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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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舞蹈事业付出了毕生心力的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一直热情关注本报。早在1998年，戴爱莲先生为本报撰文《舞蹈:即将失落的文明》，引发了关于舞蹈艺术的大讨论。近年来，戴爱莲仍对舞蹈艺术一如既往地关注。在春节前夕，本报前往戴先生家中问候，又听她畅谈了对舞蹈艺术的理解与热爱。

很多人在看过舞蹈尤其是芭蕾舞训练后，感叹其刻苦，常常评价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可是戴爱莲说，舞蹈是在解放自己的身体，是无比快乐的。一生涉足过芭蕾、民族、古典、现代等多领域舞蹈艺术的戴爱莲，回忆自己接受训练时说，她喜欢练功，一天不上课就觉得难受。舞蹈的表达工具就是身体，身体的基础技巧打好了，那就可以自由地表达，跳什么像什么，那种感觉是美好的，是一种极高的享受。

戴爱莲认为，现在中国的舞蹈事业处于很好的发展繁荣时期。演出市场逐渐形成了，很多国外的舞蹈被引进来了。以前，我们看不到国外的舞蹈，在艺术上缺少比较和借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了解世界。我们不能老是和自己比，我们要和别人比，这样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另外，现在引进舞蹈也要讲究，要引进一流的舞蹈演出，把标准定得高一些。我们中国自己的舞蹈艺术水平也很高，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在看到别人的高水平表演以后，更应该下力气发掘自己的宝藏。她对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给予好评。戴爱莲说，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蕴涵着灿烂的文化，目前我们的传承与发掘做得还不够，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戴爱莲说，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国的舞蹈艺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参加进来的事业，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所以，舞蹈工作者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戴爱莲认为，文艺工作不是争名夺利，文艺工作者没有必要去讲究第一、第二的排名问题，大家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观众的欣赏口味也不一样，能够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就是成功，就是有价值的。文艺工作者要重德，提倡德艺双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样才有利于发展，有利于推动大家为了中国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释放范文篇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过程中长期性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益突出。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将重点放在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2017年10月，报告中再次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新常态下经济存在失衡的风险，其本质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而为缓解这一矛盾，仅靠需求侧的调控和管理难以深入到结构，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能够促进其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1978年至2011年之间的33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高达9.9%，但2012-2016年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7.8%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内需增长动力不足，尤其是由于自主创新不足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高新技术产业水平相对较低的矛盾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端需求。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症结不在于投资规模能否进一步扩大，而是应该注重投资机会，从供给侧入手，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普遍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创新效率，由资源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扩张投资需求；将克服收入分配结构性扭曲作为重点，使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质量的全面提升，即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这样不仅能为消费和供给市场创造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还能够吸引并创造更多高质量的需求，从而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发挥消费的带动作用，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下的消费需求及特点消费需求进入新阶段。2004-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7.7%下降至30.1%，接近30%的富足标准，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在我国就业形势逐步稳定，工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带动下，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增长总体上趋于平稳。如图1所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821元，同比增长6.3%，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3元，同比实际增长7.5%，超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0.9%。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费者从最初的温饱需求、安全需求过渡到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需求的质量逐步提高。消费行为转变引领消费新常态。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强。居民消费需求消费行为的转变也带来消费增速与消费热点的变化。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同比实际增长6.8%。分领域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居民食品烟酒消费与衣着消费仍旧保持平稳增长，2017年前三季度，二者分别同比增长5.0%、2.6%、9.0%；消费升级类的商品销售表现较为突出，如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与通讯器材等商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享受型的消费增长速度加快，占居民消费的比重持续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与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8.9%和13.2%，具体如图2所示。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与移动支付的兴起与发展，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类、移动端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释放消费潜力的价值消费需求是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同时，由于世界经济仍旧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在国际贸易低迷、出口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我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投资增速出现下滑趋势。在此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创下2001年来的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确定稳中求进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在维稳投资的同时，更多倚重消费的拉动作用，释放消费潜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助于消费转型升级。我国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形成，但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消费驱动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现阶段，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远未满足，服务性消费大幅度增长，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同时增长。目前，我国高品质商品消费潜力巨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潜力巨大、农村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但我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供给水平与居民的消费水平无法完全匹配，导致很多现实消费被抑制。因此，提升供给的有效性，激活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势在必行。通过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从而能够促进供给方提升产品的有效供给，改革供给结构，促进我国消费的转型与升级。

制约我国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因素

经济下行压力下，消费动力有所减弱。目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仍旧处在深度调整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态势并不平衡，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同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的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的行业受到经济持续下行与产能过剩调整的影响，其规模与市场份额出现了萎缩，这使得居民对于收入的预期降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对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逐渐显现，逐步产生消费滞后影响的效应。从总体来看，由于市场缺乏新的供给力量、就业市场不景气、收入增长困难等都成为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因素，阻碍了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消费环境不健全，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正常升级。由于缺乏较为完备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环境仍旧不容乐观，各类消费者权益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市场准入规则及行业规范等的不健全，以及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管理处罚制度不健全，使得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过低，不利于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消费市场的不健全不利于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动机和消费愿望。消费者在不良消费环境中的购买行为普遍趋于谨慎，往往趋向于反复权衡消费收益与可能发生的消费风险，面对不确定性，消费者更容易选择持币待购、推迟消费乃至放弃消费，从而压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情，不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从农村市场来看，由于农村更易成为城市积压商品推销的场所，所以相对城市，农村市场上充斥着更多质次价廉的商品。而农村消费者仍旧以价格作为购物的首要考虑因素，使得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农村消费者相对于城市消费者更易掉入“消费陷阱”，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同质化严重。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存在着大量过剩的低水平产能，产品供应虽处于过剩状态，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匹配，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不平衡。一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企业无法提供满足各个层次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二是众多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无效供给增加；三是商品的品质安全等问题得不到保障，导致大量潜在消费被严重抑制。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果使得原本旺盛的现实消费转向“储币待购”或“需求外溢”，导致国内产品供给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四是传统企业普遍缺乏产品创新观念，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无法完全匹配新兴市场更为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例如，由于缺乏原创性、缺乏贴近大众文化品位的产品，我国文化消费明显薄弱；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与缺乏商业模式创新，高端个性化消费品的需求被抑制，阻碍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供需信息不对称，有效信息不足。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存在经营时间与经营空间的限制，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取全部商品信息，商家与顾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大量潜在消费处于睡眠状态。因此，企业需要及时变革自身商业模式，优化消费的供给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增长。同时，产品信息质量的不对称极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随着我国消费模式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变，消费者所拥有的质量信息越多，其购买倾向就会越大。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化质量信息供给机制，消费者对于各类产品质量信息的接收渠道繁杂，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易导致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甚至整个行业的不信任感，造成市场需求的萎缩和转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着眼于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优化消费供给结构。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消费需求向高层次、品质化转变。与此同时，绿色、优质及高端产品的供给相对短缺，造成供需结构的错配。为解决供需错配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优化商品消费供给。在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国际品牌，建设高端化的购物中心，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壮大自主供给，支持企业的智能化设计和生产，从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分层次的消费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衔接。第二，提升服务消费的供给。主要从发展生活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业以及发展商旅文化融合等方向，提升服务业的供给水平。第三，倡导绿色消费供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坚持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链条的绿色化、生态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通过推广绿色物质产品消费、推广绿色精神产品消费等可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可以从两个领域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第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以及农村道路建设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的交通与供电问题对农村消费能力的制约。第二，加速建设4G、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补齐新兴消费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从而实现通讯网络的全覆盖。第三，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旅游线路的建设。第四，优化城市商业网络布局，合理规划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业设施，鼓励闲置流通设施的综合利用。通过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的短板，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健全法律法规且完善行业标准，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消费环境不理想是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障碍之一。尤其是新兴消费与流通革命的发展，原有的各大行业监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流通供给各个领域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消费市场亟需建立新的市场治理与监管体系。首先，政府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完善网购等消费新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利用“互联网+”，简化消费纠纷的解决流程，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创新纠纷解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第二，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商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内贸流通治理模式，鼓励开展以信用记录为基础的第三方专业评价等，通过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对市场上的失信行为进行整治，从而打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与信用体系，构建完善的社会商业诚信体系。第三，建立完备的消费安全标准，着力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从而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鼓励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税收优惠、相关补贴等方式，鼓励相关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进行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完善对企业生产研发的激励机制。在文化产品方面，建立健全政事分离、管办分离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产品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高技术产品消费方面，应重视信息的价值，政府应给予基于数据信息加工和处理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从而支持其技术的改进与模式的创新。利用数据的力量实现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的互联互通，发挥信息的共享作用，从而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中高端化个性消费品和服务产品。与此同时，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兴起使得电子商务全面覆盖居民生活，鼓励企业向高水平商业模式发展有利于促进消费的稳定与结构升级，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从而深入挖掘内需，促进经济的提质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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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范文篇3

