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范文10篇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1〕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回顾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明清对峙的二三十年间，后金一一清不要说进入北京，就连山海关门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此次竟如此顺畅，不能不令人惊讶。对此，朝鲜君臣也感慨万端。他们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大臣徐景雨说：“圣教诚然。岂知大明天下曾无一个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试以宁锦之事观之，如祖大寿、洪承畴辈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难知也。”朝鲜国王接着又说：“大明立国最为正大，建文之时，死节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已传国二百余年的礼义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此刻果真扫地以尽，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吗？非也。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1〕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回顾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明清对峙的二三十年间，后金一一清不要说进入北京，就连山海关门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此次竟如此顺畅，不能不令人惊讶。对此，朝鲜君臣也感慨万端。他们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大臣徐景雨说：“圣教诚然。岂知大明天下曾无一个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试以宁锦之事观之，如祖大寿、洪承畴辈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难知也。”朝鲜国王接着又说：“大明立国最为正大，建文之时，死节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已传国二百余年的礼义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此刻果真扫地以尽，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吗？非也。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清朝是以满族为核心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王朝。在其经历的268年统治过程中，服饰从满清入关时坚持典型的游牧服饰并强制汉人更易服制，到满汉两族服饰融合的短期繁荣，再到西风渐进时的后期衰落等变化，而这种发展和演变与当时的政治密不可分。

一、满清入关，汉人易服

清王朝是由塞外民族满族入关后建立的，长期生活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满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清初顺治帝福临入关时为坚守其本民族旧制，不愿意轻易改变原有服式。1644年6月，山海关开关，清兵占领北京，下江南，清世祖即位；第二年6月，福临颁布了“剃发令”，清廷将反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之一，剃发易服这一强制性活动的范围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遭到汉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汉族人素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意识，在“宁可断头，决不剃发”的口号下聚集起来，对满族统治者进行多次斗争，“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见证。

二、短期繁荣，满汉相融

康熙帝作为清代第二代皇帝，同时也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不可多得的圣明君主，他看到单以野蛮落后的方式去统治中原，实际上破坏了汉族已达到的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于是不得不缓和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激烈矛盾，使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在不成文的“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的条例下，两族矛盾才暂时得到缓解。习俗有极强的传承性，也会随时随地而变，由于两族人民的广泛接触且频繁，所以其演变过程中互为渗透融合，互为影响。

由于满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带有浓郁的大自然风格，而中原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长期以来崇尚文儒柔雅之风，所以满汉两族服饰在相融的过程中，既有互相替代，也保留了各自的服装特色。

一、萧云从的生平个性

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默思、无闷道人等，安徽芜湖人，历经明末清初年间，当时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其主要表现在地主阶级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萧云从曾经参加进步的复社，与宦官的保守势力展开过激烈的斗争。由于政府增加赋税，残酷地剥削人民，各地农民起义相继而起，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带领下曾进驻北京，朱由检见大势不妙，吊死煤山。但不久吴三桂引领清兵入关击败了李自成，清朝定都北京。萧云从只好背井离乡出走避居高淳，高淳乃抗清据点，是反清和文人学士聚集之地。有曰：“顺治初，高淳民不靖，大兵致讨，淳与水阳接壤，前驱突至，有朱巡检者，迎启军帅于境上，指示分疆处。”萧云从深恶官僚，拘节守志，不结权贵，不肯臣事，避世不仕，太平知府胡季瀛，曾经求画不与，恼羞成怒之下强其绘制太白楼壁画。亡国的痛苦，战争的创伤迫使他不愿与清合作，或闭门读书赋诗作画，或畅游名山大川。在他中年从高淳回到家乡时，眼看“梅筑”故居惨遭清兵践踏，触景伤情，感慨万分，乃写《移居诗》，其序曰：“畴昔小筑于东皋，则近王处仲梦日亭池。甲申后，为镇兵是据，逐毁精舍。至丁亥秋，略避风雨而家焉，惟乱离迁播，亲友凋残，触景内伤，忽然哀愤，……”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愁和悲愤，反映出明朝遗民反清复明的思想情感。萧云从少年科考不利，但专攻诗文绘事，他在《青山高隐图卷》中题跋曰：“画亦戏事也，而感慨系之。少时习业之暇，笃志绘事，寒暑不废。近流离迁播，齿落眼矇，遂握笔艰涩。……人处乱世，画青山而隐，则吾与芸子解衣磅礴，相附于长康、探微之流，亦足矣。”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就“笃志绘事，寒暑不废”。并在明朝灭亡后悲愤填膺，隐居避世，怀念故国。他情愿以布衣终老，希望自己能成为像顾长康、陆探微这样有骨气的画家，宁死不屈。他一直过着贫困潦倒、衣食拮据的生活，十分艰辛，曰：“仆本恨人，既长贫贱，抱疴不死，家区湖之上，秋风夜雨，万木凋零，每闻要渺之音，不知涕泗之横集。”他的处境很像元代倪云林和黄公望，他们也是他崇拜的对象，所以他的作品多吸取他们的画法。在他一生的交往中也多以志同道合的画家和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共勉，不与贪官污吏结交，旗帜鲜明，爱憎分明。

