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哲学思索

近年来，“软实力”概念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群众耳熟能详的术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使用者已经非常明了它的基本含义、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只要看一看国内迄今为止有关研究论述所得出结论的众说纷纭状态，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这显然意味着，国内学者对“软实力”进行的学术研究尚处于未经严格和彻底的哲学反思的表面层次上，没有也不可能得出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此外，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想真正通过严格的学术探讨和研究来促进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就完全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严格和彻底的、哲学上的批判反思。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对“软实力”进行几点简单的哲学反思：第一，进行反思的必要性；第二，“软实力”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第三，如何通过切实考察“软实力”的实际生成路径，有效推进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设？

一、对“软实力”概念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性

有必要对“软实力”进行学术研究进行严格和彻底的哲学反思吗？答案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现实背景和具体的学术脉络角度来看

这个概念的主要使用者，美国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奈（JosephNye），虽然首次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软实力”的方方面面，但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内容进行过严格的学术界定，因而并没有提供准确的定义，只不过提出了下列基本观点：随着各民族国家间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已经不再限于传统的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力竞争，亦即并不限于“硬实力”（hardpower）的竞争，而是进一步扩展到由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方面的竞争，亦即扩展到了“软实力”（softpower）的竞争。[1－2]因此，他所谓的“软实力”指的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力”，并没有单纯强调文化抑或学术所具有的、作为“软实力”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吸引力”。这显然表明，“软实力”这个概念既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所指对的完全是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学术脉络——它实际上完全处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而非国内研究者通常所涉及的、一般的人文精神培养与建设领域抑或文化研究领域。这样一来，下列问题自然会鲜明地显现出来，即人们究竟有何种可靠的现实依据和学术合法性，能够直接把它应用于既无国际竞争色彩，又非国际政治领域的日常人文精神培养和文化建设之中呢？而在我看来，要想对这样的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研究者就需要进行严格和彻底的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二）从概念本身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角度来看

在小约瑟夫•奈那里，“软实力”本身指的是诸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是严格说来，所有这些方面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这些方面本身都具有非常大的交叉性和随之而来的含糊性——且不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本身都具有非常广泛和特别复杂的指代对象，“文化”本身就更是如此了①！[3]（P1）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人们并不仅仅停留在常识性的“比喻”层次上，并不停留于表面上的认知和肤浅的理解层次上，而是出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增强“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和根本愿望，试图弄清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并加以卓有成效的具体运用，那么，人们马上就会“如坠五里雾中”，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严格地确定这种作为“软实力”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吸引力”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三）从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严格性角度来看

毋庸赘言，要想使一种学术研究的结论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研究者不仅需要走出作为“观念的王国”的象牙塔而直面现实，充分认识和了解现实之中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重要问题，同时也需要从尽可能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发，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如果说“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所有学术领域之中的研究者所共有的话，那么，“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则只有从哲学研究的学术层次、基本立场和根本要求出发方有可能——这既包括研究者对自己所使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的、系统深刻的批判反思，同时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结论的严格的学术定位和系统全面的把握。实际上，只有通过进行这样的彻底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各种作为研究结论而存在的概念和论断，才有可能因为得到了比较严格的学术定位，真正把自身的基本内容和适用范围清晰地展示出来。综上所述，我认为，只有采取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严格的、处于哲学研究层次上的批判反思的学术立场，我们才有可能严格地确定它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具体表现形式，从而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得出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科学结论。那么，“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呢？

二、“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如上所述，在小约瑟夫•奈那里，所谓“软实力”指的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那么，这种“吸引力”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它以什么实际形式作为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载体，又是通过什么具体途径表现出来呢？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作为“吸引力”而实际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软实力”的基本内涵似乎并不复杂，它似乎相当于人们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时会提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不过，一旦研究者试图在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理论抽象层次上，通过学术研究通常所诉诸的形式化手段，在这里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相应结论，马上就会感到非常棘手。这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所谓“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都是具有实质性内容且不断发展变迁的，因而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形式化的，而研究它们的“优越性”及其“吸引力”也同样会如此。那么，这难道意味着这样的“吸引力”是无法进行研究，只能在常识层次上加以谈论和运用吗？显然不是。