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昆明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支撑。据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数据显示，2017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092.67元，是1980年的67.3倍，2008年的2.62倍，与198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为12.05%。扣除近四十年价格上涨因素，2017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实际支出3947.97元，是1980年的10.23倍，与1980年相比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49%。但与国内国际化城市相比，昆明消费总量不大，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消费载体基础性开放合作平台等服务性消费仍存在差距。一系列促进汽车消费增长、农村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消费市场环境的政策红利出台，将为促进昆明居民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

2昆明消费经济发展现状

2.1昆明消费潜力分析。消费潜力是指潜在的消费，涵盖一切尚未满足的符合人性需要的消费。本文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昆明及西部7个省会城市的消费潜力进行分析排名，并以年末总人口(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指标作为研究昆明消费潜力的变量体系，用以分析明确各变量因素与消费潜力之间的影响关系。经测算，昆明消费潜力在8个西部省会城市中，综合排名居第三位(排名依次是成都、西安、昆明、南宁、贵阳、兰州、西宁、银川)，如表1所示，昆明消费潜力较为明显。2.2昆明消费经济发展特点。2.2.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强。从图1可以看出，2011—2014年昆明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于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但其两者的差距逐年递减，至2015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2.2.2消费结构逐步优化2011—2015年(如图2所示)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逐年降低，由2011年的25.30%下降为20.8%，略低于全国26.4%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占比逐年增加由2011年的74.70%上升到79.20%，略高于全国73.6%的平均水平。2.2.3城乡消费规模差异依然较大，消费结构差异不明显。如图3、图4所示，2017年昆明市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图可以看出，昆明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不明显。图32017年昆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图图42017年昆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图从图5可以看出，在消费规模上，昆明城乡差异依然较大。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2.3昆明消费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2.3.1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能不足2015年昆明最终消费率为48.8%，低于全国51.6%的水平；资本形成率70.2%，高于全国44.9%的水平，昆明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还需进一步提升，如图6所示。2.3.2新型消费模式发展不充分。昆明网络消费动力不足。2016年4月，昆明网络消费位列云南第一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昆明的网络消费水平指数来看，2011年1月为90.88(全国平均96.0)，到2016年4月为104.88(全国平均122.2)，月均增长0.23%(全国平均0.38%)，均低于全国水平。2.3.3居住类消费支出挤占其他领域消费。随着2000以来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住房消费成为城镇居民最重要的开支内容，从图3、图4看出，2017年城乡居民用于居住的开支都在20%以上，居住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明居民的住房消费过大，严重挤占了居民在其他领域的消费。

3新时期广州释放消费力经验借鉴

2012—2018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保持超过11%的高增速，预计到2020年，达到伦敦、纽约等世界级城市消费规模。随着广州传统商贸加快转型，以及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广州消费实力将继续名列前茅，经验值得昆明借鉴。3.1改革流通体制，加快消费升级。广州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消费升级。将个性、多元、便利的消费需求作为引导商贸零售业创新发展的目标，培育“零售业＋”的商贸零售业发展模式；以创新发展为理念，推进专业批发市场从单一批发向综合服务转型提升；利用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推动高端集聚和创新创业良性循环；以物流园区、产业物流集聚区为支撑，着力推进全市工商业、物流企业以托盘为核心带动的物流标准化应用。3.2落实消费政策，提升消费信心。广州注重消费政策和理念的研究。以体育消费、信息消费、旅游休闲等中高端消费为新增长点，采取了重构消费新模式，促进消费需求回流、促进商旅文融合、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融合等一系列有效做法，推动商贸转型升级，深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推广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平台。3.3强化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广州被商务部和中央编办确定为全国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广州市政府安排资金对扩内需促消费工作和项目给予支持，保障促销活动的有序开展，落实具体促消费工作措施，对促消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分析，找出对策，及时总结。

4提升昆明消费潜力空间载体的路径

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进一步提高商业供给体系质量，加强消费回流，增强对海内外消费者的吸引力，满足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4.1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昆明消费需要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现更快释放。鼓励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技术改造，开发面向云计算、大数据的新型智能化终端产品，吸引消费者，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以昆明高原特色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为契机，加快形成一批跨县(区)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满足消费需求；优先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大数据产业，并结合各区域产业特征来制定现代服务业消费计划；弘扬工匠精神，重点在医药、旅游、食品等行业建立领军企业和示范标杆。4.2支持传统商业转型升级，创新销售模式与业态。探索构建“智慧商业”体系，鼓励互联网企业加强与餐饮企业、实体店铺、生活服务企业合作，推动线上交流互动、引客聚客、精准营销等优势与线下真实体验、品牌信誉、物流配送等优势相融合。4.3着力建设主城区市中心商业中心，打造昆明消费新名片。探索交通枢纽、人流集散地融合消费发展新模式，引导新型业态和国内外顶级品牌聚集，建设高端商业密集发展区和品牌集聚的国际知名商业区。加快正义路片区改造，实施商业步行街空间品质提升再造工程，鼓励设计师、创客进驻正义路片区，开展创客创意产品、展示、体验、交易，打造昆明消费的新名片。推动翠湖片区的保护性改造，引入绿色生态设计，融合云南历史文化和翠湖独特的自然风光，建设翠湖商业中心，打造汇聚垂直型购物中心、旅游休闲、复古街区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目的地。完善商业中心交通体系，加快规划建设正义路、人民路，翠湖环路的步行连廊，增强商业集聚效应。4.4着力提升四大核心商业集聚区，构建昆明消费新优势。充分发挥原有商业中心的消费聚集作用，加快提升主城区市中心商业区、北辰财富中心商业中心、南亚风情园商业区、世纪城商业中心四大核心消费区功能。加快推进北辰财富中心区域升级改造工作，通过提升市容环境、打造智能街区、营造商圈文化等，打造以休闲娱乐为主导、多元混合的商业中心。推动顺城—正义路中心商业区商业向翠湖片区延伸，引进具有云南历史特色和云南民族风情的综合商业设施，构建集都市型购物中心、品牌专业店、特色餐饮、影剧院、历史名人故居、主题公园等休闲文化娱乐服务网点。在南亚风情园商业区、世纪城商业中心重点打造集购物、餐饮、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中心。4.5着力打造新兴消费圈，培育消费增长新引擎。进一步丰富万达商业中心业态，引进国际主流品牌，引导增加特色餐饮等配套服务，利用昆明地标—万达双塔品牌，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呈贡片区CBD规划建设，引进大型购物中心，引导品牌集聚，将呈贡片区商业区打造成为辐射云南南部城市的综合商业中心。依托滇池周边特有的生态人文资源，重点挖掘和培育旅游、文化等产品，打造生态观光消费圈。引入特色餐饮、旅游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设施，促进旅游消费。4.6加强境外消费回流。加快建设机场口岸进境免税店，争取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境免税店尽快对外营业；建立商品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加大国际跨境商品直购体验中心的建设，促进进口消费品直销中心的发展。完善昆明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奥斯迪(昆明)电子商务交易产业园等配套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积极创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打造集跨境电商、商品展示、保税仓储于一体的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平台，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吸引外来消费增加。