二、萧云从山水画的艺术风格

前者写重楼叠嶂，缀以楼阁，云中有路相通，可居可游，意境奇妙无比；后者写悬崖下面临水隐居，似世外桃源，寄托以幽静之情。萧云从的山水画尤以“手卷”形式最为突出，其早期作品《秋山行旅图卷》就已经显露出他深厚的功底和非凡的才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画中景物变幻无穷，山涧溪流，曲折回旋，红叶悬崖，素帘高挂。……全卷布局多样统一，妙趣横生，全景和谐，局部有味。这也是萧云从所热爱的祖国大好河山，并希望人民都过着这种祥和、美好的生活情境。他将此画放在筐底几十年，62岁后题跋曰：“作此画几十年矣，当时偶没之废册中，若不知有此。今余年六十有二，重一相遇阅之，不能复得，因此叹昔之胫力强壮，工细自适，谁谓画师必老而后佳耶？”这是他对此画比较满意的评价。清朝乾隆皇帝题曰：“几点潇潇树，疏皴淡淡山。由来以意胜，无不寓神间。秋景宜寥廓，客人自往还，粗中具工细。”道出对此作品的高度赞许和对其高超表现技巧的认同。《云台疏树图卷》是他在1656年元旦所作，曰：“丙申元旦晴和，胸中浩然，知世外有余乐，伸纸作画，顷刻而成。”与前面的山水画风格相比是各擅其妙，整幅画虽顷刻而成，但章法严谨，全局山峰连绵，错落有致，高松林立，飞泉奔流，楼阁参天，江泊轻舟，意境深远。《涧谷幽深图卷》是他71岁时的晚年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此乃一幅设色山水，写涧谷峰峦、村居山寺，意境幽深。此画在百年后，乾隆题诗云：“……展观长卷四丈余，观之不厌意弗舍，重山复岭绕回溪，古寺烟村接书社。……”这是对萧云从山水画的高度赞扬。萧云从的这些山水画都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和思想感情，道路、山川、林木、舟车、桥梁、屋宇、人物等景物的穿插均曲折有趣，布局、构图、运笔、用墨都各具特色。他的作品几乎每幅都有题跋，诗文朴素、情感真切，其山水长卷，意境幽深，引人入胜。而这些景物都是生活常见的，可居可游，感觉亲切。它们与元朝倪云林的残山剩水、荒凉萧疏的风格有所不同，使人看了胸襟开阔，爱国之情油然而生。我国明末清初以董其昌为首的仿古派提倡临摹古人为上品，以提高“文人画”的声价，受其影响最典型的有王原祁、王时敏、王翚、王鉴（俗称“四王”）等，这种风气在当时和今后都有较大的影响力。萧云从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机械地一味临摹古人，在吸取古人精髓的同时更多地是注重对景写生。《图绘宝鉴》记载曰：“萧尺木明径不仕，笔墨娱情，不宋不元，自成一格。”恽寿平也称他是“用古人之笔法，写目前之丘壑”。他的《太平山水图》就是根据古人的笔法写太平地区的山水，共43幅，每幅各具特色，没有雷同，这些作品充分流露出画家热爱乡土的情感。他将古人笔法用于写生之中，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发扬了“古为今用”的创新精神，与当时的摹古之风是背道而驰的。他虚心向古人学习，接受传统，吸取古人经验，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将古人之法用于现实。他更注重向大自然学习，以现实生活为蓝本，表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山实水，师法造化。因此，萧云从山水画的成就不仅仅是靠学习古人的技法所能取得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实景山水的写生，靠造化自然而形成的独特风格。

