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渡范文10篇

让渡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让渡范文篇2

(一)顾客让渡价值的涵义

顾客让渡价值，是由“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在1994年出版的《市场营销管理——分析、规划、执行和控制》(第8版)提出来的。所谓“顾客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总价值与顾客总成本之间的差额。顾客总价值是指顾客购买某一产品与服务所期望获得的总的利益，它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等。顾客总成本是指顾客为购买某一产品所耗费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体力成本等。“顾客让渡价值”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市场营销理论的最新发展。

(二)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的特征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其提供的是行业内部最具差异性和竞争性的服务。随着我国银行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银行主体大量涌现，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人，我国商业银行正面临着严峻考验，竞争在银行间全面展开，金融市场大体上形成了“买方市场”的局面。商业银行在竞争中若要继续保持其市场占有率，就必须进行市场化运作，认真研究顾客的需求，才能拥有竞争优势。

(三)商业银行应用顾客让渡价值的重要性

银行的顾客所需要的是银行服务，如存款、贷款及中间业务等，这就决定了银行的营销是一种不同于消费品和产业市场的服务营销。随着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市场竞争13益激烈，银行服务“买方市场”的特征愈加明显，做好银行的整体营销工作就十分重要。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营销策略，因此，商业银行通过应用顾客让渡价值和顾客满意度来提升竞争力是其必须并认真遵循的准则。而研究顾客需求，使顾客满意不仅能提升商业银行整体形象，而且实现商业银行利益最大化的终极途径。

二、商业银行应用顾客让渡价值的途径

商业银行应用顾客让渡价值，可从两个方面改进工作：一是通过改进产品、服务、人员与形象，提高产品或服务的总价值；二是通过减少顾客购买产品的时间、精神、体力与货币的耗费，从而降低各种顾客总成本。

(一)商业银行提高顾客总价值的途径

1．提高产品价值。产品价值是由产品的功能、特性、品质、品种与式样等所产生的价值。它是顾客需要的中心内容，也是顾客选购产品的首要因素，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它是决定顾客购买总价值大小的关键和主要因素。作为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要提高产品价值，需要通过拓展产品功能、提高产品品质、增加产品品种等多方面努力。以银行卡为例，可以通过增设功能、增加品种、提高安全度等多方面人手。

2．提高服务价值。服务价值是指伴随产品实体的出售，企业向顾客提供的各种附加服务。商业银行是通过向投资、融资客户提供系列服务来获取差额利润及服务费用。在金融市场上，不同的个体顾客在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团体顾客在企业规模、产品特性、业务特点、经营状况、风险大小等方面也均存在差异，导致其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个性化的特点。所以，银行应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分析客户需求，做定位，使服务契合市场需要。

3．提高人员价值。人员价值是指企业员工的经营思想、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效益与质量、经营作风、应变能力等所产生的价值。对于银行来说，不管服务理念如何创新，服务方式如何变化，服务的载体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银行的员工。一个综合素质较高又具有顾客导向经营思想的工作人员，会比知识水平低、业务能力差、经营思想不端正的工作人员为顾客创造更高的价值，从而创造更多的满意的顾客，进而为企业创造市场。银行可以从提高员工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三个方面注重员工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在具体操作手段上，可以通过严格招聘程序、加强日常管理和考核、定期进行培训、制定有效的奖惩措施、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等方面来实现。

4．提高形象价值。形象价值是指企业及其产品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形象所产生的价值。企业形象的组成因素虽然非常复杂，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形象、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作为商业银行来讲，可以通过拟定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贯彻“以客户为中心”咱勺经营理念等来提升自己的理念形象；可以通过对内各项规章制度、奖惩措施、员工招聘、管理考核等的制定和执行，对外加强宣传、参加公益活动等来提升自己的行为形象；可以通过内部清洁环境、改善设备，外部提升建筑风格、明确标志商标等来提升形象价值。

(二)商业银行降低顾客总成本的途径

1．降低顾客的货币成本。一般情况下，顾客购买产品时首先要考虑货币成本的大小，因此，货币成本是构成顾客总成本大小的主要和基本因素。例如，银行可以通过网络银行或电话银行构建虚拟化平台，实现“AAA”式服务，即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方(anywhere)和任何方式(anyway)，从而大大降低顾客的手续费、交通费等货币成本；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如大学生创业、中小企业、农民、下岗职工等)提供各种优惠式贷款，也是降低顾客货币成本的体现；另外，其他各种工本费、转账费等费用各家银行也有不同，银行可以通过适当降低这些费用达到吸引顾客、扩大市场的效果。

2．降低顾客的时间成本。在服务质量相同的情况下，顾客等候购买该项服务的时间越长，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越大，购买的总成本就会越大。同时，等候时间越长，越容易引起顾客对企业的不满意感，从而中途放弃购买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反之，亦然。因此，作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证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顾客的时间支出，降低顾客的购买成本，经常调研并适时增设银行网点，设备及时更新和改善，增加特殊服务窗口等来帮助顾客降低时间成本，提高顾客满意度。

3．降低顾客的精力成本。精力成本是指顾客购买产品时，在精神、体力方面的耗费与支出。在顾客总价值与其他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精神与体力成本越小，顾客为购买产品所支出的总成本就越低，从而“顾客让渡价值”就越大。因为?肖费者购买产品的过程是一个从产生需求、寻找信息、判断选择、决定购买到实施购买，以及购后感受的全过程。在购买过程的各个阶段，均需付出一定的精神与体力。作为商业银行，一方面可以通过诚恳的服务态度、提供方便快捷的咨询业务、营造轻松的服务环境等途径，使顾客少费心、少担心、少操心、少累心，在整个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更加明白、更加轻松，从而降低顾客的精神成本，提高顾客满意度。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业务，合理增设ATM机，尽量减少办理业务的繁琐程序，针对特殊群体开设特殊窗口并提供特殊服务等措施，帮助降低顾客的体力成本。

三、对商业银行应用顾客让渡价值的建议

(一)考虑顾客让渡价值各项因素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顾客总价值是由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等因素构成。顾客总成本是由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等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项价值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其他相关价值因素的增减，从而影响“顾客让渡价值”的大小，也会影响顾客总成本的大小；反之，亦然。如提高商业银行服务价值的同时，就需要提高商业银行员工价值，从而提高商业银行顾客的总价值，而两者的提升必定会促使顾客的精神、体力成本等的降低，从而促使顾客总成本的降低。因此，银行在制定各项决策时，应综合考虑构成顾客总价值与总成本的各项因素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从而用较低的费用为顾客提供具有更多“顾客让渡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二)根据不同顾客群的需求特点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同的顾客群对产品价值的期望与对各项成本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银行应根据不同顾客群的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例如，对于工作繁忙的顾客而言，时间成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银行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和适应其求速求便的心理要求。总之，银行应根据不同细分市场顾客的不同需要，努力提供实用价值强的产品和服务，这样才能增加其购买的实际利益，减少其购买成本，使顾客的需要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

让渡范文篇3

无归属的人是最不幸者，人的肉身最终必须让渡于“上帝”获得神性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才算完成、才算完整；对基督教来说，这种灵性的皈依，才是生命的新生；终其原因就是罪与恶。认识恶，才领会为什么流浪，才有归家的愿望；赎罪是一种勇敢的承担，从肉身的生命模式解脱出来，洗清罪恶，踏上被最后拯救的路，还有漫长的“道”，还要背起沉重的十字架，要效法耶稣，接受考验。

“要再一次并且是真正地承担起这一切，这想法催使他这浪迹天涯者踏上回家的旅程。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留在家园，我们只知道他又回来了。”

生命技术是否如“肉身”一样受到“恶”的攻忤，这在对旧约寓言的争议中已经得到和解，也从原罪的教旨困境中解脱，生命的光明在于以灵性统一肉体；修造生命更可以减少“恶”的缠绕，“上帝”一方面让人管理世界和万物，另一方面由圣灵监控和陪伴“我们”。人的肉身的“半成品”说以及怀特海“宇宙创造者的同工”说均对医学和高新生命的进步给与基督教语言的辩护。不是罪，而是驱恶行善。

恶的经验是我们向往另一个世界，恶使人想到神的存在，悲观主义使世界有生机和启发人对生活苦难的认识。疾病与生命缺陷是恶和苦难，欧几里德智慧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剥夺自由，本来医学中的恶就是对自由的践踏。医疗手段只要减少苦难、弥合身体缺陷、还原健康，就是善与较为善；安乐死与克隆人都存在驱恶的目的与结果，尽管实践中这是个难以把握或者极其复杂的；在此，技术自由、科学家自由、医学自由完全可以与驱恶相并行。别尔嘉耶夫说：“最初的非理性的自由、无限的潜力，就是恶产生的根源，如同一切生命的根源一样。”精神傲慢是否一定产生恶，？恶是否一定居于精神的顶点？生命科学技术的更新是疾病与痛苦的逼迫结果，神怎么可能只对高尚精神极其自由发出召唤就不管物质底层的陷入疾病的罪恶呢？“我们”已被诱惑、考验、试探，曾无数次被投入痛苦的深渊，在旷野的寒风中忍受肉身的煎熬。恶不是神，我们要战胜恶，生命是摆脱恶的过程，“恶对于说明意义的理性，就是绝对非理性的界限。”因此，用境遇主义去评价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可以认识“神”的存在是“恶”存在的根源，也可理解我们为什么生病，我们为什么求助于医学技术，我们为什么又不满足于现状，并改变对生命、对“活”、对新的死亡形式的探索与辩护。对于被造物，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解除肉身的痛苦、为什么一定限制自由、停止生命科学的脚步？克隆人没有恼怒“神”，只是触犯了制造“恶”的“神圣”的人。伦失态了吗？神学变形了吗？基督不再“爱我们”了吗？“恶的可能性被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基础掩盖着”；人的生命不会停止进化，技术进化将促进这个历史进程，哪怕我们跌入“深渊”：

“深渊不是恶，它是一切生命、一切实存的根源，其中隐藏着恶的可能性和善的可能性。原初的非理性奥秘、深渊存在于世界生命的基础中。任何逻辑都不可能把生命这个非理性的奥秘隐藏起来。”

