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范文10篇

生态文学范文篇1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文学范文篇2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文学范文篇3

最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这样的质疑：生态文学家或者生态批评家不够重视艺术性。我想简略答复一下：生态文学的前提是生态的——对待自然、表现自然和表现人类时的思想观念是生态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环境主义的。没有这个前提，再艺术、再有诗味的诗也不是生态诗；在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希望诗人更注重艺术性。但是，除了传统的艺术性之外，我们特别希望生态作家能创造出生态文学独具的艺术性。

生态批评之所以对文学性、内在研究说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说，而是很难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所要研究的文学性是生态的文学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性，否则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评了，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论证生态文学所独具的、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如果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和艺术分析，与对非生态文学、对环境文学的同类分析基本一样，那么这样的美学艺术研究就失去了生态批评的特色。与其没有特色，还不如不予突出强调。其实，不仅仅是生态批评，当代的许多批评流派，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都遇到过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堪称世界性难题，我们期待着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能够早日构建出独具一格的生态的美学体系和艺术论体系，在那个时候，生态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说文学性研究才有了理论基础。

在认识到美学和艺术角度的生态文学研究之困难性之后，有必要强调：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不应该以批评视阈的局限性为由苛求任何批评家、批评流派或者批评方法，而应当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这类有限度的批评所达到的深度、高度和创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审美和艺术批评特色，不是判断一种特定批评能否成立的必需标准；否则，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许多对整个文学批评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流派都将被排斥在批评之外了。至于生态文学，我同意，在生态的前提之前，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更为首先的，是文学。

无论有多么明确、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写出来的不是文学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归属；正如生态批评一定也要是批评，是具有严格学理规范的学术研究，如果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算不上，那还何谈生态批评。在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态文学创作可能只好暂且借鉴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但那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它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同时还要特别提防：不少传统的艺术表现或者艺术性，是与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显性的拟人和隐性的移情），自然客体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别是诗人运用意象、象征时，非常容易落入人类中心主义审美的窠臼，从而使得作品的生态性大为受伤，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态文学作品了。值得作家们高度警惕的是：赞美自然、抨击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态的文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和环境文学也可以这样写，而且早就这样写了，从古希腊就有了。客观地说，不少自命为生态作家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生态文学与传统的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区别，对生态文学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确。在一些人看来，只要讴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坏自然的行径，只要倡导环境保护，就是生态作品了。生态诗歌乃至整个生态文学要健康发展，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明确何为生态诗和生态诗何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称为生态文学作家或者生态批评家的人，都能够首先明确生态的与非生态的、生态的与环境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思想理论上的不同和审美艺术上的不同，那样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实的。

生态作品最核心的、使之与其他描写自然的作品相区别的独特属性——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生态整体为终极价值标准，不是人与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论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当作中心，把自然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必须爱护的环境条件，把自然物仅仅当作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对象，当作表现人类自我力量的客观对应物；那么，无论作者对自然倾注了多么强烈的感情，也无论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独特地表现了自然的美，这样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态作品。至于生态批评，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态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时尽可能对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变现做一些探索。

