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刑化范文10篇

轻刑化范文篇1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司法体制

职务犯罪，指的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凭借自己具有的职务之便，在所从事的公务活动当中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侵占国家财产等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看，职务犯罪是一种极端腐败的表现。然而，随着职务犯罪轻刑化趋势的愈发突出，职务犯罪问题仍然是处在层出不穷的状况，这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刑法加以反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刑法反思

(一)轻刑化对刑法基本目标落实产生的阻碍作用。对于职务犯罪行为，刑法的根本目标是对其予以惩处，进而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为了能够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打击职务犯罪行为，立法人员在对刑法规定进行设定时，应当以较重的刑罚来提高职务犯罪分子的痛苦感，进而使那些潜在的职务犯罪分子出于畏惧心理而不敢去职务犯罪。实际上，职务犯罪分子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贪图利益的心理，而且这些人大多都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身份，他们在触犯刑法之前，通常会反复地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他们觉得收益远大于风险，那么他们才会去触犯刑法。由此可见，职务犯罪的轻刑化趋势，会降低职务犯罪行为的成本，这严重阻碍了刑法基本目标的落实。(二)轻刑化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法体系的建立宗旨就是定罪与处罚的强度应该与人身危险性相符合，同时也应该与特定的社会危害性相符合。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工作中，罪责刑相适应是构成刑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1］。所以，司法人员在办案时应充分考虑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所具有的特征。在这种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准则下，社会主义的法治工作不应该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加以纵容。也就是说，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在本质上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准则，也无法体现出刑法原则应具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三)轻刑化影响了法律文化的健康。在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抑制过程中，刑法本该起到核心性的作用。刑法应当通过严惩犯罪分子的方式，塑造一个良好的守法氛围，这也是从根源上对各类职务犯罪加以整治的必要条件。但是，刑法惩罚的轻刑化趋势严重阻碍了防控犯罪行为机制的落实，也无法塑造出优良的舆论气氛。刑法对犯罪惩罚的轻缓化，很难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到刑法的威严和力度。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人民群众会逐渐地失去主动监督腐败问题的热情，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力量，而且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也会逐渐丢失，这会使职务犯罪行为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变得更加的频繁，严重影响了法律文化的健康。

二、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现状的具体策略

(一)转变最基本的刑法理念。近些年，很多国家都建立并实施了短期的自由刑以及非监禁刑，这些新的刑罚手段的建立显示出了刑法正向着轻刑化的方向改革。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趋势来看，刑罚的轻缓化代表着人类文明正在不断地进步。但应注意的是，轻刑化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每个国家所独有的的经济状况、社会形势以及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而且在职务犯罪的刑罚以及追诉方面，绝不是越轻越好，因为对职务犯罪人员进行轻刑化处理应当充分考虑每个国家的社会形势、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群众对轻刑化的接受程度。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处在“大贪不竭”、“小官巨腐”的社会形势下，那些层出不穷的职务犯罪事件已经充分地表明，我国目前的刑法对于职务犯罪的控制已经陷入了失控的状态，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缺漏。职务犯罪不仅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也超出了人民群众的容忍程度。因此，我国的司法人员必须转变最基本的刑法理念，对于职务犯罪人员应给予严厉的惩罚，这样才能改变我国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现状，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选择。(二)对立法中的缺陷加以修补。若想真正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现状，除了要转变最基本的刑法理念之外，还应对立法中的缺陷加以修补，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扭转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发展趋势［2］。首先，立法机关需要构建一个严谨缜密的法网，通过健全立法的办法来对职务犯罪行为予以打击。立法机关应当从根源上对官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加以杜绝，对惩罚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文加以完善。立法机关应摒弃掉一些迂腐的观念，缩小职务犯罪的起点差别，塑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罪刑法定氛围。其次，刑法应适当地降低定罪的标准，全方位地设置构成职务犯罪的各方面要件，在对定罪标准加以完善的同时，也应保障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只有降低了定罪标准，构建出严谨慎密的刑法网络，职务犯罪分子才会无处可逃，承担其应有的犯罪代价。例如，立法机关可以设置严密的财产刑与资格刑，这会提高职务犯罪的整体成本，让犯罪人员产生非常强烈的痛苦感，从而告诫那些潜在的职务犯罪分子，不要尝试去触犯刑法。(三)完善与职务犯罪有关的司法环节。单纯地对立法加以完善，是无法彻底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现状的，司法环节的执行与贯彻程度才是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关键。只有让司法环节紧密地配合立法来开展工作，使立法环节与司法环节得到共同完善，才能真正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现状。对于职务犯罪有关的司法环节加以完善，可以对良好立法规定的实施起到促进作用，使刑法的真正价值得以体现。因此，司法人员应该积极扭转原有的观念，以身作则，对以往所使用的错误的刑法裁量以及宽松的执行方式加以纠正。例如，司法人员在对职务犯罪分子有着自首、立功等行为的案件进行判定时，必须要严谨、公正地对职务犯罪分子的自首、立功等情节加以认定，判断是否应该对其从宽处理，并且司法人员应做到依法裁量，谨慎地选择是否实施免刑或缓刑。也就是说，司法人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放纵犯罪分子的行为，司法人员必须要让犯罪分子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我国刑法所具有的权威性。司法人员在执行刑罚时，绝不能存在任何有损司法权威的职务行为，对于职务犯罪分子的减刑或假释条件要严加把控，杜绝法外开恩的行为［3］。

三、总结

由此可见，职务犯罪轻刑化是由我国的刑事立法及司法体制不够完善等因素所造成的极端现象。职务犯罪轻刑化不但阻碍了刑法基本目标的落实，还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重影响了法律文化的健康。因此，相关部门应转变最基本的刑法理念，对立法中的缺陷加以修补，并完善与职务犯罪有关的司法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现状得到改变，使反腐倡廉工作得以更好地开展。

［参考文献］

［1］彭程．贪污贿赂案件刑罚轻刑化现象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2］高蕾．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轻刑化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5．

轻刑化范文篇2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轻刑化范文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包括积存、重报)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然而，尽管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质量不断提高，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亦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当人们欣喜于上述数字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对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感到忧虑。职务犯罪量刑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若任其发展下去，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职务犯罪的轻刑化倾向，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棘手而又不得不妥善化解的难题。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一)立法自身存在缺陷

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之宽(1至10年)在刑法规定中实属罕见，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

