，遂联系张某，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王某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张某依维柯线路车一部。签订协议当天款车两清，张某同时将车辆行驶证、线路牌、营运手续交付王某。后王某在该线路营运数次因亏损未再营运，遂诉至法院，认为合同标的为线路车，包括线路和车辆，根据法律规定，长途客运线路不得转让，合同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并且张某向其隐瞒了客运经营合同期限、线路审批情况，存在欺诈行为，合同价款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要求张某返还车款16万元。法院裁判：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名为线路车转让合同，而合同的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该车辆的转让，使原告取得线路经营权的主体资格，也即合同价款包括车辆本身价值和线路经营权主体资格价值两部分内容。此种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得到了车辆登记车主及线路经营权人某公司的许可，应属合法。原告关于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的意见，不予采纳。评析：本案中，所涉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已经过两次转让，一次是由某公司通过挂靠关系转让给张某，一次是张某转让给王某，本案纠纷发生于后一手转让。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判决中仍将某公司作为线路经营权人，那就意味着法院认为挂靠经营并非线路经营权转让，线路经营权仍归某公司。而同时，法院又认为张某与王某签订的合同属于班线经营权转让，该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在这里，逻辑就出现了混乱，在张某没有取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情况下，为何以张某为转让人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是有效的？难道张某是代表某公司与王某签订合同，或者张某转让经营权是无权处分行为，但得到了某公司认可（但从本案中看不出某公司的认可），故合同有效？不论本案判决理由多么牵强和矛盾，它在判断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效力问题上采取了一带而过的回避策略。2．原告罗某与被告覃某客运汽车及班线经营权转让纠纷。①基本案情：2004年1月9日，某汽车公司以9万元的价格将某中型客车转让给覃某，覃某挂靠该公司经营，车辆行驶证的车主仍为该公司。10个月后，覃某以9万元的价格将客车转让给罗某，之后的各项费用一直由罗某交纳。2006年9月，汽车公司重新向运输管理部门申请核准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经核准后，汽车公司为罗某的车辆办理了营运许可证明，有效期至2010年6月30日。2007年4月，罗某的客车即将到达报废期，罗某向汽车公司申请更新客车，汽车公司同意并收取了罗某的转让费500元。此时，覃某向汽车公司提出异议，不同意汽车公司给罗某办理转让更新客车。双方协商未果后，罗某以覃某为被告、汽车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自己对转让客车的营运线路牌享有租赁经营权。本案审理中，覃某提出，道路运输许可证是不能非法转让、出租的，即使转让车辆的时候同时转让了线路牌，该转让行为也是非法的。汽车公司也认为，公司与覃某车辆挂靠协议发生了转让，而其并未告知公司，不符合债权债务转让的法律规定，该转让行为应该无效。法院裁判：法院认为，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道路运输许可证、班线旅客运输线路牌是不能非法转让、出租的，但本案争议的客运车辆经营权及线路牌使用权是经运输管理部门核准发放到讼争车辆的，该车辆发生转让，车辆的经营权和线路牌使用权一同随车转让，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所禁止的范围。汽车公司取得班线经营许可和线路牌后，该客车即可经营班线的旅客运输业务，至于如何经营则是汽车公司的经营方式问题。而班线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则是可以转让、出租的，因此，汽车公司客运车辆经营权转让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范畴。最后法院作出的判决是罗某与覃某的客车转让有效；该客车的经营权及营运线路牌许可罗某经营使用。评析：本案中，同样涉及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两次转让，一次由汽车公司转让给覃某，另一次由覃某转让给罗某。在本案审理中，汽车公司对后一次转让不予认可。法院最后认定转让合同有效，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客运班线经营权是核发到车的，故车辆转让班线经营权同时转让；二是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决定了它可以转让、出租。基于这两点理由，该转让行为不属于道路运输条例禁止的范围。笔者认为这种理由同样没有说服力。首先，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行政许可是针对被许可人的，并非针对车辆的，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其次，不是所有财产权都可以转让，否则法律关于特定财产权不得转让的规定就落空了。可以说，本判决在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的问题上同样曲解法律，缺乏有效性论证。总之，在现行法明确禁止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却承认经营权转让的有效性，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客观合理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法院在实际处理涉及经营权的矛盾时，为确保稳定和公平，不得不想尽办法承认转让行为的效力。