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范文10篇

起源范文篇1

有的学者认为，人由模仿的本能，舞蹈是人用有节奏的动作对各种野兽动作和习性的模仿。有些舞蹈还是对一些自然景物动态形象的模仿，如柳枝的摇曳、海浪的翻滚、风的飘荡旋转等等，人们都可以模仿它们进行舞蹈。

也有学者认为，在艺术的起源中，模仿虽然重要、但还不是真正的起因，艺术的起因是"游戏的冲动"，游戏是自白的人性的表现。游戏也是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标志。这里的的游欢，是指人的审美需求，即以假象为快乐。如人模仿动物的舞蹈、就是通过这种假象的游戏来获得快乐和宣泄自己的情感。

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原始人的思维分不清主客观的界线、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和自己一样是有灵魂的，由此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巫术祭祀等，而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舞蹈，甚至舞蹈是巫术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因此，有人断言"一切跳舞原来都是宗教的"。

不少学者从原始人为了生存的需要，把繁衍下一代看作是非常重要约事情，而舞蹈是择偶、求婚和进行情爱训练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因此认为舞蹈起源于活动。而有的学者，认为舞蹈不仅表现人的情爱，人们的各种激越的情感，人们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情感和活动，都会用舞蹈来表观。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能像舞蹈那样的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我国古代乐舞理论中就有："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也生动地说明了舞蹈是表现人们最激动的情感的产物。

我国有很多学者主张舞蹈起源于劳动的理论，因为劳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劳动创造了人自身，是劳动使人脱离了动物界，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在原始人的舞蹈中，表现狩措和种植以及各种劳动生活的占有最大的比重。

我们认为以上各种舞蹈起源的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十分完整和全面，因为舞蹈活动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起源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构成一样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多种因素的，所以人们主张"劳动综合论"，即：舞蹈起源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中劳动实践和其他多种生活实践的需要，如果再详细一点来说，舞蹈起源于远古人类在求生存、求发展中劳动生产(狩措、农耕)、、健身和战斗操练等活动的模拟再现，以及图腾崇拜、巫术宗教祭祀活动和表现自身情感思想内在冲动的需要。它和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

种类

艺术，是由各个不同的艺术品种所组成的。作为艺术之一的舞蹈，同样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它也是由各个不同种类、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舞蹈所组成的。根据舞蹈的作用和目的，舞蹈可分为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生活舞蹈是人们为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舞蹈活动；艺术舞蹈则是为了表演给观众欣赏的舞蹈。

生活舞蹈包括有：习俗舞蹈、宗教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体育舞蹈、教育舞蹈等。

习俗舞蹈，又可称为节庆、仪式舞蹈，是我国许多民族在婚配、丧葬、种植、收获及其他一些喜庆节日所举行的各种群众性的舞蹈活动。在这些舞蹈活动中，表观了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风貌、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特征。

宗教、祭祀舞蹈，是进行宗教和祭祀活动的舞蹈形式。主要用以祈求神灵庇佑、除灾去病、逢凶化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或是答谢神灵的恩赐；祭祀舞蹈，是祭祀先祖的一种礼仪性的舞蹈形式。过去人们用以表示对先祖的怀念或是希望先祖和神佛对自己的保佑和赐福。

社交舞蹈，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的舞蹈活动。一般多指在舞会中跳的各种交际舞。另外，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各种节日所进行的群众性的舞蹈活动，多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会交往、自由选择配偶的社交活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各民族的社交舞蹈。

自娱舞蹈，是人们以自娱自乐为唯一目的的舞蹈活动。用舞蹈来抒发和宣泄自己内在的情感冲动，从而获得审美愉悦的充分满足。

体育舞蹈，是舞蹈和体育相结合，以艺术审美的方式锻炼身体，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舞蹈新品种。如各种健身舞、韵律操、中老年迪斯科、冰上舞蹈、水上舞蹈、街舞HI-HOP，以及我国传统武术中的舞剑、舞刀和象征模拟各种动物、特定形象的象形拳、五禽戏等均是。

教育舞蹈，是指学校、幼儿园等进行审美教育的舞蹈活动，以及开设的舞蹈课程，用来陶冶和美化人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培养人的团结友爱、加强礼仪，以及增进身心健康、都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艺术舞蹈，是指由专业或业余舞蹈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集中、概括和想象，进行艺术的创造，从而创作出主题思想鲜明、情感丰富、形式完整，具有典型化的艺术形象，由少数人在舞台或广场表演给广大群众观赏的舞蹈作品。由于艺术舞蹈品种繁多，根据各个不同的艺术特点、大致可分为二类。

第一类、根据舞蹈的不同风格特点来区分，有：古典舞蹈、民间舞蹈、现代舞蹈、当代舞蹈和芭蕾舞。

古典舞蹈：是在民族民间舞蹈基础上，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义和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各具独特风格的古典舞蹈。欧洲的古典舞蹈，一般都泛指芭蕾舞。

民间舞蹈：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不断积累、发展而形成的，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舞蹈形式。它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由于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生活劳动方式、历史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现代舞蹈：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一种舞蹈流派。其主要美学观点是反对当时古典芭蕾的因循守旧、脱离现实生活和单纯追求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主张摆脱古典芭蕾过于僵化的动作程式的束缚，以合乎自然运动法则的舞蹈动作，自由地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强调舞蹈艺术要反映现代社会生活。

当代舞蹈(新创作舞蹈)：即不同于上述三种风格的新风格的舞蹈，它常常是根据表现内容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不拘一格，借鉴和吸收各舞蹈流派的各种风格、各种舞蹈表现手段和表现方法，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从而创作出不同于已经形成的各种舞蹈风格的具有独特新风格的舞蹈。

芭蕾舞：是一种经过宫廷的职业舞蹈家提炼加工、高度程式化的剧场舞蹈。"芭蕾"这个词本是法语"ballet"的音译，意为"跳"，或"跳舞"，其最初的意思只是以腿、脚为运动部位的动作总称。法国宫廷的舞蹈大师们为了重建古希秸融诗歌、音乐和舞蹈于一体的戏剧理想，创造出了"芭蕾"这样一种融舞蹈动作、哑剧手势、面部表情、戏剧服装、音乐伴奏、文学台本、舞台灯光和布景等多种成份于一体的综合性舞剧形式，在西方剧场舞蹈艺术中占统治地位达300余年，至今已历四个多世纪。1958年北京舞蹈学校建立引进俄罗斯芭蕾至今也已四十多年。转第二类，根据舞蹈表现形式的特点来区分，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组舞、歌舞、歌舞剧、舞剧等。

独舞，由一个人表演的完成一个主题的舞蹈，多用来直接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双人舞，由两个人表演共同完成一个主题的舞蹈。多用来直接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展现人物的关系。

三人舞，由三个人合作表演完成一个主题的舞。根据其内容可分为表现单一情绪和表观一定情节，以及表现人物之间的戏剧矛盾冲突等三种不同的类别。

群舞，凡四人以上的舞蹈均可称为群舞。一般多为表现某种概括的情结或塑造群体的形象。通过舞蹈队形、画面的更迭、变化和不同速度、不同力度、不同幅度的舞蹈动作、姿态、造型的发展，能够创造出深邃的诗的意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组舞，由若干段舞蹈组成的比较大型的舞蹈作品。其中各个舞蹈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又都统一在共同的主题和完整的艺术构思之中。

歌舞，是一种歌唱和舞蹈相结合的艺术表演形式。其特点是载歌载舞既长于抒情，又善于叙事，能表观人物复杂、细腻的思想感情和广泛的生活内容。

起源范文篇2

一.玉蟾岩与牛栏洞、史老墩的时空位置

玉蟾岩遗址的存在时间，参照其附近文化性质相同的三角岩遗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其年代当在12000年前。据实际碳14测定三个数据：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树轮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间。牛栏洞遗址的存在时间，第一期为距今约12000-11000年；第二期为距今约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为距今约10000-9000年；后段为距今约9000-8000年(2)。由此可知，玉蟾岩基本上与牛栏洞同时而偏早，因为前者时间跨度仅2000年左右，后者时间跨度则有4000年之多。玉蟾岩在牛栏洞的前半段时间内。而牛栏洞的重要文化遗物出土于后半段时间内。因此，可以认为玉蟾岩文化早于牛栏洞文化。玉蟾岩遗址的空间位置在北纬25°30′，东经110°30′。位于南岭山脉的北坡边缘地带。牛栏洞遗址的空间位置则在北纬24°20′34″，东经113°27′10″，位于南岭山脉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岩的海拔约高出一倍。二者相差纬度1°9′66″，经度1°2′9″。从英德沿连江而上溯，穿过九嶷山区，由江华、江永进入道县，南转宁远、临武、蓝山、嘉禾、桂阳一带湘南地区。如果从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过骑田岭区，由宜章、桂阳、郴州、桂东、汝城一带湘南地区，再西往道县，也是比较方便的。两地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左右，曲线距离也不超过400公里。按远古人类的步行速度，几天工夫即可到达。相互之间的迁徙与往来，并不是难事。

二.遗址堆积层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堆积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扰乱外，地层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质比较单纯。地层变化复杂，纵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的层序。横向平面上通常呈间断小块的交错土层堆积。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发掘了解到，遗址原始地貌西高东低，大石密布，人们最初进时，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这种铺垫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清理的生活遗迹主要为烧灰堆。这时无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度可达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砾碎块，可能作压火保留火种之用。这种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因遗址西高东低，堆积物也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状况。西部堆积物混杂，颜色斑驳，文化遗物、烧火遗迹及白灰土铺垫均集中于西部，说明西部是人们主要活动区。东部地层多呈颜色单纯的斜平地层，富含碎骨，伴有较多的小螺，表现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积，局部积水。说明东部不是人们主要生活区，仅个别层面具有短时活动的迹象。

玉蟾岩洞穴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可同时容纳30人左右共同栖息。洞厅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气流通而寒凉。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而其附近均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据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笔者，类似玉蟾岩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还有上百个未发掘，它并不是孤立现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附近的三角岩遗存就是一证。

牛栏洞遗址揭露面积51平方米。洞内堆积物很厚，最厚处达3.14米，可分8层。有的胶结坚硬。堆积层中含有炭屑、烧土及大量螺壳、蚌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等，文化遗物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少量骨器、蚌器、陶片，证明这里是一处古人类长时期活动、居住的遗址。目前已经知道该洞总面积400平方米，地面状况狭窄。但对比玉蟾岩的堆积层状况来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玉蟾岩堆积厚1.2～1.8米，牛栏洞堆积厚3.14米，表明玉蟾岩内人类生息的时间短，牛栏洞内人类生息的时间长。

（二）玉蟾岩堆积分40层，牛栏洞堆积分8层，表明玉蟾岩内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短，迁徙的次数多；牛栏洞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迁徙次数少。也就是说，玉蟾岩在2000年之内有40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50年左右。而牛栏洞在2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内只有8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2500年左右。

（三）玉蟾岩内有烧灰堆，大而厚。牛栏洞内未发现大而厚的烧灰堆，只见烧土、炭屑。表明玉蟾岩时代气候寒冷，必须日夜在洞内架篝火才能御寒去湿。而洞内铺垫白灰土，也说明洞内阴冷潮湿，不防潮不能在地面睡眠。而牛栏洞内不用铺垫白灰土，表明地面干燥温暖，洞内气温暖和。即使是在玉蟾岩时代，这里也比玉蟾岩暖和，不需要日夜烧篝火取暖防寒防潮。

三.出土石、骨器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制品全部打制，未见磨制。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石刀、锄形器。石器制作粗糙简陋，以中小型石器为主，缺乏细小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为单面加工。其石器工业风格与岭南全新世早期的黄岩洞、独石仔等洞穴石器相类似。锄形石器是该遗址富有特征的工具，它采用一遍长形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可能绑在弯柄上用于掘土。骨器有骨锥和骨铲。此外还有用动物犬齿制作的牙饰，出现装饰品。

牛栏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有800多件，其中成型的有200多件。器类可分为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砺石、斧形器、铲形器、凿形器等，还有少量磨制石器。较典型的是平面略呈三角形的陡刃器和有一个长刃的砍砸器，刃部有多次打击成形后再加工修理的痕迹，说明此时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磨制石器仅5件，除一件为石斧外，余为磨刃切割器，反映出磨制石器的技术还没有被广泛使用。骨器主要有铲、锥、针。同时还发现磨制骨器的砺石，砺石器身留有多道磨制骨器后的磨槽。经初步分析，牛栏洞遗址石器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石器加工简单、器类多；第二期已出现一些较成形的石器，少量打击加工较好，器类增加；第三期石器的数量大大增加，打击加工修理较好的石器增多，且出现磨制刃部的石器和陶片，但无装饰品。

这就是说，牛栏洞第三期石器相当于玉蟾岩时代的石器。牛栏洞已出现磨制石器，玉蟾岩却尚未出现。磨制石器为石斧与主要磨刃切割器，主要用于砍伐与切割，即砍伐树木或兽骨、切割兽肉之类，表明牛栏洞第三期居民的狩猎生活占的比重相当大。或者说，狩猎生活占主导地位，这才会精心加工石斧与切割器。而玉蟾岩没有磨制石器，也没有石斧与细小石器，狩猎生活并未占主导地位。相反，它拥有锄形石器，可用于播种栽培，证实农耕文化已在这里萌芽。所以，它的石器制作粗陋，不求精巧。

四.出土动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残骸。经初步观察，哺乳动物达20余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如水鹿、梅花鹿、赤鹿、小鹿等。食肉类动物也很丰富。如熊、鼬、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小灵猫、果子狸、椰子狸、野猫等。以猪、牛、竹鼠、豪猪等常见。此外还有猴、兔、羊、鼠、食虫类等动物。由此可见，玉蟾岩人主要狩猎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动物残骸中引人注目的是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说明玉蟾岩人也将鸟禽类作为一种主要的捕猎对象，反映这一阶段狩猎技术和狩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狩猎大型与中小型动物转向空中飞鸟，扩展了食谱，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与智力的提高。动物残骸中还有鲤、草、青等多种鱼类，和丰富的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反映出冰后期新出现的洞穴螺蚌堆积特征。

牛栏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黄犭京）、獐鹿、小鹿、巨羊、山羊等。食肉类动物以中小型种类较多，如沙獾、貉、小灵猫、小野猫、果子狸、水獭、黄鼬、狐狸等，老虎、黑熊、豹等大型动物很少见，小型的啮齿类、翼手类、食虫类动物数量也不多。灵长类也有发现，但亦很少。犀牛化石和东方剑齿象化石在底部地层中虽有发现，但数量极少。此外，龟、鳖、蛇化石和鱼类化石出土不少。由此可见，当时云岭一带的生态环境适合于食草动物和小型兽类生活，而且周围水域面积颇为宽广，水生动物和贝类非常丰富，成为人类捕捞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的种类来看，陆地与水中动物都是一样，唯一区别在玉蟾岩有大量鸟禽类骨胳化石，而牛栏洞没有。这就反映出玉蟾岩人比牛栏洞人的智商高了一个档次，用技巧发明捕鸟工具去捕捉鸟禽，由陆地与水中狩猎对象发展到猎取空中对象。牛栏洞人尚做不到这一点。玉蟾岩人思维领域比牛栏洞人前进了一大步。

