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范文10篇

审慎范文篇1

—、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及其与审计的区别

（一）什么是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博调查，是委托方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或者由其自身的专业部门，对某一拟进行并购或其它交易事项的对象的财务、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分析。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见的财务审慎调查有以下几种：

1、为融资目的而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企业举债往往采取担保、抵押或信用等方式，在信用方式下，金融机构一般要对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前景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论证，以确保款项的收回。在担保方式下，担保方则要求被担保方提供诸多背景资料，以对其投资前景作出理性的判断。

2、收购、兼并中的财务审慎调查。在并购正式实施之前，往往要求对被并购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往往分为三个方面进行：（1）商业调查。即对收购对象的市场现状、市场前景的调查。商业谍查经常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方式，一般由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2）法律事务调查。法津事务调查涉及到被并购对象一切可能涉及到法律纠纷的方面，如并购对象的组织结构、正在进行的诉讼事项、潜在的法律隐患等，该项工作一般由律师事务所来进行，（3）财务方面的调查即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慎调查往往不会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但是，只要是并购方委托的事项，如了解被并购方的内部控制、或有负债、或有损失、关联交易、财务前景等，都可以成为财务审慎调查的范围。这些调查结果会对并购的进行与否有直接的影响。

3、由于出售目的而对自身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对于一家拟出售的企业，若买主尚不得而知，则为了让潜在的买方感兴趣，卖方一般会请专业机构进行财务审慎调查，以便在对方需要时提供调查结果。

（二）财务审慎调查与审计的区别。对受托进行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虽然可能担负着并购对象的常年会计报表审计任务，或者可能在并购交易完成后对并购对象实施审计，但是这种审计很难满足委托人在进行并购交易时对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需要，审计与财务审慎调查的主要区别在于：

1、目标不同。审计是一种鉴证服务，是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对被审计对象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的规定，会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资金变动情况，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是否符合一贯性原则发表意见。而财务审慎调查则属非鉴证服务，是对委托人所指定的对象的财务及经营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其工作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委托人的要求，调查的结果是出具一个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在特殊情况下，财务审慎调查进行当中，如果委托人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也可能不要求出具正式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注册会计师需要从专业角度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不需要也不宜对交易的应否进行提出建议。

2、委托人的出发点不同，企业之所以进行审计，主要由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一种强制性行为。而之所以进行财务审慎调查，是自愿的，是出于了解交易中可能涉及到的事项，以减少变易风险、最大限度地从交易中获得利益的需要。

3、工作结果导致的后果不同。审计因其具有鉴证作用，故审计报告一发出，注册会计师便要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件、合法性负责，对所有可能的报告使用者负责。而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只对委托人负责，并且，只对委托人指定的事项的调查、分析结果负责，如果由于调查结果严重失实，则要对由此导致的后果负责。但是，由于财务审慎调查并不对委托人所拟进行的交易应否进行提出明确的建议，故只是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做好所委托的事项，一般情况下很少会引起法律纠纷。

4、报告结果运用的范围不同，审计报告呈送给委托者后，后者要提供给投资者、债权入、税务机关等，公开上市的公司的审计报告还要公之与社会公众，而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则严格按照委托人指定的对象范围、只提供那些委托人认为应该了解调查结果的人士阅读。

二、委托方如何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目前，在我国大陆的并购实践中，收购方很少在实施并购前对收购对象进行财务审慎调查。失败的并购案例中很多是因为收购方对收购对象的财务情况知之甚少，对其复杂性预计不足。本文以为，拟实施并购的企业（即委托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一）选择有实力的中介结构，并购方往往并无专门的部门或人员去调有所需了解的财务事项。即使有，也很难保证独立、客观而带有某种倾向性。而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属第三方，独立于交易双方，可最大限度地保证客观、公正，提供不带有倾向性的调查、分析结果。

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时，应注意其专业胜任能力，财务审慎调查必竟不同于审计，它需要有专业经验的、高素质的人员，若受托人不能及时地完成，则有可能使交易贻误有利时机，而如果调查、分析结果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则由此而作出的决策可能会给委托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二）明确进行调查的范围、完成时间。在签订委托协议书时，必须明确调查的范围、完成时间，所委托的调查、分析事项，应是委托人尚不明确、但有可能对并购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有时，并购方可向其财务顾问或进行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咨询拟调查的范围。不明确调查范围，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开展工作；调查范围过小，则可能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的，而调查范围过大，则必然意味着调查的工作量和成本的上升，并且可能会导致交易决策不能及时进行。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在调查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发现委托人事先未考虑到的事项，根据其反馈意见随时调整财务审慎调查的重点，可能会对正确作出交易决策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三）正确运用财务审慎调查的结果，并购方必须将对并购对象财务审慎调查的结果与商业调查、法律审慎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考虑，以决定是否进行该项交易，不做调查或仅仅从其中某项调查的结果就作出决定难免有轻率之嫌，难以对股东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三、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财务审馆调查

就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委托的条款。在开始工作前，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与委托方就双方的职责范围达成一致，签订委托协议书。协议书应包括调查范围及委托目的、委托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受托方的工作时间和人员安排、收费、财务审慎调查报告的使用责任，协议书的有效期间、约定事项的变更、违约责任等。

应该说明的是，受托方如一开始就确知己方并无足够的人力或专业能力、或者无法在委托方限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委托事项，则不应冒然签署委托协议书。

（二）选派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工作人员。与审计相比，财务审慎调查是一项高收入的业务，这是因为其报告与委托人所拟进行的交易有关。该交易可能导致收购或兼并的对象的所有权或资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给收购或兼并的一方或双方带来巨大的收益。按照西方惯例，从事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除正常收费外，还可收取一定比例的“成功费”。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决不能胜任调查、分析任务的，所以应注意选择熟悉交易对象的行业特征、专业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应确定至少有一位事务所的高层领导负责该项业务，以保证工作的质量。

（三）及时、高效地完成委托事项。财务审慎调查一般分为计划、调查与分析，报告阶段。

1、计划阶段。在计划阶段，财务审慎调查的项目负责人应根据与调查对象的有关负责人的交谈、查阅有关介绍性的资料来制订书面的工作计划，并获得事务所相关负责人的批准。在此阶段，应特别注意要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对项目风险的评估一般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选派。项目风险越高，则越应派经验丰富的人员。通过项目风险的评估，还可能会建议委托人扩大或修订财务审慎调查的内容，从而涉及到委托协议书的有关条款的变更。

2、调查、分析阶段。此阶段实际上可细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事实调查。是指运用观察、查询等取证方法，来搜集充分、适当的资料。应尽量避免搜集的资料过多或者不完整、不准确，避免遗漏重要的资料。

第二、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在搜集了足够、相关的资料后，应运用专业手段、方法，将其整理成为委托人易于理解的形式。因为财务审慎调查报告的使用者往往并无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看会计师所搜集的所有资料。分析的重点应是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以突出数据之间的关系。如财务数据的分析，应让委托人了解到近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金变动情况。

第三、解释。如果说分析的目的是将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以分析的方法整理成委托人易于理解的形式，解释则更多的带有会计师的专业意见，以给委托人提供有意义的指引。其目的在于，使委托人对并购对象的业务性质、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思路、金融和市场背景、并购中可能会遇到的重大问题等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为此，需对拟并购的对象的总体情况发表意见，对拟进行的交易从正、反两方面发表意见（但不应比较正、反两方面说明交易应否进行，这应该由委托人管理层来决定），对交易双方在谈判期间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发表意见；对拟进行的交易完成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发表意见。解释工作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来承担。

审慎范文篇2

—、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及其与审计的区别

（一）什么是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博调查，是委托方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或者由其自身的专业部门，对某一拟进行并购或其它交易事项的对象的财务、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分析。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见的财务审慎调查有以下几种：

1、为融资目的而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企业举债往往采取担保、抵押或信用等方式，在信用方式下，金融机构一般要对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前景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论证，以确保款项的收回。在担保方式下，担保方则要求被担保方提供诸多背景资料，以对其投资前景作出理性的判断。

2、收购、兼并中的财务审慎调查。在并购正式实施之前，往往要求对被并购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往往分为三个方面进行：（1）商业调查。即对收购对象的市场现状、市场前景的调查。商业谍查经常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方式，一般由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2）法律事务调查。法津事务调查涉及到被并购对象一切可能涉及到法律纠纷的方面，如并购对象的组织结构、正在进行的诉讼事项、潜在的法律隐患等，该项工作一般由律师事务所来进行，（3）财务方面的调查即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慎调查往往不会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但是，只要是并购方委托的事项，如了解被并购方的内部控制、或有负债、或有损失、关联交易、财务前景等，都可以成为财务审慎调查的范围。这些调查结果会对并购的进行与否有直接的影响。

3、由于出售目的而对自身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对于一家拟出售的企业，若买主尚不得而知，则为了让潜在的买方感兴趣，卖方一般会请专业机构进行财务审慎调查，以便在对方需要时提供调查结果。

（二）财务审慎调查与审计的区别。对受托进行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虽然可能担负着并购对象的常年会计报表审计任务，或者可能在并购交易完成后对并购对象实施审计，但是这种审计很难满足委托人在进行并购交易时对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需要，审计与财务审慎调查的主要区别在于：

1、目标不同。审计是一种鉴证服务，是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对被审计对象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的规定，会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资金变动情况，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是否符合一贯性原则发表意见。而财务审慎调查则属非鉴证服务，是对委托人所指定的对象的财务及经营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其工作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委托人的要求，调查的结果是出具一个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在特殊情况下，财务审慎调查进行当中，如果委托人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也可能不要求出具正式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注册会计师需要从专业角度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不需要也不宜对交易的应否进行提出建议。

