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15:50:16

权威性

权威性范文篇1

一、当前影响新闻权威性的几种情况

(一)新闻市场恶性竞争,新闻媒体对新闻正确舆论导向认识产生偏差,为迎合受众,获取既得利益,放弃原则。

1.将经济效益置于社会效益之上,迎合社会上扭曲变型的审美观。为了满足受众猎奇心理,追求名利,部分新闻媒体以报道暴力、色情、凶杀,甚至策划、刊播血腥、凶杀、涉及个人隐私的恐怖、暴力、色情新闻为卖点,大肆报道社会阴暗面,剥开现象看本质,这些新闻报道不是在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而是把拜金主义和不断膨胀的个人欲望展示给受众,使新闻指导性扭曲变形。新闻媒体为了使报道迎合受众扭曲的审美观,添枝加叶,甚至制作假新闻,使受众在如同小说般的故事里游走。当部分清醒的受众看出破绽后,新闻权威性荡然无存。

2.为“抢独家”或盲目增加信息量,对信息来源不加核实或考证,造成新闻权威性引发社会和经济问题。一些为了抢独家,造成轰动效应的传播媒体,在得到信息后,不加考查,随意刊发,如1998年,某报纸刊发的一则消息,《谁来穿这40亿双皮鞋,谁能解这跨世纪的难题》。其报道中提到的40亿双库存皮鞋与实际库存大相径庭,消息发出后,给我国的制鞋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这种随意放大、夸大事实,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丝毫推动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信誉危机。部分媒体为了扩大影响,盲目增容,为了获得信息来源,他们把转载其它媒体消息,外聘编外人员来撰写稿件作为增容的信息源,结果造成信息来源本身存在问题,而出现了一些转载假新闻,编外人员在撰写稿件时,任意编造、肆意发挥,使新闻无法让人信服,最终导致新闻权威性的下降。

3.不能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盲从于某一方面,形成假、大、空,造成群众对新闻内容真实性的怀疑。这类问题主要表现在树典型上,无论树人物典型,还是树企业典型,为了体现典型的光辉形象、事物的先进程度,从策划到报道的成形,无论所报道的人还是事,他闪光的一面总是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显为人知的一些东西却被隐去了。俗话说的好“人无完人”,然而报道中提到的典型却是一个集优点于一身的完人,不仅让受众无法接受,我想就连刊发媒体自己也会觉得假,太假。报道结束了,不但典型没树起来,反而把刊发此类报道的媒体也搞臭了。新闻的权威性随之远去。

4.新闻节目商业化定位,搞有偿新闻,作软广告,造成新闻假广告,这种做法势必混淆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线,使新闻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在新闻界、目前出现了“新闻策划”现象,他们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媒体与企业联手,一方面使新闻媒体获得一定报酬,另一方面为企业在公众面前打造形象。一些假贷凭借新闻在受众心理形成的权威性而大行其道,扰乱了社会和经济秩序,商业味道过浓的新闻会因其客观性、公正性的降低,而引起受众反感,丧失其在公众中的权威性。

(二)新闻从业者素质低,导致新闻报道在低水平新闻从业者的手中事实出现偏差,新闻报道失度,影响新闻的权威性。由于目前我国新闻从业者较多,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导致新闻报道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随意化现象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新闻媒体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地方媒体受限程度较大,相对于中央一级的新闻媒体,加之新闻采编人员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对采访对象的深层次认识和理解,一些新闻从业者报道中以跟随的领导或部门为侧重点,跟随哪个领导就把采访对象的工作成绩归功于哪个领导有方,跟随哪个部门就把采访对象的成果归功于哪个部门支持到位,使受众搞不懂成绩究竟该归功于谁。降低了新闻的质量,空泛无味,总是老一套。部分职业道德较差的新闻从业者为了谋取私利,不惜主观臆断,随意摆弄事实,甚至编造新闻,为他人歌功颂德,丧失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标准,新闻从业者素质低下,同样造成新闻权威性的下降。

二、如何解决新闻权威性危机

1.加强自律与他律要想解决新闻权威性危机,首先要从加强自律和他律入手,所谓自律就是新闻媒体和从业者要严格遵守行业规定,“洁身自好”,彻底摆脱为小利而忘大义的作法,自觉遵守新闻规律。所谓他律就是国家和新闻管理部门要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一部适用于新闻工作的法律、法规,那么仅靠新闻媒体的从业者自律来维护新闻的权威性,那就成了自己管自己,最终新闻市场仍是一片混乱状态。没有统治阶级的社会是一个瘫痪的社会,民主要有,专政也要有,只有这样才能扬善除恶,确保新闻正确舆论导向。

权威性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权威;政策主体

权威性是指具有使人发自内心信服的力量和体现威望的性状,让人无条件相信,不产生怀疑。公共政策权威性是指公共权力机关制定的有关政策、行为规则具有很强的公众影响力和威望,让人们对其产生高度认同感、自愿的服从和支持的一种性质和状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教育等诸多社会问题,都需要由公共政策来调整和解决,政策的权威性状况极大的影响着这些问题解决的程度和效果。因此,必须重视和提高公共政策的权威性。

一、影响公共政策权威性的因素

(一)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主体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他们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公共政策过程之中,影响着政策的权威性。

1、公共组织的角色、地位和形象。组织机构的角色定位、职权大小、组织结构和责权分工、组织文化和工作效率等组织的性状和表现,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调整等方面影响着政策的质量和效果,最终影响着政策的权威。

2、公共组织中工作人员的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是由人制定、贯彻实施和评估的,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和政策水平,影响着政策方案的质量、政策执行效率和效果、政策监控的有效性、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政策的权威性。公共政策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包括工作人员个人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及职业道德等综合素质。

(二)公共政策客体

1、政策目标的定位。公共政策目标的定位是建立在对公共问题的情势分析的基础之上,涉及的范围广泛、表现形式多样且内容丰富、相互关系复杂。因此,在完成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之后,公共政策目标定位就成为另一个影响政策权威的、值得重视的问题了。政策目标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共利益、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客观适当等都影响着政策的权威性。

2、政策方案规划的质量。政策内容的公平、公正、公开性程度,决定了政策的完整性和公平性及公众对政策的了解度与支持度,从而直接地影响政策的权威性。政策工具、政策方法和手段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效率和效果,间接影响着政策的权威性。

(三)公共政策环境

1、公共政策的一般环境。公共政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与环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受到环境的影响。公共政策是政策环境的产物,环境决定和制约政策,起主导作用;政策则改善和塑造环境,具有反作用,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公共政策的一般环境包括经济资源环境、政治法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国际环境等。世界经济格局与运行状态,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经济总量等要素构成的经济环境状况影响着公共政策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政治局势、大政方针、政府行为等构成的政治状态和法律体系、法律机构、执法状况与社会治安等构成的法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权威性的制度基础;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社会规范、教育、科技、道德等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公共政策权威性的思想基础。

2、社会舆论环境。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其政策周期内都会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和议论,也就是说政策过程全程都处在一定的社会舆论环境之中。社会舆论的主流观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权威性,如果舆论有利于政策,则会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反之则会降低政策的权威性。在今天这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时代,社会舆论对公共政策及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需要更加重视。

