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限范文10篇

权限范文篇1

1、编制企业策划年度工作计划并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主要内容包括年度策划课题、课题的组织实施、完成期限和工作标准。以是否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实质性发展为依据，将课题分为重大课题和一般课题。

2、进行策划并编制企划案

结合决策和创意，为企业进行策划并编制策划方案，策划的主要类别包括企业战略策划、企业生态策划、企业融资策划、企业管理策划、企业营销策划等。企划案主要包括课题的提出、创意设计、策划描述、策划总结和实施建议。

3、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决策，为策划项目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包括法律可行性报告、技术可行性报告、市场可行性报告、营销可行性报告、操作可行性报告和财务分析报告，并附带调查报告等支持性文件资料。

4、编制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决策，为决定实施的项目编制实施计划，实施计划主要包括背景与目的、目标与任务、组织与分工、方法与步骤、接口与程序、检查与奖罚，以及计划的动态控制说明等内容。计划的支持性文件是策划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相关资料。

5、发现潜在和现实的危机并提出预防和消除的意见

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的危机或它的可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能，包括项目计划实施过程，都应及时指出它的存在并提出消除和预防的意见，对关系到企业生存的重大危机应以书面形式直接向最高管理者提出。

6、培育和发展企业创新机制

通过制度建设和适当的培训，在企业内部建立起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企业内部全员的创新意识和氛围。

权限范文篇2

关键词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权限责任

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方兴未艾。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如何通过改革赋予不同类型、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设定必要的权限和责任，事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局。各级地方政府能否体现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权力配置、权限设定和责任明确的问题，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多重执法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地方政府改革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精简机构，有的强调职能转变，我认为核心是权力配置以及与此相应的授权、设限、明责。合理配置地方政府权力，首先涉及对权力概念的界定。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他还把权力分为对人的权力和对事物或对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达尔认为权力就是影响力。顿纳斯·H·隆也认为“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伯恩斯认为权力等于动机+资源。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即地方行政权，而这种地方行政权同样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其实，权力是特定社会主体决定和实施影响、控制对象或接受对象影响、控制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履行该权利和责任义务的能力。地方政府权力就是它所具有的决定和实施影响、控制对象或接受对象影响、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它是一种公共权力——行政管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经由一定的途径拥有或获得有关权力，得以影响和控制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相对方的影响和控制，如社会制约与监督。

地方政府的权力依客体分，有行政指挥权、规范权、操作权、评判权；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系统而言，地方政府权力有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就时间而言有常设权力、短期权力、临时权力；还有创造型权力、保守型权力、中庸型权力，扩张性权力、收缩性权力和适中性权力等。

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分类以及对不同分类之间的权力公正地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仍然是一个进行时的问题。在行政权内部，无论是政府流程还是结构性分工，无论是制约与监督还是集约与合成，都客观存在或包含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时下关于行政权三分制的试点实践与理论探讨表明，对行政权运作规律的探讨有助于政府当然也包括地方政府改善工作流程，提高地方政府的运作效率和效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能合理分离或者不能有机合成，构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功能性问题的一大原因。

地方政府权力的内涵从总体上作为执行权的特征，表现为权素上的内容：即地方政府同所有的国家机关一样，其权力的所有权根本上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国家法律等途径授予政府以有关权力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为人民服务，保证人民的受(收)益权。法定的地方政府权力由各级地方政府依法占有、使用和支配。如何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力侵占、蚕食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这就提出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责任问题。

实践中，地方政府权力表现为制令权；对下领导权(含改变或者撤消下级“不适当”的权力)；行政全面管理权；保护、保障权、审计监察权、对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协助和监督权等。

合理配置地方政府权力，亟须进一步从源头上规范其权力的来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授权，也来自于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有关决定所作的授权。前项授权即人民——国家授权，是为根本授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行政权；后项授权即政府内授权，属于政府系统内部的依法再授权或转授权。上述两种授权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主要来源。当然，归根到底地方政府的权力同一切国家权力一样，都属于人民，地方政府的权力的渊源深藏于人民之中。地方政府源自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首先来自于宪法。中国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至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构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的宪法授权，体现了大一统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合理分权特色。其次，《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次修正)第四章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做了明确的规定。上述规定构成了地方政府权力的主要法律源泉。第三，来自于单项法律的授权。如《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问题是具体的单项法律之间涉及地方政府权力的要注意协调，防止因为法律而造成权力交叉打架。第四，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第五，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如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予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高度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特别行政区还“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基本法的授权构成了港、澳特别行政区权力的来源。

地方政府的权力还来自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府内授权。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层级间的授权，构成了地方政府权力的一大来源。国家把行政权总体上授予中央人民政府，但由于行政的实际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不可能事事管到底，也不可能事事管得好，必然要进行授权，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是通过规范性文件、命令、指示等进行，也可通过中央政府行政首长向特定地方政府发出指示、批示、做重要讲话等进行。这对于责成地方政府处理一些“老大难”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但要注意防止行政首长现场讲话授权的随意性。

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政府权力源头问题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利用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自行创设一些权力。因为《立法法》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指定规章的事项；(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这里地方政府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更何况有的地方政府越权制定规章为自身设定权力。学术界对地方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部门权力利益化的批评，使人们对地方政府权力的自生机制有所警惕，必须把这种地方政府权力自生源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二

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实际上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赋予地方政府以多少或多大的自主权的问题，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和职能如何划分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央集权的片面理解和对西方发达国家分权的误解，一度导致讳言分权。其实，中国既不是一个绝对的集权国家，也不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而是一个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日趋合理完善的国家。

中国宪法其实是规定了分权原则的。《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宪法规定的这一原则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一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职权；二是分权的目的和前提是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三是分权的目的也包括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四是中央的统一领导需要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五是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二者不应互相妨碍，而应该相得益彰。

一方面，中央不集中必要的权力，就不能对全国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国家主权必须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同时，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行使一些权力，赋予地方以必要的自主权“，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地方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的职权，第六十一条规定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的七项职权。第六十七条还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这种协助和监督，也是有关地方政府的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

然而，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并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它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动态发展着的状态。上述法定地方政府的权力往往被配置在地方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上，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政府部门权力，难免会产生部门权力利益化的问题，少数权力部门利用掌握的权力去“寻租”，从而成为腐败的一大根源。不是说地方政府部门不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力，而是对具体政府部门的权力必须给予合理配置和严格的监督制约。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通过改革加以完善。

首先，按照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把政权、事权、人(事)权、财权加以科学地划分，总结1994年分税制和近年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统筹考虑权、利、职、责的落实。在政权层级上，充分运用层级落差产生的自上而下的势能优势和由下向上的末端优势，防止政权间的效率递减现象的发生，防止政府权力系统内的梗阻现象的出现，保证全国的政令畅通。为此，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指导的同时，必须加大力度，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扩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和人事的决定和监督权，增强执政党地方党委统揽辖区全局、协调区内各方的权威和能力。

其次，巩固近年来减少和规范行政性审批的成果，继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把事关全局的行政审批权配置适当集中上收到层级较高的地方政府，把人民群众即时服务性强的事项适当下放给基层政府，最大限度地利民便民。同时，对行政审批权，必须明确非经法律法规设定或授权即无权，任何政府及其部门不得自设审批权。再者，行政审批权的配置必须严格程序，配置程序合理科学，运转才能优质高效。

第三，真正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地方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权力是紧密相连的。行政首长的职权配置得好不好，对地方政府运作而言十分重要。法律对首长负责制的具体内涵规定得不是太清楚，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方面。首长负责制似乎包括：行政首长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召集和主持本级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但地方政府组织法也规定，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一般来说，地方政府首长应该善于利用上述政府决策机制，但如果出现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的意见与行政首长的意见相左而行政首长的意见又是正确的情况，那么应该如何决定呢?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制要求首长决断，而决策民主化则要求民主。如果迁就众人不正确的意见，行政首长最终需要对集体错误的决策负责，如果坚持己见，独断负责，则会议未必同意。也许正是考虑到上述矛盾，法律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问题是对地方政府的“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做怎样的理解。从字面上讲“，会议讨论决定”当然是会议讨论、会议决定。如此一来，行政首长如果对重大问题没有最终决定权，那么他(她)又如何能负责呢?如果说是会议讨论，首长决定，那么会议的权力和功能又被极大地弱化了，变成咨询性的会议，这不符合法律的含义。实践中，还有另一些情形。一些事情，往往是首长决定，会议才讨论；还有一种“首长办公会”也讨论决定许多问题。如何防止有的行政首长把不合己意的重大问题不提交会议讨论，或者讨论但不做决定(有的情形是允许的)?同时，对什么是重大问题，应该由法律进一步明示。如《立法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即为明示。行政首长应该有权认定哪些问题属于重大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格局中，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应该强化行政首长的权力，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这不会导致行政权专制，行政权的首长负责制是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对集中和行政效率的合理要求，何况，在国家领导权、国家人大权、国家行政权、国家司法权、国家监督权相生相克的“五权架构”权力结构体系中，行政权是可以被设定比较明确的边界和休止符的。在现代国家，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君主制那样无边无际，特别是作为公共权力的行政权，已经或正在被人民加以必要的限制。法律设定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可以防止或治理越权、滥施权力、怠权等有害情形。

