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范文10篇

认同范文篇1

如何赢得核心员工的忠诚，至今仍令所有的企业家大伤脑筋。

其实，真正让核心员工忠于你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升迁，而是认同。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金钱与升迁的欲望是无限的——你能将你的企业给他吗？而任何一家企业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模仿的。他认同了你的企业文化，就很难再真正接受另一种企业文化。认同的本质又是价值观相融，价值观决定“本性”。唯有建立在价值观认同基础上的忠诚，才是持续且难以改变的，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追随。

你无需拱手出让“江山”，也无须担心他“惦记”你的“江山”，只需你的企业文化能持续地获得他的认同。要赢得核心员工的认同，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选择“同道”者

一是通过招聘，遴选“同道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通过招聘可从源头筛选出潜在的“易感人群”和“同道者”，为企业文化获得认同打下第一层基础。只有企业和员工的价值观“性相近”、“习相投”，才有相互融合的基础，进而也才更容易相互认同。价值观本质上是在各主体的成长过程中缓慢形成的，相对固化于各自的个性之中，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的招聘过程，一方面能够准确选择潜在的文化认同者，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向这些潜在的文化认同者进行初步的价值观灌输与辐射。

二是通过培训，培养认同感。企业针对核心员工的培训，主要不是技术或技能方面的，而是价值观方面的。目的就是在系统地向员工灌输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培训的方式很多，如企业家的演讲——杰克·韦尔奇在任期间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巡回于GE总部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价值观方面的演讲。这取得了非凡的效果，不仅使GE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也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头号经理人”的殊荣。此外，还可以搞专题教育、拓展训练及一系列相关活动，但讲故事是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把企业价值理念故事化及故事理念化，并配合有效宣传，对培养员工的认同感会起到极好的效果。

三是老员工的言传身教及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耳濡目染，都有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企业文化氛围愈浓厚，效果愈明显。

“软硬兼施”促“同化”

一是愿景引导与气氛渲染。愿景，是价值观的形象化与具体化，也是主体行为的长远指向。如果组织愿景能在与员工的交互过程中，纳入员工愿景，并为员工提供一套清晰的目标指向系统（包括：物质利益、情感归属、成就欲求等），则将会大大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这种指向愈明确、清晰，与员工相关需要与追求结合得愈紧密，对员工的吸引力愈强，愈能强化员工的认同感。因为，共同的目标与追求是员工与企业合作的唯一原因，也是维系员工与企业的唯一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愿景会变得愈来愈重要。没有什么比一种清晰的愿景更能吸引人的了，特别是当一个企业正在实践其愿景以实现其目标的时候。

员工之间就无法进行充分的沟通，良好的工作氛围是形成企业共享价值观的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作氛围。也难以建立信任，使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产生障碍，不利于共享价值观的形成。实践证明，良好的工作氛围是一种强力“粘合剂”可以使员工在不一定轻松但肯定愉快的环境中工作，使团队成员彼此相互信任和合作。这种氛围愈是浓烈和长久，其对员工的粘合”效应就愈强大、愈长久。员工在这种氛围中潜移默化的结果，必定是对企业价值观的持久认同。

就会认同企业，如果员工相信他所做的事是值得的如果他相信能够通过自己在企业中的工作完成他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依靠个人力量无法做成的那么。追随企业目标，积极努力地去行动。

二是制度推进与组织保障。就是要设计有利于培养员工认同感的制度与组织形式。由于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上的特点不同，相应的制度与组织设计也应有针对性。

企业文化逐渐体系化和系统化，发展阶段。其辐射力也逐渐增强，企业价值观被认同的范围与程度也逐渐扩大和提高，被认同的自愿性”甚于“强制性”因而处于此阶段的企业，一方面应趋于采用扁平化和柔性化的组织模式及分权管理模式，以消除组织壁垒；另一方面，应以引导、协调和营造氛围为主，提高企业文化的柔性辐射效果。

企业文化“基因”植入阶段，初创阶段。为了保证作为企业文化“基因母板”创业者价值观成功植入企业机体之中，企业可以实施高集权的人治”制度：组织层次较少，权力高度集中，主要由创业者本人行使监督、管理和控制权，组织内部沟通与协调简单而直接，且以纵向沟通和下行沟通为主，这可以推进价值观的强制性认同”

企业文化初成体系，成长阶段。一方面价值观的认同仍具有“强制”性质，另一方面也开始通过利益诱使或愿景引导等实现“自愿性认同”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仍需要推行集权制度，不过“人治”色彩应开始趋淡，逐渐取而代之的逐步规范化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相应的职能式组织；内部沟通在纵向沟通与下行沟通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增加横向沟通与上行沟通或双向沟通；组织氛围开始产生，企业文化的辐射作用开始发挥。

认同范文篇2

本文作者：韦岚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对文化认同有过系统的探讨，他指出，“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10］(P4)。但他主要是从文化认同最广泛的层面———文明认同来讨论。在关于文化认同的论述中，的确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界定。侧重于广义文化概念的观点，强调“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语言、民族血统、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历史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是民族国家确立其存在正当性的重要依据……”［11］;侧重于狭义文化概念的观点，则突出其中的价值观念引导作用，认为“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即选择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12］。文化认同的两种层次是无法完全区分的，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为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是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的发展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文化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扮演了“载体”的角色，承载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内容。与此同时，通过渗透在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发挥影响，使人们将思想道德观念等内化于自身的心理和人格结构中。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都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物。涵盖社会实践所有方面的广义文化包括一切社会事物，社会发展的各行业进行的文化事业建设，各群体塑造的群体文化是文化全面影响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为精神产品的狭义文化则更为明确地承担着文化自身特殊的“载体”性质，科学知识的认知程度是人们认识世界、采用技术，尤其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理性依据;艺术作品以音乐、绘画、戏剧等形式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对价值观念的感性认识;价值观及其具体化的各类规范发挥着引导人们树立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作用，指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力图营造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意识形态的“观念”特性以及反映在道德、艺术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与狭义文化的特性有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文化的价值观导向是意识形态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据。(二)文化认同的力量离不开文化运行的机制。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因为“文化的就是人的或社会的，所谓‘文化即人化’”［13］。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文化的各种途径与形式传播思想和知识，使人们掌握前人创造的成果，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积累，完善个体人格、维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是社会以一定的价值标准培养和塑造社会成员的过程，人们通过学习、模仿、传承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知识，形成相应的行为模式，即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观并予以践行。文化的传播伴随着文化选择的过程，人们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并非是对原有文化的完全照搬，而是包含了对文化的吸收与排斥，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既有对本民族文化某些内容的舍弃，也有对外来文化的某些汲取;文化选择的过程应以批判的方式完成，在主动、自觉地进行文化选择的前提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吸收与批判改造，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批判改造，引导人们在文化的交往与冲突中正确进行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与文化选择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再创造过程，文化传播的过程并非是简单、重复的传播，文化选择的过程是通过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组合，再以更适合的内容与方式进行文化新一轮的传播，这即是文化的再创造。文化运行机制的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服务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使文化更好地成为系统集合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的“载体”，从而有益于社会整合，维护社会团结。