2、委托人的出发点不同，企业之所以进行审计，主要由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一种强制性行为。而之所以进行财务审慎调查，是自愿的，是出于了解交易中可能涉及到的事项，以减少变易风险、最大限度地从交易中获得利益的需要。

3、工作结果导致的后果不同。审计因其具有鉴证作用，故审计报告一发出，注册会计师便要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件、合法性负责，对所有可能的报告使用者负责。而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只对委托人负责，并且，只对委托人指定的事项的调查、分析结果负责，如果由于调查结果严重失实，则要对由此导致的后果负责。但是，由于财务审慎调查并不对委托人所拟进行的交易应否进行提出明确的建议，故只是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做好所委托的事项，一般情况下很少会引起法律纠纷。

4、报告结果运用的范围不同，审计报告呈送给委托者后，后者要提供给投资者、债权入、税务机关等，公开上市的公司的审计报告还要公之与社会公众，而财务审慎调查报告则严格按照委托人指定的对象范围、只提供那些委托人认为应该了解调查结果的人士阅读。

二、委托方如何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目前，在我国大陆的并购实践中，收购方很少在实施并购前对收购对象进行财务审慎调查。失败的并购案例中很多是因为收购方对收购对象的财务情况知之甚少，对其复杂性预计不足。本文以为，拟实施并购的企业（即委托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一）选择有实力的中介结构，并购方往往并无专门的部门或人员去调有所需了解的财务事项。即使有，也很难保证独立、客观而带有某种倾向性。而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属第三方，独立于交易双方，可最大限度地保证客观、公正，提供不带有倾向性的调查、分析结果。

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时，应注意其专业胜任能力，财务审慎调查必竟不同于审计，它需要有专业经验的、高素质的人员，若受托人不能及时地完成，则有可能使交易贻误有利时机，而如果调查、分析结果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则由此而作出的决策可能会给委托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二）明确进行调查的范围、完成时间。在签订委托协议书时，必须明确调查的范围、完成时间，所委托的调查、分析事项，应是委托人尚不明确、但有可能对并购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有时，并购方可向其财务顾问或进行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咨询拟调查的范围。不明确调查范围，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开展工作；调查范围过小，则可能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的，而调查范围过大，则必然意味着调查的工作量和成本的上升，并且可能会导致交易决策不能及时进行。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在调查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发现委托人事先未考虑到的事项，根据其反馈意见随时调整财务审慎调查的重点，可能会对正确作出交易决策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三）正确运用财务审慎调查的结果，并购方必须将对并购对象财务审慎调查的结果与商业调查、法律审慎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考虑，以决定是否进行该项交易，不做调查或仅仅从其中某项调查的结果就作出决定难免有轻率之嫌，难以对股东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三、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财务审馆调查

就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委托的条款。在开始工作前，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与委托方就双方的职责范围达成一致，签订委托协议书。协议书应包括调查范围及委托目的、委托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受托方的工作时间和人员安排、收费、财务审慎调查报告的使用责任，协议书的有效期间、约定事项的变更、违约责任等。

应该说明的是，受托方如一开始就确知己方并无足够的人力或专业能力、或者无法在委托方限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委托事项，则不应冒然签署委托协议书。

（二）选派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工作人员。与审计相比，财务审慎调查是一项高收入的业务，这是因为其报告与委托人所拟进行的交易有关。该交易可能导致收购或兼并的对象的所有权或资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给收购或兼并的一方或双方带来巨大的收益。按照西方惯例，从事财务审慎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除正常收费外，还可收取一定比例的“成功费”。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决不能胜任调查、分析任务的，所以应注意选择熟悉交易对象的行业特征、专业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应确定至少有一位事务所的高层领导负责该项业务，以保证工作的质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及时、高效地完成委托事项。财务审慎调查一般分为计划、调查与分析，报告阶段。

1、计划阶段。在计划阶段，财务审慎调查的项目负责人应根据与调查对象的有关负责人的交谈、查阅有关介绍性的资料来制订书面的工作计划，并获得事务所相关负责人的批准。在此阶段，应特别注意要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对项目风险的评估一般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选派。项目风险越高，则越应派经验丰富的人员。通过项目风险的评估，还可能会建议委托人扩大或修订财务审慎调查的内容，从而涉及到委托协议书的有关条款的变更。

2、调查、分析阶段。此阶段实际上可细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事实调查。是指运用观察、查询等取证方法，来搜集充分、适当的资料。应尽量避免搜集的资料过多或者不完整、不准确，避免遗漏重要的资料。

第二、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在搜集了足够、相关的资料后，应运用专业手段、方法，将其整理成为委托人易于理解的形式。因为财务审慎调查报告的使用者往往并无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看会计师所搜集的所有资料。分析的重点应是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以突出数据之间的关系。如财务数据的分析，应让委托人了解到近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金变动情况。

第三、解释。如果说分析的目的是将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以分析的方法整理成委托人易于理解的形式，解释则更多的带有会计师的专业意见，以给委托人提供有意义的指引。其目的在于，使委托人对并购对象的业务性质、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思路、金融和市场背景、并购中可能会遇到的重大问题等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为此，需对拟并购的对象的总体情况发表意见，对拟进行的交易从正、反两方面发表意见（但不应比较正、反两方面说明交易应否进行，这应该由委托人管理层来决定），对交易双方在谈判期间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发表意见；对拟进行的交易完成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发表意见。解释工作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来承担。

审慎范文篇3

一、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

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主要出自构成国际金融惯例的巴塞尔协议，并得到作为国际条约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一）审慎监管的主要要求

巴塞尔协议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法领域的惯例。这就意味着，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在采纳了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将作为国内法起作用，而在很多尚未采纳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至少可以作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威性解释。

完整意义上的巴塞尔协议，包括以下文件：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定》、1992年的《巴塞尔最低标准》、1996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2004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审慎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核心原则》第6－14条、第15条（第四节B）、第22条（第五节）、第23条和第25条（第六节A）中。审慎监管的要求主要涵盖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跨国银行监管和纠正措施等五个方面，其具体要求包括：

1.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建议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8％。

2.风险管理方面。首先，为了避免信用风险，应当建立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金及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其次，为了避免流动性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再次，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金；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或具体的资本金要求。最后，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3.内控机制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以促进金融部门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标准，并防止银行有意或无意地被罪犯所利用。

4.跨国银行监管方面。跨国银行母国必须对其活跃的国际银行组织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这些银行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跨国银行东道国应确保外国银行按东道国国内机构所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

5.纠正措施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掌握完善的监管手段，以便在银行未能满足审慎要求时采取及时的纠正措施。

（二）审慎例外

如果说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要求构成审慎监管的“常态”的话，那么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就是审慎监管的“异态”，或曰特殊的审慎监管。[1]（171）

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主要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一》、《金融服务附件二》、《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构成。其中，依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a项的规定，尽管有GATS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GATS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该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上述规定就是“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原则的体现。所谓“审慎例外”，是指WTO各成员可以为了维护国内金融的稳定，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或已作出承诺的束缚，采取审慎的金融监管措施。虽然“审慎例外”具有特殊性，但它与巴塞尔协议中的审慎监管要求的“纠正措施”方面是吻合的，甚至可以认为“审慎例外”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秩序而采取的特殊纠正措施。

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是较为抽象而灵活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措施属于构成“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当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确实有少数国家要求明确列举“审慎例外"的范围。比如瑞士呼吁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联合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金融混业联合论坛所制定的标准，界定“审慎例外”监管措施的范围。[2]（15）但显而易见的是，新一轮的谈判还不可能顾及到这一问题，这一主张目前难以引起广泛关注，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这就意味着，只要表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东道国就可以暂时摆脱WTO规则的约束，采取任何希望采取监管措施。而且，何谓“出于审慎的目的”是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自己决定的。“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不会受到诸如“是否具有必要性”或者“是否属于最低限度的贸易限制”的问题的挑战，也不用理会GATS第6条对国内规章的种种要求。尽管母国可能认为东道国所宣称的“出于审慎的目的”名不符实，但原则上来说，只有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才有权判断东道国所采取的“审慎例外”监管措施是否确实出于审慎的目的。而实际上，在各国都采取慎重态度的金融领域，鲜有将有关争议提交DSB的可能。正如克伊所指出的，除非存在异常过分的行为，各国都倾向于彼此尊重各自决定其国内规范是否出于审慎性的权力。[3]（25）

“审慎例外”原则保留了金融领域里监管的灵活性，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关国家可以在特定的形势下和在特定的时期内，违背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自主决定采取某些特殊的金融监管措施，以达到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目的。

因此，依据“审慎例外”的原则，我国完全可以在有关的国内法中，制订一些“审慎例外”的条款。这些条款应当是原则性的，只需说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而实施的即可。这样一来，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金融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其认为合适的特殊监管措施，而不论这样的措施是否违背了我国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WTO规则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因此只有当“审慎例外”原则被明确地表述在有关国内法中的时候，监管部门才能依法采取措施。也就是说，WTO规则中的“审慎例外”原则被转化为国内法十分必要。因为，如果缺乏国内法上的明确授权，国内监管部门是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采取构成“审慎例外”的特殊监管措施的。

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的具体规定

(一)资本充足率方面

依据《条例》第40条和《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依据《条例》第45条，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国银行分行提高前款规定的比例。

《条例》第10—12条对设立外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提出了复合标准的要求。外方股东的资本充足率，必须既符合母国的要求，又符合东道国的要求。