(四)公共政策资源和工具。公共政策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等有形要素和信息、规则、权威资源等无形要素。公共政策资源是否充足决定着政策方案的质量、政策的执行效率、政策监控和评估的效果,从而影响其权威性。一方面公共政策资源量的充足性与否,直接影响着政策运行过程;另一方面公共政策资源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同样影响着政策的权威性。公共政策工具是人们要解决社会问题或实现某一政策目标都必须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在政策过程中,选用何种政策工具和方法对公共组织能否达成既定政策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政策周期中,始终存在着各种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问题,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思想教育手段等,关键是选择一种最恰当、最合理的手段和方法,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二、我国公共政策权威性不足原因分析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党和国家出台了众多的、涉及各个领域的、各种类型的政策,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基本政策并结合本地的区情也制定了诸多地方政策,其他一些社会公共组织也在各自的职能领域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政策,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由各种政策相互交织的政策网络。这些政策对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些政策中政策质量不够高、政策效果不佳、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等问题也是极其普遍存在的现象。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是政策的权威性不足,而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政策主体存在缺陷

1、政策组织机构设置不科学,公信力不足。政策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公共组织推动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和评估等政策行为都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承担。由于组织机构本身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也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过程中,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公平性,从而影响政策的权威性。长期以来,组织机构臃肿、责权不清、部门本位主义、工作效率低下等官僚体制的弊端是我国大部分公共组织的通病,虽然进行了数次机构改革,可是效果并不明显。公共组织的这些弊端一方面直接导致由他们运作的公共政策质量和效果欠佳,进而降低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弊端同时损害和降低了公共组织的形象和影响力,引起公众对他们的不信任,使得其公信力不强,间接影响着由他们操作的公共政策的权威性。

2、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够高,政策能力不强。在我国,大部分公共组织对工作人员的招聘选拔制度都不够科学,员工培训又比较欠缺或者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加之高等教育还未适应社会需要及社会大环境中一些不良思潮和风气的影响,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大量存在与工作要求和岗位职责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比如思想觉悟不够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工作作风不良、业务能力不强、工作效率低下等。一方面工作人员个人综合素质不够高、胜任力不够,难以迅速处理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百姓满意,这自然会削弱由他们操办的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意识较弱,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常常出现追求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其他部门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现象,必然会削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

(二)政策的目标和内容存在偏差,正当合理性不够

1、部分政策的目标欠缺适度合理性。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多个目标,这些目标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且可能相互冲突,给政策目标的确定带来困难。由于主客观原因,一些政策部门和人员在确定政策目标时,经常出现目标设置不当、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比如目标错位、目标过多过高、多个目标相互矛盾等,从而偏离政策的正确方向,导致政策质量不高,最终影响政策的权威性。

2、一些政策内容的正当性不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调节与增进,如果政策未能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就可能产生和加剧社会矛盾,必然影响政策的权威性。在我国,不少政策的内容存在公平、公正、公开性不足的问题。另外,由于政策对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政策很难覆盖社会各阶层,故而容易造成各阶层利益冲突,因此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过程中,大量存在政策对象的片面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内容的正当性问题必然受到广泛关注,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影响政策的权威性。近些年来,为解决广受社会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民生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可是这些政策大多都不够成熟,存在诸多弊端,没有有效解决问题、实现政策预期的目标,让公众产生失望和怀疑情绪,降低了政府政策的权威性。

(三)公共政策环境复杂多变。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内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诸多任务,国际上也面临着极大的经济竞争、政治争斗、贸易冲突等环境压力。在这一转型发展过程中,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权力寻租、部门主义、行政低效等问题,导致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执法不严、法律监督和违法责任追究不力,损害了法律的威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问题,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科技创新激励和保护制度建设不力,整个社会创新不足、山寨泛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格战随处可见;民族信仰缺失、国民整体素质不高、价值观失范、社会道德滑坡,等等。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国家的寻衅滋事。在这种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的夹攻之下,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必然受到其影响。另外,我国网络舆论环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的引导,不但难以发挥其在政策宣传、教育方面的作用,甚至一些不正常的、虚假的、错误的信息的传播和讨论还降低了政策的权威性。

(四)公共政策资源和工具不充分

1、政策资源不足。如前所述,政策资源是否充足和配置是否合理是决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体制,不少政策都存在着资金不足、专业技术人员欠缺、信息不充分、资源投入失衡等问题,从而使得政策方案质量不高、政策执行效率低下、政策监控和评估障碍重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最终危及政策的权威性。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回报,提升政策权威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公共政策工具和方法不当。一项政策要产生良好的效果,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将政治、经济和市场等多种方法结合使用。我国一些政策机构和人员,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和组织机构的混乱性、狭隘性,他们掌握的政策方法和工具不足,在政策过程中使用的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常常比较死板教条和单调。比如,政策执行机构习惯使用传统陈旧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思想教育手段等,而对新的市场化工具、社会化手段和方法运用较少,导致政策效率降低,难以获得政策对象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最终波及政策的权威性。综上,导致我国公共政策权威性不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政策规划质量不高、政策执行偏差、政策多变是影响我国政策权威性最主要、最普遍的因素。

三、提高公共政策权威性的对策建议

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权威性不足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改善和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权威性

1、加大政府职能改革,尽快建成服务型政府。加快政府机构机制体制改革,实现组织职能重心、职能体系结构、职能方式、职能关系转变。一方面合理设置和精简机构、科学划分和配置职权、明确权责关系,解决机构臃肿、责权不清的组织混乱和低效现象;另一方面改革和简化组织机构办事程序,提高组织办事效率。通过科学设置和划分公共组织职能和结构,实现从管制向服务转变,从而增强政策组织的权威性。

2、改革公务人员招聘和培训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首先,要改革公务人员招聘选拔制度,做到人才测评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提高公务人员选拔的效率和质量,从入口防范素质不高、职业道德水平低下等不符合公共组织要求的人员进入公共组织。其次,一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阶段性培训,使其具备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相匹配的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能从容的处理变化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在职业实践活动中,不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批评、自我完善,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意识,从思想上提升自己的素质。最后,建立正常的公务人员退出机制,对于严重违反职业要求和组织规范的、通过培训素质能力依然达不到岗位要求的人员,通过清退、换岗、自动或劝说退岗等方式让其离岗,从出口处纯洁公务人员队伍和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增强公共政策客体的权威性

1、准确界定政策问题,科学设置政策目标,增加政策目标的明确性,使得政策目标具体化。一方面政策目标制定者,通过听证会、德尔菲法、公共邮箱信息搜集等广泛采纳各方意见建议,并且和各领导、专家学者反复讨论论证,明确政策目标及政策指定的意义,准确界定政策问题;另一方面在政策传达期间,通过领导会议或内部传达等方式,强调传达时务必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切忌歪曲理解导致信息的失真,并且通过文件附件形式使得政策具体化,避免政策目标的执行偏差,从而提高政策的权威性。

2、提高政策方案规划质量,强化政策内容的正当性。一项政策方案,直接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提高政策方案的质量,要求政策方案制定时遵循基于国情原则、社会公正及利益补偿原则和民主参与原则,从本国国情实际情况出发,维持社会公正,听取社会各界不同意见和建议,突出公共利益并保障其实现。提高政策方案规划质量,凸显政策内容的正当性。

(三)优化公共政策环境,提高环境适应能力

1、提高政策环境的分析、把握和适应能力。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方面环境关系复杂。政策制定时,应从宏观角度分析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正确认识国际环境,合理把握力度,全方位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不断提高国家的适应能力。

