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范文10篇

软实力范文篇1

一、对“软实力”概念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性

有必要对“软实力”进行学术研究进行严格和彻底的哲学反思吗？答案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现实背景和具体的学术脉络角度来看

这个概念的主要使用者，美国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奈（JosephNye），虽然首次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软实力”的方方面面，但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内容进行过严格的学术界定，因而并没有提供准确的定义，只不过提出了下列基本观点：随着各民族国家间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已经不再限于传统的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力竞争，亦即并不限于“硬实力”（hardpower）的竞争，而是进一步扩展到由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方面的竞争，亦即扩展到了“软实力”（softpower）的竞争。[1－2]因此，他所谓的“软实力”指的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力”，并没有单纯强调文化抑或学术所具有的、作为“软实力”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吸引力”。这显然表明，“软实力”这个概念既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所指对的完全是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学术脉络——它实际上完全处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而非国内研究者通常所涉及的、一般的人文精神培养与建设领域抑或文化研究领域。这样一来，下列问题自然会鲜明地显现出来，即人们究竟有何种可靠的现实依据和学术合法性，能够直接把它应用于既无国际竞争色彩，又非国际政治领域的日常人文精神培养和文化建设之中呢？而在我看来，要想对这样的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研究者就需要进行严格和彻底的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二）从概念本身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角度来看

在小约瑟夫•奈那里，“软实力”本身指的是诸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是严格说来，所有这些方面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这些方面本身都具有非常大的交叉性和随之而来的含糊性——且不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本身都具有非常广泛和特别复杂的指代对象，“文化”本身就更是如此了①！[3]（P1）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人们并不仅仅停留在常识性的“比喻”层次上，并不停留于表面上的认知和肤浅的理解层次上，而是出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增强“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和根本愿望，试图弄清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并加以卓有成效的具体运用，那么，人们马上就会“如坠五里雾中”，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严格地确定这种作为“软实力”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吸引力”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三）从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严格性角度来看

毋庸赘言，要想使一种学术研究的结论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研究者不仅需要走出作为“观念的王国”的象牙塔而直面现实，充分认识和了解现实之中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重要问题，同时也需要从尽可能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发，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如果说“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所有学术领域之中的研究者所共有的话，那么，“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则只有从哲学研究的学术层次、基本立场和根本要求出发方有可能——这既包括研究者对自己所使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的、系统深刻的批判反思，同时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结论的严格的学术定位和系统全面的把握。实际上，只有通过进行这样的彻底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各种作为研究结论而存在的概念和论断，才有可能因为得到了比较严格的学术定位，真正把自身的基本内容和适用范围清晰地展示出来。综上所述，我认为，只有采取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严格的、处于哲学研究层次上的批判反思的学术立场，我们才有可能严格地确定它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具体表现形式，从而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得出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科学结论。那么，“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呢？

二、“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如上所述，在小约瑟夫•奈那里，所谓“软实力”指的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那么，这种“吸引力”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它以什么实际形式作为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载体，又是通过什么具体途径表现出来呢？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作为“吸引力”而实际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软实力”的基本内涵似乎并不复杂，它似乎相当于人们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时会提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不过，一旦研究者试图在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理论抽象层次上，通过学术研究通常所诉诸的形式化手段，在这里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相应结论，马上就会感到非常棘手。这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所谓“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都是具有实质性内容且不断发展变迁的，因而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形式化的，而研究它们的“优越性”及其“吸引力”也同样会如此。那么，这难道意味着这样的“吸引力”是无法进行研究，只能在常识层次上加以谈论和运用吗？显然不是。

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软实力”能不能被研究，而是研究者究竟如何才能对它进行恰当的研究①[4]——概而言之，在这里，研究者不应当继续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自然科学研究者所惯用的、竭力试图通过仅仅从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synchronical）现状出发进行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便得到似乎涵盖了其历时性（diachronical）生成维度的，通常所谓“绝对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结论的基本倾向和做法，而是必须通过探讨和运用能够将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才有可能对这些方面的优越性及其相应的“吸引力”做出尽可能恰当的探讨和研究，从而得出一般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内容相统一的，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所谓作为“软实力”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实质上就是这些方面的“优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是通过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体现出来的“魅力”——也就是说，是这样的符号所表现出来的、直接诉诸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能够激发这些受众追求并满足他们享受特定的精神性自由之要求的“魅力”。这种观点需要做出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这种作为“魅力”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吸引力”，本身是“软的”，亦即是直接诉诸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而根本不是诸如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乃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具体的物质性力量本身，而是这些方面的经过主观情感世界具体体验和折射的，进而以感性符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魅力”。

第二，这样的“吸引力”本身虽然并不是上述这些现实的物质性力量本身，但却并非与这些现实的物质性力量毫不相干，而是以它们为自身的生成母体（medium）、直接现实基础和表现对象的——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假如一个民族国家没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乃至为世人公认的优越的社会制度，她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软实力”了：在这里，不仅“弱国无外交”是正确的，“弱国无软实力”也同样是正确的。

第三，要想恰当地探讨和研究这种作为“软实力”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魅力”，研究者既不能仅仅孤立地关注这样的“魅力”本身，也不能出于它们是对“硬实力”的某种体现便转而去集中关注“硬实力”，抑或仅仅以自然科学的平面化研究方式来机械地探讨它们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而是应当从动态生成的研究视角出发，在能够使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来探讨和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到的关键性问题是“仓廪实”而未必“知礼节”，亦即“硬实力”的发展和逐步提升并不与“软实力”的发展和逐步提升同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一个城市在发展“硬实力”的过程中如才能逐渐形成相应的“软实力”，而逐渐培养起来的“软实力”又如何进一步促进“硬实力”的发展，都是既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关键性问题。在我看来，确定了“软实力”的基本内涵，有关它的实际载体的问题也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无论特定的“软实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发展模式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观念方面的，还是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方面的，其实际载体都只能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作为“文化”之“文”而存在的“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惟此而已，概莫能外——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得出这样具有绝对论色彩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软实力”本身所特有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恰恰是由于作为它的基本特征的“软”，决定了它所针对和影响的是所有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而不是他们那作为肉体而存在的身体，亦即它所发挥的作用不是以肉体方面的物质性影响和具体征服形式为基本特征，而是以“攻心”、“诛心”为根本目的，是力图通过形象鲜明生动的表现形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和感化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从而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它所产生的特定的影响，因而最终实现其目的——也可以说，“软实力”的实际载体显然不可能是现实当中实际存在并发挥具体作用的，诸如政治制度或者军事力量这样具有压制和征服色彩的现实力量，而只能是具有象征意味和感性特征的，饱含情感的，因而使其受众能够通过各种感官来直接感受和体验其特定内涵并接受其相应影响的符号。既然“软实力”的实际载体只能是各种各样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它也只有通过诸如此类的符号才能把自身包含的特定内涵具体体现出来并发挥特定的影响，所以，所谓“软实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实际上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处于特定的文化生存场域的人们，通过不断创造各种各样的、积淀了他们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氛围的主观体验和心灵感受的、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进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活动！为了对符号进行严格的学术界定，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人们对“符号”的基本含义理解、表述和运用表现出极其多样的形式，诸如从日常生活中作为记号（mark或token）被称为“符号”，科学研究中使用的作为“指号”（sign）被称为“符号”，乃至各种民俗仪式和审美活动中使用的、具有形象的象征意味的符号（symbol）也被称为“符号”，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指涉的“符号”（symbol）却并不会因此而具有任何歧义性——它所指的既不是因为具有效用的转瞬即逝特征而难以深刻地触动人的心灵的“记号”，也不是数学自然科学之中常见的，以抽象和严谨的方式表达作为研究结论之内容的某种客观规律的“指号”，而是通过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形象鲜明生动的感性直观形式，来表达和展示特定的社会个体或群体对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特别是对其现实生存氛围的主观体验和感悟，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悟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对特定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和享受。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比较形象地说，能够使人类在其中享受精神性自由的精神家园，实质上就是由诸如此类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建构而成的！

第二，作为“软实力”的实际载体，符号本身既具有其所表达的基本内容的某种普遍性，同时又具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特殊性——概略说来，其基本内容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尽管它所传达的是特定的社会个体和群体对其现实生活环境的情感体验和感悟，但这种情感体验和感悟本身却并不是他们对其日常生活事件的表面上的直接感受，而是立足于自身的生存境遇而对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一般性生存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的、非常深刻的内心体验和感悟，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突出表现之一即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说的“这才是人应当过的日子”！另一方面，其具体表现形式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因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内心体验和感悟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现实生活氛围之中的具体的人的体验和感悟，因而它的表达方式必定会具有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和个体性，从而具体表现为“软实力”的具体表现方式的特殊性。此外，由于符号本身具有非实体性，亦即它本身只有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物质性载体才能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一个符号可以通过截然不同的物质载体而体现出来，从而在某一个阶段的现实生活之中发挥普遍性的作用。