三、萧云从山水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

萧云从的山水画艺术不仅对我国的影响很大，而且对日本的绘画影响也非常深远，他的《太平山水图》《秋山行旅图卷》和《离骚图》等刻本先后在日本广泛流传。日本画家池大雅将《太平山水图》定义为《萧尺木画谱》，爱不释手，精心刻意临摹，改变了日本画的面貌，奠定了日本南宗文人画的基础。秋山光夫说：“祗园南海是日本南宗文人画的开拓者，池大雅则是日本南宗文人画的完成者。”又说：“萧尺木艺术的影响，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有很深的意义，这是谁都承认的。而南海以《萧尺木画谱》给大雅这件事，在我国艺苑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了。”池大雅的《十便图》《白云红树图》和《余杭胜幽图》等作品，在用笔、用墨以及构图上均模仿萧云从，就连题跋的字体也与萧云从相仿。萧云从不仅影响着池大雅和南宗文人画，而且对整个日本的绘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太平山水图》，又称《太平山水画贴》，被日本人广泛临摹；另一幅《秋山行旅图卷》流失到日本后被东京帝室博物馆所藏，并按照原尺寸复制后大量发行，被日本的绘画爱好者广泛地用做学习的蓝本，至今对日本的绘画特别是南宗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自古以来，日本的绘画艺术都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无论是从题跋、书法、文字、印章还是从用笔、用墨、构图、布局的章法技巧，其创作源泉都是与中国画一脉相承的。直到近现代世界画坛上出现了现代画风，日本人才在本民族绘画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画的色彩和中国画的水墨晕染方法形成了日本新的画风，使日本的绘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种画风反过来又对中国的岭南画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晋商文化有着数百年的辉煌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商业经营理念。学习晋商文化，汲取晋商文化的成功经验，将晋商文化融入创业当中，对大学生创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晋商文化的形成及内涵

(一)明朝时期晋商文化的发展概况长期以来，食盐获利巨大，一直实行政府专卖体制。明朝洪武四年(1371)实施开中制(开中法)，允许商民输粮草到边塞供给军队，政府给予商民盐引(贩盐凭证)。便利的地理条件，形成了早期的晋商，使得山西商人成为“开中制”实施之后最大的获益者。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实施折色法，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将运送边塞的粮棉实物改变为银两交纳，才可获得贩买食盐的特权。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上的创新和顺应时事的转型，使晋商成为明朝中后期资本最雄厚的商人，其经营范围已经是“半天下”了。

(二)清朝时期晋商文化的发展概况。清朝入关之后，长城不再是边塞的阻碍，晋商及时抓住机遇发展旅蒙贸易。太谷王家和祁县张家、史家的“大盛魁”商号是当时最大的旅蒙商号。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这，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雍正三年(1725年)，中俄签订《布连基条约》，朝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使恰克图变成中俄的贸易商埠，晋商借这一契机发展旅俄贸易，把中国的茶叶远销俄国，并在恰克图广设商号。鼎盛时期，晋商在恰克图有100多家专营茶叶的商号，其中长裕川是开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乾隆年间，祁县乔家开设复盛公商号，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贸和金融业。嘉庆至道光年间，农民起义不断，现银运输时遭抢劫，平遥李家掌柜雷覆泰开设中国首家票号日升昌，从事资金及个人私银的汇兑、存放等金融业务，创造了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伟业。清朝末年，时局动荡，鸦片侵蚀，晋商逐渐没落直至衰亡。