2、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精神,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发展整体效能、推进事业全面进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坚持协调发展,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建成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共同发展的优良的社会整体环境。

3、加强对社会舆论环境的规范和引导。一方面整治、规范网络舆论环境,使得舆论环境从无序变得有序;另一方面完善舆论环境方面的法律制度,使得有法可依,保证舆论环境的稳定性,从而让公众有渠道发言,并且发言受到法律保护。

(四)优化公共政策资源配置,创新政策工具和方法

1、提高政策资源的利用效率。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政策执行机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精打细算,做好规划和财务预算,提高量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回报,并公开各项开支,增加公众的信任感,从而提高权威性。

2、创新和优化政策工具,丰富政策手段,提高政策方法的有效性。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对政策评估后,在执行政策时多方面采用政治、经济、市场等多种方法,灵活处理市场不断变化的各种突发事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从而间接地增加其权威性。政策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除了传统的将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思想教育手段等有机结合,还可以创新使用市场化工具和社会化手段,提高执行的效率,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四、结语

影响公共政策权威性因素的四个方面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它们之间并非独立存在,公共政策主体、客体、环境和手段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政策主体全方位的认识、把握环境,并适应其实际状况;政策执行手段、方法为政策主体所用,而政策主体优化政策手段、方法。因此,在提升公共政策权威性的过程中,应全方位把握政策主体、客体、环境、资源和工具方面的联系,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权威性;切忌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政策偏颇和促狭。

作者:刘玲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佳运.地方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利益汇聚模式[N].南京大学,2014.6.

权威性范文篇3

关键词:无效婚姻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MarriageandDivorce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NullityofMarriageAct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CausesAct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在没有无效婚姻制度的前提下,一些人对婚姻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仍然十分突出。婚姻无效制度的确立,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的时候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进而改变了以前违法婚姻解除后果等同于合法婚姻解除后果的状况,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了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两个原则:1、协议原则。协议是处理财产的先行程序,只有在当事人对其财产达不成协议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2、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里所换的合法婚姻当事人即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在处理重婚财产时,不能处理属于合法婚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财产往往无法分清,处理时应本着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处理。另外,有些重婚的一方当事人系受骗的,在宣布该重婚无效时,在财产上也应予以适当的保护。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把包办买卖婚姻、近亲属婚姻、有禁止结婚疾病的婚姻、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婚姻、弄虚作假缔结的婚姻,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准予离婚的理由⑼,就是由于缺乏无效婚姻制度造成的。而事实上离婚的存在是以合法婚姻为前提的,婚姻都不成立,哪来的婚可离呢?因此,将无效婚姻作为离婚处理,既有悖法理,又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查处违法婚姻,无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损于婚姻法的严肃性。因而,不论从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来看还是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不论是从理论上考虑还是从社会生活的稳定考虑,确立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不但维护了婚姻法的权威性,健全了法制,而且为执法部门处理违法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

③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

④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

⑤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⑥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

⑦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权威性范文篇4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宪政府”(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constitutional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Conventionsofthe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customsoftheconstitution),又叫“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unwrittenmaximsofthe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色列这类国家找不到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普通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须在宪法惯例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根本观念,也是法的本质使然。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

宪法的权威性决定于成文宪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Theliving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面宪法(thepaperconstitution)。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条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WilliamHeray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进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呢?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如果说法律必须由一个能够立法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出现之前,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呢?显然,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给予宪法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究竟谁是法的首创者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例如,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就是英国议会至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游戏,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

由于英国议会对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是经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的主权。英国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Justice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根据林肯的见解,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改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须服从既定的宪法;如果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艰难地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去修改。

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希望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希望阻止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力去说服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保持沉默么?

按照林肯的回答就是“必须这样”,他们必须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中分离出来。

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情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出不服从的决定,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决定。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阿基诺反对派推翻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

宪法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才能享有权威。

主张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服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惧是服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显然是太简单了。大多数人之服从法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惧,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教育法》,做父母的服从它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处罚。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惧之心的。

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说过:当整个宪法有被推翻的危险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的原委了。”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

权威性范文篇5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宪政府”(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constitutional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Conventionsofthe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customsoftheconstitution),又叫“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unwrittenmaximsofthe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色列这类国家找不到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普通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须在宪法惯例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根本观念,也是法的本质使然。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

宪法的权威性决定于成文宪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Theliving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面宪法(thepaperconstitution)。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条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WilliamHeray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进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呢?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如果说法律必须由一个能够立法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出现之前,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呢?显然,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给予宪法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究竟谁是法的首创者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例如,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就是英国议会至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游戏,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

由于英国议会对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是经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的主权。英国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Justice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根据林肯的见解,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改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须服从既定的宪法;如果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艰难地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去修改。

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希望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希望阻止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力去说服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保持沉默么?

按照林肯的回答就是“必须这样”,他们必须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中分离出来。

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情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出不服从的决定,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决定。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阿基诺反对派推翻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

宪法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才能享有权威。

主张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服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惧是服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显然是太简单了。大多数人之服从法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惧,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教育法》,做父母的服从它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处罚。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惧之心的。

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说过:当整个宪法有被推翻的危险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的原委了。”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

权威性范文篇6

关键词:权威属性博弈分析

引言

主流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权威是由科斯(1937)提出的。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价格方式配置资源,企业通过内部的权威关系来实现资源配置:权威以一种命令的方式运作企业资源,减少交易费用。但科斯及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企业权威进行深入的研究,究竟什么是企业权威,企业权威范式的内涵、外延和基本约束条件是什么,企业权威的必然性、必要性以及作用机制等都没有充分的界定和论证。企业权威像一种先验性的假说,匆匆忙忙地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和发展。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社会学对企业权威的论证要充分得多。本文主要研究权威的性质,为发展实践唯物主义企业理论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介绍企业理论对企业权威的研究状况;第二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学对权威的分析,对权威属性进行界定;第三部分用一个博弈模型证明权威的产生过程和基本属性。

一、重要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权威,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是科斯以前的经典。在分析协作中的雇佣劳动时,马克思指出:“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个别职能之间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表现为资本家的计划,而他们的结合体的统一在实践中表现为资本家的权威,一种使他们的活动服从资本家的目的的他人的意志的力量。”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明确,资本家的权威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是雇佣工人劳动协作的“他人的意志的力量”。在论及棉花的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要把棉花制成棉纱,不仅需要经过若干道工序和若干个车间,还需要许多负有不同职能的劳动者,他们必须遵守统一的劳动时间,还要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随时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表示服从”,即对权威的服从。恩格斯论述了企业权威的必然性。在论述未来的社会组织时,恩格斯指出,“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虽然与科斯论述企业权威的目的不尽相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从生产过程即从分工协作的角度来论述权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科斯(1937)从交易费用不为零的前提出发,指出由于存在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让某种权力(企业家)来支配资源,部分市场费用可以节省。”这样,就有两种制度可以来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在企业外部,价格运动指挥生产,它通过一系列在市场上的交易来协调。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而且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由厂商内部的协调人来替代,由他来指导生产,显然,这些是协调生产的不同方式。”在科斯看来,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在于企业权威垂直地整合其生产,节约交易费用。仔细斟酌,科斯的企业权威观中,有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方面是权威(企业家)具有指挥资源的权威能力,另一方面与第一方面又有一点矛盾,预先假设无论是谁,他(协调人)都有如此行事的正当权威;第三是权威决定了经济组织的范围和边界,当权威所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就有了边界。事实上,科斯对企业权威理论的贡献在于权威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作用和权威与企业边界理论,他并没有对谁是企业权威做出具体论述。