第三，尽管究其起源，任何一种作为“软实力”之实际载体的符号都是由特定的社会个体创造或者建构出来的，并且因此而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个性特征本身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掩盖该符号的社会特征，更不会因此而使其特定的社会影响受到任何削弱——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一般说来，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是实际存在于一定的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个体，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所处的这种环境，而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而且也是因为，具体来说，他／她之所以能够创造抑或建构出具有重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的符号，使之产生相应的“软实力”效应，不仅是因为这种创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对他／她的心灵施加过各种各样的塑造性影响，也是由于他／她对这样的社会环境的体验和感悟，本身都是以这样的塑造性影响为基础和反应对象的。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和研究作为“软实力”的实际载体的符号时，显然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符号本身，或者仅仅着眼于现实社会个体具体创造符号的特定过程本身，而是必须把这些相关的现实社会因素都充分考虑在内——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系统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以符号为实际载体的“软实力”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通过探讨和研究这些承载着“软实力”的符号的社会功能，为探索不断通过人文精神的培育来提升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打开广阔的研究视野。综上所述，我认为，只有运用严格的学术性批判反思精神，通过对“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方式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并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只是在常识（commonsense）层次上以运用标语口号的方式来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的不良局面，通过使这样的研究结论因为既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而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使一个城市能够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真正行之有效地不断通过培养和发扬人文精神而使其相应的“软实力”不断得到提升。既然如此，在基本确定了“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之后，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通过有效推进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设，来不断提升其“软实力”呢？

三、如何通过考察“软实力”的实际生成路径，有效推进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对“软实力”及其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探讨和研究，就是为了通过有效地推进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设，使其“软实力”也同样能够在其快速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升。在我看来，就“硬实力”、“软实力”和“人文精神建设”这三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的方面而言，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两个不容忽视的根本性问题：第一，发展“硬实力”与发展“软实力”的关系是什么？也可以说，究竟是不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硬实力”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其“人文精神建设”和“软实力”也就必然会随之得到发展和提升？第二，如果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硬实力”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和提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通过进行“人文精神建设”而不断有效地发展和提升其“软实力”？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虽然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弱国无软实力”，亦即如果没有“硬实力”的迅速发展和提升，也就根本不可能发展、提升并拥有相应的“软实力”。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只有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硬实力”得到了足够的发展和提升，其“软实力”才能开始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升，更不意味着其“硬实力”处于较低水平上的欠发达地区或者城市没有资格和条件发展“软实力”，因为人们根本不能也不应当认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会完全同步发展，更不应当把“硬实力”和“软实力”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认为这两者完全可以等同起来的观点是把科技与人文混为一谈，进而把以科技发展为基础的“硬实力”与以人文精神发展为基础的“软实力”混为一谈了。在我看来，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于逻辑学上所说的充分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亦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这里的一方面是“弱国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即使一个民族国家抑或地区主要依靠发血腥的战争财，或者主要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无限掠夺而发展起非常强大的“硬实力”，使自己变成实力雄厚的世界霸主，其“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也并不强大，因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并不会或者说很难得到其他民族国家之成员的认同和艳羡，因而也不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可以作为“软实力”而发挥实际作用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如果这里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确实是类似于逻辑学上所说的充分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探讨那些其“硬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或者地区、城市，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有效提升自身的“软实力”的问题，从而回答这里的第二个问题了。

在我看来，在一个地区、城市的“硬实力”不断得到发展和提升的情况下，要想恰当地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以下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第一，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持续提升“硬实力”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为本地区、本城市的广大成员的根本利益服务，究竟是不是能够持续不断地给群体内的成员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如果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那么，这些成员显然就不可能认同并拥护这样的“硬实力”提升，因而其各种各样的运行机制便对自己的局内人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说对作为局外人的其他民族国家、地区或者城市的成员产生作为“软实力”的“吸引力”了。

第二，在对不同地区、城市的“硬实力”进行比较的时候，比较者所进行的究竟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前者所涉及的主要是本地区与被比较地区之间的当前现状的比较，而后者涉及的则主要是本地区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状况之间的比较。毋庸赘言，在进行这样的比较的时候，绝大多数比较者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横向比较，亦即他们所看到的往往是被比较地区目前如何先进、强大，相形之下则是本地区如何落后、弱小，而这样一来，比较者显然就有可能妄自菲薄，看不到自己所处的群体和地区的“软实力”同样也在其不断发展和提升“硬实力”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提升的基本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很可能对自身的“软实力”及其发展态势处于“视而不见”抑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因此其“软实力”也不可能对身处其他群体的局外人产生相应的吸引力了。

软实力范文篇2

一、我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特别是市委九届六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国际性海滨城市、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战略决策的实施，全市文化建设得到空前重视，文化建设投入大幅增加，文化设施大量出现，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不断优化和改善，这些，无疑为我市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国际性海滨城市的文化建设框架初步拉开，适合创业人居的良好人文环境正在迅速形成

连云港处于中国万里海疆中部，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局当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城市建设的迅速扩张，为建设一个具有鲜明滨海城市特征的文化连云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提供了持久、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滨海城市文化建设，努力塑造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地域特色的一心三极城市文化形象。重视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积极推进城市的环境绿化和生态建设，城雕、社区广场、旅游景点、城区绿化注重特色，充分体现人文内涵，城市品位、文化价值和文明程度切实提高，城市公共空间和居住环境的文化含量不断增加，连云城区和新海城区正在成为全市文化事业的示范和辐射源。

（二）新时期连云港精神已成为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发挥着其特有的凝聚力、亲和力作用

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站在连云港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浓墨重彩地通过《西游记》及其电视连续剧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对“新时期连云港精神”进行了深刻到位的阐释。当前，以勤奋敬业、拼搏进取、自强不息、创新创业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连云港精神，已成为绝大多数港城人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在推动着我们这座城市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同时，始终催发着一种奋发有为、昂扬向上、创新创业的精神状态，充分体现出了连云港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业风范，从而为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特别是在连云港更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种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本土化特点的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力，更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构成了特定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在连云港的大地上，社会群体的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和谐合作、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政府的服务、效率意识以及简化手续、强化质量、诚信有序的服务环境等适合创业的人文环境氛围正在形成，这大大有助于激发创业者的创业精神、发挥创业者的知识和能力并对创业者产生了凝聚力和亲和力。

（三）城乡文化设施建设有了较大改善，文化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

近年来，我市对文化体育设施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城乡文化设施建设有了较大改善。一是全市重点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博物馆、文化馆、少儿艺术中心、妇女活动中心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市体育中心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的建成和即将建成，对提升文化连云港的知名度、改善连云港文化环境、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化内涵和人文景观，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基层文化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近年来，在文化大市建设的推动下，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发展较快，各县区、乡镇、村新建和改造了一批基层文化设施。三是农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下乡活动有声有色。集镇文化建设得到加强，积极挖掘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资源，建设农村特色文化。举办形式多样、具有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推动农村旅游文化、商贸文化发展。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据统计，2007年全市剧团共计下乡演出达600多场，观众人数达几十万人次。此外，还有30多家民间剧团及基层演艺团体，长年活跃在农村。通过免费送电影、送演出和送图书到农村，广大农民朋友能更好地享受精神食粮。

（四）文化产业总量规模扩大，文化产业区块特色明显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科技高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它将会成为国际性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文化产业对于城市的文化、经济以及科技整合将提升城市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目前，在国际性城市（或世界城市）的GDP中，80％以上来源于服务业，其中以知识、创意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扮演了主要角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从1980－1997年，国际文化贸易量增长了10倍。国际知名的会计和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公司，在世纪之交发表的预测报告说，在今后5年内，全球娱乐与传媒业将以每年7.2％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2％）。

近年来，我市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全市文化体育经营和服务单位固定资产总投资近10亿元，从业人员（包括二、三产业员工）逾10万人。文化产业区块特色明显。在我市块状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产业区块正得到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市文化产业大体形成了四大区块：一是历史文化区块。主要以海州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品牌打造为主。二是山海风光旅游区块。主要以花果山、连岛、渔湾、孔望山等各类风景旅游区为主。三是文化科教区块。主要以新开发文化科教园区为主。四是中心城市区块。主要以新海城区和连云区块为主，集聚了现代化的各类文化体育场馆设施和代表都市休闲文化、健身娱乐等的文娱产业。

（五）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各类资本在文化领域作用得到有效释放

我市文化体制改革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这两大领域上，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在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完善产业政策，优化服务环境，激发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建立了一批民营文化企业。2007年全市个体经营者兴办的文化体育场所占各类所有制成份的76%以上。个体独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文化体育的经营项目和教育培训业中，如各类培训学校、歌舞娱乐场所、网吧、图书经销单位等。此外，还有一些合伙经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二是加快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对政府兴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理顺体制、加大投入的同时，加快转换内部运行机制，大力推进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努力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三是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与管理，为非公有资本的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和平等竞争机会。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积极吸引外资，提高文化领域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四是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手段，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主要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要求，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单位的关系，做到管办分离、机构分设、财务分开。

二、提升全市文化软实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市文化大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化软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与国际性海滨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相比，与建设文化连云港的现实需要相比，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认识上存在几种错误倾向