(三)晋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几百年的发展使晋商形成了独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随着岁月的积淀，独有的晋商文化得以形成和传承。首先，晋商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开中制的实施，晋商利用地理优势把握先机，经营盐业，获利巨大;折色法实施之后，晋商审时度势，及时由外商转为内商扩大经营;清兵入关之后，及时抓住机遇开展旅蒙贸易;《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积极进行对俄贸易，获利巨大;为满足汇兑的需要，创设了晋商票号。每一次政策的变革，晋商都能够把握机遇，走在变革的最前沿，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支撑着晋商的发展和壮大。其次，晋商坚忍不拔的刚毅精神。能经得起惨败的考验，“买树梢”是风险极大的买卖，有一次，乔家的广盛公在包头的“买树梢”生意失败，濒临破产，幸有同仁相助，才渡过难关。之后，乔家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旧债，才有了新的起步。支撑他们的并不是财产，而是不服输的精神信念。晋商的贩茶之路，从福建武夷山买进茶叶，到北方边塞中俄边境恰克图贩卖，全程长达4500公里，路途艰难，穿越茫茫戈壁，期间野兽、强盗经常出没，如果没有刚毅的精神和不服输的信念是不可能完成的。再者，诚信为先的商业道德也是晋商得以传承的重要品质。其中包含两个方面，对商号内部，晋商奉行“用乡不用亲”的原则，“财东”信任“掌柜”把经营权全部委托给掌柜，“掌柜”信任“伙计”在自己的业务范围之内有自己的决策权。在经营活动中，晋商以义取利，诚信经营，从不缺斤短两，欠别人的钱，在期限之内必定如数归还。诚信经营的理念，为晋商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信誉保证，造就了许多百年品牌。最后，家族式的组织结构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在晋商乔家创始者乔贵发的主持下，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三兄弟共同努力，使其在仓头的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三儿子乔全美最为能干，接班人乔致庸创造了乔家的全盛时期，而乔全德和乔全义两门由于经营不善都衰败了。家族式组织结构淘汰了能力差的家庭，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同时，晋商重视家规家风，重视学业学风，这种文化的传承也是晋商家族能够几代甚至十几代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晋商文化的管理学价值

1旗袍的来源

旗袍，作为中国服饰的国粹，已有百年来的历史。它源于清代满族，满族分为八旗，各旗分管的军营皆称为旗人，而他们所穿的袍服称为“旗袍”。满族人民不管男女，老少都穿着旗袍，清兵入关后，皇太极为了维护民族传统习惯和缓解民族矛盾，制定了服饰制度，采纳了“十从十不从”的服装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的旗袍又专指女性的长袍，在民国时期这种长袍是一些正式场合的服装。

2旗袍的发展历程

20年代初旗袍的特点是：有着对称的图案和纹样的装饰，衣型宽大平直，下摆比较大，直线的衣身造型几乎看不出胸，腰，臀的曲线，腰节线较低，袖式阔大，色调以淡雅为主，整体感觉简单大方；20年代末旗袍的特征是：旗袍的下摆向上升，袖式由阔大的中袖变成短袖，短袖变成马甲袖，有的袖口还会装上仿西式的克夫。30年代，这时期的旗袍造型日臻成熟，做工精良，吸取了欧洲流行的元素，在时装的影响下，整体款式向苗条型发展，造型纤长，收腰，加省工艺以显示女性的曲线美，领子融入了西式的造型，如荷叶领，开叉领，翻领，袖子变成短袖，无袖，荷叶袖，袍衩越开越高，前后开叉，并出现左右门襟的双门襟旗袍。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其出现“改良旗袍”。随着辛亥革命与的洗礼，提倡个性解放的新思想，新观念，人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穿着也跟着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的旗袍在保留民族服饰特色的同时，融入了西方的结构元素，款式增多，领子和衣襟的变化增多。