如同黑暗衬托光明一样，恶的存在，使善显现胜利成为可能。善与恶都赖于自由，自由不偏袒任何一方，恶扭曲生命，它混淆神阶核心，“贬低高尚，抬高鄙俗，是对存在原始根源和核心的脱离，……恶首先是谎言……它在毁灭生命和存在，消灭自己，它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恶只有反衬出善的价值，使人向往善。健康与生命的完满是善，这是由疾病和肉体的缺欠证明的；生命的世界需要恶，这是善存在基础。来自于医学和医生的恶，是双倍的恶；因为伤害病人比伤害健康的生命更凶恶、更残忍，握持的技能与知识，不去救治有病或不健全的生命，反而伤害（不管是有意伤害还是无意伤害）他们，这就是重叠的罪过和重叠的恶。

恶的激情和引诱每时每刻都在争取我们，为毁灭上帝的创造，在我们生命的土地上撒播死亡的种子，恶永远为终止生命，它与疾病的目的或作为是一致的。疾病反衬健康的可贵，疾病的恶只能导致死亡，战胜疾病，但我们又无法逃避死亡；但我们可以用爱战胜恶，使死亡脱离恶；用爱和善改变死亡的形式与情境，改变死亡的语言与意义，那原是神所暗示我们的。生命的王国是一个完整的乐园，但疾病的恶企图破坏它，并且毁灭生命的事业；而我们用医学的信仰与技艺抵挡这种恶行，神学制造“获救”与“复活”，医学解除肉身的痛苦，最后用一种后的“死亡”，使最终肉体的毁灭（这是不可避免的）成为“安乐”，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王国的结构，是人的一种摆脱“恶”后的“归家”。

保罗•利柯将恶的象征分为忏悔型、神话型和思索型三种类型。人的忏悔被罪错的心理所驱动，为生命的最原始象征，是奴隶意志的外化，这种“最分化、最微妙、最内在”的负罪体验，还没有特定的语言中介；它形成的语言具有“无识别力、含糊多义、令人反感”的特点，淋漓地显现了人的最集中的肮脏心理并同时被内在的不断的反悔所折磨的生命过程。亚当的神话发育了基督教“恶”的隐喻，使《创世纪》从“恶”导引人的生命延异的流程。利柯通过罪的原始体验所暗示的神话已向去理解亚当神话的双重结构：一个人与一个行为。编写圣经的耶和华派，“是在有关不服从禁令而被逐出乐园的一对夫妇的非常原始的神话中，衍生出有一个祖先去代表不同种族集团的观念。”亚当吃了禁果的行为使一个清白永远结束，人类满带着欲望，带着罪恶，不断被诱惑所征服，并在诱惑面前经常进行有限的让步，获得暂时的自由。生命顿时丰富起来，神人关系有了伦理，人的灵魂与肉体，从此被导向俄耳普斯式的净化和神的大门。

原罪是受难和惩罚的理由，基督教说服人为什么我们要在生命的过程中学会“禁止”，禁止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医学中的“恶”，来自于疾病，最后以死亡相链接；我们经常遭遇“死亡”的威胁，它是最后的最彻底的“罪”的报应，“不应这样”、“不要这样做”等不应该的伦理都来自于这种威胁与报应的意识，象征就是思想，“不许”使我们不自由。

“禁止的严重性、分量都来自‘否则，你就要死’。因此，禁止本身预期了受难的惩罚，并且，禁止的道德强制本身就带着情感的面具。禁忌无非是：由于禁止而从情感上对惩罚的预期和防范。因此，禁止的力量——就它提早产生害怕而言——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力量。”

医学针对罪与解救这一组疾病象征的理解，疾病所导致的痛苦、煎熬、折磨、生活秩序的破坏，都渴望通过中止；“上帝啊，赦免我的罪吧！”有病的基督徒哭喊着，带着原罪和后罪的悔改之心，祈求被放逐后的另一种赦罪，即治疗疾病；“血是生命”，用血通过灵魂，即在“祭牲生命”的赎罪仪式中，“病人”带着悔悟的内心认为代表他的祭牲的死亡可替代他的死。医学就是这个“祭牲”的仪式，它带有全部的“救赎”的特征。医学就应是神学。医学把避免或逃离死亡作为目的，如果非要死，无奈地把死亡化为一种安乐，这是是哲学价值论的成就。神学曾经十分犹疑，因为这毕竟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是恶还是善，基督徒大多数一时难以判断。当生命体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质量，甚至已经进入无法称为“活着”这一阶段时，尽管我们向往生命久长，但如果我们一直处于极端又无法解除的痛苦中时，我们是否可以求助于医生为我们施行“安乐死”呢？是否把死亡的恶由此变为死亡的善。如果我们果真不能保持真有和上帝赐予的福乐的肉身之躯，而又不能即刻结束生命是否可以借用技术使生命提早进入死亡，假如我们的医生用一种简洁、节约、快速、舒适或充满快感的方式催促我们死亡，这能否说是远离恶。

基督教忧虑的另一个概念是“生命质量”，神学能否接受这个测量定式。一个人的生命用意义来，对家庭、友人、事业和文化等的后果十分复杂，这并非都与财富有关。如对一位农民、作家、理发师、家庭主妇、医生、数学家、芭蕾舞演员、新闻节目主持人、牧师或总理，如何计算他们的价值？生命质量的定式应符合卫生伦理的目的，有利于卫生和其他与人类生命或生存相关的资源分配的道义。其测量应该：表述人类相互之间的体恤、照护与友爱；阐明社会特别是医学社会变革的原因与方向；将社会活动结果（产生）与实用（投入）加以比较；为直接的人类共同的政治和普世宗教目的以及卫生行政决策目标服务，即确定不被重视的人群、残疾人、穷人、不那么受到优惠的人、地区和生活领域的福利赤字；并且，能够使决策者始终如一地倾其所能致力于增加健康投资，不断地将浮华建设花费和奢侈生活消费引导到卫生公益事业中来。基督教一向倾注于爱的感召，对基督教徒的生命感受起到决定作用。坎贝尔（Campbell,A.G.M）在1976年提出三项指标：个人对实际情况与自己生活目标的认知比较；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平衡；和观察心理和情绪的紧张状态。布雷本（(bradburn)的情绪平衡标尺可加盐积极情绪（心满意足）是否占上风，是否是一个人的情感主宰，就可以判定舒适。安德鲁斯（Andrews）又创造了一个“被感知的生命质量”的二维概念模型，充分把握生活情趣的综合，就可以揭示某个对生活质量的总感觉。生活领域分角色境遇和价值两类，于是出现客观和主观的择一，安氏的概念与“安为”（Well-being）接近，强调在情绪波动时生命质量的感受是重要的。在更为普遍的定一种，生命质量是个体的生活条件与主观舒适状态来决定，幸福永远是一种感受。基督教追求至善，为此教义学设定终止的善为最高的目标。在死亡面前，通过技术，提供咨询，进行至善与较善的比较；进入对生命的判断，选不证自明的法则，用心灵，但不对法则判断，法则比心灵更居上位；我们表述对死和生的最后渴望，进入最具推动力的神圣体验：爱与至善；“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生命是上帝赐予，真理是渴望，道路就是为什么诞生与死亡的法则。

灵魂接近上帝，记忆接近永恒，领悟明晰真理，选择爱使生命导向至善。

死亡与人的生命对峙，死亡是人生的一个部分，结束与开始都是从死亡缘起。死是一种必然的终末、结束；死是时间的过程；死亡是生命空间的关闭；死是生的一个必备条件，是生的一种形式；死亡使生命有意义；未完成的生命才美好；死亡使医学有价值。

死亡唤醒了宗教，”向死存在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对虚无之紧迫的忧虑是人类最本真的存在方式。”死亡是属于宗教的，没有人能战胜死亡，死亡是大一种最后的暴力，只有上帝管理死亡；“所有人都要进入阴宅”；“无论是聪明的，愚笨的，同样受死亡的打击。”

舍勒认为，死后永生的第一个条件乃是死本身。永生是一种对于生命冲动的信仰，“精神-身体的位格之永生（Fortlebendergeistig_leiblichenPerson）-这些词句只有着眼于死滞现象、着眼于生存和一切生命之命运的不可摆脱，才能获得某种意义。”生命冲动与死亡的精神必须统一，我们不屈服于死，但必须与死的精神和解，，相信四是永生的开始和条件，一种死亡的信仰才可能建立。超越在于对肉身生命和灵性生命的认知上，基督徒信奉上帝，则信奉上帝所赐予的生命过程的合伦理性，而死亡正是基督教生命时间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有灵性生命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还要惧怕死亡呢？神学确立永生是遵循上帝的生命之道，基督教设定获得永生的条件是：放弃世界；皈信基督；做属灵的侍奉者；勇于自我牺牲；真心地认识神并照着圣灵去撒种。如此，我们的死将成为安乐，成为一种美好的归宿。“何处是归程，心安是归处，”在上帝那里，对行善的人来说，死是交转入美妙天国的驿站。

创世与创生是最伟大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关键之处在于，上帝为人的生命注入智慧与灵性；心灵官能成为人生命的旷世之器。位格式的创生，引发语言的启动，语言是保存在记忆中的肖像，它描画人的外貌与本质，让爱通过生命的语言被理会、传达和接受；人的生命之爱来自于对善的标记、记忆与领悟。创生、语言与爱三者寓于灵魂中，成为记忆、领悟和意志（选择），同时同等同实体，互相包含。

生命伦从圣道（圣父）、圣言（圣子）与圣爱（圣灵）中引出比彻姆四原则——尊重自主、公平正义、切勿伤害、医疗至善。生命道德的三位一体—归于一个圣道。基督教道德的美德与道德义务的原则是对应的，而生命道德原则一直沿用道德义务的原则，许多生命道德原则所禁止的行为和被谴责为道德上恶的行为之间也是同样对应的。圣爱引申为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医生的劳动、尊重病人的权利，圣爱又同时引出切勿伤害或最小伤害或最优化原则；圣爱可化生为医疗行善和医疗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这也是对应于仁慈和公平的美德。基督教德行最有价值的特性是使生土式的道德理想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价值模式，不仅追求简•亚当斯所倡导的特定的道德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向普通人详细说明道德义务如何成为我们的最低要求，而且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并容易做到的。圣人与英雄的伦理学是一种道德行动的极端，脱离普通人的道德能力；基督教就是用非圣人的义务作为原则的基础，而不是用英雄的美德作为应当的起点，因为伦理神学家认为，那是脱离平信徒的实际生活的。基督教神学义务论更高于康德的绝对命令伦理语感，因为有上帝的传言和教徒的信仰作为前提，它就更不需要追查任何目的。圣爱把宗教生活同人世间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爱上帝必须爱邻人、爱生命，必须要在现世的爱德行动中证明自己。“因为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神。”