(二)风险管理方面

首先，为了防范和避免信用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为了防范和避免流动性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同样地，依据《条例》第46条，外国银行分行也被要求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其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再次，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风险，我国要求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②且其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最后，为了避免诸如操作风险之类的其他风险，我国要求外资银行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系统；而在境内设立2家及2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应当授权其中1家分行对其他分行实施统一管理。

(三)内控机制方面

外资银行应当建立健全内控系统。其中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需要设置独立的内部控制系统，并遵守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

同时，按照《条例》第55－56条的要求，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此外，《条例》第9条第3项还要求外方股东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

(四)跨国银行监管方面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跨境大额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情况。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实行合并监管。

外方股东必须受到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并且就设立外资银行取得后者的同意。母国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已经与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五)纠正措施方面

依据《条例》第50条，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风险状况，可以依法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94条的规定，这些特别监管措施包括：约见有关负责人进行警诫谈话；责令限期就有关问题报送书面报告；对资金流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责令暂停部分业务或者暂停受理经营新业务的申请；责令出具保证书；对有关风险监管指标提出特别要求；要求保持一定比例的经中国银监会认可的资产；责令限期补充资本金或者营运资金；责令限期撤换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暂停受理增设机构的申请；对利润分配和利润汇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派驻特别监管人员，对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指导；提高有关监管报表的报送频度；中国银监会采取的其他特别监管措施。

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在外资银行的“常态”监管方面，已经基本符合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三、评析与结论

（一）银行业开放与加强外资银行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引进了外资、促进了竞争、改善了制度，为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外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缺乏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4]也就是说，我国的监管重心集中在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等“入门”层面，而在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等“深入”层面上，我国历来存在不足。实际上，新制订的《条例》的最大特色，就是区分外资法人银行与外国银行分行并给予两者不同程度的国民待遇，这仍然是一种“入门”式的监管。

然而，指望主要通过这种“入门”监管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新的形势下显然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讲，外资法人银行是中国法人，首先对中国债权人负责，比起首先对外国债权人负责的外国银行分行确实更加可靠，区别对待也确实很有必要，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从法律上看是东道国法人，但外资银行本质上都是外来者。[5]这意味着，不论是否属于中国法人，外资银行都不会以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根本宗旨，不会主动承担中国资本市场由投机资本冲击引起的损失，其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与动力，始终是获取利润。既然如此，若未受到充分监管，外资银行的逐利行为很可能损害东道国的金融秩序，而在东道国金融市场面临动荡的关键时刻，外资银行会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选择抽逃资本，从而使东道国金融市场雪上加霜。

因此，在全面放开银行业的同时，我国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在业务上、风险上的审慎监管，从而达到既充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又足以防止其消极作用的目的。从法律上讲，有关的审慎监管制度，需要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而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正好为我国构建这两方面的制度提供了素材。从国际法角度上讲，我国全面开放了银行业，履行了对WTO的义务，同时也必然拥有依据WTO规则和有关国际法进行审慎监管的权利。在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审慎监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行为。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规则及其完善

首先，在资本充足率上，我国规定了8％的底线，并保留了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可能。由于所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都必须符合我国法律（而非他国法律）所界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故而《条例》对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银行分行直接使用了“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实际上就是我国所指的资本充足率）的说法。

其次，在风险管理上，不管是对存贷款比例、流动性资产负债比例、还是单一借款人贷款比例的要求，我国都是按照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标准来制订的。除了在流动性风险上对各外资银行商业形态一视同仁之外，我国在信用风险上注重对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监管，而在市场风险上则注重对外国银行分行的监管，这种区别对待显然是有原因的。由于前者属于中国法人，享有完全国民待遇，其业务具有独立性并主要在我国金融市场开展，因而我国政府必须对其存贷款运作进行审慎的监管。而外国银行分行不具有中国国籍，仅享受部分的国民待遇，其业务隶属于总行，而总行的业务主要在其母国金融市场开展，故而出于对其他国家属人管辖权的尊重，我国政府不宜过多干涉其存贷业务，但是，分行这种商业银行形态特别容易受到母国乃至国际市场汇率或利率波动的影响，故而为了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作为东道国，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市场风险控制。

再次，在内控机制上，我国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较为具体的规定。在跨国监管上，我国强调母国监管当局制度的完善性并重视与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这都是符合巴塞尔协议要求的。

最后，在纠正措施上，《条例》第50条规定了“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实施细则》将前者具体化为13项措施，并保留了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基本上满足了巴塞尔协议在“常态”下实现审慎监管的要求。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金融监管往往需要在“异态”下发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关立法应当规定监管机构可以在特定时候采取不受GATS项下义务与承诺约束的特殊纠正措施，即“审慎例外”的措施。但是，《条例》第50条以及《实施细则》的相应规定显然并没有真正体现“审慎例外”原则。

本文前面已经阐明，“审慎例外”的规定不需要、也不应该具体化，而应重在说明“出于审慎的目的”。《条例》第50条以及《实施细则》第94条将特别纠正措施具体化为13项措施的做法，并非针对突发的例外情况，导致在“异态”下审慎监管的缺位。就算视这些措施为审慎例外措施，它们也会因太过具体而失去了灵活性和例外性。更为致命的是《条例》第50条只强调“依法采取”而只字不提监管措施的目的性的做法。必须指出，回避监管措施的目的性，将破坏这些措施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WTO仅仅要求成员国认定其监管措施“出于审慎的目的”，如果我们连这一简单要求都忽略的话，那么，对于我国没有依法认定为“出于审慎目的”就采取的特别监管措施，其他WTO成员国完全有理由质疑其合法性，也很容易证明这些措施是我国对自己在GATS项下承诺与义务的违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将“审慎例外”的原则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综上所述，在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行为。这一审慎监管制度，需要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在“常态”监管方面较为完备而“异态”监管方面存在缺失。目前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制度基本上是依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设定的，而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原则尚未正确地体现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我们必须尽快将其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注释：

审慎范文篇4

为达到防范风险和促进竞争的目的，审慎监管的中心工作在于鼓励或强迫金融机构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地向公众披露信息，增加透明度。在信息可得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市场参与者的自由选择行为来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即通过经济力量本身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活动实施制约。这是金融市场化环境下金融监管的精髓。

对照中国的实际情况，金融监管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

金融监管政策非行政化

金融监管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在日常监管中应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直接干预方可走上前台。当前最要紧的是逐步给予金融机构自由定价权和业务创新自由权。保持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很重要。

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一收益不对称状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储蓄大战”和账外账经营就是利率管制扭曲的反映，我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也正成因于此。利率管制还人为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

保护业务创新自由权的关键是要区分违规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政策界限。考虑到二者界限的模糊性，在政策实践上，主导思路是尽量减少业务品种的行政审批制。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力薄弱，在中国实行全面混业经营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实的政策是推行各种形式的业务合作或战略联盟。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应该积极试点。

监管重点由合规性监管转向经营性风险监管

由合规性监管转向经营性风险监管，需要建立一种风险集中(Risk--focused)和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新型监管框架。

所谓风险集中，是指监管资源要更多地用于关注银行机构及其资本所承担的最大风险。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按规定标准补充资本金。可以通过金融企业自我积累、财政增资、发行长期金融债券以及上市募集、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加国有银行资本金。

所谓过程导向，是指检查和稽核要重点检查银行机构对某种风险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是否充分和有效。对那些没有建立合适的风险控制框架和有效管理过程的机构，应施以更多的现场检查。

加强银行公司治理标准的监管

在目前的过渡阶段，促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也是重点监管的内容。国有银行的改革进行了20年，成效不够显著，出于我们对企业的理解过于表面化。国有银行的各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常常流于形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治理框架有问题。公司治理不是口号，而是很具体的制度安排。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设计一套约束一激励机制，使国有银行的决策层和行政层更有效地为国有银行的整体利益工作。

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并使之阶段性量化。银行战略，就是银行的长期竞争定位，规定着银行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在于为银行的投资者树立市场信心和便于对银行上下进行目标管理。

重组业务流程，形成矩阵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活动。业务流程重组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哪些业务项增值最大，发现最有效率的业务归属和传递程序，实现银行部门之间、员工个人之间的职责分明、责任明确。业务流程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组织机构格局。新的组织机构以“矩阵式”为模式，实现银行各项活动的双线监控，员工个人也可以实现“双线进步”。

建立量化的核算体系。国际化银行有着四重核算体系——总账、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核算体系，我们只有总账核算体系。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分部门核算体系，以量化各部门对银行的贡献或给各部门“定价”。目前的难点在于资金转移价格以及后线单位成本分摊制度不易确立。

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主要是解决任免机制问题，必须确保高级管理层具备适当的资格，促进控制体系由“管人”向“管理系统和流程”转变。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提升要保持透明性。

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主要是将目前的纵向式的集体评审制变为横向式的集体评审制，最终发展到个人负责制。

建立多样化、高透明的激励机制。薪酬的制定权逐渐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负责，薪酬标准由现在的以职位和工龄为基础过渡到以技能和竞争力为基础，而且薪酬必须与明确的、可衡量的业务目标挂钩。只有在这种体系下，敏锐的商业头脑方能被发现和奖励。

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目标是按照两套标准(财政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人民银行的五级分类标准)披露资产质量，并且所披露的财务信息要分别由国内外两个会计师事务所按国内外两套审计准则进行真实性审计。

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这需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主要是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但从中国的实际看，独立董事将受到供给源、社会声誉机制缺乏的制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执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会计制度

改进和统一收入核算办法以及应付利息的计提方法，确保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标准，准确、及时地披露贷款质量。落实呆账准备金由商业银行自主计提的新政策，扩大银行决定核呆的自主权。监管当局通过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审慎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审查。