既有法律框架下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进路那么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司法实践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效力认定能有什么进路吗？1．无效论———中策。“在转让人转让法律禁止的准物权场合，转让合同构成不能履行，如果在签订准物权转让合同时就已经如此，就构成自始不能……不应发生法律效力”，①因我国采取的是物权转让有因性，故准物权转让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于此场合，转让人显有过失，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受让人也有过失时，适用与有过失规则，减轻转让人的赔偿数额。”②所以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应为无效，由于转让人和受让人都有过失，所以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成本）应根据各自过失予以分担。另外，合同无效后，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转让人收取的转让费应予以相应返还，返还的比例为（合同规定的经营期限-受让人已使用的经营期限）/合同规定的经营期限。当然，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后受让人可能投入相当资金进行车辆保养更新，同时受让人进行营运也产生了收益，此时判决相互返还往往涉及投资收益问题，在需要借助专业知识进行认定时，法院还需要委托相关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有的案件因为当事人发生争议后，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丧失了进行鉴定的条件或者相关凭证缺失或者经营不规范而给鉴定带来困难，将使得法院在处理这部分情况时感到难以把握。在客运班线经营权多次转让的情形下，认定本案所涉合同无效还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即按无效论，本案的转让方实质也未获得客运班线经营权，若判决结果仅限于本案双方的相互返还，似乎变相认可了转让方获得了权利；若诉讼中将各次转让的当事人都追加进来，不仅费时费力，也有违不告不理的原则，同时要将各次转让的投资收益予以认定并判决层层返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可以说尽管无效论最符合立法原意，但却缺乏可操作性，属于现有法律框架下的中策。2．有效论③———上策。法律规范可以区分为任意规范和强行规范，而强行规范又可以区分为强制规定和禁止规定两种。强制规定，指命令当事人应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禁止规定，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但是，若再进一步细分，禁止规定又可以再分为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前者主要针对公法主体的职责作出规定，仅系取缔违反之行为，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并不否认其行为之私法上效力；后者则主要针对私法主体的私法行为效力作出判定，系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指民事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法律规定。由此可知，由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使合同无效，必须是违反了强行规范中的强制规定和效力规定。而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只是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取缔的范围而已，此种结果不及于私法，客运班线转让合同在民法上原则上依然是有效的。采取有效论的理由主要是学界借鉴域外法对合同效力的解读，正在形成通说，也逐渐得到司法机关的明确认可；④但立法法第七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六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审判机关认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是有一定法律障碍和风险的，在判决引用法律部分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法条。当然，笔者认为，以违反法律的取缔性规定来认定转让合同有效既有法理和规则的说服力基础，也符合实践发展的需要，又能避免无效论存在的善后难题，应该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优的进路。3．效力待定论———下策。将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看作是无权处分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该合同效力待定，①在行政管理机关追认或者受让人事后取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情况下方为有效，否则无效。实际上，效力待定论往往导致合同无效，因为行政管理机关缺乏对转让效力作出有效评判的权力，而实践中受让人事后取得权利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笔者认为，套用效力待定论回答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存在理论障碍，因为行政管理机关并非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权利人，法律也未赋予其对转让行为予以批准的权力，同时受让人也未以行政管理机关名义为经营行为，故依效力待定理论，行政管理机关无追认权；而且，效力待定本身不能给出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是要返回到无效或者有效的进路去寻找答案，故该进路属现有法律框架内的下策。