科斯以后,企业权威论引起了争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ainandDemsetz,1972)否认企业存在权威,认为厂商没有条令的权力,没有比市场更优越的命令、强制和纪律约束等权力,因而与常见的市场契约没有任何差异。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1976)赞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观点,认为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是合约式的因而不同于政治。这种观点得到了威廉姆森的强烈批评,威廉姆森(1975,1985,1994)一直把按条令做出的决策(decisionbyfiat)看作是科层制企业组织对于市场交易的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通过条令实现的双边适应是内部组织的特征,“厂商能够也的确行使了条令的权力,而市场却不能。”由于内部组织存在共同的信息、知识、目标等隐性契约,内部交易的双方能够设法理解彼此的差异,或将无法解决的纠纷提交给(上级)层级制组织来决策,应该说权威(条令)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存在的。道(1994)认为,权威是一个或多个下属的行动受一个共同上级的指令(可能是不完全的)控制的资源配置模式。

总的来说,科斯的企业权威观点被多数经济学家们所接受,权威成了企业内部产权结构下,企业家以一种条令的方式对企业资源进行生产、组织、交易的协作方式,能够减少交易费用。厂商的边界可以按照决策权威机构控制下的生产活动来界定(如CowlingandSugden,1993)。

二、企业权威范式的内涵

1、对企业权威的不同理解

对权威的含义,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哈特和莫尔所指的权威在资产而非对人;费茨罗和穆勒则谈到了与物质资本所有权实现有关的至高无上的管理监督权威;而道将权威看作决定生产多少的权力。诺思认为,权威是指决策团体所包含的由决策结构所界定的一种契约。张维迎将权威看作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权威是薪水工人与企业契约的结果。

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科斯思想的延续,都只反映了从企业的权力演化,只是权威的部分属性。下文中,我们将借助于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的分析,对企业权威属性结合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深入的界定。

2、权威的基本属性

(1)权威的服从性

服从性是权威的最基本的属性,这一点已经为学者们所共识,离开了服从就谈不上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在这里“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是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只有当意志被服从的时候———不管这种服从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权威关系才得以形成与实现。从企业的权力束来看,权威的权力属性最终来自于产权,产权的委托使权威具有协调生产、配置资源和监督的权力。由于存在资源的专用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专用性和契约关系而被支配,处于服从地位。

(2)权威的权力基础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权威与权力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权力是权威的基础。权力关系下的服从是一种强制性的服从,拥有权力的一方强迫权力接受的一方接受,无论接受方的意愿如何,不管同意不同意,认同不认同,反正一方命令,一方接受命令,权力就得到了行使。科斯指出:工人从Y部门换到X部门工作不是因为其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权威则不一样。权威是建立在服从的一方认同的基础上的,是服从方的自愿服从,也就是说权威排斥强制性服从。这样,就把权威与权力区分了开来。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将权力划分为职务权力与个人权力(非职务权力)。法约尔认为,在一个领导者身上,应把属于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于自己的智慧、博学、经验、精神道德、指挥才能等决定的个人权力区分开来。作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由于存在强制性服从和自愿性服从两种类型,服从的效果就不同,权威是一种无抵抗或克服了抵抗的服从,而权力是一种包含着抵抗的服从。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科斯的企业权威观点是不严密的,权力与权威是模糊不清的。把企业家理解为权威,按照经济学对企业家的特殊界定,又超出了基本的权力范畴,包含了企业家的才能等个人权威因素;把“协调”、“命令”和“条令”理解为权威,又只有其权力属性,没有企业家能力因素又无法真正解释为什么能够节省交易费用及组织效率等问题。抵抗的服从中所包含的监督成本、偷懒、搭便车等费用可能要超过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而且,被强制的服从方有了适合的条件的话,就会出现反弹,阻力积累起来后一旦爆发,就会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企业就会陷入权力的政治斗争中。

为什么权力变成权威以后,服从的效果就变好了呢?哈拉尔指出:“领导在被视为合法的时候最有效,这时被领导者们承认一位领导者的权力,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权力是足够公正和恰当的,或者是心甘情愿地遵守时所必需的,而不是勉强地服从或反对这位领导者。”

(3)权威的合法性

权威的自愿性服从,还因为权威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较早从合法性的角度对权威进行系统研究和论述,韦伯的论述成了西方权威理论的经典性文献。韦伯把权威定义为:来自某个确定源泉的某些命令(或所在命令)被某个确定群体的人们服从的概率。韦伯对合法性的研究是建立在理性(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和对合法性信仰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权威的本质在于合法性,合法性有三个来源:理性、传统和神授基础。权威的来源有三种类型,即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其中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的;传统型权威是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的;魅力型权威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魅力型权威的制度化过程,就是向法理型权威过渡的过程。

从企业权威产生的实际情况看,韦伯的分析是有价值的。企业的权威由所有权或所有权的委托产生,或由个人能力与贡献为企业所认可产生,都在韦伯的权威概括之中。

(4)权威的秩序性

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有一种分散活动逐步被联合活动代替的趋势。“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最能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权威的必然性沿于权威所揭示的秩序性。所谓秩序是指社会生活有序性的一个基本范畴。有序性意味着社会的可控制性、社会生活的稳定性、人们行为的互动性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可预测因素。秩序是社会的一个要素,一定的秩序需要由共同的权威来维持,秩序离不开权威,凡有秩序的地方总能发现维持秩序的某种权威形式。“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因此,恩格斯认为,权威对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统一性、有序性是绝对必要的,而且社会生产愈是发展,劳动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权威就显得更为重要。

从企业的角度看,现代企业制度中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以及相关的科层制结构,本身就是理性的秩序结构,公司治理中的经理中心到股东会中心再到董事会中心的治理重心的转移,就是企业权威关系的转移。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有赖于企业家这个船长的权威所带来的理性秩序。

(5)权威的制度性

T•帕森斯对权威与制度化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权威是政治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等若干人类行为科学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汇合范畴。作为一种制度化权力的权威形式,为比较分化的社会行动脉络带来了价值“传播”并构成了社会系统整合的基本要点。只有凭制度化规范的力量,内部冲突才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社会结构的不同单位才能形成沟通彼此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帕森斯那里,权威是一种用来界定组织利用某一资源的方式和范围的制度化模式。权威要有效地运作,制度化是必然的要求,因为“权威制度化在组织之间的层次上和决策一样,都可以看作是组织自身的功能。权威决定决策角色的义务,它是角色相互关系的制度化表现”。一个人一旦在组织中通过行使权威而履行其职责,他同时也就在这个组织的合法序列的界限内接受其他人的权威,也就是说,“权威制度化在比组织本身的活动与规章范围更广泛的基础上,决定任何既定的活动者、个人或集体可在既定的组织地位上通过个人决策来约束其他人的方式与界限。当组织的地位是建立在‘自由’合同基础上时,放弃权利是防止权威滥用的限制性保护,反过来说,即权威的行使由于失去控制人事活动的权力范围而在权威的运用上受到限制。”

