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范文10篇

商鞅范文篇1

【英文摘要】Properattentionshouldbepaidto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inthecircleofscholarsbecauseithadprofoundlyaffectedculture,thoughtandpoliticsthroughoutthehistoryofChina''''sfeudalsocieties.Thispaperdiscussesthespecificcontents,motivesandpurposecontainedin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anditsinfluenceonthepoliticsandpoliticalideologyoftherulingclassduringtheQiandHanDynasties.

【关键词】商鞅/愚民思想/目的/内容/影响

Shangyang/obscurantthought/purpose/content/influence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学术界，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变法中所实施的某些具体措施的得失，而忽视了隐藏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且同样是其变法内容的政治主张——愚民思想。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就对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对秦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来讲，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它的内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注：《商君书·垦令》）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注：《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二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因此，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是与商鞅变法中的各项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礼乐，尚法治。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的“礼治”；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注：《荀子·成相》），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注：《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商鞅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注：《史记·商君列传》）而商鞅则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因此，他反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将人类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不同，因而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所以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注：《商君书·开塞》）

二、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注：《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注：《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注：《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他说：“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注：《商君书·开塞》）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样，人民就会“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shì＠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注：《商君书·垦令》）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他说，君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理现象。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hūn＠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三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商鞅之后，旨在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韩非子的进一步发挥，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挟书令”的颁布和禁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在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即：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而这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建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感到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经过汉初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下来了。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商鞅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所以，深入地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商鞅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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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范文篇2

关键词：战国商鞅农本思想激励政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它不仅使秦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的重大历史转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变法后，不仅使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且为中国第一次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卫鞅、公孙鞅，商鞅乃因其后来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以法治为依托，通过各种激励杠杆的运用，实施以强化农战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以法治国，强化农战，富国强兵，大见成效的典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先秦法家的经济思想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商鞅的思想观点是最为明确和突出的，也是最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这里，商鞅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农业发达，国家兴旺，农业贫弱，国家衰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农业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作为政治家的商鞅把发展战略集中在农业上，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兼并战争年代，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由此，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强化农战进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为后盾，通过采用财税杠杆和各种专一于农战的措施，强化了农业，发展了农业，壮大了军队，使国家财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发达的农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而军队征战的胜利，又增加了国家的战争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财税杠杆，有效地强化了农业和军队。

首先，商鞅特别强调了农业是富国之本，治国必须实施专一于农业的发展战略。他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全力以赴地抓紧抓好农业，就会在争霸斗争中无立足之地。“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君书•农战》。他认为，发展农业，国家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事本不可不专”《商君书•农战》。他强调“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农业的强大，而农业能否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农业的从业人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为此，商鞅充分发挥了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农业的有力措施。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农民求利的欲望，国家采取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以严明的赏罚使松散的农民专心于务农，使懒惰的人勤于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二、激励农业发展的土地政策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表现形式，到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土地模式，已基本上失去了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商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打破旧的国有性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市场转让，这不仅对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调动社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在当时奴隶制走向衰亡，封建制进入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土地私有制所激发出来的发展农业的生机与活力，其速度与效率，是衰亡的井田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商鞅从制度上与政策上打破井田制的束缚，确立具有激励机制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改革措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鞅推行的封建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曾引起后世推崇井田者的非议。董仲舒认为土地兼并就是由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自由买卖”引起的(《汉书•食货志》)。王莽也持类似看法。由此看来，对商鞅的土地政策在历史上持有异议，但从历史发展规律与当时实施的效果上考察，商鞅的土地制度变革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是基本应当肯定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商鞅做得最为明确而彻底。这是对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深入发展，它解决了如何从改革生产关系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问题。李悝只强调人的勤谨对地力的影响，但怎样才能使人的勤谨发挥出来，李悝的政策措施并不十分明确，商鞅进一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旧的井田制无法“尽地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商鞅这个办法，从地权上解决了“尽地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商鞅还采取各种办法，使农民勤劳起来，提高农业生产。另外，确认土地私有制，固然首先对封建地主有利，但也同时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积极性。这就使国家经济、政治建立在新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是在不触动井田制的条件下，通过税率与土地的质量与产量挂钩，体现一下农税的公平与效率。“初税亩”只是把田赋扩大到私有土地上，仍然保留着旧的土地关系，而商鞅则既改变了旧的经济基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激励政策与措施，商鞅的思想与政策，比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宣公的“初税亩”要深入得多。

三、以财税和价格杠杆激励农业

在春秋以前的统治者中，大多注重财税对保证国家机器运作的作用，对财税调节事务特别是农业发展的杠杆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战国的政治家，不仅明确认识到财税和价格杠杆对影响事物发展的作用，而且从政策措施上把它自觉的运用到对农业发展的激励中来，其中商鞅在这方面作法尤为突出，并很富有成效。可以说，商鞅从思想上、制度上与政策上进一步强化了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

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是商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激励政策之一。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对懒惰、经商和游手好闲或不务正业而贫穷之民，国家不仅不给以帮助而且要收容为官奴婢，强制从事各种劳动。是谓“大小僇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徭役是国家根据需要对劳动力的无偿占用，以免除徭役为手段鼓励耕织，这对社会特别是对农民是很大的激励。与此同时，减轻农税，提高粮价，增强务农的社会地位和积极性，也是商鞅激励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商君书•垦草》。只有减轻农税，做到“征不烦，民不劳”，才有利于稳定农业，达到“业不败，草必垦”的目的。为此，他把“赀粟而税”作为促进农业的一个办法，以粮为税，以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否则就会在国家税收的压力下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另外，粮食的价格也直接关系到农民收益的大小，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很大影响，他明确指出，提高粮价有利于鼓励农民，限制不农之民。“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君书•外内》。为此他提出了提高粮价的改革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使更多的人乐于从事农业，并以此使“籴者不利”，于是“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

商鞅还主张以粮取爵，以此作为一项激励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充实国家财政。“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这样既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国家的粮食积累。以粮换爵始于商鞅，后来发展为秦汉定制。

限制工商，强化农战，也是商鞅强化农业的重要举措。商鞅虽然不否认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但他从重农的角度出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看重的是农商关系在发展中对立的一面。“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君书•去强》。但他认为商业是非生产部门，用力少，获利多，“商贾之事佚且利”《商君书•算地》在他看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重农必须抑商。认为商业发展有损于农业。“农少商多贵人贫。”《商君书•去强》。因此，重农就必须抑商。抑商的主要办法首先是以重税抑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商君书•外内》。对有损于务农的消费品如酒的税收更重。“令其十倍于朴”，即酒税为其成本的十倍。其次，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使商“无得粜”，堵住了粮商谋利的渠道，从而使粮食经营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还规定，商人和社会无业游民只能以高价向国家购买口粮，使这些人感到“食贵，籴食不利”以转而从事农业。为了强化农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鞅在改革中，竭力限制一切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行为。他规定，富者不得随意动用农村劳力为其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和其他各种设施。农户有多劳力不事农者，国家要征发徭役。禁止富者到农村闲住和游览观光，禁止读书人到乡下讲学，以防止农民受到消极影响而“怠于农战”，造成“田荒而兵弱”的不良后果。

四、实行因地制宜的人口管理政策，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商鞅极为重视强化人口管理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根据国情，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并以此保证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来。”《商君书•算地》。而当时的秦国正处于人多地少、“人不称土”（《商君书•算地》）的状况，因此，必须加快人口增长。其办法是，一是以财税杠杆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二是以优惠条件引进人口，提出凡迁入秦国的人口，由官府安排住房，免其三代的赋役。“利其田宅，复其三世”《商君书•徕民》。出于发展农业，征发赋税徭役和强化社会管理的需要，商鞅极为重视人口的调查登记，使“四境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并把壮男壮女，老弱病残加以区别，列出“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他认为，富国强兵必须对人口及其有关情况有准确的统计和掌握。“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君书•去强》。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依据。在重农抑商、强化人口管理的基础上，商鞅实行农战结合的方针。他把农放在战的前边，说明他了解到军队的强大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他把军队与农业相提并论，说明了军队对当时国家存亡的重大作用。为此，他把勤于务农和当兵打仗荣立战功作为取得名利的唯一途径。“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境内之民莫不先务于耕战，而后得其所乐”，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商君书•算地》。使举国上下致力于耕战的奋斗中去。

