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位范文10篇

缺位范文篇1

在管理的工作中引入伦理道德，关注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已经是未来管理的发展趋势。20世纪60年代开始，伦理道德进入到企业管理中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伦理已经是管理学科中重要的部分。在伦理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对管理具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得到极大的推广与认可。公共管理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模式，是第一个建立在伦理道德、原则、观念基础上的模式。在公共管理中，引用伦理与道德已经是普遍的管理理念。相较于伦理精神在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管理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更需要伦理精神的参与。教育管理伦理意思是教育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以及管理的关系、理念、行为在伦理方面的规范以及道德。在教育管理中，一定会充溢着价值以及道德，教育管理不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化的管理。任何的管理都会充溢着道德、伦理精神。教育领域同其他社会领域相比，担负着社会的发展重任。教育是促进社会健康、有序、良好发展的手段，是推动人类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管理人员的行为与成效，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影响着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教育管理的伦理具有重大意义。

2伦理缺位的现状

相较于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伦理精神的运用，教育领域中的伦理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一些管理者不能够很好地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伦理的缺位。根据我国现在的教育情形，很容易看出教育管理伦理缺位的现状。(1)侵害公正。公正是道德的基本体现，如果没有公正，道德伦理就不复存在。公正能否体现，是需要管理人员的伦理精神以及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规定、制度。公正体现在道德制度的基础之上，其中与很多的政策、制度有很大关联，比如高考加分环节，三好学生、优秀的学生干部等这些学生都可以加分，这就体现着不公平的政策。在这种规定下，违法的事情很容易发生。这种制度的不道德相较于个人的不道德，更加严重。制度伦理的缺位，影响深远。(2)践踏了尊严。在我国的教育中，学生的隐私是不受重视的。考试成绩全校公示，有的学生谈恋爱，学校会在全体师生面前进行通报批评。以教育的名义，践踏学生的尊严，隐私也随之被盗走。在教育管理里，学生处于被动的局面。在学生尊严被践踏的同时，管理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教育为借口，剖析学生的隐私，践踏学生的尊严。教育管理只有具有价值才有意义，如果失去了教育的价值，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管理的价值与教育的价值不能同日而语，两则要同时存在，以牺牲一种价值换取另一种的存在，是价值观的错误。学生具有接收教育的权力，同时也有受到尊重的权力。(3)漠视生命的意义。在教育管理中，如果遗失了伦理精神，就会有生命被漠视的情况发生。学校应该是学生的乐园，但是，校园里常常出现令人难过的事情。例如，对学生的谩骂、殴打等对学生身心造成伤害的事情时常发生。人在社会上遭到谩骂或殴打，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解决，学生在教育管理中，面对这些事情，却难能依靠法律，很多行为的发生介于法律的边缘，需要伦理道德进行约束。教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精神上的。

3教育管理伦理建设的现实对策

(1)推进教育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在教育管理伦理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教育管理伦理学科起到指引的作用。现在，教育管理伦理学科各国都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是欧美国家，已经研究到教育管理的深层次，这对于教育管理的伦理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这个建设才开始不久，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要从基础入手，渐渐深化这一区域，推进教育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2)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的建立。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是经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为校园管理人员制定的道德准则，并且必须遵守。通过制定法律条款来约束管理人员去进行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一些国家，伦理规范很多被引入到法律体系中。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甚至一些职业性质的管理机构颁布了伦理方面的法律。所以，确保教育管理伦理，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约束。(3)完善管理人员的责任机制。通过法律框架确保教育管理伦理的同时，也要制定关于教育管理伦理的制度以及相关的程序，进而约束教育管理人员的行为。伦理和道德具有很多的性质，比如不确定性，多元化等等，所以，伦理以及道德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障。同时，还要一定的程序，确保责任机制的有效执行。(4)管理人员的行为伦理准则的制定。在教育系统中，管理者的行为伦理准则在涉及管理人员责任以及相应的义务的同时，还包括一些行为的约束。行为伦理准则是体现教育管理的价值以及对管理人员的行为的限制，界定管理人员的权限的同时限制管理人员的行为。(5)公众的参与及监督。在推动教育管理伦理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进行问卷调查、网上投票等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学生以及教育相关人员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通过外来力量，增强监督的力度，使管理决策更加规范化、准确化。

4结束语

缺位范文篇2

【关键词】旅游管理;被动性缺位;对策

近些年我国经济一直持续增长，也由此加快了旅游行业的发展，结合我国旅游业的实际情况，旅游业居于很强的综合性，可以获得经济效益。旅游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紧密联系到旅游管理的体制，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的发展情况，在我国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发展当中存在滞后的情况，管理体制没有结合旅游行业的发展情况，这样对于现代旅游行业的发展造成制约。因为被动缺位的原因，对于旅游行业的发展造成制约，要想对于促进旅游管理更好的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研究被动性缺位，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应对的措施，从而促进旅游行业更好的发展。

一、旅游管理“被动性缺位”的主要表现

(一)管理体制混乱

通过相关的调查，我国旅游行业的管理体制通常都是利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导致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对于利益挂钩产生依赖性，旅游社和导游没有实现互相影响，近些年还出现了对于旅游业公共形象造成影响的事件。管理内容仍旧不够具体，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标准比较保守，影响到管理的深度。建立良好的管理体系，需要明确自身的侧重点，避免出现体制混乱的情况，不能对于眼前的利益过于关注，对于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不够重视。在实践过程中，只是简单的制定了考核指标体系，旅游行业不够重视管理，并没有建立出科学的管理体系，没有调动出职工的积极性，使职工和组织出现一定的偏离，无法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旅游行业作为综合性产业，依靠各种社会资源，在各个领域中涉及到各种资源，因此旅游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部门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使旅游管理具备一定的覆盖性，利用传统的部门管理权被分割，使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存在分散性，从而出现条块分割的情况。从而出现管理空白和管理缺位的情况。

(二)缺乏明确的管理主体

旅游业在我国属于后发性的产业，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创收了良好的GDP效益，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营业资质和旅游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长期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无法有效的监管行业内部。除此以外，主管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交叉管理的情况，涉及到的智能部门比较多，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管理主体，旅游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三)旅游行业管理体制建设不够完善

我国旅游行业管理体系通常利用的就是传统的部门管理模式，各个级别的旅游局设立了各个主管部门，对于旅游行政工作进行管理。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旅游基本法，需要利用管理办法、政府规章等，对于旅游市场形成规范。当前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旅游管理机制，甚至出现空白的情况。人员配置不够科学，有关于旅游业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对于旅游业的关注度，从而可以明确旅游行业的实际地位。

(四)出现大产业、弱行业的特征

当前旅游业的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缺陷，在管理行业当中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旅游管理过程中，其管理的范围和权限造成影响，从而出现有限性的特点。这在管理行为方面就是被动性缺位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旅游行业的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某些领域，影响到这些管理部门的威信度。这主要是因为旅游管理的被动性缺位，也没有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各个部门在交涉的过程中，缺乏发言权，政府部门没有高度重视旅游行业的管理问题，旅游行业的管理部门就会缺乏一定的执行力。

二、建立有效管理体制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探索

现代旅游业存在“大旅游，大产业”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的经济学概念已经超过了，现代旅游业属于一个产业群，其核心就是旅游活动，形成具体的旅游供给体系。旅游活动具备一定的广泛的广泛性，促进旅游供给体系不断延伸，涉及到很多相关的领域当中，在这些具体的领域当中，一些可以为旅游供给听服务的在原来就已经存在，有些是为了对于旅游业发展给予适应，不断进行增加，以“旅游供给”为基础，从而实现重新的组合，这样就形成了“旅游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当中，大部分门类都是其他行和领域当中进行分散，从而形成管理部门的有效势力范围。建立旅游管理体制，实现制度的变迁，适应了旅游业基本特征，建立出来的管理机制需要实现全方位协调，将旅游供给体系进行有效的统筹。当前我国旅游管理部门在旅游行业当中属于平行的机构，管理行为无法延伸到其他的管理部门当中，职能部门自身具备局限性，旅游行业的管理就会缺乏全面性和权威性的特点。造成管理上的“被动性缺位”，近些年我国很多地方都开始加大力度进行探索，通常就是以下两种做法:建立级别更高的管理机构，浓郁更大的权力，例如桂林曾经设立了旅游管理委员会，性质旅游行政的管理职能，旅游管理委员会接受了政府的授权，可以审批具体的建设项目，考核旅游企业和负责人的资格认证，在各个方面实现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规划、协调。另一种方法就是实现联合管理，这种联合管理的方式一个方面就是旅游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实现职责协作，在各个平级单位当中实现协调管理。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需要实现合理的分工，改革旅游管理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地域行业协会的作用给予充分的重视，使其可以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出自身的作用。旅游业属于新兴的产业，近些年不断高速的发展，产业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从而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特征，例如无法清晰的划分产业界限，很难衡量产业贡献等。以此旅游管理科管理体制需要将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变，综合考虑到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素和市场导向的诱致性因素。

三、旅游管理“被动性缺位”的对策

(一)旅游管理体制未来的发展趋势

市场导向将会逐渐突出诱导性变迁因素。旅游自身具备一定经济属性，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市场发展和需求。以不同阶段旅游行业的实际发展需求为基础，旅游挂历体制也会发生一定的侧重点。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利用政府主导型的战略，在实际发展的初级，需要利用政府主导型的战略，发展逐渐变得成熟，日益突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发展的必然就是实现市场导向型。协调的作用需要引起重视，协调上层的部门权力。近些年我国设立了旅游委员会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需要协调旅游之间的关系，会这样才会解决旅游局在旅游管理的困境。当前旅游局职权和职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造成制约，这主要是因为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产业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协调，需要将各个平行管理部门的矛盾进行解决，从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将问题进行解决。增强民间组织的作用。旅游行业协会属于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在管理体制当中发挥着辅助作用。很多发达国家都将行业协会的作用经充分的发挥，虽然我国旅游行协会具备比较强的官方色彩，旅游管理机构属于附属性组织，需要将行业协会的职能有效的发挥出来，间接管理全行业。

(二)优化旅游管理体制

要想将旅游管理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解决，需要从各个方位入手，从而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对策，将旅游管理了体制进行优化，与此同时，可以在多元化的视角出发，从而使管理体制可以更好的发挥自身的运行效能。旅游社需要对于当前的管理体制进行充分的考虑，从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各项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融入人文关怀，可以和国家相关的策略保持一致的步调，可以将职工的积极性有效的激发出来。针对旅游管理体制，职能部门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管理。导游的言行举止和相关的规定和制度不够符合，导游的职业道德直接关系到工作质量。因此需要针对从业人员实现监理监督。在实践过程中，旅游业需要建立科学统一制度框架，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管理力度，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将绩效考核制度进行修订，并且制定具体的教育培训方法，打造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对于管理经验进行总结，使内部建设得到加强，旅游业还要结合我国当前的情况，展开全面的调研，将相关的数据进行总结，并且制定出更多的管理方案，从而实现新的管理运行体制，并且设定具体的岗位实现有效的维护，从而使体制的运行变得更加流畅，创作更多的效益。

(三)明确管理主体

我国旅游业不断发展，需要完善自身的产业发展，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加强管理产业。结合当前旅游管理的“被动性缺位”的情况，需要政府部门将内部结构进行理顺，将管理职责进行明确。政府需要在各个部门当中派遣专人对于管理团队形成协助，严格遵守《旅游法》的相关条例，促进旅游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使旅游产业变得可以调控，将旅游市场进行规范，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部门需要以旅游资源的实际分布情况和开发情况为基础，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从而确定出科学的管理标准，将旅游产业的管理力度进行提升，政府部门不仅需要将旅游管理力度不断加大，还需要利用鼓励监督的方式，将民间组织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以旅游市场为主导力量，发挥出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控作用，协同旅游协会等民间组织，奖管理局面进行补充，使旅游产业可以获得健康的发展。

(四)建立虚实双轨制

虚:建立决策和协调的机构，有助于实现宏观调控的作用，主要是实现市场导向型的宏观调控。成立综合性的部门，以《旅游法》为基础，决策、组织、协调旅游产业的发展。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等给予决定作用，从而将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致力于解决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将旅游活动当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实:将管理模式进行合并，对于资源管理给予总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将比较密切的部门合并成有一个机构，实现明确的分工，统一管理产业要素和资源，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争斗进行明确，正确形成管理合理，合并那些具体的机构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需要由主导性旅游资数量和分布为基础。