五.出土植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通过对每层堆积物土样的浮选和筛选工作，收集植物种、核、茎、叶40余种，其中以朴树籽最为丰富。这些植物标本为了解玉蟾岩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还收集到丰富的微小的螺及昆虫等遗骸，为了解遗址不同部位堆积层的埋藏环境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稻壳出土时颜色呈灰黄色，共有2枚，其中1枚形态完整。此外还筛选出1枚1/4稻壳残片。在层位上它们晚于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1993年发掘的3个层位均有稻属的硅质体，进一步证明玉蟾岩存在水稻的事实。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二次发掘出土的稻谷进行了初步电镜分析，共4枚，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3)。

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12000年前，对稻作农业起源时间与地点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牛栏洞遗址发掘过程中也采用了水浮选法与筛选法，发现极少量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与各类植物孢粉、硅质体，未见籽实。似乎表明牛栏洞人对植物果实与茎叶的采食与栽培均无兴趣。或者说，占比重甚微。他们完全或绝大部分靠肉食生存。因为非籼非粳类型的水稻硅质体并不能肯定它是栽培稻或野生稻，必须出土了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古栽培稻实物，才能确认已有了稻作农业的萌芽。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在牛栏洞中出现，数量又极少，很可能是牛栏洞人无意带入的遗物，并非有意栽培并长期食用的遗存。牛栏洞中无朴树籽遗存，就可以证实牛栏洞人当时并不食用植物果实和茎叶。这一点与玉蟾岩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出土陶片的对比分析七.玉蟾岩遗址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原始的贴塑陶片。整个遗址堆积层所含陶片甚少，仅在个别层位发现数片不足1厘米大小的碎片。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堆约30×30厘米的陶片。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早于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8000年前）的陶片。

牛栏洞遗址的陶片也很少，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炭，晚期不夹炭，只夹砂，纹理不明。未见交错层理，显然不是采用贴塑法成型，可能为手捏法成型，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成型方法相类似。烧制火候极低，易破碎，不能辨别器形。

对比之下，玉蟾岩人采用贴塑法成型，使用夹炭泥料，内外纹饰，且有编织印痕。这四个特点，开了夹炭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夹炭陶与古栽培稻伴生出土，一直是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地区的特点之一。不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地方或遗址，往往没有夹炭陶，只有夹砂陶。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江苏省7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所含植物蛋白石分析中，有5个含有水稻植物蛋白石，2个没有。5个遗址中有1个出土了炭化稻米，其余都没有(4)，可以证实这一点。

贴塑法成型亦是如此。彭头山、贾湖、八十土当、皂市下层、河姆渡、独岭坳、大溪等距今9000-7000年前的出土炭化稻米与夹炭陶的文化遗址，所有陶器均为贴塑法成型。因此，玉蟾岩的贴塑法成型工艺，可以认为是后代贴塑法工艺的开山鼻祖，也是稻作农业发祥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并已相当成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由于玉蟾岩与牛栏洞都未发现石镞，表明当时尚未发明弓箭。于是，网罟就成了捕捉鸟禽的重要工具。而大量鸟禽遗骸在玉蟾岩中出土，证实了这一点。玉蟾岩四周没有大河大湖，无法发展渔猎生产，只有发展捕捉鸟禽活动。

八.华南会成为稻作农业发祥地吗？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玉蟾岩出现了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而牛栏洞没有。结合其附近的阳春独石仔（距今14900±300年前左右）、封开黄岩洞（距今11930±200年前左右）无陶片出现(5)的情况来看，广东与广西、海南三省区内尚未发现距今10000年前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谷遗存。目前已知的华南地区最早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遗存的遗址是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公元前2900年～前2700年）(6)与广西资源晓锦遗址（距今约5000年～3200年左右）(7)两处，其他各地尚未发现。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北亚热带的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自然随之而来，"边缘效应"也应开始在这一带发挥作用，于是在特定的气候期间内，先于其他地方发生栽培稻的起源，形成稻作农业。以后，气候的回暖，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边缘效应"失去基础，于是中断了或断断续续地存在稻作农业，以致我们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的考古发掘中找不到稻作农业的遗址？

或者说，只要遇到相宜的气候条件，如距今15000年～13000年前之间的间冰期，或者距今13000年～12600年前与12300年前左右的一些高温期，稻作的起源和栽培都有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区域内发生，如华南、长江中、下游，甚至纬度更北的秦岭淮河以南？于是有学者认为："华南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应该拥有它独特的、又与其他地区平等的地位，至少是水稻驯化与栽培发生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其它地区，更不会晚于长江中、下游"(8)。

从逻辑上说，华南存在大量普通野生稻，具备了产生稻作农业的首要条件，应该容易形成稻作农业。华南拥有良好的气候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当北亚热带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与"边缘效应"可能促使华南地区的古人类萌发栽培水稻的意愿与行动，创造稻作农业。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华南地区至今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有稻作农业的遗迹。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遗址或其他有稻作农业遗迹的遗址没有发掘出来？还是以往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以致未能发现早期的稻作农业遗存？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华南地区发现与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已经不少，如广东阳春独石仔下层(9)、广东翁源青塘吊珠岩(10)、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11)、广东封开罗髻岩(12)、广西来宾盖头洞(13)、广西灵山马鞍山(14)、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东岩洞、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15)等，加上现在的牛栏洞，总计达14处之多，学术界统称为"中石器时代"，时间在距今10000年前以上，正好与玉蟾岩同时。这些遗址中不少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在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丝毫没有一点稻作农业萌发的痕迹，甚至连陶器都还未发明。虽然这14处遗址不能代表以后还可能发现与发掘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转化的新遗址的全部内涵，但至少可以透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真实面貌的一些特征与迹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表明更早的遗址或尚未发现、发掘的遗址出现稻作农业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中石器时代的华南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软体动物，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16)，这说明近万余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与生态都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而人们的渔猎与采集生活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自然与云贵高原和南岭、大庾岭、武夷山等山脉的屏障作用有关。在这里既没有生存的压力，也没有"边缘效应"，人们可以照老样子慢慢生存下去。因此，就不必去栽培作物与创造农业，特别是最难侍候的稻作农业。

再次，华南地区考古，以往是比较粗放，近十几年来已逐渐精细了，筛选法与水浮选法已经常应用，甚至连孢粉、植物蛋白石都能发现，难道还发现不了稻谷、稻壳、稻草？做了这样细致的工作，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农业遗存，只能说明华南地区确实是没有。否则，多少会有所发现，有所报道。九.稻作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

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1）该地发现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

（2）该地同时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

（3）该地或其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

（4）该地当时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17)。

这四个前提条件基本上是对的。确认一个地方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没有这四个物质条件是说不通的。但是，具备了这四个物质条件的地方为什么就会产生稻作农业呢？这就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而是精神条件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因为原始栽培稻是人为改造、加工普通野生稻的产物，稻作生产工具也是如此。存在（2）（3）（4）三个条件的地方，由于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出现不了原始栽培稻。另外，当地普通野生稻已灭绝，但发现了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并有驯化栽培稻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当地也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的地方，只要当地的古人类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也可能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因此，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个前提条件：

（5）该地古人类群体已具备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

华南地区及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正是因为缺乏这个最主要的精神条件而未能形成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的。迄今为止，它们都未发现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而贾湖的野生稻早已灭绝，却因为发现仅次于玉蟾岩、彭头山的原始栽培稻而受到世人的注目。

众所周知，广西、广东、云南都有野生稻，也有古人类群体在其中生息，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就是因为缺乏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没有在12000年以前开展原始栽培稻生产，所以成不了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

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他们对普通野生稻习性的观察了解，在驯化栽培普通野生稻过程中掌握的程度，以及对稻米需求的重要程度等等。简言之，就是主食谷物化的强度与驯化栽培技术的高低，决定了古人类驯化栽培水稻的主观能动性。大量考古出土文物及古遗址证明，不是所有的古人类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就都能发明驯化栽培水稻的专门技术，形成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的。恰恰相反，最初的稻作农业现象是在极个别地方和极个别古人类群体中产生的，以后逐渐传播出去才为多数人所掌握，并形成大范围种植的。不少人群长期坚持渔猎与采集、游猎与畜牧，也一直繁衍生息到今天，他们从来不懂得栽培水稻，同样也可以稻米为主食之一。

华南地区的古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渔猎与采集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无论是洞穴遗址也好，贝丘遗址也好，山坡遗址也好，都证实了他们过的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只有到了大溪文化时代长江中下游居民向华南大迁徙的时候，才带来了稻作农业文化，即5000～6000年前左右的演化。

九.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

玉蟾岩遗址发现我国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谷，附近又有江永普通野生稻存在，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又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石锄之类），而且时间最早，视其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而其他地方却不能呢？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使然。玉蟾岩人的智商在当时的同时代各地人群中是最高的，否则就不可能创造稻作农业和发明水稻栽培技术。从哪些事实上可以证明玉蟾岩人的智商是当时最高的呢？

（一）夹炭陶与贴塑法的出现。以往各地出土的早于玉蟾岩或与之同时代的陶片，都是夹砂陶和手捏法制造的。玉蟾岩人创造了夹炭陶和贴塑法制陶，不仅改进了陶料，而且改进了陶坯的结构，相对于夹砂陶与手捏法制陶来说是巨大的进步，也是智力发达的表现之一。

（二）编织技术的发明。玉蟾岩陶片上的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证明玉蟾岩人已掌握植物纤维的劈分与编织技术，走出了搓合术时代，进入了织造时代。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即使它还没有形成织布水平，也可以编织网罟用于捕鸟网鱼，也是了不起的发明。以后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出现的网坠，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三）防潮意识的诞生。玉蟾岩人在洞内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以防潮，开了以后各地房屋建筑防潮意识的先河。如彭头山遗址F1大型地面建筑残存房基，填土一层厚5～10厘米，由黄色粘土掺合数量较多的粗砂构成，是以后三合土的萌芽形态。四周大型柱洞下部填灰褐色土，上部中间填小颗粒红烧土渣，或下部填土中掺大量炭屑，目的也在于防潮防柱子腐朽(18)。贾湖遗址F3半地穴式建筑，穴内填土分上下两层，上层黄褐土，下层黑灰土。填土中含大量草木灰、木炭屑、兽骨、鱼骨、夹砂红陶和褐陶片，也是为了防潮(19)。其祖制均始于玉蟾岩。

（四）食物广谱化出现。玉蟾岩人除猎食各种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两栖动物、软体动物、昆虫外，还捕食鸟禽10余种，植物40余种。这是其他同时期或早期遗址所没有的。玉蟾岩人食物广谱化的结果，使食物营养成分极为复杂，人体吸入的微量元素和品种增加，导致大脑发育与进化更快，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智商水平。特别是直接源于土壤的谷物（野生稻与栽培稻）与植物根、茎、叶、籽，对微量元素进入人体，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鸟类肌肉与脑髓对人类大脑的迅速发育与进化（即中医药学中所说的滋补作用）帮助更大，从而奠定了玉蟾岩人高智商的物质基础。

（五）捕鸟禽技术的发明。据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表明，在没有发明弓箭、弩机、鸟铳之前，人类是用捕机（俗称扣子、机关）、陷阱、媒鸟、捕笼、捕网、粘胶、射杀、隼捕等多种方法(20)捕捉鸟禽的。鸟禽在天空中飞翔，目光锐利，反应灵敏，极不容易捕获。捕捉鸟禽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斗智为主的过程。它和捕捉动物、采集植物的以斗体力为主的过程不一样，全靠机巧二字。设机关、布陷阱、用媒鸟引诱、用粘胶粘捕、用鹰捕捉等等，都是花智力多花体力少的活动。所以，玉蟾岩人能捕捉10种以上的鸟禽，而千余年后的贾湖人只能捕食3种鸟禽(21)，甑皮岩人只能捕食极个别鸟禽(22)，其智商之高可见非同一般了。捕捉鸟禽，必须长期观察哪些是留鸟？哪些是夏候鸟？哪些是冬候鸟？何时出没？何时现身？用哪种方法去捕获？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如何？等等。总之，必须掌握它们的生息规律，来往路线，出没时间，才能采用相应的方法捕获。所以，不是聪明绝顶的人当不了鸟禽猎手。玉蟾岩人能捕获10种以上鸟禽，在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应变力等方面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思维习惯已定型化，才会转移到植物栽培上来。对野生稻的栽培，首先是观察其生物习性，掌握其繁殖规律，然后才试验移蔸栽培(23)，获得成功后，才逐步向外传播、推广，使之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十.玉蟾岩人智商高的历史背景玉蟾岩人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智商呢？这就要看它所具备的历史背景条件是什么了？玉蟾岩遗址属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早期过渡类型的古文化全新世早期遗址，其源头在其附近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湖南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发现近二百处，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但主要集中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湘、资二水流域较少(24)。处于华南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交汇区之内。玉蟾岩在交汇区的南部边缘地带。因此，其文化特色既有华南、东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的传统，又有华北石器工业的影响，并非单纯的土著文化产物。现代人类血型遗传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有南北两个发源地，可能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大类型的界线在北纬30度左右。以后相互迁徙，在长江流域融合成南方类型的南方汉族、彝族、苗族、白族、景颇族、侗族、壮族、佤族、傣族、土家族、瑶族、高山族、黎族等民族，在黄河流域则融合成北方类型的北方汉族、羌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民族(25)。湖南在长江中游的南部，玉蟾岩又在长江流域早期融合阶段的最南边界上，处于南北两大人群地域分界线--武夷山和南岭这条东西走向的地带--的北坡边缘上(26)。因此，玉蟾岩人不是单纯的土著群体，而是南北两大类型即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与南亚类型混血融合的产物，由古羌人与古越人融合而成的古夷人。

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群体的遗传变异和进化，取决于杂合优势。远缘杂交最容易形成的突出双方的杂合优势，引起基因突变，形成新的地理物种与量子式物种。(27)拿人类来说，不同血缘群体远缘杂交以后，会产生比原来的两个血缘群体更聪明机灵的人群。玉蟾岩人应该是这样的人群。

现代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玉蟾岩人及其后裔是南北两大类型多次杂交融合的古夷人。因为在湘南地区古老方言中，至今仍保留有古越语和古夷（彝）语、古瑶语。例如：水稻称为"禾"、"谷"为古越语，水田称为"歹"则是古夷（彝）语。山林称为"岭"是古越语，称为"山"、"峰"则是古夷（彝）语。湘（长）、资（弯）、沅（大）、澧（龙）四水的称呼则源于古夷（彝）语。洞庭湖（震荡海）亦源于古夷（彝）语。"江"是古越语，"河"是古夷（彝）语，等等(28)。