建立银行危机救助制度

保护存款人利益，是银行监管的基本目标。银行危机救助，既要救助存款人，也要救助银行本身。所以，需要建立完整的市场退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过去，由于条件的局限，金融机构破产，往往由监管当局或政府用行政命令令某一国有金融机构接管其债权债务，虽然减小·了社会震动，保障了居民储蓄存款人的利益，但对国有金融机构、中央财政损害很大，实际上是掩盖问题、积累矛盾。在金融机构完全国有的情形下，存款有“国家信用”做担保，没有必要建立旨在保障存款人利益的存款保险制度。现在，我国已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其中多数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吸收存款。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其信用仍由国家担保，可暂不实行存款保险。现阶段可先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并赋予存款保险公司以监管权力。

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合作

审慎范文篇5

随后该概念只零星出现于一些国际组织报告中，没有严格定义。2000年，时任BIS行长的克罗克特（Crockett）首次尝试界定“宏观审慎”这一概念，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上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个层面，着重强调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在金融监管安排中是同等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关系。此后，宏观审慎监管被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越来越广泛地用于相关研究和报告中。

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维度及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首要目的是应对信贷过度创造、流动性以及陷入困境银行的持续经营等，根本目标在于应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政策工具也可以大体可以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划分。

1、从时间维度上看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要关注总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演变及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原则是削弱金融体系的内在亲周期性。

（1）逆周期的最低资本要求管理。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管理是针对最低资本要求，让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逆周期资本，在经济低迷时释放逆周期资本，为经济衰退期留足超额资本和拨备。

（2）逆周期的流动性的管理。巴塞尔协议Ⅲ还设计了杠杆流与新的流动性要求以应对顺周期效应，包括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

（3）降低预期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贷款损失拨备的计量标准对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具有明显影响。鼓励银行提高贷款损失拨备的前瞻性，增强对贷款损失的提前预期，改变拨备的计提时点，改善损失的估算方法，提高计提标准，扩大纳入拨备的贷款范围和相关层级，积累充足的贷款损失拨备，缓解危机到来时的顺周期金融行为。

2、从空间维度上看

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关注在某一时点时风险在金融体系内的分布及金融机构间的相互作用，原则上是对系统重要性程度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差别化监管政策以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1）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要求达到两个目标：减少SIFIs的系统相关性和降低SIFIs破产的概率。第一个目标可通过隔离业务活动实现。可以将核心支付活动和自营交易与银行的其他业务相隔离，以限制危机时期关键银行业务的传染性。第二个目标可通过附加的审慎性要求实现。一是根据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增加一项与其系统地位相应的附加资本要求；二是对SIFIs增加额外的流动性资本要求，为银行间市场关键贷款人的流动性提供保险，使它们对流动性冲击更具有弹性；三是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具有的系统重要性不同，可以区分金融机构的类型适用哪种宏观审慎监管。

（2）系统税收制度。在应对一般的信用创造过程中，除了资本要求外，还可以通过金融交易税或补贴体系。BianchiandMendoza（2011）针对潜在过度借款，提出了一个借款金融交易税或股利补贴体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借款者并不负责将资产抛售对其他机构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借款往往超过了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水平。为了使借款者的借款规模满足社会最优水平要求，可以通过对债务征收大约1%的状态依存税或提供大约0.5%的股利补贴来实现。

（3）衍生品交易与集中清算。担保债务凭证（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些衍生产品的交易基本上脱离了监管，一旦出了问题，清算很复杂。目前的改进措施有两种：一是建立中央对手方（CCP），所有的交易都跟中央对手方进行，对所有的交易进行记录；二是建立集中的清算系统。

三、主要发达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体系

1、美国稳健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

（1）改革金融监管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这是美国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庞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体系。

（2）授权组建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FSOC的法定职责有三：一是识别危及美国金融稳定的各类风险；二是促进金市场的自我约束，降低对政府救助的期待和道德风险；三是有效应对危及美国金体系稳定的各类新风险。

（3）对所有大型、业务交叉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稳健监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加强了那些在金融体系的支付、结算环节中占据关键角色，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紧密的，具有大型、综合、高杠杆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不仅监管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还监管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美联储将依据规模、杠杆率和相互连接情况，要求那些破产或倒闭将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威胁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管其是否具有存保险机构）都要接受美联储严格、统一的稳健性监管。

2、英国针对顺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1）创建新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改革金融市场》提出建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用于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该机构命名金融稳定理事会（CFS），由财政部长任主席，具体由英国财政部、英国金融服务局和英格兰银行几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加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并降低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将在国际上与类似关注系统性风险的当局合作，就宏观审慎政策进行协调。

（2）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新金融监管方案的主要政策有：对金融机构的总杠杆比率设定最高上限；对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将实施更高的要求；对交易账户的资本金要求增加并进行严格审查。在对顺周期性的监管上，新的金融监管方案的具体政策有：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机制；在对银行信贷的风险评估上，用“全周期”法取代“时点”法对信贷风险进行评估；抵消在公布账户中的亲周期效应；采用压力等方法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管。

3、欧盟宏微观结合的监管框架

在宏观监管方面，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情况下建议应采取的措施。其成员由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在微观监管方面，建立了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包括按金融行业分别成立的三大监管局———欧洲银行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局以及欧洲证券与市场局。ESFS主要负责微观金融机构各方面信息的采集，将可能引起金融不稳定的各种风险和波动情况上报给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B），ESRB通过对泛欧经济体系内的宏观经济的再判断，具体甄别和判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与否和强弱大小，并通过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的信息渠道及时对相应国家和组织机构发出风险预警，对风险进行干预。

四、结论

审慎范文篇6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对人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形成“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审慎范文篇7

[论文摘要]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一、何谓审慎

审慎(prudence)是许多学科常用的一个概念，指人们思考和行为的周密而谨慎。在中国古代，“审”本义是详知、明察。《淮南子·说山》曰:“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由于事物或情况复杂难明，需要人们详加考察，权衡利弊，谨慎行事，以期获得良好的结果。故“审”内含慎重之意。《汉书·于定国传》明确将“审”与“慎”连用，如“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古人运用审慎多见于司法案例，盖因司法实践关乎人身财产与生命安危，须对案情加以详究，做到量刑定罪、按律处罚，否则会冤枉当事者，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这种以司法公道为原则的理性审慎，内含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性。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审慎的运用上经历了以法律内涵为主向以道德内涵为主的转换。《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意思是说，治民要明尚德正，慎施刑罚。应做到不欺侮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应当尊敬的人，处罚应当处罚的人。量刑处罚要考虑犯罪动机和悔罪态度，罪虽大，不是故意且知悔改，则“时乃不可杀”;罪虽小，但明知故犯又不肯悔改，则不可以不杀。周公在这里提出“宽猛相济”、“文武兼用”的治国原则，强调重视因罪获致的处罚对道德的影响。这一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荀子·成相》曰:“治之理，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将审慎看作道德规范的补充，并使其律法功能服从道德需要，强化了审慎的道德内涵。审慎单独用于道德见《大学》《中庸》出现的“慎独”范畴。《大学》曰:“所谓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在独处时最易任情恣意，产生不合道德的行为。作为君子在独处时应严守道德规范，克制私欲，不能有丝毫懈怠。因此，“慎独”是儒学对个体自律的道德要求，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道德关怀。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审慎与人类美德相联系，将审慎看作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他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1](P74)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中道”法则过程中，详尽论述了审慎及其对形成诸美德的意义。他认为，审慎是一种德性。德性是人的“被称赞的品质或可贵品质”[2](P26)。德性分两类:一是理智上的德性;另一是伦理上的德性。前者通过长期教化、培养而形成;后者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2](P27)。审慎属于理智德性，是人类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道德智慧，作为规范被固定下来并通过反复教化以警醒后人。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表现为对预期或未知道德风险的戒备心理及行为。人们拥有美德是审慎选择的结果，即采取“中道”原则区分善恶。审慎地选择即遵循“中道”的选择。按亚里士多德说法，中道就是过度和不及的居间者[2](P36)。他举例说，锻炼过多或过少都会损害体力，过多的饮食和过少的饮食都会损害健康，惟有适度才能造成健康，并增进和保持它们[2](P29)。所以，一切德性都因中道而存在，并为它所保持。选择适度行为即是选择道德行为。这种选择必须以理性约束情感，排除非理性因素的袭扰，评判行为是否合于中道原则。作为手段的审慎服从一定道德目标的需要，目标的正当性决定手段的道德性。审慎地决定选择什么和避免什么，权衡利弊，是人类理性智慧的实现。所以，审慎是一种聪明(又称明智)的道德。

由上可知，审慎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它是一种人类德性，是道德理性化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全面考察行为所处的环境、手段及后果的道德正当性。经过反复实践和道德教化，这种能力逐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违背审慎的冲动不仅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消极后果，还要受到公众和良知的谴责。其次，审慎是一种道德选择方法。道德审慎的意义在于，没有它，特殊场合中的判断和行动就会毫无根据地偏离意识所设置的基本范围[3](P267)。审慎美德决定人们能否做到既有效地行动，又不违背行为所遵循的道德规范。