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软实力”能不能被研究，而是研究者究竟如何才能对它进行恰当的研究①[4]——概而言之，在这里，研究者不应当继续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自然科学研究者所惯用的、竭力试图通过仅仅从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synchronical）现状出发进行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便得到似乎涵盖了其历时性（diachronical）生成维度的，通常所谓“绝对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结论的基本倾向和做法，而是必须通过探讨和运用能够将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才有可能对这些方面的优越性及其相应的“吸引力”做出尽可能恰当的探讨和研究，从而得出一般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内容相统一的，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所谓作为“软实力”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实质上就是这些方面的“优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是通过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体现出来的“魅力”——也就是说，是这样的符号所表现出来的、直接诉诸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能够激发这些受众追求并满足他们享受特定的精神性自由之要求的“魅力”。这种观点需要做出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这种作为“魅力”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吸引力”，本身是“软的”，亦即是直接诉诸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而根本不是诸如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乃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具体的物质性力量本身，而是这些方面的经过主观情感世界具体体验和折射的，进而以感性符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魅力”。

第二，这样的“吸引力”本身虽然并不是上述这些现实的物质性力量本身，但却并非与这些现实的物质性力量毫不相干，而是以它们为自身的生成母体（medium）、直接现实基础和表现对象的——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假如一个民族国家没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乃至为世人公认的优越的社会制度，她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软实力”了：在这里，不仅“弱国无外交”是正确的，“弱国无软实力”也同样是正确的。

第三，要想恰当地探讨和研究这种作为“软实力”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魅力”，研究者既不能仅仅孤立地关注这样的“魅力”本身，也不能出于它们是对“硬实力”的某种体现便转而去集中关注“硬实力”，抑或仅仅以自然科学的平面化研究方式来机械地探讨它们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而是应当从动态生成的研究视角出发，在能够使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来探讨和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到的关键性问题是“仓廪实”而未必“知礼节”，亦即“硬实力”的发展和逐步提升并不与“软实力”的发展和逐步提升同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一个城市在发展“硬实力”的过程中如才能逐渐形成相应的“软实力”，而逐渐培养起来的“软实力”又如何进一步促进“硬实力”的发展，都是既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关键性问题。在我看来，确定了“软实力”的基本内涵，有关它的实际载体的问题也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无论特定的“软实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发展模式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观念方面的，还是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方面的，其实际载体都只能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作为“文化”之“文”而存在的“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惟此而已，概莫能外——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得出这样具有绝对论色彩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软实力”本身所特有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恰恰是由于作为它的基本特征的“软”，决定了它所针对和影响的是所有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而不是他们那作为肉体而存在的身体，亦即它所发挥的作用不是以肉体方面的物质性影响和具体征服形式为基本特征，而是以“攻心”、“诛心”为根本目的，是力图通过形象鲜明生动的表现形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和感化受众的主观精神世界，从而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它所产生的特定的影响，因而最终实现其目的——也可以说，“软实力”的实际载体显然不可能是现实当中实际存在并发挥具体作用的，诸如政治制度或者军事力量这样具有压制和征服色彩的现实力量，而只能是具有象征意味和感性特征的，饱含情感的，因而使其受众能够通过各种感官来直接感受和体验其特定内涵并接受其相应影响的符号。既然“软实力”的实际载体只能是各种各样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它也只有通过诸如此类的符号才能把自身包含的特定内涵具体体现出来并发挥特定的影响，所以，所谓“软实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实际上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处于特定的文化生存场域的人们，通过不断创造各种各样的、积淀了他们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氛围的主观体验和心灵感受的、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进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活动！为了对符号进行严格的学术界定，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人们对“符号”的基本含义理解、表述和运用表现出极其多样的形式，诸如从日常生活中作为记号（mark或token）被称为“符号”，科学研究中使用的作为“指号”（sign）被称为“符号”，乃至各种民俗仪式和审美活动中使用的、具有形象的象征意味的符号（symbol）也被称为“符号”，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指涉的“符号”（symbol）却并不会因此而具有任何歧义性——它所指的既不是因为具有效用的转瞬即逝特征而难以深刻地触动人的心灵的“记号”，也不是数学自然科学之中常见的，以抽象和严谨的方式表达作为研究结论之内容的某种客观规律的“指号”，而是通过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形象鲜明生动的感性直观形式，来表达和展示特定的社会个体或群体对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特别是对其现实生存氛围的主观体验和感悟，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悟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对特定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和享受。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比较形象地说，能够使人类在其中享受精神性自由的精神家园，实质上就是由诸如此类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建构而成的！