民族古文字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洞庭湖流域曾经是古越人与古夷（彝）人共同生息的地方。彭头山、宜昌杨家湾等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刻划符号都是古夷（彝）文(29)，楚国铜贝铭文也是古夷（彝）文(30)。而黔阳高庙、长沙南托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各种象形符号都是古越文，包括大溪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和春秋战国期间涌现的大量巴蜀符号，也基本上是古越文(31)。目前虽然未在湘南地区发现这些古文字遗存，但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可以证明文字的统一性。从现有的出土文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以表音形式为主的古夷（彝）文，还是以表意形式为主的古越文，都是以湖南的时代最早，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发祥地。在9000-7000年前就产生了民族古文字的地方，不是智商最高的人群聚居的地方么？十一.玉蟾岩人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玉蟾岩人生息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在湖南侵蚀溶蚀构造丘山区内，都庞岭、越城岭以东，萌渚岭、骑田岭、九嶷山等南岭山脉以北，万洋山、诸广山以西、衡山以南。区内地貌是在古南岭构造的基础上，经第三纪以后中度隆起，在湿热气候影响下，溶蚀侵蚀切割，地形破碎，溪谷交错，具有花岗岩、变质岩山地，伴有灰岩峰林溶蚀宽谷或盆地相结合的山丘地貌特征。西部北界有近东--西走向的四洲山、阳明山作屏障，削弱了寒潮的侵袭。所以，江永--道县--宁远一带为全省热量最富足的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在1600小时以上，与石门、常德、衡阳、零陵（永州）连成一线。洞庭湖区、新田、茶陵、汝城等地年日照时数都在1700小时以上，岳阳、安乡等地更在1800小时以上。玉蟾岩正处于1600-1700小时范围内。道县、来阳、新田、宜章等县的年平均温度在18℃以上，是全省最高温地区。同时，这一带又是全省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最多的地区。此外，年降水量在1400毫米以上，是全省较多的地区之一。雨季开始于3月下旬，结束在6月底。南岭山地的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地区，以潇水中游的道县为中心，全年暴雨日4～5天，是湖南第二个暴雨最多的地区。但冰雹最少，仅0.2天以下。整个湘南地区的气候区划为瓯闽南岭区（湖南南岭部分）(32)。再具体而言，玉蟾岩人又是在道县盆地的北部，背靠紫金山，西傍都庞岭，南有铜山岭，东南有九嶷山，东为把截大岭，北风难进，南风易通。所以，年平均温度达18.5℃，无霜期很长，平均为309天，年降水量1300-1900毫米，雨季始于3月20日，终于6月30日。年平均日照时数1569.9小时。冬季多偏东风，夏季多偏南风，春秋两季为冬夏季风交替期，风向不稳定，以北风频率高。暴雨平均两年半一次，且集中在4～5月。一日最大值为140.6毫米。年平均4～5次。15年出现冰雹16次，成灾11次。干旱频繁。31年中有21年干旱，平均三年两遇。其中夏秋连旱20年，占干旱年份的95%。因此，属于温热多雨农业区(32)。总之，在这种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又四季分明的地理环境内，特别适宜于各种动植物与人类的繁殖生存。而且南北混杂和过渡现象十分明显，其中与华南区的共有种尤多，更接近华南区系。全省野生哺乳动物80余种，分属9目26科，占全国已知种数的19.5%。全省鸟类373种，分属17目52科，约占全国已知种数的27%。全省爬行类75种，分属3目13科，占全国总数的23%。全省两栖类40余种，分属2目8科，占全国总数的25.5%。全省鱼类169种，分属10目24科，占全国总数的7.8%(34)。而在湘南地区，道县有哺乳动物41种，宜章58种，桂阳21种；鸟类，道县64种，宜章38种，桂阳33种；嘉禾有哺乳类19种，鸟类23种(35)。玉蟾岩出土的哺乳动物20余种，目前都还存在于湘南地区，只是数量可能有所减少。例如熊，原在道县有，现在道县没有了，只有宜章有。虎、水鹿、赤麂、小麂、、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花面狸、野猪、豪猪、猴、华南兔、鼠、苏门羚、斑羚等，仍在道县生息。此外，玉蟾岩出土最多的朴树籽，在湘南地区仍有朴树分布在道县、宜章、临武、嘉禾一带。牛栏洞人却不食朴树籽。由此可知，玉蟾岩人所处的这处特殊地理环境近万年来一直保持原状，没有多少巨大的变化。由此而溯源，在玉蟾岩人之前的几千上万年，也许也是这个样子，差异不大，才会养育出这一方人才来。

在丰富的物产与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即多变的气候条件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人和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环境，使玉蟾岩人成为同时代智商最高的佼佼者。

现代微量元素营养学研究成果表明：铁、铜、锌、碘、钴、铬、氟、钼、硒、锰、镍、钡、硅、锂、砷共15种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例如：铁和锌关系到儿童智力的发育。因为铁能使血红蛋白具有携氧的功能。而锌能稳定酶蛋白的四级结构和其他部位的结构，如生物膜和质膜的结构等等。缺铁会造成贫血。缺锌会造成结构变形、膜的氧化损伤、特定受体和营养物吸收点功能改变等等(36)。

这些微量元素来源于土壤、植物、动物、天然水和空气。土壤下面的岩石中的各种微量元素矿床，通过地热或地下水的作用，溶解分化后带上土壤表面，再给植物吸收，植物又被动物或人类食用而吸收入体内。或在通过河水、井水、泉水、塘水、雨水、空气、灰尘进入人体内，被人体吸收。例如：有些地区的井水和泉水发现含有异常高水平的砷、锂、锶、硼、硒，对这些元素的总摄入起了重大作用(37)。

湖南是全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湘南又是湖南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燃料矿产、非金属矿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例如：含钨锡磁铁矿床集中分布在湘南地区的郴县、桂阳、宜章、江华等地。主要产于耒阳--临武、双牌--道县南北拗陷带中。热液锰矿床分布于郴县、道县、隆回等地。沉积变质型钒矿床分布于江华、蓝山、宁远、桃江等地。风化壳型钛铁矿床产于江华。含铜多金属型铜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而且较多地集中分布在桂阳大义山一带。方铅矿、闪锌矿、白云石、方解石型铅锌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次为湘东北。辉钼矿主要富集于湘南。稀有金属接触交代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湘南等等(38)。这些矿产资源虽然深埋地下，但通过土壤与动物、植物、水、空气、灰尘作中介，对古人类的进化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玉蟾岩人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十二.野生稻孓遗于湘南说明什么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考古发现有偶然性。今天的发现也许会被明天的新发现所否定。于是，他们寄希望于未来的发现，以便否定现在的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但是，任何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作基础。也就是说，偶然是必然的产物和表现。偶然性是上层建筑，必然性是基础结构。

玉蟾岩人发明了驯化普通野生稻的栽培技术，似乎是一种偶然性的表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深入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下面的必然性潜流。

首先是他们对40多种植物的观察、分析、采集、食用、加工、储存，使他们熟悉了这40多种植物的生物习性和对人的生存价值。也许在栽培驯化普通野生稻之前，他们已试验栽培过其他植物了。例如：薯芋类作物、荞麦、野小麦（湖南地区至今仍有野小麦分布在永兴县境内）之类。彝族经典《物始纪略》"种子的根源"、"种植的根源"、"荞的由来"所说："五谷未出时，荞子先出现。"(39)因为荞麦是裸子植物，撒籽进挖松的土地里就可以了。佤族最早种植小红米（龙爪稷）(40)也是如此。他们种植小红米，是因为见牛吃了小红米又屙了出来，以后长出了苗苗，才知道小红米可以吃，也可以种，这才种它的。种小豆也是一位猎人发现野鸽子的嗉囊里看到了小豆，知道是可以吃的，这才种了小豆(41)。

人们从牛粪、嗉囊中发现某些作物的种籽，这是一种偶然性，而在长期采集的实践中发明农业则是必然性。事物内在的发展的必然性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玉蟾岩人对植物的认识，也许与他们大量捕食鸟禽有关。鸟禽告诉人们哪些植物种籽可食。而牛栏洞人不捕食鸟禽，自然就不会关注各种谷物类植物了，也就发明不了农业。

其次是普通野生稻在附近的繁殖使他们渐渐认识到它的可食性。现孓遗于江永、茶陵、江西东乡、云南元江四处的中国原始祖先型普通野生稻，表明它们的生存都必须高温、长日照的地理环境，并非一切地方均可生存的。就湖南来说，湘西北的高寒山区，就很少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可能性，就全国而言，能达到年平均温度17.8℃以上、日照1700小时以上、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在5600℃以上的地区，除华南以外，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普通野生稻和其他植物一样，也需要它所特殊的生存环境。现在长江流域只剩下东乡、茶陵、江永三个孓遗点，除了近万年来人为破坏（开垦）以外，自然繁殖区域的有限性也是重要原因。即使在华南地区，大气候环境是适宜了，小气候环境不行也不可能普遍繁殖普通野生稻的。现在华南各省区与云南省，也并非所有荒芜之地都长满普通野生稻，只有极少数地区存在。因此，存在普通野生稻的地方一定是比较特殊的小气候环境，适应普通野生稻的生存需求的地方，并非大面积繁殖。例如，江西庐山，虽然距离东乡普通野生稻产地不太远，但因小气候环境不同，就没有普通野生稻，只有杂草稻（O,sativaLinn.）和假稻属的秕壳草（L,sayanukaOhawe）、假稻（L.japonicaMakino）、李氏禾（L.hexandraSwartz）(42)。所以，江永、茶陵两处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东乡普通野生稻孓遗于赣中，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孓遗滇南，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小气候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玉蟾岩古栽培稻、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类似人工栽培稻的蛋白石扇形体，也就不足为奇，是必然的产物了。

如果说玉蟾岩古栽培稻还不是最古老的，要到其他地区--例如华南地区去寻找最古老的古栽培稻和稻作农业发祥地，看来是很困难的。即使要找，也只有在它们所处的小气候环境内部找，如湘南的桂阳、嘉禾、临武、常宁、永兴、茶陵、江永等县各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现。或者是湘北的洞庭湖区四周，彭头山文化的下层与澧水中下游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去寻找。在江西，则可到赣东北或赣南丘陵地区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掘。其他江南各省，也必须注意小气候环境这个关键问题，才会有所发现。

再次，普通野生稻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与原始人类居住地点的距离关系，是促使原始人类不得不将它们搬迁即移蔸到自己住地旁边来的原始动力。玉蟾岩古栽培稻与江永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双峰乳突的特征，正是从类似于江永普通野生稻一群的野生稻中承袭下来的(43)。距今约6000～6500年前的茶陵独岭坳遗址古栽培稻与茶陵尧水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表明：二者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是当地独立起源的一个类型(44)。江西现存古老农家品种与东乡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也表明二者的酶谱相近，是本地土生土长，与南方野生稻（即广东、广西、云南的普通野生稻）有明显差异(45)。这充分说明：各地都是就地取材，利用附近的普通野生稻进行驯化栽培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才会使它定型化，形成一种习俗，一种生产工艺，传授给子孙，产生成熟的稻作农业。子孙们迁徙出去时，才能将它传播出去。这种传播，会产生与新住地的普通野生稻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进一步驯化了普通野生稻。

第四，根据对东乡、茶陵、江永、元江四种普通野生稻的植物学特征分析，水分多少对植物生长繁殖影响很大。东乡野生稻群体内存在丰富的形态变异。通过数值分类研究还发现现存的两个较大的东乡野生稻群落--水桃树下和林场群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水桃树下居群具红色叶环而有别于林场居群。这两个群落在种子生产潜力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群落之间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水分稳定性所造成的。而这种水分环境的稳定性差异，很可能是发生在较近代的时期内。因为在同工酶、DNA方面的变异均没有出现这种差异，属于遗传异质性很低的一个群体，而且在生活史特征性状上也没有明显的分化(46)。茶陵与江永两地的普通野生稻也有类似的差异。江永野生稻的茎以匍匐为主，少数直立。高节位分枝发达，植株分散生长。而茶陵野生稻以直立型为主，有少数匍匐，且匍匐程度较江永野生稻弱，高节位分枝少，植株集中生长。两地野生稻均无明显的地下茎。株高受环境的影响很大，约60～250厘米，一般多为100～200厘米。江永野生稻叶片茸毛多，叶色淡绿。茶陵野生稻叶片为深绿色，多数为光身叶。茶陵野生稻米含蛋白质稍高于江永野生稻。江永野生稻属感光性强类型，茶陵野生稻除感光性强类型外，也有感光性弱的早熟类型，8月中旬就抽穗了。两地野生稻对水分要求很严，适于沼泽地浅水层生长。江永野生稻在水深30厘米左右生长良好，在水深1米处只有稀疏生长，属适于随水深而茎节伸长的类型(47)。

由此可见，普通野生稻的变异受水分稳定性的制约。改变水分稳定性，就会改变水稻即普通野生稻的遗传基因。天然沼泽地的水源不断，一般变化不大，稳定性强。而人造沼泽地即水田（原始形态为水坑）却没有固定的天然水源（地下水、泉水、溪流、雨水），只有人工水源（灌水），极容易受干气候的影响，造成普通野生稻性状的变异。而湘南地区又是多旱地带。道县是干旱频繁，经常夏秋连旱。桂阳"岁岁以旱为苦"（《桂阳县志》），嘉禾"十年九旱"（《嘉禾县志》），宜章"干旱率为87%"（《宜章县志》），临武"旱灾为县内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临武县志》），"干旱是新田的主要气候灾害"（《新田县志》）。而从全湖南省来看，干旱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出现最多的是夏秋干旱。且局部性、插花性干旱较多。一个县内，也会有旱区与无旱区的插花出现。究其原因，是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造成年内雨水分配不均，与年际变化大，形成明显的干湿季和旱涝年份(48)。湘南地区由于炎热高温，南风大，蒸发强，更易发生干旱。遇雨水稀少，干旱更严重。这种状况，进一步促进了普通野生稻的驯化变异。因为，水分少易促进根系向纵深发展，以加强根系的被动吸水作用(49)，从而使稻茎由匍匐向直立进化。而水稻即普通野生稻一生对缺水最敏感的时期有两个，一是孕穗期，一是灌浆期(50)。普通野生稻的孕穗与灌浆正在8月至11月初，即秋初至冬初（阴历七月至十月）(51)。如遇上秋旱，则必然影响开花结实。因此，必须加强人工灌溉，才能保证收获。这种状况就使普通野生稻在长期的驯化栽培过程中经常处于时干时润的状态中，逐步改变了其性状遗传基因，在低温干燥地区渐渐粳化，在高温湿润地区则渐渐籼化。湘南地区经常夏秋连旱，更需加强人工灌溉，也就是加强人为干预，改变普通野生稻生长性状遗传基因结构，促进它的驯化。对比分析牛栏洞所在的广东省，南岭南侧降水均为2000毫米以上，4～9月为雨季，少有干旱现象。广西全年降水的80%集中于4～9月。湖北6～8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35～50%。河南夏季炎热雨水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全年降水的50%集中在夏季，常有暴雨。只有江西似湖南，4～6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二分之一，秋季易旱。湖南是春夏之交多暴雨，4～6月降水约占全年的40%，7～9月常有伏旱或秋旱现象(52)。这就充分说明，湖南的秋旱现象是很突出的。古人类要想采食普通野生稻，就非加强人工灌溉即人为干预不可。而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则不需要如此。即使移栽了普通野生稻，也不需加强人工灌溉，任其自生自长即可。这样，野生稻仍为野生稻，没有实质性的变异，也就形成不了栽培稻。只是到了大溪文化以后，由长江中下游带来了栽培稻的种籽和农艺技术，才有了真正的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石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稻壳稻草的红烧土，以及各种陶器、玉器(53)，还有晓锦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草红烧土、陶纺轮等等，都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就是明证。总之，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一方面说明湘南是最适合原始型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小气候环境之一，为玉蟾岩人想驯化、栽培水稻与创造稻作农业提供了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则说明湘南这个特殊的小气候环境旱涝严重特色，也逼迫着玉蟾岩人去改造普通野生稻的固有生物遗传基因结构，逐步驯化它为栽培稻，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推动力。结语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必须多学科研究，进行多维立体定位分析，才能找出一个接近史实的较为科学的答案，仅仅靠考古发掘或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即只看稻种来源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考虑种稻人与客观环境的制约等多方面因素。即使是稻种问题，也要考虑客观环境的制约问题。不是任何地方都会生存普通野生稻，任何地方都能形成稻作农业的。它们都需要特殊的时空条件。也就是说，既要看物（稻种来源），又要看人（种稻人的主观能动性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一条腿走路，寸步难行，或者非摔交不可。