所以审慎作为判断行为的正当方法，内含对恶的省察与排除。无论作为德性还是方法，审慎始终基于主体实践活动而实现。亚当·斯密说，在人的品性中，审慎当是对我们最有用的。我们要凭借它高度的理性及理解能力。凭着它，我们可以细辨行为的后果，预测可能的福祸;还要凭借它的自制能力放弃当前的逸乐，茹辛耐劳，以求得将来更大的欢乐，或避免将来更大的痛苦。这两种品行联合起来便是审慎[4](P200)。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主体审慎地考察、分析和评判目标，作出合乎理性的价值判断，不仅使审慎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要素，同时服务于对象的道德需要。由此，审慎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理解力、判断力及行为后果的道德化批判。人们对各种隐匿威胁的超前考量，不是消极地疏远或避开，而是积极地关注和预见，力图避免各种可能的道德恶果，所以审慎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道德审慎指向人本身，在超物质利益层面上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尊重人类生命、权利和内在价值。因此，重视物质利益损益之审慎，与关注精神追求和幸福之审慎，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后者当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为何审慎

道德乃是为了善，或者善是道德追求的惟一目的。然而人们对善的选择和追求往往受多重因素制约。第一，现实中善恶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人们选择善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对有限的个体认知而言，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选择，缺乏审慎就很难从容地辨别善，更无法进行正确的道德实践。洛克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追求幸福时，常陷于许多过错、谬误和失察。因为我们过早地使意志有所决定，而且在没有妥当考虑之时，我们就早已鲁莽从事了。”[1](P732)第二，坚持“中道”而行的艰巨性。善的意识并不必然导致善的行为、善的结果。任何事物均有其自身的合理限度，超越或不及均无法实现善的要求。托马斯·阿奎那说:一种行为要是善的，就必须在行为的诸多方面都是善的;而一种行为若是恶的，则有一方面缺陷足矣[3](P266)。当有限个体面对总体性的善时，必须努力把握善的诸多规定，三思而后行，方能减少乃至避免错误或危害。即使面对道德善本身，也存在一个如何保持“中道”而行的问题，所以无法对美德作出始终如一的恰当判断。对善的追求永远是近似的、不完善的过程。审慎作为道德智慧，是与轻率、疏忽或冲动截然对立的。斯宾诺莎在印章上铭刻“当心”二字，以做到时刻警醒自己，便是出于审慎的理性要求。

第三，良知调节行为的曲折性。人类道德行为的选择要服从良知。但人的良知可能会出错。或者道德判断的前提有错误，导致错误的选择结果，违背良知的初衷;或者道德推理的过程出现错误。在个体道德抉择中，审慎担当裁判官的监督和调节职能，消除因个体行为差异而造成的普遍规则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个体接纳普遍道德规则的要求，并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发挥作用。一个健全的道德理性，不仅要追求“好”的结果，还要预防“坏”的结果。所以“个别情况中的判断必须仰赖于每个人的审慎”[3](P267)。第四，在审慎与诸美德关系中，审慎居于首要地位。通过对利弊的权衡和切实考察，慎重确定如何行动及以何种方式行动，这样其他美德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因此，诸美德均蕴涵审慎要求并以审慎为实现形式，故一切德性都是审慎的样式。

人们追求的道德善有三类，即自身的善、家庭的善和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善[3](P268)。审慎首先体现在个体道德行为中。个体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其道德追求，这种追求源于个体对道德对象的充分理解，在道德感的驱使下，按照普遍道德规范的引导，在审慎估计各种道德风险基础上，合理解决道德生活中的矛盾，达到保护自我的个性、品德和道德完善性的目标。麦金泰尔认为，审慎描述一个人既扩张自身，使其能超越它应有的限制，同时又能谨慎地控制自己，以使他能够享受到精神平静[3](P68)。拥有审慎的人，能够以全部美德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走向高尚完美的精神境界。然而，审慎“若只被用来促进个人利益，那么这是永远不会被认为是道德的”[1](P791)。家庭和社会共同体追求公共和谐与幸福，分别有自身道德善的目标。成熟的个体应承担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对善的追求应当有机融入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之中，并与家庭和社会对善的追求协调一致。家庭和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善，既是个体善的集中体现，又超越个体追求的狭隘性。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共道德目标的整体、长远指向，往往忽略个体目标的差异性和暂时性，形成三种善在目标、手段和价值判断上的冲突。整体性的道德规范无法体现个体道德感，只有当个人面对特定道德对象时，由对方的感受和境遇所引发，才能形成道德感并产生积极后果。日益趋向个体化的当代社会，导致个体对善的追求以自我为核心，把自我作为道德的惟一目标，甚至为了自我利益而牺牲家庭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从而加剧了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现实强化了人们对审慎的道德思考，使它上升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以理智和慎重的态度合理协调和促进三种善共同发展是审慎的主要目标。

当代社会的道德审慎，既不同于古代也迥异于宗教。古代审慎基于对外在自然力无知而形成的恐惧。古人认为，自己遭受的疾病、祸患、灾害导源于异己自然的惩罚，只有对自然保持审慎敬畏的态度，把自然物当作自己的崇拜对象，才能避免无妄之灾的发生。由于对世界缺乏理性认知，没有主体自觉意识，所以古代审慎主要是自然威胁和生活习俗的产物。宗教审慎以获得超现实幸福为目的。

造物主的无所不在并主宰一切，以及实现预期幸福的幻想，要求人们对神保持信仰和无限敬畏。神被看作人类生命的源头，关怀生命通过信仰神而发挥作用，理性与神性是联为一体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类审慎乃是神意的体现、造物主秩序在人身上的重现。审慎的运用是为了人类的终极目的[3](P268)。而当代审慎则是以文明风险形式存在的。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在开阔人类视野、提升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副作用，使社会面临巨大风险。传统社会未曾遇到、或者被视为次级风险的因素，如今正上升为人类的主要威胁。现代风险是人类活力和疏忽的反映，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控制的缺乏，而是控制太完善了[8](P225)。人类理性必须对风险进行深入反思，审慎思考如何趋利避害，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回避各种风险，做到免受物欲的遮蔽，回归人的正常道德理性，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把人生幸福作为生存的道德指向，维持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轻率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的大敌。进入后现代，人的性别、职业、身份、阶层等流变加剧，来自核技术、工业生产、交通等领域的风险不断释放，促使人类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以道德审慎形式反思自身的使命。汉斯·尤纳斯说:责任伦理要求我们不仅要担保我们的意图和道德原则，而且在尽可能预见的情况下，担保我们行为的后果[5](P26)。审慎作为对道德损益的理性考察，给予人类生命和尊严以特别关注，成为技术时代精神缺失的有效补偿机制。

三、如何审慎

审慎总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存在。尽管如此，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性反思，审慎能够得到训练[3](P267);对生活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哲学反思，能够进一步明确“采取哪种行动及怎样行动”[3](P268)。审慎道德的价值在于对行为后果的预先考量，对超功利目标的评判和裁决。如何审慎作为道德思维和行为方法的训练，自然便是生活实践的经验积累和反复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有两种:一是伦理学内容的反复训练;二是生活经验的思考和体悟。所谓伦理训练，就是道德教化的过程。人类的一部伦理道德史，本身就是道德教化的发展历史。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够从自身实践中，提炼出富于时代特色的道德精华，并把它转化为当时需要的道德规范，向社会公众进行教育训练，以满足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需要。人们在道德生活实践中，认识道德问题，进行道德价值判断，作出合理裁决形成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阶梯。继承前人的道德传统，通过学习各种道德规范，遵循逻辑要求进行严格思维训练，使道德规范不断得到强化和内化。前人如何进行道德价值选择、怎样采取道德行动的过程，作为手段和方法可以继承，或继承其中富于生命力的部分。柏拉图曾说过，不了解什么是美德，就很难成为有美德的人。道德教育就是帮助人们获得正确道德知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道德美德的培养和教育，他就不可能具有服从规则的合理方式。这不仅是因为规则指导下的行动，就其是美德的体现而言，是惟一的真正的善，而且因为遵循规则本身就要求审慎的美德[3](P265)。

对生活经验的道德反思，构成道德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道德哲学作为反思的学问，告诉人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并拥有幸福的人生。审慎以道德实践的结果检验认知，以道德行为的成败调节活动过程，力求体现道德要求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如果说反思表现为一系列复杂的思维和行动过程，那么审慎则是实现这个过程的基本要素。人类的道德反思能力越高，道德生活越趋于完善和科学;人在道德活动中的自觉性或自主性越高，道德越接近自由人的道德。因此，审慎道德符合人类进步的总体趋势。事物或状态并不提供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凭借理性思维能力加以评判。无论是行为习惯、行为倾向所导致的偏离真正目的，还是受到欲望牵制，甚至犯理智错误使理智表现出局限性，都需要发挥审慎的作用[3](P179-180)。当然，道德审慎并不排斥情感因素，无意造就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社会，完全抹煞个体情感的价值，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而是在深入反思理性主义谬误基础上，按照“中道”原则构建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合理引导情感的作用趋向。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很难想像会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同样，后现代道德也并非完全摒弃理性，走向唯情感主义的误区。事实上，正是世俗生活层面的道德经验，构成人类道德文明的基石。