基督教的灵魂说，灵魂通过上帝肖像（语言•基督）沉思圣三一本源后，最后给与之光的感召，实现生命至善的“三位一体”：实现、白描、言说（或诉求）。作为生命伦理学，可以借用生命的哲学属性探觅生命存在和产生的科学原因，引人认识圣父的万能；用形而上学认识第一始元（圣父）；用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如毕达哥拉斯般地认识肖像（圣子）；用物理学认识创世启示和上帝所赐给人类的生命礼物，这一切要通过圣灵来显示，并由圣灵发生作用（圣灵）。生命伦理学可以借用生命的理性哲学属性探觅理解生命的理由，引人认识圣言的智慧；用语法学表达生命的过程，讲述生命的原由和开端的状态；用逻辑学辩护生命存在的合目的性；用修辞学对人的心灵产生冲击力，用一次一次的召叫打动人心。生命伦理学主要作为一种生命的道德哲学，探觅人的生命生活的法则，引人认识圣灵的至善，用修身（monasticam）哲学暗示第一始元的非受生性，上帝没有重复性，没有后来者，他是唯一的；用齐家（oeconomicam）哲学暗示圣子的亲情与对世人的无比关爱；用或政策（politicam）哲学暗示圣灵的无私与慷慨，并通过教会样的组织使我们的充满爱的恩泽和阳光，化解仇恨，缓释纷争，改造恶人。

让渡范文篇4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让渡范文篇5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

二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国家独立，在政治上享有独立的自主权。但是，经济上还处在受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此，1962年l2月联大第l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

依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的规定，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国家在经济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自由行使此项权利。具体表现为：

第一。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有权自由开发和利用其自然资源，有权自由处置其自然资源，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

第二，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和监督权。国家对其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各国有权管理和监督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三，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或征用。国有化的合法性及补偿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规定，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用或转移时。应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涉及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表现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比比皆是。表现形式主要有：

第一，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们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垄断而牢牢掌握着高新技术的转移和转让。跨国公司活动对各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充分利用国际管理经验和人才，加快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税赋、利率、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就是让渡经济主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国际组织。国际经济规则、普遍性国际组织、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规则、国际惯例一起构成当今国际经济的解决机制其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并影响世界或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这说明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各个国家为了本国长远的利益参与到各个国际组织之中，从本国自然资源的使用，对国内经济主体的管理，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甚至到经济问题的解决，每一项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要接受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机制的调节。主权国家接受调节的过程也是实践中让渡经济主权的体现。

第三，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的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影响的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上已经到了相互交融的地步。不同的国家之间或在资源利用上，或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考虑，各国单独行事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世界各国为了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相互之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在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世界各国接受协定来协调其活动，是让渡部分国家经济主权的结果。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势必会让渡本属于自己享有的部分权利。这种让渡是主权国家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能，而使其在处置和支配国内外经济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相反，是国家自由处分其经济主权权能的表现。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合理性表现在：首先，主权是可以分割的。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国家有完全主权国家和部分主权国家的区别，这暗示了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而，与主权有关的各种权力并不一定集中于一人之手中。”“因此，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地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逻辑的。”

并且，当今国际社会实践中。世界各国将其部分经济主权以各种方式让渡于不同的实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在国际实践中，各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国际性的组织或是跨国公司，比如说自然资源的开发等。在国内，国家通过向地方政府转移部分经济主权而使地方政府具有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权力。

其次。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其一，主权的绝对性表现在，主权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排除主权行使的相对性，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与否是由主权国家自主决定的，让渡经济主权是主权国家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对经济主权的自由处分，并非弱化经济主权。其二，当今大多数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都是通过制定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实现的，并随着协定的不断变更而变化，这符合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损害主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间协调的体现，让渡并未弱化国家经济主权，只是主权国家形式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

再次，主权的权能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各国日益相互交融的时代，仅靠单个国家所掌控的权力资源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各国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但是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并不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的：“国际化与其说削弱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所以，只要是主权国家自愿地、独立地决定让出部分经济主权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其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只有积极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正视现实，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利益。

第一，确立国家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不是绝对的，其具有相对性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灵活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和善于运用本国的经济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机遇与风险并存。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以此来引导和管理国家经济。要抵御风险，同样需要掌握经济主权，以此作为屏障，采取措施，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各种潜在的风险。

第三，积极地参与并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争取发言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表达我国的意志，才有机会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而不至于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利益。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实际上让渡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相反是国家行使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本文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同时，提出我们应积极应对并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参考文献]

[1]雷新超．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认识与维护研究[J]．学习论坛，2006，(12)．

[2]徐泉．国家经济主权论[M]．人民出版社，200619—101

[3]马永梅．基因资源的主权属性及其理论建构——以“主权让渡论”为背景[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11)．

[4]高晓雁．国家经济主权与国家经济安全新概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让渡范文篇6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实体的主要标志。国家主权是传统制宪权存在前提和基础，以主权的独立，统一，为逻辑起点。

欧盟承担了部分原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任务，例如经济政策制定权，货币流通权等等。但在欧盟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欧盟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因此欧盟亦不具备主权。

欧盟通过制宪，使成员国将一部分国家主权进一步让渡给统一的欧盟共同对外行使，增加欧盟的权力，改变欧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政治一体化滞后的现状。欧盟宪法以成员国让渡给欧盟并由欧盟权力机构行使的部分主权为基础，欧盟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欧盟宪法具有超国家行和联邦宪法的某些特征，即欧盟与成员国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基础条约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划定了各自的权限，并且欧盟的许多立法可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但政治，外交与国防大权仍牢牢掌握在成员国手中，在短时期是不可能完全让渡的。因为想要欧盟成员国交出主权，由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为臣服于欧盟的各邦，使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都是难以想象的。

欧盟制宪淡化了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概念，使制宪权和国家主权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国家间合作，国际合作乃至超国家合作日益增多，国家主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已经受到限制，国家主权概念已经相对化了。需要对主权的概念重新认识，同样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概念也应重新认识。彼得?赫尔伯勒（PeterHberle）指出：“因为依据一个人所众知的论点，即国家（特征）的多少是由宪法创制的，因此现在对我来说必要的是一种宪法学说，而国家学说事实上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二、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欧盟经济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主权国家向超国家机构逐步转让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求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

最早提出一体化的是法国的让?莫内，实现欧洲统一的途径，莫内抓住了一个根本点寻找各国共同的根本利益，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体，把过去彼此争夺的东西变为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莫内认为，实现欧洲统一的关键是合并，通过以合作经营体制为基础的部门一体化，建立行业共同体，把管理权交给“类似中央联盟”的超国家机构，各国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标，分阶段把资源合并在一起，把主权合并在一起，最终实现全面的合并。

（一）1951年4月18日，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各国政府把管理煤钢部门的职能交给超国家的共同体机构，

（二）1957年3月25日，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关税同盟，实行统一关税税率和外贸政策，农业政策，把各国的经济政策逐步纳入一体化进程，并确立以建设内部统一市场为目标。《罗马条约》的实质事将成员国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协议从关贸总协定组织体系中分离，组成一经济实体，《罗马条约》赋予成员国和共同体对外排它性的贸易政策权，使共同体事实上具有了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地位，进一步取代其内部成员国的地位，而由于共同体不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因而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更便于推行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

（三）1985年6月，共同体首脑会议批准以建设内部统一市场为目标的白皮书。12月签署《单一欧洲法令》，规定到1993年1月撤消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并把70年代开始的“欧洲政治合作”纳入共同体体制。《单一欧洲法令》引入合作决策程序，扩大部长理事会里多数表决制的实行范围，使欧洲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成员国把经济领域里的打零管理职能和职权让渡给共同体机构。

（四）1991年12月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的目标：建设包括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马约》引入共同决策程序，扩大欧洲议会权力，扩大部长理事会多数表决范围，增加欧盟委员会的管辖权，把一体化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外交，防务，司法与内务以及广泛的社会政策领域，实现国家主权向一体化机构的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转移。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2000年5月12日在洪堡大学的讲话曾这样说过，“在马斯特里赫特，现代国家三个重要主权货币，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第一次完全让渡给一个欧洲机构负责，欧元引入不仅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顶峰，而且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行为，因为货币不仅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它标志着主权者的权力，正是主权者保证着货币的发行。与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相比，政治结构和民主结构的一体化尚未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消除政治一体化的缺陷并最终完成一体化进程，这种张力就可能使欧盟陷入危机。”[1]

三、欧盟向政治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探索

尽管欧盟与其成员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政策制定权或者说主权的转移关系,但这种关系仍是自愿的与合作的关系。任何愿意终止这种关系或者说退出欧盟的成员国都有完全的自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国的自主权和自主的意志，是欧盟在一体化的一个天然屏障，有人主张将欧洲建立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也有人主张维持现状让它让它成为“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法国内政部长舍韦内芒）。在第一种观点看来，欧盟现在已经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如统一的货币，宪法等。就笔者看来，建立联邦制国家，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为时过早，毕竟政治一体化在制度上的探索还不够成熟，所面临的是各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和整个庞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协调，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这条路还很长。像舍韦内芒所说：“所有的人都首先从承认下面这一点开始：根据舒曼和莫内的模式建立的欧洲在运作时越来越困难，随浅析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个基本判断着欧盟东扩的进行，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于是我们必须决定改革，改革必须提上今天的政府会谈的议事日程，我们可以做地更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等某些领域我们必须转向更为紧密的合作。”

2004年10月29日，在罗马签署的欧盟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标志着欧盟在推进政治一体化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条约签署前，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说，签署欧盟宪法“并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欧盟宪法条约》在法理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欧盟宪法已经具备了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属性,其功能超越了国际组织的章程,更接近主权国家的宪法;其形成过程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欧盟宪法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国家间条约的范畴,欧盟制宪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型的主权国家,宪法产生的基础和程序仍然是国家间的合意,具体内容也更多地体现了国际组织章程的性质。欧盟宪法的两重性是由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是欧盟在面对主权障碍时妥协折中的产物。