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上的三种不良倾向。一是重硬轻软倾向。在工作中，往往重硬实力建设，轻软实力建设，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认为经济等硬实力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具体量化，具有可比性，业绩好坏容易显现，而文化等软实力通常较难用指标来细化量化，可比的刚性不强，业绩不易显现，因此认为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上下功夫简直是吃力不得好，往往采取退而避之的态度不加重视。二是重形式轻实效倾向。有的地方把文化建设只是当作点缀的花架子，摆摆设而己，把搞形式的意义看的比取得实质内容成效还重，大张旗鼓地搞活动，偏重造声势，一阵风过去后，忽视活动成效的巩固。三是重眼前轻长远倾向。有的人认为，文化设施硬件可以在短短几年建成，但一个地区的价值文化精神等并非一朝一夕说改就变得了的，非有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教化不能见效，而自己工作在职在位的时间也不过是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许，舍近求远简直是浪费自己的青春，所以文化设施建设等眼前见得到的功利事业不乏人抓，而长远教化等利在后人之事少有人管。

（二）发展上呈现出不平衡

与经济同等发达程度的地市相比，我市的文化发展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文化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高档次、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欠缺，尚未形成辐射力，各地的文化设施建设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

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总量偏少，比例偏低。近年来，尽管我市加大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但与我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我市在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的财政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域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下降，而文化体育方面开始大大上升，其中文化体育类产品的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不少于18%，而我市2005年这一数字还只有7%，说明我市人民在文化体育消费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和满足。

三是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偏小，科技含量不高。尽管我市文化产业发展很快，但总体上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偏小，产业链不长，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结不密切，产业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状态，产业群没有很好地形成，产品的规模优势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传统文化产业比重大，现代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不够，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一些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低。2004年连云港全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低于全国2.15%的平均水平。而同年的北京、上海则占到了6%，深圳占到8.6%。

（三）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够

连云港城市文化上接远古史前文化，中承气势恢弘的大中原文化，外融东亚、东南亚及至更广领域的外来文化，一度时间，是中国沿海颇具影响的经济文化枢纽中心，其文化影响之广、传递之远，即便是今天，在海外一些国家提起古海州，仍有大量的典籍可查、大批的文化知音。历史进入近现代，自然地理上的沧海桑田、经注地理的几番沉浮，港口几曾沦落，城市几曾衰落，经济几曾落后，有名山而不名市外，有大港而不能远航，有名城而不得发展，至于城市文化，更是处于发展的低潮，尽管是“怀抱金碗”，而识之者几人。多姿多彩的古东夷文化，博大精深的老海州文化，气势恢弘的楚汉文化以及独具魅力的淮扬文化，如同一块洁白纯净的美玉，就这样静静地安躺在历史的河床上，度遮蔽了其曾经往日的诱人魅力。与历史悠久的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相比，与诸多同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兄弟城市，如徐州、淮安等苏北城市相比，即便和同处东部沿海的宁波、烟台等城市相比，都显得底气不足，难以直起文化的腰板。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热衷于连云港城市挖掘整理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本市的一些专家学者穷其精力、学力，做了大量文化挖掘、整理、推介、弘扬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但细致研究，这些工作，大多还仅限于史迹、遗迹、传说的梳理、发掘层面，限于文化的表象研究上，深层次的文化思考、深度的文化研究还失之于少。连云港文化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应该走向何处，如何建设等等，需要花上更大的功夫，去加以研究，并使之得到光大。

当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包含多种文化形态在内的连云港城市文化，说到底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中还只能是涓涓细流，在碧波万顷的世界文化中更是沧海一粟，如何适应国际性滨海城市建设的需要，去继承、发展、壮大我们的城市文化，在切实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彰显其优势、凸显其特色，使之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则更需要假以时日，为之殚精竭虑、夙兴夜寐。

（四）文化人才制约精品生产

在文化人才上,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缺乏适宜生长的气候和土壤，不仅没有产生过大师级的人物，就连极具发展潜力的新秀在本土刚刚崭露头角后也都纷纷远走它乡，在外地迅速走红；专业技术人员存在着高职称、低学历和队伍年龄老化的现象；具有较强的文化市场意识、熟悉文化产业开发、善管理、懂经营的文化干部缺少。在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上,由于人才匮乏,特别是重量级、影响力广泛的人才缺乏，尽管也生产了许多在市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文艺精品，有的还走出了国门，但从影响的广泛性、持久性、规模性来看，尚没有产生过一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轰动的文艺作品。其它如举办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性文化活动或文化赛事，固定落户连云港的全国性的文艺节庆或文艺赛事，也还屈指可数，甚至就没有。这些，与连云港沿海开放城市的地位、与其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枢纽地位的形象和需要，都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高度重视。

三、着眼国际性海滨城市建设长远，不断提升连云港城市文化软实力

新时期，建设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国际性滨海城市，对提升连云港文化软实力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提升连云港文化软实力，基础在传承，核心在创新，关键在特色，三轮驱动，方能实现连云港文化上的振兴。具体说来，就是要在传承本土文化精髓，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凸显出强烈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创新性，折射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质，激活连云港既适应国际性滨海城市发展需要、又不同于它城市的文化生态。传扬历史、面向海洋、走向世界，彰显开放、蕴涵创新、富有个性，使之愈来愈鲜明、愈来愈凸显。

（一）着眼于国际性海滨城市建设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一座城市的崛起振兴，同样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一是从港城跨越发展的实践来看，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实现跨越发展的题中之义。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持久吸引力、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最终要看它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的城市发展就是以文化论输赢，没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先进文化的引领，城市必然会因为缺乏“软实力”在竞争中落后、掉队，而发达的城市文化和较高的市民素质最终必将转化为巨大的创新能力和现实的城市竞争力。实现跨越发展，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大发展，既需要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既需要展示城市硬实力的GDP，更需要展示城市软实力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实现跨越发展，实力靠经济，影响力靠文化。只有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连云港的腾飞才有了坚强而丰满的两翼。当前，我市正处于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迅猛推进、城市化加速攀升、经济国际化势头强劲，经济起飞、城市变样、发展迅速、人心思进，站在“全面奔小康、重振连云港”的历史新起点上，增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走文化跨越发展之路，是大势所趋，更是具有前瞻性的明智选择，也是跨越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刻不容缓、不容懈怠！

二是从国际性海滨城市建设的宏图伟业来看，增强文化软实力，是提升我市综合竞争力的根本途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的竞争上，只有重视文化建设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20%以上。像英国的文化产业收入与本国汽车工业不相上下，加拿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已超过了农业、交通、通讯、信息技术、建筑业等，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在国内，上海、宁波、大连、青岛等城市也把文化发展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环顾周边，许多地区把提升文化竞争力作为增强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并以此来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位，推动城市加快发展。我们所要建设的国际性海滨城市，是一个大尺度、生态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面向21世纪乃至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海滨城市，很显然，衡量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终极标准，不仅仅要看一些硬性指标是否达标，更重要的，还要看人的素质能不能达到现代文明特别是国际性滨海城市文明的水准。兴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热潮，增强文化软实力，毫无疑问，必然能够全面提升连云港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必然能够为加快建设国际性海滨城市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三是从构建和谐连云港来看，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建设和谐连云港的迫切要求。文化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和谐需要“文化”“滋润”，文化为和谐大厦提供精神支撑。随着跨越发展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谐文明的愿望将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兴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热潮，增强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凝心聚力、鼓劲务实、教化激励、化解矛盾等功能，通过文化连云港建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铸就奋发向上的理想信念，大力倡扬文明道德新风尚，全面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营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文化氛围，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就是要全面提升全体连云港人的文化意识、道德水准、创新思想和法治观念，引导人们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用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更多更好的文化样式和服务、更多更好的文化载体来满足人们多元、多样、多变的精神追求和享受，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二）着眼于连云港快速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大格局的发展趋势，突出把握好城市文化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时期，将是连云港打造国际性滨海城市文化形态、高起点推进、打响文化品牌的关键时期。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必须始终着眼于文化经济化、国际化的发展走向，科学实验设计并实施文化建设的核心战略，切实注重城市外在整体文化形态塑造与城市内在文化创造力培育的相互支撑关系；注重高雅精品艺术、健康流行文化、民族经典文化和地方特色民间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及相互依存关系；注重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相互协调关系；注重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联动关系；注重倡扬自身特色文化发展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特别是海洋文化的辩证关系。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新的世纪，人类将更多地关注自身发展和自我选择，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城市文化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城市发展理念、精神性格、价值取向的外在反映，因此传承和创新连云港城市文化，必须以人为本，把尊重人、关怀人、体现人、发展人放在城市文化建设的首位。要通过打文化牌，体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建设宜居、宜创业、宜生活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创建一流的文化生态空间，以此来凝聚全市480万市民，奔着“全面奔小康、重振连云港”的目标，不断前进再前进，去创造和谐幸福的美好新生活。

——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连云港地区，集中了中华文化尤其是古东方文化中的许多精华，是研究、发掘、整理东方文化的活宝库，像有“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200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藤花落史前城址、“大汶口文化的代表之一”大伊山石棺葬、桃花涧遗址等等，这些历史遗存或遗迹，不仅是历史上古东方文化传统精神的载体和见证，同时也构成了古连云港区域的面目和特点，是连云港先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必须不遗余力地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护其历史信息，“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并不断加强其研究，把它的风格提炼出来，使之对整个区域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厚实根基。在保护好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更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连云港历史久远，有着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影响广泛的如五大宫调、淮海戏、海州湾渔民号子、东海跑马灯、徐福海祭等，涵盖了民间文学、曲艺、音乐、手工艺等各个层面，必须集中一定的人力、财力，实行抢救性保护，切实把文化遗产传承好。