现代道德审慎的特点之一，就是凡重要事情须请教专家咨询，以求得合理解决的答案。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人们的视野范围急剧扩展，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令人眩晕，激发人们无限的幻想，对生活的不确定感明显增加。欲望作为当前事物的直接反映总是与理性命令相矛盾相冲突人们面对多重选择的困境、压力和不安全感，迫切需要专家予以明确指导，从专家知识中寻求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探寻确定的发展路径。专家不仅能够提供专门知识的咨询，还延伸到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这种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追寻，实际涉及到道德哲学的深刻反思。哲学的任务是教会人们在不确定性中生存[6](P122)。以哲学家式的智慧给人们以规律性的确定结论，有助于暂时消除人们内心的疑惑和恐惧。尽管哲学家或专家不能根本解决现实的不确定问题，但可以借助心理咨询方式协调精神生活秩序，指导人们培育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空间。对于集体或社会共同体来说，倾听有关专家的指导，邀请他们针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论证，便是社会审慎的表现之一。作为当代人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并非公众行为和风俗习惯的产物，而是理论精英依据社会实践的要求，从实践中加以提炼并进行思维创新的产物。所以，面对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追求确定性当是道德发展的目标之一。惟有在普遍规范的指引下，公众才能使自身行为保持稳定和一贯性，大众行为模式习惯化，从而解决个体认知有限与视阈范围无限的矛盾，抚慰现代人特有的焦虑或恐惧。这是道德审慎能够发挥的现实功能。

四、审慎何用

审慎是规范道德价值定位的尺度。审慎是一种基础价值，对其他道德规范作出合理选择的尺度。脱离审慎，其他道德规范将无法存在，也不能发挥正常作用。如不经审慎抉择，人们无法了解什么是善良，如何获得善良，善良是否会造成对人的伤害等。在日趋复杂的现实面前，选择合理的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道德行为，没有审慎显然无法做到。尽管审慎不直接提供选择的价值标准，但在保证主体选择的合理性和导向中发挥潜在影响。作为理性的人，坚守道德审慎原则，合理排列各种道德规范的价值序列，面对各种利益冲突置道德考虑于优先，是个人道德理性成熟的标志。当代技术时代的发展，由于科层制度发展而导致的“中介”因素增多，每个个体所负责的对象仅仅是自己的上级，而非某个具体的道德对象。这种个体化后果使道德责任日益变得淡漠，以至于出现所谓“道德盲视”现象[7](P33)。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导致个体价值选择中的自我迷失，重视切近自身的经济利益，漠视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缺乏对人类生命的道德关怀导致道德的社会定位发生扭曲。人类最终连自身的存在价值、尊严和自由都失掉了，身陷物欲、情欲和贪欲泥潭而不能自拔。道德审慎以其对人类活动的高度警醒，要求人们关注自身的存在和完善。在经济审慎和道德审慎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充分运用道德审慎抑制过度的物欲、情欲和贪欲，引导生活的目标指向人本身，使漂泊的心灵有所附丽，实现向真正人性的回归。

审慎是正确判断道德行为，防止成为自身奴隶的需要。人类行为除了技术限制，还有道德上的限制，后者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人类在取得每一项重大技术进步的同时，都面临着全新的道德问题，并为技术应用的副作用承担道德风险或道德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良好道德传统的割舍、道德生活的悖逆，以及心灵无根的漂泊。面对现代化中的陷阱和道德困境，我们目前尚无法给予准确预见。鲍曼以人类行为“序列化”为例，对这种现象作过形象的阐释。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某人一旦陷入沼泽，往往会出现越挣扎陷得越深的困境。

由于每一次尝试都增加了系统特有的“吸吮力”，以至于到最后，那样做就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了，但此时放弃的代价也已经加大[7](P206)。每个构造绝妙的社会都隐藏着类似泥潭，人的道德失足往往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巨大的吸吮力令你无法自主，这种力量增强了个体对道德挫折的恐惧感，以至于成为自身的奴隶。如何摆脱这种恶的“吸吮力”，提高个体的道德自主能力，使自己获得真正的道德主体地位，取得主动权，除了要清醒地面对以外，还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去认识问题。没有置身事外以旁观者角度的冷静观察，正视自己的道德失误，就无法把握问题的实质，获得对道德行为的正确判断，并从中完全摆脱出来。努力避免这种泥潭的后果是审慎的主要任务。当代各种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兴起，道德向诸多学科“肌体”内部渗透，既标志道德学术事业的不断繁荣，也警示人类对道德危机和反思生活之必要性的认识。审慎关注技术和工业进步对人自身的影响，由此拉开了人类道德生活自救的序幕。

审慎是防范道德风险，提高道德预警能力的需要。历史进入后现代，“占居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8](P7)。这些风险既可能在我们身边，也可能来自与我们生活并无直接联系的、遥远的他者。风险的增长支配着审慎指数的增长。审慎对待道德风险并加以理性思考，探究各种风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增强人类的道德预警意识，包括道德系统风险存在意识、对风险的关注和系统分析，以及对不良后果的预先把握。道德在本质上维护人类存在的尊严和意义，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日益构成人类本质的时候，威胁和风险则意味从道德上对人类本质的摧毁。当然，防范风险不等于消除风险，道德风险更多以潜在形式发生，表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球化的结果不是加剧了个体风险，而是导致个体风险以系统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风险的反面是人类对自身的高度责任感。只有人类才能成为责任的道德主体。

人类应当携起手来共同行动，以共同体身份仔细审视每一种实践活动，考察种种文明背后的不良预兆、发展趋势及引发的不同后果，对此进行认真充分的道德评价，以谨慎乐观的态度审视人类道德前景，自觉担当起全人类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清醒和理智地面对、审慎地思考判断，也许是人类获得救赎的惟一希望。“我们必须维持着一种随时警惕的状态，不断监测着我们的局势，在伦理上不断为我们的行为重新定向，不断明确地表白并修改我们的基本承诺。”[9](P61)人类不需要救世主出现，人类自己就是自身的救世主。在这方面，审慎道德也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参考文献]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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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审慎范文篇8

关键词：新经济;共享出行;包容审慎;监管

一般认为，1994年6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在首篇文章《认识新经济》中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随后美国《商业周刊》展开了对“新经济”的讨论。我国国务院总理在2016年2月26日开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的视频讲话中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随后他在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会所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面对新经济，政府应如何实施监管，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国务院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随后他在2017年6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6月27日开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7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强调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于2017年7月3日联合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以及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和交通运输部十个部门于2017年8月1日联合的《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对分享经济和共享单车“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由此可见，对新经济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原则。

一、新经济与包容审慎监管的内涵

（一）新经济的内涵。美国最初提出的新经济主要应是指“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状态”，其实质是以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知识经济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的创新性经济。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经济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复合概念。它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技术等为新要素，以IT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为一体的新方式，以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等为表现形式的新经济形态。例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分享经济等。其中分享经济已经在出行、住宿、私厨、医疗、众包物流、服务众包、教育、知识付费、内容创业、股权众筹十大细分领域全面开花①。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财新智库共同的新经济指数，2015年我国新经济已占到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一以上。共享经济是新经济中的一大经济形态，共享出行则属于共享经济渗透的九大领域之一②。目前共享出行在全球范围内有共享租车、共享驾乘、共享自行车、共享停车位四类。在我国，目前通常所述的共享出行主要指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共享小微车。（二）包容审慎监管的内涵。“包容审慎监管”一词目前在学术界并未有对其涵义的解读。“包容”一词出于《汉书•五行志下》：“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意指宽容大度。审慎一词出于《汉书•于定国传》：“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意指周密而慎重。包容审慎实际上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其要求对人处事要有宽容大度的态度和周密而慎重的方式。目前提出的对新经济应当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实际就是要求对新经济的监管应有宽容大度的态度和周密而慎重的方式。对新经济的包容监管就是要求监管者用创新的思维、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经济，在接受其优点的同时，也应容得下其缺点，大胆鼓励创新；对新经济的审慎监管就是要求监管者在制定监管规则时须周密慎重，在看不清、认不准的情况下，应该再等等、看看、想想，避免一棍子打死，给某一新经济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二、监管态度：鼓励并规范

在现实中，对新经济监管的态度主要有支持和鼓励、引导和规范、禁止和封杀。显然，动撤禁止和封杀不是包容监管原则所要求的。包容监管原则所要求的态度应该是支持和鼓励、引导和规范，而不是禁止和封杀。（一）支持和鼓励。1.支持和鼓励的理由：新经济发展的特点使然。新经济以开放、包容和互惠为价值理念，突破了传统的行业边界，开辟了新的领域，增加了新要素，采用了新模式，属于创新性经济。很多新经济领域呈现出平台化、个性化、网络化和跨界融合化的基本特征。创新性的新经济，必然要求打破旧有的条条框框，对于新经济，监管部门先应承认其“新”，承认其可能超出了政府已有的认知范围，承认现有的监管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因此，对于新经济，不能用老眼光去看，更不能把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对立起来。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形态或产业均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产业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具有无止境的生命周期特性”。因此，任何一种新经济形态在初期是较脆弱的，且会受到传统经济形态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阻挠。例如，“互联网+”对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产生的冲击，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利益，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格局和人们的消费模式，网约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动态平衡，造成了出租车行业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受到部分出租车司机的阻挠，出租车司机和政府一起打压这种共享经济。共享单车的出现受到传统自行车租赁、看护者的干扰，出现了毁车事件，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受到传统银行的抵制等。但任何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必然有其现实的基础，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新经济发展要求更加开放包容的新监管理念以及支持和鼓励的监管态度，才能使其从弱到强地不断发展。2.支持和鼓励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支持和鼓励新经济的判断标准不应完全是已有的相关法规和规章，尤其不应是现行的关于行政许可的法规。例如，网约车出现前没有取得营运资格的私家车不能从事营运业务，从事营运业务属于“黑车”，是交通运输部门打击的对象。如果网约车按当时的相关规定，未取得营运资格的私家车从事营运业务也就属于违法。但事实上网约车得到了蓬勃发展，冲破了已有的法规规定。因此，支持和鼓励新经济的标准应该采用其他标准。支持和鼓励新经济的判断标准不应该是陈规，从宏观上可以采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实，在很多学者论述共享经济的优点时提到的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能节能和保护环境，实际也是上述标准的具体化。至于有学者提出的“消费者主权”社会的时代要求以及应“站在对消费者最有利的角度考虑规制问题”更是上述标准的具体化。因此，凡是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初创时期能满足“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2016年在分享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态度和导向，并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这也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也体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二）引导和规范。随着某一新业态或产业的发展，就会出现资本大量涌入，该业态或产业的问题就会大量爆发。例如，随着共享单车的发展，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车辆运营维护不到位、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用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突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野蛮生长”。这些问题涉及到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需要政府予以引导和规范。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相比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限于“支持”的态度和政策导向，还增加了“引导”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实际上，这些仍然不够，还需要规范。不过，除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于2016年7月27日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属于典型的规范性文件外，其他中央或地方的相关文件在名称使用上各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具有支持和鼓励、引导和规范的内在涵义。例如，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于2017年7月3日联合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7月26日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央宣传部、交通运输部十个部门于2017年8月1日联合的《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和住建部于2017年8月4日的《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多地城市均出台的《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无疑都对为共享出行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鼓励、引导和规范作用。（三）不鼓励不等于禁止。对于一些新经济形态，虽有满足社会需求等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存在较多的缺陷，中央层面的指导意见明确不鼓励发展。例如，共享电动车，由于车辆普遍超标，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火灾安全隐患突出、车辆运行安全风险高、电池污染问题等严重。因此，机构改革前国家十部门联合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但是，不鼓励不等同于封杀或一禁了之，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其发展抱宽容态度，重视正当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诉求，尽量将其纳入现有的监管框架之内，或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解决。因此，对待新经济应努力消除政策风险，尽最大可能避免有关部门动辄叫停的现象。在现实中，不同的城市仍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待。北京、上海对当地出现的“小蜜单车”“电斑马”“7号电单车”等共享电单车，则因未上牌照，没有脚蹬，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被禁止或查处过，而天津市和广东中山市对当地出现的共享电单车，则采取了宽容态度。