三

地方政府的权力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限度。国家政权和政府系统内对政府权力依法设定限制而构成的权力限度和边界，包括权力的大小、权力效力的空间范围和时间长度、权力作用力度，它决定着地方政府能够做什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到什么程度等，这就是权限。人们越来越追求建设有限政府，其有限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权力的有限上。古往今来，从让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出发，人们希冀组建全能或万能政府；从政府可能残积人类远未脱尽的邪恶而且可能是极度放大了的邪恶而言，人们又不得不倾向于有限政府；乃至在专制暴政时代，人们期盼好人政府、贤良政府，求之不得则进而主张无政府；也有人曾寻求建立两全其美的万能可控政府(如孙中山的“权能分离”)。然而，这些理想在当时都难以完全实现。只有权能边界清晰、休止符号明确、约束力度适当的有限政府才往往能成为较好的政府。

有限政府理论构成地方政府权限的理论基础，对地方政府权限的探讨必须考虑：在权力配置上，应该赋予政府哪些权力?同时应该对政府权力设置哪些限制?政府理性地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政府只是社会的一只手，应协同市场、社会之手发挥最大作用；如何为政府越权、腐败乃至“死机”提供预防和补救等。必须对地方政府权力予以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必须保持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和全国政权的统一。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联邦制还单一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都是有限度和各种制约的。美国的地方政府如州一级，可以有自己的宪法，但国家宪法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则不能超越。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给予法定的限制是任何一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天职。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詹姆斯·麦迪逊曾说，在组织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既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又能使政府被管理。“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甚至说不管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号称人民还是国王，只要被授予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就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德国政治思想家威廉·冯·洪保认为，设置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须注意两件事，忽视任何一件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思想家对有限政府的探索是有益的。不管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还是中国的五权架构宪政体制，对政府行政权都是有所设防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摒弃全能理念，全能政府只能导致保姆型社会，不利于社会自立精神、自律文化的培育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全能政府还会导致出现疲劳型政府；应该认识到，法定政府职权、资源(包括信息)、任期、手段、规模、效用有限。地方政府更是如此。

考察地方政府权限的几个维度。第一，地方政府权限的纵向探究。在制定规章和规章的效力问题上，法律设定了地方政府各自的权限。如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做出裁决。对有《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由有关机关依照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消。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消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消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这里的“下一级”不是“下级”，而是仅次于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级人民政府。这种纵向的权限规定主要是规范政府层级之间的权限。第二，地方政府权限的横向和空间考察。地方政府权限所及限于辖区范围内，同级人民政府之间开展的经济合作和区域方面的合作，则按照双边或者多边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地方政府任期等时限：省、市、县、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三年。又如政府采购法规定，采购文件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此间任何政府无权销毁采购文件。

地方政府权限的实质是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依法进行必要的限制、制约和监督。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法治的核心就在于人民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控制，任何一级政府，越权无效，怠权受责。哈耶克说，“法治的基本点是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没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政府将会难有作为，但对政府行政权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限制，这种自由裁量权凭着自我复制扩张的本性就可能变得越发猖狂。用法律把政府的权力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既让政府有权，能够有所作为，又要让政府的权力有限度，才能有效驾驭和控制。

地方政府权力、权限与政府责任紧密相连。人民国家赋予地方政府机关、地方政府领导人及工作人员以一定的权力和权限，就是要他们运用法定权力为人民、社会服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政府其政治合法性必将递减，而终会被人民抛弃。各级政府公务员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明确政府权力的来源在于人民的授予，手中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而不是私有权力，绝不能以权谋私，以权害民，只能用它来保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通过改革不断消除官僚主义。邓小平曾痛斥官僚主义，揭露其主要表现和危害，其中就有“高高在上，滥用权力，不负责任，不守信用”等，虽已大有改变，但彻底铲除，仍是任重道远。

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它的资源和有所作为的凭借，是它履行职能的保证；权限是地方政府行动的边界与休止符，是人民约束政府的缰绳；责任是地方政府的价值所在和权力、权限的效用体现。进一步明确授权，需要通过健全法制，做到依法授权；依法设限；依法明责。通过实行政务公开，让人民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够知情放心、制约有度、监督有力。

权限范文篇3

[关键词]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过去，当中央与地方出现权限争议时，解决争议主要是采用军事和武力手段，而在倡导依法治国和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国中央与地方权限遇有争议时，应如何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对此，总的来说，并没有找到能够平稳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思路和办法，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探讨建立健全我国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基本模式

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的问题，这是处理国家整体与部分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许多西方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一）联邦分权及其权限争议解决

在联邦制国家，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联邦与联邦主体以及联邦主体与地方的分权关系。

在联邦制国家，分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分权；二是各联邦主体与地方的分权。前者由联邦宪法划分；后者由各联邦主体以宪法、法律规定或由议会决定或批准。

联邦制国家除了以联邦宪法的形式划分联邦与联邦主体的权限，并且以联邦主体宪法或法律的形式划分各联邦主体与地方的权限外，通常还以宪法、法律规定或通过判例或惯例确定联邦与联邦主体或联邦主体与地方的权限发生争议时的解决途径。

以权限发生争议时的处理机关为标准，西方联邦制国家处理联邦与联邦主体或或联邦主体与地方的权限争议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普通司法机关模式。在法制发达国家，主要由普通法院来裁决联邦与联邦主体或地方的权限争议，如18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弗莱彻诉佩克案”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州法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的审查权；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的宪法案件中，有的涉及的就是州或地方与联邦权限争议的重大宪法斗争。[1]根据美国许多州的宪法，如果州法与地方自治宪章对全州性问题发生冲突，则州法优先；而对于地方性问题，不得制定州法。如发生权限争议，由州最高法院管辖。[2]

另一种是专门机关模式。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1949年《基本法》设立联邦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关于对联邦和各州的权利义务发生分歧，特别是在执行联邦法和联邦在执行联邦监督时发生的分歧，有管辖权。

（二）单一分权及其权限争议解决

在单一制国家，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西方单一制国家大多实行地方自治原则，其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以宪法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如1947年制定并经多次修改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

二是一般由中央以通用法律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宪法通常只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原则或地方政府行使权限的大致范围，不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如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八章的规定。

单一制国家除了以宪法或一般法律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外，通常还以宪法、法律规定或通过判例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发生争议时的解决途径。

以权限发生争议时的处理机关为标准，西方单一制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司法机关或准司法机关模式。如在日本以地方政府为当事人的诉讼，都必须服从司法机关的判决。机关诉讼等难以作为法律诉讼的事件也可提交司法诉讼；根据修订后的《地方自治法》，在总理府（现内阁府）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地方争讼处理委员会。[3]

在英国，没有设立独立对地方政府实施一般行政监督的政府机构。地方政府与任何其他法人或任何自然人一样，更多地受法院的监督和制约，也即，如何地方政府侵犯了私人的权利或违反合同，则可依侵权法或合同法被起诉；如果地方政府触犯刑律，则可能被作犯罪指控。

在法国，1982年改革以前，国家代表可直接监管地方议会，1982年以后，改变了国家对地方议会的监督方式，取消监管，代之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即如认为地方议会有违法或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时可向行政法院起诉。

二是专门机关模式。如根据1947年并经多次修改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27条，如大区认为某一共和国法律以及有法律效力的某一法令侵犯其自治权，可于该法律或法令公布之日起60日内向宪法法院提起合宪性审查。

二、我国现行制度下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一）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基本内容

从宪法角度看，1949年后，我国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法律表现形式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在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上最具特色的规定是：“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第16条）；中央政府应“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第33条）：“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第40条）。

以1954年宪法标志，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1954年宪法确立了我国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体制下，1954年宪法（及以后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消了《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的法律规定。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作为这一阶段的法律表现形式，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基本内容：

1、以单一制为基础，以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为补充：1982年宪法规定，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序言），“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第4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第31条）；

2、民主集中制：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第3条第4款）。[4]

1982年宪法原则列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中央国家机构的职权。同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下称《地方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还分别列举了一般地方国家机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以及特别行政区的具体职权。

（二）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及争议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从范围上看，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即立法领域和行政领域。

1、立法领域权限划分及争议的解决

根据1982年宪法，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2000年《立法法》具体列举了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地方因地制宜解决问题，有必要适当划分立法权给地方。依照《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批准后施行。根据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经行政长官签署、公布即生效，这些法律虽然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法律的生效。

立法领域分权的争议解决，主要有下列几种途径：

（1）批准或决定：如全国人大有权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批准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撤销：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3）裁决：如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4）发回：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5）解释宪法或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宪法或法律，处理涉及中央地方权限的争议。如2004年4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

2、行政领域权限划分及争议的解决

宪法没有具体列举哪些行政事务归属中央，哪些归属地方，哪些既可由中央管理也可由地方管理，而是原则规定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地方组织法》并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

行政领域分权的争议解决，主要有下列几种途径：

（1）批准或决定：如国务院有权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改变或撤销：如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地方政府规章。

（3）裁决：如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4）协商：如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撤销、合并或者变动，区域界线的划分，名称的组成，由上级国家机关会同有关地方的国家机关，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批准。

（5）解释行政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国务院通过解释行政法规条文本身或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通过对行政法规具体问题研究答复；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如国务院及各组成部门等）通过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处理涉及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问题。

（三）现行权限划分和争议解决机制的问题

以上是我国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主要机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上述机制也存在不少问题。

1、宪法对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过于原则，没有具体规定哪些事项为中央的专有权力，哪些事项为地方的专有权力，哪些事项为中央与地方的共有权力。应当指出，确认中央高度集权的1954年宪法（及以后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消《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的规定，以及1982年宪法未规定《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的规定，这不能说是一个进步，以至于中央地方权限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容易引起中央与地方权限的争议。

2、尚未确定一部调整中央行政组织与地方行政组织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中央与地方权责纲要》，使有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职权的划分和行使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