四、结束语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提高，人们对于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通过旅游，将自身的物质文化素养得到提升，促进旅游行业更好的发展。在旅游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的管理旅游管理。旅游行业要想温度的发展，需要制定出科学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需要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持，创新传统旅游行业的管理体制，从而提升旅游以管理体制。制定出来的管理体制需要符合当今的旅游时代的特征。

作者:胡双 单位: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梅虎，詹泽慧．旅游管理本科生就业倾向与本行业关联性分析及对策［J］．旅游学刊，2012(06)

［2］刘昌雪，汪德根．高等职业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对81家旅游企业调查结果分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3)

缺位范文篇3

关键词：校园暴力；霸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一系列恶性校园暴力事件接踵发生，中国校园暴力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与道德建设的相对滞后，在近几年中“校园暴力”逐步体现出4个基本的发展趋势：第一，随着校园安全的加强，校外人员随意进入校园基本被杜绝（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北京市初高中基本都实现了封闭性管理，在上课时间外人如不经登记基本上无法进入校园。各个初高中学校的领导对于校园中的人身伤害事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关注），因此，校园暴力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这与日本近似而不同于以陌生人间冲突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校园暴力［1］。第二，由于学校对于校园内的突发安全情况控制较严，冲动性暴力行为逐步发展为团伙性的、计划性的、学校周边地区的暴力行为。尤其是未成年人之间运用互联网等现代通信工具组织、合谋现象较为普遍。第三，侵财案件高发，而且通常表现为未成年人之间、熟人之间恃强凌弱的长期性敲诈勒索。第四，未成年侵害者懂法、知法而不守法的现象突出。校园暴力不再是一些学者想象中“法律意识淡薄”的产物，而是知道法律漏洞之后的理性行为。比如一访谈对象表示“我们打人的时候都知道轻重，避着能打出事的地方，扇几个耳光，踢几脚，警察根本不管，家长找到学校也最多就是道个歉、做个检查”。简单而言就是“不打死、不打残、不反社会就没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中的校园暴力正显现出西方国家校园暴力中“霸凌”现象的某些特征。主要为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同龄人之间，强者通过长时间、多频次地对弱者施加肢体、言语、心理等多角度的暴力侵害，以达到羞辱、排挤、控制弱者，给弱者造成身体、心理等多方面持续性严重伤害的行为。它的暴力程度虽然未必严重，但是其对受害者人格尊严、精神状态以及校园风气的危害性极大。然而，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尚未对这一变化予以充分重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有关管理部门对于校园暴力普遍存在着反应迟缓、处置偏轻、应对不力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也许是执法者素质不高，执行不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应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跟上快速变化的社会事实，从而造成了在“校园暴力”现象中，较为普遍的法律缺位。

一、对未成人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性估计不足带来的刑事责任缺位

我国的立法部门与管理部门对未成年施暴者的主观恶性认识不足，习惯性地认为校园暴力是理性不足的孩子们的嬉闹、打闹，其发生原因是施暴者的认识错误。因此以教育而非惩戒为主的应对方式。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明显较高［2］，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大多数的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与12~13岁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都是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外［3］。显然，这种几十年来一贯的立法与执法思路，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现实。早在十余年前，据有关调查，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就较20世纪90年代提前了2~3岁，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120%，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280%［4］。10~13岁的低龄犯罪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70%［5］。未成年人在今天的社会氛围之下，其发育之快、成熟之快以及堕落之快、习得残忍之快，已非几十年前生活于单纯、封闭环境中的父辈可比。在现实生活中，12~13岁的未成年人大部分已经理解了刑罚的性质、功能与后果［6］。一些青少年凶徒之所以施暴，往往并不是对法律无知，而是深知法律对其很难有严格的约束［7］。

二、对校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估计不足带来的保护缺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青少年犯罪做出了严格的限定。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第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立法思路实际上是以物理后果作为判断危害性的主要依据。这种思路不仅在刑法上有所体现，而且也是民事、行政法律中常见的思维惯性。然而这种思路明显将侵害不同类型客体的“校园暴力”进行了混淆，这导致了以侮辱人格、压抑被侵害人心理的校园“霸凌”行为往往由于其物理危害较低而处于无法可治的空白状态。所谓“霸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汉语词汇，而是音译自英语中的“bullying”。挪威学者DanOlweus认为，霸凌就是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8］。与当前中国近似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霸凌行为并非如现在般是一个饱受社会关注的话题，而被作为一般的暴力行为看待。甚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学生们在校园中需要经历挫折磨难来使自己变得坚强，彼此间发生的暴力冲突是校园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对无论是霸凌者还是受害者都造成了严重损害。就受害者而言，霸凌行为使其长期处于恐惧、抑郁、痛苦、焦虑、沮丧的精神状态，严重的可导致受害者终身性的精神疾病［9］。受害者因惧怕霸凌而逃避校园生活、干扰正常学习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至有受害者因不堪忍受而自杀［10］。而霸凌者同样受害颇深，霸凌行为可导致其潜在形成暴力倾向及犯罪心理（有些霸凌行为本身即已构成犯罪）。根据Olweus的研究，霸凌者成年后的犯罪率极高，高于普通人约37%，其他诸如酗酒等个人问题也更为普遍［11］。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有关机构与研究者对霸凌行为的关注都相对匮乏，立法机关忽略了霸凌行为的危害性已远远超出一般暴力行为的范畴。相当多的人单纯将霸凌行为视为校园暴力的一种，用对待一般校园暴力的观念眼光和手段措施来对待霸凌行为［12］，而忽视了霸凌者的施暴原因远非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的年少无知、误入歧途等因素。霸凌者主观上抱有的侮辱、炫耀及足以比肩成年犯罪者的主观恶性，远非一般暴力行为者所持有的愤怒心态可比。而此类行为却通常由于物理伤害轻微而逃脱法律惩罚，甚至只被作为孩子间的小打小闹，对其解决手段仅仅局限于当面制止或口头批评，根本无法达到对受害人的保护。在已经发生的多起校园“霸凌”事件中，被害人常常处在心理几近崩溃，但是刑法无法追责，民法赔偿偏低的不利局面。在司法实践当中，尽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受害者的心理重建、转学等事宜进行多方面的帮助，但这些成本往往并不由加害者承担。侵害方往往仅就医疗费、营养费进行补偿，其精神赔偿通常极为有限。除了极个别的人身伤害事件之外，“校园暴力”对于未成年人最严重的伤害往往就是难以愈合的心理阴影，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层面，对于未成年人精神与心理健康这一最易受损且最难恢复的权益却处于保护缺失的状态。

三、对校园暴力治理资源投入不足带来的纠治缺位

一方面，虽然我国高度重视校园暴力，但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治理机构与治理经费。相比较而言，美、日等西方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反校园暴力机构，并拨付经费。美国教育部专门设立有安全无毒校园办公室，年投入经费在500万美元左右。日本教育行政部门也组织实施了专门的干预计划并拨有相应的预算。另一方面，我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要以监外执行、社区矫治为主，而相应的机制尚有待完善。以四川省为例，现在全省仅一所少管所，容量为2000人。除了犯有重伤、强奸等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之外，大多数未成年罪犯尤其是对于在校未成年罪犯，都以缓刑和监外执行为主。这种制度设计，主要是从未成年罪犯的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并未侧重于防范校园暴力。事实上，尽管有部分的未成年人罪犯的确改过自新，但有相当比例的人仍然会重新犯罪。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尚待完善，一些社区、派出所对于未成年人罪犯的监督与帮扶流于形式，甚至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与监外执行，更是近几年基层法律工作的难点。

四、应构建全方位的法律责任体系以防范校园暴力

刑事责任、保护功能与纠正制度的缺位，让法律治理“校园暴力”常常面临“管不了、护不住、治不好”的尴尬境地。除非有极端恶性的事件发生，法律基本上难以有效约束校园中的未成年侵害者。这让中国校园中“轻暴力重侮辱”的霸凌现象成了当前未成年人保护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造成了常为人所忽视却极为严重的普遍性后果。在社会现实快速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呼吁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调整。一方面应考虑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2~3年，或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以当事人的恶性补足其年龄，从而使得部分未成年人不能凭借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逃避正义。另一方面，则应在司法实践中纠正有关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片面从轻的工作惯性［13］。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需对“霸凌”现象进行针对性的立法，以填补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法律空白，针对性地惩治校园暴力中的霸凌行为，以确保未成年人的人格与人身利益得到有效的救济。

参考文献：

［1］宋雁慧.中日校园暴力防治措施的比较研究［J］.中小学管理，2009，8：17.

［2］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42.

［3］张婷.论犯罪低龄化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分析［J］.法制博览，2014（5）.

［4］李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建议［D］.西南政法大学，2011.

［5］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N］.法制日报，2003-06-01.

［6］吴培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探讨［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25（7）：67-68.

缺位范文篇4

一、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看，现行制度下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只能是剩余任期

1、现行制度下补选的行政长官的任期不宜越届。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围绕行政长官缺位后补选的任期问题，有过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剩余任期，有的主张作为新的一届五年任期。为此，基本法第五十三条关于行政长官缺位补选的条文也有一个变动过程。1988年4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写明：“行政长官缺位时，应在六个月内产生新的一届行政长官。”1989年1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以及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香港基本法，将这一规定修改为：“行政长官缺位时，应在六个月内依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删去了其中的“一届”两字，把“新的一届行政长官”改为“新的行政长官”，表明补选的行政长官仅为届内“新的一位”，非“新的一届”。

2、选举委员会在五年任期内只能补选届内行政长官。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选举委员会非单为一次选举而组成并于选后解散。它是一个任期五年的常任委员会，任期与行政长官任期相配套。简言之，它只管一届的选举，但不一定只管届内一位或一任的选举。具体讲，起草基本法时，在删去“一届”的同时增加了“依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产生”。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产生的具体办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规定。”附件一则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基本法附件一规定在2007年以前设立一个任期五年的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无疑包含着便于在五年里行政长官缺位时及时补选新的行政长官以完成剩余任期的意图。

二、从民主法治原则看，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只能是剩余任期

1、选举委员会未曾获得越届选举的授权。

任期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的一个主要特征。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有法定任职期限，间接选举制里的“选举人”，也有法定任职期限。专事选举的机构和人员，其职权来源于选民委托，其职权行使不得超出委托范围，其职权效力非依法定事由（如战争、紧急状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选举无法举行）不得延长。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的任期与选举委员会的任期同为五年，这意味着，基本法赋予每届选举委员会的权力时效为一届行政长官的完整任期。若选举委员会补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任期为五年，则同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两位（或以上）行政长官的任期之和必然超过五年。这样一来，虽然从表面上看，该选举委员会行使权力并未超出任期，但实际上，其行使权力的法律后果已然变相超出法定权力时效期间。

2、越届选举不符合民主原则。

某一时期基于民意产生的机构只为本机构任期内所当为，乃是体现对普遍民意的尊重。一届管一届的事，也是法治的游戏规则。正如梁爱诗司长指出，选委会委员来自不同界别，他们本着某种选择特首的理念就任，并向所属界别负责。倘若他们在补选中选出的特首的任期从新起计，便可能将其选择特首的理念的影响力延后多年，这不符合民主原则。

三、从香港社会政治背景看，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也只能是剩余任期

1、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已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下一届行政长官任职期限从2007年开始。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决定必须获得一体遵循。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规定：“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此前提下，“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可以“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这些规定不仅表明第三任行政长官将在2007年根据届时的产生办法选举产生，而且表明第三任行政长官只能在2007年产生，2007年前缺位补选的行政长官只能是第二任行政长官任内或届内的接任者。

2、坚持剩余任期有利于贯彻基本法，促进香港民主的发展。

缺位范文篇5

(一)金融支农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当地人民银行积极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金融考核奖励机制，充分发挥金融支农政策导向作用，促进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另外，积极加大支农再贷款投放力度，重点支持了农户种养殖业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总量不断扩大。近年来延安市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不断增大、农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不断提高。

(三)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大力推行林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等各项新业务，多角度地改善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状况。同时，农村的支付结算状况也有较大改善。

(四)农村信用环境不断改善。全市农信社积极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社区的评定工作，为小额农户贷款业务的开展构建了良好的信用环境。