——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城市文化发展，总要带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方能显出其魅力和风姿。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实质上体现城市文化建设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着眼发展的战略思路。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无外乎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突出历史，充分展示一个区域古代杰出的文明成果，凸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形象。大力发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古城文脉延伸，过去与现在、新与旧、历史与现实接轨。二是要突出当代，充分展现当代风采，提炼当代文化的精髓，给人激昂向上、充满希望的精神感受。突出当代，关键是要突出发展，城市文化不仅需继承，更要求发展，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事实证明，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城市一定是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地区。三是要突出未来，研究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给出城市文化的发展战略，立足当前，展望未来，超前谋划，打造品牌。

——坚持山海特色原则。一个城市所以与众不同，除了在于其独特的自然遗传，还在于他的人文遗传特性即文化背景的差异。鉴于此，城市文化建设，既不能一味地仿古仿洋仿他人，更不能要求遵循一个模式，应该把重点放在展示文化个性和营造鲜明的特色上。连云港作为全省唯一、全国屈指可数的山海相拥的滨海城市，其独具魅力的仙山神海兼备的自然风景，神、奇、海、古、幽特点鲜明的文化内涵，不知倾倒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诗家骚客，不知迷倒了古今中外多少旅行者、向往者。在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必须始终彰显山海文化的独特魅力，必须突出这一鲜明的文化背景，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特征、充实其崭新的发展精神，打造魅力四射的文化品牌。需要指出的是，在山海文化特色打造上，一方面，要依托古云台山“海中仙山”的神奇背景，依托《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名著背景，做好“仙山”文章，扬名山之灵气，展名山之文气；另一方面，传承连云港作为海港城市的文化特征，着重做实“海洋文化”文章，打好“海洋文化”牌，着力改变连云港作为海港城市“海洋文化”不鲜明的文化现状，构建特色鲜明的“海洋文化”形态，展示与国际性滨海相匹配的城市文化特有的气质和形象。

（三）着眼于全面开放的长远实践，充沛连云港城市文化的精、气、神

传承、创新连云港城市文化，必须着眼于建设国际性海滨城市的发展战略，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使之充盈着国际性滨海城市的气质、性格和精神。

一是在文化形态上，要更加突出开放多元、宽松多样。开放、多元，构成了所有国际性滨海城市的文化品格，并成为其无可争辩的第一特征。在经济开放的同时，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文化汇聚于斯，天南地北、种类繁多的文化在此汇流，开放多元，熔融贯通，相融相和，既满足了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又促进了城市文化的高度开放，更是城市文化取得活力的不竭源泉。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国际性滨海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性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国际性滨海城市作为经济增长极，要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必然要求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表现出高度丰富和高度开放。经济的开放为文化注入了新鲜空气和因子，文化的开放多元，反过来又为经济的腾飞凭添了生机和活力。美国的纽约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滨海城市，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在纽约，其文化表现出的开放度和多元化更是堪称世界一奇。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民使用的语言多达121种。2000年，纽约的“少数”民族成了多数民族，其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1％。难怪一些人惊呼：是开放、多元的文化造就了今天高度发达的纽约。

二是在文化特征上，要更加突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海洋文明的鲜明特征。海洋文明不同于内陆文明，因而相对于内陆性城市而言，国际性滨海城市更崇尚海的博纳、兼容，崇尚“闯海”、“弄潮”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可以说，是海洋孕育了其经济文化，促进了其繁荣，也使得这些城市深深地铸上海洋文化的印记，在文化特征上表现了明显的海洋文化特征。像国内的上海、天津、大连、宁波等城市，在其城市发展中，因为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不同的生活追求和生活方式并立互存，逐渐确立了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大、宽容心态。事实证明，具有宽松、兼容的文化环境，是一个国际性海滨城市发展要素集聚的重要条件，也是国际大都市形成的重要文化条件。

三是在文化内涵上，要更加突出敢于创业、勇于创造。一座真正具有文化创造力的城市，才会是具有文化辐射力和吸引力的国际性城市。创业、创造，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核心文化元素。国际性海滨城市大多在文明架构中处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点，农业资源的捉襟见肘，加之外来文明的海潮般地汹涌澎湃，使得这些城市发展中烙上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才孕育、培植并不断锤炼着这些城市的人民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创业创造精神，凸显着其不一般的原创性、开拓性与个性化的创业创造特色。而在创业创造灵魂的深处，深藏着的则是“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敢冒风险、善于经营，思想不保守、行为不守摊，在思想底处始终涌动着一股“谋变革、求发展”的思想活力，并成为城市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曾根据统计资料对10国际性城市近2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构成中，80%源自于城市的创业创新。

四是求在发展战略上，要更加突出文化先行、优先发展。文化不但为国际化城市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还成为国际化城市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当前，全球无国际性城市发展的共同趋势之一，即充分重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大力实施文化发展战略以补充甚至替代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这些城市遍布世界各地；既有伦敦、巴黎、纽约等古老的中心城市，也有像国内的深圳、宁波等新兴的边缘城市，甚至还有不少传统的工业城市靠文化战略改变自己的城市形象。从城市发展的产业转型来看，全球国际化城市，大多从传统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向以贸易、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过渡，无论是传统国际化性城市的改造还是现代国际化城市的兴起，都是以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了国际化城市的普遍选择。可见，面对全球竞争之势，如何以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及综合竞争力，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文化己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轴，21世纪的成功城市将是文化城市。“十一五”期间，连云港将在国际性海滨城市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将出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不仅需求总量急剧增长，而且对文化产品提出了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因此，未来几年文化将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成为全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成为结构调整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黄金期。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学习引进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创新机制，不断提升连云港的文化竞争力，是摆在连云港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谋求跨越发展的题中之义。

（四）着眼于“文化连云港”建设的实际，创新连云港城市文化发展战略

当前，连云港正处于城市文化发展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从国家层面来讲，十七大的召开，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号角；从区域文化建设层面来讲，作为长三角的北翼港口城市，融入大上海，接轨长三角，使连云港区位优势和自然优势更加突出，经济洼地隆起的同时，对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从江苏省情来讲，2006年江苏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拉开了“文化江苏”建设的大幕，“文化连云港”自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之一；从连云港自身实情来看，跨越发展、崛起腾飞的伟大实践，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基础和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此众多的机遇，唯有实施正确而务实的发展战略，才能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把发展机遇转变为发展实践，使加快连云港城市文化建设成为可能、变成现实。

一是实施积极的海洋文化战略。作为一座有着近两千年港口发展史的城市，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连云港没有积淀丰厚的海洋文化形态，与其开放城市的形象极不相称，与国际性滨海城市建设的宏图大业极不匹配。历史毕竟只是历史，过去的再也无法挽回。需要深思和努力的，是要在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认真而扎实地补上海洋文化这一短板，使之与现代化海港城市名实相符，使之深深地扎根于城市发展中，融化于城市精神中，成为连云港建设国际性滨海城市的文化之根、精神血脉。一是要积极吸纳世界港口城市文化建设成功经验，有目的有步骤地推进海洋文化建设，努力打造海滨城市文化形象。二是努力挖掘本土海洋文化资源，深度提炼、高点推介，激活沉睡于城市深层海洋文化元素。三是注重吸收引进国际先进港口文化资源、项目、技术、人才、创意等要素，深入揭示海洋文化的内容形式、品质特征和嬗变规律，营造海洋文化氛围。四是大力推进文化交流、融合、贯通，努力使区域的文化品牌、内容、风格、特色和气派，有机融入海洋文化培育过程之中，实现古今融汇、中西合璧、全面创新。五是设计营造海洋文化特色城市标识系统，结合滨海城市发展理念，综合考虑城市标识系统与城市海洋文化环境塑造的协调关系，把城市信息的传递与海洋人文精神、艺术手段巧妙结合起来，用无声语言、图形表达海洋文化的召唤。

二是加快启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战略。按照国际化海滨城市建设进程，建设“文化连云港”的现实要求，适度加快文化基本建设的速度，建设一批惠及全体市民、承载区域功能、贴近多元需求、便利群众享用的文化基础设施。集中力量规划、推进城市公共文化基础性主体工程，用5年时间，使城市初步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承办国际文化活动、引领区域文化发展的重大文化基础设施。政府引导、政策推动，规划先行、开放领域、市场运作，大力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国际资本，着力推进区域经济文化枢纽城市建设。以特有的山海资源、文化遗址、西游记等特色文化为载体，努力推进文化休闲度假、文化创意产业、中央文化商务服务等城市文化产业基础性主骨工程。到2015年，使连云港的公共文化设施人均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覆盖全体市民的文化设施体系，使文化产业的重要区块、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初显形态、初具规模。

三是打造魅力独特的人文环境战略。人文环境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质的灵魂和魅力，是一个城市的人文个性和品格。一个城市要获得好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好的氛围，好的城市文化，好的人文环境。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自己人文环境的城市，是没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