3、现行制度下主要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这虽有符合体制的优点，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本身是中央机关，其公正性令人怀疑；而且由于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目前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主要不是按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涉及的事务范围设置的，且它们和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在审查提交备案或提出异议的法规或规章时，一是工作量太大，已感力不从心；二是缺乏公开、具体的程序；三是缺乏应有的权限。

4、1982年宪法第一次规定，国务院有权“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这一规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对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依法治国条件下的合理性，有学者提出了质疑。[5]

5、现行制度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主要是针对法规和规章与上位法之间立法方面的问题，而实际上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远远不只是这些，还大量涉及其他权限特别是行政权、财政税收权等方面的权限争议，而对立法以外的争议如何处理，还缺乏具体的程序和制度，也没有负责处理争议的相应机构。

6、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涉及许多宪法争议，甚至涉及违宪审查，而我国目前缺乏专门的、有效地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宪法监督机构，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地方利益的表达和协商机制。

三、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首先是要依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机制。

（一）依法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预防权限争议的发生

产生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不明确，而要依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首先要明确权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监督和制约。权力制约从空间结构上进行静态的纵向划分，就是指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

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归根到底是由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决定的，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关系，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能较好地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不可否认，中央与地方同样存在利益关系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6]

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权威的、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是社会变革时期能以较小代价赢得快速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7]但是，中央所集之权只能是依法应属于中央的那部分权力，而不应是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央不应侵犯依法应属于地方的那部分权力。这就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权应该是分立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地方政治共同体“也有一种意志要表达和执行”。[8]

邓小平曾经将“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视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的三项内容之一。[9]党的“十六大”也提出要“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要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分清主次责任。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10]

因此，要完善有关权限划分的宪法规定和立法，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法定化：一是在修改宪法时，适当增加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内容，加强对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宪法调整；二是要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修改《地方组织法》，规定中央与地方职权变更的法律程序，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相对稳定性，防止盲目性和随意性；三是要在制定立法法以后，抓紧研究制定中央与地方在行政管理领域，包括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的法律规定；四是要制定中央与地方收支划分法律规定，解决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的诸多问题。

只有依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才能从根本上预防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发生，并在争议发生时有效地解决。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1、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解决的法律

国外不少国家有关于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和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处理的法律规定，如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中央政府对地方公共团体进行必要干预时，应尽可能尊重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以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过去的上下、主从关系朝着对等、协商关系转换；另外，为处理已经出现的争议，法律要求中央政府应设立中央地方争讼处理委员会，处理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

而在我国，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还是作为地方制度基本法的《地方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缺乏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协商和裁决的具体法律规定。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并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同时，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但如果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或派驻机构在执行法律时发生争议时应如何裁决和处理？没有具体规定。[11]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自治权，并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但如果上级国家机关侵犯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或因不履行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而发生争议，应如何处理？没有具体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部基本法，实践证明，没有多种法律、法规与之相配套，自治法的各项原则规定落到实处是非常困难的。[12]

根据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但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权等权限。特别行政区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将有关法律发回和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除此之外，如发生争议如何解决，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另外，基本法规定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级地方均不得干预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但如果出现干预和权限争议，应如何处理？也没有规定。

最后，虽然《立法法》规定了立法权冲突时的适用规则和裁决机构，但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我国也没有对于中央与地方在行政管理领域，包括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等方面发生争议时如何处理的具体法律规定。

因此，不论是将来修改宪法或制定法律调整或改革中央地方关系，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主程序，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机制。

2、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机构

目前，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涉及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处理的机构，主要有两类：

一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会设立民族、法律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民族委员会还可以对加强民族团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可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涉及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问题。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根据《立法法》，常委会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有权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委会备案，并研究其他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提出进行违宪和违法审查的建议。另外，根据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可就有关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和基本法解释条款实施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意见。这些机构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问题。

但是无论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都不是按照研究和处理权限争议事项所影响的地域范围来设置的，而且从目前情况上看，其人员组成、机构性质、权限和工作程序等，还难以承担得起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重任。尽管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设置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可以说是一个进步。[13]

有学者建议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內设立专门的“地方事务委员会”，由各省、市、自治区人大代表团直接选举一或两名本地的全国人大代表而组成，负责研究、协调和审议人大议事中有关地方的各种事务。[14]

实际上，在国外，有的国家议会中就有类似机构，如英国议会下院中的威尔士委员会、苏格兰委员会、北爱尔兰委员会等。这些议会的委员会基本上由各地区选出的议员组成，常常能对下议院审议的有关地方事务的决策产生大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建立宪法法院来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是最理想的模式。在这种体制下，由一个比较中立和公正的机关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办法，更符合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用司法机关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可能存在体制上的困难。因此，在不修改宪法前提下，近期由立法机关处理权限争议问题比较稳妥，但要设立专门的机关或赋予某些机关处理这类争议的权限和职责，除了可考虑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地方事务委员会”处理一般地方与中央的权限争议外，应按不同地方制度的特点，将现有的民族委员会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改组为民族自治地方事务委员会和特别行政区事务委员会。

鉴于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涉及宪法实施和违宪审查的重大问题，所以根本的办法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它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包括立法冲突争议和国家机关权限争议进行宪法审查并作出宪法和法律解释。

对是否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笔者同意“宪法已经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违反宪法、法律的审查，作了具体规定，因此，对宪法确定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不宜改动”的观点，[15]但同时认为，宪法监督的范围应不限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它还包括国家机关权限争议的解决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等其他重大事项，因此，《立法法》的相应规定并没有否定和排斥设置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16]

除了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置不同地方的“事务委员会”，以处理各种地方与中央的权限争议外，国务院对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权限争议如财税、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等方面争议的解决机制，也应当加强。

根据《立法法》，对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冲突的裁决权，法律赋予了国务院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主要由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办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工作，并根据不同情况处理。除了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应主要协助国务院处理涉及中央与地方行政立法权限争议的问题外，对其他行政管理方面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如财税、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等争议，还应该有相应的受理机构。

与实行地方自治的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中央政府中，目前没有设立类似于英国副首相府、宪法事务部，法国内政、国内安全和地方自由部，日本总务省等地方政府事务的主管部门。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在业务上指导或领导省级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并有权依法在本部门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随着地方制度的深入改革和权力进一步下放的进程，为了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减少部门对地方的直接干预，可以考虑明确由中央某一部门或有关部门具体研究拟订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事务，为国务院具体划分中央与地方职权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并为处理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提供组织保证。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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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杰罗姆。巴伦和托马斯。迪恩斯著：《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美国各州政府一般不设主管地方政府的部门，但设立有关地方事务的专门部门，通常有以下方式：（1）约有26个州已经设立了州一级的政府间关系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ssiononintergovernmentalrelations），讨论研究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有关问题；（2）设立与地方政府有更密切联系的专门行政机构，如所有的州政府都设立了涉及地方政府活动的社区关系部门，如地方政府部（肯塔基州）、经济与社区关系部（俄亥俄州）等。

[3]（日）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编：《日本的地方制度》，2004年，第55页。

[4]刘小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思考》，《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5]应松年、薛刚凌：《行政组织法与依法行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6]《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730页。

[7]人民日报社论：《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载《人民日报》，1994年11月29日。

[8]（美）古德诺著：《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10]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11]以前不久关于上海市政府拍卖私家车牌照是否合法一案为例，先是商务部高官在央视公然指责上海的做法，上海方面则坚持自己的作法符合上海的情况，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中央该不该管一个城市拍卖车牌的事？如果该管，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管？这不明确。

[12]参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zytzbwz/nation/chanshu/80200212200032.htm.

[13]参见：《设法规审查备案室只是过渡》，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6月29日。

[14]吴国光、郑永年著：《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香港：牛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权限范文篇4

为深入贯彻全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宁国等12个县（市）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工作的通知》（皖政〔**〕126号）精神，进一步推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扩大宁国等12个省直管试点县（市）的（以下简称试点县）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关于发展和改革管理权限

1．试点县申请使用国家和省级政府性资金建设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直接向省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2．试点县安排本级各类财政性资金，采用直接投资（含通过各类投资机构）或以资本金注入方式，建设按规定应由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省政府或省发展改革委管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直接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审批或转报省政府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或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和所有需办理进口设备免税的项目、限制类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或转报。

4．试点县申请世行、亚行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直接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5．内、外资项目办理进口设备和购买国产设备抵免税确认书，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直接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6．试点县所属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直接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发行规模申请。

7．凡不需要国家、省、省辖市出资或平衡建设条件的政府投资项目（不含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自行审批。

8．凡需省辖市发展改革委核准或备案的企业投资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核准或备案。

9．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下，符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鼓励类和允许类、且不需办理进口设备免税的外商投资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核准。

10．试点县的省级开发区，除扩建的开发区总体规划需报省政府审批外，不再审批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编制和实施。

11．省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各类文件、指导工作的各类信息，凡是所在省辖市享有的，均发送到试点县发展改革委。

二、关于农业、粮食、林业、水利管理权限

12．省农委发送到省辖市农业部门的有关文件和指导工作的各类信息，同时发送到试点县农业部门。要求省辖市农业部门上报的有关材料、信息和统计数据，试点县农业部门直接上报。

13．省农委负责组织的各类农业建设项目，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利用外资等各类项目，凡符合条件的，试点县农业部门直接向省农委申报。省农委负责组织实施的多种农业补贴、农业救灾及有关专项资金等，试点县农业部门直接向省农委申报。

14．省农委加强对试点县农业部门的工作指导，下放行业管理权限，有关行政许可、农机鉴定、防疫检疫、农业执法等管理事项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以及省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的认证与质量安全的监管，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牌农产品以及农民创业带头人的培育和认定，试点县农业部门享有与省辖市农业部门同等的权利与义务。