二、新农村建设中金融缺位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金融机构设置缺位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有削弱，县域机构网点收缩。近几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运作的要求调整经营方针，推行城市发展战略，纷纷把营业网点从县域农村撤出。2008年-2011年期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延安辖区8个县(市)的经营网点从146家缩减到79家。二是农村信用社有想法，农村网点覆盖率仍然偏低。随着农村信用社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其对额度小、风险大、成本高的单一金融支农服务存在一定的畏难想法，其经营网点在农村的覆盖率不高。一些乡镇的“信用社代办站”被撤销，缺失了相应的金融服务机构。截止2008年底，延安辖区9个县(市)共有183个乡镇，其中有56个乡镇已缺失了金融机构网点。三是农业发展银行有区别，分支机构只设到县城。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功能单一，近年来尝试开办一些商业性贷款，但规模较小，贷款对象仅限于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在延安辖区的每个县(市)仅分别设立一家信贷组，而且每个县的信贷组只配备了3-4人，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明显不足。四是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制，机构运行机制尚未理顺。于2007年挂牌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网点主要也是设在县城及部分经济重镇，而且运行机制尚未理顺，其支农作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五是保险机构体系不健全，农业贷款风险大。当前，绝大多数县(市)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两家机构，乡镇以下政府所在地没有保险机构。延安的农村保险主要还是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大部分是近年才开展，且业务量都还比较小。

(二)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缺位一是信贷品种单一。涉农金融机构主要针对农村生产性需求提供信贷产品，对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较少涉足，大部分信用社的票据业务依然为零。二是结算渠道狭窄。目前，农信社和邮储机构的结算品种主要是电汇、信汇和信用卡3种，但乡镇以下的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配置相应的POS机和ATM机，信用卡各项服务功能无法有效发挥。三是中间业务匮乏。金融机构面向农村开办的中间业务只有少量的保险、代缴水电费用、代为兑换债券等业务，基金、个人理财等金融产品严重缺失。

(三)农村金融生态机制缺位一是法制法规不健全。农村的法律环境尚存在各种问题，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缺乏必要的制约和惩罚。二是信用体系不健全。我市的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覆盖面仍然较低，农村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的信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存在贷前调查难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是担保体系不健全。农村贷款担保机构普遍缺失，现有的极少数信用担保机构担保基金规模偏小。同时，银行所要求的担保条件较高，农户不容易找到符合条件的担保人为其担保。

三、造成农村金融缺位的原因

(一)农村经济发展滞后，资金外流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业贷款量大、额小、面广，信贷管理成本较高，并缺少有效的抵押物，农村资金使用的低效益、高风险，影响金融投入积极性，导致农村地区资金大量外流。首先，邮政储蓄转移了相当部分农村资金。历年来邮政储蓄机构都是只存不贷，直到2007年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才开办少量的贷款业务，当年贷款余额也只占其吸收存款的0.17%，其余资金均上划省行调往发达地区使用。其次，国有商业银行县域资金流向城市。随着经营策略的调整，设置在县域的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上级行的“吸储器”，大量资金上划，大量县域资金流向城市。再次，农村信用社优质客户流失。农村信用社培育扶持的一大批小型企业发展壮大后，所需的金融服务起点更高，所需的生产资金数量也更大，农村信用社受资金实力不足和不能办理外汇结算业务等因素限制，对留住逐步强大起来的优质企业显得力不从心。

(二)农村金融机构定位模糊，竞争趋同当前，农村各金融机构没有形成各自独特的功能定位，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政策性、商业性以及合作性金融功能的冲突，在宏观上形成了金融支农功能的缺位。农业发展银行资金运用效益较低，业务范围过于狭窄，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明显不足，向农户和中小企业持续提供金融服务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农业银行在金融支农方面主要是向农村基础设施及农业龙头企业发放贷款，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很难从农业银行获得贷款，集存取款、贷款、结算为一体的“金穗惠农卡”服务覆盖的也只是少数农民。农村信用社融资能力较差，资金投放规模不大，支农能力非常有限，经营中也呈现出“商业化”倾向，资金大量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城市和非农业部门。邮政储蓄银行运行机制尚未理顺，对三农的支持极为有限，虽然开始办理小额信贷业务，但主要是面向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而且网点设置主要也在县城。

(三)金融支农存在较多约束，机制不畅一是监管机制不畅。相关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网点的设置有较为严格的控制。存贷款规模达不到一定标准的网点会被撤销，新设机构网点也有指标控制。二是合作机制不畅。目前农村金融机构间的合作还存在很多障碍，如目前跨行支付的费用较高等。

四、加强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一个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力军，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骨干，邮政储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保险机构为补充的金融支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1.提高农村信用社服务网点的覆盖面，着力把农村信用社建设成为农民自己的银行。农村信用社应当审时度势，准确定位，至少把金融服务网点覆盖到每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竭尽所能为当地的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以有效满足“三农”对金融服务的需求。2.引导农行和农发行加大支农力度，发挥金融支农的骨干作用。农业银行应根据新农村建设进程，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完善“金穗惠农卡”的支农功能，适时开发新产品，与农村信用社形成适度竞争。农业发展银行应积极拓宽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资金重点投向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不宜于商业化的农村公益事业，强化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3.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邮政储蓄银行将资金返哺“三农”发展。将邮政储蓄银行也纳入年度金融支农工作考核奖励对象，使其从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更好地返哺“三农”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基层农村信用社与邮政储蓄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增强支农信贷的有效投入。4.大力培育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有益的补充。大力发展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培育适合农村特点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满足农村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5.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和运行机制，为涉农金融机构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一定的保障。创新农业保险种类，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化解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加快建立国家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对开办涉农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政府应给予政策扶持，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和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为各类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分散风险。

(二)加快金融支农产品创新1.大胆创新信贷品种。针对农村资金需求的特点及变化，加快信贷业务创新，实现林权抵押贷款增量扩面，积极试点农村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丰富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品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2.加快改善支付结算方式。建议涉农金融机构按照业务的市场份额比例出资，在各个经济发展重镇及乡镇政府所在地配置一台ATM机，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医院、放心连锁店或超市配置部分POS终端。农村信用社要加快电子化建设步伐，切实提高农村支付结算服务水平。加强涉农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降低农村地区涉及“三农”的跨行支付费用等。3.积极开展中间业务。结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设计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且手续简便，实用性较强的符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可推出投资顾问、个人理财等服务，以满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对深层次金融服务的需求。

缺位范文篇6

摘要：从电视资金来源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有公共广播电视之名，但无公共广播电视之实。公共广播电视的缺位对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极为不利。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的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缺位的对策进行了探析。目前中国推广数字电视的浪潮正好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关键词公共电视频道缺位产业化数字电视

Abstract:Thereisno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fromtheviewoftheirfinancingsourcethoughmanysocalle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organizationhavealreadyfoundedinChinaThisVacancybringsmuchharmtotheourharmonioussociety.BroadcastingofChinaneedtobeindustrializedatpresent,buttheproblemof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systemneedtobesettledmoredesperately.,Atthesametime,theauthorsanalyzesthestrategiestofoun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inchinamainlyonthesurf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levision

Keywords: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VacancyIndustrializationDigitaltelevision

一、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缺位探析

1、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简要说明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很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比如(郭镇之，2001)；(金冠军郑涵2002)；(时雪莹，2004年)；(张志斌，2004年)；(陆地2004年)；(吴靖云国强2004)等等。从其介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目前西方的公共电视频道是非政府的非赢利的广播电视机构，它相对于商营电视和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而存在。“公共广播电视是非政府的公共广播电视，也就是说，它的职责、传播内容、组织以及资金来源应该由公众、由社会上分散的非政府的公共体制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公共部门决定……公共广播电视应该是非商业性的电视机构。”[1]“所谓的广播电视的公共模式，就是通过一定制度的设计，以公共视听费、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盈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社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2]

可以看出，判断一个广电机构是否是公共频道的主要依据是其资金收入来源。因为资金来源基本上决定了其经营性质。如果电视频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广告，它就受制于广告商。而由于广告商的逐利性，那么它就会变成商业电视，其往往会削弱电视观众和听众的兴趣，如果其资金来源直接受控于政府，那么其也可能沦为政治集团争夺权利的工具。

所以要成为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该广播电视台就须以不盈利为目的。只有当其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其方可以以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民主化和服务于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教育为宗旨。

2、中国传媒机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共频道，虽有公共电视频道之实，但无公共电视频道之实

尽管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公共频道，但这些电视台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只有公共电视之名而无公共电视之实。国内业界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已。它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费，它传输的节目主要是挑选的县级电视台节目。“公共频道是由省级电视台开办的、留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出本地自办节目的待业管理频道。这里明确了公共频道最重要的三项内容：一是开办的机构应是省级台而不是地级台或中央台；二是频道的节目由地县节目和公共节目两块构成；三是开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行业管理。”[3]显然，目前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是只能是当前广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形怪物而已。它只是各地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而不是公众的公共电视频道。公众对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作用。

3、中国的广电性质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台，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缺位

中国的传媒是由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机构，所以便有许多人以为中国的传媒便是政府广播电视(国营)而非商营的广播电视。比如何勇编译的德国科隆大学广播电视经济研究院ManfredKops的论文<<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4]指出中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就处于国营电视的地位，如下图所示。中国广播电视正处于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这一个角(左下角)，而远离了商业广播电视区域。

“我们调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中国，印度，波兰和德国。在图S-7中我们能看到六个国家广播电视系统的定位（综合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点的大小表示广播电视产业的规模（人均营业收入）；点的位置表示广播电视系统的收入结构，这种位置是由公共、国营和商业的比重决定的。[5]

上面这种分析各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方式是很值得参考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国为按其分类标准，从其资金来源看中国广播电视不能属于国营广播电视，而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所有电视台的盈利模式来看，中国只有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而无一家公共广播电视频道。

中央电视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是来自公众的收视费，而是来自广告。“据统计，目前国内各电视台95%左右的收入来自广告。例如，中央电视台2000年总收入为57.4亿元，其中广告收入为53.6亿元，占总收入的93%以上。”[6]可以看出，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缺位。所以，中央电视台现在的盈利模式实际上已经是商业电视。但与此同时，它在内容管理和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命上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它的资产性质还是国有性质。所以它又是国营电视。

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指出“商业电视是指经营方法，与所有权不一定挂钩，它并不一定是私营电视；商营也不一定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电视台正是一个接受政府控制的国营商业电视台。”[7]“如果不是从机构的名称、而是从经营的实质上看问题，中国电视的商业化程度（不是指收入的多寡）不仅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傲视北美。如果仅仅从经济来源上看，则中央电视台是完全的商业电视台。”[8]三、中国公共电视频道存在的必要必性

1、从传媒经济的舆论属性来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存在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传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舆论经济，它的经济价值除了自身行业所经营的价值外，还在于它对其它行业的影响而产生的价值。要衡量作为舆论经济“火车头”的传媒的价值，我们不能仅仅从其自身行业的产出去衡量，而且还要从传媒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的传媒产业化的呼声和及其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思维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发现了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迫切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媒行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强大的推动力量正是来自于传媒产业本身作为舆论宣传机构的行业特殊属性。正如可以发行免费报纸，然后通过广告来巨额获利的道理一样，如果国家拥有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虽然自身部门所产生的经济产出不大，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舆论价值，所提供的信息公开以及社会教化等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向民主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动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则是难以估量的。许多发达的欧洲国家都设有这种广播电视频道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

2、广电改革过程中产业化不是我们的归宿，如何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才是我们的归宿。

近年来，中国有关传媒产业化探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似乎中国广电目前最大的弊病就是产业化的程并不够，广电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就此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就广电产业向市场化程度发展来说，目前广电产业化的探讨是很必要的，而且还有必要让此探讨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广电这个行业和其它行业还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东西。广电传媒完全商业化对中国的广电产业未毕就是一件好事。

传媒经营的收入可以多元化，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广告。经费来源依赖于广告，传媒难免陷于被广告商控制的被动境地。另外，长期依赖于广告，会使传媒的生产能力陷于平庸。传媒若能生产出来很优秀的产品，完全可以用销售产品来赚钱吗？想想看，广告费最终还是要人民来为它买单的。产品有了广告费，那么它就有需要增大其投入的产品成本，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而资金最却是流入到了媒体和广告商的手中。而更可怕的是在此过程中传媒被商家和政客所左右了。中国当前的许多贪官和商业受贿案为什么总是在案子破了之后才会被媒体所报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媒体控制过于严格，公共传媒频道的缺失，信息公开度不够，信息传播渠道不畅。(具体表现笔者曾在论文<<试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9]一文已详述。)