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现行刑法对于贪污罪和受贿罪采取以固定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模式，其立法初衷是为了在全国统一标准，防止各地司法机关自行其是，但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虽然容易操作，但却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12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同样犯罪数额在发达地区与其他落后地区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显然不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审判机关通常选择以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为由进行修正，跨格减轻处罚。

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因而该规定过于粗疏、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二)侦、诉、审各部门对自首等情节认定失之过宽

实践当中，多数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并未主动投案，而是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或检察机关调查期间才交代罪行，对于这种情况，检方往往以“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如实交代犯罪”为由来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而审判机关对此予以认可，从而为职务犯罪轻刑化处理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自首的两个法定要件。在纪检监察部门及检察机关已经掌握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涉案人员虽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交代犯罪事实的，不符合自首成立的条件。可喜的是，2009年3月18日，两高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到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已将该点予以明确，这也为防止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增加了一道屏障。

(三)非法律因素的干扰造成缓刑适用率高

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许多人案发前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大多背景深厚、关系复杂，一旦案发，求情的、打招呼的蜂拥而至。相对于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职务犯罪案件的主体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面临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而最突出的就是要求不要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从量刑幅度上讲只要判3年及以下有期徒刑徒刑，就可以争取宣告缓刑。而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就可以保有人身自由。因此，犯罪主体和各种干扰力量会利用可观的人际资源和其他资源，通过各种渠道来争取缓刑、保留公职，从而造成大量缓刑的适用。

二、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危害

(一)容易引起执法公信力的缺失

职务犯罪适用缓刑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刑事案件的适用比例，而检方因对于案件的处理是否抗诉产生畏难情绪，导致抗诉力度不够。同时，由于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后便将其释放交付考察，没有对其规定任何补偿义务，被告人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制裁。因此职务犯罪案件缓刑过多的结果，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似乎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没受到任何制裁。这不免给人一种误解，判缓刑等于没有判刑或者缓刑可以用钱赎罪。因此，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

(二)增加诉讼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犯罪分子，判决尚未发生效力的，不能立即交付执行。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押，一审法院应当先行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改为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由于现行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制度强制性低，一审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上诉期限内串供可能性大，加之贪污贿赂犯罪对口供的依赖性大，二审当中，犯罪分子一旦翻供，就给法院查明事实增加了难度。

三、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防治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止轻刑化的根本条件

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贪污、受贿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鉴于《刑法》第383条第3款以及386条的比照规定给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从而对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2.增设剥夺担任一定职务的资格刑及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可以使犯罪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刑罚对其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严厉谴责，进而体会到因犯罪行为丧失某种权益的痛苦和丧失名誉、地位的耻辱，而起到增加犯罪成本，抑制行为人犯意产生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对潜在的犯罪人产生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此外，对职务犯罪应增设罚金刑。刑法规定了两种财产刑即没收财产和罚金，鉴于我国目前家庭财产所有权状况不明晰，没收财产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对职务犯罪增设罚金刑，而对于罚金数额，则建议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一个幅度，便于各地统一掌握而又不失灵活。

3.完善缓刑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应设定具体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对于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处实行听证制度。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缓刑、免处的听证制度，即凡拟适用缓刑、免处的，必须经过听证程序，由法院主持听证，邀请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员等参与听证程序，对被告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公开听证。再次，立法可考虑增设相关缓刑义务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实质性责任，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缓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改善缓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见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量刑建议是防止轻刑化的有效手段

实行量刑建议是防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审判活动中，检方应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履行了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让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阳光化，促使审判人员认真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要严格控制量刑的范围，以免使得量刑建议形同虚设。公务员之家

(三)实行检审协调机制是防止轻刑化的基本要求

首先，就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应按照检察一体化机制的要求，实行公诉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及时两部门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应强化诉后协调，实现衔接促动。公诉部门应根据自侦案件定性分歧大的特点，通过搭建诉后沟通协调平台，使自侦案件质量监控路径后延，以有效促进检、法执法标准的统一。

(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防止轻刑化的法律保障

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转变重配合服务、轻监督制约思想，既要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中执法不严的情况进行监督，又要对审判机关重罪轻判、量刑畸轻、滥用缓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诉人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要充分运用口头监督、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手段进行监督，要充分利用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机会，倾听审判机关意见，充分阐述公诉机关的主张，促使审判机关依法提高判决、裁定的准确性、合法性。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该抗诉的要坚决依法抗诉。据悉，为了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倾向，改变地方检察院明知量刑过轻而不敢或者不愿抗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正酝酿出台新的制度，拟对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这无疑为加大审判监督力度打了一剂强心剂。上下级检察院“共同审查一审判决”的方式很值得期待，因为它能够有效地消除下级检察院不敢抗诉和不想抗诉的现象，最大限度地减少外来干预，更独立地适用法律，实施监督。

轻刑化范文篇4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

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再者，证据收集不充分也会导致案件判决的轻刑化。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难以达到充分、确实，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这也是导致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防治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贪污、受贿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从而对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2.完善缓刑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应设定具体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对于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处实行听证制度。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缓刑、免处的听证制度，即凡拟适用缓刑、免处的，必须经过听证程序，由法院主持听证，邀请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员等参与听证程序，对被告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公开听证。再次，立法可考虑增设相关缓刑义务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实质性责任，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缓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改善缓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见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议权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审判活动中，检方应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履行了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让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阳光化，促使审判人员认真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

(三)实行检审协调机制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应按照检察一体化机制的要求，实行公诉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及时两部门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保障。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转变思想，既要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中执法不严的情况进行监督，又要对审判机关重罪轻判、量刑畸轻、滥用缓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诉人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该抗诉的要坚决依法抗诉。

(五)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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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

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再者，证据收集不充分也会导致案件判决的轻刑化。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难以达到充分、确实，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这也是导致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防治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贪污、受贿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从而对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2.完善缓刑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应设定具体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对于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处实行听证制度。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缓刑、免处的听证制度，即凡拟适用缓刑、免处的，必须经过听证程序，由法院主持听证，邀请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员等参与听证程序，对被告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公开听证。再次，立法可考虑增设相关缓刑义务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实质性责任，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缓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改善缓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见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议权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审判活动中，检方应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履行了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让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阳光化，促使审判人员认真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