3旗袍元素特征分析

真正成为中华服饰文化最具代表意义上的旗袍，其诞生于20世纪初，盛行于30，40年代并形成了稳定的旗袍样式，因此综合旗袍的发展历程，提取旗袍中盘扣、刺绣、优美的轮廓和具有传统意义代表性的图案元素作为主要突破口进行分析：（1）盘扣．也称为盘纽。传统盘扣以布料为主，配以丝绳、铜丝等材料，盘曲成各种花型图案，形态有“龙、凤、金鱼”等样式，扣型有“一字扣、琵琶扣、葫芦扣”等，植物图案中常见菊花、兰花、等，字符类有“寿、喜、福、禄”系列，多具有吉祥之意。盘花分裂两边，有对称的，有不对称的。作用于连接衣襟的功能，更起到服装装饰的作用。（2）刺绣。我国不同地区的刺绣工艺各具特色，最为人所知的有京绣、苏绣、湘绣、顾绣等。在旗袍绣花技术中，最常见到的是京绣和苏绣。传统的刺绣工艺有多种方法，现代刺绣中融入了镂空，采用了立体感较强的特殊刺绣方式，让面料充满立体感。材料多以：棉麻丝绸为主。（3）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祁吉纳祥的寓意。其类型可大致分为：1）经典图案：龙凤、牡丹、梅花、孔雀、鹤鹿。工艺技法：沿用传统古法，高度还原，写实。2）中国元素：水墨画、青花瓷、文字、中国结、剪纸。工艺技法：运用某个传统元素均匀变化。其他还有：小碎花，荷花，栩栩如生的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风格典雅，富有韵味。（4）板型。从最初的长马甲形，到初期的宽腰直筒式，再到40年代后不断改良以曲线巧妙的结合展显女性风姿风韵线条美为主。综合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特征：立领、大襟、窄袖、直身、开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虚实分化的两极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挟借“新历史”之名，创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乡天下黄花》、《夜泊秦淮》、《迷舟》、《红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颠覆旧有的革命历史观，表达个人化、欲望化历史观念的子虚乌有式的新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是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龄稍大的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了《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旨在历史写真，具备信史品格的长篇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虚一实的两种写作，都选择了相近或相似的历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与民国为题材对象，后者则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从大的时间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传统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并进行艰难痛苦的现代转型之际；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期，日渐强盛。此消彼长，自诩为天朝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成为停滞的帝国，与世界先进行列的差距愈来愈大。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创痛，因而末世情结，包含了作家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无限眷恋和批判的矛盾复杂的心态。鉴往知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时段，正是为了传达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重塑民族辉煌的渴望。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些年来历史小说创作就是在应对全球化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历史小说写作的“集体无意识”。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历史小说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它已内在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机制之中，成为他们反思历史、叙述历史时铭心刻骨的肌理与血肉。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责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为表现对象，努力从他们身上寻找与阐扬优秀的汉文化传统。这三个封建帝王以一介独夫，为天下谋划，不惜背负“恶与孤独”，其间蕴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权谋文化传统所能迸发的积极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王朝图治为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浓浓的民族本土立场。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进入二十一世纪，全国上下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加快发展自己；省里提出“加快发展、富民强省”；市里提出“加快发展、富民强市”；县里提出“加快发展、富民强县”；乡镇提出“加快发展，富民强乡（镇）”。而这个奋斗目标，都是以争取时间为其先决条件。因此，今天我主要讲关于时间问题。 一