视野下范文篇8

关键词：传统哲学；生态美学；艺术设计

中国传统哲学是本土文化的根基，“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产生于中国古典哲学沃土之上”[1]。生态美属美的本质属性，是美学形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传统生态美学追求人、物、境的动态平衡，强调自然本性中的美学意境，主张在自然变换中展现美的境界，以遵循“人—社会—自然三大要素”[2]的和谐发展为基础构建起的生态美学体系。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释等学派积淀着丰富的人文思想与生态智慧，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动力源泉。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中，造物者在设计时对自然生态的美学关照，是生态设计的基础与核心，以此来实现人、物、境的平衡与统一。中国造物文化以对艺术作品倾注的人文关怀为基础特征，进而发掘艺术作品的社会属性，这种人文文化正逐渐渗透于现代艺术设计之中，并延伸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美学文化体系。该体系中包含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与生态美学，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参照标准和指导思想。

一、传统美学审美标准：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指天与万物、与人构成的相应相和，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合一性、和谐性，整体性。它是特有的东方传统美学智慧，是传统美学基本的审美标准，彰显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与哲学精神。其中，“天”意为自然界，天人合一所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人们对自然中山水的喜爱正体现着这一生态观念。孔子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正是人们对自然山水无限热爱的文化写照与生态审美态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涵丰富，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融合中反映二者的关系，在很多古代艺术设计中都可以追寻天人合一思想的踪迹。天人合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非中国传统建筑莫属，古人在建筑设计时总是将自然融入其中，如，济南大明湖被谓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杭州西湖中楼台亭阁，游船通舫，桃柳相间，拱桥相连，三潭映月中水拥岛、岛抱水，岛中有湖、湖中有岛；苏州古城则以水为中心，河流与道路密切相连，街道依河，河绕城墙，“小桥、流水、人家”构成山环水绕的独特城市风貌。这些城市建筑中利用人与自然的紧密交融，充分展现着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思想。另外，中国古典园林遵循天、地、人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人、自然、建筑三位一体的美学原则，构成融合自然同时又回归自然的古典园林风貌。如北方宫苑代表避暑山庄，借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园林中充分展现自然生态之美。避暑山庄中既有湖泊、州岛、草原，又有森林、山峦、锤峰、沟壑，整个园林在山环水抱中峰回泉流，“胜境山灵秘”，借助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建筑景观达到了几近理想的艺术境界。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古代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设计理念，对于现代艺术设计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筑设计与其他生态系统元素间的和谐,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美学追求的不懈目标”[3]。将“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建筑设计，可引导设计师关注对外部环境的综合利用，对内外部环境的合理交融，将建筑本体融入自然生态的有机体重，在注重外观造型的同时，更加重视融入人性化的关怀，增进人与自然的沟通交流，促进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整体建筑，就是将“天人合一”理念融入现代建筑中的艺术典范，“‘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追求”[4]。“艺术设计中的形式美首先体现为自然美”[5]，这里的校园建筑，没有冰冷的钢筋水泥式的高楼大厦，有的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中国传统园林式建筑。设计师在整个建筑设计以受众需求为基点，倾注对受众的关爱，利用原有山水合理布局建筑群，使之成为有着独立空间语言的建筑。整个校园由一处处场所和小山小水构成，房子和山水犹如在互相交流对话，互相唱和欣赏一般，营造出和谐安静的古典氛围，在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艺术的交融中碰撞出文化的花火，激发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思，对现代文化的憧憬，这些也更加契合高校的文化氛围，塑造出高校特有的人文精神。

二、生命形态的美学要素：“气”

“气”是周易中最基本的美学智慧，也是传统哲学中体现物质存在的重要范畴。中国关于“气”的原始阐述在西周时期伯阳父对地震原因的解释。春秋时期，气与五行结合，论证事物的多样性。“气韵”的多样化发展是在战国时期各家对“气”进行的不同论证，孟子有“浩然之气”说。北宋朱熹论证了“气”与造物的关联，提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气”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其内容颇为丰富，既指客观存在元素和动态客观实体，又指道德境界或性命人生。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关于“气”的论述还有孟子、庄子的“养气”，刘勰的“志气”，谢赫的“气韵”，刘熙载的“骨气”等。传统造物文化中将人与自然的沟通、感应等都归诸于“气”，人与外界正是因为这种“气”才有了相互之间的亲近感。“气”本身就有刚柔、阴阳之分，因此，传统造物文化认为“气”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协调流畅的“韵”，冲突对比的“动”。对于“气”的表述，在传统造型图案中往往将其描述为非机械的且有其自身规律的运动态势，例如，阴阳太极图，正是古代哲人对“气”这一象征符合的形象描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和突出的气韵内涵。中国宋代瓷器和明代家具为古代最高造物形象，不仅在外形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具有独特的内涵气韵与处世风骨及古典哲学思想，这些也给现代艺术设计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就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作品而言，“气韵生动”是其创作第一法，更是古时最基本的艺术标准。中国古代绘画要想更好的抒情达意，反映自然造化，应认识到“天下之物本气之所积而成”，万物皆有气，气为万物命脉，需从气韵着手绘画。注重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与体悟，对生命本源的思考，注重表达出作品的内涵与意蕴，将其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即为“以意制形，以形取意。”现代艺术设计中，较难全面把握气韵，这需要设计者深刻认识并理解生命与自然，并从传统书画作品中提炼创作方法和技巧，结合设计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表现方式进行作品的设计。例如，2008年奥运会宣传画的设计就融入了书法的表达方式，将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韵味的太极拳人物与奥运五环相结合，找寻太极拳与传统书法艺术的相通点，充分展现出传统文化精髓，设计中用书法的意蕴融合太极拳的气韵，直观而又精巧的传达出设计者的设计意旨，即“中国的奥运”，整个画面因书法与太极拳的交融更显气势磅礴，给人强烈的动态感，使受众从中感受到中国的神秘威严。中国画极具中国“气韵”的艺术瑰宝，中国画给人不单单是视觉的享受亦或冲击，更能激发人内心中情感，犹如音响一般激发起人心中情感的共鸣。因此，“气”所具备的经久不息的独特韵味，成就了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造就了特有的审美情趣。