(三)实行检审协调机制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应按照检察一体化机制的要求，实行公诉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及时两部门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保障。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转变思想，既要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中执法不严的情况进行监督，又要对审判机关重罪轻判、量刑畸轻、滥用缓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诉人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该抗诉的要坚决依法抗诉。

(五)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前提条件。

轻刑化范文篇6

误区之一：重刑轻财的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刑罚适用价值观。而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观念薄弱，长期以来，重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从中国历代的刑法典中可以体现出来。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以集中、垄断、大一统为特征的政治社会，国家控制了全部的社会资源、使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制度、社会结构深深地烙上了这种所有制模式的印迹，刑罚成为国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因而，刑罚的价值观体现了安全和秩序的价值观至高无上。尽管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刑罚的价值观不再单一，也趋向多元化，如财产刑在现行的刑法中地位的加大体现了效益刑罚价值观的地位在上升。但当前，经过多年的“严打”，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领域，重刑观念在一些地方亦有突出表现：重刑率是作为对审判机关进行评价、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和成绩来看待的，审判机关也往往用重刑率来说明审判效果和成绩。而这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民众的认同。所以法官在裁量刑罚时也重刑轻财。这种传统和现状危害是很大的，除了破坏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之外，增加的不必要的诉讼投入也是惊人的。这里有一个1997年刑法修改时对适用重刑不可取的统计数据：一个劳改犯劳动一年，国家财政要投入2300元。当时全国适龄儿童免费入学所需费用平均不到200元，年以一个劳改犯多劳改一年，就有10个儿童不能免费入学。我国一年处理刑事案件几十万件，如果一个案件的一个罪犯多判一年，加起来就是几十万年，就涉及几百万儿童不能免费入学，文盲增加，犯罪率必然增加，就进入了恶性循环。②而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们本能地会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加大刑罚量。难怪菲利说：“用暴力来纠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③在这一方面，我国十几年来的“严打”实践就是明证。重大刑事犯罪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④因此在刑罚功能上不仅仅要认识到其有安全和秩序的功能，而且要认识到其有效益和效率的功能，也就是学者所说的谦抑的功能。而财产刑是提高刑罚效益，降低刑罚成本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刑罚谦抑功能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实践中要少重人身刑，多用财产刑。

误区之二：适用刑产刑,会导致以罚代刑。

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之所以适用率低，还存在一个思想误区是怕被指责为以罚代刑。根本原因是认为财产刑是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而资本家有钱可以以罚代刑。以钱赎罪。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财产刑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品，正如生命刑和自由刑一样，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成果，是实现刑法效益功能的重要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如法国新刑法典提高了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从罚金刑在分则中的适用来看，全部侵犯财产之重罪与轻罪、全部危害民族、国家及公共安宁罪、妨害公众信任罪、坏人结社罪、违警罪，都挂有罚金刑。在侵犯人身之重罪与轻罪中，挂有罚金刑的条文比例多达95％。尽管新刑法典没有明确指出罚金刑是主刑，但从条文含义看出，罚金刑事实上居于主刑地位。⑤而在我国，修订前后的刑法都将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因为财产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因此判处财产刑不存在以罚代刑的问题。而且符合刑罚改革的历史潮流，即轻刑化。因此要破除适用财产刑是以罚代刑，是西方金钱万能观念在刑罚上的体现的陈旧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要解放思想，大胆适用财产刑，用足财产刑。这既是顺应了刑罚轻刑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刑法本身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适用财产刑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罚金和没收财产是两种不同的财产刑。

修订后的刑法较修订前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有139个条文中规定了罚金刑，主要集中规定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两章之中，对这些犯罪仅处以自由刑，有时很难收到预防犯罪之功效，而罚金刑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使犯罪人深感无利可图，以触其痛处，而且有利于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而没收财产作为一种财产刑，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情节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对这些犯罪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既是对贪财图利的罪犯给以应有的惩罚，也是对他们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予以必要的剥夺。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是两种不同的刑罚方法。通过两种财产刑适用对象的不同，相比较可以得出没收财产刑是一种较重的附加刑，适用的一般是重罪。罚金是一种较轻的附加刑，适用的一般是轻罪。而且这两种财产刑的执行方法也不相同。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而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这意味着没收财产刑必须没收犯罪人个人现有的财产，而罚金刑则不必受此限制。具有更灵活的特点。认识到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差异性，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适用财产刑很有裨益。因为我国刑法在某些情况下，对同一条文同时规定没收财产与罚金供法官选择，这时分清二者之间的差异对准确适用刑罚是十分必要的。如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时适用罚金还是没收财产？这当然要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严重程度，对危害重的用没收财产刑，危害轻的用罚金刑。这种细微之处往往能体现法官的法律素养的高低。

二、要更新观念，在实践中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

刑法规定的财产刑的适用方式有多种，其中规定单处没收财产的很少，主要是是单处罚金的多，虽然刑法很多条款里都规定了可单处罚金，但我们很少看到案件中有单处罚金的判决。罚金刑与人身刑相比，首先可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效益功能，因为罚金只有收入，没有支出，经济性十分明显；其次罚金刑还可以避免犯罪人在狱中恶性感染，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在单外罚金刑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不予关押，因而可防止犯罪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性性；再次，在司法实践中，误判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罚金刑与人身刑相比，在发生误判的情况下最易纠正。人身刑是剥夺人的自由，发生误判，虽然可无罪释放，但改判前已经失去的自由已无可挽回。只有在单处罚金的情况下，发现误判，可以向受刑人返还其缴纳的金钱，赔偿其利息，使误判得到彻底的纠正。由于单处罚金刑有种种益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摒弃重刑轻财的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财物刑的观念必将发生变化，依法适用财产刑同样可以起到制裁违法犯罪的的震慑作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要把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充分利用起来，而且要用足，充分发挥财产刑的应用功能。

另一方面，法官在实践中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无限夸大财产刑的功能。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判处单处财产刑时要充分考察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因为量刑的事实根据应当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⑥在刑法规定可单处财产刑的犯罪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般都不太大，因此在量刑时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人才能单处财产刑，否则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其再犯罪的可能性。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应当重视的因素有：

1、犯罪人的罪后表现。犯罪人的在犯罪后表现，能够反映出行为人内心悔改程度和行为人接受教育改造、复归社会的难易程度。一般而言，行为人在犯罪后能真诚悔过、坦白交待、积极退赃、主动赔偿损失、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和减轻危害结果，表明其有悔改之情和赎罪之意，其人身危险性较小。反之则大。