5打造新兴消费热点

作为全国闻名的旅游城市，以“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为中心，打造昆明新兴消费热点。5.1“大健康”——以“民族医药、民族体育、养老服务”为重点，打造消费热点。医药、体育、养老是与国民生活及幸福感息息相关的行业，关注这些行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不但可以实现国民健康，更是实现政府创收增收的重要举措。5.1.1民族医药产业消费。昆明市民族医药产业面临市场空间狭小、资源枯竭、民族医学发展迟缓和后继乏人等诸多困境，影响了当地的健康消费。第一，做好民族医药抢救发掘工作。民族医药抢救发掘工作是民族医药保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建议昆明市、区两级政府设立民族医药抢救发掘专项科研项目，重点开展阿昌族、哈尼族、怒族、布朗族、傈僳族、独龙族、哈民族、德昂族等民族医药常用医技医法、习惯用药、秘方验方、养生保健方法等医药知识、文献的抢救性发掘及整理研究。第二，重视民族医药名老专家的经验传承。为民族医药名老专家开展师承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尤其应在从业资格、职称评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医专家后人。第三，加强民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优质的民族医药服务。着力培养一批技术高超、医患沟通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切实解除老百姓的病痛，提高患者满意度。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消费者对民族医药队伍的信任，才能大胆消费、放心消费。第四，建设民族医药标准化研究平台，提升民族医药的品牌质量。开展民族药标准研究，建立民族药标准研究和评价平台，解决民族药研究的关键技术难题，将有力提升昆明市民族医药企业的品牌质量，提升其行业竞争力，从而吸引国内外消费。第五，加大对民族医药产业的投入。建立传统医药复方知识保护基金，以资助对传统复方资源的管理与保护;重视民族医药人才，提高待遇，对于掌握民族医药核心技术的专家及老药工，给予相应的地位及待遇；配备应有的资金以培养后继的年轻人，以师带徒的形式掌握民族医药核心技术。5.1.2民族体育产业消费。第一，实现“平原—中高原—高高原”的训练基地系统的调整。昆明市现有运动训练服务资源主要体现在高原训练方面，尽管高原训练基地达到国内乃至东南亚地区一流水平且具备一定规模，但按训练学和生理学要求尚不具备训练的系统功能的要求，故在昆明市建立“平原(河口平原)—中高原(昆明)—高高原(丽江)”一条龙训练基地服务系统或通过跨省际的“平原—中高原—高高原”训练基地联盟，实施全方位的运动训练服务，真正实现昆明市乃至云南训练基地系统的功能调整。同时可将大量的剩余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使训练基地社会服务中依据市场运行规则进行产业化经营，使昆明市的这一宝贵的特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第二，以现代思维实施基地营销方式调整。昆明市运动训练基地在实施完善“平原—中高原—高高原”服务结构开发的同时，必须采用多角化营销战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开。以国内、外各类职业体育俱乐部为主要消费对象，采用名人效应营销方式、品牌效应营销方式、基地资源功能营销、组合效用营销等方式；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等形式扩大训练基地的影响;以高层次体育组织为公关对象，如国内、外各单项体育联合会或通过国内、外高层体育组织领导对基地的评价扩大影响，拓宽需求市场，加速昆明市高原训练基地的国际化水平。第三，施行推动昆明市民族体育发展的政策。为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投入体育产业的经营开发，政府有必要制定一些吸引企业来华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对投资从事体育经营的非赢利性组织或赢利性企业给予减免税政策和优惠贷款政策。国家可以在土地使用上放宽政策；国家银行应该以优惠的金融政策，以较低的利息和较少的抵押发放贷款等，增加社会办体育的热情和信心。第四，运用大众传媒推动全民健身消费。体育消费者参与体育消费兴趣的形成是受大众传媒的影响。用行政手段干预媒体对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报道比率，是引导更多的人加入体育健身行列的有效手段。第五，培养少数民族体育运动表演人才，吸引民族体育运动消费。让各少数民族选派出优秀的青年人，对本民族的体育项目进行整理、改编，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又具有现代的文明，既能够观赏，又比较简单，使观赏者容易参与，才能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民族体育运动消费。5.1.3养老产业消费。第一，建立推进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协调发展的管理机制。建立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协调发展管理机制。开展养老服务消费市场调查研究、决策咨询、规划制定、推动实施、评价考核等具体工作。将老龄产业发展从政府“要求干、指挥干、安排干”逐步转向“引导干、商量干、支持干”。第二，建立保障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健康成长的约束机制。昆明市可成立居家养老服务协会评估联盟等在第三方评价机构，探索有关第三方评价的标准、流程、机构、队伍和成果应用等问题，以积极推进老龄产业发展监督、约束和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还社会一个健康的养老服务消费市场。第三，全力打造精细的养老服务。过去“大而全”“小而全”的养老服务模式已明显滞后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市场化、产业化形势下的养老服务发展，要充分体现人性化、个性化、亲情化的需要，服务功能逐步精细化、专业化，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高水准的服务。5.2“大旅游”背景下，打造昆明休闲旅游消费热点的对策建议。昆明作为一座享誉中外的旅游城市，积极打造休闲旅游项目，释放休闲旅游消费潜力。(1)科学规划城市休闲旅游景区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确立“宜居休闲之都”的品牌形象，加强景点景区旅游战略向全域旅游战略的转变。(2)打造内涵丰富的休闲旅游产品。系统研发和策划节日购物旅游、特色乡村旅游、城市特色街区旅游、山地体验旅游、汽车自驾旅游、会展旅游、学术研讨会旅游、美食旅游、体育赛事旅游等一批有竞争力的旅游新产品，着力培育成为昆明新的标志性旅游产品。(3)加强城郊型森林公园旅游产品的开发。有意识地开发城市郊区，以森林资源为条件，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依托的城郊型森林公园，形成集休闲、娱乐、健身、疗养、运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吸引省内外的消费者。(4)打造以昆明十大湿地为中心的生态旅游消费热点。在开发湿地旅游的同时，同时注重对湿地活文化的建设。湿地活文化可能会成为湿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提升了湿地文化品味，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5)完善人本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成“智慧旅游云”，形成涵盖产品推广、服务预订、产品预售、信息查询、车辆调度、旅游安全监管系统、游客流量监测系统和导游服务系统等智能化、人性化服务体系，实现旅游行业实时监管；完善以旅游咨询中心、资讯网站、服务热线和手机APP等为主要内容的旅游公共服务信息服务渠道。(6)加强生态休闲养生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励职业院校或大中专学校在校学生参加养生旅游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一批集旅游服务和养生服务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7)建立“外国领事馆街”，吸引更多的中外旅游者。在外国领事馆街区建立购物商业区，除了提供具有各国民族特色的旅游消费产品，还可以让外国人们多了解昆明本地的特色产品，引导其购物消费。5.3“大文创”——以民族演艺为中心，打造消费热点。昆明市民族演艺产业在刺激消费方面的贡献还不尽人意，民族演艺的消费市场还不稳定。5.3.1实现“旅游之夜”向“夜之旅游”的市场定位转变。在市场定位观念上突破以往的束缚，将“旅游之夜”升级至“夜之旅游”。即要把传统意义上夜间上演的演艺产品作为一个主打旅游产品来打造，它不一定要在夜间上演，但是一定要发展成为旅游地的核心旅游资源。5.3.2实现“遍地开花”向“限量规划”的产品布局转变。昆明市的民族旅游演艺产品应该引入“限量规划”的思想。规划者应首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如文化底蕴、接待能力、表演实力、可进入性等，合理布局产品，而且同一区域范围内的产品也应有差异性。5.3.3实现“舞台化商品化”向“民族性原真性”的资源开发转变要求。资源的开发能恰如其分地诠释民族原生文化，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旅游者认可，并最终促进旅游消费。