打造成魅力独特的城市人文环境，核心是要提炼一种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核，一个城市的魂，它反映着这个城市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思想境界、历史文脉，是这个城市独有的精、气、神。发达城市实践一再证明，一个城市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善于总结提炼自己的城市精神，为城市的跃升提供宝贵的价值资源和精神动力。上海凭借“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长沙凭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大连凭借“创造、创业、创世”的城市精神，营造出了优良的人文环境，集聚、整合、激活了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使城市得以快速发展。连云港是一座既古老而又充满朝气的城市，千百年来，连云港文化在仙山秀海的滋养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准确塑造连云港的城市精神，可以更好地孕育市民的崇高理想与美好憧憬，激扬市民的改革动力与创新热情。当前，市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以西游记精神为内核的新时期连云港精神，是我市推进城市精神建设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极大地唤起全市人民的热情和激情，凝聚了人心、集合了力量，相信假以时日，经过一番锤炼和磨合，必将使城市在精神和思想上产生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和普遍认同。

打造魅力独特的城市人文环境，关键是要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城市的人的城市，更是文化的城市，因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是城市建设的题中之义。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城市精神为价值指向，发掘和张扬城市的文化特质，把文化作为经济跨越发展的动力、社会和谐进步的支撑、城市崛起腾飞的终极意义，努力扩大连云港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辐射力。通过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打造中国东部沿海的文化高地，提高连云港人的文化和素质，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形成“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人文环境，不断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为跨越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条件和巨大的精神支撑。

四是创新文化建设的联动发展战略。连云港北接渤海湾、南连长三角，东西贯通新亚欧大陆桥，处于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枢纽地位。加强与周边地区及沿桥、沿海城市的文化协作，发挥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有利条件，在充分尊重区域内各地文化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共谋发展，推进文化联动发展。

一是要打好陆桥文化牌。陆桥经济带的日渐崛起，陆桥文化也随之悄然兴起。它是一个集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于一体的新型文化。在区域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今天，陆桥文化正在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陆桥文化现象，对陆桥沿线各地市经济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区位价值、理论研究、观念形态、领导决策、经济发展等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陆桥文化的重要组成城市，连云港城市文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陆桥沿线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间的经济文化活动，无不渗透陆桥文化色彩，陆桥文化已毫无悬念地走进这座城市，植根城市文化。由文化接纳上的不自觉为自觉，变文化发展上的被动为主动，陆桥联手、城市联动，让陆桥文化的精神、价值成为连云港及至所有陆桥城市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推动陆桥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理应成为连云港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之举。

二是打好“长三角滨海城市文化带”牌。长三角城市扩容，连云港由边缘城市一跃成为长三角重要的北翼港口城市。从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角度来看，在长三角二省一市的城市经济文化布局中，沿海城市完全可能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合纵联横、联动发展，形成优势互补、文化相融、互动发展的滨海城市文化带，共同倡扬敢闯敢干的海洋文化、建设富有活力的滨海文化城市，打造“长三角滨海城市文化带”。

三是要打好“淮海文化牌”。连云港地处淮海经济圈，与周边城市存在着天然相近相亲的地缘、人缘、文化缘，正所谓地相近、人相亲、文相融。共建淮海经济文化圈，倡导区域发展主体联合、区域文化资源整合、区域文化市场共同开放的文化发展理念，共同创建区域文化艺术交流、文化服务、文化商贸基地，合力提升整个区域文化发展的国际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程度，增强区域特色文化的国际辐射力，逐步构建“淮海文化圈”。

（五）着眼于坚持改革创新、激活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积聚经济腾飞的深层推动力，必须始终坚持以根植城市血脉的城市文化传统为根基，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核心，博纳外来优秀文化，凸显山海文化特色，大力繁荣发展连云港特色、连云港风格、连云港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城市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一是必须立足区域实际，在增强文化的原创力中激活文化发展活力。增强文化的原创力，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中之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树立原创意识、精品意识，集中精力、整合资源，努力创作一批符合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具有区域特色、反映跨越发展时代特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文艺原创精品力作，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要努力培养一批市内外乃至省内外有领先地位的名理论家、名艺术家、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名播音员等连云港文化专业人才队伍，形成文化人才高地，汇集雄厚的创作力量。要依靠本土和国内外高校以及文化界的力量与资源优势，重视文化管理和经营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引进培养，对于文化产业的经营者特别是文化企业家，要承认并高度重视他们是产业价值创造的主导因素，赋予其独立的产业决策权和应有的社会地位。要发挥名人效应，积极引进大师名家来连云港建立创作室、艺术馆，以文化名人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多渠道、多方位增强文化的原创力。

软实力范文篇3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建筑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不难看到一些建筑企业重经济效益，轻企业文化，将其视为"鸡肋"；有的仅仅把企业文化看作是组织职工开展一些文化体育娱乐活动，这是对企业文化的狭隘理解。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凝聚人心、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无价资本。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企业风尚、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能够促进员工对企业、企业品牌和企业代表人物产生感情和崇尚心理。这是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

弘扬人本文化，促进和谐发展

目前，我国大约有12万家建筑企业，4000万从业人员。建筑业的繁荣，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弘扬人本文化促进建筑企业的和谐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弘扬人本文化，必须重视人才工作。建筑企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必须把培养和造就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不断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通过"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积极营造有利于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面向社会招聘优秀的高中级专业技术人才。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选拔素质好、年纪轻、发展潜力大的人员充实到企业领导层。要以搞好在职人员继续教育为重点，着力培养"多面手"的复合型人才，加速造就一支讲大局、懂经济、会管理的建筑企业管理干部队伍。

弘扬人本文化，必须关心爱护员工。要实实在在地为职工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让他们充分感受企业的温暖。要推进企业民主政治建设，让员工有发表意见的场所、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得回报的权利、实现发展的舞台。要认真实施工资协商制度，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和要求。要特别重视安全生产，把关爱员工生命提升到"头版头条"的高度。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工作绝不能有疏漏。2007年11月14日，江苏南通二建在无锡发生了一起死亡11人的重大事故后，南通英雄建安公司及时向各分公司发出了切实抓好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基层单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安全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公司主要领导还写信给各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提醒和敦促他们认真检查各自的安全施工情况，不管设备是否在用，不管施工人数多少，只要设备安装在现场，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施工，都要逐项仔细检查，将一切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员工生命安全。

树立品牌文化，做强做优企业

精品工程与企业形象息息相关，精品工程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保证。同精品工程密切相关的企业品牌文化，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必然是重视品牌文化建设的企业，而且往往还是有着独特品牌文化的企业。比如，在建设品牌文化的过程中，南通四建集团董事长耿裕华认为，要建成一项精品工程，不仅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来管理，而且要靠员工的心智和汗水去浇筑。南通四建在施工中，用高于国家验收标准的内控标准进行自检自查，不合格的主动返工重来，宁愿多流汗，决不留遗憾。该集团的干部职工，凭着这样的精神境界和执着追求，为社会建造了大量的精品工程，为企业创造了优秀的品牌文化。

借鉴优秀企业的文化发展经验，南通英雄建安公司重视资源，不断加大企业改革力度，推进多元化经营战略，精品工程、名牌工程不断涌现。几年来，先后获得鲁班奖（参建）2项、省级优质工程10多项、市级优质工程30多项。南通英雄建安公司在2005年12月晋升为国家房屋建筑一级资质后，自觉地树品牌，创信誉，攀台阶。公司领导豪迈地提出，公司5年内要争创1项独立承建的鲁班奖。

恪守诚信文化，提升铁军形象

"民无信不立".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谁拥有了它，谁就可能最终占有市场，市场就会让谁有一个好的回报。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建立诚信文化，意义极为重大。

多年来，南通英雄建安公司十分重视抓好企业诚信教育。公司"咬定诚信不放松"，进行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紧紧围绕"企业开拓市场靠什么？""假如你是用户你会想什么？""不讲诚信的危害是什么？""怎样讲信用、树形象、创品牌？"等问题，举行研讨会，使职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这样几个道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契约经济，只有在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环境中，市场交换才能有效地进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失信"现象的泛滥，就会使市场交易和社会发展付出巨大的成本，使人们失去相互间的信任，导致价值观念畸变和经济市场的无序。

恪守诚信文化，应当建立一个多元的体系，建立一个诚信和谐的社会大环境。比如，打造一个和谐的建筑企业，就需要建立建筑企业与供应商的和谐，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的和谐，建筑企业与同行之间的和谐，建筑企业与监理、质检等方面的和谐，建筑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建筑企业内部各个层面人员之间的和谐等。各方关系和谐了，就能很好地提升建筑铁军的社会形象，推动建筑企业的健康发展。

建立廉政文化，治理商业贿赂

软实力范文篇4

「关键词」软实力；非契约性交换；净依赖；替代依赖；软实力形成过程

一、导言

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展，"相互依赖"下的国际机制构筑思维日臻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式的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协调政策中的新焦点。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频频见诸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词语之一，但它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性内涵并没被明确化。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提升软实力"往往陷入一个经验主义的误区。比如，软实力的倡导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的"权力的第二个侧面".奈又把其来源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这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无疑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

这种企图通过来源解释软实力的做法不免带有循环逻辑之嫌，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在欧美的"魅力"比在亚洲的"魅力"大得多等现象。如果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人民的伤害是该现象的根源的话，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作为拥有全人类共识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意义。

因此，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软实力"，考察其根本来源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笔者在第二部分中对软实力的基本特征进行讨论，提出"软实力"的不可交易性及其替代依赖的理论假设；在第三部分通过实证比较，将理论假设实施量化证明；第四部分进行总结。