五、从名利的分配上，激励农业发展

商鞅对旧势力享有的财政分配特权采取了比李悝更为彻底的否定态度。废除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制度，而以从事农战功劳的大小确定相应的财政特权。旧贵族如果在农战方面无功于国家，则不得列入享有国家财政优待的册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这就等于取消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在打破旧的等级制的同时，按是否在农战方面有功于国家为标准，确立了新的封建制的财政分配标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贵无所芬华”，“明尊卑爵籍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按军功论田宅，不仅是对财政分配上的重大变革，同时更有利于激励农战的发展，增加秦国征战上的财政收入，并为新兴地主阶级按新的标准享有财政特权、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商鞅的这一改革不仅有助于地主阶级上层通过军功取得名利，同时对于一些下层人民来说也提供了提高名利地位的机会。凡专一于农业，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国家就给以名利。农业搞得好的，国家可以免除徭役。有军功的国家根据功劳大小分别给以不同的奖励。如，凡斩得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同时还赐田一顷，宅九亩《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如果愿做官可做五十石俸禄之官。斩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斩得五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在众多的将士中，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当不在少数。奖有功，对国家来说是财政支出。但功对国家却又是一种贡献，总的来说，是功大于奖的。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商鞅还改革了行政体制，设立了县制，改革了官俸制度。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商鞅把全国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第二年，设官吏统辖。是谓“初为县，有秩吏”。县令由国家任免，并根据统辖范围的大小享有多少不等的俸禄。一般来说，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其俸禄一般在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令、长以下设有丞和尉。尉负责全县的军事，俸禄在二百石至四百石。还有一些在百石以下的小吏。相当于县长的六百以上的俸禄的官吏称为“显大夫”，斗食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为“有秩之吏”。这样，旧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便被解除，世封世禄被彻底打破。俸禄支出仅限于任现职的官吏。商鞅对民间还实行什伍连保法，设有严密的管理体系，对保证国家租赋徭役的征收起了很大作用。

六、商鞅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的几点启示

（一）树立牢固的重农意识

商鞅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对农业的激励机制与政策，是他的农本思想与高度的重农意识的生动体现。而这种重农意识又是来自于长期经济生活实践活动的检验。历史与现实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旦农业出了问题，其他各个产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与影响。现代的产业结构虽然比古代更为多样化、现代化，农业的产值和对GDP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二、三产业，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战略意义，仍然是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稳定的战略性产业，农业的状况，仍然是决定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它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产业所不能取代的。所以、传统的农本思想与重农意识仍然是我们今天强化农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树立高度的重农意识，才能提高强化农业的自觉性、主动性，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地把农业的事情办好。

（二）以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激励农业的发展

商鞅以法治为后盾所采取的大力强化农业的政策措施，具有鲜明的务实与可操作性的特征，使每一个下力务农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政策的激励作用并从中受益。他把有关激励农业的各种杠杆包括名利的取得直接同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效益的大小挂钩，使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更为制度化、政策化、具体化了。与此同时，商鞅在制定农业的发展战略和实施重农政策与激励机制的过程中，不仅考虑到农业本身政策的问题，也同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注意从政策上制约和消除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负面因素的影响。这对我们今天制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三农问题上，不仅应在税收、价格和补贴等方面采取一些直接的惠农政策，还应对一些影响农业发展的相关领域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农业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其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种事物有密切的的关联性。无论是这项政策本身还是实施的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在失践中不断的强化与完善农业补贴的各项政策，扩大补贴领域，延伸补贴的链条。另一方面，也应注意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特别注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消除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如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制止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涉农物资的同步涨价，防止惠农政策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应充分体现惠农政策的综合性，既有直接的惠农政策，也有配套的间接性的政策，这样才会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商鞅范文篇3

商鞅认为，管理民众、治理国家，首先是管理好官吏，防止官吏犯罪，这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官吏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直接管理者，他们如果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的权力犯罪，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民众。首先，官吏的地位特殊，他们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民众中间产生导向作用。官吏犯罪，民众很容易效仿，也变得不守法度，从而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官吏为一己私利犯罪，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官吏)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其次，官吏犯罪会引起民众对君主和国家的不满，进而会引起民众与国家的对抗。民众对抗地方官吏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官吏正面发生冲突，一是避而远之，从居住地逃走。与官吏正面发生冲突会影响社会稳定，从土地上逃走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军队的战斗力，“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相反，如果官吏兢兢业业，上忠于君主，下体察民情，不做违法乱纪的勾当，民众就会老老实实地固守在土地上，农业生产和军队的战斗力就有了保障，“官无邪则民不敖”。农业发展，军队强大，国家就会强盛。再次，官吏是沟通君主与民众的桥梁，他们向君主负责，管理民众。他们如果违法犯罪，破坏国家的法治，侵吞国家的财产，君主就会失去民心。老百姓和君主离心离德了，国家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所以商鞅对官吏犯罪特别关注，并且把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作为他治理犯罪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善为国者，官法明。”即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会法令严明。

商鞅对当时预防官吏犯罪的监察制度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从制度上设立专门负责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让他们对官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官吏在监察官的监督下，就不敢犯罪，这可以说是预防官吏犯罪的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是这种监察制度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置监察官本来是要预防其他官吏犯罪，但是监察官也是人，他们也“计利”、“好爵禄”，他们也有“巧以伪”的一面，如果他们为了私利而与被监察的对象互相勾结，共同犯罪，互相包庇，监察官的监察职能就没法实现。只好在监察官之上再设监察官，形成上下监督机制，监察官人数的增加，“多官众吏”会对预防官吏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监察官人数再怎么无限制地增长，也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官吏犯罪。因为官吏与官吏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会互相包庇，官官相护，蒙蔽君主和民众，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不会“恃多官众吏”来预防犯罪，而是“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势”、“数”是预防官吏犯罪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

所谓“势”就是国君的权力和权势；“数”就是国君行使权力的方法。“权断于君则威”，国君如果善于掌握权势，就可以明见千里，官吏就会尽职尽责，不敢作奸犯科。对于“数”的运用，除了一般的统治术之外，商鞅针对官吏犯罪的特殊危害和当时监察制度的漏洞，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具体措施，以法来表现国家的意志，以法来约束官吏的行为，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凸显刑罚中重刑治理犯罪的威慑作用和抑制作用。

第一，强化法律的规范性和平等性，重刑治理官吏犯罪，是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商鞅认为，法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一切人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就像度量衡一样是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所以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国君和各级官吏都不应该枉法任私。他认为国君“多释法而任私议”是导致国家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立法为公，立法为公的基础是法律的平等性。强化法律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实际上是纵容官吏犯罪，而官吏犯罪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一般民众犯罪，所以他提出“刑无等级”，用“壹刑”来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鞅强调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壹刑”首先是“刑无等级”，从卿相将军到大夫庶人，只要违犯了法律都会受到刑罚的处置，“罪死不赦”。官吏在刑罚面前没有了特权，就能充分体会到刑罚的威慑作用，对刑罚产生畏惧感，不敢再以身试法。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法律的平等性原则，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第二，明确官吏的职权范围，建立整饬有序的官僚体制。商鞅认为，官吏往往超越权限，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别其势”，严格区分官吏的权限，无论是在平级官吏还是在上下级官吏之间，都明确划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这样他们一旦越权操作，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察觉。没有了谋取私利的方便门路，违法犯罪的罪恶手段就无法掩藏，“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官吏也就不敢轻易犯罪了。因此，“官修则有常事”，建立整饬有序的官僚体制，有利于阻止官吏谋取私利的门路。

第三，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用利益驱动使官吏互相监督，以官治官，达到预防官吏犯罪的目的。商鞅认为官吏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很容易互相勾结、群体犯罪，“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由于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旦罪行被查处，他们必定要官官相护，互相遮掩罪行，从而给治理官吏犯罪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置的监察官也难免会被牵入其中，所以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里，问题的症结显然是官吏的“利合而恶同”，如果让官吏之间“利异而害不同”，或者“事合而利异”，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他们互相勾结。同时采用利益驱动的方式鼓励官吏彼此监督，由国家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人一定的奖励。商鞅还把奖励告奸的监督机制与连坐制度并行不悖地应用于司法实践。不告奸者与犯罪的官吏同样要受到刑罚，这样每个官吏都成为监督者，而他自己又时时处在别人的监督之下，最终达到“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的最高境界，也就消除了官吏犯罪现象。