6完善昆明消费保障体系

6.1完善宏观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政府投资支出、转移支出等方面政策的运用，改善居民的就业环境以及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完善居民消费环境；通过创新消费金融产品，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发展线上消费金融，使消费更加便捷。6.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消费升级。调整放宽昆明市主城区落户限制，以具备一定学历或技能的人才、升学或毕业进入城镇的学生、在城镇就业居住3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6.3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保障消费信心。积极发展创新型非抵押类贷款模式，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新消费特点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各大保险公司昆明分公司与银行合作，支持发展“政银保”模式业务及各类商业贷款保证保险，为昆明小微企业贷款提供风险保障；适时设立或引进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6.4健全消费者保护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针对网络商品交易迅猛发展的势头，推进商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加强网络商品的监管。在昆明市商场、超市、市场等，继续开展“消费维权服务站”建设。大力推行经营者首问制度和赔偿先付制度“两项制度”，强化经营者自律。

7搭建昆明消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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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加坚定地推进思想解放

1、更新观念。一是要树立“妇联工作也能出生产力”的自信心；二是要改变“等、靠、要”的被动工作状态；三是要有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理念，充分发挥“借”字效应；四是要坚持在“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上，为所当为，为所能为，有所不为；找准工作着力点，“四两拨千斤”，积极发挥妇联引领、组织和示范作用，不求事事妇联组织所为，但求处处妇女受益。

2、准确定位。对妇联工作的岗位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既要围绕主业，又要有妇联特色，要以“特”的思考，体观“特”的品质。立足邗江实际，就要进一步做优“巾帼创业致富”、“平安家庭”创建等品牌工程，以体现邗江妇联工作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中的非常效应。

二、更加坚定地服务经济发展

2009年是邗江区“强区强镇、三年倍增”的决胜之年，区委十届六次全会上提出“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邗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围绕这一目标，区妇联将强势推进，力求“巾帼创业致富工程”展开新局面。

1、加强宣传，引导妇女创业。通过对“巾帼创业致富示范基地”和“巾帼创业典型”的事迹宣传，鼓励扶持创业政策措施的宣传，来激发有能力而缺乏信心的城镇妇女创新业。邗江区近11万劳动力中，实现自主创业的近4600人，其中，女个私工商户4100人，女私营业主450余人，在女私营业主中，销售达亿元规模的企业有2个，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8个，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5个。

2、加强培训，扶持妇女创业。面对农村失地妇女及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的城镇妇女，联合相关部门有针对性的举办“三产服务业”技能培训，以促进灵活就业。

3、加强服务，促进妇女创业。充分发挥邗江区“巾帼创业联谊会”平台作用，调动优势创业女性重创业、创新业、创大业，一方面主动跟踪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女企业家联系制度）；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利好政策，为企业增援，为企业减负。

三、更加坚定地推进城乡统筹

“科学发展、城乡统筹、民生和谐”是邗江区09年工作的三项战略重点，邗江地处城郊，690平方公里区域兼具城市、城郊、城镇和农村四种形态，但区域的主体仍然是农村。如何促进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妇联组织也应大有可为：

1、发展经济，以创业带动就业。一是以“巾帼创业联谊会”为平台，就地消化（吸收）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村富余女劳动力，增加其工资性收入；二是以“巾帼科技致富工程”为载体，提高农村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致富能力，引导有胆识、有能力的年轻妇女兴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三是以“巾帼创业创新工程”为着力点，提高农村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潜力，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村妇女创办三产服务业，增加其资产性收入。

2、选优树点，以强势带动弱势。一是深化“巾帼文明岗”创建活动，扩大覆盖面。从一般服务行业拓展到高科技领域，从本地城镇妇女到新邗江女性，从一岗一部门到示范街、示范线、示范区、示范村，领域覆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形成各行各系统互动大格局。规范管理，创新内涵。在立足本职的基础上更要注重服务社会；二是继续开展“评优评先”活动，重点是行业标兵；三是务实“岗村结对”、“岗童结对”、“春蕾助学”、“结对帮扶”活动，以优势群体及个人扶持带动弱势群体和个人。

四、更加坚定地推进社会和谐

妇女是家庭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以家庭和谐促进区域和谐，推动社会和谐，妇联组织的作用日益明显。

1、活化载体活动。“美德在农家”、“五好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活动是妇联工作中生命力极强的活动，邗江区妇联将应用穿新鞋走老路的办法赋予这些常规活动以新思想、新内涵，继续予以深化和推广。

2、深化平安创建。充分发挥“妇联维权”这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联合区司法、法院等部门把律师值班制度和特邀调解员制度落到实处，以充分维护广大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以“平安家庭创建”深化年为契机，在已有80%的村创成“平安家庭”示范村，85%的家庭创成“平安家庭”示范户的基础上，力求今年创建率达95%以上，为“平安邗江”创建奠定基础。

五、更加坚定地强化组织建设

妇联基层组织建设是强基固本的重要工作。重在建设，贵在创新，难在深入，需要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一以贯之努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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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举工作的筹划与安排：“三个原则”和“四个导向”谋篇布局

搞好村级班子换届选举，确保广大党员和全体村民自由、真实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基层党委落实基层民主的职责所在。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对选举有一个宏观、整体的把握。

（一）确立选举的三个原则。一是党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指全镇按照区委的统一部署来抓落实，各村围绕镇党委安排抓开展。在区、镇、村的结构体系中，区委是龙头，对全区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统筹安排；镇党委是关键和枢纽，既指导本镇的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又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上传下达；村级党组织则承担信息反馈和联络工作。分工明确，责任具体。实践证明，在村级班子换届选举中能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关系到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二是村民自治原则。村民自治是村集体组织自我管理的法定形式。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必须始终坚持和突出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自觉还权于民，让民能当家作主、愿意当家作主。三是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明确的四个导向。一是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一个什么样的班子，在一定程度决定了一个地方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换届选举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换届选举就是要将能带动村域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人选入班子。用正确的导向来引导群众投好票、选好人。但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是，引导不是包办，应确保选举权始终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不超越，更不能忽略。二是怎样选的问题。即选举的组织程序问题。以往村级班子的换届选举，一直采取先村委会换届，再进行党支部换届的组织程序，其优点明显，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先村委会换届，要面对全体村民，工作难度非常大。鉴于此，此次采取了先党支部换届选举，再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程序。由于先行选举产生了支委成员，村党支部人员和职责得以明确，既稳定了军心，又有利于基层党支部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组织领导，更好的促进工作开展。三是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即选举的具体日程安排。在某种意义上说，村级班子换届选举的关键在于选举程序安排。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选举日程，怎样协调选举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如何协调，确保换届选举按工作日程开展，都必须具体到每天每个人。我们按照全区换届选举工作的统一部署，对2月18日到3月25日的换届选举工作日程进行了科学安排，对全镇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提名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公示、正式投票等程序进行了安排，对资料印刷、表格制订、选票印制等问题都详细予以明确。按日程、按人员落实到位。四是按什么样模式选举的问题。此次选举，全镇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采取了“公推直选”的模式。支部书记和支委委员由党员、村民代表、人大代表、社会贤达等进行公推，确定正式候选人后，再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同样，村委会成员由全体村民提名，在确定正式候选人之后，在法定投票日投票选举产生。通过公开推荐和提名，最后正式投票选举产生支村两委成员，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党员和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层民主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