三、理智的美学态度：亲近自然

传统造物文化注重与自然界的亲近和融合，主张应天之时运，地之气养。这种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造物文化观念的形成发展，传统造物文化正是以人意识中对自然的反映为核心内容。“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增强场地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实现其持续发展是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重要原则”[6]。传统美学作品也多以对自然的映照、思考和回归为主要内容，现代艺术设计尤应如此，在设计中表达对自然的尊重、亲近与崇尚。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为道法自然，其不是“模仿或效法自然”，不是直接引用自然形态。“中国传统思想讲‘礼’重‘道’,使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言志道情’和‘情景交融’的风格”[7],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乃万物之本源，道化生万物。道家所说的“自然”包含多层涵义，有形而上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也有形而下的天地万物，美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状态。另外，强调“无为”、“虚静”，“无为”即顺应自然，不强求、不偏私，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般，不将人的意志强加于自然。“虚静”则是指无求无欲、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这也指出了造物者在创作时应保持平静自然的心态，以深切体悟造物之道。以顺应天时地气为原则的造物文化，在道家亲近自然的美学意识关照下，中国传统往往以木材为造物的主要元素。树木与人一样在宇宙中循环不息的繁衍生存，这一特征与人的生命有相同之处，反映出木材与人的隐喻结构，木材与人也由此具备了亲和力等特质，为造物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造物观念与中国天人和谐的理念相契合。长期的工艺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木质形成了“朴素自然”的审美评价，木材也被充分应用到中国传统物件的创作中。尤其是中国古代家具更是将利用木材造物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最能反映道家自然造物的是“卯榫”造物技术，该技术不许动用一钉以铁，只需利用“卯榫”结构进行固定、连接。这种结构充分利用了传统阴阳观念，阴阳相互抱，促使了造物的完成，展现了源于自然的美学体验。“朴素自然”审美观的最佳代表就是明代家具，明代家具所展现的是质朴无华的美学形式，然而正是这种质朴的美才更让人回味无穷，引起人们对造物的关注与思考。现代艺术设计也可结合这种“朴素自然”展现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在设计中融入原生态自然美。以自然材料结合废旧材料建造起的宁波博物馆正是展现“朴素自然”美学的典型案例。此设计中大量利用废旧资源，将宁波老城拆下的旧砖瓦运用到建筑的设计建筑中，使旧物重焕光辉。博物馆外墙由混凝土结合古城旧瓦片构筑成古老凝重而又新颖别致的瓦片墙，瓦片墙上利用江南特有的毛竹结合混凝土构成成独特的土墙，自然材料组合现代材料构成了博物馆独特的墙体肌理效果，使整个博物馆更加适宜的融入到自然环境中，不同材质的组合使人们体会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重新利用废旧材料体现了对资源的节约，这也是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本原所在。

四、整体的美学感受：和谐

“当代美学家周来祥先生提出‘美为和谐’，反映了人类在审美领域的共识圈”[8]。“和”作为我国传统哲学中心，包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事物内外的和谐，人的道德理念与审美意识的和谐。在传统造物哲学中，传达“和谐”的整体审美感受是美学体现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传统造物哲学中追求的“和谐”就是人、物、境的和谐。在我国春天造物文化中最能代表和谐审美理念的就是汉代漆器。汉代漆器无论是在造型、工艺、材料或是装饰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但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生活所需，设计者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更多具有实用性的功能，在审美功能的基础上增添实用功能，实现了实用与美观和谐统一的绝佳境界。“和谐之美”贯穿于中国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现代艺术设计也逐渐融入传统生态美学的和谐思维。例如在建筑设计上，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西方建筑的成功案例。我国又不少城市建筑融通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中心结合的新型建筑风格。例如，建成于1934年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将清代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拜占庭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建筑外观穿插古典建筑中的单檐、朱雀、瓦作等，建筑内部将中式的回纹与欧式柱子相结合，整体中西结合的建筑，既自然天成，又显现出和谐统一，这正是传统造物思想中和谐思想的有力体现。