生态文学范文篇4

一、敬畏生命，守护生命

在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人们最熟悉的动物小说总是告诉孩子：忠诚的狗、温顺的羊、残忍的狼、狡猾的狐狸……动物的形象因人类的实际利益被角色化，甚至妖魔化，对尚处于懵懂之中的孩童来说，会造成在人生之初就对大自然中众生万物产生三六九等划分的错误世界观。荣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贝特？施韦泽博士首先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态思想。“敬畏”就是对神秘而广大的世界心怀谦卑和尊重；“生命”则指世间一切的生灵，无论其进化程度，习性差别，因此，这一生态思想的具体内涵是善待一切生物。以“敬畏生命”的思想来对待身边一草一木的人，“就会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1］321。当儿童文学作家具有“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小说中的自然世界就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他们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从此，野生动物不再只是负面的符号，它们恢复了自在和多彩的生命。沈石溪的《红豺》（又名《豺狼情仇》）还原了豺和狼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世界。在作者的笔下，豺狼不再是让人类一提起就恨得牙痒的野兽，红豺“就像天边的火烧云，因而芳名就叫火烧云”［2］314，而黄毛小狼“身上的绒毛金黄发亮，就像一朵蒲公英”［2］314，它们有大自然天赐的美丽。作者的描写不仅如实甚至带有赞美，实际上是对大自然由衷的敬佩和热爱。文中豺、狼、熊、乌雕、花狗等动物都是平等的生命，为了生存奔走，为了亲人拼命，它们的生命价值不低于人！而火烧云的母爱更是让人为之动容，它的舐犊之情和献身精神，体现出动物生命的灵性与高贵。如果人类仍然一意孤行，不敬畏大自然及万物的自身价值，仅视自己为世界的主人，人类的形象非但不能提高反而显得更为可疑和霸道。“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很可能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出所有其他动植物”。［3］332。儿童文学不应角色化、矮化动物，更不应该把动物仅看作一种工具，因其食用、药用价值和满足人类其他贪欲，动物的生存权和生命权就可以被无情地肆意践踏。是告诉儿童世界为我所用，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他者幸福和存在，还是告诉他们每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大自然让彼此保持平衡保持尊重，答案是明显的。这对地球和未来的影响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湘女的《懒猴悠悠》通过一只猴子的视角表现了人类的残忍和自大，同时显现了猴子的智慧和生命的顽强。“悠悠觉得人类也太没道理了，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就随便杀害别的动物呢！当然，悠悠知道，人类一般是不会去想别的动物的恐惧和痛苦的。”［4］272人类有能力也有责任改变目前大自然中动植物所遭受的苦难，人类也有感受动植物痛苦和诉求的知觉，通过具有生态意识的儿童文学传达敬畏生命，守护生命的生态思想，无论是生态保护的实际还是对儿童思想和心灵的影响、生态人格的塑造，都会产生有利作用。敬畏生命，守护生命在成人世界或许并不容易实现，但对于儿童来说却是本能。他们互相关爱，互相依靠，甚至不需要语言，儿童和动物通过心灵和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心思。为了对方甚至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冷凝《射雕少年》、沈石溪《猎狐》中的少年因为自己对“敌人”的不忍心，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猎人”而懊恼。但恰恰是他们对动物们的爱与关怀使他们比冷血的猎手更勇敢，成为大家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儿童与动物亲密无间的关系令人感动落泪，心生暖意。如果每个人都能如书中的少年般心灵纯净，为了动物朋友的生存尽一份努力，我们的生命达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境界就会不再遥远。

二、自然之美，自然之殇

具有生态意识的儿童文学成为生态文学中的排头兵和急先锋，对当代文学的“自然维度”建构作出了积极回应。文学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儿童与自然的亲近本性，使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对大自然的描写和歌颂产生热情。在儿童文学中，大自然的性格是被崇拜和赞美的，其粗犷、博大、刚劲的雄性的力量，让人类像对待父亲般景仰尊敬大自然；而她的质朴、包容、柔美，又像母亲般值得人类亲近保护。在生态文学家看来，感受自然之美就是人世间最幸福的状态，“陈阵终于看清了这片边境草原美丽的处女地，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了，美得让他几乎窒息。眼前是方圆几十里的碧绿大盆地，盆地的东方是重重叠叠，一层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兴安岭的余脉涌去。绿山青山、褐山锗山、蓝山紫山，推着青绿褐锗蓝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远山泛去，与粉红色的天际云海相汇”。“杨克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说道：我也有同感，这真是个世外草原，天鹅草原。在天鹅飞翔的蓝天下牧羊，多浪漫啊，连伊甸园里可能都没有白天鹅”。［5］345在姜戎的《小狼小狼》里，各种生灵自得其乐，没有无奈和忧伤，草原的样子就是天堂的倒影。无论是姜戎笔下一望无际的茫茫大草原，还是沈石溪笔下西双版纳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抑或是金曾豪描写的水乡江南，都有大自然独到的、人力难为的美丽。自然生态的存在现状与生态作家的美好愿望却总是背道而驰。现实充斥着自然被征服、掠夺，丧失尊严和生命的悲剧，这些作品对于性格和心智接近自然原始的儿童不能不说是理种震撼和伤感，但这对于他们的健康生态观和世界观的培养却能够产生一生的影响。在黑鹤《最后的藏羚群》中，可里尽管不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但已经从妈妈和同伴们那种不顾一切的舍命奔逃中感受到，那是比饥饿的狼群更可怕的东西。欲望的膨胀导致人类对自然疯狂地掠夺，藏羚羊的未来也许就是最后一群、最后一只直到灭绝。陆梅的《一只猫的独白》，通过一只猫的视角声讨控诉人类无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造成的生态紊乱，人类越来越多地占有地球公民共有的资源，享受着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就受到越来越严重地剥夺。作者们向人类明日的希望———少年儿童揭示一个可怕的后果，如果人类仍然沿着这条看似平坦的道路一意孤行，不加节制地继续征服和统治自然，等待他们的绝不是康庄大道，而是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三、回归荒野，复归和谐