第二，作为“软实力”的实际载体，符号本身既具有其所表达的基本内容的某种普遍性，同时又具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特殊性——概略说来，其基本内容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尽管它所传达的是特定的社会个体和群体对其现实生活环境的情感体验和感悟，但这种情感体验和感悟本身却并不是他们对其日常生活事件的表面上的直接感受，而是立足于自身的生存境遇而对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一般性生存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的、非常深刻的内心体验和感悟，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突出表现之一即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说的“这才是人应当过的日子”！另一方面，其具体表现形式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因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内心体验和感悟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现实生活氛围之中的具体的人的体验和感悟，因而它的表达方式必定会具有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和个体性，从而具体表现为“软实力”的具体表现方式的特殊性。此外，由于符号本身具有非实体性，亦即它本身只有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物质性载体才能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一个符号可以通过截然不同的物质载体而体现出来，从而在某一个阶段的现实生活之中发挥普遍性的作用。

第三，尽管究其起源，任何一种作为“软实力”之实际载体的符号都是由特定的社会个体创造或者建构出来的，并且因此而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个性特征本身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掩盖该符号的社会特征，更不会因此而使其特定的社会影响受到任何削弱——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一般说来，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是实际存在于一定的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个体，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所处的这种环境，而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而且也是因为，具体来说，他／她之所以能够创造抑或建构出具有重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的符号，使之产生相应的“软实力”效应，不仅是因为这种创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对他／她的心灵施加过各种各样的塑造性影响，也是由于他／她对这样的社会环境的体验和感悟，本身都是以这样的塑造性影响为基础和反应对象的。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和研究作为“软实力”的实际载体的符号时，显然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符号本身，或者仅仅着眼于现实社会个体具体创造符号的特定过程本身，而是必须把这些相关的现实社会因素都充分考虑在内——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系统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以符号为实际载体的“软实力”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通过探讨和研究这些承载着“软实力”的符号的社会功能，为探索不断通过人文精神的培育来提升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打开广阔的研究视野。综上所述，我认为，只有运用严格的学术性批判反思精神，通过对“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方式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并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只是在常识（commonsense）层次上以运用标语口号的方式来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的不良局面，通过使这样的研究结论因为既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而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使一个城市能够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真正行之有效地不断通过培养和发扬人文精神而使其相应的“软实力”不断得到提升。既然如此，在基本确定了“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之后，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通过有效推进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设，来不断提升其“软实力”呢？