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争取时间。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2004年。在新的一年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谋求新发展，渴望新气象。“加快发展，富民强县”就是要争取时间发展，抢抓时间发展，尽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因此，正确认识时间，有效利用时间，对于我们的望江，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的同志，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先贤们都无比看重时间，他们把时间视为速度，看成力量，比作金钱，等同生命。邓小平同志规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其实就是列出了一个时间表；安庆市委、市政府确定的“追赶式前进，跨越式发展”战略，其实就是与时间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赛跑；我们望江发展上的差距，其实就是时间上的差距。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越来越小，发展越来越快，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后多年。因此，我们要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强化时间就是发展，发展才有前途，前途决定命运的意识。

二

加快发展自己，就不能浪费时间。

论文关键词：生命观生命意识诗史

论文摘要：性格懦弱的吴梅村，在明清易鼎之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仕清，这是由其珍视生命的生命观所决定的。此后这一抉择便带给他无尽的痛苦，敌在其后半生的诗歌创作中充满了用全部生命力量来忏悔的信息，由此，可以清晰地感知吴梅村其人的生命历程。

一

生命观就是人们对于死生的观念.每一个生命来到尘世之后都会在不同时期遇到生或死的间题。只不过在敏感脆弱的心灵中它萦回的时间就会长一些，而在麻木平和的头脑里这样的思维可能就只是一个念头，倏然消失的那种。实际上，“死亡并非在死亡的时刻才限定，才塑造我们的生命，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对所有内容进行润色加工的形式因素:死亡给生命整体带来的局限性，首先影响着生命的每一个内容和瞬间”。离乱时代的人们对此当有更深的感受。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时世中的人们，死亡来临的胁迫是时时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剑”，渺小的大千世界中的生命个体根本不能根据自己生命的意愿去决定生死，他们只是知道生有生的代价，死有死的解脱。当这种生存的愿望，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人的身上时，就往往与他自身或他的时代赋予他的生命价值观和人生境界相联系，并由此衍生出生或死的宏大与渺小之争，进而影响到生命个体的存在形式的意义及消解方式。

吴梅村是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动荡岁月里的人。如果他只是凡夫俗子，生命可能会如蛾蚁般的逝去，不留下一点痕迹，也可能会在新朝依旧蓬勃地鲜活着，过着庸常的日子。然而，吴梅村曾“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蕉轩随录》)因此，他对生死的抉择必然会引来世人的关注。

在吴梅村的一生里，他曾经两次经历了死生的抉择。甲申国变，崇祯帝朱由检自溢于煤山。托故里居的梅村，“闻信，号痛欲自绕，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乃已”。闺同年，梅村与友人王翰相约人山，王翰“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而他自己“牵率不果”。(《赠愿云师》)国变之际，以壮烈方式作个先朝的忠臣义士，或者削发为僧，活着“殉节”，是那一特定时期很多士人的生命抉择，也是吴梅村的真实想法。虽然他最终未能舍生取义、壮烈殉节，但传统的儒家忠节观念和夷夏之防的思想，让他以退守田园、奉亲守节做遗民来维护“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儒家伦理道德生命观.做遗民既可以坚守政治气节、保全节操，也能换得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当时让吴梅村获得了心灵与人格的自安。归隐与出仕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久主题.顺治十年由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等相继策动，经江南总督马国柱力荐，清廷诏下敦促吴梅村出仕。此前在顺治九年，梅村友人，曾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闻清廷有意征召梅村时曾致书提出“三不可出”、“两不必出”的理由劝阻，明确指出:“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壮悔堂文集·与吴俊公书》)梅村是明朝大臣，复社盟主，负清流之望，又受过明思宗的殊遇，他有忠于明朝，忠于亡明先帝的封建臣节的责任，而况清朝是以异族统治，民族大义之责更不容小视。如一出仕即失去气节，不仅愧对当世，也愧对历史。吴梅村深知此点，所以他复书侯方域，慷慨自誓，“陈己之志誓死不出”。但清廷对梅村这位江南遗民的精神领袖是志在必得的，“通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与子憬疏》)人伦亲情素为厚重的吴梅村由于性格濡弱、顾惜生命，当此之时他终于屈服了。而屈服出仕就意味着明亡之后的隐居对吴梅村而言已不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不过是暂时的调剂。