马克思曾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过论述，他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P539)统治阶级在观念上表达自身利益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必须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100)。虽然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曾有过“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的阐述，但并未讳言意识形态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天然联系，以及文化认同的力量源泉与机制保障，为构建文化认同视阈，寻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推动力提供了可能路径。1．遵循文化自身规律，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首先文化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依照规律开展文化建设，才能发挥其作用，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作为社会文明程度使用的广义文化还是具体表现为科学、艺术等形式的狭义文化，都首先是一种精神生产，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产物，由人作为主体进行文化的创造，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和传统。实践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意识的指导即是文化的指向性，一定的文化模式和传统为人们认识自然界与现实社会提供基本观点，设定从事实践活动的目的与任务，并根据普遍认可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等价值标准进行实践结果的判断或评价。其次，文化受制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文化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创造的，而人们在创造的过程又是在由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中进行，因而无法回避“文化背景”的烙印。文化的创造过程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利益以及规范等内容的转化过程，不同的民族或是国家试图“烙印”的文化很可能相距甚远。再次，文化反映时代精神。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社会关系、价值规范、成员形象等方面认可的文化内容，尽管有文化传承中较为稳定的一些共同之处，但各个时代强调的核心部分是与具体的时代要求相呼应的。坚持文化的时代精神，反映现时代要求，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最后，文化产品是双重属性的复合物。通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载体生成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例如书籍、音乐欣赏、电影观赏等，是体现价值观念、渗透意识形态与影响的途径，但同时这些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成为某种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文化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考虑消费群体的文化层次以及价值选择取向等因素，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这一方面要求文化产品必须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味地以市场为导向，追逐利益，进行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文化生产，干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作为存在于人脑中的产物决定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不是可触摸的实物，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的，将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要求渗透到文化影响中必须重视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占领文化生成过程的核心区域，自觉体现在人们的基本观点与评价标准中。文化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发展背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将在文化发展中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观念完全地割裂与抛弃，而应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将其适当融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既保持人们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承袭，又在其中增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传统观念的新阐释。文化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全球化时代对社会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挑战，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也逐渐被认可与肯定，知识经济的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资源，文化的内容开始呈现多元化，意识形态建设也要适应时代环境，既要巩固核心价值观念，也要合理地接纳与更新。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急速涌入我国，尤以电影、电视、音乐等文化产品的进入为主要方式，以此传播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应警惕由此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大力发展符合人们认识需求，反映人们现实生活的文化，以贴近民生的特点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发挥文化认同力量，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长期以来，认同及其相关的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中心，在这两个学科相互交叉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更是将认同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之一。”［15］Theodorson的现代社会学字典认为，“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6］。认同研究的学者巴特勒则认为认同是由社会结构所建构并受其影响的，因而社会的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都对个体的认同产生影响。还有学者从个体、社会两方面来探讨认同，认为“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17］。文化认同的探讨离不开对认同的基本认识，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12］。文化自身的特性是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并在文化的共同辐射下重新投入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文化圈”以及借助文化“载体”获得理性知识、感性认识和思想观念。文化运行的机制保障文化认同力量的发挥，个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实现个体社会化，沿袭经过长期积累的社会文化，形成基本认同;文化选择的过程尽管有舍弃也有汲取，但是批判改造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更为客观与准确的认识，增强了认同感;文化的再创造以不断循环的方式丰富文化内容，更新文化发展，从而巩固了对文化的共同象征、共同意义的认同。个体按照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标准与期望对自己应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行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对社会的归属感，获得个体行为的持久动力。文化认同的力量与认同对个体成长的意义密切相关，认同蕴含的价值标准、社会期望的同化与内化指向，对于个体具有内在的指导性，引导个体以符合认同要求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自觉融入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即是包含认同因素的过程，被一定的文化传统所肯定或认可的事物或行为，人们普遍对此加以赞许，从而进行实践;反之则持疑虑甚至否定的态度，与这类事物或行为作出界限的分割。文化的认同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使人们在文化的广泛影响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达成基本一致的价值观。无论是侧重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还是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都特别强调对价值观、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共同确认。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人们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内化为自身的品格与素质。文化认同在塑造社会共同价值观上的力量应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重视，并合理运用，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积极发展各项文化事业，以吸引人、教育人、鼓励人的文化建设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与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使人们自觉、主动地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3．营造先进文化环境，保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文化发展的环境在全球化时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渗透到各个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中，另一方面我国正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原有的文化传统遭遇调整，甚至受到质疑，而新的文化体系又尚未完全形成。文化发展的环境面临的挑战是文化发展困境的体现，然而困境也是一种机遇，呼吁先进文化环境的营造，在文化发展的时代巨变中占领主导地位。党的一系列报告与决定已经注意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此进行深刻阐释。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和谐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先进文化环境，首先需要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准则开展文化事业，提供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服务，坚决抵御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侵入;其次是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市场行为，既要保证符合规范的文化发展得以顺利开展，又要惩治恶俗文化、腐朽文化，净化文化发展环境;最后是扩大先进文化的覆盖面，提高先进文化影响力，先进文化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才有可能上升为民族凝聚力、国家软实力，先进文化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中才能广泛、有效地对人们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就难以达到相应目的，与先进文化的内涵相距甚远。先进文化环境的营造为掌握文化发展的领导权，从而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奠定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保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发挥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因素，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围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丰富文化的时代内容，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倡导先进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其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将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增强人们对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建设的信心，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局面，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保持意识形态的旺盛生命力。四、结语文化的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观念特质使得从文化的双重含义来说，文化与意识形态都是密不可分的，当文化被专指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时，两者的关联就更为明确和清晰。文化具有的认同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和文化运行的机制，通过文化认同推进的价值观引导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基于文化认同视阈的构建，通过遵循文化自身规律、发挥文化认同力量和营造先进文化环境等举措推进文化发展，就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决定正是在深入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下形成的深刻认识，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认同范文篇3

关键词：司法裁判；社会认同；裁判说理

1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

司法领域中的可接受性是指在司法程序的运行和实施过程中，案件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案件的司法表现形式与司法表现结果的认可。社会认同这个概念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认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义词有“同意”“认可”“赞同”“首肯”“确认”等等，那么社会认同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某一项问题的选项，社会普通大众对此的接受程度以及认可程度，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高；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低，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低。社会认同程度高，说明这个选项在社会大众的心中有很高的呼声；社会认同程度越低，说明这个选项在老百姓心中的价值和地位越低。司法裁判不仅仅要在具体案例中得到案件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等的认可和接受，也要在相似或同类案例中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这种认可和接受可以代表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家庭环境、关系人影响、性格爱好、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观察事物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决定了在当今社会中，每个公民对于司法裁判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待相关法律事件的角度和眼光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社会大众就不可能对于司法裁判有着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这些老百姓们对于案件的司法裁判有着不一样的接受能力。法律是国家运行机制中具有强制性的主要约束手段和调节工具，而司法裁判是在具体案例中实现国家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司法裁判在我国社会中是否得到足够认同和接受，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更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科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2我国目前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之现状

2.1我国“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为防止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过于具体，司法或执法机关从立法机关那里得到明确或默认的委托和授权，针对实际区域发展水平，从各个角度出发，经过相关利益的平衡，调整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这种“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使立法机关不能直接制定细化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是规章制度，从而使立法权逐渐向司法机关或者执法机关靠拢，而这种状况也影响着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2.2我国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道德不相适应的，因为法律是随社会发展而逐渐修改的，因此便必不能与社会思想同步。法律是制约人类活动的一种强制约束力，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取决于社会发展，而伦理道德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法律滞后于伦理道德的改变，法律的演进一定会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社会公众在网络环境下广泛参与司法的现实疑案，他们的思想观念决定着他们看待案件的角度和对待案件的态度，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公众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总是不相适应的。2.3我国亟须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法院的司法裁判能被广大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是树立我国司法权威的前提和保障，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不认同，这导致了我国司法权威的严重缺失。从一些公众传媒最新公布的结果来看，有很多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能让当事人信服，很多人选择了上诉、复议等方式想要申请更改裁判，这正是说明了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国急需通过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进而树立我国司法权威。