第四，公布成文法，广为宣传，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使官吏、民众在知法的基础上养成主动的守法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害怕普通民众知道法律。郑子产铸刑书遭到晋大夫叔向的指责，晋国“铸刑鼎”也曾遭到孔子的非议。不让普通民众知道法律条文，就是害怕民众“弃礼而征于书”，“贵贱无序”。商鞅主张不但要公布法律条文，还要广为宣传，让普通民众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普通民众知道法律规定后，“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商鞅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使法令明白易懂。“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明白易懂、概念确定，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法令，才能使“万民皆知所避就”。二是设置专职法官、法吏，为官吏、民众解答法令上的疑问。“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设置专职的法官、法吏为官吏、民众解释法令，不仅是为了对普通民众进行普法教育，还要通过对民众的普法教育制约和预防官吏犯罪。二是商鞅表明自己要维护的不是“强大的法律”而是“法律的强大”。通过维护“法律的强大”，使官吏、民众“皆务自法奉公”。

第五，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让官吏没有时间和机会犯罪。不准官吏拖拉公务，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完，“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如果官吏办事效率低，造成公务积压，就要追究其责任，官吏担心被追究责任，公务就不会互相拖拉推诿，“百官之情不相稽”。

需要指出的是，商鞅的这几种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是相辅相成、交互起作用的，其中既有重刑的威慑和抑制，又有缜密的监督和检举、揭发。

此外，他在“壹刑”的论述中明确指出“刑无等级”，也就是说对普通民众的刑罚也都适用于官吏，而且对官吏的刑罚甚至更重，“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因为官吏犯罪对普通民众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和导向作用，重拳治理官吏犯罪则会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

三

商鞅的“壹刑”打消了官吏的特权心理和优越感，“重刑”、“连坐”的威慑作用抑制了官吏的犯罪动机，新的检举、揭发机制使官吏由“官官相护”变为“慎己窥彼”，官吏职权范围的明确、透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有效加强了对官吏犯罪的监督和管理，官吏的办事效率的强化既加强了官吏的行政作为能力，又使官吏没有时间犯罪。这些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既有心理层面上的威慑、抑制、诱导和打击，也有理性层面上的认知和规范，更有行为层面上的自律与自治；既对官吏和民众进行了普法教育，又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权威。

但是，商鞅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首先，他对官吏犯罪的理解建立在预先设定的基础上，有很大的随意性。相应地，他提出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也就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比如：他认为导致官吏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他提出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是使官吏“利异而害不同”、“事合而利异”。实际上“利合而恶同”的官吏不一定就会同流合污、共同犯罪，“利异而害不同”和“事合而利异”也不一定就能预防或阻止官吏共同犯罪。就像“利合而恶同”与官吏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商鞅本人的主观设定一样，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是他主观臆断的结果，如果仅靠这个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其次，针对旧的监察制度“吏虽众，同体一也”，不能阻止官吏互相勾结、共同犯罪，商鞅提出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使官吏人人成为监督者，又人人都处在他人的监督之下，再加上“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的重刑威慑，确实对官吏犯罪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措施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会打击官吏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而一旦犯罪，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聚众造反，对抗中央，破坏社会稳定。再次，商鞅特别强调的法律的规范性和平等性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大打折扣，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强调法律是国家权力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应该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罚不分贵贱等级，但是太子犯法，他又找出各种理由为太子开脱，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可能是他心理上还想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权威，所以他“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结果让最多承担一定连带责任的公子虔、公孙贾承担了全部责任，而真正的凶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商鞅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等王室以外的人才适用的“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这种法律实践中的不平等在对官吏犯罪的处罚上也有所表现。“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刑狱法规定的原则是由高爵位的官吏审判低爵位的官吏，爵位二级以上的犯罪就降低他的爵位等级，爵位一级以下的犯了罪就取消他的爵位，这首先是审判权的不平等，官吏享有用降级或取消爵位来代替刑罚的特权，更使“壹刑”成为一句空话。尽管如此，商鞅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在当时秦国的法治建设中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对后世治理官吏犯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鞅范文篇4

关键词：舆论控制；传播策略；受众；传播途径

信息的传播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控制过程,既包括传播者对关键传播环节的控制,即内在控制机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对传播的定向影响、约束或管理,即外在控制机制。对传播的控制,最主要的表现有利用政治霸权、文化霸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对传播体制、传播内容的控制,某种信息是否可以传播,怎样传播由施控者决定,议题设置也由施控者操纵。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剥夺。商鞅传播思想的核心是控制舆论，使信息传播为统治者利益服务。他强调“以言去言”，“壹教”，统一舆论，禁私学，私议等都是卖力倡导这一思想的表现。

一、传播的内容控制

1、法律的推广传播

商鞅特别强调以法治国，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富强。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防止人们作恶的工具。“一断于法”，强调的是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上性和神圣性。

为使全国上下都能依法行事，做到令行禁止。他认为：⑴“法者,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继承了子产公布成文法的思想,主张法律应作为传播的内容,向百姓公开。明确提出要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商君书•定分》)。⑵“为法,必使明白易知”。“行令，令明白易知”在商鞅看来,传播的内容应通俗易懂,明白易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传播对象准确无误地理解传播内容,接受传播信息。他说:“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难也..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智;贤者而后知之,小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社会成员存在着受教育程度、个人阅历、资质、认识水平的差异性,因此要想使传播内容为最大多数的受众所接受,必须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尽量使传播的信息浅显易懂。⑶“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商鞅抛弃了重视教化传播的思想,他反对儒家“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的传播功能观,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君书•开塞》)他更多地强调法律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在他看来通过向全社会传播法律规范,可使百姓知道何种行为将遭严惩,何种行为会受到鼓励,从而将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一个统一有序的社会体系中,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知自治也”(《商君书•修权》),最终建立理想的“天下大治”的法治社会。

2、禁止思想、学术、文化的传播。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

⑴去礼乐，尚法治。

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⑵禁《诗》《书》，贱学问。

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二、从体制上保障控制的有效

1、“燔诗书而明法令”。

法家一方面大力推崇法律的传播,另一方面对法律之外的其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这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如“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商君书•去强》)“奚谓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

2、“为法令置官吏”。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整套法律传播的体制,使法律在全社会得以有效地推行。《商君书•定分》中记载了秦孝公与商鞅关于建立法律传播体制的一段对话,秦孝公提出了如何让天下吏民尽快统一地理解法令并一致遵从法令的问题,商鞅明确回答是“为法令置官吏”。他主张各级法官和法吏都要学习法令。这些官吏精通法令之后便是法律的传播者。通过建立法官责任制,从制度层面上保障法律的广泛传播,不失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商鞅甚至还考虑了法律传播的可持续发展。他说:“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商鞅还指出,法律在吏民之中广泛传播开来,可以促使吏民彼此相互监督,共同遵纪守法。

3、“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为使法律得以普遍传播,商鞅主张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播政策。商鞅指出:“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商君书•定分》在肯定了教育传播的功用之后,他反复强调:“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也…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

三、传播的受众控制

“受众作为构成了传播过程的两极中的一极,它在传播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①,对受众的控制同样是商鞅传播控制思想中的重要方面。受众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两种特征,对于传播活动的施控者来说,就必须引导其受动性、控制其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达到传播效果。商鞅提倡通过功赏来引导受众的能动性,通过愚民和强制办法来控制受众的受动性。为从思想上箝制民众,使其顺从地为统治者服务,商鞅提出了愚民的传播控制政策。愚民之举，即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禁除游学言谈，使民众思虑单一，使思想与君主保持一致。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1、“壹言”、“壹教”统一思想，压制异端。

所谓“壹言”，就是“下辩说“、”贱学问“，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不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商鞅认为国家应统一言论，统一教化，要形成一种舆论趋势，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

2、按功而赏，引导民众归心于农

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商君书•垦令》）。因此商鞅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出路尽归于农战之一途，除此别无他法。这样民众思虑单一，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统一的意志，服从君主的安排。