15．省级储备粮安全储存、检查管理，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进行。

16．省级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受理报批，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报送省粮食局审核。

17．陈化粮购买资格认定，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报送省粮食局审核。

18．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库点资格认定，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报送省粮食局审核。

19．现代粮食物流、仓储、加工项目，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报送省粮食局审核。

20．国家、省粮油龙头企业认定，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报送省粮食局审核。

21．国有粮站（库）仓容规模在1000吨以下或占地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下的，拆除、变卖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审批。

22．粮食流通统计、行业发展规划、仓储设施和粮油加工统计，由试点县粮食局直接上报省粮食局。

23．林业生产和各项投资计划由省林业厅直接下达到试点县林业局，主要包括年度林业生产计划、林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以及有关专项计划等。

24．各类林业项目的申报，均由试点县林业局直接向省林业厅申报。

25．在林业资金管理方面，省与试点县直接办理相关资金下拨与上缴；相关财务报表也由试点县直接报送。

26．林业行政许可，试点县林业局直接报省林业厅审批。出省木材运输证、林木产地检疫合格证以及因特殊原因需要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或使用禁猎工具猎捕审批3项许可由试点县直接审批。临时占用林地的，试点县享有省辖市的审批权限。

27．林业生产管理方面：（1）重点公益林采伐有关事宜，由试点县林业局直接审核或审核后直接报省林业厅；（2）重点公益林区划调整，由试点县林业局审核后直接报省林业厅；（3）原由省辖市林业局审批的，除退耕还林作业设计继续由省辖市林业局审批外，其他项目造林作业设计由试点县林业局审批。

28．试点县林业局直接向省林业厅上报各项统计数据。原由省下放到各省辖市的统计调查，包括林业典型调查等，直接下放到各试点县林业局单独组织开展。

29．林业高级工程师、职工评残评审由试点县林业局直接向省林业厅申报。森林公安警务管理试点县享受省辖市管理权限。

30．在水利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上，对试点县比照省辖市的权限，实行计划单列。年度建设计划由试点县直接上报；国家和省级投资计划直接下达试点县。水利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实行按项目进行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由省、市组织实施的项目，计划及资金按原下达方式进行。

31．对试点县不涉及相邻县（市、区）的或与相邻县（市、区）没有水利纠纷的水利项目，其规划设计文件直接报省水利厅审核或审批。

32．结合农村水利建设项目管理实际，对部分原由省辖市初审后转报省审核、审批的项目，改由试点县直接报省审核、审批；对部分原由省辖市审批的项目，由省、市政府委托或授权试点县审批。具体如下：

（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项目审批，由试点县直接报省水利厅审核后报省发展改革委审批。

（2）水土保持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项目审批，由试点县直接报省水利厅审批。

（3）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审批均实行分级审批制度，根据项目立项机关及限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由中央、省、市、县审批。对部分原由省辖市审批的项目，由省、市政府委托或授权试点县办理。

（4）农业综合开发中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可研报告审批，改由试点县直接报省审批。

（5）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由试点县的项目法人初审，直接报省审批。

（6）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审批，改由试点县直接报省审批。

33．农村水电建设项目中，对原由市发展改革委、水利局上报省审批的农村水电项目计划、项目初审，改由试点县直接报省审批。对原由市发展改革委、水利局负责审批的农村水电项目，改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水利局负责审批。

34．加强对试点县水利工程管理的业务指导。

三、关于工业、交通、信息产业发展管理权限

35．省经委管理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创新项目、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创业创新项目、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等省级企业发展资金扶持的项目申报，试点县经委（经贸委、工经委、工业局、中小企业局）直接向省经委报送。

36．省经委掌握的省级企业发展资金，在同等条件下，对试点县项目优先给予资金扶持。

37．除国家明确规定需要报送省经委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内外资项目外，其余项目审批权限一律下放试点县经委（经贸委、工经委、工业局、中小企业局）。

38．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内外资项目办理进口设备减免税和购买国产设备抵扣税确认由所在试点县经委（经贸委、工经委、工业局、中小企业局）直接报送。

39．试点县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需要到省经委备案的，由试点县直接报省经委。

40．在试点县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直报点。同时，将试点县直接纳入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和调节的对象。

41．扩大试点县经济信息的获取权和知情权，省经委出台的重要文件、政策、有关信息及时向试点县提供。

42．从2008年起，对试点县村村通建设计划进行单列，并将建设资金（含国家车购税和省安排的农村公路建设补助资金）和农村公路养护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试点县。

43．养路费、客货运附加费、运管费、小机养路费等交通规费征收计划由省直接下达试点县，由试点县自行组织征收，由省组织考核。

44．除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权力和义务由省辖市享有的外，有关交通行政许可、认证、评定、审批、鉴定、交通执法管理，试点县交通部门享有与省辖市交通部门同等的权利与义务。

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危险货物运输经营除外）、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出租车经营除外）的营运证的审批、发放、年审，由试点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办理。

45．省交通厅召开的会议、印发的文件，凡是省辖市交通部门享有的，通知或印发到试点县交通部门。

46．尽快建立行业管理渠道，赋予试点县有关部门行使省辖市相应的信息行业管理权限。

47．在省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息产业相关统计数据报送以及信息产业有关信息获取等方面，试点县享有与省辖市相同的权限。

四、关于商务、旅游、外事管理权限

48．由试点县商务局直接上报县商务发展规划、县商品流通市场建设专项规划、县年度进出口计划等商务专项规划及专项计划，省商务厅对试点县有关指标直接进行平衡。

49．由试点县商务局直接上报省商务厅申请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国家茧丝绸发展风险资金、出口机电产品研究开发资金、出口机电产品技术更新改造贷款贴息资金、高新技术出口产品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高新技术出口产品研究开发资金、对外经济合作专项资金、中部商务发展资金等政策性资金、成品油零售许可证。

50．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符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鼓励类和允许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企业设立及变更，由试点县商务局核准。

51．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上的鼓励类、允许类和限制类项目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试点县商务局审核后，直接报省商务厅。

52．中小出口企业专项担保贷款，经试点县商务局、财政局审核后，联合报省商务厅、财政厅审批。

53．对商务部、外交部委托省商务厅办理的下列行政事项，由试点县商务局受理企业申请后向省商务厅直接转报：（1）进口商品配额审核；（2）出口商品配额（含纺织品、白银、活猪、活牛）初审；（3）对外劳务合作及工程承包经营资格初审；（4）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确认；（5）设立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核准；（6）外派劳务项目审查及未建交国家、港澳台地区劳务项目审核；（7）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实施企业资格初核；（8）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初核；（9）直销经营许可申请转报；（10）因公出国（境）经贸团组审批；（11）邀请外商来华签证通知电签发。

54．对省商务厅网上审批、报送纸质文件的下列行政事项，由试点县商务局受理企业纸质申请后，向省商务厅直接转报：（1）一般货物自动出口许可；（2）一般货物自动进口许可；（3）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文件备案；（4）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5）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初审；（6）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配额审核；（7）外商投资企业自动进口许可；（8）汽车品牌经销商备案；（9）技术进口合同登记；（10）技术出口合同登记；（11）软件出口合同登记。

55．对试点县商务局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由试点县商务局直接办理、发放。对省商务厅向试点县企业发放的其他各类证照，试点县商务局可本着便民原则，从省商务厅领取后送达企业。

56．省商务厅在进出口、利用外资、对外经济合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统计资料时，将试点县的统计数据在所在省辖市名下以“其中”形式列出。

57．省商务厅印发的文件、信息，凡省辖市享有的，均发送到试点县。

58.IA、2A级旅游景区，由试点县旅游部门自行评定。

59．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申请，由试点县旅游部门直接向省旅游局报送。

60．省级旅游发展资金的项目申报，由试点县旅游部门直接向省旅游局报送。

61．现行需经省辖市外办审核、报省外办审批的县处级以下（含正县）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的事宜，均由试点县政府直接报省外办审批。

62．现行需由省辖市外办出具申办护照签证介绍信，并由省辖市外办专人办理护照签证的，均由试点县外办出具申办护照签证介绍信，由试点县外办专人办理护照签证。

63．各试点县外办应将出国（境）事务专办员名单提前报至省外办。

五、关于建设、国土、环境保护管理权限

64．需报省建设厅核发选址意见书的项目，由试点县规划部门初审，直接报省建设厅核发项目选址意见书。

65．省外勘察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等企业前往试点县承接业务备案登记工作，由试点县建设部门办理。

66．一级及一级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一级及一级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定级、晋级，丙级城市规划编制资质，工程勘察乙、丙级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乙、丙级资质和其他建设工程设计丙级资质，工程监理乙、丙级企业资质，建筑材料检验机构，乙、丙级招标机构资质，施工图审查机构认定证书，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房地产评估机构，城市房屋拆迁企业资质，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建设类各类执业资格注册初审等，由试点县建设部门自行审查，直接报省建设厅审批。

67．建筑劳务企业资质和新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由试点县建设部门直接审批。建设行政执法队伍委托备案、执法人员资格认证，由试点县建设部门直接报省建设厅审批（备案）。

68．试点县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由试点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后直接报省国土资源厅。省人民政府分解下达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将试点县的用地计划在所在省辖市的用地计划中单列，并单独建账进行考核和管理。

69．试点县矿产资源保护、矿产资源整合、地质环境治理等项目的立项申请，由试点县国土资源局直接报送省国土资源厅。

70．试点县农用地分等定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基准地价评估和城镇地籍调查等成果和200亩以上新增耕地面积的验收申请，由试点县国土资源局直接报送省国土资源厅。