以往，不少学者只看稻种来源，从生物学与遗传学分析原始型普通野生稻产区，于是提出"阿萨姆·云南说"与"华南说"。后来，考古发现了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古栽培稻，便立即形成"长江下游说"。随后，9000年前左右的彭头山古栽培稻出土，人们就综合成"长江中下游说"。而8000年前左右的贾湖古栽培稻发现后，学者们又倡导"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龙虬庄与连云港古栽培稻的发现，又产生了"黄淮流域说"。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出土和万年仙人洞类似古栽培稻植硅石的发现，使"华南说"又在人们头脑中升起曙光。总之，都是跟着考古发现跑，以古栽培稻为准绳。有些学者见此状况，难辨真假，干脆主张"多元说"，各地"独立起源"。

这些不同观点，表达了学者们对中国和世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功不可没。但是在思路上都显得太单一化了，没有从多方面去考虑，特别是种稻人与稻种环境，不是动态地看待稻作农业起源这个问题，而是静态地看待它，以为有了物（稻种或古栽培稻）就行了，忽视了人（种稻人）与环境条件（种稻的起因与可能性）的巨大制约性。

考古发掘与现实生活都证实，不是所有的人群都会在那个时代栽培水稻与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许多人群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北方从事粟类作物栽培，在青藏高原从事青稞栽培，在沿海、湖滨、江河从事渔猎，在东北兴安岭从事游猎，在蒙古草原从事游牧等等，各以不同方式生息在大地上直到今天。即使在南方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古时代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群体，与从事渔猎、采集的群体相比较，最初也是极少的呀！

掌握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一门新技术，是对自然生物体的一种立体观控，它绝不像人们主观臆测的如搬运石头那样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娇嫩的生命体，稍有疏忽就会致它于死命。它与自然环境紧密依存，又受到环境的多方制约，人们还得与环境博斗，排除环境对它的不良干扰，才能使它顺利成长并结下硕果，让人们享用。所以，对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长期历尽千辛万苦的苦难历程，也是一项人类文明史、科技史、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这种发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极少数头脑非常聪明又极有耐心耐力且极勤劳的人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它和其他科学技术发明一样，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稻作农业技术发明以后，它会逐渐传播出去，让其他人受益。迁徙也好，通婚也好，教导也好，不论什么方式，都会逐步发挥它潜在的威力，让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完善这门新兴学科与农艺。

起源范文篇3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区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迈向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般说来，农业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产生和驯化动物的起源。系统探索家畜的起源，对于了解家畜发展史、揭示家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家猪SusScrofaDomesticus缘自野猪的驯化。目前，野猪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即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部天山山脉的欧洲野猪，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爪哇、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的亚洲野猪。相比之下，家猪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几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种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家猪与野猪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差别明显，家猪的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躯加长，体重增大，体幅变宽，胃肠发达，腹围增大。它们一般白天活动，黑夜休息，性情也颇为温顺。人们不禁要问，凶猛的野猪是如何驯化为形态、习性迥然不同的家猪呢？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系单一起源，抑或多个起源呢？诸如此类，皆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驯化，业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诸如驯化之初，鉴别家猪和野猪等关键问题，至今仍茫然无绪。本文在评述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上述关键问题，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诞生以来，发掘成果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颇为翔实的实物资料。当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为家畜，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比较骨骼、牙齿的尺寸、形状等特征信息，以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2、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可认为属于家养动物。3、把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与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

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一认识的根据如下：即1、该遗址窖穴中发现有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3、猪上下臼齿的测量数据，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

关于新石器时代家猪饲养的前提条件，袁靖先生认为有以下三条：1、传统狩猎获得的肉食已显不足，需要寻求新的肉食资源；2、居住环境周围存在着一定量的野猪，容易获得驯化对象；3、农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为家猪饲养提供了足够的饲料。由此可见，出土了许多猪骨的广西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0000年，因不满足上述条件，故不能认为是家猪的发源地。与此同时，有关专家正在积极探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出土猪骨，不久应有明确结论。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研究家猪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长期的进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遗传，又容忍偶然变异的产生。显然，DNA分子的遗传稳定性，保证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而DNA的变异，又使得子代与亲代出现差异，导致了物种的进化。研究表明：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这种变化的速率是恒定的，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clock。这样，若探明现存物种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计它们共同祖先的分离时间，即其物种的起源。由于动物体内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DNA，简写为mtDNA具有母系遗传、变异速率快、拷贝数目多的特点，故常将其作为研究物种系统进化的首选。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简称RFLP分析了家猪包括亚洲猪和欧洲猪、日本野猪的mtDNA限制性酶切图谱，结果发现亚洲猪和欧洲猪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表明两者应有独立的起源。Huang等对29个中国地方猪种、1个欧洲猪种以及野猪的mtDNA也进行了RFLP分析，除证实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发现中国野猪与中国家猪更为接近，暗示着中国地方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起源。Giuffra等测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野猪、家猪中mtDNA细胞色素b的全编码序列、mtDNA控制区的440碱基序列和三个核基因碱基序列，经系统发育分析后发现，一些家猪的mtDNA序列与欧洲野猪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则与亚洲野猪密切相关，表明家猪应分别缘自欧洲和亚洲野猪的驯化。之后，蒋思文等对中国9个品种的140头猪的线粒体控制区440bp和细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统发育分析，而Kijas等对中国梅山猪、瑞典长白猪以及两个欧洲野猪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结果均证实了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分别起源于亚洲野猪和欧洲野猪，即现代家猪有着两个母系起源。

此外，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估算了家猪的起源时间。Huang等首先根据哺乳类动物mtDNA每百万年2％的进化速率，估算出欧洲家猪和中国家猪可能在280000年前来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则认为两者分离的时间大约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方猪种和欧洲野猪的mtDNA序列变异发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亚洲野猪的变异发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亚洲家猪的驯化发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计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分离时间为90000年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学推断出家猪的起源时间绝大多数远早于考古实物资料，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项研究估算家猪起源时间的显著差异，与分子标记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选择密切相关。

中国国土辽阔，养猪历史悠久，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众多的中国猪种。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外形、生态特点来考虑，中国家猪可以分为：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类型。至于中国家猪的起源问题，兰宏等利用RFLP技术，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家猪和野猪的mtDNA，发现西南地区的家猪与当地野猪极为相近。而常青等对华东地区家猪和野猪的随机扩增多态DNARandomAmplifiedPolymophismDNA，简称RAPD作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江苏地区家猪的品种或类群内，变异幅度相对较小，群体的遗传趋异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而华东地区的家猪和野猪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证实中国猪种的遗传资源缺乏，其暗示着中国家猪的单一起源，而各地猪种的不同表型应为人工长期选择的结果。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iseChainReaction，简称PCR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使人们可望通过古代猪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进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据mtDNA控制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复原了日本冲绳岛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DNA，并对其与现代野猪、琉球群岛、日本岛、亚洲大陆等地家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古代猪系东亚家猪血统，与琉球群岛的本地野猪相关；清水贝丘（shellmidden）遗址弥生－和平时代，Yayoi－HeianPeriod出土的猪，出现一个独特核苷酸的插入现象，表明其与琉球群岛的现代野猪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弥生－和平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亚洲大陆的家猪已被引入到冲绳岛。综上所述，不难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古代DNA技术，探索家畜起源及发展的工作必将日益增多。

存在问题

无疑，家猪起源的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众所周知，野猪经驯化演变为家猪，其过程极其缓慢。而在驯化初期，家猪和野猪间，形态上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完全没有差别。欲鉴别这一时期的家猪和野猪，主要依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动物考古学显得无能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术，原则上也同样难显其能。这一点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学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个单位点的分子标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揭示父系血统对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思考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显而易见，家猪的起源应当发生在初级开发型阶段，即驯化的开始阶段。

Price认为，所谓驯化，就是经过不同世代的变异积累和环境诱发产生的发育变异之后，一大群动物逐步适应人类需求和封闭环境的过程。Bruford等的驯化定义为：改变动物或植物的遗传特征，使之更符合人类需求的过程。Diamond则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固定的食物来源；2、生长相当迅速；3、在封闭环境中繁殖；4、性格柔顺；5、不易惊慌等。以上学者的意见，可将家畜的驯化条件归纳如下：1、动物在人类的干预下经过世代的积累；2、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其食物主要来自人类的供给。显然，如何采用科学方法判断这两个条件是否形成，当是探索家畜起源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有如下四种方法：

1、食性分析。相对而言，家猪的栖息环境较为狭窄，其食物的来源也十分稳定，并与饲养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遗址出土猪骨为对象，分析它们的稳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与先民们的食谱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家猪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驯化初期，交通极为不便，文化交流颇为困难，猪只能近交繁殖。这样，利用RAPD、微卫星等多位点分子标记，可望捋清古代猪个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探明它们的世代和谱系关系。无疑，若发现有三代关系，即可推断猪已驯化。

起源范文篇4

（1）通过强化采集来保证食物供应；（2）增加劳力投入；（3）强化领土意识；（4）减少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人类借鉴动物觅食的习性和规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过严密组织、强化劳力投入、利用各种技术来开拓、利用和储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时代是利用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转变时期，是农业的发轫。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农业发展的条件》（1965年出版）和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史前期的粮食危机》（1977年出版）的论点：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

二、农业起源的发展阶段。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栽培植物，该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变化不大。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先人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农业的兴起。

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最早从理论高度阐释农业起源的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分辨出8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它们是：中国（136种植物）、印度（117种植物）、近东（83种植物）、委内瑞拉高地（49种植物）、安第斯山（46种植物）和苏丹—阿比西亚（38种植物）。中国的农业起源，一是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考古工作者通过碳十三与氮十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选法等，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过对内蒙赤峰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沟遗址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认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这四种植物都是现今常见的田间野草。兴隆沟遗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总之，农业起源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人口大规模的集聚，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改造自然，促进社会结构向高层次演进。

参考文献

1.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朱乃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概论》，《农业考古》，2005年

起源范文篇5

关键词：冷战的起源；英国；英美关系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长期较量，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对英国却不甚关注，更没有深入分析英国在冷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二战前后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格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试从英国的角度来分析冷战的起源，重点分析英国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以期有新的发现。

1英国在二战中牵制美国以分裂盟国的活动

反对苏俄的扩张乃是英国几百年来所坚持的传统外交政策之一。正如丘吉尔所说：“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那些话。”二战中的短暂合作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原来的矛盾仅仅是被掩盖起来而已，它必然要在大国间的合作中表现出来。

1.1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

早在苏德战争爆发，丘吉尔表示可以对苏联进行援助时，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但丘吉尔却一再加以拒绝，不愿意在英国还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帮助苏联减轻压力，而力劝罗斯福用北非登陆代替第二战场。罗斯福考虑到与英国政治上的结盟关系，不愿意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去得罪自己的资本主义盟友。就这样由于英国的一再牵制，使得罗斯福对苏联在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化为泡影。

1944年军事上的胜利已不能弥合因拖延第二战场开辟所造成的苏美之间的裂痕。斯大林从英美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行动中，对于他们与苏联合作的目的和诚意产生了怀疑，坚定了苏联的安全不能寄托于西方许诺的信念，坚定了战后一定要控制东欧，在苏联的西部边界筑起一道有利于国防的“安全带”的设想。斯大林的失望和愤怒是如此强烈，苏联和英美之间建立相互信赖的可能性受到的损害又是如此严重，以致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不无理由地认为，在第二战场问题上“许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或许是促成冷战的最具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1.2英苏在东南欧的冲突

为在巴尔干争得立足点，保障英国在地中海的生命线,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了著名的“百分比协议”，秘密划定了彼此在罗马尼亚、希腊、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这份背着美国签定的瓜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埋下了美苏冲突的种子。美国在战争中坚持“自决”原则，从战后自己独霸全世界的战略考虑出发，一向对于英国和苏联可能象一战中那样，私下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表示强烈反对。

在波兰问题上的冲突，既是苏美英战时同盟发生裂痕的导火线，又是战后美苏冷战的引爆点。波兰问题对英苏来说，事关荣誉和“生死的问题”，双方对此争论不休。丘吉尔不断致电罗斯福，要求英美联合起来向苏联施加压力。因为“长时间的推延对于苏联人极为有利，因为这样他们或他们的傀儡可以从容不迫地清洗他们所不喜欢的人。”133希望两国“毅然决然地起而应战”。美国在英国的一连串鼓动下，逐渐同意在波兰和东欧问题上和英国采取一致步调，共同抗衡苏联。

综上所述，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在战争结束前，针对战争形势的演变和同盟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早早就已经勾勒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其核心就是推动美国采取强硬政策，提防潜在的苏联威胁，极力促使美国继续留在欧洲大陆以平衡苏联势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和欧洲均势。

2战后英国的联美抗苏政策

二战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国际格局。英国沦为二流国家，苏联则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欧洲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有利于苏联及东欧民主力量的一边倒局面。追求均势是英国的外交传统，战后英国最为关心的便是恢复欧洲的势力均衡。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英国政府意识到必须首先重建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督促美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因而英美关系遂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依靠和支柱。

2.1伊朗危机与英美石油协定

二战中，为了防止亲纳粹的伊朗国王把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交给轴心国支配，英苏两国共同占领了伊朗。1946年在英美两国陆续撤出后，苏联非但没有按期撤军，反而还在占领区内支持与保护伊朗内部的分裂活动，制造了“伊朗危机”。