五、结语

中国传统造物哲学是传统生态哲学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价值取向，倡导仁爱关怀的人文精神，注重融入审美气韵，回归于“朴素自然”，主张“人、物、境”的协调统一，遵循传统造物文化人本设计理念，以传统造物文化提升艺术设计生态审美价值，表现传统审美内涵，彰显本土化艺术设计特色。基于传统生态美学的艺术设计，在现代艺术设计中融入传统生态美学理念，借用艺术的形式向人们传递积极健康的审美理念与生活态度，发展现代艺术设计全新的审美价值与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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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淮梁.生态视野中的环境艺术设计展望[J].美术研究,2008(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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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苗延荣.中国民族艺术设计与中国传统哲学[J].装饰,2009(12):122-123.[5]郭晓冰.艺术设计中的美学思想[J].大舞台,2014(2):60-61.

[6]周鹏.试论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J].中国农学通报,2009(24):398-402.

[7]黄芳.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意象与环境艺术设计[J].新世纪论丛,2006(2):116-117,154.

视野下范文篇9

一、互联网广告的界定

1.先进性。其较之于传统的广告形式，可以将文字、声音和画面完整地、逼真地结合到一起，可以供多人观看，也可以重复观看，而且易于保存。

2.广泛性。广告的者、经营者以及广告主都很难预料其所的广告被观看和拷贝的次数与人数，只要能接触到网络的人都能够看到广告的内容。

3.跨地域性。互联网广告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瞬间即可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不局限于某个领域。

二、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

营者和广告的者的法律定位我国目前规范广告业的法律仍然是1995年实施的《广告法》，部分省、市有的制定了一些适用于地方的规范，比如，北京、浙江等地制定了适用于地方的广告管理的规范，除此之外并没有专门制定适用新形势下尤其是互联网广告的法律规范，这显然已不能适应日益壮大的互联网广告的行为规范。《广告法》在制定之初是针对传统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传播的商业广告。该法第二条之规定：“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自行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广告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广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依照这样的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界定以及他们的职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清晰的。而互联网广告的出现使得这三者的界限日渐模糊。首先，传统广告的操作模式里一般的企业不可能自己经营媒体而又自己的广告，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自己的网站中设计、制作、网络广告，则这家企业就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于一身了。另外，由于互联网是开放的，建立主页以及主页的链接又是非常容易的，由此出现的信息都可能成为广告的一种形式。这种链接关系复杂，使得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三者之间的区分就更加困难。因此，现行《广告法》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定义和约束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网络广告的现状和发展。

三、法治视角下的不当互联网广告的表现形式

首席执行官克拉默表示：“我们是不许做侵犯性太强的广告的。”格林博格表示：“互联网的表现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定可靠。所有著名品牌在过去几年都进行了很好的尝试，网络广告已经得到了自己的份额。”不难看出，只要能为广告主带来经济效益，互联网广告的形式是在所不限的，难以兼顾效果、价格和网民利益，当三者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选择效果而牺牲网民利益。所以，互联网广告的形式也是纷繁复杂的，笔者总结其形式及对用户的骚扰程度如下：1.在网页上方的标准旗帜广告，其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2.在网页上漂动的动画广告，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3.网页转换间隙的广告，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4.放在网页中部的大型长方形广告，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5.背后弹出式广告的价格，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6.弹出式广告，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7.摩天大楼式广告（立起来的旗帜广告），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8.超级旗帜广告（是标准旗帜广告宽度的两倍），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9.前后衔接的广告（一名用户在网站中访问时只看到一个广告商的系列广告），对网民的骚扰程度为“**”。GartnerG2分析师加西亚表示：“在这种经济状况下，营销商希望减少浪费。所以，可计算性现在很重要。因为可以进行定向宣传而结果又可以测量，所以互联网是最适合这一标准的媒体。”