3影响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之因素分析

3.1立法因素。立法作为一个国家制定各种制度规章、规定措施来约束和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活动的基本手段，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立法因素对于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所有司法裁判的依据就是国家立法，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立法者很难对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都能做到正确真实并切合实际的认识，这也就使得由此产生的法律具有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3.2司法因素。司法，也就是法的适用，在一般情况下，是指国家专门司法机关及其相关司法人员依照相应的法定职权和相应的法定程序，具体运用相关的法律处理相应的案件的职权性活动。司法判决必须被当事人和社会大众接受才能产生实际效用。司法对于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而我国司法上存在的不足也影响着我国法律的社会认可程度。3.3公众方面的因素。老百姓们的文化、思想、观念有着差异，但在道德伦理上有着一些共通性，比如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会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参与到各种案件的讨论中来。他们有着自己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他们想要保护弱者并惩罚凌弱者。公众的正义感应该得到司法机关的尊重和支持，所以公众更应该参与到司法实践中来。

4提升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之路径探讨

4.1增强裁判说理。裁判是司法活动的重要环节，说理是判决的关键所在，裁判说理影响着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只有逻辑性、针对性、充分性、法理性、情理性地说理，裁判文书才能让人信服，司法的正义才能得以彰显。裁判说理需要体现对于证据的分析和论证以及对于三段论方法的实践和应用等。4.2裁判兼顾法律标准与心理标准。法律与心理正如法律与道德，这两者的发展并不同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工作者更应该兼顾这两种标准，从而做到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社会研究表明，对判决过程的感知与情感的认同影响人们对判决结果的感知与接受。心理学研究中的公正感理论为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提供了更清晰的理解图式及诠释依据，也为公正的求得提供了恰当的指引。4.3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现今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如果能够促进每个人懂法、知法、爱法、守法，那么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会在全社会得以传播和发扬。加强法律的宣传意识，使普通大众都能沐浴在法治的春风中，得以教化和洗礼，法律会发挥更好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法律作为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普遍约束力，应该首先被人民大众了解和吸收，经过传播的法律才能被老百姓更好地接受。司法裁判的效力才会随着社会认同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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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小瑶,赵冬.裁判可接受性的“理想”与“现实”———源于听众理论的启示[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1):1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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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训虎.“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J].证据科学,2009(6):668~676.

认同范文篇4

多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及怎样实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等问题上，人们的思维是偏误不清晰的，虽然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热切给予其关注，但毕竟普罗大众或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主体，他们关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价值合理与否事关民族文化发展的兴衰走向。

1.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谓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内容是多元丰富的，“有视觉形象的，有听觉形象的，也有听视觉结合的;有在空间中展开，有在时间中展开的”，诸如风景名胜、民族建筑、宗教场所、宗教信仰、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歌谣、服饰、手工艺等;所谓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项构成的“文化场”所孕育的“思维心理或价值精神”。当然，“表”“里”是“如一或统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融的关系，如果民族“文化场”受到结构性破坏，则会使得民族文化精神无载体可依存，从而使其逐渐成为一种“记忆回想”。当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维心理“变样了”也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文化生态的迅速“瓦解”，就如同当下人们担忧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该有着系统性思维，而不应像当前虽有着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形”，却无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实”，因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内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们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是“过滤化”的，更多是从“观赏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来选择、组织和设计，可谓“一举多得”，既能够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护“项目”，又能借助其来获取“政绩”，还能赢得经济“效益”。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有着“便利化”倾向，人们“多快好省”地“选择”一些民族文化内容来完成“任务”或“钻营利益”。

2.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既然是民族社会成员，那么民族社会成员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对象，唯有民族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文化认同意识和实践，民族文化发展才有最坚实的“人力”基础。然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薄弱无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则都被“学校教育”所“取代”，这在民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尤为“深重”。换言之，当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学校教育为主，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身上，往往进行的是诸如“舞蹈、手工、音乐”等内容，这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常常是断裂的，会受“行政、成绩”等因素影响而“中断”。因此，当前依靠学校教育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是“偏狭”或“有限”的，毕竟学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加之其教学计划、教学形式等的相对“固型化”，很难让中小学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须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观念，这离不开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影响，使之形成在追赶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个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走“学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须要在形式上与“非学校化教育”形成互补协调，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受教育“启蒙觉悟”的转变，将教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变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才是“强大”的，因为它成为一种习惯在影响着民族社会成员及其民族文化发展。

3.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简缩性”。民族文化认同是“活”的而非静态的“实体”，它通过民主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来“显现”，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本质上是“实践化”的，其重点不在于要划清“楚河汉界”，一定要判别“认同什么”和“不认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们“做了什么”，这才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真实性”所在。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却没有呈现出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特征，其思维存在着“对象化”倾向，也就是人们将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当成一个“对象”来看待，从未真正使其走进人们的生命生活中，他们是“站在”教育之外来“办教育”，这表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就行政部门和学术界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书斋化”的，讨论虽然热烈却未形成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推动，其价值可能真的只在“学术圈内”或“政绩”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培育没有形成太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就民间基层而言，许多社会成员对待教育的思维态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们当成要“算计”的事宜，如果没有得到教育的“甜头回报”则对教育“无动于衷”。因此，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收效甚微，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接受和感兴趣于“有利可图”或“娱乐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而对须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项却加以“躲避”。总之，当前人们在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简缩性”思维，将本是“活”的复杂动态之民族文化认同“简缩”为“死”的单一静态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们以一种“作壁上观”的思维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二、“三位一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定位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要转变一个人的价值意识和思维心理，形成其良性的文化认同自觉并使之化为一种生命习性。可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在于人，而非仅注重外显之“文化景观”建造上，理应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思维取向，将“文化”融入到人的生命生活之中，让民族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真正将“活的文化”和“文化的活”在其身上展现，让“传统、现在、未来”之时间和“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之空间“结构内容”统一灌注在社会主体身上。

1.立足传统，注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文化个性”。文化是有生命历史或传统的，否认或放弃传统文化则意味着生命的“无根”，因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价值判断或行为规范”，而此恰恰是文化使然，人们通过文化的“濡染”而习得了一定的“知识和道德”体系，用其来指导生活。换言之，人是文化的存在而非物质的存在，人之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用文化来“指导自我”，绝非依靠“本能的任性”而为。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继承和坚守，让民族社会成员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使其愿意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不再“沉醉”于单一的“物质经济”攫取上。无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可当下民族社会成员却由于以往长期遭受物质贫困之苦，很难做出“金钱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人以金钱为目的”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不再受到人们的“礼遇、敬畏”，或者人们就没有“时间、心思”去考虑“传统文化”的意义问题，而是一切围绕着“经济收入”来设计人生。因此，当前民族地区往往存在着“文化夹生”的现象，也即有些借助于诸如“旅游村夹带旅游产品出售”来搞活村落经济，有些则“外出务工经商挣钱”来改变村落住宅面貌，但此等活动在促进了村落“经济物质”的繁荣之外，也同时引发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生活“无人问津”的萧条趋向。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理应有着立足传统的思维取向，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得以绵延生长，将“温暖人心”之“互助、友爱、谦让、勤劳、诚恳”等文化精神“长存于世”，使得人们在欣赏民族文化现象或活动之“多元绚烂”之余，更多的是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个性。