3、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

众所周知美国广电传媒业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而且其产业规模也很大。我们认为，中国近年的传媒产业化改革有倾美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传媒产业化改革过程中似乎一直对美国很是关注，而且人们谈起中国传媒产业化的不足时总喜欢将中国的传媒产业和美国传媒的市场规模加以比较。这里仅举三例。

“美国电视业每年的广告收入高达520亿美元，而中国电视广告年收入仅200亿元。到2010年，中国媒介广告总额预计将达2000亿元，其中电视广告收入接近800亿元”[10]。

“1991-2000年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9.73%，2000年广告营业收入712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其中电视广告营业额168.91亿元，较上年上升8.17%，占全国总营业额的23.70%。但人均7美元的中国广告费与人均16.5美元和500美元的世界人均和美国人均广告费相比，中国广播电视广告仍有较大发展潜力。”[11]

“但2000年整个中国电视业一年的收入尚不及美国维亚康姆旗下一个频道的收入，2000年，维亚康姆旗下MTV音乐频道年收入50亿美元，根据《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当年，中国电视业广告营业额不足200亿元。中国传媒业如此微薄的收入分摊在单个媒体上就微乎其微了。”[12]

当然，这种比较可以从数量上比较出中美传媒势力存在的巨大差距，也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商业化提供了强大的论据，尤其是开拓广告市场。那么传媒产业产值的不足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无必然联系呢。是不是传媒商业产值不高就意味着传媒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呢？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没有广告费[13]，这是否可以说明日本的电视台就不能很好为日本人民服务呢？恐怕不能。谁又能说欧洲的传媒和美国的传媒相比，其为公众服务的力度远不及美国呢？传媒商业化特征与其为老百姓服质量不存在正比例关系。

另外，中国传媒产业总额偏小这与中国传媒产业化的程度不高有关系，但这更主要的是与中国整体国民经济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毕竟中美两国的GDP收入本来就差距很大，中国人整体还很贫穷。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对广播电视产业的消费之间有相互关系。”[14]所以，不能将所有问题的原因都归结到中国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一点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美国是很富强，但是其商业化太浓。西欧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方面更具有借鉴意义。似乎西欧的人民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就广电产业来说，西欧的这种制度更可以保证人民的言论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可以保证媒介集团较少地受到商业集团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的传媒产业改革更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公共电视频道的问题，即建立货真价实的公共电视频道，而不是现在所谓的那种大杂刽式的公共电视频道。

4、保证公共话语承载平台的需要，防止传媒被商家和政客左右，是促进社会教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需要。

这与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于公共广播电视此方面的功能，已有多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四、建立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对策初探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应走向成立国营广播电视频道、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和商营广播电视频道共存的局面。而不是当前很多学者提出将媒体划分为两类进行改革的双规制。(参见李良荣2004)本文主要探讨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对策。

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整体水平不高，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不付费看电视的习惯，使得要普通大众为公共电视买单很难。另外，近年来中国媒体都偿到了以广告为其主要收入的盈利模式的甜头，要其放下手中的广告费，去一点一点向普通大众收取收视费，甚至收取只有其广告费用的一一小部分是有难度的。当然，在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建立中国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也存在着机遇。那就是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相关政策的支持，广电数字化的支持，我国原有的公有广播电视体制和国外的先进经验。

1、政策支持：建立和谐社会党的政策的大力支持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得驱除不合协的因素，形成保障和谐社会井然有序开展的制度。这就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与发言权。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就是要改正传媒产业中不合理因素，让其能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如何服务？是要不断的商业化，不断地扩大广告份额，还是先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的水平，为“大社会、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务性”社会转变呢？显然，后者更能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思想。

2、数字技术为中国发展公共电视频道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2003年已经启动的广播电视数字化的推进，中国将在2005年开展数字卫星直播业务，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数字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播出，实现数字广播电视有线、卫星和无线的全国覆盖。虽然数字与模拟只是传输方式的不同，似乎与发展公共广播电视没有关系。但是在客观上，数字化电视的推广正在为建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前中国数字化电视推广过程中，提出数字电视比模拟电视优越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广告。这本身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因为数字存储技术可让受众选择在什么时间存储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而跳过广告。另外，现在在数字电视推行过程中所采取接入收视费用的方式对于今后形成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具有奠基作用。公众可以用自己手中交收视费的钱直接向电视播出机构投票，以表示其对电视节目的喜欢程度。这种收费方式和日本、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收费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公共电视频道为了保持其客观中立的立场而使其资金来源不依赖广告，不受商业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认为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机遇。希望在数字电视推广完毕以后，广电机构不要再反过来重新收取广告费用。若能这样，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向国外借鉴经验，比如日本和德国等

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和内容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以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契机，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方式。但是坚决反对其中播放广告。而且严禁播放任何形式的广告应成为公共广播电视与非公共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其资金来源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政府资金支持，社会捐赠、节目销售、收视费等。其节目播放的内容应以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教育类节目为主。具体内容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陈积银《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载《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第一版第447-463页

2、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公共模式》载《全球化视野：

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92页

3、郭镇之《90年代后期欧洲公共广播业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1.2

4、时雪莹《现代电视媒体经营策略初探——以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为例》，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缺位范文篇7

关键词：**省生态保护保险缺位与对策

引言：本文针对**生态保护中的保险缺位进行阐述，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省保险业存在的问题，从生态主体、生态失调、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多项改进和完善措施，对**省生态保险达到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状态，实现保险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继而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些自己的看法，最后对文章做一个总结。

相关索引：

经济与环境共同发展，既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理念，也是市场调节的目的，在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科技高速发展，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都出现狂飙式发展，但是随着工业化发展，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二十世纪60-70年代，当全球生态问题急剧恶化时。大部分国家通过建立中央行政环保管理体系应对全球生态问题急剧恶化，强调制订新的对环境保护的法律、国家标准化和监控、直至生态审批。“污染者支付”原则成为被采纳的环保法的最重要的原则，使国家在自然保护活动中无需或少量支付补贴。但在这一时期，对自然保护采取的经济调节和激励机制较少被运用。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生态保险成为了一种污染支付的生态经济调节手段被提出。

在经济市场上，生态保险到底是什么呢？俄国学者МоткинГ.А.对生态保险做以下定义：生态保险是针对具有超高生态危险性的企业和投保人的财产利益开展的一种责任保险，生态保险中的责任是由自然环境污染事故引发的，开展生态保险是为了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部分损失进行赔付、并开辟一条新的对环境污染预防与恢复措施进行资金积累的渠道。生态保险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护参保双方的利益的同时，对由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

在生态保险中，保险学中的风险时空分散效应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缴纳保险费的同时，投保人把对第三方进行赔偿的责任交给了承保方，自己避免有可能发生的、超出所交保险费很多倍的损失。承保人考虑到，事故的发生具有以下特征：A、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B、具有一定的概率。

一、背景（针对**省环境污染，作者引入的生态保险）：

据了解，近年来，大型民营企业和乡镇工业污染不断加剧，造成**省生态环境趋向恶化，一些乡镇企业缺乏环保意识，加重了农村环境的污染。一些布局分散、规模小、经营粗放的乡镇企业使得周边环境污染尤其严重，主要集中在土法选金、电镀、化工、建材等少数企业及其落后技术上；大型民营企业虽然工艺技术先进，但有的企业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未执行，如甘河滩工业园区已进驻十几家大型企业，但是截至目前，工业园区还没有建设废水污染处理设施，企业未经处理的废水随意排放，工业园区下游农作物累遭企业废水污染，使农民遭受损失。生态破环，造成了当地居民很大的不忙，省政府与当地市委对此也非常重视，责令要求企业对其污染做出赔偿。例如，**同仁铝业污染事件

（中国企业报2008-08-22）这是一宗涉案原稿2660名，诉讼标的额达2600万元的集团诉讼案例，诉讼标的额达2600万元的集团诉讼案例，**省高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这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损害赔偿集团诉讼纠纷案，法院各级领导秉公执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我们保安镇城内村等11个行政村的老百姓感谢你们。”**省同仁县保安镇2660名村民的代表日前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送来了表扬信，感谢**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执行局经过多年努力，为他们兑现了因**同仁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铝业)污染造成的220万元赔偿款。

虽然，同仁县2660民村民保护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市场的利益，笔者认为应该提出生态保险，因为生态保险能一定度的减少企业在赔偿中的损失，又能一定度的减少村民因自己受害，而起诉公司从而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上面可以归纳出，生态保险就是各种保险组织为了生存与发展，与其生存环境及内部其他组织之间在长期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复杂联系、有序竞争、良性协作的动态平衡系统。为此，笔者想引入谈谈保险生态的基本特征：A.保险生态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B.保险生态的秩序结构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C.保险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D.保险生态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最后，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外力影响超过限度就会破坏保险生态平衡。

自然生态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意味着：生态保险中所提的损失是以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的：第一、由某一有害物质源流入自然环境是由一定的事故引发的；第二、对受害方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在环境污染事故责任保险中，必须对肇事方和受害方进行人性化处理，在环境污染引发的财产保险当中，不标明单一污染源的贡献率。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推导出：对损失进行资金上的补偿不仅仅是由不同的肇事方来保障，而且承保人也将有针对性地使用以前收缴的保险费。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到一个有效的保险生态在一定保险环境、保险组织、调节机制着三个方面具有显著的生态特征。对于调节市场，规范市场环境，减小企业因赔偿带来的危害，给参保双方利益，既然，生态保险能有这么多的好处，继“绿色税收”调节手段后产生的又一“污染者支付”的生态经济调节手段。

二、现状（针对**生态污染，**生态保护中的保险缺位而提）

**省工业近几年污染严重，破环水资源和其他生态环境，例如，据悉，**湟水水泥有限公司始建于1985年，年生产能力10万吨，1999年扩建后年生产水泥18万吨，形成固定资产近8千万元。主要产品为普通硅酸盐水泥，主要环保设施为简易静电和布袋收尘，无脱硫装置。这个生产系统生产设备老化，环保设施落后，生产性粉尘长期超标排放，年排放工业废气9.2亿立方米、粉尘2200吨、二氧化硫61吨，年消耗原煤近3万吨，严重污染周边环境，被列入西宁市2007年的关闭企业。

虽然，**省已经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按照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要求，先后淘汰了不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污染严重的企业。

但是造成的污染，给当地的百姓带来的损失，谁来买单？？？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环保部门正从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向运用经济手段推进污染减排方向转变。

“现在是没人买单，但生态保险推出后情形就变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梁本凡说，可操作的办法是，重化工企业购买生态保险，储存一笔公众健康补偿资金，以备灾难暴发之需。

生态保险显然不止于应公众受损之需。它是继“绿色信贷”之后，由环保总局推动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这是对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又一次探索”。

由于**的产业结构比较特殊，**已经确立“生态立省”的发展方向，以环境事故污染责任保险的形式实施的生态保险将以保障生态安全、在以承保人和投保人双方受益为前提的条件下，对受害第三方的损失进行赔偿为己任。这里保费的费率会根据事故污染风险的大小以及污染给受害方带来的损失的大小来计算，收上来的保费的一部分将被用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措施的实施。

以财产保险形式实施的生态保险，只有在承保人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赔付时不造成对投保人的生态不负责任行为做物质鼓励，才可以成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生态环境污染风险保险中保险费率水平应有一定的上限；只有在承保人与投保人联手预防事故发生的条件下，环境污染风险保险才能顺利进行。

根据保险业固有的运行规律、组成成分及本质属性，以财产保险形式实施的生态保险，只有在承保人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赔付时不造成对投保人的生态不负责任行为做物质鼓励，才可以成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生态环境污染风险保险中保险费率水平应有一定的上限；只有在承保人与投保人联手预防事故发生的条件下，环境污染风险保险才能顺利进行。这样说来，生态保险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当然问题不单单是这样，笔者想深入谈谈生态保护缺位的状况：

1.破坏了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干预。

自然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限度，与自然生态一样，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外力影响一旦超越了自我恢复限度，保险生态就会失去平衡。

（1）保险主体批设的数量和速度超过了保险生态阈限（自然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度）。