二、选举过程中的组织与执行：严把“五关”选好人

一是把好资格审核关。层层把关，全面认仔细地审核提名候选人的资格。按照市、区选举工作精神，对凡是自1990年以来有违法生育行为的，对综治、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坚决不能确定为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成员正式候选人，同时，对群众反响较为强烈的候选人进行重点讨论、专题研究。最后，对获得提名的168名支委候选人和1309名村委候选人的资格审核，确立了123名支委正式候选人和123名村委正式候选人，取消1名提名候选人资格。分别以公告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和村民进行公式。在资格审查过程中，还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小利益，实事求是的开展工作，坚决打击选举过程中的歪风邪气。

二是引导把好结构关。村级班子结构是基层班子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了班子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合理老中青搭配比例，此外，由于每个行政村都是计生工作的责任单位，因此村委会还必须配备一名女性干部负责抓计生。因此，在选举的宣传中，明确提出一名女性进班子的要求；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着力引导群众提名学历较高、能力突出的人选。在新当选的118名支村两委委员中，女委员28人，占总数的23.7%，35岁以下、36岁至45岁、46岁至55岁，56岁以上分别为12人、53人、41人、12人，比例为10.2%、44.9%、34.7%、10.2%，大专以上学历34人，书记、主任“一肩挑”9人，支村两委交叉任职29人。

三是要把好选举程序关。镇换届选举领导小组始终注重选举程序关，严格按照法定工作日程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在所有问题的处理上，既不提前，更不晚到，全镇统一进度。依法引导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到换届选举中来。全镇24个村共登记选民33495人，33125人参与投票，投票率达98.9%。

四是抓好纪检监察关。坚决纠正和查处换届选举中违纪违法行为，设立并对外公布专门的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切实加强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对因选举引发的重大事件及时上报，对以“贿选”等手段当选的支村“两委”成员，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当选资格。对在选举中采取非法手段贿选的罗汉庄村村委会提名候选人刘某，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镇纪委予以调查核实后通报给村选举委员会，依法取消其候选人资格。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充分，24个村顺利按日程安排完成任务，为村党组织的公推直选和村委会的海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4个村出现候选人票数未过半进行另行选举外，其余均一次选举成功。

五是做好沟通协调关。换届选举工作中，群众反馈问题、提名、投票等各种环节都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怎么办？现场解决不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多方的沟通协调。为了推进开展，镇换届选举领导小组多次召开换届选举协调会，在提名候选人、确定并公布正式候选人、投票等重大事项上，更是一天一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由于沟通及时，对每个特定问题都有具体的处理意见和措施，整体上保持了全镇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程。

三、选举后回顾与总结：四种关系处理尤为关键

（一）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村级班子换届选举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但关键是如何把握一个度，既能始终确保选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又能促进村民自治健康有序进行。实践中，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宏观性的、整体性的、政策性的层面，也就是将好的政策、好的方法、好的原则制订出来，让相关人员有一个操作的程序和办法，同时，注意细节的修订、完善以及整体的方向性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宣传，营造良好的换届选举环境。而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则一律归属于村委会及全体村民，如村民提名权、选举权、监督权，要切切实实的保障村民的这些权利能落到实处。

（二）处理好连任与新任的关系。村干部连任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必然要求。此次换届选举中，有93名原支村两委人员成功连任，分别有12人和15人首次进入支委和村委班子；在25个新进班子人员中，新当选支部书记6人，村主任12人。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既保持了整体的连续与稳定，又深化了能上能下的用人体制，加大了优秀干部的任用力度，使一批农村实用优秀人才突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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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一）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

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不同在于批准的法律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被带到法院并有充分证据判定未成年人有罪，区别在于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庭判处的刑罚上。法官判决未成年人缓刑，就意味着该未成年人将留在社区接受一系列规则和规定的约束。然而，法官不能判处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而只能是判处未成年人一定期限的监禁，但释放安置是刑罚的一个最后成分。

同样，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需要给未成年人提供社区监督、咨询和任何附加服务。两者的基本目标是要执行释放回社区的条件。释放的这些条件需要持续地遵守宵禁、上学或保持雇用，保持与法院官员的联系、咨询、参加服务（如物质滥用戒除服务、性犯罪者规划家庭服务），并且避免犯罪活动。检查监督释放条件是释放安置／缓刑监督官的职责，因为违反释放的任何或所有条件都能导致一定期限的监禁。因此，当考察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官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既是执行者又是顾问。

作为执行者，官员必须查证社区释放的所有条件。如果未成年人不遵守释放安置／缓刑的任何条件，官员必须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权，在警告未成年人和联系法官撤回判决之间作出选择。作为顾问，通过讨论责任的重要性和保持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官员必须帮助未成年人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官员必须慈悲为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顾问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或他必须执行并检查监督释放安置／缓刑的条件。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成人假释

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功能是相同的——监督和协助已经从监禁期释放出来的罪犯，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法理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制度的创立是一项以寻求未成年人福祉为目的帮助未成年人的成长。因为他或她的年龄，根据社会规则要求，一名未成年人可能被处理或教导该怎样做出行为。相反，成人法院的任务是要证实犯罪并且施加罪有应得的惩罚，以保护社会民众和控制犯罪。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和成人）的法理基础是用词不同的理由，虽然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

三、深入细致的释放安置计划运动

总体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的使用是不成功的(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0)。就是说，提供有限服务和承担大量个案工作压力的同时，在社区里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监督，对于在社区内成功转变未成年人，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不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几个因素的影响：(1)在过渡期间，行刑机关工作人员与释放安置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2)不能确定未成年人服务的合适提供者；(3)释放安置工作人员承担着极大的个案工作量；(4)选择不适当的未成年人进行释放安置，这就导致了使用基金试图改进释放安置成功的现象。

更加明确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已经拨出专款资助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实施强化释放安置计划目的是：(1)改进从监禁到社区的过渡；(2)提高未成年刑罚的释放安置成分的作用(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4)。这项资金已经获得同意。因为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再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无能力牢记从监禁中吸取的教训，即释放回社区的未成年人似乎不保持在行刑期间他们可能已经学到的亲社会行为。除此，研究已经发现，当高度结构化的计划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释放程序的结果是更有利的。因此，通过统合监禁方式与强化释放安置的办法，“强化释放安置计划”运动寻求缓减从行刑机关监禁的过渡。

统合监禁的目的是在未成年人还在被行刑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回归社会的整合工作。通过提前给未成年人的挑战做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例如，怎样处理同龄人关系和诱惑），确定在社区里可行的服务和计划（例如，物质滥用戒除咨询），并且确保所有的当事人遵守释放条件（例如，正如未成年人报告所讲的那样，服务被提供）。总之，这个时期涉及详细的释放程序的所有决策，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活安排。

对于谁适合于强化释放安置的问题，还要做出一个附加裁判。调查研究发现，把有实施再犯罪行为低度可能的未成年人置于强化释放安置的时候，就是严格控制该未成年人可能作出不适当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释放安置的作用影响对“低危险”未成年人可能是有害的。两个广泛限定的小组能适应选好的强化释放安置。第一组包括顽固罪犯——那些有非暴力行为长期历史的人，第二组是能得益于特殊化处遇有特定问题的未成年人（例如，物质滥用者，性犯罪者）。研究显示，这两组“高危险”群体能获益于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因此，释放安置计划明确限定接收对象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成功的释放安置计划应该关注保护社会，强调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给未成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家庭干预，健康相关的问题，生活安排，劳动安置，等等），给未成年人确定并巩固社区资源，而且监督和评估罪犯的进步情况。为完成这些目标，释放安置强调监督和处遇。诚如前述，监督和处遇被视为是与愿望相反的；然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要合并这两个功能以便处遇成为释放的一个要求。只要参加处遇服务就能发挥监督功能，那么在那个聚合上收集信息数据就是处遇功能。

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提供资金资助四个州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以犯罪学理论（紧张、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高危险罪犯，并且把监督与处遇合并成一个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到1999年时，每个试行场所一直在改进多面“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推行；因此对计划的影响作用进行正式评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建议，阿特休勒和阿姆斯特朗(1990)推荐“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应该包含许多有利的观念，这些有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学术话语(MacKenzie，1999)的支持，但是，如果社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有效地落实计划，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书面模式包含有必需的成份，但是只有所有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取得成功。