2.放眼未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时代精神”。民族文化认同是连续性的，所谓“连续”意味着民族文化认同是发展式的，它要有效处理好“守成与开新”的关系，而不能变为一种“停滞”的保守。所以，民族文化认同内聚着“时代气息”，如果离开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民族文化发展只会变为一件“古董静物”被人们“把玩”，却不能激活起社会成员的“生命意志”，进而实现不断超越“自我生命”的“创新性”。然而，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往往走的是“保护”之路，过于注重对有形的物质文化之“抢救”上，这是必要且必须的，尤其是在“物欲横流”吞噬一切的当下，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环境岌岌可危，还得要加大对其的保护力度。但人们在关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遭遇之后的“融合或生长点”的问题———只有民族文化找到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嫁接机理”，方能让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绵延生长和创新发展。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须放眼未来，注重民族社会成员现代公民素质培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通过二者的互动整合切实让“自由、平等、法治、公正、民主、诚信、友善、敬业”等价值精神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对现代化发展的“拜物教”思想进行抵制，积极运用法治、科学思维来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手术”，解放民族社会成员落后的思想观念，真正让其成为具有“科学和人文”素养的现代公民。

3.关注现实，夯实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生活品质”。民族文化认同是具体非抽象的，它融于民族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通过人们的思想观念、话语表达和行动选择层面可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文化发展”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是“日常化”的，其关键在于“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时常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把持”，很少有民族社会成员或民间力量的参与，以致形成所谓的“被民族文化认同”现象，即作为民族文化认同主体的民族社会成员是“跟着感觉走”，他们往往是看着“市场环境”来做出自我生产生活设计，而缺乏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同一性”守护。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凸显民主社会成员现实生活的关怀，从两大方面来促使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其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学术界，其除了从学理层面阐述民族文化认同本质、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等之外，也应加强从民族社会成员生活层面来思考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不断推动民族地区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发展建设的“大众化、健康化、生活化”;其二，既然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是众多的民族社会成员，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突出对其的“启蒙性”，让其逐渐意识到生命是“完整”的，生活不独倾向于“生理或本能”的“无尽”满足，而应看到“精神、价值、信仰”于其具有的重要性，真正让民族社会成员不断构建“身心和谐”的幸福人生，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民族传统文化来净化、滋润和养护其身心的“尘封遮蔽、虚浮戾气”，让其拥有“反省自觉”的生命生活品质。

三、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实践路径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影响和决定着民族文化发展实践的走向，以往“对象化、客观化或本质化”之思维使得民族文化脱离了人的精神生命和价值生活，以致把民族文化变为一种“致富手段”，造成民族文化生态的“枯萎”迹象。因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必须转变思维，确立起形成以人为本在时间上统一“传统、未来、现实”和空间上兼顾“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的“三位一体”思维向度，并通过有效的教育结构、内容、形式及环境条件来保障其得以践行。

1.构建“化民成俗”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结构体系。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宗旨是要让民族社会成员形成文化认同自觉，而此价值目的之实现要有一个完整有效的教育结构体系来保障，不可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点缀式和应付化”的民族文化教育“举措”来推动，最为基础和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风气环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深受“风气环境”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形成民族文化认同自觉，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走“化民成俗”之道，而非是一种“任务式”的宣传或要求。为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构建一种“全纳”视野，从教育对象而言应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幼儿、儿童、青少年、中青年、老人等;从教育内容而言应兼顾在空间中存在的民族建筑、手工艺、服饰和时间中存在的礼俗、歌舞、音乐及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等，而不只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可“视觉化、商品化”的民族手工艺品或民族歌舞艺术;从教育形式而言要在学校、家庭、社会、政府、村落社区等不同教育形式之间形成互补互促关系;从教育方式方法而言将理论文本认识和实践参与体验结合起来，使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活”起来。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复杂的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要形成“多元共谐”的有序关系，才能以一种“无形而遍及周身”的教育存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2.培育“心灵反思”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依托载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连续性的，也即它要起到一种“渗透式”的影响效果，而非“断裂式、跳跃式”的“应景之作”，不断被各种“上级任务”要求而“临时”性展开“文化运动”，虽然这样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也能“调动”民众的“激情”，可常常是“一头热或闷头热”，事后并未真正起到引发其心性变化的效果。毋庸置疑，教育、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或“直之内心”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只有“改变或塑造了一个人”，其真正的意义才生成，因为只有民族社会成员清楚明了“文化于我”之必要性，他才能不断去进行反思取舍，而不是一味跟从。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重视民族社会成员“心灵反思”素质培养，在“喜闻乐见”的“歌舞”娱乐形式之外，也应加大如“阅读”为主的学习活动组织，通过建立乡村图书馆或阅览室、网络机房等场所设施，为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了解世界、认识和提升自我的教育载体，既让其有了“比较”的眼光来进行反思，又能够为其结合生产生活实践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撑。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重心是要塑造一个健全的生命主体，要让其有能力来不断引导自我生命的超越，这要求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有良好的依托载体，从而让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借助于“阅读学习”而在民族社会成员生命生活中生根。

认同范文篇5

人类社会在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理想追求凝练为“中国梦”。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基于历史自觉和现实国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期盼而形成的理想追求。中国梦体现了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和共同的利益关切，记录着中华民族自强奋斗的历史轨迹和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中国梦”的基本内涵而言，已具有共识，就是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涉及国家、民族和个人等多个方面，将国家富强之梦、民族复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密切联系起来。在“中国梦”的内涵中，国家、民族、个人三者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中，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民族振兴是实现中国梦的核心和关键，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和归宿。就其实质而言，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人民幸福梦。正如所指出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执政理念，中国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大众特色”，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使命意识和人本情怀。关于“中国梦”的实践维度，即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把道路、精神、力量契合到一起，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遵循和实践维度。当前，“中国梦”作为新一届党中央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政治宣言，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共识。它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心声，是增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激励社会各阶层力量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形成及构建的导向引领，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固本强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认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关切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所谓政治认同，是指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个体或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现存政治客体（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价值观及政治权威人物等）表现出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和价值需要而积极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行为活动。质言之，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关系的反映，它既体现为人们对所属政治体系的心理归属，又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服从和行为支持，是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有机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政治认同不仅表现为某种具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而且表现为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政治的价值接受和社会践行的统一”。从以上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可知，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是生活于一定政治体系中的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复合体”。政治认同在对象或内容上则主要包括对民族、国家、政府、执政党、政策、利益、价值体系等的认可和支持，其本质是对政治权力及政治价值的认同。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凝聚社会成员和实现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培育政治合法性和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也就成为统治阶级一项重要的执政课题和历史任务。任何统治阶级都会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极力塑造政治合法性，培育公民的政治认同。培育和构建政治认同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政治认同的形成并非理所当然、一蹴而就，它的构建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并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律。当前，“中国梦”作为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它的提出及其付诸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梦”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

“中国梦”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中国梦”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培育和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形成又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动力支撑，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也是民众政治认同不断提升的过程。

（一）“中国梦”是形成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理想愿景与奋斗目标相统一的“中国梦”，以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广泛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所阐释的“中国梦”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追求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群众新期待有机统一起来。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形成及培育须臾不能离开“中国梦”的导向和引领，“中国梦”也就成为培育和提高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国梦”的提出是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奋斗历程紧密相连的，它是这段伟大奋斗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延伸演绎。近代中国历史是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它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伴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由此也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在此背景下，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任务和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时期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我们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而且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们具备了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梦想的强大保障。中国梦不仅是国家、民族的远大追求，更是每个中国人的美好愿望。正如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不是一种凭空的想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进步性、科学现实性和人民大众性。有学者指出，“中国梦不是一时的政治口号或政治标榜”⑩，它“贯穿着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历史主轴，连接着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前途命运，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丰富内涵”11。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终究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其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幸福。它代表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理想夙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同时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心声。“中国梦”一经提出，立刻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共识。当前，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它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激励了斗志，有效地凝聚了改革共识，大大强化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践行。