就企业组织而言,企业家的权威通过制度化活动的角色功能来体现,是组织本身的应有之意,即企业家的权威受团队成员和其他权威及组织的限制。同时,企业家的能力、有限理性和管理幅度等限制了权威的范围,需要以制度化来补充,制度化和权威是一对孪生姐妹。

(6)权威的交易性

科尔曼从个体方法论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权威意味着存在一种合法的支配关系,合法取决于共识。支配关系基于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之转让而形成,所以权威起源于权利的转让与分化。如果权威关系的建立不是以行动者自愿转让控制行动的权利为基础,权威的施行就必须依靠强制力。即使在依靠强制力量维持的权威关系中,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换,具有权威地位的一方必须保证服从命令的下级在各方面的状况越来越好,否则这种权威关系无法稳定。出让控制权,建立权威关系,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符合个体理性行动者的交易原则。

权威关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共同的权威关系。即被支配者转让控制权的前提是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支配者行使权威能使被支配者获益,但支配者并不直接用自己的资源换取控制权,而是通过承诺使被支配者预期到未来的利益而转让控制权。二是分离的权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支配者行使权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被支配者服从权威是为了直接获得某些补偿。这两种权威关系在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支配者超范围地行使权威,使被支配者失去过多的控制权而受损失,会导致被支配者由于未直接获得失去控制权的补偿或获得的利益比预期的要小而不服从权威。这就涉及如何监督支配者,使其在必要的范围内行使权威。这是一种复杂的权威结构。复杂的权威结构是由支配者或称权威委托人、人、被支配者三种角色构成。支配者将自己掌握的某些权利委托给人,由他们具体行使权威。委托人与人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委托-问题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

三、权威的博弈分析

1、假设前提

综合上面对权威属性的分析,我们认为,企业权威是起源于合约交易,结合权力与企业家才能,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种控制性权力。服从性、合法性、秩序性、制度性是权威范式自生的限制性涵义。我们从有限理性的个体出发,用一个从个体到组织的企业制度内部化的博弈模型证明企业权威的属性。制度包含了正式规则(企业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合同)、非正式约束(企业文化、惯例、道德准则),制度是可执行的,这是我们分析权威模型的第一个假设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权威是博弈参与人和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即规则制定者;第三个假设依然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2、权威的博弈分析

诺思把制度变迁分为五个步聚: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权威);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讨论中,首先涉及的是创新发动者(第一行动集团)的问题。第一行动集团与第二行动集团合作暗含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双方博弈产生双方得益的变迁的制度。由于权威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种控制性权力,权威的作用改变了博弈双方(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博弈的外生性规则和环境变量,并直接改变了博弈过程和博弈双方的得益。在企业内部博弈中,博弈得益表现为双方受益的经营模式和治理机制。

第一,博弈外生性规则和环境变量的限定。权威行为使博弈从非合作博弈变为合作博弈,博弈双方必须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和制度,否则绝对权威将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相威胁,这种威胁是可信的。

第二,博弈双方一方是“第一行动集团”,即权威。另一方是“第二行动集团”,即有限理性的个体。

第三,权威对博弈外生性规则和环境变量的限定也限制了博弈双方的行为集合,在合作博弈的前提下,双方博弈的行动集只能是{联合,不联合}。

第四,博弈双方的得益模型:权威的影响也直接涉及博弈结果,从“零和博弈”(Zero-sumGames)变为类似在几个人或几个方面之间分配固定数额的奖金或财产“常和博弈”(Constant-sumGames)。

我们假设第一行动集团(权威)由n个第二行动集团(个体)构成,权威行为的影响基于一种基本认识,各第二行动集团自觉努力和联合对第一行动集团作出贡献,贡献越大,第一行动集团就越强大,再回馈第二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

设第个第二行动集团的贡献为,总的贡献为。假设第二行动集团的效用函数为,这里是第二行动集团的内部资源的消耗量。假设,且第二行动集团的内部资源和公共资源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令为内部资源的价格,为贡献的价格,为第二行动集团的总预算收益。那么,每个个体面临的问题是给定其他个体的选择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以最大化下列目标函数:

这里,是拉格朗日乘数。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因此,

由上述均衡条件决定了个体自愿贡献的纳什均衡:

现在我们来考虑基于第一行动集团的回报函数的帕累托最优解。假设第一行动集团的回报函数采取下列形式:

总预算约束为:

帕累托最优的一阶条件是:

由此我们得到均衡条件:

假定个体效用函数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

,其中。

则个体最优的均衡条件为:

将预算约束条件代入并整理,得到反应函数为:

反应函数意味着,一个子公司相信其他个体提供的贡献越多,他本身的供给就越少。如果n=2,我们可以在几何图形上画出两条反应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纳什均衡。

由各个体对纳什均衡点的认识,均会采取各自最佳反应模式,取得来自第一行动集团的最大回馈。

命题一:权威产生于交易。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有限理性的个体,从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护自我在与其他个体对权威贡献的竞争中获得最佳收益,均会采取各自最佳反映模式,取得第一行动集团的最大回馈,说明权威的产生是一种其他个体自觉承认和服从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权威的存在,市场中平等的交易转化为管理交易,转化为一方相信在另一方的控制下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收益,如果他不作出最佳反馈,其他个体会取代他作出最佳反馈而获得更多的回报,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服从权威的命令成了他的最佳选择,企业权威由此产生。这与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一致的。张维迎指出,权威是交易契约的结果:当人们必须相互协作以共同面对未来时,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善性,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协作效益,产生了以确定剩余权益归属为核心内容的特殊协定。按照这一协定,参与交易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类,一类获得由契约明确规定的固定收益,另一类获得无法由契约明确规定但有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收益;前者的收益以后者投入交易的可抵押产权来保证,后者的收益以前者服从后者的工作指令来保证。

命题二:交易的自由性和自觉性,确定了权威的合理性。强调权威以市场交易为基础,其意义在于突出企业权威的功利性。也就是说,企业中之所以存在着命令服从关系,命令的执行者之所以愿意服从他人的指令,是因为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蕴涵着一个推论:如果权威不能使结果变得更好,命令服从关系就可能瓦解。企业权威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上产生,同样也因为市场交易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权威的合法性:一是交易的自由性和交易结果的理性,二是交易对权威的限制作用,完全符合韦伯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限制性条件,因而是合法的。

命题三:制度的涵义,说明了权威所涵盖的秩序性。我们在前提中定义,制度包含了正式规则(企业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合同)、非正式约束(企业文化、惯例、道德准则),制度是可执行的。权威形成博弈过程中所推动的制度,包括了企业的正式规则和文化、惯例等因素,对权威的服从,也就是对规则的服从,企业的合法秩序得以确立。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用权威形成的博弈模型来证明权威的属性,并不是同一反复。“现代博弈论为分析科层中的合作与行政领导能力提供了一套分析更严密的理论框架。”博弈分析不仅与现代组织经济学方法论有关,也为组织心理学提供关系工具。在重复博弈的分析框架下,关于合作、文化、信任、协定与领导等等传统的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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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范文篇7

司法权威不提升,我国宪法所载的“依法治国”就难以实现,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运行的基础就缺乏保障。中国选择加入wto参与国际竞争以后,下大力气建立了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权威必须通过司法的作用来体现和落实。有同志认为,司法人员当前的素质不足以承载较高的司法权威。笔者认为,司法人员的素质正在得到而且即将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如何,专门的司法官对法律发生误解的可能性绝对要比其他群体小得多;各国法治实现的途径也无一不证明,除了将司法权威赋予专门的司法官以外,别无它途。事实证明,越是没有司法权威,越是受到干扰和不信任,司法的中立、公正就越难以实现,市场经济所需的公信、终局、高效的保障体系就越是无法形成。