71．试点县实际耕地保有量、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新增耕地指标、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折抵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确认申请，由试点县国土资源局直接报送省国土资源厅。

7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立项申请、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项目的申报、新增耕地折抵建设用地指标的确认申请，由试点县国土资源局直接报送省国土资源厅。

73．除国家规定外，试点县环保局享有《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试行）》（环监〔2003〕115号）规定的市级环保局审批权限。

74．试点县环保局直接向省环保局申报污染治理项目，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部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购买、报废放射源，省级绿色学校等项目。

75．原由省辖市环保局发放的排污许可证，由试点县环保局直接发放。原由省环保局发放的排污许可证，由试点县环保局审核后报省审批。

六、关于科技、教育、广电、文化、体育等管理权限

76．科研攻关、软科学研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由试点县科技局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

77．高新技术企业及高新技术产品认定、火炬计划项目，由试点县科技局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

78．民营科技企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由试点县科技局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

79．自然科学基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和省级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由试点县科技局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

80．技术合同登记、国家秘密项目、科学技术奖、科技成果登记、科技成果鉴定，由试点县科技局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

81．星火计划项目、科技扶贫项目、农业专家大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等，由试点县科技局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

82．省教育厅印发各省辖市教育局、涉及县（市、区）的文件，直接印发试点县教育局。

83．试点县教育局直接向省教育厅申报项目、资金等。

84．省教育厅在安排项目、资金以及受援项目时，对试点县给予倾斜。

85．职业学校、民办学校的设置审批，由省辖市教育局负责审批的普通初中的设置、高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计划、出县教师调动等，由试点县教育局负责审批。

86．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87．国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改作其他用途，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88．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工程建筑或进行爆破等作业，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89．已建立馆藏文物档案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调拨、交换馆藏二级、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90．考古发掘单位保留少量出土文物作为科研标本，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91．由演出经纪公司承办的外国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或报批。

92．由演出经纪公司承办的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或报批。

93．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94．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95．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96．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和设立音像制品连锁经营单位，由试点县文化局直接报省文化厅审批。

97．现行的“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审核、审批及频率执照核发事项，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有线广播电视站的设立审批和乡镇广播电视站的设立审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许可，申请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许可，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传送广播电视节目信号审批”6项管理权限中，涉及由县级广播电视局提出申请，逐级上报审批或审核的，一律由试点县广播电视局直接向省广播电影电视局上报。

98．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以外，现由省辖市广播电视局行使的审批管理权限，根据省政府有关规定要求，由省辖市通

过行政委托或授权等办法，下放到试点县广播电视局负责行使。

99．试点县体育局直接向省体育局上报请示事项。

100．将从事涉及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体育经营项目许可下放到试点县体育局。

101．竞技体育类运动员注册、招选，初级教练员的职称审定，二、三级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审批、注册，武术学校、普通传统项目学校的审批，从事体育培训、辅导、裁判和咨询，经营性武术组织的管理，水上体育项目的审批，试点县体育局直接办理。

102．省体育局有关资金直接拨付到试点县。

七、关于审计、财政、税务管理权限

103．在审计计划管理方面，对省审计厅授权项目，试点县审计局直接向省审计厅提出申请。省审计厅研究同意后，直接向试点县审计局下发授权审计通知书。

104．在审计专项经费安排方面，试点县审计局直接向省审计厅提出申请，按现行有关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规定办理相关事宜。

105．增加试点县审计局为审计信息直报点。同时，省审计厅审计信息资料增发试点县审计局。

106．省审计厅发往各市审计局的文件，增发试点县审计局。

107．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不断深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农业综合开发及农业项目，由试点县财政局直接向省财政厅申报，资金直接拨付到试点县。

108．试点县地税部门受理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地方各税减免审批事项，未超过所在省辖市审批权限的，由试点县地方税务局直接审批；超过所在省辖市审批权限的，由试点县地方税务局直接报省地方税务局审批。

109．试点县地税部门受理的技术改造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批事项，未超过所在省辖市审批权限的，由试点县地方税务局直接审批；超过所在省辖市审批权限的，由试点县地方税务局直接报省地方税务局审批。

110．试点县地税部门受理的财产损失税前扣除，未超过所在省辖市审批权限的，由试点县地方税务局直接审批；超过所在省辖市审批权限的，由试点县地方税务局直接报省地方税务局审批。

111．除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税务总局部门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不得下放至县（市、区）管理的税务办理事项外，试点县国家税务局原则上享有与省辖市国家税务局相同的管理权限。

112．对于下列税务办理事项，试点县国家税务局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

（1）纳税人遇有“风、火、水、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属于国家确定的“老、少、边、穷”地区的新办企业申请减免企业所得税，年度减免税额在100万元以下（“以下”不含本数，下同）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直接审批；年度减免税额在100万元以上（“以上”含本数，下同）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直接报省国家税务局审批。

（2）内资企业申请享受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优惠，单个项目投资总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直接审批；单个项目投资总额在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报所属省辖市国家税务局审批；单个项目投资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或者属于军工企业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直接报省国家税务局审批或呈报。

（3）纳税人申请财产损失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年度税前扣除金额2000万元以下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直接审批；年度税前扣除金额2000万元以上的，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报所属省辖市国家税务局审批。

（4）纳税人符合企业所得税政策性减免条件，申请享受的其他减税、免税事项，由试点县国家税务局直接审批。

113．对于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后新增的税务办理事项，试点县国家税务局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国税发〔2005〕170号）要求，实行集体审核制度，原则上不得简化审批环节。

八、关于人口计生、卫生、劳动保障、公安、民政管理权限

114．省里已要求省辖市减少对县级考核次数，对省已考核的样本点不再考核，实行数据共享。试点县考核结果除作为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评价依据外，同时纳入省辖市总体考核。

115．试点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审批由省辖市审批，改为试点县自行审批。

116．将试点县卫生局纳入省辖市卫生局发文范围，包括文件、资料、信息等。

117．试点县卫生局直接向省卫生厅申报有关卫生项目，在县级医疗救治能力建设、乡镇卫生院能力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生室建设、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公共卫生项目等资金分配方面，优先将试点县纳入项目实施范围，省直接指导管理试点县的项目工作。在医师执业注册、变更方面享有省辖市卫生局的管理权限。

118．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省直管县的管理权限，经审核，具备条件的试点县依法享有，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省直管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119．省劳动保障厅发送省辖市劳动保障局的各类文件、工作通讯、信息，除有特殊规定外，均发送到试点县劳动保障局；要求上报的有关材料，试点县劳动保障局直接报省劳动保障厅。

120．试点县劳动保障局直接向省劳动保障厅申请劳动保障专项资金、重点工程项目。国家和省级各项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除实行市级统筹的社会保险资金外），直接拨付到试点县。

121．驻地省属单位职介机构资格认定、驻地省属企业特殊工时制度审批，下放至试点县劳动保障局。

122．试点县劳动保障局直接向省劳动保障厅申报业务工作试点。

123．省辖市公安机关网络监察部门负责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审批并签发《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意见书》的权限下放到试点县公安机关。试点县公安机关设有网络监察机构的，由其负责；试点县公安机关未设置网络监察机构的，由该县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负责。

124．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销售审批由试点县公安机关审核后报省公安厅审批。

125．收取两万元以上取保候审保证金，由试点县公安机关审批。

126．评定残疾等级，由试点县民政部门直接报省民政厅审批。

127．申报确认省一级光荣院的，由试点县民政部门直接报省民政厅审批。

128．与境外合资、合作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经试点县民政局、商务局审核后，联合报省民政厅、商务厅审批。

129．新办社会福利企业由试点县民政部门会同税务部门审核后，直接向省民政、税务部门提出兴办申请。

130．城镇退役士兵（不含转业士官）安置资格的审核，由试点县民政部门直接办理。

131．福利院和乡镇敬老院改扩建补助资金等涉及民政方面的资金直接拨付到试点县。

九、关于工商、统计、物价、质监管理权限

132．取消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在省工商局登记的规定，实行试点县登记、监管。

133．深入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管理改革，个体工商户登记，委托属地工商所办理。

134．将《安徽统计信息》及一些重点统计分析资料的发送范围，扩大到试点县主要负责人，并增加试点县统计局为统计信息直报点。试点县享受与省辖市同等权限，直接向省统计局报送各类统计分析和信息资料。

135．向市级统计部门印发的各类文件和指导工作的各类意见等，均发送到试点县。

136．将《安徽省定价目录》中规定的省辖市享有的价格管理权限，全部授予试点县。对现行须由省辖市审批或管理的事项，均由试点县自行审批、管理；对需经省辖市审核、报省审批的事项，均由试点县直接报省审批；对必须经省辖市审核、审批的事项，采取省、市委托或授权等办法，下放到试点县办理。

137．省物价局向省辖市物价部门部署工作、发放文件等，同时扩大到试点县物价部门。试点县物价部门在政策请示，上报信息时，直接向省物价局上报。

138．行政相对人不服试点县质监局具体行政行为的，可直接向省质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139．对按规定需向省辖市质监局报请审理、审核、报告的行政案件，试点县质监局自行审理决定；对按规定需逐级上报省质监局审理、审核批准、报告的行政案件，试点县质监局直接上报省质监局。