欧盟条约的宪法化对国际组织法，区域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开国际组织宪章宪法化之先河,为国际组织法律化提供了思路和模式;其规定大大超出了一般区域国际法的基本规范,为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区域国际法的发展和创新;欧盟宪法的产生开创了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与超国家治理并存的新时代,对走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规律的几点认识

（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的今天，国家对其主权权利的让渡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趋势的加强，为了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主权是可以有条件地加以限制的，主权权利也是可以适当地分割和让渡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还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代替它。”[2]

（二）对主权让渡都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因而主权让渡只能是渐进而有序的进行。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的确对国家主权的行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制约，但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基在他的著作中写到：“目前的民族国家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们十分小心地维护着民族独立性，还有它们的主权，而其中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的，先进的和强大的国家都将不会把自己置于某种超国家机构的控制之下。”[3]

让渡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主权全球化主权相对化主权让渡

引言：国家主权的历史流变

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1）第一个系统阐述主权理论的是法国学者让？布丹，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其后，关于主权的性质曾出现过又出现了多种学说，较具代表性的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并确认了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古典的主权观念。（2）

在国际法上，1684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国家的主权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此后，主权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特性。在一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主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受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可以为实现本国意志而诉诸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给国家主权以更为具体全面的确认和维护：它在确认和维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享有领土主权的领陆、领水、领空等范围外，还扩大了国家享有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范围；（3）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等。上述内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是绝对而不可侵犯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4）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依存性增强，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协调。这就意味着各国如果想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来，就要遵守一系列条约、协议、机制和国际性规则，而不能凭借所谓绝对的国家主权而肆意妄为；同时，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及对其决议的尊重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部分放弃，就像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主权的自我限制。（5）可见，各国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这种趋向全球化的“共变关系”与国家主权原有的排他性、专属性发生了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奥尔森所言：“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6）

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发生冲突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以及对人权原则的诠释也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7）“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8）固守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于是，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9）它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化的一种表现。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双赢的结果，所以，主权国家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的基础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判断而自主地对本国部分主权进行让渡，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可能要比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观念更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让渡理论不失为国家主权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和发展，而在主权让渡的实践方面，欧洲国家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故而本文试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和主权让渡作一论述。

全球化下的欧洲一体化：一个主权让渡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发展时期。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六国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根据条约，成员国将逐步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权转交给煤钢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不是单纯的政府间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超越各国政府而享有特殊权力的高级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实现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煤钢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良好收效坚定了欧洲政治精英们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于是在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至此，一体化进程扩张到所有经济部门。20世纪90年代后，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幅度让渡国家主权，从而推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时期。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具体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元区11国将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调控权让渡给了欧盟。至此，成员国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让渡给共同体来行使。

政治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与经济一体化起头并进，而政治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敏感的政治主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时它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建立司法与民政方面的合作机制以及“欧洲公民资格”。（10）

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是有制度、法律保障而非无章可循的。从最初的《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都规定了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让渡的权力；与此同时，除了有独特的民主制衡机制作保障外，欧盟法可在各成员国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11）从而为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纵观上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共同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盟这一超国家性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12）就是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

欧洲国家主权让渡现状：对国家主权让渡类型的透析

（一）经济与货币联盟：经济主权的让渡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数年来运转良好，而欧元在启动之后也走出了最初的低迷状态，汇率直线上升。虽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这两个超国家性事物的蓬勃发展却表明了以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作一分析。

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可从以下角度予以说明：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并超越于各成员国政府之上。《马约》规定，“在行使和执行本条约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赋予的权力和任务与指责时，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其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共同体机构，来自成员国的任何政府或来自任何其他机构的批示。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承诺尊重这一原则，并承诺不寻求影响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成员履行其任务。”（14）这一规定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确认了其超国家性以及各成员国部分金融权的丧失。随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对此进行了重申并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被干扰的可能性，从而为欧洲中央银行逐步接纳各成员国让渡出的金融权和货币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得到了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保证。《马约》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要求各成员国最迟到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之日，必须使本国立法（包括本国中央银行章程）与本条约不冲突。从实践中看，各成员国也已在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实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超国家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性地位得到了可靠的司法保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可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欧洲议会、委员会或理事会违背条约而未采取行动向欧洲法院提起申诉和诉讼。同时，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还拥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解释权以及对以欧洲中央银行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的管辖权。故而，如果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成员国中央银行未履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就可将此事提交欧洲法院进行裁决。

总之，与传统的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15）它超然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其他机构之外，是成员国金融货币主权让渡的必然结果。

传统国际法理论认为，“国家的货币主权来源于国家的属性和法律的性质，其法律效力由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具有绝对的权威”，（16）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然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欧元的正式启动对这一传统观念既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事实上的创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管理行为的集合体，它无法用既有的国际法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马约》将成员国政府间合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移转给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以不可变更的汇率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部长理事会行使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强制权力；（17）另一方面，成员国自愿让渡货币主权给超国家性组织来统一安排运用，而超国家性组织的管理机构也才充分吸纳这一让渡出的货币主权，使自己在金融货币领域成为对成员国有实际约束力的组织，以区别于一般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虽然难以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找到法律依据，但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都积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8）来督促各成员国尽快让渡货币主权以促成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这也就给这一新的国际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与传统国际法理论衔接与过渡，欧洲货币一体化在实践中实施了缓冲性的“辅助性原则”，以对那些固守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成员国起到心理缓冲作用。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创新。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主权的让渡

政治主权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国家主权的经济属性日益显著，但其始终无法取代政治属性的根本地位，故而所有国家在处分政治主权时均持谨慎态度。所以，与为经济利益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顺理成章不同，让渡象征国家独立地位的外交与安全决策权绝非易事。但是，随着国际机制对国内事务的不断介入，对政治主权的部分让渡已是不可避免。（19）

让渡范文篇8

关键词：顾客让渡价值；产业市场；市场营销策略

一、顾客让渡价值理念及其解析

“顾客让渡价值”理念是由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客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总价值与顾客总成本之间的差额。顾客总价值是指顾客购买某一产品与服务所期望获得的一组利益，它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等。顾客总成本是指顾客为购买某一产品所耗费的时间、精神、体力以及所支付的货币资金等，因此顾客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体力成本等。顾客让渡价值概念的提出为企业经营方向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分析思路。首先，顾客让渡价值认为顾客价值的实现不仅包含了物质的因素，还包含了非物质的因素；不仅需要有经营的改善，而且还必须在管理上适应市场的变化。其次，顾客让渡价值理念强调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仅要着力创造价值，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中所倾注的全部成本。由于顾客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总希望把有关成本，包括货币、时间、精力和精神降到最低限度，而同时又希望从中获得更多实际利益。因此，企业还必须通过降低生产与销售成本，减少顾客购买商品的时间、精力与精神耗费从而降低货币、非货币成本。显然，充分认识顾客让渡价值的涵义，对于指导企业如何在市场经营中全面设计与评价自己产品的价值，制定、执行市场营销策略，使顾客获得最大程度的满意，进而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市场的概念及其一般特点

（一）定义。营销学上常将市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个人消费者市场以及组织市场。本文聚焦于组织市场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产业市场。产业市场又叫生产者市场，它是指一切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劳务，以供销售、出租或供应给他人的个人和组织。通常由以下产业所组成：农业、林业、渔业、牧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通信业、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二）产业市场的一般特点。营销学中一般将产业市场归纳为如下特点：1、购买者数量少；2、购买量大；3、用户地理位置集中；4、派生需求；5、需求缺乏弹性；6、需求波动大。