（二）政治认同是“中国梦”得以实现的动力支撑和力量之源

“政治认同既是把社会成员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凝聚力量，又是激励和促进社会成员共同奋斗与前进的重要思想基础，同时还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归宿。”12因此可以说，政治认同是“中国梦”得以实现的动力支撑和力量之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对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的社会历史进步的“中国梦”而言，人民大众是中国梦的实践主体和基本力量，凝聚全体人民的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核心和根本。可见，实现中国梦必须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觉得这样的梦想既是一个美好的憧憬又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梦想，进而使每一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全民力量为这一梦想而矢志奋斗。然而，要凝聚全民力量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关键就在于构建高度的政治认同，使人民群众在广泛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凝心聚力。政治认同作为社会成员对所属政治体系的一种同向性的情感和支持行为，它对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认同往往成为凝聚社会成员、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合法性及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高度的政治认同对于良序社会的有效维持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只有形成了公民对政治统治的基本认同，才会使他们表现出对政治制度自觉的拥护，对政治运作的信任，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与认可，才会调动公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扩大积极的政治参与，从而才会有制度的延续、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13。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形成基本的政治认同，它就可能会陷入合法性危机，社会离心力增加，人们意识模糊、思想涣散、社会共识裂变，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的出现。因此，当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不断增进公民政治认同，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提升其社会践行的积极性，凝聚全体人民的聪明才智为这一梦想而努力奋斗，不断推进目标的实现。

三、以政治认同建设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支撑中国梦的三大支柱14，从而，社会成员对中国梦的认同，就内在的包含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认同。因此，当下中国必须不断加强政治认同的构建，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认同，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

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前提和根本途径。这一条道路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走出的创新性道路，它反映了中国国情和时展要求，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远大理想，具有广泛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道路决定出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来之不易的，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它代表着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方向，它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从而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在地包蕴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发展、和谐共赢、改革创新等先进理念，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体现出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承载和托举起中国梦”15。因此，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坚定道路自信，就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径。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增强道路认同和道路自信，我们尤其要注意：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立足基本国情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党的领导。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16。同时，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还必须做到坚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一现阶段的最大实际。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失去了领导核心，也就容易犯超越阶段的错误，而走上别的其他的道路。其次，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内涵。发展是硬道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线。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总之，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任、肯定和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可能成为美好的现实。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美好梦想及宏伟蓝图的实现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也需要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与智力支持。曾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推动着伟大的事业”17。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我们必将经历许多艰辛、曲折和坎坷，更离不开崇高的精神支撑。对此，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8。然而，当前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弘扬中国精神的载体”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包含了执政党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价值诉求，从而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它反过来又指导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实践。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们的头脑、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当前，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载体，大力弘扬中国精神，提升和振奋整个民族的“精气神”。为此，要做到以下两方面：首先，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及价值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围绕着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一脉相承地层层展开、解答和部署。它既是一个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执政党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思想内涵，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民富为先的建设路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思维、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等价值诉求20。这就决定了这一理论体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它是人民群众的自愿选择，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和共识，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其次，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1。一方面，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主导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统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前提下的多样性，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凝聚社会思想共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认同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孩子》；民族情怀；民族认同；叙事线索

如何通过影像叙事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影视创作者亟待挖掘的重要内容。①电视剧《国家孩子》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又立足于汉族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交流，通过讲述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之旅，充分探讨人类生存与繁衍的伟大母题。电视剧一方面以代表汉文化的“上海孤儿”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同胞作为叙事对象，拓宽了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利用叙事主体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重塑少数民族文化想象的过程中，充分寄托了创作者的爱国主义情绪，利用独特的影像叙事增强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本文以电视剧《国家孩子》为例，从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等不同层面分析其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怀的表达，以及通过边疆叙事的合理想象建构起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概念，进一步阐释民族想象与身份认同的深层次关系，从而对电视剧的文化本质和精神内核具有更深入的思考价值。

一、电视剧中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首先，家国情怀是培养爱国情怀的核心要素。在民族文化加速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将家国情怀融入作品的民族情怀之上，使影视创作者自觉承担起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述和主题建构，也是民族精神从自我表达转向集体表达的变化过程。培养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主旋律电视剧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展现。②对于表现民族文化交流的作品而言，往往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再现各地区的多样化生存方式，关注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对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民进行由衷歌颂。电视剧致力于从家国情怀上升到爱国主义精神，创作者也从基于个体化的民族想象拓宽到整个家国情怀的构建，利用独特的影像叙事还原基层群众真实的生活场景，也为中华各族人民描绘了一片宏伟蓝图，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形象化展现。以《国家孩子》为代表的主旋律年代剧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再现，电视剧从重要的历史规律和现实视角出发，通过讲述个体人物与民族命运的深层次关系，并将青少年的发展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充分激发电视剧观众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其次，民族认同是构成家国认同的重要起点。从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再到国家认同，共同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家国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最终目标。主旋律电视剧的意识形态输出，首先应当以各民族的身份认同为前提，在提高民族身份认同感的过程中承认中华民族的统一。③由各族人民聚集起来的族群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社会认同感，其间既有属于各族人民独一无二的民族精神，又从中凝练出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文化。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不仅体现着族群文化寻找精神依托的重要过程，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同胞慷慨大方的团结精神。《国家孩子》在充满民族风情的镜头语言之下，着力强调了该地区人民对地域文化的归属感，这种情感建构在叙事对象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对民族真实生活的全方位解读，同时也饱含了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赋予电视剧作品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情感穿透力，真正意义上建构起民族文化，捍卫中华民族认同的统一。