2、犯罪人的履历。犯罪人的履历包括犯罪人的生活环境、犯罪记录及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等，这些因素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犯罪人的人格和犯罪人矫正的难易程度。犯罪人的生活环境，主要包括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等。一般来说，若行为人在良好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成长，即使偶尔犯罪，其也易纠正。犯罪记录，被称为“前科”指行为人在犯本罪之前是否犯有它罪，或者从事过其他违法活动的。犯罪人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评价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重要参数。犯罪人有“前科”则其改善的难度大，人身危险性就大，反之则小。

3、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主要是指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观罪过形式及其内容。主观恶性不仅是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的重要因素，对于衡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罪过形式有四种：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其主观恶性也是按上述顺序由大到小。

此外，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知识程度、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人的年龄等。

由于单处财产刑有种种益处，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人身危险性小的初犯、偶犯、少年犯要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在刑罚中应有地位和作用。

三、财产刑作为附加刑适用时与主刑并处时的关系问题。

1、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刑法上规定的可以并处财产刑中的“可以”？

在财产刑的适用方式中，其最主要的还是作为附加刑与主刑并科适用。这里的并科有两种。一是得并制，即可以并处也可以不并处。二是必并制，即必须并处。罚金刑几乎都是必并制。得并制主要存在于没收财产刑。这带来一个问题，即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认为刑法规定了可以适用财产刑这同时意味着也可以不适用财产刑。并以此为借口，不适用并处财产刑。笔者认为这种对刑法的理解有失偏颇。对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中“可以”的准确理解应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应当适用，即一般情况下应当。法官往往注重了这两个字的文字含义而忽视了其法律念义。这在理论界早已不成问题，但是实践中由于重刑轻刑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法官还往往固执己见。这不利于财产刑的正确适用。而且对不适用财产刑的特殊情况还要严格掌握。这种特殊情况应指⑴犯罪人确实没有个人财产或只有很少生活必需的财产，没收后影响其以后的正常生活的；⑵其赡养人或抚养人需要犯罪人的财产维持必须的生活、学习的费用；⑶犯罪人欠下的债务必须以其个人财产偿还的等等。对于其他一般情况则不能作为可以不适用财产刑的理由。

2、主刑与并处适用的财产刑之间的平衡问题。

财产刑在附加适用的时候与主刑（主要指人身刑）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即财产刑对主刑有没有影响，财产刑多判点人身刑能不能少判点？这在司法实践中又是个敏感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刑和附加刑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重刑思想存在诸多弊端，对犯罪人多判一年自由刑，将使全国几百万儿童不能免费入学，轻刑化是刑罚改革的潮流，任何一种社会危害都是可以通过价值计算的，就是说一个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折算成货币，货币再折算成标准劳动力。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很少用刑产刑让犯罪分子给予补偿，主要靠人身刑来补偿，因此刑期都较长。刘家琛副院长认为在经济发达、公民个人收也逐步增长的情况下，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损害，是可以用财产刑来进行补偿的。⑧财产刑多判点，自由刑可以判轻点。这里人身刑与财产刑之间就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当然这种轻是有一限制的。是在法定刑幅度以内的轻，不得以适用的财产刑重为理由突破人身刑的法定幅度。这点是必须严格掌握的。也是实践中切忌的。再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大的也不能因对其适用财产刑重为理由缩短其教育改造期限，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得以弱化。

四、财产刑的数额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1、我国刑法对财产刑数额的规定

我国刑法对没收财产刑的数额没有规定，实际上以犯罪人所有的个人财产为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家庭共同财产。

刑法对罚金刑的数额则作了多样化的规定：一是无限额罚金制。刑法分则未对罚金具体数额作出限定，由法院依案件情况酌定。如刑法第325条规定，单位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将收藏的国家不允许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至于其具体数额，法律未作规定。这类条文为数不少。二是限额罚金制。在刑法分则对罚金的上、下限作了规定，法官在此范围内进行选择。这类条文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三是倍比罚金制。这类条文也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如刑法第202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由于法律给予法官财产刑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因而判处罚金刑极易产生畸轻畸重现象。

2、对财产行使自由裁量权制约因素。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⑴犯罪情节。这主要指犯罪的危害程度。以此为依据，可以做到罪责相当。我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再如判处死刑一般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此犯罪人的犯罪情节是决定财产刑数额的最重要的因素。犯罪情节重的财产刑数额大，犯罪情节轻的财产刑数额相对较小。

⑵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这是刑罚个人化原则的要求。试想同一罪行对百万富翁和不名一文穷人同时判处同样的财产刑，这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对富人难以起到惩罚的目的。所以也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使刑罚特殊预防功能落空。这就必须考虑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对同一罪行因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判处的财产刑不同这不是量刑的畸轻畸重。所以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也是裁量刑产刑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我国刑法未作规定。如法国刑法典第132－24条规定：“法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依据犯罪情节及罪犯之人格，宣告刑罚并规定刑罚制度；法院宣告罚金刑时，还因考虑罪犯收入与负担，综合决定罚金之数额。”⑨第131－5条关于日额罚金的规定，也反映了这种精神。

轻刑化范文篇7

［关键词］轻罪;宣告可能刑;法益阶层

自1997年刑法生效以来，我国刑法领域对于轻罪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就理论层面而言，轻罪代表着一种虽然入罪，但是可以被刑法宽缓评价的部分罪名或者罪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刑法观念的更替，对于许多曾经是犯罪的行为有更强的包容性，从而认为其不是犯罪或认为其是危害性不大的犯罪。［1］在理论研究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轻罪与重罪划分的基础为何?轻罪的概念如何界定?轻罪圈是否应当扩充?轻罪适用的非监禁刑应当如何充实和完善?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地关注轻罪界定对刑事诉讼程序带来的改变，司法资源的节省，刑罚执行模式的变革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轻罪已经成为刑事立法中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轻罪的界定成为首要问题。轻罪的界定不能单纯的通过法定刑、犯罪情节等各种指标中的某一种来进行确立，而是需要一个从形式到实质，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评判。轻、重罪的价值判断主要体现为罪质的不同。何种犯罪性质是严重的，何种犯罪性质是轻微的，同一个罪名的犯罪性质无论何种情节是否完全一致都是罪质中需要解释的问题。罪质是一个犯罪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此犯罪区分于彼犯罪最为典型的特征。以“罪质”为标准是最为常态的划分轻罪与重罪的标准。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是以罪名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将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重罪，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轻罪。但是这种分类标准过于粗糙，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是绝对的轻罪或者绝对的重罪。例如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种交通肇事罪在刑事司法中往往可以通过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等方式获得典型的轻刑化处理或者采取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属于较为典型的轻罪范畴。但是当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则必须在重罪之下进行处罚。可见，在这种情形下，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则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轻罪界定时，需要借助复合罪质标准来进行。复合罪质标准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法益性质的确认。