三、顾客让渡价值理念在产业市场营销领域的应用

本文依据产业市场的主体、不同企业的性质、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类型以及同一企业采购中心成员等方面分析其需求特点，从而利用顾客让渡价值理念来制定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一）按照企业性质：我国《公司法》、《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及有关法规有相关规定。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这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三类：公有制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不同企业的工业品采购特点不同：1、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的采购特点：（1）决策程序多，常采用审批制；（2）对产品、供应商的可靠性要求较高，具体表现在：要求供应商企业具备一定的资质（形象），对采购的产品质量一般有明确的质量标准要求、常常要求供应商企业提供一定的质保金，付款方式一般要求有一定时期的账期以前期付款；（3）采购决策往往采用招标的形式，每次的招标中，采购中心的人员可能变化；（4）资金管理、货款支付流程相对复杂而不稳定，有可能出现应付账款（A/R）延期支付的情况。综上，公有制企业顾客对产品、服务、形象等总价值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资金、（采购及供货）时间等总成本都有比较高的需求。针对此类企业，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做好企业及产品推介，通过人员介绍或者形象工程展示等多种方式，使目标客户对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树立信心；（2）针对客户服务成本、资金占用成本相对比较高的特点，适当维持较高的销售价格以保证合理的销售利润；（3）组建完整的销售团队，体现人员价值，以维持客户关系。对于有实力的供应商企业，可以采用CRM系统对公有制大客户进行管理，实现交叉销售，向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2、三资企业。三资企业的采购特点：（1）无论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都普遍受到外资企业流程化管理的影响。反映在采购体系，顾客普遍比较关注节省时间成本、精神和体力成本的高效沟通方式，同时也关注供应商企业的产品、形象跟服务的可靠性；（2）三资企业一般对供应商审核与设定有具体而明确的标准，要求供应商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与服务；（3）三资企业在资金、货款支付上虽然也存在账期要求的情况，但一般而言依据合约到期付款比较及时，应付账款（A/R）延期支付的情况较少。综上，三资企业顾客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服务、形象等总价值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总成本例如时间成本、精神和体力成本等也都有比较高的需求。虽然顾客对资金成本也有一定的要求，但一旦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一般会按照协议执行，较少出现拖欠应付账款的现象。针对此类企业，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做好企业资质、产品资质等资质准备，以应对顾客的审核并赢得基本信任；（2）在销售流程上做好对接设计，以确保目标客户的需求得到及时地反映和满足；（3）维持适当的价格水平，在确保适当的销售利润的前提下，提高产品的竞争力；（4）销售数据、服务记录、供货及时率等做好书面备案，以供双方查阅，清晰地展示向客户提供的让渡价值。3、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采购特点：（1）私营企业的采购决策一般而言比较简单直接，高级管理层（厂长或者老板）有可能直接参与采购决策；（2）大多数私营企业采购决策随机性大，从合作供应商的选择到采购订单的安排都难以长期稳定；（3）部分产业市场中的私营企业由于处于起始期、成长期或者衰退期，企业规模较小或者走向收缩，采购量少，因此面对供应商的话语权小，更关注资金成本。而另一部分处于成长期或者成熟期规模比较大的企业，除了对资金成本比较重视以外，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形象及服务价值也比较关注。针对此类客户，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与高级管理者建立深入关系，争取客户的了解与信任，体现人员价值；（2）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适当让利于客户，帮助客户节省资金成本，赢得客户的忠诚度；（3）及时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帮助客户在市场中取得进步，展现服务价值。（二）按照产业市场中的客户类型。按照产业市场中目标企业所在市场链中的不同类型，可以分为OEM客户及终端客户。不同的客户类型具有不同的顾客让渡价值需求，这也要求我们采用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1、OEM客户（即配套客户）。本文探讨的OEM客户，即原始设备制造商，特指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再生产成其他产品以供销售、出租或供应给个人和组织，简称配套客户。OEM客户意味着市场，OEM客户越多，意味着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就越高。OEM客户的采购特点主要有：（1）重复采购。由于OEM客户采购的产品是用来配套在自己加工的产品上然后推向市场的，因此其上端供应商的产品会伴随着OEM客户自己的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产生重复需求。（2）关注资金成本。由于上端供应商的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到OEM客户的产品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到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OEM客户对上端产品的采购价格（资金成本）非常敏感。（3）注重产品质量。同上原因，上游供应商的产品质量直接影响到OEM产品的整体质量。（4）要更多的技术支持服务。由于直接的产品配套，OEM客户在研发、生产乃至安装、售后服务等环节都可能需要上游供应商的支持与服务。针对此类客户，可采用以下营销策略：（1）针对OEM客户普遍关注资金成本的特点，提供有竞争力价格，以换取长期合作的机会，做到业务合作细水长流；（2）成立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跟销售团队，及时准确地了解OEM客户对产品、服务的需求，将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和人员价值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客户；（3）强有力的公司形象或者产品品牌，也有助于OEM客户面对市场宣传与开拓。例如，配套有Intel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家，在市场宣传中通过品牌联合宣传，赢得顾客信任，实现了双赢效应；（4）供应商企业若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协助目标客户———OEM客户在市场中开拓新的市场或领域，建立起联合营销式的parterner关系，将极大地有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对于比较重要的OEM客户，比如行业的龙头或代表性企业，客户市场营销的最终目的是与其建立起长期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就需要认真审视供需双方企业的价值链，力图使供方企业价值链创造的价值最终得到需方企业的认可乃至满意。例如，在汽车制造领域，整车制造商往往要求其上游产业链在厂区地理位置布局、JIT准时化供货、参与到自身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TQM）体系当中等方式，确保了上下游企业价值链的共享最大化。2、终端客户（即售后市场）。终端市场一般处于产业市场的产业链的末端，本文特指在产业市场中，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和组织。相对于供应商企业而言，此时的终端市场也称为售后市场，其产品或服务有可能直接，或者通过配套客户（OEM客户）的产品间接提供给终端客户。如电厂采购发电机用以发电，水泥厂采购搅拌机等设备用以生产水泥。此时的电厂或水泥厂相对于发电机厂家或者搅拌机厂家即为终端客户，而发电机、搅拌机企业向对于更上游的零部件制造商，如轴承制造商即为其OEM（配套）客户。由于终端客户购买产品或服务往往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其采购需求与OEM客户存在不同的特点：（1）采购的产品组合复杂，产品组合的宽度、长度、深度都比较大。这是由终端客户的生产经营特点决定的。终端客户为了实现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往往集合了不止一家OEM客户的产品，因此其采购需求的产品组合更多。（2）紧急性订单较多，更关注时间成本———交货期。而此时对资金成本（采购价格）的要求会适当降低。与OEM客户需求的产品大类、产品项目相对比较固定的情况不同，终端客户的需求往往是日常维护或者紧急维修需求，因此需求订单数量不大，但往往需求比较紧急。（3）关注产品、服务价值，终端客户拥有的产品组合较多，而其采购的产品或服务往往不是其主业涉及的专业领域。因此，向终端客户提供必要而及时的产品、服务价值颇为重要。（4）集团化采购，这是国内终端客户采购中心的变化趋势。随着部分终端客户的日益发展壮大，他们倾向于将各个事业部、分公司（分厂）的采购需求集中起来，以赢得面向供应商的更大话语权，摊低企业的采购总成本。针对此类客户，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适当备库，就近服务，以满足终端客户采购产品组合多、紧急需求多的特点。此时，供应商企业就近选择合作经销商或者中间商，由后者承担一定的仓储物流服务功能，是比较有效的营销模式；（2）组建专业的行业管理、渠道管理销售团队，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对终端客户进行管理。宏观上从行业管理角度统一协调与指导，微观上针对不同客户的自身特点专业化服务；（3）对于有实力的供应商企业，可以采用CRM系统对终端客户进行管理，实现交叉销售，向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4）对于有实力的供应商，企业还可考虑利用自身的专业化知识，协助客户进行预防性维修、资产管理服务，以帮助终端客户实现其内部价值链的优化，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最终目标是实现供需双方的合作共赢。（三）按照企业采购中心不同成员的层次、特点。从更为微观的层面，同一企业采购中心的不同成员，其体现在顾客让渡价值中的需求点也是不一样的。针对其不同层次、不同角色的需求特点，我们可以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营销学将企业的采购中心分为：使用者、影响者、采购者、决定者及信息控制者。其中的每一个角色在企业组织结构当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按照一般性原则，大致可以归为三类：高层（HighLevel）———一般是决定者，作为企业管理者，往往更关注合作企业的形象价值、产品及服务价值，以及相关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等。中层（MiddleLevel）———可能是采购者、影响者或者信息使用者，甚至是决定者。其更加关注的是可靠性（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以及资金、时间成本等）。基层（BasicLevel）———使用者常常是基层员工，但其往往是最初提出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人，并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情况最具发言权。基层成员往往关注与自身工作切身相关的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乃至使用产品需要付出的精神、体力成本。针对以上不同采购中心的不同层次成员，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对于企业高层，重要的是要向其明确传递企业或者产品的实力，包括传递良好的企业形象，可靠的产品及服务，以及双方合作能给对方带来的总成本的降低，从而取得企业高层的认可。安东尼•帕里内罗在其著作《向高管推销》中，总结了向高管（VITO）推销的要诀时，强调了“为VITO的一天增值”的观念。这也正是顾客让渡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具体的营销措施可以考虑供需双方高层互访增加了解与信任，实时签订合作备忘录或者战略合作协议等来强化其价值认同。对于企业中层，可能涉及到采购中心的采购者、影响者或者信息使用者，甚至是决定者，因此需要针对其具体的角色及对应的顾客让渡价值的关注点，采用不同的营销手段。主要的措施包括组件专业的销售、服务团队，制定合理灵活的价格、供货策略等。对于企业的基层，供应商企业需要从产品价值出发，兼顾客户的精神、体力成本降低的需求，提供能够满足使用者要求的产品设计及包装，及时沟通送货物流服务、及时提供产品使用的知识分享等。

四、总结

本文从产业市场中的客户性质、客户类型的宏观角度，具体到企业采购中心成员的不同层次的微观角度，系统阐述了目标客户对顾客让渡价值的需求侧重点，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力图为产业市场中的市场营销实践提供参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永远是不断变化的，文中归类的不同客户性质、类型以及采购成员的不同角色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市场营销人员因时度势，灵活对应。

作者:彭博 单位:斯凯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纪宝成，吕一林.市场营销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MichealE.Porter著.陈小悦译.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龚仰军.产业结构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让渡范文篇9

关键词：顾客让渡价值；产业市场；市场营销策略

一、顾客让渡价值理念及其解析

“顾客让渡价值”理念是由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客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总价值与顾客总成本之间的差额。顾客总价值是指顾客购买某一产品与服务所期望获得的一组利益，它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等。顾客总成本是指顾客为购买某一产品所耗费的时间、精神、体力以及所支付的货币资金等，因此顾客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体力成本等。顾客让渡价值概念的提出为企业经营方向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分析思路。首先，顾客让渡价值认为顾客价值的实现不仅包含了物质的因素，还包含了非物质的因素；不仅需要有经营的改善，而且还必须在管理上适应市场的变化。其次，顾客让渡价值理念强调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仅要着力创造价值，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中所倾注的全部成本。由于顾客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总希望把有关成本，包括货币、时间、精力和精神降到最低限度，而同时又希望从中获得更多实际利益。因此，企业还必须通过降低生产与销售成本，减少顾客购买商品的时间、精力与精神耗费从而降低货币、非货币成本。显然，充分认识顾客让渡价值的涵义，对于指导企业如何在市场经营中全面设计与评价自己产品的价值，制定、执行市场营销策略，使顾客获得最大程度的满意，进而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市场的概念及其一般特点

（一）定义。营销学上常将市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个人消费者市场以及组织市场。本文聚焦于组织市场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产业市场。产业市场又叫生产者市场，它是指一切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劳务，以供销售、出租或供应给他人的个人和组织。通常由以下产业所组成：农业、林业、渔业、牧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通信业、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服务行业。

（二）产业市场的一般特点。营销学中一般将产业市场归纳为如下特点：1、购买者数量少；2、购买量大；3、用户地理位置集中；4、派生需求；5、需求缺乏弹性；6、需求波动大。

三、顾客让渡价值理念在产业市场营销领域的应用

本文依据产业市场的主体、不同企业的性质、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类型以及同一企业采购中心成员等方面分析其需求特点，从而利用顾客让渡价值理念来制定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

（一）按照企业性质：我国《公司法》、《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及有关法规有相关规定。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这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三类：公有制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不同企业的工业品采购特点不同：