另一方面,司法权威不提升,wto组织的其他成员就难以真正相信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未来数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就可能减缓。彭真同志在80年代初期率团访问日本时,曾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与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诚意,但是日本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们有相应的法律吗?你们的法律能得到信守和执行吗?”在历时十几年的入世谈判中,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不统一问题也一直是谈判中最大的拦路虎之一。按照wto规则修改我国的法律法规现在基本已经做到,下一步,人家要看我们在实践中是否真正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履行承诺,要看修改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真正兑现了,而这一点,没有高水平的司法审判,没有高度的司法权威,恐怕是不行的。

笔者认为,在中国要提升司法权威,首要前提是司法机关自身要爱护司法权威。“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没有司法机构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切实行动,一切都是空谈。以人民法院为例,确有必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把违法违纪、损害法院形象的害群之马坚决清除出法院队伍,把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不合格的法官坚决调离审判岗位,同时,把德才兼备特别是具有责任心和秉公执法精神的优秀法官放到审判第一线,以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要着眼于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堵塞漏洞,确保法官给予每个诉讼主体以公平公正的关注,对各方的权益给予平等公道的对待。要抓住庭审和裁判文书两个核心环节,将公正高效的裁判落到实处,并重视通过各种措施加强执行工作,严格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以法院自身的坐得正、行得直来提升司法权威。

由于提升司法权威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社会公众积极维护司法权威也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司法权威的社会基础和根本源泉来自民众的法治信仰和法律信守。王利明教授指出:“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要转变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当成为处理私人和社会组织的权益纠纷的主要的和终极的机关。”但在实践中,有的行政单位不配合法官的依法调查取证;有的企业故意隐匿财物、抗拒执行;有的律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拉拢、腐蚀法官,还有的律师以给法官好处为名而讹索当事人的钱财;个别新闻媒体、个别记者为追求轰动效应,对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尚未审判结束先定上舆论调子。凡此种种,均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权威性范文篇8

一、党章权威性的内涵分析及依据

党章是全党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它规定了党的基本原则、纲领、路线和任务,规定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内生活准则,是党内的根本规章,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同时,也体现了党的性质,决定着党的发展方向,是凝聚全党、动员群众的一面旗帜。党章就其性质而言,是党内最具权威性、稳定性、严肃性的规章,是无产阶级政党立党的政治根基,是党内的最高规章。

1.党章是全党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党章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性文献,它规定了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规定了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规定了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等,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马克思曾把第一国际章程称为党内“最高的判决”,恩格斯把党章称为党的“共同法律”。恩格斯在就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给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信中指出:每一个支部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地方性的章程和条例,但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列宁又进一步指出:“党章是组织性的正式表现”,是“党组织的形式和规范的总的决议”。这些都说明,党章是党的根本规章,代表了全党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党章规定的原则和制度,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效力,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2.党章是党的旗帜。马克思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恩格斯也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把党的纲领称为党的旗帜和党的发展水平的界碑,这是因为:首先,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党的发展与活动指明了方向。其次,党的纲领和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正确确立了党的纲领和路线,才能使党的建设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为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提供组织保证。第三,党的纲领是号召和组织群众的旗帜。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基本政策及策略,群众将通过党的纲领和政策来了解党,认识党,判定党的价值和发展水平,从而决定对党的态度。有了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党才能集合和团结最广大的队伍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

3.党章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调整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列宁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整体,就必须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党章,以规范党内生活,划分党内职责,调整党内关系,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使党内生活和党的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要有统一的中央来领导全党的工作,保持全党统一的行动;要有统一的纪律,即所有党员不论其职位的高低和党龄的长短,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以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根据这些要求,列宁在早期建党活动中曾提出党内实行集中制。以后,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和党的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列宁又进一步提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并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贯穿整个党章的根本指导原则。他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的组织原则”,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彻底实现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列宁的思想作了具体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刘少奇的这些论述,概括了我们党的章程的根本特点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指导党的建设的根本规范。

二、构建维护党章权威性保障机制的时代意义

指出:“党章是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标准,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保证,是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依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党章权威,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显得尤为重要。

1.建立维护党章权威性保障机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需要。能不能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个主题,始终把学习贯彻党章这一重大任务抓紧抓好,关系到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党章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保证。离开党章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就很难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内涵,很难把握先进性建设的根本标准。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党章权威,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2.建立维护党章权威性保障机制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章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党章关于党的根本宗旨的规定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要求是根本一致的。党章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规定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相同的。所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党章权威;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党章权威,就是真正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3.建立维护党章权威性保障机制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需要。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党章学习不扎实、贯彻不得力、保障制度不完善,党内的一切腐败行为都是首先从违背党章党规开始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时期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党章权威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大意义,从源头抓起,进一步加大防治腐败的力度,切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4.建立维护党章权威性保障机制是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规制度体系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依靠党规制度体系来保障,只有切实发挥党章和党规制度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先进性。近年来,党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善,有章不学、有章不依、违章不纠的现象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因此,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规制度体系建设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党章权威就显得尤为紧迫、尤为重要。

三、构建维护党章权威性保障机制的路径选择

尽管党的章程在党内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但严格地在全党贯彻执行党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已为建党以来数十年的经验教训所证明。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切实维护党章的权威地位,必须努力构建维护党章权威性的保障机制。

1.建立学习党章的长效机制。学习、理解和认同党章,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办事,贯彻实施好党章的各项要求,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现在社会上有不知法而犯法的现象,在党内也存在不知党章而违章的问题。为此,要积极探索建立党员学习党章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健全例行学习制度。从基层党支部理论学习和党员个人自学两个方面入手,围绕建立理论学习制度、制定理论学习计划、理论学习计划的执行和学习情况的检查与考核等四个环节建章立制。二是积极探索学习方法,增强学习效果。采取举办培训班、上党课、举行报告会和组织专题研讨等形式,有计划地组织好党员的集体学习。倡导党员自主学习,引导党员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利用业余时间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认真搞好自学。通过开展读书活动和知识竞赛、交流学习成果、评选表彰学习标兵等方式,激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抓好骨干培训。党章的内容十分精深,尤其是总纲部分,它涵盖我党的政治理念、治国思想的方方面面,既有深刻的理论阐述,又涉及丰富的社会实践,因此,需要建立一支带头学习党章、宣讲党章、辅导党员学习党章的骨干队伍。

2.建立实施党章的监督机制。对于我们这个大党来说,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各种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党章的最高权威地位也难以得到保障。事实上,目前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同监督不力有直接关系。为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章关于监督的一系列规定——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每个党员都必须接受党外群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监督党员履行义务,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加强监督,一是完善监督机制。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突出监督重点。着重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三是监督事项公开。尊重和保障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能公开的都要依照法律和规定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让这些事项在阳光下运作。四是监督关口前移。发现党员、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要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严肃批评、责令改正,做到防微杜渐,千万不要等到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后再去查处。五是形成监督合力。要把党内监督同各种社会监督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力量,提高监督效果。