四，对传播途径的控制

日本传播学者竹内郁郎指出,“在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结构中,同上下统治关系和水平分工关系相对应,信息传播的路线可分成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两种。”②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出，商鞅所强调的社会传播行为，实际上就是上对于下的垂直传导。这种垂直传播方式是社会唯一合法的正规渠道。而横间传播，民间独立私议则被轻视弃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垂直传播以达到社会的有效治理，商鞅说：“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在商鞅看来，社会传播行为应当支持和促进国家的政策，以便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目的。。

1、政策上保证君主独大，社会完全一体化

在这种强调上下一致的思路下，必然形成专制、威权的政治结构。《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君主所有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其间。另外，为了更有效的限制民众，维护君主的权威，商鞅还注重用政策加以引导的办法。“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这样民众就会自觉把自己交由君主，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而且，在社会组织上，还为此思想创制了相当的制度措施。《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民众没有自由，只有对君主惟命是从。

2、禁止民间独立私议，阻断横向传播

商鞅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商君书•垦令》）为此，他提出“以言去言”，也就是用国家统一的舆论去排斥、消弥异端的言论。他还分析了“高言危议”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说“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饿。”（《商君书•靳令》），他还认为如果允许私议，有些人会打着横向信息交流的旗号，聚集同伙，结成帮派，在国内传播他们的观点，蛊惑人心。《商君书•农战》中：“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游说，高言危议，民之教也。”

商鞅的舆论控制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综合考虑了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族传统、国家安全强盛等方面的因素利用了控制传播权的一个特殊因素——行政干预，来保证他的舆论控制思想有效实行。但商鞅的这种舆论高度统一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是以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所实行的愚民政策，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的《商君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反对游学，甚至提出“燔诗书”的主张，都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商鞅范文篇5

论文摘要：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以刑去刑”，用重刑治理犯罪；提倡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让吏、民在知法的基础上达到守法的目的；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让民众对重刑产生强烈的畏惧感从而抑制犯罪。商鞅对官吏的犯罪现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认识到官吏犯罪的特殊危害和恶劣影响，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在法制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有深远的影响。

一

商鞅认为，管理民众、治理国家，首先是管理好官吏，防止官吏犯罪，这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官吏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直接管理者，他们如果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的权力犯罪，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民众。首先，官吏的地位特殊，他们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民众中间产生导向作用。官吏犯罪，民众很容易效仿，也变得不守法度，从而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官吏为一己私利犯罪，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官吏)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其次，官吏犯罪会引起民众对君主和国家的不满，进而会引起民众与国家的对抗。民众对抗地方官吏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官吏正面发生冲突，一是避而远之，从居住地逃走。与官吏正面发生冲突会影响社会稳定，从土地上逃走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军队的战斗力，“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相反，如果官吏兢兢业业，上忠于君主，下体察民情，不做违法乱纪的勾当，民众就会老老实实地固守在土地上，农业生产和军队的战斗力就有了保障，“官无邪则民不敖”。农业发展，军队强大，国家就会强盛。再次，官吏是沟通君主与民众的桥梁，他们向君主负责，管理民众。他们如果违法犯罪，破坏国家的法治，侵吞国家的财产，君主就会失去民心。老百姓和君主离心离德了，国家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所以商鞅对官吏犯罪特别关注，并且把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作为他治理犯罪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善为国者，官法明。”即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会法令严明。

商鞅对当时预防官吏犯罪的监察制度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从制度上设立专门负责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让他们对官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官吏在监察官的监督下，就不敢犯罪，这可以说是预防官吏犯罪的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是这种监察制度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置监察官本来是要预防其他官吏犯罪，但是监察官也是人，他们也“计利”、“好爵禄”，他们也有“巧以伪”的一面，如果他们为了私利而与被监察的对象互相勾结，共同犯罪，互相包庇，监察官的监察职能就没法实现。只好在监察官之上再设监察官，形成上下监督机制，监察官人数的增加，“多官众吏”会对预防官吏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监察官人数再怎么无限制地增长，也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官吏犯罪。因为官吏与官吏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会互相包庇，官官相护，蒙蔽君主和民众，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不会“恃多官众吏”来预防犯罪，而是“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势”、“数”是预防官吏犯罪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

所谓“势”就是国君的权力和权势；“数”就是国君行使权力的方法。“权断于君则威”，国君如果善于掌握权势，就可以明见千里，官吏就会尽职尽责，不敢作奸犯科。对于“数”的运用，除了一般的统治术之外，商鞅针对官吏犯罪的特殊危害和当时监察制度的漏洞，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具体措施，以法来表现国家的意志，以法来约束官吏的行为，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凸显刑罚中重刑治理犯罪的威慑作用和抑制作用。

第一，强化法律的规范性和平等性，重刑治理官吏犯罪，是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商鞅认为，法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一切人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就像度量衡一样是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所以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国君和各级官吏都不应该枉法任私。他认为国君“多释法而任私议”是导致国家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立法为公，立法为公的基础是法律的平等性。强化法律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实际上是纵容官吏犯罪，而官吏犯罪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一般民众犯罪，所以他提出“刑无等级”，用“壹刑”来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鞅强调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壹刑”首先是“刑无等级”，从卿相将军到大夫庶人，只要违犯了法律都会受到刑罚的处置，“罪死不赦”。官吏在刑罚面前没有了特权，就能充分体会到刑罚的威慑作用，对刑罚产生畏惧感，不敢再以身试法。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法律的平等性原则，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第二，明确官吏的职权范围，建立整饬有序的官僚体制。商鞅认为，官吏往往超越权限，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别其势”，严格区分官吏的权限，无论是在平级官吏还是在上下级官吏之间，都明确划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这样他们一旦越权操作，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察觉。没有了谋取私利的方便门路，违法犯罪的罪恶手段就无法掩藏，“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官吏也就不敢轻易犯罪了。因此，“官修则有常事”，建立整饬有序的官僚体制，有利于阻止官吏谋取私利的门路。

第三，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用利益驱动使官吏互相监督，以官治官，达到预防官吏犯罪的目的。商鞅认为官吏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很容易互相勾结、群体犯罪，“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由于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旦罪行被查处，他们必定要官官相护，互相遮掩罪行，从而给治理官吏犯罪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置的监察官也难免会被牵入其中，所以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里，问题的症结显然是官吏的“利合而恶同”，如果让官吏之间“利异而害不同”，或者“事合而利异”，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他们互相勾结。同时采用利益驱动的方式鼓励官吏彼此监督，由国家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人一定的奖励。商鞅还把奖励告奸的监督机制与连坐制度并行不悖地应用于司法实践。不告奸者与犯罪的官吏同样要受到刑罚，这样每个官吏都成为监督者，而他自己又时时处在别人的监督之下，最终达到“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的最高境界，也就消除了官吏犯罪现象。

第四，公布成文法，广为宣传，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使官吏、民众在知法的基础上养成主动的守法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害怕普通民众知道法律。郑子产铸刑书遭到晋大夫叔向的指责，晋国“铸刑鼎”也曾遭到孔子的非议。不让普通民众知道法律条文，就是害怕民众“弃礼而征于书”，“贵贱无序”。商鞅主张不但要公布法律条文，还要广为宣传，让普通民众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普通民众知道法律规定后，“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商鞅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使法令明白易懂。“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明白易懂、概念确定，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法令，才能使“万民皆知所避就”。二是设置专职法官、法吏，为官吏、民众解答法令上的疑问。“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设置专职的法官、法吏为官吏、民众解释法令，不仅是为了对普通民众进行普法教育，还要通过对民众的普法教育制约和预防官吏犯罪。二是商鞅表明自己要维护的不是“强大的法律”而是“法律的强大”。通过维护“法律的强大”，使官吏、民众“皆务自法奉公”。第五，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让官吏没有时间和机会犯罪。不准官吏拖拉公务，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完，“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如果官吏办事效率低，造成公务积压，就要追究其责任，官吏担心被追究责任，公务就不会互相拖拉推诿，“百官之情不相稽”。

需要指出的是，商鞅的这几种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是相辅相成、交互起作用的，其中既有重刑的威慑和抑制，又有缜密的监督和检举、揭发。

此外，他在“壹刑”的论述中明确指出“刑无等级”，也就是说对普通民众的刑罚也都适用于官吏，而且对官吏的刑罚甚至更重，“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因为官吏犯罪对普通民众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和导向作用，重拳治理官吏犯罪则会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