“童年”既意味着一段个人生活的时期，又指内涵宽泛得多的人类童年期，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间未被割裂的神圣的混沌状态［6］306。在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崇高的力量，那就是全部历史和宇宙向整个生命敞开，自然的美丽与智慧闪耀出迷人的光芒，使人获得天人合一的感受。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人和动植物可以角色互换，古老的智慧向我们揭示：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人类要想在这个星球上天长地久地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7］266这种朴素的启示对至今仍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重回地球的和谐，寻找回家的道路，选择诗意的栖息，只有回归荒野，融入自然才能实现。当大地变得千疮百孔，人的精神世界也随之恶化。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困境，扭转人类现存的生态偏见，惟有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崇尚大地伦理哲学，重回天人合一的和谐。在具有生态意识的儿童文学家笔下，时时歌颂大自然这种原生之美，表现了人类对美好家园回归的渴望。“老金擦干身子穿上衣，取出小号走上大坝。他触景生情，先吹了一段济慈的《宁静的湖》，再吹《晚霞》，吹《太阳落山》……夕阳在悠扬的号声中沉下山坳。霞光收缩着，把地盘让给我深蓝。在橘黄与蓝色交接之处，过渡着一抹淡淡地翠绿。他从没见过如此艳丽的天空！湖水映着天光，渐渐黯淡下去。晚风吹拂，林涛四起。万顷绿涛之上，纤尘不染的夜空点燃了无数明星……”［8］251在牧铃的《丛林守护者》中，自然是如此优美又富有灵性，如诗如画，老金和阿蓬“心都醉了”，丛林才是他们精神上、尘世间真正的家园。相比之下，生活在钢筋丛林筑成的城市中的人们显得格外自私、胆小和庸俗。在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地位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自然之物是陌生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老金和阿蓬来自遥远的牧场，甚至被孙子叫成“脏爷爷”、“老脏狗”；人和狗进了城市，每天都要接受无端的盘查、恐吓，他们必须活得小心翼翼，“城里人能忍受那些把人震得心窝子突突乱跳的音乐，却不能忍受一条狗的几声发泄”。［8］251《丛林守护者》通过一人一狗的经历谱写了一曲对自然简单生活的赞歌。在《小狼小狼》的尾声，陈阵重回草原，为自己的无知深深自责。他们在年轻时掏狼窝、无节制打狼的行为给狼族、草原带来了深深的灾难。他意识到，只有尊重腾格里，遵从自然的规律，像动物植物一样融入自然，按照自然的意志生活，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才能体会到真正和谐共生的自然之美。