3.建立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机制。党章作为党的根本规章,它要解决的是党的性质和战斗力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不能事无巨细,变成“善良愿望的汇集”或各项具体法规的总集。维护党章的权威地位,需要有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来保障,因此,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规制度体系建设。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党章是一级准则,其余依次为二级准则,三级即条例,四级即规定、细则等。党章的权威性也需要通过党规来加以具体化和贯彻落实,由各层位规构成的制度体系是贯彻落实党章的阶梯和链条。但目前党规制度体系建设还留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像党章规定党员有权“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一条,从操作层面看,行使这项权利需要有足够的知情权,以及既定的执行渠道,这在目前就缺乏保障性细则。为此,提出了“五个重视、一个注意”的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思路,即:既重视基本的法规制度又重视具体实施细则,既重视单项制度的建设又重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的配套,既重视党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又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协调配合。这说明,加强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建设及其相互间的统筹协调,是党章建设的延伸性任务,是维护党章权威性地位的基础性建设。

权威性范文篇9

一、提高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意义和作用

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对多年来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工作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做好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更带有根本性。

(一)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直接涉及到对执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机构编制工作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和管理,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推进;体现通过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等方式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上来。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在机构编制工作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的客观需要。

(二)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机构编制工作是贯彻执行《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机构编制管理的职权来自于相关宪法性法律规范,是宪法的权威性在国家机关组织机构管理方面的有机延伸,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从体制上、组织机构管理上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三)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迫切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是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点。改革的实践表明,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是突破改革中机构撤并、编制精简难点问题,顺利推进改革、实现改革意图的迫切需要。机构编制工作逐渐成为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资源,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为有效解决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机构设置、理顺职责关系、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七大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任务面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四)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强化机构编制日常管理的现实需要。机构编制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是对增减一个机构、一个编制、一名领导职数和一项职责等具体机构编制事项的管理。目前,一些地方超编制配备人员、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部门履行职责缺位、越位和错位、条条干预等问题依然存在,机构编制意识不强,机构编制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成了“看家护院”的角色,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导致机构编制难以控制、机构编制工作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影响了党政机关的自身建设。机构编制管理必须进一步严格执行进人控编审核制度、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机构编制和财政预算相结合的管理制度等各项机构编制管理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纠正违法违纪问题,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有效性,切实维护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主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

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是有效性的保证,有效性是权威性的具体体现,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一)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主要表现。一是表现在各项法律法规、改革政策和改革方案有效执行,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上。二是表现在不断创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解决行政体制运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消除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把机构编制管住管好,促使机构编制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三是表现在加强和改进管理,严格控制编制,推动机构编制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维护机构编制管理的严肃性上。四是表现在依法确定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做到行政主体合法,实现行政机关的机构、职责、编制法定化上。

(二)影响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主要因素。一是机构编制管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缺乏独立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作环节多、程序复杂、工作缺乏时效性。二是机构编制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缺少可操作的编制标准,对机构编制的管理主要是靠经验、靠比较,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三是机构编制监督检查职能没有完全发挥。重审批、轻监管,监督检查力度不够,责任不明,缺乏严格具体的违纪处罚制裁措施,导致机构编制管理力度不够。四是编制意识不强。由于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宣传不到位、法规政策建设不到位、监督制裁不到位等原因,“编制就是法”的编制意识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着力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一)理顺机构编制管理体制,改善运行机制,为增强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明确的职能定位、顺畅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开展各项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样需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加强职能建设、理顺管理体制着手,打牢体制机制基础。

一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职能建设。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应该进一步强化机构编制工作的职权,使机构编制管理的职权与责任相适应。充分发挥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集中程度高、综合性强、协调作用突出等特点,加强机构编制部门对各类专项体制改革的协调职能,增强机构编制部门的协调能力。要科学界定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建立机构编制管理、财政预算管理整体联动机制,保证机构编制管理和财政预算管理的有机统一。

二是理顺机构编制管理体制。鉴于机构编制部门要统一管理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派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幅度较宽,管理职责较重,应该适当强化机构编制部门的管理地位,以增强其综合部门的权威性。

三是改善运行机制。合理划分编委和编办的职责权限,充分利用各级编委层次高、领导和协调能力强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中央和省级编委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切实把各级编委的工作重心转到研究制定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研究拟定机构编制管理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等决策工作上来;适度扩大编办在具体的机构设置、编制核定和调整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和独立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权限。同时,按照“便捷、高效”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精简工作环节,属于编委的职权,编办审核后按程序报批;属于编办的职权,由编办按有关规定直接办理,增强机构编制工作的主动性和时效性。

(二)健全机构编制法律规范体系和业务规范体系,为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面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机构编制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是提高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主要途径和根本保障。

一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立法。在系统总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机构编制工作的内在规律,研究制定一批有关机构设置、职责管理、编制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规范机构编制管理程序,完善机构编制管理内容,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法规政策体系。

二是进一步健全机构编制标准体系。机构编制标准是机构编制管理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确定机构设置和核定人员编制等管理事项的业务准则。要在对现有机构编制管理标准进行修订完善的同时,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单位的实际情况积极研究制定职业教育、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机构编制标准,逐步完善业务规范体系,做到依法用标准审批机构、核定编制,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性、统一性和规范性。

三是综合发挥各项制度的保障功能。综合发挥政策法规和业务规范等各项制度的管理效能,用总量、标准和法规政策规范机构编制管理,进一步提升机构编制部门的依法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机构编制工作的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为机构编制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深化改革中提高机构编制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提高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切入点。按照十七大作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部署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机构整合力度、严格控制编制、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具体要求,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通过整合机构职能、修改完善部门“三定”规定等方式方法,明确界定部门职能分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进一步改革和消除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涉及的机构编制问题,解决在政府效能、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机构编制问题,及时消除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得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更加有效的服务保障作用,以此进一步强化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四)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提高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创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管理,是新形势下不断提高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提高机构编制管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一是坚持理论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政策性很强,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应深入开展对不同层级政府的功能定位、如何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不同层级的事业编制总量、如何使干部管理与领导职数管理相协调等问题的研究,拿出一批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符合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实际、能够解决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能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机构编制管理实践。

二是坚持机制创新。创新部门履职管理机制,探索建立部门工作向机构编制部门通报机制、强化编制部门的监督约束机制、职能争议协调机制,追踪部门的履职和运行情况,做好部门职责的界定、协调和划分工作,防止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完善机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结合年度检验工作,探索建立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绩效评价机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相应调整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提高机构编制调整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创新机构编制问责审计协调机制,协调纪检监察、组织等部门,把机构编制管理纳入到各部门和下级党委、政府的年度工作考核范围、问责范围,对机构编制资源使用的效果进行问责、考核,增强各级各部门的编制意识。

三是坚持管理创新。进一步探索促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新办法,完善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加快机构编制管理电子政务建设,搭建适合组织、编制、人事和财政和等部门共同使用的编制实名制信息交流平台,夯实机构编制管理的基础;创新领导职数管理方式,探索建立领导职数使用核对制度,使干部管理与领导职数管理整体联动;创新编制使用方式,积极探索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新办法,盘活事业单位编制资源,提高编制使用效益,切实解决一批领导关切、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所涉及的机构编制事项,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推行机构编制政务公开,探索建立机构设置和编制核定听证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对机构编制管理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争取社会各界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支持。

(五)强化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维护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监督检查是机构编制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成果、维护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手段。

一是研究完善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加大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力度。在进一步做好机构编制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结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着力加强对机构编制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各项改革措施和机构编制方案的落实情况、各部门各单位履责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政令畅通,切实提高机构编制工作的执行力,维护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法律效力。