战后不久，眼见苏联迟迟没有撤军的意向，英国外交部就决定“作出一个重大牺牲，在平等的条件下，欢迎美国进入……长期以来被视为特殊保留地的中东”。1945年9月，两国签定了“英美石油协定”。英国试图通过给美国以石油利益，来换取美国对中东石油产区的保护。不过，当时孤立主义势力仍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美国不愿意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卷入与苏联的冲突中，在1946年4月以前，一直未批准这一协定。

1946年1月，伊朗向首届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对苏联干涉其内政的指控。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斥责苏联的举动是一种侵略扩张行为，提醒美国警惕苏联的野心，鼓动美国参与遏制苏联。从1946年春起，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从与苏合作转向对苏遏制。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被迫让步。伊朗危机的解决固然是美国改变政策，采取强硬态度的结果，但与英国的不懈努力也不无关联。

2.2拉拢美国共同分裂德国

德国地理上联结东西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英国看来，战后与苏联的对抗在所难免，德国有朝一日仍是对抗苏联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提醒美国人同苏联打交道将会危及欧洲的安全，并要促使他们支持对苏实行强硬路线”

英国自身的和德国英占区的经济问题成了英国分裂德国、遏制苏联的突破口。战后德国最急需的是粮食，英国占领的西北部的鲁尔区粮食缺乏尤其严重，这对本身经济困难的英国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根据波茨坦协议第14款规定，德国在被占领期间应被视为一个经济单位。于是，英国要求苏占区——德国的东部，粮食盛产区——向英占区提供粮食。但苏联政府认为根据盟国的约定，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各自控制，苏占区并无此义务而加以拒绝。解决不了英占区的经济问题，必然会造成该地区的动乱，从而危及英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于是英国即开始筹划分裂德国、分裂战时盟国关系,积极离间美苏关系，极力把美国也拉进分裂德国的阵营里。而当时美国仍然想维持与苏联的合作，并没有打算将彼此之间的冲突公开化。

1946年7月，英国正式提出：联合王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同其它占领区实行合作。之后更主动向美国靠拢，在1947年1月1日，与美国合并两国占领区，成立所谓的“双占区”。这是分裂德国的开端，战时的盟国关系走向破裂。

3英国正式将美国力量引入欧洲

3.1丘吉尔的冷战宣言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了铁幕演说。丘吉尔提出，美国应当负起对未来的责任。他声称“只有对抗才能阻止苏联的行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依靠有血缘关系的英语民族联合在一起”，号召英美结成同盟，要求美国领导自由世界发动反击专制主义的斗争，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实现英语民族对世界的统治。丘吉尔的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陪同他演讲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几次带头鼓掌喝彩，对转变美国领导人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而对苏联来说，铁幕演说是英美联合对苏冷战的开始。英国的统治者们明白要想长期有效的遏制苏联，就必须让美国更直接地介入欧洲事务，担负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英国的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允诺继续在欧洲驻军，同英国签定了双占区协定。但英国并没有满足，仍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把美国的力量正式引入欧洲。

3.2向美国移交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权利

英国使美国承担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发动对苏冷战的最重要的一招是将希腊、土耳其交给美国。

希腊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到1944年10月获得解放时，希腊共产党控制了大部分国土。英国通过百分比协议又重新控制了希腊，英军随后进驻并扶植傀儡政权。1946年，希腊共产党不堪忍受英国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重新起来战斗。对于英国而言，“由于军事和战略上的原因，不应该允许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控制之下”，应该主动地把这一地区的权利交给美国，鼓励美国承担起扶持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反苏的责任。

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鉴于国内经济困难，英国将不得不在3月底停止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英国希望美国政府取代英国来维护西方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利益，决不能让它们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这封电报象是在美国领导人中投了一颗炸弹。这实际上等于向他们说：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正撤离地中海，如果他们不去填补这个缺口，它就要被俄国人填补。”美国政府立刻意识到这是英国拱手将世界领导权交给了美国，美国应该当仁不让的把这个任务接过来。杜鲁门政府立即作出反应。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一篇咨文，要求美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援助，并派遣军事人员。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它的出台标志着战时大同盟的正式破裂，战后美苏冷战年代的正式开始。

冷战主要源于美苏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但是，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决不能低估忽视。英国工党政府在1946年上半年已制订出冷战政策，其基本点是：竭力抵消苏联的影响力，与美国结成亲密的联盟，推动美国采取强硬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确保英国的利益和安全。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政策才刚刚开始从在英苏间中立向和英国结盟联合遏制苏联转型，这个转型到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才完成。所以，英国并没有完全坐等美苏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它有着自己明确的冷战政策和外交目标，并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将其积极付诸实施。因此，绝不能忽视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323.

［2］［英］约翰·W·梅森.冷战（1945—1991）［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

［3］［比］E·N·德泽勒皮.丘吉尔的秘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161.

起源范文篇6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纪初到60年代

19世纪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学术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关系的研究上，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走上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但是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19世纪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经确信无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变化经常归因于不同的气候状况。这一时期的农业起源研究，更多地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结果。主要的观点是：距今13000年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巨兽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动物所取代，使人类的谋生方式更为多样化，人们的谋生努力从动物渐渐转向了植物；同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与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区内，接触更加密切，不仅积累了种植的知识，而且还对它们的生产进行了强化，在起初全由采集获得的种子植物中，经过驯化的植物比例缓慢增加，最后农业出现了。同时考古学家也开始介入农业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寻最早的驯化植物而不是弄清农业开始的这一进程，往往仅仅根据一粒植物种子、一个豆荚而就宣称进入了农业时代。

此时期以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理论最有名。柴尔德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描述食物生产的起源，而农业起源的发生是因为气候危机影响导致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成了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随着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夏季降雨迁至欧洲地区，干旱带来了间杂有绿洲的沙漠，人与动物聚集在绿洲中，这种共生导致了驯化的发生，然后这些动物的驯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ArmoldJ．Toynbee在他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中将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⑹

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考古学家Braidwood率领一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西南亚地区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在最近10000多年以来气候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同时他还提出，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样的环境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这些是与绿洲理论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区域理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食物生产革命的发生似乎是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文化的多样化和专门化的累积的结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区周围的山地居民对他们周围环境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他们开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驯养以前一直是猎食的动物。……通过文化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核心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⑺

这是一种生物进化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中，对于驯化的起源来说，这此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不断提高的经验和感受。这样，更早阶段的间冰期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变化，乃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是Binford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根本不能算是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论——无论是说某种内在的力量左右着生物进化的方向，还是说人类的先天品质决定了文化的进化，都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从文化进化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向需要有具体的解释，而用人类的先天品质作为这些趋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释。”⑻

3．20世纪60年代至今

从6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在美国开始兴起，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学家的兴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学的两个传统的目标之上了：文化历史及对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时也对第三个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进程的研究。因此此时的农业起源研究不仅限于编年与描述，同时试图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将会发生，也即开始探讨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

在此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发现与发明模式，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农业明显要比狩猎采集先进；二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狩猎采集者不能成为农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农业一旦发现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詖采纳，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上的特性。

但是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在许多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已经掌握了种子一植物关系的知识。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种山药。并将头切开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来挖掘，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可狩猎，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

这样农业起源研究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至今的学术流派。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1．人口压力说(人口／资源平衡模式)

美国的进程考古学家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关注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不是一直处于平衡中而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下的。转变是因为来自系统外的压力，而假设的压力来源是人口压力。⑾

作为这一模式的最早倡导者之一，Binford认为是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态位的变化，造成原来的人口一资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过了载能，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关于农业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依靠河流中的鱼类、季节性迁移的鸟类等季节性极强的资源作为食物，这样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向外移民，在邻近的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最先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载能。因此农业的起源不是文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促进变化的各种条件在以前从未出现过。⑿

Flannery对该理论进一步作了完善。他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资源耗尽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两万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地区均被人类占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外移民作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尝试着通过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供应。转向原来不被重视的广普性资源如水生或无脊椎物种，并且试图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区性状态。最终走向了农业。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一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出现了。⒀

由于人口压力在考古学上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学、古食谱等来推测人口压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设，如果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引起的，那么绝大多数狩猎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转向农业，而且一旦过渡为农业，他们便是以质量交换了数量，这样农耕者食谱的营养状况应该比狩猎采集者差，这种营养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学上，农耕者应该发病率增加、种群个体大小与体质下降、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骨骼的变形强度增加。而对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是存在的。⒁而对考古出土的食物营养价值的分析也表明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所带来的是食物质量的下降。⒂

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RichardW．Redding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伴随着食物采集、加工、贮藏等技术采纳而不断地接近、突破载能的，农业食物生产技术的采纳只是这一循环的最后一步；而在环境方面，可按资源的波动，区分出波动更可预测、次数少、程度不大和波动更不可预测、次数多、程度比较严重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农业这种食物的获取方式。⒃

2．多种因素理论

虽然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对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没有一个地区人口增长快速到足以影响附近地区的密度平衡。这里的农业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压力来解释的。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种依赖一个“主要推动者”来作为食物生产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某一种选择压力作用于任何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应是许多选择压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一个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变成一个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点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术知识——那就是对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对于为了长远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预期的收获的行为具有足够的理性；3、一种中等强度的地域限制，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种同时高度渴望与短缺的植物物种。只要满足了上面这些条件，世界上任何地区均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响是将人口压力的影响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几个因素之一。在这里，虽然人口压力仍旧是一种因素，但是其决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将农业起源的条件细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贮藏的技术的发展与积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潜在的物种的出现；植物可能的遗传学与生理学上的变化等。充分条件主要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采集者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是很复杂的，因此不仅农业出现的时间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长、危机的降低、人类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而推动的。只有满足了充分条件与必要的条件后，农业才可能在各地出现。⒅

3．进化理论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傢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作为一种范例，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是有区别的。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的，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的一种有意识控制的进化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Rindos将农业的形成过程分为偶然驯化、专门性驯化和农业驯化，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类与植物共生的结果。由于人类的活动，扰乱了原先的环境，一种新的棲栖地环境被创造了出来，植物群对它进行了预先的适应。这些在被人类扰动了的环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状态下生存的特征减弱，必须依赖于人类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产量提高，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大，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在农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建立与维护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对农业生态的进化的贡献可能与人一样大，因为是植物创造了使人类某些行为具有选择性的好处。从驯化到农业行为是对已存在的行为的一种强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是侧重点的变化，是源于一种已存在的经济的转变。

然而最后在论及现代植物种植计划与农业发展规划时，Rindos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困扰一食物与资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优化的庄稼的繁殖及对更高效的庄稼系统的发展。这又让人看到了人口压力的影子。⒇

4．社会结构变迁说

这一理论将食物生产与农业进行了区分，食物生产并不等于农业，食物生产是技术问题，而农业是commitement问题。Commitement不仅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问题。因此农业起源的前提条件，除了合适的地理生物条件、高效的采集技术、迁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应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的前提。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实质性的社会转变的催化剂，生产性经济其本身是在社会基础的某种发展层次上出现的。因此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就可以找寻出可能造成对生产的要求提高的潜在内部压力。

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个体家庭层次上的实用性生产，这种个体单元水平层次上的生产很容易失败，因此他们需要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亲属与其它关系的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实用性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可以称为“过剩”生产：承担社会义务的生产。这也是一种互助的支持系统，有另外一些社会义务需要“过剩”的生产：结婚、仪式和贸易联盟的财礼。因此更大的系统，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时个体的权力与和个体的财富与再分配能力相关，这也促进了个体扩大生产的欲望，特别是在开始出现分化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扩大的需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如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提供了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接地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定居允许积聚物品；允许永久性的贮藏；允许推动提高生产。贮藏与积聚的能力使对控制食物更加渴望，当食物具有价值时，就有更多的理由来进行增加数量。[21]

5．竞争宴享说

BrianHayden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因其数量有限与不稳定，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与充饥无关，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特別当那些驯化的物种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劳力投入很高或不易获得，那么其驯化是在竞争宴享相关性中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6．富裕采集文化说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24]他们只是作为植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因此影响都不是太大。

这一时期有关农业起源的还有一大争论是普遍的全球性理论的存在与否。

除了张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说是直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以上诸家学说都是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则的。但是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压力说不适应中中美洲；竞争宴享说得不到东南亚资料的证实；社会结构变迁说的前提条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与东南亚，可能在流动的狩猎采集时期即已开始了栽培，最后在农业开始以后流动还持续了几千年。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这种通则的存在。Flannery虽然是人口压力说的鼓吹者，但是他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西南亚，而农业起源的其它三个重要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其农业起源的机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认为只有进行每个地区的具体解释，这样才能考虑该地区农业出现的所有因素，否则都是不全面的。[25]

三、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些启示

从目前我国的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范例上，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会先后出现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编年与描述，即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编年体系，而不是对其演变机制的探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其它地区出现农业经济的原因。这种解释模式明显存在着下面两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编年体系再完整，时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点再单一，但总有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首先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对于它的出现的机制，这一模式根本没有触及。

其二、不能解释为何只有农业传播、沿承下来，而不是其他的文化因素。

因此目前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寻更早、更新的资料，也不是建立某种理论，而是研究范例的转变：从事件性的研究转变为进程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目前的编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脱出来，进而对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是，则离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的繁盛不远了。

注释：

⑴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m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l.33(1):109—139.

⑵摩尔根(美)著、冯汉骥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p34。

⑶Roth,H.L.1987.OntheOriginofgriculture.The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6:102—136.

⑷Candolle,A.d.1884.Originofcultivatedplants.London:KeganPaul,Trench.

⑸Childe,V.G.1951.ManMakeshimself.NewYork:MentorBooks.

⑹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rn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1.33(1):109—139．

⑺罗伯特·J·布雷伍德(美)著、陈星灿泽：《农业革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54—263。

⑻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⑼Rosenberg,M.1990.TheMotherofInvention:Evolutionary,Theory,Territoriality,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AmericanAn-thropologist,92(2),399—415.

⑽Roth,H.L.1987.OntheOriginofAgriculture.The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6:131.

⑾Bender,B.1978.Gaht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⑿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⒀Flannery，K．V．1973．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2)：271—310．

⒁Cohen，M．N1977．TheFoodCrisisinPrehistory．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Cohen，M．N．andArmelagos，G．J．1984．Paleopathologyattheoriginsofagriculture．Newyork：AcademicPress．

贾里德·戴蒙德(美)著、高星泽：《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2—322。

⒂P．C．切塔吉(印度)著、陈星灿译：《食物质量从采集和狩猎到农业的变迁：民族志的重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4—267。

⒃Rdee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ingand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oaeology,7:56—97.

⒄Bronson,B.TheEarliestFarming:DemograpgyasCauseandGonsequence.

⒅Henry,D.O.1989.ConsideringaUniversalCauseforAgriculture.FromForagingtoAgriculture.TheLevantattheEndoftheIceAge.Philsdeophy:Univ.ofPennsylvamPress,228—236.

⒆Green,S.W.TowardaGeneralModleofAgriculturalsystems.MethodandTheoryVol.3(Ed)Schiffer,M.B.,AcademicPress,311—355.