140．各季度监督抽查计划和省级监督抽查申请，由试点县质监局直接报省质监局。省质监局对其监督抽查计划直接审批，省级监督抽查安排直接到试点县。

141．免检产品、名牌产品、质量奖等国家、省评优奖，由试点县质监局直接向省质监局推荐。

142．省质监局对试点县的补助经费直接下拨试点县质监局。

权限范文篇5

关键词:“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权限冲突

一、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问题分析

（一）设区的市与省级立法权限范围重叠。目前，地方立法权扩大到设区的市，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只是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单独讨论，而忽视与上层级的比较。如果持续下去，不将省级与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进行区分，数量庞大的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带来的就不单是地方进行治理和发展的便利，而是立法重复、立法越权、立法抵触与冲突等问题，由此可见，对地方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进行区分是必要且紧迫的。设区的市与省级的立法主体都是地方立法主体，其都要对地方事务进行管理，对上位法的规定进行细化。两者的区别在于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范围被限制在城乡建管、环保、历史文化三个方面，而《立法法》没有明确界定省级立法权限范围，但毫无疑问省级立法主体也可以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三个事项进行立法，就可能会导致两者在这三个方面的重复立法，造成地方立法资源浪费，引起地方立法冲突，影响我国立法制度的统一。（二）设区的市人大与政府的立法权限范围界限不明。《立法法》修改后，虽然增加了对规章立法权限进行了限制的规定，将设区的市政府制定规章的权限限定在三个方面，使我们对设区的市政府立法的权限范围有了比较明确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设区的市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与同级、上级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之间的问题。第一，设区的市立法主体对于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标准存在错误的理解，出现了许多将本应该制定政府规章而制定地方性法规，应该制定地方性法规而制定政府规章的情况。因此，对于两者的立法权限范围以及制定的标准需要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并且立法主体对地方性法规与上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低也存在一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要明确设区的市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范围。第二，对于设区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省级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两者的权限划分与效力高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界定和解释。（三）设区的市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范围不明确。虽然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但事实上很少有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立法法》确定了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之后，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对于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范围划分过于模糊、笼统，导致的结果是把设区的市人大与常委会看成几乎相同的立法主体，没有把立法权限划分清楚，哪些该由人大行使立法权，哪些是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从而使人大常委会取代了人大的立法地位，取得了立法的主导权。因此，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人大常委会可以与同级人大一样，行使相同的立法权限，并且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长期如此下去，后果会使人大常委会掌控住立法权。第二，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两者立法权限范围的界限是重大事项，但《立法法》对于“重大事项”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理解发生错误，只能根据上位法自行猜测。这也使设区的市人大有漏洞可钻，试图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把自己的立法权限让给人大常委会来行使。

二、明确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的对策

权限范文篇6

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是立法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宪法和组织法确立了我国有权立法的主体，但未对立法权在这些主体间的分配作出规定，为日后立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因此，立法法要致力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立法无序、立法冲突和立法侵权等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立法权限配置这一宪法未尽的问题。

立法权限配置的基本目标，是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促进人民民主权力的实现，同时，兼顾和提高行政效率。然而，立法法对立法权限配置问题的解决并不尽如人意，作为将在我国的立法权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法律，立法法有关权限配置的规定，尚不足以实现上述目标。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保留范围的狭窄和模糊

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10个方面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了议会授权保留的范围，从而全面确定了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范围。法律保留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功能在于界定行政权力必须经议会授权才能活动的范围，从而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重要事项和对行政权力的民主控制提供有效的保障。立法法对法律保留条款的规定，意味着对行政立法权的控制已引起了立法者的高度注意，对自身所必须承担的职责也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一方面，是对行政立法权的限制，在法律保留的范围内，行政机关未经议会授权不得立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保留的事项之外，行政机关获得了无须议会授权自主立法的权力。行政机关在法律保留范围外的事项上立法，具有权限上的合法性。因此，法律保留范围的界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对其范围的界定失之过窄，将使行政机关获得一些本不应由其行使的权力，或使其合法性存有争议的权力合法化。而立法法对法律保留范围的界定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

1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留过少。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也是个人对抗强权的最后手段。公民基本权利应是法律保留的首要事项。例如，在通常称为行政权优越的法国，宪法规定法律保留事项的第一项就是公民基本权利。针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立法的权力必须掌握在人民代表手中，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也是议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立法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留只有三个方面：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以及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根据这一规定，行政机关合法地取得了对上述三方面之外的公民基本权利立法、限制乃至剥夺的权力。在这三方面之中，也仅人身权利得以较为充分的保障，而对政治权利与财产权利的保障是不充分的。

首先就政治权利而言，立法法只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列入法律保留，这带来的直接的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以外的行政机关）将可以合法地制定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并对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行“合法的”限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力，而公民政治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权力的根本途径。公民政治权利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且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但这一限制只能由人大而不是其他任何机关来作出。在立法法作出上述规定之前，行政机关制定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法规，在合宪性上是存有争议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刑事的、民事的、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可以解释为包括在基本法律之中，必须由全国人大来制定。仅此一条，就可以对行政机关有关政治权利的立法的合宪性提起争议。在立法法作此规定之后，行政机关取得了对公民政治权利进行立法和限制的合法性。而由行政机关对公民政治权利进行立法和限制，违背了宪政国家的基本规律，将置公民政治权利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立法法对公民财产的保障也是不充分的。立法法仅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由法律规定，但对私有财产权的干预方式远不止于征收。行政机关对公民财产权的强制和剥夺同样会对公民财产权造成重大影响。更普遍和严重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有些行政部门利用法律所设定的许可、登记和资质审查或巧立各种名目向公民收取大量费用，这些收费都是对于财产权的不正当干预，依据法律保留原则，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收费是可以被法院撤销的。但在立法法作出规定后，行政机关可以利用行政立法使这些不正当的收费合法化，从而使行政机关对公民财产权的不当干预取得合法性。

在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之外，我国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其他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如公民的住宅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劳动权、受教育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等，但这些都被排除在法律保留的范围之外，可以由行政机关任意处置。相形这下，民事基本规范列入法律保留范围，亦即民事基本权利及其限制必须由法律来规定。作为低位阶权利的民事权利由法律规定，而作为民事权利的基础和保障的宪法公民权却可由行政立法来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位阶上严重颠倒。虽然公民基本权利由行政机关来立法，并不等于公民基本权利已经或必然受到侵害，但存在着受到行政机关分割的严重可能性，而这正是所应杜绝和预防的。无论如何，行政立法由于其程序等原因，并不适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2法律保留的范围不明确。立法法在对法律保留的10个方面事项作出规定时，措辞有所不同。其中，第2项、第4项、第5项和第6项的所指十分明确。而第3项和第9项出现了“制度”的表述，第7项和第8项则出现了“基本制度”的表述。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在相应的事项中，对于“制度”和“基本制度”以外的内容，行政立法可否涉及？亦即，在规定为“制度”的场合，对于制度的细节或具体方面，行政立法能否涉及，在规定为基本制度的场合，对于具体制度能否涉及。如回答是肯定的，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内容为何？换言之，立法法虽然规定了法律保留，但在这些规定为“制度”或“基本制度”的事项上，仍给行政立法留下了很大空间，且对这一空间未作具体限定。这或许是立法者有意留下的空间，以便将来通过个案作出调整，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制度”之类的用语毕竟过于宽泛，它将损害公民对法律的合理预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税收制度。税收是一项与公民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制度，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合法限制，“不出代表不纳税”是一条宪政的古老原则，而立法法对税收的保留仅规定为“基本制度”，这一条文完全不能使人明白行政机关针对税收的立法可到何种程度。事实上，如果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税收方面给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留下一定的空间，完全可以在立法法中将必须由议会立法的“基本制度”的各方面予以一一列举，这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是有成例可循的。

立法法对法律保留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所规定的

法律保留的范围失之狭窄。从一般情况来看，法律保留的最低限度是侵害保留，即行政权力对公民自由和财产的干预必须有法律依据，唯有议会立法（或议会授权）才能对公民自由和财产的限制作出规定。而立法法对法律保留的规定显然远未达到这一标准。立法法对法律保留的范围本应从宽掌握，因为列入法律保留的事项，议会在必要时仍可授权行政机关立法，而未列入法律保留的事项，行政机关将理所当然对此享有立法权。立法法对法律保留范围的规定已给行政立法打开了一个“合法”的广阔空间。

二、规章的制定权缺乏必要控制

规章的法效力是我国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在实践中，规章被大量地用作行政管理的依据，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和限制，规章存在着严重的扩张本部门的权力、不当限制公民权利或施加公民义务的情况。由于各部门竞相通过规章扩张权力，造成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既对公民自由形成限制，给市场设置了障碍，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这也是法学界长期不愿承认规章法效力的原因。

立法法将规章纳入了调整的范围，并规定了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时的解决途径，似已赋予了规章完全的法效力。而与此同时，却对规章的制定权限缺乏必要的控制。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的各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规章，且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看似对部门规章的制定作了较严格的限定，但在此规定中遗留了一个问题，即这里的“根据法律”和“执行法律”作何解？是指根据法律的明确授权（法条授权）方能制定规章，抑或只要制定了某方面的法律，行政部门即可依据自己对该法律的理解制定规章，无须获得法律的授权？如意指后者，则行政部门为“执行法律”，能否超越法律的规定给公民设定实体性的权利义务？如要体现对部门规章的控制，立法法必须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否则，行政部门可以在“执行法律”时超越法律的规定给公民施加实体性义务，公民权益仍将操之于行政部门之手，“根据法律”的限定意义将大大削弱。

其次，第71条规定国务院行政部门“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无一部专门的部、委或国务院直属机构的组织法来规定各行政部门的权限，在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中对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也全无涉及。换言之，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全然不受法律控制。目前，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实际是由各部门自己起草、经国务院批准的“三定方案”来确定的。立法法规定国务院行政部门“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等于在权限上给国务院行政部门开了一张空白支票。