三、监管制度：应审慎制定政策和法律

（一）审慎制定政策和法律的原因。1.新经济的创新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特点的客观要求。政策和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都是对客观经济关系的调整，其目的在于能促进经济关系的协调。新经济具有传统经济所不同的特点，在发展初期常常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甚至被视为“非法”，这是由新经济的创新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特点决定的。由此，政府监管部门不仅难以对新经济进行准确归类，而且对于这些新型企业的业务流程、业务形态十分陌生，这使得对其监管既可能过度、也可能过宽，出错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因此，监管部门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应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策略。2.非审慎的政策和法律会给新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由于新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因此，新经济通常有互联网经济之称。互联网具有极强的虚拟性、互动性、广域性和即时性，如果不审慎的政策和法律迫使政府监管以“行政不作为”或以“一刀切”式的简单做法应对，将导致商业模式创新失败和社会福利损失。（二）如何审慎制定政策和法律。1.制定政策还是法律？由于新经济发展的初期，其中的经济关系不甚明显，相关企业或行业协议的自我治理有一个过程，有些问题具有暂时性，有些问题可以纳入现行的法律框架。同时，由于法律的规范性强，产生的影响大，且法律一经制定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而政策则有较大的灵活性、包容性，适时调整的余地较大。尽管有学者提出，在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立法效率，加快立法进程。但笔者认为，对新经济的监管不应急于立法，对能够由市场机制调节或能纳入现行法律体系进行调整的问题，可以制定政策予以引导。例如，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则可以通过现行的城市管理法规和交通管理法规解决；对于共享单车二维码遭破坏导致诈骗风险、被偷盗改装破坏、行人骑单车闯红灯等问题，则根本不属于共享单车发展本身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等予以处理。实际上，我国中央层面对共享出行行业出台的现行文件看，除了对网约车出台了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办法外，其他均是政策性文件。其实，中央出台的一些政策性文件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意义，例如，《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共性单车不能租赁给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2.制定中央还是地方政策和法律？究竟是制定中央政策和法律，还是制定地方政策和法律，可以根据具体不同的行业特点，不能一概而定。对涉及到全局性、共性的问题可以采取位阶较高的中央政策和法律，对涉及到局部性、个性的问题可以采取位阶较低的地方政策和法律。例如，就网约车而言，其运行安全、反垄断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价格规制、劳工权益保障、金融结算和支付问题、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等，不只是地方性事务，这些事项事宜由中央制定政策和法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中央制定政策和法律，也应当具有包容性。例如，目前网约车和共享单车的监管制度设计的路径就有所不同。网约车主要是中央出台指导意见与管理办法，地方再出台实施细则；而共享单车是在一些地方已经探索一些办法后，中央再出台指导意见。另外，即使制定中央法律，对法律的位阶也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由于法律、行政法规需要严格的立法程序和较长时间，且新经济处于持续发展变动阶段，其运行规律有待观察，相应的规制策略也有待研究或及及时调整。3.修改现行法还是制定新法？对于不能纳入市场竞争机制解决或无法纳入现行法律体系调整的问题，是通过修改现行法还是制定新法，也是需要谨慎的问题。修改现行法与制定新法相比，成本较低，且容易与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内容协调，因此，应尽可能采取修改现行法。例如，可以通过在民法、商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条款中增加对共享经济提供方的资质、共享物品及服务的基本质量等做出相应规定，规范共享经济过程中供需双方的行为。对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小微型车、共享电单车等共享出行则可以通过现行的相关行政法，修改其中的准入条件。对于共享出行行业中涉及的押金风险以及车辆所有人、使用人或者平台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分配等性问题可以进行新的立法。立法应该做到其科学性，而不是抢时间。

四、监管方式：包办监管还是放手不管

审慎范文篇9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

一、引言

从漫长的中央银行职能演变历史来看，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动荡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央银行凭借其最后贷款人身份被赋予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理的重要职责。在20世纪末中央银行去监管化的浪潮中，学者们针对是否应该分离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更多的是指以银行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但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仅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不够的，当市场上大多数金融机构采取趋同的决策时，就会对价格、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显著影响（Borio，2009；2011）。危机后，英国重新赋予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并进一步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核心地位。英格兰银行监管职能的转变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就此拉开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全面回归的序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经历了监管职能从统一到分离再到回归的巨大转变，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政策正作为一项新的金融监管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宏观调控框架内，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回归的浪潮下，学界和各国政府针对中央银行是否应该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本文在这种背景下重点探究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这将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对各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二、早期关于是否应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讨论

早期主张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试图论证中央银行分离金融监管职能的必要性。第一，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两种政策会存在冲突从而影响监管效果。当经济上行时，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提高利率，防止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扩张；而金融监管者则需要在发展势头良好时放松监管要求，鼓励行业的自由发展和创新。当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需要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而金融部门在衰退时期风险集中暴露，此时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失衡，两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监管效果难以达到预期（Goodhart&Schoenmaker，1992）。第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出于声誉考虑，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推迟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维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由此产生通货膨胀效应（Goodfriend&King，1988）。这种救助机制也会诱使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放松对自身的监管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三，中央银行身兼数职将影响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更加集中时，来自政府的压力和干预也会增加，其政策的自主权将有所降低（Bri-ault，1999）。但支持中央银行加强金融监管职责的学者针对上述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制度体制悖论理论：Goodhart和Schoenmaker（1995）指出若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会产生政策冲突，那么即使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分离给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也同样存在政策冲突的矛盾，仅仅是内部冲突的外部化。解决政策冲突的关键在于不同政策目标的明晰与界定，而不是简单的机构设立形式。陈雨露、马勇（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监管职能不但没有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反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他们认为那些主张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人并非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只是权力分割的诉求。此外，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机构体制的改变并不足以提高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钟伟，2003）。基于最后贷款人理论：对于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但存款保险制度由于其复杂的赔偿支付程序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虽然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会引致道德风险，但中央银行凭借其地位和声望更有利于恢复存款人的信心。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对于中央银行来说，监管职能的分离意味着中央银行将缺乏获取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信息的有效渠道（尽管不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但在信息的时效性方面仍有不足），也将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行使，反而不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Briault，1999；钟伟，2003）。

三、危机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新内涵———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也为中央银行应该承担金融监管职能提供了支持。有学者认为此次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正是在于过去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丧失，导致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信息的掌握并不充分，未能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造成全球性金融系统的崩盘。在经济学范畴内分析，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最后贷款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能够在危机时刻及时救市，应该在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AlanS．Blin-der，2010；BIS，2011）。危机后，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功能，认为中央银行在危机的预防和处置、维护金融稳定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宏观审慎政策的提出更加丰富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内涵。中央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不仅需要通过微观审慎监管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更需要借助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各国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度框架中赋予中央银行重要职责，部分国家甚至将中央银行视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唯一监管主体。无论在信息获取、职责分工，还是在政策协调以及保持独立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主体都需要满足很高的要求，而作为传统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些要求。一方面，中央银行相比其他监管机构更有激励去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也因此在各国实践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Nier等（2011）通过识别当前各国的监管模式发现，复杂、分割的监管结构会产生风险识别摩擦，降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相比之下，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激励、风险识别的经验以及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能力，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财政部虽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过程中有效保持自主性，因此并不适合作为审慎政策的监管主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单个监管机构很少考虑其政策决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些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对风险承担产生一个长期的偏差。而综合型的监管机构往往能从大局视角做出更加稳健的政策决定。