三

商鞅范文篇6

关键词：商鞅；秦国；农战策略；三农问题

习在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时特别提到“商鞅变法”，总书记决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在时机的选择和样本的选择上均包含借古喻今的深刻寓意。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相互兼并的战争年代，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痛感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力主变法，把农战策略提高到治国的纲要地位。“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一、提出农战策略的背景

战国时期群雄角逐，诸侯争霸，地处西陲边境的秦国，“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衣不煖肤，食不满肠”。导致“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两地”，为此秦孝公决心变法强国，商鞅应运而生，提出“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的农战策略。

（一）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战国后期“天子”权力虚拟化、软弱化、空洞化，土地分封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显露。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按土地亩数征税，根据实际产量来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赋。公元前538年郑国实行“作丘赋”，以占田多少为依据，增加军费扩大兵源的办法，增强了郑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楚国实行“量入修赋”，将土地分类着籍，所修之赋，包括了兵员以及军队的一切技术装备（马匹和战具）。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停留在经济上，并没有触及封建领主制。李悝、吴起也分别在魏国和楚国进行了政治上的改革,但遭到旧贵族的疯狂抵制，没有成功。到战国中后期，中原地区基本实现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农具，铁器畜耕有了初步发展，“一夫挟五口”的个体农户，可以独立完成“治田百亩”的任务，个体性质的生产过程逐步凸显，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促成农耕战略的基础。

（二）是秦国国情的战略需求

秦穆公曾称霸一时，“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马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继位国力逐渐衰落，虽然进行了“镇抚边境，徒治株阳”、“修缪公之政令”等一系列改革，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到秦孝公时，不仅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之外，而且以“夷狄遇之”。公元前408年，魏国掠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面对强大的魏国，防御自保迫在眉睫。为完成“先君之意”，“东复侵地”，孝公“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渴望展现自身绝代才华的商鞅应征而出，向孝公进献秦国最需要的富国强兵之道，实行农耕战略变法，迎合了秦国国情发展的需求。

（三）是秦国治国平天下的必然选择

农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当时秦国“地广民少、田宅有余”。商鞅从秦国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农耕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强大的基础，是富国强民的关键。“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战国时期，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一切改革都以强化农战为基础。“事本不可不专”，“令民归心于农”。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增加国家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其次是“尽地力之教”。采取以法制为后盾，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措施，把大多数农民固定在自己村落的土地上，用严历的赏罚制度使农民专心务农，使懒惰的人从事农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耕的生产效率。可以说实施农战策略是秦国当时强国富民的必然选择。

二、实施农战策略的基本措施

战国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严重影响到农耕经济，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商鞅提出农战策略，并且形成了严密的“法治”理论，不仅为先秦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且其思想本身也自然成为中国法家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一）认同农耕的合法地位

商鞅是一位认同农民的权力主张者，为了凸显农耕地位，抑制贵族，变法规定：一是按人头赋税。对朝野的贵族和官员，商鞅一反过去优渥待遇，采取严厉手段，从多方面予以裁制。“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变法规定，国家必须按人头纳税，对贵族特权阶层，要加重他们的徭役，不使其阻碍社会发展。二是一视同仁。“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不让纨绔子弟、言谈游士、商贾等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并规定“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迫使他们认同和从事农耕。中国是农业大国，无论过去和将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问题，认可农民，给予平等的公民权，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二）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

变法令强调“农多日，征不烦”，从各个方面减少农民赋税、摇役，刺激生产的发展。一是奖励耕织。对多耕织者可免本人劳役、赋税，对不安心务农或从商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做官奴。“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二是裁减官吏。“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农多日，业不败”。精减官吏，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其次可以提高官员勤政务实，使他们有事可做，保持廉政。农民负担减轻，官吏扰民减少，农耕激情增加，农村秩序相应得到优化。“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这样，农民为了获得免税免役潜心于耕种，戮力同心维护农村的利益，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增收减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话题，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说：“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道出了百姓心声。使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努力。

（三）保证农民安心农耕

变法采取鼓励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一是排除各种干扰。“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禁止影响农耕的娱乐活动、音乐和奇装异服，使农民专心一意从事农业生产。二是令民归心于农。变法一改秦国以往重学问、鄙视农业生产的风气。“使民无得擅徙……，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商鞅用一种集体精神，将民众个体所属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国家的归属和依赖，安心努力的耕战，即能产出更多粮食，又能维持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新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工作的重点，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2004年至2014年连续11年中央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赋予农民安心耕种的环境。

（四）增加农村劳动力

与秦国相邻的韩、赵、魏三晋，“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当时三晋耕地已经严重超负荷，面临严峻的“民不聊生”的民生问题，而秦国人口短缺，土地荒芜，丰富的物产无法开发利用。“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变法一是鼓励三晋人民来秦“事本”。“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对徕民“利其田宅”、“复之三世”，让来民安心从事农耕，增加农业生产的从业人数，为秦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秦国的国民以致力于战争为主，为强军兴邦出力。通过改革的统筹安排，“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二是政策优惠。凡是徕民，免除三代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并赋予法律权威。“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湿，不起十年征，著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这正是三晋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以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诱使缺地和为逃避差役的上百万三晋奴隶逃到秦国从事农业生产，使秦国荒地得到开恳，粮食明显增加，“夫实圹什虚，出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即解决了秦国农战的矛盾，又达到了削弱三晋的目的。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厌倦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不习惯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愿意享受稳定的生活。他们也十分知足，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已是万福，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折腾。在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理念逐渐开始从生存转向发展，关注个人的收益和权益，迁徙自由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必然，户籍改革，加快了迁徙自由的进程。

三、农战策略对保邦安民、发展农业生产的贡献

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分析，“盛世”都与农战相联，而“乱世”总是伴随着舍本逐末的发生。归心于农是商鞅农战策略的主旨之一，“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变法体现了一系列强国安邦，主导农战的措施。

（一）保邦安民的理念

商鞅变法把农耕战略作为富国强民的基础，保卫家邦的重点。一是用奖赏和惩罚的扛杆成为秦人不畏战死的原动力，以保证国家内能稳定和谐，外能抵御侵略。“圣人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二是禁止私斗，勇于公战。秦国原本私斗之风盛行，而且规模很大。变法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变法将私斗扭转为尚武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勇于公战”被引上为统一而争战斗勇的轨道，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信仰，使秦军终于成为纵横六国、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三是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商鞅致力农战，富国强兵，誓死保卫国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贫穷落后必然挨打，列强侵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家和人民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中华民族具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抵御外侮”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救国兴邦，领导人民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开拓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彻底结束了中国人民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遇，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从商鞅变法到社会主义建设，保邦安民的农战策略是基本相似的。治国安邦，经济是基础，是实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的物质前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说：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二）凸显以粮为纲的主题地位

商鞅在《垦令》中提出了20种办法激励农耕。坚持以粮为纲，以农业为主打产业，各项各业必须为农耕让道，为农业服务。“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加重关口、市场的赋税，限止商人，以“商劳”来抑制经商，以此提升农耕的主体地位。以粮为纲的农耕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治国的主线，1957年1月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958年同志就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根据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这些论述客观上要求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前进必须坚持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实现中国富国强军梦。

（三）打击损农，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商鞅范文篇7

一、《商君书》对文学教化的认同

《商君书》虽然在行文风格、语言运用、体例安排上没有过多的修饰，但确言简意赅地道出商鞅对于变法、改革的独到见解。“我认为，《商君书》大部分是商鞅的遗著，但其中也被编人了少许他人之作”“就各篇与商鞅思想的关系而言，《垦令》等八篇既归商鞅名下，当然应该说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其他各篇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思想，但与商鞅的关系是否密切并不取决于成文的早晚”f珊就在他挥毫泼墨书写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意见时，同时也写就了他对于文学、文化及历史的体认方式。