由于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并无组织法的依据，“根据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含义又不明确，立法法对规章的规定难以达到对规章的有效控制。它既无法杜绝国务院行政部门间对权限的争夺，也无法避免由此带来的多头审批。第71条的立法原意是为了加强对部门立法的法律控制，如为达到这一目的，对“根据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含义必须予以明确，行政部门“根据法律”和为“执行法律”可以制定程序性和解释性的规章，以作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准，但制定涉及公民实体权利和义务的规章，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是有成例的，例如美国，行政部门制定的每一部涉及公民实体权利义务的规章都须有国会法律的授权。从切实保障公民权益的角度出发，对部门规章有必要作此限制，尤其在两个问题上是绝不能含糊的，一是管制，二是收费。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规章。但地方政府规章在立法法中受到的限制较部门规章更小，在无法律、法规根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可能就“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制定规章。这一规定是地方分权的体现，其本身是合理的。但是“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是否将意味着在法律保留的事项外，地方政府规章可在无任何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设定管制和收费项目？事实上，地方政府固然可依地方分权对地方性事务作出规定，但在干预公民自由和财产的场合，同样应需要地方性法规的授权。由于立法法未对此作出规定，地方政府也取得了在无人民代表授权的情况下，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权力。

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已有300多部，行政法规有700多部，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主体的法框架已比较完备，对规章的制定权限进行限制是完全可行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立法法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显著。

三、不能消除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权限冲突

立法冲突是立法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立法冲突归根结底是由权限冲突所致，由于我国的条块分割体制，国务院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间的权限冲突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而立法法对两者权限的规定完全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在冲突的解决机制上也存在着问题。

1权限规定不清晰。解决权限冲突的首要因素是划清两者的权限，但立法法现有的规定并不能做到这一点。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第71条则规定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现有的法律未就何为“地方性事务”作出规定，亦未就国务院各行政部门的权限作出规定。现行的地方组织法对地方政府职权的规定几乎是对中央政府职权的平面式分解，在地方人大无所不包的“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职权中，“地方性事务”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由于无相应的组织法依据，尚处于与其他行政部门的不断博弈之中。两者的范围都是不确定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也完全可以位于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之内。例如，某大城市的城市建设是该城市的地方性事务，但同时，城市建设也是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权限。第二，地方人大和国务院行政部门均可为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实施性立法，且立法法对制定实施性立法的做法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对于同一部法律，两者都可视自己的需要“在自己的权限内”制定实施性立法，则权限的冲突依然存在。

地方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法虽然采纳了地方分权的思路，但这一思路并未贯彻到底。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地方分权的一个环节。两者的冲突说到底是由于分权的不彻底。地方政府始终无法摆脱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关的地位，因此，缺乏在权限上的独立性。地方分权本应界定地方性事务的范围，在地方性事务的范围之内，由地方立法，中央行政部门不再行使立法权，而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地方不再行使立法权，或受中央的委任行使立法权。作此划分，既符合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又体现地方分权的要求，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立法与部门立法的冲突问题。立法法对权限的规定本应是推进和规范地

方分权的一个契机，但立法法未作出这方面的尝试，而遗留了存在的问题。

2冲突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由于现有的规定不足以消除地方立法与部门规章之间的权限冲突，因此，立法法规定了复杂的机制来解决两者间的冲突。当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不一致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如要否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这一机制的机会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它意味着与冲突有关的社会事务将停顿下来，经过一个漫长的处理程序，直至冲突解决才能继续运行。这种停顿，尤其是经济事务的停顿将意味着巨大的财富丧失。此外，这一机制在解决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冲突时，还在法理上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立法法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第82条又规定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效力，按照常规的形式逻辑推理，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应高于部门规章，何以两者不一致时要进行裁决，而不能迳行依照地方性法规处理。其次，依据宪法规定，人大系统内部是监督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实施的监督是“合法性”监督。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如与部门规章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并未出现上述“抵触”的情形，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以何为依据否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决定不适用地方性法规？显然，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监督已越出了“合法性”监督，进入“适当性”监督的范围，而这与宪法的规定明显不相吻合。

由于国务院统一领导行政系统的工作，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均受国务院的适当性监督，因此，在规章各自都符合上位法的情况下，国务院仍可决定其效力与适用。而地方性法规只受宪法规定的合法性监督，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其效力与适用应是无可置疑的。立法法规定其在与规章冲突的情况下，效力要受到挑战，这一规定的合宪性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规章只是参照，在两者就同一事项的规定发生冲突时，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即可。在实践中，法院已照此操作多年。而立法法的规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并将本应由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行使的权力收归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这只能滋生新的问题和徒增解决问题的成本。

立法法在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冲突解决机制上的规定，再一次反映出立法者的分权思路上的不彻底和矛盾。在地方立法无明确权限的情况下，立法法的上述规定又将地方立法在所有问题上的规定都推向适当性审查，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将遭受严峻挑战。

权限范文篇7

坚持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下放城市管理权限，是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基层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举措。为加快城市管理权限下放步伐，在落实首批权限下放的基础上，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市第二批市级城市管理权限下放的主要内容通知如下：

一、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人员落户的收费及审批；

二、非直系亲属投靠落户的收费及审批；

三、总投资在4000万元以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批；

四、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娱乐场所消防审批；

五、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非娱乐场所消防审批；

六、三星级以下（不含三星级）酒店及餐饮业卫生许可；

七、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

八、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所设置审批；

九、旅游投诉的受理、处理；

十、旅行社的日常管理；

十一、辖区内一、二星级酒店的评定（包括重新评定），由区、县旅游星级酒店评定委员会负责报备；

十二、国家A（1A）级景区的评定；

十三、城市道路占用的许可（不包含停车场占道）；

十四、**县、东山区、头屯河区、达坂城区主干道道路挖掘初审、收费；

十五、符合全市道路规划前提下，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许可（不含城市主干道）；

十六、张挂、张贴宣传品的许可；

**、教学、科研及其他特殊饲养家畜的许可；

十八、沿街门头牌匾的审批、管理；

十九、户外广告设置审批的初审和监管；

二十、公厕的建设、经营、管理；

二十一、基建占道的初审；

二十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卫生机构和卫生服务站点管理审批；

二十三、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二十四、在全市统一规划下垃圾转运站的建设和管理（仅限**县、头屯河区、东山区、达坂城区）；

二十五、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和洗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日常管理（仅限**县、头屯河区、东山区、达坂城区）；

二十六、辖区内临时占道（包括摊点、书报亭、电话亭等各类亭棚）审批（仅限**县、头屯河区、东山区、达坂城区）；

二**、各类行人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设施的建设（各区县报计划，建委审定）；

二十八、城市道路配套费征收权限（建委监管）；

二十九、家庭装饰装修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十、城市供热、燃气特许经营管理的部分权限；

三十一、**县辖区内限额以下建设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发放；

三十二、**县、达坂城区辖区内100万元以下的工程招投标、质量安全监督、竣工验收；

三十三、**县木材加工许可证审批管理；

三十四、绿化规划及城市道路配套绿化建设的监管；

三十五、公共地区绿地日常管护费收取和管理；

三十六、荒山绿化承包的年度验收；

三十七、解危解困房的建设管理；

三十八、住宅小区综合验收管理；

三十九、企业防汛抗洪措施的审核；

四十、**县辖区内用水计划审批；

权限范文篇8

宪法颁布以来，我国正是依据这种划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立法工作。但是，立法实践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立法法针对立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对我国的立法权限作了进一步的划分。

一、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有立法权

在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中，立法权限的划分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二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其中，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是整个立法权限划分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个立法体制中居于最高地位，它所制定的法律是其他各种法律规范的依据和基础，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他各个层次的立法活动享有监督权。因此，只有确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才可能解决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立法的权限范围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是十分广泛的，凡是需要规范调整的事项，都可以进行立法。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所有立法事项都列举出来。但为了确保重大社会关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调整，便于其他各个立法主体开展立法工作，立法法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实际情况，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确立这些事项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有立法权，其主要考虑是：一是要有利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利，重要的事项应当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行使；二是要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严格控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处罚和强制措施；三是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内市场的统一，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重要社会关系的调整要由法律规定；四是要有利于调动其他各个立法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各个立法层次的作用。

二、关于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

宪法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但对如何理解宪法规定的“根据”，过去在理论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除了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可以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外，国务院还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职权制定行政法规，只要不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职权也是制定行政法规的根据。这种观点被称之为“职权说”。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是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根据”就是法律中的授权或者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决定中的授权。认为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指在哪些事项上享有管理权，而不是指享有创制规范的权力。这种观点被称之为“依据说”。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管理职权能否成为行政法规的制定依据。立法法对此争论作了一个结论，明确了行政法规的调整范围。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这种划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职权说“的观点失之过宽，把行政机关的管理职权不加分析，全部当成行政立法的范围，混淆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性质，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法制建设。而”依据说“又失之过窄，不利于调动行政立法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政立法的优势。行政立法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及时应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这时往往没有依据。如某些制定法律的条件不成熟、来不及制定法律或者需要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积累经验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如果过于强调必须有授权或者法律依据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就有可能贻误立法时机。因此，立法法将”根据“原则作了较宽的界定。

三、关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范围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地方没有专有立法权。但是，我国地大人多，各地情况不同，必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我国宪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何谓不“抵触”，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不同理解。有的意见认为，抵触就是同现有法律的直接冲突，不存在越权的问题。有的意见认为，除了同现有法律的直接冲突外，对应由中央立法但中央尚未立法的事项进行立法也属于抵触。其焦点在于是否包括越权。对此，立法法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的事项主要是以下三方面：（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三）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有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权限范文篇9