1、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的采购特点：（1）决策程序多，常采用审批制；（2）对产品、供应商的可靠性要求较高，具体表现在：要求供应商企业具备一定的资质（形象），对采购的产品质量一般有明确的质量标准要求、常常要求供应商企业提供一定的质保金，付款方式一般要求有一定时期的账期以前期付款；（3）采购决策往往采用招标的形式，每次的招标中，采购中心的人员可能变化；（4）资金管理、货款支付流程相对复杂而不稳定，有可能出现应付账款（A/R）延期支付的情况。综上，公有制企业顾客对产品、服务、形象等总价值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资金、（采购及供货）时间等总成本都有比较高的需求。针对此类企业，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做好企业及产品推介，通过人员介绍或者形象工程展示等多种方式，使目标客户对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树立信心；（2）针对客户服务成本、资金占用成本相对比较高的特点，适当维持较高的销售价格以保证合理的销售利润；（3）组建完整的销售团队，体现人员价值，以维持客户关系。对于有实力的供应商企业，可以采用CRM系统对公有制大客户进行管理，实现交叉销售，向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2、三资企业。三资企业的采购特点：（1）无论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都普遍受到外资企业流程化管理的影响。反映在采购体系，顾客普遍比较关注节省时间成本、精神和体力成本的高效沟通方式，同时也关注供应商企业的产品、形象跟服务的可靠性；（2）三资企业一般对供应商审核与设定有具体而明确的标准，要求供应商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与服务；（3）三资企业在资金、货款支付上虽然也存在账期要求的情况，但一般而言依据合约到期付款比较及时，应付账款（A/R）延期支付的情况较少。综上，三资企业顾客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服务、形象等总价值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总成本例如时间成本、精神和体力成本等也都有比较高的需求。虽然顾客对资金成本也有一定的要求，但一旦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一般会按照协议执行，较少出现拖欠应付账款的现象。针对此类企业，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做好企业资质、产品资质等资质准备，以应对顾客的审核并赢得基本信任；（2）在销售流程上做好对接设计，以确保目标客户的需求得到及时地反映和满足；（3）维持适当的价格水平，在确保适当的销售利润的前提下，提高产品的竞争力；（4）销售数据、服务记录、供货及时率等做好书面备案，以供双方查阅，清晰地展示向客户提供的让渡价值。

3、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采购特点：（1）私营企业的采购决策一般而言比较简单直接，高级管理层（厂长或者老板）有可能直接参与采购决策；（2）大多数私营企业采购决策随机性大，从合作供应商的选择到采购订单的安排都难以长期稳定；（3）部分产业市场中的私营企业由于处于起始期、成长期或者衰退期，企业规模较小或者走向收缩，采购量少，因此面对供应商的话语权小，更关注资金成本。而另一部分处于成长期或者成熟期规模比较大的企业，除了对资金成本比较重视以外，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形象及服务价值也比较关注。针对此类客户，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与高级管理者建立深入关系，争取客户的了解与信任，体现人员价值；（2）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适当让利于客户，帮助客户节省资金成本，赢得客户的忠诚度；（3）及时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帮助客户在市场中取得进步，展现服务价值。

（二）按照产业市场中的客户类型。按照产业市场中目标企业所在市场链中的不同类型，可以分为OEM客户及终端客户。不同的客户类型具有不同的顾客让渡价值需求，这也要求我们采用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

1、OEM客户（即配套客户）。本文探讨的OEM客户，即原始设备制造商，特指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再生产成其他产品以供销售、出租或供应给个人和组织，简称配套客户。OEM客户意味着市场，OEM客户越多，意味着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就越高。OEM客户的采购特点主要有：（1）重复采购。由于OEM客户采购的产品是用来配套在自己加工的产品上然后推向市场的，因此其上端供应商的产品会伴随着OEM客户自己的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产生重复需求。（2）关注资金成本。由于上端供应商的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到OEM客户的产品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到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OEM客户对上端产品的采购价格（资金成本）非常敏感。（3）注重产品质量。同上原因，上游供应商的产品质量直接影响到OEM产品的整体质量。（4）要更多的技术支持服务。由于直接的产品配套，OEM客户在研发、生产乃至安装、售后服务等环节都可能需要上游供应商的支持与服务。针对此类客户，可采用以下营销策略：（1）针对OEM客户普遍关注资金成本的特点，提供有竞争力价格，以换取长期合作的机会，做到业务合作细水长流；（2）成立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跟销售团队，及时准确地了解OEM客户对产品、服务的需求，将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和人员价值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客户；（3）强有力的公司形象或者产品品牌，也有助于OEM客户面对市场宣传与开拓。例如，配套有Intel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家，在市场宣传中通过品牌联合宣传，赢得顾客信任，实现了双赢效应；（4）供应商企业若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协助目标客户———OEM客户在市场中开拓新的市场或领域，建立起联合营销式的parterner关系，将极大地有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对于比较重要的OEM客户，比如行业的龙头或代表性企业，客户市场营销的最终目的是与其建立起长期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就需要认真审视供需双方企业的价值链，力图使供方企业价值链创造的价值最终得到需方企业的认可乃至满意。例如，在汽车制造领域，整车制造商往往要求其上游产业链在厂区地理位置布局、JIT准时化供货、参与到自身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TQM）体系当中等方式，确保了上下游企业价值链的共享最大化。

2、终端客户（即售后市场）。终端市场一般处于产业市场的产业链的末端，本文特指在产业市场中，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和组织。相对于供应商企业而言，此时的终端市场也称为售后市场，其产品或服务有可能直接，或者通过配套客户（OEM客户）的产品间接提供给终端客户。如电厂采购发电机用以发电，水泥厂采购搅拌机等设备用以生产水泥。此时的电厂或水泥厂相对于发电机厂家或者搅拌机厂家即为终端客户，而发电机、搅拌机企业向对于更上游的零部件制造商，如轴承制造商即为其OEM（配套）客户。由于终端客户购买产品或服务往往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其采购需求与OEM客户存在不同的特点：（1）采购的产品组合复杂，产品组合的宽度、长度、深度都比较大。这是由终端客户的生产经营特点决定的。终端客户为了实现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往往集合了不止一家OEM客户的产品，因此其采购需求的产品组合更多。（2）紧急性订单较多，更关注时间成本———交货期。而此时对资金成本（采购价格）的要求会适当降低。与OEM客户需求的产品大类、产品项目相对比较固定的情况不同，终端客户的需求往往是日常维护或者紧急维修需求，因此需求订单数量不大，但往往需求比较紧急。（3）关注产品、服务价值，终端客户拥有的产品组合较多，而其采购的产品或服务往往不是其主业涉及的专业领域。因此，向终端客户提供必要而及时的产品、服务价值颇为重要。（4）集团化采购，这是国内终端客户采购中心的变化趋势。随着部分终端客户的日益发展壮大，他们倾向于将各个事业部、分公司（分厂）的采购需求集中起来，以赢得面向供应商的更大话语权，摊低企业的采购总成本。针对此类客户，可采用如下营销策略：（1）适当备库，就近服务，以满足终端客户采购产品组合多、紧急需求多的特点。此时，供应商企业就近选择合作经销商或者中间商，由后者承担一定的仓储物流服务功能，是比较有效的营销模式；（2）组建专业的行业管理、渠道管理销售团队，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对终端客户进行管理。宏观上从行业管理角度统一协调与指导，微观上针对不同客户的自身特点专业化服务；（3）对于有实力的供应商企业，可以采用CRM系统对终端客户进行管理，实现交叉销售，向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4）对于有实力的供应商，企业还可考虑利用自身的专业化知识，协助客户进行预防性维修、资产管理服务，以帮助终端客户实现其内部价值链的优化，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最终目标是实现供需双方的合作共赢。

（三）按照企业采购中心不同成员的层次、特点。从更为微观的层面，同一企业采购中心的不同成员，其体现在顾客让渡价值中的需求点也是不一样的。针对其不同层次、不同角色的需求特点，我们可以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营销学将企业的采购中心分为：使用者、影响者、采购者、决定者及信息控制者。其中的每一个角色在企业组织结构当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按照一般性原则，大致可以归为三类：高层（HighLevel）———一般是决定者，作为企业管理者，往往更关注合作企业的形象价值、产品及服务价值，以及相关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等。中层（MiddleLevel）———可能是采购者、影响者或者信息使用者，甚至是决定者。其更加关注的是可靠性（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以及资金、时间成本等）。基层（BasicLevel）———使用者常常是基层员工，但其往往是最初提出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人，并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情况最具发言权。基层成员往往关注与自身工作切身相关的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乃至使用产品需要付出的精神、体力成本。针对以上不同采购中心的不同层次成员，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对于企业高层，重要的是要向其明确传递企业或者产品的实力，包括传递良好的企业形象，可靠的产品及服务，以及双方合作能给对方带来的总成本的降低，从而取得企业高层的认可。安东尼•帕里内罗在其著作《向高管推销》中，总结了向高管（VITO）推销的要诀时，强调了“为VITO的一天增值”的观念。这也正是顾客让渡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具体的营销措施可以考虑供需双方高层互访增加了解与信任，实时签订合作备忘录或者战略合作协议等来强化其价值认同。对于企业中层，可能涉及到采购中心的采购者、影响者或者信息使用者，甚至是决定者，因此需要针对其具体的角色及对应的顾客让渡价值的关注点，采用不同的营销手段。主要的措施包括组件专业的销售、服务团队，制定合理灵活的价格、供货策略等。对于企业的基层，供应商企业需要从产品价值出发，兼顾客户的精神、体力成本降低的需求，提供能够满足使用者要求的产品设计及包装，及时沟通送货物流服务、及时提供产品使用的知识分享等。

四、总结

本文从产业市场中的客户性质、客户类型的宏观角度，具体到企业采购中心成员的不同层次的微观角度，系统阐述了目标客户对顾客让渡价值的需求侧重点，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力图为产业市场中的市场营销实践提供参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永远是不断变化的，文中归类的不同客户性质、类型以及采购成员的不同角色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市场营销人员因时度势，灵活对应。