生态文学范文篇5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应运而生生态文学批评为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途径。为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方向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所研究的不仅仪是描写自然变化或反映生态危机状况的文本，所有文学作品，包括古典文学．只要涉及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变化，无论什么角度都可成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生态文学批评旨在通过文学研读与批判．弘扬生态和谐观，协调人与自然，自然与灵魂之间的关系。小说《白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亚哈船长曾在出海中被大自鲸咬断一条腿，于是捕鲸之旅成了亚哈的复仇之旅。在他眼中象征自然的大海不再是孕育我们的母亲，而是必须征服、支配的对象。《白鲸》一方面围绕捕杀鲸鱼这条线，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之冲突、对矗的悲剧。另一万【f【i借船员以实玛利之口，传递人jr1然可以也应该和谐共生的思想。

二、人与自然的对立面

人与自然的对面表脱存人类断略取自然资源，人类意图征服自然，以满足自己的求。《r{鲸》描绘r以亚哈船长为代表的捕鲸者疯狂猎杀鲸鱼，最终葬身大海的过程美国红18I造纪便有r捕鲸业，捕鲸在一定程度l：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嗣时也成为人们聚敛财富的于段捕鲸的迅速发展是现代人欲望膨胀的结果人们照亮川的灯油，同正和王后JJfI篼时J『J的油．先生，太太和小姐f『J用以散发香气的龙涎香等都来『J捕鲸业。“豪宅府邸，华园美院。它产生于魁魁克的标枪，如果没有捕鲸业，这里与荒僻的拉布拉多海岸是没有多大别的。这里所有的建筑和钱财都是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捞来的，鄙是标枪从大海里戳来的。”[-]P134人类不是适度地捕鲸为生，而是过度地猎杀鲸鱼满足门已的贪欲捕鲸船载着人类掠夺自然的欲望，成为人类从Fi然f，掠取资源的野蛮llI具作者以同情之笔描述船上鲸鱼被宰割的场面，痛斥人类嗜杀无度的【xl残捕鲸船就像是一座流动工厂，生产问．一个“加T鲸脂”、“炼取鲸油”的L产流水线。人类如果以自身利益为主体，蔑视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同等生存权利，则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在第七章中，“我”在教堂前看到了墓地中许多纪念海上丧生水手的纪念碑和许多丧失丈夫，心情压抑的寡妇。每年很多的捕鲸船被鲸鱼撞翻，上千水手丧生在海上。亚哈船长的一条腿被白鲸咬断，海上遇到的另一个船长的一条胳膊被鲸鱼咬掉。大自然不仅从物质上养育了人类，而且在精神上指导着人类。一旦人类把自己放到了自然的对立面，人类自身就会产生精神危机。“连续不断的四十年的捕鲸生活，四十年的艰辛，危险，狂风暴雨，四十年生活在无情的大海上，和可怕的大海做斗争……这时与其说他是人，还不如说他是魔鬼!”E]D623亚哈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受害者，一方面又希望征服自然，最后逐渐疯狂，把自己变成了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魔鬼鲸鱼是美丽的、壮观的，正如神奇瑰丽的大自然，然而人们的过度捕杀，不会带来永久的财富．必然会带来无穷的灾难，白鲸作为自然界的代表与亚哈所代表的人类进行了殊死搏斗。小说中许多大鲸聚合起来，以共同抵抗人类的捕杀，于是无数的捕鲸者尸骨无存，命丧鲸腹。亚哈和他的船员最后也船毁人亡。