一些新设机构为了生存，采取高回扣、高手续费等形式变相降价进行恶性竞争，使一些险种价格低于成本价，造成全行也经营效益，盈利水平的低下。

（2）生产者的形式比较单一；

我国的保险主体绝大多数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十一五”期间保险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是社会转型加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国际交流合作继续深化等等，单一的生产者形式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2005年，我国的保险密度379元，保险深度2.7%，虽然保险业一直在发展，但是目前较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针对**省生态保险基本不存在生产者不足的现象，经过长期的发展演进，保险业逐步形成了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发展逻辑，成为一种具有诸多生态学特征的、有生命力的现代组织活动。维持保险生态平衡也随之成为各相关方的重要课题。但是，现阶段保险生态还存在诸多问题，内在秩序和逻辑结构不完善，生产者不足乃是问题的集中体现。

（3）市场上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同质性；

经济市场中存在着竞争，保险市场也存在竞争，无论在财险市场，还是寿险市场，这个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就商业健康保险来说，其产品同质率高达到90％。这样的产品结构不能有效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保险需求，而且是造成保险市场恶性竞争的主因。**省份的生态保护中，由于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造成，造成生态保险不能有效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好像，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平洋寿险等大型保险公司存在独占鳌头的现象。就**省来说，这样导致保险业不能健康发展。

（4）对资金的运用限制影响了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政府债卷、金融债卷、买入返售、一定比例AA级以上企业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等。对于那么大的投资市场，然而投资风险过于集中，投资渠道狭窄，使资金运用回报率低下。很多时候公司考虑到保险的力度会很低，从而失去到投保的热情，那样对于公司负债管理、产品创新，费率调整形成了不利影响，削弱了保险生态的抗风险能力。这对**省健全的发展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制度不完善，阻碍着保险生态的健康发展

（1）对保险公司而言；针对**省保险机构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另外还有产权不明，从而在和其他企业签约时带来很大的麻烦，特别的导致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障碍，因为双方都是想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执行起来带来很大的争执，那样保险公司的信誉必然下降，产权不清晰还导致了**省保险公司竞争力不足、市场创新动力缺乏，从而**省的生态保险的力度还是做的不好，为此，**省很多地方都是采取行政管理的处理企业污染等等的问题。

（2）由于今年来，国家和省政府对**省的污染非常重视，特别的针对，**省的生态保险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采取国家干预方式进行市场管理，对污染企业采取行政管理，对污染地区也是国家拨款解决，例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该工程国家总投资约75亿元（2005年），全面完成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在制度环境方面，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直接或间接的行政干预、执法不力等现象屡有发生，严重干扰了保险生态的自然发展。国家的干预对保险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强调规模的力度与强调效益的力度不对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得出保险潜力巨大的结论，属于认识误区。中国有8亿农民，他们生活刚达温饱，哪有多余的钱买保险。定位不准确，过分强调速度、夸大潜力，强调做大，忽略做强，必然是揠苗助长，人为破坏保险生态，后果难以想象。

（3）保险公司经理层的任职及薪酬与经营的业绩无关，因此在保险市场发展的同时，经理层都是首先考虑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司利益最大化，另外，国有保险公司产权主体的虚设，也使各种监督与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设想，如果上级领导缺乏道德观念，那么保险市场又怎么健全建设。

（4）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或给付；在市场经济中，保险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如果过分强调社会管理职能，**省总是采取行政方法要求保险公司代替政府承担一些较大的业务，只会造成保险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影响保险生态的自我发展。毕竟保险公司也是希望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如果什么总是承受，那么谁愿意挑这个担子。

（5）保险公司在执行期间都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或资料才对投保方给予补偿，但是对于企业发展来看，市场最经不起的就是时间，对于企业在市场中的效率始终是占很大的地位，如果保险公司的效率很低，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例如，针对**某地区的居民来说如果自己受到企业的污染时，总希望企业在最快的时间内给予赔偿，而不是等待，有些还到企业周边喧哗，那么对于一间企业的信誉、执行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失。所以有些企业慢慢的就对保险生态开始不信任，从而生态保护中就慢慢出现缺位。

3、保险监督体制的薄弱；

（1）保险企业和一般企业一样，也存在着经营失败，需要建立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法律程序。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法规，经营失败的保险机构迟迟得不到有效的处置，从而导致了社会风险越来越大，恶化了保险生态。

（2）从当前保险发达国家发展趋势看，国家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监管，更侧重于偿付能力监管。在诚信环境方面，随着**省保险业的发展，以欺诈手段骗取赔款的案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保险诈骗之风的蔓延，不仅使保险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也使保险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3）由于监督体制薄弱，现在有些企业都是晚上才排污水出来，总的来说就是充当“小偷”角色瞒着政府。那样企业就不会白白浪费资金买保险，毕竟对于一个小型企业来说，买保险的资金还是需要很大的支出，而且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花这笔“没用的钱”。

（4）由于市场的不健全，在诚信方面，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以欺诈手段骗取赔款的案例不断发展，并呈现上升的趋势，保险诈骗之风的蔓延，不仅使保险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也使保险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一些保险公司办手续起来比较麻烦，这对保险公司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

总的来说，虽然生态保险可以保障投保双方利益，而且给第三者一定的补偿，种种的问题导致生态保险在**省并没有很完善的发展，笔者针对上面的为题谈谈一些措施。

三、改善**省保险生态的建议

1.提高保险信誉；提高保险信誉笔者想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针对目前，很多公司都是靠效率办事，所以首先要提高保险办事效率，也就是说从保险公司入手，一方面加大对内部人员的管理，提高人员的素质与爱岗敬业精神，另一方面制定一套科学的制度，比如通过考核奖罚制度、培训提高制度，那就要针对保险业内部的状况决定。

（2）考虑到职权问题，对**省来说，如果国有股份有限公司过多，可能导致到产权清的问题出现，所以笔者因为，利用其他投资主体的硬预算约束解决国有产权软预算约束问题，有序、适当的降低国有产权的比重，将从总体上提高国有产权主体人格化程度，以及在保护产权利益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3）加大管理基层，完善监督机制，考虑到一个企业在发展中总有监察机构，对保险业也一样，因为保险公司也是想提高自己的信誉吸取更多的人来参保，那么保险基层就要做好。

（4）加大宣传，提高竞争力度；在外部治理结构方面，首先要建立充分的竞争，促进与维护公平竞争，转化激发成员的斗志，引导保险市场向健康的市场结构，公平有序的保险生态环境，一方面做好自身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加大对保险宣传活动，这方面，很多保险公司都做的很好，例如现在保险个人鼓励别人参保，单位到地方搞活动，提高其他企业加大生态保险意识。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针对**省生态污染问题，从保险公司出发，应该让一些企业明白近年来由于省委对环保问题要求严格，如果谁破环了环境，对公司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另外，在公司信誉方面也大大打折扣，如果参加了生态保险，不但可以减少企业赔偿中的损失，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环境的破坏。当然在宣传的同时要围绕公司的发展和公司的优点或特出方面入手。

2、从实际出发，解决生态保险审计问题；

（1）保险业（就生态保险方面）要在市场发展除了要吸引一些公司参保，同时也要注意一些保险审计问题：A.根据生产中使用最多的危险化学物质的名单；B.根据数倍超出环境影响最高标准这一点；C.从污染风险与其对应的损失的计算值出发。从上面几点可以确定工业生产项目的危险性。所以笔者认为，进入环境的有害物质所具有的“造成损失”这一特征对于自然环境污染风险方法提出特定的要求。

（2）针对**省生态环境污染中，必须对肇事方和受害方进行人性化处理，在环境污染引发的财产保险当中，不表明单一污染源的贡献率，对损失进行资金上的补偿不仅仅是由不同的肇事方来保障，而且承保人也将有针对性地使用以前收缴的保险费。

（3）优惠政策；在降低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同时，生态保险给参保双方创造了经济效益。因为事故发生概率加大将引起保险费率升高，投保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态安全水平。除此之外，因为没有事故发生，投保人会在经济上得到一系列的优惠——在续签保险合同时享受优惠条件；从承保人的预防措施基金中划拨更多的资金用于自然保护措施的实施；等等。同样，承保人在降低生态风险的过程中，制定出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包括对投保人的状况进行生态监督(审计)。承保方有责任花费一部分预防措施基金用于对投保人进行生态审计，改善环境监测工作，以及其它生态需要。

（4）生态保险的投保方既可以不是受害方，也可以不是污染源方。投保方可以是想保障生态安全的国家机构。如果是当地的环保部门，所以对于一些环保部门要着重从生态环境和保障居民利益出发，省政府对地方参加生态保险重视，鼓励公司或环保部门参保。

3、寻找投资方向，加大生态保险力度；

（1）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保险生态的重视，如果是国家关心的项目，很多型的公司就不用担心得不到赔偿。另一方面，因为在保险业中，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等公司在全国是很有民的，当然在市场的竞争中，国家要通过市场干预对市场进行管理。规范市场公平竞争。

（2）众所周知，任何时间都非常需要找到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投资的新的资金来源渠道。找到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投资方向。笔者认为生态保险应该提供的刺激投资的生态经济学方法，使投资者转向从事自然保护设备的生产与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例如，同时市场手段（生态保险的承保方的利润由环境质量直接决定的，而环境质量——是由自然保护预防措施体系决定的）。实现这一目标的资金来源是保险单位筹建的生态的生态预防措施保险基金。所以保险公司除了要审查当地环境的质量还要对环保方面进行防御。

（3）)拓宽投资渠道；股票一级市场远高于银行存款水平。因此，股票一级市场与可转债市场都是比较适合保险资金投资的渠道。随着保险公司投资技术的提高、经验的积累与人才储备的加强，可考虑允许保险资金以适宜比例进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既扶持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为自身积累投资经验。

4.健全制度；

（1）奖励机制；保险过程自身能够对未来最小化降低风险和社会费用的单位与个人进行奖励。因此，生态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真正能够使得污染者支付原则得到实施的经济手段。

（2）市场机制；建立严格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坚决淘汰经营不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公司，以激励其他从业主体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绩效，从而净化保险市场，防止行业性风险的整体爆发。其次，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经营失败的保险公司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和单位成本退出市场，如增资扩股、发行债券、兼并收购等方式，避免对社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将相关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3）法律、协调机制；通过研究相关法律的理论及实务问题，促使各类保险法律关系主体正确适用法律，达到推动保险业务规范和发展的目的；同时，在研究和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总结法律适用中比较普遍的、争议较大的现象及新生的保险现象，通过与主管机构、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从而实现保险法制的持续完善。针对近些年保险纠纷诉讼案大幅增加、保险公司败诉的报道屡见报端，在消费者中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对此，建议通过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保险纠纷案件协商调解机制，例如，在行业协会下设立保险纠纷案件调解委员会，设计一种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自愿、对保险人适当强制的案件听证制度。通过该制度，充分发挥民间调解作用，减少保险纠纷案件及其所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从而为保险业发展创造更为健康、和谐的生态环境。

三、我对生态保险机制；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给受害者一定的赔偿，**省把生态保险机制引入了市场当中。我是人保财险公司的一员，我深知，生态保险是继“绿色政策”调节手段后产生的又一“污染者支付”的生态经济调节手段，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如果说国有企业还计划实施一些自然保护措施，那么私有企业充其量只能说是遵守了自然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在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时往往会再打打折扣，生态要求被忽视。所以很多时候，对于环境带来的危害谁来买单？？？

针对**省今年来生态破环严重的角度出发，如果国家使用行政的手段处理一些企业，那么对规范市场又是一个难题，虽然，国家和省政府都非产重视**省生态问题，特别的针对三江源污染，国家不断的拨款建设，但是在国家宏观调节中，不可能只是针对某个地区，所以国家提出，“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总是希望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所以，在**省中，生态保险政策，省委要着重宣传，当然保险公司也要加大宣传力度。生态保险无论参保人是污染企业或国家结构，它都是维系中生态环保提出的一项生态协调政策，在市场与环境下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

（1）生态保险实现了市场规范化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健全发展，正好符合**省实现生态保险的目的。

（2）以环境事故污染责任保险的形式实施的生态保险将以保障生态安全、在以承保人和投保人双方受益为前提的条件下，对受害第三方的损失进行赔偿为己任。为第三方找到赔偿的对象，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市场的冲突。

（3）生态保险是生态经济调节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对**省的生态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快了市场规范化的步伐。