权威性范文篇10

一,时代呼唤网上的主流媒体。

打造网上主流媒体,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要求,也是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责任。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新形态和新“战场”,互联网已经从最初的配角地位,一步步走向主角地位。今天,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传统媒体一样,成为人们获得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已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信任度也正在日益增强。网络媒体中的部分网站作为主流媒体出现,已经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要求。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党和人民就赋予其历史的责任和满怀着殷切的期待。这个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他们必须担当起主流媒体的责任,成为网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主张、党的思想理论的主阵地,成为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群众发表心声的大平台,成为大众传媒、新闻传播的主战场,成为网上舆论引导的主渠道。人民网和其他重点新闻网站一样,在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的关怀下,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和传统媒体一道,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活动的报道,见证了国际风云变幻,追踪了国内新闻热点和各类新闻事件,让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发表见解,始终坚持“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这一目标,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进一步沿着这个目标,确立我们的网上主流媒体地位,已经成为我们十分紧迫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建设主流媒体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

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主流媒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回顾走过的历程,最值得牢记的当是以下几点:

首先,要有明确的定位和牢记办网宗旨,并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人类造福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不少难以应付的负面效应。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网在实践中不断地告诫自己,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牢记自己的办网宗旨,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坚持“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同时,注意把责任感交给每一个从业人员,这样,网站就不至于迷失方向。

公信力是网络媒体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建设网上主流媒体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努力把提高网络的公信力作为长期任务,贯穿到日常的各项工作中,加以坚持。我们坚持的一条理念是,提高网站的公信力,办网者不能浮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迷失方向。要像办传统媒体一样,做新闻,做事业。坚持数载,必有成效。

其次,要扬长避短,发挥好传统媒体和网络自身的优势,并在两者的结合上下功夫。人民网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背靠着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样一个强大的传统媒体,不断地分析自身的优势劣势,做到心中有数,善于扬长避短,是办好网站的关键。人民日报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其不可取代的权威性。人民网在办网的过程中,注意不断地将这种优势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力图将这种优势在网上放大,使之达到更加圆满的报道效果。最近人民网主页改版,推出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人大新闻”、“中国政府新闻”、“中国政协新闻”系列专题网站和“中央媒体新闻联播”、“省级媒体新闻联播”、“都市媒体新闻联播”、“产业媒体新闻联播”系列栏目,也是将这种权威性在网上延伸的表现。人民日报品牌、评论、人才等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借助大报的评论力量和人才资源,坚持人民网自己的立场,形成自身的声音,进一步展现了权威特色。利用网络交互性特点创办的强国论坛,以强国兴帮、讨论时事、建言献策为宗旨,成为重要的政治性论坛。开坛以来,邀请的各类嘉宾已超过一千人。

权威性要靠大众化来实现。如何利用和发挥网络特点,实现大众化的报道,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政治性理论宣传平民化,是探索的成果之一。让网友参与,重视网友的声音,是网络媒体走向大众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人民网历次改版,无论重点如何变动,“网友之声”、“网友说话”、“观点集粹”等栏目总是占据重要位置不变。更推出“网上看民意”等表达民意的新栏目,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网达到大众化的效果。分层次和区分不同的读者群设立网站频道,也是人民网向大众化努力的做法之一。希望通过不同的频道,接近不同的读者和人群。

再次,要重视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让网站的宗旨成为全体员工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理念。网站的目标要靠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去实现,必须重视队伍建设,尤其是骨干队伍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念、理念的一致性、认同性,所以,学习、教育、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学习制度、例会制度、通气会制度、策划会制度等等,用各种形式将精神传递给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以协调大家的行动,并注意通过日常的工作,潜移默化地帮助年轻员工树立责任感、自豪感,加强他们沿着人民网既定目标前进的自觉性。在人的管理问题上,既注意积极吸收现代管理的各种理念和做法,同时又注意继承我国传统单位长期形成的各种做法中优良的东西。指导思想上,坚持不把员工当成简单的雇佣劳动者和完成任务的机器,而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做到不仅要办好一个网站,更要培养一支队伍,使大家有一个稳定的归属感。

三,实现目标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首先,是处理好权威性和大众化的关系。权威性是主流媒体最起码的要求。但是,权威性要靠大众化去实现。愈是大众的,才愈是权威的。所以对于互联网来说,必须在大众化上下足功夫。无论是在发展战略的考虑上,还是具体战术的要求上,都要力求实现大众化的目标,鼓励和培养大家牢固树立大众意识,在各种权威性的报道项目上,要认真考虑大众化的接受方式方法。怎样做到既有权威性,又能大众化,实在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是一门艺术,需要我们很好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加以运用。实际上,中央提出的“三贴近”原则,是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最好概括。对此,我们将进一步深刻领会,并加以探索和实践。

其次,是处理好多样化、灵活性和公信力的关系。目前,互联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公信力的缺失。这必将成为网络媒体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无法想象一个缺乏公信力的媒体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媒体。因此,必须重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力求在公信力的前提下,实现多样化和灵活性;通过多样化和灵活性提高公信力。一方面注意运用好互联网的各种特征和优势,掌握互联网的规律;一方面注意不断自觉地纠正自己的行为,坚定不移地朝着建立公信力这个目标迈进。我们坚信这种努力不会白费。

第三,是处理好网站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个没有个性的网络媒体,是不可能成为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主流媒体的。如何在保持共性的条件下,办出特色,办出个性,我们也在认真思考和实践着。发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长处和优势,是实现个性化的最好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频道建设、栏目设立、人才资源利用等等方面,力求向这方面努力。同时,积极加强和大报及报系的各种互动,加强对报系资源、政府资源、新闻界资源的研究和整合,努力推出独家的新闻和栏目,在新闻性、评论性、深度性、及时性上下功夫,使人民网的个性更加鲜明和突出。这将是我们继续努力的长期任务,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第四,是处理好娱乐性和导向性的关系。这是办好网上主流媒体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不断加以重视的问题。作为网站,必须遵循网站的规律进行运行,必须利用好网络带给我们的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发挥好网络的特性。但是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又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处理好这两者关系,不容回避。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全面地考虑这两者关系,兼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责任感。在提供给大众各种信息和各种服务的时候,让大家牢记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宗旨。要把这种责任感交给全体员工,使每一个环节的职工,都能用负责任的精神和态度去审视和从事每一项工作。不能用办网人自己的兴趣、品位、爱好办网。

第五,是处理好网站和母体之间的关系。网站和母体之间,我们掌握的原则是:人民网必须秉承人民日报的宗旨,按照人民日报的原则,使人民网符合党中央机关报的身份;同时,又必须遵循互联网的规律,使之成为一个对网民有较强吸引力的相对独立的网站。对母体,一方面是秉承、承继,一方面是延伸、开掘;一方面是补充、补缺,一方面是开拓、创新;一方面要坚持办网原则,牢牢把握办网的方向,一方面又要灵活多样,充分挖掘互联网的各种潜能;一方面要全面地融合在人民日报社的整体之中,严格按人民日报社的规矩办事,一方面又要将其作为一项新兴的事业,按照互联网的规律大胆地向前推进。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突出重点,兼顾其余,力所能及,丰富多彩,让不同的读者各得其所,满足各类人群各有所好。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更好地开花结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