一、轻罪标准确立的基础———法益的确认

法益种类无疑对犯罪性质产生最为核心的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法益为人的生命权，无论最终处以何种性质的刑罚处罚，只要刑法对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其行为必然侵犯了人的生命权———这一个人法益中最高级别的法益，即使其行为存在其他可以被刑法轻处的情节，故意杀人罪也应当是必然的重罪。很多时候人们对犯罪所关注的仅仅是刑罚结果，而并非罪名本身，罪名设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法益性质的不同，故意杀人罪(未遂)与故意伤害罪(轻伤)在某种场合下存在结果竞合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性质相同，法益存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区分罪质，而并非刑罚。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法益在对轻重罪划分时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标准。只有当法益侵害的是较低阶层的法益时，才存在轻罪的可能性。法益的阶层是划分轻罪与重罪的基本标准。部分法益的性质决定其无论侵害结果如何都不能被划分为轻罪的法益之中。如何划分法益的阶层就成为区分轻重罪的基本条件。法益阶层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应当根据以下标准来设置:第一阶层法益:国家法益，这里的国家法益应当做广义理解，国家安全、国防利益以及其他各种和国家法益相关的利益;公共法益，对于公共法益可以再做具体的划分，根据人身标准来设置，能导致严重人身伤亡的公共法益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根据影响范围大小来设置，能导致公共其他利益陷入不可逆的危害中的法益也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个人法益，主要针对涉及人身伤亡、对伤亡有着重大威胁的法益。(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所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全部罪名、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中的部分罪名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第二阶层法益:公共法益中涉及部分群体利益，但是这部分群体利益属于可恢复的法益或者是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风险、影响范围较小的公共法益;个人法益中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危险的法益、较为严重的财产法益和其他法益。(在我国刑事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罪、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中的大多数罪名)第三阶层法益:个人法益(主要是涉及较轻财产法益与其他法益)以及其他刑事立法明确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等等)从法益区分的阶层可以看出，第一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是必然的重罪，无论最终可判处的刑期如何。这部分罪名侵害的法益是刑法中最为重要的法益，体现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强势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轻罪化。第二阶层的法益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罪名是轻、重罪划分最为关键的领域。由于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弹性，如何对这部分罪名进行轻重罪的划分不能依赖罪名来完成，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认定标准来进行详实。第三阶层法益所涉及的罪名则是刑法典中最为典型的轻罪，可以通过罪名将其轻罪化，除非出现轻罪之外的重结果而需要发生罪名转化或者结果加重的情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开始通过增设新罪将部分原本具有民事性质的行为犯罪化来参与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突出矛盾，其不再是对那些“严重地”侵害生活利益的行为的反应，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这就必然使得轻罪的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的修正才能实现较为清晰的轻罪概念。

二、轻罪标准设立的方式———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

有学者认为，“由于罪行是犯罪的最小单位，又表明特定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罪行的轻重就无疑具有可比性。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轻罪是指轻罪行，重罪是指重罪行。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就是指轻罪行和重罪行的划分。”［3］也有学者认为“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为轻罪;除轻罪之外，其余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为重罪。”［4］将轻罪理解为罪行轻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刑法罪名设置的跨度广，以故意伤害罪为例，从其犯罪结果来看，可以分为故意伤害致死、故意伤害重伤，故意伤害轻伤，重伤致死的情形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故意伤害轻伤如果存在自首、立功等从轻或者减轻情节，最低可以到管制，在刑罚适用时可以适用缓刑。能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执行制度的罪名如果强行归结为重罪，显然不妥。除此之外，将宣告刑作为划分标准也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观点。但是，以宣告刑为标准是划分轻罪重罪面临的不能回避的问题。宣告刑除了受现实中具体罪行的轻重影响外，还要受人身危险性大小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法定、酌定情节的影响，以此为标准，会造成某一行为在宣判之前是否属于轻罪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也就失去了区分轻罪重罪的意义。［5］因此，在设置轻重罪划分标准时，具体的罪行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罪行考量的前提是法益所处阶层的许可①。也就是说只有在前文所提及的第二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才应当去考虑罪行对轻重罪的分类影响。罪行轻重需要评判什么因素，需要评判到何种程度需要通过设置具体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加以明确。(一)形式标准从区分轻、重罪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对轻重罪的区分并不是仅仅为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的初级、中级阶段来确定轻、重罪所分别适用的程序以及处罚方式。法益性质的确立可以在理论研究阶段完成，甚至可以通过立法途径来加以固定实现，但是罪行轻重却需要更为具体的价值判断和司法评判。这就需要为轻、重罪在诉讼初、中期的确定设置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和边界。轻罪形式上的标准或者边界确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设置宣告可能刑。提出宣告可能刑的意义在于轻、重罪标准必须与宣告刑的幅度大致相当。所谓宣告可能刑是指在诉讼初、中期阶段，由相应诉讼阶段的司法操控者对案件的整体进行适当评估，对最终可能的宣告刑进行预评判，最终得出具有一定幅度的宣告可能刑，以便于选择合理的诉讼程序，但是这里的宣告可能刑并不具备约束力，审判者不会受到宣告可能刑的限制。宣告可能刑的主体不宜作严格的限制，可以是侦查机关，也可以是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但是宣告可能刑的设置是否能够完全准确区分轻重罪，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也就是说，进行宣告可能刑的评判并不针对所有犯罪，也就是不符合罪名要求或者法益要求的犯罪并不需要进行宣告可能刑的预评判。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宣告可能刑应当设置什么标准来区分重罪与轻罪。“每个国家的每部《刑法》都为每一犯罪配置了高低不等的法定刑，也即标明了每个罪行轻重的法定刑读数。但由于这些读数从来没有说明过求解的方式和程序，因此，无从解释每一读数的由来和读数之间的差异。……这些法定读数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不准确。问题不在于读数的准确与否，而在于它们尚未经过任何论证。作为测量尺度的刑之于作为测量对象的罪，非但不像度量衡之于被测物品那样，精确性已不容置疑，甚至也不像价格之于价值，至少经过市场之手的拨弄和市场之争的考核。要形容的话，只能喻之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撇开价值规律的产品定价。”［6］(P．32)“法定刑与罪行的配置一经法律确定，它便是衡量和区分罪行轻重的唯一标准。”［7］当我们不完全在理论领域内讨论轻、重罪的问题，那就需要将轻罪的范围划分与司法实践的便利、司法资源的节约作为一个重要考察内容，轻罪的设置导致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结果就是程序的简化与处置结果的轻刑化或者非刑罚化，我们需要考虑宣告可能刑应当设置在何种幅度内才符合轻罪的价值内涵。虽然我国刑事立法没有对轻罪的界限作出明确的划分，但是在相关条款中也能看出我国刑事立法者的态度，例如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虽被判处缓刑的行为人可以在判决之后回归社会，尽管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但是与社会一般人的各种待遇基本一致。同时对行为人作出缓刑判决时，意味着这部分行为人经过国家司法审判被确定为“犯罪行为危害性较小”或者“对社会没有明显的现实危险性”的人群。由此可见，缓刑立法对于行为人的宣告刑的确立，为轻罪宣告刑的设置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对于三年以下的案件可以按照速裁程序来进行审理，充分说明三年以下刑期符合“轻罪”的部分特质。据此，我们可以将轻罪的宣告可能刑的界限设置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其以下刑罚。(二)实质标准宣告可能刑为轻罪的认定提供了必要的程序性标准，但是并不代表着满足程序性条件就可以称之为轻罪，轻罪还需要具备实质性的条件。我国用“社会危害性”大小来统一评价犯罪的轻重。刑法第13条“但书”中明确提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根据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犯罪程度的认定标准为“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性质是理论上构成犯罪条件的前提，也就是所有行为能够被刑法所关注的基础。而犯罪情节则是入罪的界限。而这里的情节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量刑情节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的情节是评判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标准，而社会危害性则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包括客观内容和主观内容两个部分，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并不与犯罪构成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形下，行为虽然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素，但是由于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并不一定被评判为犯罪，或者在实践中不作为犯罪来处理。例如关于强奸幼女的相关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此处的行为与一般情形下的强奸幼女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结果的轻微。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行为可不够成犯罪，当这两个条件缺乏任何一个，行为就应当被评价为犯罪。但是强奸罪属于行为犯，其犯罪构成并不以危害结果来最终确立，而是以行为完成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也就是说，这里的准强奸行为入罪与否并不能完全依赖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入罪体系，而应当适用“社会危害性”这一抽象的入罪体系。因此，我国刑法所提及的社会危害性所包含的情节应当是一个多层面、有限开放式的体系性内容，而非通过列举可以穷尽的各类犯罪情节。