三、人与自然的统一面

人类与自然息息相关，紧密联系。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历久而恒新的主题。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端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人依附．顺应自然基础上的原始的平衡和谐状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把自己从自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并试图征服自然，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麦尔维尔在《白鲸》中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生态和谐观，却敏感地嗅到了生态意识的重要性，敏锐地觉察到人类如要摆脱生存困境必须转变思维方式。麦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深思考，表达出自己对大海及海洋生物的赞美。小说开篇第一章以实玛利大谈他那种莫名的对海的渴望。当他对陆地心生厌倦而心情低落，精神面临崩溃之时，他不由想起大海。海是“驱除肝火，调剂血液循环的方法”。以实玛利作为幸存者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因为文章中他与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之所以出海是由于倦了陆地上的生活。在小说中以实玛利运用大量文字对鲸鱼的种类和结构做了说明，传达了他对自然和鲸鱼的热爱之情。在第四十五章中以实玛利采用一些人名来命名每一头所见的大鲸．如汤姆、杰克等，这体现了生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鲸鱼和大海都是自然的象征，以实玛利对鲸鱼的接受与和平共处都表明了他对自然和其他生物的理解、喜爱和宽容。他对白鲸的描述是：“白鲸……那乳白色的庞然大物，好美啊，美的惊心动魄，它被地平线灿烂的阳光一照，在早晨蔚蓝的海面上宛如一块活的乳白色水晶体，移动着，发出耀眼的光华!”。当以实玛利所乘坐的小船被一头负伤的大鲸拖人鲸群中央的一片水域后，他却意外发现这里如室外桃源般宁静、祥和。一些“幼鲸也许可能它们都还年轻．不懂世故，各方面都很天真，缺乏经验的缘故”，竟向那些猎手们游来。这种纯真对以实玛利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正是在航海过程中，随着对白鲸传奇经历的不断了解．以实玛利逐渐形成一种对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伦理关怀。

本来以白鲸为代表的自然生物生活的悠然自得，人类的贪欲和残杀使它们不得不殊死抵抗，捍卫自己的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性质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人从自然界中产生，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自然并非失去人类就不能存在。人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通过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以保证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和谐相处。

生态文学范文篇6

《语言与逻辑词典》将“生态语言学”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196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在其有关哲学与生物学的著作中，首次提到了Ecology这个词，并将生态学定义为：自然界中作为生存竞争条件的所有有机物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研究。此后，各领域的科学家及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对“生态学”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与诠释。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特里姆在《语言与言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描述的与能动的语言学》一文，首次从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与变化。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家豪根将生态学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提出并使用了“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学者们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进一步应用于语言学研究，同时涌现了以“生态语言学”为主题的论著，逐渐确立了“生态语言学”这一学科理论框架。纵观“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进程，所有研究者都将研究对象比喻成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互变互动的过程，强调自然、社会、价值、人文等方面在语言学中的影响及作用，运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语言教学现象，包括构成教学生态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教学发展的生态趋势，对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生态语言学引入高等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批判了传统教育观念存在的弊端，而且为高等教育展现了广阔的视野，为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教学思路。

二、高校英美文学教育中的非生态现状

无论从文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英美文学教育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语言教学与西方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将英美文学教育看成是一个微观的生态系统，其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教学主体、教学活动及教学环境，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当某个或多个要素发生改变时，均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英美文学教育是高校语言学专业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尚存在着一些非生态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重视程度不够，逐渐被边缘化。当前，国内高校对英美文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大致雷同，主要有英美文学选读和英美文学史两门课程，课程设置过于单一，教学内容更新缓慢，并且大多数高校将英美文学选读作为选修课，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学生也普遍认为对此类课程浅尝辄止即可，不求甚解，对文学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不够透彻。第二，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单一。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目标的定位及内涵过于单一，大多是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后阅读的模式；英美文学教学多数授课教师仍以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教学方法多为对文学作品枯燥的长篇大论的讲述，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学生不能够很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不高，缺乏主观能动性，学习效果不明显；考核方式多以传统的“一锤定音”的终结性闭卷考试为主，只注重对学习结果的考核，忽略了对学习过程的评价，考核成绩不能够真正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态，考核的信度与效度较低。第三，教学环境有待改善，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语言学认为，教学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教学资源和学习氛围等。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教学活动场地的设施装饰、光线、噪音、舒适指数等。据统计，目前多数高校的英美文学教育均采用合班授课方式，学生人数过多，教学资源配置不合理，生均占有率下降，教学场地及空间有限，学生学习环境舒适程度大打折扣。

三、高校英美文学教育语言生态化体系的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呼唤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英美文学教育是我国宏观生态教育系统中一个微小的生态体系，如同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一样，高校英美文学教育生态系统同样具有关联性、整体性、动态性及平衡性等特征，积极创造并构建适合高校自身发展特点的英美文学教学体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英美文学教学工作变得生机盎然，是我们教学工作者应该去关注及探讨的热点问题。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我们对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以及生态语言环境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力求探索提高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及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提高重视程度