作者:彭博 单位:斯凯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纪宝成，吕一林.市场营销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MichealE.Porter著.陈小悦译.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龚仰军.产业结构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让渡范文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二者的关系在农业经济领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地制度与农业投资的关系方面。在已有的研究中，主流观点注意到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对投资的重要影响，[1]1进而在政策主张上指向农地的产权制度改革，要求稳定农民与土地的产权关系（具体来说，有从使用权方面入手，也有从所有权方面考虑。）（一）制度与投资的关系。农地产权固然是影响农户投资①的重要因素，却并非唯一重要的变量，二者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已有实证研究存在着将农地产权（在我国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下多数指向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稳定与农户投资简单对应的倾向，从而忽略了产权背后更为实质的原因。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与农户投资之间即使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种较为表层的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来实现的。理性的投资者只有得到稳定的预期收益（回报），才能做出长期投资的决策。合理的制度带来稳定的预期，进而造就长期投资。而制度的“工具箱”里远非只有产权这一项，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实现预期的稳定。因此，在讨论农户投资的影响因素时，如只看到农地产权这一项，显然是有局限的。暂且抛开实用的政策取向及意识形态的价值偏见，至少在学理上探讨影响投资的不同制度因素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农地制度和租佃关系有助于拓展想象空间和开启新的思路。[2]（二）产权与投资的关系。在关于产权与投资的关系讨论中，学界也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主要关注土地的长期静态稳定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对中国农地制度的投资效应的研究，重点几乎都落在使用权的稳定性对投资的影响上。[3]7我们认为，从产权角度思考和讨论问题，仅仅意识到土地的产权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工本的产权；仅仅关注地权的保障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讨论工本的保障；不仅应该看到产权的静态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促进作用，还须在动态交易过程中讨论产权与投资的关系。在只有数十年改革经验的当下农村，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的确有其难度和局限，但中国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农地流转经验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和广阔“原野”。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农地经营与地权关系可知，制度的安排远不止产权这一项，在影响农户的长期投资方面还存在其他制度因素。除了稳定的产权外，其他合约安排也能达至使农户尽力长期投资的目的。这些不同的合约制度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二、理论逻辑

（一）工本投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人为变量。决定农业生产及农业收成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天、地、人。前两者是“给定的”“不可控的”，虽然某种意义上可以“改良”、可以“缓解”，但从根本上来说，人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只有人的能动性比较大，这就是一种投入，包括人工投入和资本投入。因此，工本投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人为变量。按照以往常用的“三要素”来说，资本、劳动与土地是并列的三种生产要素，它们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提供。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工本投入常常是很难区分的。除了一些基本水利设施和主要劳动工具需要专门投资外，农田基本建设及土壤的改良主要靠的是劳工投入（当然这种劳工投入有时会伴随着有机肥料的实施，因而常用“工本”示意）。甚至雇工经营的地主往往也主要是投资于购买雇工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的投入，土壤开垦翻松、有机肥生成并使用、基本水利设施（沟、堀）建设等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不一致的原因：从理论上看，由地主雇佣工人经营与由劳动力拥有者租入土地耕作，其生产效果和收益是一样的；但在历史实践中，却常常是劳动力拥有者租入土地耕作的租佃制占优势。[4]151传统农业经营的投入中工本所占最多，沈镜贤在《东草堂笔记》中估计到，用于土地的灌溉、粪雍等费用要占全年田间收入的1/4或1/3。清末民初的陶煦在其《租核》一书中，将自己经营农场雇工耕田的费用与收入按照正常状况做过估算，结果如下：（二）在一定保障激励下农民才愿意积极投资。农户投资与其他投资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投资的效果不一定在当期完全显现。也就是说，改3良土壤是一项长期投资，其收益将在未来若干期实现。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机制保障原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土地的产权一直归投资者所有，便不会存在相应问题，因为投资收益无论在当期还是在未来的任何时刻均由投资者即地权的拥有者控制并占有。如果投资者不是土地产权的拥有者，或者拥有者在未来某个时刻将地权转让，这便要求有某种贴现机制让投资者的未来收益能在当期或者在转让之时转化为现时的收益。因此，只要有一定的利益保障机制（不论是产权长期归属，还是产权交易机制，抑或是当期工本贴现机制），投资者——无论是自耕农（产权完全拥有者）、佃农（一定时期内经营使用权拥有者），还是雇工（当期劳工投入者）——均愿意积极地投入。因为他们的投入与收益是成正比的，并且能够得到相应机制的保障。这些保障首先是通过给予投资者合理预期，进而产生激励，最终促进投资。对于产权的完全拥有者而言，便是中国俗语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产权的部分拥有者而言，便是要给予未来一个合理的预期；对于当期的雇工而言，便是要许以足够的劳工报酬。（三）在不同的条件下农民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在前文讨论中，我们将农民分为自耕农（产权完全拥有者）、佃农（一定时期内经营使用权拥有者）、雇工（当期劳工投入者或雇佣耕作者），事实上还只是一种静态的划分方法。单从逻辑推演来看，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自耕农、佃农和雇工是有可能相互转化的。转化的原因可能是客观条件，也可能是主观需求，当然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客观条件改变引发主观需求的变化。从动态角度分析，不论是地权的完全所有者还是部分拥有者，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均会出现将所掌握的地权加以流转的需求；而雇工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也可能通过积极努力地投入而获取一部分地权。不论是地权流转还是地权激励，其内在都需要有一个将不同时期的收益进行转化的机制——将未来收益变现或将当期收益转化为未来收益的权利。因此，动态地看，产权机制不仅包含产权（益）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还应包含产权（益）的流转机制。