二、从叙事策略层面建构民族身份认同

在叙事线索上，电视剧《国家孩子》围绕即将送往内蒙古草原的四个上海孤儿展开叙事，将观众的视线重新带回20世纪60年代，通过每一位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来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了剧中人物的民族归属感。1960年，由于南方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上海大批孩童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连同朝鲁、通嘎拉嘎、阿腾花和谢若水在内的3000多名上海孤儿被大爱无疆的内蒙古人民收养，在少数民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下幸福成长。在电视剧《国家孩子》中，兄长鲁小忠更名“朝鲁”，被牧民哈图收养，从一开始想要逃离草原到回上海寻亲，对故土家园的追求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妹妹鲁小鱼更名“通嘎拉嘎”被保育员乌兰收养，从生活到心理上都备受草原母亲关爱，同时也获得了家庭的温暖；被草原人民收留的谢若水虽有幸与父母和亲人相认，却拒绝了亲人的挽留，执意返回内蒙古，将个人理想投入草原母亲的发展之上；被父母遗弃的孤儿阿腾花经过苏书记的教育，也逐渐放下对家人的怨恨，真正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国家孩子》从这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叙事线索出发，通过描述他们大体相同的成长境遇，将个体的情感上升到民族的情感，从对草原的认同走向对家国的认同，在故事的具体走向中展现人物的内心追求，并从心理上实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赋予作品较高的思想深度。在人物设定上，电视剧《国家孩子》集中塑造了富有草原精神的女性形象以及四位上海孤儿，通过展现他们与草原文化的联系，充分彰显剧中人物的民族情怀。首先，电视剧从四位不同的人物出发，将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其成长经历联系起来考察。由于自小受到内蒙古父母的养育，主人公朝鲁、通嘎拉嘎、阿腾花和谢若水养成了刚烈顽强的性格。哥哥朝鲁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强烈希望加入民兵连，只要涉及原则的问题绝不妥协；妹妹通嘎拉嘎自小被温柔敦厚的额吉收养，收获幸福的童年也养成了正直善良的性格，主动将学医的名额让给阿腾花；成年后的谢若水不屑于官场名利，带着养父的遗体重返草原故乡的怀抱；阿腾花则在一次次的成长蜕变后放下对家人的恨意，与曾经的自己和解。这四位主人公身上都带有鲜明的草原民族印记，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也在潜移默化中彰显剧中人物的民族认同感。其次，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淳朴善良的“草原母亲”乌兰不仅成为四位上海孤儿改变命运的关键，在其身上也同样流淌着大爱无疆的蒙古族血液。草原是乌兰的家，其也在用草原牧民的精神滋养着这群少年儿童。为了照顾这群毫无血缘关系的“国家孩子”，乌兰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事业，毅然决然地投入照顾上海孤儿的理想追求当中，她用自己的世界观教育这群少年儿童，又赋予他们深切的母爱关怀，才使得这群被亲人抛弃的孩童找到了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品用饱含激情的笔触，着意于剧中人物的灵魂描写，无论是刚强坚韧的男性形象还是温柔敦厚的女性形象，都深入人物的潜意识层面，挖掘他们的民族意识，从角色身上渗透出来的民族情怀也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叙事主题上，独特的草原文化语境决定了电视剧作品的特殊表达方式，《国家孩子》用人物承载思想，靠故事表达主题，将作品的民族情感与其特有的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通过展现剧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继而上升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充分实现了民族语言与历史形象的耦合，刷新了人们对民族情怀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首先，电视剧通过细致入微的亲情展现，唤醒蒙古族人民的草原精神，深受草原文化洗礼的朝鲁、通嘎拉嘎、谢若水和阿腾花四人，在养父母哈图、乌兰等人的培养和教育下，拉近了与蒙古族人民的联系，也意味着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帮助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国家孩子》又在具体的影像叙事中回归真实人性，重新还原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主人公最终选择回归蒙古草原，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人物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剧中几位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既得益于养父母的真切引导，又与国家的政策支持密切相关，人性在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情感交织过程中真正得到了升华，帮助理想青年还原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也从中树立起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从视听语言层面建构民族身份认同

电视剧《国家孩子》的民族身份建构，一方面是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来表现个体人物的成长经历，进而上升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经由创作者个性化的影像语言，在创造性的视觉表现中诉诸个体情感和族群意识，这也成为彰显主旋律电视剧文化自觉的有效途径。④《国家孩子》并不着意于表现上海孤儿的极致苦难，反而利用平实、真诚的镜头语言来展现新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民族印记，充分发挥了视觉影像元素的独特性叙事功能，试图从视觉语言、听觉语言等不同的层面建构起民族意识的主流话语地位，表现出作品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生动再现了观众印象中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并由衷赞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民的崇高信仰和民族精神，通过戏剧化的民族想象实现集体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并将这种全新塑造的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推广，在无形中丰富了作品的民族文化内涵，提高欣赏者的共情意识。在视觉画面的展现上，电视剧《国家孩子》不仅注重对历史真实事件的还原，也更加强调视觉语言的审美空间再现，电视剧在画面的构图以及镜头语言的表现上，都极力突出蒙古族独特的草原文化风貌，进一步强化作品的民族烙印。为了让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导演巴特尔极力追求诗化的现实主义手法，将浓郁的内蒙古元素充盈在作品的不同画面叙事当中，力求对镜头语言的精准表达。在《国家孩子》的开篇部分，镜头就通过大量的远景和全景拍摄，向观众展现出大草原宏伟而又辽阔的意境空间，并从远景带向了通往内蒙古地区的迁徙之路，逐渐将作品的拍摄内容从草原引向具体的叙事空间，表现出一种天地辽阔的艺术氛围，让作品的叙事画面拥有更多的民族韵味。除此之外，导演始终坚持自建生活场景，无论是绿皮火车还是大草原蒙古包，都极力追求逼真，用自然的人物和自然的景色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多方位展现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变化，谱写出一篇波澜壮阔的草原史诗，也让观众再次感知内蒙古人民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丰富了电视剧的语义表达。在听觉语言层面，《国家孩子》致力于通过主题音乐和人物旁白吸引受众的注意，发挥声音语言对民族情感的塑造功能。一方面，《国家孩子》极力追求原生态的民族音乐，让主题音乐作为叙事的主体，使声音语言同故事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表达“国家孩子”的民族情感。由旦增尼玛演唱的主题曲《永生不忘》，借细腻婉转的歌词表达对草原故乡的眷恋，同时也饱含了蒙古族人民对生命的思考。旦增尼玛用深情的歌喉将“马蹄踏碎”“白云落脚”的草原意境演唱出来，让民族情感以歌唱的形式熔铸到电视剧的主题叙事当中，作为表现民族身份认同的声音进行推广和传播。这种极富代表性的民族传统音乐让作品的民族情怀得到尽情释放，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⑤另一方面，电视剧巧妙地融入了主观叙述视角，经由叙述主体的旁白解说缓缓地引向内蒙古人民的收养历史，这不仅是主人公一个人的成长记忆，更承载着各族人民的共同记忆，实现了声音语言从艺术功能到文化功能、再到政治功能的叙事性转化，帮助观众更好地反思民族文化，建构起民族身份认同。

认同范文篇7

关键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工作投入

1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概述

个体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导致他们在职业的认同感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教师职业认同（professionaliden-tity）是教师个体与职业有关的一种积极的态度，主要是老师对其工作及个体内化的在工作单位和工作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的积极觉知、体验与行为倾向的统一体，是教师个体的体验与其所在的环境、社会文化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1,2]。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主要是幼儿老师从自身心理出发对职业的认同及肯定，幼儿教师产生的对自身职业角色认同、对职业的心理归属以及对职业的认同感[3]。

国内的相关领域的学者研究表明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的特征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从社会角度来看，主要涵盖了社会文化、地位、薪资待遇等。研究发现个体的职业认同水平较高，原因主要是国家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加了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巩固了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增加了其社会影响力，从而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加强了幼儿教师自身职业的认同感[4]。在幼儿园的老师而言，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他们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薪资酬劳这些方面仍然会出现很大的差别[5]。

在个人层面上，如幼儿老师的性别、年龄、教龄、专业背景、学历等。就男性幼儿老师流失的原因调查中发现，男性幼儿老师辞职或换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该职业的价值观普遍偏低[6]。还有在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调查中，幼儿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时间的不同也会造成其对职业角色认同与对职业的情感上存在一定差异，并与职业认同存在一定正向的关联；另外，幼儿教师学历成就越高，其职业认同水平反而越低，反之亦然[7]。就专业背景而言，从事过相关专业的经历也会造成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出现显著性差异，其他专业毕业的幼儿老师的职业认同度反而偏高[8]。而且相较于年轻老师，年纪越大的职业意志越坚定[9]。

往日研究结论表明，幼儿教师对自身认识持积极的态度，能高效促进其职业情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其工作的投入度[10]。国外的调查指出，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积极支持有助于幼儿教师提高职业认同水平，深入幼儿教师的职业特点[11]。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性别优势方面，男性幼儿老师明显低于女性，男性个体主要是从其职业技能和行为倾向等发挥出来[12]。研究者证实区别成功与否的幼儿教师的重要因素集中在个体社交能力、语言表达和职业能力等方面，这些因素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情感起到了积极作用[13]。