三、如何通过考察“软实力”的实际生成路径，有效推进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对“软实力”及其基本内涵、实际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探讨和研究，就是为了通过有效地推进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设，使其“软实力”也同样能够在其快速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升。在我看来，就“硬实力”、“软实力”和“人文精神建设”这三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的方面而言，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两个不容忽视的根本性问题：第一，发展“硬实力”与发展“软实力”的关系是什么？也可以说，究竟是不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硬实力”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其“人文精神建设”和“软实力”也就必然会随之得到发展和提升？第二，如果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硬实力”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和提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通过进行“人文精神建设”而不断有效地发展和提升其“软实力”？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虽然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弱国无软实力”，亦即如果没有“硬实力”的迅速发展和提升，也就根本不可能发展、提升并拥有相应的“软实力”。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只有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硬实力”得到了足够的发展和提升，其“软实力”才能开始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升，更不意味着其“硬实力”处于较低水平上的欠发达地区或者城市没有资格和条件发展“软实力”，因为人们根本不能也不应当认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会完全同步发展，更不应当把“硬实力”和“软实力”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认为这两者完全可以等同起来的观点是把科技与人文混为一谈，进而把以科技发展为基础的“硬实力”与以人文精神发展为基础的“软实力”混为一谈了。在我看来，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于逻辑学上所说的充分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亦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这里的一方面是“弱国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即使一个民族国家抑或地区主要依靠发血腥的战争财，或者主要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无限掠夺而发展起非常强大的“硬实力”，使自己变成实力雄厚的世界霸主，其“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也并不强大，因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并不会或者说很难得到其他民族国家之成员的认同和艳羡，因而也不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可以作为“软实力”而发挥实际作用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如果这里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确实是类似于逻辑学上所说的充分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探讨那些其“硬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或者地区、城市，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有效提升自身的“软实力”的问题，从而回答这里的第二个问题了。

在我看来，在一个地区、城市的“硬实力”不断得到发展和提升的情况下，要想恰当地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以下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第一，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持续提升“硬实力”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为本地区、本城市的广大成员的根本利益服务，究竟是不是能够持续不断地给群体内的成员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如果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那么，这些成员显然就不可能认同并拥护这样的“硬实力”提升，因而其各种各样的运行机制便对自己的局内人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说对作为局外人的其他民族国家、地区或者城市的成员产生作为“软实力”的“吸引力”了。

第二，在对不同地区、城市的“硬实力”进行比较的时候，比较者所进行的究竟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前者所涉及的主要是本地区与被比较地区之间的当前现状的比较，而后者涉及的则主要是本地区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状况之间的比较。毋庸赘言，在进行这样的比较的时候，绝大多数比较者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横向比较，亦即他们所看到的往往是被比较地区目前如何先进、强大，相形之下则是本地区如何落后、弱小，而这样一来，比较者显然就有可能妄自菲薄，看不到自己所处的群体和地区的“软实力”同样也在其不断发展和提升“硬实力”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提升的基本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很可能对自身的“软实力”及其发展态势处于“视而不见”抑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因此其“软实力”也不可能对身处其他群体的局外人产生相应的吸引力了。

第三，正因为存在着上述两种可能性，所以，任何一个地区和城市的决策者和研究机构，都应当在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发展和提升其“硬实力”的同时，对“软实力”及其实际生成路径开展卓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以期能够通过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建设，正确地探索、认识、把握和运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从而一方面在对“软实力”的实际载体、基本内涵和具体表现方式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基础上，在符号建构和符号传播方面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为“软实力”的具体展示和传播做好“硬件”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只有在积极开展这样的学术研究，逐步认识和把握“软实力”的实际生成路径的基础上，决策者和研究机构才有可能针对广大社会个体成员的带有自发性的群体意识和社会心理，通过卓有成效的人文精神培育和建设，启发和引导人们把自己的关注焦点更多地放在纵向比较上，使之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和体会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等”之越来越多的“优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从而使之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当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过程之中，最终实现这两者之间的良性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并且进而确切地认识和把握其实际载体、基本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决策者和研究机构只有认识和把握了“软实力”的实际生成路径，才有可能切实推进和加强自己所在地区的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建设，从而在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所在地区的“软实力”的同时，使自己所在地区的“硬实力”得到越来越健康和快速的发展。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与“软实力”有关的各种现实问题都非常复杂，相应的学术研究也仍然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本文提出的所有观点都带有很强的摸索性，作者只希望能够做到“抛砖引玉”并得到广大读者的批判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