四、《广告法》局限性的理性思索

1995年的《广告法》以凸显其局限性，很难适应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广告业的发展，无法应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出现了没有全国性法律规范的庞大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其尴尬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有效的事前审查机制。广告事前审查机制，即广告前审查制度，它能有效将种种可能引发事端的虚假广告抑制在萌芽状态，是世界各国广告行业普遍采用的审查措施。它是指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在承办广告业务中依据广告管理法规的规定，在广告之前检查、核对广告是否真实合法，并将检查、核对情况和检查结论、意见记录在案，以备查验的活动。这对规范传统广告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对互联网广告却无能为力，因为，互联网广告是集广告主、广告制作者和广告者于一身，很难进行事前审查。

2.对虚假广告的事后救济难以实现。所谓虚假广告，指的是广告主利用虚构的事实进行广告，以骗取消费者对其产品或者服务的信任，陷入对商品或服务的错误认识，因错误的认识可能做出非出于其本意的行为，从而成为购买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潜在顾客。由于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的制作者和者集于一身，所以，用户看到的广告能够了解其内容和产品或服务是什么，但很难知道是谁的，即便出现了虚假广告，用户也很难追究广告者的责任。因为是否了虚假广告将变得无法界定，这不如传统广告的者那么清晰，责任主体非常虚幻。

3.隐蔽性广告大行于道。隐蔽性广告是采用公认的广告方式以外的手段使公众产生误解的广告。其主要存在于BBS、关键词搜索、网络新闻以及邮件广告中。用户无法屏蔽，亦无法拒绝。

4.侵权广告比比皆是。各类未经允许使用名人肖像的广告、违反行规的广告以及使用不堪入目的低级下流的照片的广告已经严重侵犯了肖像权和隐私权以及网络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网络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同时也侵犯了用户通过网络获取所需资料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五、解决的对策

1.加强立法。鉴于《广告法》的滞后，笔者建议，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对互联网广告加强法律层面的规范，吸收发达国家该类问题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实际，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广告法。全国一盘棋，加强宏观上的调控。同时，也应该制定出行政法规和各地方应该制定出符合本地区情况的地方性法规，对不当互联网广告加以规制。

2.加强政府的监管。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分化出专门监管互联网广告的部门，引进专业性人才，对该类广告时刻加强监管，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肃清各类不法广告，规制互联网广告市场，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有执法部门的强有力的监管保障，必能还用户一个洁净的互联网。

3.加强行业监管。加强行业内部的监管也是解决该类问题的必须手段，也是加强行业自律的基本要求。行业内部应该加强对互联网广告的规制，明确广告主、广告的经营者和广告的者的任务和责任，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广告和各类违法广告的出现。

视野下范文篇10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冲突的时期，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想世界的向往成了每一个人的梦想。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提出了自己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

1、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对人的关怀是儒家与其它学派相区别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儒家是最为重视君臣父子、尊卑高下的，而孟子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这里孟子虽然是出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篇》）的政治上的策略性考虑，还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和价值理念。

儒家对人的悲悯情怀还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上，这与许多宗教提倡苦行与禁欲，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主张压抑人的天性以实现某种精神理想或目标的教义是非常不同的，儒家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连头发都不忍心折损，由此可见儒家对生命的尊重珍视的程度。

其实，对丧礼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的重生理念，“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将逝者当作生人一样供奉，在儒家眼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死与生一样重要，生死都能圆满，做人的道理才算完善了，对丧礼的这种谨慎的处理态度正是儒家重生的集中体现。

2、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的理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夏周时期，就有了诸如春禁伐木，夏禁捕鱼以及根据气候节令来规定打猎、伐木、烧荒的时间等等，到了儒家这里更进一步强调了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应与整个自然界圆融无间、共生共荣，天地万物只有做到“和”才能欣欣向荣的观念，“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春秋战国时期人少地广，资源丰富，用不着担心匮乏的问题，然而儒家还是从保护环境、顺应天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超前了其时代几千年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出了今日人类极端关注的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可见儒家在此问题上认识之深刻。

儒家的和谐观念与其仁爱观是分不开的，儒家认为万物和人皆由天地而生，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和万物一体，也要泽被万物，要保护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万物并立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只有推己及人以及世间万物，才能万物竞长、生生不息，才能真正达到“和”的境界。

3、人世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