英美文学教育是学生对英美文化进行认知和了解的重要载体，高校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英美文学教育受到的重视程度也应不断提高。英美文学课程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只是单纯的语言专业基础课，更不是一门专业技术课，而是一门锻炼学生语言技能和文学修养、塑造健康人格和品格、增强文学鉴赏能力、提高审美情趣、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综合性课程。在教学中，可采取以下措施全面提高对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视程度。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合理安排授课时间，合理分配授课班级，采用自然班授课；在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加强语言实验室建设，为学生搭建优越的语言实践平台；加大师资引进及培养力度，鼓励教师外出交流学习，多种渠道支持教师进行课程教学方面的探索及研究。

（二）构建生态化教学模式

1、教学理念生态化。生态化的教学理念，实际上是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教学过程，它强调教学运行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谐性。该理念把教学过程看成是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过程，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把主动权交给学生，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教师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培养、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帮助者，把握学生的学习方向和主题，引导、启发、点拨学生掌握知识要点，引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2、教学目标生态化。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是教学工作全过程的“指挥棒”。教学目标生态化是指教学目标应该呈现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多元化特征，要求教学过程不仅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讲授，还应包含对学生创新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是一门语言教育、人文教育及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要掌握阅读、理解英文文学作品的能力，促进语言基本功的提高，还应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涵养和人文素质。3、教学内容生态化。教学内容生态化是指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多样化。我们把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每个知识点可视为其子系统，各生态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谐共存，形成一个清晰的知识框架，整个教学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有序的生命共同体。教学内容多样化要求教师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不能照本宣科，而应该积极扩展教学内容，充分挖掘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同时，及时更新教材，丰富教学内容，探索保持教学内容多样化的有效途径，保持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好奇心和新鲜感。4、教学方式生态化。生态化教学方式是构建生态化教学体系的需要，它主张尊重学生的内心需求，遵循生态学的发展规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开展教学活动，注重教学设计从单一的传递到多元的互动，将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我们用生态学的角度去审视英美文学教育不难发现，其课堂教学实质上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语言文学作品间的互动等多种关系共同交流、沟通、碰撞的过程。同样的教学内容，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呈现，其教学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提及的教学方式生态化，是指教师围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理解能力，合理把握教学进程，运用互动式、启发式、情景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采用角色扮演、电影赏析等形式，增加课堂教学中的趣味性，同时，开展个性化教学，活跃课堂氛围，吸引学生注意力，使学生充分感受丰富的文学世界给他们带来的乐趣，提高学生对文学作文的见解和思考，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及兴趣。5、考试维度生态化。考试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高等教育考试成绩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合理制定考试政策，多维度进行考试改革，也是高等教育生态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生态学的理论来看，考试是一个多维度的生态工程，生态化的考试维度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英美文学教育的生态化考试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谈及。第一个维度是改革考试命题。坚持语言的发展观，树立生态命题观，从考试命题出发，积极倡导语言学习生态化，不断加强学生对语言知识点掌握和文学鉴赏能力的提高。第二个维度是改革考试内容。考试内容应涵盖从语言技能到文学素养的综合考察，注重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此外，还要增加有利于促进语言文化生态平衡的考试内容，增强学生的跨文化认同感。第三个维度是改革考试方式。语言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语言学专业的考试也一样，既要重结果，更要重过程，应积极完善考试制度和多元化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终结性考核方式，采取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课堂测试、课堂提问、课后作业等形式，注重对学生平时学习效果考核的积累。