（4）生态保险的投保方既可以不是受害方，也可以不是污染源方。投保方可以是想保障生态安全的国家机构，例如，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它们的利益在给居民造成损失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框架内得到。所以，地方环保部门能进一步的关心居民的损失和关心生态的保护。带头保护**省生态环境。对政府机构树立好的形象。

由此可见，生态保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协调政策，是继“绿色政策“之后的又一生态经济管理策略，生态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真正能够使得污染者支付原则得到实施的经济手段。既保障力当地居民的合法利益，也减少了高风险的赔偿损失，如果是国家结构参保，还可以进一步保障当地环保部门的利益，针对**省工业带来的污染和生态恶化的情况来看，引入相互保险公司是**省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省保险生态系统中生产者不足，促进和维护保险生态平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论我国保险生态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编辑：studa0714

2.《绿色信贷困难重重生态保险渐次推行》作者：陈峰2008-02来源：华夏时报

缺位范文篇8

［关键词］父亲缺位;留守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

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父当以教为事”;“父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早已为古人所重视。尽管我们有注重父亲教育的传统，但在实际生活中，承担教育子女重任的往往是母亲。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男性把大多数精力投放在供养家庭，逐渐淡出教育子女的中心，这种现象在留守家庭体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与子女两地分离的居住生活模式，使得成年男性很难完成作为父亲的教育职能。事实上有父亲，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父亲的陪伴，这种困境对处在快速发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父亲缺位(fatherabsence)”(又译“父亲缺失”、“父亲缺席”)是指由于分居、离婚、死亡等原因而导致的儿童缺少父亲的关怀，缺少父爱的现象［1］。父亲缺位可以分为两种具体情形:一是躯体层面的缺位，即父亲“身”的不在场，包括外出工作、离婚或去世等情况;二是心理层面的缺位，即与儿童情感疏远，无法尽到父亲职责的功能性缺失。本文主要关注第二方面，留守家庭中父亲因外出务工无法实现教育功能的缺位，对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2］心理造成的影响。上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父亲参与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995年瑞典《父亲法》生效，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近二十年来，国内研究人员着手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探讨，开始关注父亲缺位对儿童成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研究对象多为全体儿童，没有观照父教贫瘠的留守儿童群体。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领域的成果虽然丰富，但与父亲缺位现象相关的已有研究中，大多为针对其影响留守儿童某一方面心理或行为的量化实证探索，尚未出现关于父亲缺位对留守儿童心理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截至2018年8月底，我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其中96%的儿童由祖辈监护人照顾［3］，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现象严重。因此，本文聚焦于留守家庭中的父亲缺位现象，重点探讨其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具有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父亲缺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角色意识

性别角色，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种与自身性别相适应的行为规范［4］。个体的性别角色意识与文化密切相关，其获得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社会或文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内化。Biller等人将性别角色划分为性别角色定位、性别角色偏爱以及性别角色采择三部分，分别对应个体对自身性别的认知评价、情感态度以及行为取舍等方面［5］。由于社会分工和角色期待的差异，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性别角色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已有研究发现，相比父母双全的家庭，离异家庭中单独抚养子女的母亲大多表现出更多的男子气概，她们的日常行为中传统意义上女性的性别角色行为较少。留守家庭中，由于父亲的长期缺位以及日常抚养者的相对高频接触，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榜样示范作用势必会对儿童的性别角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父亲缺位对留守男童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在农村，男性劳动力被视为家中的“顶梁柱”和权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的父亲在很多方面都是男童模仿和学习的对象。1．长期与母亲或祖辈共同生活，弱化留守男童的男子气概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路途遥远，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进城务工的父亲往往很少回家。一年或几年回家一次，每次相聚时间十分短暂，种种因素使得大部分留守儿童对父亲的记忆比较模糊。无论是与母亲共同生活，还是由祖辈隔代抚养，“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以及“阴盛阳衰”的家庭气氛，导致部分留守男童缺乏阳刚之气，形成内向阴柔的个性，攻击倾向下降，暴力行为减少，男子气概弱化。因为父亲外出工作，家庭原有的平衡结构被打破，留守儿童生活方面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交给母亲打理安排，日常频繁的互动极大提高了男童对母亲的依赖和信任程度。与此同时，女性情感细腻、温和内敛等性格特质逐渐对男童的个性产生影响，母子联系空前紧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童不再满足于母亲的安排和掌控，母子关系又会陷入紧张和矛盾状态，短暂的平衡再次被打破，这种亲子互动模式也会对男童的性格造成负面影响。2．父亲外出务工，强化留守男童的家庭责任感父亲依靠自身辛勤劳动，改善了家庭原有生活水平，为子女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好处被留守儿童切身感受到。因此，父亲进城工作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积极变化值得肯定。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家族中的男孩往往被寄予厚望。从小目睹父辈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外出艰辛打拼，母亲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照顾幼子侍奉老人，会激发男童的家庭责任感以及改变现状的信念。在成长的关键阶段，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但他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树立了榜样，男童尚且年幼时便会形成家庭观念，将父亲的做法作为自己日后的选择，待到成年时同父亲一道肩负供养家庭的重任。总之，长期与父亲分离的确对留守男童的个性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但同时也会促进其家庭意识的萌发，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二)父亲缺位对留守女童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父亲作为女儿生命中接触到的第一个重要异性，会对其身心成长等各方面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父亲对女儿性别角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女性的认识层面，还体现在对男性的定位和偏好方面。1．繁重的体力劳动，消减女童的女性个性特质成年男性是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缺席使得与祖辈或母亲共同生活的留守女童往往要承担一定的体力劳动以及照顾老人的任务，与同龄非留守女童相比，她们得到的呵护较少，生活的磨练使其易形成刚强的个性。因此，她们具有某些男性化的人格特征，例如较强的攻击性和控制欲。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中，女生较男生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等四项症状因子得分高［6］。女孩多愁善感，心理较为脆弱，在情感上更依恋父母，心境易受环境改变的影响。父亲缺位造成的家庭结构失衡对女童的影响更大，她们容易产生情绪障碍，进而出现攻击行为。小学阶段是儿童强化各自性别意识的关键时期，父亲在这一阶段具有母亲不具备的独特作用。他们可以帮助儿子加强对男性的理解，同时辅助女儿区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而这一时期农村家庭中的父亲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无法陪伴子女成长。父亲的缺席使得女童无法得到来自异性的足够呵护，繁重的体力劳作又迫使她们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种种因素都影响留守女童女性特质的形成。2．父亲缺位影响女童成年后的择偶偏好研究发现，女儿的理想择偶偏好和实际择偶偏好会受到父亲在位与缺位的影响，父亲高在位的女儿在择偶时会更加偏好与父亲长相相似面孔，父亲中等在位、低在位以及缺位被试没有表现出这种偏好［7］。面对父亲长期离家务工的现实，部分留守女童选择理解并体谅父亲的辛苦和不易。如若母亲适时向儿童灌输父亲对她们的牵挂，以及为了全家打拼的观念，女童们年幼时便会形成对父亲的崇拜，同时在内心勾勒出男人的形象。她们认为养家是男性的职责所在，父亲的做法是极具家庭责任感的体现，待到成年，女童们便会偏爱并选择和自己父亲具有相似外貌或品质的异性。另一部分长期与祖辈或母亲生活的女童，因为长期无法获得缺失的父爱以及受到现实生活的磨砺，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想法。她们更青睐“顾家”的男性，认为陪伴家庭的男性才会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支持，这些女童日后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和父亲相似度较低的男性作为伴侣。

二、父亲缺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多元环境中，通过对知识技能、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学习和内化，逐渐适应社会并不断创造新文化的过程［8］。社会化贯穿毕生发展的全程，只有顺利完成社会化，个体才能形成稳定连贯的人格，从而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幼儿阶段的社会化经历对人的一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留守儿童因为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其社会化过程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一)父亲缺位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的表现。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父亲缺位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1．社会适应方面周念丽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其中超过九成的留守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亲的陪伴，即为父亲缺位状态［9］。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父子互动在促进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幼儿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父亲长期缺位现象以及造成的深远影响应引起足够重视。国外研究者发现，父亲缺位与在位是影响儿童能否应对不良生活现状的重要因素，童年时父亲缺位家庭的儿童，通常在成年后也不能较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10］。可见，父亲缺位的影响并非局限于某一时期，它将伴随个体的一生。2．抗挫能力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农村非留守儿童的抗挫能力与城镇儿童没有差别，但留守儿童的抗挫能力显著低于二者［11］。与同龄人相比，留守儿童失去了父亲的有力庇护，弱势的母亲或祖辈常常无力解决他们遇到的挫折或困难，加之社会支持网络相对单一，导致其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因此，父亲缺位状态下的留守儿童往往无法凭借自身力量战胜挫折。3．情绪调节方面Culpin等人的研究证实，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防治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具有积极作用。童年早期父亲缺位的儿童成长到青春期阶段更易出现抑郁症状［12］，他们的情绪调控和管理能力明显低于同龄人。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在父亲缺位家庭中，留守儿童的积极情感显著少于非留守儿童，消极情感方面的特征主要是孤独感和烦躁［13］。父亲长期离家在外务工，导致家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使得留守儿童难以得到充足的情感支持，因此，他们体验到较多的消极情绪和较少的积极情绪。4．问题行为与犯罪方面出现问题行为乃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社会化水平不高的直接体现。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父亲缺席子女的成长阶段，家庭原有功能弱化，往往导致儿童出现一系列问题行为。研究表明，父亲缺位的青少年犯罪率是普通儿童的三倍，仅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儿童的犯罪发生率与正常家庭没有差异［14］。这说明父亲对儿童的不良行为具有母亲所不具备的特殊抑制作用，父亲在位能够有效约束和减少儿童的犯罪行为。(二)父亲缺位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原因。父亲外出务工，形式上造成家庭原有结构被打破，实质上对家庭功能产生影响，进而阻碍留守儿童社会化的正常发展。1．父亲缺位导致个人权威地位下降父亲在传统的农村家庭中向来被视为权威，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子女效仿和学习的榜样。长期进城务工和亲子两地分离，使其与留守儿童见面和沟通的频率大大降低，物理距离拉开的同时极易产生亲子隔阂，远在家乡的儿童对父亲的信任和依赖随之大打折扣，父亲外出前的核心和权威地位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留守儿童尚且年幼，他们不具备足够的判断力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问题作出甄别，父亲这一权威人物的缺位极易使其陷入迷茫和困顿，甚至陷入价值标准模糊和混乱的状态。父亲缺位造成留守子女不仅丧失了强大的心理支持来源，也失去了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参照。2．父亲缺位引起家庭功能弱化赖斯提出，幼儿的社会化是家庭最独特、最一般的职能［15］。父亲长期外出务工，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弱化。首先，监护方面。父亲作为子女法定监护人的地位是祖辈或其他亲属无法替代的，随着父亲的外出，监护职责的被迫转移存在诸多隐患。受限于自身精力体力以及文化水平，祖辈很难对未成年人进行科学高效的监管，其他亲属或朋友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也大多局限在饮食起居和人身安全方面。其次，教育方面。祖辈对留守孙辈的教育往往出现两个极端:过于溺爱或过于约束。老人出于补偿儿童缺失父爱母爱的考虑，尽可能满足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抑或唯恐未成年人走上邪路，对其严加管教。总之，科学的教养方式在留守家庭并不多见。父亲缺位引起的家庭功能的弱化，必然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3．父亲缺位阻碍家庭情感培育家庭情感由各位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置身其中的子女正是在与父母的不断互动中渐渐对亲情有所体悟。来自父母的关心爱护或批评教育，都是儿童成长阶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普通家庭而言，父子之间的互动具有频繁连续性，但在留守家庭中，儿童的这一愿望往往很难实现。父亲的长期缺位使得原来完整的家庭结构被打破，起初建立的家庭情感伴随父亲外出时间的增长逐渐瓦解，儿童的家庭归属感也随之减弱。淡漠的家庭情感常常令留守儿童陷入内心孤独的困境，部分内向自卑的孩子选择封闭自我，不利于其社会化的健康发展。