⒇Rindos,D.1980.Symbiosis,Instability,andtheOrin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e:ANewModel.CurrentAnthropology,21(6):751—772.

RiMes,D.19,84.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Evolutionaryperspective.AcademicPress.

Blumler,M.A.andByrne,R.1991.TheEcologicalGeneticsofDomestication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CurrentAnthropology,32(1):25-54.

O’BrienM.J.andWilson,H.1988.AParadigmaticShiftintheSearchfortheOriginofAgriculture.AmericanAnthropologist,90(4):958—965.

[21]Kabo,V.1985.TheoriginsoftheFood-peoducingEconomy.CurrentAnthropology,26(5):601—616.

Bender,B.1978.Gahter-huntertofainter:asocialper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GreenS.W.TowardaGeneralModelofAgriculturalsystems.MethodandTheory.3(Ed)M.B.schiffer,AcademicPrcss,311—355.

[22]布赖思·海登(加)著、陈淳译：《驯化的模式》。《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P25—40。

[23]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P190—205。

[24]Harris,D.R.1967.NewLightonPlantDomestication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AReview.GeographicalReview,57(1):90—107.

起源范文篇7

[KeyWords]origin;communicativefunction;evasion;cosmeticfunction;politeness

【摘要】委婉语是世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它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阶层和领域。英语委婉语作为众多委婉语中的一种，具有其产生的深厚渊源，其中包宗教与政治的，也包括文学与历史的。本文试图从宗教、种族、政治、文学、历史等方面入手来探讨英语委婉语的产生渊源。语言反映生活，并且总是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语言交谈中，由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制约，人们通常使用委婉语----这一“润滑剂”，使刺耳，不文雅的话变得委婉愉悦。它在人们的社会交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其避讳功能、礼貌功能以及掩饰功能三方面阐释了英语委婉语的社会交际功能。通过充分理解英语委婉语的起源及其社会交际功能，进一步理解英语语言文化，以避免社会交际中的各种冲突。

【关键词】起源;交际功能;避讳;礼貌;掩饰

1.Introduction

Euphemismisaculturalphenomenonaswellasalinguisticconcept.Everylanguagehasitsowneuphemism,sodoesEnglish.Itisdeeplyrootedinsociallifeandhasagreatinfluenceonsocialcommunication.AsanindispensableandnaturalpartofEnglishlanguage,Englisheuphemismhasattractedpeople’sattentionforalongtime.SinceEuphemismwascoined,ithasplayedaveryimportantroleinpeople’scommunication.Thecommunicationwithouteuphemismisunimaginable.Euphemismisusedlikelubrication,whichmakesthecommunicationgoonsmoothly.ThisthesiswillhaveanoverviewoftheoriginofEnglisheuphemism,andstateitssocialcommunicativefunction.

Englisheuphemismasalinguisticconcept,ithascloserelationshipswiththewesternculture,andittrulyreflectsthelifeandvaluesofEnglishpeopleandtheirhistory.Euphemismisaparticularlygoodmediumforaccesstotheforceoflanguagethathasprovidedaneffectiveapproachtounderstandingthehumanmind.ThestudyofEnglisheuphemismcanhelpusunderstandthewesterncultureandpromote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becauseeuphemismiswidelyusedin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SothereisagreatneedforustostudyEnglisheuphemism,including:itsorigin,itssocialfunction,etc.

2.ThedefinitionsofEnglisheuphemism

Euphemismisauniversallinguisticphenomenon.Nearlyineverylanguage,therearesomedisgustingwords,whichmakepeoplefeelembarrassed.Intheprocessofcommunication,theunsuitableortoodirectwordswillmakepeoplefeeluncomfortable,evenangry.Thenthereisagreatneedforustouseatactfulwaytoexpressemotion,exchangeideas.Thatistosay,touseapleasant,mildorindirectwordsorphrasestaketheplaceoftabooedwords.

Itisknownthateuphemismisaformoflanguageintentionallycreatedinsocialrelationtoachieveidealcommunication.Withoutthemanylanguagewouldseemtobevulgarandrude,voidofpolitenessandvividnesstosomeextent.Asacommoncommunicationintheprocessofpeopleusinglanguage,euphemismisanimportantwayforpeopletocoordinatethesocialrelationships.Likeakindoflubrication,euphemismenablespeopletoexpresswhatcannotbeuttereddirectlyandensurescommunicationtobecarriedsmoothly.Itisalanguagestrategyincivilizedsocietyforavoidingtaboo.Itisunimaginableifthecommunicationiswithouteuphemism.

Theword“euphemism”wasderivedfromtheGreekword“euphemismos”,whichmeans“fairspeech”.Theprefix“eu”means“good,soundwell”and“pheme”means“saying”or“speech”.Andthustheliteralmeaningof“euphemism”is“tospeakwithgoodwordsorinapleasantmanner”.Thatistosay,euphemismisusedasanalternativetounpleasantexpression,inordertoavoidpossibleloseofface,eitherone’sownfaceorthroughgoingoffense,thatoftheaudience,orsomeofthirdofparty.Thisunpleasantexpressionmaybetabooed,fearsome,orforsomeotherreasonsthatspeakerscan’torintendnottousesomecertainexpressiondirectlyonsomeoccasion.“InWebster’sEncyclopedicUnabridged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is‘thesubstitutionofamild,indirect,orvagueexpressionforonethoughtsubstituted’.RawsonBlunt,aBritishwriter,definedeuphemismas‘agoodfavorableinterpretationofabadword.’”[1]“EncyclopediaBritannica(1994)alsodefineseuphemismas‘afigureofspeechinwhichsomethingofanunpleasant,distressingorindelicatenatureisdescribedinlessoffensiveterms’”[2]

Fromtheabovementioned,wecouldclearlyseethateuphemismischaracterizedbyavoidancelanguageandevasiveexpression.Thespeakersusewordsorexpressionsasaprotectiveshieldagainsttheangerordisapprovalofnaturalorsupernaturalthings.Itisoneformoflanguageandalinguisticphenomenon

3.TheoriginsofEnglisheuphemism

3.1ThereligiousoriginofEnglisheuphemism

TheearliestEnglisheuphemismscomefrom“taboo”.Theword“taboo”comesfromTogan,akindofPolynesian.Itindicatesevasivelanguageoraction.[3]TheemergenceofEnglisheuphemismistomeettheneedofavoidingtaboos.Inprimitivesociety,peoplecan’texplainsuchthingsasailmentandsomesupernaturalphenomena.“Peoplehaveconfusionbetweenthenameofthethingsandthingsthemselves.Thenameisviewedasanextensionofthings.Justastheidiomsays‘Speakofdevilandheappears’.Naturallythewordsorphrasesrelatedtosuchthingsbecometaboos.”[4]Intheancienttimes,peoplehadblindfaithinghostsandGodstheyrespected.Theywhisperedandevenfearedthemsotheydidnotdaretoaddresstheirnamesdirectly.TheythinkitprofanetonameGod.Thereforethenamesofgodsbecometheearliesttaboos.Tospeaknameofgodswastoevokethedivinitywhosepowerthenhadtobeconfronted.Suchdangerouspracticeswerereservedforpriestsskilledinnegotiatingwiththesupernatural.Sotheusualwaytoavoidistoemployeuphemisms.Therefore,forthereligiousneed,alotofeuphemismsaboutreligionemerged.Forexample,inordernottodesecrateGod,peopleinEnglish-speakingcountryalwaysusesomeothernameforGodinsteadofcallingdirectly,suchas“Adonai,theAlmighty,Caesar’sCruth,theCreater,Dod,Gad,Land,Lawks,Lawd.”[5]Theoppositesideofgodisdevil,whichismoreterribleforpeople.Whenpeoplerefertothem,theytendtousesucheuphemismstoreplace:D,theBigD,theEvilone,theBlackone,theGoodman,Jesse,Oldboy,Ourfather,Lordoflords,Kingofkings,theLightoftheworld,etc.[6]

Fromtheabovementioned,wecanfindthatreligionbringsmanyeuphemistictermsinthereligiousmatter,especiallythenamingandaddressingofGodtothelanguage.

3.2TheracialandnationaloriginsofEnglisheuphemism

Itisknowntoall,thephenomenonofracialdiscriminationisdeeplyrootedinAmericainwhich“equalopportunity”isflatteredbyAmericanwhitepeopleasanequalrightenjoyedbyeveryone.Duetothepressureofsocialpublicopinion,althoughsomewhitesdiscriminatetheblackfromtheirheart,theywillnotexposethiskindofprejudiceinpublic.Meanwhile,fewpeopledaretohumiliateandpersecuteblackspubliclyfornoreasonatall.Inotherwords,thewayofdiscriminationbecomestactful.Therearemanyeuphemismsemergingforthisreason.Inthe1930s,‘nigger’isstillaneutralnouninEngland,andhasnomeaningofhumiliatingblacks.Butsincethiswordhastheobviousmeaningofdiscriminatingtheblacks,mostofpeopleinEnglandandAmericansusesomeothereuphemisticwords,suchas“coloredblack”instead.Whentalkingaboutsomeotherraces,itdoesnotoftenusethedirectwordsthatarerelatedtocolor.Peopleoftenusesomeeuphemisticexpression,suchasthegeographicname.

3.3Historical,literaryandpoliticaloriginsofEnglisheuphemism

FromthetimetheNormansconqueredEnglandin1066,Englishhasemergedmanyeuphemisms.Atthattime,themainreasontouseeuphemismisthatthelanguageusedbytheconqueredisoftendisparaged,andisthoughtasgrosslanguage.Theupperclasssurelydoesn’twanttolowertheirstatustousesuchwords.Inordertoavoidusingsuchgrosswords,theytendtouse“theelegantwords”,whichoriginatedfromLatin.AndthesewordsweremixedintoEnglishgradually.

Therearealsomanyeuphemismsinliteraryworks.Forexample,inHamlet,Shakespeareusetheexpression“Theundiscoveredcountryfromwhosebournnotravelerreturns”(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toexpresshisgreatsympathyforHamlet.[7]ThefamousAmericanwriterMarkTwainuse“release”toexpress“die”inhisworkTheAdventureofTomSawyer.Besides,politicsisafertileareafortheappearanceandgrowthofEnglisheuphemism,whichiscosmeticinexpressionbutdeceptiveinnature.Euphemismsofthiskindarealwaysconsciouslyanddeliberately.ThecosmeticeuphemismcanbeeasilyfoundinAmericanEnglish.Government’sdiscussionoftheVietnamWarwassaturatedwitheuphemisms.Villagesburnedandinhabitantsimprisonedwere‘Pacifications”;thewaritselfwasnotawarbuta“conflict”,the“bombing”becomes“logisticalstrike”or“closeairsupport”,and“killing”becomes“wastingtheenemy”.Theseeuphemismsareusedtodeceiveandtohidethedirtybusinessofwar.[8]Theuseofsuchpoliticaleuphemismshelpsgovernmenttobeautifytheactionandpreventpeoplefromtakinganyanti-governmentaction.Soinordertosatisfythepoliticalneeds,manyeuphemismscometoexist.

4.ThesocialcommunicativefunctionofEnglisheuphemism

Fromtheperspectiveoflanguagecommunication,euphemismfunctionstoavoidtaboos,toshowpolitenessandconcealfeelings.Thankstoeuphemism,itiseasyforpeopletoacceptthethingsthatarelikelytomakeothersfeelembarrassedorunhappy.Itispeople’sgeneralcharactertoexpresstheirideasasmildlyandtactfullyaspossible.Euphemismhelpspeopletoreachthisgoal.Fromthemomenteuphemismcameintoexistence,ithasplayedaveryimportantroleinourdailycommunication,andhelpestablishagoodrelationshipbetweenhumanbeingsandevenstrengthenthesocialstability.Euphemismaremotivatedbythedesirenottobeoffensive.Peopleusethemtoshowtheirpoliteness,toavoidbeingoffensiveandtomeetthepsychologicalandbeneficialneedsofbothspeakersandhearersincommunication.Butsometimestheyareusedtoconcealorcoversomething.Accordingly,euphemismservesthreebasiccommunicativefunctions:evasivefunction,politefunctionandcosmeticfunction.

4.1TheevasivefunctionofEnglisheuphemism

Theevasivefunctionofeuphemismistoevadeusingtaboos,enablingthespeakertotalkabouttabooedthingsfreely.Thesetabooedthingsarebelievedtobedangeroustocertainindividuals,ortothesocietyasawhole,ortobedisgustingandunpleasant,andcausefear.Suchtabooedthingsinclude:disease,disabilities,death,sex,bodyexcretionandbodyeliminationprocess,etc.Peoplecanuseeuphemismstotalkaboutwhatcannotbetalkeddirectly.

4.1.1Intermsofdiseaseanddisabilities

Peopleyearnforhealth,andfearforspecificdiseaseandeverysortofdisability.Sopeoplealwaysusetactfulwaytoexpressthem.Forexample,sexualorvenerealdiseasesuchassyphilis,gonorrhoea,ADIS,etc.arecalled“socialdisease”,‘communicativedisease”,etc.inEnglish.Besides,disabilitiesareverysensitiveareaineveryculture.InEnglish,“thedisabled,thehandicapped,theinconvenienced,theinvalid,auditoryimpaired,hardofhearing,talkwithone’sfingers”,etc.areputintoservice.[9]Soeuphemismplaysaveryimportantfunctioninoursocialcommunication.Withoutit,wesometimescannotcontinueourtalk.