四、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软实力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软实力所具有的"非契约性交换"特征，同时提出了软实力的相对论关系。也就是说，一国所具有的软实力的净强度不仅决定于另一国对该国的净依赖程度，还决定于另一国是否拥有替代依赖的手段。

正是基于这种特征，日本的软实力在欧洲地区远比在亚洲地区更具魅力，中国亦然。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对"人"的认知程度是构筑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中国来说，尤其是现任领导人（政治家）更应该积极地发挥构筑中国国际形象的作用。

而对日本来说，国内虽然以和平主义意识占据主流，但正是因为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导致了其对亚洲国家软实力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的提升是在发现、认知、参入和共鸣等四个阶段中逐步形成的，国家之间也会经过接触、扩大交流达到相互信任和尊重。

通过统计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得知日本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在改革开放和传统文化方面得到较强的认知程度。

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开始了其从"黑猫"向"绿猫"的新一轮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应对中国崛起之中，逐渐调整了它们的中国战略。在"时代呼唤中国大战略"之中，中国必然需要对自己所拥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一个明确的思维。在此，本文着重对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略述如下：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外资引进政策。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软实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际交流。日本已经致力于扩大与各国之间的人际交流。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2005年生活在中国的"长期滞在者"（日本外务省的统计范围是居住期间超过3个月但未取得所在国绿卡的在外人员）人数已经超过11万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有35万日本人常住）成为常住日本人数最多的国家。欧美国家常住中国的人数也同样急剧增加。一般来说，常住外国人口与普通游客不同，从事商务或者学习的目的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使之成为他们的生命共同体。显然，没有海外投资便没有常住外国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诸如"限制外资、重新审视对外开放政策"的论调近年来颇有市场。其理论依据在于"利用外资并没有使中国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反外资压制了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只是从事单纯的组装活动"等。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从根本上混淆了"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笔者在本文中论述的那样，作为一国软实力所在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鲜明的"非契约性交换"特征，它取决于一国的基础研究活动、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而不是外商投资设备中所体现的技术含量。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需要中国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得来的"内功"，这本身是一个软实力形成的长期过程。

第二，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企业品牌是一国软实力重要的一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品牌认知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实，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对现代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日本通过战后经济复兴，商品制造能力大幅度提高，出口贸易迅速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引起了被称为"日美贸易摩擦"的贸易战。日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现地生产"模式，这种在美国当地生产、在美国当地销售的经营模式从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上减少了贸易顺差。可以说，"日美贸易摩擦"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原因。80年代前半期，日本国内工人工资水平上涨过快，日本企业开始转向主要以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为中心的海外生产。这种"追求经营效率化"式战略可以说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第二个原因。

进入80年代后半期，发达国家五国财长会议后，在纽约广场宾馆达成的"广场协议"，把日元汇率问题推向了风口。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美元对日元汇率从1：240左右上升到1：120.汇率升值后的日本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但是，汇率上升在另一方面也急速提高了日本企业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掀起了第三轮海外投资高潮。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中美、中欧贸易摩擦"（虽然在产品结构、出口主体等方面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末有本质上的区别）、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不得不说和日本具有颇为相似的特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市场战略，将不单纯局限于一个提高软实力的问题，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政府如何为企业"走出去"做好准备工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凸显其重要作用。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规范中国证券市场，尤其是股份市场，只有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资产评估市场，企业的价值才能够得以在国际市场战略上立于优势地位。其次是建立一个类似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的非政府组织，为企业提供战略分析、信息分析等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加速现有的贸促会的机构改革，使其转变机能，迅速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智囊机构。

第三，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实施"文化产业化"战略。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软实力根本来源在于那些具有不可复制和模仿性质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伴随美国的大量生产模式、寡头垄断企业利用新兴媒体使人类"普遍消费者化"过程中产生的流行文化。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能具备"消费"的特征。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只有在人的消费活动中才会被普遍传承。"和服"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是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来源，正是因为它至今仍是日本人穿着的盛装之一。在传统社会里，文化有其特定的社区（community），并主要由社区成员继承延续。然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承担文化连续性的责任也由个人转为企业。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工业化水平加速提高，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纽扣"、"吸管"等市场，却没有出现像日本京都那样能依然保持传统染织、陶瓷等产业的积聚地区。

第四，与各国构筑相互信赖的媒体协作机制，减少不必要的相互责难，避免"囚徒困境"的发生。当今社会，大众媒体在每个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毋庸置疑。但是，媒体报道是经过了"过滤"之后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对事情的真实报道。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对媒体规制的逐渐放松，当今世界传媒基本上都采取了民营化的道路，对商业利益的追求遂成为媒体最大的目标。因此，某种程度上，媒体一是为迎合大众进行报道，二是因媒体人本身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有限而进行有失偏颇的报道。笔者见证了近年来在中日关系恶化中的日本媒体报道，其冷战思维模式下的片面攻击可以说是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形象持续恶化的根源。而中国国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所逐渐产生的个别民族主义情结由于媒体影响的扩大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中国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起一个媒体协作机制，采取媒体互访活动，加深相互之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这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软实力范文篇5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重大基础性工程纷纷破土动工,国防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军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长期以来受重视程度低,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4年奈在他的着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对“软实力”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他提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ZW(]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2）.

[ZW)]奈把文化看做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认为文化是一种可以和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的,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因素,体现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各领域的多边合作和磋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时间,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潮,人们正热切地想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虽然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但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却不是文化强国。下面笔者将就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行阐述。

1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取得的成绩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重要地位,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由于受近代战乱所致,中国文化的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一度跌至谷底。新时期,我们再度扬帆起航,依托先辈们留下的文化宝库,结合本国的发展,使文化软实力有了大步提升。

第一，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新亮点”。

文化产业是将文化从无形向有形,从意识形态向经济形态的一种转化。在文化市场不断繁荣的前提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国民用于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文化消费支出也越来越大,这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化部的最新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增长速度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十一五”前四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897.35亿元,年均增长21.6%。[ZW(]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官网年,中国国内电影票房(不含农村地区)总收入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唐山大地震》更是创造了6.73亿元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的新纪录。在2010年中国有47部国产影片销往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35.17亿元人民币。[ZW(]中国电影网)]打破了长久以来国外大片主占中国市场,而中国电影无法走向世界的僵局。同时,一大批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同时在国外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聋人舞蹈《千手观音》、中华武术、杂技艺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国家为发展文化事业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适当宽松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财政上的支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这些都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对外交流和竞争中的一个有效武器,我们必须利用好、发挥好,使之成为我国整体综合实力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第二，文化价值观逐步得到认同。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公共价值观,是国民对国家文化产生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归属,任何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离开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而独立存在,它是国家凝聚力、吸引力和扩展力的核心。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仁爱、诚信、善行这些都是其主要内容,并深植于国家文化所外现的各种事物之中。新时期下,我国文化价值观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这个观念从之前单纯的文化含义慢慢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谐社会”、“和谐家园”成为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话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更是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平台。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汇同于此,充分融合、协调。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法制价值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成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中普世性的最佳体现,它让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

第三，“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深得人心。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名片,是衡量一个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给世人的国际形象一直是友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与我国文化之精髓“仁义之道”是分不开的。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之间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中国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获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好评；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更是获得了全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尊重。这些实实在在的形象工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国际局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近几年,个别西方的媒体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发表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企图干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2008年和2009年发生在西藏和新疆的打砸抢烧暴力违法事件,更是给西方一些势力以可乘之机,大力夸大和渲染中国内部矛盾,给世人以误导,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缺乏理论与事实依据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们在坦然面对各种声音的同时,对于一些极端、不真实的应该予以及时的、恰当的回应,减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真实的声音,传达一类事实的真相,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提供支持。

2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国在这一方面起步晚、基础弱、经验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出大量的文化结晶,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琴棋书画的艺术才能，四大发明更是令世界为之惊叹。然而,事实的情况却是：人们渐渐记不起《道德经》,传统的文化节日受不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虽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

首先,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不够。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力明显下降,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认识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被我们主观所忽略,潜在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被发掘。其次,一些文化产品被注入其他因素,降低了其本身的质量。许多的文化产品在运行中被大量注入商业的因素,本身的优势资源流失,结果反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最后,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如文化产品盗版严重、低俗不健康的产品充斥市场等,要规范好我们的文化市场,才能为文化资源向文化竞争力的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文化逆差现象严重。

文化逆差,是指中国的文化贸易出口少于进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赤字”的现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销往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文艺影视也有类似状况。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2008年国内艺术团体的北京演出次数与2007年相比,减少1.56%,但与此相反,外国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次数增加36.3%。[ZW(]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官网)]中国出口到国外上映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拍成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却赚到盆满钵满,《花木兰》、《功夫熊猫》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难看出,中国在文化贸易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其实,在中国深厚文化的孕育下,不乏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然而传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竞争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占据有利的条件,没有发挥其所具有的潜能。