四、结论

释放范文篇7

关键词:罪犯刑满释放;安置帮教;制度创新

罪犯释放是刑罚执行的最后一道工序。释放是监狱将人民法院的判决执行完毕，或者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罪犯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安置是有关部门对监狱释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工作或者安置生活的一项措施。我国《监狱法》对罪犯的释放和安置作了具体的规定。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规定

(一)《监狱法》对罪犯释放和安置的规定。《监狱法》第35条规定:“罪犯服刑期满，监狱应当按期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书。”《监狱法》第36条规定:“罪犯释放后，公安机关凭释放证明书办理户籍登记。”《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监狱法》第38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各地认真贯彻《监狱法》，切实把罪犯释放和安置作为严肃的执法活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是旨在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服务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积极促进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二)《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听取有关基层组织和原办案机关的意见。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议，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确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在罪犯刑满释放前作出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决定。决定书副本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被决定安置教育的人员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安置教育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安置教育机构应当每年对被安置教育人员进行评估，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见，报决定安置教育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有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在法律层面对该类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安置帮教规定得最为详细的法条。(三)《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第37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二、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罪犯释放存在的主要问题。1．《监狱法》对释放的类型规定不全面。罪犯释放按其类型可以分为服刑期满释放、人民法院裁定释放、假释(附带条件的提前释放)和特赦释放等类型。服刑期满释放是指按照人民法院判处的刑期，监狱在执行完毕之日进行的释放。人民法院裁定释放是指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当事人申诉引起再审程序，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判决，监狱按照人民法院的判决进行的释放，一般指由于冤假错误的裁定以及对原判刑罚的减轻而实际服刑时间超过新确定的刑罚的释放等。假释是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由人民法院裁定予以释放并进入社区服刑的执法活动。特赦释放是指监狱根据人民法院按照国家主席签发的特赦令对特殊群体罪犯裁定免去部分刑罚的释放。我国目前的《监狱法》等法律仅仅规定了服刑期满释放和假释，亟待在修改《监狱法》时完善罪犯释放的类型。2．《监狱法》中关于罪犯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对判刑的罪犯采取户口注销的政策，罪犯刑满释放后，再凭释放证到原户籍地重新申报户口，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管理的重要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行《监狱法》第36条的规定正是当时的社会管理措施在《监狱法》中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判刑的罪犯不再注销户口。2003年8月，公安部出台《三十项便民措施》，明确了“取消被判处徒刑、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注销户口的规定”。监狱在押罪犯中还有极少一部分是2003年8月份之前判刑入狱，需要重新办理户籍登记，绝大多数罪犯不存在凭释放证办理户口登记的问题。建议在修改《监狱法》的时候对此作出重新规定。3．罪犯释放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给刑满释放的罪犯发放路费是新中国监狱工作的一贯做法。《劳改条例》和《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都有具体规定。尽管现行《监狱法》中没有罪犯释放时发给路费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一直沿用过去的规定，发给刑满释放人员路费和途中伙食费，并在“监狱基本支出经费”中的“狱政费”的项目中列支。由于刑满释放人员个体的差异性较大，有的释放时账上有钱，有的没有钱，有的居住地离监狱很近，有的离监狱很远，甚至有外国籍的，加上监狱管理部门没有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导致罪犯刑满释放路费的发放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目前不少监狱对账上有钱的、家中有人来接的、监狱送回的不发路费，账上无钱的且离家较远的，酌情发给路费。在确定具体数额上，主要依据乘坐大巴和绿皮火车的标准测算，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因此，在是否发放路费、发放标准和管理上亟待立法并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4．特赦缺少具体的法律规制。一是特赦没有单独立法。特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目前仅仅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文里有所涉及，而且很不具体。《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用的是“特赦”，《刑法》用的是“赦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时间里，一共适用特赦9次(包括2019年特赦)，大多数针对战争罪犯或者与战争有关的罪犯，只有第一次、第八次和第九次特赦涉及普通刑事罪犯。二是特赦的条件过于严格。例如第八次特赦，特赦对象必须是2015年1月1日之前正在服刑的罪犯，要求“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具有模糊性，且难以判断。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者评估方法，只从罪犯在看守所或监狱的日常管理下的表现情况判断其是否确已改恶从善或者是否具有现实危险性，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如何评估拟特赦对象的“现实社会危险性”?由什么部门、按照什么标准来评估?第九次特赦时，有关文件要求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刑罚执行机关请求，协调原侦查机关，对拟报请特赦罪犯开展现实社会危险性评估，及时反馈明确的倾向性意见”〔1〕。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如何对一个在监狱服刑一定时间(有的服刑时间可能在10年以上)的罪犯开展评估?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是仅仅提供一个名单还是需要提供其他有关材料?总之，目前我国赦免的条件过于严格，限制条件过多且主观随意性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赦免制度功能的发挥。5．罪犯释放衔接缺少法律规制。现行《监狱法》对罪犯释放时的衔接没有作出规定，释放时的衔接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按照有关规定，对监狱评估出的重点帮教对象(重新犯罪可能性较大的、“三无”和“三假”等人员)，在刑满释放之日，“司法所要动员其安置帮教责任单位、家庭成员和村(社区)代表在此类人员刑满释放之日将其接回”。有些地方还明确了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由监狱将其送回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交接工作。在监狱工作实践中，衔接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一是地方有关部门以人员紧张、没有经费、没有交通工具为理由，不到监狱来接，监狱也无法制约，尤其是跨省的“接”很难落实到位。二是监狱的“送”，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政策依据。有时候监狱将刑满释放人员送回，地方司法行政部门也不接收，个别刑满释放人员亲属因罪犯服刑期间的“工伤”问题、疾病治疗问题纠缠，甚至围攻民警。三是部分刑满释放人员拒绝“接”和“送”。该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自己已经刑满，是自由公民，“接”和“送”是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感到很棘手。(二)罪犯释放后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帮助安置生活与新时代要求不吻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增就业人员的就业主要靠市场调节。无论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还是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都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解决，政府不会大包大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现行《监狱法》第37条“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的规定与当前的形势发展已不吻合，需要在修改《监狱法》时给予重新规定。2．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少、功能不足。近年，各地在落实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就业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探索建立“过渡性安置实体”。但从总体上看，“过渡性安置实体”建设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以县级为单位设立，有的地方落实到乡镇(街道)的司法所设立，还有的地方仅仅写在文件上，实际上并没有组建起来。二是运作不够规范。已经建立的“过渡性安置实体”往往挂靠在某一个企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热心此项事业，会主动积极配合安置帮教部门的工作，如果是上级领导的“一厢情愿”，实践中就会大打折扣。部分需要安置的刑满释放人员对安置不满意，也会很快离开该实体。三是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按照有关规定，对“过渡性安置实体”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同时减免相关税收。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有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影响“过渡性安置实体”的正常运行。3．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罪犯刑满释放以后能否适应社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给予一定的保护显得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民间性质的保护组织，例如美国的“中途之家”、日本的“更生保护协会”、我国香港地区的“善导会”等，这些组织都是保护刑释人员的民间组织，帮助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生活没有保障的刑释人员，度过“危险期”，以逐步适应社会。2008年7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建立了中国内地首家社区服刑、刑释解教人员(以下简称两类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阳光中途之家”属民间非营利组织，朝阳区政府出资为主，多方筹集资金为辅，采取民间机构运作、司法局监督指导的方式开展工作。“阳光中途之家”将整合并拓展原有的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和领域，为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提供宿舍安置、职业发展、衔接管理、暂时落户、心理咨询与辅导、生活救助、法律援助、释解前后辅导、法院社工服务、社区教育、家庭支援、社区帮扶、志愿者发展、理论研究与发展等多种服务项目。〔2〕类似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阳光中途之家”的机构在全国还有一些，但是总体上数量不足，功能发挥受限。4．前科报告制度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前科报告制度，是指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我国《刑法》第100条对此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如实报告仅限于入伍和就业时，除此之外，不再有此报告的义务。多年来，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除刑满释放人员本身不具备相关的职业技能外，很大程度上因为曾经在监狱服过刑。实践中，如果刑满释放人员向就业单位如实报告，就可能面临不被录用或者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后果，大多数的人选择了不报告，这也使《刑法》第100条的规定形同虚设。“遵守法律(这条规定)不能带来任何利益，反而是可能的不利;不遵守却并没有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对刑释人员就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试想两个条件相当的刑满释放人员去应聘一个工作岗位，一个如实地报告前科，一个则相反，在招聘单位或雇主不进行认真核查的情况下，结果很可能就是没有如实报告的那个人得到了该岗位，遵守规定的却得不到。因而，前科报告制度在实际中有可能造成社会信用的丧失，造成不公平。”〔3〕