(一)文学教化的认同

商鞅的思想及其提出的各项变法措施，大抵是在与儒家思想的斗争中步步发展起来的。就整个战国时代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庞大的庸俗的商业文化正在严重侵蚀着社会，无论是人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的各种风尚，抑或是国家的整体风貌，都笼罩着一种“衰世文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浸染下，商鞅提出：“故日：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夕内第二十二》)商鞅义正言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若国君依照此种手段治理国家、教育民众，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商君书•农战》说：“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文中所说的“上”指的是《诗》《书》一类的经籍。“国有L》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去强》)“国用《诗》、《书》、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去强》)严密的礼乐制度需要各种典章法规所相互支持，形式上让整个社会达到了一种静态的格式化。商鞅指出这种非动态的模式不会长存，公正会被贪婪的需求所消融。商鞅看出了《诗》《书》一类无言的武器对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作用，认为变法不仅仅应该停留在“器物”的层面，对于治理国家、管理民众，文化和思想领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种批判式的论调，铿锵有力地传达了一种对于文学教化的功能的认同。商鞅从未否认可以通过教育昭示全体百姓，相反，除了奖励的措施之外，商鞅致力将人民的心智和劳力统一，集中在农、战之下，并以此作为常规教育，这是商学一派最有特色的创见。“显然，他的文学观念不仅包括了前文所说的儒家的文化典籍，还包括以这些典籍为范本的文学接收活动。”进一步来说，这种认同是在商鞅自身决绝地否定之中形成的。《韩非子•主道》：“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真正的智者是要懂得借力而行的，商鞅深请此路，他认为既然只有农、战为大，那么就要坚决遏制人们热衷学问的苗头乃至想法。我们无法一言两语地指出商鞅论断是否科学合理，但可以认定的是商鞅在竭力保证变法顺利进行的同时，承认了文学作品、典籍规章对于国民的教化作用。在商鞅所设想和勾画的历史蓝图中，是不主张通过传播知识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而是采用限制和防范的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

(二)重质轻文的微显

追溯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文”的追求和“质”的理念始终交织互衍，逐渐成为两种不同的文艺旨归。“文”倾向在文学作品之中运用秀美、华丽的辞藻，“质”则趋向追求文学语言的简洁明了。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商鞅的军事、政治思想的研究居多，其大多认为商鞅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文学的否定。而细读《商君书》，我们恰恰看到其中蕴含着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学观。商鞅将文学看做是一种表达思想的载体和途径，而不是单一的具有审美效用的诉说。他不是单纯否定运用文学作品表达思想，而是作品要有教化民众的深远意义，并且语言绝不能藻饰、浮夸。“故日：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夕内第二十二》)在商鞅眼中，文学作品俨然已经成为了承载着政治思想和主张的利器，瞬间可以将一个国家土崩瓦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日：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第三》)商鞅认为单凭靠《诗》《书》中的见解来空谈、游说，只能逐渐迷惑君主，不能从根本上抵御外族侵害，保卫国家。商鞅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由于变法的执行和改良不允许“浮夸”的文学的存在。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商鞅否定的只是“重文轻质”的作品，而其并没有否定文学的巨大的思想传播作用。商鞅的文学观念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国家能够富国强兵归根结底是要靠法制和耕战，在文学观念上，韩非继承了商鞅一路，主张“重质反文”。“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知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韩非认为文饰改变不了事物的内在本质，本质美得事物不需要更多的包装。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韩非把文学的实用性和教化作用看做是文学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具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决定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作为教化工具的“文”褪去了浮华，在商鞅这里我们找到了其“政治根源”。商鞅在“凛冽的文风”背后隐藏着对于文学的独到理解，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品对于社会、民众思想的教化意义。

二、《商君书》的历史观念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所进行的变法运动，是经由奴隶制到封建制时代过渡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商鞅在与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了法家前辈的种种学说和策略，并且发展、制定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商君书》无疑是商鞅政治历史观的忠实记录者。文献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承担着研究历史、借鉴人类文明的重任，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商君书》所展现的历史观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一)《商君书》与商鞅变法

从因时而变的历史观出发，为使国家在动乱中得以生存，商鞅提出“以法治国”的原则，“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君书•去强第四》)商鞅对于儒墨两家所主张的尚贤观点给予了否定。商鞅认为法令是立法者统治、规范臣民的最强大的工具，通过执行这套行之有效的法治体制，商鞅所期待的社会稳定的秩序也将达成，他所期待的历史潮流也将向前推进。“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日：法任而国治矣。”(《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商鞅并不支持依靠人才治国的观点，他从人性自私论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只有具有规范性质的“法”才能从根本上稳固统治者的统治。同时，商鞅支持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和统治权，对于违抗君令统治的人一律处死。“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第十七》)商鞅明确指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唯有从军作战才能够获得高官爵禄，享受荣华富贵。商鞅认为赏罚严明是国君治理好国家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国君颁布的政令臣民唯有遵守，否则将予以处死。这样，赏禄不需要花费多余的财富，同时，教化民众的“法”不需要作以改变，只有这样，有序的社会才得以呈现。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以分封、等级、世袭制度为支撑，是奴隶主世世代代的剥削制度。商鞅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及世袭特权。他建立了崭新的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正是新旧社会斗争的关键点。“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商君书•靳令第十三》)“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商鞅的一系列变法律令，将各级政权逐步转移到新兴地主手中。恩格斯指出“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会在政治方面获得统治地位，这样它就获得了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的手段。”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富强国家是根底，商鞅最为关注的还是如何通过这些律令来巩固自身的统治，而非真正处于对被统治阶级的关心。商鞅在秦国进行的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实质上是这样一种理想社会：民众完全畏惧于君主的淫威，从根本上服从国家的统治，社会达到高度的统一，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法”。商鞅变法客观上加速了腐朽奴隶制的灭亡，促进了新型的封建制度的发展。

(二)商鞅变法与“批林批孔”运动

“中国漫长而有力的专制社会，它的序幕是由商鞅拉开的。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商鞅通过一系列变法措施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使秦国国富兵强，统一天下，但是却没有使得秦朝长治久安，屹立不倒。那么商鞅变法过程中所展露的思想究竟是先进的还是倒退的呢?“评法批儒”运动中别有用心的溢美之词不必说，就是严肃的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商鞅的历史观是历史进步观或历史进化论。“长期以来，儒家者流总是摆出一副不要专政，而要仁政的面孔，千方百计地掩盖反动阶级所施行的反革命专政的真面目。”“我们读一读《商君书》，是有助于撕破这些反动派的假面具的。”光培认为《商君书》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势，使用暴力来治理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商君书》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成为了一部“革命的《圣经》”，翻新阅读、重新注释《商君书》俨然成为了一种潮流。事实上，“批林批孔”运动意图显而易见，即通过夸大地宣传法家的变法运动和主张来维护现时的，国家内部的文化政治革命。在“极左”外衣的掩护之下，否定一切，制造分裂是真实的意图。他们高喊“革命”的口号，妄图打到劳动人民，破坏国家机器，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

商鞅范文篇8

北京市第28中学特级教师陈毓秀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战国时期的起迄年代。战国七雄的形成和方位，商鞅变法的背景、内容和历史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合纵与连横。

2．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

①战国时期多国的变法，是地主阶级为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的政治改革。

②商鞅变法使秦国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3．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

讨论“商鞅变法为什么能获得成功”？以培养分析综合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我国奴隶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期逐渐瓦解？这其间经历了哪几个朝代？

②春秋时期有许多诸侯国，谁能在这幅空白地图上把齐、楚、秦、燕、晋这几个主要的诸侯国标出来？（挂上事先画好的春秋时期空白图）

2．导入新课

我国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经过商、西周，到春秋时期逐渐瓦解。春秋以后，我国历史跨进了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我们知道，我国封建社会时间极长，从战国开始，经过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直到鸦片战争前（1840年）为止，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而战国时期是这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开端。

战国时期是战国七雄的天下，现在学习第8课《战国七雄》。

3．讲授新课

一、七雄并立（板书）

1．战国七雄（板书）

战国七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自西周分封诸侯，中国的历史地图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诸候国。但是经过春秋时期三百来年的争霸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到战国开始的时候，诸侯国已经为数不多。主要的有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板书）。七国中，齐楚秦燕，大家已经熟悉。韩赵魏是怎样形成的呢？（挂战国时期地图，与已经挂在黑板前的春秋地图对照）。春秋时期的晋国在战国地图上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原来晋国已经被它的三家大夫韩氏、赵氏、魏氏瓜分，一分为三，形成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三家分晋”。与此同时，齐国大夫田氏夺了原来姜氏（姜太公的后代）的大权，历史上叫做“田氏代齐”。不过田氏代齐以后，齐国仍叫齐国，所以在地图上表示不出这个变化来。