（三）营造良好的生态语言环境

优美的教学环境，浓厚的学习氛围，能够让整个微观的教学生态系统得到健康快速发展，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营造和谐教学生态语言环境的有效途径，努力打造符合英美文学课程特色的教学环境。1、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可以使人心情愉快，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灵感闪现。例如，教室光线的明亮程度会影响学生的视觉感受，室内外的噪音会影响学生的阅读效率，因此，教室的光照、温度、噪音等自然条件均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及心理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绿色生态的自然环境下学习，学生的身心均处于最佳状态，更加乐于接受新事物。英美文学课程是集文学作品鉴赏与审美能力培养为一体的文艺理论课，文学作品美感的体会以及情感的共鸣都需要课堂自然环境的配合，室内的布置以及教学资源的分配也影响着教学活动的开展。例如，采取小班授课的方式，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教学场地较为宽松，教学器材及教学资源的生均占有率便会大大提高，为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保障。2、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生命体的生存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环境，英美文学教育是一门语言学与文学交叉的综合性课程，因此，我们对学生进行文学素养培养的同时，要注重语言学习环境的设立和改善，特别要重视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作品解读。比如，在英美文学作品授课中，结合生态语言学的基本理念，采用情景式教学、朗读式教学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等方法培养语感、创设语境，引导学生进入角色，让学生充分领略作品中描述的意境，领悟主人公的真实情感，从而对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3、搭建语言学习兴趣平台。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体现生命价值的载体，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源动力所在。英美文学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应尽量筛选和甄别一些学生能够感兴趣的文学作品，避免学生因为教学内容枯燥乏味而产生厌学情绪。同时，教师在知识讲授中，也应注重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挖掘，帮助学生更好地感知学习的乐趣，将讲堂变为学堂，引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增加学生间的交流互动，广泛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整个课堂教学富有生机与活力。

当前，高校的英美文学教育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大多数高校依然沿用较为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因此，就需要构建一个生态的英美文学教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生态语言教学观为指导，从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形式等五个方面构建英美文学教学的生态化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中，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促进英美文学课堂教学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为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作者:琚磊 单位:洛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伦.高校英美文学教学中素质教育的渗透[J].文学教育(中),2013(12).

[2]尹根德.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高校英美文学教学[J].疯狂英语(教师版)，2014(4).

[3]何湘君.论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转向[J].海外英语,2015(7).

[4]程静.论英美文学教育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接受[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1).

生态文学范文篇7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英美文学教育；学生主体性培养

现代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合理而完善的教学模式应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即做到平衡教师、学生、语言与语言学习环境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对知识形成初步感知，进而形成学生对知识的自我探究能力，这是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所在。但英美文学教育难点在于作品中的意境很难得以完美传递，这就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把握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进行主动思考，主动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生态语言学观点下的教学活动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教学活动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能动的且可变的体系，教师与学生都被看作是发展中的人，其中教学效果的呈现则是这两者之间有意识的相互影响。本文尝试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英美文学教学，并从教师的角度来探讨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希望能真正发挥出英美文学教育的潜在作用，进一步推动英美文学在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

一、生态语言学内涵概述

生态语言学是自然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观点的核心概念“语言生态”最早由美国学者霍根提出，他在《语言生态学》中指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进行相应的隐喻类比，并从隐喻认知的角度来对生态语言学进行考察和研究。纵观“生态语言学”的所有发展历程，所有研究者都将研究对象比喻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互动变化的动态过程，运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机制原理，研究各种存在的语言现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语言的多样性。如生物的多样性类似，语言也是由多种语言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性体现，“就好比是自然生态中的有机体，各个个体都具备其独特的生长机制及演化规律”。（2）语言的互动性。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和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彼此进行深度融合的关键，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之上。（3）语言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相互作用。任何一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演化过程都受到所处特殊环境的相应影响，将两者看作是一种微型的生态系统，继而针对系统内部之间的彼此作用和协调机制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而生态语言学理论自身较注重语言的整体性，即语言系统是由不同时空语言交织建构的一个整体性存在，其内部之间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彼此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相对平衡的语言生态系统。