三、父亲缺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其他方面

父亲缺位不仅影响留守儿童的性别角色意识和社会化发展水平，而且对其人际情感、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以及学业成绩等方面都产生影响。(一)人际情感方面。人际情感即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相处及交往活动进行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是积极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16］。已有研究表明，早期分离、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与青少年时期的同伴交往状况密切相关。人际情感体验的性质直接影响个体的自我接纳程度。留守儿童尚未建立较为成熟理性的自我意识，处在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很难对自身进行客观定位，他们的自我接纳程度极大依赖于老师的评价和同学的反馈。父亲在成长关键时刻的缺席，使得儿童在自我意识的迷茫期失去了参照和询问的对象。因此，师生关系融洽、同伴关系和谐的留守儿童往往能够与自己良好相处，他们的自我接纳程度较高。那些因为与父亲缺乏沟通，进而形成内向、孤僻、不自信等人格特征的儿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不愿与他人合作，影响自身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不利于自我接纳程度的提高。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是儿童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父子信任、父子沟通的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父子疏离的程度高于非留守儿童;师生关系的亲密性、支持性和满意度均低于非留守儿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7］。这一结果说明，相较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师生关系较差，由此可见，父教缺失对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具有消极影响。Bowlby认为，儿童与外界建立关系的基础是婴幼儿时期的亲子依恋，如果此阶段儿童与主要抚养者成功建立了安全型依恋，那么日后他们容易与他人形成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儿童未能与重要他人建立良好的依恋模式，那么可能会对后来的人际交往产生不利影响。在留守家庭中，父亲迫于生计在子女年幼时外出务工，极大地降低亲子依恋的质量，妨碍亲密关系的建立，进而对其他重要的人际关系产生干扰。(二)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依照自身确定的标准对一定时期内自身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通常，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包含自我和环境两个维度:自我满意度，涉及友谊、家庭、学业及自由等四个方面;环境满意度包括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个体对幸福程度的主观感知和体验，一般而言，它与外界的标准无关。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在生活满意度涉及的自我和环境的各个维度，父亲缺位家庭留守儿童的得分均低于非留守儿童，组间的因子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8］。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较低，父亲缺位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消极作用［19］。父亲缺位、父教缺失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原因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父爱不同于母爱。父亲是力量、理性和权威的代表，母亲在家庭中的形象温和、感性而慈爱。儿童若长期无法获得父亲足够的支持和爱护，就可能导致内心无助、不自信以及深深的孤独感，母亲难以替代和补偿因父亲缺位造成的父子感情贫瘠和父子隔阂。其次，父亲远离家乡，留守儿童无论是由母亲照顾还是隔代抚养，在农忙时节或日常生活中，都要帮助分担家中农活及照顾老人的重任，长辈们往往自顾不暇，没有多余精力再去关注儿童的内心情感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再次，父亲缺位后形成的低水平亲子依恋模式，使得儿童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难以建立或维系健康良好的关系，不利于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另外，父亲长期离家令留守儿童失去有利庇护，在学校生活中他们可能需要面对同学的歧视以及不良舆论环境，更多潜在的负性事件也削弱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三)学业成绩方面。目前，学术界就父亲缺位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的性质、程度以及方式和途径等问题存在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父亲缺位引起留守子女学习兴趣减弱、学习成绩下降。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父亲长期离家，使得原有的家庭结构不再完整，家庭的教育功能弱化。祖辈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力对儿童的学习状况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更无法开展课业辅导。其次，母亲即使在家，由于操持家务和赡养老人占据大部分时间和体力，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主要关注饮食起居和人身安全，再无心力管理他们的学业，加之多数农村妇女没有能力解答孩子学习方面的难题和疑问。再次，留守儿童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以及面对家庭现状的无力感，令其难以将注意力专注集中于学业。长此以往，求知欲和上进心逐渐减弱，面对不理想的学业成绩大部分人走上自我放弃的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父亲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学业具有促进作用。尽管缺席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但父亲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家庭收入，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有效减轻他们在家务农的劳动压力，从而为儿童全身心投入学业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这种观点仅仅从理论层面作出推断，尚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支持。此外，有研究者提出，随着父母外出状态的延续，留守子女的年龄不断增长，社会交往自由度渐渐增加，缺位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力下降，同辈的影响力上升，朋辈群体的互动会对留守儿童的价值取向、心理活动以及外在行为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20］，对学习持消极态度的同伴必然会作用于留守儿童的学习观。因此，外出务工造成缺位后，父亲可能因无法监管儿童的同辈交往，进而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产生间接影响。

四、未来研究展望

缺位范文篇9

一、西部部分农村乡镇行政管理缺位的现状

1.政府忽略控制乡镇债务黑洞巨灭笔者通过对各方面的信息收集，深刻感受到了部分农村乡镇的巨额债务，的确让人触目惊心。一些乡镇政府对巨大债务雪球控制忽略，管理上严重缺位。在六个乡镇中，按净债务大小分类，债务为0的零个，占0%;100至300万元的有三个，占50%;300至500万元的有2个，占33.3%;500至1001)万元的有1个，占16.6%01500万元以上的有1个，占16.6%。据悉，一些乡镇的巨额债务将会在2005年末分别新增100到300万不等。尤为严重的是一些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忽略了加强对巨额债务的有效控制，却反而认为多一点不多，少一点不少，从而导致乡镇债务黑洞的继续扩大。

2.政府淡化指导退耕还林差技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规定西部农村退耕还林，凡是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应按国家批准的规划实施退耕还林。对需要退耕还林的地方，只要条件具备，应扩大退耕还林规模，能退多少退多少。但一些乡镇对一些平整而优质的耕地也实行了退耕还林，这表明当地政府对退耕还林的标准指导不力，管理不到位。一些乡镇根据实际情况让农民贷款，政府组织，集体到水果优产区购回大量的优质水果幼苗，号召广大农民发展水果种植，形成规模化经营，这的确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发展思路。据统计:某乡镇仅水果种植就达到1000亩左右。单此一项，政府就应该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聘请或有效利用农村的一些水果技术人才，对广大无技术农民进行技术指导。遗憾的是，在笔者的调查中还没有发现哪一乡镇政府重视这个方面。因此，一些农民纷纷抱怨果树缺乏技术指导，长势堪优。

3.政府忽视培训外出务工人员盲目在笔者所调查的六个乡镇中，外出务工人员共计12001)人左右!一些家庭举家外出!笔者具体关注了一个行政村，共计4个村民小组，农民217户987人，外出务工户197户，外出务工人员516人。按照这个比例，此乡镇共有六个行政村，其外出务工人员至少在3000人以上。如此庞大的外出务工人员大都具有强壮的体魄，却缺乏技术和相关务工信息。因此，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去而复返，或者滞留外地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重体力活。政府忽视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有效培训，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太大。一些农民在多次受挫后，情愿呆在家中，也不愿外出。这表明政府的服务和指导功能的欠缺和不到位。

乡镇之所以形成如此巨额的债务，既有上级政策的原因，又有历史形成的包袱，也有自身的管理问题。根据笔者调查的几个乡镇，其巨额债务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普九”负债，原高农业税负债，乡镇基础建设负债，乡镇领导腐败负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普九”负债，不仅是政府，一些学校的负债也在100万元左右，甚至更多。前几年搞农业税，很多农民无力一次性交清，因而政府便同意各行政村、社，贷款交费，其利息由政府还。同时提留尾欠还在不断增加。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清收，有能力交纳的农户税费尾欠都已经收上来了，剩下的一些都是呆账或者无力缴纳的农户。其中多是由于土地承包者人死账亡、举家搬迁、弱智病残、天灾人祸和提留“钉子户”等因素造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却又不得不进行。诸如:学校维修，公路维修，一些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等。一些乡镇已经达到村村通公路，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投人。同时不得不提的是，一些乡镇领导利用巨额债务的滚动和拆补，从中寻租。通常手法是开空头支票，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从中获取大量利润。这些方面，进一步加剧了乡镇债务的黑洞扩大。此外，还有基层政府退耕还林后的自身职能定位不明以及对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的认识不够等因素。

二、如何改进西部农村乡镇行政管理缺位

1.改革考核制度，实行“民考官”制考核本身就是为了了解各级干部的素质、才能和贡献，便于从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同时也为干部的提拔作一定的参考条件。因此，应以民主公开原则和注重实绩的原则，并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尊重民意，把老百姓的意见作为对干部考核的重点。也即是说在一定程度而言，让官员的升迁和为民办实事结合在一起，让民意的公投来决定一位干部的升迁，实行“民考官”制度。其主要做法是:一、按照年度考核内容的要求，每一名乡镇干部都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拟一篇汇报材料，逐一向各自联村群众进行汇报。二、汇报结束后，由村民向乡镇干部进行质疑、提问、提意见和建议，并由乡镇干部一一作答。三、由群众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和述职情况对乡镇干部进行评议，填写测评表，直接给乡镇干部打分。四、上级党委根据考核测评结果分别作出相应处理。由群众评议干部的“民考官”制度，是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干部考核机制的有益探索，充分体现了干部考核工作充分发挥民主，走群众路线。这种“民考官”制度，就是最大程度的尊重民意，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干部考核机制进行改革。在此情况下，乡镇领导就会加大对这些方面的管理，有效避免管理的不到位而导致民意的丧失。当然，这首先还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和上级政府的有效监督才行。

2.减债也是政绩，推行债务否决在笔者的调查中，大部分的乡镇领导对如何减轻债务关注不大，他们大多追求的是自己在任期间尽可能的少增加一些债务。但是，政府自身的运转和一些基本建设等情况，到头来债务往往是有增无减。因此，首先把每一届政府的债务进行准确审计，挤干债务水分，弄清债务来源，签订债务交接手续，实施乡镇新增债务否决制，势在必行!“即对各乡镇债务逐项审计、核实，登记造册，建立台账，由乡镇党委书记及乡镇长签字后存档;半年后由县委组织部、县委政府两个督查室督促、检查其债务偿还情况;年终由县委组织部会同县审计部门对债务增减进行一次专项考核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作为评价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增加新的债务的乡镇，一律取消当年评先晋优资格，乡镇主要领导不准调动、提拔，情节严重的给予有关责任人党政纪处分。”实行新增债务否决制，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同时，也能逼着乡镇干部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正确处理为民办事和怎样办事的关系，切实提高执政能力。这也是对乡镇领导在债务黑洞管理缺位的方面，实行的一种督促性的措施。也许，这不是一种较为成功之路。但在财政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不科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较差，支农力度还不够以及农村社会性中介组织欠缺情况下，应该是一种可以推行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鼓励各级政府苦练内功，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谋求发展，造福民众。

3.建设服务政府，明确自身职能广大农村在退耕还林后，基层乡镇政府对老百姓的技术服务不够，对农村产业调整指导不力，同时对外出务工人员也缺乏技术培训，在管理上明显存在缺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基层乡镇领导的确缺乏一种为民办事的精神。因此，建设服务性政府，充分发挥政府自身职能，尤为重要。在观念上，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即是说“以政府权力为本位”转移到“以人民权利为本位”的理念上，彻底实行便民原则，被民监督，依法行政，过错追究，从而达到与民融合的境界，真正构建服务性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把政府的内部管理和社会的外部管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在动态中形成政府与民众，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有机结合。也即是说，一方面，政府强化自身内部管理，真正凸现基层政府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民众也应加强自我管理能力，由一些中介组织来完成，同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顺畅的反映机制和相应的整治措施。作为基层政府办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支持不支持为准，一切由人民来检验。所以，基层乡镇政府就应加大对农民的技术服务工作和培训工作，真正为民做实事。结合西部农村实际，具体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产业调整.发展绿色农业。西部广大农村退耕还林之后，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原来农民用来增收的一些耕地全部进行了退耕还林。因此，各地基层乡镇政府应在确保农民粮食耕种土地的基础之上，指导农民对其它土地进行绿色农业基地建设。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方向，稳定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同时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西部独特的气候条件，复杂的地形地貌以及丰富的生物物种构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条件，特别适合各种生物生存。因此，西部的一些乡镇应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的指导农民进行蚕桑、茶叶、以及多种珍贵的中药种植等方面来进行增收，并通“农户十工厂”的方式将绿色种养纳人产业化，从而降低农户的市场风险，增加农民的收益。

二是注重技术指导，推行科学支农。对西部广大农村而言，关键是将科技传授给农民，不仅农民的科技水平得以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质量和数量也都有了保证。这需要乡镇着手培养一支农民自己的科技队伍，而且还要主动取得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支持，探讨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林生态建设、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农业信息技术，比如，某地的“瓜果造型”技术和“瓜果长字”技术等都是极具创新的技术。可让您随心所欲地为您的瓜果造型，这样其实就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创新思维。基层政府就应该积极指导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技术，推行科学致富。