历史上把这七个强国并称为战国七雄，七雄并立是战国期的基本形势。

战国七雄的地理方位：齐国在东，楚国在南，秦国在西，燕国在北，韩、赵、魏三国在中间。（看图讲）（辅之顺口溜“齐楚秦燕韩赵魏，东南西北到中间”）。

战国七雄的都城：齐（临淄）；楚（郢）；秦（咸阳）；燕（蓟）；韩（郑）；赵（邯郸）；魏（大梁）。

2．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板书）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共经历了250多年。在这一时期，七雄之间战争频繁，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规模也更大，一个战役便要出动几十万、上百万的兵力，一次战争便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地打下去，战国便因此而得名。战国时期步兵和骑兵成为主要兵种。课本图画《身着甲衣的战国骑兵》，表现了当时骑兵的形象，身上穿着牛皮做的盔甲，手里拿着铁铸的匕首，骑着战马。图画《战国兵器》画的是戈（用来横击敌人或把敌人钩住）、矛（用来刺杀敌人）、戟（戈和矛的组合）。

战国时期为什么又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呢？这就得从当时多国的变法运动谈起。因为战国时期正是通过多国变法，确立了封建制度，形成了封建社会。

各国都开展了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比较彻底，成效显著，对中国历史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商鞅变法（板书）

1．变法背景（板书）

（1）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要求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封建统治——春秋以来，在奴隶制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对新的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最早的地主阶级是由奴隶主转化来的，一些奴隶主驱使奴隶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荒地就成为他们的私有土地，所以新兴地主拥有很多土地，他们也有了一定的权势，有的甚至抓到统治权。像“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三家，“田氏代齐”的田氏，都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但是，奴隶主贵族仍旧拥有各种特权。旧的奴隶制度都是保护奴隶主的。新兴地主要想确立他们的封建统治，发展他们的封建经济，就必须改革旧制度，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多种特权。

（2）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对商鞅变法的影响——战国时期，各国的地主阶级在基本相同的背景下先后都开展了变法运动。影响比较大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它们对商鞅变法提供了经验，有明显的影响。商鞅是李悝的弟子，商鞅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的。商鞅变法的很多措施跟李悝、吴起是基本相同的。李悝变法，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按功劳的大小授予爵禄；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地主田租收入；制订《法经》，保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及其统治地位。楚国吴起变法规定：“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世袭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加强士兵训练，增强了兵力……可以说商鞅变法跟李悝、吴起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商鞅变法，是在秦国落后、秦孝公发愤图强，坚决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地处西方，较之东方各国落后，被东方各国瞧不起，连会盟也不让它参加。年轻有为的秦孝公即位后，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发愤图强，下令求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我要升他高官，分他土地）。”被秦孝公选中的是谁？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所以叫卫鞅。古代称诸侯之孙为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他入秦后，因功封给他商于15个城，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他为商鞅。当秦孝公的求贤令在各地张贴出去以后，身在魏国、怀才不遇的商鞅得悉后，马上动身，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端出了全部变法图强的设想：怎样可以富国，怎样可以强兵，又怎样必须把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一项一项连根拔掉。秦孝公越听越来劲，不知不觉地把他的膝盖往前挪。两个促膝而谈，“语数日不厌”。秦孝公决定要按商鞅的主张实行变法。

但是变法是触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大臣都能支持吗？秦孝公召集大臣，共商变法大计。奴隶主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和杜贽竭力反对变法，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据理反驳，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课本图画《商鞅舌战图》是这次大辩论的写照。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正在跟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辩论。他手里拿着竹筒，引经据典，响亮地喊出了“便国不法古”的口号（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一定效法古代），坐在他对面的是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的结果是秦孝公最后拍板，说：商鞅说得对。决定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变法令公布之前，商鞅“立木赏金”，表明了新法令一公布，就要坚决实行的态度，借立木赏金以取信于民。

2．变法内容（板书）

在秦孝公支持下，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大规模地推行两次变法。变法的内容，课本把它归纳成为三条。

①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板书）图画《农民正在掘开田地上的纵横疆界》反映的是秦国的农民正在按照商鞅的法令掘开田地上的疆界。过去田地上的疆界不作数了，商鞅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制度。过去旧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全部归奴隶主贵族控制，不许私有，不许买卖。因此新法令剥夺了奴隶主贵族控制土地的特权，保护了地主的土地私有权。

②奖励耕战（板书），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耕是指耕地和织布或织帛，指的是生产。新法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图画《奖励耕织》画的是一个农夫在耕地，一个农妇在织布，地上有老母鸡在寻食，房前屋后种上了瓜和果，这不正是封建经济男耕女织的典型写照吗？新法奖励耕织，必然鼓励男耕女织，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战是作战。新法规定，在战争中立了军功的，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授予田地房产。这就必然鼓励战士勇敢杀敌，促进秦国战斗力的加强。在旧制度下，爵位是奴隶主贵族专有的特权，而新法却进一步规定，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奖励耕战又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势力。

③建立县制。（板书）商鞅把全国的城邑和村子合并起来，新设置了31个县。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去管理，这样，封建国君的权力更加集中。

商鞅变法是一场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商鞅变法条条内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拼死的反对。变法令刚一公布，他们就起来抵制。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毫不手软，采取严厉措施严加惩处：公子虔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新法才顺利进行下去。新法推行了18年，公元前338年，全力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被旧势力包围的太子继位，即位后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商鞅车裂致死。但是，新法顺应了封建制度一定要发展的趋势，早已深入人心，商鞅虽死，秦法不变，商鞅的政策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

3．变法意义（板书）

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要在“富强”两个字上着眼，变法以后，秦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这是富；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加强，这是强。总起来说，秦国很快成为国富兵强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基础。第二，要抓住“封建”这个性质。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度，发展的是封建经济，确立的是封建制度，变法以后的秦国形成为一个富强的封建国家。

秦国通过变法形成封建国家。战国时期全国都先后进行变法，也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封建制度，成为封建国家。因此，我们说，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商鞅变法是发生在战国中期的事情。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不是最早的。最早起来变法的是魏国的李悝，魏国也最早强盛起来。在战国初期的将近100年时间里，无论是西边的秦，东边的齐，还是南边的楚，没有不被魏国打败的。魏国夺取了邻国一片土地，一时称雄中原，风头十足。不过魏国的强盛到了战国中期，经过“围魏救赵”、“马陵之战”两次大战的失败，元气大丧，又衰落下去。

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都是魏国跟齐国之间的交战。齐的军师是孙膑，魏的主将是庞涓。（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可让学生阅读课本小字）

围魏救赵——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将军庞涓率领军队进攻赵国（边讲边在黑板上画示意图），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抵挡不住，第二年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孙膑为军师，率领军队来救赵国。按常情考虑问题，邯郸被围，齐国为救赵国，当把军队开到赵国，去解邯郸之围。而军师孙膑，却把军队开到了魏国，他要乘魏国精兵北上攻赵，内部必然空虚的当口，来一个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庞涓虽然被迫从邯郸撤军，回师自救。军队经过长途行军，疲惫不堪，走到桂陵，遇到早已埋伏在那里以逸待劳的齐军，被齐军打得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由于战场在桂陵，齐魏之战又称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十几年过去，魏和齐又发生了马陵之战。这一次，魏国向它南边的韩国发动进攻。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旧派孙膑为军师，仍旧以“围魏救赵”的战术，出兵去救韩国。魏国派庞涓率领10万大军迎战孙膑。但孙膑却避开了正面交锋，主动把军队后撤，后撤中，每天减少烧饭的军灶，制造军队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庞涓来追。庞涓紧追不休，轻敌猛进，一直追到马陵的一棵大树之下，齐国的伏兵忽然万箭齐发，箭如雨下，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十万雄师，一朝覆没，庞涓拔剑自杀。这一仗，齐国又获大胜。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齐国的军师孙膑声名远扬，成为战国c期最著名的军事家。

四、合纵（公孙衍、苏秦）与连横（张仪）（板书）

马陵之战以后，魏国衰落下去，齐国强大起来。这时候，西方的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成功，正在迅速崛起。因此，魏国衰落以后，又出现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齐秦为了争取盟国，击败对方，在不断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又展开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