三、轻罪认定标准模式

轻刑化范文篇8

1.刑罚轻缓化的前提是某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即某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所有要件，需要动用刑法来处理。其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需要根据立法必要性的原则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某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运用其他部门法处理该行为已显不足时，才能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交由刑法处理。第二，刑事法官根据刑法的规定确定某行为构成犯罪时，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尽量不动用刑罚或者当非用刑罚不可时，尽量动用较轻的刑罚。

2.刑罚轻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伴随刑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动态的过程。人类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进化发展过程，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从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刑法之进化的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刑罚的轻缓化。纵观历史，肉刑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死刑也正在逐步走向消亡，刑罚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走向轻缓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潮流。

3.刑罚轻缓化从整体上看，呈现由重到轻的发展趋势。但是，刑罚轻缓化不是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刑罚都越轻越好，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实行轻刑化，刑罚轻缓化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是有限度的。因为刑罚是应当严酷还是轻缓取决于时代的平均价值观念、取决于国情、取决于本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

4.刑罚轻缓化并不一概排斥重刑的适用。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就目前状况下用刑不宜太轻，对这些罪处以重刑，目的是为了减少这些犯罪，逐步减少重刑的适用。这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并不矛盾。其次，刑罚轻缓化不等于一味地从轻，刑罚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社会价值观念的产物，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社会的平均价值观念。

二、刑罚轻缓化实现机制

1.严格限制死刑适用

我国的死刑罪名在立法上设置偏多，司法适用上如不加以严格限制，必然导致死刑适用面过大，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日起全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决定对于死刑限制无疑是一个重要举措，它结束了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但这只是在死刑限制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在目前立法上死刑罪名没有削减的情形下，司法上的限制就成为关键环节。

2.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

管制刑与罚金刑不仅属于轻刑，而且具有替代自由刑的功能，应该扩大它们的适用范围。以管制刑而言，作为我国刑法中的一项独创，在现今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管制刑适用面较小，从某种程度上讲实际存在被虚置的现象。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应首先解决考察主体单一，以至于对管制犯的考察流于形式的问题。在考察主体上应增加社区参与考察，在考察的内容上，凡涉及一些具体的事项都交由管制犯所在社区来进行，并由社区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这样一方面便于考察的进行，另一方面也可减轻公安机关的负担和压力。此外，在规定考察内容时应尽可能细化，有可操作性并落实责任，而不能像现行刑法只要求管制犯遵守某些规定，那样很难对他们形成心理上的压力，也无法达到适用刑罚的目的。我国目前罚金刑的适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单独适用罚金的比例偏低，多数是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来适用；一是罚金刑执行难，各地都存在罚金刑判的不少，但实际能执行的并不多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不仅会涉及整个刑罚体系的重构问题而且效果也有待于考证，应进一步研究，对此持谨慎态度。但目前至少可以将单处罚金刑广泛地用于轻微犯罪，以替代自由刑的适用。在罚金刑执行问题上也应加以改革，可借鉴国外的罚金易科制度，如罚金易科自由刑等，这是解决罚金刑执行难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3.完善缓刑、假释制度缓刑

假释属非监禁化措施，也是实现刑罚轻缓化的重要制度。我国现存的缓刑制度只适用于被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适用面过窄，也不符合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应将缓刑制度扩大适用于所有的未成年犯、初犯以及过失犯。对于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定标准做出具体规定，以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对缓刑犯的考察应进一步细化，并落实日常管理和考察责任，避免使考察流于形式，以至无法达到适用缓刑的目的。学界有学者提出建立缓刑保证金制度，即人民法院在判处被告人缓刑后，可以责令其提供担保人，担保人应出具保证书，并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该被告人在缓刑期间能够认真改造，遵纪守法。