三、经验分析

从历史经验来看，保障和激励农民积极地进行工本投入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三种：一是工本投入补偿机制，二是农地产权机制，三是地权流转机制。为了让论证表述更具历史原味，我们沿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用语：“粪草银”（即投资变现补偿）、“灰肥田”（即长久不变的耕作经营权）、“田面权”（即可流转交易的地权），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制度安排：短期合约、永佃制、地权流转机制。“粪草银”，又称“粪土银”或“灰肥钱”，是指佃农由于在耕作过程中投入了工本而在转手时要求给还的补偿。“灰肥田”，又称“粪质制”，是指佃农通过垦荒、耕作，改良了土壤，进而获取的永佃权②。“田面权”是指在永佃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独立的佃权，它不仅表现为长期的耕作权，还具有自由转手交易的权能。根据杨国桢对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6]、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7]及笔者的考察[8]234，在“灰肥田”的内涵里，佃农还只有永佃（长期耕作）的资格，尚无将耕作使用权转让的权利。如果佃农不想再耕作，只能退佃——退回原来的田主，不能出顶——转让给其他的佃户。这正是“灰肥田”（永佃权）与“田面权”的不同之处。从永佃权到田面权的过渡，事实上就是增添了可以自由买卖佃权的权利③。也就是说，田面权的内涵不仅有耕作使用土地的资格，还有自由将该资格处置转让的权利。田面权使得其佃耕者变为了田土的一“主”——田面主。田面主对于田面权的支配和运用是独立的。田面主与田底主（田地的真正拥有者）具有对等的地位。田面权与田底权并行。（一）“粪草银”与工本投入——短期合约的功效。“粪草银”就是直接对“工本投入”的补偿。在租佃制下，它通过“免租”或“减租”的方式得以实现。1.“免租”。“免租”主要是在垦荒的头几年实行，用于保障佃垦荒地的权益，也为了激励4佃农多投工本，以使荒地开垦成熟，为主佃双方都带来收益。这类习惯在各地相当普遍。例如，根据《中国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对民国时期民事习惯的记载，在当时的吉林六道沟县，“垦山地者，须过五年，方给地主纳租；垦平地者，须过四年，方给地主纳租。若未至年限，地东出卖该地，必须酌给垦户相当之垦地费用”[9]43；在当时的奉天通化县，“垦荒，立约定明年限，多或八年、十余年，至少五年不等，限内所获粮石与地主无涉，期满垦户退地，或另议纳租。”[9]30在当时的山东蒙阴县，“以山场或荒坡租人垦殖者，三年内由承租人自行种收，与业主无干；至三年后，应与业主亲立租种或几分种之契约”。[9]146在当时的江西永新县，“凡多年荒地，如有人情愿从事开垦承耕，三年之内可不出租，其应完钱粮仍由原业主完纳”。[9]251在当时的浙江南田县，“新垦亦仅能播种杂粮，收获甚微。佃户向业主承垦，于养淡之后，业主不能遽为收租之主张，缘佃户须赔垫垦本，翻种三年，始可望其逐渐成熟，以故三年期内，业主不收花息，藉为劳力之报酬。契约一经订定，业主即须受契约上之拘束，不得中途自由撤销及变更，苟有违反时，须负偿还垦本之责任。”[9]286在当时的甘肃礼县、西和两县，“佃户向业主承垦，所立租约必书明三年后每年纳租若干，若在三年期内、业主不能收租等语。契约一经订定，业主即不得中途变更。”[9]392在甘肃成县，“凡向业主承垦荒地者，有三年不纳租之习惯。”[9]405在当时的安徽黟县，“未开垦或已荒芜之田地招人开垦，订明期间，佃约内即载一切费用皆由承佃人负担，该地上所得之利益，地主不得过问，即以为开垦费用之酬报。”[9]549这些习惯反映了社会的共识：垦荒不易，必须多予补偿。其实，即便不是开垦新荒，重修旧地付出的工本也同样要给予相应的补偿。例如，在当时的直隶完县、清苑等县，“稻田被水冲毁，经村人修理栽种，阅五年后方许原业主持契认地，五年内不许原业主干涉。”[9]232.“减租”。“减租”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定额租，则要求新垦地的租额比熟地轻；如果是分成租，则要求佃户所得比田东多。例如：在当时的黑龙江萝北县，“荒地乍垦，其前二年仅能种粗粮，如高粱、豆子、玉蜀黍等类，租户对于地主所纳粮租，每晌纳租约二三斗，按所种之粮分纳。如系租种垦熟较久之地，可种小麦、荞麦、谷子等类，每晌纳租约七八斗，按所种之粮分纳。”[9]108在当时的讷河县，“租户对于地主所纳粮租，因地当初辟，优待租户起见，每响纳租三五斗，或七八斗不等，均按地之沃瘠而定。其纳租品类，糜谷之外，如系沃地，有带元豆或小麦二三成者。”[8]55在当时的福建浦城县，“山主出佃有二种契约：（一）出佃时，山系荒山，全由佃者栽种成林时，应佃六主四或七三、八二，均由契约定之。（二）其山本有林木，由双方视看后，订明成分，俟砍伐时，当场分收，或公拚得价，按成领收，此种限制，皆在当时双方约定，杉木出拚后，山场仍归山主。”[9]309（二）“灰肥田”与长期投资——农地产权的力量“灰肥田”通过赋予农户在土地上永久耕作的权利、保障其工本投入的收益，从而有利于促进长期投资。下面两则“安佃”地契，一则是安“开垦佃”，一则是安“熟佃”，它们反映了地主通过。给予永佃权，激励佃农用心耕种、奋力施肥。第一则：立安开垦佃佳昌、日顺等，承祖顶有民班三号，坐产闽清县升平坊涤头林地方，土名菜园里，并上斜下份炭窑湾，又本厝后门湾，受种二十斤。今安与佃户吴承德开垦耕种，递年不拘损熟，约纳租米四斗正。早晚两冬牲付黄家房内当年轮收，不得欠少。自安之后，务要用力耕作，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听佃永远耕作，黄家不得另召。两家允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安佃开垦佃一纸。付照(乾隆二十年一月)[10]5第二则：立安佃福城田主东林衙旺房，承祖里有民田贰号，坐产闽清县十七都地方，土名下尾垅、后尾洋、小退等处，共受种乙石肆斗，年载用租谷参千城佰五十解。言议折实白早米贰百陆拾贰斗小，额内约禾廿五斗小，递年不拘损熟，照额纳租。自安之后，前去用心耕种，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及插水等情。倘有此情，另召别人耕作，不许阻占。其田如不欠粗，听其永远耕作。向后两家并无增减之理，今欲有凭，立安佃乙纸付照。年例田牲贰大只。供顿全雍正玖年拾壹月日立安佃福城田主东林衙给[10]5如果不给予永佃权，将出现由于换佃频繁而导致土地贫瘠的状况。例如，在嘉庆年间，凤属林案叛产“因耕佃一年一换，无人肯实力用本下粪，田园瘠薄，日就荒芜”，官府遂不得不“出示晓谕，准给永耕。”（《永佃执照》，嘉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佃字第八十号）[11]已有研究显示，永佃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12]58它使耕种田地之农户能更加爱护土地、注意培养地力，避免各种不利的短期行为[13]。（三）“田面权”与农户投资——权利流转的魅力。在促进农户投资方面，与“灰肥田”相比，“田面权”主要通过地权的流转来实现工本投入的价值，从而保障了农户投资的权益。一方面，它让以往的投资得到变现；另一方面，可使未来的收益在当下贴现。田面在流转中发生增值，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④下面这则交易契约显示，地权流转（转佃）后发生了增值：第一次“佃”，价银一两；第二次“佃来”，价银二两六分；第三次“转佃”，价银三两八钱。休宁县李奇付转佃田约立佃约人李奇付，原佃得李三付田一备，坐落土名树坑桥头，计田一亩五分，计田大小三饭，计硬租十四秤十四斤。先年得价银一两佃与同春堂，递年交小租三秤。崇祯十四年十一月，是身凑价银二两六分，佃来耕种，交纳正祖并同春堂小租。今因欠江三孙会银，将前田转佃与房东李名下为业，得受价银并酒食银二⑤两八钱。其银、契当即两交明白，并无重复交易。不明等情，是身承当，不累受佃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佃约为照。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二日立佃约人李奇付依口谢元禄其田共价银叁两六钱，外酒食贰钱整[14]424通过田面流转，佃农获取增值收益，各地的称谓和做法有些不同。《江阴县志•风俗》记载，佃权“老则以分之，贫则以卖之，而谓之榷。榷得之财谓之上岸钱，然反多于本业初价。如一亩银二两，上岸钱或三四两。”浙江省上虞县的做法是：佃户转顶与他佃户，亦有顶契，契内写顶价处空留地步，将来收回时，就空处照时价补填，名曰照时价回赎。[9]283买卖田面的契中一般使用“立退小买田契人”的习惯用语，称“退”不称“卖”，就是因为田面买卖最初是以补偿力坌、粪草或顶首的名义出现的[15]。另外，也有以佃、顶的称谓转让田面的。与普通的清业田一样，除了活卖，还有绝卖。例如：顺治十六年祁门江求富出佃田皮契，“议作时值价粪力田皮纹银贰两贰钱正”。[16]51同治五年杏月，歙县汪士德立顶粪草田批，得受顶价银洋□□元整；[14]231-232光绪廿一年四月，歙县江槐孙等杜卖粪草田皮契，出卖粪草田皮与胡姓名下前去耕种交租管业。[14]233-234（四）“三维制度体系”——有效满足了农户的不同需求。虽然从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的角度来看是从“粪草银”到“灰肥田”再到“田面权”的过程，但在实际的耕作生活中，三者常常是同时并存的。这说明，每种制度各有其竞争力，且都有存在的必要。三种类型的激励机制共同构筑了一个有机的“三维制度体系”。佃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第一，长期佃耕，获取土地产出的收益。例如，根据《中国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的记载，当时的江苏省海盐县的做法是：业户抛荒田亩，由客民垦荒，被业主发觉后，订立长期承种契约，按年纳租，如果要收回土地的权利，则得给还相当的垦价；[9]266第二，退回原来的地主，获得工本补偿。例如，当时的江苏省靖江县的做法是：佃户对于业主有特别的权利，佃户在完纳轻租条件下，可以随时将田辗转交易，而业主却不得改佃，如果佃户自愿将垦熟的田退回给业主，业主则应当照原纳租额约十倍的数量给佃户；[9]200第三，转佃他人，得到由工本投入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例如，当时的安徽省贵池县的做法是：佃户如有不能承种的时候，可以“私顶与他佃接种，收回顶礼银若干，业主即向后之佃户换约，直接收租。如业主因佃欠租，欲其退庄，亦必酌给开垦之工资为退庄费。”[9]227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工本投入补偿、农地产权保障和地权流转之间具有共通性：农地产权保障的其实就是工本的投入权益，地权流转后所得收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工本投入的补偿，地权流转后所得的增值收益实质上是对未来拥有农地产权收益的贴现。它们构成了一个互连互通的整体。制度的有机性和灵活性适应和满足了农户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弹性需求，充分调动了农民进行工本投入的积极性。三维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保障和激励的功能。经由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相应选择，对工本投入的补偿，其形式可以是田东补偿佃农，也可以是新佃补偿旧佃。1.田东补偿佃农，例如，当时的湖南省衡山县的做法是：出退费。比方说，甲承佃乙田屋、山林等业，历十余年或数十年，均照约交纳佃租无异。嗣甲佃身故，乙仍将该庄归甲之子丙耕作，并未新立佃约。厥后乙东亦故，乙子丁与丙因东佃不睦，遂令丙退佃交庄。而丙以该田、山系其父甲承佃耕作有年，曾经开垦某处山场，种植某山树株，修筑某方房屋，去工若干，去费若干，设非如数认还，不允退佃。丁因席请戊、己等从场处议，对于确有开垦、种植、修筑等费，劝丁出资偿还此项费用，名为出退费。[9]359-360当时的安徽省芜湖县的做法是：退佃时之搬迁费。佃种田地，凡分二种:一为熟田、熟地之佃，地主于退佃时，只负返还羁庄钱之义务。一为荒田、荒地之佃，退佃时，除返还羁庄钱外，并须酌给搬迁费若干，以为垦荒及下庄之费用。[9]5232.新佃补偿旧佃，例如，当时的湖南省汉寿县的做法是：沉潭费。汉寿县乡间惯例，恒有甲置田百亩，向由乙承佃耕种，历有年所。忽有第三人丙谋佃该田，而乙又不甘退佃，丙则须榀补乙钱若干串，此费永无返还，故名为“沉潭费”。至榀补之多寡，则视田亩之肥硗以为标准。[8]354湖南省长沙县的做法是：凡东佃解除契约，无论东退佃或佃退东，若在冬春时，佃户对于该田已着手耕作，用有犁汇、冀草等费，则新佃户必须酌出顶项，以榀补旧佃户之损失。至顶价若干，由前后佃户自行议定，田东并不过问。[9]355当时的安徽省当涂县的做法是：肥土钱。当涂境内佃户因人力或费用缺乏，即将所佃之田分拨若干，转给他人接种，每亩取银七、八角至一、二元，名之日“肥土钱”。分佃人对于业主并不另立佃约，收租时，仍由原佃收齐转交业主。[9]559正是在“三维制度体系”的激励下才出现了佃田“以永远为期，硗瘠之土，一经承佃，辄不惜工费以渔利，而田主莫能取盈。”（嘉庆《增城县志》）也正是在“三维制度体系”的保障下，只有工本投入被承认，才能在现实中转化为佃农的收益。佃农奋力施肥、用心耕作的结果不仅体现在在租佃合约中佃农的收入更高，而且体现在土地交易中田面价要高于田底价。历史上出现的“金皮银骨”“过投地价值贵，苗地价值贱”“大租收益少于小租”等现象均是证明。例如，福建省连城县的做法是：金皮银骨。连邑田产收益，大都主佃各得其半。然肥沃者往往佃占八九，主得一二，历时既久，佃户发生田皮权，得以典当与人，偶有争论，业主不能干涉，即官府亦难依法判理，因有“金皮银骨”之称。[9]300当时的江苏省海门县的做法是：海门田制有底与面之分，底为苗，面为过投，若苗与过投为一人所有，则谓之“底面地”。……过投地价值贵，苗地价值贱，往往有十与一之比例。[9]198-199当时的浙江省上虞县的做法是：沙地业主向承垦户所收之租钱，年收每亩数百文，谓之“大租”。垦户转租与种户，年收每亩租钱三、四千文，谓之“小租”。大租收益少于小租。[9]283历史的经验表明，产权说到底就是劳动投入的权益。不论是工本的产权还是土地的产权。最终都是因为投入了劳动才产生的权益。只是这些权益有些是当期的，有些是跨期的。原始的土壤在投入劳动进行开垦之前只是荒地，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将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并实现产出。这一原理和过程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权思想，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经验是一致的。因此，在讨论产权问题时，如果只注意地权，是不完整的；在谈论地权时，如果只注重静态“稳定”的一面而忽略了地权的流转和权益实现，同样也是不完整的。

四、结论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