第三，文化人才缺失,竞争力不强。

在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专业文化人才的缺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缺乏形成软实力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了解海外受众的需求,不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不善于运用国际经验和惯例来传播中国文化。我国着名艺术家金曼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我们还需要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许多我们认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因为缺乏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没有引起反响甚至受到冷遇。文化经纪人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因此,大力加强对专业性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3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团结互助、融洽相处,共同孕育了我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把中华民族精神阐释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我国今天的文化事业才会取得好的发展前景,它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精神中不仅包含着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又包括有落后的、消极的、退步的。在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趣味低级、违反社会发展和科学规律的不良成分,这样，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打造民族品牌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武器。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大博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随着各国思想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和竞争,好莱坞电影、韩剧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肯德基、NIKE、“日韩流”成为年轻一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面对国外文化的强大攻势,打造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品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文化当中的优秀因子,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身日益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强势推出民族品牌,努力减小文化逆差现象,真正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第三，发展人才教育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国民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寻求艺术上的、更深层次的交流,文化艺术教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我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开设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相关课程,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培养专业文艺人才。在民间,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更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夯实基础。可见,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文化的长期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提供了后备军。

第四，开展文化外交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

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文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中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古有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鉴真东渡日本,今有“乒乓外交”、中外文化交流年,这些都为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此外,文化外交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构建了平台。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友好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的文化组织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戏剧、民乐在世界各地成功演出,受到热烈追捧；中国的学生到世界各处或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们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的优秀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增进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手段。

软实力范文篇6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自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综合国力论，时至今日，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构建适合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增强整个国家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各国政要和政府的共识。

我国的文化建设，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①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中，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②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要求。因为，一方面，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利益；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提升国家实力，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二，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需要。所谓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它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的软实力。两者关系密切，软实力可以对硬实力有渗透，影响硬实力。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了。

第三，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文化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把经济作为文化全面发展根基，然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尤其是当今世界，在国家的发展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引力。事实上，现实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力量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重要，使文化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第四，应对当前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历来都是国际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当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价值渗透。面对复杂的无形的渗透，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着力建构我国的主流文化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五，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在自身繁衍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的命运与发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民族和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这种文化以超强的凝聚力和融合力，积聚各族人民起来共赴国难，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同时，也正是这种植根于社会的文化，启迪着人们的创造力，给人们以智慧，增强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根系所在。在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快速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另一方面，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通过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以提升国家实力，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当今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但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所有文化都体现出国家的实力。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代表民族利益的文化，才能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

构成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具体包括：

第一，先进的文化。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在当代社会，有先进的文化，有落后的文化，也有腐朽反动的文化。反映和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健康积极向上的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我国当代的文化，既体现了文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要求，也体现了民族特色，它们之间的统一，集中地展现了我国文化的先进性。

第二，有价值的文化。价值是文化的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价值都扮演着文化核心的角色。价值作为文化的核心，决定了我们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重视文化的价值选择。在当前，坚持以先进文化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为时代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基础的文化体系，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三观。这就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体现了构成国家软实力的文化的本质。

在当今的世界，文化软实力是构成一个国家国力的一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尺度，所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③

首先，提升文化凝聚力。凝聚力何来？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只有依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这种凝聚的力量，是一种社会意识，一种价值理想，是强大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就会凝聚成社会共识，表现出文化发展最主要的民族凝聚力，因此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任务。

其次，提升文化创新。创新是文化的内在动力，是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依据。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文化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展现魅力，中国文化只有在创新中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具体来说，我们在推进文化创新中，一是要调动人民群众创新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要营造宽松和谐的的文化发展环境，加大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大力兴建文化设施，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区域文化差距，大力发展国内文化，并且倡导文化对外开放。三是要树立良好的中国文化世界形象，把发掘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与吸取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广纳百川中国文化，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包容性。

再次，提升文化感召力。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文化产品的市场规律是公众能够喜闻乐见，传递人们内心的声音，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我国公众对于文化产业的需要，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在当代现实生活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要也不断增长，要求文化通俗化、现实化、生活化。要求在文化建设发展方面创作出更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扩大文化感召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范文篇7

一“软实力”（SoftPower）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1〕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解，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而科学技术则属于“硬实力”的范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当然也具有“软实力”的蕴涵与功能。

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分析，当今时代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其自身的科学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甚至可以说，没有科学技术含量的文化是难以体现其凝聚力和竞争力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作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其实现路径：一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直接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提高经济效益，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升；二是作为“第一精神力量”，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影响，来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2〕这可以说是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最简明的阐释，这种阐释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很有裨益。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技术主导全球竞争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改变世界、开创未来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空前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是当今时代物质的极大丰富，从而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历史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是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启蒙和先导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直接作用于现代化建设，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协作等精神，无疑也是推动这一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重要力量。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当然也就无所谓文化的现代化。事实正是如此，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状况，而科学技术成果被广泛用于改善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最新工具，也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技术手段。例如，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空间，丰富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容，提高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效率；多媒体和音像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具有高科技含量和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大量涌现；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发展，则使人们的文化交流更加便捷，促进了文化成果的共享，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和水平。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启蒙，不仅具有推动文化发展、提高人类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水平的作用，同时也引导着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纵观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个突破都不同程度地给宗教迷信以沉重打击，使人们的思想从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系统的知识形态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宝库，提高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今天，我们要建设现代化文化，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

从先进文化建设的角度讲，科学技术不仅是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也是推进各种文化传统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走向先进性的基础。今天，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理论、新的创造，大大丰富了先进文化的内涵，拓展了先进文化的发展空间，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明确了方向。因为，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只有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真理性认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成为先进文化永葆生机的动力和源泉。总之，21世纪是高新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世纪，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互动所产生的新的启示和理念，已经辐射和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科学技术含量在增大，科学技术进步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

二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极具穿透力和震撼力的文化。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不仅提升了文化的科学技术含量，也增强了科学技术的文化气息，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软实力当然包含着科技文化的力量。

1．科技文化：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文化的属性。作为一种文化，科技文化所表征的是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亚文化系统，又以各种手段和形式作用于所有的社会文化，成为丰富多彩的诸多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共同载体。当今时代，科技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成为社会文化旋律中最基本的、核心的频率。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早在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就有充分的体现。《新大西岛》和《太阳城》都强调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形态，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文化价值，他们所描绘的“科学文化岛”或“科学文化城”的图景，实际上就是对科技文化的真情赞美。哥白尼开创时代的巨著《天体运行论》的出版，鲜明地体现了科学技术的这种文化价值。正如M．克莱因所称赞的：“思想领域的这一成就，就其重要性、勇敢和宏伟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了征服海洋的壮举。”〔3〕一般而论，科技文化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和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既是人类观念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是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协作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即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文化样式），是人类用区别于动物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不断建立属人世界的活动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部分。它不仅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物质基础，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社会空间，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动力源泉，而且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包括道德、宗教、艺术等活动）的深度、广度和运作方式。

2．科技文化的软实力蕴涵及特质文化具有生产力的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科技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科技文化软实力就体现在科技文化生产力的蕴涵中。科技文化是文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文化生产力的助推器和孵化器，其软实力蕴涵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智力支持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二是作为“精神动力的科技文化软实力”。〔4〕作为一种智力支持，科技文化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充分彰显了科技文化的这种功能，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这种功能更加醒目。作为一种精神动力，科技文化则通过自身的创新实践，不仅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为提升社会风尚、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在科学技术社会化和社会科学技术化的历史变迁中，科学技术社会化过程使科技文化扩散到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之中，社会科学技术化过程也使科学技术发展烙上了明显的社会印记。于是，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质。这些特质集中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从静态方面来看，由于一定时期的科技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把科技文化看作一定时期的产物，科技文化在这个时期则呈现出相应的静态特质，如普适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从动态方面来看，由于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动态的，与之相应，科技文化在发展中也呈现出自己的动态特质，如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

3．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当代意义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文化的蕴涵和力量，科技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科技文化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水平，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之所以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科技文化丰富和提升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容和形式，从整体上促进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文化力量之所在，就在于它作为知识、思想、精神和方法综合体的文化形态，这种力量更具有本原的价值和意义，犹如轻柔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作用实在而明显、巨大而深远。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伟大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可以这样说，近代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伟大力量，正是科学技术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科技文化在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变迁中的伟大力量之所在。今天，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我们建设科技文化、弘扬科技文化、充分发挥科技文化软实力功能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凝聚人心，激励人民，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也是当代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卡西尔曾经这样说过：“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5〕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科技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文化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科技文化，着力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1．提高思想认识，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和意志品格，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认同。因此，科技文化软实力功能的实现，首先要求我们牢固树立科技文化观念。客观地说，在我国，虽然科技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并不一定为人们所“真知”，科技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文化在我国尚未成为大众的文化，科技文化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尚未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科学失之偏颇的理解，往往把科学技术只看作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对科学技术采取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态度，不要说是普通大众，就是领导干部甚至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也很少有人能够从文化的层面来理解科学技术，因而很难看到科学技术的文化力量。因此，为把科技文化的理念熔铸成我们民族的文化之魂，为让科技文化真正、切实地渗透和融入我国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以现代科技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文化，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牢固树立科技文化观念，在思想认识上把科技文化看作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不断增强全社会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感。

软实力范文篇8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软实力范文篇9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源

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源研究是此课题的前提。

首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

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其他古国的文明相比，是唯一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炎黄子孙的生命基因，是我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源泉。