4.重视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惩治犯罪中的作用

非刑罚处罚方法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外的其他处罚方法的总称。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非刑罚处罚方法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及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长期以来，我们更多重视的是刑罚在对付犯罪中的作用，而轻视甚至忽略了非刑罚处罚方法的作用。刑罚固然是实现刑事责任的重要环节和手段，但刑事责任的实现途径是多方面的，刑罚并不是唯一的途径。非刑罚处罚方法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手段之一，也是实现刑罚轻缓化的重要举措。

5.开展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监狱行刑)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或处以其他社区刑罚、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五种罪犯：(1)被判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目前，也有学者建议将社区服务设为一个刑种，在刑罚种类中增设社区服务刑，以突出其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开展并推广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不仅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有助于罪犯回归社会，体现了刑罚宽和的一面，有利于刑罚轻缓化的实现。

【摘要】刑法轻缓化已经是很多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我国刑罚制度进行轻缓化改革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并给出一系列刑罚轻缓化的实现机制。

【关键词】刑罚轻缓化正当性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1]绪怀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轻刑化范文篇9

作出有罪判决10件10人。其中，2005年至2008年我院共受理渎职案10件10人。1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9人缓刑，还有1人被判处实体刑。可见，院2005年至2008年办理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占此类案件的889%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倾向较明显。而有的案件量刑甚至已经达到畸轻的程度，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王某、姚某涉嫌刑讯逼供一案。2005年7月31日，兴义市公安局对胡绍华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立案进行侦查，原兴义市公安局干警王某、姚某在讯问胡绍华的过程中，多次用钝器击打胡绍华的面部、颈部、胸腹部、背腰部及四肢，造成嫌疑人胡绍华皮肤擦伤、大面积皮下及肌肉组织挫伤、右侧第3第4肋骨骨折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院对王某、姚某二人依法立案侦查，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法院仅以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等情节为由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渎职犯罪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院在渎职犯罪受案数有所上升，近年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均对案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促进依法量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对近年来我院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分析和查找原因时发现，此类案件量刑偏轻现象确有存在下面笔者以2005年至2008年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的判决为例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及轻刑化趋势的原因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

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

造成渎职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存在以下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第一，我国现行立法还不够完善。渎职犯罪大多为情节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判予刑罚，在情节特别严重时判处更重的刑罚。但对于何谓情节严重、何谓情节特别严重，刑法没有予以明确。而贪污贿赂犯罪明确规定贪污贿赂数额达到五千元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贪污贿赂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刑罚。后者的操作性更强，对执法者的约束也更加刚性，为案件的处理更为有章可循。

第二，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偏低。在所有的渎职罪中，刑法规定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十年，即使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或者有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单纯是渎职罪最高也只能判到十年有期徒刑。

第三，司法解释尚不到位。针对渎职侵权案件何谓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和特别重大损失、严重后果和特别严重后果如何来区分，“两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和重特大标准，但是该立案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标准不一致，有的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较为严格，导致法院常常将检察机关认定的重特大案件放在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的第一档量刑幅度内判刑。

(二)主观原因

第一，尚未充分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违背公务职责的公正性、廉洁性、勤勉性，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公民的人身、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直接危害的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造成了较为严重损害。比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更广泛，对国家权力的亵渎也更为严重。尤其在损失后果方面，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动辄就造成数百万、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经济损失，或者百人、千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是否被告人是否有贪污贿赂的标准来界定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以被告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为由来否定渎职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甚至否定渎职犯罪的存在

第二，判处该类犯罪处罚轻、干扰多、阻力大。很多领导对渎职犯罪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认为贪污贿赂才是犯罪，工作失职只能说明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程度而已，所以往往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等理由到检法机关说情，甚至给检法机关施以压力，制造社会舆论。

第三，渎职犯罪案件本身比较复杂，行业性强，涉及的领域广。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涉及的42个罪名中，有的罪名适用于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有的罪名是为某一个或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特别是为执法机关设定的，如徇私枉法罪就是为公检法机关设定的，但更多的涉及到不同机关，这些机关行业性很强，涉及各种权力的运行和职权的行使。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渎职侵权犯罪。我院近四年来办理的渎职案件涉及的部门就有学校、建设系统、公安、法院等等。对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人员来说，渎职犯罪案件要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把握一些，这也是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低的一个客观因素。

第四，有人认为，有一部分渎职犯罪的人，本身为了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不能因为工作中的一点的失误来否定其本人的所有成绩，由个人来承担单位的责任。这样不利于干部放开手脚的工作，会桎梏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

三、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对策和建议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给反渎职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反渎职工作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知度的迅速提高；比如恶化了反渎工作的办案环境和执法环境。因此，作为司法机关必须重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判决，避免罪责刑不相统一的现象发生。

轻刑化范文篇10

［关键词］贪污受贿;定罪量刑;反腐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如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反腐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其中，“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主要的腐败犯罪，在腐败犯罪中居于显著地位。能否科学、有效地防治贪污受贿犯罪，会直接影响反腐败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1］贪污受贿犯罪作为最主要的腐败犯罪，对其入罪量刑标准的把握就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根本所在。然而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一直是社会各界所热议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实施而结束。结合我国刑法历次有关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规定以及当前我国反腐败形势，反思当前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之标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变迁