四、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优势

1.激励优势。倡导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或者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起主导作用的学者们认为中央银行相比其他监管机构，具有更加强烈的行使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激励。Jakob和Sander曾在2006年对28个OECD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OECD国家都认为中央银行具有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责。首先，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主体，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一方面货币政策维持价格稳定的目标有利于实现金融系统整体的稳定。另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也将通过信贷供给规模等宏观经济变量对价格水平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稳健的金融系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精度，降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造成的金融摩擦（AlanS．Blinder，2010；BIS，2011）。其次，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监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避免向金融市场投入过多流动性造成通货膨胀，或未能及时注入流动性而加剧金融危机爆发（Nier，2009）。最后，宏观审慎监管还可以为中央银行发挥支付清算中心职能提供支持。Nier（2009）认为信用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缺乏中央对手方）是导致在贝尔斯登及雷曼兄弟等大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后引起全球连锁反应的原因之一。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它们需要监管当局对支付清算系统进行有力监控并要求系统使用者共同遵守相关规定，但目前这些监管作用的实现仅仅依靠中央银行的道德劝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提出为中央银行加强对支付清算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对系统使用者的监督提供了新的监管渠道。2.信息资源和分析优势。BIS（2011）认为，中央银行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以下三种途径：若中央银行本身就是微观审慎监管主体，则可以直接获得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尽职调查进一步掌握金融机构的详细资料；根据相关的信息共享条例、合作备忘录要求等，中央银行有权利从其他监管机构获得信息。当中央银行集多种监管职责于一身时，拥有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具有明显优势。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分析中具有成熟的经验，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监管工具的设计。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授权给中央银行，将进一步扩大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工具箱。宏观审慎政策既需要微观机构分析，也需要宏观经济分析，同时也依赖于其他监管政策的协调。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微观审慎工具相互补充，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多种监管工具和作用渠道对金融系统整体进行宏观调控。Borio（2009）认为货币政策当局对于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很深的理解；而宏观审慎政策主体专注于系统性风险管理，两种政策相辅相成。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支付清算中心以及最终贷款人（部分中央银行还是微观审慎监管主体），拥有各个方面的专家，熟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不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部门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分析和识别系统性风险（BIS，2011；Nieretal．，2009、2011）。3.协调优势。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需要与微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若将宏观审慎政策监管主体分散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模式由多个监管机构共同组成，监管职责仍然是分散于各个监管主体），则需要保证多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即使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可以由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也将不可避免地需要由不同监管主体相互配合，但权责界定以及协商机制往往难以建立。因此，相比将宏观审慎监管授权给多个监管机构而产生额外的协调成本和效率成本，由单个监管机构主导行使审慎监管职责更具可行性（AlanS．Blinder，2010；BIS，2011）。Andrew在英格兰银行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拥有危机记忆的机构更有可能承担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传统的监管机构在防范和处理金融危机方面更具专业性。因此，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在目前看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中央银行拥有多种监管身份，可以有效解决在实施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政策协调问题，降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沟通成本和政策时滞，及时对金融系统采取监管措施，这对于危机处置来说至关重要（Nieretal．，2011；BIS，2011）。4.独立性优势。若多个监管机构共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这些分散的监管主体将放弃一定的独立性以确保金融稳定总体目标的实现。在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下，每个监管主体需要使用特定的目标决策函数进行政策分析，并将决策信息和过程披露给公众。当单个监管主体的自身政策决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将会使公众更加难以分析和理解监管政策，影响监管主体的社会公信力（BIS，2011）。中央银行拥有多种监管身份，可以设立内部协调机制，有效避免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独立性损失。此外，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在制定政策时免受政治影响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其他政治干扰。

五、结论与建议

审慎范文篇10

关键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流动性挤压；银行转型

自2010年我国提出构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专注于探究如何将宏观审慎管理理论与我国银行的实际发展相结合。童磊（2013）通过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对银行业的流动性进行压力测试验证了审慎的流动性监管方式的必要性。冯超（2016）将宏观审慎指标纳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体系，并完成对银行业的风险预警。而自2016年我国正式建立MPA体系后，管晓明（2016）从MPA的框架特点出发，与微观审慎监管以及原有“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合意贷款规模”管理规模进行对比，发现其虽然短期会压缩利润，但长期看来，可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李春雷，周文青（2016）以及徐炜（2017）均认为无论是大中小型商业银行都需要更加积极地进行转型，以适应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目前我国学者对宏观审慎评估研究从实施必要性及实施手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评估框架、评估目标以及评估主体上，着重对银行的业务影响及应对措施作出分析，而对于评估的结果———比如流动性，研究较少。而宏观审慎政策可能直接带来流动性的挤压，由于流动性受挤压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因此以流动性作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研究的立足点显得很有必要。

1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发展历程

2009年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针对“宏观审慎管理”专题进行介绍，并且提出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论断，旨在有效防范潜在风险。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2年6月，银监会公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推进针对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2014年1月，银监会刊印评估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指标的文件。2016年3月，我国针对商业银行实施了第一次宏观审慎考核。

2宏观、微观审慎监管模式比较

宏观审慎监管旨在防范宏观银行业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尽可能规避社会性经济波动和GDP的大幅亏损。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内部，与外部的金融机构紧密相关。宏观审慎监管采取的衡量模式是银行体系内部自上到下的方式。微观审慎监管旨在防范单个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更侧重于保护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其面临的风险是外部风险，与外部的金融机构无相关性。微观审慎监管采取的衡量模式是金融机构内部自下而上的方式。

3MPA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3．1资本充足率高标准挤压流动性尽管宏观审慎体系是指标加权综合处理的复杂评估体系，其中的资本与杠杆情况为两项核心指标之一，具有一票否决权，即如若该项不达标，那么总体无法通过MPA考核。因此该项指标下设立的具有80％决定权的分项指标资本充足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将受到各个银行的持续关注。由于资本充足率对流动性创造会产生很大的负向影响，二者之间不仅存在极紧密的相关关系，还为标准的因果关系，为保证资本充足率稳定，流动性必然在原有基础上受到挤压。

3．2日常管理代替时点管理影响流动性用日常管理来取代时点管理，废除信贷额度，实行按需调整、按季评估、按月检测的资金动态监测这种新型监管形式需要维持监管指标的日常稳定性，使商业银行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在监测时点进行暂时性的资金挪移这一方式以实现管理要求，资金使用受限，进一步影响流动性。

3．3定价行为防范高息揽存减弱流动性尽管我国处于利率市场化的完成阶段，商业银行仍有一定的存款利率定价权。不排除部分中小商业银行为了揽储仍有可能背离指导意见以及市场态势，不顾有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的严重后果，制定高息进行揽存。而由于当下在MPA考核中定价行为也与资本和杠杆情况一样是考核中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核心指标，这些商业银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高定价、非理性定价，使其符合银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标准。在此种严格制约下，中小型商业银行存款吸引力自然下降，负债端缩减，无疑会增加银行内部管理难度，减弱竞争力，对银行流动性造成挤压，极端情况下有可能进一步影响贷款端的业务进程。此外，中小型银行竞争力衰退会减弱银行总体竞争活力，造成银行市场集中度相对提高的局面。这种高集中度将会促进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的负相关关系（周凡，齐天翔，周伟峰，2017），又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

4MPA体系商业银行流动性未受挤压现状分析

25家上市银行2012－2017年的财务报告中，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前后各个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大于监管值，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同样未出现大的波动。资本充足情况较好，没有出现不正常波动，且银监会提出了过渡期内不同年份资本充足率的不同要求，实施初期对资本充足率要求更低。预计无需牺牲部分流动性来保持资本充足性。与此同时，杠杆率得分基本为满分，不构成约束。对商业银行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前后流动性指标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指标数据基本未显示出挤压效果，在央行缩表等其他若干挤压流动性因素的干扰影响下，流动性比例、存贷比以及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等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波动。这可能与受央行缩表等政策影响商业银行本身采取的就是偏稳健型的策略有关。此外，MPA考核的各项指标与合意贷款指标具有一脉相承之处，MPA体系是对合意贷款管理机制的延伸与升级，因此对商业银行流动性所造成的挤压程度不大。尽管在宏观审慎监管下，不同指标之间的可替代性导致商业银行可以有一定自主配置与管理资源的空间，根据自身经营优势，商业银行可以充分自主发挥其差异性，相对让渡出劣势项评分，提高优势项评分，以使总分保持不变，满足档位标准。但由于MPA考察体系本身就包含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要求，本身就要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和遵守准备金制度三项指标进行相应评分，商业银行流动性需要有一定保证，顾此失彼牺牲流动性的现象不会存在。综上可初步判断MPA考核基本未对商业银行产生硬性约束，流动性挤压程度甚微。

5宏观审慎模式下商业银行转型建议

5．1强化资本管理，确保资本充足率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坚持以资本约束为核心，足以见得资本约束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更多是要发挥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作用，自身建立起严格的资本约束机制。商业银行构建资本管理体系，不仅是为了迎合监管要求，更是为了自身的经营发展。商业银行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应当构建和完善资本管理体系，加强资本管理。突出资本充足率指标的重要性，提高对资本和风险的管控，合理控制资本充足率，确保其符合业务发展的同时也符合监管要求。在资本约束条件下，商业银行首先要控制贷款规模的增长速度，防止过度增长；其次要提高资产质量，在资产增长的同时要确保其质量；最后要积极推进综合管理，内部资本积累和外部资本融资要同时进行，及时弥补缺口，保证银行资本充足。

5．2完善相关制度，充分发展表外业务由于宏观制度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专业人才的缺失等因素，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较为落后。在表外业务整体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筹备人才和技术，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不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业务，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资本监管为主，因此表外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监管，是该体系下的重要发展方向。现阶段，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商业银行要着重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投资银行等中间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