缺位范文篇10

摘要：从电视资金来源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有公共广播电视之名，但无公共广播电视之实。公共广播电视的缺位对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极为不利。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的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缺位的对策进行了探析。目前中国推广数字电视的浪潮正好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关键词公共电视频道缺位产业化数字电视

Abstract:Thereisno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fromtheviewoftheirfinancingsourcethoughmanysocalle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organizationhavealreadyfoundedinChinaThisVacancybringsmuchharmtotheourharmonioussociety.BroadcastingofChinaneedtobeindustrializedatpresent,buttheproblemof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systemneedtobesettledmoredesperately.,Atthesametime,theauthorsanalyzesthestrategiestofoun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inchinamainlyonthesurf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levision

Keywords: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VacancyIndustrializationDigitaltelevision

一、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缺位探析

1、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简要说明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很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比如(郭镇之，2001)；(金冠军郑涵2002)；(时雪莹，2004年)；(张志斌，2004年)；(陆地2004年)；(吴靖云国强2004)等等。从其介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目前西方的公共电视频道是非政府的非赢利的广播电视机构，它相对于商营电视和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而存在。“公共广播电视是非政府的公共广播电视，也就是说，它的职责、传播内容、组织以及资金来源应该由公众、由社会上分散的非政府的公共体制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公共部门决定……公共广播电视应该是非商业性的电视机构。”[1]“所谓的广播电视的公共模式，就是通过一定制度的设计，以公共视听费、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盈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社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2]

可以看出，判断一个广电机构是否是公共频道的主要依据是其资金收入来源。因为资金来源基本上决定了其经营性质。如果电视频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广告，它就受制于广告商。而由于广告商的逐利性，那么它就会变成商业电视，其往往会削弱电视观众和听众的兴趣，如果其资金来源直接受控于政府，那么其也可能沦为政治集团争夺权利的工具。

所以要成为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该广播电视台就须以不盈利为目的。只有当其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其方可以以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民主化和服务于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教育为宗旨。

2、中国传媒机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共频道，虽有公共电视频道之实，但无公共电视频道之实

尽管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公共频道，但这些电视台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只有公共电视之名而无公共电视之实。国内业界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已。它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费，它传输的节目主要是挑选的县级电视台节目。“公共频道是由省级电视台开办的、留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出本地自办节目的待业管理频道。这里明确了公共频道最重要的三项内容：一是开办的机构应是省级台而不是地级台或中央台；二是频道的节目由地县节目和公共节目两块构成；三是开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行业管理。”[3]显然，目前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是只能是当前广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形怪物而已。它只是各地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而不是公众的公共电视频道。公众对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作用。

3、中国的广电性质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台，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缺位

中国的传媒是由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机构，所以便有许多人以为中国的传媒便是政府广播电视(国营)而非商营的广播电视。比如何勇编译的德国科隆大学广播电视经济研究院ManfredKops的论文<<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4]指出中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就处于国营电视的地位，如下图所示。中国广播电视正处于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这一个角(左下角)，而远离了商业广播电视区域。

“我们调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中国，印度，波兰和德国。在图S-7中我们能看到六个国家广播电视系统的定位（综合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点的大小表示广播电视产业的规模（人均营业收入）；点的位置表示广播电视系统的收入结构，这种位置是由公共、国营和商业的比重决定的。[5]

上面这种分析各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方式是很值得参考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国为按其分类标准，从其资金来源看中国广播电视不能属于国营广播电视，而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所有电视台的盈利模式来看，中国只有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而无一家公共广播电视频道。

中央电视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是来自公众的收视费，而是来自广告。“据统计，目前国内各电视台95%左右的收入来自广告。例如，中央电视台2000年总收入为57.4亿元，其中广告收入为53.6亿元，占总收入的93%以上。”[6]可以看出，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缺位。所以，中央电视台现在的盈利模式实际上已经是商业电视。但与此同时，它在内容管理和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命上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它的资产性质还是国有性质。所以它又是国营电视。

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指出“商业电视是指经营方法，与所有权不一定挂钩，它并不一定是私营电视；商营也不一定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电视台正是一个接受政府控制的国营商业电视台。”[7]“如果不是从机构的名称、而是从经营的实质上看问题，中国电视的商业化程度（不是指收入的多寡）不仅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傲视北美。如果仅仅从经济来源上看，则中央电视台是完全的商业电视台。”[8]

三、中国公共电视频道存在的必要必性

1、从传媒经济的舆论属性来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存在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传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舆论经济，它的经济价值除了自身行业所经营的价值外，还在于它对其它行业的影响而产生的价值。要衡量作为舆论经济“火车头”的传媒的价值，我们不能仅仅从其自身行业的产出去衡量，而且还要从传媒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的传媒产业化的呼声和及其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思维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发现了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迫切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媒行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强大的推动力量正是来自于传媒产业本身作为舆论宣传机构的行业特殊属性。正如可以发行免费报纸，然后通过广告来巨额获利的道理一样，如果国家拥有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虽然自身部门所产生的经济产出不大，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舆论价值，所提供的信息公开以及社会教化等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向民主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动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则是难以估量的。许多发达的欧洲国家都设有这种广播电视频道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

2、广电改革过程中产业化不是我们的归宿，如何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才是我们的归宿。

近年来，中国有关传媒产业化探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似乎中国广电目前最大的弊病就是产业化的程并不够，广电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就此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就广电产业向市场化程度发展来说，目前广电产业化的探讨是很必要的，而且还有必要让此探讨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广电这个行业和其它行业还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东西。广电传媒完全商业化对中国的广电产业未毕就是一件好事。

传媒经营的收入可以多元化，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广告。经费来源依赖于广告，传媒难免陷于被广告商控制的被动境地。另外，长期依赖于广告，会使传媒的生产能力陷于平庸。传媒若能生产出来很优秀的产品，完全可以用销售产品来赚钱吗？想想看，广告费最终还是要人民来为它买单的。产品有了广告费，那么它就有需要增大其投入的产品成本，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而资金最却是流入到了媒体和广告商的手中。而更可怕的是在此过程中传媒被商家和政客所左右了。中国当前的许多贪官和商业受贿案为什么总是在案子破了之后才会被媒体所报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媒体控制过于严格，公共传媒频道的缺失，信息公开度不够，信息传播渠道不畅。(具体表现笔者曾在论文<<试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9]一文已详述。)

3、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

众所周知美国广电传媒业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而且其产业规模也很大。我们认为，中国近年的传媒产业化改革有倾美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传媒产业化改革过程中似乎一直对美国很是关注，而且人们谈起中国传媒产业化的不足时总喜欢将中国的传媒产业和美国传媒的市场规模加以比较。这里仅举三例。

“美国电视业每年的广告收入高达520亿美元，而中国电视广告年收入仅200亿元。到2010年，中国媒介广告总额预计将达2000亿元，其中电视广告收入接近800亿元”[10]。

“1991-2000年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9.73%，2000年广告营业收入712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其中电视广告营业额168.91亿元，较上年上升8.17%，占全国总营业额的23.70%。但人均7美元的中国广告费与人均16.5美元和500美元的世界人均和美国人均广告费相比，中国广播电视广告仍有较大发展潜力。”[11]

“但2000年整个中国电视业一年的收入尚不及美国维亚康姆旗下一个频道的收入，2000年，维亚康姆旗下MTV音乐频道年收入50亿美元，根据《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当年，中国电视业广告营业额不足200亿元。中国传媒业如此微薄的收入分摊在单个媒体上就微乎其微了。”[12]

当然，这种比较可以从数量上比较出中美传媒势力存在的巨大差距，也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商业化提供了强大的论据，尤其是开拓广告市场。那么传媒产业产值的不足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无必然联系呢。是不是传媒商业产值不高就意味着传媒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呢？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没有广告费[13]，这是否可以说明日本的电视台就不能很好为日本人民服务呢？恐怕不能。谁又能说欧洲的传媒和美国的传媒相比，其为公众服务的力度远不及美国呢？传媒商业化特征与其为老百姓服质量不存在正比例关系。

另外，中国传媒产业总额偏小这与中国传媒产业化的程度不高有关系，但这更主要的是与中国整体国民经济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毕竟中美两国的GDP收入本来就差距很大，中国人整体还很贫穷。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对广播电视产业的消费之间有相互关系。”[14]所以，不能将所有问题的原因都归结到中国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一点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美国是很富强，但是其商业化太浓。西欧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方面更具有借鉴意义。似乎西欧的人民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就广电产业来说，西欧的这种制度更可以保证人民的言论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可以保证媒介集团较少地受到商业集团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的传媒产业改革更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公共电视频道的问题，即建立货真价实的公共电视频道，而不是现在所谓的那种大杂刽式的公共电视频道。

4、保证公共话语承载平台的需要，防止传媒被商家和政客左右，是促进社会教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需要。

这与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于公共广播电视此方面的功能，已有多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四、建立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对策初探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应走向成立国营广播电视频道、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和商营广播电视频道共存的局面。而不是当前很多学者提出将媒体划分为两类进行改革的双规制。(参见李良荣2004)本文主要探讨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对策。

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整体水平不高，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不付费看电视的习惯，使得要普通大众为公共电视买单很难。另外，近年来中国媒体都偿到了以广告为其主要收入的盈利模式的甜头，要其放下手中的广告费，去一点一点向普通大众收取收视费，甚至收取只有其广告费用的一一小部分是有难度的。当然，在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建立中国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也存在着机遇。那就是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相关政策的支持，广电数字化的支持，我国原有的公有广播电视体制和国外的先进经验。

1、政策支持：建立和谐社会党的政策的大力支持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得驱除不合协的因素，形成保障和谐社会井然有序开展的制度。这就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与发言权。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就是要改正传媒产业中不合理因素，让其能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如何服务？是要不断的商业化，不断地扩大广告份额，还是先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的水平，为“大社会、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务性”社会转变呢？显然，后者更能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思想。

2、数字技术为中国发展公共电视频道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2003年已经启动的广播电视数字化的推进，中国将在2005年开展数字卫星直播业务，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数字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播出，实现数字广播电视有线、卫星和无线的全国覆盖。虽然数字与模拟只是传输方式的不同，似乎与发展公共广播电视没有关系。但是在客观上，数字化电视的推广正在为建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前中国数字化电视推广过程中，提出数字电视比模拟电视优越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广告。这本身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因为数字存储技术可让受众选择在什么时间存储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而跳过广告。另外，现在在数字电视推行过程中所采取接入收视费用的方式对于今后形成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具有奠基作用。公众可以用自己手中交收视费的钱直接向电视播出机构投票，以表示其对电视节目的喜欢程度。这种收费方式和日本、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收费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公共电视频道为了保持其客观中立的立场而使其资金来源不依赖广告，不受商业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认为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机遇。希望在数字电视推广完毕以后，广电机构不要再反过来重新收取广告费用。若能这样，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向国外借鉴经验，比如日本和德国等

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和内容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以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契机，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方式。但是坚决反对其中播放广告。而且严禁播放任何形式的广告应成为公共广播电视与非公共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其资金来源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政府资金支持，社会捐赠、节目销售、收视费等。其节目播放的内容应以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教育类节目为主。具体内容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陈积银《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载《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第一版第447-463页

2、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公共模式》载《全球化视野：

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92页

3、郭镇之《90年代后期欧洲公共广播业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1.2

4、时雪莹《现代电视媒体经营策略初探——以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为例》，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5、陆地《中国的公共频道离公共电视有多远？》，《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6、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7、谢春霖《关于公共频道的几点思考》

8、孙玉胜《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9、郭镇之《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

10、唐润华《外国传媒集团在中国发展现状分析》

11、郑新安《境外电视中国生存谋略》传媒品牌网

12、王正伦《中国电视传媒业攻略》载《香港经济导报》转引自(我写新闻传媒资讯网)

13、张莉霞《政府拨款不多企业赞助不收日本最大电视台没有广告》载《环球时报》2004年12月27日第14版

14、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现代传播》2003年第4期

注释：

1、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2]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公共模式》载《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92页

[3]谢春霖《关于公共频道的几点思考》

[4]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5]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6]孙玉胜《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7]郭镇之《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

[8]郭镇之《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l

[9]陈积银，《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载《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第447-463页

[10]唐润华《外国传媒集团在中国发展现状分析》

[11]郑新安《境外电视中国生存谋略》传媒品牌网

[12]王正伦《中国电视传媒业攻略》《香港经济导报》转引自我写新闻传媒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