三、完善罪犯释放和安置制度的对策措施

(一)完善罪犯释放的类型。我国现行《监狱法》仅仅规定了“服刑期满的释放”和“假释”。建议在修改《监狱法》的时候增加另外两种释放的类型:一是人民法院裁定释放。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冤假错案被纠正，“罪犯”被无罪释放;其二是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减轻了原判刑罚，实际服刑时间已经超过了裁定确定的刑期而予以释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2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案件4553件，人民法院审结3093件，改判1630件2278人。〔4〕这些案件还不包括人民法院自己发现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这些案件中，就有裁定释放的案例。二是特赦释放。特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制度。特赦令由国家主席签发，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依法作出裁决，对符合特赦条件的罪犯免去其剩余的刑期，恢复其人身自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进行了9次特赦。(二)完善释放相关流程。主要包括:一是要明确具体的释放时间节点。目前法律规范对具体的释放时间节点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比如释放日期是6日，那么是6日的零时释放?还是24时前释放?从规范执法角度出发，应该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罪犯服刑期满或者人民法院裁定释放的，应该在释放日上午的工作时间内完成释放工作”。二是改革和完善释放路费发放办法。建议罪犯刑满释放时路费的发放采取“申请制”，对账上确实没有钱的罪犯，依据罪犯的申请，合理测算路费，原则上不得乘坐飞机，按照高铁和长途大巴等交通工具进行测算，并留有余地(考虑到中途转车或者赶不上车需要住宿等情况)。对账上有钱或者有人来监狱接回，或者监狱负责送回的，一律不发路费。上述做法需要从立法上作出规定，或者授权由省级监狱管理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规范。三是取消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刑满释放办理手续的规定。(三)加强特赦法治建设。一是要明确特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就适用对象而言，应将普通刑事犯纳入特赦范围之内，而且所有犯罪人，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无论初犯还是累犯，也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得到特赦。二是明确特赦的提请机关。特赦是国家对罪犯的恩惠，对什么群体的罪犯恩惠是国家的权力，应该由国家机关行使特赦的提请权。如果由罪犯提出，无法避免罪犯滥用提请权，国家可能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审查是否给予特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国家的司法成本。三是要完善特赦立法。我国的特赦制度立法应该包括总则(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特赦的概念、对象和适用范围等)、特赦的程序(主体、提起、特赦令、裁定、执行等)、附则(生效日期、解释等)。(四)完善重点和特殊罪犯释放衔接机制。一是要落实重点帮教对象的“必接”。对罪犯刑满释放前监狱评估出的重新犯罪可能性较大(高度以上危险等级)以及“三无”(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人员，监狱要将相关材料寄送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安置帮教建议，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要落实在释放之日将其接回，并明确责任人做好管控和帮教工作。二是要妥善处理好特殊群体罪犯的“交接”。精神病罪犯刑满释放时要落实好“交接措施”，提前联系好其亲属或者监护人到监狱将其接回。艾滋病罪犯刑满释放前，监狱应当将艾滋病罪犯的治疗情况及时通报监狱所在地和罪犯原户籍所在地的疾控部门，做好“转介”工作，防止脱管失控。外国籍犯主刑执行期满附加驱逐出境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办法的规定》(公发〔1992〕18号)执行。三是依法依规处理好“释放难”。在监狱实践中，部分刑满释放人员释放时以服刑期间的“工伤”、疾病等问题纠缠监狱，要求给予巨额经济赔偿，甚至纠集一部分亲友围攻监狱，干扰正常的释放流程。尽管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对监狱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危害。在处理“释放难”的问题上，要依法依规处理，要在罪犯刑满释放前做好研判工作，协调户籍地相关部门以及监狱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避免出现网络炒作。(五)重视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工作。监狱应该按照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做好职业技能培训，而不是按照监狱的生产项目进行技术培训。刑满释放人员居住在城市的，在街道进行失业登记，符合相关就业政策的，按照要求选择工作岗位。没有技术的，纳入再就业人员培训计划，参加相关培训。鼓励和引导刑满释放人员自谋职业，并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家住农村的，原有的责任田(林)要归还刑满释放人员，继续落实承包责任制。符合升学条件的未成年人，要做到不歧视，落实就读措施。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第100条进行修改，重新调整“前科报告制度”，减少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歧视。“前科报告制度”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有利于用人单位掌握和了解被录用人员的历史和履历，但其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内容，如果一定要规定，可以考虑在《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六)建立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和回归保护制度。一要建设好过渡安置实体。要明确“过渡安置实体”的“过渡”性质，一般不能超过三个月。“过渡安置实体”要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支持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其功能要具备食宿、教育、培训、救助等，主要用于安置“三无”“三假”等人员，其间要通过多种渠道分流出去(如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二是完善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对刑满释放人员中失去劳动能力的或者收入很低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当地政府应该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三是建立回归保护组织。近年来，我国出狱人保护工作有所发展，“有的地区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为刑释人员服务具有公益性的社团组织，如陕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等地的回归社会协会、帮教协会或基金会，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5〕。从长远来看，各地都应该组建回归人员保护组织。该保护组织为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按照章程开展相关活动，致力于回归人员的保护工作，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

参考文献:

〔1〕陈一新．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实施工作确保取得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EB/OL〕．(2019－06－30)〔2019－07－07〕．

〔2〕袁京．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6月启用〔EB/OL〕．(2008－04－19)〔2019－09－08〕．

〔3〕莫瑞丽．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

〔4〕中国检察年鉴(2013年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506．

释放范文篇8

太阳主导着日地空间环境及地球生态系统，是唯一可进行高分辨率观测和研究的恒星，也是人类研究宇宙最基本物质形态（等离子体）及电磁相互作用的最佳实验室。剧烈太阳活动是灾害性空间天气的源头，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太阳活动的机理，揭示太阳大气中能量传输和释放的精细物理过程，准确预报灾害性空间天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项目依托全球一流的太阳望远镜：抚仙湖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NVST），对太阳活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高分辨率观测和深入研究，获得了以下突破性科学发现：一是首次观测到太阳大气中的小尺度磁重联以及磁重联释放磁扭缠的过程；二是首次发现小尺度太阳活动触发大尺度太阳爆发；三是发现了太太阳活动能量传输和释放的精细物理过程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阳大气中多种新的活动现象。项目研究发表核心论文20篇，18篇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2篇发表在国内SCI天文学术期刊，其中，8篇代表性论文影响因子累计64，SCI他引353次，单篇最高引用110次，1篇入选NatureCommunications亮点，2篇获英国皇家物理学会颁发的高被引用论文奖（2017-2019年全球天文引用top1%）。核心论文影响因子累计136，SCI他引545次，多项研究被写入Springer出版的《NewMillenniumSolarPhysics》、《PhysicsofMagneticFluxTubes》、《MagnetohydrodynamicModelingoftheSolarCoronaandHeliosphere》等学术专著中。研究成果获2016年全国“十大天文科技进展”。项目执行期间多人入选云南省及中科院人才计划。经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基于国内自主研制的观测设备在太阳精细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科学发现，研究成果总体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特别是在小尺度磁重联的高分辨观测与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重要科学发现