什么是合纵？合纵就是东方六国联合抗秦，（“合众弱以攻一强”）。这种联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从南到北的纵向联合，所以叫做“合纵”。首先起来推行合纵政策的是魏国人公孙衍。不过，他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后来合纵政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苏秦（洛阳人）。苏秦奔走于东方多国之间，身佩六国相印，在他的游说推动下，东方各国一度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吐出一些占领的地方，使秦国遭到一定的挫折。

什么是连横？连横就是劝说一国帮助秦国进攻其它各国（“事一强以攻众弱”）。这种结合是西边的秦国与东边各国之间横的连合，所以叫做连横。连横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魏国人张仪。秦国用张仪为相，让他推行连横政策。当时东方的齐楚两大国结成联盟，秦国要跟齐国争雄，必须先破坏齐楚联盟。张仪连横政策最成功的一着便是把齐楚联盟给破坏了。

合纵连横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各国一会儿加入合纵，跟楚国搞联合，跟齐国搞联盟，一会儿又跟秦国抱到一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虽然斗争很复杂，情况多变化，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不断的军事斗争和复杂的合纵连横斗争中，楚国和齐国先后衰落下去，秦国却越战越强。

4．巩固小结

最后，把战国形势发展的脉络梳理一下，作为小结：纵观战国250多年历史的发展，如果把它比作一次长跑比赛，那么，起跑最快的是魏国。李悝变法后，魏国一马当先，称雄中原。战国中期马陵之战以后，齐国赶上去，超到魏国的前面，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也超过去。齐秦两强你追我赶，难分先后地跑了一段，终于秦国越跑越快，在七个参赛者中遥遥领先。比赛最后的结局大家是清楚的，一统天下的金牌是被秦国夺走的。但是，临近终点的最后一圈，秦国是怎样奋力冲刺、怎样夺去奖牌的？这最精彩最紧张的一幕要以后再学了。

5．作业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这是战国时期起止年代。要注意，战国开始与春秋结束不是同一年。前476年，春秋结束；前475年，战国开始。请不要混淆。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商鞅推行变法18年，这是开始的一年，也不要误认为商鞅变法只此一年，要注意“开始”两字。

今天这一课最重要的人物是商鞅。请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商鞅”这一名词。（答：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获得成功）。

词语战国七雄，要求掌握七雄的名字和地理方位。

词语“商鞅变法”，要求掌握开始的年代、变法内容和意义。

（三）教法建议

1．第一个子目“七雄并立”概念比较简单，有些内容小字已经接触过，宜于用谈话法进行。七雄的地理方位要结合地图来讲解。交待韩、赵、魏三国的形成，可以把《春秋列国图》与挂图《战国形势》并排挂在黑板前，引导学生对照比较，观察两者之间的变化，待学生发现问题时，提出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然后讲述“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2．三家分晋和田氏分齐不是重点，而过程复杂，教师讲得越简单越好。但是可以补充“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这两个历史常用词语，便于学生学习、记忆。

3．商鞅变法背景中关于土地私有制出现，地主、农民阶级产生的过程，按照浅化教材的原则，不宜讲得过多过繁，交待清楚地主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要求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封建统治便可。

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具体内容，可根据各个学校学生水平的不同或讲或不讲。

秦孝公发愤图强及商鞅舌战的情节，建议结合图画小字内容作描绘性叙述，以加强感性认识。

“立木赏金”故事，课文并未提到，而学生在小学学过，可以引导学生回忆，由学生叙述它的大意。

4．商鞅变法的内容，最好把课文和图画揉合在一起讲。

5．商鞅变法的意义，可以先让学生读课文。教师分析讲解时要强调“富强”两字，秦国逐渐国富兵强，奠定了统一基础；还要强调变法运动的封建性质，商鞅变法是一场地主阶级要求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政治改革。变法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确定，封建国家的形成。

5．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故事讲到什么程度为宜（略讲、不讲、描绘性地讲）？既要根据学生的求知欲（有的学生看过课外读物或看过电影，要求教师讲得详细点），又要考虑课时的约束，各个学校似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作出决择。

商鞅范文篇9

很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诚信教育。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大了。

中国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多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宠妃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

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结果幽王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失信于民。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

由此可见，诚信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极为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目前的信用缺失非常严重。中国企业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损失高达几千亿元人民币。

不诚信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界，不诚信、专家教授不诚信、媒体不诚信、公众不诚信等也广泛存在。

拿企业不诚信来说，三鹿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年其品牌价值被福布斯杂志评定为149.07亿元，而就是这样一个名牌优质企业，却三聚氰胺不诚信事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破产。

如果我们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中，我们便失了安全感，失了生活的快乐，加重了我们的精神负担，也让我们的交际大大增加。为了建设诚信社会，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加开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一个诚信的人。

商鞅范文篇10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诗经》是民间集体创作，代表共性。《离骚》是屈原独立创作，作为更具个性的作品，体现着个体生命中极其神圣而宝贵的东西。人生可能不被理解遭受冤屈，失去许许多多，但不能失去心中的爱。爱是个人情感，却对应着整个世界。人生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离骚》中所体现的个性，已然是对共性的升华。不管怎么说，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也许还有必要一说，西方对爱心的神圣性认识，可以追溯到从希伯来人耶稣的精神中汲取营养；对个性的肯定，则从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中认识到个人在浩荡宇宙中的能力和价值。今天外国朋友来游三峡，可以体会，屈原所表现的人的个性和爱，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公元前取得的重大进步。

楚国不仅有楚辞，诗歌可入曲传唱。宋玉曾说，有位歌手到楚国首都郢来演唱，开始唱“下里巴人”，与他和唱的有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和唱者有数百人；最后唱“阳春白雪”，能与他和唱的就只有几十人了。“阳春白雪”是高山流水。“下里巴人”也不是低水平，而是通俗歌曲，有数千人与那位歌手和唱，那是相当大的场面。你看，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楚国音乐在人民中多么丰富而有层次。楚国何止是有屈原呢，楚国的群众性文化已多么灿烂。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冶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者的要求而遭至灭亡。

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是国家一个高级官员，他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你听，“痛楚”、“酸楚”、“凄楚”，描述的正是楚亡后楚人深长的痛苦和悲伤。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念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取决于君王一人，在楚国反对变法的分明有一个旧贵族阶层。

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峡西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需要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秦汉之地的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

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铁耕促进了井田外“私田”的开发。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管仲此举的意义有多大？

人类最早用铁的是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古国赫梯，位于今土耳其克泽尔河流域，早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用铁，赫梯因此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并有楔形文字，还产生了《赫梯法典》，但这部法典是在生产力进步后用来竭力固守奴隶制的。战争起源于剩余劳动产品，这时的赫梯因经济发展处于容易遭到周边蛮族攻掠的环境，一旦遭到入侵，又因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奴隶制压制而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有力抵抗。赫梯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被“海上民族”从小亚西海岸侵入，又遭到来自北面的游牧民族袭击，终于灭亡。

类似的悲剧，中外都曾一再重演。古埃及、古巴比伦经济与文化艺术都相当发达，结果都被经济落后于他们的蛮族攻灭。中国用铁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比赫梯晚了七个世纪，但齐的改革出现了变革奴隶制的因素，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进行了持续的变法，终于使中国成为人类最早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迁的国家。可见，当生产力进步引起经济文化显著发展后，政治制度及时革新跟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多么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僚诬陷被撤职，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赏爵和土地。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从前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作《六国论》说，六国的诸侯们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民众，发愤向西攻秦，最后竟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他认为六国不能团结一致，却贪图边界上的寸尺之利，背盟弃约，以至被秦国钻了空子，岂不令人悲伤吗？

其实，这不是六国之间能不能团结的问题，当六国没有实现像秦国那么彻底的土地私有制，人民就难以同统治者团结一致。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没有私田就没有私人。建立起承认私田的制度，奴隶就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十数年后还被车裂，可见奴隶主贵族势力不小。谁最肯捍卫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地主。吕不韦在秦王尚未亲政时就推行“纳粟拜爵”，通过让地主纳粮买爵的方式来组建维护土地私有制度的上层建筑队伍。如此，从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到吕不韦组建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以说秦统一中国的“垦荒”和“种植”都已完成，秦始皇的英明是他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革新，并发展到一个更加充分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