4.1.2Intermsofdeath

Deathisaninevitablestageattheendoflife’sjourney.Itiscommonexperienceofhumanbeings.Yetithasbeenthesourceoffear—fearofthelossoflovedones;fearoftheendofone’slife;fearoftheactualprocessofdying.Therefore,allthesefears,worries,andunpleasantfeelingscombinedleadtoverbaltabooofdeath.Euphemismsconcerningdeathareextremelyrich.InEnglish,therearemorethanseventyeuphemismsfor“death”,including“tobegone,tobegonetoabetterworld,tobewithGod,tobreathone’slast,tocloseone’sday,todepartfromtheworldforever,todeparttoGod,tofallasleep,jointhegreatmajority,passaway,etc.[10]Nomatterwhythiswordisusedinacertainlanguage,peoplealwaystendtouselessharshwords

4.1.3Intermsofsex,bodyexcretionandbodyeliminationprocess

Wordsrelatingtosex,procreationandexcretionarehighlyrestrictedtomentionbecausetheymayevokedisgustingresponsesofpeople.Verbaltabooonthemisprobablymotivatedbytheintuitivedisaster,shame.Peopleallhavecertainfeelingsofwhichtheyaresoashamedthattheydon’tliketoadmiteventothemselves.Inpeople’sdailylifeorinsomeformaloccasion,ifthetalkordiscussionreferstosomethingaboutdrainage,peoplewilltrytoavoidusingvulgarlanguage.Theytendtousesomeimpliedorneutralwordstomakeconversationcomfortable.Forordinarypeople,thesafestwaytoavoidmentioningthesethingsthattheyhavetomentioninmanycircumstancesistouseanotherexpression—euphemismtoreplacethetruenameofsuchathing.Forexample,inEnglishtherearemanyelegantexpressionsfor“goingtoWC”,suchas:towashone’shand,tospendapenny,togoandseeone’saunt,toanswerthecallofnature,becausenaturecalls,etc.[11]

“Thetopicconcerningbeingpregnantistouchybecauseittendstoarousetheassociationwithsexualbehaviors.‘Tobeatroundbushes’isverynecessary,suchas“withchild”,“anticipating”,“excepting”for“pregnant”,etc.[12]Talkingaboutsexualintercourseistaboo.Expressionsrelatingtosexhaveheavilybeenveiledforthepurposeofavoidingawkwardnessandoffense.Sopeopleuseeuphemisticwordstotalkaboutit.Forexample,peopleevadesaying“hip”directlywhichisreplacedwith“buttock”,“bottom”,“one’sthing”,and“secretparts”donatessexorgansofbothmalesandfemales.[13]

4.1.4Intermsofoldage

EnglishandChinesehavedifferentfeelingsabout“oldage”.AChineseisproudofbeingold,whereasawesternerwillfeelirritatedandeveninsultedatmentioninghisoldness.InEnglishculture,peopledonotdescribeothersasortobedescribedas“old”becausetheold,whonolongerwork,areignoredbysociety.Therefore,peoplecreate“thesecondchildhoodgoldenyears,seniorcitizen,grayhair,maturegoldenage”whentheyreferto“oldage”inwhichitattemptstoconcealthefactofbecomingoldandavoidarousingoldpeople’ssadfeelingofaging.[14]

4.2ThepolitefunctionofEnglisheuphemism.

Politenessisanotherimportantfunctionthateuphemismsserveinthesociallife.Politenessisthesymbolofhuman’scivilizationandoneoftheimportantprinciplesguidingpeople’sactivities.Asakindofsignificantsocialactivity,languageactivitymustobservethisprinciple,too.Whenwehavetotalksomethingunpleasant,weshouldchooseeuphemisticwaytoexpressinordernottohurtothers.Beingpoliteisareasonableactionthatanyonewhoiskeenonface-savingwilltake.Thepolitefunctionofeuphemismistriedtoavoidbeingharshorimpoliteinthecommunication.Inotherwords,euphemismsaretominimizeimpoliteexpressionsandmaximizepoliteexpressions.Forinstance,whenateachercommentsonastudent’smoralconductsandschoolworkinfrontofthestudentorhisorherparent,heorsheshouldreportthefactononehand,andontheotherhandshouldtakeintoconsiderationthestudent’spsychologicalenduranceandtheparent’sface.Sotheeuphemisticwaytoexpressmightbe“Thestudentisabitslowforhisorherage”insteadof“Thestudentisstupid”.[15]

ThepolitefunctionofEnglisheuphemismisembodiedineveryoccupationallanguage.Occupationaldiscriminationgivespeoplepressureandemotionalirritation.Althougheuphemismscannotuprootthiskindofphenomenon,atleast,theycangivethemsomepsychologicalcomfortbyupgradingofcareername.Therefore,“engineer,manager,etc.”havebecomemoreandmorefashionable.“Dustman”ischangedto“sanitaryengineer”;“mechanic”to“automobileengineer”,“gardener”to“landscapearchitect”,“shoemaker”to“shoerebuilder”[16]InEnglish,therearemanyadjectivesaboutpeople’sappearance,suchas“goodlooking,handsome,pretty,charming,attractive”,etc.Theyareallcommendatorywords.Whentalkingaboutsomeonewhoisnotpretty,wecannotuse“ugly”or‘awfully’.Wehadbetterusesomeeuphemismssuchas“plain,ordinary,notparticularlylooking”,etc.insteadofthem.Soeuphemism’spolitefunctioncansavepeople’sfaceintheirprocessofcommunication.Itissoimportantthatwecannotneglectit.

4.3ThecosmeticfunctionofEnglisheuphemism

Besidestheevasiveandpolitefunction,euphemismhasthecosmeticfunction.Thiskindofeuphemismisusuallyusedinthegovernment,military,politicsandcommerce.Itreferstousinggoodwordstobeautifythings,whicharenotbeautifulinrealityandmakethethingbemorepersuadedandacceptable.Becauseeuphemismhasthenatureofvagueness,tosomeextent,itisdeceptive.Traditionallyspeaking,euphemismplaysapositiveroleinsociallife.Usingit,peoplecanavoidsomeembarrassedandungraciousoccasion.Butjustaseverycoinhastwosides,euphemismhasnoexception.Usingitsuitablycancoordinatesocialrelationships,butabusingitwillmisleadthepublic,willcoveruptheessenceofthings.Forexample,inmodernWesternsociety,thepooriscalledas“theneedy”,lateritwaschangedto“theculturallydeprived”,thento“theunderprivileged”,atlastto“thedisadvantaged”.Soitwillconfusepeoplethatthiscountryissorichthatthereisnopoorpeopleatall.

Firstly,thegovernmentandthemilitaryoftenusethemtodisguisetherealityfromtruth.Theydescribe“economiccrisis”as“recession”or“depression”;“attack”as“activedefense”.[17]Atthebeginningof20thcentury,therelationshipbetweenlaborandcapitalbecomestrained,andtheagitationofstrikingbecameaserioussocialproblem.Inordertohidethefact,politicianscallthestrainedlabor-capitalrelationshipas“industrialclimate”,strikingas“industrialaction”.Ifthenegotiationbetweenlaborandcapitalissuccessful,itwillbeclaimedas“productive”,onthecontrary,itis“counter-productive”.[18]

Secondly,thiskindofeuphemismiswidelyusedincommerce.Itisoftenusedtoplaytricksandtodeceivethecustomers.Thecommercialexaggeratestheproduct’sfunctionandquality.Inthesameway,theEnglisheuphemismisalsousedtomakecustomersfeelpleased.Forexample,inordertomeetthepassengers’senseofdignity,someAirlinescallFirstClassDeluxeClassorPremiumClass;SecondClassFirstClass;andThirdClassbecomeBusinessClass,EconomicClass,orTouristClass.[19]Doinglikethese,itseemsthatallpassengers’positionarepromoted.Theirpurposeistoattractmorepassengersandgainmoreprofitsbyusingeuphemismsinthecommunication,meanwhile,thecustomersfeelmoredecent,andithelpscustomerssaveface.

Inshort,euphemismofthiskindmaymakeanideamorepalatable,buttheyinflatelanguage,reduceprecisionandoftentamperwithtruth.Somepeoplecondemneuphemismasdemoralizingbecauseofitshypocrisy,whichotherconsiderthemusefulintheaspectofcoordinatingsocialrelationships.However,thefactremainsthateuphemismsareverymuchapartofthelanguage,andwhat’smoreimportantforusisnottodebatetheirmeritsordemerits,butrathertobeabletorealizethatEnglisheuphemismcanserveforthespecialsocialactivitiesundercertaincircumstance.

5.Conclusion

EnglisheuphemismasanessentialpartofEnglishlanguage,isobservedeverywhereandwidelyusedinpeople’sdailycommunication.

OntheissueoftheoriginandsocialcommunicativefunctionofEnglisheuphemism,thisthesishasatentativeexploration.Butthiskindofexplorationisinastateofdevelopmentbecauseeuphemismisdevelopedallthetime.Euphemismrootsineveryaspectofsociallife,andisdevelopedwiththeadvancementofsociety.EnglisheuphemismisamirrorofWesterncultureintheformofEnglishlanguage.Fromthemomentitwasborn,ithasdistinctculturecolor.Euphemismundoubtedlyreflectstheinnerrelationshipamongtheculturaltradition,socialvaluesandtheformoflanguage.

Inspeechinteraction,sometimes,outofpolitenessortact,oneusesapleasant,lessdirectwordinsteadofsomethingunpleasant.Usingeuphemismisspeaker’sactivepragmaticstrategyinacertaintimeandacertainsituation.EnglisheuphemismpromotesthedevelopmentofEnglishlanguage,andenrichesthevocabulariesofEnglishlanguage,givingpeopleafeelingofwarmandfresh.Inthe21stcentury,with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manysocialproblemsrise,too.Peoplecraveforthegentle,warmandeasyunderstoodwords.Euphemismemergesceaselesslyjustrightformeetingthispsychologicalneed.Asacommoncommunicationmediumandarhetoricmethod,Englisheuphemismwillbeusedwiderandwider.Somescholarsholdtheopinionthatitisunreasonabletouseeuphemismbecausetheyhavethenatureofdeceit,especiallyinpoliticsandgovernment.Butwecannotdenythefactthateuphemismisveryhelpfulintheprocessofhumancommunication.Twenty-firstcenturyisaperiodwhenpeopleofdifferentculturehaveevenmoretoucheswitheachother.SoitisvitalforustohaveagoodunderstandingofEnglisheuphemism.Itisunimaginableifthediplomaticnegotiationiswithouteuphemism.Usingeuphemismisakindoflanguageskillthateachofusshouldmaster.

Bibliography

[1]李青.ATentativeStudyofEnglishEuphemism—FromPragmaticPerspective.山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32.24P2

[2]吴长旗AnAnalysisofDiplomaticEuphemismfromthePerspectivesofCooperativePrinciplesandPolitenessPrinciple.重庆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P7

[3]韩银燕，刘蕾.从心理因素看委婉语的社会交际功能[J].沈阳师范大学学（社会科学版）.2005.3P146

[4]同[1]P4

[5]吴祥云.委婉语的社会功用[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P30

[6]同[5]P30

[7]毛新耕.论英汉委婉语的生成基础[J].云梦学刊.2004.3P3

[8]李胜娟.浅析英语委婉语的掩饰功能[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P94

[9]胡春梅.论委婉语的构成及功能[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1P32

[10]孔一峰,王彦君.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及其应用领域[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P59

[11]同[10]P59

[12]毕秀英AStudyonEnglishEuphemism.郑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11P34

[13]范丽群AStudyofCultureConnotationofEnglishEuphemism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P43

[14]王亚平,万雪琴.解读英语委婉语之交际功能[J].江西教育.2004.6P37

[15]牟宜武.论英语委婉语极其构造[J].甘肃科技纵横.2005.2P133

[16]陶三琴.刍议英语委婉语的起源及其社会功能[J].A南京卫生学报.2003.1P157

[17]王平.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及其构造方式探微[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4.4P62

起源范文篇8

（1）通过强化采集来保证食物供应；（2）增加劳力投入；（3）强化领土意识；（4）减少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人类借鉴动物觅食的习性和规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过严密组织、强化劳力投入、利用各种技术来开拓、利用和储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时代是利用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转变时期，是农业的发轫。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农业发展的条件》（1965年出版）和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史前期的粮食危机》（1977年出版）的论点：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

二、农业起源的发展阶段。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栽培植物，该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变化不大。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先人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农

业的兴起。

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最早从理论高度阐释农业起源的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分辨出8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它们是：中国（136种植物）、印度（117种植物）、近东（83种植物）、委内瑞拉高地（49种植物）、安第斯山（46种植物）和苏丹—阿比西亚（38种植物）。中国的农业起源，一是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考古工作者通过碳十三与氮十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选法等，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过对内蒙赤峰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沟遗址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认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这四种植物都是现今常见的田间野草。兴隆沟遗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总之，农业起源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人口大规模的集聚，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改造自然，促进社会结构向高层次演进。

参考文献

起源范文篇9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2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3]。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4]。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6]。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7]。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13种，其中贝类4种、鱼类2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6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其中哺乳类12种、爬行类1种、鸟类1种、鱼类3种、贝类2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图1)。

水稻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锛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4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11]。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参考文献]

[1]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A]．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年，总第7期。

[3]Boserup,E．1965．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e．

[4]Redd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er-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7)：56—97．

[5]HaydenB．Modelsofdomestication．In：GebauerA．B．etal．eds．TransitiontoAgricultureinPrehistory．MonographsinWorldArchaeol-ogy，No．4，Madson：RrehistoryPress，1992，11—19．

[6]Sauer,C．1969．AgrioulturalOriginandDispersals．Cambridge：TheMITPress．

[7]Bender,B．1978．Gather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s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Z]．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Z]．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10]丁金龙．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稻田与稻作农业的起源[J]．东南文化，2004年2期。

[11]蓝万里．我国9000年前已开始酿制米酒[N]．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5日。

AnArchaeologicalExplorationoftheOriginofPaddyAgriculture

起源范文篇10

一什么是小农经济

目前学术界对“小农经济”的理解存在很多的分歧，人们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经济”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2]；又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3]

“小农经济”的含义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实际上是有其确定的科学内涵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小农经济”的概念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把小农经济视为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方式，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是内涵基本一致的同一系列的概念，只是涵盖范围大小有所差别而已。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4]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这种小生产大体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1、它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或者说，它把生产和消费统一于个体家庭之中。马克思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5]他甚至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6]或“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7]。小生产又称“个体小生产”[8]，所谓“个体”，就是指个体家庭而言，并非只是指单个的农民。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个体农民”，实际上也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2、与此相联系的是生产的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的性质。这种小生产是“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9]。“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10]。“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11]与劳动生产的这种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12]因此，小农不但要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且总是“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13]。这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14]；因此，也必然是一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

3、它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经济。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15]这是一种不同于剥削者私有制的劳动者的私有制，“靠自己劳动挣取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16]。马克思把小农经济称为“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以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17]，而把小农称为“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18]。可见，“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19]，或者说，“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它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20]，是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的内涵比较宽泛，它既包括“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这种“典型形式”[21]，也包括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形式的从属关系中存在的，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或劳动条件实际上的所有或占有。马克思提醒我们，“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22]。这种小私有制根源于生产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细小、简陋和原始。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23]。马克思又说：“在小工业和到目前为止的各处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24]

根据马克思上述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界定为：农业领域内与简陋的手工工具相联系的、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以劳动的孤立性特征的小生产。或者说，小农经济是农业中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生产和小私有的统一。

以上是就共性而言。若就个性而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农经济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历史时期的小农经济因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的差别，也会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类型。这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的。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和夏商时期的小农

如前所述，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因此，小农经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个体家庭的形成。个体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不同于它所由脱胎的对偶家庭的主要之点是，它不但是一个共同生活和消费的单位，而且是一个从事生产和有独立经济的单位。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在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25]。个体家庭的形成是以分散的个体劳动的出现为其生产力前提的。马克思在谈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时说：“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和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26]据此，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恩格斯也谈到交换如何使公社分化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而“家长仍旧是劳动农民；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7]。这应该视为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具体历史事实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我国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不少房子遗址除了有生活工具外，还有生产工具、粮食、窖穴等伴随出土；这种情况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更为普遍，并出现在小房子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双室或套间等较大的房子。这些住房的主人显然是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它不但具有消费的职能，而且具有生产的职能。这表明个体家庭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住房遗址中，有些属于个体工匠的住房；但大多数个体家庭则是从事农业生产。[28]