2幼儿教师工作投入与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

目前，对于工作投入这一概念，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界定，最被广泛接受与运用的是国外研究者把工作投入界定为与工作关联的、正向的、完美的情感和认知状态，且保持乐观的、有活力的、饱满的精神状态，它们是由活力、奉献和专注3个因子构成[14]。中国研究者对工作投入的测量有张怡文修订了中文版本的UWES量表等[15]。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职业认同与其之间就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调查显示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作用是正向积极的。在不同的职业生涯规划阶段，体育老师的职业认同和工作投入的关系有着结构性的差别[16]。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17]。而且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研究中也发现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也呈现显著正相关[18]。

3建议与对策

为了进一步促进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和工作投入的提高，从幼儿教师、幼儿园管理、政府及社会这几个方面提出建议与对策。

（1）幼儿教师方面。幼儿教师个体应为自己制定一个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确立自己的职业目标。抓住每次学习的机会，积极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各项培训活动，努力提高个人专业技能与相关综合素质，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

（2）幼儿园管理方面。幼儿园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地为幼儿教师增长工资，减少工作量，开展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为幼儿老师营建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能全神贯注于教育工作中，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增强工作投入水平；定期对幼儿教师进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并请专业人员定期做心理辅导；支持幼儿教师深造，提高学历的同时稳定学历较高幼儿教师的工作心态，教师的知识越丰富，专业技能越高，工作心态稳定，工作就越投入。

认同范文篇8

关键词：身份；认同；认同战略

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努力成为世界性强国的世纪，未来10年是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同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主流声音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身份与认同

身份与认同，着两个概念常常会根据中文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其实它们来自于同一个英文单词"identity"。在哲学层面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亨廷顿认为，"identity"的概念虽不明确，却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在亨廷顿看来，人们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因此，就有必要为"identity"下定义，他认为"identity"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艺术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2]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同样认为，"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3]，

"identity"最早是个传统的哲学和逻辑问题，常常被翻译成"同一性"。亚历山大·温特把认同或身份看作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认为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见够而成的。这种内在--外在关系的特征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身份不是单一现象，可以有一个一般的定义。"[4]

二、中国国内主流认识

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份？作为中国人我们谈到我们的国家总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采用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设想和计划。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存在非公有制成分，但公有制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但国家正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以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的基本判断。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中国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并坚持以此身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发展中国家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在联合国中，我们就履行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只承担联合国会费的1．54%，而不强求承担发达国家如美国22%、日本的19．46%那样比例的费用。

3、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是对中国的政治立场的判断。1974年2月，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地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还表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代表着第三世界的声音，为消除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努力。

4、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自从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2004年3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即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积极努力的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强调实现发展手段的和平性，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摘要：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但在现在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情状况、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对自身的定位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和误读，这种偏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开展，从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的实现。中国现在应该重视认同战略的实施，加强他国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身份；认同；认同战略

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努力成为世界性强国的世纪，未来10年是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同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主流声音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身份与认同

身份与认同，着两个概念常常会根据中文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其实它们来自于同一个英文单词"identity"。在哲学层面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亨廷顿认为，"identity"的概念虽不明确，却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在亨廷顿看来，人们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因此，就有必要为"identity"下定义，他认为"identity"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艺术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2]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同样认为，"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3]，

"identity"最早是个传统的哲学和逻辑问题，常常被翻译成"同一性"。亚历山大·温特把认同或身份看作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认为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见够而成的。这种内在--外在关系的特征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身份不是单一现象，可以有一个一般的定义。"[4]

二、中国国内主流认识

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份？作为中国人我们谈到我们的国家总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采用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设想和计划。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存在非公有制成分，但公有制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但国家正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以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的基本判断。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中国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并坚持以此身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发展中国家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在联合国中，我们就履行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只承担联合国会费的1．54%，而不强求承担发达国家如美国22%、日本的19．46%那样比例的费用。

3、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是对中国的政治立场的判断。1974年2月，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地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还表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代表着第三世界的声音，为消除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努力。

4、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自从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2004年3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即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积极努力的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强调实现发展手段的和平性，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中国的认同战略也要注重话语的力量，如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崛起这个词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中国官方现在更多的使用更温和的词汇"和平发展"来代替"和平崛起"。强调话语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单向度的话语就能实现既定的国家目标，单纯的话语也缺乏可信度和力度，因而，在加强中国话语系统的同时，也要展现出中国的有所作为。这里的"行"并不是要求中国事无矩细，全包括揽，而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也就是说，要在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中，以最具有中国性的方式去行。在这里强调行为方式的中国性，因为带有中国个性的行为方式更能吸引他人的注意从而更具有影响力。将中国的言与行相结合，"言必行，行必果"才能使中国的言更具有说服力，中国的行更具有可行度。

“显示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最有效的办法是担负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7]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参加地区多边合作、双边领土争端以及SARS等跨国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了合作、克制的姿态，这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其他国家而言，应当积极配合中国这种积极姿态。中国能否成功地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实现自我约束，最终离不开各个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加强认同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有效的树立起自身的正面形象并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中国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同上。

[3]RonaldL．Jepperson，AlexanderWendtandPeterJ．Katzenstein，"Norms，IdentityandCultureinNationalSecurity，"inPeterJ．Katze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p﹒59﹒

[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5]AlexanderWendt,"CollectiveIdentityFormationandtheInternationalStat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8,No．2,1994,pp．384-396．

认同范文篇9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面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欧洲来说，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利关系[1]。在后殖民语境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新关键词：文化研究词汇修订版》（2005）中，身份的定义是这样的：“身份关乎个人或社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关乎个人或团体能够持续地作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种关系，而身份的建构往往参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有着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实上，后殖民主体在身份诉求中通常会经历逃离、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过程[2]。而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杂交的并不断变化的动态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认同

电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题材影片，讲述了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国贵妇艾利安，一个拥有十万五千亩橡胶园的女人，爱上了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在与让短暂的爱情结束后，艾利安的养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与让偶遇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寻她的至爱让。当卡美投身于独立运动时，让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军官被杀，公主成了革命者，他们的孩子被贵妇带到法国抚养成人。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三个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让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法国与越南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三个主角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然，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双重的、混杂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中，必然会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胜出，从而决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运。

（一）法国贵妇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个法国贵妇，她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橡胶园，作为一个庄园主，她剥削着庄园里众多越南工人的劳动果实，过着奢华的生活并周旋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很显然，她具有法国的文化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法国人，她却是在越南出生的，且从未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并且她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越南公主，这又毫无疑问的说明她还具有另外一个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文化身份的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她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中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当她面对养女卡美的时候，她所体现的是宗主国法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意喻着法国与越南这种宗主国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对越南正如一个母亲对她的养女，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却也包含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所有无私的情感。然而，虽然艾利安对于养女卡美的爱甚至高于她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但艾利安却也试图控制并改变着卡美，这也恰恰暗示了当时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关系。在艾利安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却是作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对于让的爱慕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与让最终短暂的爱情也暗示着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她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中，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艾利安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三个主角中最为明显的，她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