1）利用云南天文台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的高时空分辨率数据，首次观测到太阳大气中的磁环-磁环之间的小尺度磁重联以及暗条和色球纤维之间的磁重联释放暗条磁扭缠的过程（图一所示），观测到与理论模型完全符合的磁重联事件，提供了完整的磁重联观测证据。并通过非线性无力场外推和磁流体力学数值模拟，验证了这一重大发现，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新的能量传输和释放方式。相关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TheAstrophysicalJournalLetters《天体物理学快报》(美国)和ResearchinAstronomyandAstrophysics《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国)上。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首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国家航天局网站，中国科学报及几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该论文被《自然-通讯》遴选为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亮点文章。2）首次发现小尺度太阳活动触发大尺度太阳爆发。通过对NVST高分辨率观测数据的深入挖掘，发现微小黑子的旋转导致了在同一位置先后形成两个具有扭缠磁结构了活动区暗条，并触发大级别太阳耀斑，观测结果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太阳爆发活动形成的详细物理过程，而旋转太阳黑子是磁流绳形成的关键原因，也是磁能积累的驱动源（图二所示）；利用NVST与美国GST望远镜的联合观测数据，发现新浮小尺度磁流绳的浮现和爆发产生了大级别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非线性无力场外推和三维磁流体力学数值模拟也重现了这一物理过程，这也是首次定性观测和定量研究完整的小尺度磁绳浮现过程。这一系列研究结果揭示了此类太阳爆发活动的能量来源和触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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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在司法实务中，特别是在新刑法实施之后，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及新刑法对某些犯罪法定刑的降低，被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案件比例加大；

又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09条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常见的情况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后，被告人被立即释放，检察院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抗诉，而被释放的被告人无法找到，以致庭审程序不能正常进行，不得不中止案件审理。

进而，检、法两院对案件中止之后由谁来负责发现被告人并保证被告人出庭的问题，发生分歧。法院认为，法院没有侦查手段，在被告人不在居住地及其它所能知道的地点时，诉讼文书无法送达，没有能力保证被告人到庭，而检察院作有罪或者要求判处刑罚的抗诉，又有侦查手段，应由检察院保证被告人到庭；检察院认为，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当然由法院保证被告人到庭，因为在被告人在押的情况下，不也是由法院提押被告人吗？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因此，对于因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而释放的被告人，在提起二审程序时，如果被告人不到庭，案件尽管只是中止审理没有终审判决，但在实质上就不了了之，因为在法院在被告人居住地等地点找不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采取；而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在居住地生活是其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被告人在客观上是为了逃避审判，也无法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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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刑/释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监狱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渊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通常认为它类似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最近十年来，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惩罚的态度，未成年人释放安置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个词条回放了历史场景，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联系起来，并且深入阐述了释放安置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一）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

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不同在于批准的法律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被带到法院并有充分证据判定未成年人有罪，区别在于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庭判处的刑罚上。法官判决未成年人缓刑，就意味着该未成年人将留在社区接受一系列规则和规定的约束。然而，法官不能判处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而只能是判处未成年人一定期限的监禁，但释放安置是刑罚的一个最后成分。

同样，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需要给未成年人提供社区监督、咨询和任何附加服务。两者的基本目标是要执行释放回社区的条件。释放的这些条件需要持续地遵守宵禁、上学或保持雇用，保持与法院官员的联系、咨询、参加服务（如物质滥用戒除服务、性犯罪者规划家庭服务），并且避免犯罪活动。检查监督释放条件是释放安置／缓刑监督官的职责，因为违反释放的任何或所有条件都能导致一定期限的监禁。因此，当考察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官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既是执行者又是顾问。

作为执行者，官员必须查证社区释放的所有条件。如果未成年人不遵守释放安置／缓刑的任何条件，官员必须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权，在警告未成年人和联系法官撤回判决之间作出选择。作为顾问，通过讨论责任的重要性和保持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官员必须帮助未成年人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官员必须慈悲为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顾问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或他必须执行并检查监督释放安置／缓刑的条件。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成人假释

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功能是相同的——监督和协助已经从监禁期释放出来的罪犯，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法理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制度的创立是一项以寻求未成年人福祉为目的帮助未成年人的成长。因为他或她的年龄，根据社会规则要求，一名未成年人可能被处理或教导该怎样做出行为。相反，成人法院的任务是要证实犯罪并且施加罪有应得的惩罚，以保护社会民众和控制犯罪。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和成人）的法理基础是用词不同的理由，虽然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转三、深入细致的释放安置计划运动

总体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的使用是不成功的(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0)。就是说，提供有限服务和承担大量个案工作压力的同时，在社区里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监督，对于在社区内成功转变未成年人，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不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几个因素的影响：(1)在过渡期间，行刑机关工作人员与释放安置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2)不能确定未成年人服务的合适提供者；(3)释放安置工作人员承担着极大的个案工作量；(4)选择不适当的未成年人进行释放安置，这就导致了使用基金试图改进释放安置成功的现象。

更加明确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已经拨出专款资助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实施强化释放安置计划目的是：(1)改进从监禁到社区的过渡；(2)提高未成年刑罚的释放安置成分的作用(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4)。这项资金已经获得同意。因为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再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无能力牢记从监禁中吸取的教训，即释放回社区的未成年人似乎不保持在行刑期间他们可能已经学到的亲社会行为。除此，研究已经发现，当高度结构化的计划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释放程序的结果是更有利的。因此，通过统合监禁方式与强化释放安置的办法，“强化释放安置计划”运动寻求缓减从行刑机关监禁的过渡。

统合监禁的目的是在未成年人还在被行刑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回归社会的整合工作。通过提前给未成年人的挑战做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例如，怎样处理同龄人关系和诱惑），确定在社区里可行的服务和计划（例如，物质滥用戒除咨询），并且确保所有的当事人遵守释放条件（例如，正如未成年人报告所讲的那样，服务被提供）。总之，这个时期涉及详细的释放程序的所有决策，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活安排。

对于谁适合于强化释放安置的问题，还要做出一个附加裁判。调查研究发现，把有实施再犯罪行为低度可能的未成年人置于强化释放安置的时候，就是严格控制该未成年人可能作出不适当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释放安置的作用影响对“低危险”未成年人可能是有害的。两个广泛限定的小组能适应选好的强化释放安置。第一组包括顽固罪犯——那些有非暴力行为长期历史的人，第二组是能得益于特殊化处遇有特定问题的未成年人（例如，物质滥用者，性犯罪者）。研究显示，这两组“高危险”群体能获益于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因此，释放安置计划明确限定接收对象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成功的释放安置计划应该关注保护社会，强调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给未成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家庭干预，健康相关的问题，生活安排，劳动安置，等等），给未成年人确定并巩固社区资源，而且监督和评估罪犯的进步情况。为完成这些目标，释放安置强调监督和处遇。诚如前述，监督和处遇被视为是与愿望相反的；然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要合并这两个功能以便处遇成为释放的一个要求。只要参加处遇服务就能发挥监督功能，那么在那个聚合上收集信息数据就是处遇功能。

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提供资金资助四个州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以犯罪学理论（紧张、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高危险罪犯，并且把监督与处遇合并成一个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到1999年时，每个试行场所一直在改进多面“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推行；因此对计划的影响作用进行正式评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建议，阿特休勒和阿姆斯特朗(1990)推荐“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应该包含许多有利的观念，这些有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学术话语(MacKenzie，1999)的支持，但是，如果社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有效地落实计划，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书面模式包含有必需的成份，但是只有所有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取得成功。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