“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2006年来华访问时说，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例如：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理解，中国的书法、绘画、中国功夫，甚至中国的饮食和传统服饰等，在美国很受欢迎。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将为解决工业文明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工业文明所呈现的弊端和困境越来越多。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必然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1]大凡大国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掌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2]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在给人们带来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前所未有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而且增强了全社会成员的归宿感和凝聚力，增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社会稳定，坚定了人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再次，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主题。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3]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和谐文化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从“和为贵”的处世观，到“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到“协和万邦”的国家观，“和”的理念浸润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壮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生活、行为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在此背景下，我们主张的和谐文化是认同这种多样性的，一如指出的：“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5]但也不能忽略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带来了高雅与劣俗、繁荣与浮躁的并存，所以，“我们的和谐文化是面对多样性、并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是面对复杂的矛盾、并且妥善高明地处理复杂矛盾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一种文化风度，又是一种文化能力。塑造和谐文化的能力表现在它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是运用大智慧，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进动力。”[6]最后，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硬性”特质。

如果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软”性内容，那么，文化产业则是其“硬性”特质，前面三个方面属于非经营性文化，构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产业则属于经营性文化，它能够夯实我们的精神家园。

不能把文化软实力单纯地理解为文化产业，但也不能够抛开文化产业来谈文化软实力。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产业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表现，是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和有效载体，是技术和文化密切结合的产物，反映了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的趋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运作，才能向全世界传播和扩散，并且渗透到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去。”[7]文化产业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当今世界，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无不拥有发达的文化产业。资料表明，近年来，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高达27%。“我国虽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文化资源大国，但同时又是世界公认的文化经济弱国。”[8]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规模较小、相对分散、总体实力弱。因此，改变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文化产业增长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文化消费结构等方面相对落后的现状，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务之急。

总之，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厘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本源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前提，从而有效地找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品质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1][2]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80-181

[3]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1(1)

[4]孙波，文化软实力及其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08，（2）

[5]广泛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N〕人民日报，2003-12-11(3)

[6]杨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哲学思考光明日报，2006-7-25

软实力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民族软实力的成熟与否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是否健康崛起的根本问题。加强成熟的制度文化、民族文化建设,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塑造强大民族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思想源头和强大动力。搞好民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打造民族文化发展机制是实现民族崛起之源，是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所应当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们国家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加强中华民族软实力建设，塑造强大民族之魂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什么是民族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其概念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以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二、成熟民族文化的表现

一个民族的成熟最终表现在制度文化和民族文化胸怀上的成熟。首先、成熟的民族必定有博大的民族文化胸怀，善于吸收一切民族的一切优异成果。真正成熟而伟大的民族是"泰山不辞杯土""江河不择细流"才成其高成其大的民族，理性对待世界一切赞美和批判、甚至诋毁的民族，在脚踏实地的行动中增强世界的影响力的民族，决不是靠暴力统治世界的民族。决不是张扬且霸气十足的民族，必定是以其不张扬而达张扬目的的民族。要用这样的心态理性对待这个世界，只有这样的民族心态看待一切，对待一切，我们才能轻装上阵，不为眼前的迷雾而迷失前进的方向。如当前世界上掀起的抵制中国奥运，将奥运政治化的做法，我们要理性对待，不能过于刺激民族情绪。

成熟的民族必定是善于开放的民族，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改革的民族。一个国家若无开放，则绝无好的改革。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精神，以博大的胸怀，实行民族文化的对外开放。中国必须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世界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去粗取精，区分优劣，看那些能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好效果，值得学习借鉴。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有的态度，才是一个执政党应有的治国理政的成熟态度，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根本标志。决不能投鼠忌器、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决不能以一党一己一小集团利益之私见而置民族国家利益而不顾，以什么国情为借口拒绝改革，拒绝向外国学习。要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正摆正党和人民的位置。从制度构建，文化构建上找出路，真正实现主观与客观、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的内在逻辑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好制度准备和文化准备。我们不能搞形而上学主义；更不能搞灵魂和躯体分离主义。灵魂和躯体分离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强大的，也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政党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人民是国家的躯体。只有二者的一体化，国家才能真正崛起。一个公民和执政党离心离德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最终要丧失政权。

三、"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硬实力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是硬实力持续发展永久壮大的文化根源。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

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等。

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它们的人口很少，没有吓人的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

软实力的影响力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

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召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论是它的行政部门、美国之音，还是其它的官方机构，他们要是试图让全世界相信，黑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论它们怎么讲、怎么写、怎么表达，也许只有少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能够相信。但是只要有机会去验证，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然而到了今天，如果美国的媒体、政府、学界、外交界在国际舞台上讲，在我们国家，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大概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说法。

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多元文化的包容共存的特性上。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宣传，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是绝对不可能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越是具有实质内容。

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虽然可以以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去运作彰显其影响力，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

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竟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自主自发的正当感情的表达，尤其能赢得他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注入新鲜血液。四川"5.12"大地震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爱心义举，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异国民众，这就是最好的诠释。

五、打造民族文化与民族软实力的重要性。

（一）、繁荣民族文化，塑造民族之魂是打造民族软实力实现民族崛起的关键。民族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的根本。软实力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具有明显和直接的力量，但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进文化。文化的先进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首先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先进文化的核心和集中体现是先进的理论。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因此，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必须立足当代、立足国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成熟的理论发展机制，整合理论创新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根据新形势、新特点，发展新理论、创造新理论，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依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最广大群众的利益。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其事关大局、事关全局的巨大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当今世界的竞争最根本的是民族软势力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争夺文化制高点的竞争。只有占据文化的制高点，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竞争最终表现在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即文化先进性的竞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成长的基因，民族文化基因的改造与优化是保持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绵延不衰的关键动因。而只有先进的民族文化才是民族发展强大的底气之根。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多文化中心同时崛起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不能继续单独用强权独霸这个世界称雄这个世界，只能结合民族软势力来影响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我们有时讲领导人要有人格魅力，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其民族魅力，才能够影响其他民族，形成我们的民族的世界向心力。民族文化魅力是民族文化的强大之源。民族软势力是否强大已成为决定民族命运的最根本因素。物质力量可以被非物质的力量利用而摧毁，而物质的力量是无法摧毁非物质力量的。一个民族只要还剩最后一人，其民族精神就不会倒下。只要我们塑造起强大的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终有一天会真正崛起强大起来，引领人类发展潮流，而势不可挡。所以要高瞻远瞩，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以博大开放的胸怀，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建先进的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文化、精神文明文化，）繁荣我们的民族文化，增强我们民族的软实力，塑造我们民族的世界魅力，（即核心竞争力）使我们的民族在道义上、文化上始终占据世界文化发展的至高点。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既是机遇，又是空前挑战。如果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势必成为中华民族崛起道路上的罪人。

（三）、成熟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崛起之本。一个成熟的民族必定有成熟的民族文化和成熟的政党文化。只有民族之魂的伟大才有国家的伟大。因此塑造伟大的民族之魂，是民族强大之根民族强盛之本。只有塑造这样的民族之魂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才能实现民族崛起的长久性永续性。这是形成民族强大核心竞争力的根本。物质文明可以摧毁再建，如果一个民族的灵魂堕落、迷失、以至被摧毁，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彻底消亡。我国古代北方一些少数民族为什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消亡，逐步被大汉民族所融合，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民族文化。二战之后为什么身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能够迅速重新崛起，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拥有强大民族文化才支撑起这些国家的重新崛起。历史已经证明有了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国家才能繁荣，才不会被任何民族灾难所击垮，才能面对各种挑战而强盛不衰，才能始终站在世界发展的最前沿。

六、塑造民族软实力的途径

（一）搞好制度文化建设，以实现政党文化与实践形式的有机统一。

制度文化（或者政党文化）也是一种重要文化。成熟的制度文化是一个党成熟的根本标志，建设成熟的制度文化是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好制度准备的需要。

先进民族文化依靠民主制度，依靠机制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去体现、去发展、去创新。我认为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权利在人民的掌控下运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党群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理想同现实的差距与对立日日严重，在部分普通党员和群众中造成信仰迷失问题。面对严峻现实我们党绝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要立足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现状，去思考、探索密切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途径，重树对党的宗旨信念的信仰。这条途径就是建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利益的代表，并且享有充分的监督罢免不合格的公仆的权力，在制度上切实做到执政者执政地位得自人民的授予的制度文化，在实践上切切实实落实先进的制度文化。在制度上使执政从替民做主到由民自己做主还政于民的根本转变，以适应时展的要求。这个问题须从制度上机制上找出路，探索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党政分开的科学的社会制度，通过制度构建，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形成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使权力确实在人民的掌控下运行，逐步实现权力由暗箱操作到阳光下运行，由阳光下运行到群众参与，由群众参与到人民掌控下运行的转变。通过制度构建把立法、选举、决策、执行、监督都置于人民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设计，只有在这个机制下才能保证权力在人民的掌控下运行。使权力不以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依领导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一个执政党如果始终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决定国家大事，制定政策执行政策，从而实现替民做主代民做主到由民自己做主还政于民的转变，这样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设计就是这一机制的成熟表现形式。民主宪政是三个代表的实现形式，而三个代表是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我们不能自己授予自己代表人民的权力，而只能把权力的运作纳入到机制化、秩序化、程序化之下，由人民授予执政的权力，这个党才有资格代表人民，其权力才带有合法性，才能实现执政宗旨与形式的统一，只有这样才是成熟的政党文化。

2、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形成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塑造民族软实力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