（二）越南公主卡美

艾利安的养女卡美是一个命运曲折又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首先，她是一个越南公主，然而却被法国贵妇所收养，这样的人生经历必然会赋予她双重的文化身份。在卡美身上所体现的两种文化的交锋中，民族文化身份最终战胜了殖民地法国的文化身份，使卡美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所有越南人民的利益所奋斗的革命道路上。在卡美的人生早期，她失去了父母双亲，这正如当时文化和政治皆失根的越南一样。后来，她被法国贵妇艾利安收养，她一直很享受母亲艾利安的照顾，在她的心中，法国人与越南人是和谐共存的。她的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对于此时的卡美来说，法国文化身份是占上风的。卡美对于海军军官让的不计代价的爱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其对于法国文化的仰慕和热爱。也正是卡美对于让的爱情让她追随让到了荒凉的北方，流离失所的难民、逃亡的革命者，沿途的“景致通过她的眼睛像血一样地流入她的心底”，最终“她心里装的是整个印度支那”，这样的转变抽象而富有象征意义。从安逸尊贵的安南公主到后来的越共党员，这个国家正在遭受的苦难和不幸使卡美对于法国与越南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民族主义是对抗殖民主义的最有力的工具。对于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激发了卡美体内的爱国主义情结，卡美的越南本土文化身份也在此时被完全唤醒了。如果说抗婚出走只是出于少女对爱情梦幻的追求，那么后来她的转变已经有了厚重的现实基础，艾莉安所说的“永不死心的亚洲人”的个性，在卡美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3]。卡美的本土文化身份的胜利也说明了被殖民地文化的不可战胜性。在法国对印度支那进行殖民的过程中，作为被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必然会受到其宗主国的文化入侵，然而文化入侵的结果却未必是作为殖民者的法国文化的完全胜利和作为被殖民者的印度支那文化的彻底失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即所谓的杂交文化的诞生。被殖民的一方一旦想要摆脱殖民的阴影，寻求自身价值的时候，通常是用原来殖民者对付自己的那套东西来对付殖民者。对于印度支那的人民来说，他们推崇法国人的自由、平等，但也正是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催生了他们反抗殖民者的精神力量。

（三）法国军官让

电影《印度支那》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法国海军军官让。让首先与艾利安相恋，继而分手，后又与艾利安的养女卡美坠入爱河并育有一子。在殖民的意向中，女性的身体很多时候是被殖民的象征，通过殖民者对殖民地女性的身体占有来显示侵占[4]。在与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和卡美其实都代表着被殖民地的文化身份，而让，一名海军军官，则毫无疑问代表着殖民地法国的文化身份。海军作为殖民者的代称可追溯到十五世纪，反之，殖民者的权利范围与海军的强弱也有着直接的关系[5]。让在电影的片头就做出了宣告：“我要的是全世界，我不能被绑在一个小角落”。这样的言语暴露了他作为殖民地代表者的野心。最初他为了自由，背叛了艾莉安的爱情，最后，也是为了自由，他背叛了印度支那的革命，让毕生追求的是自由，可就像那只盘旋在哈朗湾迷宫般水域之间的苍鹰，始终冲不破重重阴霾。让与艾利安和卡美的爱情都未能长久，这其实也暗示着法国对于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认同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中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9亿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而为密切党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是，农民对党的认同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农民生存状况与农民对党的认同

政治权威从本质上讲，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有效分配的一种力量。农民之所以要服从党的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党的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社会价值中农民最关注的是[前的生存利益，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评价执政者的主要标准。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前的既得利益。[1]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要从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出发，不断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但农民的生活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政策使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在衣食住行实现了低水平的整齐划一，社会成员获得了一种“平等感”，满足了传统农民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执着追求。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给各个阶层带来的获利机会是不均等的，农民在利益追逐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曾经形象而又深刻地指出：“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房子的狭小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2]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和谐的前提。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不会一下子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趋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但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总体覆盖无法弥补历史上的巨大欠账”。[3]建国后，我国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吸取财源、自上而下喷洒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财政，越在上层越富足，越在下层得到的财政支持越少。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51亿元，占13.5%，而2000年为1232亿元，比例降为7.8%。财政支持不足，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这一状况与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2000多万,相对贫困人口4000多万,每年还有因各种灾情产生的7000多万灾民需要救助。[4]

第四，农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根基，在传统农民的[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不是正经的农民。有能力扩大自家的田地是家庭兴旺的象征，而卖地求生是败家子的行为”[5]。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认为，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地”[6]。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保护好农民的土地利益仍然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一些失地的农民已经开始依法抗争、有组织的抗争，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的暴力事件。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农民土地减少的势头还在加剧，有些人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非法占用农民土地，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新农民建设不仅不能成为党的民心工程，反而会失去农民的认同。

二、村民自治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无论怎样解释民主，领导者的权力均需被领导者的同意和认可。村民自治制度，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委会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7]。这样，村民自治就给村党支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第一，法律界定不清引起的认同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透过这些规定，我们无法分辨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领导，又自下而上地强调村民自治，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难免陷入冲突，出现相互争权的现象。一些村委会主任利用法律的模糊挑战村党组织的传统权威，踢开村党组织搞“独立王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在村中贯彻执行，村党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传统地位降低。

第二，双向授权引起的认同危机。按照一般的政治惯例，村党组织是按照乡镇的意图组成的，主要是贯彻乡镇的意志。在农民心目中，村党组织是乡镇在村中的“一条腿”。而村民委员会却大不一样，村民委员会成员是村民按照民主程序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才是村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一个是来自上面的授权，一个是来自下面的授权，这种不同方向的授权在一个村庄内相遇的时候，就会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此时的乡镇政府一般都采取袒护村党支部的举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村民选举后，乡镇的工作越来越依靠村党支部去落实。可是乡镇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帮助解决两委的矛盾，反而进一步降低村党支部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认为，既然村民自治挑战村党组织权威，干脆就放弃村民自治，还回到行政村的状态。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表面，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村党支部权威受到村民自治的挑战，表面看是村民自治制度带来的，但实际上是国家在村中实行了最先进的直接民主制度，却没有相应地改革乡镇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更没有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是获得农民认同的最根本办法，如果现在从村民自治退回去，会导致疏导农民情绪的主要渠道关闭，农民同党的关系进一步疏离。民主权利的给予是不可逆的，村民自治实行以后，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已经被激发出来，我们只能选择通过进一步的行政权力下放和完善党内民主获得农民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别无他路。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状况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村民选举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了定期自我更新的机制，越来越多的致富能力强、作风正派、乐于为群众服务的农村精英被选入到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还拥有监督和罢免手段保证这些政治精英为群众负责，群众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和认可。可与此相比，村党支部却缺乏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一，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村党组织成员为维护其现有地位，不愿意发展新党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优秀人才的减少，削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影响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其二，长时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有些村党组织成员贪污腐化，从根本上损害了党的形象，农民更不愿意支持党组织，也不愿意投票选举党员进入村民自治组织。其三，虽然国家在农村输入村民自治制度已经近十年，但大部分村庄仍然是村党支部说了算，村民自治组织处于无权状态。这起码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很多农民非常恼火，他们觉得自己真心实意选上来的村干部只是些摆设，自己被愚弄了。二是村党组织大权独揽的结果，也把农村的矛盾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农民往往把对乡镇任务、村务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满统统归咎于村党支部，村党组织整日缠绕在这些矛盾当中，不仅不利于自身威信的树立，而且无暇顾及党组织建设，支部干部和党员的先进性建设落不到实处，更谈不上进行组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其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为了增加自身升官发财的机会，不顾当地实际和农民的意愿，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仅影响了农民对当地党组织的认可，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为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注释：

[1][5]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8：73，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7.

[3]季丽新.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统创新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46.

[4]刘海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