（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针对贪腐行为，我国作出的最早立法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第二条对贪污受贿的概念以及贪污受贿的主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分别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原则、标准和加重处罚、减轻处罚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从《条例》对贪污受贿行为的规定可以看出，数额兼顾情节是其入罪量刑的根本，可以纳入《条例》处罚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贪污一千万元。《条例》依据贪污的数额和情节的不同规定了四档刑罚：徒刑、劳役、管制、死刑，确立了“计赃论罪”的立法传统，为我国日后贪污受贿犯罪立法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础。（二）1979年刑法1979年制定的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认为贪污罪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因而将贪污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中，而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1979年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如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比1952年对贪污受贿作出的规定，可以发现1979年刑法并没有对贪污数额作出具体规定，而是以贪污公共财物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作为处罚的依据，在刑种上也只有徒刑和死刑，没有保留劳役和管制刑，也没有对从重或从轻处罚情节作出规定，而对受贿罪的规定就更加简单。从整体上看，1979年的立法规定过于模糊，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贪污受贿行为的把握，也不利于刑法功能的发挥。（三）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1979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规定有其历史原因，因当时我国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贪污受贿类案件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1979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立法规定不能满足对贪污受贿行为治理的需要。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领域犯罪增多而1979年刑法又不能有效规制这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79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概括性的入罪量刑数额标准进行了完善，明确了贪污行为入刑的最低数额起点：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两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使得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在立法上得到明确，确立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四）1997年刑法1997年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规定，是在借鉴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并吸收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的基础上而来。最大的特点是将贪污罪、受贿罪放在同一章，并且统一了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在入罪量刑的标准上，1997年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五千元人民币，相比于1988年的《规定》，最低数额起点有所提升，也即入罪门槛的提高。（五）《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做出了重大的调整，特别是在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上。以往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是数额兼顾情节，即“个人贪污到达一定的数额，情节严重”这一规定。现行刑法删去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具体数额标准，而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或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由此可见现行刑法并没有将数额标准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弹性情节，［2］将数额与情节放在同等地位，只要符合其一就可以认定为贪污罪、受贿罪。由于《刑法修正案（九）》没有对入罪数额做出具体的规定，为了司法实践中便于把握该罪，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作出了规定。从《解释》中可以发现，在现行刑法规定下，贪污行为得以入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贪污三万元，对应的刑期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贪污数额达到一万元至三万元，也即贪污不满三万元的情形，只有符合特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才构成贪污罪，也就是《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如果贪污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之间，而没有《解释》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该如何认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贪污、受贿没有达到一万元加其他严重情节或三万元的，仍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但笔者认为对这种行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有着不妥之处。也有学者认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或者盗取财物没有达到解释所规定的数额标准，但是达到盗窃罪、诈骗罪数额标准的，可以以盗窃罪、诈骗罪论处。［4］

二、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立法变迁之解读

从195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到现行《刑法》，贪污受贿犯罪的刑事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的把握，却是历次刑事立法活动予以关注的重点。贪污罪、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刑法修正案（九）》之前，除了1979年刑法以外，我国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都是计赃论罪，它是刑事立法对贪污受贿行为秉持的基本准则。但是从当前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刑事立法上，可以发现，贪污受贿行为如今采取的是“数额＋情节”的入罪量刑模式。贪污行为的入罪标准较之以往明显提高，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两千元到五千元再到如今的三万元；而在处罚的力度上显然也较以往要轻，虽然在最高刑上对贪污罪、受贿罪依然保留了死刑，但是死刑的适用条件却发生了变化，将死刑适用的条件从“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而根据“两高”在2016年颁布的《解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是三百万元以上。从而可知，对贪污犯适用死刑的标准大为提高了。（一）定罪标准的变化———入罪门槛提高。当前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贪污受贿行为得以入罪的最低标准是三万元，相比于《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明文规定的五千元，贪污行为的入罪标准得到极大的提高。“贪污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的职务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贪污数额来反映的。”［5］换言之，贪污犯所贪污的数额是衡量贪污罪是否成立以及刑罚轻重的根据，贪污数额对于贪污罪的入罪量刑至关重要。而纵观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立法变迁史，可以发现刑事立法活动提高了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有学者认为提高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而适用了近20年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起刑点却仍未变化，已严重不符合当初设定这一起刑点时所掌握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适当提高这一起刑点数额乃势在必行，而且提高太小也不解决问题”。［6］经济发展对贪利性犯罪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按照此种观点，如果我国经济水平进一步发展，那么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标准还得提高，那么刑罚所具有的威慑功能将难以发挥。还有种观点认为：“现阶段贪污受贿五千元（起刑点）所对应的社会危害性远比1997年刑法典制定时贪污受贿五千元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因为相同数额货币代表的社会财富和购买力都发生了变化，现阶段相同数额货币代表的社会财富大幅降低，人们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的容忍度也在逐步提高”。［2］（P35－36）虽然同等数额所代表的社会财富降低，但这一行为对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地位的损害是没有因为所代表社会财富的降低而变化的，社会公众不会因为其少贪而原谅或是不关注贪腐，这才是核心问题所在。笔者认为提高贪污罪、受贿罪的入罪量刑标准对于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没有益处，反而会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如某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数额是一万元，又不符合《解释》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这时候该如何去处理，显然在现行的刑事法律中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难以得到有效制裁。但是当前在对盗窃罪、诈骗罪的打击上，数额达到三千元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吞国有财产一万元人民币的行为却不受刑罚的制裁，这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基本原则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又不具有其他情形的可以适用党纪政纪去处罚，“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政纪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7］但党的纪律是刑法之外的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要求，而非刑法上的特殊要求，因而“将对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要求作为对其缩小处罚的范围、减轻刑罚处罚程度的做法，明显缺乏合理根据”。［4］（P5）再者并非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中还有很多是无党派人士、派人士，他们就不适用党纪去处分，所以这种主张难以实现。（二）量刑幅度的变化———轻刑化。在刑罚的适用上，对比1997年刑法的规定，不难发现，刑法对犯贪污罪、受贿罪的行为人处罚的最低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根据现行刑法和《解释》的规定可以发现当前处罚的最低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是，1997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最低刑罚所对应的贪污受贿数额是五千元以下，且情节较重；现行刑法三年以下对应的却是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量刑活动是根据情节而进行的，一般来说，犯罪数额也是犯罪情节同时也是量刑时应对考虑的因素。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贪污数额达五千元就可能会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而当前贪污三万元最多也就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显然处罚的力度大为减轻。这一变化似乎符合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所倡导的刑法谦抑性，刑法谦抑性主要强调的是刑罚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的问题，当前刑法的谦抑性所追求的是对刑法的谦抑。在贪污罪最高刑也即死刑的适用上，适用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适用死刑的唯一情节是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这一改变，“明确了贪污罪、受贿罪死刑适用的条件，限制了死刑适用范围”、“摒弃了贪污罪、受贿罪绝对死刑的立法模式”。［［8］但从《解释》看并没有对“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做出明确的规定。综合来看，贪污罪、受贿罪最低刑的适用上，数额标准得到很大的提高，在最高刑死刑的适用上，数额情节标准也得到了提高，此反应的是刑罚适用的轻刑化，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较之以往处罚显得轻缓很多。

三、贪污受贿行为刑事立法变迁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