一、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特点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先后经历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不断取得进展，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关系逐步走向和谐。但是，行政机关之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权限相互冲突、交叉重叠，权力运作不能协调一致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当前，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具有以下特点。

1.主体多元化。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既出现在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也发生在地方一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也可能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不明确，机构职能雷同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该由中央管理的或者负责的未能到位，该由地方和基层负责的，中央或者地方上级又介入过多。例如，同一个违法行为，上至国务院的各部门、下至行为发生地的基层执法机关都可以查处，造成上下执法机关之间或相互打架、或相互推诿，或画地为牢。

2.涉及事项广泛化。政府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领域的诸多事项都可能出现行政权限争议。农产品、食品安全、农药、汽车产业、自然保护区、水资源管理、房地产市场、旅游、互联网、公路、文化市场、城市规划、金融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权限重复、权力交叉或者多头管理等情况。

3.种类多样化。从权限冲突的内容来看，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既可能是“积极的”冲突，即多个行政机关相互争权，都主张对某项事务的管理权而否认对方的管理权；也可能是“消极的”冲突，即行政机关相互推诿，主张自己对某项事务无管理权而坚持对方具有管理权。从权限冲突的原因来看，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可能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相关部门对法律理解不一致、或者法律出台后出现新问题等多种情况而发生。从权限冲突的表现形式来看，长期以来，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局限于内部而未公之于众，但现在行政机关间的冲突日益公开化，甚至打起了媒体战。

4.结果非理想化。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大量出现，直接导致以下后果：第一，影响行政机关整体效能的发挥。由于主管机关不明，权限不清，各相关部门互相推诿、相互扯皮，有些领域出现管理漏洞。第二，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某些领域的同一社会经济事务，多个行政机关都有权管，这既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可能由于行政相对人被重复执法，而加重相对人负担，甚至使得相对人无所适从，苦不堪言。第三，影响法治政府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与法治政府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仅有损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而且由于具有放大效应而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5.权限争议法律化。行政机关间的权限争议的实质是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在职权法定的原则下，每个部门的权限划分都应该有法律依据。因此，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法律之争、文件之争。为了扩张权力，将本部门权力法律化，在立法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寸土必争”。有些法律迟迟不能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涉及管理权力的个别条款不能在有关政府部门之间达成一致。为了尽快平息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权限纷争而使立法尽快出台，立法机关在立法条文中通常采取如此表述方式：“某部门主管某领域的全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法律是出台了，但“有关部门”“负责有关工作”等模糊表述，不仅未从根本上解决权限争议，而且可能导致实践中政府部门权限冲突的“合法化”。此时的法律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可能制造矛盾。

6.原因复杂化。一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未能理顺等。二是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划分未能在法律上得以明确，行政机关间的权限争议缺少制度化、程序化解决机制。三是转轨的现实原因。由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殊性，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要科学有效配置行政机关权限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四是经济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即使体制改革到位、法制健全，但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有些领域，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存在交叉重叠有其客观必然性。为了实现行政系统内部权力运作的和谐，必须针对导致行政权限冲突的各种原因，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解决途径

鉴于导致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原因比较复杂，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体制、机制、法制等多方面入手。

1.健全体制

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不少问题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与我国现行的体制有直接联系。因此，实现行政机关间的和谐，不能仅仅从行政体制、从行政权内部入手，还应该从整个国家权力机构的角度考虑：一是需要进一步合理调整国家权力机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科学界定行政权与司法权，明确行政权的构成；二是需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由于有的行政机关既是政府部门，又是党的工作部门或者接受党委领导，因此，解决行政机关间的权限纠纷，还需要进一步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党政机构设置，理顺党政关系。

就国家权力的配置来看，解决行政权限冲突，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1）权力机关的作用。行政机关的职权来源于法律规定，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往往涉及对法律自身的解释或者对法律规范之间矛盾的解决，因此，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同样如此）在行使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涉及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以及权限争议的解决。（2）司法机关的作用。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对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过程，客观上对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发挥间接的协调作用。

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涉及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因此，需要加强政府对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政府的行政首长或者上级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协调。在协调的实践中，有两个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政府法制机构具有重要的协调职责；二是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由于其在政府领导下，负责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的具体工作，因此，对于政府部门间的职责划分、权限冲突的协调也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两个部门有职无权，缺乏权威性，让它们去协调强势政府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其结果可想而知。有人将此现象形象地称为“强势部门制造矛盾，弱势部门协调矛盾。”在他们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还需要政府办公室或者秘书长甚至更高层面的领导进行协调。

鉴于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普遍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在行政系统内部，有必要由一个专业、独立、超然、权威的机构来负责政府各职能部门权限争议的协调工作。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政府法制机构可以胜任这一职责。依据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间的权限纠纷实质上是法律纠纷。因此，解决行政权限冲突，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需要由专门的机构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否越权失职，并且依法裁决权限的归属。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职责的部门应当熟悉法律法规、居于独立地位、能够代表政府从事相关活动。政府法制机构是政府的办事机构，独立于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熟悉法律法规，由其代表政府协调行政权限纠纷，是比较适宜的。为强化其权威，可提高其地位和规格，由政府行政首长的常务副职担任法制机构的负责人。

2.完善机制

为了实现行政机关间的互相配合协调运转，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系统内的协调机制。在实践中，有两种协调机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或者临时机构进行协调。例如成立各种领导小组、协调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这些机构在组织各相关部门协调运转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过多过滥，将影响原有职能部门作用的发挥。二是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各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双方或多方协商、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以协调统一行动。例如，中国银监会成立后，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年9月召开三方监管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备忘录就合作原则、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协调、信息收集与交流制度、工作机制等内容做出了规定。

针对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现有协调机制有的是用法律明确规定，有的是相关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备忘录或者协议或者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明确。依靠行政机关的自觉而建立的协调机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灵活性，因而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存在空间。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协调机制没有强制性效力，其作用发挥取决于协议各方的自觉自愿，取决于人际关系的运用，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往往难以保证得到有效执行。

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政府职权是法定的，相应的协调机制也应该是法定的，唯如此，才能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协调机制中的职责、运作程序、监督等问题，实现行政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协调机制的运作提供法律保障，确保协调机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3.健全法制

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问题，说明已有的法律没有完全起到应有的规范和控制作用。为解决这个问题，党**都指出，要理顺职能分工，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为此，加速制定、修改和完善政府组织法应该是当前立法的重要任务。一是完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二是制定中央行政机关编制法，明确下列内容：中央行政组织的设置原则、设置程序；各类中央行政机关的规格、性质、地位；中央行政组织的规模，包括中央行政机关的规模、各行政机关内部机构的规模和中央行政组织人员总定额；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权限、副职设置；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机制等。三是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责，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以及权限争议解决的制度化、规范化。

权限范文篇10

一、市级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

（一）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由当地政府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党政机关等楼堂馆所除外），凡在《*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营政发〔20*〕25号）所附《目录》规定“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权限（不含高新区、站前区、西市区）。

（二）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凡《*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营政发〔20*〕25号）所附《目录》规定“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权限（不含高新区、站前区、西市区）。

（三）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3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直接利用外资项目核准权限（*开发区、沿海产业基地享受市级审批权限）。

（四）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权限（其中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在市经委备案）。

（五）辖区内总投资在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关于印发*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的通知》（营政发〔20*〕37号）第五条第（二）款“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和大清河、碧流河流域的建设项目”；第（三）款“化工、染料、农药、印染、酿造、制浆造纸、电石、铁合金、焦碳、电镀、镁质材料行业等污染较重或涉及环境敏感区，且总投资在3000万元以下（不含3000万元）的建设项目”；第（四）款“排放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苯并（a）芘、总铍、总银、总硒、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等一类污染物的建设项目”除外（*开发区享有市级审批权限）。

（六）辖区内市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营政发〔20*〕37号文件中第五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区域和项目除外，具体内容同上）。

（七）辖区内矿产资源补偿费留成15%部分全部留给市（县）区。

（八）辖区内木材经营（加工）审核同意书审批权。

（九）辖区内出省木材（除出口木屑外）运输证明签发权。（十）辖区内集体企业的产权确认权。

（十一）辖区内对企业参保人员（含自由职业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审批权。

（十二）辖区内因国家征用房产或收回土地、城市规划纳税人自行出售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的审批权。

（十三）辖区内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指标和闲置宅基地由县（区）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十四）辖区内房屋登记管理权（为房地产权利人提供确权发证、房地产交易管理、房地产权属登记与发证、为房地产交易提供中介服务）（不含沿海产业基地、高新区、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站前区、西市区）。

（十五）辖区内货物运输（国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运输、集装箱货物运输除外）经营者的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管理权；客运经营者的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管理权（不含站前区、西市区）。

（十六）辖区内海洋与渔业科研项目、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项目的申报权。

（十七）辖区内市和县（市）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的核准权。

（十八）辖区内残疾、孤老人员、烈属和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个人所得税的减征权。

（十九）辖区内建筑类相关各业企业资质的初审权。

（二十）辖区内保险公司的车船使用税就地缴入县级国库。

（二十一）辖区内进出口许可证申报权。

（二十二）辖区内工伤认定权。

（二十三）辖区内农村客运班车相关规费减免权。

（二十四）在大石桥市、盖州市、老边区、鲅鱼圈区建立县、区级盐政主管部门，设立食盐专营机构。

二、有关要求

（一）各市（县）、区在享有相应经济管理权限的同时，要承担与经济管理权限对等的责任，做到责权统一，依法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