二、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学生主体性培养

1.理论基础--生态系统中的“协调发展”。根据霍根的“语言生态”理论，英美文学课堂本质上是组成语言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教学环境内生存的各种要素及因子（教师与学生、教学工具及教学模式）与环境相互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体”。随着英美文学教学环境的不断发展和改善，教学生态系统中的教师、学生以及教学方式等各个重要影响因子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每个因子都试图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以便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而这均会对该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严重的影响。教师作为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因子，只有充分发挥其潜在的重要作用，才能保证整个教学系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当中，以此来达到英美文学教学效果的最佳化。2.实践运用--生态语言学下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在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两者共同作用于教育中介系统--教育内容，共同构成教学活动的主要部分。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英美文学教学课堂牵涉到生态环境中的多个生态因子，其相互依存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教师作为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其在不断的能量交换中，技能、知识和教学手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提高，这些会相应的影响生态位的范围，进而构成英美文学教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独特角度去体会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就需要教师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第一，教学环境宏观化。教学环境是教学活动顺利运行的保护伞，其浓厚的学习氛围能够让微观的教学生态系统得到健康而快速的发展，教学效果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在开展英美文学教学活动时，应积极转换自身的传统思想观念，突破以往的师生教学体系，建构教师、学生及教学环境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生态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教学体系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进行。当然，教师应该注意到学生的学习仅靠课堂内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课堂外部环境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教学环境的生态发展平衡。在课堂上进行授课时，教师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充分利用“慕课”“微课”以及其它的新兴教学手段，以深入分析文学作品的内涵所在，与学生共同鉴赏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第二，教学方式多样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负载着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独特文化传统，这使得每一种语言都反映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现象，而英美文学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异域文化的传承。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结合教学内容，灵活地选择各种教学方式，以求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也展示出英美语言的魅力和特点所在。虽然发达的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全面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教师要完全依靠多媒体技术等先进工具，而是要从作品自身出发，开展多样化教学。因此，教师在备课时，需要在自身文学素养的基础上对作品的进行深度解读，以全方位的掌握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背景，进而才能选择合适的引导角度。教师在生态语言学的观点下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可让学生可让学生透过语言的赏析，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感受到文学中的深刻内涵。第三，教学策略互动化。如语言体系的各种结构关系一样，教学系统中也存在很多相互影响且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之间的不断作用，进而形成相应的互动体，“其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必不可少。”基于生态语言学视角，互动化教学策略的开展要求教师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设计教学体系时，教师应该留以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在合理设置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主动解决相应的难题，自行查找相关资料对所学内容进行自我探究。师生之间的互动，即教师的引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相互结合，两者共同参与到课堂活动，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生生的互动，即学生之间在教师的教学任务分配下共同实现既定的学习目标”，共同建构知识与发展能力的过程，进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学生在教师恰当的指引下，事先对所学文学进行阅读理解，形成对知识的初步认知。教学生态系统中存在多种复杂关系，而各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学生主体性的有效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应该始终作为主体出现，虽然教师并不是教育的主体，但可以通过合适的教学策略鼓励学生阅读文学作品，以便做出他们的个性化解读。因此，本文基于生态语言学视角，从教师的立场出发，从教学环境的宏观化、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化以及教学策略的互动化来探讨学生主体性培养，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学系统内部的教师、学生、教学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共处并相互促进，有利于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使得英美文学教育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梦娟.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模式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03）.

[2]林凡.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大学英语教学[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8（10）.

生态文学范文篇8

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生态文学

1．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讲的就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无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欧阳修在他的《画眉鸟》一诗中，以物咏志，自然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回归自然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韩愈在《山石》中则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当作家园和归宿的情结:“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的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栖身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音。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也有着绵延数千年的生态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是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这类原始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一个主要源头的《圣经》，既包含了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同时也有很多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创世纪》第13章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各自拥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态思想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以人类的利益和行为准则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含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梭罗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是“绿色圣徒”。梭罗在《缅因森林》里，批评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呼吁人们诗意地对待自然。他说:“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反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己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这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文学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求。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在中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和谐、疏远到对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到陶渊明的田园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梦游”，文学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亲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叙事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鼓词开始兴盛起来，文学艺术的主体遂由田园逐渐转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在无意间却渐渐丢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诗词中占据绝对意义的“自然”。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然而，这时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把人类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于是，整个社会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天换地的操作。这一时期的文学如《红旗歌谣》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

三、融入生态思考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生态文学范文篇9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生态文学范文篇10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