这种情况，在古史传说中也可以找到踪影。如《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而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朞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29]

《淮南子·冥览训》说黄帝治理天下，做到了“农者不侵畔，渔者不侵隈”。《说文》：“畔，田界也。”

这里所说的田界不是指公社间的地界，而是指个体农民所占有和使用的耕地的标界。“畔”的出现及其受到保护表明，当时的农民已在从事“小土地劳动”，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这种情形延至后世，如《史记·周本纪》载虞芮之人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左传》襄公十五年郑子产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西周春秋时“农之有畔”，与黄帝尧舜时代一脉相承；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应该从黄帝尧舜时代算起。

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史迹延绵不断、灼然可辨；当时的“众”和“小人”等，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

夏商，尤其是商代，主要的农业劳动者被称为“众”。夏商的“众”，一些学者视为奴隶，看来是不恰当的。“众”在甲骨文中，作日下三人形，原意为太阳普照下的一群人；即“人三为众”（《国语·周语》）。进入阶级社会，“众”发生了分化，少部分成为统治者，大多数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众”虽然仍然保持有“人三（指多人）为众”的意义，但更经常地用以称呼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如《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少康奔有虞氏，“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众”既是井田制下（“成”和“田”都是井田制下的编制单位）的农业劳动者，又是少康的战士。在商朝建立以前，汤曾征调“亳众”（亳地之众）的牛羊和劳力，供相邻的葛伯祭祀之用，并为之耕种（《孟子·梁惠王下》）；说明这些“亳众”是拥有自己财产的农业劳动者。后来汤伐夏桀，对军队发表训词曰：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亟之。今汝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舎我穑事而割正（征）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尚书·汤誓》）

这些被称为“众”的战士是具有个体经济的农民，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抛下农活（即教所谓“穑事”）远征服役发出怨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汤因而不能不向他们作出解释。因此，从卜辞看，“众”虽有沉重的兵役和力役的负担，但并不能抹杀他们是具有独立经济的小农的事实。[30]

“众”相对于被称为“君子”的上层贵族来说，地位比较低下，故有“小人”之称。如《尚书·盘庚》，中篇是迁都前盘庚对民众的训话，上篇和下篇则是迁都后对臣僚贵族的训话，而要求他们向民众传达，“无敢或伏小人之攸箴”；这里的“小人”即中篇之“众”，或者是“众”的主体。从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看，夏商的“小人”之为小农更是无可置疑的。《逸周书·文传》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所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所有也。”《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这些“小人”从事农作以养家糊口，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当然是属于小农的范畴。

被称为“众”或“小人”的夏商小农，基本上是与贵族奴隶主同一部族或同盟部族之人，这是夏商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夏商尤其是商代存在“族”的组织，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不过我们不应把商代族的组织视为纯粹的血缘亲属组织，由于各部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商人的族中已融合了众多的不同成分。商人的族的组织，延续到商朝灭亡以后。《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时，鲁公分得“殷民六族”，康叔分得“殷民七族”，族之下有“宗氏”（宗族），宗氏之下有“分族”（大家族），分族中有“类丑”。先秦古籍中多“族类”连称或并称之例，“类”当指同“族”之人。[31]“丑”则是指来源于俘虏的奴隶。[32]这里的“类”，其主体就是卜辞中的“众”，《尚书》中的“小人”。同一族体的人在原始社会里本是平等的，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君子”和“小人”这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阶级。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见《国语·鲁语下》）。小人虽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备受压迫和剥削，有时甚至到了嫁妻鬻子的地步，但他们毕竟不是奴隶。他们保持了比奴隶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国语·周语上》引《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虽然是奴隶主贵族调和阶级矛盾的一种说教，毕竟说明“众”与奴隶主贵族属同一族体，有相互依存、利害与共的一面。上引《汤誓》，汤以最高领袖之尊亲自向颇多牢骚的“众”说明伐桀的理由，“众”有此面子，决非毫无权利的奴隶。商汤十传至盘庚，因受洪水威胁而迁于殷，引起相当一部分臣民、包括一些安土重迁的小农的怨尤；迁都前盘庚召集民众训话，申述了“视民利用（以）迁”的衷曲，一方面对不服从命令的民众进行恫吓威胁，另一方面又套近乎，声称“古我先后既劳乃袓乃父，汝共作我畜（善也）民”，并许诺“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尚书·盘庚中》）。这些“民”显然与商朝统治者属同一族体的人，有一定政治地位，并有自己的独立家庭与生计。

夏商小农既从属于族的组织中，又生活在农村公社之中，这是夏商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古书中记载的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及其变体。它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汉武梁祠黄帝象有“造兵井田”的榜文。黄帝时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私有制已经产生，部落与部族之间的战争相当频繁，故有“造兵”之说。但当时大规模开发黄河流域的低平地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农田沟洫系统，为了维护这种公共经济职能，不能不限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土地公有私耕的农村公社的建立，这就是原始的井田制。史称黄帝“明民共财”（《国语·晋语四》），以致“农者不侵畔”，应该理解为建立了农村公社的份地制。我国最早的小农经济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看来不是偶然的。以后，虞舜解决了“历山之农侵畔”的问题，使之“畎亩正”（《韩非子·难一》）；传说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而夏王朝建立后，“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礼记·礼运》）：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以份地制和沟洫制相结合为特点的井田制的继续和发展。甲骨文中的田字为区划整齐的方块田的形象，说明我国方块田制已有久远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上古时代会形成方块田的形制？这是和修建沟洫系统的需要有关的。因为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中，以方块田的周边最短（圆形者除外，但一般土地没有规划成圆形的）；在中国古代井田制中，土地经界和沟洫系统是结合在一起的，采用方块田制修建沟洫系统的工程量最少。[33]从周代的材料看，井田制下的田是有一定的亩积的，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作为农民份地的一“夫”即一“田”正是一个正方形的地块；这种方块田的份地大概由来已久。甲骨文中田字的形象所反映的就是沟洫制与份地制相结合的井田制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了的农村公社的地产。

在商代，田和邑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35]这些邑许多就是农村公社。邑的本义是人们集中居住的聚落，商代的邑有多种类型和含义，其中最基本、最大量的形态是村落。商代的这种村落考古工作者已有发现。例如在山东平阴县朱家桥的殷代遗址中，发掘230平方米，出土小型房屋基址21座，其面积7—12平方米不等，房屋内都有灶坑、一套陶制生活器皿和劳动工具，包括农具和猎具。这显然是一个邑即村落的遗址，而邑中的居民是以家庭为单位独立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这些居民理应是具有独立经济的小农。[36]关于商代聚邑的农村公社性质，杨升南曾根据河北蒿城台西等商代墓葬的葬式和人骨的“种”“型”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些墓葬中的人，其民族成份是很复杂的，埋葬在同一墓地中的，并非具有相同血缘的一群人。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商代的邑是农村公社而非家族公社。[37]甲骨文中有“邑人”之称，邑人就是村社的社员。这些“邑人”有自己的财产，卜辞中有“呼邑人出牛羊”（合9741反）的贞问，《周易》中亦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灾”（《易·无妄》六二爻辞）的记载。另外，邑人可以当兵，参加献俘典礼。邑人的这种经济与政治地位，和上述关于“众”和“小人”的记载是一致的。[38]

三西周时代农民成分的变化

上文谈到，夏商小农多为本“族”之人，周族在灭商之前的情况与此相似。当时周族已进入阶级社会，本族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形成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大众的阶级对立。这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所反映。但对该诗的时代性和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学术界理解很不一致，因此需要作一些讨论。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这首诗的时代性。毛序云：“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徐中舒《豳风说》斥为无据之谈，认为《七月》为春秋后期之鲁诗。李亚农已驳正之。[39]今补充论证如下：

1、李氏以卜辞（《殷墟书契后编下》三七·四：“贞，隹[唯]火。五月。”）证明大火星在商代确实是以五月昏中的；其后逐岁渐差，殷周之际，乃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矣。与陈奂《毛诗传疏》说一致，甚是。《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毛传》：“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二月也，民无不举趾以耕矣。”孔疏：“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月令》季冬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则修耒耜当在季冬之月，举足而耕，当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豳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不但《月令》夏历正月春耕，《国语·周语》也是夏历正月春耕。毛、孔看到了这种差别，企图以“豳土晚寒”解释之。但在黄河流域，“豳”地（在今陕西省旬县西南）的纬度并不高，不应比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寒冷；故此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据竺可祯的研究，在古代气候的变化中，周初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时期[40]。《七月》诗中季节的晚寒，正是周初气候寒冷期的一种反映。因此，无论从星象看或从气候看，《诗·七月》都应该是西周初的诗，而它的内容则是对周朝建立前情况的追述。

2、《七月》写农夫的生产和生活诚然是极其艰苦的，但他们仍有自己的工具、住房，吃自己的饭；从这些情况看，他们应有自己的私田，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这和西周其他史料所反映的情况大体一致。但诗中还描写农夫在每年收获后杀羊设酒，到主人的公馆中去拜年，一派和乐融融的气氛：“朋酒斯饗，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隶无疆！”这种情况说明农夫与主人是同族之人。虽然阶级分化已很明显，但仍有宗族或部族的纽带相联系。这应是周灭商以前的情形。因为周灭商后，周族各支被分封到各地，一个个成了卿大夫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夫一般是属于异族的，“野处而不暱”，不大可能出现《七月》所描写的场面。[41]但在周灭殷以前则是可能的。毛传的说法应有根据。

3、沈长云在《由＜诗·七月＞论及西周庶人的社会地位＝一文[42]中，对诗中“殆及公子同归”一语作了很好的解释，指出“公子”是女公子，“归”是出嫁；这位农家女担心充当女公子的陪嫁。文中以凉山彝族的材料说明这种陪嫁女是从同族的下层民众中抽取的。《七月》诗中所反映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领主制封建社会形态。我认为这正符合周灭商前的社会状况。

农业劳动主要由本族下层民众担任的这种情况，在周人灭殷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周的主要农业劳动者已不是本族的下层民众，而是属于异族的土著的或迁入的居民。

周族是以一个偏居西陲、地方百里的蕞尔小国而战胜“大邦殷”的。为了有效地控制其征服的广大地区，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的措施；据说光是姬姓国就分封了五十几个。周族灭殷时的人口，有人估计为六七万，有人估计为十五万人[43]；当然不可能很准确，但人口不多是毫无疑问的。以这样少的人口分封到广袤地区内的众多国家里，与被封诸侯一同到封国去的周族人都是被武装起来的，“比户屋而封”[44]，基本上都成了大小贵族，被称为“士”、“王人”。他们和为他们服务的工商居住在设防的城市——“国”中，而对居住在鄙野的、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土著居民实行统治。这就是西周的国野分治制度。《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治齐，实行国野分治：士与为其服务的工商居住在国中，士脱离生产，充当甲士；农居野，一年到头“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没有当甲士的权利，传称其“野处而不暱”，暱者亲也，农和士无论从阶级地位或民族成份看，都是判然有别的两种人。这据说就是取法于西周以来的旧制。要把握西周小农经济的特点，就不能不看到西周国野分治这一基本事实。

西周小农成分的这种变化，在其称呼中也反映了出来。从《诗经》看，西周的农民也有称为“众”的。如《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这些使用各种农具从事耕作的“众人”，自然是农民了。在《诗经》中，农民更多地被称为“农夫”或“农人”。[45]不过不管“农夫”或“农人”，都是指具体的从事农业的人，本身似不含身份或阶层的意义。在西周以至春秋时代，农民作为身份与职业统一的一个阶层，其称呼是“庶人”。“庶人”在当时的社会等级阶梯中处于士之下，工商和奴隶之上。如《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所谓“庶人食力”，亦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其庶人力于农穑”。《国语·鲁语上》载：“……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庶人既与工商并列，其“业”显然是农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被称为“庶人”，这种情形延续至春秋战国，如《管子·君臣上》：“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时令者，庶人也。”

为什么商代的农业劳动者多称“众”和“小人”，而西周的农业劳动者则多称“庶人”呢？这不光是语言习惯的不同。“庶”虽然亦有“众”义，有时可以通众，但其基本含义是卑贱、眇小、旁出（与正出的“嫡”相对）[46]。“庶人”一词不见于甲骨文和《尚书·商书》中，但在金文和西周文献中却屡屡出现，看来，“庶人”作为一个等级的称呼形成于西周初年。这既与周人形成了嫡庶之制有关，也和当时的军事征服有关。“庶”往往用以指称被征服的外族人。如把周公东征胜利后迁于成周殷民称为“殷庶”，把一般被征服的部族或国称为“庶邦”（《尚书·召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盖周灭殷后，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把殷人都变为奴隶，而是让他们“各安其宅，各田其田”（《尚书大传·大战》），但殷人整个从统治族变为被征服的族，地位降了一等，被称为“殷庶”。[48]周初分封，封国中被统治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土著居民，二是外来迁民，他们都属于被征服者。例如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鲁公受封时，分得“殷民六族”，还有“土田陪敦”。所谓“陪敦”，即《诗·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附庸”，是指附着在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这种“附庸”或“庸”，屡见于诗和彝铭。上引《左传》文还谈到分封时让鲁公“因（统治、役用）商奄之民”。商民即“殷民六族”，奄民即这些“土田附庸”；除了殷民六族的上层外，他们都被称之为“庶人”。大约康王时的《宜侯簋》载周王把虎侯改封于宜，除赐其川邑外，还赐其“在宜王人”、“宜庶人”和“奠伯”辖下的“卢”人等，“在宜王人”是原属周王的周人族属，他们隨原宜侯被封于此，构成为统治集团[49]。“宜庶人”是原宜侯受封时的宜地土著和外来迁民，“王人”来到以后，他们全都变为“庶人”。“卢”人则是新的迁民，也加入“宜庶人”的队伍。这些“庶人”都是异族，处于被统治地位，比属于统治族的周人即所谓“王人”低了一等。他们主要居住在鄙野，被授予土地从事耕作，即所谓“鄙以权庶”（《逸周书·五权解》）。夏商的众和小人主要是同族人，西周的庶人主要是异族人；三代农民名称的这种区别反映了农民成分的重大变化。

庶人居野，故亦称野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出亡于五鹿之郊，“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论衡·纪妖》引述此事时径称“耕者”。孟子向毕战陈述为滕恢复井田制的构想时说：“将为（有）君子焉，将为（有）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在西周，“野人”是以殷遗民为主体的跟泥巴打交道的农业劳动者，但他们原来的文化却比处于统治地位的周人先进。所以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亦称“氓”。“氓”之称，西周可能已经有了，《诗》中有以“氓”名篇者，其使用延至战国。如《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许行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为氓”。注：“氓，野人也。”“氓”，《周礼》称作“甿”[50]，作为“六遂”（相当于野）农民的专称，以区别于乡遂居民的泛称——“民”。在有的场合下也称之为“野民”。《周礼》中的甿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比起六乡的居民，负担重而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西周国野异制事实，虽则在《周礼》中国野之间的界线已经比较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